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娜·卡瓦利

到1950年，苏联劳改营系统（“古拉格”）关押着五十多万女性——相当于一个州中心城市的人口。对于“政治犯”而言，“女犯营”就像恐怖的镜中世界，她们在此经历了暴力、饥饿、绝望，以及竭力自保的挣扎。幸存者中有一位维拉·普罗霍洛娃，她是莫斯科老字号企业“三山纺织厂”末任厂主伊万·普罗霍洛夫的女儿。

“我没有诬蔑，我只是同情人们”

我第一次看见维拉·伊万诺芙娜，最难以想象的就是她曾是囚犯。她完全不像在劳改营熬过六年的人：矮个子，体型纤弱。九十四岁的维拉·伊万诺芙娜仍在自己位于阿尔巴特巷的斗室教英语课，屋里堆满书籍和圣像，陪伴她的还有一只名唤“尖嗓”的温柔猫咪。

我们每周见面一次。维拉·伊万诺芙娜总会做好准备：精心打扮，把短发烫成小卷，还会买些“曲奇”——她只用英语称呼这种喝茶的小点心。

我们先花一个小时学习单词和语法，之后随意闲聊。我偶然得知维拉·伊万诺芙娜坐过牢是她随口提起的，语气十分平淡。然后她笑了：“在劳改营的时候，我会梦见中学代数课。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木板床上，就松了口气，心想：‘我没在黑板前！’那一刻感觉很幸福。”

1951年8月维拉·普罗霍洛娃被捕时三十三岁。特务抓人的手段可谓“巧妙”，维拉听过这样的故事：某妇女去了郊外别墅，忽然有人通知她必须立刻赶回，她穿着做家务的裙子急忙返城，国安人员早已在家等候。另一位妇女则是在家门口被抓的，她正抱着年幼孩子休息，有人敲门说有一封信请她本人签收，妇女刚踏出门，立即被塞进公务车逮捕。

维拉被捕同样很突然。某天有人打电话给她：“他们找您呢，想邀请您到部里工作”。我一打听，所谓的“部里”竟是内务部，据说他们需要维拉帮助提高英语水平。“很快有个年轻人打来电话。我说：‘您知道，这可是非常神秘又保密的部，而我不擅长保守秘密’。他回答：‘您肯定没问题’。态度相当客气”。

后来才明白，其实没人学英语，所谓面试只是借口。维拉被骗到卢比扬卡，立即逮捕。“有人举报我，说我诬蔑苏维埃政权，根据第58条把我判了最轻刑期十年。批评苏维埃政权。我没签字，我说：‘我没有诬蔑苏联现状，我只是同情人们’”。

“我暗自认定：生命结束了”

维拉被根据《刑法典》第58条“叛国罪”判处十年劳改，押送“奥泽尔拉格”——古拉格群岛的一座“孤岛”。她自嘲刑期是“儿童票”，因为第58条通常判得更重。

古拉格博物馆科研处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塔季扬娜·波良斯卡娅介绍：严格来说，维拉被送去的地方不能叫做“女子劳改营”。古拉格系统并不存在类似现代女子监狱的专门女犯营，每一个劳改营都是由多个营区、营站组成，往往分布在相当广阔的地域。“实际上几乎每个劳改营都有妇女，关在所谓‘女区’。女区异常庞大，往往同时关押数千名妇女，有住宿的板棚、食堂和其他生活设施，与男区之间用铁丝网围栏隔离。男女囚犯仅在外出劳动时有机会碰面”。

除了普通劳改营，还有特别劳改营，“奥泽尔拉格”就属于后者——又称“湖泊劳改营”或“第7特别劳改营”。此类特别劳改营从1948年开始设立，专门关押因政治罪名被判刑的人——比如维拉。

特别劳改营前后设立十二个，而它们的名称，据波良斯卡娅说，“都很美，甚至略带诗意”。除了湖泊劳改营之外，还有“山区”（第2特别劳改营）、“阔叶林”（第3特别劳改营）、“河流”（第6特别劳改营）等。好听的名字实质是掩饰真实用途。

波良斯卡娅继续介绍：“奥泽尔拉格是规模最大的劳改营之一，曾同时关押五万多人。到1951年初共有36843名囚犯，其中女性8351人。特别劳改营实行严格制度，在押人员只能从事最繁重的劳动”。

维拉第一次进入“奥泽尔拉格”，惊叹不已——周围是“壮观的自然美景，森林高耸如穹顶，河流奔涌”。然而哪有闲情欣赏风光呢？抵达营地之后，维拉被编号为АБ294，立刻派出去劳动。维拉感慨地说：“对我而言，劳改营仿佛某种镜中世界，我暗自认定：就这样了，生命结束了”。

“对啊，有我在建不成共产主义”

“奥泽尔拉格”的女囚和男囚一样承担修路、伐木，维拉对发生的一切坦然接受。押送人员有时候批评她干活没干好——伐木她的确不擅长。面对所有批评，维拉总是回答：“对啊，有我在建不成共产主义”。所以，后来没人安排她砍树了，通常只是守着押送人员的火堆添柴。

和维拉同营区的妇女“年龄、民族、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维拉回忆：“营区有吉尔吉斯人、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有些美国女人嫁给我国男人，当然，她们的丈夫被判了间谍罪，她们（美国女人）也一样。总之，来自五湖四海。还有一大群朝鲜姑娘被押来我们这儿。一个德国老太婆，当时七十多了”。

“政治犯”之中也有刑事犯，对后者来说，“变成政治犯”算是“一种消遣”。维拉解释：“她们会耍一个很简单的把戏，在纸上画带胡子的脸，下面写斯大林的姓名和一句脏话，把纸钉在铁锹把上，举着走一圈。立刻就会被抓，以政治条款定罪，转到我们营区来”。

与“政治犯”不同，犯刑事罪的人被认为“社会上更接近”现政权，所以她们通常能得到最轻松、最有油水的岗位：劳动队长、医务室或厨房。

女犯睡两层大通铺，彼此紧挨。夜晚成了“纯粹的折磨”：根本不可能舒服躺着，想翻身就得叫醒身边狱友。

尽管有种种苦难，但在劳改营无人公开谈论将来的生活，因为出去没有未来。维拉回忆：“释放之后会面对什么？还不是同样的西伯利亚。但工作没了，因为前科政治犯几乎不可能找到工作。甚至有人说，在劳改营反而还好些：早上喝稀菜汤，中午一勺粥，晚餐喝鱼汤，起码饿不死”。

看管维拉和其他囚犯的狱卒尤其恼火一些女人仍想保持整洁、体面，他怒吼：“你们不是女人，是败类！谁都不可能活着出去，你们会死在这儿！”

维拉说：“德国女人千方百计改造丑陋、不合身的黑色囚服，用碎玻璃片代替剪刀（因为禁止剪刀）。她们裁出系腰带的小裙子，正是当时流行的样式。营地管理者非常生气。我当然没这么做，狱卒甚至表扬我：‘看，这才是知道好好劳改的女人——而你们不懂！’”

并不是每个狱卒都仅限口头讥讽和奚落。“那时候他们阻止越狱能拿到最高奖赏，实际是：囚犯只要接近写着‘禁止’的标牌十步远，他们就直接开枪击毙，由此获得一个月假期、两倍工资的奖金和一块银表。在我被关押期间，只有一个狱卒真正开枪打死过女囚，他故意让她去标牌外面捡柴火，随即扣动扳机——他太想休假找老婆了”。

事后听说，该狱卒回来上班，竟产生幻觉，看见被他杀害的那个女囚从空中飘来。当时他正站在岗楼上，被“鬼魂”吓得失足跌落，严重受伤，几天后死在医院。

“上帝平等对待我们所有人——赐予囚禁”

某一天，劳改营押来一批“新囚犯”，其中有一位十七岁少女玛雅·乌拉诺夫斯卡娅，她因为参加“革命事业斗争联盟”被判二十五年劳改。按照维拉的说法，他们只是一群“渴望纠正体制内某些错误——纵容暴力和镇压的错误——的年轻人”。

“为此他们读书（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写报告，辩论，试图寻找能够影响当局、改变现状的手段。他们虽然入了迷，可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甚至不曾公开演讲。结果却被军事法庭当作恐怖分子审判”。年轻男成员枪决，女成员分别处以二十五年劳改。“革命事业斗争联盟”的成员几乎都是刚毕业的：最年轻者判决时仅16岁，年纪最大的也不过21岁。

玛雅进了“奥泽尔拉格”，几乎立刻在人群中注意到维拉：身材高挑，头戴男式护耳皮帽，走路一瘸一拐（维拉在押送途中脚冻伤），眼神恍惚疏离。玛雅回忆：“维拉年轻时代是共青团员，曾痛骂自己的资本家祖先，认为正因如此上帝才用囚禁惩罚她。我当时没说什么，但内心惊讶这种逻辑：囚禁怎么会既是惩罚，又是奖赏——平等赐予我们所有！可这并不妨碍我敬佩她极其顺从、温良忍耐囚禁的态度。在我看来，她仿佛基督教殉道者”。

维拉亲切称呼玛雅·乌拉诺夫斯卡娅“玛伊乔克”、“玛伊克”、“玛伊卡”，或者干脆叫她“我在劳改营的女儿”。女犯营的人确实都把维拉视为玛雅的母亲，甚至会有人跑来告状：“你家玛雅说脏话”。维拉就把玛雅叫到身边，严厉警告：“如果你再这样，我不理你了”。玛雅乖乖听命。

玛雅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体格弱，面容稚嫩。她在庭审期间表现镇定，审讯时甚至当面对侦查员说：“我恨你们”。玛雅在劳改营同样坚强，她和维拉一样不认为自己能够活着出去，接受了在“镜中世界”度过余生。

维拉说：“玛伊卡在劳改营试图将自己的道德观念灌输给身边人，也就是：人应当互助、体谅、分享。我记得当时铺铁路，我俩跟着其他营区的囚犯一起干活。囚犯们一致推选我做队长，要挖一条沟。手下谁都不干，只有玛伊卡。玛伊卡站在沟底挥锹挖土，骂那些狱友：‘你们怎么不肯帮忙呢？’”

外头偶尔寄来干面包和糖块，玛雅就坐下，先数数板棚一共几个人，把食品均分。玛雅说：“维拉认为收到包裹就该把一切分给大家，而我的做法不同：有时只跟关系好的朋友分享，有时则分给那些收不到东西的人。我曾把半公斤糖拿给一位德国女人，让她分给伙伴，因为复活节快到了，她们没东西可以庆祝。我奇怪为什么无人来谢我，询问另一位德国女人糖是不是拿到手，结果发现被前一位独吞了”。

“毫不留情惩罚恋爱”

维拉·普罗霍洛娃在劳改营没有任何爱情经历——无论偶然的还是认真的。她被捕前谈过一位名叫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的年轻人，他日后成为著名钢琴家、苏联国家奖得主，而在当时，他只是维拉的“斯维特尼克”。维拉深爱里赫特整整五十七年，直到生命终点，她在劳改营根本无法想象爱别人。与她不同，其他妇女在囚禁岁月确实有恋爱关系。

囚犯之间交朋友不受限制，但谈恋爱是严令禁止的。男人进入女犯营，或女人进入男犯营，都被视为“最严重罪行，给予最严厉惩罚”。

某位出狱者这样回忆：“恋爱会被毫不留情地惩罚：十天单独监禁，不准出工，每日口粮只有三百克面包和水，中午一碗稀菜汤”。尽管惩罚严厉，劳改营的性关系却不受约束——犯人们从未试图对彼此隐瞒。卖淫、强暴，以及在挤满人的板棚内突如其来的欲望，都在囚犯之间习以为常。

有一次，一队女犯到锯木场干活，忽然来了一群男刑事犯，开始粗暴纠缠女人。出狱者描述：“他们随意抓住看中的女人，直接推倒在雪地，或者把她们压在原木堆上。女人们好像早已习惯了，并不反抗。她们的女队长也不干预，仿佛把这当成另一种形式的劳动”。

劳改营的“浪漫故事”鲜少有圆满结果。一位叫塔季扬娜的女犯收到青年男犯萨沙写的字条，他是制鞋作坊小头头，属于“劳改贵族”，也就是掌握些许特权之人。萨沙问她：“咱俩一起过吧，我帮助你”。塔季扬娜拒绝。愤怒的萨沙用铁棍打她一顿，把她送进营区医院，吩咐护士照料。等塔季扬娜康复，只好答应和萨沙同居。她别无选择，害怕二次拒绝会丧命。再后来，萨沙被调到另一个营地，塔季扬娜又“跟了”一名长官。她写道：“我被迫和这个渣滓同居，没有别的出路”。

劳改营女犯区亦有同性伴侣，与男同性恋不同，她们通常公开亲昵。劳改营女同性恋伴侣分别扮演“妻子”和“丈夫”，“丈夫”的黑话叫“眼镜蛇”，大多剪男人发型，还会用男性名自称。对此现象，流传着四句顺口溜：
“哎呀感谢斯大林：
把我变成贵妇人。
我是牡牛也是牝，
既是女人又是男。”

劳改营的镜中世界对大多数“政治犯”来说结束得很突然。那时候维拉已经逐渐适应劳改生活，她和自己的“干女儿”玛雅共同参加演出。有一次，她们在食堂舞台排演《雪姑娘》：维拉饰演沙皇别连捷、玛雅饰演牧女列莉。

两位女性都明白，只有斯大林死了她们才可能重获自由。但在她们看来，斯大林几乎是“永生的”。玛雅回忆：“我渴望并期待着斯大林的死亡。我一直坚信，他死了会带来积极变化。许多人都这样想，但我们每次谈论这个话题，总是以一句话结束：‘格鲁吉亚人寿命长’。我们没指望能活过他”。

斯大林一旦去世，国家开始释放“政治犯”，劳改营管理制度也逐渐放松。现在允许不同劳改营之间通信，可以寄送包裹，板棚门夜晚不锁了。维拉的挚友尤里·纳吉宾一直在社会上为她的重审奔走。最终，维拉获释并平反，回到“莫里斯·多列士”外国语学院上班（译注：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的前身）。

维拉说：“在劳改营，有人告诉我，我可以不把六年囚禁时间算进去，但我拒绝了：怎么能不计算这么多年人生呢？人家又说：‘那好吧，您可以说这些年是在与克格勃合作。’这我就更不能同意了”。

维拉·伊万诺夫娜2013年1月去世，葬礼在莫斯科市中心希夫采夫·伏拉日克巷一座不大的黄色教堂举行。她去世后，我曾想跑一趟昔日的“奥泽尔拉格”，妈妈劝阻我：“你去那儿看什么？那边只有废墟、腐朽和空地。什么都没了，仿佛一切从未存在”。

延伸阅读：

久经关押的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

1935年西伯利亚检察长关于劳改营状况的报告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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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苏联犹太人可怕的五年开始了。1月12日所罗门·米霍埃尔斯遇害，不久之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ЕАК)的成员开始遭到逮捕。但在著名导演横死和ЕАК成员被枪决（1952年）之间，还发生了另一起不幸事件：《团结报》记者米拉·热列兹诺娃之死。

关于杀害米霍埃尔斯和ЕАК成员的始末已经有很多著述。但不知为什么很少提及热列兹诺娃，也许因为她的案件另案处理，未被纳入任何大型审判。

始于1948年之初、随着斯大林逝世而结束的反犹运动的受害者都被逮捕，最终以荒谬且令人厌烦的罪名——叛国、勾结外国情报机构——被镇压。但关键在于，针对热列兹诺娃指控不能完全算是荒谬。她做了一些事——完全合法的事，却被认定为非法。“万民领袖”不敢立刻发起肆无忌惮的反犹运动，热列兹诺娃的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初步试探。

具体而言，米拉·热列兹诺娃只不过是发表了一份犹太裔苏联英雄的名单，整整135位！相对于在伟大卫国战争前线作战的五十万犹太裔战士和军官来说，比例之高令人难以置信。换算一下，等于每十万犹太人中间产生了6.83位苏联英雄。俄罗斯人排名最前：每十万人产生7.66位苏联英雄，名列第三的是乌克兰人：5.88位，以及白俄罗斯人：4.19位。这份名单被欧洲和美国媒体转载，引起热烈反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苏联红军中犹太官兵的固有印象。

根据她女儿娜杰日达·热列兹诺娃-贝尔格森回忆：米拉（米利亚姆）·热列兹诺娃毕业于列宁格勒哲学与文学学院，1934年起在莫斯科担任《文学报》通讯员和《共青团真理报》专栏作家，1942年初被伊利亚·爱伦堡（译注：苏联犹太裔作家、新闻记者）亲自领进《团结报》大门。当年她刚33岁，十分擅长撰写文学和戏剧方面的文章，后来成为该报责任编辑。

米拉·热列兹诺娃于1950年4月被捕（即ЕАК成员被捕一年后），当局指控她泄露军事机密（135人名单）。米拉的丈夫：记者列奥波德·热列兹诺夫设法证明了妻子获得名单之途径完全合法——乃是她向总政治部授奖部门提出查询后获得的答复，但于事无补，他本人反而因“失去警惕性”被单位开除。风华正茂、美丽聪颖的热列兹诺娃1950年11月23日被匆匆枪决，实际上没有与ЕАК的案件合并审理。十三位ЕАК活动家直到1952年8月才被处决，紧接着开始了所谓“医生案”的“侦查”。但另一方面，她的案子又跟所谓“吉斯”汽车厂工程师案有关，惟其如此侦察人员才能证明“吉斯”汽车厂与ЕАК相勾连。

41岁冤死的米拉·热列兹诺娃身后留下女儿娜杰日达，成长为编辑、文学评论家，写了一本书叫《我母亲在二十世纪中期被杀害》。1954年4月，宣判死刑的那位法官签发一纸证明，声称米拉·热列兹诺娃“被判处十年监禁”，1951年10月“因肺炎死于劳改营”。热列兹诺娃所搜集的战争期间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犹太人的数据，至今仍被世界各地历史学家引用，包括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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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米尔·派因
（政治学、历史学博士，俄罗斯国立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学院教授。曾任俄联邦总统民族政策顾问）

苏联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宣布各民族平等，支持民间文化和语言；另一方面，由于同第三帝国的外交关系，犹太人在1930年代末被集体解除政府公职，大规模反犹运动成为战后镇压的一部分。

关于斯大林反犹主义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但我将仅限于分析作为国家政策的斯大林反犹主义的一个特点——实用主义，而这与通常基于非理性情绪的仇外心理不同。德国历史学家列昂尼德·勒克斯指出：消灭犹太人是反犹狂热分子希特勒的绝对优先事项，斯大林则不然，“斯大林首先是一个‘权力技术员’。只要他的独裁统治稳固，他就能够抑制自己的仇恨。”这套实用主义策略很好地解释了领袖对犹太人政策的变化，当然也适用于解释国家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

典型的少数族裔

苏联政府支持犹太民族发展的时期恰好也是支持所有“曾受压迫民族”的时期（1920-1936年）。随后，民族政治的钟摆反方向摆动——本土化政策大收缩，波及国内犹太人口，虽然直接针对此民族的镇压要比被历史学家称为“大恐怖”的时期（1937-1938年）稍晚些。我们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犹太民族区和村苏维埃。俄罗斯帝国的犹太人无权从事农业，根据1917年之前实行的《临时规定》（1882年），犹太人被禁止在农村定居，也禁止在小镇和城市之外的地方购买或租赁不动产和耕地。居住在小镇（犹太居住区）的人口密度变得非常高，因此苏联时期允许到农村定居对犹太人来说是个福音。

1924年苏联政府接受犹太慈善组织“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资助，在赫尔松州建立了第一批犹太社群定居点，1926年又在克里米亚草原地带、在克里沃罗格和扎波罗热附近建立定居点。1927-1930年在这些地区设置犹太民族区，民族区内意第绪语不仅用于家庭交流，也被用于办公和教学。

那几年苏联还成立了波兰裔、德裔、芬兰裔、保加利亚裔等几十个民族区。岂料历经数载艰辛创设，竟一夜之间彻底清算。1937年12月 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清理民族区和村苏维埃》的决议，理由：“许多民族区是人民公敌恶意设立的”。

二，犹太剧院。本土化政策的另一个象征：国营犹太剧院(ГОСЕТ)是全世界首个由国家资助的意第绪语剧院，它的历史始于1919年彼得格勒，1920年迁至莫斯科。苏联人民艺术家和“斯大林奖”获得者所罗门·米霍尔斯担任艺术总监期间(1929–1948)剧院声名鹊起，但就在米霍埃尔斯于1948年被暗杀一年后，莫斯科国营犹太剧院连同苏联各地的犹太剧院——基辅、哈尔科夫、切尔诺夫策、明斯克等——均被国家安全部的特别行动查封。

斯大林的本土化政策当然不是指责他反犹的理由，恰恰相反，推行本土化政策年间犹太裔获得了前所有未的自我实现的机会。社会上涌现出一批犹太人艺术家和作家、人民委员和军队将领、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如此众多的人数和广泛的社会流动机会在俄罗斯帝国肯定没有过。

1937-1938年的镇压也没有体现出反犹主义，因为并不是专门朝着犹太人去的，所以跟1940年代末的镇压不同。当时取消民族区和村苏维埃不分青红皂白，镇压军队将领不分民族，枪毙政治局委员也“一视同仁”：犹太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俄罗斯人布哈林和波斯特舍夫、波兰人柯秀尔和乌克兰人丘巴尔都被打倒了。

所以大多数专家认为，斯大林反犹政策的最初表现是在1939年。

斯大林的新民族政策

1939年5月，为准备与希特勒德国签订条约，斯大林解除了长期负责苏联外交政策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主要原因是他反对苏联亲近德国，支持与之相反的“集体安全”战略——即与西方民主国家组成联盟抵抗希特勒侵略；次要原因是李维诺夫是犹太人，原名梅厄·瓦拉赫，显然不适合与公开奉行狂热反犹政策的纳粹进行谈判。

莫洛托夫接任外交人民委员，后来回忆说：“1939年李维诺夫被撤职，我主管外交事务，斯大林告诉我：‘把犹太人赶出人民委员部’！”

很难讲上述回忆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反映莫洛托夫的言论和个人立场，因为这是作家费利克斯·丘耶夫记录的。即使他正确无误复述了这位苏联政治家的说法，也不足以把莫洛托夫定义为狂热反犹主义者，毕竟人家娶了一位犹太妇女波琳娜·热姆丘任娜。然而依我们看，莫洛托夫当时可能推行了反犹政策，但并非因为他厌恶或喜爱犹太人，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考虑。

重要的是，这位政治局二号人物能够敏锐感受到政治形势变化和“大老板”的情绪波动。莫洛托夫当时多多少少在外交队伍搞清洗，虽然不是最激烈的那种。将近半个世纪后，他在与作家丘耶夫的谈话中自我辩称：“问题在于，犹太人在管理层和大使中占绝对多数。这显然不正常。”柏林也注意到了克里姆林宫对犹太人的态度变化。根据一些出版物的说法，里宾特洛甫从莫斯科返回后报告希特勒，谓苏联领导层已表明决心铲除“犹太人作威作福”，尤其知识分子群体。

与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迫使苏联领导层在1939年开始按民族特征进行干部清洗。令人惊讶的是，对德战争也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相同结果，尽管原因完全不同。

战争头几个月，红军的撤退和溃逃现象促使最高统帅寻找取代国际主义的新意识形态纽带以便动员军队和人民。这个时候任何意识形态限制都无法束缚斯大林——那些常备不懈捍卫真马克思主义的列宁老近卫军反对派已经被击垮，本届政治局将他的任何想法奉为神圣，领袖自己则是完全且极度无原则之人。这位独裁者唯一认可的“神祇”是“革命的合理性”，在这种合理性下，目的永远能证明手段之正当。为了这种合理性，领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立场。

不管怎样，1941年斯大林再次变脸，开始利用那些他不久前刚反对过的思想。如果说本土化政策时期斯大林宣称必须与“大国沙文主义的残余作斗争，此乃大俄罗斯人昔日特权地位的反映”，那么随着战争爆发，他转而依赖大国主义和民族等级原则，后者以俄罗斯民族自居“兄长”和“组织者民族”为核心思想。这便是斯大林的新民族政策，一套针对多数民族的民粹主义和传统性花言巧语。

这些变化早就众所周知，我们简单回顾即可。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在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后首次进行全国广播讲话，使用了对共产主义领导人来说颇不寻常的“兄弟姐妹”一词。1941年11月斯大林在列宁墓顶号召苏联人民不仅要以列宁的形象为激励，还要以“我们伟大祖先的英勇形象”为榜样（类似俄联邦现行宪法中的表述）。1943年这位好战的无神论者恢复莫斯科宗主教区，打开劳改营释放了教会的多位高级神职人员以参加大牧首选举。（译注：吉洪大牧首1925年4月逝世，继任者谢尔吉大牧首1943年9月即位）

1945年5月斯大林发表著名祝酒词，曰：“我首先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因为他们是组成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者”。然而，独裁者很快便显露出他虚伪的亲俄情感，1949年发动“列宁格勒案”，仅仅因为列宁格勒党员提出要比照其他共和国在РСФСР也建立共和国一级的联共（布）党组织机关。

战争年代，极端民粹主义夸口的所谓“建国民族”（这一术语今天已写入俄联邦宪法）被党内官员视为新一轮种族清洗的信号。1942年8月17日，联共（布）中央鼓动和宣传部长格奥尔基·亚历山德罗夫向中央秘书处递交报告，批评某些文化机构中“犹太人占主导地位”，要求进行“大规模清洗”。他写道：
“多年来，党的民族政策在各个艺术领域都被扭曲。艺术委员会管理层和许多俄罗斯艺术机构的负责人充斥着非俄罗斯人（主要是犹太人）。（……）音乐学院没有向学生灌输对俄罗斯音乐和俄罗斯民歌的热爱绝非偶然，我们大多数著名音乐家和歌唱家（奥伊斯特拉赫、Э.吉列尔斯、弗利尔、Л.吉列尔斯、金茨堡、菲赫滕戈尔茨、潘托菲尔-涅切茨卡娅）表演的曲目主要是西欧作曲家的作品。”

亚历山德罗夫建议“制定培养和提拔俄罗斯干部的措施”，并且“现在就对一些艺术机构的领导干部进行部分更新”。吉列尔斯、奥伊斯特拉赫等被宣传部长点名的音乐家诚然未被替换，但创作机构的领导层确实进行了彻底清洗，尽管时值战争年月。而且遭殃的不仅这些人。

1944年秋天，分管组织和干部事务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向全国党组织发出指示文件，当时党内称为“马林科夫通报”。文件列明了不宜任命犹太人担任的职位，同时还限制犹太人进入高等院校。

不过，在战争年代反犹主义只是斯大林这位权势熏天的政治操弄者的众多工具之一，属于一种供党内干部和特务部门“内部使用”的秘密武器。而在需要炫耀和抗议的场合，则高调宣称苏联国家在支援遭受纳粹种族灭绝的犹太人方面起着主导作用。这一宣传方向被用来巩固苏联与西方盟国的联盟。

先跟希特勒签条约，后依靠全世界犹太人的团结

1941年6月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被调回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任副人民委员，兼驻美国大使，具体职责是运用外交手段与盟国建立友好关系。

斯大林也彻底改变了他这方面的言辞，不再用纯粹轻蔑的语气描述“民主”（例如“剥削者的民主”），改口强调同西方民主国家合作的必要性。

斯大林1941年7月31日的讲话说：“苏联为祖国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将与欧洲和美国人民为独立和民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融为一体。”苏联领导层准备依靠世界范围内的犹太人团结，但这跟“伟大导师”的基本教条相矛盾，即犹太人不是一个统一民族/统一族群，他们缺少民族团结。在其主要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斯大林反驳奥地利著名民族理论家奥托·鲍威尔：
“鲍威尔说犹太人是个民族，虽然‘他们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可是，例如格鲁吉亚的、达吉斯坦的、俄国的和美国的犹太人，既然彼此完全隔绝，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并且操着不同的语言，他们还谈得上什么‘共同命运’和民族联系呢？”

但形势迫使领袖放弃旧论点，所以他又一次轻易让步。1941年8月24日苏联犹太人杰出代表赴莫斯科开大会，安排广播电台进行了转播。科学界和文化界活动家呼吁“全世界的犹太兄弟”支援苏联的反法西斯斗争，美国、英国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组织的杰出代表们纷纷响应。

1941年夏天决定在苏联新闻局的主持下成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EAK），副局长之一所罗门·洛佐夫斯基负责监督。1941年9月起米霍尔斯成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和头面人物。EAK旨在对西方国家的公众舆论施加信息影响，促使他们为苏联抗德战争提供政治和物质支持。1943年2月EAK的两位代表——米霍尔斯和费费尔远赴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和英国宣传访问，受到热烈欢迎，除收获意识形态红利之外，还为前线筹集了3280万美元资助。

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犹太人高度活跃、社会流动性大增，当然这仅限那些不在沦陷区和死亡集中营的犹太人。尽管“马林科夫通报”和其他党内密令驱逐了外交部门和特务部门（对外情报部门除外）的犹太干部，但战时几乎未殃及军队和国防部门。弹药人民委员是犹太人万尼科夫，坦克工业人民委员是犹太人萨尔茨曼。犹太人担任大型兵工厂的厂长、新式武器（飞机、坦克、火箭炮）的总设计师，甚至在“原子项目”中身居高位。

在前线，现役军队中的犹太人比例明显高于他们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300万官兵中约有50.1万犹太人（仅根据1939年普查数据，未包括到1941年的人口变化）。战争期间数十名犹太裔军官晋升将军。

到了1945年，苏联军队50.1万犹太人官兵中有305名陆军和海军将官。与之相比，美国军队共有55.6万名犹太人官兵，其中23人是陆军和海军将官。

战争结束后苏联军队的情况迅速变化。举个例子：阿龙·卡尔波诺索夫中将1942-1946年担任副总参谋长（译注：在总参分管组织工作），他的同事什捷缅科将军这样评价他：
“他是一个真正的总参谋部官员——聪明、非常勤奋且执行力强，彬彬有礼但立场坚定。（……）然而最高领袖很不喜欢他。我们多次从А.И.安东诺夫（译注：1945-1946总参谋长）那里听到斯大林对卡尔波诺索夫的贬损评价，尽管斯大林知道此人的工作无可挑剔。”

战争年代斯大林虽不喜欢卡尔波诺索夫将军，尚可暂忍一时。远东的军事行动结束后，斯大林立即命令将卡尔波诺索夫不仅调离总参谋部，还撵出莫斯科，外放伏尔加军区。斯大林能够为了政治上的便利抑制负面情绪，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很乐意一逞私欲。正如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所罗门·米霍尔斯从一开始就不受斯大林待见，战后立即弃之如敝屣。1948年米霍尔斯被一次秘密行动杀害，伪装成交通事故——遭身份不明的“重型卡车”撞击（国家安全部实施此次行动的材料早已公开），ЕАК也在1949年被杀鸡儆猴般地解散。

伟大卫国战争落幕，冷战接踵而至，昔日盟友转眼变成今日仇敌。在这种情况下，犹太组织不仅显得多余，还被视为“敌人帮凶”。1946-1952年是苏联国家反犹主义政策表现最彻底的时期——犹太人遭受全方位歧视，开始迫害犹太组织和身为苏联犹太文化象征的人士，同时在大众意识中营造犹太人是“公敌”的负面形象，借此吓唬全国百姓。同时，即便在新环境中，国家反犹主义政策也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发展，力度时强时弱，像一艘帆船随风向变化曲折前进。

恐吓性反犹主义及其中断

1946年初，时任苏共中央外事部主任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向其上级：中央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提交了一份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报告，声称其是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委员会暗中宣传犹太民族优越论”），并且勾结国外的破坏组织“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领导层认可他这份报告，一年后苏斯洛夫升任中央书记，但对ЕАК采取的镇压措施却推迟了。

此时的日丹诺夫是政治局仅次于最高领袖的二号人物，自1946年8月起取代马林科夫主持中央组织局会议，兼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苏联新闻局在他的管辖之下（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的保护之下），而ЕАК就挂靠苏联新闻局。更重要的是，此时不仅党的首席意识形态主管，就连最高领袖本人也需要新的、具有威慑力和统一性的思想，其目标是全社会而非针对某个特定民族群体。

这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反对“世界主义”。最初这个术语并没有民族色彩——当时的党内领导人称所有持不同政见者为“世界主义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希望政治体制自由化、苏联亲近民主国家的苏联知识分子。这些“世界主义者”因“对西方的崇拜”而饱受责难。

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一项关于《星星》杂志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谴责其刊登“培养不合乎苏联人民本性的对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奴颜婢膝精神的作品”。谴责“崇拜”确是一种“新”思想，它源自一种被遗忘已久的旧思想——俄罗斯帝国传统的保守主义理论“国家爱国主义”，该理论宣称任何异见都是对祖国的威胁，是外国影响的产物。

回顾俄罗斯历史，从假借外国阴谋吓唬同胞到大规模迫害在地异族人（异教徒）之间往往仅一步之遥，因此政治反动的时代总伴随着反犹主义兴起：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年间就是这种情况。

这种规律也在苏联显现出来，导致官方宣传辞令逐渐将“堕落的知识分子世界主义者”形象与俄罗斯帝国时期形成并在1917年前广泛传播的犹太人刻板印象结合起来，斥其为对俄罗斯人民心怀敌意的“异族”。

据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米哈伊尔·留明的证词，从1947年起该部门就充斥着这种刻板印象，因此全体犹太人都被视为潜伏的“人民公敌”。同年，国家安全部长维克多·阿巴库莫夫报告领袖：揭发了由艺术家米霍尔斯领导、针对领袖本人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随即开始逮捕犹太文化界人士，强迫他们作出不利于米霍尔斯和ЕАК成员的供词。

1948年1月安德烈·日丹诺夫与文化界人士开会，使用了“举目无亲的世界主义者”的表述（译注：英文译为“Rootless cosmopolitan”）。媒体迅速报道，很快家喻户晓，造成一种侮辱性称呼犹太人的民族负面刻板印象，形容他们不爱国甚至背叛苏维埃祖国。

许多迹象表明，早在1948年初政府就已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好对“举目无亲的世界主义者”进行示范性审判，把这些人等同于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活跃分子、“西方走狗”。但突然间，领袖发出“且慢”之信号。1948年1月秘密杀害米霍尔斯，ЕАК成员又继续自由了一年，媒体上不仅反犹主义运动暂停，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销声匿迹……这次意外的“奉命刹车”是因为什么？

第一站：以色列桥头堡

1948年5月17日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以色列国的国家，尽管以色列将犹太复国主义（所有犹太人团结到历史故土上）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尽管列宁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比反犹主义更直接威胁无产阶级组织的发展”，尽管苏联把犹太复国主义视为刑事犯罪。

然而斯大林又一次允许自己忽视意识形态和法律准则，希望苏联能够在以色列这个近东忠实盟友身上获取地缘政治利益。期待在这个由社会主义工党（以色列地工人党）主导的新国家可以成为苏联在近东的战略基地。五月份当阿拉伯联盟对新生国家发动军事进攻时，斯大林果断而明确地谴责了阿拉伯一方。1948年5月30日《真理报》发表前一天由党中央组织局和领袖钦准的社论文章，阐述克里姆林宫对此问题的立场：
“必须明确指出，阿拉伯人对年轻的以色列国进行战争，并不是在为自己的民族利益或独立而战，实际是在反对犹太人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尽管苏联人民对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充满同情，但谴责针对以色列的侵略政策。”

斯大林主张犹太人享有民族国家自决权，相当于自己否定自己的理论观点，即缺乏“民族凝聚力”的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他们在苏联也不被视为一个民族，刚刚够上部落水平。

不过在对外政策中，斯大林民族理论的这些微妙之处都被抛却。苏联不仅从外交上支持以色列，还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武器援助，多数是经过苏联专家修复的战利品，包括25架“梅塞施密特”战斗机。这些武器有力支援了以色列捍卫独立。

1948年9月，以色列首任驻苏大使果尔达·梅厄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犹太人的热烈欢迎。同年11月8日莫洛托夫妻子波琳娜·热姆丘任娜（也是今国家杜马议员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的外祖母）在与以色列大使的谈话中说：“愿你们以色列一切顺利。如果你们过得好，那么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也会过得很好”

岂料这次会面令热姆丘任娜突遭横祸：1949年1月29日被捕，指控她“同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多年保持联系”。

“举目无亲的世界主义”有了国籍

所以到了1949年1月，反世界主义者的运动重整旗鼓卷土又来，而且变得特别反犹。1月20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负责人兼联共（布）中央委员所罗门·洛佐夫斯基被开除党籍，1月26日与另外11名委员会成员一起被逮捕。

1月28日《真理报》发表社论《论一群反爱国主义的戏剧评论家》，其中一句话很好地表达了文章主题思想：“A.古尔维奇对俄罗斯苏维埃人士的民族性格能有什么认识呢……”这句话其实是1942年亚历山德罗夫对那些“姓奥伊斯特拉赫、吉列尔斯、弗利尔、菲赫滕戈尔茨”的人说的，但这份内部信件当年仅限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阅读，结果1949年1月这种陈腐的反犹主义思想竟通过国家的主要报纸公开宣扬。
（译注：阿布拉姆·古尔维奇，苏联文学评论家、戏剧评论家，作家联盟会员，国际象棋棋谜创作高手）

社论罗列的“反爱国主义者”多半是拥有明显犹太姓氏的人，但名单末尾一位姓霍罗多夫。几天后联共（布）中央机关报《文化与生活》发文澄清举目无亲的世界主义者名单，在霍罗多夫这个笔名后面加上了此人真实姓氏（梅罗维奇）。此后，莫斯科及各共和国的中央和地方报纸接连发起揭露作家、记者、艺术家、导演等犹太血统人士笔名的运动。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全面迫害开始了，他们不仅被逐出报刊杂志编辑部，还被逐出党和政府的机关、高校、科学院等各种国家机构。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苏联几乎所有企业和机构都是国有的。

那是一段苏联犹太人集体惴惴不安的年月，正如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后来写的，他们预期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哈萨克斯坦，类似克里米亚鞑靼人或苏联德裔人曾经历的那种流放。不仅犹太人，其他苏联公民也没有忘记前些年的审判，能够察觉到战后第一次大型审判迫在眉睫。针对世界主义者骨干进行示范性、恐吓性惩罚已万事俱备：写好了审判剧本，大多数被捕的ЕАК成员在严刑逼供下作出了对自己不利的供述。

媒体以人民的名义要求严惩民族主义间谍。岂料独裁者再次让他最亲近的同僚们目瞪口呆——暂停了反对“举目无亲的世界主义者”的运动，审判推迟三年。也许斯大林有意这样营造他“天才领袖”的形象，凡人无法理解其行为，包括环绕身边的一群廷臣，也就是他常说的“瞎猫”。决策越是茫然费解和神秘莫测，群众就越信赖——“我相信，因为它很荒谬。”(Credo quia absurdum)

第二站：“列宁格勒案”

1949年3月，揭露文学笔名运动开始三个月后出现了该运动告终的迹象。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提到苏联作家联盟总书记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的一个口头秘密通知：在某次与报社编辑的闭门会议上，斯大林表示：“揭露文学笔名是不可以的，这带有反犹主义气息。”为了消除这种气息，执行领袖意愿的人停止公开活动，但反犹主义政策依然存在。关于这一点，爱伦堡写道：“被捕的犹太作家并未获释，被解雇的人也未恢复原职。履历表上标明民族的第五项仍在悄悄发挥作用，粗暴的文章或漫画则不再需要了。”

强调一下：媒体暂停宣传反犹主义，我们认为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领袖将注意力转向另一起政治事件：从1949年中期到1952年夏季，所有的公开宣传都集中在“列宁格勒案”的政治和司法审判上。

此次事件指的是对列宁格勒市、列宁格勒州和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员干部进行的长期分阶段清洗。仅其第一阶段（1949年7月-1950年10月）被国家安全部案卷称为“列宁格勒案”。它可谓是战后最残酷的审判，正是由于该案，1950年恢复了1947年废除的死刑。根据“法庭”判决，214人被定罪，其中69人系主要被告，145人系近亲和远亲，2人开庭前庾死，26人枪毙。

我们认为本案审判的荒谬程度超过战前所有审判。“列宁格勒案”是匆忙且非常草率地捏造出来的，仅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在莫斯科受审的被告——来自列宁格勒的联共（布）中央书记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国家计委主席兼政治局委员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РСФСР部长会议主席米哈伊尔·罗季奥诺夫——被侦查人员合并定为列宁格勒党组织领导人构成的“反党敌对集团”，尽管没有任何指控表明他们之间存在任何联系。第一项指控：“未经党中央批准在列宁格勒举办全联盟批发贸易展览会”，但这根本是罗季奥诺夫的决定；另一项指控：“低估了1949年第一季度国家经济发展计划”，这纯属沃兹涅先斯基的责任；至于说在1948年12月列宁格勒党组织会议上操纵选举结果，即便指控属实，也应该追究原市委第一书记库兹涅佐夫和继任的列宁格勒党员干部，根本怪不到沃兹涅先斯基或罗季奥诺夫头上。

本案受害者的共同点可能仅在于，他们都曾在不同时间、以不同形式支持已故老领导日丹诺夫的一个想法。他们都承认既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РСФСР)有自己的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那么也可以像其他共和国那样设立联共（布）共和国机关，而РСФСР的首都可以是列宁格勒。斯大林不喜欢这个想法，他认为这是“俄罗斯分离主义”甚至“俄罗斯民族主义”。

在起诉书中，这种分离主义被表述为“列宁格勒党组织脱离并对抗联共（布）中央的路线”。如今显而易见，无论公开的或秘密的指控都达不到“叛国”枪决的程度。那么，为什么主要被告竟惨遭极刑严惩呢？显然，本案不仅是斯大林批准的，且是他发动的。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俄联邦总统下属之苏联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委员会主任秘书维克多·瑙莫夫指出：这几年斯大林将党和国家领导体系的重心转移到了国家安全机构。钦定逮捕名单，钦定审讯问题，钦定肉刑逼供的力度。

本文作者推测，“列宁格勒案”之所以交给国家安全部长维克多·阿巴库莫夫侦办，是因为作为苏联镇压总导演的斯大林认为，臆造出来的“俄罗斯分离主义者”应该先于同样臆造出来的ЕАК犹太民族主义者之前枪决。

领袖的最后一“案”

“列宁格勒案”尘埃落定，1952年5月重启对ЕАК成员的审判。这次不打算杀鸡给猴看了，安排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大楼内秘密升堂。大多数被告当庭拒绝认罪，但公众无从得知，最后严厉镇压125人，其中23人枪决，20人判处最高刑期（25年），还有6人死于审讯期间。不过这次审判并未带来宣传上的好处，官媒炒作的焦点集中在另一起旨在打击“举目无亲的世界主义者”的案件上，即“医生杀人案”。

斯大林去世前仅两个月（1953年1月），一群著名的莫斯科犹太裔医生（如米隆·沃夫西、鲍里斯·科甘、亚历山大·费尔德曼、亚历山大·格林施泰因、雅科夫·埃廷格等人）被逮捕，并被斯大林划定为示众审判的被告。开庭前克里姆林宫就已经拟好了指控，1953年1月9日经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1月13日《真理报》社论发表。社论和政府公告都强调该“恐怖组织”具有犹太复国主义性质，是由“美国情报机关分支——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招募的。

政府告知公众，敌人指派这伙医生杀手使用错误的治疗手段将党和政府著名人士送入坟墓。如果说对戏剧评论家的批判导致了仇外情绪大炽盛，那么所谓“穿白大褂杀手”的报道引起仇外情绪大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1953年初这种说法成了流行词汇。苏联媒体煽动和广泛传播反犹主义，涉及犹太人的时事小品文——不仅写医生，还写整个民族的丑恶——充斥流行刊物。此类时事小品文最臭名昭著者要数作家阿尔多马茨基写的《日梅林卡的皮尼亚》，发表在1953年3月《鳄鱼》杂志上。“医生案”造成的后果原本可能更加悲惨，但大型示众审判从未开庭——总导演死啦。

关于“可控的不容忍”方案

许多人认为反犹主义是一种仇外心理（犹太恐惧症），但在我们看来，这种评价未必总是成立。无论斯大林本人是否患恐犹症，他的民族政策，包括对犹太人的政策，都不能归结为仇外心理的表现，至少按照社会心理学对这一现象的理解是如此。这里所指的仇外心理是对外来者的非理性、不可控制的恐惧和偏见。

斯大林的反犹主义则截然不同——有理性、受控制、务实阴险。这位独裁者在特定历史时刻操弄这一政治工具，停止或发起反犹运动全由他自己定夺。

这种政策并不专门针对某个特定民族群体，而是意味着可能对任何民族政治团体，包括“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进行镇压。1940-1950年代，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和许多其他民族都遭受了大规模镇压。这些民族的形象在苏联居民的集体意识中被刻意妖魔化。然而并无任何证据表明斯大林对上述民族怀着仇外情感，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情感。正如黑帮电影角色所讲：“这不是私人恩怨，纯属生意。”对独裁者而言这是一桩政治生意，为了这桩生意他可以抛弃任何意识形态原则，遑论道德原则。

另外，上层阶级的政治实用主义不可避免地激活了大众意识中积累的成见和仇外心理。这种情况下，从俄罗斯帝国时期就开始滋生的恐犹症在苏联比在其他国家传播得更快、更广。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国家反犹主义甫一减弱，群众仇犹情绪也随之减弱。从1990年代至今，犹太人已经成为与俄罗斯大多数国民文化距离最小的族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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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摘自1953年1月21日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С.А.戈格利泽上将呈交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Г.М.马林科夫和Л.П.贝利亚的报告：

我报告，1953年1月14日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警员（译注：1949-1953年警察隶属国家安全部）搜查第比利斯市列谢利泽街10号的犹太会堂，结果在会堂地下室窗龛位置发现并没收了砌死在里面的贵重物品如下：

帝制时期铸造的金币价值1250卢布
土耳其里拉金币6枚
金锭900克
金女表1块
金手镯和项链2件
24份不记名存折合计存款245000卢布
苏维埃纸币（译注：1924年之前流通使用）8535卢布
各种国债券，包括3%的，金额4425卢布
银币和铜币5.1千克

因查没上述贵重物品而被逮捕者：Б.Б.巴巴拉什维利，1906年生，犹太人，“姆什普洛梅利”生产合作社裁缝兼犹太宗教团体理事会主席；И.М.贾拉什维利，1899年出生，犹太人，“姆什普洛梅利”生产合作社售货员兼该团体出纳员；И.А.巴巴利卡什维利，1899年出生，犹太人；Е.Д.达迪达什维利，1908年出生，犹太人；后两人皆为宗教界人士。

摘自1953年1月23日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С.А.戈格利泽上将呈交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Г.М.马林科夫的报告：

1953年1月16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扎波罗热市警员西登科、科罗特什和街道交通管理队队长科夫利加拘捕了实施流氓行为的“扎波罗热钢铁厂”工人Г.И.瓦尔茨（1924年出生），此人在餐馆内醉酒，高喊反犹口号，并袭击了餐馆经理尤德尔松和女服务员列维茨卡娅，动手殴打。

当警员试图把瓦尔茨塞进摩托车挎斗押送警察局时，后者挣脱了警员的手，跌倒在马路上。

围观公民中有人大叫：“快打护着犹太人的警察”、“快打毒死了日丹诺夫的犹太人”。个别流氓无赖袭击警员，拳脚相加。

由于聚集的公民人数众多（150-200人），临时决定暂不拘捕流氓，稍后再采取行动。

1953年1月17日，流氓行为的煽动者：Г.И.瓦尔茨，党外人士，“扎波罗热钢铁厂”班组长；А.С.西尼亚克，1922年出生，党外人士，曾在扎波罗热州“有色金属贸易总局”分部任工业全权代表；И.Е.西特尼科夫，共青团成员，1930年出生，“扎波罗热钢铁厂”轧板车间操作员；分别被逮捕并追究刑事责任。

摘自1953年4月1日格鲁吉亚犹太信徒向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出的集体呼吁：

在第比利斯市共有4座开放的犹太会堂，全部被查封和抄没。一切祈祷用具和书籍，包括一千年前写成的珍贵宗教书籍均被运走。其中一座最古老的犹太会堂被破坏，祈祷书和法器被当众践踏。

姆格拉泽（译注：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下令清理收藏有珍贵文物的这座犹太会堂，驱逐工作人员、拆毁建筑，他的命令已被执行。姆格拉泽公开宣称犹太人的使命已经完成。从犹太主会堂没收了几十年来捐献积累的钱款，存入储蓄所，存折被投机家拿走……

由于第比利斯犹太会堂的财产被抄没，参与这种可恨暴行的某些人得以将祈祷书和逾越节薄饼搬走并再次售卖，或干脆扔到大街上。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延伸阅读：

苏联政府对罗姆人的斗争

远赴苏联的维吾尔移民及后人

奥列格·苏维尼洛夫上校(1917 – 1999)是苏联和俄罗斯军事历史学家，史学博士(1978)，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名誉院士(1993)，俄联邦军事科学院院士(1994)。以下数字引自他的著作《1937：红军的悲剧》：

1937-1941.6被消灭的工农红军团级指挥员：
在役总人数(1936)：2693。逮捕镇压478，其中枪毙379，庾死22，自杀3，出狱74。

1936-1941年被消灭的工农红军旅级指挥员：
在役总人数(1936)：877。逮捕镇压478，其中：枪毙373，庾死35，自杀4，出狱66.

1937-1941年被消灭的工农红军师级指挥员：
在役总人数(1936)：352。逮捕镇压293，其中：枪毙222，庾死18，自杀2，出狱51.

1937-1941年被消灭的工农红军军级指挥员：
在役总人数(1936)：85。逮捕镇压：108，其中：枪毙88，庾死7，自杀2，出狱11.

1937-1940年被消灭的工农红军最高级指挥员（集团军司令员/元帅）：
在役总人数(1936)：41。逮捕镇压：46，其中：枪毙41，庾死2，自杀2，出狱1。
（1936年工农红军最高级指挥员41人，大战前夕和头几个月枪毙的正好也是41人。谢尔盖·加米涅夫病死，谢苗·布琼尼、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列夫·加列尔、瓦西里·乌尔里希、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幸免。1937-1939年戴“四菱章”的扬·别尔金、米哈伊尔·韦利卡诺夫、格里戈利·基列耶夫、彼得·斯米尔诺夫-斯威特洛夫斯基、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瑙姆·罗佐夫斯基枪毙。陆军和海军最高级指挥员屠戮净尽。）

1936-1941年被消灭的工农红军高级政治人员（旅级-元帅）：
旅级-元帅在役总人数(1936)：1355。逮捕镇压：932，其中枪毙729，庾死63，自杀10，出狱130。

注：
1.在役军官总数是截止1936年的数字，而被逮捕数是1936-1940年的数字。由于此期间提拔任命了新的军官接替死亡的，他们又被逮捕，而且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多次，因此受害者数超过1936年人数。例如1936年军级指挥员共85人，至1940年逮捕镇压108人。
2.未统计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委员会和其他非司法机关定罪的中级和高级指挥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1937-1938年，指挥员尤其最高级指挥员被判有罪后立即执行枪决的比例非常高。

根据苏维尼洛夫书中的数据，得知1936-1940年被判所谓“反革命罪”的军人共20668人，包括：
高级和中级军官：3682人，
低级军官：3342人，
士兵：13644人。

两次“苏联英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生前接受康斯坦丁·西蒙诺夫采访时表示：“对于三七年、三八年给军队造成的后果，我还能讲什么呢？您说若没有三七年就没有四一年的失败。要我说啊，没有三七年，四一年可能不会发生战争。希特勒之所以决定四一年开战，很大程度上基于对我军干部损失情况的评估。这么说吧，霍津三九年离开列宁格勒军区，梅列茨科夫接他的班，我是军委成员，当时好几个师的师长是大尉，因为高级军官都被抓了”。（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我们这代人的目光》）

两次“苏联英雄”科涅夫元帅表示：“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三七年、三八年，那么四一年的时候不仅军队，整个党和国家的力量肯定要强大得多”。（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与苏联元帅И.С.科涅夫的谈话》）

“苏联英雄”、传奇指挥员亚历山大·格尔巴托夫说：“……那么多忠诚、负责的各专业人士被捕，实乃整个国家的灾难。考虑到战争无可避免且迫在眉睫，我想，刚刚被提拔到高位的、经验欠缺的新指挥员怎么样带兵打仗啊？……毕竟，如果让原先的营长指挥师，原先的团长指挥军，而集团军和舰队交给师长或副师长……将会有多少不必要的伤亡和失败呀！国家不得不经受这一切！”（亚历山大·格尔巴托夫《岁月和战争》）

工农红军“首席破坏专家”伊利亚·斯塔利诺夫自称“希特勒的仇敌”，说：“1937-1938年的镇压给国家造成毁灭性打击，影响了战争进程…… 镇压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红军许多部队、单位，兵团、军团，说得难听点儿，都是由未经训练之人指挥的”（伊利亚·斯塔利诺夫《破坏者文集》）

“苏联英雄”西蒙·伊万诺夫写道：“军队实际被斩首了。你自己判断吧。1935年9月22日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在红军中实行个人军衔制，授予苏联元帅称号5人、一级集团军司令5人、二级集团军司令10人、兵团司令67人、师长186人、旅长397人、团长456人。政治人员优秀代表：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委16人、军、师和旅政委128人。海军一级和二级舰队司令8人。到了1937-1938年，这些‘优秀代表’大部分被宣布为人民公敌……约1300名高级指挥员只剩350人……全部16个军区、5个舰队、33个军、76个师、291个团、12个航空兵师无人指挥”。

尼古拉·沃洛诺夫谈1937-1938年干部政策：“军队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指挥员对自己的活动没底气，任何下属都可以随时对他在党的路线上、特别机关的路线上的任何举措指手画脚，跑去找政治指导员或政委告状，而指挥员本人根本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被立即处理。很多‘机灵鬼’巧妙利用这点，旁敲侧击、上蹿下跳，成为积极分子，本职工作一点儿不做”。

1957年苏联国防部长格奥尔基·朱可夫在一次军事科学会议上发言：“1937-1939年间我们的干部情况特别不利，从军区司令员到师长包括团长，因为被捕频频换人……希特勒的情报机关巧妙利用斯大林的过度猜疑，使我军干部在战前被毫无道理地杀害。苏联武装力量实际上被斩首了，所以部队参战时没有经验丰富的方面军司令员、军司令员、师长和团长。大家知道波罗的海方面军司令库兹涅佐夫是学院教师，早年只带过一个团。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曾指挥过机械化团和坦克旅。西南方面军的基尔波诺斯只会管学校”。

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员、兵团司令尼古拉·古比雪夫（瓦列里安·古比雪夫弟弟）在1937年11月21日-27日举行的军委会议上的发言：
古比雪夫：我们军区严重失血。
伏罗希洛夫：不比其他军区严重。
古比雪夫：我把事实告诉你们。如今我们三个师由大尉指挥。但这不是军衔的问题，关键在于，人民委员同志，比如说亚美尼亚师的师长是个大尉，他以前不仅没指挥过团，也没指挥过营，只带过一个炮兵连。
伏罗希洛夫：那为什么任命他？
古比雪夫：为什么任命他？我向您保证，人民委员同志，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我们有个少校是阿塞拜疆师师长，以前从未指挥过团或营，在学校教了六年书。格鲁吉亚师的贾巴希泽做过两年连长，他怎么能胜任师长呢？

尼古拉·古比雪夫1938年2月被捕，同年8月枪决。

德军将领谈及工农红军大规模镇压，如威廉·凯特尔元帅说：“希特勒经常基于一点考虑问题，即：斯大林1937年消灭了整个第一梯队的高级军事长官，取而代之者缺乏能人。”后来升为元帅的费多尔·冯·博克则说：“俄罗斯军队不能被视为一支军事力量，因为血腥镇压损害了它的精神，使其变为怠惰机器”。德国陆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亦有类似结论，1941年5月他听取驻苏联武官克雷布斯的汇报，写日记曰：“俄罗斯军官队伍十分糟糕，给人留下悲惨印象。比1933年差远了。俄罗斯需要二十年时间才能让军官队伍恢复到原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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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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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莉加·列别杜什金娜

……倘若被人发现您逮捕殴打了斯大林，尽管不是那个斯大林，甚至不是他爸爸，只是随便一个斯大林。天爷，我真不知道您的下场会如何啊！
——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

苏联人曾高唱“永世不忘列宁名”，奉“斯大林的宝姓”如神灵。而对另一部分人而言，领袖的化名是他们一出生就使用的姓氏。那么这俩姓氏究竟是人生道路的助力，抑或是阻碍呢？

真名和化名

首先，“列宁”和“斯大林”早就被公认为领袖的真实姓氏，尽管无人否认此二位起初叫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和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滑稽的是，反对“世界主义”时期最热衷揭露别人化名的积极分子被斯大林亲自制止，他们刚开始不明白自己错哪儿了，直到发现斯大林原本不是“斯大林”，吓得几乎昏死过去。

还记得《士兵伊万·琼金的人生和非凡历险》吗？鞋匠莫伊谢·所罗莫诺维奇·斯大林被捕，押至НКВД大尉米利亚加面前，大尉惊恐地想起斯大林同志似乎与父亲不同姓，究竟姓什么却回忆不起来了！

玩笑归玩笑，但长久以来有一种说法：约瑟夫·朱加什维利的化名“斯大林”并非产生于西伯利亚流放期间，而是借用了古代诗人绍塔·鲁斯塔韦利长诗《豹皮骑士》俄文译者“叶夫根尼·斯捷凡诺维奇·斯大林斯基”的姓氏——传说此人是被流放高加索的波兰军官之子（母亲是格鲁吉亚人），出版为业，持自由主义立场。显然，领袖的宝姓绝不能跟这种人扯上关系，所以该书从苏联图书馆消失。过了一段年月，确切说是1937年，《豹皮骑士》新译本问世，译者叫尼古拉·扎博洛茨基，一年后锒铛沦落“古拉格”……

所以米利亚加大尉违背常识，误信被捕者系“斯大林同志父亲”的说法也就不奇怪了。甚至在执念消失后听从老犹太人的忠告把人放走，因为逮捕和殴打“随便哪个斯大林”都不安全。

被镇压的列宁

目前已知的政治镇压受害者名单上共发现22个姓列宁之人。生于1868年、家住乌斯季谢索利斯克市的地方自治会代表兼太平会主席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列宁1918年9月24日被革命法庭判处枪决，他是“纪念”组织数据库记载的第一个被杀的“列宁”。另外几位如1869年出生、家住斯大林斯克的养猪户费奥多尔·安德烈耶维奇·列宁，因触犯《刑法》58条几乎全部条款于1938年枪决；年仅十九岁、家住车里雅宾斯克的杂工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列宁，因触犯58-10条于1937年8月枪决……

个别幸运者设法逃脱死亡，例如1896年出生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市飞行员初级学校助理叶夫多基姆·叶菲莫维奇·列宁，1938年因叛国罪(58-1а)和怠工破坏罪(58-7)被捕，1939年5月15日获释！更不可思议的是，巴尔瑙尔残疾人之家总务主任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列宁被指控触犯58-2、58-7、58-10、58-11条，涉嫌反苏武装叛乱、阴谋夺取部分苏联领土、反苏煽动宣传等，理应枪毙。然而阿尔泰边疆区法院展现出真正的苏维埃人道主义，1938年10月26日判处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十五年监禁、剥夺公民权三年。别叫，奇迹还在后面：“1939年6月17日阿尔泰边疆区法院根据《刑法》58-2、58-10、58-11条，以无法证明指控为由中止此案，原判触犯《刑法》58-7条改为犯《刑法》116-2条。1939年8月3日阿尔泰边疆区法院认为指控被告触犯《刑法》116-2条缺乏犯罪事实，平反恢复名誉”。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起案件都发生在叶若夫被捕后、大恐怖机器短暂减速时期。

至于名单上其他姓列宁者，也受到了ОГПУ/НКВД机关的“宽大”（如果能这样讲的话）处理：有的被打成“富农”，有的被剥夺选举权，有的被判缓刑。“宽大”的原因似乎可以解释为案件发生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大恐怖机器刚开始运转，流血较少。

但也不排除存在某种法律之外的考虑，就好像另一位米利亚加大尉寻思：岂能在领袖的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以叛国罪名枪毙一个“列宁”呢？哪怕让这个阴谋夺取苏联领土的“列宁”庾死劳改营也不好吧！所以，并不是因为他们同情明显无辜之人，而是担心这样做的“影响”和后果。

再深入探究一番，被政治镇压的“列宁”绝大多数是普通人：集体农民、单干农民、工人、小职员等，几乎没有知识分子。早年间农民姓氏通常不是姓氏，而是过去的父称，所以姓列宁者原来可能是“廖宁”，即“廖尼亚”或“列昂尼德”的简称，甚至“阿列克谢”或“亚历山大”的简称——后两者多见于农村。那么，会不会某位“廖宁”的祖先少写两个圆点，误”ё”为”е”，遂成“列宁”？

1937年11月4日鞑靼斯坦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泽列诺多利斯基地区НКВД机关破获并抓捕了整个“社会革命党人集团”，成员包括：
安德烈·斯捷潘诺维奇·廖宁，1896年生，白克柳奇村民，集体农庄庄员，有前科，除参加“社会革命党人集团”外，还“持续性破坏苏维埃政权措施并诽谤工人经济状况”，判决：劳改十年；
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廖宁，1879年生于白克柳奇村，“前进”集体农庄兽医，既“参加社会革命党人”，又是“前富农”和“破坏分子”，自治共和国НКВД三人小组判决：没收财产，死刑；
叶罗费·斯捷潘诺维奇·廖宁，1890年生于白克柳奇村，木匠，指控“参加社会革命党人组织，危害苏维埃政权，污蔑苏联闹饥荒”，判决：劳改十年，三年后死在乌赫京斯科-伯朝拉斯基劳改营。

这三人是谁？或许是兄弟：相同的父称，相同的出生地，惟年纪相差较大。或许是亲属——同村同姓的都沾亲。肯定的是他们不属于什么组织，1937年怎么会有潜伏的“社会革命党”？被杀的兽医撇下四个孩子。

而且看起来这个姓氏在当地很常见。鞑靼斯坦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另一位廖宁：佩斯特列钦斯基地区的安东·德米特里耶维奇·廖宁（列宁），1890年生，六个孩子的父亲，“劳动胜利”集体农庄仓库管理员，1942年11月24日逮捕，指控触犯《刑法》58-10条第二部分，判八年监禁、抄没财产。

被逮捕的斯大林

与“列宁”们不同，出现在受害者名单上的“斯大林”仅仅三位，处罚很轻，都没进劳改营。其中一位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斯大林，1885年生，粮食人民委员部驾驶员，1921年在莫斯科被“契卡”逮捕，旋即释放。此时约瑟夫·斯大林尚未执政，所以没人联想……

第二位：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斯大林，1890年生，单干农民，1933年逮捕，被判触犯《刑法》58-3、58-11条。那么这个外贝加尔地方穆拉奇村的农民又能接触到什么“外国代理人”呢？或许找中国人贸易或交换农产品了吧——虽然距离国境线挺远，但也不是走不到。至于说参加什么组织，恐怕穆拉奇村的“组织”跟鞑靼斯坦共和国的“组织”是一种性质。判决：流放劳动十年。东西伯利亚边疆区环境确实艰苦，可流放毕竟不是劳改营。

第三位：伊万·彼得洛维奇·斯大林-安德烈耶夫，今鄂木斯克州农民，1930年流放，更多情况不知。人家说流放最远到西伯利亚，不能再远了。

名单上被捕的“斯大林”到此为止，尽管有迹象表明人数实际更多，却未曾留下片纸只字。就像米利亚加大尉起初愤慨的：“你竟敢用这个对我们大家最最亲切的名字称呼自己，这名字在我国只许一个人使用，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但另一方面，仍然存着一线希望：虽然查无记录，但如果人获释了呢？这种希望无关怜悯或公义。不指望有官部门心慈手软或伸张正义，但更不能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米利亚加大尉的问题在于永远追求“别出乱子”，这是他这种人活命的要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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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斯大林镇压受害者的自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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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基塔·彼得洛夫

1935年6月法国左翼作家罗曼·罗兰有幸拜会斯大林座谈，此人像当时许多西方知识分子一样对苏联颇具好感。除了谈及争取全世界和平，法国作家还十分关注同年4月7日苏联政府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十二岁以上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处罚，最高可判死刑。罗曼忧虑地说：“极刑临到了这些孩子头上”。

“儿童和运动员之友”严肃答复：“这项法令纯属示范意义。我们借此震慑的不是流氓儿童，而是儿童流氓行为的组织者”。此外在谈到学校发生的“可怕案件”时，斯大林补充说：主要目的是“保护我们的儿童不被流氓伤害”。

罗兰听了很困惑，问为什么不向全社会开诚布公，好让大家都明白通过法律的用意呢？斯大林习惯性地自问自答说：“我们能不能说明，颁布该法是出于示范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震慑犯罪分子？当然不能，因为如果这样的话，罪犯就不会畏惧法律了。”罗兰表示赞成：“当然不能这样做”。斯大林随即保证说：“迄今还没有对儿童罪犯适用最高刑罚的案例，我们希望以后也不会有”（对话发表于1996年《源泉》杂志）。

但斯大林再一次公然撒谎，很快就“为了示范意义”开始枪毙儿童。苏联捍卫者极力否认一切，声称绝没有儿童被处决的事，并引用《РСФСР刑法典》第22条：实施犯罪时未满18岁者不得判处死刑……

老兄，法律规定是死的，镇压手段是活的！1937-1938年НКВД“大规模行动”杀害数百名未成年人，下面仅举几个15、16岁的例子：

米哈伊尔·彼德罗维奇·沃罗年科夫 (1923–1938)，1938年3月16日在布托沃射击场枪决；

瓦西里·叶夫列莫维奇·维诺格拉多夫 (1922–1937)，1937年8月23日在布托沃射击场枪决；

帕维尔·安东诺维奇·库兹梅诺克(1923–1937)，波兰人，曾在阿西诺村（今托木斯克州）做照相员，1937.8.4被捕，指控其参加波兰民族主义反革命组织，1937.11.9枪决，1960年平反恢复名誉（《托木斯克州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册》）；

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萨帕 (1921–1937)，乌克兰人，斯拉夫戈罗德中等师范学校学生，1937.9.5被捕，依据《刑法》58-8、58-11条起诉，1937.9.18枪决，1990年平反恢复名誉（《阿尔泰边疆区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册》）；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托尔佩舍夫(1921–1937)，俄罗斯人，家住韦列夏金斯基地区库德利诺村（今彼尔姆边疆区），1937.7.2被捕，指控其从事反苏煽动和反革命活动，1937.8.28枪决（《彼尔姆边疆区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册》）；

维肯季·维肯季耶维奇·赫沃伊尼茨基(1922–1938)，波兰人，曾在格扎茨克“斯托尔波沃”休养所做地板打蜡工，1938.2.13被捕，依据《刑法》58-6、58-10条起诉，1938.7.28枪决，1988年平反恢复名誉（《斯摩棱斯克州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册》）。

此类案例数以百计，都刊登在各地区编纂的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册上，苏联和斯大林捍卫者只是懒得去看。

НКВД大镇压结束之后，父母被捕的未成年人仍不安全。中央劳动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谢·卡皮托诺维奇·加斯捷夫1939年4月14日被军事委员会判处死刑，次日在莫斯科枪决。他15岁的儿子到检察机关查问父亲下落，军事总检察院第2处处长、一级军法学家索菲娅·乌里扬诺娃大动肝火——这个少年多次来访，烦透了！于是她写一份报告，检察院根据这份报告于1939年7月9日致函НКВД侦查部门首长博格丹·科布洛夫，称“需要对加斯捷夫儿子积极开展有关工作”。
（译注：此处指的是加斯捷夫次子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1923年生，1941年被捕判刑十年，释放后禁止在国内十个大型城市居住，后来成为电影编剧和作家）

1941年初НКВД开设十五个劳改营，可容纳2400名“少年犯”，凡根据1940年12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技工学校、铁路技校和工厂学校学生违反纪律及擅自离校的责任》的法令被判刑的少年都送往此处。由于抓的多判的多，1941年4月份十五个劳改营床位仅余50%，按照НКВД计划，这种劳改营将扩充到二十六个。

强迫人依附于工业设施、剥夺自由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是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另一个显著特征。1940年9月2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工厂学校和劳动力储备问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回忆，会上斯大林抱怨说“人们进厂办学校接受培训全凭自愿”，提议规定每年动员若干青年到技工学校和工厂学校受训：“劳动力储备计划的基础在于，给一个人穿衣、穿鞋，让他受教育，那么他就有义务响应动员在我们需要的地方工作四年”。

接着斯大林把他提议的措施“政治化”：“我们不能对谁进入工人阶级漠不关心。如果放任自流，工人阶级的成分就可能变坏，作为工人阶级专政的权力也可能因此变坏…… 我们不能让工人阶级的成分听凭其成员的意志”。

所以斯大林认为，措施除了能够规划工业中劳动力的使用，“还使我们有机会管理工人阶级的成分，保持工人阶级成分的稳定性”，并在讲话结束时断言：“唯一的措施就是动员起来”。（《源泉》杂志1997年刊载）

几乎同时，1940年10月2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劳动力储备管理总局成立。不久通过类比企业工人、职员擅自脱岗的严厉惩罚措施，规定了不愿在技校和工厂学校培训的青少年的刑事责任。根据法令，“严重违反学校纪律”的学生同样要受罚。

许多苏联学童都曾幻想参加某个“秘密社团”，这是孩子们对教育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学校管理官僚主义和少先队组织假大空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苏联电影《我的朋友科利卡》（1961）描写了典型的校园生活故事：几位少先队员组建“及格生秘社”，誓言帮助弱小、打击书呆子和自命不凡者。这部电影的创作是为响应1958年12月颁布的《加强学校和生活联系法》，在演员阵容与写实性方面取得了难能可贵成功。

另一些顽童游戏则是政府无法容忍的。战争电影中的纳粹党徒衣着考究、风度翩翩，虽邪恶却又令人倾慕，引起少不经事小孩的幻想。1960年代初部分学校流行“盖世太保游戏”，互称对方为各级“党卫队长”，自制带帝国鹰图案和万字符的各种“证件”、“命令”。从当局角度看显然十分可憎，希特勒曾给国家造成深重灾难，何况很多学生父母还上过前线呢。

所以“第三帝国游戏”必然玩不长。可斯大林时代毕竟远去了，如今没人囚禁儿童，即便他们的出格行为在意识形态上不可接受。虽然克格勃会传唤涉事小孩父母，进行严厉的“预防性谈话”，但也仅此而已。顺便说一句，严词申斥确实有效，尽管并未增加孩子们对苏联政府的爱，却坚定了他们不挑衅当局、不表达真实想法之意志。

此外还有“印第安人”。1980年8月克格勃负责学生事务的第五局第三处部署行动收拾一群自称“美国印第安人权利斗士”、追随人家文化和审美的青年。这些年轻的“苏联印第安”计划在列宁格勒附近集会，犯了政府忌讳。克格勃中央机关命令莫斯科分局采取广泛“预防措施”，于是集会被破坏，“印第安青年”被驱散，个别人“被克格勃官员带走进行私下接触，以便为国安部门的利益做进一步研究”。你看，整件事似乎自始至终不离苏联路线，毕竟党媒三天两头提醒人们勿忘美国“压迫”印第安人，呼吁释放伦纳德·佩尔蒂尔——还有人记得他是谁吗？
（译注：Leonard Peltier,美国原住民活动家，因涉嫌枪杀两名FBI探员被判处无期徒刑）

后来流行读托尔金，那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事情。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克格勃不再关注手持竹剑、林中狂奔的疯癫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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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代抓人杀人的荒诞理由

苏联都市传说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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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后见证人”项目的一部分，“纪念”国际人权协会自2008年开始一直在搜集苏联极权主义受害者的口述回忆。记者观看了数十小时采访视频，特向读者推荐其中印象最深的几个片段。

“太阳，斯大林，七年”
西蒙纳斯·纳尔布塔斯，维尔纽斯市，2009年采访

“本人自幼爱国。1940年我国丧失独立（注：苏联吞并立陶宛），不仅我深感震惊，全家都惊呆了。我们被迫接受国土陷落、主权沦亡的现实。

之后又来了德国军队。星期天战争爆发，星期三或星期四德军进城。民众将此视为解放，因为（苏联政府进行的）驱逐太可怕了。我家波兰邻居深夜被拖走…… 唉，他们肯定是难民吧。总之，德国占领开始了。

头几个月立陶宛的行政管理似乎井井有条，但紧跟着迫害、屠杀犹太人。如果说民众起初曾将德军视为解放者，还问：“你们西欧文明之师做的什么事呀？”这下大家彻底看清德国人嘴脸了。实际早在那年八月底民众已经察觉不对劲。所以1942-1943年，我还是个三、四年级学生的时候就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四处张贴传单、布告，呼吁反抗德国占领。

圣诞节（1945年）前后开始大规模搜捕我们同学。十个、二十个、三十个被抓走。我意识到危险迫近，没有继续念书的希望了，犹豫着究竟逃入森林呢还是就地躲藏呢？或者什么都不做傻等被捕？妈妈哭着说：‘我如果看着你死，我也不活了’。你知道吧，那时候当街枪毙游击队员，三十具尸体横卧人行道。妈妈说：‘继续这样下去我心脏受不了’。

结果1946年新年刚过我就被抓，指控我参加ЛЛА。ЛЛА是领导武装抵抗的地下组织，全称立陶宛解放军。可我并不是ЛЛА成员。总之，背负沉重罪名在希奥利艾监狱坐牢。我才十七岁半，绝不认罪，毕竟我没参加ЛЛА。可能跟办案的吵嘴把人家惹火了，他们把我关进窗玻璃碎掉的囚室，冬天在里头坐了快三个月。太冷了，窗大敞着，当时是1月份、2月份。我根本睡不下，只能蹦蹦跳跳，因为入狱只穿着学生服，一套少年西装、一件旧大衣而已。

谈到这儿必须指出，1941-1944年间成立的立陶宛青年抗德组织后来统统被打成反苏组织，因为我们没有为苏联而战。凡参加者一律判处有罪，当然包括我。但开庭前检察院把我那份起诉书的58条1а款和58条11款删除，改为58条第10款第二项。
（译注：即改“平民叛国”指控为“反苏煽动宣传”）

那么我犯了什么罪呢？战争期间我写过一首诗，寄给某共青团员，其中有一句：太阳斯大林，打了引号，写做：看见‘太阳’斯大林，于是判我七年。

这句话确实没什么要紧，但他们如临大敌，判刑七年、剥夺权利三年。判决书写道：‘终审判决，不得上诉’。休庭当天押我到考纳斯监狱，同监室四个人，两个死在劳改营。第一位刑期最短，才关三年，可惜死得早；另一位十五年苦役，1948年死的。

我们从莫斯科步行去雅罗斯拉夫尔，三天没吃没喝。到雅罗斯拉夫尔开饭，永远忘不了那是我今生吃过最好吃的面包，五个人分食一条。继续从雅罗斯拉夫尔启程，连走三天，又没吃没喝，饿得我头晕眼花起不来床。好容易走到乌赫塔，乌赫塔递解站。”

“他们说死尸挖出来吃了”
叶卡捷琳娜·阿诺欣娜，沃罗涅日，2008年

“我们走在路上，哥哥穿草鞋，妈妈穿草鞋，这样的人也叫富农。姐姐去教堂穿皮鞋，然后脱下来包好，光脚回家。她爱惜东西。

我记得那天阳光明媚。有个穿马裤的人，拿着某种书或笔记本来我家说：‘收拾东西吧’。妈妈说：‘去哪儿？’答：‘去新村’。妈妈哭了，姐姐哭了，我们都哭了，我刚六岁，站在装娃娃的铁皮盒子旁。

父亲坐拉牲口的火车先走一步。母亲什么也没带，衣服、鞋子都没带，走得可忙乱。那年她三十岁，哎不对，三十六。

她匆匆舀了一桶黑麦，仅此而已。没给我们兄弟姊妹拿东西，无论冬装、夏装或铺盖统统没带。然后上火车，向前开、向前开、向前开、向前开，又往后开、往后开、往后开、向前开、向前开，驶向科特拉斯（译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小城）。我不知道哪天到的科特拉斯，下车人家安排我们坐驳船。

1933年闹饥荒，要命了，活不下去。没地方割草，去林子剥杉树皮，推成白粉粉烤糕饼，人家管这叫糕饼。唉，杉树皮那个味儿啊。我没吃这种糕饼，哥哥姐姐吃了，因为我咽不下去。

萨沙叔叔死了之后，每天抬出去四十口棺材，都是饿死的。有件事真假我不知道，听旁人讲的——他们想把某个死人跟他合葬，刨开坟墓，他没在棺材内。他们说死尸挖出来吃了。

我不知道萨沙叔叔究竟被吃没有。反正都说他不在棺材。”

“傻妞，你们班一半孩子没爸爸”
伊丽莎白·达维多芙娜·利夫琼，莫斯科，2008年

“从那时到现在七十一年了，我仍然记忆如新，恍如昨日。后半夜我被惊醒，我13岁，睡在一个箱子上。我们全家五个人住13平米，我、爸妈、弟弟和帮佣。集体公寓五六个房间，每户一间。房间中央放张小床我弟弟睡，我睡箱子，爸妈的床贴墙，帮佣在门口睡行军床。

当我妈妈领那两个人进屋的时候，他们吓了一跳：刚才还看见我爸穿燕尾服站在舞台灯下，漂亮的妈妈盛装边弹边唱，忽然来到这种房间，看见这种‘装潢设计’，这种带行军床的豪宅。俩人呆住了，其中一个问：‘盖格纳住过这儿？’——‘住过’，不是‘住这儿’，而是‘住过这儿’。问帮佣，帮佣说：‘是的’。

收拾行军床的时候俩人一动不动，我和弟弟都惊醒了。我们站起来，妈妈面如白纸两腿发软，紧紧倚着柜子。俩人开始翻找我睡觉的箱子，翻了又翻，除了些衣服没别的。

十六年后我们得知，不，十九年后，1956年我们才得知，他（父亲）被捕一个月就枪毙了。

两个月后我在学校，一位女老师忽然叫我：‘丽佐奇卡，校长找你呢’。我往校长办公室走，边走边抖。我是个又瘦又小的女孩，进了屋忍不住哭鼻子。校长紧紧搂着我，说：‘你哭什么呀？你哭什么呀？’他首先问我：‘妈妈在家不？’我当时不懂什么意思，现在明白了，他想知道我和弟弟有没有人管。我说：‘在家’。他说：‘感谢上帝！那你哭什么？’

我说：‘我怕学校的人知道我爸被抓’。校长说：‘傻妞，别怕，你们班一半孩子像你一样爸爸不在家’。校长名叫特罗菲姆·尼基季奇·波利修克，我深深铭记七十年，就因为他对我讲这几句温言善语。

我家有个侄儿，在学校站队听通报：斯大林死了，顿时两眼发黑昏倒。我们用笑话回忆那些岁月。斯大林是神。神啊！但愿斯大林知道他们对我爸爸做了什么！（斯大林）签个字（爸爸）就被枪毙了。但他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他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太不公正了，太瞎扯了。他自己不知道被下面人糊弄了。大家曾经都这样想问题。”
（译注：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大卫·伊萨科维奇·盖格纳1937年12月演出时被捕，1938年1月枪决，1956年12月平反恢复名誉。妻子塞西利娅·楚德诺芙斯卡娅是歌手）

“于是把我们扔到西伯利亚”
妮娜·福明奇娜·斯米尔诺娃，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克鲁泡特金市，2008年

“我妈是乌克兰顿涅茨克州人氏，我爸是沃罗涅日州的。妈妈跑去沃罗涅日州嫁给爸爸，两人生儿育女，辛勤工作，挥洒血汗。

务农的人都知道土里刨食多么艰难。凭着两个人、四只手养活全家。原本有十个孩子，两个早夭，因为挣的钱除了糊口还要缴付地租。好在没挨过饿，穿粗麻布衣服。

1930年强制集体化，妈妈扯了几尺印花布——就是过节穿的花裙子布——缠在我们肚子上。我家三个女孩，我1926年生，二姐1925年，大姐1924年。妈妈把印花布缠我们肚皮上，保住这些布没被人抢走。他们把我爸穿的毡靴硬脱下来没收了。

妈妈的父母姓库特尼亚克，我知道外祖父叫谢尔盖，因为妈妈叫安娜·谢尔吉耶夫娜。外祖母人称阿纳斯塔西娅阿姨，因为她本名是个少见的乌克兰名字，如今我也记不得了。

1930年我家被划为富农，没收土地和生产手段。实际我家只有孩子多，别的样样缺。贫农会议决定我们属于富农，抄没充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清算，反正档案上这样写的。意思就是毁灭我们。于是把我们扔到西伯利亚。

这样对待我们，我们要么是人民公敌、被流放者，要么是特殊定居者。可一查档案：没有其他任何公文，所以没人决定如何惩治我们，也没人决定是否流放我们。但我们终究被发配西伯利亚。

全家登上牲口车厢，那时我还小，记得车厢黑乎乎，有人坐稻草，有人坐破布。下了火车，让我们小孩坐雪橇，往我们衣服里面塞干草和破布，顶风冒雪赶赴另一站。我至今记得大人跟着雪橇跑，严寒刺骨，我满脑袋挂霜，从头到脚全白的，眼皮都结冰了，至今我还记得。我们在雪橇大声尖叫，因为全身湿透，气温零下五十度，所以我们大哭大喊。现在半夜醒了回想起来，妈妈看我们这样，内心多么煎熬啊。

那几年，1934年吧，我长得皮包骨头，肚子鼓起来，当时叫佝偻病，今天叫营养不良，两只眼睛闪闪亮。我年纪小，体力差，是健康最糟糕的一个。十二岁的时候同龄小朋友喊我大肚子，气死我了，就是以这种身体迈向1937年。1937年集体农庄渐渐步入正轨，开始运转，干活的都是流放人员，把我们视为人民公敌。专门有个管理处管着我们，除了小孩，成人一律受检察机关监督。每星期去管理处报到，我经常陪妈妈去管理处。禁止我们出村，也不许下田拾穗或捡个烂土豆。岂有我们这种定居者啊，罪犯才受监视呢。

有一天妈妈不在家，我们围着炉子坐，炉上温着大概半桶水。1925年出生的伊琳卡说：咱把盐放水里吃吧。于是我们往水里倒些盐，真的有咸味。三个女孩就一人一勺舀水吃干净了，管这叫‘吃’。

我没告诉你战争期间我们是怎样挖地、拾穗的，战争期间已经可以出村活动了，一打仗检察机关就不太注意我们。所以每当粮食收割完，大家手拿小铲子下田挖掘，找老鼠洞的麦穗，我记得我三挖两挖就挖到了。老鼠像个巧手主妇似的把麦穗一根根整齐摆放，头对头梢对梢。我们拿走她的食物，很高兴，有麦穗吃了……

我们这些过来人至今害怕谈论那个时代和战后年月，因为说话犯罪，如果谁发表什么针对或不针对的言论，或者谁在什么地方笑了，一旦被告发，这人就被抓走了——无声无息，也不经审判。流放科雷马，消失无踪。

列宁1924年就死了，我还没出生。只有斯大林对我们做过这种事。”

“逮捕所有亲属、财产充公、24小时内枪决”
米哈伊尔·约瑟福维奇·塔马林（曾用名莫伊谢伊·约瑟福维奇·拉文），莫斯科，2008年

“1937年4月16日我走进库兹涅茨基街24号（注：国安机关接待室）。他们传唤我，把我扣留，指控我可怕的罪名。开始审讯，说我们组织反革命集会、涉嫌准备对党和政府发动恐怖袭击，这太意外了，简直令人心惊胆战。

1937年7月2日夜晚我被带走，单独关押在布提尔卡监狱顶层单人监室，两耳只听隔壁监室囚犯呻吟。当晚一阵钥匙响，牢门打开，监狱长彼得洛夫带两三个随从走进来，递给我起诉书。起诉书是这样写的，左侧顶部：‘批准，总检察长А.Я.维辛斯基’，右侧：‘同意，НКВД СССР第四处处长彼得罗夫斯基’。

这意味着逮捕所有亲属、财产充公、24小时内枪决。起诉书指出，苏联国家安全总局机关破获了一个大学生反革命恐怖主义布哈林组织，其目的是以恐怖手段杀害党和政府领导人…… 本人某某系该组织核心头目。根据上述指控，我将接受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依据刑法58-8条、58-11条的审判，并适用1934年12月1日之法律。

这项法律是1934年基洛夫遇刺后颁布的，意思是逮捕所有亲属、抄家及24小时内执行死刑。

这就是法律规定，他们给我看起诉书，转头走了。您知道吗，我读完状态很糟，尿了一裤子。请原谅，我失去了调节自身器官的能力，浑身发软。大清早他们来带我，对我说：‘收拾好东西’。我只拿了一把牙刷，别的什么都没拿就下楼了。他们用个大布袋子套着我，让我在里面脱光，把衣服裤子仔细翻查一遍，再让我穿好衣服，走出监室进入一辆专用囚车，人在笼内只能坐下、起身、坐下。

显然这辆车有多个笼子，后来才知道我的难友们亦在那些笼内。于是到了设在莱福尔托沃监狱的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

（斯大林死的时候）我正在图鲁汉斯基地区流放。那个地方住的多数是立陶宛人，整个村庄几乎全是立陶宛的。听说斯大林死了，他们高兴地走来走去，脸上洋溢笑容。虽然没人喊口号庆祝，可一看就知道很开心。而我们这些人（对这件事）充满恐惧。我们以为将会被就地消灭。一些流放者暴动，抢夺看守的武器。于是政府派来整整一个师把他们统统打死。此事我是听说的，没亲眼看见。”

“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在哪？”
罗莎·尤素福芙娜·绍夫克林斯卡娅，莫斯科，2009年

“妈妈告诉我们爸爸出差了，可从那之后我们再没见过爸爸，实际他在马哈奇卡拉监狱关押三年。三年受尽刑讯，期间换侦查员重新侦查。爸爸写下经历的一切，托狱警捎给我们。

然后开始写申诉，给斯大林、莫斯科写了多份申诉。他要求申诉只能通过邮政列车寄出，并且在申诉中要求把答复寄给他的亲属而不是州委。然而答复终究寄到州委那儿了。二十大之后，斯大林死后，这些申诉重见天日，上面写着‘档案’字样。

当初村里筹划办集体农庄，爸爸认为事关重大，后来他们指责爸爸不同意我们地区组织集体农庄，原因也是如此。毕竟我们这地方全部是梯田。爸爸坚决不同意在本村办农业集体农庄，他说：‘我们可以办养牛集体农庄，不能办种庄稼集体农庄’。

我爸在单人牢房关押三年，三年后开庭审理。那时已经有命令重审此案，但36个人被迫做供画押——文件上写着“36人”，他们一个都没活下来。所以凭着这些口供，‘三人小组’判他八年。八年啊。

判决的理由是他持有某种武器。押送他去西伯利亚。我们只收到过一封他从北方劳改营寄出的信，爸爸在信中描述自然环境，说雪地茫茫，只有白熊和柳松鸡出没，严寒零下五十度。他还说正在为我们，为我们的苏联、我们的祖国修建一条必不可少的铁路。我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铁路。

这封信之后父亲再无音讯。信的末尾他写道：‘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在哪？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在哪？’

过了一年，1941年，我们得知爸爸死于某医院。不准任何人参加我家的葬礼和追悼会。村苏维埃派人把守，阻止亲戚朋友来吊唁。

妈妈和我们这些小孩哀悼爸爸。集体农庄不接纳妈妈，学校也不接纳我们。所以我们第一次进村的时候妈妈不得不带我们返回马哈奇卡拉。

我姐和我妈不认为斯大林有罪。妈妈说：‘斯大林不可能知道一切，不是斯大林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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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镇压叛国者家属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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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英国女权主义者萝丝·科恩向往“完美之国”——苏维埃俄罗斯的生活。后来她移居莫斯科，结交党内精英，确实过了几年好日子，直到被打成“间谍”枪毙。

萝丝·科恩1894年生于伦敦，父亲莫利斯·科恩是波兰犹太人移民，裁缝为业。母亲艾达诞育六个子女，都在“工人教育协会”开办的免费学校接受良好教育。

萝丝通晓三种语言，虽然年纪不大，却对历史、经济和政治满怀兴趣。一次偶然机会她出席了妇女参政论者1913年大会，由此成为活动家艾米琳·潘克斯特之女西尔维娅·潘克斯特的秘书。虽然同为女权主义者，但西尔维娅抱持社会主义观点，属于当时英国女权运动最激进一派，与自己母亲和姐姐势如水火。

萝丝协助西尔维娅工作，受其影响加入“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和“第三国际英国支部”，后来成为英国共产党创始成员之一，吸收妹妹内莉共同奋斗。1921年西尔维娅被英国共产党开除，萝丝姐妹留在党内。然而，萝丝对英国争取性别平等和社会自由斗争所取得的进展并不满意，希望离开雾茫茫的阿尔比恩投入苏维埃俄罗斯怀抱。所以，当她遇见共产国际派赴英国改善同当地共产党关系的苏联革命家马克斯·贝内特，迅速坠入爱河。

马克斯·贝内特真名大卫·彼得罗夫斯基，原名大卫·利佩茨，1886年生于俄帝国境内别尔基切夫，父亲是二等商人埃夫罗伊姆·利佩茨。大卫很早就对革命活动产生兴趣，十几岁曾在马克思主义社团听课，1902年参加“崩得党”（译注：世俗犹太人社会主义政党），继而到巴黎的俄罗斯社会科学高等学校念书，结识弗拉基米尔·列宁、列夫·托洛茨基和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1905年大卫回俄罗斯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对外自称马克斯·戈德法布。1912年他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返回俄罗斯遭逮捕、流放，最后驱逐出境。于是大卫·利佩茨远赴美国，成为犹太社会主义联合会中央委员、美国社会主义党党员。“二月革命”后三入俄罗斯，1919年以大卫·彼得罗夫斯基之名加入俄共（布），经过一系列职务变动，担任军事教育机构总局局长。

1924年彼得罗夫斯基到共产国际工作，监督美国、法国、英国共产党的工作。化名贝内特出差伦敦期间，同“迷人、有教养、活泼且非常漂亮的”萝丝·科恩一见钟情。日后当上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哈利·波立特曾热烈追求萝丝，却被萝丝十四次拒绝求婚。作为共产国际的主要信使，萝丝周游欧洲大地，把宝贵的指示和钱款带给各国共产党，没精力玩浪漫。唯独对贝内特情有独钟。

二人恋爱后萝丝先在苏联驻伦敦大使馆任职，1927年受英国共产党中央委托赴莫斯科工作，加入联共（布）。1929年初与大卫·彼得罗夫斯基结婚，婚后到中国和日本旅行六个月，访问波兰和德国，年底生下儿子阿列克谢。

在给姐妹们的信中，萝丝毫不掩饰激动和快乐，把苏联描述为一个人人自由生活、轻松呼吸、愉悦工作的国家。她这样讲并非故意美化或夸大，因为这就是她本人的生活——全家住漂亮新房子，大卫已授将军衔，不仅主管军事教育，还负责发展苏联的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另外，大卫的一个姐姐范妮·纽琳娜是俄罗斯副总检察长，萝丝最好的女朋友是苏联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之妻。

1930年萝丝进入共产国际学校深造，1931年出任新成立的《莫斯科新闻报》外事部主任。正如某英国报纸后来写的：萝丝·科恩和大卫·彼得罗夫斯基是“莫斯科外籍人士团体的金童玉女”，他们家是莫斯科精英和外国访客欢聚之所。可惜好景不长，随着1934年基洛夫神秘遇刺和接踵而来的镇压，夫妻俩忽然发觉乌云压顶。意识到局势越来越险恶，二人决定采取不同方式逃走。彼得罗夫斯基设法请重工业人民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批准他去美国“学习职业教育经验”。几周后萝丝以探亲名义申请去英国，却被告知年幼的儿子阿列克谢不准随行——显然，意图暴露了。萝丝只好孤身飞伦敦，据她妹妹说“她很不高兴，若非舍不得儿子绝不肯回俄国”。大卫·彼得罗夫斯基刚从美国返苏即被解雇，奥尔忠尼启则自杀一个月后因“反革命活动”和“托洛茨基主义”罪名被捕，1937年9月10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萝丝紧随大卫被捕，多年结交的各界朋友瞬间消失。远在英国的哈利·波立特仗义执言，曾试图挽救大卫，投书共产国际强调彼得罗夫斯基忠于共产主义思想。

波立特仍然心爱萝丝，完全清楚她将遭遇何种结局。得知萝丝被捕，他直接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格尔奥基·季米特洛夫和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求援，却被建议“莫插手”。因此英国共产党既未提出抗议、亦不支持别人抗议。波立特又呼吁英国政府查询失踪公民，迟迟不见答复。结果，萝丝在侦查和庭审期间拒不承认包括“英国间谍”在内的一切指控，于1937年11月28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七岁的“人民公敌子女”阿列克谢进了孤儿院，三年后由大卫表妹收养。1956年苏共“二十大”闭幕，阿列克谢·彼得罗夫斯基申请复核母亲案件，同年哈利·波立特也要求赫鲁晓夫“向英国公众和政界澄清情况”。1956年8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推翻1937年11月28日判决，撤销全部指控，平反萝丝·科恩。1958年1月25日大卫·彼得罗夫斯基获平反恢复名誉。阿列克谢后来成为地质矿物学博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2010年逝世。阿列克谢之子米哈伊尔是物理和数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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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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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伟大领袖与亲密战友认可这桩案子的话，办案人员本来可以获得荣誉和晋升——英勇的苏联“契卡”及时阻止刺杀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阴谋，恐怖分子被逮捕、揭穿、审判和严惩。但问题就在这里，无论办案人员怎样努力证明他们逮捕的人不同于国外特务，确实有机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发难消灭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且不是单人作案而是属于22人紧密团伙，但克里姆林宫却不欣赏他们的热心。

倘若军队首长、医生、工程师或死不悔改的托派分子谋害伟大领袖，群众知道了必然不会放过他！可如果“恐怖分子”是个出身先进集体农庄的半文盲无产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克里姆林宫的农民

1935年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侦办10015号案件，根据РСФСР《刑法典》第58条指控季莫菲·朱宁及其同伙。朱宁是本案第一个被捕者，他的“自杀性供词”显示审讯前国安人员已经把他狠狠收拾了一顿：
— 我承认自己罪大恶极，由于我的反革命倾向，在与克里姆林宫职工宿舍副管理员帕维尔·阿尔塔莫诺夫的多次交谈中说过这样的话：“苏维埃政权的集体化和税收政策把农民变成叫花子。人人都跟被抢了似的，而斯大林领导的政府却因此荣华富贵。他们整天吃香喝辣，看不见人民饥寒交迫。这哪叫过日子啊，简直活受罪！”

发表这通“反动言论”不算完，季莫菲继续大放厥词：
— 然后我说：“我是地板打蜡工，去过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等领导的住宅，亲眼见过他们挥霍我的血汗钱逍遥快活。我们却在吃苦受罪。我真想赶快除掉这些领导！不要紧，等着瞧。比如我常在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家擦地板，不止一次见过他们，意识到如果有谁想杀他们其实非常轻松简单。曾有几次我在斯大林家干活，他从我身边走过。但我决定先杀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

侦查员当即追问：
— 你打算怎样动手？

— 我想从布哈林家偷勃朗宁手枪杀他们。大上个星期五我擦地板的时候见过那把转轮枪，就搁在床头柜。

— 你打算从哪里用什么方式进行暗杀？

— 我想趁着卡冈诺维奇走出大门上汽车的那一刻开枪打他。打蜡工房间的窗户正对着大门，距离汽车不超过10-15步。至于伏罗希洛夫，我希望他走出门的时候截住他。我枪法很准，百步穿杨。

— 什么原因使你对苏维埃政权及其领导人产生这种狼子野心？

— 原因很简单，集体农庄罪该万死！我是地里刨食的庄户人。1928年之前日子好歹过得去，强迫农民参加集体农庄以后生活就没法维持了。饥饿、寒冷、房子四面漏风，还要养老婆和三个小孩。所以来莫斯科找了地板打蜡的工作。如果我在某个小机关办公室打工，肯定不至于生怨恨，但我终究进了克里姆林宫。当我在领导人住宅擦地板的时候，比一比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我彻底愤怒了。

— 你什么时候起意刺杀斯大林同志的？

— 好久了。我有克里姆林宫长期通行证。打蜡工人进出门岗他们不检查，所以随身带什么都行。但在宫里很难靠近斯大林，警卫太多了。而在家里我可以跟他面对面。

— 你朋友们有没有像你一样持反苏观点的？有没有熟人赞成你的恐怖主义阴谋？

— 我不知道他们赞不赞成我的观点，但我曾跟阿尔塔莫诺夫、沃罗帕耶夫、列昂诺夫、马卡洛夫、潘菲洛夫和马特维耶夫进行过反对苏维埃政权政策的谈话。他们也是打蜡工，除列昂诺夫外都在克里姆林宫上班。

可以想见，办案人员拿到上述口供心花怒发，因为这案子显然不是某个喝醉酒的打蜡工自导自演，而是牵涉整个团伙。团伙嘛，就是匪帮，确切地说——托洛茨基恐怖主义组织！被季莫菲·朱宁咬出来的人全部落网，先被肌肉发达的狱吏一通揉捏，做好充分准备后送进侦查员办公室受审。

通常而言，至此就可以结案了。但某次审讯中有人提及瓦西里·维诺格拉多夫的名字，他也是打蜡工，但不是克里姆林宫的，在大剧院上班。谨慎起见，侦查员决定查查这个维诺格拉多夫，果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打蜡工恐怖组织

经查，莫斯科存在一个分支广泛的打蜡工反革命组织，成员皆是斯摩棱斯克州同一地区的亲戚或老乡。这伙人一组在克里姆林宫活动，另一组在大剧院活动，其中许多成员不时进入政府最高领导人住宅。这就意味着即便一个团伙行动失败，另一个团伙仍可发动刺杀。英勇的“契卡”铲除了克里姆林宫团伙，大剧院团伙依然逍遥法外，斯大林同志命在旦夕！任务十万火急，维诺格拉多夫立即被捕、押送卢比扬卡。

经过一番操作，维诺格拉多夫放弃抵抗。侦查员问他大剧院的打蜡工是否表现出对苏维埃政权的敌视态度，维诺格拉多夫口若悬河：
— 没错，我们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克伦斯基、杜德金、科诺诺夫和索科洛夫持续发表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言论。我承认我是一切反苏谈话的主谋。由于我在打蜡工中间享有一定声望，所以我算这个团伙的领袖。

侦查员问：
— 你究竟跟同事们说了什么？

— 我说在苏维埃政权底下没法活命，农民家破人亡，陷入赤贫和饥荒，税收真能把人活活逼死。工人的日子也难过，薪水少、物价高。但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其他政府成员吃香喝辣，根本不关心老百姓需求。

— 没人打断你吗？没人反驳你吗？

— 有什么好反驳的？！就算我说这种日子是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造的孽，要干掉他们，他们听了也不会反对。干掉他们很简单，等他们来剧院看戏，往政府包厢扔炸弹就行了。

— 真能办到吗？

— 当然能办到啦。没人严格监视地板打蜡工，所以混进内部演出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先把自己锁在打蜡工休息室，听见演出开始，就可以走入大厅为所欲为。

— 你还知道别的打蜡工吗？

— 非常多。莫斯科有个特殊的打蜡工帮派，统统来自斯摩棱斯克州新杜金斯基地区的乡村。

— 哦，说说都有谁？

— 比如有沃罗帕耶夫、朱宁、舒金、奥尔洛夫、朱拉夫廖夫、布罗夫、弗罗洛夫……

1935年8月初本案起诉书呈上首长案头。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领导在列举了从落网打蜡工口中诱导、拷掠出的全部情况后，不无得意地结论称：他们“揭露并消灭了一个反革命恐怖组织，该组织的目标是对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等同志发动恐怖袭击”。

然而正如文章开头所言，勤奋的办案人员并未获得上级奖赏。相反，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第一副局长鲍里斯·巴克，和他远在巴什基尔从事国安工作的弟弟所罗门·巴克1937、1938年先后被捕并枪决。

庭审闹剧

于是“打蜡工行刺领袖案”被搁置一段时间，直到有人决定不能再拖下去了。起诉书和22名打蜡工被移交至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随即举行不公开审理。当问及被告是否认罪时，几乎每个人都表示不认罪，审判长斯捷利马霍维奇感觉很棘手，因为除有罪供述外再无旁证。但又不能宣布释放，这违背了最公平、最人道的苏联法院的准则。于是斯捷利马霍维奇指责诸被告翻供、撒谎，抓住他们自相矛盾的供词做文章，迫使打蜡工承认图谋恐怖袭击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

季莫菲·朱宁属于这些人里面比较强硬的。但他意识到继续挣扎徒劳无益，遂承认自己有罪。这里有个小细节，当谈及农民家庭情况尤其朱宁家时，他老乡伊万·马特维耶夫讲了这样一段话：
— 我听说朱宁家在集体农庄过的很糟糕。他告诉我，如果拿白面包回家，孩子们会把黑面包和白面包对半撕开，像三明治那样吃。

格奥尔基·潘菲洛夫选择另一种脱罪策略：矢口否认他本人和朱宁曾在布哈林家见过什么转轮手枪，更没谈过恐怖袭击。潘菲洛夫表示：
— 朱宁诬陷自己倒罢了，还拉我垫背。他算什么恐怖分子？他就是个双手发抖的酒鬼。而且他多次说自己无可救药，甚至要自杀。这王八蛋欠我三十卢布没还，血口喷人无非想赖账而已。

瓦西里·维诺格拉多夫表示：
— 我是说过刺杀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可能性，但不等于我准备这样做。我要强调的是我只说过往大剧院包厢扔炸弹的可能性，但我没有炸弹。那些都是醉话，我们天天喝大酒，上班也迷迷糊糊的。

法庭拒绝采信这套说辞。打蜡工坚决捍卫职业荣誉，异口同声保证他们不喝酒不出工。

普罗科菲·沃罗帕耶夫宣称遭逼供：
— 我有病。以前被炮弹轰过，这么多年一直头疼，疼的几乎裂开！那位侦查员，我想应该姓米洛夫，连续审问我二十五小时，所以他让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

最后，有必要介绍诸被告中最卑劣、最突出之人：瓦西里·奥尔洛夫。读者还记不记得基于意识形态动机卖爹求荣的少先队员帕夫里克·莫罗佐夫？跟瓦西里·奥尔洛夫相比，莫罗佐夫纯属小巫见大巫。

瓦西里的爸爸安德烈·奥尔洛夫曾是个健壮农民，强制集体化后沦为三餐不济的流浪汉，被迫跑到莫斯科求老乡指条活路。大家同情他，介绍他做打蜡工。不得不说这份工作很沉重，即便体壮如牛的庄户人做完一个轮班也会累得腰酸腿软。虽然后来渐渐习惯了，但他付出的血汗远超其他工人。

安德烈·奥尔洛夫累死累活挣钱培养儿子，瓦西里中学毕业进学院深造，出来先当老师后当会计和经济学校分校长。在共青团积极表现，入了党堪称模范。到此时并无不妥之处，许多农家子弟都是这样的人生轨迹。然而奇怪的是，1930年瓦西里申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批准买了一把转轮手枪。为什么教经济的老师需要手枪？国安部门为什么允许他买枪？

总之，瓦西里和父亲以及父亲的同事被一网打尽。如果说侦查期间瓦西里的行为尚且体面，那么出庭时的表现真无愧于团员、党员身份。轮到他陈述，他张口就讲：
— 十年来党和团组织教导我摒弃个人利益，所以我将知无不言。我的错误在于，当初没有对从父亲和他朋友那里听到的话语做出应有的阶级评价。现在我要纠正这个错误。我父亲和他最亲密的朋友卡利斯特拉特·弗罗洛夫（此人以前是社会革命党人）都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拥护者，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要人物是个体企业家，所以受富农情绪支配。他们也不曾隐瞒自己对十月革命的态度，认为十月革命是对农民的欺骗，是一群布尔什维克分子的夺权行动。另外，他们都支持立宪会议。但我并不是说我父亲谴责集体化！
尼基塔·舒金和我父亲多次说过：一切共产党员都该“被镇压”，在俄罗斯掌权的要么是犹太人要么是格鲁吉亚人。他们说犹太人应该撵回巴勒斯坦，格鲁吉亚人应该“处理掉”。他们还梦想打仗，确信一旦有人进攻苏联，农民肯定起来造反，苏维埃政权就垮台了……

瓦西里·奥尔洛夫滔滔不绝，庭审逐渐接近落幕。短暂休庭后向被告宣读判决书。不出所料，判处瓦西里·奥尔洛夫五个月劳改，根据审前拘留三天算一天之规定当庭释放。瓦西里·奥尔洛夫之父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获刑十年，卡利斯特拉特·弗罗洛夫和米哈伊尔·列昂诺夫获刑十年，克伦斯基和朱拉夫廖夫无罪，季莫菲·朱宁、普罗科菲·沃罗帕耶夫和瓦西里·维诺格拉多夫死刑立即执行。其余人监禁2-7年不等。

尾声

二十五年后，这批打蜡工有的死在劳改营，有的出狱后患病身故。但劳改六年的加夫利尔·杜德金活了下来，提出申诉要求依法重申他的案子并恢复名誉。1961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当年的判决无效，以无法证明犯罪事实为由终止此案。

苏联时代，司法机关的马蒂诺夫少校曾做过一番调查，认为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工作人员侦查打蜡工案件期间使用非法手段、违反社会主义法制。我想无需赘言“非法手段”具体包括什么。马蒂诺夫少校要求寻找参与刑讯逼供的侦查员，“如果他们未被起诉，那就要个解释”。然而笔者翻阅堆积如山的文件，始终没找到“解释”。这意味着少校的崇高努力未获上级许可，被悄悄踩了刹车，更意味着正义从未伸张。“官官相护”无论过去、今天或将来始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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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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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蒙古国首都乌拉巴托郊外新建居民小区，工人们掘开地面，惊见埋藏几百具人类遗骸的乱葬坑。其中多数颅骨前顶和额头有两个直径不足一厘米的圆孔。于是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发现人骨属于1930年代被镇压杀害的蒙古僧侣。乱葬坑清理工作持续三年，运走满满两卡车骨骸。虽然规模令人触目惊心，但这些死者仅仅是受害者的一小部分。

为什么佛僧会变成“阻碍蒙古走向社会主义光明未来”的群体？简短回顾蒙古独立后的现代史，将有助回答这个问题。

从神权政治到共产主义

尽管蒙古是世界上最古老国家之一，13世纪成吉思汗开拓的疆域东至太平洋、西至黑海，但直到20世纪初依然被濒死的大清帝国统治。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帝制传统，也推动了蒙古民族革命。同年12月蒙古宣布独立，佛教领袖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登基，称“博克多汗”，蒙古成为政教合一国家。

蒙古人寻求独立，靠的是俄罗斯帝国支持。虽然圣彼得堡只承认蒙古在清帝国内广泛自治，仍派兵进入蒙古首都京城库伦。八年后即1919年，中国军队趁俄国内战之机重新占领蒙古，废除博克多汗。1921年白军将领罗曼·冯·恩琴男爵挥师进入蒙古，打退中国驻军，再次扶植博克多汗即位。

就在1919-1921年中国短暂占领期间，蒙古出现了两个亲共产主义的革命团体，一个叫“领事坡”，一个叫“东库伦”，目的都是推翻中国统治。在与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后，两个革命团体采纳建议联合组党，于1920年形成蒙古人民党。1921年春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俄蒙边境城镇恰克图组建临时政府，号召蒙古人民同白军决裂。

1921年7月恩琴男爵兵败逃亡布里亚特。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布尔什维克军队支持下开进京城库伦，迫使博克多汗承认临时政府，只保留其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职位。1924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逝世，蒙古政府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按照藏传佛教传统，宗教领袖圆寂后须在民间寻找转世灵童，但蒙古人民党百般拖延，1928年12月决议“禁止哲布尊丹巴转世”。之后在苏联政府指示下着手消灭藏传佛教。

躲得过资本主义躲不过枪毙

废除君主立宪后，蒙古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快步前进：实施政教分离，没收大地主、大牧主的生产手段和土地，对富裕居民和僧众征收附加税，开始集体化，宣布“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

初掌政权的蒙古人民党员普遍不会管理现代国家，所以从一开始政府各部门就充斥着苏联“顾问”。克里姆林宫尤其关心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安机关，1922年7月仿照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样板组建了蒙古国内卫队(ГВО)，成立之初几乎半数成员是苏联国安特务。

ГВО内部苏联顾问过多导致两国情报部门龃龉：ГВО的蒙古人员抱怨外国专家不仅只顾自己利益、公然越权干涉他们工作，甚至试图将ГВО领导转变为苏联代理人。作为回应，苏联国安特务反过来指责蒙古同事宗教思想太重、希望在佛教基础上复兴成吉思汗帝国，并向莫斯科报告白军分子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高层“占主导地位”。虽然早在1926年已经要求严格管理和限制苏联顾问在ГВО的活动，但苏联人、尤其国安人员对蒙古政治的影响依然巨大。

所以，按照苏联模板建立的蒙古国家安全机关十分适合进行权力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一个又一个党的领导人被宣布为“反革命”：1922年8月总理兼外交部长道格索姆·鲍道及14名支持者被枪决，1924年道格索姆生前主要政治对手索林·丹增被指控为“叛徒”，逮捕次日枪决……

1920-1930年代，除持续镇压党内干部、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之外，散居蒙古的布里亚特人亦遭迫害。1910年代末-1920年代初俄国内战激烈，许多布里亚特人逃入邻国蒙古。现在苏联政府将躲避内战的布里亚特人（许多是富裕养牛户）视为“白匪”，НКВД联手蒙古同行编制了这些人的名单。1929年6月苏联驻乌兰巴托大使馆报告莫斯科：蒙古境内一万五千余名布里亚特人是反革命分子。一年后苏蒙两国签署协议，同意将布里亚特“罪犯”引渡苏联受审。

蒙古政府自己当然也有能力消灭“罪犯”，曾枪毙数十名布里亚特移民，囚禁数百，其中包括被指控协助日本间谍活动，企图将布里亚特从苏联分离出去并在日本保护下建立“泛蒙古国”者。例如曾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镇压过反共暴动的姜巴·勒库姆被控勾结日本，1934年6月处决。

总而言之，随着1930年代日本在远东地区实力增强，“防范日谍”成了苏联和蒙古实施镇压的主要理由。为应对日本在周边不断上升的地位和日军对满洲的侵略，苏联开始重点关注蒙古局势。1932年联共（布）中央成立常设蒙古委员会，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任委员会主席。1933年斯大林接见蒙古总理博勒吉德·根登，亲自过问蒙古僧侣情况。

斯大林反喇嘛

20世纪初的蒙古是世界佛教中心之一，哲布尊丹巴是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之后藏传佛教第三号领袖。俄联邦鄂木斯克州安全局资料显示：1930年蒙古五省共有妇女345350人、世俗男性260905人、喇嘛104106人，即僧侣约占男性人口的30%、总人口的15%。1920年代蒙古人民党领导层内部有过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拉拢蒙古精英阶层而不是恐吓他们。鄂木斯克州安全局档案材料留有扎木斯朗·策本（译注：学者、政治家）的一篇讲话，他建议吸收“喇嘛中最优秀的部分”入党，表示“党的目标和宗教的基础是一样的——帮助广大人民团结起来谋求共同利益”。

可惜克里姆林宫幕僚们不这样想。彼时苏联政府抓“间谍”上瘾，认为蒙古喇嘛是日本利益的代理人，不仅威胁蒙古人民革命，更威胁苏联在整个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党内权斗、НКВД监督和“左倾”卓有成效，主张善待僧众的党员被国安机关打成反革命分子，宗教政策变得愈发高压。政府开始强迫佛僧从事违背教义的世俗活动，比如服兵役。由于税收负担加重和信徒捐款减少，寺院财政难以为继，还要面临政府从法律层面施加的侵犯。

1929年10月召开第六次省党代会，决议将僧侣彻底排除于国家经济生活之外。禁止寺院从事农耕、手工业、贸易和未成年人教育活动。不准农耕和贸易是对僧众的沉重打击，等于砸碎他们饭碗，因为这道禁令既剥夺了富裕喇嘛的主要收入来源，也让穷人的生活变得难以为继……

即便做到这种程度，克里姆林宫仍然对蒙古同志的宗教政策感觉不满。1933年斯大林晓谕蒙古领导层：“这是国中之国。成吉思汗绝不会同意这样做，他一定会残酷惩罚他们（喇嘛）”。总理根登拒绝斯大林提出的肉体消灭僧侣的要求，后来他付出了生命代价。

到了1936年，霍尔洛·乔巴山成为权力斗争后幸存的少数几位建党元老之一。斯大林支持他掌权，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全体会议上废黜根登，礼送苏联软禁。

霍尔洛·乔巴山1919年组织革命小组，次年同达木丁·苏赫巴托尔的革命小组合并，本人曾赴伊尔库茨克军官学校进修。恩琴男爵兵败，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乔巴山开始担当要职：1924年至1929年任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30年任外交部长，1931年至1935年任畜牧和农业部长，1936-1939年任内务部长，1937年至1952年再次出任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直到1952年逝世前一直是部长会议主席。他仰仗斯大林进行独裁统治。

至于失宠的前总理根登，软禁黑海度假地“疗养”一年，1937年被迫承认勾结日本“进行阴谋活动”，11月在莫斯科秘密处决。

勤奋的学生

乔巴山力压党内同僚，实施个人专权，开始执行斯大林消灭“不可靠分子”的计划。为此，斯大林专门把苏联大镇压“功臣”之一：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派往乌拉巴托。弗里诺夫斯基根据既往经验，提出不由法院改由“三人小组”审案的做法。其中一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乔巴山本人、蒙古司法部长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7年蒙古审理所谓“中央反革命集团案”，被告是几位高级僧侣，刑讯逼供之下无奈承认参与1932年暴动、从事有利于日本的间谍活动、阴谋反抗现政府。公审在剧院举行，电台、报社大肆宣传。同年斯大林批准乔巴山镇压党内同志、军队将领和普通民众，以政治恐怖手段巩固个人地位。187名高级军官、36名中央委员、25名政府高级干部被处决，乔巴山常常亲自出席对昔日同志的残酷审讯。

1937-1939年为“最终解决”喇嘛问题，蒙古逮捕17434名僧人，其中14201名根据乔巴山“三人小组”命令处决。僧人们既有后脑中弹逐一枪毙的，亦有在寺院墙下排队被机枪扫射的。检查发现的遗骸，部分僧人并非死于枪击——头骨开裂表明可能曾遭枪托打砸，另有一些遗骸胫骨断裂。本文开头提到的乌兰巴托郊外汉宾敖博乱葬坑，除人骨外还拾获遇害者个人物品，包括衣服和鞋子残片、陶器和宗教用具等。这些个人物品与尸体推入大坑掩埋，当时显然动用了建筑机械。

“最终解决”之结果：全国800多座佛教寺院关闭殆尽，大部分被拆毁，寺产收归国有，宗教法器回炉熔炼，木制建筑沦为劈柴。斯大林宠臣乔巴山打着追捕“日本间谍”的幌子，两年时间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了蒙古文化阶层。1938年9月-1939年4月期间26000名蒙古人被定性为“人民公敌”，其中20474人处决。各方估算镇压受害者总数多达5万-10万，当年全国人口仅70多万。1921-1939年近2.8万人死于非命，绝大部分是男性，等于说镇压机器消灭了十分之一的男性人口。

蒙古镇压既然效仿苏联开启，收尾自然也跟苏联一样——刽子手和党内高官被陆续卸磨杀驴。最大的不同或许在于蒙古镇压组织者是在外国判决、处死的。

1939年斯大林命令乔巴山停止镇压，因为党内反对派已然全灭，日本军事入侵威胁日益严重。1939年4月内务部开会，乔巴山为首的“三人小组”认为苏联教师爷和过于积极的“实地执行者”应当对国内恐怖状态负责。于是大镇压直接组织者被迅速逮捕押送莫斯科，包括内务部长和副部长、ГВО领导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干部。最终乔巴山“三人小组”之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道尔扎布·鲁布桑沙拉布也被逮捕，指控他从事反革命活动，在莫斯科囚禁两年，1941年7月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死刑，同日陪斩的还有斯大林认为不忠于莫斯科的几位蒙古人民革命党干部。

1952年乔巴山逝世，蒙古镇压偃旗息鼓。1990年代民主化之后这些话题得以公开讨论，数千蒙冤者获平反。然而广袤的蒙古国大地埋藏了太多恐怖历史，两卡车人骨只是小小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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