1968年4月美国游客泰迪·罗从华盛顿抵达莫斯科，刚下飞机就被严密监视。克格勃早已知晓这名游客是美国著名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助手，不能排除他此行是否从事“间谍活动”。罗在苏联游览三个月，自西向东穿越全国，写日记详细记录所见所闻。这些游记是独特的历史文献，让人能够以美国人的视角看待苏联。数百页打印稿此前从未公开发表，除了克格勃特务之外没几个人知道泰迪·罗在写游记，也就是说克格勃是少数读者之一。
在克格勃内部报告中偶然发现关于这次旅行和游记的材料之后，记者设法在美国约见了泰迪·罗，请他过目这些报告，并听他回忆当年的苏联之行。同时，首次公开他游记的部分摘录。
行李箱的细线
1968年4月26日星期五，泰迪·罗上午在明斯克参加完参观活动，返回旅馆吃饭。短暂走进房间，习惯性扫一眼行李箱，瞬间明白自己出门的时候除了清洁工还有别人来过。而且，不速之客动过他的行李箱。
34岁的美国人没感觉很意外，相反，在开始为期三个月的苏联旅行之前泰迪已经知道会被监视。毕竟他也不是完全普通的游客。旅程的头两周，罗发觉神秘人在跟踪自己。所以每次离开房间都会用一个简单的小办法：在行李箱表面和内部放几根细线，记住它们的位置。今天，这些线的位置第一次改变。
泰迪心想：“如果这些不速之客是苏联当局（比如克格勃）派遣的，那么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一定是那本游记”。未完成的旅途还很漫长，美国游客明白这绝不是他们最后一次翻自己行李，于是拿起笔，在日记簿写了一段话留给“潜在读者”：“我的行李箱被打开过。如果当局希望看看我带了什么或写了什么，我很乐意亲自展示”。
泰迪在留言中补充说，自己作为一名来宾和游客，在苏联未做任何违法之事，也不像某些同胞那样丑化这个国家，要求尊重自己的权利和私人财产。罗最后写道：“我知道我的行李箱每次被打开的情况，也知道这段话一定会被阅读，如果再发生，我将对此类行为提出坚决抗议”。
泰迪·罗的怀疑是正确的。
“宣传美国生活方式”
“1968年4月-5月期间，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1934年出生的泰迪·罗以美国游客身份访问苏联，其中包括乌克兰的一些城市。他被怀疑与美国情报机构有关。据其本人说，此次访问苏联的正式目的是巩固俄语知识，通过与本地人交流、比较其观点以了解苏联现实，并选择我国最有趣的一些地方，为日后再次访问做准备。”
以上是当年6月（即明斯克宾馆事件发生两个月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安委主席维塔利·尼基坚科致共和国中央的报告节选。报告指出，关于罗的情况已直接向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汇报。类似的备忘录很可能也被送交其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甚至可能上报苏联最高层。乌克兰安全局解密档案中的这份报告正是撰写本文的基础。
美国人泰迪·罗1968年4月11日进入苏联，他确实是美国参议员的助手，而且这位迈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担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十六年，创造了美国历史纪录。迈克·曼斯菲尔德的肖像登上1964年《时代》杂志封面。
克格勃在7月份提交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的另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民主党打算提名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出任国务卿，所以有必要对罗进行特别关注和进一步研究”。不过曼斯菲尔德最终没当上为国务卿——1968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失败，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成为总统。
无论如何，苏联国安委对这位34岁美国游客的浓厚兴趣完全可以理解，因此罗甫一抵达莫斯科（4月11日）就立刻被监视。克格勃人员在报告中指出，泰迪·罗俄语流利（有时人们甚至把他误认为捷克人或波罗的海国家居民），还注意到该美国人打算在苏联停留整整三个月，计划日后再次来访。
在同一报告中克格勃人员称：“通过秘密手段翻拍了罗的详细日记，其中他批判性评价了苏联社会生活和活动的某些方面”。报告附件是翻译成俄文的大段日记摘录，共27页打字稿，内容涵盖约一个月的旅途（即整个行程的三分之一），路线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塔林-里加-维尔纽斯-明斯克-基辅-哈尔科夫-扎波罗热-雅尔塔。国安人员专门挑出涉及政治或评价苏联现实的片段呈送党的领导人。
此外，克格勃也注意到罗与苏联公民“长时间且详细交谈”。在他们看来，美国人不仅仅是结识本地居民，还试图通过谈话“宣传美国生活方式”。
秘密复制间谍嫌疑人的文件是国安机关的常规操作，特务通常会潜入目标的宾馆房间或住所。泰迪·罗在明斯克察觉的正是其中一次行动，至于他留下的“宣言”，克格勃报告完全未谈及，仅在一段日记引文中顺便且毫无解释地提到“行李箱事件”。
穿过铁幕
泰迪·罗能够访问苏联，得益于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对方为他提供了两次为期三个月的出国机会。而这位年轻人之所以选择苏联，是因为他在国会工作期间考取了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俄语硕士学位。资助方没有给他安排任何特殊任务，也不要求他提交考察报告，目的是让这位国会助理在国外见识几个月，更好地理解世界局势并提升自身能力。
不过，罗也没有一定能入境苏联的把握，更没奢望想玩哪就玩哪——苏联当局将几乎每一位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客人视为潜在威胁，外国人的行程受到严格限制。可喜的是罗的旅行最终获得批准，其中原因或许正如克格勃报告所言：罗对于苏联情报机关有研究价值。而泰迪本人则认为，苏联当时急需外汇，因此敞开国门欢迎外宾。确实，根据《穿越铁幕》一书引用的官方数据，从1960年到1980年进入苏联的外国游客人数增长七倍（从70万增加到500万），尤其1960年代苏联的某些地区首次向外国人开放。
本次访问，苏联方面的组织者是“国际旅行社”，一家专门接待外国人在苏联观光的国营旅游公司。“国际旅行社”为美国人提供住宿、交通、导游服务，以及在指定餐厅吃饭的餐券。城市之间，泰迪坐过飞机、火车，甚至坐过船（游览伏尔加河），共领略了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三十座城市。西部地区游览完毕，他的路线继续途径摩尔达维亚、伏尔加河流域、顿河流域、外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体验了西伯利亚大铁路），最后抵达远东。
至于整个行程究竟花费几何，他已记不清了，但肯定相当昂贵。按照官方汇率把美元换成卢布，使美国人的钱包大大出血。他用讽刺口吻写道：“管理员（……）问我，为什么不带妻子同行。我回答，如果苏联政府按照美元的实际价值兑换卢布，我不仅能带妻子，还能剩下一笔钱呢！”
在比灵斯见面
除了两份报告和附件抄录的部分日记外，乌克兰安全局档案中未找到更多关于泰迪·罗此行的材料。记者向俄联邦安全局档案馆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档案馆发出查询函，未获答复。拉脱维亚国家档案馆则表示，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安委的大部分档案已于1980年代末运往莫斯科，在剩余档案中（仅限内部查阅）未找到泰迪·罗的姓名。
不过，记者成功联系了泰迪·罗本人，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前任助手如今住在蒙大拿州。帮助建立联系的人是美国历史学家、匹兹堡大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肖恩·吉洛里。吉洛里对这位美国游客在苏联旅行的故事很感兴趣，并且对他在苏联的广泛游览路线及其日记中详细记录的人民生活方式印象深刻，决心记录下罗的回忆，遂专程前往蒙大拿州比灵斯镇，在罗的家中采访他。
“泰迪·罗，1934年生，被怀疑与美国情报机构有关。”他读完描述自己的报告节选，表示：“我想立刻声明，本人从未以任何形式与美国情报部门有过联系。”泰迪·罗说他至今仍常常想起那次旅行。而当他收到电子邮件，告知他在基辅发现了他的相关档案并请求采访时，感到“有点吃惊”。
泰迪·罗的第一学位是新闻学，曾到阿根廷实习，大学毕业后在蒙大拿州和爱荷华州本地报社工作了几年。1961年这位年轻记者获得国会实习奖学金，成为参议员助理。在为迈克·曼斯菲尔德工作期间，他劝说实习生放弃新闻业，留在他的团队效力。
“不抱幻想”
关于资助，以及自己的国会工作，罗在苏联时只字未提。他也隐瞒了自己的新闻从业经历和俄语学背景。泰迪确信，如果把这些情况全部讲出来，那么在每个城市都会被安排官方接见、参观那些模范工厂。而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可以自由行动——至少是有机会的。
当然，隐瞒个人经历无法使他避开克格勃的目光。尤其国安部门的文件显示，他们对上述情况几乎了如指掌。罗接受肖恩·吉洛里采访时回忆：“我去苏联的时候不抱任何幻想，我对自己说：‘他们会翻我的行李，会在街上尾随我，会去找我偶然交谈过的人问话”。不过，这些“偶然交谈”，真的是“偶然”吗？
与此同时，泰迪对自己的命运并不特别担忧，毕竟他的旅行计划不包括任何违法内容。跟人交谈他从不说多余的话，拍照也注意避开桥梁、军用设施之类物体。泰迪还指望，万一真的被苏联当局找麻烦，迈克·曼斯菲尔德作为越南战争反对者的声誉或许能帮上忙。
至于泰迪·罗在苏联期间怎样打发时间，以及他与本地居民谈话的内容，克格勃通常通过特务和线人获知。最常找的是“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但克格勃的消息来源不限于导游和宾馆员工，也包括一些奉上级指令在街头“偶然”与监视对象搭讪的人。特务们不仅要聆听，也要主动表达必需传递的内容，正如一份克格勃报告所言：“在我国其他地区针对罗·泰迪的后续工作，主要方向是对该游客施加有利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影响，促使其形成对苏联的积极印象”。
谈到自己在苏联旅行期间的一些“偶遇”很可能是国安委的精心安排（文件证实了这种假设），泰迪谨慎表达了对两次“偶遇”的怀疑。第一次是在从莫斯科去列宁格勒的火车上，他认识了一位同车厢的工程师乘客；第二次是在基辅歌剧院，身边坐着一对科学家夫妇。两次认识的新朋友都彬彬有礼、态度友善，还邀请这位外国人到家中做客。但并无直接证据证明他们是克格勃的人，罗更多是出于直觉判断。
泰迪阅读“有关部门”关于自己的报告，发现其中既有真实内容，也有半真半假内容，更有特务或国安人员的纯粹虚构。尤其令他惊讶的是，在报告中读到这样一句话，说他“试图从一名苏联公民手中获取手稿，带回美国用笔名发表，并声称他不会落得西尼亚夫斯基等人那样的下场”。罗表示，实际根本没发生类似事情。
（译注：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俄罗斯作家，持不同政见者，政治犯，曾化名在西方出版作品，1966年被苏联最高法院判刑七年，获释后移居法国）
泰迪·罗持续记录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闻，直到行程结束。由于日记免不了遭人窥探，他刻意省略某些敏感细节，回国后凭记忆补写。最终形成篇幅宏大的作品——448页打字稿。几十年来这部游记一直存放在罗的家中，出版的想法始终未实现。五十多年过去，读者除了泰迪的少数密友，就只有本文作者了。
美国人看苏联
泰迪在游记中展现出一位深思熟虑的观察者形象，能够理解苏联生活，能够分辨“橱窗展示”和真实情况的差别。虽然对政权持批判态度，但他对大多数本地居民给出了温情评价。历史学家肖恩·吉洛里与罗见面后说他“反共但不教条”，这同样十分适用于1968年的他。
克格勃报告摘录的片段当然也出现于游记完整版。经作者允许，其中一些片段已翻译成俄文，在本文下方公开。为了方便读者，这些内容被分成几个主题板块，必要处附有本文作者的评论。
一旦得知泰迪·罗来自何方，几乎每个苏联对话者总会立刻开始围绕两个话题提出询问或发表观点：越南战争和美国黑人群体处境，这是当年苏联反美宣传的热门内容。泰迪耐心解释自己立场：他反对美军参与越南冲突，并支持保障非裔美国人的各项权利。第三个老生常谈话题是美国的“全面失业与贫困”。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无休无止的议论让美国游客感觉愈发疲惫。同样使他厌倦的还有那些歌颂苏联建国五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的陈词滥调。
泰迪记录与一位苏联城市居民的谈话时写道：“我说自己来自华盛顿，请求她不要讨论越南问题，因为我俄语说得不好，但她多次重复：应该停止屠杀无辜的越南人了。她问美国的领土是否已经够大？并且为了证明苏联的良好意图，声称：‘我们国家的领土已经足够大，所以我们才不会发动战争’”。
罗本人尽力去理解苏联体制的细节，对人们看待内政、外交问题的态度兴趣浓厚。游记中转述的这些谈话得出一个明确结论：他在苏联遇到的绝大多数人不关心政治问题——他们要么确实不懂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要么假装不懂，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党员和非党员。另外，大多数加入苏共的人是为了职业前途。
罗与哈尔科夫导游莱拉谈话：“像我遇到的所有与党有关系的人一样（她是共青团员），她坚持认为苏联的真正权力机关是最高苏维埃。我问她，最高苏维埃两院总共多少人，她不知道。我又问他们多久开一次会，她想了想说两年一次。我告诉她，他们通常每年开两、三次会，每次会期10天至两星期”。
（译注：根据1936年苏联《宪法》，每三十万个公民选举产生一名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代表；民族院代表：每个加盟共和国25名、每个自治共和国11名、每个自治州5名、每个民族州1名）
与泰迪交谈过的几乎每个人都强调自己忠于政权。三个月旅行期间，本地人提出批评意见者屈指可数。罗在第比利斯遇见一位叫康斯坦丁的30岁男士，此人同意与美国人谈谈苏联政治体制的问题，他宣称其中主要症结是“小共和国的民族主义”。
泰迪遇见的最激进的谈话对象是索契的一位21岁学生——游记没写他名字，以免危及他安全。该年轻人向美国人介绍了1956年第比利斯、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的抗议活动，表示支持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甚至承认自己参加某个“学生地下组织”——“地下党”，旨在为苏联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甚至正在筹备起义。根据罗的回忆，主动发起谈话的是学生本人，所以不排除他为克格勃工作的可能性。
（译注：尤里·丹尼尔，作家，诗人，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的“同案犯”，被判刑五年）
而且，许多交谈者告诉罗他们收听《美国之音》。一位约莫18岁的年轻人承认自己不会英语，但每晚收听“敌台”的“节拍音乐”。泰迪写道：“他十分逼真地模仿《美国之音》主持人的声音，表明他确实听过一阵子”。
哈尔科夫导游莱拉承认她没读过帕斯捷尔纳克小说《日瓦戈医生》，摆出一副“我没读过，但我谴责”的架势，补充说：根据她耳闻的这本书的内容，这部作品“在她看来并不客观”。同时，她举了几个“有前途的苏联作家”的例子——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伊利亚·埃伦堡，以及“年轻且才华横溢的”瓦西里·阿克肖诺夫。
泰迪·罗的笔记有很大篇幅提及苏联服务业。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与本国公民相比，外国人在苏联享受的是最高规格服务，但这种服务却让美国游客感到震惊。泰迪对苏联服务业的第一印象来自莫斯科“国家”宾馆的电梯工，后者坚持电梯挤满人才开动，于是乘客不得不等待相当长时间。这种情况出现在全国最好的宾馆之一，在美国人看来简直是胡闹。但与其他城市的客房品质相比，这算小事一桩。
罗如此描写基希讷乌的宾馆：“当我入住（房间）时，浴室既没有厕纸也没有肥皂，直到我退房一直如此。房门的把手是斜插入孔洞的一根普通钉子。通向阳台的双开门之一只有一个自制门闩，很不牢靠”。
游记作者坦言：他曾在拉丁美洲条件更差劲的地方住宿，但费用低廉。而在苏联，却要为了名不副实的舒适付出不菲代价。
罗在基希讷乌领略苏联的排队现象：“儿童服装柜台简直是疯人院。婴幼儿用品摆在比主楼层高三阶的台面销售，大多数妇女乖乖排长队，队伍蜿蜒向上，绕过通往二楼的楼梯。但一如既往，总有人从下方硬挤插队，试图在三阶台阶上占位置。结果一片混乱，非常喧嚣，非常闷热，非常令人焦躁。一位从下方挤上来的妇女背着三岁左右的孩子，孩子被噪音吓得哇哇大哭，但我敢肯定，那位母亲在人声鼎沸中根本听不见孩子嚎啕”。
排队给泰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游记写道，任何商品一旦上架都可能立即引发顾客骚动——先是两个人跑过去争抢，其他顾客察觉热潮也蜂拥而至。罗回忆说甚至有一次他仅仅在柜台边无所事事站着，竟引来人群聚集。“当你进行个人购物时，总有人越过你肩膀张望，这很烦，但瞧瞧他们的处境，我同情他们”。
宾馆、餐厅、火车、商店（包括普通市民无权进入的“特供商店”）工作人员的冷漠态度甚至粗鲁行为让罗愤怒，在这种背景下，明斯克的一位礼貌女售货员却让他由衷惊喜：女售货员耐心地让他为妻子挑选琥珀首饰，甚至拿出多个款式供比较。“我对她感激万分，不只因为她提供了任何美国顾客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服务，还因为她使我重新相信了苏联公民具备的善意和人情。不能收发邮件、餐厅服务员和宾馆职员的冷漠、行李箱事件、屡次拒绝我查看最寻常东西的请求，以及‘你存在只是为了让他们获利，而非相反’的感觉，种种不快在某种程度上都被这位小姑娘的善意冲淡了。愿神保佑她！”
苏联人的形象
“西方人最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是许多苏联公民的体型，尤其女性。对我而言，这一点在莫斯科尤为明显，因为是全新的环境。但直到现在我仍不能习以为常。这是战后以土豆和面食为主的饮食留下的痕迹”。
泰迪·罗不仅观察苏联人外貌，也留心行为习惯。他注意到当地人（尤其男性）习惯直接在海滩换衣服，多数苏联女性不剃腿毛，“也许金发女性不容易看出来，但某些黑发女性——她们的腿毛和我的一样浓密”。
罗坦言自己看不透苏联人的男女关系：“我试图去观察这种关系，收效甚微。在北方城市，我见过年轻情侣偶尔手牵手散步，或并肩坐在公园长椅。但除此之外，我很少看见公开的示爱举动”。
即便到了氛围似乎更适合放松的雅尔塔，美国人依旧没看见多少亲密举止：“美丽的春季夜晚，僻静的林间小径，身为‘普通游客’的匿名性——这一切本该促进更自然的反应。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些显然未婚的年轻情侣，看起来倒像是好朋友。这地方年轻女性比男性多，她们大多成双成对旅行，你能看见她们在傍晚时分手拉手漫步海滨……我特意观察，看她们会不会找年轻单身男子调情——结果一次也没瞧见”。
罗还提到另一个问题——醉酒者数量。“阿尔弗雷德在基辅问我，美国的醉鬼是不是也像苏联这么多。我告诉他，酗酒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严重问题，但我在苏联大马路和公共场所看到的醉汉，要比在美国多得多”。
泰迪在旅途中见证了苏联生活的各种场景，比如塔林主教座堂的复活节礼拜（很可能由塔林和爱沙尼亚大主教阿列克谢主持，即后来的阿列克谢二世大牧首），比如在雅尔塔海滨拍摄的《新难以捉摸的历险记》。
他写了苏联的户籍制度不允许居民自由迁居莫斯科和其他城市，也写了个人崇拜与国家宣传的表现（“唱片价格从1卢布25戈比到4卢布不等，但列宁讲话录音却只要17戈比。这就是国家希望某些东西进入人民手中时的做法”），还提到胜利日的庆祝活动和《真理报》的相关社论：“社论以简短标题刊出：《节日快乐，亲爱的朋友们，胜利日快乐！》其中有格列奇科元帅对武装力量的致辞、有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致意（那是他们解放的第23周年），以及一篇长文指责美国‘帝国主义’和‘侵略’。对《真理报》来说这当然很罕见。社论篇幅不大，且没有一张士兵照片。这或许可以解释为国家已经厌倦庆祝”。
1968年6月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遇刺，泰迪·罗同样从苏联新闻获悉：“是莫斯科的电视播音员第一个向我传达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遇刺噩耗。该如何描述我的情绪呢？一个美国人，正坐在俄罗斯人中间，得知这样的消息，尤其在我花了整整两个月的艰苦努力向苏联公民解释暴力并非美国生活的常态之后？我的心在羞愧中燃烧！”
回家
1968年7月2日泰迪·罗抵达苏联旅行之终点：纳霍德卡。接下来他将乘船前往日本，再转机回美国。动身前他多少有些担心照片和日记会被海关没收，结果平安无事。
罗此次旅行正好与“布拉格之春”，即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的自由化运动同时发生。经过沿途耳闻目睹，他完全确信苏联一定会入侵这个“兄弟邻邦”。泰迪将自己的判断告诉曼斯菲尔德。许多赞成布拉格之春的人都相信如果北约积极支持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就不敢贸然动手。而泰迪认为，他上司的有力表态或许能对美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产生某种影响。然而参议员未采纳助手意见，更糟糕的是，就在他们谈话不久前，曼斯菲尔德在新闻招待会上自信宣称“苏联绝不会入侵”。此时距离华约国家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终结布拉格之春只剩一个半月。
几年后泰迪结束了与曼斯菲尔德的合作。此后，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研究生、撰写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政策的论文、为另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李·梅特卡夫工作、在各个政府机构任职，最终于1994年美国世界杯举办前夕进入国际足联。
罗在苏联旅行时曾将自己的地址留给许多新朋友，邀请他们访美并保持通信。他果然收到新西伯利亚导游斯维特兰娜的一封信，她当时正准备跟学者丈夫一起前往美国，请求泰迪协助发邀请函。夫妻二人抵达美国，斯维特兰娜与泰迪重聚首，两人结下长久友谊。
至于泰迪本人，他再次踏上苏联土地已是另一个时代：1986年他以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到访。文末，让我们用泰迪·罗多年后重读游记时说的一句话来为这个故事收尾：“回首往事，我如今能看出预示着曾经强大的苏维埃帝国行将崩溃的许多迹象。虽然我当时只是这片广袤土地的资浅研究者，但我在那时就已经明白当局不可能永远抗拒变革。我一回到家，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解体自此开始，而其过程仅持续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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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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