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灰的大衣红红的脸，大盖帽眯着两只眼；
刑侦警察前边走，终日醺醺拧眉头；
别哈瑟斯跟在后，免费喝酒不用愁；
交通警察排第三，买醉从来不买单；
检查处长摇摇晃，酩酊如泥没人样；
第五原是醒酒所，连偷带抢又勒索；
第六却是小保安，半夜盗窃把杯贪；
楞眉横眼巡防队，做派活像党卫队；
地段警察走最后，脑涨胃疼真难受！

（译注：“别哈瑟斯”——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局）

延伸阅读：

《二百个警务趣事》（节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Реввоенсовет)制定的1933-1938年工农红军发展计划要求国内无线电工业“进一步发展通信设备，为包括步兵连、骑兵连、炮兵、飞机、坦克在内的各军兵种提供无线电台”。但遗憾的是，该计划并未如期实现。

苏联无线电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低于飞机、坦克的制造速度。截至1939年1月1日红军拥有21000辆坦克、7700架飞机，战争爆发时已扩充到25700辆、18700架，而各型无线电台仅37400部。考虑到不仅坦克、飞机安装无线电，步兵、骑兵和炮兵也有需求，显然是不够的。为了履行上级计划，就必须新建工厂并为无线电工业提供现代化生产设备。然而实际仅在弗里亚季诺建设了一座工厂（译注：“电子管”厂），其车间使用购自美国RCA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的进口设备，这些进口设备的另一部分则安装在列宁格勒“斯维特兰纳”厂。但他们的产品无法足额供应军队。

于是苏联跟一些国家签订采购急需无线电设备的合同，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改善这个问题。例如1940年2月11日苏德之间的一份经济协议约定：1941年5月之前德国应向苏联销售价值46.2万帝国马克的各类无线电设备，占苏联无线电进口总额之54%。然而即使“海外购”也难以令红军摆脱“无线电饥荒”。以莫斯科军区为例，1940年1月1日统计583架飞机仅43架装有无线电台，坦克连只有连长的指挥车配备无线电台。到战争爆发之日，无线电只能保障总参谋部30%的通信，守边境的西部特别军区27%，基辅特别军区30%。

多年之后我们阅读档案得知这些数据。但在当时——1939年3月，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出席联共（布）十八大，报告部队通信情况时却说：
“由于大批量装备现代化通信设备，通信兵规模扩大了37%。开始采用工作范围更大的无线电台…… 通信部队机动性增强，现在几乎完全摩托化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于红军通信情况的自满情绪仅限军队高层，一些基层指挥员已经意识到无线电通信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以及在各部队更广泛配备无线电台的重要性。

1940年4月苏芬战争结束，联共（布）中央召集高级指挥员开会，有人敲响了第一声“警钟”。芬兰前线战绩最好的师之一：步兵70师师长米哈伊尔·基尔波诺斯起身讲话，直言部队指挥中潜藏的缺陷：
“所有命令都是通过电话公开传达的。军司令库罗奇金给我打电话问：快说，您的指挥部在哪？我只好请求以书面形式报告而非电话里明讲……”

斯大林当即提问：
— 为什么不用电台？
基尔波诺斯答：
— 如果部队移动到无线电范围之外，连接就会中断。
列席者有人插话：
— 我就不信任电台。

基尔波诺斯继续说：
“我必须报告关于通信的情况，人民委员同志，我们师有线通信良好，无线电台很差。他们反映，首先，不爱用，其次，我们对这方面掌握不足。是的，不喜欢用的原因是对无线电台不了解，我们应该学习”。

一个月后，1940年5月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向谢苗·铁木辛哥元帅移交工作期间，听取了中央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制定出一份关于现阶段红军情况的决议。关于通信组织方面文件指出：
“9.通信部队现在装备了许多过时的电话/电报设备和无线电台。新型无线电的推广工作极其缓慢、规模不够。部队几乎所有类型的通信设备都缺乏保障。
通信部队的一大问题是缺少高效的、保密的设备。
落后的通信设备和混乱的通信组织，导致在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行动期间，以及同白芬兰军作战期间部队缺少稳定的、不间断的通信”。

这之后又过了八个月，部队通信情况未见实质性改观，而欧洲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这就要求领导层采取更多措施增强部队实力、巩固苏联安全，尤其要解决在苏芬战争中暴露出来的红军训练和战斗力方面的严重不足。

1940年12月底莫斯科召开红军最高级指挥员及政工干部会议，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首长、各军区和集团军司令员、参谋长和军事委员会成员，以及一些军长、师长共270余人出席。按照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指示，会上准备了28份关于军事理论和实践中最迫切问题的报告。
尼古拉·加皮奇少将是唯一出席的通信部队代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他的报告被认为不紧要，所以就等着有人顺便指出红军现存的通信问题。但这个时候人们对通信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仍未充分了解，加皮奇本人也还没完全明白作战行动的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武器火力。虽然从理论上讲火力几乎可以被无限放大，可它并不是战斗力的决定因素。如果不能运用高质量的通信来指挥、调动部队，就谈不上军事组织的有效性。

卫国战争前很多年红军一直依赖有线通信，无线电台扮演次要角色。然而在全面战争条件下，战场上兵员、火炮、坦克和车辆严重饱和，再想建立有线通信是非常困难的。相当一部分线路必须埋于地下，避免被敌军炮击和空袭切断。

时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在会上表示：
“由于技术装备的大量应用，管理部队变得更加复杂，但无线电通信质量和数量上的发展又使各级指挥员有充分机会对手中部队进行持续、果断地指挥”。
总参谋部情报部（格鲁乌）部长菲利普·格利科夫中将说得更明确：
“关于指挥手段我想强调，参考西方国家尤其德国的经验，我军必须果断转到普遍无线电化的路子上。我们应该把无线电而非有线通信作为发展通信的重点，要为部队配备便携式无线电台”。
会开到最后，甚至未列在出席名单上的航空兵少将、红军空军副总监察长季莫菲·赫柳金也起立发言说：
“地面指挥部和航空兵之间的无线电联络意义重大。无论空中指挥员还是地面指挥员都应当拥有。通信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没实现。现代化通信必然是、也的确是无线电。这是最主要的”。

此时距离伟大卫国战争还有半年，国内无线电生产企业为数不多，其中仅5家是大工厂。这么短的时间够做什么呢？

战争终于爆发了。一些敌军飞机搭载特种设备和炸弹专门破坏苏联通信设施与线路，像蝙蝠一样在电话/电报主干线上空盘旋。个别敌机炸完不走，继续滞空监视，阻止地面恢复重建工作，甚至追击落单的通信兵。电报/电话通信频繁中断，给部队指挥造成极大困难。

苏联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曾这样描述战争第一天：
“很快值班人员报告通信中断。无论莫斯科、基辅还是卢茨克都无应答…… 到了十点钟我们终于短暂接通卢茨克，军总部一名工作人员着急地说通信频繁中断，他不知道前线情况。几乎同一时间传来基辅被德军轰炸的消息。随即线路再次被破坏。无法联系军区司令部，6月22日一整天没有他们的命令…… 我们只好自己搜集各种信息…… 但这也付出了高昂代价：许多参谋军官执行任务时牺牲”。
2002年再版的罗科索夫斯基回忆录《军人的天职》恢复了以前被删节的部分，描述德军怎样破坏苏联通信线路：
“他们（敌人）使用小型航空炸弹，这种炸弹外壳带杆子用来破坏电话线，杆子接触电线瞬间就爆炸。这种小炸弹从飞机上成批投放。另外，还有受过专门训练的破坏分子破坏通信线路，说不定在战前就开始动手了”。

1961出版的伊万·费久宁斯基将军回忆录《在警报中醒来》写道：
“敌人的飞机和破坏小队打掉了通信节点和线路。总部没有足够的无线电台，我们也不习惯使用它们…… 传达命令的人要么迟到、要么干脆来不了…… 跟友邻部队总是缺乏联络，而且往往没人愿意去建立联络。敌人利用这一点，渗透到后方打我们的指挥部……”。

苏联西部是德军主攻方向，情势特别艰苦。红军四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第3、第4、第10和第13）共44个师、1个空降团和21个航空团，在第一时间被切断了前指与后方司令部的联系，花费好久才恢复，第3集团军一度完全失联。6月22日中午第3集团军司令员报告说仅有的三部无线电台两部已遭毁坏，第三部故障。西部方面军总司令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大将在明斯克请求莫斯科支援三部无线电台，后者答应派飞机，但始终没送到。所以不能跟部队保持畅通联络，指挥员不知道他们在哪、战况如何。

由于这些破坏，前沿空军指挥部跟航空师司令部，以及后者跟团部之间的有线通信于6月21日23点被切断，每个机场只能各自为战。

但对通信产生负面影响的不仅是线路和无线电台的缺乏或被毁。在战争最初阶段极其艰苦、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许多指挥员并不总是知道怎样运用手中无线电设备调兵遣将。许多部队和单位出现了后来臭名昭著的“无线电恐惧病”，误以为敌军准确炮击、轰炸指挥部的原因是无线电台在这里工作。所以这些部队的电台要么不开机，要么被安置在距离指挥部很远的地方。

时任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谢尔盖·什捷缅科将军后来回忆：
“薄弱环节之一是跟前线、尤其西部前线的通信，非常不稳定。由于通信频繁中断，我们并不总能掌握全部必要的细节。前线司令部也抱怨与各部队之间的联络不畅通。所以，即使我们建立了联系，也无从得知关于部队状态的足够情况。”

红军在战前缺乏或者说低估了无线电的作用，结果付出惨重代价，这也是苏联在战争初期遭受挫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架设的线路因空袭或破坏活动被毁、军用无线电台只在固定位置工作，以及对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运用无线电通信的方法缺少研究，共同导致了开战之初指挥部跟部队之间的联系时断时续。

红军指挥层对这个问题迅速做出反应。1941年7月23日国防人民委员部发布《关于改进红军通信工作》的特别命令，指出：
“指挥部队不力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通信组织工作不合格，主要是忽视了无线电通信这一最可靠的通信方式”。命令要求“各部队、各单位指挥员和政委要负起个人责任，迅速保证充分运用无线电设备指挥部队……”。

下达命令的同时开始寻找责任人，而且找到了。

1941年7月22苏联最高法院宣判：原西部方面军司令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大将、参谋长弗拉基米尔·克里莫夫斯基赫少将、通信兵少将安德烈·格里戈利耶夫和原第4集团军军长亚历山大·科罗布科夫少将“表现怯懦、失职，未经许可放弃阵地，导致部队崩溃”等罪行，判处他们死刑。本文不探讨这种严厉判决公正与否——1956、1957年四人先后平反，只看前线通信主官被指控的内容。

1941年7月28日国防人民委员部№0250号命令称：
“……原西部方面军通信部长А.Т.格里戈利耶夫有能力在方面军司令部与作战部队和兵团之间建立畅通联络，却表现出惊慌失措和构成犯罪的无所作为，未能运用无线电通信手段，造成从战争第一天开始对部队的指挥就中断了”。

由此可见，当时最高领导层对于军事通信技术装备，尤其无线电通信的实际情况仍然知之甚少。

上述宣判同一天（7月22日）莫斯科举行由集团军级军法官瓦西里·乌尔里希主持的军事委员会闭门审判会议，红军通信部长尼古拉·加皮奇少将被解职，8月8日逮捕。此人担任该职务仅一年，这么短时间不可能解决通信组织工作积累多年的、对各部队、兵团及其指挥部战斗准备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全部问题和缺陷。

卫国战争头几个星期，各方面对通信工作怨声载道。尼古拉·加皮奇被认定是造成此种灾难性局面的罪魁祸首。起诉书指控他：
“于1940年8月-1941年8月担任红军通信部部长期间，犯罪性地领导部门工作，没有为军队提供必要数量的通信设备，给指挥部队造成了困难。他领导的通信部在同德国开战的第一个月未能满足前线需要，未能与前线建立畅通联络”。

加皮奇案调查持续了11年之久。除了所谓“犯罪性领导部门工作”外，还指控他参加“军事法西斯集团”，内战期间“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等。1952年军事委员会判处他十年劳改，剥夺军衔，发配伊尔库茨克州伐木。1953年7月获得平反，恢复军籍、军衔。

总而言之，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几个小时之内，敌人摧毁了大量民用、军用通信节点及线路，使得指挥部队极为困难。通信中断意味着团与师、师与集团军、集团军与总参谋部之间无法沟通，个别部队和兵团在混乱迷茫中行动，导致人员和装备不合理的高损失。

但是，不仅指挥员获取信息、调遣部队要求良好通信，地面、空中和海上的战斗同样需要。毕竟陆战可以拉电话线，可以派通信员跑腿递送文件，坦克、飞机、军舰呢？总不能在它们之间架线、派人吧，所以需要无线电台。

按照通信兵元帅伊万·佩列瑟普金的说法，战争开始时工业部门为军队提供了约35种无线电设备（其他资料称约20种）。但其中大多数由于工作不可靠或别的缺点（功率小、尺寸大、沉重），不受军队欢迎。

各兵种通用的5-АК型车载无线电台，电报模式下的工作半径是静止时50千米、移动时30千米，电话模式下15-25千米。战前列装部队的还有РБ、РРУ等型号无线电台。最常见的坦克用71-TK无线电台1933年开始使用，电报模式静止时50千米，移动时30千米，电话模式15千米。1941年开始有了9-Р（静止25千米，移动18千米）、10-Р、РСНК坦克电台。有线通信则使用УНА-Ф-31、УНА-И-31电话机。1941年7月，也就是列宁格勒被围前一个多月，科济茨基无线电厂制造了少量更先进的“北方”型坦克电台，之后该厂疏散到东部大后方，1941年12月开始恢复生产。

通信手段落后是机械化兵团的主要弱点之一。同1939年的模范军团一样，71-ТК坦克电台和5-АК车载电台一直是主力。这些设备过去就不足以指挥坦克兵团，更别提坦克数量几乎翻倍的新式兵团了。举例来说，第14机械化兵团拥有534辆坦克，6月23日发起反攻的时候竟只靠一台5-АК传达命令，有线通信为零，战斗两天损失惨重。

Ю.И.穆欣、С.С.巴察诺夫合著《战争与我们》也提到这种尴尬状况：比如一场战斗开始前，坦克连连长上半身探出舱口挥舞小旗发信号，意思是“跟我行动”。如果攻击受挫，坦克停止，连长必须再次探出身体，冒着被敌人瞄准的风险再次挥舞小旗下达命令。

除无线电设备欠缺外，另一个问题是部分指挥型坦克的天线安装在炮塔外围，样子像扶手，一看就知其用途。这在卫国战争前的局部冲突中已经造成指挥坦克损失率高于普通坦克，德军自然懂得优先射击它们。德国坦克早先也装过这种“扶手型”天线，发现损失增加后改为不那么显眼的鞭状天线。

再来看航空兵。1940年几个代表团访问德国，参观了军工厂，签署了进口武器样品的协议。代表团之一获准进入航空厂，他们下单购买德国军用飞机样品，运回苏联的空军科研所试飞，供航空专家研究熟悉其性能。对这些样品（Bf-109E、Bf-110、Ju-88、Do-215）测试后发现，德国军机如果不安装无线电台、无线电罗盘、盲降系统等先进设备的话就无法保证其作战效能。参与测试的工程师鲍里斯·切尔托克后来回忆：
“全部飞机都配备有武器、最新式飞行导航设备，以及超短波/短波无线电台…… 开启机载无线电台后，我们对飞机之间的通信可靠性深信不疑。而我国飞机在服役期间，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实现互相之间或同地面的无线电对话”。

于是军队开始强制要求在飞机上安装无线电设备，但这项任务难以完成，因为战争前夕国内无线电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最新型战机，例如米格-3、雅克-1、拉格-3或者根本没安装无线电，或者即使小部分安装了（出厂时平均15架安装1架），却由于发动机点火系统等各种来源的频繁干扰造成飞行员实际无法使用无线电。尽管明文规定“从1941年1月开始量产的每架雅克-1都必须配备РСИ-4无线电台”，但仍有约1000架该型号飞机下线时未安装任何无线电台。那些准备安装在飞机上的电台技术规格落后，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自己也承认：
“工厂制造的无线电台很重（51千克），品质很差，运行时不可靠，不能提供堪用的无线电收发性能”。

由于缺乏机组之间以及同地面的通信手段，大大削弱了机群机动、航向引导、寻找目标、组织进行集体空战等的灵活性。德军飞行员指出1941年俄罗斯没有从地面与战斗机进行无线电联络的装备。苏联战斗机指挥员在空中使用视觉信号下命令，因为僚机没装电台。

三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空军元帅亚历山大·波克雷什金曾说：
“我们这些飞行员深刻了解无线电在战斗中的作用。我在前线屡屡感觉遗憾的是，战争头两年我军飞机很少有无线电台。我们在空中变得像哑巴，唯一的‘沟通’方式是摇晃翅膀。如果我们的飞行员能够在必要时刻喊话警告战友注意危险，那将赢得多少次胜利啊”。

19世纪末亚历山大·波波夫发明出无线电收发装置，首先就是同俄国海军合作进行的岸舰试验。此后各国海军一直是无线电大客户，因为战舰、潜艇和海军航空兵飞机在远离陆地的公海执行任务，必须有可靠手段监视敌人并随时通报基地指挥部。1920年代中期苏联决定彻底更新舰队的通信设备，拆除老旧换新款，委任无线电专家阿克塞尔·贝格负责此事。1926-1928年列宁格勒“科济茨基”厂开始生产舰载无线电台，战争爆发后这家代号210的企业仍然是无线电设备主要制造商。随着新舰艇下水，海岸防空和舰队防空能力增强，对各类无线电器材的需求也同步增长，先后共七家企业参与生产（210厂、208厂、203厂、197厂、193厂、321厂、320厂）。但他们的产能仍不足以满足海军。

1941年6月苏联西部三个舰队（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舰队）拥有3艘战列舰、7艘轻巡洋舰、42艘驱逐舰、145艘潜艇、16艘巡逻艇、72艘扫雷舰、130艘鱼雷艇。远东的太平洋舰队有9艘驱逐舰、73艘潜艇、8艘巡逻艇、8艘扫雷舰和139艘鱼雷艇。这些军舰战前广泛安装了“无线电报站”(РТС)，战列舰无线电操作员32人、巡洋舰22人、驱逐舰10人、潜艇7人。尽管无线电工业逐年提高对海军供货量，却一贯未能完成年度计划。战前海军的无线电通信手段好于空军和地面部队，惟操作员短缺，仅满足定员的40-45%。

总而言之，为消除工农红军无线电领域存在的缺陷，必须举全国之力采取紧急措施来发展无线电工业。除疏散到东部大后方的工厂外又另建新厂，至战争胜利时数量几乎翻倍。科学团体也在寻找方法用简单设备替代更复杂的设备，比如向公民征集无线电零件组装电台、把机载电台改造为坦克电台等。

这些措施起到了效果。1941年6月22日-12月31日期间部队只接收56000套各类无线电设备，1942年提高到275000套、1943年495000套、1944年487000套，至战争结束合计1514000套。如此一来，无线电台足够安装在全部坦克、飞机上（胜利时红军拥有86100辆坦克、115600架飞机）。一个步兵师在战争之初仅使用22部电台，战争结束时已有130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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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苏联红军空军战时油料供应问题

卫国战争前夕苏联军火残次严重

三个人一杆枪

1982年2月17日下午5时许，在莫斯科地铁“航空发动机”站周边上班的市民像往常一样准备坐车回家。人流滚滚而来，值班员开启备用的四号自动扶梯以免拥堵，岂料竟发生了莫斯科地铁运营史上最严重事故之一。

由于机械故障，扶梯制动器忽然失去作用，台阶在高处乘客体重的作用下以正常速度2.5倍下行。众人瞬间失去平衡摔倒，一个挨一个滚落，堵住电梯下层出口。上方入口的人不明情况，继续踏上电梯，导致几十至一百人你压着我我压着你。几位腿脚灵活的企图越过护栏到相邻上行扶梯避险，但3毫米塑料挡板无法承受他们重量，直接从2米高度坠地受轻伤，个别人还被碎片划出血。而那些动弹不得的受害者情况更糟糕，八名死者全部死于挤压窒息。

悲剧持续110秒。5点10分地铁站入口限流，5点35分禁止进入。走出车厢的乘客被血腥场面吓得发懵，一些人迅速回过神来手拉手组成人链保护伤者。又10分钟后整个站点关闭，列车甩站不停。救护人员闻讯赶赴现场。

1980年代初政府对媒体的限制仍然很严格，报纸不能自由报道社会上发生的负面事件。第二天《莫斯科晚报》仅刊登寥寥数语：“1982年2月17日莫斯科地铁加里宁线‘航空发动机’站发生自动扶梯事故。多名乘客受伤。事故原因调查中”。地铁员工被禁止谈论相关信息，急诊医生也被要求保持沉默。

出了这么大事儿不对公众讲实话，就别怨社会流言满天飞了。市民们交头接耳传说地铁乘客“掉进扶梯下方齿轮仓”，被运行中的机器撕成碎片，血肉喷涌，“死了七百人”；又传说某警察单臂抓住扶手，多个人在下面抓他另一条胳膊，竟“生生扯断”；甚至说设计这款扶梯的工程师获奖后立即出国，有“搞破坏”嫌疑……

需要指出的是，“航空发动机”站地面铺的是黯红条纹大理石板。很多莫斯科人忘了这颜色其实跟一年前没两样，误以为“血迹”渗入内部难以擦净，将之视为事故伤亡惨重的“证据”，不愿再涉足这晦气之地。“航空发动机”站很快变得门可罗雀，相当一段时间无人使用。

1982年4月美国纽约的《新俄罗斯话语报》添油加醋报道此次事故：
“据目击者描述，由于拥挤的自动扶梯断裂，几百人卷入不停运转的机械装置中，几十人被碾死，逾百人受伤。这一切被旁边上行的乘客全程目睹，顿时引起恐慌，导致更严重伤亡：多人被挤压踩踏毙命”。

但真实情况是根本没人被“运转的机械”吞噬，也无可能从扶梯直接落入机舱。绝大多数死伤系挤压所致，一名男子的脚因长时间卡住不得不截肢，高坠者跌伤的原因是水泥地面太坚硬。

1982年11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召集闭门会议，给出受害者准确数字：30人受伤、8人死亡。

调查人员发现，事故直接原因是“航空发动机”站自动扶梯1981年12月新安装的制动器失灵。地铁工作人员不熟悉新操作规范，仍按旧办法调节，令扶梯在应急模式下运行近三个月。事故发生时第96级台阶断裂，插入下层梳齿致其变形受损。保护装置立即启动切断电机。但制动距离小于11米的话，电磁制动器不能形成必需的制动力矩，机械制动器则由于链条速度未达设定阈值而不工作。于是扶梯在高处乘客体重（合计12吨）作用下加速下冲。地铁员工使用急停按钮无效，连忙呼叫机房断电，这才彻底停止。

结论一出，地铁管理部门感觉难办了。该型号自动扶梯屡遭投诉，如今必须全面检查。但如果要检查，将连累至少六座地铁站关闭，整条线路瘫痪，酿成丑闻。最后决定只关闭“航空发动机”站，大修持续三星期，70人团队三班倒，放弃休息日昼夜施工。而其他地铁站的扶梯通过加强台阶、升级制动器、更换主传动轴和扶手挡板等办法逐步排除隐患。

1992年《莫斯科晚报》再次刊登1982年地铁扶梯伤人事故，这回的调查报道很详细，公众终于获知真相。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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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伊甫柳什金
《克格勃：昨天、今天、明天》国际会议上的发言，莫斯科，1994年

克格勃从1978年开始采取协调一致行动，大规模指控义务兵从事“间谍活动”。我本人的案件是这长串案件的第一个…… 正因如此，我将试着以亲身经历来说明他们炮制此类案件的套路和手段。

我1976年应征入伍。当时正在莫斯科汽车和道路学院上夜校，被他们直接拉去军队，分配在乌克兰巴甫洛格勒附近的一个训练单位。部队隶属战略火箭兵，训练单位自然是秘密的，军中术语叫保密通信。

但该单位实际并不保什么密，都是编出来吓唬人的。他们告诉我们，士兵之间必须互相监视，必须密切留意在本单位工作的平民的全部言谈。每次开会总要再强调一遍，说是巴甫洛格勒（很小的乌克兰小镇）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一直潜伏着一个老盖世太保，1945年该部队在此驻扎，老特务三天两头翻垃圾堆寻找情报，传送给美国中情局——纯属鬼话。

鬼话之二说：某美国外交官驾驶苏联牌照汽车进入巴甫洛格勒，借助某种设备窃取训练单位电子情报。士兵们津津乐道这类话题，越传越离谱，上上下下被一种“防谍反谍”热情笼罩着。

我们学习使用各种秘密设备，全都签了保密协议，按通常理解就是接近所谓国家机密的人。在这支部队服役的兵大多来自乌拉尔地区偏远市镇，也有莫斯科的。大家心知肚明：克格勃会从这些操作特种通信器材的人里面挑选将来退伍后到克格勃工作的人。

今天我和朋友们谈起过去，很难肯定地讲当年在吸烟室发生的指控我和我战友犯罪的谈话（写在档案材料里）是否因为我们学习的设备有可能是所谓外国情报机构感兴趣的目标？

我强调：“所谓”外国情报机构，因为没见哪份材料明确指出是哪国机构。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任何人，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无法确定这次谈话究竟真正发生过还是克格勃胡编的。但参与谈话的有12个人（档案所载），12个人一致点头表示“对，很可能感兴趣”。在反间谍狂热形势下这种谈话不无可能。

所以克格勃开始搜集我的、我亲密战友的、和另一位跟我们同单位的小伙子的材料。我们仨都是莫斯科人。其中一人被克格勃指控在军中招募窃取情报的同伙，于是有了上述谈话。谈话结束不久我生病住院，出院回单位没几天，三个人被调动到三个地方。

我被分到文尼察，在战略火箭兵某导弹基地指挥所上班。发射按钮跟我的岗位一墙之隔，也就说战略核导弹总控制系统在我身边。我天生好奇心重，对万事都感兴趣：导弹什么型号？它们怎么飞行的？这套系统怎么组成的？为什么放这儿？您看，这就是个18、19岁大男孩的正常兴趣。我没办法甘做“螺丝钉”，我需要弄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怎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以及后果。

我跟那俩战友通信，互相交换家信中透露的各种情况，保持着温暖、亲密的同志关系。年轻人相处爱开玩笑，我不否认我们都不喜欢当兵，讨厌这种环境，讨厌营区的氛围。比如去了司令部的战友给我写信，引用当时流行的一则笑话：某黑人男士携带20千克废纸入境苏联，人家问他：“拿这么多废纸干嘛呀？”黑人答：“干嘛？我听说你们苏联20千克废纸换一个白女人啊？”如果你还记得，这里指的是威尔基·柯林斯代表作《白衣女人》。（译注：苏联有废纸换新书的做法）

于是我给该战友回信：“萨沙，你与其整天忙些文书工作，不如攒够20千克废纸也换个白女人”。克格勃读了信，认为我怂恿战友利用在导弹部队司令部工作的职务便利搜集机密材料。我可没瞎编，档案里写着呢。荒谬吧？但的确发生了。

那么，本人“搜集”的机密材料有哪些呢？首先，我有权接触国家绝密，也就是保密通信设备的密钥数字，通过自动控制系统每天更换；还能接触一系列重要的、绝密的文件——都属于我的工作范围。第二，任何一个兵在基地各处行走看到的东西我也看到了：比如右边有个发射井，左边也有个发射井，它们的编号是什么。另外，军官们普遍慵懒，习惯受人伺候，即使导弹部队军官也不比别人更聪明更有能力。值夜班相当无聊，又对自己的职责缺乏足够认识，有些事情我能做他们懒得做，就吩咐我跑腿代劳。

所以，在军官的允许下我熟知这个导弹团的几乎全部文件。他们会递给我文件说：“读一遍，如果有演习的话你就照着做”。可能有人不知道秘密文件怎么保存的，是这样：存放于密码保险柜内，用值班军官的个人印章密封，钥匙随身带。即使我再怎么想窃密也无法凭一己之力打开保险柜。就这样，我慢慢熟悉了密码表、作战手册等被认为关系重大的文件。对我自己来说也很有意思，替上级研究这个系统，实际做了导弹团值班军官的工作，什么都看了，什么都学了，知道它怎么运行了。在我被捕之前从没哪个军官认为不妥，大家觉得很平常，还建议我继续当兵，考个专科学校或军校完成学业。

时光荏苒，就在两年服役期满退伍前夕，我因违反着装规定被团长抓住，罚关禁闭室7天。那天是11月15号，进了禁闭室，他们递过来逮捕通知书，我一看写着11月13日，就说：“对不起，今天15号！你们是不是12号决定逮捕我今天才来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奇怪了，部队特别处（译注：国家安全部门派驻军队的机关）领导正好也在屋里，他（而不是押我过来的团首长）解释说刚才给我的是他们的工资单。我仍然不懂工资单跟我关禁闭有什么干系。之后他们修改了日期，锁上牢门，告诉我：“不要紧，等等吧，会再来找你的”。

一天后我被带往特别处，让我回答有哪些朋友，我就详细写了在单位内外跟谁接触过。问话的人态度很友好，甚至可以说是善意的，对我讲：“说实话，我们知道你对导弹技术很感兴趣，也掌握不少关于导弹部队的信息。我们想弄明白你对这些东西的了解程度和记忆程度。如果不困难的话，我们就不打扰你，给你一个房间和纸笔，请尽量把你掌握的知识系统地写一写”。

我问：“这是为什么？”答曰：“我们就是感兴趣而已。我们发现你知道的不少，所以很好奇你怎么学会的，毕竟没人教过你”。我说：“那好吧”。认认真真写了大概40页纸，相当详细，完全没有戒心，把自己对曾经服役的文尼察导弹基地的了解，以及所知的苏联战略火箭力量的一般性情况都写了。然后戏剧性时刻来了，向我宣布：“对于一个仅仅感兴趣的人而言，你知道的太多了。你是搜集情报出卖的人”。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源起。同我保持通信的两位战友被拖下水，20千克废纸的玩笑定性为企图推动、怂恿同志搜集导弹部队秘密情报，厌烦当兵生活的抱怨也成了“罪证”。往来信件我都留着，我就没有烧信的习惯。克格勃用红铅笔在这些信上画线，标出符合他们认为的带“暗示性”的句子，在档案里列为：“怂恿搜集情报的暗语”。我当然理解不了。我说：“伙计们，太荒谬了吧！你们到底在说什么？”他们说：“我们明白这很荒谬，可单位里知道你掌握机密信息的人太多了。我们的组织也是官僚主义。给你张纸，你把掌握的都写下来，然后给你个正式警告——填个表（他们给我看了表格）签个字就完了。你就可以回家去”。文尼察部队特别处主任斯捷普林少将说：“我以国安人员身份和共产党员身份向你保证，签了字什么都不会发生”。

那时候我才20岁啊！我同意了，说：“行吧。你们知道我什么都没干。我签字让这一切结束吧”。又说：“好，我承认搜集了情报”。之后我再没多说，搜集情报出卖给哪个国家之类的压根没人关心。岂知我松口配合竟留下后患。

过了几天苏联克格勃侦查员出现，说：“现在需要你填表，我们是个官僚组织，他们应该把这些交给我们，也确实交了。再配合一下就都结束了”。我老老实实填完表，被带到文尼察登上军用飞机，客舱除了五个侦查员和我再没别人。下飞机到库宾卡，又到克格勃列福尔托沃看守所。走进侦查员办公室，他说：“别急，这就放你。现在找检察院把手续办完”。

桌上有一部市话，我说：“听着，今天12月27号了，我本应该11月退役的。请允许我给父母打个电话，毕竟快俩月没联系了，我得告诉他们我在莫斯科”。他说：“急什么呀？等会儿你就可以回家，我们送你”。接着拿出用回形针固定的两页纸：“看一下签个字”。

我完全没怀疑在跟正人君子打交道，看都没看直接签字递给他，说：“谢谢你，可以走了吗？”他说：“让你看一下！”我掀开纸说：“看什么？都签字了还要怎样，我以为我们的君子协定是我签字你放我走”。他说：“不，不，读一遍”。我低头一看，这才发现是一份期限两个月的逮捕决定，我已经被列为间谍活动嫌疑犯。

现在所有这些文件，和我的自愿供述，都有法律效力了。侦查员平静地把《刑法》递给我，说：“你看，我们是个非常强大的组织。第64条可判枪决。没人能阻止我们，永远没有，我们想做什么就能做到。如果你拒绝认罪的话，我有你的供述，40页纸，保证你被极刑处理”。

那好，按我当时的想法，既然人家划下游戏规则，我惟有服从。我认罪了，竭尽全力让案情显得荒唐，而且我相信我成功了。我被正式指控替一个外国情报机构（未指明哪国）从事间谍活动，利用1978年退役到两年后奥运会开幕这段时间将搜集到的一些情报传递给外国特务。所有这些都写入案卷。

克格勃甚至不愿杜撰更详细更有说服力的版本，对他们来说东拼西凑盖个章就够了，足以提交法院。

开庭当天只有陪审员、检察员、辩护人和我们几个，再就是扛肩章的、穿便衣的。我父母在门外不准进。庭审持续一星期，直到宣读判决书，法官念道：“……鉴于上述情况，判决如下……”的时候，才宣布“让父母进来！”意思是亲耳听听孩子判多少年。所以，二老除了眼睁睁看我1981年进劳改营之外，什么事都不知道，只知道判了我六年。

我在劳改营陆续遇见新抓获的“外国间谍”，原来我是头一个。事实证明我们这些人的案子是同一批侦查员办的。本人的案卷多达24册，他们把能挖的都挖出来了。因为他们知道没人会仔细审读这些东西，没人会在这24本厚重案卷里寻找真相。三小时的庭审录像、四十个侦查员——我打包票绝对是四十个，我直到进了劳改营才想明白。

劳改营里我认识了比我晚进来的“间谍”，互相对比侦查员的姓名，意识到这四十个人分布在全国各地编造此类案件。我遇见的难友说：“我们听过你的姓氏”。一个小伙子在牢房瞪大眼睛对我说：“我知道你这人”。我问：“哪儿听的？什么地方？”他说：“我在部队的时候听他们宣读命令，抓获一名中情局间谍”。我说：“谢谢啦！”最后发现别人也听过他的姓名。这样的“间谍”我前后结识五位，指控他们什么？

萨沙·芬克尔施特恩在北方舰队基建工程营当兵，是北方舰队唯一的犹太人。某天他喝多了回营房（基建工程营管得松，而且他还剩两个月退伍），开始念叨醉话：“我受够你们这些人啦！等老子退了役，老子到处说！”正巧被一个军官听到。萨沙·芬克尔施特恩确实喝醉了，第二天就被关禁闭，对他立案侦查，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意图向西方情报机构传递信息。

施泰曼也是犹太人，在海军当准尉，谎称自己有个兄弟去了美国。侦查发现他实际没有海外关系，仍指控他意图离开军队后将某些情报传递给并不存在的美国兄弟，由后者转交中情局。

瓦季姆·西蒙诺夫是列宁格勒小伙儿，指控他在某个展览会上认识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休·哈莫顿，并记下对方工作电话。一位同事翻瓦季姆笔记本，问这个号码是谁的，他说：“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的”。就这么点儿事儿，足以令他被捕，判处间谍罪。

办我案子的侦查员切尔内什如今在克格勃高级学校教书（译注：国家安全委员会“捷尔任斯基”高级学校，1992年改称俄联邦安全局学院）。办过我的案子、早先也办过纳坦·夏兰斯基案的侦查部门头头现在是俄罗斯安全部（译注：1992年1月成立，1993年12月改制为俄联邦安全局）侦查局头头。我见过的侦查员之一奥列格·斯塔尔采夫去年3月从德国回来，他在当地的工作是监视苏联/俄罗斯驻军，另一位奥列日科上尉仍在德国做相同工作。由于我的案子，他们都顺利获得职衔和晋升。

去年我才平反，但不得不从头经历一遍，配合他们重新调查，再次自己证明没干那些莫须有的事情。这就是克格勃。他们煞费苦心重审我的案子，但仅限于我，我要求平反全部士兵他们不理会，直到今天还没这么做，也不肯这么做。他们不想提起自己以前编造的假案，只想让大家都忘掉。

如果我们想拥有一个文明的国家，首先要建立文明的安全部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亚罗斯拉夫·巴什塔昨天发言说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90%的旧职员已被解雇。俄罗斯的情况可不是这样，那些人依然享受高官厚禄，掌握巨大特权，根本不怕追究。

至于前克格勃将军，我说的是奥列格·卡卢金（译注：出席会议），他夸夸其谈，却从不指名道姓，满嘴空话。虽然1981年列宁格勒间谍案发生的时候他是克格勃列宁格勒分局头目，理应了解此事。但实际情况或许这样：克格勃乃是分工严密的组织，擅长保守秘密，如果他们允许某个人公开讲话，讲的必不是我们真正想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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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尼古拉·伊甫柳什金小传

1958年7月28日生于莫斯科市，大学学历。1976年11月应征入伍，1978年12月27日在乌克兰文尼察市被捕，指控他为一个未指明的国家从事间谍活动（同案犯：战士А.博金、А.尤里耶夫）。曾在列福尔托沃看守所拘押。1979年8月8日依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56-1条判决有罪，处剥夺自由6年，其中前2年在监狱服刑。1979年9月-1980年12月关押在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奇斯托波尔监狱，1981年1月-1983年1月关押在彼尔姆州波罗温卡村第37号严管劳改营，1983年2月-1984年12月回到奇斯托波尔监狱。因“恶意挑战劳改管理机关合法要求及违反改造程序”，1984年9月4日奇斯托波尔法院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188-3条判处他2年10个月监禁。押送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严管劳改营（伐木）。1986年1月23日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最高法院决定取消奇斯托波尔法院1984年9月4日的判决。1986年2月25日释放出狱，到弗拉基米尔居住，在拖拉机厂上班。1987年回莫斯科生活，在“沃伊柯夫”铸铁厂工作，继续莫斯科汽车和道路学院夜校学习。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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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喝杯自制冷饮十分舒爽。比如下面这款超级简单的，短短15分钟即可。

所需材料：

橙子：1个
柠檬：1个
薄荷干叶：8勺
饮用水：1升
苏打水：1升
蜂蜜：2勺
冰块：若干

步骤：

1.橙子切片，拿其中一半榨汁。柠檬切薄片，根据口味适量取用。
2.另壶煮沸薄荷干叶，过滤倒入果汁中，放入橙子片、柠檬片。
3.趁着还温热加入蜂蜜搅拌均匀，倒些苏打水进去，再加冰块。
4.做好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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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9月5日欧洲马术三项赛在基辅盛大开幕，时任国际马术总会主席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莅临乌克兰首都。

尽管苏联主办的国际赛事通常选在莫斯科举行，但莫斯科跑马场从1964年开始的翻修工程迟迟未完，厩房、场地、自动起跑栏等都没造好。所以到了1973年初，政府认为肯定无法赶在秋季之前竣工（实际次年才重新启用），决定将比赛改到四年前基辅新建的现代化赛马场。主席菲利普亲王对此表示同意，经常关心、了解基辅大赛的筹备进度。

乌克兰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为盛装舞步单独开辟了场地，障碍赛设置在朱利亚内车站附近，越野赛在皮罗戈沃村。

除了履行身为国际马术总会主席职责，爱丁堡公爵飞来基辅还有另一个原因：安妮公主将和其他骑手同场竞技。1971年她在英国举行的上一届欧洲赛荣获个人冠军，女儿力争蝉联，当父亲的肯定要亲自支持了。

陪同他们父女的包括服务人员、英国驻苏大使、使馆职员及新闻记者等共46人。公爵下榻地点安排在原著名大糖商列夫·布罗德斯基女婿亚科夫·波利亚科夫建于1910年的公馆，其他随员入住基辅最高级宾馆套房。

这么多外国人入境，克格勃当然绷紧神经。贵宾光临前一周（8月31日），乌克兰克格勃副主席谢拉菲姆·克里昆少将报告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为在爱丁堡公爵到访及欧洲马术赛举办期间组织和管理反情报工作，成立了由乌克兰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М.З.特罗亚克少将负责的指挥部”。（引用克里昆少将的话皆出自解密文件，下同）

“在公爵及随员居住和逗留的地点，将对其身边人、尤其使馆工作人员进行有效监视”。
“为及时发现并阻止8名英国使馆人员可能出现的情报搜集活动……已计划并准备实行必要的国安措施”。

当然，莫斯科指示过乌克兰方面不得在菲利普亲王访问期间执行任何“积极活动”（例如试图招募英国人之类），以免引发国际丑闻。而其他活动则未加限制，所以计划要在来参赛的骑手和观赛的游客中间开展“反情报工作”。

贵客即将抵达前夕，克里昆少将向乌克兰党的领导人汇报第一批工作成果：
“截至1973年9月4日，爱丁堡公爵来访和欧洲马术赛开幕之际，已有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2人、英国记者13人、美国记者6人、英国马术队28人进入基辅。另外还有来自英国、美国、联邦德国及荷兰的232名游客进入基辅。”

克格勃特别关注记者，各国新闻团队都被严密监视。最活跃的是“英国记者，他们携带大量照相、录影和录音设备。他们认真研究形势以及参与接待和服务英国代表团的苏联公民。个别记者企图使用磁带录音机秘密记录同苏联公民的对话”。

克格勃特务发现《太阳报》记者“未经许可”游览娘子谷，对该地发生的惨剧被遗忘深感愤慨（第一座大屠杀纪念碑1976年才建成）。

克格勃特务又发现另一名《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也准备参观娘子谷，此人明明懂俄语却耍花招假装不懂。而《每日镜报》摄影记者据说尖锐批评了苏联服务业，又抱怨西方缺少言论自由，甚至大言不惭告诉同行：安妮公主一旦坠马，他就能拍到轰动世界的照片了。

最让克格勃头疼的是BBC记者，他们“跑去拍摄比萨拉比亚市场，排队打车、买水果等”。相反，他们“拒绝拍摄永恒荣耀纪念碑”，其中一人“声称乌克兰不是独立自主的共和国”。还有一位BBC记者“对我国态度不友好，对本次大赛缺少广告宣传的情况表达不满，试图甩脱翻译游览基辅”。

克里昆少将报告说：“对于上述记者，我们已制定计划并采取措施监视其行为，查明并阻止他们的敌对活动”。

但克格勃还发现另一位BBC俄罗斯分部的记者毫不掩饰自己对苏联的好感，“他欣喜地对导游说：每来贵国一次我总能看到生活改善，商店的货品又丰富了”。

参赛骑手同样受到严密监视。比如记录显示英国队拒绝参加“国际旅行社”提供的游览项目，反而要求每天到场地训练。

英国队的9位饲马员住在“戈洛西耶夫斯基”宾馆，距离赛场最近。克格勃特务很快发现有个人根本不管马，立刻瞪起眼睛：他是不是间谍呀？而当英国使馆的公使衔参赞提出安排此人住到骑手们住的“莫斯科”宾馆时，可疑度迅速增加。

最令克格勃关注的是安妮公主，尤其听闻一位外国摄影记者评价她“任性、傲慢、不聪明”之后。结果恰恰相反，特务们看见的是一位让人赏心悦目的年轻女子。监视报告称：“下榻‘莫斯科’宾馆的安妮公主生活低调，同其他运动员关系友善，回避外国记者。安妮公主身边总有警卫陪同，警卫是‘苏格兰场’的高级警督，住隔壁房间”。

苏联骑手们则对公主本人亲自擦洗照顾赛马感觉吃惊，她骑着这匹马赢得上一届欧洲赛冠军。

爱丁堡公爵9月5日亲自驾驶私人小飞机降落，随即去视察即将比赛之场地，当晚出席十月宫的开幕仪式。

可惜安妮公主未能再次取得好成绩。9月8日比赛第三天，她在皮洛戈夫村越野赛进行最困难项目时意外落马，身体轻微擦伤。众人大呼小叫，爱丁堡公爵却平静地说：“这不是她第一次挨摔。”

最后，莫斯科骑手亚历山大·叶夫多基莫夫摘取本次大赛桂冠。此前蝉联乌克兰马术冠军的弗拉基米尔·索罗卡（尼古拉耶夫）仅入围前十。团体冠军由联邦德国队夺得，亚军是苏联队，季军英国队。

比赛圆满结束，菲利普亲王在下榻公馆举行招待会。次日开着私人飞机和安妮公主返回伦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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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2日早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米尼诺火车站，一列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驶往阿巴坎的客车和一列运输汽油、煤油的罐车（14节、每节50吨）相继驶入。出站信号灯不知什么原因一直亮红，于是两列车都在站内等候放行。此时另一列货运列车正常驶来，由于信号灯故障司机未制动减速，径直撞上油罐车。爆炸冲击使客车末尾三节木制车厢——9号、10号、11号——翻覆，车门无法打开，烈火瞬间将其包围。

9岁男童维克多·因德留科夫和同龄小伙伴正好目击了最先爆炸的油罐。他们回忆说场面“就像原子弹爆炸”，直径约50米的黑色烟柱升至500米高空，中间亮光仿佛太阳般耀眼。吓得孩子们惊慌失措，扭头就跑。

虽然车门被压着无法打开，但10号车厢的一位乘客：坐车去探望丈夫的阿钦斯克女居民达莉娅·拉萨德京娜看见地面和窗玻璃之间位置有个小裂缝，赶快猛踹几下逃出，由于高度紧张甚至没发现小腿被碎玻璃划破，当天身穿的多层衣服（连衣裙、短衫、背心和斗篷）也起到一定保护作用。后面几个小孩跟着她钻出来，铁轨附近的煤渣被点燃，脱身很困难，可没有选择，只能抱头硬冲。幸存者后来回忆：“旁边油罐破裂，什么都看不清”。9号车厢的人比较幸运，27岁乘客根纳季·科利伯达临危不乱，迅速砸开窗户帮助大家疏散，所以该车厢仅2人丧生。

“闯绿灯”的货车司机撞上油罐车，第一时间先喊司炉工跳车，虽然背部大面积烧伤，幸无生命危险。货车司机本人顶着烈焰跑去分离未翻倒的八节车厢防止更多人受波及，遇见从前面赶来的客车司机弗拉基米尔·维维奇，两人合力将九号、八号车厢断开连接，迅速带着剩余乘客驶往几千米外医院方向。货车司机被烧得奄奄一息，入院抢救15个小时，迷迷糊糊中不停叫喊“是绿灯！是绿灯！”弗拉基米尔·维维奇伤重不治身亡，年仅33岁，撇下一儿一女。

事故现场被迅速清理。次日凌晨4点，三百名士兵用工具把泄漏的燃油引入卡拉乌尔卡河，三顶帐篷中的两顶放满了从车厢残骸中寻获的尸体。6月3日上午8点米尼诺站恢复通行，过火的地面被推土机来回翻动，又犁了一遍，撒上豌豆种子，几星期发出嫩芽，根本看不出曾经出过大事儿。

民间估计至少65人遇难，多数是参加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少先队员大会返回阿巴坎的学生，另61人受伤。报纸未报道这起悲剧，政府禁止知情者谈论，所以死者真实名单至今不详。遗体被统一送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能辨认的由亲属领回，但大部分葬在无名公墓。家里世代在铁路工作的加林娜·别列津采娃见证了米尼诺站事故，她说掩埋当天在墓地挖掘一条长深沟，沿着台阶放入59具棺材。抬棺的人后来表示棺特别沉重，很可能装了不止一具尸体。一些遇难者家属则说装殓尸体用的是木箱而非棺材。

关于事故原因有多种说法。最常见的版本是米尼诺站信号灯故障所致：1959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铁路率先改用25kV电力，使用推土机清理铁轨两侧大树、灌木以便安装电线杆的时候有一棵树未被伐倒，倾斜在信号灯上，造成电线短路。所以当天该站信号灯完全颠倒，进站该亮红反亮绿，出站该放行反禁止。本应驶离的客运列车和油罐车被错误阻拦，客车司机按照绿灯通行却狠狠撞上罐车。稍有不同的版本则说是雷击或其他原因令信号灯变色失灵。

第二种说法主要在铁路工人之间流传，称：距离米尼诺站1千米的铁轨上发现拖拉机履带开过的痕迹，虽然铁轨未受损，但信号电缆被压坏，因此信号灯一直停留在损坏前的状态。他们还说政府找到了肇事的拖拉机驾驶员，但由于某种原因没定他的罪。

第三种说法则称事故具体地点不是米尼诺站，而是在该站往阿巴坎方向1.5千米处。那里有一个不上下客的技术站，今天叫做“卡拉乌尔纳亚技术站”，附近就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别墅区。也就是说，很多居民大概不知道他们住的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

如前所述，我们至今不掌握米尼诺站撞车事故的详细情况。1961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铁路局并入东西伯利亚铁路局，1979年再次独立出来，很多档案文件都找不到了。伊尔库茨克铁路职工提供的信息显示，1959年6月2日悲剧的全部资料早就被克格勃收走。但善良的人不会忘记早逝的生命，每年都有许多遗属和志愿者结伴去墓地祭扫——锄杂草、刷栏杆、擦洗小小的纪念碑……

延伸阅读：

被及时制止的重大铁路事故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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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马车”一直是古代俄罗斯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工具。圣彼得堡建城之初，马车夫们聚居在今天利戈夫斯基大街、大斯摩棱斯基大街等位置的棚户区，邻近主干道。从事出租马车这一行必须遵守严格规定，违者将受鞭打或流放服苦役。18世纪上半叶行业规章修订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705年。从1739年开始设立专职人员监督出租马车运营情况，限制夏季时速不超过10俄里、冬季12俄里。

1783年开始把规章条文写在《出租马车运营证》上，连同号牌发给马车夫。号牌上有该车夫所属警察分局的编号及其本人编号，必须佩戴在外衣显眼位置。至18世纪末这种号牌发放了5000多个。1883年彼得堡已有带轮出租马车1万辆、雪橇马车16000辆，组建了从业者行会。一般来讲出租马车分三等：低档的“瓦涅克”（1匹马、硬座，脏乎乎但廉价）、中档的“戈卢布奇科夫”（2匹马，更干净体面）和高档的“利哈切”（豪华款）。用现代出租车业的行话来说，这就是以收费“过滤”乘客，“利哈切”马车夫只拉那些富裕慷慨的客人，同时服务水平力求最高。此外还有一种“罗莫维科夫”（大车），光运货不载客。

出租马车夫通常8点钟出工，运营16到19个小时，部分人干夜班。车厂老板一般雇佣40-80名车夫，其中包括夜班的。马匹跑一天歇一天，车夫却没有固定休息日，睡在专门盖的宿舍，往往和衣而卧以备半夜忽然有人叫车。他们的大部分收入交给车厂老板，并为住宿、损坏的马具和马车修理单独付费。

1899年1月1日圣彼得堡市议会表决通过出租马车收费标准，分为白天价（15分钟20戈比、1小时60戈比）和夜间价（0-7点15分钟30戈比、1小时90戈比），从火车站、剧院和娱乐休闲场所叫车加收15戈比“趴活费”。但很少有人执行官方价，大多口头约定。20世纪初出现了里程计价器，固定于马车座椅，用小红旗标示。

火车站、大旅店和十字路口有出租马车停车场。按照市长的要求，使用纯种马和漂亮车的车夫被派驻一流旅店（米哈伊洛夫斯基街“欧罗巴”旅馆、兹纳缅斯基广场“大北方”旅馆等）、高级餐厅和俱乐部拉活。当时最大的停车场位于圣以撒广场蓝桥和喀山大教堂之间，今格里博耶多夫运河附近。如果马车夫在规定区域外停车、鲁莽驾驶或故意低速驾驶，可以进行罚款。

马车夫白天工间会到所谓的“大车店”休息、吃饭并喂马。彼得堡有几百家这种客栈，通常挂块牌子上写“马多槽足”以示地方够大。客栈院内可容纳20-40匹马，放置料槽投喂干草、燕麦，车夫们也可在此拎水擦洗马车。花园街和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中间的“凤凰”客栈特别受欢迎，有两个出入口：客商走正门，马车夫走院门，后者主要在此等待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夜场落幕。利戈夫斯基大街以前叫利戈夫斯基街，位于涅瓦大街和支流运河之间，当时属于马车夫聚集区，有旅店、客栈、酒馆、茶室、面包房等服务设施，还有自己的澡堂，每周开门三次。在此区域居住、经营的基本是卡卢加省外来人。一些小店伙计甚至扮演着“熟客银行家”的角色，因为马车夫不愿把收入交给车厂老板，所以委托信得过的店伙计保管，请他们给农村亲戚寄钱、代买生活必需品，有时赊账吃饭。

“前进吧，奋勉者！”——此言出自俄罗斯大作家安东·契诃夫之口，他1890年曾到叶卡捷琳堡参观。在契诃夫之前，访问这座大城市的外国人和俄罗斯人很少在旅行笔记中提及城市马车夫。此类文学作品写的基本是陪伴旅人克服乌拉尔山区艰难险阻的那种长途车夫，因为当时道路条件恶劣，行程漫漫，旅人有足够时间观察研究车夫的性格，使他们成为文章主角。

城市车夫就这样被文化人有意无意忽视了。但叶卡捷琳堡自古以来存在这一行，毕竟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帝国尤其乌拉尔地区严重依赖畜力运输，无论客运货运总归马车唱主角。城际往返属于驿站车夫和赶大车的业务，城内交通则是出租车夫的天下。

长期以来叶卡捷琳堡市内出租马车数量受制于市民财富程度。贫民坐不起，富人（不仅商贾和官员，甚至小市民阶层）自家养着车夫和马车。美国人乔治·肯南1885年到访，看见叶卡捷琳堡街头“精致的私人马车和出租马车，车夫身着制服……”

叶卡捷琳堡几乎每一处大宅院都有马厩和车库，居民们坐车出行既为办正事也为找乐子——尤其冬天。严寒时节大众最喜欢的消遣之一是拉长雪橇，上面坐满浑身毛茸茸、眉眼笑嘻嘻的乘客，催动骏马从主街道尽头出发，沿着大路急速奔跑，接着转入本市通往上伊谢季工厂的林荫路，抵达工厂再折返，沿途不忘光顾饮酒场所。

可供叶卡捷琳堡人挑选的马车类型不少，有报纸为证。1880年7月16日《叶卡捷琳堡周报》刊登广告：“出售旅行用弹簧马车，请到瓦斯涅佐夫斯基街波尔科夫宅询问马车夫彼得”。数月前该报另一则广告称：“出售下列物品：三辆旅行用四轮马车、一辆市内四轮马车、一辆带蓬轻便马车和丝绒地毯，请找大教堂旁边哈利托诺夫宅”。1892年的广告说：“叶卡捷琳堡市郊切尔尼亚捷夫别墅出售轿式雪橇、普通雪橇、四座马车和四轮轻便马车”。

俄罗斯帝国城市居民区的马车运输业由市议会管理，1892年朝廷授权议会对马车运输业、马车类型、城市公共马车和其他社会马车做出强制性规定，并对使用马匹牵引的车辆设置定价。1900年的一部法律授予地方自治机关对载人马车业做出强制性规定的权力，并为在城市外居民点运营的载人马车设置定价。市议会可以从本市经营的马车业利润中酌定征收特别税。1887年颁布了马车税则：每匹拉车马每年征税不超过10卢布，内政部长和财政部长协商确定每个城市最高税额及免税例外。

我们来看帝国末期新尼古拉耶夫斯克（新西伯利亚）的载人出租马车收费标准：
1.一小时路程40戈比，超过两小时每小时加收30戈比，不足一小时的按一小时计算。
2.从码头和火车站雇车不计算小时收费，而是根据目的地。
3.在码头和火车站之间移动的乘客，1人或2人携带手提箱的，收费75戈比。
4.从车站区雇车到火车站：30戈比；从火车站到中心区：50戈比；从卡缅卡区到苏尊区：40戈比。
5.从码头到中心区：50戈比；从卡缅卡河码头到苏尊街：40戈比；从码头到车站区：60戈比。
6.从卡缅卡河畔车站区到苏尊街：75戈比，继续走：1卢布；从中心区到苏尊街：40戈比，再往前走：75戈比。
7.从新广场雇车到中心区：29戈比，到车站区：30戈比，到扎卡缅斯基区：40戈比。
8.在同一个市区内移动：20戈比。
9.从卡缅卡出发到面包干厂：1卢布50戈比；从中心区出发：1卢布20戈比；从车站区：1卢布。
10.中心区到火车站区：30戈比；扎卡缅斯基区到苏尊街：30戈比。
11.沿着会堂和学校间的铁路线走：30戈比，再向前到叶利佐夫卡：加收10戈比。
12.从苏尊街到酒类专卖店及东侧毗邻街区：加收15戈比。
13.除上列位置外，抵达终点要求继续前进及一般出城：自行协商。
14.下列情况一点五倍收费：
а) 4月1日到9月1日：晚10点到晨4点；9月1日到4月1日：晚10点到晨5点。
б) 公共假期：复活节3天、圣诞节3天、圣三一日、谢肉节最后一日。
в) 每年4月1日到5月1日、9月1日到10月15日道路泥泞时期；此外确实出现道路泥泞应收一点五倍车费时，经地方行政机关核实，在本地报纸刊文公布并通知队长。
15.使用带油灯照明之弹簧车厢的马车夫深夜运营，另加收四分之一车费。

再来看比斯克市出租马车价目表：
白天每小时：35戈比。
单程，即从雇车地点到市内车站：20戈比。
从库兹涅茨基载客到卡赞卡的城市边缘或反方向：25戈比。
晚12点后载客每小时45戈比，单程25戈比。
冬季夜晚前往河对岸城区40戈比，白天30戈比。
对于多人同乘或出城，双方自行协商车费。
复活节三天、圣诞节和新年，马车夫一点五倍收费。
谢肉节期间市内乘车游玩：双驾马车每小时1卢布20戈比，单驾马车70戈比。
（上述价格信息摘自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鄂毕河两岸与巴尔瑙尔市，1912-1913》统计资料）

20世纪初有个二十岁梁赞农民瓦西里到首都谋生，起初也是从最差的低档马车做起。他渐渐摸出门路，学会法语、意大利语、英语短句招徕乘客，跟人家探讨时政和文学话题，还会背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乘客们无不感觉惊奇，许多人特地找来坐他车。瓦西里的生意迅速红火，换了良马、好车，甚至印了烫金边的名片，车厢内总放着几本书。

一些城市的警察局规定马车夫有义务免费将重病、伤残或醉酒乘客送达目的地，必要时协助警察抓捕犯罪分子。
偏远的伊尔库茨克市直到1836年9月才出现第一批出租马车，明令禁止搭载儿童、老人、醉汉和不讲俄语的人，违者最高罚款25卢布。此外还要求马车夫遵守着装规定、保持仪容整洁，善待马匹，持牌上岗。驾驶时禁止嗑瓜子、乱喊叫、唱歌、打下流手势，一律靠右行驶，不准超车，除特殊情况外禁止随地停车，酒后上岗罚款15卢布。乘客雇车时不能对着马脸挥手，不能大声调笑、咳嗽或打喷嚏，以免惊吓马匹发生危险。

莫斯科出租马车行业出现较早，据说1645年有从业者二千人，1775年五千人、1838年八千人、1895年一万九千人。车夫年龄限制18-65岁，多数是底层百姓，也就是进城务工农民。当局要求他们挂车牌、穿制服、打扫车厢，不准酒驾。随着有轨电车和汽车的兴起，城市出租马车越来越不好干，1930年代这个行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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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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