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米尔·派因 （政治学、历史学博士，俄罗斯国立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学院教授。曾任俄联邦总统民族政策顾问）
苏联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宣布各民族平等，支持民间文化和语言；另一方面，由于同第三帝国的外交关系，犹太人在1930年代末被集体解除政府公职，大规模反犹运动成为战后镇压的一部分。
关于斯大林反犹主义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但我将仅限于分析作为国家政策的斯大林反犹主义的一个特点——实用主义，而这与通常基于非理性情绪的仇外心理不同。德国历史学家列昂尼德·勒克斯指出：消灭犹太人是反犹狂热分子希特勒的绝对优先事项，斯大林则不然，“斯大林首先是一个‘权力技术员’。只要他的独裁统治稳固，他就能够抑制自己的仇恨。”这套实用主义策略很好地解释了领袖对犹太人政策的变化，当然也适用于解释国家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
典型的少数族裔 苏联政府支持犹太民族发展的时期恰好也是支持所有“曾受压迫民族”的时期（1920-1936年）。随后，民族政治的钟摆反方向摆动——本土化政策大收缩，波及国内犹太人口，虽然直接针对此民族的镇压要比被历史学家称为“大恐怖”的时期（1937-1938年）稍晚些。我们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犹太民族区和村苏维埃。俄罗斯帝国的犹太人无权从事农业，根据1917年之前实行的《临时规定》（1882年），犹太人被禁止在农村定居，也禁止在小镇和城市之外的地方购买或租赁不动产和耕地。居住在小镇（犹太居住区）的人口密度变得非常高，因此苏联时期允许到农村定居对犹太人来说是个福音。
1924年苏联政府接受犹太慈善组织“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资助，在赫尔松州建立了第一批犹太社群定居点，1926年又在克里米亚草原地带、在克里沃罗格和扎波罗热附近建立定居点。1927-1930年在这些地区设置犹太民族区，民族区内意第绪语不仅用于家庭交流，也被用于办公和教学。
那几年苏联还成立了波兰裔、德裔、芬兰裔、保加利亚裔等几十个民族区。岂料历经数载艰辛创设，竟一夜之间彻底清算。1937年12月 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清理民族区和村苏维埃》的决议，理由：“许多民族区是人民公敌恶意设立的”。
二，犹太剧院。本土化政策的另一个象征：国营犹太剧院(ГОСЕТ)是全世界首个由国家资助的意第绪语剧院，它的历史始于1919年彼得格勒，1920年迁至莫斯科。苏联人民艺术家和“斯大林奖”获得者所罗门·米霍尔斯担任艺术总监期间(1929–1948)剧院声名鹊起，但就在米霍埃尔斯于1948年被暗杀一年后，莫斯科国营犹太剧院连同苏联各地的犹太剧院——基辅、哈尔科夫、切尔诺夫策、明斯克等——均被国家安全部的特别行动查封。
斯大林的本土化政策当然不是指责他反犹的理由，恰恰相反，推行本土化政策年间犹太裔获得了前所有未的自我实现的机会。社会上涌现出一批犹太人艺术家和作家、人民委员和军队将领、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如此众多的人数和广泛的社会流动机会在俄罗斯帝国肯定没有过。
1937-1938年的镇压也没有体现出反犹主义，因为并不是专门朝着犹太人去的，所以跟1940年代末的镇压不同。当时取消民族区和村苏维埃不分青红皂白，镇压军队将领不分民族，枪毙政治局委员也“一视同仁”：犹太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俄罗斯人布哈林和波斯特舍夫、波兰人柯秀尔和乌克兰人丘巴尔都被打倒了。
所以大多数专家认为，斯大林反犹政策的最初表现是在1939年。
斯大林的新民族政策 1939年5月，为准备与希特勒德国签订条约，斯大林解除了长期负责苏联外交政策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主要原因是他反对苏联亲近德国，支持与之相反的“集体安全”战略——即与西方民主国家组成联盟抵抗希特勒侵略；次要原因是李维诺夫是犹太人，原名梅厄·瓦拉赫，显然不适合与公开奉行狂热反犹政策的纳粹进行谈判。
莫洛托夫接任外交人民委员，后来回忆说：“1939年李维诺夫被撤职，我主管外交事务，斯大林告诉我：‘把犹太人赶出人民委员部’！”
很难讲上述回忆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反映莫洛托夫的言论和个人立场，因为这是作家费利克斯·丘耶夫记录的。即使他正确无误复述了这位苏联政治家的说法，也不足以把莫洛托夫定义为狂热反犹主义者，毕竟人家娶了一位犹太妇女波琳娜·热姆丘任娜 。然而依我们看，莫洛托夫当时可能推行了反犹政策，但并非因为他厌恶或喜爱犹太人，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考虑。
重要的是，这位政治局二号人物能够敏锐感受到政治形势变化和“大老板”的情绪波动。莫洛托夫当时多多少少在外交队伍搞清洗，虽然不是最激烈的那种。将近半个世纪后，他在与作家丘耶夫的谈话中自我辩称：“问题在于，犹太人在管理层和大使中占绝对多数。这显然不正常。”柏林也注意到了克里姆林宫对犹太人的态度变化。根据一些出版物的说法，里宾特洛甫从莫斯科返回后报告希特勒，谓苏联领导层已表明决心铲除“犹太人作威作福”，尤其知识分子群体。
与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迫使苏联领导层在1939年开始按民族特征进行干部清洗。令人惊讶的是，对德战争也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相同结果，尽管原因完全不同。
战争头几个月，红军的撤退和溃逃现象促使最高统帅寻找取代国际主义的新意识形态纽带以便动员军队和人民。这个时候任何意识形态限制都无法束缚斯大林——那些常备不懈捍卫真马克思主义的列宁老近卫军反对派已经被击垮，本届政治局将他的任何想法奉为神圣，领袖自己则是完全且极度无原则之人。这位独裁者唯一认可的“神祇”是“革命的合理性”，在这种合理性下，目的永远能证明手段之正当。为了这种合理性，领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立场。
不管怎样，1941年斯大林再次变脸，开始利用那些他不久前刚反对过的思想。如果说本土化政策时期斯大林宣称必须与“大国沙文主义的残余作斗争，此乃大俄罗斯人昔日特权地位的反映”，那么随着战争爆发，他转而依赖大国主义和民族等级原则，后者以俄罗斯民族自居“兄长”和“组织者民族”为核心思想。这便是斯大林的新民族政策，一套针对多数民族的民粹主义和传统性花言巧语。
这些变化早就众所周知，我们简单回顾即可。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在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后首次进行全国广播讲话，使用了对共产主义领导人来说颇不寻常的“兄弟姐妹”一词。1941年11月斯大林在列宁墓顶号召苏联人民不仅要以列宁的形象为激励，还要以“我们伟大祖先的英勇形象”为榜样（类似俄联邦现行宪法中的表述）。1943年这位好战的无神论者恢复莫斯科宗主教区，打开劳改营释放了教会的多位高级神职人员以参加大牧首选举。（译注：吉洪大牧首1925年4月逝世，继任者谢尔吉大牧首1943年9月即位）
1945年5月斯大林发表著名祝酒词，曰：“我首先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因为他们是组成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者”。然而，独裁者很快便显露出他虚伪的亲俄情感，1949年发动“列宁格勒案”，仅仅因为列宁格勒党员提出要比照其他共和国在РСФСР也建立共和国一级的联共（布）党组织机关。
战争年代，极端民粹主义夸口的所谓“建国民族”（这一术语今天已写入俄联邦宪法）被党内官员视为新一轮种族清洗的信号。1942年8月17日，联共（布）中央鼓动和宣传部长格奥尔基·亚历山德罗夫向中央秘书处递交报告，批评某些文化机构中“犹太人占主导地位”，要求进行“大规模清洗”。他写道：
亚历山德罗夫建议“制定培养和提拔俄罗斯干部的措施”，并且“现在就对一些艺术机构的领导干部进行部分更新”。吉列尔斯、奥伊斯特拉赫等被宣传部长点名的音乐家诚然未被替换，但创作机构的领导层确实进行了彻底清洗，尽管时值战争年月。而且遭殃的不仅这些人。
1944年秋天，分管组织和干部事务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向全国党组织发出指示文件，当时党内称为“马林科夫通报”。文件列明了不宜任命犹太人担任的职位，同时还限制犹太人进入高等院校。
不过，在战争年代反犹主义只是斯大林这位权势熏天的政治操弄者的众多工具之一，属于一种供党内干部和特务部门“内部使用”的秘密武器。而在需要炫耀和抗议的场合，则高调宣称苏联国家在支援遭受纳粹种族灭绝的犹太人方面起着主导作用。这一宣传方向被用来巩固苏联与西方盟国的联盟。
先跟希特勒签条约，后依靠全世界犹太人的团结 1941年6月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被调回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任副人民委员，兼驻美国大使，具体职责是运用外交手段与盟国建立友好关系。
斯大林也彻底改变了他这方面的言辞，不再用纯粹轻蔑的语气描述“民主”（例如“剥削者的民主”），改口强调同西方民主国家合作的必要性。
斯大林1941年7月31日的讲话说：“苏联为祖国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将与欧洲和美国人民为独立和民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融为一体。”苏联领导层准备依靠世界范围内的犹太人团结，但这跟“伟大导师”的基本教条相矛盾，即犹太人不是一个统一民族/统一族群，他们缺少民族团结。在其主要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斯大林反驳奥地利著名民族理论家奥托·鲍威尔：
但形势迫使领袖放弃旧论点，所以他又一次轻易让步。1941年8月24日苏联犹太人杰出代表赴莫斯科开大会，安排广播电台进行了转播。科学界和文化界活动家呼吁“全世界的犹太兄弟”支援苏联的反法西斯斗争，美国、英国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组织的杰出代表们纷纷响应。
1941年夏天决定在苏联新闻局的主持下成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EAK），副局长之一所罗门·洛佐夫斯基负责监督。1941年9月起米霍尔斯成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和头面人物。EAK旨在对西方国家的公众舆论施加信息影响，促使他们为苏联抗德战争提供政治和物质支持。1943年2月EAK的两位代表——米霍尔斯和费费尔远赴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和英国宣传访问，受到热烈欢迎，除收获意识形态红利之外，还为前线筹集了3280万美元资助。
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犹太人高度活跃、社会流动性大增，当然这仅限那些不在沦陷区和死亡集中营的犹太人。尽管“马林科夫通报”和其他党内密令驱逐了外交部门和特务部门（对外情报部门除外）的犹太干部，但战时几乎未殃及军队和国防部门。弹药人民委员是犹太人万尼科夫，坦克工业人民委员是犹太人萨尔茨曼。犹太人担任大型兵工厂的厂长、新式武器（飞机、坦克、火箭炮）的总设计师，甚至在“原子项目”中身居高位。
在前线，现役军队中的犹太人比例明显高于他们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300万官兵中约有50.1万犹太人（仅根据1939年普查数据，未包括到1941年的人口变化）。战争期间数十名犹太裔军官晋升将军。
到了1945年，苏联军队50.1万犹太人官兵中有305名陆军和海军将官。与之相比，美国军队共有55.6万名犹太人官兵，其中23人是陆军和海军将官。
战争结束后苏联军队的情况迅速变化。举个例子：阿龙·卡尔波诺索夫中将1942-1946年担任副总参谋长（译注：在总参分管组织工作），他的同事什捷缅科将军这样评价他：
战争年代斯大林虽不喜欢卡尔波诺索夫将军，尚可暂忍一时。远东的军事行动结束后，斯大林立即命令将卡尔波诺索夫不仅调离总参谋部，还撵出莫斯科，外放伏尔加军区。斯大林能够为了政治上的便利抑制负面情绪，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很乐意一逞私欲。正如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所罗门·米霍尔斯从一开始就不受斯大林待见，战后立即弃之如敝屣。1948年米霍尔斯被一次秘密行动杀害，伪装成交通事故——遭身份不明的“重型卡车”撞击（国家安全部实施此次行动的材料早已公开），ЕАК也在1949年被杀鸡儆猴般地解散。
伟大卫国战争落幕，冷战接踵而至，昔日盟友转眼变成今日仇敌。在这种情况下，犹太组织不仅显得多余，还被视为“敌人帮凶”。1946-1952年是苏联国家反犹主义政策表现最彻底的时期——犹太人遭受全方位歧视，开始迫害犹太组织和身为苏联犹太文化象征的人士，同时在大众意识中营造犹太人是“公敌”的负面形象，借此吓唬全国百姓。同时，即便在新环境中，国家反犹主义政策也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发展，力度时强时弱，像一艘帆船随风向变化曲折前进。
恐吓性反犹主义及其中断 1946年初，时任苏共中央外事部主任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向其上级：中央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提交了一份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报告，声称其是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委员会暗中宣传犹太民族优越论”），并且勾结国外的破坏组织“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领导层认可他这份报告，一年后苏斯洛夫升任中央书记，但对ЕАК采取的镇压措施却推迟了。
此时的日丹诺夫是政治局仅次于最高领袖的二号人物，自1946年8月起取代马林科夫主持中央组织局会议，兼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苏联新闻局在他的管辖之下（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的保护之下），而ЕАК就挂靠苏联新闻局。更重要的是，此时不仅党的首席意识形态主管，就连最高领袖本人也需要新的、具有威慑力和统一性的思想，其目标是全社会而非针对某个特定民族群体。
这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反对“世界主义”。最初这个术语并没有民族色彩——当时的党内领导人称所有持不同政见者为“世界主义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希望政治体制自由化、苏联亲近民主国家的苏联知识分子。这些“世界主义者”因“对西方的崇拜”而饱受责难。
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一项关于《星星》杂志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谴责其刊登“培养不合乎苏联人民本性的对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奴颜婢膝精神的作品”。谴责“崇拜”确是一种“新”思想，它源自一种被遗忘已久的旧思想——俄罗斯帝国传统的保守主义理论“国家爱国主义”，该理论宣称任何异见都是对祖国的威胁，是外国影响的产物。
回顾俄罗斯历史，从假借外国阴谋吓唬同胞到大规模迫害在地异族人（异教徒）之间往往仅一步之遥，因此政治反动的时代总伴随着反犹主义兴起：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年间就是这种情况。
这种规律也在苏联显现出来，导致官方宣传辞令逐渐将“堕落的知识分子世界主义者”形象与俄罗斯帝国时期形成并在1917年前广泛传播的犹太人刻板印象结合起来，斥其为对俄罗斯人民心怀敌意的“异族”。
据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米哈伊尔·留明的证词，从1947年起该部门就充斥着这种刻板印象，因此全体犹太人都被视为潜伏的“人民公敌”。同年，国家安全部长维克多·阿巴库莫夫报告领袖：揭发了由艺术家米霍尔斯领导、针对领袖本人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随即开始逮捕犹太文化界人士，强迫他们作出不利于米霍尔斯和ЕАК成员的供词。
1948年1月安德烈·日丹诺夫与文化界人士开会，使用了“举目无亲的世界主义者”的表述（译注：英文译为“Rootless cosmopolitan”）。媒体迅速报道，很快家喻户晓，造成一种侮辱性称呼犹太人的民族负面刻板印象，形容他们不爱国甚至背叛苏维埃祖国。
许多迹象表明，早在1948年初政府就已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好对“举目无亲的世界主义者”进行示范性审判，把这些人等同于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活跃分子、“西方走狗”。但突然间，领袖发出“且慢”之信号。1948年1月秘密杀害米霍尔斯，ЕАК成员又继续自由了一年，媒体上不仅反犹主义运动暂停，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销声匿迹……这次意外的“奉命刹车”是因为什么？
第一站：以色列桥头堡 1948年5月17日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以色列国的国家，尽管以色列将犹太复国主义（所有犹太人团结到历史故土上）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尽管列宁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比反犹主义更直接威胁无产阶级组织的发展”，尽管苏联把犹太复国主义视为刑事犯罪。
然而斯大林又一次允许自己忽视意识形态和法律准则，希望苏联能够在以色列这个近东忠实盟友身上获取地缘政治利益。期待在这个由社会主义工党（以色列地工人党）主导的新国家可以成为苏联在近东的战略基地。五月份当阿拉伯联盟对新生国家发动军事进攻时，斯大林果断而明确地谴责了阿拉伯一方。1948年5月30日《真理报》发表前一天由党中央组织局和领袖钦准的社论文章，阐述克里姆林宫对此问题的立场：
斯大林主张犹太人享有民族国家自决权，相当于自己否定自己的理论观点，即缺乏“民族凝聚力”的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他们在苏联也不被视为一个民族，刚刚够上部落水平。
不过在对外政策中，斯大林民族理论的这些微妙之处都被抛却。苏联不仅从外交上支持以色列，还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武器援助，多数是经过苏联专家修复的战利品，包括25架“梅塞施密特”战斗机。这些武器有力支援了以色列捍卫独立。
1948年9月，以色列首任驻苏大使果尔达·梅厄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犹太人的热烈欢迎。同年11月8日莫洛托夫妻子波琳娜·热姆丘任娜（也是今国家杜马议员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的外祖母）在与以色列大使的谈话中说：“愿你们以色列一切顺利。如果你们过得好，那么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也会过得很好”
岂料这次会面令热姆丘任娜突遭横祸 ：1949年1月29日被捕，指控她“同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多年保持联系”。
“举目无亲的世界主义”有了国籍 所以到了1949年1月，反世界主义者的运动重整旗鼓卷土又来，而且变得特别反犹。1月20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负责人兼联共（布）中央委员所罗门·洛佐夫斯基被开除党籍，1月26日与另外11名委员会成员一起被逮捕。
1月28日《真理报》发表社论《论一群反爱国主义的戏剧评论家》，其中一句话很好地表达了文章主题思想：“A.古尔维奇对俄罗斯苏维埃人士的民族性格能有什么认识呢……”这句话其实是1942年亚历山德罗夫对那些“姓奥伊斯特拉赫、吉列尔斯、弗利尔、菲赫滕戈尔茨”的人说的，但这份内部信件当年仅限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阅读，结果1949年1月这种陈腐的反犹主义思想竟通过国家的主要报纸公开宣扬。
社论罗列的“反爱国主义者”多半是拥有明显犹太姓氏的人，但名单末尾一位姓霍罗多夫。几天后联共（布）中央机关报《文化与生活》发文澄清举目无亲的世界主义者名单，在霍罗多夫这个笔名后面加上了此人真实姓氏（梅罗维奇）。此后，莫斯科及各共和国的中央和地方报纸接连发起揭露作家、记者、艺术家、导演等犹太血统人士笔名的运动。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全面迫害开始了，他们不仅被逐出报刊杂志编辑部，还被逐出党和政府的机关、高校、科学院等各种国家机构。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苏联几乎所有企业和机构都是国有的。
那是一段苏联犹太人集体惴惴不安的年月，正如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后来写的，他们预期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哈萨克斯坦，类似克里米亚鞑靼人或苏联德裔人曾经历的那种流放。不仅犹太人，其他苏联公民也没有忘记前些年的审判，能够察觉到战后第一次大型审判迫在眉睫。针对世界主义者骨干进行示范性、恐吓性惩罚已万事俱备：写好了审判剧本，大多数被捕的ЕАК成员在严刑逼供下作出了对自己不利的供述。
媒体以人民的名义要求严惩民族主义间谍。岂料独裁者再次让他最亲近的同僚们目瞪口呆——暂停了反对“举目无亲的世界主义者”的运动，审判推迟三年。也许斯大林有意这样营造他“天才领袖”的形象，凡人无法理解其行为，包括环绕身边的一群廷臣，也就是他常说的“瞎猫”。决策越是茫然费解和神秘莫测，群众就越信赖——“我相信，因为它很荒谬。”(Credo quia absurdum)
第二站：“列宁格勒案” 1949年3月，揭露文学笔名运动开始三个月后出现了该运动告终的迹象。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提到苏联作家联盟总书记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的一个口头秘密通知：在某次与报社编辑的闭门会议上，斯大林表示：“揭露文学笔名是不可以的，这带有反犹主义气息。”为了消除这种气息，执行领袖意愿的人停止公开活动，但反犹主义政策依然存在。关于这一点，爱伦堡写道：“被捕的犹太作家并未获释，被解雇的人也未恢复原职。履历表上标明民族的第五项仍在悄悄发挥作用，粗暴的文章或漫画则不再需要了。”
强调一下：媒体暂停宣传反犹主义，我们认为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领袖将注意力转向另一起政治事件：从1949年中期到1952年夏季，所有的公开宣传都集中在“列宁格勒案”的政治和司法审判上。
此次事件指的是对列宁格勒市、列宁格勒州和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员干部进行的长期分阶段清洗。仅其第一阶段（1949年7月-1950年10月）被国家安全部案卷称为“列宁格勒案”。它可谓是战后最残酷的审判，正是由于该案，1950年恢复了1947年废除的死刑。根据“法庭”判决，214人被定罪，其中69人系主要被告，145人系近亲和远亲，2人开庭前庾死，26人枪毙。
我们认为本案审判的荒谬程度超过战前所有审判。“列宁格勒案”是匆忙且非常草率地捏造出来的，仅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在莫斯科受审的被告——来自列宁格勒的联共（布）中央书记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国家计委主席兼政治局委员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РСФСР部长会议主席米哈伊尔·罗季奥诺夫——被侦查人员合并定为列宁格勒党组织领导人构成的“反党敌对集团”，尽管没有任何指控表明他们之间存在任何联系。第一项指控：“未经党中央批准在列宁格勒举办全联盟批发贸易展览会”，但这根本是罗季奥诺夫的决定；另一项指控：“低估了1949年第一季度国家经济发展计划”，这纯属沃兹涅先斯基的责任；至于说在1948年12月列宁格勒党组织会议上操纵选举结果，即便指控属实，也应该追究原市委第一书记库兹涅佐夫和继任的列宁格勒党员干部，根本怪不到沃兹涅先斯基或罗季奥诺夫头上。
本案受害者的共同点可能仅在于，他们都曾在不同时间、以不同形式支持已故老领导日丹诺夫的一个想法。他们都承认既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РСФСР)有自己的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那么也可以像其他共和国那样设立联共（布）共和国机关，而РСФСР的首都可以是列宁格勒。斯大林不喜欢这个想法，他认为这是“俄罗斯分离主义”甚至“俄罗斯民族主义”。
在起诉书中，这种分离主义被表述为“列宁格勒党组织脱离并对抗联共（布）中央的路线”。如今显而易见，无论公开的或秘密的指控都达不到“叛国”枪决的程度。那么，为什么主要被告竟惨遭极刑严惩呢？显然，本案不仅是斯大林批准的，且是他发动的。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俄联邦总统下属之苏联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委员会主任秘书维克多·瑙莫夫指出：这几年斯大林将党和国家领导体系的重心转移到了国家安全机构。钦定逮捕名单，钦定审讯问题，钦定肉刑逼供的力度。
本文作者推测，“列宁格勒案”之所以交给国家安全部长维克多·阿巴库莫夫侦办，是因为作为苏联镇压总导演的斯大林认为，臆造出来的“俄罗斯分离主义者”应该先于同样臆造出来的ЕАК犹太民族主义者之前枪决。
领袖的最后一“案” “列宁格勒案”尘埃落定，1952年5月重启对ЕАК成员的审判。这次不打算杀鸡给猴看了，安排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大楼内秘密升堂。大多数被告当庭拒绝认罪，但公众无从得知，最后严厉镇压125人，其中23人枪决，20人判处最高刑期（25年），还有6人死于审讯期间。不过这次审判并未带来宣传上的好处，官媒炒作的焦点集中在另一起旨在打击“举目无亲的世界主义者”的案件上，即“医生杀人案”。
斯大林去世前仅两个月（1953年1月），一群著名的莫斯科犹太裔医生（如米隆·沃夫西、鲍里斯·科甘、亚历山大·费尔德曼、亚历山大·格林施泰因、雅科夫·埃廷格等人）被逮捕，并被斯大林划定为示众审判的被告。开庭前克里姆林宫就已经拟好了指控，1953年1月9日经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1月13日《真理报》社论发表。社论和政府公告都强调该“恐怖组织”具有犹太复国主义性质，是由“美国情报机关分支——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招募的。
政府告知公众，敌人指派这伙医生杀手使用错误的治疗手段将党和政府著名人士送入坟墓。如果说对戏剧评论家的批判导致了仇外情绪大炽盛，那么所谓“穿白大褂杀手”的报道引起仇外情绪大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1953年初这种说法成了流行词汇。苏联媒体煽动和广泛传播反犹主义，涉及犹太人的时事小品文——不仅写医生，还写整个民族的丑恶——充斥流行刊物。此类时事小品文最臭名昭著者要数作家阿尔多马茨基写的《日梅林卡的皮尼亚》，发表在1953年3月《鳄鱼》杂志上。“医生案”造成的后果原本可能更加悲惨，但大型示众审判从未开庭——总导演死啦。
关于“可控的不容忍”方案 许多人认为反犹主义是一种仇外心理（犹太恐惧症），但在我们看来，这种评价未必总是成立。无论斯大林本人是否患恐犹症，他的民族政策，包括对犹太人的政策，都不能归结为仇外心理的表现，至少按照社会心理学对这一现象的理解是如此。这里所指的仇外心理是对外来者的非理性、不可控制的恐惧和偏见。
斯大林的反犹主义则截然不同——有理性、受控制、务实阴险。这位独裁者在特定历史时刻操弄这一政治工具，停止或发起反犹运动全由他自己定夺。
这种政策并不专门针对某个特定民族群体，而是意味着可能对任何民族政治团体，包括“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进行镇压。1940-1950年代，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和许多其他民族都遭受了大规模镇压。这些民族的形象在苏联居民的集体意识中被刻意妖魔化。然而并无任何证据表明斯大林对上述民族怀着仇外情感，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情感。正如黑帮电影角色所讲：“这不是私人恩怨，纯属生意。”对独裁者而言这是一桩政治生意，为了这桩生意他可以抛弃任何意识形态原则，遑论道德原则。
另外，上层阶级的政治实用主义不可避免地激活了大众意识中积累的成见和仇外心理。这种情况下，从俄罗斯帝国时期就开始滋生的恐犹症在苏联比在其他国家传播得更快、更广。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国家反犹主义甫一减弱，群众仇犹情绪也随之减弱。从1990年代至今，犹太人已经成为与俄罗斯大多数国民文化距离最小的族群之一。
附录：
摘自1953年1月21日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С.А.戈格利泽上将呈交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Г.М.马林科夫和Л.П.贝利亚的报告：
我报告，1953年1月14日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警员（译注：1949-1953年警察隶属国家安全部）搜查第比利斯市列谢利泽街10号的犹太会堂，结果在会堂地下室窗龛位置发现并没收了砌死在里面的贵重物品如下：
帝制时期铸造的金币价值1250卢布
因查没上述贵重物品而被逮捕者：Б.Б.巴巴拉什维利，1906年生，犹太人，“姆什普洛梅利”生产合作社裁缝兼犹太宗教团体理事会主席；И.М.贾拉什维利，1899年出生，犹太人，“姆什普洛梅利”生产合作社售货员兼该团体出纳员；И.А.巴巴利卡什维利，1899年出生，犹太人；Е.Д.达迪达什维利，1908年出生，犹太人；后两人皆为宗教界人士。
摘自1953年1月23日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С.А.戈格利泽上将呈交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Г.М.马林科夫的报告：
1953年1月16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扎波罗热市警员西登科、科罗特什和街道交通管理队队长科夫利加拘捕了实施流氓行为的“扎波罗热钢铁厂”工人Г.И.瓦尔茨（1924年出生），此人在餐馆内醉酒，高喊反犹口号，并袭击了餐馆经理尤德尔松和女服务员列维茨卡娅，动手殴打。
当警员试图把瓦尔茨塞进摩托车挎斗押送警察局时，后者挣脱了警员的手，跌倒在马路上。
围观公民中有人大叫：“快打护着犹太人的警察”、“快打毒死了日丹诺夫的犹太人”。个别流氓无赖袭击警员，拳脚相加。
由于聚集的公民人数众多（150-200人），临时决定暂不拘捕流氓，稍后再采取行动。
1953年1月17日，流氓行为的煽动者：Г.И.瓦尔茨，党外人士，“扎波罗热钢铁厂”班组长；А.С.西尼亚克，1922年出生，党外人士，曾在扎波罗热州“有色金属贸易总局”分部任工业全权代表；И.Е.西特尼科夫，共青团成员，1930年出生，“扎波罗热钢铁厂”轧板车间操作员；分别被逮捕并追究刑事责任。
摘自1953年4月1日格鲁吉亚犹太信徒向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出的集体呼吁：
在第比利斯市共有4座开放的犹太会堂，全部被查封和抄没。一切祈祷用具和书籍，包括一千年前写成的珍贵宗教书籍均被运走。其中一座最古老的犹太会堂被破坏，祈祷书和法器被当众践踏。
姆格拉泽（译注：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下令清理收藏有珍贵文物的这座犹太会堂，驱逐工作人员、拆毁建筑，他的命令已被执行。姆格拉泽公开宣称犹太人的使命已经完成。从犹太主会堂没收了几十年来捐献积累的钱款，存入储蓄所，存折被投机家拿走……
由于第比利斯犹太会堂的财产被抄没，参与这种可恨暴行的某些人得以将祈祷书和逾越节薄饼搬走并再次售卖，或干脆扔到大街上。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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