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天使长大教堂四座墓葬发掘委员会的最终结论》

伊凡四世雷帝、其子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和伊万·伊凡诺维奇、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斯科平-舒伊斯基大公的墓葬于1963年4月-5月间发掘，在此之前还进行了施洗约翰副祭坛承重结构（墙壁和拱顶）的加固工程，以及天使长大教堂东墙（半圆穹顶）的加固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现，如果不降低施洗约翰副祭坛和大教堂助祭厅目前的地面高度，就无法消除大教堂这部分墙壁的严重变形。

降低地面后，由于伊凡雷帝和两个儿子的坟墓修建在此，遂开始拆修东墙。最早的时候，在这面墙上从大教堂一侧凿出过一个大壁龛，形成了所谓的“高座”，位于助祭厅内施洗约翰副祭坛供桌后面。根据伊凡雷帝的命令，副祭坛被移至与助祭厅东侧相连的专用附属建筑中，这面墙外围的白石基座也被凿平。十九世纪中叶开凿新门洞和铺设供热管道时，墙体的承重能力被彻底破坏。结果是大部分墙壁的厚度被减薄到半块砖，即15厘米（从白石地面到供桌后壁龛的高度），部分墙体在60厘米高度处被现代的花岗岩石板覆盖。

由于东墙基座的厚度被后来加铺的地面所掩盖，无法立即确定墙体上部持续出现裂缝的原因。根据加固这面墙的决定，封堵了十九世纪开凿的门洞，从而恢复了被其破坏的十六世纪壁龛北部区域，该区域原本是为安置“高座”而设计的。重新开通了十六世纪修建的、从助祭厅通往附属的施洗约翰副祭坛的古老门洞。根据墙壁的外轮廓恢复了白石基座的原貌。但在与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斯科平-舒伊斯基坟墓相邻的地方，基座未被恢复。降低地面到十七世纪砖砌地面的水平。

所实施的一系列工程确保了建筑结构强度，消除了造成结构变形的原因。施洗约翰副祭坛的墙壁和拱顶早先已得到加固，这项工程是按如下顺序进行的：扩大小裂缝并用复合砂浆填塞；大裂缝则通过修复砖砌合处来封堵；三个窗洞和顶檐按照十七世纪下半叶的原貌进行修复。位于拱顶底部正面三个面的半圆形顶被拆除，因为它们属于十八世纪上半叶。在变形最严重的地方，拱顶由两个外壳（砖砌层）组成，我们进行了部分翻新，恢复了其原本轮廓。我们在这项工作中获得的数据表明，十七世纪下半叶的重建过程保留了施洗约翰副祭坛墙壁和拱顶之原貌。

保存至今的副祭坛的墙基建于十六世纪，其向东的突出部分较小且略微偏向北方。在十六世纪的墙壁基座正面也依附有壁柱装饰，看来可能是十七世纪后期重建墙壁时的模仿做法。副祭坛地板是由大砖（尺寸29×14×8）以人字形平铺而成。助祭厅地板的高度发生过四次变化，其中两次发生在十六世纪。最初的地板由彩釉陶砖（黄色、绿色和棕色）铺成三角形，并用金属轴连缀固定成星形。在这层地板上方（比现代地板低60厘米），保存完好的白石板地板显然是1547年大火后铺设的。

同时确定，圣坛屏障最初有两个通道，用于从大教堂中央部分进入助祭厅。1533年之后南侧通道被封闭，因为此地已经埋了人。因施洗约翰副祭坛和大教堂助祭厅的地板高度变化，伊凡雷帝和儿子们的墓碑以及斯科平-舒伊斯基的墓碑在十七世纪末被加高，二十世纪初又进行了部分增建。由于墓碑暴露在外，决定对其进行考古勘察。对墓葬砖砌结构和白石石棺的状态分析证实了墓葬依然处于原始状态，至今未被开启。然而，曾有身份不明者尝试进入伊凡雷帝及其两个儿子墓葬内部，可能是上个世纪安装供暖设备时，或二十世纪初铺设新花岗岩地板时发生的。但这些尝试未对墓葬本身造成损害。

所有的墓葬都是标准形式，上层覆盖二十世纪初制作的铜壳，带有十字架和墓主人姓名；铜壳之下是砖砌墓顶结构，建造年代明显不同——十六、十七和二十世纪（高度的增加与地板水平面的升高有关）。每个墓顶都有十七世纪雕刻的白石板（雷帝家族的位于顶面，舒伊斯基位于北侧），其上用花体字镌刻墓主人姓名、死亡日期和安葬日期。砖砌墓顶下方可以看见标准的石棺，系整块白色石材（石灰石）雕凿制成，形状像木棺，肩部扩展并带半圆形棺头板。

伊凡和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遗体，以及斯科平-舒伊斯基的遗体用丝缎布包裹并捆扎：前两人用丝带，斯科平-舒伊斯基用绳索。伊凡雷帝下葬时穿修士大法衣(Схима)。在沙皇伊凡四世、费奥多尔和伊凡皇太子的石棺内发现了玻璃器皿。还发现伊凡四世沙皇和斯科平-舒伊斯基大公的右手位置特殊：手臂弯曲成锐角，手掌置于右锁骨附近。此乃目前尚不了解的古代葬仪。

开启墓葬的过程中执行了下列工作：笔录整个开启过程；用黑白和彩色胶片进行拍照和录像；绘图和测量白石石棺及其中发现的遗体；准备工作开始之前对砖砌墓顶进行建筑考古学测量，并对拆解的部分做好标记。所有出土的遗骨（包括伊凡雷帝和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头骨）及部分腐烂物被送至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的整形修复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相关的腐烂物和骨骼样本被送往法医学研究所实验室进行分析。

为了科学和展览目的，制作了覆盖白石石棺的四块石板的等比例复制品（白色水泥材质）。拆除助祭厅地板时，在西北角发现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的坟墓，墓中没有石棺，这既证实了伪德米特里一世命令将此人移出大教堂的说法，也验证了编年史关于鲍里斯沙皇在助祭厅内与伊凡雷帝家族成员并排埋葬的记载。各位墓主人骨骸的保存状况不尽相同，但头骨都受到损坏。伊凡雷帝头骨状况非常糟糕，底部和右侧颞骨区域完全损毁。躯干骨架保存得相对较好，但脚和手的细小骨头缺失。

费奥多尔沙皇的头骨只剩面部、大部分额骨和部分下颌骨，许多骨骼已完全损毁。М.В.斯科平-舒伊斯基保存了下颌骨，伊凡·伊凡诺维奇皇子的头骨完全损毁。躯干骨架保存状况不佳，许多骨骼缺失。头骨被毁的原因是石灰石棺具有很强的吸湿性，因此棺内会积水。这些富含溶解钙盐的水在干燥季节逐渐蒸发，由于头骨相比躯干骨架位置相对较高，所以蒸发主要通过头骨进行。钙盐集中于头骨，结晶后破坏了骨骼结构。所有头骨都是这样被机械性破坏的。

对伊凡雷帝遗骨的解剖学/人类学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从人类学类型看，他最接近第拿里人种，即西斯拉夫人的典型类型。然而他的头骨也具有一些特征，如非常高且圆的眼眶、强烈突出的瘦薄鼻子，更符合地中海类型。头骨较小，轮廓发达，额头低，眉弓突出，下巴向前伸。身高约178-179厘米。整具骨骼表明他体格健壮，显然从年轻时就进行了大量锻炼。伊凡雷帝生命后期的生活方式肯定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久坐不动，快速发胖。饮食无节制、酗酒和行动不便导致正值盛年的男人迅速衰老。

骨架多处看到明显的骨质增生，尤其在肌肉附着点处。软骨已经硬化。脊柱上的骨刺表明伊凡雷帝晚年基本丧失活动能力，频繁忍受剧烈疼痛。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他体内发现汞，因为经常使用含汞的东方药膏。伊凡雷帝的骨架未显示出任何退化的迹象。他和他儿子费奥多尔的一个反常现象是两人换牙期都很晚。

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容貌非常像父亲。此人额头较高，鼻子纤细，眼睛稍小。中等身高，十分健壮结实。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整形修复实验室对骨架进行了X光检查，发现伊凡皇太子罹患三期梅毒。М.М.格拉西莫夫教授完成了伊凡四世雷帝和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容貌复原工作。古物修复师М.Г.巴克拉诺娃、Н.Ф.伊万诺娃和Т.Н.科什利亚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军械库（博物馆）处理墓葬中发现的织物，这些织物被小心翼翼提取出来，有些是卷状残片，有些是一卷或一团带着泥土、石灰和霉菌的缠结物。拍照后，这些织物使用苏联修复工作室的方法，用含试剂的水溶液进行处理。清洗过程中织物被洗净并展平，结果发现可以拼成三件衬衣、三块盖布的残片和两块刺绣品残片。

1.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沙皇（伊凡雷帝之子）的衬衣。各种饰物和绝迹多年的布料保存了下来。衬衣的Облака（译注：此处不确定指服装的哪个部位）、腋下镶条和下摆用红色（现已变为棕色）塔夫绸制成，并用金丝带缝合。金属件仅剩少量碎片。仔细研究残余部分，发现金丝带覆盖了所有接缝并固定在装饰物上，因此整件衬衣的裁剪方式清楚可知。外层部分、袖子和下摆用金丝带装饰成平行条纹。所有的绳线都做了测量。通过对比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十六世纪衬衣，我们绘制了标有全部残片的草图。费奥多尔沙皇的衬衣已被修复。

2.皇太子伊凡·伊凡诺维奇（伊凡雷帝之子）的衬衣包括几块残片，图案与费奥多尔沙皇的衬衣相同，都是平行条纹，但不是金丝带而是真丝带的。可能由于丝带更容易腐坏，仅部分保留。皇太子伊凡的衬衣已被修复。

3.斯科平-舒伊斯基的衬衣外层类似费奥多尔沙皇的衬衣，但在胸前、袖子和下摆处有更加华丽的装饰，表现为俄罗斯装饰中常见的卷曲植物图案。斯科平-舒伊斯基大公的衬衣已被修复。

4.盖布的碎片与衬衣一样经过水剂清洗。清洗后能够清晰看出大型图案，是十六世纪意大利花纹锦缎的典型特征。费奥多尔沙皇的盖布上的图案由带石竹花盆或石榴果的纹样和它们之间的纹章冠冕组成。

皇太子伊凡盖布的图案由华丽条带组成，这些条带纵横交织形成花束和石榴图案的椭圆形和菱形纹章。

清洗伊凡雷帝大法衣（若干小块羊毛织物和金线刺绣）残片后，显现出帽子上的文字和十字架，以及胸前方布的十字架图案。

苏联卫生部法医学研究所进行的研究得出以下结果：

1.在对伊凡雷帝、他儿子伊凡和费奥多尔以及斯科平-舒伊斯基石棺中提取的黑褐色粉末、骨骼、头发和指甲，还有腐朽的衣物残片进行化学研究时，发现含砷，换算为每100克样品：伊凡雷帝石棺样品砷含量8-150微克，伊凡·伊凡诺维奇石棺样品砷含量14-267微克，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石棺样品砷含量10-800微克，斯科平-舒伊斯基石棺样品砷含量0-130微克。检测出的砷含量未超过人体中砷的正常含量。

2.对相同样品中汞化合物的研究结果表明，从伊凡雷帝和伊凡·伊凡诺维奇石棺提的取样品中发现的汞含量，比从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和斯科平-舒伊斯基石棺提取的样品中的汞含量高出数倍，而后者的汞含量未超过人体正常含量。

具体而言，每100克样品中：伊凡雷帝石棺样品汞含量20-1333微克，伊凡·伊凡诺维奇石棺样品汞含量12-1333微克，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石棺样品汞含量3-333微克，斯科平-舒伊斯基石棺样品汞含量则未超过266微克。

除了汞和砷之外，还发现铜，每100克样品中2.5-162毫克。铜化合物的来源很可能是装饰衣衫的铜件。

4.从伊凡雷帝和儿子们的石棺中提取的三件容器内的液体主要是水，含有极微量钙、镁、汞和铜化合物。在上述容器内部的固体残渣里发现了昆虫几丁质骨骼残片，保存状况非常糟糕，表明这些昆虫死亡已久且高度分解。这些昆虫主要属于两类生物。第一类是共生苍蝇（其中一个样本是家蝇(Muscidae)，另一个样本是麻蝇(Sarcophagidae)）。这些苍蝇的来源可能是它们的幼虫在腐烂物质中发育，或者直接葬身容器内液体。第二类包括步行虫科，通常在土壤表面自由活动，可能钻缝爬进石棺。有趣的是，未发现典型的食尸类昆虫。

5.研究从伊凡·伊凡诺维奇石棺中提取的头发，未发现血液。头发角质层呈现弥散状鲜黄色，这通常是长时间埋葬后产生的现象，因此无法确定头发的原始颜色。所研究的头发最长为5.8厘米。

总体结论

1.在伊凡雷帝、他儿子伊凡·伊凡诺维奇和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以及斯科平-舒伊斯基保存至今的遗骨上未发现生前机械性损伤。

2.某些骨骼死后完全腐朽和某些骨骼的显著变化，造成无法得出完全排除生前骨骼损伤的明确结论。这种情况尤其适用于伊凡·伊凡诺维奇、斯科平-舒伊斯基的头骨，以及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部分头骨。

3.从四具石棺提取的遗骸中发现的砷含量不足以支持任何关于砷化合物中毒的结论。伊凡雷帝和伊凡·伊凡诺维奇遗骸中发现的汞含量较高，可能是由于他们生前使用了含汞药物。值得注意的是，汞化合物自古以来就被用于治疗各种疾病。但是，发现的汞含量并不能完全排除急性或慢性汞中毒的可能性。1965年11月22日，研究结束后，伊凡雷帝、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伊凡皇太子和斯科平-舒伊斯基大公的遗骸被重新葬入石棺：浸泡过松香蜡的骨架和头骨依照解剖顺序放置在沙土保护层下。修复后的衣衫、织物残片和从墓室取出的容器被移交给克里姆林宫博物馆。每个墓室内都放置了一份关于研究的纪念文件，这些文件用墨水书写在古代羊皮纸上，并密封在充满惰性气体氩气的玻璃容器内。遗骸重新安葬后，古墓被修复，伊凡雷帝的墓葬和施洗约翰副祭坛的内部装潢也恢复了。整个重新安葬和修复坟墓的过程被拍摄成了电影和照片。

签名：
主席（А.П.斯米尔诺夫）
委员会成员：（В.И.普罗佐罗夫斯基、Э.И.坎捷尔）

延伸阅读：

伊凡雷帝是否杀子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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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箱制作这道菜简单又轻松。如果你不喜欢把整鸡切块，不妨改用鸡腿肉或鸡胸肉，但后一种情况最好缩短加热时间以免干硬。白色花菜可以换成西兰花或西葫芦，小蘑菇也可以换成大蘑菇——每个切四半。

所需食材：

鸡：1只（约1.2-1.4千克）
花菜：1小头
小蘑菇（双孢菇或香菇）：200克
洋葱：4个
干白葡萄酒：200毫升
橄榄油
盐
黑胡椒粉

步骤：

鸡切块，涂抹盐和黑胡椒粉，淋上橄榄油，腌制10-15分钟。

烤箱预热200℃。纸巾擦干小蘑菇。洋葱去皮切大块。花菜分割成小朵，去掉茎部厚硬的部分。

鸡皮朝上，和洋葱块放入深烤盘，勿塞满，留出顶部三分之一空间。烘烤15分钟至变色。

同时用橄榄油大火翻炒蘑菇5分钟，倒入葡萄酒，煮沸后熄火。

将蘑菇和酒汁倒在鸡肉上，缝隙搁花菜。烤箱温度降到160℃，再烤约25分钟至肉熟。食用前静置10分钟。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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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加耶夫1950年生于卡累利阿。小时候跟同龄人没什么两样，成绩平平，对任何科学都没有特别的兴趣。八年级毕业，加耶夫决定做一名拖拉机手，进入本地职业学校。虽然不太遵守纪律，学习乏善可陈，但他终究如愿在一家林业企业开拖拉机直到成年，于1968年应征入伍。

加耶夫被安排到北极圈内的摩尔曼斯克州季托夫卡火车站附近某部队的独立警卫排服役，该部队驻地有一个大型仓库，存放列宁格勒军区燃滑油料。除了看守仓库，警卫排官兵还负责押运经由摩尔曼斯克铁路去往苏联各地的军用物资。1968年参军的加耶夫运气不错，因为前一年修改的法律缩短了苏军义务兵服役年限：海军三年、其他军兵种二年。

当兵期间尤里·加耶夫跟战友们关系不好。他为人粗鲁，经常卷入冲突，还自我吹嘘是排里最优秀射手。另外，这家伙开始酗酒——偷窃用于保养装备的酒精喝。尽管如此尤里依然被上级赏识，服役一年晋升为上等兵(ефрейтор)。期盼已久的复员指日可待，1970年11月就能回家啦。

岂料秋初时分军队高层有了想法，计划提拔一名表现积极的上等兵为苏共中央委员候选人。然而党的会议12月2号才开，部队首长列昂尼德·扎伊科少校决定延长加耶夫服役期。加耶夫对此极为不满，但不敢找扎伊科争辩，遂抄起一瓶酒精擅离职守。

喝完酒返回部队，理所当然要受惩处，但这次违纪行为并没在营区传开。11月，加耶夫和战友被派去押运装载大量冻肉和肉罐头的军列前往列宁格勒军区某基地。

“我要杀了他”

1970年11月23日，一位姓莫斯卡廖夫的超期服役上士排长率领战士尤里·加耶夫、帕维尔·德米特里耶夫、叶夫根尼·楚霍宁和尤里·戈尔布诺夫出发了。途中这几个兵痞心生邪念，打算盗卖约一百千克肉，换钱买酒喝。

根据其他说法，他们并未卖肉，而是直接把肉换成七瓶伏特加和一些下酒菜——香肠、奶酪及熏鱼。返回“季托夫卡”的路上，四个兵和排长每人喝了半升伏特加，呼呼大睡。约18:00，列车到站前不久，莫斯卡廖夫上士醒了，急忙推搡众人大声催促：“起来，快走，别忘了卡宾枪！”还没睡饱的加耶夫大怒，又被排长猛推一下，跳起来双手掐住莫斯卡廖夫喉咙，把他推向车窗，窗玻璃受冲击破碎。排长毫不示弱，挥拳反击，打破他的嘴唇和鼻子。疼痛令加耶夫丧失理智，大喊“我要杀了你！”冲向车厢连接处，拉开门趁减速时跳下去。心里已经想好了怎样报复冒犯他的人。

事后，尤里·加耶夫写的赦免申请书称：“他（莫斯卡廖夫）动手打我头，我气急了，决定杀他”。

加耶夫走回部队卫兵室，当天执勤的是新兵尤里·多尔加纽克，一看他满脸流血吓呆了。加耶夫趁机毫无阻拦地拿走两支СКС卡宾枪，其中一支背在身上。接下来只需找子弹。刑事案卷指出：加耶夫曾多次站哨，知道近段时间子弹不发到卫兵手里，统一存于箱内，钥匙一直放在队长没上锁的办公桌。

顺便说一句，押车携带的卡宾枪同样是空枪，所以加耶夫没在车厢打死莫斯卡廖夫。

“加耶夫杀少校啦！”

于是加耶夫衣兜揣了约130颗子弹，威胁多尔加纽克立定勿动，又怕他打电话叫人，把电话机摔烂扔出窗外。19:00左右加耶夫离开卫兵室，直奔营房寻找莫斯卡廖夫。

此时卡车已经从季托夫卡站接回列兵德米特里耶夫、楚霍宁和戈尔布诺夫，宿醉的三个人走向营房，列昂尼德·扎伊科少校正在门口等着听汇报呢。莫斯卡廖夫似乎预感不妙，未直接回部队，反而去了季托夫卡附近的情妇家。

三个兵刚开始向扎伊科少校汇报行程，加耶夫端枪走过来。他远远望见莫斯卡廖夫没在场，在十米外犹豫地停住了。扎伊科少校扭头瞅见加耶夫，但因为天黑没看清他手中的武器，便让德米特里耶夫把加耶夫叫过来。

德米特里耶夫一靠近，加耶夫大吼：“别过来！”当胸打一枪，瞬间毙命。随即向众人连续射击，戈尔布诺夫被一颗子弹击中腹部、另一颗子弹击伤左臂，强忍疼痛逃跑，但只跑了35米就昏迷倒地，失血而死。

加耶夫想起延迟退役和擅离职守被惩罚的“耻辱”，调转枪口打扎伊科，少校试图躲到营房另一头，后背挨了五颗子弹，跌进雪堆流血不止。加耶夫走近他，没敢补枪，少校很快就断气了。列兵楚霍宁趁机跑进营房大喊：“加耶夫杀少校啦！”屋内有十个兵，听闻枪声正面面相觑。见楚霍宁冲进来，马林下士扑向军械室准备开门拿枪，但手抖的太厉害，钥匙插不进锁眼。可即便他拿出枪，子弹仍然放在另一个抽屉，钥匙在加耶夫手里。

“故意射击腹部”

加耶夫尾随楚霍宁进屋寻找“主要目标”莫斯卡廖夫。战友们见他杀气腾腾端着枪，惊慌失措，有人钻床底，有人往其他房间跑。为了吓唬战友说出莫斯卡廖夫的位置，加耶夫胡乱放一枪，子弹穿过营房入口旁边储藏室的门，又穿过列兵克里沃诺日金的双腿，击中楚霍宁心脏——倒霉的家伙坐在地板上。

加耶夫没再行凶，逐屋搜查营房，夺过马林下士的钥匙，开军械室取出一挺РПД机枪和两个空弹鼓。接着剪断电话线，走到外面，赫然看见莫斯卡廖夫距离自己仅30米！原来情妇不在家，他只好回部队，醉醺醺丝毫不知死亡迫在眉睫，迈着方步朝营房走，既没发现卫兵失踪（听见枪响就跑了），也没留意地上德米特里耶夫和戈尔布诺夫的尸体。接着枪声响起，子弹擦身而过，莫斯卡廖夫撒腿奔向指挥所，毫发无损，反锁房门，藏进一个空子弹箱。

加耶夫紧跟着踹门而入，一眼看见被某人打开的窗户，误以为莫斯卡廖夫翻窗逃窜，恼怒地朝外放空枪，跑向部队大门。经过车库时被下士萨默杜洛夫发现，此人决定独自制服凶手，抓住卡宾枪管奋力拉拽。

刑事案卷称：加耶夫拒捕，蓄意射击萨默杜洛夫腹部，致其倒地。随后沿铁路线行走，去往摩尔曼斯克方向。

“准备用诚实的劳动赎罪”

医生们设法救活了萨默杜洛夫。侦查人员得知部队出事，四处追捕凶手。但加耶夫决定自首：夜晚在苔原游荡时丢弃随身的机枪和一支卡宾枪，11月24日晨6:00左右出现在距离部队15千米远的铁路工人宿舍外，让工人替他给部队带个话，把另一支卡宾枪、钥匙和118颗子弹放在桌上，坐等警察赶来。

案件调查期间加耶夫坦率供认杀害四人、射伤二人，积极配合希望从轻发落。他唯一说不清楚动机的是扎伊科少校之死，一次审讯中称扎伊科是意外受害者，另一次审讯又改变说法称系对扎伊科不满而开枪。

精神病学鉴定认为加耶夫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不久开庭审理。除了罪犯自己，人人都预料到了判决是极刑。加耶夫决定最后拼一把，1971年7月首先向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提出上诉，请求改死刑为监禁。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案卷显示：加耶夫还希望法院考虑他从15岁起就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完成了职业技术学校的学业，并曾担任拖拉机手。在苏军服役期间多次受上级表彰，获得短期回家探亲机会。

但罪犯的辩解无济于事，审判委员会认为原判正确适当。之后加耶夫再次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申请赦免，表示：“我深知自己有罪，准备用诚实的劳动抵赎。犯罪后我幡然悔悟，对发生的一切十分痛苦，主动向政府自首认罪”。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裁决：“驳回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加耶夫的申请”。本案就此画上句号。1972年6月14日执行枪决。

延伸阅读：

1987年士兵枪杀八名战友案

1968年库尔斯克逃兵杀人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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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是所谓“契卡日”（译注：今天叫“俄联邦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日”）。大恐怖年间，那些在卢比扬卡上班的人——带着搜查命令和死刑判决出现的人——将这一天视为他们的职业节日。三位苏联镇压机器参与者的后代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得知祖辈作为，以及这一认知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

伊戈尔·萨仁，55岁，瑟克特夫卡尔市

在我心目中祖父一直是个非常正面的人，十分和蔼可亲，他去世时我大概十五岁。我记得他不爱说话，总是忙些手工活。但当我开始整理家族历史时，许多过去的观念有了变化。我寻找关于他军功的文件，发现了他的获奖证书，得知我祖父谢苗·米哈伊洛维奇·萨仁曾在“锄奸部”(СМЕРШ)服役。您看，我原本想探寻一位英雄爷爷，却发现他是阻绝队（译注：即督战队）的一员。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1913年出生在距离瑟克特夫卡尔60公里的梅扎多尔村。受洗时取名“佐西马”，后来改名谢苗。祖父上过学，战争前他和父母一样住在村里务农，在集体农庄劳动，从未离开过家乡。

1941年他应征入伍，分配到最著名的那个科米师：涅韦尔师（译注：近卫第21步兵师），官兵主要是科米人。祖父经历了整场战争，后来被安排到锄奸部，由于在阻绝队的表现而获奖。证书是这样写的：
“……今年1月5日，当本师部分士兵因敌人反攻试图逃离阵地时，萨任同志率领他的阻绝小队，不顾敌人猛烈的迫击炮火和机枪扫射，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了逃离战场的企图，从而协助指挥部恢复战场秩序……”
——”СМЕРШ”反间谍机关负责人斯克沃尔佐夫上尉
1945年2月20日

祖父不喜欢谈论战争，我问他总是不回答。但我记得每年5月9日我们会一起去中央广场，也就是涅韦尔师老兵们聚首的地方。爷爷走到每个人面前，冷淡地握个手打声招呼，然后退到旁边坐在石栏杆上。我小时候很惊讶：大家都谈笑风生，他却谁独自待在一边。直到后来我得知他曾在阻绝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5月9日没人搭理他——当年他站在这些人背后，兴许还朝自己人开过枪。

战后他立即搬离家乡。起初在洛克奇姆劳改营服役，早先为祖父施洗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克洛奇科夫神甫被关押在那里。虽然这位神甫战前就去世了，但事实证明，祖父守卫的劳改营就是当年为他施洗之人坐牢的地方。

他在劳改营服役大约两年，这段经历家中从未有人谈论，我也是过了很久才知道。然后他在城市监狱担任射手直到退休。我对那段时间有点零碎记忆：我和妈妈来到一堵巨大围墙前，爷爷面带微笑扛着步枪走出来……退休后他住在瑟克特夫卡尔郊区的一间小房子，是他亲手盖的。这个人木匠活儿很棒，自己打家具。

我觉得，他把服役看作一份普通工作——有薪水、内容明确。祖父并不认为其中有什么好坏之分，叫你做你就做，没有黑白对错，只有服从和执行。那时候不都这样嘛。反思这件事，我得出结论：爷爷只是被分配到了锄奸部，没考虑太多——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我自己也在部队当过兵，在侦察大队三年，并未特别在意我们直接隶属于克格勃。服从分配而已。

我母亲门上，外祖父瓦西里·格拉西莫维奇·科尔塔夫斯基被打成富农，他原本跟他爸爸和兄弟住在沃罗涅日州鲁巴舍夫卡村，1931年被驱逐到科米的一个特殊定居点。

于是我意识到：我一边的祖辈守监牢，另一边的坐监牢。

伊万·П.，76岁，莫斯科市

我父亲出身迪亚特科沃，1907年生人。家庭是受过教育的：我祖父在工厂做工，叔祖曾在彼得堡上学，他是第一批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人，革命前甚至跟斯大林一起流放。

新经济政策时期，我父亲在布提尔卡监狱工作，亲眼目睹了那些耐普曼（译注：新经济政策时期私营商人）被关进石牢——也就是极狭小的囚室，人在里面甚至无法坐下，只能日夜站着。他说他实在无法坦然面对这些人。其中一位囚犯令他印象深刻，那是个肥胖、年老、身患疾病的人，受了很大折磨。有一次他甚至对另一位囚犯动了恻隐之心，那人请求他给家属带纸条。父亲说他当时真想接过纸条，岂料押送队正好走过来，他无奈说句：“不允许”，转身走开。

布提尔卡监狱之后，父亲到卢比扬卡工作，参与搜查行动。他管那些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最愚忠的执行者叫“痞子”。他自己在搜查行动中负责写笔录，“痞子”们翻箱倒柜。他讲过一次搜查某位教授家：用刺刀捅穿书籍，打碎餐具，横冲直撞、满目狼藉。搜查之后，被捕的人会被押送卢比扬卡，父亲将他们领进地牢。地牢阴暗的走廊有一些凹进去的壁龛，里面站一个人，瞄准被捕者太阳穴开枪。父亲说，一宿处决好几卡车的人，而他也不总是知道哪天杀人哪天不杀。

关于这些他都是断断续续提起。我们平时不敢多问，因为一说起来他就立刻神经紧绷、皱起眉头——这时候最好别靠近他。但偶尔他会自己开口，可能某些回忆压在心头太沉重吧。有一次我问他：“你在那儿工作那么多年，怎么还能保住自己的命？”他震惊地看着我，说：“我不知道。”妈妈有一次直接问：“或许你自己就是那个刽子手？”他只回答：“不是。”

他有一句口头禅叫“墙壁有耳”。所以他和妈妈谈话一定低声细语，不想让孩子们听见，因为他知道如果有人破门搜查没抓着父母，就会盘问孩子——谁来过你们家？他们叫什么名字？你父母说过什么？因此他从不提及任何人的姓名。

爸爸对我们也有很残忍的时候。看来，他经历的一切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印记。有两三次，他在深夜把我们几个孩子从床上叫起来，坐到桌前，把工作时配发的手枪和匕首放桌上，对妈妈说：“现在我要杀了你的孩子。看看他们长得多么丑。”我非常害怕，只能盯着匕首瞧，暗想：“要是用枪就好了，疼的轻点儿。”我们就这样坐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也记不清具体多久。早晨还得照样去上学。之后某一天我们去见一位人民代表，把情况告诉他。第二天莫斯科НКВД的人拜访我家，带走父亲。第三天他就回来了，他去了谢尔布斯基研究所接受精神方面的检查。

他憎恨国家政权，蔑视列宁。斯大林死后我们全家喜出望外。我不觉得父亲认为自己有罪，他认为整个体制都有错。但他说他不能脱离机关，因为已经卷入太深了。他也常说：体制不会放他走的。

当我们还上学时，并不明白这个体制仿佛巨大的磨盘将人们像谷粒一样碾碎。认识到父亲曾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对我而言特别痛苦。我至今仍有一种情结：如果谁看着我，我就想像蜗牛一样躲进壳里，总觉得自己又丑又可怕。我总感觉邻居们盯着我，好像他们都知道我爸爸是谁，认为我和他一样，进而责备我。虽然实际上没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无法逃离那段过去，有种绝望感，因为它始终伴随着我，就在我家中。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感觉逐渐消散。他老了以后我试图与他修复关系，却始终未成功，他依然是个陌生人。我们怕他，直到今天我讲述这些仍然心有余悸，似乎他会出现。小时候我常梦见自己梦中飞翔，飞离他。我飞啊飞啊，心想着：子弹终究能够击中我，但匕首不能。

谢尔盖·列别杰夫，37岁，柏林市

我22岁搬进外婆留下的房子。我知道她的遗物中肯定有各种有意思的家庭文件，于是动手翻找。我主要是对亲外公的材料感兴趣——也就是外婆的第一任丈夫，一名红军军官，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上尉。外婆保留了许多勋章和奖章，小时候我一直以为都属于他。搬进这套房子后，我很想找到证明他因何获勋获奖的文书。

找了好久，我越找越起疑心——为什么要把丈夫的文件藏这么严实？最终被我从阁楼夹层翻出来了，装在冷冻花椰菜的包装袋里，藏在干涸的油漆罐和旧木地板后面。显然这些文件是特意藏起来的，不希望别人发现。

我找到两本而不是一本军官证，包括亲外公的和继外公——也就是外婆第二任丈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叶尔金的。我从未想过他会与军队或武器有任何联系。他在我六个月大时去世，而我对他的印象完全是一个穿帆布夹克、热爱自然、不得罪人的、安静的反战老头。我家经常在乡间别墅消磨时光，那里回荡着老先生的音容笑貌。

然而事实证明，他竟然是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的中校。1918年十五岁入伍，1954年退休。这时我才明白了他是谁，是个什么人坐在我家跟我爸妈喝伏特加、陪伴我外婆生活。我意识到我找到的是杀人凶手的文件。

说起来这都是十三年前的事，但那时我已经充分知道了关于镇压的一切。我父母是地质学家，他们刚参加工作时正值“古拉格”关闭。我母亲那个地质队六十名队员，全部是释放的劳改犯。后来我自己也从事地质工作，去过那些劳改营旧址，看过腐朽的营房、成卷的铁丝网和警卫塔——所谓“劳改营的亚特兰蒂斯”。另外，我父亲这边的祖母出身德国血统贵族家庭。她写过一部详尽的回忆录，1990年代交给我保管。这部回忆录大概写到1930年代戛然而止，因为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不言而喻。对我来说，关于镇压的话题一直清晰明了。但我曾经感觉释然，因为我以为我家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

当我找到这些文件，感觉自己被骗了一辈子。在我的苏联童年时代，这些勋章意义重大，我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效仿外公在战争中立功……然而这些勋章其实属于后外公，他曾在НКВД服役，做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巴热诺夫斯基劳改营主任（译注：材料显示实际未就职），1938年因为“37年的工作”获得红旗勋章。于是我去问父母：“你们知道吗？”他们说知道，并向我复述了一些外公喝醉后在别墅讲过的故事。

比如，1918年他在特种任务部队（译注：征粮队），负责征收农民的粮食。他们执勤的那个地区出现了某种抵抗运动，与当地供奉的圣像有关。总之，他们决定夺取并捣毁圣像。夜晚他和一个战友出去，把圣像从教堂偷出来，砸碎投入水井，但基于某种原因外公保留了挂圣像的绳。这根绳他收藏一辈子，我也拿过——我们在乡间别墅锯树的时候用，绳上缠着铜线，是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那一刻我忽然发觉自己无法再信任周围任何东西，每一件都可能暗藏毒刺，是“两面派”。

然后我问父母：“你们怎么直到今天才告诉我？”答：想让我少点儿心理负担。我们从此再没聊过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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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达汉诺夫式”刽子手

斯大林任命的15个“人民公敌”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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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量是国家社会经济状况最重要指标之一，阜盛且富裕的居民是国家繁荣强大之保证。俄罗斯国家在其千年历史中经历各种起起伏伏，直接影响了人口数量。本文将简单讨论其动态变化。

假设、估测和计算

尽管人口数量对经济活动、军事力量和文化潜力十分重要，但遗憾的是，我们对古罗斯、莫斯科大公国和俄罗斯帝国早期的人口情况所知甚少。当时的编年史和官方文件中的信息零散且不规律，因此现代的计算，尤其是对16世纪之前的计算，主要依靠人口模型和考古研究。

通过大致了解古罗斯城市的面积、经营方式、农作物产量（以千卡为单位）和商品交换程度，科学家们制定了各个时代平均人口密度的模型。这些方法成为获取直至15世纪末伊凡三世统治时期数据的基础。尽管蒙古人为了收税曾统计被征服的俄罗斯各公国人口，但这些文件并未保存下来。

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末，俄罗斯一直在进行税册和户籍统计，这些数据对于收税和军事战略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彼得一世年间俄罗斯开始国家人口调查，从1719年至1857年共进行了十次。18世纪、19世纪的另一个重要数据来源是教会记事录，它记载了某个教区出生、洗礼和安葬的信息。

1897年俄罗斯帝国进行首次全国人口普查，1917年第二次普查（仅覆盖了75个省的62个）。苏联时期做过八次人口普查，俄罗斯联邦至今已普查三次。

从古代到混乱初期的俄罗斯人口

俄罗斯国家起源于9世纪中叶，形成于“从瓦良格到希腊”贸易路线的大部分地区。研究人员根据间接数据估计，“前蒙古时期”的罗斯人口约550万至800万。12世纪鼎盛时期的基辅城居民达6万，是东欧最大城市。其他重要中心城市：诺夫哥罗德、切尔尼戈夫、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译注：沃洛德米尔）、克利亚济马河畔弗拉基米尔（译注：弗拉基米尔州首府弗拉基米尔市）、斯摩棱斯克和加利奇的居民仅为基辅之一半。

自12世纪开始，原本居住在第聂伯河流域南部的斯拉夫人口为躲避游牧民族袭击，积极向东北也就是奥卡河、伏尔加河以东迁移。他们在苏兹达尔大公国和后来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庇护下占据了广阔的人烟稀少地区。蒙古入侵之前古罗斯有300个城市、75000个村庄，1237-1240年拔都的军队摧毁了大多数王公贵族的城堡、要塞和行政中心。整个基辅、佩列亚斯拉夫和切尔尼戈夫地区变得荒凉，人口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东北部：诺夫哥罗德、莫斯科和特维尔周边。

但造成人口数量剧烈波动的不仅是敌军入侵和战争，还有饥荒和瘟疫因素。其中最严重的是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在某些地方杀死四分之一居民。16世纪初莫斯科大公国已吞并诺夫哥罗德、特维尔和普斯科夫，成为一个强盛国家，人口550万，至1558-1583年利沃尼亚战争初期人口达700万。人烟稠密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地区则在16世纪失去了高达75%的人口。混乱时期(Смута)之初俄罗斯境内居住着750万人，最大的城市仍然是莫斯科——人口逾12万。

17-18世纪俄罗斯人口

1604-1618年的严酷动乱使全国人口减少四分之一。所幸靠着17世纪上半叶的有利条件，莫斯科摆脱了前十年的恐怖，人口潜力恢复。1678年凭借自然增长和领土扩张，人口已达1050万。

彼得大帝时代以旷日持久的北方战争和国家社会各领域激进变革为标志，至今仍在人口学家中引起热烈争论。长期以来的普遍观点认为，在这位活跃的改革者统治下国家失去了相当一部分人口，但雅罗斯拉夫·沃达尔斯基的详细研究得出完全相反结论：人口数量增长三分之一，达1500万。

伴随着锐意开拓和殖民俄罗斯黑土地区，18世纪末该地区人口超过早年最热闹的中部地区。本世纪俄罗斯帝国还吞并了包括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南部草原、外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在内的大片土地，帝国人口因此快速增加——1762年叶卡捷琳娜大帝登基之初约2360万，到1796年她统治结束时已增至4120万。

19世纪俄罗斯人口

俄罗斯与拿破仑打打杀杀的结果是帝国进一步扩张，人口爆炸既发生在旧领土也发生在新领土。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初期全国7500万人，1897年第一次全俄人口普查得知增加到1.28亿。

废除农奴制、工业增长和城市化显著改变了社会结构及其分布格局。城市规模扩大数倍，最大的圣彼得堡市和莫斯科市分别于1891年和1896年达到百万人口。排在它俩后面的城市人口数量则少得多：华沙684000人，敖德萨404000人，罗兹314000人。民族构成方面主要是俄罗斯族的三个分支，总人数8300余万：大俄罗斯人5500万、小俄罗斯人2200万、白俄罗斯人约600万。

卫生措施的普及、医学的进步、膳食品质的改善和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在人口快速增长中起了巨大作用。平均寿命稳步提高，从1840年代的25.8岁上升到二十世纪初的33.5岁，这个现象被科学家称作“人口现代化”。

20世纪俄罗斯和苏联的人口

20世纪的宏伟历史进程——两次世界大战、三次革命和苏联解体——标志着根本性的历史变革，导致了规模最大的人口变动。通过普查和其他人口统计方法（出生和死亡记录、婚姻登记、护照注册）获得的大量详细材料，使人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进行中的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俄罗斯帝国人口已超过1.75亿，每年增长200万-300万人。1917年的大革命和内战，伴随着大规模移民和斑疹伤寒及西班牙流感的爆发，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研究人员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期间俄罗斯因战伤亡200万人，约800万人死于疫病和饥饿，200万人移民海外。到了1920年代初，与1914年相比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人口减少550万，乌克兰减少150万。1920年秋季彼得格勒人口从1917年的240万减少到近160万。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的集体化、工业化、大饥荒和镇压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重工业的爆炸性增长令苏联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最新数据显示，1932-1933年的饥荒导致苏联约600万人死亡，约60万被驱逐的富农死于流放地和劳改营，约70万人死于“大恐怖”。尽管如此，伟大卫国战争开始时苏联人口达到了1.967亿，其中近450万人居住在莫斯科。

这场最艰难的战争迫使全国人民做出极大牺牲，既是胜利也是悲剧：敌人被消灭了，但2700万苏联公民殒身。1946年苏联人口约1.705亿，男女比例显著不平衡。直到1960年国家才恢复到战前的人口水平，每年增长300万-400万，出生率开始逐渐下降。1990年苏联人口逾2.9亿，同时发达国家特有的“人口转型”——生活品质提高导致出生率急剧下降——在苏联末年成为现实。

当代俄罗斯的人口

苏联解体、经济联系断裂和生活的彻底“重新格式化”，以及大规模迁徙——难民潮、侨居海外和国内流离失所——使国家的人口状况更加恶化。后来的“第二次人口结构转型”更是雪上加霜，这期间结婚年龄提高，出生率进一步下降。1991年РСФСР有人口1.48亿，2021年的普查数字显示俄罗斯联邦人口1.471亿。

另一个重要趋势是人口向特大型城市集中。目前俄罗斯有16个居民超百万的城市（莫斯科1300万人、圣彼得堡560万人、新西伯利亚160万人……），而1990年的РСФСР只有12个居民超百万的城市（莫斯科870万人、列宁格勒500万人、高尔基140万人）。为改善这种情况，俄罗斯政府于2019年启动了“人口学”国家项目，目标是延长国民的活跃寿命，降低死亡率、提高总和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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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居四方的乌克兰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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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尤里耶芙娜·贝图林斯卡娅1917年10月30日生于圣彼得堡，她的父亲尤里·贝图林斯基出身贵族家庭，与俄帝国首相彼得·斯托雷平、诗人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和哲学家尼古拉斯·别尔嘉耶夫有亲戚关系，母亲玛丽亚·米哈伊洛芙娜·阿尔费拉基是希腊/俄罗斯贵族阿尔费拉基家族后人，这个家族曾住在塔甘罗格的阿尔费拉基宫，后迁居圣彼得堡。1918年尤里·贝图林斯基在革命后的红色恐怖中被捕并枪决，当时安娜还不满周岁。寡母带着一位保姆和两个女儿跨越芬兰边境暂住捷里约基（译注：泽列诺戈尔斯克），一段时间后逃到法国南部的芒通镇安定下来。安娜曾在尼斯的“亚历山大俄侨子弟学校”念书，师从著名芭蕾舞演员尤利娅·谢多娃，同时在大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门下学音乐。

安娜17岁离开学校，搬到巴黎郊区，在市内歌舞厅表演挣钱。由于“贝图林斯卡娅”这个姓氏对于说法语的人很难发音，于是翻电话簿随便选了个“马利”当化名。

1940年法国沦陷，安娜·马利与荷兰外交官丈夫逃往伦敦。在伦敦期间她跟自由法国的抵抗者建立了联系，写出俄语的《游击队员之歌》。1943年，法国抵抗运动杰出人物埃马纽埃尔·达斯蒂尔·德·拉·维热里访问伦敦，听闻安娜用俄语演唱《游击队员之歌》，请同行的作家约瑟夫·凯瑟尔和莫里斯·德鲁翁将歌词翻译成法语，希望用这首歌代替被纳粹禁止的《马赛曲》。法语版《游击队员之歌》经BBC播出，迅速流传开，成为法国和英国抵抗运动支持者的“替代国歌”。然而凯瑟尔和德鲁翁声称是他们创作了这首歌，直到几年后安娜·马利才获得她应得的原创认可。戴高乐将军称赞她：“您已经把才华变成了法国的武器”。

（1942年安娜·马利《游击队员之歌》俄文歌词：

От леса до леса
Дорога идет
Вдоль обрыва,
从森林到森林
悬崖路蜿蜒，

А там высоко
Где-то месяц плывёт
Торопливо…
一轮月空中挂
步履太匆匆……

Пойдём мы туда,
Куда ворон не влетит,
Зверь не входит,
我们将去那
乌鸦不飞、野兽不到之地，

Никто, никакая сила
Нас не покорит,
Не отгонит!
无人能够征服我们，
不动如山！

Народные мстители,
Мы отобьем
Злую силу,
我们是人民的复仇者，
击退邪恶，

Пусть ветер свободы
Засыпет
И нашу могилу…
让自由之风轻轻吹拂
我们的坟墓……

Пойдем мы туда
И разрушим до конца
Вражьи сети,
我们要彻底摧毁敌人的罗网，

Пусть знают как много
За правду нас легло
Наши дети!…
让我们的孩子知晓
多少人为真理献身！……）

战争即将结束时马利加入娱乐业全国服务协会，为欧洲各地盟军演唱。

战后安娜·马利与荷兰丈夫离婚，改嫁俄罗斯侨民冶金工程师尤里·斯米尔诺夫——两人是安娜在南美洲巡演时认识的。婚后夫妻迁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丈夫做教授。退休后老两口又搬到纽约州里奇菲尔德斯普林斯，因为本地有北美洲唯一的俄罗斯东正修道院，尤里·斯米尔诺夫辞世后即葬于此。安娜·马利孤身去了遥远且冷清的阿拉斯加州拉齐芒廷。

1985年庆祝法国解放40周年之际，安娜·马利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2000年6月17日，即戴高乐将军发表“六月十八日呼吁”60周年前夕，她与法国陆军合唱团在先贤祠联袂演唱《游击队员之歌》，并荣幸成为第二位在凯旋门下无名烈士墓点火的女性（第一位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

除《游击队员之歌》外，安娜·马利还创作了另外300多首歌曲，其中较著名的有《游击队员哀歌》(La Complainte du partisan)、《三拍之歌》(Une chanson à trois temps)等。

2006年2月15日在拉齐芒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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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女郎”的曲折命运

一位喜剧演员的悲剧命运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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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拉斯科利尼科夫（1892-1939），老布尔什维克，参加过十月革命，曾任伏尔加河-里海舰队司令、波罗的海舰队司令，两次授予红旗勋章。后担任过驻阿富汗、爱沙尼亚、丹麦和保加利亚全权代办。1938年4月察觉自己将被捕，出差柏林期间拒绝回国，侨居巴黎。1938年7月苏联最高法院缺席判决拉斯科利尼科夫死刑。1939年8月末他惊悉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受刺激住进精神病医院，9月12日坠楼身亡（另有说法称死于肺炎或被苏联特务暗杀）。《致斯大林的公开信》10月1日发表在俄国移民刊物《新俄罗斯》：

斯大林，您已宣布我为“法外之徒”。通过这一举动，您将我与您统治下过着非法生活的全体苏联公民在权利——更准确地说，在无权利方面——等同了起来。

我这边的回应完全相反：我把进入您建造的“社会主义王国”的门票退还给您，并与您的政权决裂。

您的“社会主义”——其建设者只能在牢房办庆功会——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大相径庭，就像您的个人独裁同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关系一样。

即便荣获勋章、受人尊敬的民意党革命家Н.А.莫罗佐夫承认他就是为了这种“社会主义”才在什利谢利堡要塞蹲了五十年地牢，也不会对您有任何帮助。

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自发增长的不满情绪迫切要求采取断然政治手段，就像1921年列宁转向新经济政策一样。在苏联人民的压力下，您“赏赐”了一部民主宪法。全国人民以满腔热情接受之。

1936年民主宪法的民主原则体现了全体人民的希望和夙愿，诚实地执行这一原则标志着苏联民主发展的新阶段。

但在您的理解中，任何政治手段都是欺骗和蒙蔽的同义词。您推行的是不道德的政治、不诚信的权力和不关爱人类的社会主义。

斯大林，您对宪法做了什么？

您畏惧自由选举威胁到您的个人权力，说这样好比“跳入未知”，您践踏宪法如废纸，把选举变成只允许一个候选人的可悲闹剧，并且让最高苏维埃会议大唱您的赞歌。在会议间隙您悄无声息消灭了“耍滑头”的代表，嘲笑他们的豁免权，并提醒大家苏联大地的主人不是最高苏维埃，而是您。您竭尽全力诋毁苏联民主，就像您诋毁社会主义一样。您不按照宪法规定的方向前进，反而用暴力和恐怖手段镇压日益增长的不满。您逐渐将无产阶级专政偷换为您的个人独裁统治，从而开启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将在我们的革命史上被称作“恐怖时代”。

在苏联没人感到安全。没人知道自己入睡后能否避免夜间逮捕，谁都逃不脱。无论无辜者或有罪者、十月革命英雄或革命的敌人、老布尔什维克或党外人士、集体农庄农民或全权代办、人民委员或工人、知识分子或苏联元帅——人人都同等地受您鞭笞，人人都在这魔鬼般的血腥旋转木马上打转。

正如火山喷发时巨石伴随着爆裂声和轰鸣声坠入火山口，整个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也在崩塌并落入深渊。

您开始血腥屠杀前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接着消灭老布尔什维克，然后消灭在内战中成长起来的、肩负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重担的党员和非党员干部，并大肆残害共青团。

您打着“斗争托洛茨基-布哈林间谍”的旗号掩饰自己。但您并不是昨天刚刚掌权的。没有您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混进”重要岗位。

是谁把所谓的“人民公敌”安插在国家、党、军队和外交部门的最重要岗位上？

是约瑟夫·斯大林。

请读一读旧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吧：上面写满了“托洛茨基-布哈林间谍”、“破坏分子”和“颠覆分子”的任命及调动。文末赫然落款：约瑟夫·斯大林。

您假装自己是个容易受骗的傻瓜，多年来一直被一些蒙面的狂欢节怪物牵着鼻子走。

您对您的亲信们低声说：“寻找并找到替罪羊”，然后将您自己的罪过都加在那些被抓来注定要被牺牲掉的受害者身上。

您用恐怖手段挟制全国，勇敢的人也不敢当面向您道出真相。

“客观公正”进行自我批评的浪潮却在您的宝座下恭顺止步。

您完美无瑕，您从不犯错！慈父啊！

但苏联人民非常清楚，万事都由您这位“全民幸福的缔造者”负责。

通过卑鄙的捏造，您策划了一场场审判，其指控之荒谬甚至超过您在神学院课本上学过的中世纪女巫审判。

您自己也知道，皮亚塔科夫没有飞往奥斯陆，高尔基先生是自然死亡，托洛茨基没让火车脱轨倾覆。
（译注：第1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格奥尔基·皮亚塔科夫1937年1月被枪决，曾指控其1935年飞往奥斯陆“密会托洛茨基”）

明知这一切都是谎言，您却鼓励手下的诽谤者：“造谣吧，造谣吧，说多了总会有点儿用的。”

众所周知，我从来不是托派分子。相反，我在意识形态上始终反对报刊上和大型会议上的一切反对派。即使今日我也不同意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不同意他的纲领和手段。虽然从根本上不同意托洛茨基，但我认为他是一位诚实的革命者。我不相信也永远不会相信他勾结希特勒与赫斯。

您这位厨师烹饪的辣味菜肴，普通人的肠胃消受不了。

您在列宁墓前庄严宣誓将完成他的遗愿，并像珍视自己眼睛一样维护党内团结。背誓者，这一条您也违弃了。

您毁谤、羞辱并处决了跟随列宁多年的同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您心知肚明他们是无辜的。您还强迫他们在临死前承认未曾犯下的罪行，令他们身败名裂。

十月革命的英雄们今何在？布勃诺夫在哪儿？克雷连科在哪儿？安东诺夫-奥弗申科在哪儿？德边科在哪儿？

斯大林，您逮捕了他们。

老近卫军在哪儿？他们死了。

斯大林，您枪杀了他们。

您腐蚀、玷污了您战友的灵魂。您迫使追随您的人怀着痛苦和厌恶踏过昔日同志和朋友的血泊。

在您主持编写的虚假党史中，您窃取了已故的、被您杀害和羞辱之人的功劳与贡献，归到自己头上。

您摧毁了列宁的党，又在其骸骨上新建一个“列宁-斯大林”党，成功掩盖了您的独裁统治。

您建立这个党不像别的政党那样基于普遍的理论和策略，而是基于对您个人的爱和忠诚。党员不了解前一个党的纲领不要紧，对您斯大林的爱却是强制性的，并且每天都被报刊回炉加温。自夸热爱斯大林取代了认同党纲。

您是与昨日彻底决裂的叛徒，背弃了列宁的事业。您口口声声宣布提拔新干部，但这些年轻新干部有多少已经烂在您的地牢？斯大林，您杀了他们多少人？

您用虐待狂的残酷手段对待国家急需的干部。从您独裁者的角度看来，他们乃是对您的威胁。

战争前夕您摧毁了红军——这个国家的爱和骄傲，她力量的支柱。您斩首了红军和红海军，您杀害了以杰出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代表的、在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火焰中淬炼出来的一批最有才华的将领。

您消灭了一批内战英雄，他们用最新军事技术改造红军，使其所向披靡。

在军事形势最危险的时刻，您却继续屠杀军队统帅、中层和基层指挥员。

布柳赫尔元帅在哪儿？叶戈洛夫元帅在哪儿？

你逮捕了他们，斯大林。

为了平息民心骚动，您欺骗全国，竟说什么被逮捕和处决削弱了的红军变得更强大了。

您知道，军事科学的规律要求从总司令到排长一概实行“一长制”，但您却重新引入军事委员制度。这项制度是红军和红海军组建之初出现的，那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指挥员，必须对旧军队的军事人才进行政治监督。

您不信任红军指挥员，使军中两权并立、破坏军纪。

在苏联人民的压力下，您虚伪地发掘历史上的俄罗斯英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德米特里·顿斯科伊、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指望古人在未来战争中可以比被处决的元帅和将军们更能帮助您。

盖世太保和日本情报机关的真间谍利用您的疑心病，在被您搅浑的水中成功摸鱼，给您投放了大量虚假文件，诋毁最优秀、最有才华和最诚实的人。

在您制造的怀疑、互不信任、普遍监视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无所不能的腐臭氛围中，您将红军和整个国家交给他们肆意蹂躏。“截获”的任何文件都被相信（或假装相信）是无可争辩的铁证。

以福斯上尉为代表的俄罗斯全军联盟（译注：”РОВС”，弗兰格尔将军创建的白军组织）的“内线”通过向叶若夫的特务塞假文件，败坏了外交使团忠实工作人员的名誉，导致我们在保加利亚的代表机构——从驾驶员М.И.卡扎科夫到武官В.Т.苏霍卢科夫——土崩瓦解。
（译注：克劳狄乌斯·福斯，原弗兰格尔军炮兵团上尉，曾任РОВС办事处主任。二战期间积极从事反苏活动，获二级铁十字勋章，1991年11月死于慕尼黑）

您正在逐一摧毁十月革命的重要成果。以制止工人流动的名义，您取消了劳动自由，将苏联工人束缚在工厂和车间。您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结构，使工业和运输业陷入混乱，损害了经理、工程师和工长的权威，同时伴随着无休止的调动、任命、逮捕，以及对工程师、经理和工人的迫害，称他们为“隐藏的、尚未揭露的破坏分子”。

使正常工作无法进行之后，您又假借打击工人“旷工”和“迟到”的幌子，用残酷的、似鞭笞和蛇蝎般残忍的反无产阶级法令强迫他们劳动。

您惨无人道的镇压使苏联劳动者的生活水深火热，他们稍有小错就被解雇，拿到“狼票”（译注：表明持有者不可靠的限制性证件），甚至被赶出家门。

工人阶级以无私的英雄主义承受着紧张的劳动和饥饿、微薄的薪酬、拥挤的住房和匮乏的生活必需品。他们相信您正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但您辜负了他们的信任。他们曾希望随着社会主义在我国取胜，人类优秀思想家的伟大兄弟情谊之梦想能够实现，人人过上快乐轻松的生活。

甚至连这份希望您也剥夺了：您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建成。工人们困惑地低声互相问道：“如果这就是社会主义，同志们，那我们当初为何而奋斗呢？”

您歪曲了列宁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就像您歪曲了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一样。您通过那些取代了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位置的、无知的蹩脚“理论家”之口，竟表示到了共产主义时期也要保留ГПУ（译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柄。

您打击集体农庄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您假借反对“浪费集体农庄土地”的幌子毁坏自留地，强迫农民耕种集体土地。作为饥荒的创造者，您用粗暴的、残酷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手段（这是您的战术特点），使列宁的集体化思想在农民心中名誉扫地。

您伪善地宣称知识分子是“世间的盐”，却剥夺了作家、科学家、画家最起码的内心自由。您用老虎钳压制艺术，使其窒息、枯萎、灭亡。编辑们被您凶神恶煞的审查机构吓破了胆（因为他们用脑袋为一切负责），变得谨小慎微，导致苏联文学僵化、瘫痪。作家不能出版作品，剧作家不能在剧院上演剧本，批评家不能发表未获得官方首肯的个人意见。

您扼杀了苏联的艺术，要求它变成宫廷弄臣，但艺术宁愿沉默也不愿为您唱“和散那”（译注：基督教颂词，意为“求主拯救”）。您推行伪艺术，这种伪艺术以令人厌烦的陈词滥调不停颂扬您那臭名昭彰、令人作呕的“天才”。

那些平庸的马屁精们吹捧您是“日精月华所生”的半神，而您实则像个东方暴君，享受着粗俗奉承的香烟缭绕。

您无情扼杀了虽才华横溢却不得您欢心的俄罗斯作家。鲍里斯·皮尔尼亚克在哪？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在哪？亚历山大·阿罗谢夫在哪？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在哪？塔拉索夫-罗季奥诺夫在哪？已被定罪的索科利尼科夫的妻子加琳娜·谢列布里亚科娃在哪？

斯大林，您逮捕了他们。

继希特勒之后，您再次复活了中世纪的焚书行为。

我亲眼见过发给苏联图书馆的要求立即无条件销毁的大批书目清单。1937年我在保加利亚做全权代办时，我在收到的注定要被焚毁的书目中发现了本人的历史回忆录《1917年的喀琅施塔得和彼得堡》。许多作者名字旁边都标注着：“销毁全部书籍、小册子、肖像”。

您剥夺了苏联科学家（尤其人文科学领域）最低限度的科学思想自由，而没有这种自由，科学家的创造性工作将无从谈起。

自命不凡的无学之徒通过阴谋、内讧和整人，令实验室、大学和研究所的工作陷于停顿。

您宣布享有国际声誉的杰出俄罗斯科学家：伊帕季耶夫和奇奇巴宾院士是“出国未归者”，天真地以为可以羞辱他们，结果却只让您自己蒙羞。您向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揭示了一个令您的政权感到脸红的事实：最优秀的科学家正在逃离您的“天堂”，扔下您所谓的恩惠：公寓、汽车和人民委员会食堂饭票。

您正在消灭俄罗斯的天才科学家。

苏联最好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在哪？您连他都不放过啊。斯大林，您逮捕了图波列夫！

没有任何领域、任何角落可以让人们安静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剧院总监、优秀导演、著名艺术家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不参与政治，但您还是把他逮捕了，斯大林。

您明知我国人才匮乏，每一位有文化、有经验的外交官都弥足珍贵，却仍然把几乎全部的苏联全权代办骗回莫斯科一个个消灭掉。您彻底摧毁了整个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机构。

您不遗余力无情破坏了我国的黄金储备——年轻干部，您把那些正值壮年的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外交官消灭了。

在战争威胁的严峻时刻，在法西斯主义矛头指向苏联的时刻，在争夺但泽和争夺中国只是为了准备将来干涉苏联的跳板的时刻，在德日侵略的主要目标是我们祖国的时刻，唯一防止战争的机会就是苏联公开加入国际民主国家集团，尽快与英国和法国缔结军事及政治联盟。然而您却在犹豫，观望，像钟摆一样在两个“轴心”之间摇摆不定。

在您一切的内政外交计算中，您不是基于对祖国的爱（因为您疏远祖国），而是基于对失去个人权力的非理性恐惧。您无原则的独裁就像一块腐朽的木墩子横亘在我们国家的道路上。“万民之父”，您背叛了战败的西班牙革命者，抛弃他们任由命运摆布，把他们留给其他国家操心。慷慨伸手挽救生命不是您的原则。悲哉，战败者！您不再需要他们了。

您冷漠对待逃离法西斯暴行的欧洲工人、知识分子和手艺人，砰的一声关闭国门，任凭他们灭亡。然而我国的辽阔土地能够热情容纳成千上万移民。

像所有苏联的爱国者一样，我多年埋头工作，闭着眼睛做了不少事。我沉默太久了。对我来说，难以割舍的不是与您这注定要失败的政权的联系，而是与我在其中度过了近30年的旧列宁主义党的残余的联系，短短三年您就把它毁了。失去祖国令我极度痛苦。

您走得越远，个人专制的利益就越是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利益不断冲突，您像个暴君讥笑着，渴望独揽大权。

您的社会基础逐日缩小。您慌忙寻找支柱，虚伪地大声赞美“党外布尔什维克”，制造一个又一个特权群体，用恩惠和施舍笼络他们。但您不仅无法保证这些新兴“暴发户”长享荣华富贵，甚至连生存都岌岌可危。

您的胡作非为难以长久持续下去。您的罪孽罄竹难书。被您害死的人数不胜数。

迟早有一天，苏联人民会把您——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叛徒、罪魁祸首、百姓的真正仇敌、饥荒和司法陷害的组织者——送上被告席。

1939年8月17日

延伸阅读：

彼得·布莱科致斯大林的告状信

1946-1952年人民致斯大林的信

一份“打倒斯大林及其党羽”檄文

斯大林时代抓人杀人的荒诞理由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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