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苏联发生第一起高科技犯罪——伏尔加汽车厂遭黑客攻击，生产线停转三天。有意思的是，这种行为找不到相应罪名。

实施攻击者叫穆拉特·乌尔乔姆巴耶夫，原本有望成为莫斯科大学前途光明的数学家，可他放弃学术生涯，服从分配到伏尔加汽车厂“生产组织部”当程序员。厂里没人欣赏他的才华，许诺的晋升和加薪迟迟没动静，遂动起“做大事”证明自己的心思。

穆拉特供职的自动化系统部门控制着机械传送带运转，员工分两等：第一等“精英”，即掌握软件奥妙的程序员；第二等普通电路工程师，负责日常维护，不允许靠近“精英”的工作范围。程序员会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修改软件，但不会留下表明改动的记录或注释。

乌尔乔姆巴耶夫给主计数器程序制作了恶意补丁。该程序计算传送带节点的进料周期，而恶意补丁打乱了计数器节奏。须知生产线传送带经过反复校正、微调，零件必须在设定时间行进至设定位置，精确到秒，稍有差池就是致命故障。

于是先做测试，当年人们使用的还是软盘呢。他把软盘插进计算机篡改程序，时间一到，生产线顿时陷入昏迷。解铃还须系铃人，穆拉特迅速出手修复，“拯救”伏尔加厂免于灾难。

测试大获成功。最重要的是没人察觉！

厂领导口头答应发奖状，结果未兑现。穆拉特很恼火，决定让苏联最大汽车厂彻底瘫痪。他很谨慎，把恶意补丁启动的时间设置在自己休假离开的那天。心里盘算着：等我从老家哈萨克斯坦大草原回来，指出症结所在，排除生产故障，享受奖状、荣誉、表扬和图阿普谢海滨疗养……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计划提前两天自行启动。混乱中没人明白怎么回事，只知道生产线发疯了，传送带依旧向前输送各种零件，但是在错误的时间。难道机器终于学会反抗人类啦？工程师们百爪挠心，停产三天真不是小事儿啊！

赶快调派最顶尖专家处理紧急情况。他们排查了设备、各部件和计算机本身，技术上一切正常，没有明显干扰。最终发现一段有问题代码，另换一张软盘运行控制程序，并未获得期望结果：故障继续发生，三个班次之后才复原。

一场恶作剧造成厂子直接经济损失7176卢布。穆拉特·乌尔乔姆巴耶夫害怕了，主动站出来招供。他若不自首，此事将会是伏尔加汽车厂的永远谜案。

当年《刑法》没有任何条款适用穆拉特的行为。“创造、使用和传播计算机恶意软件罪”那时候还没制定出来。遂判决苏联第一位被抓获的黑客故意从事流氓活动，监禁一年半缓期执行，赔偿款约等于两辆“日古利”的价钱。穆拉特不得不在流水线上当钳工抵赎。

《消息报》对此报道说：“伏尔加汽车厂的一名系统程序员，平日与同事研究传送带自动化系统，对主传送带自动控制系统软件进行了修改，导致其停转三昼夜。在程序员们寻找故障原因时，二百辆汽车无法正常下线。根据РСФСР《刑法》98条第2款之规定，罪犯已被追究刑事责任”。

案件在苏联得到广泛宣传，法学家、党政领导和业内人士热烈讨论乌尔乔姆巴耶夫的行为究竟算不算一种犯罪。除舆论反应外，本案还对伏尔加厂“精英”程序员们造成意外影响。事后查明，穆拉特是第一个被抓住的，但绝不是第一个发现系统漏洞并加以利用的。在他供职的部门，“精英”经常对传送带搞些小动作，随即快速修复，玩弄领导于股掌之间，笑纳送上门的小车、公寓、别墅。随着真相大白，“精英”们或遭解雇、降职，或被要求退还奖励。

顺便提一下，穆拉特同意戴罪立功，协助克格勃揭露隐藏的恶意软件，以此换取法庭宽大处理。他确实找到类似自己作品那样的代码，但无法证明使用过。

或者可以说，苏联“第一位黑客”只是个怀才不遇年轻人，而那些“精英”程序员中间的饿狼却实实在在吃饱了肥肉。

后来穆拉特·乌尔乔姆巴耶夫离开伏尔加汽车厂，偕家人返回阿拉木图生活，继续当程序员。2010年5月死于心脏病，享年55岁。

延伸阅读：

苏联抓获的第一个连环杀人犯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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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哈伊尔·罗巴诺夫

1969年9月2日、9月8日（或称9月9日），彼尔姆州奥新斯科耶油田引爆了两枚“格里芬”型号原子弹，目的是增强石油开采。1981年9月2日-1987年4月19日期间，又在戈日斯科耶油田引爆五枚“氦”型号原子弹。

这两件事之间，1971年曾在彼尔姆州北方同时引爆三枚“泰加”型号原子弹，助力挖掘伯朝拉-卡马运河。

以上十枚核弹总当量约76.2千吨TNT，威力是1945年美国轰炸广岛原子弹的四倍。俄罗斯生态学家阿列克谢·雅布罗科夫（1933-2017）认为，这些“和平目的”核爆炸给彼尔姆的土壤留下了无法控制的高放射性残留。

宛如地震

半个世纪后想起当年那次爆炸，退休老人纳杰日达·多尔吉赫仍然心有余悸。她回忆1969年9月的事情：“我上二年级。那天学校停课，我在妈妈上班的药房。突然叫全体工作人员和我都到屋外席地而坐，接着传来一声巨响，大家仿佛被波浪掀起！特别吓人，就跟地震似的。学校玻璃全碎了，很长时间才装好，我们又一个星期没上课”。

另一位退休老人纳杰日达·别洛乌索娃也说：“我走在街上，地面摇晃，我家旁边电锯场砖房裂了一道缝，今天还能看见呢。”说完她领我去看如今用作车库的那栋砖房，右上角水泥层下面果然有条明显裂痕。

巨响和震动的原因是，1969年9月此地6千米外油田分别在1212米和1208米深度引爆两枚7.6千吨当量原子弹。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阿列克谢·雅布罗科夫在他的小书《关于地下和平核爆炸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神话》中，质疑政府所谓“石油增产240千吨-500千吨”的说法，并引用数据提出相反观点，指出1976年仅有两口被放射性核素污染的油井，到1994年已经多达317口。

1977年1004号钻井管道破裂、油水乳状液泄漏，以及1987年的一次火灾，导致约200公顷土地被放射物质污染。在奥新斯科耶油田工作五年以上的工人有59名罹患免疫系统和造血功能严重障碍。

禁地禁入

一扇紧锁的大门挡住通往核爆现场的道路，上面挂块牌子写：“卢科-彼尔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车间放射安全及控制实验室”。门旁路边还有另一块牌子：“警卫设施。禁止携带放射物质进入！”

我1989年初次到访这个地方。当时石油工人开始设立放射性废料填埋场，堆放被污染的钻井泥土，奥萨市百姓担心生态安全，举行市民大会。我亲眼目睹运载危险废物的自卸车驶来。我们陪着彼尔姆国立大学副教授弗拉基米尔·波诺索夫走近土壤，便携探测仪显示这一堆石油浸泡的泥土辐射量500微伦琴每小时，另一堆900微伦琴每小时。作为对比，奥萨市以北94千米彼尔姆的本底辐射约14-16微伦琴每小时。

1992年州自然保护委员会编写的《奥新斯科耶油田放射性情况鉴定》指出：使用“斯普特尼克-13”（测量设备）在一个待填埋的水箱上测得目前最大伽马辐射剂量。此水箱底部超过3000微伦琴每小时，侧板减少到650微伦琴每小时。“亚戈德卡”花园、季什科沃村、柯克沙罗沃村地下水检测出锶-90.

辐射安全实验室主管柳德米拉·舍斯托帕洛娃1997年8月接受彼尔姆《星报》记者采访表示：“按标准这种土壤已经属于被污染了。就是说不会被处理核电站废弃物的特殊企业接受。然而土壤数量巨大，5000立方，所以不能运至远处以免辐射到沿途。况且这片地方合乎规定：掩埋场下方的粘土‘垫层’足足14米深”。

时至2019年，放射性废料依然长眠土堆下，被带有“辐射危险”警告标志的铁丝网隔离围护，并有大片空地预备将来使用。

季什科夫卡河从附近流过，周边还有泉源与奥新卡河、伊万诺夫卡河、谢尔吉耶夫卡河，这些河水及底层沉积物都被铯-137和锶-90污染了。而季什科夫卡河与另几条小河共同汇入卡马河上形成的沃特金斯克水库。

辐射保护区

生态学家阿列克谢·雅布罗科夫说，基于“和平用途”引爆的“泰加”原子弹直径80多厘米。1971年3月州消防局高级工程师瓦西里·奥西波夫就在这种装置旁坐了一宿。当时派给他的任务是确保“泰加”实验项目消防安全，该项目构想将伯朝拉河、维切格达河部分水流经由科尔瓦河、卡马河、伏尔加河汇入里海。为修建65千米的伯朝拉-卡尔瓦运河，计划使用250枚原子弹，1971年引爆三枚。

已退休的瓦西里·奥西波夫中校回忆：夜间响起警报，一条从柴油发电机给“飓风”重型卡车供电的电缆着火了。车厢内放着填装完毕的核弹。我们赶赴现场，危险好像已经过去。执勤哨兵及时发现火苗，切断整条线路。一调查，起火原因是电缆短路。我们与一位核物理学家查看“飓风”车身，又看了看原子弹，心情可想而知。万一火势失控怎么办啊？

随后的3月21日，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北方100千米地下128米深度同时引爆三枚15千吨当量原子弹，间距163-167米。

奥西波夫描述他所见场景：首先远方窜出火焰，接着听到轰隆声，脚下地面震颤，电线杆晃动。一朵蘑菇云直升天空，跟民防宣传画的一模一样。似乎刚下过雪，可现在裂开的地面光秃秃的，涌出水来。爆炸位置形成一个巨坑。

参与“泰加”项目两三年之后，奥西波夫感觉健康恶化，随即被鉴定为终身三等残废。他从2018年10月开始起诉俄联邦国防部，要求获得特殊风险部队老兵的保障金和赔偿款。到目前为止他尚未如愿。

无论如何，原子弹爆炸让乌拉尔多了一口长750米、宽350米、深不见底的大水坑，爱说俏皮话之人给它起个诨名叫“辐射保护区湖”。考虑到钚-239的半衰期，这片“保护区”将持续存在24000年之久。回顾俄罗斯大地发生过的85次“和平”核爆炸，彼尔姆“泰加”项目被官方认定为“造成领土重大污染”第四名。

肘腋核患

没过几年，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东南20千米地方又先后引爆五枚3.2千吨当量“氦”原子弹，爆炸深度2088-2015米。第一枚引爆日期1981.9.2，第二枚和第三枚1984.8.28，第四枚和第五枚1987.4.19。实际上，戈日斯科耶油田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奥萨辐射事故的危害早已人所共知。

据阿列克谢·雅布罗科夫讲，1981年奥新斯科耶油田65口钻井受到放射污染。“1996年戈日斯科耶油田（核爆15年后）不仅爆炸地点的钻井，而且几百米外许多钻井出产的石油也被氚严重污染。这些位置的石油是跟含铯-137的污水一起提上来的。这一切证明放射性核素从爆炸空腔向周边扩散的速度在加剧。氚进入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市政供水系统已经成为现实威胁。五次‘氦’和平核爆使石油被放射性核素污染，以至于1600万吨储量仅开采50万吨就被迫缩减了”。

据阿列克谢·雅布罗科夫讲，1981年奥新斯科耶油田65口钻井受到放射污染。“1996年戈日斯科耶油田（核爆15年后）不仅爆炸地点的钻井，而且几百米外许多钻井出产的石油也被氚严重污染了。这些位置的石油是跟含铯-137的污水一起提上来的。这一切证明放射性核素从爆炸空腔向周边扩散的速度在加剧。氚进入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市政供水系统已经成为现实威胁。五次‘氦’和平核爆使石油被放射性核素污染，以至于1600万吨储量仅开采50万吨就被迫缩减了”。

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矿产研究所学术秘书鲍里斯·巴丘林1992年写过一篇关于彼尔姆境内核爆炸的论文。在分析了2.5万人口奥萨市和1.9万人口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市的“紧急情况”后，他指出最初的项目——也就是通过核爆炸开采石油的做法，是导致奥新斯科耶油田自然地质体系遭受大规模放射污染的原因，且不排除戈日斯科耶油田再次出现类似情况的可能性。

1994年，因昔日配合苏联国防部第五局从事核武器研究测试而闻名的莫斯科”ВНИПИпромтехнологии”设计院向彼尔姆政府出具一份《运行维护“格里芬”设施辐射安全性规程》，除其他事项外，文件指出：“奥新斯科耶油田现有辐射情况及其形成历史表明，如果发生大量放射性核素活性比目前高2-3倍的液体从主源进入可开采油层的事故，就有辐射情况发生实质变化的风险，工作人员和居民可能遭受过量辐射”。

换句话说，“格里芬”、“泰加”和“氦”项目核爆炸，在奥萨周边遗留了超出本底辐射100-1000倍的灾难隐患。

上文已经提及：1971年运载15千吨当量原子弹的“飓风”卡车险些起火；1977年曾发生“含放射性核素”（氚、铯-137、锶-90、钴-60、锑-125、钌-106）液体喷发事故，1987年同一口1004号钻井再次发生油水乳状液喷发，并因“泄漏的石油燃烧”更加复杂；加之1980年代用3.2千吨当量“氦”原子弹开采石油两年之久……

……“广岛”的历史会重演吗？

延伸阅读：

斯大林排干里海的狂想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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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

苏联一级国家安全委员

В.Н.梅尔库洛夫同志

莫斯科市

特别报告

关于武器人民委员部哈巴罗夫斯克№106“莫洛托夫”工厂弹药生产情况。

现查明武器人民委员部哈巴罗夫斯克№106厂地雷和航空炸弹生产形势严峻。

该厂经年累月未完成地雷生产计划，大批量制造缺陷地雷，然而厂领导在呈送人民委员部和党组织的正式报告中掩盖实情，提供了100%完成计划的假消息。

比如，今年11个月呈送武器人民委员部的报告显示该厂完成生产计划如下：120㎜地雷261300枚，航空炸弹(АО-25)55000枚。

实际截至今年12月1日，也就是超过11个月，该厂只生产了不到17700枚地雷、5000枚航空炸弹。

此外，交付军代表的243600枚地雷中，超过100000枚（相当于4个月的生产计划）被拒收并退回工厂消除缺陷。

以货币计算，截至今年11月1日该厂缺陷产品合计3220000卢布——不包括11月被退回的100000枚地雷。

导致该厂陷入此种困难境地的主要原因是：
1.厂长特列季亚科夫和总工程师皮扬科夫监督弹药制造不力。他们不愿对大批量生产缺陷产品的危险信号作出反应，无视品质追求数量。
2.由于维修工作不充分、不及时长达一年半，导致机床设备磨损。工作上使用的是磨损的、需要修理的器械、夹具、金属模和芯盒。
3.技术检验科对弹药生产疏于检查。厂领导和车间主任无视技检科的要求。
4.哄骗武器人民委员部弹药军代表预付款，之后为抵补预付款不得不搞突击生产，结果造出大量有缺陷的不合格弹药。

工厂生产的不合格弹药直接始于铸造车间。

铸造车间经常收不到废铁、废钢，虽屡次询问人民委员部，仍无废钢运来，而人民委员部供应缴获废钢的承诺始终未兑现。

个别月份（今年八月）铸造车间废品率高达44%。

铸造车间运转不灵导致工厂其他车间停工和业务不良。

不合格的地雷外壳从铸造车间（绕过技检科检查点）运至机械加工车间。由于机械车间设备磨损、工具低劣，产品缺陷（螺纹错位、起爆筒在地雷壳体悬空、稳定面偏心）数量大增。

工厂总机械师佩雷尔森未采取措施修理设备。由于8月-9月未修理机床，4号机械车间工作混乱，废品率100%。

十一月份4号机械车间加工地雷外壳24878个，4687个不合格。

机械车间的残次品影响了5号装配车间的工作以及向军代表交付成品。

厂领导非但不打击缺陷，反而放任自流，组织突击生产，不顾品质追求产量。

军代表罗扎诺夫眼见该厂大量生产不合格品、厂领导不采取果断措施消除缺陷，遂写信向边区检察长举报大量不合格地雷被该厂放行。军代表过问之后，№106厂领导仍不加强产品控制和打击缺陷，未采取任何果断措施，因此事实上助长了残次品的生产。

技检科的合理要求被无视。

例如，5号车间主任格列柯夫和阿尔丘辛未经技检科同意包装了2000枚航空炸弹，这些航弹油漆尚未晾干。技检科提出反对，说按照技术规范这些航弹不能这样包装，并拒绝交付军代表，于是二人指示搬到外面的成品仓库去。尽管存在明显缺陷，厂长特列季亚科夫仍然与军代表巴拉诺夫谈判让他接收这批炸弹。只是在技检科的坚持下，这批在工厂存放3个月的炸弹重新除锈、涂漆，经技检科签字验收后交付军代表。

该阿尔丘辛还曾自行撇开技检科向军代表交付过两批航弹。技检科要求排除某些缺陷，但车间主任拒绝，而军代表巴拉诺夫同意接收。

今年十一月，2号车间主任罗曼诺夫使用不合格模具冲压航弹稳定翼锥体，造成1500个锥体存在缺陷。虽然技检科提出警告且拒绝验收，车间主任却认为适合进一步加工，将缺陷产品发往13号车间。

厂领导对技检科施加的压力和车间主任对技检科的无视，导致技检科工作人员严重放松了品质控制，该厂生产的大批缺陷产品被交付给军代表，继而运送给弹药整装厂和部队单位。

1944年11月弹药人民委员部№637整装厂针对№106厂地雷产品提出投诉，指出50000枚地雷存在不适合进行整装的缺陷。№637厂调查发现№106厂地雷主要存在：外壳切口和火帽对不准；火帽在外壳上悬空；外壳定心加厚位置减薄；壳壁厚度不均；外壳生锈等其他不能接受的重大问题。

检查№106厂交付军代表的56000枚地雷，同样发现上述缺陷。因此该厂制造并交付军代表的106000枚地雷已退回工厂，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排除缺陷。

在收到№637厂关于50000枚地雷的投诉后，№106厂领导本应得出必要结论并加强本厂技术检验工作，确保严格遵守技术流程防止产生残次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因柴油机维修之故，今年11月10日-11日暂停向4号机械车间供应模压地雷外壳所需的空气。总工程师皮扬科夫不等柴油机维修结束，指示4号机械车间主任苏哈诺夫临时将模压排除在制造工序之外，径直让地雷外壳进入下一步加工。苏哈诺夫绕过技检科检查点，遵照总工程师的指示开始下一步加工。然而11月11日技检科对地雷外壳进行气压测试时发现，4000个走完制造工序的地雷外壳竟有1000个残次品，存在壳体扭曲等问题。

№106“莫洛托夫”厂的系统性缺陷，还交织着欺瞒、蒙骗武器人民委员部的问题。

由于九月份生产计划未完成，特列季亚科夫厂长9月25日打电报给武器人民委员部诺索夫斯基同志（译注：时任武器人民委员部炮兵局局长纳乌姆·诺夫索夫斯基），声称因本厂自月初缺少黏土砖和废钢之故，九月生产计划无法足额完成。他在这份电报中请求将九月份生产计划延期至10月9日。

事实上黏土砖和废钢月初时已经在厂内了，而且数量充足。

该厂九月份地雷生产计划30000枚，最后仅完成17000枚。但区军事工程师波萨什科夫签字认可完成25000枚，特列季亚科夫更谎报人民委员部称九月份30000枚地雷生产计划100%完成。

武器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干部也为欺骗性报告出了力。

例如，1944年10月14日武器人民委员部收到局长诺维科夫电报，声称九月份政府最终接收№106厂产品如下：大炮 (ОБ-25)——50门，地雷——30000枚，航空炸弹(АО-24)——5000枚。诺维科夫建议特列季亚科夫据此向人民委员部提交报告，后者照办。

1944年11月12日副人民委员米尔扎哈诺夫同志发电报给特列季亚科夫，称十月份政府接收№106厂大炮 (ОБ-25)共65门，建议他据此提交报告。该厂十月份实际生产70门炮，但特列季亚科夫按照米哈尔扎诺夫同志的意思报称仅生产65门。

在人民委员部批准及未批准的情况下长期伪造报告的结果是，该厂未被发现的未交付订货达地雷17700枚、航弹5000枚。

尤其是，该厂制造一门炮需花费1600个工时或更少，但提交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却说制造一门炮(ОБ-25)需要1786个工时。这误导了人民委员部制定的该厂月度生产计划，向国家隐瞒了制造大炮的真实能力。

综上所述，以厂长特列季亚科夫、总工程师皮扬科夫、总机械师佩雷尔森和总设计师希里亚耶夫为代表的№106“莫洛托夫”厂领导层的反国家行为，在1944年令国家遭受几百万卢布物质损失，令前线缺少125000余枚地雷和航空炸弹。自然，这一切也影响到工人经济状况，因为事到如今工厂陷入了无钱给工人发薪的窘境。

已将情况通报联共（布）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书记。办完手续后将追究有罪者刑事责任。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局临时代局长、二级国家安全委员 С.戈格利泽
1944年12月18日

批示：
“乌斯季诺夫同志会同基尔皮奇尼科夫同志和鲍利索夫同志。研究一下，理出头绪，惩罚责任人并报告结果。Л.贝利亚 45.1.2”

（译注：乌斯季诺夫时任武器人民委员，基尔皮奇尼科夫是国家计委副主席，鲍利索夫分管弹药）

---

秘密

Л.П.贝利亚同志：

根据您的指示，就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局临时代局长戈格利泽同志关于武器人民委员部№106工厂弹药生产不正常情况的特别报告，现汇报如下：

戈格利泽同志信中提到的№106厂1944年度120㎜地雷计划未完成、生产有缺陷地雷及其他问题已得到证实。

采取以下措施整顿武器人民委员部№106工厂和红军总军械局的工作：

1.解除№106工厂厂长特列季亚科夫同志的领导职务；
2.给予总工程师皮扬科夫同志严重训诫和警告；
3.厂技检科主任解除职务；
4.区军事工程师波萨什科夫上校降职，调任高尔基市军代表；
5.重新检查早先被拒收的全部120㎜地雷外壳并送去整装，发现缺陷率约6.5%；
6.已派遣武器人民委员部专家（冶金学家、技术部门负责人和人民委员部调度员）到厂提供技术协助并改善其经济活动；
7.重新修订工艺流程，重新安排外壳生产线。更换了检查-测量器具。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106厂今年1月、2月的表现开始好转。弹药生产计划得以完成，生产品质有所改善。

В.里亚比科夫
Н.鲍利索夫
П.基尔皮奇尼科夫

（儿按：本文所称武器人民委员部№106厂即哈巴罗夫斯克市“莫洛托夫”国立机械厂，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制造反坦克炮、迫击炮、地雷和航空炸弹。战后多次改名，自1959年起生产船用柴油机和柴油发电机。1992年改制为“达利柴油机”公司，2004年宣布破产）

延伸阅读：

卫国战争前夕苏联军火残次严重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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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秋苏联军队轻松夺取波兰东部，紧接着换穿波兰军大衣开赴波芬边境，把那里的工农从“芬兰白匪”手中解放出来。斯大林希望苏联恢复1917年之前俄罗斯帝国的版图。1939年11月29日列宁格勒军区下发命令称：“我们不是以征服者的身份去芬兰，而是作为芬兰人民的朋友解放他们脱离地主和资本家压迫。我们此行不是反对芬兰人民，乃是反对迫害芬兰人民、挑唆对苏战争的卡扬德-埃克诺政府。”

苏联出动士兵42万余、飞机2500架、坦克2300辆、各种火炮约2900门，芬兰只有25万正规军、270架飞机、64辆坦克御敌。12月2日战争第三天，《列宁格勒真理报》刊文称：“人们情不自禁地欣赏着用最新式狙击步枪和闪亮的自动轻机枪武装起来的红军豪迈战斗员。两个世界的军队正面交锋。红军最爱和平、最英勇、最强壮，配备最先进的武器，芬兰政府卖身投靠资本家，强迫军队放枪放炮。而这些枪炮，说实在的，都是些破烂旧货。”

卡累利阿地峡滴水成冰，坦克集群渡过谢斯特拉河，每次停车休息政治指导员都会放一张新唱片鼓舞士气。声情并茂的男高音歌咏秋天阳光，人人都相信这次交兵将速战速决。一线部队获得了关于瑞典边境线的详细指示，以免不小心侵犯瑞典领土。

但事情从刚开始就偏离计划。红军官兵夺取拉亚约基火车站，却没多少平民出来欢迎他们。指导员的唱片放了一张又一张，可是歌中描写的芬兰美女在哪儿？大部分芬兰妇女都参加抵抗组织“洛塔斯瓦德”了。苏联士兵深感不解：“我们要解救的人呢？芬兰人的生活比我国集体农民好得多”。于是把能找到的老百姓统统聚拢，遣送苏联卡累利阿地区伐木。

随着逐渐深入芬兰境内，遭遇的抵抗越来越强。白天几千个战士死于毫无意义的进攻，伤员躺卧雪地活活冻死。天黑芬兰狙击兵从树林精确射击，令红军夜不能寐。指导员的唱片机被炮弹炸碎，歌声戛然而止。

12月的索穆萨尔米战役芬兰军击毁、烧毁239辆苏联坦克，重挫第44步兵师和163步兵师。见此惨败，一位红军坦克兵害怕上级找借口枪毙自己，索性举手投降。历史没有记下这位坦克兵的名字，他只是1938年初冬斯大林派出的几十万人之一。但记者在芬兰档案馆找到一份致芬兰政府请愿信，可以推测出自此人之手：“部长先生！求求您了！不要送我回苏联！我的灵魂在芬兰人民面前无罪，别让我灭亡！我愿意工作挣一块面包。尼基弗尔·顾巴列维奇”。

延伸阅读：

红军战士口中的冬季战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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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芙根尼娅·利茨

奥莉佳·利沃芙娜·斯利奥斯贝格的生活原本幸福美满。她生于萨马拉富裕犹太人家庭，父母同为裁缝，收入颇丰，毕竟萨马拉的上流贵妇几乎都是母亲顾客。城内曾经发生反犹暴动，母亲向顾客之一：省长夫人诉苦，暴动分子就被警察驱散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各国实施歧视性的“犹太人配额”，限制犹太青年上大学，俄罗斯亦不例外，但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未受影响，从私立中学毕业，1919年考入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后来全家其他人也陆陆续续移居莫斯科。

1928年，芳龄二十六岁的奥莉佳和尤德尔·卢维莫维奇·扎克海姆喜结连理。此人虽出身虔诚家庭，但坚信共产主义，利用自己对《圣经》的充分掌握来宣传科学无神论。他还是个出色的演说家，学生时代就被请去莫斯科大学宣讲政治常识。尤德尔很快成为两个教研室的副教授，十年后人们忽然发现这位优秀科学家居然没有大学文凭——误会迅速纠正了，他通过论文答辩后被立即授予博士学位。

扎克海姆参加了一个研究医学史的科学小组，投入大量精力。1936年初该达尔文主义小组被定性为“恐怖组织”，扎克海姆被捕。契卡分子旋即扑向在轻工业人民委员部皮革工业总局上班的奥莉佳，先把她扔进卢比扬卡监狱，又移送布提尔卡监狱。她在大牢苦等起诉，而这正是刽子手的伎俩：置人于疑惧之中慢慢煎熬。此期间奥莉佳亲眼目睹狱友们接二连三蒙受冤案，听闻丈夫被杀噩耗。

奥莉佳在牢里结识热妮娅·戈茨曼，二人后来成为毕生挚友。热妮娅·戈茨曼的丈夫叫伊万·菲利普琴科，诗人，是玛丽亚·乌里扬诺娃（列宁妹妹）的学生，所以像乌里扬诺夫家的人一样，他也对斯大林态度轻蔑。但热妮娅当年是党员、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自认有义务报告丈夫对领袖的每句评论。于是“愿他消失”这句话就被曲解为图谋刺杀斯大林，热妮娅既是案犯之妻，难逃身陷囹圄。即便如此，热妮娅仍寻求斯大林庇护，成天写信鸣冤。尽管她未在“暗杀口供”上签字，菲利普琴科到底遭枪决了（1937年3月）。

最后奥莉佳终于被起诉，据说她可能听过斯大林老婆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自杀身亡而非官称“死于阑尾炎”的传言，但未报告。奇怪的是，审判时这项案由被改为“准备暗杀卡冈诺维奇”。奥莉佳回忆录写道：“起诉书措辞胡言乱语，说我丈夫的大学同学穆拉托夫告诉某个莫连科，他把我招募进了暗杀卡冈诺维奇的恐怖组织，而且我‘能够听到’我丈夫和穆拉托夫1935年12月5日的谈话内容”。奥莉佳当庭发表一通优秀自辩，指出：“什么叫‘斯利奥斯贝格能够听到谈话’？本来能听到，但实际未听到。总不能因为某人‘能够听到’什么就杀了吧！”而且请求法庭考虑她6岁儿子和4岁女儿年幼从轻发落，可惜于事无补。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因“参与阴谋”的罪名被判处在严管劳改营服刑八年、剥夺权利四年。

判决后囚犯们押送索洛维茨基劳改营，包括奥莉佳、热妮娅在内的五名“狱中女友”被关在一处。她们制定了一套日常起居程序，避免自己陷入绝望、沦丧人性。每天从起床做操开始，然后有计划地阅读、学习语言甚至数学，无论精神和身体都比那些昏昏沉沉的囚徒更佳。怎奈好景不长，1937年底劳改营换了上司，禁止女犯体育锻炼、唱歌甚至大声谈话。奥莉佳回忆：最痛苦的折磨是剥夺书籍，图书室的书被拿去擦屁股，“当我们在厕所看见最喜欢的书撕成单页，感觉特别难受。有一次我拿到半张海涅，另一次拿到托尔斯泰《哥萨克人》片段”。

奥莉佳说：“我开始琢磨听到的每个故事，牢记看到的身边一切。我可以保证，这个深思熟虑的决定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新内容。日子变得更有意义了”。不久女犯们又转移到喀山和苏兹达尔，最后抵达马加丹。她们在马加丹劳改营获得工作机会——诚然刚开始经历过无所事事的铁窗岁月，感觉有点活儿干似乎挺好的，随即得知工作内容是挥铲清理冻土，而且规章制度惨无人道，热情瞬间消退。某个当官的盯上奥莉佳，让她做情妇，回报是安排办公室职位，奥莉佳拒绝了。再后来奥莉佳调动到相对轻松合理的农场工作，劳动再次成为她生活的乐趣和意义。

奥莉佳回忆录的宝贵之处就缘于这些经历，包括其中记载了“古拉格”系统骇人听闻的性别歧视：“随便哪个狱卒都来欺辱我们，我们只有忍受，他们可以深夜闯入宿舍，命令衣衫不整的女人站成一排，借着搜查的理由翻动我们床铺、内衣，阅读信件、日记。不知什么原因，女澡堂有男工在服务”。此外，劳改营管理者厚颜无耻，竟然组织女囚卖淫。

自打奥莉佳入狱，父母一直为争取女儿获释四处奔走，问过检察院、找过加里宁的接访室。母亲态度尤其坚决，以致被当局威胁逐出莫斯科。不过最终等来好消息，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收到电报：“1940年6月3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第某某某号裁定，你已完全恢复名誉。顺祝幸福”。奥莉佳喜出望外，期盼着早日跟父母、子女见面，总算能对孩子解释妈妈的去向了。然而夏去秋来，另一个饥饿寒冷的冬季降临科雷马，奥莉佳每天同狱友劳作，释放遥遥无期。

一封新电报解释了一切——暗杀卡冈诺维奇的罪名确实撤销，但仍有“余罪”。妈妈通知她：“苏联检察员抗诉最高法院的裁定，案件二审时你由于未举报丈夫被判八年监禁。鼓起勇气吧”。于是奥莉佳振作精神回电：“我挺得住。还有三年四个月，我能坚持。四十个月，能坚持。我保证，妈妈。你等我吧。挺得住”。

1944年4月底奥莉佳终于走出劳改营：“我如期释放。其他人一直熬到1947年。妈妈的奔波免我三年苦楚”。但这并不算真正自由，因为不仅不允许奥莉佳回莫斯科跟子女团聚，还要求她“永远”在科雷马定居。分她一间宿舍，派到仓库当会计，随即又让她去亚戈德内村夜校教文学。

夜校学员都是НКВД职工，基本目不识丁。1944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有一次上课奥莉佳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普希金诗歌。

“某学员起立提问：
— 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德国人的看法？
这问题令我惊讶，我说：
— 我讲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咱们的导师啊！”

第二天有人告发奥莉佳上课号召学习德国人。所幸校长是正人君子，提醒她注意防备。之前短暂工作过的那间仓库的经理尼古拉·阿达莫夫提出一条出路：俩人结婚，改冠夫姓就容易从亚戈德内村消失了。奥莉佳同意这个方案，之后通过当雷达工程师的娘家兄弟米哈伊尔找关系，获批暂时离开科雷马“到莫斯科探亲14天”。短短两星期转眼即逝，奥莉佳舍不得孩子和年迈爹娘，决定非法滞留莫斯科。于是阿达莫夫也成了首都一隅的“黑户”。偶有访客登门，她就藏身衣柜躲避，直到1949年行迹暴露被抓。盲眼老父哭着发誓女儿只是短期来访，岂料竟成终身永诀——奥莉佳从此再没见过双亲。

昔日重演，同一个布提尔卡监狱，同一个105号牢房。但不同的是囚徒：除了“二进宫”，还有“小朋友”，镇压青年一代的浪潮正在袭来。奥莉佳深情回忆第二段铁窗岁月，说自己这个久经关押的中年妇女，设法成了跟女儿同龄的年轻狱友、“人民公敌家属”的精神支柱：“我努力引领她们，让她们看到即便经历最可怕的科雷马劳改营依然有可能保留人性。我在黑暗监狱给她们带来微弱灯火，这是我今生做的最好的事情”。

这次判决比较宽松：不进劳改营，只需流放卡拉干达。奥莉佳在流放地的服务社裁缝棉袄、棉背心，很快担任工作队长，彻底重振了之前不挣钱的亏本事业。卡拉干达这个地方的难友多是曾经的“囚徒”，后来出了若干位人权活动家，其中最优秀者，如亚历山大·叶赛宁-沃尔平、瓦莲京娜和尤里·艾亨瓦尔德夫妻等人成了奥莉佳的好朋友。尼古拉·阿达莫夫虽然没犯什么罪，甘愿跑来陪伴妻子流放，莫斯科的子女利用假期探望妈妈。奥莉佳总算过上一点正常生活。

可惜微小的幸福也难长久。尼古拉·阿达莫夫不肯一辈子装聋作哑，经常在工作和私下场合跟人谈论没收生产手段和土地政策的恐怖、镇压和酷刑。他内心明白自己行为的后果，认为这是唯一能做到的抗争手段。1951年5月阿达莫夫被捕，审讯期间全力鼓动、游说侦查员，导致后者害怕自己遭牵连变成“人民公敌”，因为他听说过这种计谋。尼古拉·阿达莫夫获刑十年，1955年患严重结核病提前释放，1957年平反恢复名誉。

就在最艰难的这段时期——尼古拉入狱、无休止的排队和等候亲属接济——奥莉佳在艾亨瓦尔德家结识了温情的优秀诗人“艾姆卡·曼德尔”（笔名），这个青年认为与其等着被当局流放卡拉干达，不如自己先去。奥莉佳给他提供住所，事实上扮演养母角色。通过关爱别人，自己也回归了生活。日后瑙姆·科尔扎文（真名）为奥莉佳回忆录第一版所撰序言写道：“凡有人处必有苦难。她从人的角度、而非政治的角度看待一切，仅此而已”。

1954年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的终身流放判决撤销，她重返莫斯科开始筹备写回忆录。1955年获平反恢复名誉，已故前夫尤德尔·扎克海姆也被追认平反。1991年12月奥莉佳·利沃芙娜与世长辞，享年89岁，安葬新顿斯科伊公墓第二任丈夫身边。两周之后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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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裁缝投奔苏联却深陷古拉格

“无名女郎”的曲折命运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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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不想吃热饭或油腻食物的时候，一道鸡丁杂拌冷汤将是简餐好选择。你可以改换食材，增减你喜欢的任何成分。比如刺山柑、青萝卜和酸模会让汤好看又好吃，也可稍加大蒜、芥末开胃。

食材：

鸡胸肉：1块
酸黄瓜：3条
红萝卜：8个
鸡蛋：3个
绿葱：1根
鲜茴香：5枝
稀酸奶：1升
盐、黑胡椒粉：酌量

步骤：

淡盐水煮熟鸡胸肉。之所以建议用鸡胸而非鸡腿，是因为后者脂肪含量高，不适合做冷汤。待鸡胸肉冷却，切丁或细条。

洗净蔬菜改刀。为了让汤更漂亮，你可以试着切成不同形状，比如红萝卜切圆片，酸黄瓜切块……

绿葱、茴香切碎，鸡蛋也压碎，混合起来撒盐、黑胡椒粉调味。冷汤的经典做法要放熟土豆，你自己决定吧，土豆会增加营养也会增加热量。

把全部食材装入容器，倒酸奶。最后用香草点缀装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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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苏联在押人员2561361人，达历史极值，甚至超过“大恐怖”之后1939年的1672438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废止死刑及更严格立法。

“古拉格群岛”的风俗是强者为王。盗贼、杀人犯自己定规矩，管理者和警卫不干涉犯人之间关系，因此斗殴、抢劫之类事件层出不穷。进入劳改营的人都知道将被关押多年，所以要把环境“扭曲”到自己舒服的程度。

同时政府也从劳改营体系获取实际利益。每年当局花费1200多万卢布建立、维护“古拉格”，强迫囚徒从事价值9亿卢布的无偿劳动，制造各种工业品1700万卢布。

虽然偶尔发生大规模越狱事件，例如布里亚特曾有900名犯人出逃，但劳改营选址偏远地带恰恰是基于这方面考虑。逃跑者即使不被追上击毙，大多死在深山密林，罕有进入市镇中心的。但1953年情况彻底逆转，逾120万名在押人员被集中释放，其中近50万属于危险重刑犯。

此次大规模放人本是贝利亚的主意，但民间呼为“伏罗希洛夫大赦”，因为法令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签署。斯大林死后，贝利亚决定让相关职能部门接手“古拉格”工业生产，劳改营管理权移交司法部。于是1953年3月底实施大赦，凡关押未满五年的一律释放，刑期十年的减半，包括带孩子妇女、少年人、老人和病人。但令人惊讶的是，这其中大部分属于小偷、强奸犯、流氓无赖等，故意杀人、抢劫抢夺和盗窃国家财产者不在大赦之列。

一下子冒出如此多释放人员，政府不可能快速把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安排工作。结果导致这些危险分子在许多枢纽城市聚集作乱，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就是遭殃的之一。

初夏时节，乌兰乌德陆陆续续出现来自远东地区、马加丹州、内蒙古（据说那里有设在中国境内的特别危险罪犯劳改营）以及共和国内的特赦人员。乌兰乌德是他们多年来见到的第一座大城市，对某些人而言更是回家途中必经城市，都想停留一段时间，有的住一宿，有的住一周。六月份刚过半，市内发案率开始上升，很快发展到难以想象的规模——酒后扭打、动刀，掏兜划包，强奸妇女，以及最严重的拦路抢劫和杀人。

俄联邦功勋律师纳杰日达·库尔舍娃1953年在乌兰乌德法院工作，有亲身经历，而且她是喀山法学院毕业，曾多次走访苏联惩戒系统的偏远劳改营，深知犯人能干出什么。2012年库尔舍娃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个夏天市内情况乃是这样：所有国家机关进入战争状态，工作人员下班不敢回家，拉开钢丝床睡觉，低楼层窗口用沙袋堵塞，部队和警察派人荷枪实弹在楼内执勤……

但最有经验的执法者恐怕也没料到，七月份乌兰乌德几乎落入犯罪分子之手。白天警察和纠察队员加强巡逻，夜晚抢劫、杀人频发。内务部职员穿制服上街必须携带武器多人同行，政府通过电台呼吁百姓天黑不可离家。因为太阳下山之后，劫掠食堂、餐厅和商店的人纷纷出动，又发生几起闯入单位宿舍强奸、杀死企业女职工的案件。受害者稍作反抗即遭残忍对待，行凶者使用手边各种东西——叉子、餐刀、剪刀——捅刺，或用皮带和围巾勒脖。

犯罪浪潮如此汹涌，当局和执法机构几乎束手无策。又混乱一个多星期，赤塔等地方的驻军终于前来支援。全市宣布戒严，暂停大赦释放。往东行驶的列车经过乌兰乌德不停。要求居民务必恪守宵禁，夜间游荡街巷者不查验证件直接击毙。库尔舍娃说白天也能听到巡逻队放枪声。虽然苏联废止死刑，但如今不得不“违背社会主义法制”当场射杀罪犯。车辆行驶必须张贴特别通行证，否则后果自负。

那段时间究竟打死多少罪犯至今不详，关于乌兰乌德两星期混乱的材料被立即封存，至今仍在联邦安全局档案馆吃灰。布里亚特作家、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帕基耶夫小说《罪孽》描述了共和国首都居民怎样在日落前收回晾晒衣裤、门口设陷阱、搬家具堵窗、叫狗进屋严防死守。大白天也尽可能少出去。

另一方面，“客匪”入侵刺激了本地罪犯。1953年事件亲历者玛娅·伊万诺娃15岁时与母亲、弟弟和姐姐从外贝加尔来到乌兰乌德，跟别人合租一处大木屋，忽然听闻小道消息，及时搬走躲过劫难。原来，大木屋另一个房间租给一户人家，这家男士头天不幸地中了一大笔国家彩票。夜晚屋内全部房客包括儿童、孕妇和女房东共八人统统遇害。三天后警察在火车厢逮捕凶手，追回彩票奖金。作案者竟是一对普通夫妇，他俩的身份以及为什么起意杀人劫财目前不得而知。许多1953年夏天幸存的乌兰乌德人都经历了这种恐惧：关门闭户、吹灯拔蜡，想尽办法不招贼惦记。

随着当局采取断然手段，乌兰乌德社会治安很快恢复正常。大概同一时期，其他苏联城市如伊尔库茨克、彼尔姆、下塔吉尔、切列博韦茨等也遭受了“布里亚特式恐怖”，人民采取各种手段应对，有的联合起来巡逻，有的卷铺盖搬家逃走。

1953年苏联统计显示犯罪率增长16.4%，但最严重犯罪之增幅超过预期：盗匪活动增加72%，谋杀48%，抢劫176%，扒窃数量比1952年增多137%，强奸案增多43%。

一些研究者认为实际犯罪率增长不低于150%，也就是1953年比1952年多2.5倍。布里亚特法院1953年刑事审判数量可以间接佐证这种观点——较1952年增加了2.5倍，但官方统计显示共和国犯罪率仅增长7.5%。1954年4月之前苏联把84225个获释者送回关押地，约占大赦总人数7%。在布里亚特，“盗匪活动”是获释者“二进宫”的主要罪名。1955年共和国摧毁消灭241个犯罪团伙，其中82个在乌兰乌德活动。直到1958年才基本恢复平静。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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