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佚名

任何研究苏联经济的人不免会遇到一个乍看十分费解的悖论。如果以作战装备这种相当复杂的产品为例，那么总的来说，苏联新型号作战装备能够达到当时的世界水平，并且出厂时间通常比西方同类产品差不太多。这些装备的品质普遍不错，数量也足够，所以苏军从不缺乏坦克、战斗机、潜艇等，反而过剩。在军工发展的基础上，苏联甚至造出了月球探测车这种高精尖产品。然而在生产所谓“民用商品”（而且绝对是任何种类的民用商品）时，情况整个颠倒了。苏联为老百姓制造的一切（绝对是一切）都品质不佳，无法与西方同类产品媲美，款式也落后，亦即上市更晚。饶是如此，任何稍微有点需求的民用商品还都短缺。苏联庞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证明国内拥有足够数量的工程设计人员和相当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为什么轻工业给人的印象却完全相反呢？另外，如果说苏联军工复合体的产品通常是原创发明，那么苏联轻工业的产品无论外观或功能往往剽窃西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苏联经济出现如此怪异甚至畸形局面的首要因素是竞争。共产党人一直以来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竞争理念斥为“邪恶资本家”的虚构，说他们借此来愚弄“单纯的劳动人民”，以便“榨干他们最后一滴血”。然而，在自己最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武器生产部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行为却恰似一位同其他资本家展开竞争的大资本家。

苏联军工领域的竞争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首先，苏联坦克、作战飞机和直升机等主要武器装备至少存在两个甚至更多设计机构，例如新型坦克的设计局分别位于哈尔科夫和下塔吉尔，它们之间互相竞争。直升机的设计局也是两个——即“米”系列和“卡”系列。战斗机则是苏霍伊设计局和米高扬-格列维奇设计局负责研制。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同设计机构之间可以开展智力竞赛，最终选出最佳方案。

显然，仅靠国内竞赛难以促成苏联军工复合体大踏步追赶世界水平。因为如果每个设计局的任务都仅仅是造出比旧款苏联产品更好的新式坦克/飞机/直升机/潜艇，那么很快就会导致苏联最新型作战装备落后别国。事实上，相互竞赛的苏联设计局和科研所开始构思新产品时总会接到所谓政府任务，而政府任务的制定考虑了外部竞争——也就是与西方先进同类武器的竞争。苏共中央政治局不需要一种仅仅比老款苏联战斗机更好的战斗机，他们要的是比美国或西欧最新产品更好或至少不差太多的战斗机。在这方面，苏联情报部门始终保持敏锐洞察力，一旦联邦国防军开始绘制某种“豹”式坦克的初步草图，苏共中央政治局就会迫切希望获得新坦克。

由于西方的保密程度远低于苏联，研制新型武器的决定可以在媒体上宣布，而且最初的讨论也相当公开（毕竟早在设计师开始画图之前，专业刊物已经热火朝天讨论了），苏联能够几乎同时推出自己的同类产品，甚至比对应的西方产品更早。何况苏联军工产品绝非简单照抄，而是完全独立的工程设计方案。

综上所述，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公司的竞争，以及军火贸易领域的竞争，乃是苏联军工复合体能够制造“拿得出手”的产品的保证。

不消说，苏联轻工业压根没有类似情况。苏联的民用品市场一直处于极度匮乏状态，苏联公民一直被本国工业“亏待”。当他们想买一台电视机的时候，他们要的就是个带屏幕、能显影的盒子，对这个盒子的外观、功能和品质没有任何特殊需求。大概直到197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苏联顾客才希望屏幕是彩色的，仅此而已。相应地，苏联的电视机厂为顾客生产的也不是世界一流电视，仅仅是品质难以描述的“带屏幕盒子”。苏联经济的领导者们当然知道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讲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尽量激励苏联工厂推陈出新。但激励措施并不强，因此苏联工厂制造新产品的方式非常简单——摹仿西方同类产品外观，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山寨其功能。可惜，由于整个体制的惰性和计划经济的缺陷，照猫画虎之新产品（通常还丢失了一部分功能）开始充斥苏联市场时，它已经在西方市场上落后了。

资本主义世界几乎每一家公司——无论它生产牛仔裤、口香糖、可口可乐、电视机或电脑——总是通过销售网络间接接触最终消费者。资本主义的销售网络贩卖那些大众欢迎的商品，不卖不受欢迎的商品。同时对于制造商而言，东西造出来不会立即变现，卖出去了才能收到钱。当然，口碑良好的大品牌可能与销售网络建立了一些特殊合作关系，但总体而言，资本主义的模式是：仅仅造出好商品还不够，需要说服销售网络进行分销，并说服潜在顾客进店购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商才能从其产品中获得收入。

苏联的制造企业运作模式完全不同。国家给企业（国家拥有企业）下达生产计划，东西造出来之后立即支付全款。如果企业超额完成计划将得到额外奖金（超额完成奖）。至于产品出厂之后怎样，企业不关心。

那么商店呢？商店也是国有的，根本无法影响国家给它们下达什么样的销售计划，反而有义务完成营收计划。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下达给商店的营收计划本该刺激销售，但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制造商（工厂或企业）不关心其产品的品质和吸引力，一门心思完成计划，故而造出来的东西参差不齐，往往奉行非正式口号：“三等品不算次品”，意思是“东西不好，但毕竟没坏”。国家全额支付货款给制造商，之后将产品运往国营商店，并给商店下达营收计划，这个计划是根据商店收到的商品种类和价格制定的。但商店无法强迫或刺激苏联公民购买品质不高的商品，结果出现了“积压”，也就是商店的仓库堆满无人问津的玩意儿。工厂才不管商店销路怎样，它们继续生产没人买的废物。或者，如果工厂生产的是虽然品质不高但稀缺的产品——比如磁带录音机，那么这样的工厂就更没有动力去改变了。新型号十分罕见，而且正如前文讲过的，通常已经过时。

商店完成营收计划的途径是什么？纯粹通过销售稀缺商品——有时候是苏联国产货，比如磁带录音机或单反相机。但从1970年代开始，进口商品逐渐成为苏联零售业的“救命稻草”。尽管苏联轻工业企业和商店都是国有的，但它们的运作方式却像完全独立的机构。何况苏联工业的本质是破坏性的——向苏联零售业大量倾销无人购买的东西。但正如前面讲过的，苏联零售业有自己的计划——营收计划，也就是卖东西的营业额。由于苏联消费者不爱购买大部分国产商品，苏联零售业不得不设法摆脱这种困境。于是苏联相关机构从国外进口商品的数量越来越大，包括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苏联民众采购。这些舶来品帮助苏联零售业完成了国家下达的计划。

勃列日涅夫年间，随便一家苏联零售企业都是这样经营的：货架上整整一个月摆放着不受欢迎、几乎卖不动的国产货，完成计划似乎无望。但在月末的最后几天，商店经理会命令销售之前预留的紧俏货——如果有舶来品那就更好了。这立刻引发抢购热潮，门外排起长队，本店本月营收计划就在最后几天突击完成了。所以，苏联国营商店的经营模式是：1.每个月大部分时间销售积压的、过时的、品质不佳的国产货；2.月底最后几天出售紧俏货，引发抢购热潮，大笔现金涌入收银台。可想而知，第一种模式店内没几个人排队，而转为第二种模式时，排队的人甚至要站在街上，队伍长达几十米。

但如果进口产品（主要是服装鞋靴）确实进入了苏联的零售网络，岂不是可以同苏联轻工业建立起良性竞争吗？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只有当苏联轻工业产品和外国公司产品共同在国营商店货架上争夺顾客时，竞争才有可能出现。可事实是苏联产品“按计划”进入商店、按计划在仓库积压数月甚至数年，直到被下架注销。进口产品纯粹是苏联国营店的救命稻草，依靠它们“完成计划”而已——根本不存在竞争。这两种商品：苏联国产的和进口的，仿佛存在于平行世界，尽管它们形式上是同一家店销售的。

当然，还得考虑到所谓的“舶来品”，也就是苏联商店销售的进口商品，种类非常有限：无非服装、鞋靴、香水等。1980年代初莫斯科的商店出现了一次性圆珠笔和日本录音带这种稀罕物，但日本录音机从未在普通商店售卖过。更确切地说，仅限在专门商店（“小白桦”等）使用外汇和外汇券（外贸银行支票）购买。绝大多数苏联人与这些商店无缘，因为他们没有外汇。

于是就导致生产稀缺商品的企业对提高品质和推出新款不感兴趣。例如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苏联，泽尼特-E单反相机十分抢手，价钱不算贵，一旦上市就有人排队求购。但它已经是过时型号了，制造商（莫斯科西郊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工厂”和白俄罗斯的“维列卡工厂”）却懒得生产同等价位之新产品。这款相机从1965年开始在苏联制造了约二十年，1980年代初顾客在莫斯科的“木星”商店为它挤破头的时候，它实际更像是博物馆收藏品。

既然谈到泽尼特-E，就不能不提苏联轻工业销往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这样看来，似乎既然有某些苏联产品（例如泽尼特-E）在西方销售，是否意味着苏联轻工业毕竟能够生产出具备世界竞争力的产品呢？答案既“是”又“不完全是”。首先，苏联产品在西方是以倾销价格出售的，有点像现代中国的廉价商品。唯一区别在于中国廉价商品确实占领了世界市场，而极个别苏联产品（泽尼特-E、“指挥官牌”腕表等）实际是“异域奇珍”，在西方销量很低，少数人买回家玩个新奇。说白了这就是苏联提升形象的一种手段——看吧，我国产品甚至远销资本主义国家！

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出口国外的苏联轻工业产品，与那些在苏联国内市场上以相同名称销售的产品有着本质不同。这又是“最有效率的”苏联计划经济的又一个奇迹。商家不愿投入精力保证产品的整体品质，而是设置单独车间组装出口货。他们为“自己人”生产“不是次品的三等品”，为外销生产至少达到可接受标准的商品。因此，这种小批量生产出口版本的模式对整体生产水平的提高没有任何影响。尽管某些产品有出口型号，但国内市场上卖的仍然劣质。

顺便说一句，出口产品偶尔也会“转内销”，售价当然比国内市场的贵很多。

最后，苏联轻工业一直落后的另一项重要因素是钱。这话听起来可能老生常谈吧。一方面，苏联轻工业根据所谓剩余原则获得拨款和资源，意思是上级在制定计划时首先要保障国防工业的一切需求，剩下的才分配给轻工业。所以苏联轻工业企业的设备往往非常陈旧，很多甚至是1945年从德国运回的战争赔偿，偶尔还能见到“博物馆级”的革命前古董机床。不用说，即使决心再大，1970、1980年代使用这些老旧设备生产高品质现代化产品也是办不到的。

还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科技企业通常先针对富裕人群推出最新型号产品，因为生产这些产品需要漫长且投入巨大的研究和实验，开发新技术，甚至要创建新生产线。然而第一批高价产品为公司带来收入，随后的同类产品则会以较低价格出售。购买昂贵新品的顾客本质上是高科技产业的捐助者——这个因素在苏联不起作用。1970年代末尤其1980年代中期，苏联已经形成相当明显的“有几个闲钱”的群体。可这个时候，上述之种种已经使苏联人民对国货产生强烈厌恶感，只希望购买西方或日本货，尤其高科技产品。虽然19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争取到西方贷款，一定程度上振兴了苏联轻工业，使其至少能够用外观和品质还凑合的国货稍微满足国内市场，但时机已经错过了。十年前就该这样做啊。1980年代末的人们渴望进口货，进口货也越来越深入地渗透苏联国内市场。约摸1989年左右，如果一个人有钱，买一台日本原装进口录音机甚至录像机，或者进口游戏机，已经不是什么大难题了。结果西方贷款都白白浪费，苏联产品——即使品质比1970年代好得多——已经少有人问津了。1990年经济几乎停滞。苏联军工复合体历年来制造的大量坦克，纵然性能不孬，亦无力挽救垂死的苏联经济。

这一切都是因为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谬论基础上的国家经济从最开始就有缺陷。当然，它可以获得最初的巨大推动力，造成它能够独立有效运行的错觉。但推动的力量迟早会耗尽，经济随之停滞。苏联经济就是如此，除了把它彻底拆解之外没有其他选项。1960年代末如果过渡到新的轨道相对不太困难，即使1970年代仍然是有可能的。到了1980年代末，任何拯救苏联经济的行动都好比是一队急救员的不舍不弃：他们自己很明白病人快完蛋了，但职业自尊心，或许还有对奇迹的一丝期盼，让他们无法停止徒劳的心脏按压。而最让他们感觉委屈的是，死者亲属反而指责他们，指责这些一直坚持到最后、希望哪怕能延长病人半分钟生命的人，是导致死亡的罪魁祸首。

延伸阅读：

畅谈苏联公共餐饮、航空工业、夏令营及其他

莫斯科显像管厂打工趣事

索洛乌欣笔下的七十年代生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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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腿奶酪馅煎饼的味道出奇地好。特别强调：这次用的是火腿丁，而不是火腿“片”或小块。当然，奶酪也起了重要作用，它在热锅中融化，形成乳化酱汁。煎饼一定要趁热吃，放凉了味道大打折扣。

所需食材（4人份）：

【面饼用】
面粉：300克
淀粉：30克
鸡蛋：2个
全脂牛奶：300毫升
植物油：1大勺
白糖：1小勺
小苏打：0.5小勺
食盐：0.5小勺
【馅料用】
火腿：300克
马苏里拉奶酪：150克
硬奶酪（磨碎）：50克

步骤：

面粉与淀粉、糖、小苏打和盐混合；倒入牛奶，充分搅拌至无颗粒。

200毫升饮用水煮沸倒入面糊，搅拌均匀；鸡蛋加植物油打散，倒入面糊，再次搅拌。

中火烧热平底锅，刷一层油，单面烙饼，顶面待其烘干即可，不必翻面煎。

火腿用食品加工机绞碎，与磨碎的奶酪混合。

薄饼放在案板上，刚才贴锅底的一面朝天，把一勺馅料堆在近端边缘，先拎起左右两侧向内折叠，再卷成筒，把馅料完全包起来。

包好的小饼放入油锅，盖锅盖两面煎至金黄。趁热食用。

小提示：
饼坯可以提前一晚做好，用保鲜膜包裹，冷藏保存。面饼配方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习惯修改，但馅料强烈建议尝试火腿配奶酪——你不会失望的。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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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这个没有也不可能有大型个人资本的国家，存款百万是严重犯罪，政府对这种有头脑的“能耐人”打击极为严厉。说句公道话，他们大多数确实是通过不正当手段积累了巨额财富，虽然其中一些人具备卓越的经营才能——若在不同的体制下，绝对有望跻身寡头榜首。他们善于分析市场，寻找最稀缺的商品种类（多的很呢），然后向消费者提供自己的产品，冒着倾家荡产甚至杀头的风险搏一把。因为他们的生意在当时被视为“数额特别巨大的盗窃”，而对于这种“进取行为”，刑法规定了死刑。

诚然，苏联百万富翁中也有一些彻头彻尾的骗子。例如，伊利夫和彼得罗夫小说《金牛犊》角色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科雷伊科的原型，据说是俄帝国最著名地下百万富翁之一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科罗夫科。此人并不从事消费品生产，“格局”大得多。他喜欢创办各式各样的“公司”，以此为幌子骗取贷款和股东投资。他吃准了那些幻想不劳而获、拿利息发财之人的心理，总能够用同样的方式忽悠他们。“公司”通常开设在高档街区的办公楼，进门就瞧见奢华家具、水晶吊灯和其他象征财富的装饰品，唬得访客深信不疑。投资门槛可承受、许诺高额回报、再来点儿知名人士推荐，哈哈，钱财如流水般源源不绝！一家“公司”刚停业，辽阔国土的另一端立刻冒出另一家换汤不换面的新公司……

但我们还是说回并不单靠欺诈发财的苏联百万富翁吧。他们主要的赚钱方式是生产和销售日用消费品，尤其服装。

伊萨克·金格尔与齐格弗里德·贾森弗朗茨

1950年代初，苏联的战后重建热火朝天。轻工业发展不是优先考虑方向，服装和鞋靴严重短缺，但民众都希望穿得漂亮、时髦。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两位合伙人连手做起生意。他们在伏龙芝市（苏联时代的吉尔吉斯首都）开展业务，自掏腰包购置旧缝纫设备，利用废弃的军用仓库设立作坊，雇佣本地犹太社区工人，参照外国时尚杂志的款式仿制服装。产品一时间供不应求，生意热得像炉火，利润如泉水般流入金格尔和贾森弗朗茨的口袋，每人年收入大约40万卢布（当时一辆小汽车售价5000卢布）。

他俩不愿像前文提到的科雷伊科那样甘愿长期低调，几乎从一开始就大手笔购买房屋、汽车和各种奢侈品。以至于ОБХСС几乎不用再侦查什么，因为炫富炫得实在过于明显了。于是指控他们盗窃社会主义财产数额巨大，后来改为侵吞和利用国家财产。

虽然两位“寡头”反复强调他们没偷国家一个卢布，反而是用自己的钱建立生产、用自己的收入支付工人工资，但司法机关不采信他们的辩解。伊萨克·金格尔、齐格弗里德·贾森弗朗茨和该企业21名工人最终被枪决。

鲍利斯·罗伊夫曼

鲍利斯·罗伊夫曼起初也是一位安分守法的苏联公民。他参加过前线战斗、获得过勋章，1960年代初在一家针织厂担任高级技术员，深受同事们尊敬。

为了理解社会背景，必须指出此时苏联已经开始重视轻工业发展，“时尚”一词频频出现，全苏服装模特之家在莫斯科铁匠桥开业，1959年甚至举办克里斯汀·迪奥服装秀。由于苏联轻工业无法满足人们对漂亮衣服的需求，赫鲁晓夫颁布法令允许精神神经病院患者参加服装生产，作为劳动疗法的一部分。

苏联的“可以”往往意味着“必须”，但医生们不懂时装行业，更不知道怎样开办这种车间。哎，鲍利斯·罗伊夫曼懂啊，他第一个车间就设在加里宁（特维尔）的聋人协会。工人们都很开心，因为听力障碍不好找工作，罗伊夫曼不仅雇佣他们，还按时发放优渥工资。

在加里宁捞到沉甸甸第一桶金之后，罗伊夫曼花了2000卢布行贿，设法调动到莫斯科担任一家精神神经病防治所的负责人。他在那里迅速开设多个车间，打着“劳动治疗”的名义生产时髦的针织服装。患者们在昏暗灯光下轮班工作，曾有员工试图向执法部门举报，但没人愿意认真听“疯子”说话。渐渐地，全国有几十家企业同时运作，形成真正的生产网络，但主要产品是在红普列斯尼亚区卫生局下属的疾病防治所制造。这个车间的主管叫沙伊·沙克尔曼，早先做过警察局线人，在各机关各部门认识不少人。可惜这些关系最终未能挽救他和他的合伙人免受惩罚。

1962年初执法机关收到匿名举报信：“查查吧，他的生活水平超出正常收入。”信中还附有一张详细标注罗伊夫曼住宅秘密藏物处的地图。案子办得很快，主治医生、会计和仓库管理员被判处最高刑期，鲍利斯·罗伊夫曼和沙伊·沙克尔曼死刑。罗伊夫曼挣扎求生，供出了大量同伙与合作者的姓名，全案牵涉超过25人，包括内务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官员。然而“针织品案”造成的影响太大了，罗伊夫曼再怎么配合调查也无法被“从宽处理”。

扬·罗科托夫

这一位苏联富翁不是靠生产服装发大财，而是通过成功的转售赚了几百万。可以说扬·罗科托夫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位个体分销商，也是莫斯科的进口货贩子和外币贩子的祖师爷。其事业巅峰时期在1950-1960年代。

罗科托夫出身犹太裔良家，原姓奥尔利科夫。因母亲早逝，交给姨妈拉扯，后来被姨父收养并改姓。扬·罗科托夫的“倒卖生涯”始于……艺术。少年时期他痴迷摄影，高品质的相纸和显影液只能到黑市求购。起初扬只是一位经常光顾的买家，随着他对摄影耗材逐渐熟悉，开始买卖这些用品，摇身变成投机倒把分子，生意越做越顺。19岁那年，这位法学院学生第一次被搜查，定罪后送进劳改营。罗科托夫居然设法组织了狱中交易网络，说起来还算不孬。狱友们普遍认为扬性格温和，还有一张“天真无邪娃娃脸”。

1954年罗科托夫刑满释放，不但没打算过老实人的生活，反而将自己在狱中组织交易网络以及与黑道头目接触的经验用作前进的助力，推动他发展自己的生意。倒卖衣服其实不难——几乎所有能从外国人手中收购的统统都要，经由中间人转手，在旧货市场、黑市专用公寓甚至著名男、女演员的化妆间内销售。

倒卖外币则比较复杂——罗科托夫建立了成熟的地下网络，最底层的是所谓“跑腿”或“飞毛腿”，他们风雨无阻在高尔基街往来徘徊，拦住外国人交易马克、英镑或美元。“飞毛腿”将换来的外币交给“上级”，“上级”再转交“买主”。买主负责接触富裕的苏联公民，兜售外币、黄金和钻石。此外，罗科托夫的网络还积极招募外国留学生，因为通晓多国语言的年轻人更容易跟外宾打交道。这套体系有严格的等级结构，每一级成员都能分到可观酬劳。

总之没多久，扬·罗科托夫就成为进口货贩子和外币贩子之王，过着奢华生活：在“阿拉格维”餐厅吃午餐和晚餐，交通全靠出租车，找首都最漂亮的时装模特做情妇。与此同时，他的穿着却非常低调，仍然和年迈姨妈一起住在老旧的“团结户”公寓。尽管如此，餐馆常客、绰号“斜眼”的罗科托夫早已被执法机关盯上。他是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行李寄存处被逮捕的，当时正准备领回装满外币和珠宝的手提箱。经搜查，从他身上缴获34.4万卢布，但他建立的外汇黑市网络的涉案金额估计至少二千万卢布。

罗科托夫第二次出庭受审，判决相对较轻：八年劳改。但1961年访问东德返回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得知此事，勃然大怒。案件迅速重审，罗科托夫最终被改判死刑立即执行。他的同伙：年仅24岁的弗拉季斯拉夫·法比申科也被枪决。

曾有人统计，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仅仅因为经济犯罪被枪毙的就超过8000人。勃列日涅夫年间的政府对这些“地下老板”态度比较宽容，他们的生意属于半合法状态。直到1990年代初实行新政策，这类企业家才走出地下，正如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科雷科一直梦想的那样。

公认的第一位苏联合法百万富翁叫阿尔乔姆·塔拉索夫，1989年他从自己创办的合作社获得300万卢布利润。塔拉索夫按规定为这笔工资缴了税，又向他所属的党组织缴了党费。许多人听闻此事大受震动，但塔拉索夫的生命与自由已经不再受威胁了……

延伸阅读：

赫鲁晓夫年间的外汇黑市案

斯大林时代的“私酒之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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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检察院前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Л.Р.舍依宁关于审判Л.В.尼古拉耶夫等С.М.基洛夫遇刺案诸被告的问题致苏联部长会议国安委主席И.А.谢罗夫的声明

1956年

针对И.А.谢罗夫和П.В.巴拉诺夫同志向我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

大约在1934年12月中旬，前任苏联总检察长И.А.阿库洛夫告诉我，他与副手А.Я.维辛斯基将遵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前往列宁格勒，办理尼古拉耶夫等人案件移交法院的手续，此案已由НКВД侦查机关办结，并要我也随行。

抵达列宁格勒后，阿库洛夫和维辛斯基对诸被告进行了简短的重审，我则进行记录。这些重审纯粹是形式性的，持续20-30分钟，期间叶若夫和科萨列夫代表的中央委员会也在场。重审内容仅限询问被告是否确认其向НКВД机关供述的供词，以及是否承认自己的罪行。由于1934年12月1日颁布的法律，案件移交和重审进行得十分仓促。

所有这些工作三天之内都完成了，之后根据阿库洛夫和维辛斯基的指示我前往莫斯科，未参加庭审。

我记得在对尼古拉耶夫进行重审时，他给我的印象仿佛是个身心退化者——瞳孔扩大，言辞做作，嘴角流唾沫。尽管他能理智回答问题，我还是问阿库洛夫和维辛斯基是否应该进行医学鉴定，阿库洛夫和维辛斯基回答说没必要，叶若夫和科萨列夫则对我的提议报以嗤笑。

据阿库洛夫所言，我们抵达列宁格勒之前斯大林同志曾亲自审讯过尼古拉耶夫。

随后维辛斯基自行起草起诉书并向斯大林同志汇报，在获得他的批准后正式签署。此事是维辛斯基亲口告诉我的。

审判结束后（我未出席），维辛斯基告诉我，尼古拉耶夫在执行判决前对阿库洛夫说：“我可是揭发了这些坏蛋啊。”阿库洛夫答：“你自己就是坏蛋，杀害了一位革命领袖。”

НКВД侦查员向被告出示案卷，之后被告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06条声明已熟悉自己的案件。也就是说，安排好的程序是每个被告仅阅看自己的案卷，其中包括他本人的供词和针对他的供词。另外，法院书记员在递交起诉书时通常会询问被告是否有额外申诉。

对于梅德维德案与其他НКВД工作人员案，以及涉及鲍利索夫之死的事件，检察机关未获准重审这些案件的任何证人和被告，因为有指示称НКВД将自行处理其工作人员。

最后我要指出，鉴于此案的特殊性，阿库洛夫和维辛斯基严格执行了斯大林同志的一切指示，他详细过问了案件的所有细节。我是从二人的话语中得知这一点的。

Л.舍依宁

（Л.Р.舍依宁，布留索夫斯基街7号3户，电话592550）

校对员：布格罗娃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6.目录13.案卷1.页码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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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原副主席И.О.马图列维奇关于审理С.М.基洛夫遇刺案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

1956年3月21日

伊万·奥西波维奇·马图列维奇先生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本人并不完全了解Н.С.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但从与同志们的交谈中零星得知，Н.С.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提及С.М.基洛夫遇刺案，使人对刺杀С.М.基洛夫的真实动机产生极大怀疑。

我作为曾参与审理С.М.基洛夫遇刺案的法庭成员，在今天目睹了以“人民公敌”之名对我国最优秀人士进行血腥迫害的可怕景象的背景下，经过详细思考，回忆起我能记得的关于С.М.基洛夫遇刺案及其他“人民公敌”案的审理过程，我认为有责任将我记得的关于С.М.基洛夫遇刺案审判的一切说出来。

具体日期我已记不清，大概是在去列宁格勒（1934年12月）之前不久，时任军事审判庭主席乌尔利希在办公室召见我和（如果没记错的话）军事审判庭成员雷奇科夫，告知我们：他刚刚与维辛斯基一同面见了斯大林，并从斯大林那里接到指示：立即去列宁格勒审理已侦查终结的С.М.基洛夫遇刺案，庭审将是非公开的，甚至规定了期限——必须两天内完成。

我认为，如果我说法院在审理这些“特殊案件”时受到非常严格的时间限制，就像在其他方面也受限制（如量刑决定、无证人出庭）一样，并非出于业务考虑，而是出于卑劣动机——应该是没说错的。

维辛斯基随同审判庭成员去审理С.М.基洛夫遇刺案，从开庭到宣判一直在场。

在审理过程中，我记得审判庭成员对下列问题感觉困惑。

1.根据案卷材料记载，С.М.基洛夫遇刺前不久，凶手尼古拉耶夫曾被НКВД外勤监视部门逮捕并扭送列宁格勒НКВД值班处，而且我记得在搜身尼古拉耶夫时发现他携带武器和写有基洛夫同志从州委到住处路线的纸条，也可能是从住处到州委，具体记不准了，尽管如此，尼古拉耶夫不久后仍被释放。

关于尼古拉耶夫被释放一事，法庭曾产生疑问：为何要放走如此可疑的人员？当时我们就感觉有问题，当然，那时候我们还远未料到这可能是挑拨离间的结果，而认为可能是混入НКВД的敌人所为。但今天回过头看，尼古拉耶夫获释的理由被编造得如此巧妙，以至完全打消了我们的疑虑。

案卷材料指出，释放尼古拉耶夫是列宁格勒НКВД部分工作人员失职与疏忽导致。列宁格勒内务局长梅德维德等一批负责人员由于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玩忽职守被撤职，其中一些人上了法庭。列宁格勒内务局长及其他人员最终被军事审判庭判决有罪。

我认为非常有必要调查内务局长梅德维德的案子，也许有助了解和查明С.М.基洛夫遇刺的原因及真相。

通过分析上述情况，我认为尼古拉耶夫获释并非因为有人犯罪性质地玩忽职守，而是被故意释放的。

2.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在С.М.基洛夫遇刺案中受审的另一被告科托雷诺夫不承认自己参与谋杀基洛夫。庭审结束之际乌尔利希问他在宣判前是否有话要说，科托雷诺夫请求给他一点时间思考，被允许。当时我们都认为，科托雷诺夫似乎想向法庭坦白认罪。

重新开庭一段时间后，乌尔利希问科托雷诺夫想对法庭说什么，科托雷诺夫回答：他不能再说什么了。

今天回忆这一情节，我想到：科托雷诺夫在НКВД的审讯期间可能不了解С.М.基洛夫遇刺的真正原因，或者知道某些重要情况原本打算当庭讲出，但最终没讲。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从科托雷诺夫的神情来看，他在是否对法庭说些什么的问题上经历了内心斗争。

3.关于НКВД一名工作人员即С.М.基洛夫贴身警卫员之死，案卷材料记载死于车祸。在审理基洛夫遇刺案时并未深入调查该НКВД工作人员之死。然而在协商室曾提过这个问题，但当时讨论的重点仅仅是НКВД工作人员为什么允许发生这种事故、竟然未保护好这样一位关键证人。

如今将所有事实综合考虑后，可以得出明确结论：车祸是蓄意策划的，目的就是要除掉对他们十分危险的С.М.基洛夫遇刺案证人。

4.斯大林知不知道С.М.基洛夫遇刺案的庭审进展？毫无疑问他知道，因为维辛斯基亲口说过他亲自给斯大林打电话汇报庭审进展，而且在庭审结束、宣判之前，乌尔利希也亲自给斯大林打过电话，获得了对被告量刑的指示。

5.我想提请党委注意以下情况。军事审判庭前主席乌尔利希逝世后，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开启乌尔利希家保险柜查封了他的私人信函，所有被取出的信函都被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封存。据我所知，乌尔利希保存了他本人经手的全部审判记录，而且我确实知道他留有一份（但我无法具体指明是哪一份）斯大林亲自批改过的判决书草稿，我觉得应当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查找乌尔利希的这份档案。

如果没记错的话，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查抄乌尔利希个人档案时，军事审判庭秘勤处负责人马祖尔上校就在现场，他应该记得查抄乌尔利希个人档案的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姓名。

以上是我能回忆起来的关于С.М.基洛夫遇刺案庭审过程的全部情况，以及我对这些事实的评价，这些事实令人怀疑刺杀基洛夫是否受了莫斯科中心的指使，正如后来在其他审判中搞清楚的——受了联合右派托洛茨基中心的指使。

无论我们多么希望相信并非如此，但С.М.基洛夫遇刺案和许多其他庭审案件——忠于党和人民的无辜者因这些案件蒙冤屈——的事实都表明，С.М.基洛夫之遇刺是基于同样阴险且血腥的原则——诛杀斯大林不喜欢的每个人。

如果我的上述声明能在某种程度上揭示С.М.基洛夫遇刺的真实情况，我将认为本人已经履行了自己的公民责任。

最后，我不能不多少说几句关于自己的话。

我在军事审判庭任职26年，除了卫国战争年代赴前线短暂中断，战后我又回到军事审判庭。

在我担任军事审判庭成员期间，我和其他同事一道审理了经过斯大林批准并明确指示应对被告人采取何种惩罚的大量案件。这些案件大多跟1937-1938年有关，那时整个国家弥漫着反苏阴谋和恐怖集团活动的氛围。我受了这种敌人遍地的狂热影响，对斯大林怀着无比信任，我认为自己正在执行铲除敌人巢穴的重大国家任务，我必须坦白说，当时我为党赋予我这项责任重大的任务——清扫国内的人民公敌——感到自豪。

如今，党揭露了一切阴险狡诈和背信弃义的行径，这些行径不仅曾使我们国家，甚至使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深信不疑，我，这个为党和我国人民服务四十年的人，诅咒斯大林，他的背叛让我双手沾满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最优秀儿子的鲜血。

我因为自己的盲目而受到党的严厉惩罚，被开除党籍。我是1915年作为一名青年工人入党的，身为党员，我力求忠诚履行我的党务和工作职责。

无论我在失去了心脏——失去了党籍——的情况下活得多么艰难，我灵魂深处仍是那个四十年的布尔什维克。

马图列维奇

校对员：А.库兹涅佐夫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6.目录13.案卷25.页码10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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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原书记员А.А.巴特涅尔关于1934年审理С.М.基洛夫遇刺案致苏共中央的信

1956年3月22日
苏密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巴特涅尔（原苏共中央委员1932-1946）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关于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1934年审理С.М.基洛夫被恶毒刺杀一案，我所知晓的如下。

1934年12月，军事审判庭主席乌尔利希任命我为本案庭审书记员。为了让法庭提前审阅案卷材料，在列宁格勒内务局（УНКВД）大楼内准备了一个房间。我看到许多НКВД工作人员在这栋楼的走廊东奔西走，显得有些慌乱。НКВД机关出具的案卷材料并非一次性经过检察官维辛斯基之手送交乌尔利希，而是分批送的。由于这种送交方式，乌尔利希非常焦躁不安，此乃我亲眼所见。遵照乌尔利希的命令，我需要将起诉书副本送达尼古拉耶夫。НКВД工作人员来到乌尔利希处，护送我穿过大楼走廊，进入一间十分宽敞的办公室，说等一会儿把尼古拉耶夫带过来。他们离开后我独自留在办公室。片刻房门打开，一群工作人员（约4—5人）押送一名被捕者走进来，他身材矮小，头发浓密蓬乱。这群人给我的印象仿佛一团乱麻冲进房间。队伍前方的一名工作人员倒退着往我这边的桌子移动，同时抓住被捕者。走到桌前时，工作人员让被捕者坐椅子，把他紧紧围住。所有人，包括工作人员和被捕者都气喘吁吁，就像刚跑完似的。尼古拉耶夫本人给人的观感是精疲力竭（我找不出别的词形容）。他不停地环顾四周站立的工作人员。我告诉他我是法庭书记员，简单询问他的基本信息（姓、名、父称、出生年份和出生地），确认被捕者就是尼古拉耶夫。我让他在送达的起诉书副本上签字。他签了，并将副本放入自己衣兜。尼古拉耶夫随即被带走。我向乌尔利希汇报送达起诉书的全过程，表示据我观察，押送尼古拉耶夫的工作人员似乎很担心他会对自己做出什么举动。

次日在军区军事法院楼内开始庭审。关于被告在庭审中的表现，虽然我很想，但如今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了。他们的所有证词都准确记录在庭审笔录。我记得被告席对面墙上挂着С.М.基洛夫的巨幅画像。每次休庭期间押解人员都会将被告带去另一个房间。但那个房间内发生了什么我不清楚，因为我没进去过。法庭上坐满人，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列宁格勒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代表。检察官维辛斯基全程出席庭审。

我清楚记得，乌尔利希宣读判决后尼古拉耶夫喊叫：“太残忍了！”，曼德尔施塔姆请求维辛斯基允许他见亲属一面。我忘了是谁起草的判决书。

关于询问我的问题，答复如下：就我对乌尔利希的了解，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始终害怕破坏与НКВД机关的关系。当然他从未直接这样说过（我只是个辅助人员），但从他的行为和某些言辞中能够察觉到这一点。

我的住址：古比雪夫街10/2号，3户
工作地点：莫斯科库尔斯克火车站，可通过站长找我
巴特涅尔

校对员：А.库兹涅佐夫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6.目录13.案卷25.页码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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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Д.格尔亚切夫关于1934年审理С.М.基洛夫遇刺案情况致苏共中央的信

1956年3月25日
莫斯科市

围绕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1934年12月28-29日审理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被恶毒谋杀案（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诺夫等人案）的情况和情节，在我记忆中如下。

1.首先，恶毒谋杀的事实本身激起了我和全体苏联人民对凶手的愤慨。根据当时报纸描述的谋杀情节，根本无法认为这是一次偶发案件，很自然地得出结论是某个反苏集团有组织的行动。

当得知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前往列宁格勒调查遇刺案的情况，因为列宁格勒州НКВД似乎未能做好本职工作，使其具有了非政治性质，我清楚地意识到，1934年12月1日事件背后必有反革命分子策划操纵，看来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1929年清党时，我是清党三人小组主席，见识了某些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对党恶意极大）。另一方面，这一情况（政治局成员赴列宁格勒）也表明，对该案的初步调查是以党的方式客观进行的。

2.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诺夫等人的审理过程颇为特殊。在庭审现场，以及法官休息室和商议室，联共（布）中央干部管理局副局长叶若夫和苏联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始终在场。凡涉及庭审的问题——从怎样开始到怎样推进，都是乌尔利希、叶若夫和维辛斯基共同商量决定的。

与莫斯科保持着持续电话联系，叶若夫、乌尔利希和维辛斯基多次进入另一房间跟莫斯科通话，我认为他们的通话对象是斯大林。具体内容我没听见，至于乌尔利希是否与我们这些法官分享过跟莫斯科通话的结果，我现在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乌尔利希曾两或三次出去接打电话。

本案在列宁格勒军区军事法院审理。

3.要回忆哪个被告在法庭上说了什么——谁否认自己的罪行、谁完全或部分承认罪行——在二十一年后的今天很困难了，但可以翻阅庭审记录准确查证。我唯一能够凭记忆断言的是，看来每位被告都在法庭上确认了他在预审阶段的口供，否则案件将被驳回。

同时我还记得，被告尼古拉耶夫在开始法庭陈述时试图赋予С.М.基洛夫遇刺案一种非政治的、个人动机的性质，坚称他出于个人原因实施谋杀。直到乌尔利希庭长提醒他在预审阶段的口供，尼古拉耶夫才开始确认自己的证词。我当时认为被告尼古拉耶夫在供述上的动摇是企图减轻自己罪责。

4.此次审判的特殊性还体现在：案件庭审调查结束后，判决书并不是由法庭全体成员起草，而是签署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判决文本。乌尔利希是否参与了判决文本的起草我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法院成员签署的判决书是从莫斯科发来的，并由叶若夫（最可能）或维辛斯基转交法庭。（这些细节我记不清了）

1935年1月15日-16日同样在列宁格勒审理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第一起案件中，又重复了审判员在预备好的判决书文本上签字的做法。

1945年斯摩棱斯克审判德国恶棍案同样是这一套程序。所以我曾三次参与这种庭审——法院的判决不是由法庭成员在合议室起草，而是由上级机关下达。
（译注：斯摩棱斯克审判指的是1945年12月针对十名被指控在斯摩棱斯克州犯下战争罪的前国防军和党卫军人员进行的审判）

5.审判列宁格勒州НКВД工作人员（梅德维德等人案）时我不是法庭成员，但以旁听者身份出席了庭审。据我回忆，被告人被指控未尽到职责，导致С.М.基洛夫遇刺，失职的证据之一是，案发前几天Л.尼古拉耶夫曾在С.М.基洛夫每天乘车途经的大路上被逮捕，当时他随身携带武器，但НКВД工作人员却未进行处置便将其释放。此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还被指控导致一名在С.М.基洛夫遇刺当天执行警卫任务的人死亡。这次审判让我对列宁格勒НКВД工作人员心生同情，因为我觉得既然凶手能够自由进入С.М.基洛夫办公地点，工作人员就难以防范并阻止暗杀。我记得我甚至将此事与1881年沙皇遇刺的历史事件作对比——尽管沙皇受到严密保护，仍未能阻止暗杀。也许我的想法太天真了，但审判给我造成了这样的印象。

以上就是我能回忆起的，关于审理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诺夫等人因恶毒谋杀С.М.基洛夫被判有罪一案值得关注的事实和个人印象。

斯大林去世后，检察院和法院的工作人员中间流传一种说法，谓С.М.基洛夫是被尼古拉耶夫出于个人动机而非政治原因杀害的。这种推论与我记忆中尼古拉耶夫在庭审初期的供词相吻合。当时我就想斯大林是否可能利用这起私人恩怨引发的刺杀，赋予其政治色彩，利用它来打击党内反对派、清算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和布哈林派。如果这种做法有利于我党、我国，我曾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可我从未想到，也无法想象，会是斯大林亲自策划暗杀С.М.基洛夫，更无法相信他会在工作中采用阴险狡诈的手段，因为那时候我没有这种猜测的依据，我也只能通过报纸和党的会议来了解党内和国内情况。

А.Д.格尔亚切夫

1915年起苏共党员，党证编号00102146（残疾退休者）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6.目录13.案卷25.页码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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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КВД列宁格勒作战团退役者К.С.古谢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И.А.谢罗夫的声明

1956年4月2日

谢罗夫同志

来自康斯坦丁·斯捷潘诺维奇·古谢夫，家住加里宁格勒州科纳科夫斯基地区莫霍沃耶村35号

声明

1933年11月-1935年11月本人曾在列宁格勒НКВД第三作战团服役，先是列兵，后来成为排长。该团负责保卫列宁格勒市政府设施，包括斯莫尔尼宫。

1934年12月28日我与我团其他战友一起被指派看守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诺夫团伙的被告，并在审判期间看守尼古拉耶夫。

他被安置在毗邻会议厅的单独房间。除我之外房间内还有两名我不认识的НКВД工作人员，其中一人大约40岁，体胖，似乎是乌克兰族；另一人约28-30岁。此二人一直在与被告尼古拉耶夫交谈，而我则被禁止跟他说话。我和一名战友（姓名忘了）每两小时一换岗。

尼古拉耶夫不时被传唤到法庭上，两次哭着回来，有一次几乎处于半疯狂状态，自言自语念叨着：“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现在他们会叫我恶棍！全完了！”之类的话。

出于某种原因，他始终坚信自己只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3、4年（他是这样说的），而且作为一名优秀的文化工作者很快就会被免刑释放。

在场的两位工作人员一直附和他、安慰他，鼓励他相信从轻发落，尤其那位年长的工作人员。

每隔10—15分钟几乎必定有一名身上无徽章的陌生军人进屋，他关照尼古拉耶夫的状态，给两个人下指示（低声耳语或在门外），并且也鼓励尼古拉耶夫的信心。

庭审结束，宣读判决书时，尼古拉耶夫被双手反绑押进来，嘴里反复念叨：“难道是这样！不可能！不可能！”之后就沉默了。大楼警卫长猛拍他肩膀对他说：“你个狗娘养的，不该枪毙，应该分尸！你知不知道杀了什么人？！”

可是尼古拉耶夫并没有像庭审时那样哭泣，表现平静，一言未发。

我们离开之前，有人警告我们要对所见所闻保密，否则也按照第58条治罪。我整整沉默了21年。无论当时和现在，我的印象始终是：尼古拉耶夫只是某人意志的执行者。而且这不仅是我自己的看法。

苏共党员，党证编号02846150，К.С.古谢夫

延伸阅读：

拉斯科利尼科夫《致斯大林的公开信》

谢尔戈·米高扬：《我所见的斯大林主义》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842年4月俄罗斯国务委员会作出决定，旨在一劳永逸解决一项长期存在的问题——贫困居民几乎得不到医疗救助，即便是在首都。整个“杂工阶层”被加征特别税，用于建立和维持专门医院。虽然这笔资金征收顺利，但到了七十年后的1912年，却仍有超过三分之一需要住院治疗的莫斯科贫民被拒之门外。

“仅剩700张床位”

1785年夏天叶卡捷琳娜二世沿伏尔加河视察期间途经莫斯科，对旧都的医院数量深感不满。全城仅有两家医院：一家是建于1763年、纪念她儿子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大公平安康复的“帕夫洛夫医院”，设有50张病床；另一家是1775年遵照她旨意成立的“叶卡捷琳娜医院”，设有150张病床。

军事委员会秘书П.С.科洛托夫写道：“从莫斯科返回途中，女皇萌生了一个想法，要为这座都城配备一切必要且有益的机构。为此，她在克林（译注：莫斯科州古城）写信给时任莫斯科驻军总司令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鲁斯伯爵，内容如下：第一，增加医院和残废人收容所的数量，用于照顾体弱者和生活无着者，使其规模与城市人口相匹配……”

但无论叶卡捷琳娜二世年间，或历代俄罗斯皇帝在位年间，莫斯科医院的床位数量从未“与城市人口相匹配”。平民患者的处境更艰难，因为许多人负担不起治疗费用。十八世纪末在叶卡捷琳娜医院住院一个月需支付5卢布（相当于低级官员月薪），这笔钱通常由患者本人、他供职的机关部门或社会团体承担。到1815年住院费涨至每月10卢布，1830年进一步涨至15卢布。

统计学家В.П.安德罗索夫1832年指出：“总体而言，可以注意到医院的床位数量远远无法满足民众需求。如果从2827张编制床位中扣除1850张军医院床位，以及为医院所属地方患者保留的303张床位，那么供首都其余25万居民使用床位恐怕仅剩700张。”

1833年设有450张床位的市立医院投入使用，但只是略微改善了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该医院接收农奴患者，“只要他们持有合法的身份证明”。医院还另外辟出100张免费床位供贫困自由民使用，前提是他们出示警方签发的贫困证明。其余患者则需支付每月15卢布纸币的治疗费。

同样在1833年，叶卡捷琳娜医院从地角偏远的旧木房迁至彼得罗夫斯基门附近，搬入为其修复重建的加加林公爵旧府邸（译注：昔年拿破仑军队撤离后失火），拥有220张床位。1846年医院在花园新建可容纳70名患者的夏季病房，但由于此处毗邻厕所，入住体验不佳。民政部门的莫斯科医院监察员А.И.奥维尔写道：“夏季病房内必经之地几乎直接与走廊相连，由于厕所简陋，潮湿天气恶臭弥漫整条走廊，尤其夜间关门关窗时情况更严重。”

建筑主体也存在缺陷。А.И.奥维尔指出：“医院附近彼得罗夫卡街形成大片积水，甚至浸泡了建筑底层部分基座。这些积水与厕所排放的污物在管道混合，散发刺鼻气体，即使没有大量积水也一样，夏季令人无法忍受，甚至冬季也难免。整个建筑这一侧的底层都被剧烈臭气笼罩。”

莫斯科当然还有其他医院，比如慈善家资助的豪华的戈利岑医院和谢列梅捷夫医院。1824年莱科恩·德·拉沃所撰《莫斯科旅行指南》对前者大加赞赏，曰：“医院内部设施和管理制度与其富丽堂皇外观相匹配。本院药品卓越，护理细致。”又介绍后者：“这座建筑以其宏伟而简约的风格令人倾心，其宗旨和使命更令人敬畏……在这里患者能够获得一切必要的医疗救助。”

这些医疗机构的高水平服务几十年如一日。1857年监察员А.И.奥维尔对谢列梅捷夫伯爵创办的医院赞不绝口：“患者饮食品质极佳，听凭自由选择。只要对病人有益，医生可以自行判断提供任何食物，无论其价值如何；甚至患者的特殊需求也能满足，前提是不妨碍治疗。药品种类亦无限制，不受既定配额的约束……无论最新款药物、矿泉水或昂贵的治疗手段——凡属医生认为必要，都可用于救治病人。”

可想而知，尽管这些机构被视为“公立医院”，但贫穷之人入院的机会渺茫。

“便利且基本免费”

由于贫民医院床位短缺，穷人患者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而公共救济机构忽然发觉：早在1775年设立省份时就曾规定医院应免费接收和救治所有贫苦之人。但该法令并未明确界定“贫苦”的具体标准。1834年内政大臣就此问题向部长委员会呈交报告：“从某些省长的通报中可以看出，由于无法明确区分哪些住院者属于有产者、哪些享受贫民优待，公共救济机构面临诸多不便，并且在追收治疗费时常常陷入徒劳扯皮之中，有时甚至持续数年。”

尼古拉一世皇帝命令：将1804年批准用于圣彼得堡市立医院的规定推广至全体公共救济机构所属的医院。有权免费入院者包括：
а) 各官衙送来的行政机关雇员及低级文书官僚，若其单位未设专职医生；
б) 国家机关退休人员；
в) 无专门医院及医生的士兵、水手和其他军人的妻子与无工作子女；
г) 国家机关所属农民及获得永久自由的男女；
д) 在医院所在城市无不动产的小市民和外地小市民。但对于这些人，公共救济机构应在接收时查验详细财产证明，并据此决定是否免除医院规定的治疗费用；
е) 拥有不动产的本地商人和小市民，前提是本地的公共救济机构接受商人和小市民社团捐赠之款项用于医院运营（如同1804年2月26日法令对圣彼得堡市立医院的规定），而非依赖城市财政拨款。

此外，这些医院还被允许接收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前提是“他们的工资或小营生收入微薄，并且负担大家庭生计”。但医院在接收此类患者后“必须核实其贫困状况”，随后“申请内政部批准免除其应支付的医疗和住院费用”。

到了1836年，莫斯科和其他省会城市被拒绝住院的人数逐年增加。当时的首都名医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伊诺泽姆采夫声名籍甚，他在斯皮里多诺夫卡街的宅邸广为人知。俄罗斯医生协会创始人之一Н.Е.马蒙诺夫大夫曾写道：“在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的接诊室，医疗救护迅速、便利且基本免费。这个接诊室成了门诊部。每天至少有十位大夫来此坐诊，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检查求医问药的患者，提供建议并开具处方，处方有特殊标记，可到博尔特药房拿药，它们承诺以优惠价格销售药品并且确实如此……这一俄罗斯最早的私人门诊部实现了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和朋友们的双重目标：既帮助贫困患者，也通过这些患者向公众介绍他门下培训出来的医生。”

伊诺泽姆采夫的“门诊部”每年接待6000余人。19世纪上半叶的莫斯科贫困患者还曾获得首都监狱总医师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加阿斯的免费医疗建议和药品，他因此被民众尊称“圣医”。

公共救济机构不得不效仿这些无私行医的大夫们的先进经验。医院意识到自身无法收治所有患者，向内政大臣提出请求，言明公共救济机构“经常因床位不足或患者承担家庭责任不愿入院，尤其是那些罹患长期治疗之慢性病者，故而难以提供此种救助”。内政部长“认为可以批准为这些患者免费供应药品，费用计入机构开支”。

大臣部长决定：“贫困患者为了领取药品，必须提供其居住地警察官员出具的书面证明，核实其身份、经济状况与家庭人口”。患者经过医生检查并开具处方后，将证明文书送交医院办公室。该患者的姓名单独登记造册，发给“享受治疗”之凭证，注明年、月、日。每次回医院复诊拿药，患者需出示该凭证，康复后再换回自己的证明文书。

“每年付给医生达2000卢布”

然而，有支付能力的莫斯科人不喜欢医院。作家兼剧作家П.Д.博博雷金通过笔下一位女主人公之口生动传达了当时人们的住院观感：“她亲历了对医院的特殊恐惧，这种恐惧是平头百姓和贵族老爷共有的。医院意味着必死无疑，是贫乏的、普通的、冷淡的；有可怕的手术，有粗暴冷漠的医生、医助和护士。在那狭长的、摆满单人床的病房一躺好几个月，弥漫着医院的腐臭和石炭酸味儿，身边的人呻吟、打鼾、哭喊，做一切使病弱之人变得肮脏可憎之事。在医院，一位士官早晨巡查病房，大声询问：谁要领圣餐？”

故而手头宽裕的莫斯科人更愿意在家治疗，请家庭医生照护，或偶尔找名医咨询意见。自1789年起俄罗斯法律正式规定了自由执业医生的收费标准。医学博士K.戈林格写道：“如果医生把全部时间用在病人身上，却不能获得至少满足他和家人生计的最基本报酬，那是不公正的。因此我国法律甚至允许医生对其劳动提出某种程度的收费要求，例如：城市内出诊每次半卢布至1卢布，市外出诊每次1至2卢布，口头或书面咨询3至5卢布，在难产时提供助产服务收费5卢布，接生婆的分娩服务及九天探视同样5卢布；至于重大外科手术之费用未作硬性规定，由医患双方自行商定——如果收费过高，医疗管理局也不会袖手旁观”。

但并不是所有医生都遵守规定的收费标准。1820年代一个月住院费15卢布，而名医（例如Г.Я.维索茨基或М.Я.穆德罗夫）一次出诊费高达25卢布。然而富裕病人相信这钱花得值。同时代的人说穆德罗夫能用放血疗法和水蛭吸血创造奇迹。有些家庭连续二十年聘请穆德罗夫看病，尤其感激他能记住每位患者的状况，秘诀就在于这位医生保存几十年的病历。穆德罗夫向自己的学生们解释：“这些全是我亲手撰写，不是在家而是在患者床边写的。姓氏数量一千多个，每个姓氏下面可能有多位病人，每个病人也可能生病多次。档案依照字母顺序排列，一个字母单独一册，翻开就能迅速查找每位病人的病史和全部处方。这件宝藏对我而言比我的整个图书馆更珍贵……1812年，我所有的书——那些构成我财富和学术奢侈品的书都留在这里任敌人掠夺，但病历档案无论走到哪儿我必随身带着。”

穆德罗夫讨厌“故弄玄虚”，不愿做那种为了忽悠病人而给他开出25种成分混合药膏的医生。他会毫不犹豫地建议病人“敷芥末籽、辣根膏，使用西班牙苍蝇”，还会推荐“摩擦、蒸汽浴、普通浴或药浴，用水、醋、葡萄汁或葡萄酒洗脸、洗手、洗脚乃至洗全身”。穆德罗夫说过一句日后成为名言的话：“治病不能只看病名……应着眼病人本身，治疗他的体质、他的器官、他的精力……这就是我行医的全部秘诀。”

简单的治疗方法为首都最好的医生带来不菲收入。曾访问俄罗斯的英国医学博士A.B.格兰维尔1828年写道：“有声望的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一年挣5万至7万卢布，某些人家每年付给家庭医生600-1000甚至1500卢布，且据我所知，还有两个显赫家族每年付给医生高达2000卢布。”

但无论首都或其他城市，绝大多数人做梦也不敢想拥有私人医生。

“三个人睡两张床”

1840年代初随着手工制造业发展和歉收地区农民大量涌入，两都平民数量持续增长，无论公共救济机构或慈善医生都难以给他们提供医疗救助。于是1842年4月圣彼得堡正式宣布了皇帝恩准的一项国务委员会决议，开办一所“为杂工阶层设立的医院”。

莫斯科民政总督（译注：相当于“市长”）И.Г.谢尼亚温指出：“鉴于莫斯科所有面向平民阶层的医院几乎全年满员，每天都有几十名患者被拒之门外——导致劳工们在此地找不到容身之处，只能带病离开都城，未抵家乡即死于途中”。他也提议在莫斯科开办一所专门收治杂工阶层的医院，当时这类工人城内约有11.5万。

国务委员会的决议称：“在圣彼得堡开办常设医院，服务在此居住的杂工阶层，决定每年向每位杂工，无论男女，征收60个银戈比。”——莫斯科则是每人每年收70个银戈比（当年老百姓的主要食物黑面包，在1842年的价格是一俄磅1.25银戈比，约合每千克3个银戈比）。

这笔钱绝不是自愿缴纳，属于强制性税费。凡有缴费义务者的身份证上都会注明缴费情况，若某人掏不出这钱，发给其一张凭证，限期一个月离开首都。《刑罚汇编》还新增一条规定：“城市的房主或其房产管理人……若容许未缴纳杂工医院所设定费用之杂工、或已领取未缴费凭证之杂工居住于其房屋内，一旦凭证期满，受如下处罚：第一种情况——每人处以各首都所定缴费金额的十倍罚款；第二种情况——每逾期一日罚款三十戈比。”

1844年9月1日莫斯科正式开收“住院捐”，一个月后首批患者入住隶属公共福利机构的杂工临时医院。该机构历史文献显示，这家医院设在苏谢夫区旧叶卡捷琳娜医院年久失修的老楼内，因为“只有监狱医院首席医生加阿斯无条件同意为杂工提供病房”。虽然新叶卡捷琳娜医院同意每月接收20名患者、市医院同意接收70名，但每位患者的月住院费高达4.3个银卢布，公共救济机构感觉负担太重，毕竟杂工医院收治一名患者的月开销仅70戈比。不久，旧叶卡捷琳娜医院的200张病床每月已有400余人排队申请。

此外，很快又向居住在市内工厂宿舍的工人们征收“住院捐”，由此增加了2万名潜在患者。

莫斯科的地主擅长精打细算，他们在城内拥有5.8万名奴仆。为逃避支付每位患病农奴在市医院治疗的4.3银卢布费用，他们开始将病人送往旧叶卡捷琳娜医院，并在送院前一天给他们支付70戈比的年费，尽管该医院条件特别恶劣。药品、床单、仆役和食物仅按200名患者之标准配备，而实际接受治疗人数远超此数。

医学博士A·I·奥韦尔写道：“旧叶卡捷琳娜医院建于城市北端……正迎着北风。所以地理位置有利于形成雾气和大量露水，使得空气潮湿，容易引发间歇性热病。根据杂工医院的医生观察，这种热病在院内很难治愈，动辄复发，患有其他病症的病人也会发作”。

后来逐渐向莫斯科市民租用七间民房，但寻求医疗帮助的人持续增加。遂决定开设门诊部接收求诊者。

着手筹备杂工临时医院之际，官员们曾承诺将在三年内建造一座现代化的砖石结构永久医院。临时医院高级医生亚尼亨被派往圣彼得堡详细考察当地杂工医院及其他医疗机构的设施和运作方式。随后，建筑师М.Д.比科夫斯基1845年5月前往北都，以圣彼得堡的医院建筑为蓝本画图，因为“其外部和内部设计几臻完美”。最终，1846年М.Д.比科夫斯基完成医院施工方案，预计耗资一百万银卢布。公共救济机构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莫斯科民政总督遂委托建筑师П.П.布连宁“以最经济、最便利的方式设计永久医院预算案”。1847年此人提出的总造价为927325卢布66戈比。

省级官员计划举债70万卢布，期限为37年，从70戈比捐税中慢慢偿还。又考虑将每位工人的70戈比年费提高到90戈比。但在提高缴费标准之前，官员们想要查明医院的建设方案是否包含了“超出最底层人民需求的奢侈与豪华”？争论此事的公文往来持续十年之久，广大患者继续咬牙硬撑。

А.И.奥维尔报告说：“住院治疗的杂工被安置在医院的五座独立小楼、走廊和厕所内。夏天潮湿，冬天寒冷，即便健康人也难忍受。地板、窗框甚至墙壁皆腐朽不堪，纵然消耗大量燃料也无法给病房供暖和维持健康空气流通。但就连这种病房都不够用，每年患者激增时由于缺乏空间和病床，直到1857年患者们不得不三人合用两张床，甚至睡在床与床之间的地板上。病房短缺导致一些病人被安置在浴室、烘干室等位置”。

在这家医院上班同样很辛苦。一位助理护士要照料15个患者，而在其他医院通常不超过5个。每位住院医生负责100个患者。不仅患者的三餐被缩减，甚至工作人员的饮食也得不到保障。医院十四年累死了十三位大夫。

1855年11月亚历山大二世命令将已故出版商、慈善家П.П.别克托夫捐赠的全部财产用于建设莫斯科的杂工医院。这些财产包括位于各省份的庄园、莫斯科的房屋和度假别墅、现款及一些小银器，总估价约50万卢布。肉贩街的别克托夫家雅宅成了杂工医院的一个分院，1879年市政府又购得谢佩列夫豪宅，开设亚乌扎分院（译注：即后来的市立第23临床医院）。然而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修缮改造旧叶卡捷琳娜医院，承蒙С.Т.莫罗佐夫、Л.И.蒂米斯特、Ю.Т.克雷斯托夫尼科娃、М.Ф.莫罗佐夫和А.П.卡维林等人捐资赞助。

19世纪末《莫斯科市杜马公报》写道：”尽管商人们为医院和收容院慷慨捐款，但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医疗援助的事业远未达到理想水平。1894年1月市医院拒收病人的数字依然令人震惊。拒收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床位。某些医院的拒收比例高达50%”。

1912年莫斯科市医院合计收治73441名患者，仍有39494名患者被拒。原因：满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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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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