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历山大·索契涅夫

1990年9月9日，俄罗斯最著名神甫之一亚历山大·莫恩（大司祭）被害。他倒在自家住宅门外、莫斯科州扎戈尔斯克地区谢姆霍兹车站附近，医生确认死因为头部被打击致失血过多，时年五十五岁。著名神甫之死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利斯·叶利钦亲自督办调查。然而，此案至今仍未侦破。

当天清晨6点30分莫恩神甫离开家，前往他的教区——位于普希金区地区新村的奉献节教堂。通向谢姆霍兹站的小路几乎空无一人，他身后不远有几位带孩子的妇女也朝车站行走。一名或多名凶手在“视线盲区”，也就是道路唯一拐弯的位置袭击神甫，亚历山大·莫恩头部被利斧重击，袭击者夺走他的手提包，随即逃离。浑身是血的神甫以为手提包掉落，四处寻找，之后踉跄往家走。

赶火车的妇女未目睹案发经过，仅看见神甫转身往回走。双方擦肩而过，孩子们最先发现他脸上有血。妇女们伸出援手，但神甫表示可以自己解决，继续走到自家篱笆外，力竭而死。亚历山大的妻子娜塔莉娅·格利戈连科听见大门口传来呻吟声，推开入户门查看，隐约望见一个血淋淋的男人，但她没能立即认出是自己丈夫（雾气浓重，而且他家房子在小树林内）。娜塔莉娅急忙回屋打电话叫救护车，急救人员20分钟赶到，但正如后来调查所确认的——打击手法十分专业，已经无法挽救。

1993年娜塔莉娅·格利戈连科回忆说：“我听见某种声音，仿佛临终前的喘息，但我刚睡醒，一时不知道怎么了。我从窗户里喊：‘谁在那儿？发生什么事了？’然后我跑出去，走近一看，天色半明半暗，有个人倒在篱笆门外地上。我没认出是谁，光线不好，而且我近视”。

据邻居回忆，莫恩遇害前一天傍晚，他们曾发现两个陌生人在他家附近徘徊，后来被一辆巡逻警车惊走，猜测可能原本打算9月8日夜间杀人。《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谢尔盖·比奇科夫写道：侦查人员找到了莫恩遇害时火车站月台上的每个人，逐一问话，之后得出结论：当时站台上有两名年轻男子（30-35岁），但本地人都不认识他们。比奇科夫写道：“看起来，应该立即绘制嫌疑人画像。毕竟目击者见过疑凶，已经掌握他们的体貌特征！”但侦查人员并未画像。当地居民尼古拉·西拉耶夫（后来被列为嫌疑人之一）的母亲回忆说：“那天早晨人们要去上班，很多人看见这两个人坐在站台长椅上喝葡萄酒”。

寻仇谋杀？

社会各界催促案件调查，舆论追问“是谁对神甫下毒手？”——塔斯社甚至以此为标题发表报道。警方逐一排查全镇居民，9月12日逮捕莫恩家邻居：有前科的根纳季·博布科夫。上级部门收到报告称案件已侦破，凶手已落网。博布科夫确实承认谋杀，按照他最初的供述，杀人动机是亚历山大神甫曾向警方举报他，又供称把手提包和斧头扔进了谢姆霍兹的池塘。

俄联邦总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透露：“博布科夫是在催眠状态下承认谋杀的，全程摄影记录，顶尖专家密切监视”。之后，该嫌疑犯推翻供词，开始讲述完全不同的故事：案发前十天有个“穿黑衣的人”找过他，怂恿他杀死神父，实施犯罪的同伙是他的酒友尼古拉·西拉耶夫。在博布科夫的进一步证词中，所谓“黑衣人”逐渐变成谢姆霍兹镇居民、莫斯科牧首区教会对外关系部工作人员约瑟夫修士大司祭（俗名亚历山大·普斯托乌托夫），以及后者的“同伙”——乌杰利纳村教堂执事米哈伊尔·罗加乔夫。侦查员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回忆博布科夫的供词：“那个黑衣人问我：‘你是不是俄罗斯人？’我答：‘是俄罗斯人。’那人说：‘你觉得该怎样杀掉一个犹太裔神甫？’答：‘得想一想……’”

于此同时，潜水员探摸池塘底，又请消防员连续三天抽干池塘，同样花费三天寻找斧头和手提包，一无所获。做侦查实验重现案情，博布科夫前言不搭后语，说辞自相矛盾。内务部和检察院的“破案成果”很快被РСФСР国安委专家们质疑：“分析调查过程中获得的材料以及通过业务渠道获取的信息表明，Г.А.博布科夫、Н.А.西拉耶夫、А.П.普斯托乌托夫和М.П.罗加乔夫参与此案的指控系故意伪造（……）Г.А.博布科夫愿意承担杀害А.莫恩罪名的最可能原因是，某个警察曾对他施加心理与肉体逼迫”。国安委专家的结论得到了测谎结果的印证，此外，法医精神病学鉴定表明博布科夫心智不正常。更蹊跷的是，博布科夫的口供录像和侦查实验的录像竟然从案卷中消失了。乡亲们回忆：“他被捕后在隔离侦讯室被殴打，他自己说被人拽着走过一队人，边走边挨揍，被迫认罪。凶案发生后侦查人员走访全体住户，询问：‘你觉得谁可能杀人？’还把大家的斧头都没收了”。

1990年10月底，专案组负责人阿纳托利·久巴接受《工人论坛报》采访时表示亚历山大神甫遇害是预谋犯罪，对博布科夫的涉案表示怀疑。1991年2月底久巴领导的专案组被解散，久巴本人也辞职离开检察院。

一包黑材料

除了日常生活矛盾这一说法外，还出现了另外四种猜测。第一种认为此案是出于大国民族主义动机实施；第二种假设亲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行凶，目的是制造舆论宣称苏联存在严重反犹主义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谋杀神甫有利于他在社会宗教活动中的意识形态论敌；第四种怀疑可能是极端主义倾向者或精神病狂热分子所为。

所谓莫恩在教会内部的对头可能涉案的说法，是《论据与事实报》率先提出的。1991年秋该报称：“在遇害前不久，亚历山大·莫恩神甫获得了一些材料，足以败坏教会高层、党政机关和国安委领导人的名声。这些文件放在莫恩的手提包，在那场由两名不明身份者实施并导致悲剧的袭击后，手提包神秘消失了”。据说消息来源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安委“教会口”前工作人员，按照此人说法：“亚历山大之死，以及后来发生的莫恩的两位朋友（同为神甫）遇害，都是国安机关受某些利益相关者指使所为”。侦查人员核实过这一说法，未发现任何确凿证据。亚历山大的亲属也认为可能性极低，他们不相信他曾持有任何“黑材料”，因为他本人对这种东西持强烈否定态度，并告诫熟识的神甫勿使用此类材料，应当付之一炬。

阴谋

莫斯科州检察院特别重大国家案件侦查员伊万·列先科夫被任命为专案组新组长。他比前任更具创造性地侦办此案，开始研究“亲犹复国主义”和“反犹复国主义”两种谋杀版本。这样做的原因是出现了一些匿名者和狂人的挑衅性来信，尤其是“记忆”民族爱国阵线领导人德米特里·瓦西里耶夫的声明。瓦西里耶夫公然宣称亚历山大神甫是异端，说他作为布道者“不仅有害，而且非常危险”。

据谢尔吉耶夫镇历史学家奥列格·乌斯季诺夫透露，“记忆”组织的成员曾到亚历山大·莫恩的教区找他理论。国家杜马议员格列布·亚库宁神甫发表声明说谋杀案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所为。民族主义者拒绝承担罪责，指控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杀害莫恩。尽管这些说辞看似荒谬，但当时的人们相当重视——许多人相信“记忆”组织有能力实施谋杀（值得注意的是，民族爱国运动认为摩萨德也是当时俄罗斯政治的实际参与者）。各路媒体纷纷热炒此类“线索”，导致专案组成员陷入其中。

列先科夫专案组编写调查问卷，要求亚历山大神甫教区的信众填写，但前者似乎关注一切，唯独不关注神甫之死。49个问题没有一个基于案卷材料，仅3个问题涉及犯罪本身。其余问题无不受到某些报纸文章的影响，这些文章宣称亚历山大神甫的教区存在“犹太人阴谋”，旨在从内部摧毁俄罗斯东正教会。列先科夫本人亲自收集了这个主题的剪报。

但此中悖论在于，抹黑莫恩的许多出版物实际是国安委“教会口”策划炮制的，包括所谓莫恩在俄罗斯东正教内部建立“犹太会堂”的流言。结果，专案组几乎像宗教裁判官一样认真追问诸如：“在东正教会中能否恪守犹太会堂的仪礼？”、“犹太人生而被视为天选之民，这是否体现了种族主义理论？”、“受传统犹太教教育之人如何看待亚历山大·莫恩神甫？”甚至出现了这样的问题：“1985年梵蒂冈宗座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其中第12条：‘罗马号召天主教徒与犹太人共同准备弥赛亚降临。’您是否知道这个决议？同意吗？”侦查人员也提到了自“贝利斯案”以来越传越邪门的“仪式谋杀”，声称拉比犹太教一贯采用这种行为。显然，如果这样办案的话，列先科夫专案组更有可能找到钉死基督的人，而不是谢姆霍兹神甫谋杀案的凶手。
（译注：“贝利斯案”指的是1913年3月世俗化犹太人梅纳赫姆·门德尔·贝利斯被指控“仪式谋杀”基辅-索菲亚神学院12岁学生安德烈·尤希钦斯基。庭审后贝利斯无罪释放，真凶至今不明）

奥尔加·柴科夫斯卡娅在《文学报》发文描述新专案组的工作风格：“侦查人员冗长的推论违反法律规定，其中没有一处引用案卷页码，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任何证据。”事实上，调查并未找到任何证据证明犹太复国主义或反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参与谋杀神甫——显然是在故意拖延。列先科夫则巧妙运用侦破其他案件的“成绩”来掩盖谋杀调查的彻底失败，他接受《公开报》采访时说：“顺便提一下，在调查莫恩谋杀案的同时，侦查行动小组侦破了141起案件：包括1起谋杀案、6起重伤害案、3起强奸案、73起个人财产被盗案和16起国家财产被盗案，收缴枪支4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起盗窃案的被告不是别人，正是前文提过的博布科夫。

1991-1994年列先科夫不断安抚社会舆论，声称凶手“已经接近忏悔，准备自首，但因为害怕不敢下决心。”然而始终无人自首。拖延调查的策略原本有些作用，但1994年10月《共青团真理报》记者德米特里·霍洛多夫在莫斯科遇害（巧的是他也生于扎戈尔斯克），此案在媒体和社会上引起强烈愤慨，声讨浪潮中人们再次谈论谋杀亚历山大·莫恩的凶手至今未落网。结果，俄罗斯总统鲍利斯·叶利钦直接要求内务部长必须查明两起轰动性案件的真相。

重归琐碎

1994年，莫斯科州检察院侦查员维亚切斯拉夫·卡利宁接替沉迷“犹太复国主义谋杀”的伊万·列先科夫，成为专案组负责人。卡利宁否定了前任的调查方向，并于1994年7月8日中止案件侦查。然而正如前文所说，此案并未就此搁置，1994年12月2日发表声明称：杀害亚历山大·莫恩神甫的凶手已被逮捕并认罪，此人被宣布为伊戈尔·布什涅夫，是个嗜酒如命的前科人员。历史再次重演。

据专案组说：莫斯科居民布什涅夫和未婚妻加莉娜·阿尼凯伊奇克9月8日前往霍季科沃探望岳母。他们当时喝醉了，在电气列车上被几个青年人找茬，后者把布什涅夫推出车厢扔到“伊里奇遗训”车站月台（距霍季科沃还有八站），加莉娜则留在车厢内。布什涅夫搭乘下一班电气列车赶往阿尼凯伊奇克娘家，但未婚妻不在。事后查明加莉娜·阿尼凯伊奇克的遗体当晚（9月8日至9日夜间）在谢姆霍兹站铁轨上被发现，系电气列车撞死。布什涅夫暂不知情，留宿岳母家。次日晨宿醉未醒，拎着一把斧头寻找欺负他的人。但由于头脑昏沉坐错方向，到谢姆霍兹站后忽然瞥见一个人，以为是昨天推搡他的人之一，抡起斧头砍砸。

但他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遇见莫恩，必须先从站台攀爬一个小坡，再沿着林带疾走五分钟才能到达案发地点。这个矛盾之处未引起侦查人员怀疑，他们认为人情绪冲动的时候什么都做得出来。

在自己的“认罪供词”中，两次前科者布什涅夫展现文学才华，表示：“我因失误实施了非故意杀人……我神智混乱，两耳轰轰作响，仿佛被巨浪吞没，我没搞清楚就挥舞斧头扑向一个好人，以为他是坏人”。这种高度艺术化的顿悟，来源和当年的博布科夫如出一辙。

布什涅夫案开庭之前，侦查员卡利宁意外宣称“布什涅夫无罪”，于是被撤换，莫斯科州检察院重大国家案件侦查员米哈伊尔·别洛图罗夫接任专案组负责人。布什涅夫终究站上被告席，尽管他在侦查实验中不能指认确切行凶地点，而且律师成功证明了他不在场——9月9日清晨布什涅夫并未从霍季科沃乘车前往谢姆霍兹，而是返回莫斯科寻找未婚妻，甚至向她的邻居借过钱。

1996年6月5日，俄罗斯的法院发生了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检察官费利克斯·萨迪科夫当庭发言：“被告伊戈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布什涅夫没有实施亚历山大·莫恩神甫谋杀案。我请求法院对被告作出无罪判决。”辩护律师当然支持检察官的主张，请求法院向莫斯科州检察院发出特别裁定。1996年6月10日布什涅夫被宣告无罪。

刨根问底委员会

再次试图将亚历山大·莫恩之死嫁祸给偶然者的做法，让亚历山大的朋友和社会公众愈发坚信此案与克格勃有关。国家内部发生的变化：镇压ГКЧП、苏联解体以及叶利钦本人对克格勃的负面态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成立了一个议会委员会，负责接收苏共中央和苏联国安委档案。亚历山大神甫的挚友格列布·亚库宁神甫也参加该委员会，使得国安机关的若干秘密文件被民主派人士掌握。

由此获得真凭实据证明：早在1960年代初已经开始监视亚历山大神甫，莫恩被国安机关称为”ДОН”（长期观察对象），在“教会口”档案中的代号是“传教士”。不仅跟踪监视他，还通过安插在媒体的“记者特务”抹黑、打压他。以下是一份克格勃文件的典型示例：“针对ДОН传教士，继续通过代表开展工作，研究因马库斯在中央电视台演讲而形成的态势。代表尼基京前往扎戈尔斯克地区接触传教士，与其进行多次谈话。就此问题获得了值得国安委关注的信息。（落款）西切夫”。

不仅亚历山大·莫恩本人被监视，也监视他朋友们的聚会地点、教区信徒和各种社会关系。特务窃听、观察莫恩的住宅和教区，出席他的公开演讲。这套做法持续多年，可以推测：亚历山大神甫的社会声望越高，监视的力度就越强。

或许，当国家陷入动荡，国安委对莫恩的关注可能减弱，以至于外勤特务未察觉正在策划谋杀的极端分子？但当地居民的证词反驳了这种推测，他们至今仍记得克格勃特务一直监视神甫直到最后一天。案发前不久，谢姆霍兹镇委会主席米哈伊尔·奥斯特列诺克曾在莫恩家附近遇见一名克格勃特务，对方出示证件，长时间询问神甫的情况。历史学家奥列格·乌斯季诺夫说：“他想知道一切细节，包括院子里养的猫的毛色”。

俄联邦总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接受“第五频道”采访时提到，他们曾核实国安机关涉案的说法，但查不出结果。这并不奇怪，因为关于“传教士”的多个卷宗至今仍未解密，国安委也未主动提供监视莫恩住宅的任何材料。以当时那种严密、细致的监视力度，在亚历山大神甫身边出现的所有人，无论他们策划谋杀几星期或几个月，应该都被窃听、拍摄所记录，当然也会引起外勤特务警惕。内务部和总检察院侦查员的结论是：谋杀经过长期准备、精心筹划，以高度专业的手法实施（完全没留下物证）。

最终，调查仅限于讯问原国安委“教会口”工作人员，而他们的供词仅允许记者谢尔盖·比奇科夫一人接触。下面引用负责监督新村教区的原国安委上校弗拉基米尔·谢乔夫1992年5月18日的讯问笔录：“莫恩进入我们的视线，是因为他与外国公民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有联系。莫恩接触过访问他供职教堂的外国公民，并与他们保持私人交往。我们关心的是交往的内容和性质”。

谢乔夫承认至少两名特务：尼基京和福金被安插在神甫身边。这不是他们的真名，他们也没有接受讯问。假设克格勃确实与谋杀有关，那么此二人应当以隐蔽或公开的方式参与准备工作——记录神甫的行动轨迹、掌握他的日程安排，同时不引起怀疑。雅科夫·克罗托夫神甫在自己网站写道：“社会舆论早已对本案件作出了裁决：亚历山大神甫是被克格勃指使杀害的。责备民意没有意义：对于卢比扬卡不存在无罪推定”。亚历山大神甫的弟弟帕维尔·莫恩也支持克格勃涉案的说法。

国立莫斯科大学世界文化研究所所长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间接证实：“我和亚历山大神甫关系亲密，他在1990年遇害，很可能是克格勃所为——至少巴卡京在短暂担任部长期间曾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证实过”。伊万诺夫说的巴卡京就是苏联国安委最后一任主席瓦季姆·巴卡京，但他的回忆录和公开访谈从未提及此事。所以，在关于教会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国安机关档案未全部解密之前，我们无法知晓克格勃参与谋杀的程度。

2000年9月9日，亚历山大·莫恩神甫遇害案终止侦查，俄联邦总检察院新闻与公共关系中心的官方解释是：“由于所有可能的侦查行动已经完全用尽”。

亚历山大·莫恩的女儿叶莲娜是圣像画家，儿子米哈伊尔2005-2013年任伊万诺沃州州长，2013-2018年任俄罗斯联邦建设、住房和公用事业部长。

延伸阅读：

彼得·修达之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76年8月7日，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季佩阿村（拉克韦雷地区）附近的芬兰湾岸边，燃气工业工人家庭联谊会在此召开。这项为期两三天的活动深受燃气工人喜爱，自1970年以来已成为传统，每年在共和国不同地区成功举办。本次大会选在拉克韦雷的公用汽车监察员疗养基地举行，该基地毗邻苏芬两国海上边界，边界约1.5千米处有一座苏联边防哨所。正因如此，主办方事先与苏联边防局协调了活动时间和其他细节，并征得地区执行委员会批准。

记者恩诺·塔梅尔介绍：“当地管控非常严格。去疗养基地度假的人一律登记造册，克格勃全程掌握。若逢休息日，会有两名边防战士执勤。列季佩阿的情况也是如此——两名边防战士在岗”。

专为召开本次联谊会划出了大片区域——参加者不得擅自离开，游泳只允许在岸边指定地点。344名度假者中的大部分于1976年8月6日傍晚抵达，搭起帐篷，余者次日早晨抵达。8月7日的活动从主楼前的隆重集会开始，领导讲话完毕，游客们分散在场地，根据兴趣参加为他们准备的各种娱乐项目。拉克韦雷燃气公司职员、1976年的营地体育活动组织者托马斯·克伊夫回忆：“我是星期六见到边防军的。当时他们的一位军官来此（帐篷营地），询问我们共多少人，活动进行得怎样。他对一切都很满意，甚至祝大家玩得开心”。

临近傍晚，燃气工人点燃篝火，摆出简单的野餐小吃。疗养基地内销售酒精饮料——商品清单显示联谊大会前当地商店共储备820瓶伏特加、160瓶白兰地和利口酒、776瓶葡萄酒及1740瓶啤酒。

正当晚会如火如荼，度假者瞧见两名边防战士朝这边晃来，他们是第6边防总队第3哨所的列兵：维克多·巴吉热夫、尼古拉·波维舍夫。20岁的巴吉热夫来自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他的同龄好友波维舍夫来自彼尔姆。两人1974年同时入伍，原定1976年退伍。

后来查明，这两个现身爱沙尼亚度假者篝火旁的边防战士已经连续酗酒几天了。8月3日其中一人收到亲属寄来的大额汇款，全数用于购买伏特加和“老塔林牌”利口酒。8月7日早晨执勤时两名列兵继续饮酒，几乎整天都在疗养基地附近土豆田酣睡。天擦黑，他们没等换岗战友出现，认为本日执勤已经结束，决定参加爱沙尼亚燃气工人聚会。根据一种说法，列兵向度假者要酒喝，蛮横态度惹恼了爱沙尼亚人。1976年参加此次联谊大会的列季佩阿村村民泰玛·基维洛回忆：“我们把他们撵走好几次。我们说，我们有许可，别打扰。你们有你们的工作，我们在这里自娱自乐”。

两个兵痞暂时走开，随即返回营地继续勒索酒水，再次遭拒绝，巴吉热夫和波维舍夫举起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威胁。但也有另一种说法：度假者起初热情地把他们拉到身边入座，招待零食和酒。大约午夜时分，波维舍夫和巴吉热夫烂醉，开始骚扰已婚妇女、讲下流笑话。爱沙尼亚妇女的丈夫们试图劝阻，二人不肯收敛，直接提出要与度假女性“发生亲密关系”。燃气工人们叫二人离开，二人举起步枪。8月8日凌晨1点30分左右，度假者阿纳托利·瓦尔基最后一次尝试息事宁人。托马斯·克伊夫说：“我们燃气公司主任、夏季活动的组织者阿纳托利·瓦尔基上前劝阻边防战士，他们却用枪托揍他”。

这一击十分凶狠，阿纳托利·瓦尔基应声倒地昏迷。同事们立刻冲上去，用担架把他抬进主楼，呼叫值班医生。不久瓦尔基睁眼，但长时间不清醒，后来诊断他脑震荡了。

外面草地上，四名燃气工人与兵痞爆发冲突，第一声枪响，子弹击中拉克韦雷燃气公司24岁员工阿纳托利·帕亚斯，他只喊了一句：“你们干什么？我们都是年轻人！”当场死亡。营地多数度假者未亲眼目睹，仅听见枪声，确实想不到发生了杀人案件。泰玛·基维洛说：“我根本没想到那是枪声，还以为谁把石棉水泥板扔进篝火烧炸了呢”。

经过一番搏斗，燃气工人们缴获波维舍夫的步枪，扔进灌木丛。但他们来不及夺下巴吉热夫的武器，他调转枪口对准帐篷开火。托马斯·克伊夫说：“两次连射，中间短暂停顿——显然换了一次弹匣。子弹击中监察员宿舍的石头地基，我和我儿子就在屋内”。

巴吉热夫打光两个30发子弹的弹匣，波维舍夫扑过去夺枪，却被巴吉热夫射中胸口，子弹擦着心脏穿过，波维舍夫栽倒。巴吉热夫醒悟自己犯下重罪，向头部开枪自杀。

与此同时，帐篷营地的度假者陷入恐慌。阿纳托利·帕亚斯的遗孀卡琳·帕亚斯说：“男人们大声命令大家趴在地上，匍匐往森林撤离。子弹打得低，有些击中了帐篷。直到第二天我才流眼泪，亲戚们以为我会疯掉，我坐着不说话也不哭”。

部分度假者跌跌撞撞跑向主楼，组织者在门廊用扩音器试图安抚乱跑乱窜的人。一些冷静的燃气工人与赶至现场的医生冲进被扫射帐篷，抢救痛苦呻吟的伤员。参加联谊大会的胡托尔·恩·涅梅拉说：“我的帐篷有七个弹孔。我本人没受伤，但我们这一组的两个人中枪了。有人伤得很重，子弹打进肺部，活下去不容易”。

度假者用自己汽车的前灯照亮草地，把车载急救箱统统拿出来，因为许多伤员需要立即止血。胡托尔·恩·涅梅拉说：“受到惊吓的人大声尖叫，但直到我亲眼看见打绷带的伤员和死者尸体，才真正意识到这场悲剧的严重性”。草地上人们七手八脚救治伤员，主楼内有人尝试打电话叫救护车，因线路问题未立即拨通。意识到许多伤者可能等不到救护车，大家决定用自己的车送伤员去拉克韦雷和塔尔图的医院。

这一果断决定挽救了拉克韦雷燃气公司24岁驾驶员马蒂·普萨，一颗步枪子弹击中他的胸腔，卡在肺部，医护团队将他从死亡边缘拉回。但并非人人都这样幸运。巴吉热夫扫射帐篷，子弹掠过在帐篷内休息的21岁安德烈斯·努尔克和妻子头顶，安德烈斯的弟弟——16岁的蒂尼斯当时正坐在帐篷入口处脱鞋。这个少年原本不该出现，他听说将有篮球比赛，说服哥哥带他一起。托马斯·克伊夫回忆：“安德烈斯后来告诉我，蒂尼斯告诉他自己中弹了。安德烈斯把弟弟抱上车开往医院，可惜蒂尼斯不治身亡”。

度假者也设法拯救被战友击伤、鲜血淋漓的列兵波维舍夫，但努力均告失败，此人8月8日晨6点死于医院。另据难以证实的说法：列季佩阿边防检查站站长获悉疗养基地发生的惨案，一时想不开，拔枪自尽。

边防战士维克多·巴吉热夫实施的大屠杀导致七人遇难（不包括他本人），年龄从16岁到57岁。受伤人数根据不同资料显示在14-18人之间。死者之一：萨雷马岛23岁居民费尔迪南德·图利特的亲属回忆，图利特似乎有不祥预感，本不想参加联谊会，但他没什么选择，因为他是登台表演的乐队成员。图利特下葬之后，他父亲成为墓地管理员，直到四年后葬在儿子身旁。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部队首长紧急飞赴当地，将军们抵达之前，疗养基地被封锁，严令游客不准离开。遇难者和凶手的遗体临时存放在主楼，直到下午15-16点才运往停尸房。苏联国安委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亲自掌握边境地带枪击事件的调查工作，火速飞临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位苏联最高国安官员首先下令：关于悲剧及其肇事者的所有信息均列为机密。

因此，苏联媒体未报道列季佩阿村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仅“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广播了消息。遇难者遗属收到公款补偿金——150卢布，国家全额承担丧葬费。六名爱沙尼亚遇难者的葬礼在警察和克格勃监视下进行，为避免民众骚动，哀悼仪式严格限定了时间。苏联政府曾试图禁止出殡队伍上街，因家属强烈反抗，最终不得不妥协。

然而，在蒂尼斯·努尔克就读的学校，本应举行的师生告别仪式却被取消。蒂尼斯的爸爸始终无法接受这一沉重打击。安德烈斯·努尔克透露：“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最惨痛的。我父亲因失去小儿子备受煎熬，十年后自己也辞世了”。

在政府的调查文件中，这场悲剧被称为“日常纠纷引发的使用勤务自动武器的冲突”。由于肇事者死亡，其上级代受惩处：参谋长和一些军官降职，巡逻队队长3年半监禁。负责联谊会安全的爱沙尼亚燃气工业总局副局长阿多·佩苏尔受党纪处分，他的上级弗谢沃洛德·格拉西莫夫和拉克韦雷地区领导仅受口头警告。

苏联政府吸取教训，驻扎爱沙尼亚的边防战士值勤时改为携带空枪，遭遇突发情况允许使用刺刀。夏令营内禁止销售酒水，禁止在边境地区举办任何大型集会活动。1977年苏联边防军司令瓦季姆·马特洛索夫上将视察，谈及民族构成问题，建议安排说爱沙尼亚语的军官进边防巡逻队。

1991年在发生枪击的草地竖立了纪念石碑，五年后石碑刻上了被维克多·巴吉热夫夺去生命的所有遇难者姓名。但立碑地点在爱沙尼亚社会引起争议，许多人坚信凶手正是在该位置开枪，所以立在这儿不合适。

回首历史，列季佩阿村的悲剧绝非孤例，爱沙尼亚曾有过多起类似事件。例如，1968年在维尔桑迪岛，27岁的边防部队副指挥员多布罗杰耶夫在一次酒席纠纷中，用马卡洛夫手枪射杀气象学家玛耶·兰布特和灯塔管理员列姆比特·基维，多布罗杰耶夫被判死刑，后改为十五年监禁。四年后的1972年，萨雷马岛又出事，一个边防战士醉酒寻找昨天吵架的女友，闯入她家企图强奸，女友的妈妈和两位姐妹阻拦，他开枪杀害四人，随即自杀。

延伸阅读：

1968年库尔斯克逃兵杀人案

1970年季托夫卡军营枪击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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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这个没有也不可能有大型个人资本的国家，存款百万是严重犯罪，政府对这种有头脑的“能耐人”打击极为严厉。说句公道话，他们大多数确实是通过不正当手段积累了巨额财富，虽然其中一些人具备卓越的经营才能——若在不同的体制下，绝对有望跻身寡头榜首。他们善于分析市场，寻找最稀缺的商品种类（多的很呢），然后向消费者提供自己的产品，冒着倾家荡产甚至杀头的风险搏一把。因为他们的生意在当时被视为“数额特别巨大的盗窃”，而对于这种“进取行为”，刑法规定了死刑。

诚然，苏联百万富翁中也有一些彻头彻尾的骗子。例如，伊利夫和彼得罗夫小说《金牛犊》角色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科雷伊科的原型，据说是俄帝国最著名地下百万富翁之一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科罗夫科。此人并不从事消费品生产，“格局”大得多。他喜欢创办各式各样的“公司”，以此为幌子骗取贷款和股东投资。他吃准了那些幻想不劳而获、拿利息发财之人的心理，总能够用同样的方式忽悠他们。“公司”通常开设在高档街区的办公楼，进门就瞧见奢华家具、水晶吊灯和其他象征财富的装饰品，唬得访客深信不疑。投资门槛可承受、许诺高额回报、再来点儿知名人士推荐，哈哈，钱财如流水般源源不绝！一家“公司”刚停业，辽阔国土的另一端立刻冒出另一家换汤不换面的新公司……

但我们还是说回并不单靠欺诈发财的苏联百万富翁吧。他们主要的赚钱方式是生产和销售日用消费品，尤其服装。

伊萨克·金格尔与齐格弗里德·贾森弗朗茨

1950年代初，苏联的战后重建热火朝天。轻工业发展不是优先考虑方向，服装和鞋靴严重短缺，但民众都希望穿得漂亮、时髦。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两位合伙人连手做起生意。他们在伏龙芝市（苏联时代的吉尔吉斯首都）开展业务，自掏腰包购置旧缝纫设备，利用废弃的军用仓库设立作坊，雇佣本地犹太社区工人，参照外国时尚杂志的款式仿制服装。产品一时间供不应求，生意热得像炉火，利润如泉水般流入金格尔和贾森弗朗茨的口袋，每人年收入大约40万卢布（当时一辆小汽车售价5000卢布）。

他俩不愿像前文提到的科雷伊科那样甘愿长期低调，几乎从一开始就大手笔购买房屋、汽车和各种奢侈品。以至于ОБХСС几乎不用再侦查什么，因为炫富炫得实在过于明显了。于是指控他们盗窃社会主义财产数额巨大，后来改为侵吞和利用国家财产。

虽然两位“寡头”反复强调他们没偷国家一个卢布，反而是用自己的钱建立生产、用自己的收入支付工人工资，但司法机关不采信他们的辩解。伊萨克·金格尔、齐格弗里德·贾森弗朗茨和该企业21名工人最终被枪决。

鲍利斯·罗伊夫曼

鲍利斯·罗伊夫曼起初也是一位安分守法的苏联公民。他参加过前线战斗、获得过勋章，1960年代初在一家针织厂担任高级技术员，深受同事们尊敬。

为了理解社会背景，必须指出此时苏联已经开始重视轻工业发展，“时尚”一词频频出现，全苏服装模特之家在莫斯科铁匠桥开业，1959年甚至举办克里斯汀·迪奥服装秀。由于苏联轻工业无法满足人们对漂亮衣服的需求，赫鲁晓夫颁布法令允许精神神经病院患者参加服装生产，作为劳动疗法的一部分。

苏联的“可以”往往意味着“必须”，但医生们不懂时装行业，更不知道怎样开办这种车间。哎，鲍利斯·罗伊夫曼懂啊，他第一个车间就设在加里宁（特维尔）的聋人协会。工人们都很开心，因为听力障碍不好找工作，罗伊夫曼不仅雇佣他们，还按时发放优渥工资。

在加里宁捞到沉甸甸第一桶金之后，罗伊夫曼花了2000卢布行贿，设法调动到莫斯科担任一家精神神经病防治所的负责人。他在那里迅速开设多个车间，打着“劳动治疗”的名义生产时髦的针织服装。患者们在昏暗灯光下轮班工作，曾有员工试图向执法部门举报，但没人愿意认真听“疯子”说话。渐渐地，全国有几十家企业同时运作，形成真正的生产网络，但主要产品是在红普列斯尼亚区卫生局下属的疾病防治所制造。这个车间的主管叫沙伊·沙克尔曼，早先做过警察局线人，在各机关各部门认识不少人。可惜这些关系最终未能挽救他和他的合伙人免受惩罚。

1962年初执法机关收到匿名举报信：“查查吧，他的生活水平超出正常收入。”信中还附有一张详细标注罗伊夫曼住宅秘密藏物处的地图。案子办得很快，主治医生、会计和仓库管理员被判处最高刑期，鲍利斯·罗伊夫曼和沙伊·沙克尔曼死刑。罗伊夫曼挣扎求生，供出了大量同伙与合作者的姓名，全案牵涉超过25人，包括内务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官员。然而“针织品案”造成的影响太大了，罗伊夫曼再怎么配合调查也无法被“从宽处理”。

扬·罗科托夫

这一位苏联富翁不是靠生产服装发大财，而是通过成功的转售赚了几百万。可以说扬·罗科托夫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位个体分销商，也是莫斯科的进口货贩子和外币贩子的祖师爷。其事业巅峰时期在1950-1960年代。

罗科托夫出身犹太裔良家，原姓奥尔利科夫。因母亲早逝，交给姨妈拉扯，后来被姨父收养并改姓。扬·罗科托夫的“倒卖生涯”始于……艺术。少年时期他痴迷摄影，高品质的相纸和显影液只能到黑市求购。起初扬只是一位经常光顾的买家，随着他对摄影耗材逐渐熟悉，开始买卖这些用品，摇身变成投机倒把分子，生意越做越顺。19岁那年，这位法学院学生第一次被搜查，定罪后送进劳改营。罗科托夫居然设法组织了狱中交易网络，说起来还算不孬。狱友们普遍认为扬性格温和，还有一张“天真无邪娃娃脸”。

1954年罗科托夫刑满释放，不但没打算过老实人的生活，反而将自己在狱中组织交易网络以及与黑道头目接触的经验用作前进的助力，推动他发展自己的生意。倒卖衣服其实不难——几乎所有能从外国人手中收购的统统都要，经由中间人转手，在旧货市场、黑市专用公寓甚至著名男、女演员的化妆间内销售。

倒卖外币则比较复杂——罗科托夫建立了成熟的地下网络，最底层的是所谓“跑腿”或“飞毛腿”，他们风雨无阻在高尔基街往来徘徊，拦住外国人交易马克、英镑或美元。“飞毛腿”将换来的外币交给“上级”，“上级”再转交“买主”。买主负责接触富裕的苏联公民，兜售外币、黄金和钻石。此外，罗科托夫的网络还积极招募外国留学生，因为通晓多国语言的年轻人更容易跟外宾打交道。这套体系有严格的等级结构，每一级成员都能分到可观酬劳。

总之没多久，扬·罗科托夫就成为进口货贩子和外币贩子之王，过着奢华生活：在“阿拉格维”餐厅吃午餐和晚餐，交通全靠出租车，找首都最漂亮的时装模特做情妇。与此同时，他的穿着却非常低调，仍然和年迈姨妈一起住在老旧的“团结户”公寓。尽管如此，餐馆常客、绰号“斜眼”的罗科托夫早已被执法机关盯上。他是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行李寄存处被逮捕的，当时正准备领回装满外币和珠宝的手提箱。经搜查，从他身上缴获34.4万卢布，但他建立的外汇黑市网络的涉案金额估计至少二千万卢布。

罗科托夫第二次出庭受审，判决相对较轻：八年劳改。但1961年访问东德返回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得知此事，勃然大怒。案件迅速重审，罗科托夫最终被改判死刑立即执行。他的同伙：年仅24岁的弗拉季斯拉夫·法比申科也被枪决。

曾有人统计，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仅仅因为经济犯罪被枪毙的就超过8000人。勃列日涅夫年间的政府对这些“地下老板”态度比较宽容，他们的生意属于半合法状态。直到1990年代初实行新政策，这类企业家才走出地下，正如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科雷科一直梦想的那样。

公认的第一位苏联合法百万富翁叫阿尔乔姆·塔拉索夫，1989年他从自己创办的合作社获得300万卢布利润。塔拉索夫按规定为这笔工资缴了税，又向他所属的党组织缴了党费。许多人听闻此事大受震动，但塔拉索夫的生命与自由已经不再受威胁了……

延伸阅读：

赫鲁晓夫年间的外汇黑市案

斯大林时代的“私酒之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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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11日，自称“反共斗士”的焊工弗拉基米尔·沃隆佐夫犯下双重谋杀案，受害者都是苏共党员。他首先用一杆锯短的霰弹枪把卡卢加市主要报纸《旗帜报》总编辑伊万·福明打成致命伤，接着又袭击了“建筑机械化”托拉斯的工会委员会主席阿纳托利·卡卢日斯基。之后沃隆佐夫向警方自首，声称“憎恨共产党人的口是心非”。他拒绝请求赦免，最终在俄罗斯暂停死刑前不久被枪决。

时年45岁的“反共分子”弗拉基米尔·沃隆佐夫生于莫斯科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父亲是苏军上校，母亲是某餐厅经理。人们曾预言这个小孩前途光明，但他在少年时期结交损友，走上了刑事惯犯的不归路，曾参与抢劫售货亭。获释不久他二次被捕并二次入狱，出狱后沃隆佐夫的居住地受限制，禁止返回莫斯科。遂在卡卢加市房屋建筑联合公司做焊工，看起来对新生活十分满意，自认是一名优秀技术工人。但与其他有类似经历的公民不同，沃隆佐夫对苏维埃政权持强烈仇恨态度。

1991年1月杀人案发后，发行量超过一百万册的《乡村青年》杂志的事件报道最详细。文章作者试图了解促使沃隆佐夫实施双重谋杀的动机，参考警方提供的材料描述了事件背景。《乡村青年》报道称：激进的民主斗士沃隆佐夫“决心以自己的方式推动改革成功”，分次购买两把匕首（其中一把伪装成雨伞）、一支小口径步枪和一支锯短枪管的双管霰弹枪。“沃隆佐夫早在1986年就开始列出必须被消灭的卡卢加共产党人名单：包括姓名、地址、工作单位。他想好了谋杀每一个人的计划，摸清了他们上下班的路线，挑选了执行‘判决’的合适地点。”

1980年代末沃隆佐夫结婚，所以一段时间内他杀人的执念没那么强烈。然而不久之后他决定重拾旧计划，其心理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那些抨击共产党政权的民主派出版物的影响。沃隆佐夫曾参加民主派集会，但很快便对这些“同道”深感失望，认为他们纯属空谈家，没有“实际行动能力”。

沃隆佐夫自感有责任为苏维埃政权的罪行“复仇”。他的“枪决名单”包括卡卢加州委某些工作人员——因为他最恨身居要职之人。但潜入州委大楼殊非易事，所以决定先向卡卢加最大报纸《旗帜报》编辑部下手。这家报纸是州委机关报，坚定支持党的纲领路线。恰在悲剧发生前几天，卡卢加人民代表苏维埃决定重新创办一份“人民的”报纸《消息报》，《旗帜报》编辑部因而爆发内部分裂，大批记者辞职。

小说《金色乌云过夜了》的作者阿纳托利·普里斯塔夫金曾在1990年代担任俄罗斯总统下属之赦免委员会主席，详细描述过沃隆佐夫的个人情况。他在2000年代初出版的《死亡阴影之谷》中摘录引用沃隆佐夫的心理/精神病学鉴定：“此人成长阶段疏于管教，但家中藏书很多。他自己得出结论，我国一切灾难都是共产党领导人造成的。当《宪法草案》公布，这成了他内心长久想法的某种推力。他决定表达自己对该草案的态度，爬上雅罗斯拉夫尔一座教堂钟楼顶，吼叫几个小时‘没有鱼、没有肉’的口号。警察和消防员反复劝说。最后口渴自己溜下来了，当场被捕并送往精神病院。”

事后沃隆佐夫自称故意假装精神失常，目的是拿到“白票”（译注：健康原因免服兵役证明），从此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抛弃了“开始惹人烦”的老婆，搬进集体宿舍，组建新家庭。

尽管如此，沃隆佐夫在外人眼里仍是个安静、礼貌、教养良好之人，待人接物井井有条。他一贯注重仪表，各种场合应付自如，但无法容忍不公正，哪怕面对大领导也敢直言不讳。熟悉沃隆佐夫的朋友说酒精对他的行为有负面影响：酒后动辄发疯，甚至自杀寻短见。

总之，1991年1月初沃隆佐夫开始作案前踩点：观察了报社编辑部的房间布局，评估了接待室秘书的位置，记住了总编辑伊万·福明办公室具体在哪儿。记者们各自埋头忙工作，并未注意这位可疑的陌生访客，毕竟那时候进进出出的人太多。

1991年1月11日，沃隆佐夫向新妻子谎称找到一份高薪兼职——实际却将锯短的霰弹枪藏进自制的公文皮包，再次前往《旗帜报》编辑部。约在下午14点10分进入报社，顺利绕过门卫上三楼。接待室空无一人，因为女秘书吃午饭回来晚了，侥幸逃过一劫。

沃隆佐夫毫无阻碍推开办公室门，持枪射击与他同龄的福明。后来他自己回忆杀人场景：“我走进办公室，里面除了福明没别人。我掏出枪，瞄着他，说：‘站起来。’我总不能对一个坐着的人开枪——那跟打死一个躺着的人有什么区别？他瞪眼看我，面露傻笑。我开了第一枪，他惨叫一声，我又开一枪，第三枪之后他才安静下来。这时我听到身后开门声，回头一看——是他妈的摄影记者戈洛夫科夫，大块头，比我壮多了。我用枪对准他，把他赶出办公室。我心想，我还要出去，他如果藏在接待室，可能会从背后偷袭我。我压低枪口朝门打一枪，纯粹想吓唬他，猛一推门，见接待室一溜血迹——看来我打中他了，万一打死了呢？我脑袋乱哄哄，挺可怜那小子——无辜之人死在我手里。突然办公室门被推开——福明居然跑出来。他挨了我三枪（脖子、胸口和肝脏）还活着，还在喊。我又举枪对准他——打死了……”

戈洛夫科夫腹部中弹，忍痛警告同事避险，失血昏迷倒地，医生们奋力抢救四天。2016年戈洛夫科夫在《消息报》撰文回忆那个不幸的日子：“我当时就在福明办公室隔壁房间，屋里还有新报纸《消息报》的主编阿列克谢·佐洛京和画家尤里·丘尔金——他俩正在排版下一期的内容。枪声听起来就像新年夜小孩放鞭炮，但我感觉可疑。推开门，向福明宽敞的办公室内望了一眼，桌前没人，电话铃在响，还有福明从某个角落发出的微弱呼救：‘警察，叫警察……’我刚要迈步，只见一个穿夹克的陌生人冲出内门，恶狠狠说：‘写东西的，狗日的！’随即亮光和轰鸣声同时迸发。我下腹部像刀捅了似的疼，身体被打得一摇晃，本能捂住肚子——子弹穿过去了。眼前一片模糊，硝烟味儿让人恶心。我拼命跑向接待室，冲下楼梯，二楼站着几个小伙子抽烟。我只说了一句：‘楼上，有人开枪。’随即失去意识。”

沃隆佐夫撇下血泊中的福明和戈洛夫科夫，平静走出报社，直奔州党委。警惕的门卫坚决不让这个没有通行证的人入内，于是沃隆佐夫开始寻找他名单上的其他目标：建设局局长和“卡卢加建设”党组织书记，这俩人运气好——既不在家也不在单位。所以，不幸成为第二个枪下冤魂的是“建筑机械化”托拉斯工会委员会主席阿纳托利·卡卢日斯基。沃隆佐夫打电话告知警方自己想自首，又逛了片刻，买些香烟，进警局投案。他在审讯中表示不认为自己有罪，因为他是出于意识形态动机，坚信必须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人。对警察说：“我憎恨共产党人口是心非”。

当局获悉凶手杀人并非因为个人仇怨，一时慌张起来。由于案件带有政治背景，克格勃介入侦查。国安人员对沃隆佐夫的镇定感到惊讶，他在审讯期间详细阐明作案动机，也不回避记者采访。这位“反共分子”宣称，福明被杀是因为他“抹黑一切进步事务”，卡卢日斯基被杀则是因为他“压迫工人”。

案件办完，由于苏联已解体，俄罗斯的法院做出有罪判决。沃隆佐夫得知自己被判死刑，断然拒绝申请赦免，甚至在1993年写信给鲍利斯·叶利钦，坚决要求执行判决。他的信中写道：他认为杀人是唯一能够“制止、惩罚苏共犯下的邪恶、谎言与不公”的方式。

沃隆佐夫被枪决时，距离俄罗斯暂停死刑仅几个月。

为了纪念福明，卡卢加州每年都会颁发奖项表彰优秀记者。

延伸阅读：

阿尔汉格尔斯克五一节枪杀高官

特列季亚科夫连环杀人分尸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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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谢尔科夫1953年7月生于新西伯利亚，幼年喜欢足球和体操，运动技能突出。中学毕业报考奥伦堡州布古鲁斯兰飞行学校，因为他从小希望成为飞行员。1972年考取证照之后，谢尔科夫曾在托木斯克市机场做过一段时间的安-2运输机副驾驶，在当地认识了同乡塔季扬娜。二人很快结婚，1973年决定回老家工作生活。

弗拉基米尔在“西西伯利亚民航管理局”北方机场谋了一份相同的差事，1974年春天儿子罗曼出生。然而健康恶化打断了他的平静日子，甚至早在飞行学校期间就已经出问题了。1971年他第一次癫痫发作，被救护车接走。某日在森林采摘松子，失去平衡从树上摔落，后脑重重磕地，头部受伤使病情进一步恶化。不久后他挤公交车意外跌倒，头撞在人行道上。

除了癫痫发作，弗拉基米尔还出现严重头痛症状。由于害怕丢掉工作，决定不去看医生，开始尝试自我治疗，随身携带止痛药。他在上级和同事身边隐瞒病情长达五年，被认为是本单位工作模范，于1975年10月晋升机长（正驾驶）。

1976年弗拉基米尔筹划调往北方工作，不仅薪水多得多，还能让他从“玉米机”驾驶舱迈入更体面的图-134客机驾驶舱。但家庭问题开始显现——弗拉基米尔变得越来越暴躁，争吵日益频繁，每次激烈冲突过后甚至会自残。

侦察材料显示：妻子称谢尔科夫在两人共同生活期间屡次用剃刀等锋利物品划伤手部皮肤。

丈夫的行为刚开始让塔季扬娜十分害怕，但很快就意识到这只不过是拙劣的操纵伎俩。遂于1976年9月提出离婚，带着两岁的罗曼搬回位于斯捷普纳亚街一栋五层楼房的娘家。弗拉基米尔曾多次试图探望儿子并跟妻子和解，塔季扬娜的爸爸每次都将女婿赶走，岳母也坚定支持女儿离婚。谢尔科夫来不及修复破碎的关系，又被派往巴拉宾斯克市出差。

9月25日晚间返回新西伯利亚后，谢尔科夫原计划当日即启程飞回巴拉宾斯克，但最终只申请到9月26日上午10点的航班。二十三岁的弗拉基米尔决定利用这段空闲时间找妻子好好谈谈，说服她暂缓离婚诉讼——首次开庭已定在9月30日。

弗拉基米尔十分担心自己期待已久的北方调动会泡汤，因为已婚状态是调动的前提条件之一。可是当他走到岳父母家门外，却看见塔季扬娜与一名陌生人在一起。后来塔季扬娜表示那只是熟人，她从药房回家途中偶遇，顺路送她回来。另一些声音则说此人实际是她的新男友，是当地警察局的警员，把塔季扬娜送到楼门口就挥手告别，岂料狂怒的弗拉基米尔突然跳出来。

斯捷普纳亚街43/1号楼居民回忆：“他（谢尔科夫）一直求她等一等，等我走了你想离婚20次都行，可她无论如何不同意。”

争执最终以暴力收场——飞行员打了妻子一耳光。塔季扬娜慌忙跑上三楼回家，没来得及关门弗拉基米尔就闯进去继续打她。塔季扬娜的父母闻声赶来，奋力制止野蛮女婿，把他赶出楼梯间。

安抚好女儿情绪，塔季扬娜的父母当晚带着她躲去城外别墅。弗拉基米尔则回了同一条斯捷普纳亚街另一栋楼的爸妈家，诉苦抱怨生活的苦恼，之后跟弟弟一起去洗澡，最后留宿爸妈家。但他整夜无眠，脑子里反复盘算复仇计划。天快亮时下定决心：劫持一架飞机，直接撞向可恶妻子家公寓。

另据其他消息来源称，他在与塔季扬娜最后一次争吵后立即构思了复仇计划——邻居们看见弗拉基米尔用脚步丈量五层楼的楼间距。离开爸妈家之前，谢尔科夫写下一张字条，表示与妻子的会面是“最后一根稻草”，声称：“我要拉她们一起走”。

1976年9月26日晨七点左右，谢尔科夫抵达机场。他携带一份伪造的飞行任务单，上面未注明起飞时间。凭此顺利通过飞行前的强制体检。

侦察材料显示：由于医务站看不到飞行计划，而且新西伯利亚管区早先的规定允许飞行员凭任务单起飞，所以医士毫无障碍地对谢尔科夫做了体检，未发现任何异状。

谢尔科夫故意不到办公室进行例行的飞行前准备，径直找值班员拿取安-2飞机钥匙和文件。约8时许坐进驾驶舱，通知塔台他要试一试发动机运转状况，并且把飞机移动到另一个停机位。但在获得机场移动许可后，谢尔科夫操作满载八百升燃油的安-2飞机对准跑道，8:06滑跑升空。

调度员发现飞机未经许可不打招呼起飞，感觉很困惑，过了两分钟才呼叫飞机应答。8:08塔台询问：“您的位置？”谢尔科夫答：“我在河湾上方。”8:11询问：“您要去哪儿？”答复：“我去斯捷普纳亚街，四三杠一号，请原谅，我姓谢尔科夫。”之后无线电静默。

安-2飞机8:13接近目标建筑。因飞行高度极低，撞坏了附近楼顶的电视天线。抵达位置后，弗拉基米尔意识到由于楼对面的高大树木阻挡，他无法直接撞击位于三楼的9号公寓。

斯捷普纳亚街43/1号楼邻居回忆：“是白杨树挡住了去路。他一直无法瞄准，不停绕圈飞。如果没有白杨树阻碍，他直接钻窗户进自己家了。”

于是谢尔科夫选择撞击岳父母家公寓左侧第一个门的楼梯间。8:16飞机最后绕了两圈，碰撞大楼正面三层、四层之间，造成直径两米的破洞。

安-2被当场炸断：机尾落在楼道入口附近，燃油沿楼梯间淌到一楼燃烧，机身撞入四层的12号公寓，屋内当时有兄弟二人——6岁的奥列格·捷普金和4岁的亚历山大。这俩小孩和父母住在别处，他们家停水了，在这个不幸的早晨，25岁的姨妈加琳娜·德赫捷列娃带他们来外婆家洗澡。燃烧的碎片砸过来，孩子毫无生还机会。紧接着发生爆炸，杀死位于爆炸中心的加琳娜，尸体只能通过烧熔在头顶的卷发器辨认。公寓女主人奇迹般跳窗生还，送医抢救，双腿和一只手严重骨折，老太婆一年后病逝。奥列格和亚历山大的妈妈承受不住打击去世，爸爸沦为酗酒者。

隔壁公寓住着年轻夫妇和4岁儿子伊戈尔、1岁女儿安娜，亦未幸免。爆炸声把他们惊醒，弗拉基米尔·普申科抱起安娜逃出烈火熊熊的房间，他妻子玛格丽塔和儿子伊戈尔身体严重烧伤，面积达70%-80%。住院治疗期间，玛格丽塔·普申科因强烈刺激失语，悲剧发生九天后的10月4日儿子不治身亡，她才张口说了第一句话。

普申科家的朋友透露：“伊戈尔去世后，玛格丽塔开始说话，说自己很快会跟着他走。果然，没过多久玛格丽塔也死了。”

玛格丽塔未被列入官方的撞击事故罹难者名单，她被送回故乡白俄罗斯安葬。弗拉基米尔·普申科毕生未再婚，把全部精力用于抚养女儿和后来的的三个外孙。过了几十年，弗拉基米尔帮助安娜一家在新西伯利亚买房，他仔细核查邻居名单，确保其中没有肇事飞行员的家人。

急救站调度员接到居民声称飞机撞楼的电话，起初以为是恶作剧——她无法相信苏联居然会有“神风敢死队”。公寓楼的住户也没有立刻意识到发生什么，个别人甚至以为开战了。

斯捷普纳亚街43/1号楼居民回忆：“那时候实在太恐怖！人们把孩子从窗户扔出去，自己也跳楼，摔断胳膊摔断腿。”

楼下围观的邻居们攀爬阳台前往救援，搀扶大人撤离，抱起孩子接力传递。还有人扯开毯子张在窗下，接住被扔下来的小孩和跳楼的大人。住户奥尔嘉·尤洛娃回忆：“我姑妈是第一个跳的，摔得最惨，大腿受重伤，后来骨盆也出问题，骨骼错位了。楼下的人尽力扯住毯子，但看来是滑脱了。随后我把姑妈七个月大的儿子——我表弟从窗户扔下去。接着我自己跳，身后是我年迈的祖母。”

然而，一些参加救援的热心人高估了自己能力，导致居住在五层两居室公寓的某年轻女子不幸丧生。此女惊恐万分爬上窗台，却被浓烟遮挡视线。同时几位妇女在楼下拉开床单，大声喊叫让她跳。女子并不知道她那个单元未遭爆炸破坏，听从鼓励跳下来。可就在她触及床单的瞬间，布料撕裂了，一位妇女不慎松开手中一角……邻居瓦列里·梅利尼科夫回忆：“身体落地的声音惊心动魄。惨状永远忘不掉。时至今日过去快半个世纪了，我路过那个地方，仍然能听见沉闷撞击声。姑娘从地上爬起，立即从口鼻缓缓流出鲜血。”

此女送医抢救，伤势严重，内脏多器官受损，大夫无力回天。同楼其他住户则通过消防梯从窗户逃生，但这些梯子高度只能达到四层。为了让一名被困五层的女子撤离，救援人员使用一架普通梯子让她先下到四层。值得一提的是，与急救站调度员不同，消防员立刻相信了居民的报警电话，事故发生五分钟内迅速抵达现场。由于这是当天上午第四次出警，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扑灭吞噬部分房屋的大火，只能从附近消防栓取水。灭火用了约一个小时，9:30左右明火已被扑灭。

犯罪分子趁乱打劫，假扮住户穿过封锁大楼的警察人链，从受损的公寓内盗取受害者财物。已故奥列格和亚历山大两兄弟外婆的几乎全部物品被洗劫一空，包括她参加伟大卫国战争获得的勋章。

斯捷普纳亚街43/1号楼居民回忆：“他们什么都抢，根本没人管。掠夺者把沃洛佳（普申科）家各种东西全偷光了。我还记得当时站在街上，看到有人扛着沃洛佳的电视机。我还没反应过来，那些家伙已经跑远了。什么值钱玩意儿都没剩下，甚至大衣的毛领子都被剪掉。”

撞击造成这栋居民楼三十间公寓毁损，11人受伤，包括飞行员谢尔科夫本人在内的5人死亡。弗拉基米尔的头颅在飞机撞楼时被当场切断，烧焦的尸身后来被发现躺在三层与四层之间的楼道。居民们把挡在脚下的飞行员遗骸挪到一旁，用破布遮盖。

新西伯利亚的官员和执法部门全力阻止走漏消息，但短短几个小时流言传遍全城。邻居瓦列里·梅利尼科夫回忆：“四面八方的人们都来看那栋房子，简直像战争年代纪录片的轰炸场景。后来大洞被一大块防水布挡住了。”一些围观者携带相机拍摄废墟，但据目击者称，执勤的克格勃人员立即上前要求他们曝光胶卷。为了尽快清理恐怖袭击痕迹，地方政府重新安置住宅被毁的居民，花半年时间彻底修复重建。住宅未受损的居民全程目睹施工，指出：“从上到下直到一层全部拆除了，包括五层的房顶。”

次年三月份楼房重建竣工，新装墙板的颜色和纹路有细微不同，各家各户的财产损失也得到补偿。但并非人人都迁回斯捷普纳亚街，某些居民情愿留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广场分给他们的公寓。塔季扬娜的父母转让了他们的旧家，和女儿及外孙搬到市中心。

塔季扬娜嫁给她的追求者——就是那位警员，可是上级一番调查后将他辞退，又因为“勾搭已婚女性”开除他党籍。另据传闻，这个重组家庭不久也解体了。谢尔科夫的所有亲戚——包括他的父母和兄弟——事件发生后迁居外地。

当局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谢尔科夫案件，发现在飞行前准备和飞行员体检程序中的诸多违规行为，并揭露了在交接飞机过程中存在的严重疏忽迹象。调查还指出：调度部门工作人员表现消极，未能阻止谢尔科夫擅自起飞安-2飞机；机场管理层要承担间接责任，因为他们对下属的“道德和意志品质、日常行为、家庭关系、兴趣和倾向”疏于关注。谢尔科夫被认定为悲剧的罪魁祸首。

侦察材料明言：“紧急事件的直接原因是飞行员谢尔科夫神经精神不稳定，系家庭冲突和隐瞒的神经系统疾病所导致。飞行员谢尔科夫是事件主要责任人。”

然而，并非每个认识谢尔科夫的人都认为他无可救药。新西伯利亚居民叶莲娜·穆希娜说：“我爸爸在北方机场做调度员，认识谢尔科夫。他说谢尔科夫是后来被追认为癫痫病人的，目的是让大领导脱身。如果他真的有癫痫，怎么可能通过体检呢？毕竟最后一天他也是顺利通过体检的。虽然报纸对这件事只字未提，但全市都知道发生什么。那时候流言蜚语的传播速度堪比今天社交网络，大家都在议论原因。很多人说谢尔科夫是酒后糊涂，但我爸爸从来不信。谢尔科夫在单位口碑很好，虽然年轻但很负责，不然也不会提拔他去驾驶图-134。他爱运动，足球踢得好。机场的人都信任他，否则那天不会让他接近飞机。何况他是个优秀飞行员。事后我爸爸专门去看那栋楼，想搞清楚真相。他本来不信谢尔科夫会偏离岳母家窗户，他说如果谢尔科夫真想撞，肯定能撞准。但他到了现场才明白怎么回事——楼前有一棵高大白杨树，挡住飞行路线。所以谢尔科夫盘旋三圈，最终撞击楼梯间而不是他岳母公寓。”

叶莲娜·穆希娜强调：“请别误会，我不是在为谢尔科夫开脱。他做的事情永远无法理解、无法原谅，我爸爸一直这样讲。但把全部责任都推到谢尔科夫身上也不公平。他岳母也做了不小的贡献，是她怂恿两人分开的，是她劝女儿带外孙回娘家的。小伙子根本不想失去这个家，他非常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当年刚两岁半呀。他当然吃妻子的醋，这没什么奇怪，毕竟他才23岁，还很年轻。而且他岳母、岳父事发前突然躲起来，事后干脆搬走了，估计他们自己也觉得难辞其咎。”

新西伯利亚事故发生后，苏联收紧了招收飞行员的规定，全国飞行学校一律对报考者进行强制性心理测试。

延伸阅读：

1988年基辅炸机未遂案

1972年斯韦特洛戈尔斯克幼儿园坠机事件

1973年赤塔109航班空难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本文一万余字，阅读时间一小时）

文章开头，先来看一段这位妇女的小传：

亚德加·萨迪科芙娜·纳斯里丁诺娃1920年生于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费尔干纳州浩罕，出身装卸工家庭。早年丧父，送人寄养，1931年进入孤儿院。她曾在技工学校和塔什干铁路运输学院速成中学学习，1941年毕业于塔什干铁路运输工程师学院。
从1942年起开始党务活动，最初担任乌兹别克斯坦共青团中央分管学校的书记。1955年2月-1959年3月任乌兹别克ССР部长会议副主席，1959年3月-1970年9月任乌兹别克С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接替Ш.Р.拉希多夫），同时1959年10月-1970年7月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70年7月14日-1974年6月16日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1974-1979年苏联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亚非事务委员会主席。1979年退休，领取苏联个人养老金。她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曾被指控在“棉花案”中受贿。

曾在勃列日涅夫手下担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1982年3月27日的日记写道：
那我们一般是怎样斗争的呢？昨天有人给我讲了纳斯里丁诺娃的事情，她原来是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众所周知，几年前她被撤职，因为收受了总计2300万卢布的贿赂，被特赦。她受到党内严重警告，之后却被任命为建筑材料部副部长。等到退休的时候，又被任命为团结越南委员会的主席。“本地”的一些同志表示反对，但他们先后接到了彼得罗维切夫和卡皮托诺夫本人的电话。她的退休金是300卢布，在委员会的工资是270卢布。我们的顾问给她打电话，礼貌询问她近况如何？回答是：“瞧您说的，我太滋润了！”那2300万卢布贿款她仅退赔了300万……另外，后来还发现她身边存在一整个犯罪集团：这些人故意在根本不需要判死刑的案件中做出死刑判决，以便之后通过纳斯里丁诺娃轻松推翻。

曾任苏联总检察长办公室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的弗拉基米尔·卡利尼琴科2004年接受乌克兰记者德米特里·戈登采访时谈及纳斯里丁诺娃：
乌兹别克斯坦贪污和受贿相关的问题，197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那时还没人谈论“棉花案”。第一起涉及高级干部受贿的刑事案件——鲜有人知！——是1975年立案的。时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译注：实际是1978-1983在任的伊纳姆荣·奥斯曼霍贾耶夫）和乌兹别克斯坦最高法院院长被追究刑事责任。循着线索牵出了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纳斯里丁诺娃。侦查人员掌握了她收受贿赂的确凿证据，并已获准追究其刑事责任。可是在最后关头，她设法联络了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结果最高层叫停侦查。
已故的苏联总检察院侦查部门负责人赫尔曼·彼得罗维奇·卡拉科佐夫负责此案，他告诉我当时他震惊不已，因为罪证确凿、无可辩驳。我问他：“这个案子后来怎么样了？是撤销了还是中止了？”卡拉科佐夫回答：“锁在保险柜一动不动。”
本案一直尘封到1980年代，格德良（译注：苏联总检察长办公室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特尔曼·格德良）试图重启调查。但特尔曼·霍连诺维奇失败了，纳斯里丁诺娃的案子最终被撤销。十年前若非勃列日涅夫的干预，她很可能已经被捕并送上法庭。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媒体也曾报道过纳斯里丁诺娃案，摘抄其中一部分如下：

1.《消息报》副刊《一周》1988年4月18日登载题为《腐败的层级》的文章，内容是对苏联总检察院侦查员特尔曼·格德良、尼古拉·伊万诺夫和奥列格·利特瓦克的采访，三人曾负责调查“棉花案”。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于是在1970年代中期，乌兹别克斯坦付出了巨大努力和高昂代价，将一些因受贿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高级干部定罪，这些人曾试图对抗更危险的拉希多夫犯罪团伙。然而拉希多夫本人及其犯罪团伙未被清除，继续违法乱纪。
同时对共和国的另一名高层领导也展开了调查。但此案未能得到法律处理。上级一声令下，案件被匆忙封存进档案库，而那位身居高位的罪犯仅仅受了一次党内严重警告，记录在案。她至今依然活得无忧无虑，起码没受穷。”

这次采访虽然没明说“身居高位罪犯”的姓名，但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认定文章指的就是她，于是到法院起诉《消息报》，要求维护自己名誉和尊严。1989年3月6日《消息报》副刊《一周》登载题为《法院开庭——最高苏维埃全体会议记事》的文章，其中提到这起官司，内容如下：
……例如，曾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起诉了我们。她认为《一周》发表的《腐败的层级》一文刺激了她。苏联总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奥列格·利特瓦克去年年初接受《一周》采访时谈及“棉花案”，顺便说到了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高级干部中的一位“身居高位的罪犯”（1970年代中期曾对她展开调查），至今没有受到惩处。文章并未提及她的姓名或职务。然而亚德加·萨迪科芙娜“认出了”自己，并到莫斯科伏龙芝区人民法院提告。法院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

《消息报》登载《腐败》一文后不久，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开除纳斯里丁诺娃的党籍。

2.《乡村青年》杂志1988年10月刊登了亚历山大·加夫里柳克的文章《无声的阴谋》，替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辩护。文章声称：针对她的指控是她的政治对手：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原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夫（1959-1983）策划实施的阴谋。

3.作为回应，《消息报》1988年10月31日刊登了阿尔卡季·萨赫宁的文章《腐败》，其中引用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材料，指出纳斯里丁诺娃犯有受贿罪和贪污罪。

4.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1988年11月被开除党籍，针对她的刑事案件重新启动。她继续坚称清白，要求总检察长进行调查。最终，1990年12月总检察长办公室以缺乏犯罪事实为由终止针对她的刑事案件。1991年4月3日苏共中央批准撤销1988年11月18日中央监察委员开除她党籍的决定。

1991年6月13日《消息报》发表纳斯里丁诺娃来信《“腐败”前后》，信中讲述了自己的平反过程和她对案件的看法。

5.2005年5月11日，纳斯里丁诺娃去世前一年，《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刊登了对她的采访，题为《被逐出棉花天堂》，她在采访中再次声明针对她的案件是她的政治对手拉希多夫策划的。我们将在本文后面转载这次采访，并附上纳斯里丁诺娃致《消息报》的信函。

显然，这件事情必有人撒谎——要么是那些指控纳斯里丁诺娃贪腐的人，要么是她自己，以及那些因缺乏犯罪事实而撤案的人。读者可以自行阅读材料并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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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致《消息报》的信《“腐败”前后》：

1988年第306期《消息报》刊登了阿尔卡季·萨赫宁的文章《腐败》。整篇文章都是针对我——乌兹别克斯坦С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原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原副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原主席——总之“原”亚德加·萨迪科芙娜·纳斯里丁诺娃的。这不是第一篇，也不会是最后一篇诋毁我公民名誉和尊严的文章。在不同时期曾有多位人士公开攻击我，包括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原第一副主席И.古斯托夫、检察院工作人员Г.卡拉科佐夫、А.卡图谢夫、Т.格德良、Н.伊万诺夫、政治学家Ф.布尔拉茨基、记者Е.多多列夫，甚至还有诗人Е.叶甫图申科。他们未经审判和调查，就将我列为怙恶不悛的罪犯。我多次向苏联总检察院、向苏共中央请求彻底调查这些指控，但没有任何结果。于是我转向普通人民法院。尽管我知道，“改革”并不会自动取消电话法（译注：“电话法”指的是上级官员口头施加压力或威胁），也不会使人民法官独立于政府和党组织，但至少还有一点机会为自己的人格进行公开法律辩护。被我起诉的人也明白这一点。

于是把“重炮”拉了出来——《消息报》出现了上述那篇文章，作者通过“事实”和“根据”证明我是罪犯。同时，苏联法律规定：除了法院，任何人都无权做出这样的裁决。值得注意的是，到那时围绕我名字的争议已经喧嚣了十四年，但侦查机关为何没有公开对我立案呢。解释很简单：尽管侦查人员反复尝试，包括使用非法手段逮捕和审讯数十、数百名无辜者，目的是获取他们对我的虚假证词，却始终未找到足以提交法院的证据。毕竟只有到了法庭上，才能够揭露像Г.卡拉科佐夫、Т.格德良和Н.伊万诺夫这种侦查员的工作方法，也包括乌兹别克斯坦ССР内务部原部长X.雅赫雅耶夫。并且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原负责人С.沃洛格扎宁的真实面目也会被揭露出来，此人为了讨好“领导”多年来捏造各种诽谤材料、虚构事实，显然凭借着上级的信任和青睐，两次要求把无辜的我开除出党。

没有合法依据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但又知道我的介入可能会揭露他们的非法行为，所以他们决定向《消息报》提供耸人听闻的材料。令人惊讶的不是他们这样做，而是《消息报》竟然违背自己一贯的办报原则，不经过调查和法院审理就对公民作出新闻判决。

不久后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开除我的党籍，《真理报》对此做了正式报道，而《消息报》不仅发布这一消息，还附上自己的评论。总之我被明确列为高干罪犯，受到了公正的党纪处分。然而监察委员会作出该决定时，不仅没有法院判决，甚至都没有立案侦查。

在我的坚决要求下，苏联总检察院总算启动了正式调查。为确保客观性，案件被移交给РСФСР检察院办理，且在苏联第一副总检察长的直接监督下进行。

这段长达近二十年的残酷历史岂能不影响我的健康和我子女的健康。本人多次发作心肌梗塞，我的女儿因严重血管疾病进了重症监护室，需要常年住院。而我的儿子——我的巴赫季亚尔——无法承受对他母亲的诽谤和侮辱，42岁不幸离世。愿我的事业、那些曾加诸于我的嘉奖和荣誉都被诅咒。果然“老爷的愤怒和老爷的爱是无比的祸灾”。（译注：作家亚历山大·格里鲍耶陀夫语，意近“伴君如伴虎”）

当时《消息报》的编辑告诉我，倘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撤销开除我党籍的决定，就刊登我对那篇文章的回应。好在这决定确实做出了。此前我收到来自РСФСР检察院的正式通知，日期1990年12月26日，编号18/67023—89，内容如下：“特此通知，针对1974—1975年及1985—1989年期间不同人士提交的关于向您行贿及您滥用职权的举报，所展开的刑事调查已于1990年12月25日终止。部分案件因犯罪事实不存在，即《РСФСР刑事诉讼法》第5条第1款之规定而撤销；其他案件因您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即该法第5条第2款之规定而撤销。РСФСР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高级侦查员、高级司法顾问Б.И.乌瓦罗夫。”

1991年4月3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撤销1988年11月18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将我开除出党的决定，恢复我的党籍，党龄自1942年1月我入党之日起计算。公告刊登在1991年5月11日《真理报》上。为了查明真相和伸张正义，难道我必须付出整整17年屈辱、痛苦和无法挽回的损失吗？而这竟然还是经历过1937—1950年恐怖岁月的国家！

相信您能够理解，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我不得不对最初提交给《消息报》的公开信做一些删减和修正，以符合我在法律和党内的平反。现在没必要对《腐败》一文中那些具有犯罪性质的捏造内容逐条辩论，因为它们已被РСФСР检察院和苏联总检察院彻底驳回了。但我仍然想说几句。新闻行业有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按说作者如果没有事先与某个人见面、沟通，就不能径直批判这人。可我与萨赫宁不仅素未谋面，甚至连电话都没打过。那他凭什么不听取我的陈述，就自行扮演侦查员、证人、检察官乃至法官，直接把我定为罪犯！真相何在？无罪推定何在？其他法律原则何在？还是说作者毫无怀疑地相信了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结论？他难道不知道，这个长期以来拥有绝对权力的党内机构在党纪裁判方面也要遵循某种“特定路线”吗？他难道不知道，某个人是如何沦为党内高层不喜悦者的？

《腐败》一文提到了一个“文件”，据称于1974年呈送苏共中央。那么，作者所谓的这份“可信文件”出自何人之手呢？当年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一个小时（这次全会原定再度提名我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Ш.拉希多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针对我的“黑材料”，材料写了什么我至今不知。这份“可信文件”理应进行核实，但当时根本没有时间。事出突然，政治局多数委员倾向于不重新考虑之前提名我担任民族院主席的决定，并建议委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核实这份“文件”的材料。他们认为，如果“黑材料”的内容被证实，再讨论如何处理纳斯里丁诺娃也不晚。于是Ш.拉希多夫又发言，说如果这样的话，乌兹别克斯坦将拒绝保留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席位，并请求将席位转交给其他加盟共和国。显然，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如此强硬表态之后，再没办法拒绝他的提议。他认为再次选举我做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将对他个人不利，可能会对他在共和国的领导地位带来某些麻烦。这场毫不掩饰的报复是多年来针对我的蛮横且无法无天迫害的肇始。（我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会议上——我是委员之一，曾多次就经济、社会文化政策、人事任免及妇女地位等问题与Ш.拉希多夫发生原则性分歧。尽管Ш.拉希多夫对共和国发展的贡献毋庸置疑，但他在党的最高职位上独裁作风过于明显。多年间我对他的任何反对和批评，在他听来都是极度尖锐和痛苦的）

如今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尤其对苏联总检察院而言——许多被捕者，包括那些最终免于刑事责任的人，他们针对我的“证词”都是通过最骇人听闻的非法手段获取的。至于所谓贿赂之情节，我就不多谈了，因为РСФСР检察院关于终止刑事案件的裁定已经详细讲过了。我只想说，许多人在雅赫雅耶夫、卡拉科佐夫等人唆使下诬告我，乃是为了挽救自己的性命和自由。后来他们又否认自己的供词，写下忏悔信恳求我原谅。我不知道我是否原谅了他们。我只知道自己毫无复仇情绪。所以我选择让他们，包括《腐败》一文的作者，面对良心的审判。

Я.纳斯里丁诺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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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逐出棉花天堂》

老妇人在色彩鲜艳的画作前停下脚步：“这幅画是胡志明送我的，这个花瓶是毛泽东送的，那个有大象的小匣子是英迪拉·甘地送的，上面还有她的题词，这一个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送的……”

谈话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她的语气才稍微缓和了一些。布满皱纹的脸庞显露微笑，声音也带着几分俏皮。这个女人心事重重。她有充分理由不信任别人。

人们常说：“爬得越高跌得越重”，85岁的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从自身痛苦经历中体会了这句话的真谛。她的仕途令人称奇：一个孤儿院出来的低学历乌兹别克女青年，到1970年代已经成为“名义上的”苏维埃国家第二号人物。可是进入1980年代末，她却被剥夺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该死的荣誉和头衔！我失去了唯一的儿子。我一辈子做工人更好，至少孩子还活着……”

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沉浸在可怕的1980年代回忆中：“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熬过这番折磨的。比如我儿子下班回家，电话铃响。我不接，他拿起话筒：‘喂？谁？鲍利亚，巴赫季亚尔？’儿子答：‘是我’。‘什么？你妈还活着？我们都以为她自杀了呢’。挂断。五分钟后又一个电话：‘人家说她上吊了，是真的吧？’每晚如此。”

1987年（注：笔误，实为1988年）《消息报》发表一篇题为《腐败》的文章，指控一批乌兹别克党的领导人受贿、贪污和虚报政绩。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是文章主角之一。据这篇文章说，在担任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期间，这位“人民贤母”每次特赦罪犯收费十万元，还把几十千克黄金转移到瑞士银行。文章就像一纸判决，被拿到党的监察委员会正式讨论，作出决定：在调查期间解除纳斯里丁诺娃的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剥夺养老金和国家别墅使用权……

85岁的老妇人说道：“长达两年半的搜查和讯问，我经历了八次心肌梗塞。我的女儿长期住院，我儿子承受不住母亲的屈辱，心脏病发作去世。而我还活着，遭受着一切。我想，我是真的迫切希望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不得不背负这些脏污进坟墓。”

拉希多夫的报复

纳斯里丁诺娃回忆：“这一切早在那篇文章发表之前就开始了。自从1970年我被调往莫斯科，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和主席团副主席后，我就成了拉希多夫的眼中钉。他视我为主要竞争对手，知道我随时可能取代他的位置。而他铲除竞争对手向来残忍。幸好当时我人在莫斯科不在塔什干，否则拉希多夫会立即把我送进监狱。”

1974年，已经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四年的纳斯里丁诺娃被叫去波德戈尔内办公室，主席团主席开门见山：“亚德加，我们讨论了你今后的工作问题。政治局决定推荐你连任。你怎么看？”纳斯里丁诺娃习惯性简短答复：“非常感谢信任，我尽力不辜负期望。”确认程序是在没有亚德加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她后来从自己的前上司口中得知内情。因为1977年勃列日涅夫将波德戈尔内免职后，人家也无须隐瞒什么了。正如预料的那样，政治局收到了提议：推荐纳斯里丁诺娃连任民族院主席。大家都已经准备好全票通过，拉希多夫突然开口发言：
— 共和国反对，乌兹别克斯坦不推荐。

波德戈尔内很吃惊：
— 怎么啦？纳斯里丁诺娃工作出色，不愧为共和国代表……

拉希多夫举起手中沉重的文件夹：
— 我们掌握了她的违法违纪材料。鉴于此，乌兹别克斯坦放弃民族院主席的席位。

拉希多夫闹这一出犹如晴天霹雳。然而他亲手点燃导火索的炸弹却在十年后才爆炸，碎片击中拉希多夫本人心窝。

“赶上亚德加”

“亚德加”这个名字在穆斯林国家被赋予生来就是孤儿的男婴、女婴。她父亲在浩罕做搬运工，某一天疲惫不堪回到家，躺在潮湿的泥土地睡着了，罹患肺炎，不久去世。三个月后他13岁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婴，按照习俗取名亚德加。

纳斯里丁诺娃说：“我祖父有好几个老婆，每个老婆都有自己的孩子。妈妈在家能干活时家里还需要她。但她生下我之后就成了累赘。有一天，祖父把我们母女放上马车，带到距离浩罕50千米外的一个村庄，把我妈改嫁出去了。那么我对于继父而言当然是多余的啦。他是个可怕的瘾君子，不做正经营生。我六岁那年他决定摆脱我——牵着我的手带我到大路上，扭头就走。路过的人看见孩子哭，把我领回家。反正11岁之前我就被反复转手：今天这家收留我、明天那家收留我。1931年我被送进乌兹别克斯坦开办的第一所孤儿院。之后我进了技工学校，又读了塔什干铁路运输学院的速成中学……”

从此纳斯里丁诺娃开始在仕途上大踏步前进，人事档案密密麻麻记录的新头衔一年比一年高。她从普通工人做起，成为工长、技术员……18岁建设卡塔库尔干水库时已经是施工员，一年后在塔什干—安格连煤矿公路项目上又被任命为工段主任。1939年共和国领导层决定派容貌漂亮的女共青团员、女运动员亚德加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参加全联盟体育大展演。当时在大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斯大林亲自接见各地代表团。“人民慈父”巡视过诸位体育工作者之后，停在一位苗条的乌兹别克少女面前：“姑娘，你哪儿人？”边问边用手轻轻抚摸亚德加的头发。“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从事体育，工作学习两不误”。这就足够了。纳斯里丁诺娃在塔什干一夜之间成为新时代东方女性的象征。“赶上亚德加”成了乌兹别克斯坦少女们的座右铭。不久，全权在握的乌兹别克斯坦第一书记乌斯曼·尤苏波夫召见民族宠儿。

亚德加·萨迪科芙娜回忆：“第一书记向我问好，问我工作情况。然后说：我们决定任命你做共青团中央书记。我惊讶地回答：‘什么？我对那边一无所知啊？’他说：没关系，你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懂得生活。一学就会。”

再往后就更顺了：刚刚超过共青团员年龄的亚德加被任命为乌兹别克斯坦工业部长，35岁成为部长会议副主席，39岁当上乌兹别克斯坦С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项任命获得了赫鲁晓夫的赞成。话说尤苏波夫去世后，此前已担任主席团主席达十年的沙拉夫·拉希多夫被选为乌兹别克斯坦中央第一书记。那天正在开会讨论让谁接替这个职位，候选人不少。这时电话铃响了，亚德加听见拉希多夫激动地说：
—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正在坐着考虑推荐谁好呢。
— 啊，太好了，看来我打电话正是时候。你问问大家：如果让乌兹别克妇女担任这个职位，同志们会怎么看？就说：赫鲁晓夫推荐亚德加。

拉希多夫显然有点慌乱，他故意把电话听筒举高：
— 同志们，现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推荐亚德加·萨迪科芙娜·纳斯里丁诺娃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那么，咱们支持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提议吗？

鸦雀无声。

拉希多夫加重语气重复：
— 我再问一遍……

会议室仍没人表态。

—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大家一致同意啦。

“这个乌兹别克女人喝酒像鞋匠！”

四枚列宁勋章、一枚十月革命勋章——社会主义祖国充分肯定了“乌兹别克民族贤母”的功绩。然而，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仕途步步高升的同时，也如她自己所说，牺牲了个人生活。她为人妻、为人母，却少有时间陪伴家庭。在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的回忆中，与她共同生活二十年的丈夫扮演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做妻子的说：“他当兵上过前线，做过党的州委书记。那又怎样——我是部长、部长会议副主席或主席团主席。有时候太累了，我就直接上写字台，一摞文件当枕头，扯桌布盖住自己，在办公室睡两三个小时，天亮又投入工作。他介意吗？当然介意。没人愿意娶我这样的老婆。但我能怎么办呢？唯一能做的就是叮嘱女管家：好好照顾谢尔盖·努鲁丁诺维奇，让他全身整洁、衣帽得体。他的形象就是我的脸面。”

纳斯里丁诺娃对付下属们（苏联时代党的干部男性占绝对多数）可谓干脆利落。她说自己非常清楚男人的弱点：给点酒喝、递个眼色就行了。“而且他们怕我”。

纳斯里丁诺娃笑言：“从来没人追求过我，我发誓真的没有。有时候自己都在想我究竟是个白痴还是丑八怪……我这辈子没抽过烟，滴酒不沾。但我有好办法：比如在克里姆林宫办宴会，服务员们提前打了招呼，专门给我准备两瓶空伏特加，里面装满白开水。我举杯祝词：‘同志们，干了吧！’仰头一饮而尽。他们看我喝，也只好跟着喝。那些联盟的部长们，每次从我这儿回家几乎都站不稳。官太太们后来不高兴了：哼，这个乌兹别克女人，喝酒像鞋匠，眼睛都不眨！”

不过，赫鲁晓夫时代的党内高级领导干部普遍喜爱这位面带微笑的乌兹别克妇女。赫鲁晓夫本人出访总带着纳斯里丁诺娃，米高扬喜欢给她讲述自己波澜壮阔的青年时代，柯西金邀请她出席生日宴会，福尔采娃访问外国拉着她一起逛商店。

纳斯里丁诺娃回忆：“我当时陪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去外地，回来后他就‘被退休’了。他对此一无所知，我更不知道。如果我哪怕有一丁点预感，肯定会提醒赫鲁晓夫的。我不是反对勃列日涅夫，但我无法认同这个决定。苏斯洛夫发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提交辞呈，请求卸任’。我又能说什么？说‘不可能’吗？他就坐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一句话不讲。我身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只能投赞成票。”

“腐败前后”

风雨来临毫无预示。即便拉希多夫在政治局扬言的黑材料指控也未对纳斯里丁诺娃造成太大打击，中央并未掀起波澜，民族院主席职位被授予拉脱维亚候选人。勃列日涅夫召见纳斯里丁诺娃谈话，总书记先绕圈子：
— 我们研究决定派你去奥地利当大使，你去吗？
— 不，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哪儿也不去。我是一个寡妇（注：纳斯里丁诺娃丈夫1966年亡故），女儿在这边上学，儿子也在工作……

勃列日涅夫无名火起：
— 你真是个傻瓜！
— 好嘛，傻就傻吧，我可以走了吗？

时过境迁，纳斯里丁诺娃说：“显然，他们和波德戈尔内商量好了，让我出国，拉希多夫就不闹腾了。但如果当时列昂尼德·伊里奇换个方式讲：‘我建议你去，党的要求，请别拒绝’。我当然会同意去奥地利。可他那样说话，我转身就走了。”

无疑，这是一次公然的贬抑，但却是缓慢的、绝非致命的。纳斯里丁诺娃实现了“软着陆”——先被安排做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之后稍稍降一级：亚非国家事务委员会主席。可是1980年代初臭名昭著的“棉花案”打乱了一切。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夫1983年突然去世，乍看似乎是自杀。然而按照纳斯里丁诺娃的说法，内情是这样的：
“乌兹别克斯坦每年向国家上报300万吨棉花，但实际不足半数。总而言之，尽是谎报、蒙骗、弄虚作假。1983年安德罗波夫给拉希多夫打电话：‘沙拉夫，今年能交上300万吨棉花吗？‘’能，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结果到了十月份，承诺的交付量仅完成20%。于是拉希多夫召集各地区头头开会：‘为什么交不上来？’无人吭声，都知道没棉花了。接下来的三天他亲自坐车跑遍半个乌兹别克斯坦，发现共和国没棉花了。返回塔什干，安德罗波夫的电话又打来：‘怎么样沙拉夫，能交上棉花吗？听着，想想办法。如果不行，你自己过来给我解释清楚’。当天，拉希多夫回家开枪自尽。”

随着改革开始，“乌兹别克案”沉渣浮起。那几年大名鼎鼎的侦查员格德良和伊万诺夫对这个阳光普照的共和国进行了“彻查”，每天都有新的腐败、受贿和贪污事实被揪出来——乌兹别克斯坦大部分党的领导人锒铛入狱。城门失火，殃及纳斯里丁诺娃。

亚德加·萨迪科芙娜耸耸肩，说道：“有意思的是，他们写文章说我把35千克散碎黄金交给某个叫阿戈耶娃的，让她经由浩罕把黄金存入瑞士银行。我上哪儿搞这些黄金啊？《消息报》文章发表后，我自己去找党委，要求对我刑事立案。他们调查、讯问、搜查了我两年半。直到1989年，他们发来正式公函：‘不构成犯罪，刑事案件已终止’。许多信件从乌兹别克斯坦寄来，大家都表示：‘我们被迫栽赃诽谤你。一切都不是真的’。这两年半的养老金全额付给我了，也恢复了我的党籍。他们甚至提出让我担任什么职务，但我拒绝了，我说：‘去死吧你们。我不想和你们一起工作’。谁能把儿子还给我呢？他死的时候距离我彻底平凡恢复名誉只有六天时间。”

检察院的无罪结论对于纳斯里丁诺娃远远不够。她打电话给《消息报》主编，表示：“你们不是刊登了《腐败》吗？现在你们得发表我的回应。如果你们不发表，我知道该找谁。”她威胁要诉诸国际法庭。没过多久，报纸刊出另一篇文章：《腐败前后》。亚德加·萨迪科芙娜几乎能全文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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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最后几年纳斯里丁诺娃几乎闭门不出，熬过了又一次心脏病发作。但她既不抱怨健康问题也不抱怨经济困难，反而骄傲地说三年前获得了1.25万卢布的个人养老金。正义伸张了吗？谁知道呢。特尔曼·格德良仍然坚信亚德加·萨迪科芙娜有罪，声称“乌兹别克案”是戈尔巴乔夫命令搁置冷处理的，因为1989年爆发了费尔干纳大屠杀，绝不能再火上浇油。如今真相或许永远无法揭晓，而这位老妇人每次回忆起故乡乌兹别克斯坦，总会泪流满面。她愤愤地说：
“回塔什干？我坚决不去。也不会让我女儿去。他们欺负我，侮辱我。我为乌兹别克斯坦做了那么多工作：大费尔干纳运河、卡塔库尔干水库、奇克季姆玻璃厂。我管着各种类型的建设，通信部、民航。做了十一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难道是在玩过家家吗？拉希多夫自己都说：‘我们男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交给亚德加·萨迪科芙娜吧’。可他们写了那么多诽谤和污蔑。我阅读这些告密信，一个俄罗斯人姓氏都没有——只有乌兹别克人。我帮助过其中不少人，救过他们的命。乌兹别克斯坦诽谤我之后，我要对俄罗斯人民说声‘谢谢’。感谢上帝，我在俄罗斯。我得救了。我必须不给自己丢脸，不给孩子丢脸，不给我的人民丢脸。我斗争过，战胜了他们。”

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2006年4月7日在莫斯科去世，葬昆采沃公墓。

延伸阅读：

1970年代苏联渔业部腐败案

“古姆”总经理腐败窝案

关于苏联儿童采棉的一段回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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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1934年生于彼尔姆州小村庄利亚米诺，这个定居点是1930年代才形成的，安置所谓“特殊定居者”——来自波罗的海国家、西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和其他地方的被镇压富农。

米哈伊尔上学的时候，利亚米诺村已具备劳动定居点规模，随着时间推移，出现了一家木材加工厂并开始建设面粉厂。米哈伊尔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希望儿子也能进厂打工，因为他课业成绩不好。

但米哈伊尔不想重复爹娘的人生。他在部队服役期间积极参加共青团组织生活，获得上级嘉奖，也许正是由此决定走一走政治生涯。复员后回乡，厂办学校毕业，他立即开始靠拢党组织，从工会做起。大家都注意到了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的社会活动，很快这个年轻人就被提拔为基层共青团组织书记，随后成为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劳动储备总局第6建筑学校的共青团小组长。米哈伊尔喜上眉梢——这个职位不仅有体面的薪水和住房，还意味着快速升迁的大好前途。

1950年代中期约有四百人在第6建筑学校学习泥瓦工、装配工、水和煤气安装工、油漆工等职业。采罗乌索夫本应从事劳动青年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但他实际只在会议上发表热情洋溢演讲。另一方面，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不懂得团队合作，把一切不同意见都视为对他个人的侮辱，利用职位实施报复。由于他分管节假日、集体宿舍、课业安排和津贴，整人办法多着呢。

故而米哈伊尔当上共青团小组长不久，本校学生就分成敌对两派：反对派不仅要抵制小组长的专横擅权，还要揭穿阿谀奉承派的阴谋。女生们的命运最糟糕，因为采罗乌索夫的一大恶习是好色放荡。他确信：自己看中的任何女生无权拒绝他，否则就要面对他惯用的恫吓、勒索手段。

1958年采罗乌索夫的一个未成年情妇怀孕，校领导和党小组长都已知悉，终于忍无可忍——毕竟针对此人的控诉信不知收到多少封了。于是把他叫进办公室训斥，勒令他尽快修复与同学们的关系，公正处理各种矛盾纠纷，最重要的是：低调安排好怀孕女学生。既然人家不愿堕胎，那么24岁的采罗乌索夫的唯一出路就是跟她结婚。

结婚并不在共青团小组长的计划之内，但他也明白不服从领导将断送自己前程。米哈伊尔左右为难，开始酗酒，醉醺醺来到了1958年2月11号这血腥且致命的一天。

当天，喝醉的采罗乌索夫想出解决困境之策——把欺负自己的坏人统统杀光！他想盗用陆海空军志愿后援协会射击俱乐部的小口径步枪作案，武器就存放在学校图书馆的坚固柜子内。

2月11日夜晚，米哈伊尔携带大厨刀潜入建筑学校，用厨刀撬开校长室的烂木门寻找枪柜钥匙，却没找着。顿时气急败坏，竟在校长室解大便，扯下有列宁头像的锦旗擦屁股。

这个醉醺醺的流氓接着打算纵火，撕碎书本撒满地，又想起来没带火柴。一阵手忙脚乱，忽然茅塞顿开，猜测枪柜钥匙可能在教务处秘书抽屉内，真不幸——猜对了。采罗乌索夫顺利开门取出一杆步枪和子弹，走到室外。

米哈伊尔决定第一个杀建筑学校校长，对空鸣枪试试好用不好用，立刻引起路人警觉。此二位是古拔欣斯基地区建筑管理局的建筑安装工巴洪金、拉莱廷，在本村建设面粉厂大楼。采罗乌索夫乱放枪的时候，18岁的巴洪金和25岁的拉莱廷正在下班回宿舍途中。小哥俩愣了一下，呼喊米哈伊尔别耍流氓，丝毫未察觉危险。采罗乌索夫一枪击中拉莱廷头部，当场毙命，巴洪金抱起工友往医院跑，腹部中两弹倒地昏迷。

附近居民闻声出来查看，发现巴洪金流血过多断了气——子弹击中肾脏和肠子。与此同时，采罗乌索夫继续他毫无意义的报复，但不去校长家了，直奔第6建筑学校女子宿舍，破门而入，随意开枪。受惊的女生纷纷跑向寝室，打算跳窗逃走，但许多人被暖气片绊住，减缓了速度，子弹从背后射来。

有些女生受伤装死，侥幸生还。比如妮娜·科皮托娃坐在板凳上中枪，立即倒地一动不动，枪手以为她已死，跨过去往前走了。而那些试图钻床底或衣柜躲藏的就没这么幸运了，采罗乌索夫像野兽一样找到并瞄准她们。

采罗乌索夫在一间女寝室遇见来找朋友玩的16岁男青年某某，顿时火冒三丈，12秒向他连开三枪，又向那女学生开枪。杀人杀得喉咙发干，遂走进厨房找酒、找罐头吃喝，几个女生趁机跑到外面呼救。

一名地段警带领一名民间巡防队员奔向女子宿舍，此时采罗乌索夫刚刚逃离犯罪现场。地段警吩咐助手留在原地，自己绕楼一圈，走过整个街区，趁机从身后突袭采罗乌索夫，打掉他的步枪、将其逮捕。

2月11日夜晚采罗乌索夫杀死年龄在17-25岁之间的女学生七人、打伤六人，行凶时间约十分钟。案件立即报告苏共中央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命令向当地派出特别委员会，成员包括苏联部长会议劳动储备总局的高级官员、РСФСР内务部警察总局刑事侦查员和苏共中央多个部门的监察员。具体侦查工作由彼尔姆州检察院负责，地方国安人员和州内务局也派人参与。

结果，除了多项杀人指控外，采罗乌索夫还被控“反苏”——亵渎绣有列宁头像的锦旗，以及身为共青团小组长却败坏党的荣誉。他的上级因“不可靠”被直接免职。

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本人直到最后一刻仍幻想免死，爽快承认犯罪，自愿配合调查审讯，希望法医宣布自己疯了，但进行精神鉴定的命令从未下达。不出所料，法院判决采罗乌索夫死刑，于是他多次向最高当局请求宽大处理。在写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申请书中感叹自己的人生波折、犯下的罪孽、作案时的醉酒状态，甚至年轻时的种种错误。

1959年2月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被枪决。他的案子间接影响了中等教育和特殊教育系统的改革，促使苏联当局试图纠正对劳动青年思想教育产生负面影响的不足之处。

例如，1958年12月起义务教育增加一年，变成八年制。学生在厂办培训机构接受6-10个月的培训，在职业技术学校用三年时间掌握一门手艺。为使苏联高等院校多招收思想可靠的学生，增加了持所谓“共青团推荐信”的入学名额。1959年苏联部长会议劳动储备总局被撤销——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生前即在该局下属学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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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伊万诺沃村纵火枪击案

1950年吉斯卡村校爆炸袭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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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5月5日夜晚，资深工运活动家彼得·修达被发现昏迷在新切尔卡斯克市自家附近，送医途中不治身亡。彼得·修达是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参与者和研究者，也是苏联的政治犯。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揭露新切尔卡斯克枪击工人群众事件的真相。据人权活动人士称，修达之所以遇害正是因为找到了关于1962年枪击事件和受害者命运的证据。修达谋杀案至今未侦破，凶手究竟是谁？

彼得·彼得罗维奇·修达1937年12月出生于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他的父亲彼得·伊里奇·修达（1877-1939?）是老革命，1903年成为俄共（布）党员，1932年起成为全联盟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北高加索分会会员（会员证号№1465）。资料显示此人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巴库秘密组织的出纳员，后来在格罗兹尼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从事地下活动。1917年二月革命后当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委会委员和巴库市杜马候选人。1923-1937年先后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格罗兹尼、卡季耶夫卡、顿河畔罗斯托夫工作，被授予个人武器和红旗勋章。

1937年12月23日彼得·伊里奇·修达被开除联共（布）党籍，29日被罗斯托夫州内务部门逮捕。根据狱友的证词，彼得·伊里奇遭受了残酷折磨，刑讯后无力行走，被人托着腋下拖入牢房。1938年9月12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针对罗斯托夫州的审判名单中，彼得·伊里奇·修达的名字列在第73号，属于“第一类”人员（判处极刑者）。1939年1月7日枪决或死于酷刑（其他消息来源称1937年已死），同年追认平反。

遥想昔日，彼得·伊里奇·修达与米高扬、绍米扬、贾帕里泽和斯大林一起在巴库闹革命之时，他能预料自己最终会被苏维埃政权枪决，而他同样名叫彼得的儿子却会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将那些被共产党人杀害之人的名字从遗忘的黑暗中重新唤回吗？

所以，彼得·彼得罗维奇·修达为自己的出身自豪。他常说：“我父亲1903年就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错了，布尔什维克正确”。他的母亲玛尔塔·修达是顿河航运公司幼儿园园长，战争期间留在罗斯托夫照顾孩子们，德军占领时期设法重新开办了幼儿园。1943年8月她被苏联政府逮捕，判刑七年。彼得被送往孤儿院，直到母亲获释后团聚。彼得·彼得罗维奇早早离家生活，一度流浪，参军前做过多种工作，曾在哈萨克斯坦的矿井劳动，还进过技校学习。1960年代初他来到母亲和兄弟们居住的新切尔卡斯克市，在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谋了一份差事。

1962年6月1日苏联再次宣布“临时”提高肉类、黄油、牛奶等食品价格，同时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的计件工资被降低30%-35%。另外，城市和工厂的住房问题未得到解决——住宅建设规模很小，个人租房每月开销35-50卢布，相当于工人工资的20%-30%。国营商店几乎没有肉类，而集市的食品价格太高。

于是，1962年6月2日新切尔卡斯克市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军队枪击示威群众惨案。6月3日晚间开始大规模逮捕，克格勃特务拍摄了数千张示威参与者的照片，利用这些照片抓获一些人。两个月后，七名示威领袖被判处死刑。

彼得·修达一度面临死刑威胁，母亲救了他。她联系上米高扬，指出彼得之父曾是“26个巴库委员”的战友。众所周知，米高扬是唯一幸存的“巴库委员”，也是“从伊里奇到伊里奇”的党内不倒翁。彼得·修达说：“她在信中提到我的父亲，他自1903年起就是党员，1902年在巴统开始革命活动，是斯大林和26位巴库委员中的许多人的亲密同志。他在巴库闹革命长达十一年，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领导了格罗兹尼的革命运动，是贾帕里泽和菲奥列托夫的挚友。1937年他在顿河畔罗斯托夫遭迫害，受了一年多酷刑死于罗斯托夫的监狱。母亲的信让米高扬想起了早年的党内同志和巴库革命战友。而且米高扬‘回应了’。”

彼得·修达被判处十二年监禁，先是在他父亲遇难的罗斯托夫监狱服刑，后转入科米自治共和国的一个严管劳改营。在伐木场，新切尔卡斯克的囚徒们频频与管理人员和警卫发生冲突，其中一次以自动步枪扫射修达告终。紧要关头另一名警卫打掉了同事的步枪，子弹射向天空。还有一次，一名上尉警卫确认周围没有其他人后，咬着牙激动地低声告诉修达在穆罗姆也发生过类似新切尔卡斯克的悲剧。

1964年赫鲁晓夫退出政治舞台，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参与者逐渐被悄悄释放。修达的刑期减至六年，并成为1966年最后一批获释者之一。恢复自由身的彼得·彼得罗维奇回到原单位上班，开始收集关于1962年枪击事件的文件和目击者证词。

1970年代末修达投书《真理报》反对苏军入侵阿富汗。1983年他向党中央、最高法院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交申请，要求为自己和其他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参与者平反，还将枪击事件的证据寄给《真理报》和《文学报》。修达的妻子艾玛写道：“那些曾向手无寸铁之人开枪的法西斯分子”在监视彼得。

1980年他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公开信抗议入侵阿富汗，随后遭到“不明身份者”毒打，继而失去工作，很长一段时间被迫失业，又多次遭殴打。但他一直坚持收集新切尔卡斯克枪击事件的材料。1989年2月彼得·修达在一封信中表示：“我对苏联共产党持极其否定的态度，我断言，它不仅与十月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毫无关系，而且是对后者的犯罪。”

到1980年代末，修达确信尽管党的领袖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但他们“却使斯大林主义本身保持不动摇，国家暴力机关——克格勃和内务部的活动依然不受社会监督”。他成了一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相信国家可以由“无党派的工人运动”来领导，曾前往莫斯科参加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大会。当他与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波德拉比涅克在老阿尔巴特街摆摊宣扬人权和左翼报刊时被逮捕，关押两天释放。

彼得·修达半辈子自认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与苏联共产党领导层和党国体制判若水火。人生后半段他的政治自我定位有所变化，1988年2月参加了历史政治俱乐部“公社”，后又加入苏联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联盟。修达收集的材料曾在《公社》杂志上发表（如第22、25、27期，以及1988年6月关于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特刊）。

苏联政府严密隐瞒这场悲剧的信息，新切尔卡斯克的真相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才开始被媒体披露。修达协助记者撰写关于惨案的文章，由于他曾与那些亲眼目睹人群被扫射的人一同关押，因此了解许多细节。他收集目击者的证词，转述他们透露的市党委楼顶的机枪和遇难儿童的故事。修达的材料促使《文学报》和《共青团真理报》首次发表描述枪击事件的文章，1989年6月《纽约时报》也刊登了一篇短文。

但官方报刊的内容并不能让修达满意，他有理由相信仍有真相未被讲述。被秘密埋葬的遇难者确切人数至今未知。1962年拒绝命令部属向民众开枪的М.沙波什尼科夫将军在1989年的采访中透露，共22人被杀，包括“一名学龄男孩”。修达联系上这位将军，得知他引用的是负责埋尸的军官的话。但他凭什么认定只埋了这一次呢？

修达愤慨地说：“例如，新切尔卡斯克全市都知道一个小女孩是在母亲怀抱中被杀的，难道她是‘学龄男孩’吗？”他还掌握其他死难者的情况，比如一则悄悄流传的阴暗而神秘的消息称：伤员最初安置在市医院，不久后被集体转移，据称送往了监狱医院。然而修达与当时在监狱医院住院的囚犯谈过，他们一致否认曾有伤员送进来。“这些人消失了，无人知晓其下落。更确切地讲，也许仍然健在的亚历山大·谢列平知道，1962年他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监督国家安全机关活动，专程飞赴新切尔卡斯克。当年的其他负责人可能也知道真相，但他们恐怕不会说出来。”

修达甚至怀疑伤员被直接处决。去世前一个月他对亲属透露已经找到了相关线索，或许还发现了其他重要事实。无论如何，那个时候他告诉妻子自己可能只剩几周的生命了。

那几年全国正掀起恢复历史记忆的浪潮。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出版，其中提到枪击事件。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必须调查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问题，随后市执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信息收集”委员会。1990年4月总检察长命令对使用武器和人员死亡的情况展开正式调查。“追寻”组织的活动人士决定在枪击事件发生日：6月2日举行纪念集会。

人们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修达是1990年5月4日，就在他十年前曾被殴打的地方。之后他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与他的性格完全不符。5月5日晚“纪念”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修达寄来的信件，他声称找到了死难者的埋葬地点，包括1962年6月2日-3日夜间从市医院神秘失踪的伤员。当夜，有人在修达家附近发现他奄奄一息。

人权活动家В.图皮金回忆：“彼得·彼得罗维奇对新切尔卡斯克伤员的神秘遭遇很感兴趣。如果考虑到人群是被自动武器扫射的，伤员想必不少，客观的说应该比死者多。他们被送往医院后全部消失，修达试图寻找但毫无结果，很可能是在什么地方被处决了。修达抓住这一点不放，坚持要答案：伤员去哪儿了？遭遇了什么？如果他们被枪决，谁下的命令？有一天他从新切尔卡斯克打电话给《共青团真理报》驻罗斯托夫的记者（坐电气列车过去大约25-30分钟），说：‘我找到了，一切都在我手上。电话里不方便谈——你来吧。’记者去了，抵达约定地点却发现彼得·彼得罗维奇头被打破，旁边是一个敞开的空公文包。”

装文件的包忙乱中失踪，衣服沾满血迹，脸上有被殴打的伤痕。修达在救护车上去世，始终未恢复意识。妻子艾玛赶往医院，警察已经到了，急诊医生对她说：“这是谋杀。”人家通知她星期一到停尸房参加尸检，但她去了发现尸检和死因鉴定已经结束。闭门得出的官方结论是：这位52岁从未患过高血压的人死于脑出血——死亡证明白纸黑字有记载。尸检显示死者下嘴唇部位有被打击痕迹，但未发现其他暴力迹象。协助清洗尸体的女工告诉艾玛：尸体满身血污，骶骨上方有一块巨大青紫。

艾玛写道。“没人能说服我们这不是一起政治谋杀，案发后的第一晚，修达的支持者们从不同城市赶来，询问目击者追踪新鲜线索；一些人看见了了，这不是什么打斗，而是一次职业化的谋杀。第二天晚上，目击者被人威胁：‘如果再乱说话，就烧你们房子杀你们全家’。”

人权活动家波察洛娃也回忆：“虽然立了案，却一无所获”。于是彼得·修达被安葬在本地公墓。当时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联盟成员的安德烈·伊萨耶夫出席葬礼，多年后他成为“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的第一副主席。来送别的同志们举起无政府主义旗帜，发誓要继续修达的事业——找到新切尔卡斯克惨案受害者的埋葬地点。

1991年，新切尔卡斯克事件中大多数被定罪的人获得平反。1992年5月最高苏维埃做出一项决议，首次指出“当局残酷镇压了工人们的和平示威”。“追寻”组织逐渐转变为“新切尔卡斯克惨案基金会”。在第一次检察官调查期间，一位参与夜间秘密埋葬的警察彼得·格罗门科说：“我等了你们二十八年。”

调查人员成功定位了预想的埋葬地点，1992年活动家们决定迁葬遇难者遗体。专家队伍花了一年半时间研究挖掘过程中出土的遗物，最终于1994年纪念日举办迁葬仪式。在当年扫射人群的广场上搭起小台子，用黑红相间的布料装饰。台子旁边，二十具棺材摆放在凳子上。简短致辞后抬棺到教堂，神甫举行宗教仪式。之后，棺材被埋入本市公墓，竖起一块大理石碑，上面刻着：“纪念新切尔卡斯克惨案受害者”。

但所有的埋葬地点都被找到了吗？早在1991年，活动家们试图向克格勃询问被法院判处枪决的七人的葬身之处。一位警察局高层领导说墓地是“绝密的”，罗斯托夫州克格勃负责人说：“别去找了——找不到。”所以至今不知墓地在哪儿。

2017年波察洛娃首次接待一位当年仅十岁的目击者，这个叫帕维尔·阿弗宁的人讲述了1962年6月2日那天他和同一个楼院的小朋友们都在广场上。枪声响起，两个小朋友从树枝跌落，浑身是血。之后他母亲把他藏在床底三天，食物也是送到床底吃的。那两个小朋友再没出现，他们的父母也从家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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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经关押的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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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戈利·格拉乔夫1878年1月26日出生在科斯特罗马县伊万科沃村一户农民家庭。他父亲季莫菲拥有自己的农场，教导每个孩子从小劳动。格里戈利年轻时学会了制鞋手艺，帮助父亲生产焦油，能像兽医一样治疗牲畜，还从事养蜂业。

本案侦查员亚历山大·拉戈夫斯基后来表示：格拉乔夫全家都是健康人，没有精神病、梅毒或酒鬼。

但村民们并不待见格拉乔夫一家，部分出于嫉妒——他家土地是伊万科沃村最大的。不少人还厌恶一家之主季莫菲的臭脾气：他性格暴躁，经常与邻居发生冲突并对簿公堂。另外，季莫菲·格拉乔夫断然拒绝参加当时无偿帮助乡亲做家务的传统活动。

伊万科沃的老少爷们儿决定教训教训他们，某天结伙闯进格拉乔夫家，动手殴打季莫菲，年轻的格里戈利也被邻居用耙子打伤头部。这一击给他留下巨大伤疤，也在他心底种下刻骨仇恨。

1907年季莫菲去世，格里戈利变成四邻的主要憎恶目标。后来小格拉乔夫开始为拥有村庄周围森林的富商特列季亚科夫服务，矛盾愈发尖锐。因为富商委托格里戈利做护林员，追查盗伐木材的乡民，不留情面地对他们处以罚款。

“你就一户——我们想怎样便怎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打断了格拉乔夫和村民的对立。格里戈利走上前线，从列兵转为卫生员。但他的战斗生涯很短暂，在喀尔巴阡地区被德军俘获，遣送德国。在德国被俘期间，格里戈利对当地的农业技术产生浓厚兴趣。战后返乡，他发现邻居们非法侵占了他的一部分土地。尽管如此，仍试图与大家修复关系，分享自己在德国学习的知识，提议组织类似合作社的团体以更有效地协同劳动。可他再次遭遇侮辱和嘲笑。

于是格拉乔发奋单干。他努力存钱，成为全村第一个购买现代犁和风选机的人，从而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大丰收。这更加激恼了村民，为了让格拉乔夫难堪，他们开始向地方当局写信告状，控诉格拉乔夫霸占邻居一块地，还在水井下毒。检查员进村查访，未发现格拉乔夫犯罪的任何证据。乡邻们恼羞成怒，转而诋毁格拉乔夫之妻普拉斯科维娅，说她嫁过来之前曾跟一个外乡的茨冈人生过小孩（早夭）。

格里戈利明白继续耗下去不会有好结果，打算效仿亲兄弟伊万进城从事制桶行业。然而他毕竟离不开土地，在土地再分配过程中他请求分得一块自有田地。但由于敌视他的邻居从中作梗，地块位置一直没定下来。这些人甚至发起连串诉讼，企图夺走格里戈利的部分土地——确实是步步紧逼。

侦查员亚历山大·拉戈夫斯基说：格拉乔早已火冒三丈，那些不断伤害他自尊心的嘲讽更是火上浇油，有时甚至触及法律边界。诸如“怎么的？想挖公家墙角？”、“被抢了，被抢了！”，或“我们十七户，你就一户——我们想怎样便怎样”之类的叫嚣让他两眼发红。

无愧于心

参与骚扰格拉乔夫一家的不光伊万科沃村男居民，也包括婆娘们。因为知道格里戈利对他在富商特列季亚科夫家工作时挖的池塘格外珍视，农妇们竟故意当着格拉乔夫的面下池塘洗澡，试图激怒他。顽童效仿父母，用粪便涂抹格拉乔夫家门锁，沿街扔土块追打。

侦查员亚历山大·拉戈夫斯基证实：五岁的阿廖什卡·穆拉维耶夫用脏话辱骂格拉乔夫，用词十分粗俗，毫无疑问，小孩自己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同时，格拉乔夫一家与村民们关于集体农民财产的冲突不断，其中一次甚至演变为暴力事件。伊万科沃村民阿法纳西·科罗廖夫因马匹问题与格里戈利争吵，抡起斧头劈砍普拉斯科维娅的手，致其重伤残疾。谁知最后坐上被告席的不是阿法纳西，而是急忙保护妻子的格里戈利。全体村民对冲突真实原因闭口不言，反说格拉乔夫挑事。受轻微皮损的科罗廖夫指控格里戈利无缘无故袭击他，他自卫时不慎砍到普拉斯科维娅。

格拉乔夫坐完牢回村，又遭戏弄，被唤作“囚犯格里什卡”和“鳄鱼格里什卡”（译注：“鳄鱼”的意思是坏人、奸人）。格里戈利遂决心实施报复。

“你个混蛋，你还活着”

上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做过考纳斯要塞步兵团射手的格拉乔夫自然而然想到用猎枪收拾欺侮他的人。为此做了仔细准备：1925年夏天变卖全部财产，携家眷搬到距离伊万科沃村8千米的苏季斯拉夫尔。备好武器弹药后，精心安排了复仇计划，定于7月26日动手。

晨七点左右，格拉乔夫自家老房子，拿着火把和煤油瓶走出来。他要纵火焚村，观察了风向以便火势蔓延。穆拉维耶夫家和米哈伊尔·利西琴家房子被泼洒煤油，首先燃起熊熊烈焰。正如格拉乔夫预期的那样，大半个村子迅速被火席卷，一片待收割的黑麦田也被他用火把点着了。

于此同时，村民们——多数是妇女儿童，男人一早下地干活了——惊慌逃出家门。格拉乔夫无视嚎哭和尖叫，举起长枪射击，打死11名受害者，包括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的三个孩子和一岁半的阿列芙京娜·科罗廖娃——据孩子祖母说格拉乔夫专门瞄准这个丫头。格里戈利本人则声称，他是在“枪不听使唤”的情况下误杀阿列芙京娜。

血腥屠杀中格拉乔夫还击伤了阿列芙京娜正在怀孕的妈妈、九岁的帕维尔·利西琴和几位老太婆。后来庭审时格拉乔夫辩称他没想要人命——如果谁中枪倒地未死，就不再补枪。但幸存目击者说格拉乔夫绝非一个人打一枪算完。侦查员亚历山大·拉戈夫斯基表示：格拉乔夫朝老太婆亚历山德拉·瓦西里耶芙娜·利西琴娜连开四枪，咒骂：“你个混蛋，你还活着！”

然而据其他目击者回忆，格拉乔夫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他放过一位邻居，说“你丈夫是好人”。从森林跑回来的另一位妇女也被他放过，此女甚至没意识到自己捡条命，还以为村庄失火了。

另有传言曰几位村民事前勾结格拉乔夫，知道他行凶的日子，藏身安全之地。但这一点始终无法证实。

“人命没买保险”

至于直接冒犯他之人的家属，格拉乔夫必欲除之而后快。他显然带着愉悦审问匍匐脚下的妇女，逼她们说出丈夫去向，并嘲讽她们只给房子买了保险，却没给自己的命买保险。

远处的人瞧见火光跑来施救。格拉乔夫走到村民拴马喂马的地方，近距离击毙12匹马。随后杀向森林，撞见四名冲出来的地方政府小干部，立即瞄准他们。格拉乔夫复仇之前研究过法律，知道杀害政府官员是死罪，那一瞬间可能有过犹豫，但终究扣动扳机，打死警察、打伤法官。

做完这些，格里戈利·格拉乔夫在苏季斯拉夫尔地区的森林躲藏一星期，几次遭遇搜捕的警察并开枪，幸而无人伤亡。最后格拉乔夫主动出来自首，枪被他沉入沼泽。

本案共导致12人死亡、8人受伤，伊万科沃村全部16座民宅和65座生产建筑化为废墟。省执委会成立特别委员会帮助受害者，为失去家园的村民免费提供建筑材料，并以优待条件划拨雇佣劳力、购买农具、机械和牲畜的资金。苏联各地群众纷纷捐款支援。

格拉乔夫纵火杀人案调查工作持续十天。侦查员们收集枪手罪证时，检察院的医学专家接触嫌疑人，认为格里戈利有刑事责任能力。但另一位与格拉乔夫交谈过的精神科医生强烈反对该结论，坚持要求把他送精神病院做进一步检查，认为虽然格里戈利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实施犯罪时无法自控。不过这位医生的意见未被采纳，案件移交法院。

“暴行与他所受的冒犯程度不相符”

公审设在科斯特罗马“帕莱剧场”电影院。此处坐席数量有限，希望旁听者众多，故实行特邀入场。除了大规模杀人，格拉乔夫还被指控反政府——伊万科沃村居民一致表示凶手对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的挫折发表过恶毒言论。但法庭并未采信这些陈述，格里戈利的辩护律师提出了他忠于新政权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具体来说，格拉乔夫按时缴纳税款，帮助组织乡村学校，且没有富农特征。然而辩护律师未能证明他长期受排挤骚扰的事实。法庭认为格里戈利与村民之间冲突的原因是他对合法的土地重新分配不满。

另外，检方指出格拉乔夫性格暴躁，企图在村里称王称霸。负责本案的国家公诉人尼古拉·韦谢罗夫斯基说：“仇恨确实有原因，但没有理由实施如此残酷的报复。这种暴行与他（格拉乔夫）所受的冒犯程度不相符。”

法庭也没有采纳格里戈利在最后陈述中提出的理由。被告对自己的行为始终未表现悔意，直言：“我的手不发抖，足以射杀所有冒犯我的人。他们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待他们。”

法庭商议六小时作出判决：死刑。出席庭审的许多人面露喜色、掌声雷动。可他们高兴的太早了，1926年1月经最高法院向全俄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申请，死刑被减为二十年监禁。因为邻村居民对格拉乔夫的评价特别好，对改判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使得法庭有理由相信被告本人及律师关于其遭受同村人排挤骚扰的陈述有某种真实性。

格拉乔夫有前科，按规定不得假释，但他服完一半刑期就释放出狱。此人日后踪迹不明，只知道他再没回伊万科沃村。而他在家乡发动的那场血腥屠杀案的材料，也从档案中神秘消失了。

延伸阅读：

苏联抓获的第一个连环杀人犯

1927年哈尔科夫杀医案

1950年吉斯卡村校爆炸袭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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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拉基米尔·伊万尼泽（资深记者）
在2000年11月会议上的报告

我认为，克格勃对过去十五年在俄罗斯和前苏联诸共和国发生的许多罪行负有巨大的道义责任。但我也认为，这一切对安全机关本身来说是一场戏，对许多从业人员来说更是人间悲剧。一方面，为了躲避获得解放的人民，党内高层和克格勃领导人忙于转移所谓“党的资金”出国，然后突然冒出一个意外暴富的“外国合作伙伴”，如鲍利斯·比尔施泰因。另一方面，到1992年，卢比扬卡的厕所开始缺灯泡、水龙头和卷纸。前克格勃官员们押运护送走私者的卡车仅收费100美元。大家都过得不愉快，一些普通员工无法忍受。这是一种真正的痛苦，与我们这个不幸的犯罪化国家的命运有着直接关系。
（译注：鲍利斯·比尔施泰因，立陶宛人，1980年代初移民加拿大并入籍，成立”Seabeco”集团中介销售苏联的石油、黄金等原材料，后投资俄罗斯房地产市场。1993年叶利钦总统曾要求调查比尔施泰因利用”Seabeco”集团盗窃国库的嫌疑）

如今，一名前克格勃官员成为俄罗斯总统——虽然他们这个机构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前”成员——我个人想弄明白的是：他上台是那些藏匿所谓“党的资金”的人期待已久的翻本，还是“家族”的又一次操控？我想今天很多人都在问类似问题，截至目前暂无公认答案。我唯一没有问自己的是，普京是否是来终结腐败的？我还没有理由相信他已经准备好这样做了。我无法忘记他谈到前总统事务管理局局长帕维尔·鲍罗金说的那句“无罪推定”。这句话出现在普京那本奇怪的选前读物中，当时有人问他关于鲍罗金的情况。
（译注：2001年1月帕维尔·鲍罗金在纽约因瑞士政府的通缉令被捕，指控其涉嫌洗钱，交保后返回俄罗斯。2002年3月瑞士法庭判决他有罪，罚款三十万瑞士法郎）

说实话，为什么提议一个被瑞士警方通缉的人担任国家重要公职呢？而且这个人面临的不是一般刑事指控，是涉嫌在俄罗斯盗窃数亿美元的指控。这难道不令人震惊吗？但普京没有给出明确回答，大谈其无罪推定。

而在那之前几个月，当他还是联邦安全局局长时，他与斯捷帕申一起发表电视讲话，实际上宣布斯库拉托夫检察长犯有渎职罪。当时不仅法院，甚至侦查人员都没有斯库拉托夫犯罪的确凿证据。普京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在镜头前发表这些言论，无罪推定原则被他抛诸脑后。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终止 “克里姆林宫门”。这种奇怪的虚伪表现得过于轻巧、近乎机械，在其他事件中也有所体现。
（译注：1998年10月俄联邦总检察长尤里·斯库拉托夫根据瑞士总检察长转交的犯罪证据，对俄联邦总统行政部门官员提起刑事诉讼，指控诸被告涉嫌在签订克里姆林宫修复工程合同时滥用职权。1999年4月斯库拉托夫因所谓“性丑闻”被停职，次年4月正式免职）

这一切令我无法相信新总统是来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正是这两种因素造就了俄罗斯黑手党，但普京认为我国没有黑手党。

同时，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普京担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长和该市最有影响力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时的指令，就会发现一幅非常清晰的图景。这些指令帮助该市最强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获得了赌场、港口、加油站等连锁经营网络的所有权。而且直到最近，媒体上还没有关于现任俄罗斯总统与有组织犯罪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报道。诚然，我为《消息报》报撰写的关于1992年初战略物资出口许可证和配额欺诈案的文章也未发表，普京与此案有直接关系。普京非法发放许可证的对象就包括有组织犯罪成员。本人的调查只是对玛丽娜·萨利耶领导的圣彼得堡市人民代表委员会的调查材料的补充。
（译注：1992年玛丽娜·萨利耶和尤里·格拉德科夫领导的委员会调查了在市长索布恰克手下工作的普京的活动，做出调查报告。人民代表委员会据此要求市长解雇普京，并指示检察机关侦查其贪腐嫌疑，但被市长无视）

然而我最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细节。若不是列支敦士登的金融丑闻，可能没人知道在2000年春天宣誓就职之前，普京曾是德国SPAG公司的“顾问”。这家公司与圣彼得堡市政府多年来保持最密切的经济联系，而公司领导层的个别人与哥伦比亚最著名的毒枭家族有联系。另一位“顾问”是赫尔曼·格列夫。《世界报》和《绝密报》刊发本人报道后，总统府并未对此进行任何驳斥。另一条有趣的细节是，SPAG在圣彼得堡创建的一些关键公司的领导层中包括坦波夫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头目。而SPAG的一位经理，普京的多年朋友和合作伙伴，最近成为总统府高级官员。
（译注：赫尔曼·格列夫曾任俄联邦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长。“坦波夫犯罪头目”指的是弗拉基米尔·库玛林）

我不是安全机关历史方面的专家。我的新闻调查主要涉及经济犯罪。我起初没留意，但后来意识到了一件本该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的事情。在许多重大经济犯罪中总有前任和现任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身影。仅1990年代初伪造汇款通知单的案子就足以让人觉得这些前克格勃成员在俄罗斯像在敌对领土上一样活动，破坏国内本已动荡的经济。问题还不仅在于他们参与，更在于他们作壁上观。

我明白，叶利钦的西拉耶夫政府也是以同样方式行事的。俄罗斯第一任对外经济关系部长维克托·亚罗申科在其书的第一版中对此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解释，列举了一些公然宣传和操纵社会舆论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例子。然而亚罗申科赋予这些行为不同的意义，将其解释为反对政权的政治斗争。但这种解释没有任何历史价值。

苏联和俄罗斯的安全部门必须对多年来犯下的种种罪行承担责任。不过问题还在于谁能代表这些安全部门。我认为，似乎找不出人来做代表。没有所谓的集体意志，也没有一个对每位下属负责的领导。俄罗斯安全部门的衰退并不是因为其工作人员力量不足。面目狰狞倒是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意志。过去的苏维埃政权，以及后来的微薄薪金使我们的安全部门习惯于依附某种权力。

我早先在《俄罗斯电讯报》工作时，曾找联邦安全局新闻处协调了一次采访，采访对象是缉毒部门负责人。当天我在卢比扬卡大楼的大厅等候，偶然注意到安检口旁边的一台自动取款机，看上去普普通通，像俄罗斯国防工业的产品。让我惊讶的是，这台自动取款机隶属于某家银行，而经营这家银行之人与有组织犯罪直接相关。具体来说，这些人服务于维亚切斯拉夫·伊万科夫（绰号“日本佬”）的利益。后来我得知，这家银行还为对外情报机构、其他情报部门，甚至为一家国有军火销售公司提供服务。
（译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科夫多年从事敲诈勒索、绑架、抢劫等犯罪活动，2009年被仇家暗杀）

这台荒谬的自动取款机对我而言成了俄罗斯安全部门腐化变质的象征。我明白有时言语也能杀人，某些事不宜公开讨论。不过还有另一个这种变质的例子。联邦安全局中央机关的一个部门好像两个月没发工资了，职员窃窃私语，部门领导决定查明情况。他没有大张旗鼓，只是开始检查本应支付给本部门员工的薪金的流动情况。很快，一些高层相关人士察觉了他的探寻，立刻有人告诉他：“伸鼻子”到不该靠近的地方是很危险的。最终工资发下去了，但这些钱已经为某人服务了一段时间。这可不是什么两个月的无息贷款啊。

最近媒体上最令人惊讶的消息，是关于寡头们集体加入阿尔卡季·沃尔斯基的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РСПП)的报道。一些政治分析家按照时下流行的观点声称，寡头们需要一位能够与普京对话的说客。然而没人提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被大家抛弃了几百次的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沃尔斯基突然成了唯一能够替寡头和大型企业（随你怎么称呼）代言的人？没人问这个问题，尽管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消息是这么说的：“据悉，上周五在莫斯科举行的РСПП董事会议上，弗拉基米尔·波塔宁（’Interros’）、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尤科斯’）、米哈伊尔·弗里德曼（‘阿尔法集团’）、阿纳托利·丘拜斯（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弗拉基米尔·叶夫图申科夫（‘系统化’股份制金融公司）、亚历山大·马穆特（‘MDM银行’）、奥列格·德里帕斯卡（‘俄罗斯铝业’）、卡哈·本杜基泽（‘联合机械制造厂’）等大型企业代表被选为该组织成员。”

引用沃尔斯基的两句话，第一句：“……国家必须积极干预经济进程，因为有些问题原则上是无法仅靠市场机制解决的。”第二句：沃尔斯基将他的联盟的优先任务定为“建立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真想替他补充一句——“正确的关系”。

沃尔斯基先生是经历了漫长的“苏联克格勃与军工综合体转制”时代的真正元老。如果今天谁想知道苏共党款和苏联经济巨头的预算资金去向，问问阿尔卡季·沃尔斯基就行了。除了曾担任已故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助手外，沃尔斯基还属于目睹苏联解体的特权阶层。我敢肯定他确切知道我们今天称为寡头的那批人的成长历程，包括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这两位不愿返回俄罗斯的变节者。而其他寡头则恭顺地回到了所谓的出身根源之地。

为了理解这一点，咱们需要简单谈谈苏联最终解体前夕的混乱气氛。众所周知没人编写过关于我即将谈论的历史问题的教科书，因此我请行家们不要把可能出现的时间顺序错误视为我故意扭曲事实。

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指示苏联情报机关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和科技情报而非政治情报上。为了贯彻这一指示并延续冷战传统，军事情报机关和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开始在国外设立企业。于是一家名为”Seabeco”的公司在世界各地——意大利、瑞士、比利时和加拿大等国——建立开来。该公司一开始就从事非法向俄罗斯出口有毒废物的业务（甚至因此被绿色和平组织列入黑名单），还曾组织阿拉·普加乔娃海外巡演，顺便提一句，布莱顿海滩至今有人记得她。后来，”Seabeco”成为苏联最大贸易商之一。鲍利斯·比尔施泰因的腐败丑闻和与有组织犯罪联系的指控此时还是后话。

从1987年起，不仅在国外注册公司，苏联内部也成立了一些小型公司，通常是合作社或对外经济合作协会。这些小企业基于“自筹资金”原则创办，在苏联对外贸易领域非常活跃。除了安全机关的人员外，苏联科学院的研究所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员工也在这些企业中任职，这两个机构是克格勃、格鲁乌经济和科技情报领域的主要客户。同时，还成立了与党和共青团系统相关的小型企业和青年科技中心。许多“小企业”和“青科中心”通过苏联情报人员创建的公司在西方采购电脑，运回苏联销售。

这些“官办”企业相比普通公民成立的普通合作社拥有特权。例如“青科中心”可以从国家银行获取现金进行商业活动结算，而当年现金极为稀缺。几乎所有普通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都被迫使用非现金支付系统，这样可能会扼杀任何商业活动积极性。结果共青团商人经常运用这些特权进行盗窃或兑现影子经济赚的钱，影子经济则因“黑市”价格与官方价格之间的差异蓬勃壮大。如”Менатеп”银行就是由“青科中心”发展而来的，其创办者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后来成为俄罗斯大寡头之一。同样的特权和腐败的共青团活动家迅速导致“青科中心”受到“影子经济商”的影响，这些人属于迅速发展的经济犯罪团伙之一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Алиса”交易所的故事，它在1993年破产前一直充当“黑市”资金与国家资金的混合器，这类行为今天被称为洗钱。”Алиса”交易所的创建也涉及安全机关。当时很多东西都是安全机关参与创建的。

戈尔巴乔夫通过的一些法律，例如《企业法》，成为经济活动犯罪化的催化剂。问题在于这部法律使企业摆脱了中央集权的控制，却没有为它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法律基础。前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被拉扯进全面掠夺国有资产的阴谋。执法机构陷入瘫痪。早在1980年代末期，因金融和经济犯罪被捕的骗子们就释放出狱，许多经济犯罪案件甚至未能移交法院审理。传统的“刑事犯”们察觉到了这股潮流，开始积极投身其中。既然执法机构形同虚设，组织化的犯罪集团就开始涌现，越来越多地扮演起经济仲裁者的角色。他们对小商贩实施肆无忌惮的敲诈勒索，这些小商贩本可以形成新自由正常经济的基础，但他们要么因虚假债务冤死黑手党枪下，要么被迫入伙替黑手党打工。那时出现了契约杀人现象，后来变成俄罗斯“市场经济”的惯用手段。

1990年12月，当苏联国安机关强烈感觉到即将发生混乱和帝国崩溃之际，两名中央政治局高官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尼古拉·克鲁奇纳协同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的官员，在克格勃内部成立了一个新部门，负责协调将苏共的大量资金转移到以前在西方银行设立的“掩护”企业账户上。

像”Seabeco”这样的公司很快就成为向国外转移大部分国有资金和资源的主要中介。通常来说，其手段与资助外国共产党的方式如出一辙：通过进出口业务和克格勃的空壳公司，此类公司被媒体称为 “西方合作伙伴”，稍后又被称为 “西方投资者”。

同样在1990年12月，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命令下属部门创建许多商业组织，目的是一旦事态如东德那样发展，这些组织可以成为党、共青团和安全机关高层领导人的避风港，并为安全机关提供打击那些准备掌权的“破坏分子”的资金；又动员国内外的特务打击“破坏国家稳定”的现象。

一份非常有趣的德国报告有根有据地声称，1991年3月，即波罗的海事件和该地区共和国事实上脱离苏联之后，苏联对外情报部门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项计划，建议成立大约600家由“辞职”克格勃员工管理的合资企业。其中许多合资企业是在波罗的海国家或第三国（如印度或以色列）成立的。1991年8月政变后，成立这些企业的速度加快了，海外特务接到指示，要“利用一切关系”、以任何方式在当地立足，并在刚成立的商业组织中谋得职位。

在国内，许多克格勃官员开始到国家行政机构、媒体等单位任职。俄罗斯现总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克留奇科夫命令下达后不久他就开始担任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助手，此后一直是克格勃在职人员。索布恰克当上市长不满一个月，普京就开始领导新成立的市政府对外关系委员会，掌握了巨大权力。不过，我稍后再谈普京先生的话题。
（译注：1990年5月普京成为索布恰克的助手。1991年6月索布恰克出任市长，7月份普京成为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20日由于索布恰克拒绝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普京打报告从苏联国安委辞职）

根据克留奇科夫命令建立的庞大商业组织网络为正在进行的情报侦察、洗钱和发展广泛对外经济联系提供了资金。为此他们越来越多地利用避税港，以便将该商业网络中的大量资金流动置于监管之外。

俄罗斯的犯罪经济就是这样开始的。像世界上一切最著名的黑手党组织一样，俄罗斯黑手党也是从在公开对抗中败给更强大对手起家的。具体而言，这个“强大对手”乃是人民追求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愿望。可惜，许多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并未立即想明白这一点。

1992-1993年斯科科夫、沃尔斯基和鲁茨科伊创建了“公民联盟”运动，首次尝试政治翻本。然而社会尚未准备好接受这些“改头换面”的中左翼人士，尝试彻底失败。随后开始经济斗争，沃尔斯基与谢尔巴科夫领导的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根据同样的政治对抗逻辑，前任和现任克格勃人员暗中扶持有组织犯罪头目，尤其那些不是出自传统犯罪环境，而是出自1980年代初流氓团伙的人。这些团伙有本事通过跟克格勃相关的机构和银行洗白勒索小商人获得的赃款。安全机关收买、操纵有组织犯罪撕咬对手，自己也逐渐变成了有组织犯罪的一部分。

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安全机关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相互吸收融合。“国家信贷”银行参与了经由俄罗斯转运哥伦比亚可卡因的大规模交易，并洗白犯罪团伙赃款。这可不是空口无凭的指控，甚至也不是照搬某些西方情报机关的说法。我花费不少时间研究”ОЛБИ”集团的业务，该集团由被西方媒体称为叶利钦总统最喜爱的银行家奥列格·博伊科领导。该银行与”ОЛБИ”集团的许多子公司和银行一样，是在安全机关及其组织的企业参与下成立的。而且可卡因并不是”ОЛБИ”创始人的唯一犯罪项目。”ОЛБИ”员工及合作伙伴参与的各种诈骗活动，包括在国外进行的诈骗活动，充分反映了俄罗斯过去十年的经济史。其中一些人至今仍被国际通缉，例如被FBI。同时，“国家信贷”还参与资助叶戈尔·盖达尔的“民主党”，银行老总奥列格·博伊科则被视为“克里姆林宫家族”的一员。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说明不仅公众舆论被操控，甚至某些政客（不光俄罗斯的政客）也被操控。这个例子涉及阿尔卡季·沃尔斯基和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的“同事”之一：格里戈利·卢昌斯基。关于此人的报道已数不胜数，他的名字出现在西方情报机关的报告中，也出现在西方消息最灵通媒体的报道中。据上述消息来源称，此人领导了一家根据我之前提过的克留奇科夫命令创建的最大型公司之一，也就是在奥地利、瑞士和欧洲其他国家注册的”Nordex”集团。卢昌斯基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但三年前，以色列内政部的一位官员发表声明说政府正式拒绝延长他的护照有效期，主要原因包括他涉嫌国际武器走私（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部件）、洗钱（包括所谓的苏共资金）等。该官员没有提供证据，只是宣布以色列政府官方立场。但在我的报告中，我想讲述一个与卢昌斯基有关的故事。

几年前，在CIA前局长多伊奇公开声明”Nordex”与俄罗斯有组织犯罪有关系之后，卢昌斯基试图踏入美国政治舞台，甚至成功购买了与克林顿总统在其第一次竞选活动期间共进早餐的机会。美国情报机关的强烈反对迫使卢昌斯基采取行动。接下来我要谈的就是这件事。

1994年5月，米哈伊尔·叶戈罗夫赴美国出席关于在美国境内活动的国际有组织犯罪的听证会，并发言。叶戈罗夫提到”Nordex”公司，原因是早些时候在莫斯科因涉嫌杀害警察而被警方拘留的某嫌疑人是”Nordex”的一名管理层。该嫌疑人在审讯时亲口供认了这一点，米哈伊尔·叶戈罗夫甚至点了他的名字——乌马尔·沃科夫（英文Vokov）。这可能是第一次有如此高级别的俄罗斯执法官员提到”Nordex”公司与犯罪的关联，消息立即被公开报道。然而几个月后，1994年12月2日，主持这次听证会的著名参议员萨姆·南恩收到了格里戈利·卢昌斯基发自维也纳的一封信，曰：
“亲爱的南恩参议员，内务部副部长的讲话中提到：‘沃科夫的兄弟乌马尔是位于维也纳的奥地利公司’Nordex’的总裁，并且涉嫌非法活动。’我们对这一声明及其暗示感到非常不安，因为沃科夫及其兄弟乌马尔不是也从未是本公司或任何关联公司的股东、负责人或员工。为此，我们联系了俄罗斯内务部，并将他们于1994年11月9日给我们的回复附在这封信中，并附译文，我相信这能够澄清事实（……）”
（译注：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叶戈罗夫曾任俄联邦内务部副部长兼打击有组织犯罪总局局长、联邦海关总署第一副主席等职。萨姆·南恩即佐治亚州参议员小塞缪尔·奥古斯都·南恩）

卢昌斯基进一步向参议员解释说，”Nordex”是一家位于维也纳的大型贸易公司，与有组织犯罪或任何非法活动无丝毫联系。在信件的结尾，卢昌斯基请求将他的信及俄罗斯内务部的官方回复纳入听证会的正式记录中，以便在公布前“澄清Nordex及其合作伙伴的声誉。”

格里戈利·埃曼努伊洛维奇显然拥有非常强大的神经或足够深厚的关系，才能让内务部因英文“翻译错误”向他道歉。俄联邦内务部国际关系司司长戈尔恰科夫将军代表内务部向卢昌斯基表达深切遗憾，声称在把叶戈罗夫的发言翻译成英文时遗漏了一些重要词语，因此导致原意被曲解。

瓦列里·戈尔恰科夫告知卢昌斯基：乌马尔·博科夫在询问时提到自己与”Nordex”有关系，但他仅仅是以证人身份接受关于警察被杀案的询问的。戈尔恰科夫说：“对于出现的不严谨之处，我们表示歉意。我们声明，俄罗斯内务部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意图将’Nordex’公司及其总裁格里戈利·卢昌斯基与非法业务，尤其是与国际非法贸易联系起来。”

卢昌斯基的神经之所以强壮，是因为内务部这份相当奇怪的回复中写是“博科夫”而非“沃科夫”。如果参议员南恩稍微思考一下，纠正英文姓氏的首字母，很多事情就会变得截然不同。我确实没在奥地利”Nordex”公司的创办文件中找到“博科夫”。

但查询莫斯科登记机构的信息得知，“乌马尔·博科夫”系莫斯科”БНМ”公司负责人。某些迹象显示”БНМ”公司是一家从事特定业务的“掩护”或“睡眠”公司，由总部设在维也纳的奥地利”B&N”公司全资持有，后者位于与”Nordex”集团完全相同的地址：欧根亲王大街32号。当时那栋大楼内除了”Nordex”之外似乎没有其他公司。

这些情况当然可以说是惊人的巧合。例如布达佩斯也有一家同名公司，但它只是一个带银行账户的邮政信箱，松采沃犯罪集团通过这个账户洗钱。该公司还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谢苗·莫吉列维奇组织”和“伊万科夫组织”的材料中出现过。

最后，仿佛为了彻底解决“巧合”，博科夫先生1995年2月初现身以色列埃拉特“公主酒店”，出席卢昌斯基举办的盛大生日宴会。宾客名单上有许多有趣的人，包括约150名来自俄罗斯的客人，其中有今天人所共知的寡头们。

最可悲或者说最可笑的是，就在埃拉特生日宴会热闹非凡的时候，尴尬的南恩参议员正在发出指示，要求将卢昌斯基否认自己与 “博科夫”有关的书面材料，连同内务部的回复函，列入有组织犯罪听证会的正式文件。可怜的、毫无戒心的南恩甚至亲自给卢昌斯基写信，感谢他提供俄罗斯内务部的函。

不久之后，曾为卢昌斯基提供过宝贵服务的内务部瓦列里·帕夫洛维奇·戈尔恰科夫将军成了“黄玉”保安公司的共同创始人。该公司96% 的股份属于“实现项目成果转化科学生产综合体”股份公司，其唯一创办者是奥地利”Nordex”公司。最有趣的是，“黄玉”安保公司的成立时间，恰好是在参议员南恩被迫“亲自”反驳俄罗斯内务部打击有组织犯罪总局局长米哈伊尔·叶戈罗夫的声明的几天之后。

到那个时候，联邦调查局已经有一份关于俄罗斯有组织犯罪的分析报告，涉及伊万科夫（日本佬）织，”Nordex”公司被提到13次，已故的奥塔里·克万特里什维利（与”ОЛБИ”集团有直接业务关系）亦被提及。这就是现实。

以上只是苏联/俄罗斯安全机关犯罪史上的插曲之一。说的客气点儿，自1990年代初以来情况没有任何改善。

作为结论，我想说，如果普京先生是被“家族”任命的，那么我建议他担心一下寡头们加入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的情况。但如果他本身就是“安全机关渗透俄罗斯政府”行动的参与者，那他就没什么可担心的。倘若上述情况属实，那么他恢复国家秩序所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大出血，摆脱寡头船上的巨大犯罪压舱物。法律独裁于此已经无济于事。至于那些鬼鬼祟祟的“国家强力政权拥护者”和“俄罗斯拯救者”，他们所要做的只是用克格勃训练有素的低沉嗓音说点什么。在这种“国家治理”下再过几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居民将陷入天昏地暗，国家变得强大，世界再次两极化。腐败将消失，幸存的“律贼”重循贼道住回已被遗忘的监狱，官员们将以收敛且低调的方式收受贿赂。

至于我们大家，我甚至不知该说什么……

延伸阅读：

浅谈克格勃的腐败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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