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5日，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区域一小时内接连发生三次民航班机坠毁事故，共造成19人遇难。

1946年11月初莫斯科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不好。十月革命纪念日将至，来自全国各地的宾客陆陆续续飞赴首都，许多客机受天气影响被迫降落在备用机场等待转晴。之后伏努科沃机场管理层接到强制命令，要求保障旅客准时抵达。于是11月5日气象站发布通知，称预计15-17小时内机场区域能见度良好。但是当许多客机飞到莫斯科时，却发现浓雾弥漫、降落困难。17架飞机在等候空域盘旋，塔台却没有及时指挥它们去克林机场、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机场等备用机场。

民航管理局编号СССР-Л4181的里-2型飞机从阿什哈巴德出发执行客货运任务。机组包括机长、副驾驶、机械师、报务员和1名女乘务员，共5人。此前由于莫斯科天气不佳，该机已经在沃罗涅日滞留两天，旅客等不及都改坐火车先走了。11月5日收到天气好转的通知，Л4181航班在没有乘客的情况下继续飞向莫斯科，却因为排队降落的飞机太多，被迫盘旋两小时之久。18:07塔台终于批准Л4181航班降落，此刻燃油已经所剩无几，能见度300-400米，云底高度约30-50米。机组在执行标准低空转向动作时失速，坠落距离机场约7千米的雅米谢沃村外，五人全部遇难，两位驾驶和机械师当场死亡，报务员和女乘务员送医不治。

民航管理局近卫第10航空运输师编号СССР-Л946的道格拉斯C-47飞机从柏林-舍讷费尔德机场出发执行客运任务，中途曾在里加停留加油。机组包括两位驾驶、机械师和报务员，从里加起飞时载有22名乘客。该航班同样在伏努科沃机场附近盘旋等候两小时，18:27开始在浓雾中下降，能见度600米。由于进场时错过跑道的”Т”字着陆标志，在标志后300-400米、离地高度10-15米处机组决定拉起复飞。不料引擎功率突然提高，机头大角度上仰，迅速失去升力，坠毁于着陆标志600-700米处，造成机上13人死亡、13人受伤。

民航管理局利沃夫独立飞行大队编号СССР-Л4207的里-2型飞机从维尔纽斯出发执行客运任务。机组成员包括机长、副驾驶、机械师和报务员，乘客22人。该航班在等待空域盘旋1小时15分钟，17:45得到降落许可。因机上自动无线电罗盘故障，遂在塔台指引下尝试着陆，航空调度员通过雷达屏幕密切关注。机组共执行5次进场，调度员发出60多个方位数据，第4次进场时飞行员主动放弃重新盘旋，但最后一次进场途中燃料彻底耗尽，飞机失控坠落，撞击照明灯杆，18:55触地，导致1名乘客死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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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深的贝加尔湖充满神秘感，布里亚特人对其敬拜如神祗，各种上古传说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另一方面，危险的暗流、夜间的火光、频繁的地震无不令人心生恐惧。

来到旅游胜地奥利洪岛(Ольхон)，白天听导游讲故事不觉得可怕，夏夜如湖面般静谧清澈，令人不由怀疑难道种种传说都是虚构？或许并没什么狂暴烈风从萨尔马河谷吹来，每年也没有几十个人不明不白死亡。但真正的贝加尔湖可能不像表面上那么“温柔”。

原潜艇军官、著名UFO专家弗拉基米尔·阿札札的书提到过贝加尔湖“黑色潜水员”的故事。据他说：1982年军队在贝加尔湖进行潜水员例行训练，至于训练的具体位置不得而知，大家普遍相信靠近北部水域。

当训练进行到水下50米深度，军事潜水员们发现一些人形生物，远看似人类，但体长三米又表明不是人类。这些生物的轮廓其实不是黑色而是银色，头戴某种透明球体，肯定不是什么“人鱼”。情况迅速报告指挥员，据说其中一位军官决定不惜代价捕获一只送交上级。没想到这些“泳客”不好惹，它们膂力奇大，把军事潜水员像玩具似的抛来抛去，甚至直接掷出水面。结果三名潜水员死于减压症，另四人进高压舱治疗。

听起来特不靠谱？一位当地记者谢尔盖·沃尔科夫准备揭穿这个怪异故事。他联系了北贝加尔斯克市（湖岸最大居民点），那里有个“独立第5海事培训中心”，联邦安全局、内卫部队和紧急情况部的潜水员都在此受训。可想而知，中心管理者直斥该故事“胡言乱语”：首先他们机构从未发生潜水员身亡事故，其次培训中心成立于1996年，历史没那么久远。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1982年的时候贝加尔湖没有潜水员训练？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巴拉克拉瓦海军潜水学校部分人员疏散至贝加尔湖南岸小城斯柳江卡，借住“铁路员工文化宫”。又建立了专用训练码头，把一些设备沉入浅层湖床供学员练习搜救和水下爆破等科目。1942-1943年冬季严寒，潜水学员被迫在极端条件下受训，冰窟窿很快被冰块填满，搭帐篷生炉子加热无济于事。直到1944年学校才迁回温暖的黑海边。

但贝加尔湖潜水训练并没中断太久。1976年建设贝阿铁路干线时曾有一支12艘巡逻艇组成的水上大队，也许他们就是故事的基础？潜水员完全有可能来自别的地区。

有意思的是，一些当地学者没把这个故事当谣传。例如布里亚特方志学家阿列克谢·季瓦年科就认为潜水员可能真的看见了什么——不是海豹。

据季瓦年科介绍，贝加尔湖渔民很重视所谓“银色泳客”的问题。距离斯柳江卡40千米的库尔图克村民尼古拉·基利耶夫曾告诉方志学家，他1990年代有一回和朋友在环贝加尔湖铁路附近捕鱼——必须指出这个地方的湖水深达1400米，夏天水温低于3摄氏度，万一掉进去凶多吉少。几个人白天捕鱼，半夜惊见巨大银色生物从冰冷湖底跃出水面嬉戏。由于害怕怪物掀翻汽艇，他们扔掉渔网、发动引擎逃回村子，再不敢去那附近打渔了。基利耶夫站在岸边把事发位置指给季瓦年科看，同行的渔民也大致描述了情况。但这些目击者中基利耶夫是唯一活着的，其他人随后都去世了。

“和平号”深潜器团队得知此事，颇感兴趣。2008-2010年进行大型综合科考活动，潜水160次，季瓦年科亦有幸参观贝加尔湖深处。他说当时下潜位置就是军事潜水员遭遇“泳客”的位置，可惜什么都没看到。

季瓦年科还表示，跟他交流过的紧急情况部专家不仅相信渔民的叙述，而且证实了1982年的事故。季瓦年科回忆起他在巴尔古津湾偶遇军人，问对方来做什么，士兵们含糊回答探测水深，因为“湖泊学家不完全了解水下生物”。

亚历山大·科洛蒂洛写的《贝加尔湖水兵》一书似乎能够间接证实季瓦年科的说法。书中谈到1960年代开始人们对贝加尔湖的研究兴趣再度高涨，地理学家和制图专家频繁来到岸边，考察船反复驶过湖面……

季瓦年科承认贝加尔湖有不少难解之谜：如果你在湖边点燃篝火连续宿营多日，可能会看见湖底深处的辉光、湖面游弋的“灯火”，听到令人胆寒的声响。

季瓦年科本人三次目睹湖上UFO现象。第一次是在博雅尔斯克火车站（湖东南岸）附近私人别墅，透过窗口望见湖面有个巨型白球静止不动，不像湖底逸出的可燃气体。第二次是在坦霍伊村的温暖夏夜，望见一个”小而黑”的物体从高空急速俯冲，眼看差几米接触水面，陡然改变轨迹。季瓦年科和朋友们（约10位）以为这个东西马上要撞击渔船了，岂料突然消失无踪，仿佛从没出现过。第三次是望见一个银色/橙黄色雪茄形物体从屯津斯卡亚山谷飞出，在贝加尔湖上空释出三个小球散开，继续奔向哈马尔达班山脉。季瓦年科估计该物体长约200米，宽约50米，事后听说乌兰乌德那边也目击到了。

季瓦年科查阅旧档案，意外看到两份惊人的文件。第一份记载1909年曾出现相似物体，人们在外贝加尔铁路目睹它飞向贝加尔湖。

至于“泳客”，季瓦年科找到了百年前托博尔斯克农民库兹明·莫罗科夫的证词。此人说他朋友——贝加尔湖岸居民费德切讲过贝加尔湖里“生活着法老”。有一次这些“法老”狂性发作，击沉一条小船，之后村民想到办法，抛出一张坚固的大渔网，把约50只“法老”拽上岸。“它们模样就像人，有脑袋、胳膊、手，惟腿下面融合的地方像鱼尾”。村民们鞭打“法老”，统统“扔回汪洋”，从此它们再没出现。

传说讲到这里，请广大读者自己判断可信不可信。一方面，阿列克谢·季瓦年科有点像个幻想家；另一方面，他的学术成就并非虚传。此人是外贝加尔民族学博物馆联合创始人之一，当过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档案馆馆长、西伯利亚和远东档案学家委员会委员，还是贝加尔自然资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副博士。他曾在布里亚特挖掘出史前鸵鸟蛋，揭露了500座古代遗迹，以及1650年在贝加尔被蒙古人杀死的俄罗斯使团成员耶罗费·扎波罗茨基的坟墓。此外，他还寻获了本地东正教圣徒瓦尔拉玛·奇科伊斯基的遗骨，在巴尔古津协助确定了失踪多年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多尔之墓，还有古代圣地、堡垒、居民点等相当有意思的物体，甚至传说中沉入贝加尔湖底深不可及之处的高尔察克黄金！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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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6月25日，阿尔泰边疆区比斯克地区“五一”村38岁木匠尼古拉·特鲁布尼科夫偕妻子玛丽亚、妹夫阿纳托利·普利列普斯基去比斯克市集市（今名“中央集市”）选购二手汽车，随身携带2580卢布（1961年货币改革后的“新币”）。当天他们没能买到车，特鲁布尼科夫和普利列普斯基决定喝点儿酒，玛丽亚·特鲁布尼科娃在附近排队购物。

正当俩连襟饮酒之际，民间纠察队员奥格涅夫、警员莱泽宗、佐西姆三人组成的巡逻队走近干预，要求停止在公共场合饮酒。特鲁布尼科夫和普利列普斯基恶语咒骂，引来旁人看热闹。奥格涅夫和莱泽宗合力扭送普利列普斯基进入警务室，特鲁布尼科夫跟佐西姆肢体冲突，撕破后者衬衫。佐西姆吹响口哨，朝天鸣枪，其他警察闻声赶来，制服特鲁布尼科夫塞进警车。玛丽亚·特鲁布尼科娃买完东西返回集市，目睹带钱的丈夫和妹夫被捕，尖叫“警察抢劫啦”。人群越聚越多，竟包围警车将之掀翻。警察不得不释放特鲁布尼科夫，他立即开始大声控诉警察“打人”，“抢走三万卢布”。几名煽动闹事者号召围观群众砸烂警务室、杀死警察，其中确认身份者包括独腿残废老兵维塔利·利辛（37岁无业）、多次因小流氓行为和投机倒把被警方拘留的二等残废米哈伊尔·梅利尼科夫、伊万·利亚霍夫与采购办公室职员拜拉姆·库科耶夫（45岁）。其他积极参与骚乱的有驾驶员斯坦尼斯拉夫·柯西赫、钳工尼古拉·琴佐夫（20岁）、筑路工人米哈伊尔·费拉托夫、米哈伊尔·潘金和扎哈尔·索科洛夫（45岁）。

一时间群情激愤，纷纷向警察投掷石块并动手推搡。尼古拉·琴佐夫掀开警车引擎盖扯断电线，阻止警察逃跑，众人打算揪出佐西姆狠狠收拾他。政府代表试图安抚民众，市警局副局长带着几名下属率先赶到集市，局长奥夫钦尼科夫和比斯克市执委会主席加尔卡维随后抵达，尝试沟通无效，群众对他们报以嘘声。市领导命令使用高压水炮驱散，但骚乱者切断水管，消防队被迫撤离。

于是向地方驻军求援。在士兵们赶来之前，骚乱者继续尝试从掀翻的警车内拖出佐西姆。米哈伊尔·潘金趁乱抢走佐西姆的配枪，但奥夫钦尼科夫眼疾手快将枪夺回，第一发子弹击伤潘金，第二发重伤扎哈尔·索科洛夫（送医不治，次日身亡）。这时佐西姆终于被拖出来，士兵和警察又把他抢回，护送着塞进救护车，但愤怒群众阻拦救护车移动，再次拉出佐西姆暴打。维塔利·利辛以为佐西姆已死，招呼人群停止动粗。之后骚乱继续约5小时，直到被警察和部队平息。

参与镇压骚乱的国安委阿尔泰分局副局长叶夫根尼·多罗霍夫后来说坦克部队进了城，先发射空包弹，接着发射实弹。逮捕约20人，其中3名聋哑人。

1961年7月10日比斯克市收到苏联总检察院指令，要求尽快审理此案。于是开会商定把参加骚乱者分作两类。9月5日-7日第一次开庭，特鲁布尼科夫两口子、潘金、琴佐夫和另三名煽动者出庭；10月3日-6日第二次开庭，利辛、库科耶夫、梅利尼科夫、柯西赫、利亚霍夫和切尔内绍夫出庭。两次审判准备得很匆忙，一些关键问题——比如特鲁布尼科夫随身现金的确切下落——到最后也没搞清楚。

据弗拉基米尔·科兹洛夫《苏联大规模暴动》一书介绍，两次审理共判处三名被告枪决，后改判监禁。然而另一些人指出特鲁布尼科夫实际被执行了死刑，玛丽亚·特鲁布尼科娃监禁10年，其余被告监禁12-15年不等。

该事件无公职人员遇害，参与骚乱者仅一人被杀（或说多人）。地方领导受党内批评，市警局副局长被免职，理由是“镇压骚乱表现犹豫不决，未能确保打击扰乱秩序之徒”。

另据纪录片导演尼古拉·曾科维奇的说法，骚乱具体日期并非6月25日而是21日。参与者约500余人。

比斯克的这次大骚乱发生在其他类似事件如穆罗姆、亚历山德罗夫、新切尔卡斯克之前。虽然这些事件起因各异，但共同的大背景都是物价上涨、日用消费品和食品短缺、工作时间增加、工资降低。

延伸阅读：

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警民冲突骚乱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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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法律禁止在本国境内使用外国货币。虽然刑事处罚很严厉，但仍然有着相当规模的外汇地下黑市，其活动在赫鲁晓夫“解冻”年间达到高峰。

尼基塔·赫鲁晓夫1954年上台，1964年下台，即使在同时代人眼里他的统治也是矛盾的。一方面，赫鲁晓夫公开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推动改革，并实现了人类首次轨道飞行；另一方面，国家生活仍然取决于个人意志——这个人冲动、感情用事，好突发奇想。

约瑟夫·斯大林在位三十年，仅出国两次：德黑兰、波茨坦，目的是同美、英领袖决定战后国际秩序。而赫鲁晓夫则希望成为世界领导人俱乐部正式成员，经常跑出去交流经济经验。他真诚相信苏联体制天下第一，不厌其烦对人家夸耀、推销。而当外国领导人指出苏联的缺陷时，赫鲁晓夫动辄走极端：要么全国“玉米化”，要么处死“令国家蒙羞”的外币贩子。

1957年夏天莫斯科举办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节，131个国家的34000名代表齐聚苏联首都。这次空前盛况让普通苏联人眼界大开，他们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外国平民，第一次领略陌生的异域文化——短裤、文化衫、牛仔裤，第一次察觉自己对舒适、优质、近乎完美的外国产品竟如此渴望却不可即。当一些大学生交换衣服、帽子留念的时候，个别苏联人嗅到了发洋财的机会，他们尽力从外国人手中收购各种东西，之后转卖牟利。

于是“法佐夫卡”（倒外国货的）一词应运而生。敖德萨人信誓旦旦声称这个名词最早出自他们那儿，原本指的是瞅准机会在市场上低价扫货再高价倒卖的贩子。善于投机的首都公民邀请外国人建立买卖关系，这个词在莫斯科口语中就成了英语”for sale”的奇怪变体。

联欢节毕竟短暂，“法佐夫卡”并未因此从小打小闹升级到成熟体系，发展壮大的契机其实是阿拉伯国家军官。赫鲁晓夫时期曾有一些叙利亚和埃及军人到莫斯科军事院校深造，最具冒险精神的苏联“法佐夫卡”开始从他们手里购买外币和黄金而非日用商品。所以这些人才是苏联地下换汇市场的主要推手。

外国游客抵达苏联，只能到大使馆将本国货币兑换卢布，数额有限。但在游客住宿的地方，从来不缺晃来荡去的外汇贩子。政府连锁经营的“小白桦”外汇商店直到1964年才出现。所以在此之前，“法佐夫卡”除了拿着美元、英镑买外国人夹带入境的服装等商品，最主要的还是收购古董金币。它们在欧洲不难获得，只要顺利带过海关，就有苏联人来买走。

金币的最终买主是稀缺商品、化妆品的地下生产者，以及销售柑橘类水果的高加索影子企业家。这批暴发户手里攥着大把卢布不敢存银行，否则就要说明巨额现金来源。所以投资黄金最可靠，但只能通过黑市购买旧金币的途径实现。

俄罗斯作家爱德华·赫卢茨基肯定地说最受欢迎的是尼古拉一世年间的旧俄国金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用来偿还贷款。瑞士的银行储存了太多太多这种金币，1950年代末以9美元一枚的价钱公开出售，辗转带入莫斯科可卖20美元。金英镑（索维林）也在苏联黑市流通，2800卢布一枚。

国安部门当然察觉了地下活动，但刚开始仅仅追踪、监视而已。1959年美国左派经济学家、美共党员维克多·佩洛访问莫斯科，竟有意无意当了一回“吹哨人”。贵客登门，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设宴隆重款待，席间佩洛半开玩笑地问：“在我旅馆外头晃荡的那些人是谁？总来问我有没有东西卖给他们。”又说有个年轻人提出令人惊讶的优惠汇率兑换美元，声称是“苏联新推出的经济政策”。

米高扬打官腔回答：“我们调查一下啊”，随即报告赫鲁晓夫。总书记闻讯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狠狠批评警察不作为，要求克格勃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成立专职打击外汇贩子的部门，搜捕涉外宾馆附近纠缠老外的犯罪分子。克格勃相信这些人不是单打独斗，肯定属于某个组织严密的团伙。有些跑腿的是在校学生，换了外币交给小头目，小头目再上交大头目。经过一番工作，得知幕后老板共三位，真实姓名不详，绰号分别叫“博纳罗蒂”、“斜眼”、“古董商”。

第一位被抓纯属偶然。

1960年9月的一个早晨，某清洁女工在莫斯科波德科洛科尼内胡同一栋房子门口的暖气片后拾获包裹，内有大摞外币。午饭时间来俩青年索还包裹，勇敢的清洁女工非但没给他们，还报了警。警察让她翻看外汇贩子相片，从中认出一位来要包裹的人。这个人早就是警局监视对象，一直没抓。

绰号“博纳罗蒂”的弗拉季斯拉夫·法比申科被拘捕。搜查其住所未发现涉及外汇黑市的任何线索，更糟糕的是包裹内外及钞票上也没他指纹（事后查明他从不亲手接触包裹，总让同伙代拿）。侦查员暂时无法提出指控，只能先扣着他。

克格勃安插一名眼线进入法比申科监室，该眼线设法骗取法比申科信任，得知他租下一间公寓“放东西”。这回撞大运了，不仅缴获巨额美元、英镑，还找到一包50枚金币，签名缩写ЯР。

克格勃调出全部嫌疑犯档案，研判两个字母符合叫“扬·罗科托夫”的人。此人常在阿拉伯军官喜欢去的阿拉戈维饭店附近出没，有时甚至跟阿拉伯人同桌吃喝。负责监视的探员注意到那些军官平日眼高于顶，摆出贵族派头，却对无业游民罗科托夫毕恭毕敬，仿佛他是个大人物。

起初克格勃怀疑罗科托夫可能是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局(ОБХСС)的“编外情报员”，后来证明“斜眼”（罗科托夫小时候上化学课做实验弄伤一只眼）确实给警察提供过有效线索，甚至偶尔举报几个外汇贩子。另外，探员还发现罗科托夫几乎每隔一天都要到莫斯科“列宁格勒”火车站寄存同一个手提箱，行迹十分可疑。当他再次“从城外旅行归来”领取手提箱时，克格勃将其抓捕，从中搜出合计150万美元的黄金和外币。

至于三号老板“古董商”，克格勃探员是在跳蚤市场偶然听到有人向小贩询问他的电话号码，从而侦知其身份——德米特里·雅科夫列夫。他确实做古董买卖，也是ОБХСС线人，而且是三人中唯一爽快交待全部犯罪事实的。

至此案件告破，缴获344000卢布、金币1524枚，英镑、新/旧法国法郎、西德马克、比利时法郎等各国外币若干，估计涉案金额2000万卢布，以苏联标准绝对是天文数字。1960年，法比申科、罗科托夫和雅科夫列夫因违反外汇管理条例，被判处最高刑罚：8年监禁。

如果赫鲁晓夫不再追究的话，这三人无非坐等出狱罢了。但总书记自从1958年就在想尽办法促使美国、英国、法国撤走根据《波茨坦协定》驻扎西柏林的军队，目的是减轻莫斯科支持的东柏林的军事压力。这个议题讨论多次，始终未谈出赫鲁晓夫乐见的结果。历史学家认为其中部分原因是赫鲁晓夫与众不同的外交礼仪，比如威胁美国“埋葬你们”，以及声称“柏林是西方的睾丸”。

西方阵营拒绝让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令全世界面临核子大战。但前一年也就是1961年，赫鲁晓夫访问柏林，又用教师爷口吻嘲讽西方“把这座城市变成泥沼，遍地投机倒把和黑市”。不料人家笑着回应：听说莫斯科的黑市也举世罕见啊。

这话就像一记耳光。赫鲁晓夫飞回莫斯科，怒斥克格勃打击不力。总书记盯上法比申科、罗科托夫和雅科夫列夫案，明确指出判八年太少了，告诫总检察长罗曼·鲁坚科：“别以为您干的是终生职位！”（后来鲁坚科成为唯一死在任上的苏联总检察长）负责审理三人案的莫斯科市法院院长列昂尼德·格罗莫夫被彻底解职。

于是重审正在服刑的法比申科、罗科托夫和雅科夫列夫，改判15年。

事情传开，苏联官办媒体也来登台助阵。几乎每份报纸都报道说这三个外汇贩子对苏维埃制度构成致命威胁，工人群众纷纷要求克里姆林宫和最高法院严办罪犯。莫斯科仪表厂六位工人联名写信控诉：“他们比叛徒更坏，早就该杀，我们要求你们判处这伙人极刑——枪决”。

这封信转交苏共中央，赫鲁晓夫拿去会上宣读，迫使时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签署加强惩办违反外汇管理制度的法令。于是三审法比申科、罗科托夫和雅科夫列夫，按照最新规定全部改判死刑，上诉一律驳回。该判决在法律界引起广泛争议，赫鲁晓夫女婿、《消息报》主编阿列克谢·阿朱别依也认为这样做既违背法律基本原则，又触犯РСФСР《刑法典》第6条之规定，试图帮三人申诉，但总书记心意已决。

换句话说，在国际司法史上，这可能是法院根据晚于犯罪发生时间制定的法律做出死刑判决的唯一例子。

延伸阅读：

苏联的服装业百万富翁

斯大林时代的“私酒之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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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版图上，雅库特地区乃是一片广袤的针叶林，未开发的原始土地充满未解之谜。这里人烟稀少、难以到达，比起两条腿的人类，四条腿的熊或狼更常见。

1978年一个不明飞行物坠落上扬斯克山脚日甘斯克村附近。1990年代莫斯科孔科沃区居民、原克格勃军官安德烈·彼得罗夫告诉记者他曾亲临现场，由于职务原因知道一些关于“飞碟”和“驾驶员”的情况。

彼得罗夫说，1978年2月17日22:13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境内发生不明飞行物坠落事件。位置距离日甘斯克约56千米，在勒拿河右岸、靠近支流贝吉扬河。该飞行物是一个带穹顶的闪亮圆盘，直径6.2米，高3.8米。当地居民表示坠落发生半小时前他们看见村庄上空发生了“UFO交战”。因为防空部队未发现有飞行器侵犯苏联领空，政府直到附近机场员工打电话报告才得知情况。但由于严重霜冻和短暂的冬季日照，军方拒绝出动搜索坠落物体，认为该事件系误报。

1978年6月，极地飞行员驾驶客机自日甘斯克飞往上扬斯克途中意外观察到地面有个银色物体。两次目击证明那里确实有东西，国家安全委员会派出14人特别小组从莫斯科赶赴雅库茨克，转乘两架米-8直升机抵达坠落位置。他们仔细检查了UFO外部，然后用某种特殊材料覆盖，外层包裹防水布。

克格勃军官彼得罗夫就在现场，但只是远远看着，没靠近也不愿靠近“飞碟”，因为近前检查的科学家很快生病了，有两位必须急送雅库茨克大医院抢救——他俩神志模糊，自述虚弱无力，其中一人在营地就开始掉头发。

但科学家还是设法探查了飞行器内部。发现有三层甲板，驾驶舱位于最底层，奇异的茧形座椅坐着两具“外星人”尸体，身长约1.5米，颅大无毛，眼睛大，上下肢皆有六根指头。身穿连体衣，纹饰不同：一个是正方形，另一个是内接三角形的圆形。

为了进一步研究尸体、飞行器和其中的未知技术，找来最大吊运能力8吨的米-6重型直升机，首先把精心包裹的“飞碟”带到雅库茨克，10天后经由乌斯季库特、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运抵“托木斯克-7”保密行政区，即谢韦尔斯克。此地有生产高浓缩铀的设施，经常接收绝密货物，所以无论送来什么都不会引起注意。另外苏联科学家猜测飞行器可能配备核能发动机，谢韦尔斯克正好驻扎着大批物理学家及工程师。

据说他们把飞行器停放在用于储藏核废料的地下掩体，来自苏联各地的科学家对其进行了长时间研究。彼得罗夫声称亲临谢韦尔斯克观看UFO的甚至包括苏联原子科学泰斗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院士，随行的是理论物理学家、物理学/数学博士阿纳托利·洛古诺夫院士。

又过了一年半时间，约在1979年末，飞行器秘密送至苏联高能物理研究所所在地：莫斯科郊外科学城普罗特维诺，安全保存在机库内。科学团队继续研究了近十年光阴，1988年使其再次起飞，可惜只升到离地5米高度就砸落发射台，人类试飞员受伤。从此修复工作暂停，苏联解体后彻底封存。所以飞行器目前状态不明，可能仍在俄罗斯某个仓库，也可能被美国或西欧国家获得？

至于外星飞行员尸体，据称1978年送往伏努科沃机场附近的秘密军事研究所，在地下室进行解剖研究。这些内容超出了原克格勃军官安德烈·彼得罗夫的知密范围，他无法介绍什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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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至今，总有人哀嚎“人民失去了怎样的国家”。本文简单摘录互联网上一些只言片语，希望对回答这个问题有所帮助。请注意，个别回忆描述听起来像都市传说，这自然是难免的。

“……黑海度假结束，我们坐车回家。大巴车半路坏了不能前进，司机一检查，发现连接燃油装置的某根橡胶波纹管破了。于是套上几个安全套，凑合着跑完剩下300公里……”

“……我父母离开拉脱维亚，到科加雷姆市住了几年。我妈原来是专职教钢琴的老师，结果派她去挥舞铲子卸水泥……”

“……35戈比的圆珠笔不能用来写字，但可以在墙上凿个洞，把螺丝钉拧进去……”

“……9年级和10年级之间的暑假棒极了，去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交流旅行。幸运名单提前一年公布，大家想方设法挤掉别人、换上自己，没人相信你这么渴望去布拉格仅仅是为了看建筑。犹太男生女生从开始就没列入名单，这事儿不必明说，也不用讨论。当同学们从布拉格回来，都穿着一模一样的白色胶底运动鞋，鞋面印着捷克斯洛伐克三色旗……”

“……你们还记得吗，八十年代因为奥运会的缘故，学校食堂出现带吸管的纸盒果汁、新西兰黄油和色彩鲜艳的芬兰果酱。包装盒都留下了，试图让它们焕发第二次生命……”

“……最酷的跑鞋是‘苏联阿迪达斯’，因为总跟礼服正装搭配着穿……”

“……本市最酷的商店是二手寄卖店，因为那里有一台进口双卡带录音机……”

“……食用熏香肠，宜利刀薄切，务求片片如纸同，能随轻风入云中。因为您下回再看见这东西，已经是半年后了……”

“……您是否曾在电影院门口被共青团员巡逻队检查日记本？”

“……新年夜强打精神熬着不睡觉，就为了凌晨3点收看‘外国节目’，比如东德电视台、玛丽莱·罗多维奇、卡雷尔·戈特和意大利歌曲……”

“……那时候认为‘麦当劳’属于高级餐厅……”

“……9月1日，我带着封面印有‘奥林匹克-84’图样的日记本走进学校。这个图样是按照‘国际旅行社’宾馆垃圾桶内寻获的一个可口可乐罐体图案不精确描摹复制的……”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牙科仍然使用19世纪的某些技术。举个例子，补牙的充填料是1885年某位德国人发明的，成分完全相同。一旦投入量产，他们没什么理由改变。还有绳索传动的低转速钻牙机，你见过这东西吗？砒霜‘杀神经’止痛术呢？也是19世纪产物，而最糟糕的是根本不止痛……”

“……还有手表，自然是‘火箭’表的外壳加‘胜利’表的机芯。六十年代末父亲把自己手表传给儿子，属于全社会司空见惯的做法……”

“……有个狡黠的幼儿园女老师，带孩子出门散步的时候，偶尔会领上3、4个娃娃去附近食品店买那些按人头限购的东西……”

“……很多东西在1980年奥运会之前消失了，甚至黄油。于是所谓的‘面包片黄油’闪亮登场，主要原料是水……”

“……莫斯科郊外有一家机械制造厂，还有水泥厂和钢筋混凝土构件厂。白班结束，也就是下午四点之后，几乎每一丛灌木底下皆坐着工人。到了夜里九点，他们或被老婆揪出、或自己手脚并用爬出。这些无产阶级的宿舍除了桌子、柜子再没什么像样家具，最高级的文化用品乃是退伍军人纪念相册。从1985年起家家户户门口飘出劣酒味儿，因为都在酿私酒呢……”

“……1975年我妈在莫斯科生下我妹，她讲的经历我永远不忘：首先他们把她衣裤剥光，再用生锈的剃刀刮毛，而且床上没铺床单……”

“……粘飞机模型要用到二氯乙烷溶剂。我记得我爸破口大骂，说二氯乙烷在他们研究所是当作有毒物品保管的，居然做成胶水卖给小孩子。他说的对，这种物质通过吸入、口服或皮肤接触可能损害肝、肾、肺和神经系统……”

“……1987年，一个小男孩的玩具枪包括М-16А1、巴拉贝鲁姆P-08手枪和伯莱塔92F手枪，都是父母从国外买的。但这些高级玩具没什么用，因为无论如何不可拿出家门。傻瓜都知道楼下那帮小混蛋要么直接抢走要么扔树上：‘少跟我臭显摆，我没有你凭什么有’……”

“……当年我在学校拥有绝对的瑰宝——铝制小手枪，是我拿100张口香糖包装纸换的。这玩意儿的确没啥用，但来自同学的艳羡和尊敬却是顶级的……”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有人送我爸爸一个红色的一次性打火机。我爸从来是个不按规矩出牌的人，于是连续两年给打火机注油、换火石，直到最后用裂了……”

“……1986年列宁格勒‘伏龙芝’百货商店，我被乐器柜台孤零零摆着的一个乌克兰铃鼓惊到了……”

“……冬天一些妇女（包括小姑娘甚至男人）不用安全卫生的唇膏，而用‘貂牌’凡士林硬膏涂嘴唇……”

“……想起这事儿我就打哆嗦：乌拉尔某城市的小吃店，出售颜色像淡茶水的液体，女服务员认为这就是浓咖啡……”

“……我奶奶至今留着一些苏联时代买的储备物资。当我看到1981年生产的像石头一样梆梆硬的一袋盐，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勃列日涅夫时代自行车价格相对低廉（就这样也得攒钱），但备用零件总是短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气门嘴难弄，引得个别人做贼。比如你把自行车停在面包店外1分钟，出来就发现气门嘴被拧走了……”

“……六岁那年冬天我妈领我去门诊部。从外头进来一个女人，可能是被到处缺货惹烦了吧，竟提出想买我身上穿的儿童皮袄……”

“……不久前奶奶对我说：你别把小块肥皂都扔了，应该拿旧的化纤袜子装好继续用……”

“……法国著名演员热拉尔·菲利普严重冒犯了全体苏联妇女的尊严。这人参加莫斯科电影节，临走前跑到商店买买买，回去就在巴黎举办苏联女式内衣展。法国人对苏联内衣的款式、颜色和面料感觉不可思议，大姑娘小媳妇看见苏联纺织工人的奇思妙想，被逗得嗤嗤笑：淡蓝和粉红的衬裤仿佛退了色，长棉袜的花色和质感活像瓦楞纸板……”

“……条纹阔腿裤特时髦特流行！用窗帘缝的……”

“……某个认识的叔叔到阿拉斯加办事，花12美元买了双美国产儿童冬靴。但大人禁止我穿去学校，只能出门做客穿，因为在学校会被瞬间偷走……”

“……领退休金的老军人住着拐杖排‘优先队’，也就是跟普通排队者平行，颤颤巍巍一个挨着一个。这事儿我可忘不了……”

“……每天上完8小时的班，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你想想看，现在的时尚杂志《女职工》当年会刊登怎样用丈夫旧衬衫给孩子做衣服的建议——这不是笑话……”

“……1978年莫斯科，百货商店开业，我特意早去免得排队。顾客越聚越多，大门一开蜂拥往里挤，某位男士的手指被门边的装饰格栅卡住了，随即被旁人撞倒，手指断裂……”

“……我忘了具体什么情况，反正有个卖肉的欠我爸爸不少。所以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家吃肉不成问题……”

“……为了去拍护照相片，问邻居借‘阿迪达斯’运动服穿。这是真事儿，不是编的段子……”

“……日本磁带的包装膜留着不扔。用刀尖仔仔细细从侧面划开，做成取放磁带的‘小抽屉’，或者就把普通的苏联磁带插进去，反正一眼瞧不出来……”

“……学院发食物‘餐包’，既有稀缺商品，也有大麦米这种没人要的玩意儿。起码八十年代的彼得堡是如此……”

“……我们大学附近（1989年前后）有个店‘投放’波兰化妆品……正门紧闭，顾客涌到后门抢购，深冬12月大排长队……后来传出消息说不卖了，店主把货藏起来给二道贩子留着呢……哎呀，那种愤恨，冻在脸颊的泪珠，还有屈辱感，简直了。这事儿千真万确，天寒地冻站5个小时，我的脚都快冻坏了，就为买几管口红，可能还买别的……”

“……我爸酒量不行，但逢着节日还是愿意喝点儿。小摊买两杯克瓦斯，却不能走远躲开那些醉汉，女售货员会喊：‘站窗前让我看见你们’，生怕把杯子给拿跑了……”

“……我妈以前在食堂工作，七十年代的时候她给我讲过一位从集体农场往城里运牛奶的送货员如何被警察抓现行的故事。这伙计停车在路边，每桶牛奶倒出些来，再往里掺水稀释，随地捡个木棍搅拌……”

“……格鲁吉亚和克拉斯诺达尔的茶叶分等级，最差的二级搀着碎草木屑，‘特级’则是‘本土茶’和印度或锡兰茶的混合品……”

“……商店摆着桦树汁罐头，巴掌长短的腌黄瓜和腌菜。没肉。集市上有肉，但比商店贵好几倍。售货员先把骨头拿出来卖，骨头卖光了才卖肉……”

“……我曾经买回一个写着‘午餐’的罐头，用土豆、圆葱和大蒜炒了，很好吃。第二天人家告诉我这是喂猫的鸡肉罐头。但确实好吃啊！比如今俄罗斯的那些给人吃的肉罐头更好！”（摘自开战斗机叛逃日本又定居美国的维克多·别连科的回忆录）

“……咱国家向工人销售汽车的时候，就跟投机商人没两样。一台‘日古利’（仿‘菲亚特124’）外销价1000美元左右，国内售价7500卢布；一台‘伏尔加’外销价2000块，卖给国内工人15000，就这还买不着呢。缺货啊，缺货，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吗，如今的女人想买点儿漂亮东西（短衫、裙子、高跟鞋），最简单的途径就是上厕所。对，没错，走进彼得罗夫卡街或‘古姆’的某个公共厕所，里头有二道贩子倒卖外国服装。关键在于，警察不想管女厕所的事……”

“……进入罗斯托夫，找到汽车宿营地……领回床单——这件事我得专门讲讲——感觉不但没洗净，而且潮乎乎的。展开一看，我们都惊得心悦诚服：床单有个大窟窿，但是他们折叠的特别巧妙，你去领的时候根本发现不了……”

“……莫斯科‘索科利尼基’体育场举行苏联-加拿大青年冰球赛，结果以悲剧收场。加拿大人出于好意派发口香糖，不料引起争抢踩踏，21人身亡……”

“……拿旧裤衩或旧汗衫做月经带，剪成几个长条形缝在一起。使用后洗净（煮沸），晾干……”

“……秋季为了保持足部干燥，先往脚上套塑料袋，再穿靴子。当然，塑料袋是洗过晾干重复使用的……”

“……有一回堂兄从远东来做客，捎给我家一箱橙子。我们把橙子拿到外面像球似的滚来滚去，直到有人指出这是水果……”

“……厕纸永远供不应求，所以但凡看见哪儿排队一定要挤进去。而且大家都尽可能多买（限购），十卷、二十卷用绳穿起来，手里拎、脖上挂……”

“……你去买土豆，发现小得像豌豆，偶尔还有烂的，而且摆成一排不准拣选。刚想动手，女售货员立即尖叫：‘挨着拿，不让挑！’去的晚了，牛奶只有别人买剩下的，要么漏了要么涨袋了，你拿起其中还算像样的，小心翼翼捧回家……”

“……我记得一位朋友的的故事，她是萨哈林人。那个地方常有从日本漂来的各种垃圾冲上海岸，当地人就收集起来，倒不是卖废品，而是取用其中可‘回收’的东西——小盒子、小罐罐之类，以及日本旧鞋……他们把鞋面、鞋帮切掉，只留鞋底，再自制上半部分粘牢。据说人人都穿这种‘便鞋’……”

延伸阅读：

重返苏联便捷指南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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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初加拿大安大略省“加里·卡普”青年冰球队访问苏联进行友谊赛，计划举办五场赛事：对阵苏联青年联队两场、莫斯科“斯巴达克”队两场、“苏维埃之翼”队一场。这次访问系“箭牌”口香糖公司赞助，加拿大队员按照合同条款每人携带15千克口香糖，要求在比赛期间分发给观众，公司派代表随行，使用电影摄像机拍摄以做广告素材。

当时的苏联不生产口香糖，进口货广受苏联中小学生追捧，孩子们经常在街头围着外国游客索要，除非家里大人有机会去西方出差买回。老师和辅导员千方百计跟口香糖作斗争，吓唬学生咀嚼口香糖会得溃疡和胃炎，强迫他们当众吐出，在班会上公开批评，并叫家长到校聆训。

3月10日在索科利尼基体育馆举行第三场比赛，友好的加拿大人免费分发口香糖的消息早已传遍莫斯科各学校，所以4500名观众大部分是青少年。加拿大代表团照例抛撒口香糖，同时拍摄苏联学生兴高采烈争抢的画面。但看台布置了军人和警察，他们尽可能阻止观众弯腰捡拾。也就是说许多人第一时间没拿到。

当晚虽然座无虚席，但索科利尼基体育场负责人却脱岗外出，副手认为一切顺利也走了，只剩值班管理员和醉酒状态的电工留守现场。比赛结束之际，忽然传说剩余的口香糖将在加拿大队乘坐的大巴车附近赠送！那时的索科利尼基体育场只有四个出入口，距离地铁站最近的、也是距离大巴车最近的东南门锁闭。求糖心切的观众不知情况，集体涌向东南门。电工误以为观众已撤离看台，按错开关过早熄灭了整个照明灯光。

于是兴冲冲的年轻人在黑暗和混乱中发生拥挤，有人跌倒被踩，有人大喊大叫、有人几乎窒息……警察试图把东南方向的观众护送到东北方向，却发现东北门也推不开。结果造成21人死亡，其中13人未满16岁，另外25人不同程度受伤。

法院以《刑法典》第172条“玩忽职守”罪判处体育馆主任亚历山大·鲍里索夫三年监禁、副手缓刑，第79警察局局长和索科利尼基区内务局治安巡逻队负责人分别获刑三年。但同年12月这些人全部特赦出狱，亚历山大·鲍里索夫被任命为“卢日尼基”大型体育场主任。

莫斯科市体委体育设施部部长尼古拉·科济林事发当天在东德汉堡市出差，回国即被免职。

事故发生后索科利尼基体育馆进行了长时间维修改造，拓宽过道、强化照明、减缓台阶倾斜度，出入口楼梯也从四个增加到十个。

由于1980年奥运会开幕在即，国家领导人决定在苏联境内生产口香糖。1976-1977年第一批生产线在比斯克、埃里温、顿河畔罗斯托夫、塔林等城市陆续投入使用。

2013年4月索科利尼基体育馆安置纪念牌匾，永远缅怀遇难者。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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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低调？
– 打赢战争、开垦荒地、复兴国家，之后二十年对此绝口不提！
（勃列日涅夫时代笑话）

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名下著作的印数以百万计，强行冠以文学之名，列入教学大纲，共青团员和党员必须阅读并摘抄要点。可到了八十年代末又被成批搬出书店，当作废纸销毁。即使是从电影、文字、长辈口中间接了解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年轻人，多半也听说过封面作者为“勃列日涅夫”的几本回忆录。但这些苏联宣传丰碑究竟出自谁人之手呢？

估计只有最天真、最幼稚的苏联公民才会相信：大名鼎鼎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同性接吻爱好者、各种勋章获得者就是他回忆录的实际撰写者。拥护“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之人可能会提出总书记公务繁忙、日理万机，无暇亲自动笔，不得不寻求“捉刀人”协助，毕竟连文豪大仲马不也曾找人代笔吗？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则通过创作嘲讽勃列日涅夫及其“文学作品”的笑话、双关谐语和民谣来抖机灵、找乐子。在所谓“停滞时期”，开这种玩笑肯定比斯大林时期更安全，但也不排除会被有关部门盯上。

戈尔巴乔夫改革后，当局不再试图掩盖“勃列日涅夫三部曲”——《小地》、《复兴》和《处女地》——出自他人之手的事实。现存政治局档案和直接参与者的回忆都表明这三本书的作者另有其人。

塔斯社（苏联通讯社）原社长列昂尼德·扎米亚京后来写道：“这本书是历史文献。列昂尼德·伊里奇虽没动笔写这本书，但书是用他自己的话语写的，来自他政治秘书的工作日记。曾经有人问我，《小地》是不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写的？我说不是他写的，但他是作者，由擅长文字的人基于他的话语进行文学加工而成。勃列日涅夫并不以行文见长……”

目前普遍认可的说法：《小地》出自苏联著名评论员阿尔卡季·萨赫宁，他曾在《消息报》、《真理报》和《共青团真理报》工作；《复兴》出自评论员、作家、剧作家阿纳托利·阿格拉诺夫斯基；《处女地》出自《真理报》记者亚历山大·穆尔津。穆尔津本人证实这种说法，苏联解体后他对公众分享了关于创作“三部曲”的详细回忆。

据穆尔津说，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出书是列昂尼德·扎米亚京和后来的总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想法，也是政治局设法提高领袖民间威望和受欢迎程度工作的一部分。这项工作很有必要，因为年届七十的勃列日涅夫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逐步恶化，在人民眼中渐渐沦为漫画式人物，成为各种笑料、戏言的主角。

但显然他俩过于乐观，没想到最后帮了倒忙——谁会相信一个说话含糊、常常搞不清自己在哪、身边发生什么的老病之人突然创作力大爆发，一下子写出三本书？

穆尔津说为这个项目召集了一批苏联顶尖记者，根据各人长项分配任务。他本人是农业课题专家，参加《处女地》小组，这本书讲述苏联国民经济领域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一：开垦生荒地的故事，勃列日涅夫当时担任哈萨克斯坦第一书记。虽然形式上只要求大记者们“帮助收集材料”，保证勃列日涅夫日后会亲自撰写或口授回忆录，但从头到尾他们都是在党委领导的警惕目光下代笔写出一字一句。

亚历山大·穆尔津回忆：“这工作很无聊也很复杂，我自己到处寻找当年的垦荒者、地委书记、国营农场经理和哈萨克各部长、各领导，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人，包括勃列日涅夫的飞行员、他坐火车视察生荒地时端茶送饭的女服务员等。可毕竟年头久了，各种胡说八道日积月累，叙述中夹杂着吹捧和公然的谎话……”

但“勃列日涅夫回忆录”系列并未就此告终，《工厂喇叭声中的生活》、《祖国情怀》、《摩尔达维亚之春》、《航天的十月》、《关于共产党员的话》之类续作甚至在“署名作者”逝世后依然被收入《回忆录合集》。它们真正的执笔者至今未知，惟《航天的十月》例外——出自弗拉基米尔·古巴廖夫之手。此人跟那些公开自嘲的“同事”们不一样，他是以诚心诚意的态度来做这件事。古巴廖夫本身擅长航天和宇宙探索方面题材，所以被委托撰写总书记回忆录之一，介绍苏联航天成就及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间的核子航天竞赛。

古巴廖夫后来写道：“我很高兴参与这部分工作。关键是我意识到：出现了一个能够如实、公开描述我国航天员和在此领域工作的人的绝佳机会……我以为审查机构不敢删改本书，因为它被冠以威严的、全能的Л. И.勃列日涅夫之名……”

然而天不随人愿。《航天的十月》写完呈送党中央，打算勃列日涅夫寿辰时出版。古巴廖夫得知以总书记助手为代表的“党内高层”已经读过他的书稿并予以放行，于是他相信自己忠实完成了党交办的任务，静待《航天的十月》付梓。岂知勃列日涅夫突然辞世，原计划全乱套了。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本来就对书稿中涉及国防和该领域顶尖专家活动的“机密内容”持反对意见，遂进行全面编辑，大幅度删除了上述内容。最终面世的这本“回忆录”仍然是个阉割版。古巴廖夫说：“删节是机械式的，甚至带着几分怨恨……”

由于外部干扰，书稿描述的一些时间和事件变得不准确，甚至出现了张冠李戴的谬误。当这本书真正作者的姓名大白于天下后，古巴廖夫不得不忍受来自同行的讥刺和嘲笑，虽然他当初并没写错。

亚历山大·穆尔津声称总书记没读过“自己的”回忆录（儿按：此言存疑，本文题图即勃列日涅夫在回忆录上签名），既没见过、也不知晓替自己代笔的是什么人。跟他直接沟通的从来都是党内助手。唯一的例外是《共青团真理报》某工作人员，姓名不详，长时间在他身边陪伴、观察。为什么安排这么个人？因为党内高层的出书计划没想就此止步，已经开始筹备创作下一部“勃列日涅夫回忆录”，题目是《在总书记岗位上》。然而总书记的亡故、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以及改革，就像盘旋在苏联国家上空的幽灵，阻挠了他们计划的实施。

那么给勃列日涅夫当捉刀人的报酬有多少？亚历山大·穆尔津说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亲口许诺过金钱补助，可惜未兑现。列昂尼德·伊里奇作为“三部曲”的署名作者，于1979年获得列宁（文学）奖。所以如果按照穆尔津的说法，真正的执笔者没拿到任何金钱、特权住宅或小汽车以酬谢他们“溜须拍马”的成绩。后来亚历山大·穆尔津“因长期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并祝贺其50岁生日”获颁“人民友谊勋章”，阿尔卡季·萨赫宁获颁“十月革命勋章”，他们觉得，这些勋章也算是对他们完成创造性工作的一种奖励。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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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6月4日，一列运载着100多吨炸药的货运火车途经阿尔扎马斯1号车站，突然发生剧烈爆炸，造成91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若非该车因故晚点，后果恐将更加惨重。虽然政府高层进行了详细调查，但导致爆炸的真实原因一直众说纷纭。

6月4日上午9:32，从捷尔任斯克开出的3115次货运列车驶入阿尔扎马斯1号火车站。车上载有30吨TNT炸药、25吨阿芒拿炸药、5吨硝铵二硝基萘炸药、30吨黑索金炸药、27吨奥克托金炸药等危险品共117.7吨，目的地是哈萨克斯坦的矿场和企业。

列车慢速缓缓驶过道岔，距离车站大楼约300米处突然发出巨响。远距离目击者一致表示看到蘑菇云冲天升起好似原子弹。爆心位置地面形成深10米、直径80多米的椭圆形弹坑，250米铁轨扭曲断裂。车站几百米外151座民房被荡平，823个家庭失去住所。一辆正好在交叉道口等候列车通过的公交大巴上几乎全体遇难，附近另几辆小车的驾乘人员亦未幸免。

事后统计91人死亡（包括17名儿童），700多人受伤，其中约300人伤势严重。城市基础设施受损程度仿佛挨了重型轰炸机群空袭，约200座房屋毁坏到无法修复，其他600多座建筑相对较轻。学校、幼儿园、医院、火车站和全部铁路交通瘫痪，燃气、供电、供水、污水处理和有线电话中断。

不幸中的万幸是，由于该列车在前一个站点被延误，爆炸时跟附近油库尚有一段安全距离。否则一旦殃及油库，伤亡情况简直不敢想象。50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阻止火势蔓延，因供水系统停转，不得不从河道取水。附近4000名群众被紧急疏散。

几小时后，莫斯科军区首长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根纳季·韦杰尔尼科夫率领政府委员会抵达阿尔扎马斯市主持调查工作。1988年的苏联推行开放政策，各路媒体进行报道不受限制。全国各界无不关心高尔基州（下诺夫哥罗德州）这起严重事件，许多城市发起募捐活动。

政府委员会审查了关于爆炸原因的各种猜测，起初认为临近铁轨的燃气管道起火引燃炸药，但这种说法后来被否定。其他版本包括运输期间违反安全规定（一些炸药从袋子里洒漏到车厢地面）、意外火花引爆、炸药自爆等，也不能排除敌对国家特工或恐怖分子袭击的可能性。虽然1988年的苏联社会局势不稳，但未找到人为破坏的确凿证据。

总之，尽管进行了几个月工作，委员会仍无法认定事故原因。公文材料未对外公布，官方结论措辞模糊，表示：“爆炸原因是违反危险品运输规定，混合装载起爆药和炸药”。政府态度含混，社会上自然流传起各种阴谋论。

阴谋论之一称事故当天还有一趟秘密专列进入阿尔扎马斯1号车站，车上载有阿尔扎马斯-16保密行政区（萨罗夫）制造、运往北方舰队的核弹头。该专列由海军陆战队战士押车，是恐怖分子的目标。但此类列车的运行路线和时刻表属于绝密事项，所以这种观点无从证实或否定。阴谋论之二则称恐怖分子的目标就是油库，只是因为列车因故延误，所以爆炸时没在油库近旁，否则损失将更大。

支持阴谋论者以一本1988年普通挂历为依据，主角是男演员奥列格·扬科夫斯基。由于印刷原因，6月4日这一天似乎被“高亮显示”了，而奥列格的腕表指针指向9:35，几乎正好是爆炸时间。阴谋论者相信这绝非巧合，要么是知情者的暗示警告，要么是幕后黑手给袭击者的信号。他们还提出阿尔扎马斯火车站事故后又发生了一连串类似悲剧，比如同年10月4日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火车站大爆炸和次年6月4日的乌法附近铁路大爆炸——这倒是没法反驳。

政府官员通常极力否认阴谋论和无端假设，但阿尔扎马斯爆炸不同，至少三位参与过调查的高级官员曾公开表示认可“恐怖袭击”观点。下诺夫哥罗德州前州长（1997-2001）伊万·斯克利亚罗夫1988年是阿尔扎马斯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早在1990年代就声称此次爆炸是“人为灾难”。接替他担任州长的根纳季·霍德列夫1988年是地委第二书记，2003年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侦查机关做了许多实验，却从未确定原因。我个人的观点是，我还没被说服——这就是破坏活动”。

1988年任阿尔扎马斯市委书记的米哈伊尔·巴拉金2008年接受采访时也说：“我向来认为，今天同样认为，这是一次下流的、残忍的破坏活动…… 巧合太多，不能称之为偶然…… 装载炸药的三节车厢不可能同时爆炸，需要有强力起爆装置，不排除所谓的磁性地雷。假如爆炸按照坏人原定计划发生在油库旁，那么阿尔扎马斯就没了，我们就成另一个广岛了。我再多讲两句，爆炸发生的时间，严格来说本应是全苏航空航天工业领头专家在‘韵律’文化馆开会的时间，其中包括16位主要设计师，也就是全国的技术和科研精英齐聚本市。但由于天气炎热，我们在最后一刻把会议地点改到了‘莫洛佐夫斯基’度假旅馆”。

所以，发生在1988年导致91人遇难的阿尔扎马斯火车站大爆炸事故的真实原因，至今仍然成谜。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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