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苏联历史，似乎没有哪个族群像罗姆人（吉普赛人/茨冈人）这样与苏维埃体制格格不入。他们热爱自己的生活，不关心政治和阶级成分。当局曾视他们为“异己”，千方百计斗争他们。

“吉普赛人/茨冈人”不是单一民族，而是多个族群的统称。他们自称“罗姆”，一种观点认为该词源自古代印度-雅利安语，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罗马”（拜占庭）之意。这些人热爱自由，倾向流浪生活，音乐和舞蹈热情奔放。表面看起来他们喜欢交流，有着开放的心灵，但实际并非如此。

罗姆人不接纳外族人进入自己生活圈子，长久以来保持种姓观念，自己人是“罗姆”，其他人全是“嘎缴”。

罗姆人没有书面历史，共同记忆口口相传。他们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屡屡遭到歧视、迫害，却不愿过多宣扬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比如纳粹德国对他们的大屠杀，以及苏联政府强迫他们改变生活方式的斗争。

人口普查很难得出苏联境内罗姆人的准确数字，因为很长时间不给他们发放身份证件，流浪生活方式也不利于进行统计。1926年苏联人口普查登记罗姆人约6.1万，由于不信任政府代表，他们或躲藏、或冒充其他民族人士，所以实际人数应该更多。到了1937年该数字仅为二千，这种骤减显然不会仅仅是由于居无定所造成的，肯定还有其他因素，比如集体化。

必须指出，十月革命是对原俄帝国境内各阶层罗姆人的严峻考验。首先遭受新政权铁拳的是少数富裕罗姆人：商人、房主和地主。固有思维方式不允许他们公开反抗，罗姆人珍视生命胜过一切财产，所以这些一无所有的定居罗姆人不得不“回归旧道”，重新流浪。

此外，“资本家”、“富农”和“统治阶级”的消失造成以提供服务为业的普通罗姆人失去主要客户群。餐厅纷纷关门，大家没钱也没心情唱歌、跳舞、看戏、算命，亦不再购买罗姆人生产的种种商品。

苏联政府下大力气“同化”罗姆人，夺走马匹和家产，但收效甚微，这些人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罗姆人的宗教信仰也是强迫他们接受新制度的一大障碍，即使那些参加红军或共青团的罗姆人依然会在家里保留“红色角落”，按自己的习俗洗礼、嫁娶。

苏联政府印刷罗姆语宣传册，告诉罗姆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可他们不愿也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社会一分子，于是镇压从天而降。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布尔什维克政府曾将罗姆人视为盟友，误以为他们的贫穷和“流浪集体主义”是一种阶级亲近的象征。而实际上罗姆人群体基本不问政治，他们不接受把人划分成不同阶级，更不用说军事独裁了。布尔什维克错误假设罗姆人普遍“贫穷”必然憎恨“富人”，却没看到正是由于富人的存在罗姆人才能够生活。而且罗姆人十分推崇贸易，并不相信从事商贸的人比从事生产的人低贱。

当苏联政府意识到无法真正同化罗姆人，立即把他们打入“不可信行列”。1932年苏联推行国内护照，有户口、有护照的人才可以领取食品配给证。城市被分为“开放”和“保密”两种，后者不允许罗姆人居住。同时开展抓捕、驱逐罗姆人的特别行动，仅1933年6月23日-7月3日就抓获、流放5470名。

此类围捕行动遍及苏联各地，大批罗姆人被押送到诺里尔斯克、乌赫塔、鄂毕河畔和泰加森林的寒冷定居点。胆敢逃跑的人（为数不少）判处劳改营服刑。

苏联当局不仅以政治罪名指控罗姆人，还指控他们进行非法外币交易，有些甚至到了荒唐的程度。1934年列宁格勒市逮捕一个科特里亚雷罗姆人锡匠，他把自己全部积蓄换成了黄金首饰。除照例指控他“反革命”、“间谍活动”外，还硬说他私购外币，依据是此人用外国硬币制作项链。最后该锡匠被判刑十年、没收全部财产。

但倒霉的不光他一个，大城市里面整个锡匠行业都被抓。锻冶对罗姆人来说乃是传统行当，对苏联政府来说则是操纵贵金属。而且罗姆人素来有把收入兑换成各国金币的习惯。此类“罪犯”不仅有判重刑的，甚至有枪决的。

战争年代，纳粹军队在苏联被占领土大肆屠杀犹太人、罗姆人，有研究认为至少三万罗姆人遇难。许多罗姆人被苏联红军和敌后游击队拯救。1956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颁布的定居法令对苏联罗姆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该文件全称《关于从事流浪的茨冈人参加劳动》。它的意义在于国家层面第一次称呼罗姆人为“茨冈人”，视他们为“社会寄生虫”，更有可能针对其民族特征进行迫害。文件规定：拒绝定居的罗姆人最高可判五年。

地方政府继续满街搜捕罗姆人，指控他们从事非法交易（投机倒把）和游荡寄生。但另一方面，该法令也为罗姆人提供了出路，一些罗姆人搬进政府分配的新家，半自愿半被迫地接受“正式工作”，甚至在企业或集体农庄担任相应职务。这些罗姆人可以说已经充分社会主义化了，不再主动宣扬自己的民族。

随着机械化生产普及，罗姆人传统营生——养马变得越来越没意义，被迫以极低价贱卖。坚持抗拒的人可能会被抓。

总体而言，今天对苏联罗姆人在这段时期待遇的评价是正面的。国家试图促进罗姆人就业，开设罗姆儿童学校，拨给房屋和土地，90%的人因此渐渐定居下来。

罗姆人的文化早已融入俄罗斯文化之中，无论集体化、身份歧视或镇压都无法使苏联人民放弃对罗姆音乐和歌舞的喜爱。罗姆人乐团成功在苏联各城市举办巡演，电视台制作播出面向罗姆人的节目，介绍罗姆人生活的影片在国内放映时观众反响热烈。

因此可以说，苏联政府既对罗姆人施加过迫害，也释放出善意。为使他们社会主义化，国家大力宣传罗姆人是苏联大家庭之一员。电影《神出鬼没的复仇者》角色之一罗姆人亚什卡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热情不逊于俄罗斯战友，加林娜·勃列日涅娃也曾为罗姆人权益奔走呼吁。1989年，“罗姆克赫尔”（“茨冈之家”）文化和教育协会在莫斯科成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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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被称作“第二面包”(Второй хлеб)，苏联时代过来的一些老人至今保持着开春时节到乡下别墅刨地种土豆的习惯。但古时候情况可不是这样。马铃薯进入俄罗斯之初农民普遍拒绝种植，叫这种块根植物“撒旦的苹果”、“恶魔的唾沫”，甚至引发暴动，朝廷不得不派兵弹压。

数百年来，耐储存的芜菁和萝卜一直是俄罗斯农民重要食物来源，或煮汤、油炸、烤馅饼，或发酵酿酒。西班牙征服者把土豆从美洲原产地带到欧洲，约在18世纪初经由未知途径传入俄罗斯，花了很久才在农民餐桌上占据一席之地。虽然故老相传彼得大帝访问荷兰期间品尝了土豆，很喜欢，欣然购买几桶发回老家——但这仅仅是传说而已。当年俄罗斯使馆所在的鹿特丹，各种商贸活动都被严格记录、保存，荷兰文献所载最早的土豆交易发生在1742年，也就是彼得大帝驾崩十七年后。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1730年曾有一盘子土豆被端到安娜·伊凡诺芙娜女皇面前。资料显示近卫谢苗诺夫斯基团的军官逢着放假也会吃土豆。叶卡捷琳娜二世曾试图推广土豆，采购8吨，要求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周边、波罗的海沿岸和诺夫哥罗德种植。可惜大部分冻坏了，幸存的少部分交付农民埋入土中，却似乎忘记告诉他们怎样处理和食用。

农民不喜欢生土豆的味道，一些人误食绿色浆果和花序中毒。这种“德国菜”没能赢得老百姓欢心，但仍继续在俄罗斯北方地区播种，替代因寒冷不适宜生长的小麦。诺夫哥罗德总督雅科夫·西韦尔斯写道：“本省农民乐意栽培‘地苹果’。或者炖煮吃，或者搁汤里，或者当一种蛋糕馅料用”。而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农民则对土豆心怀敌意。

受自然环境和技术水平所限，古代俄罗斯大部分地区从事农业困难，作物歉收和饥荒司空见惯。1840年饥荒又起，尼古拉一世皇帝命令全部省份大规模推广土豆。为此成立了分发种植材料的社会机构，派员指导栽种、储存和利用，并奖励那些种植土豆成绩优秀的人。

但辟出一块田种土豆是一回事，用土豆取代传统的小麦和芜菁就是另一回事了。农民们不愿放弃本地小麦改吃“德国菜”，低声发牢骚，明着暗着抗拒。地方官态度粗暴，不择手段执行圣旨，激起弗拉基米尔、萨拉托夫、托博尔斯克、彼尔姆和奥伦堡等省发生“土豆暴动”，波及伏尔加地区和乌拉尔，参与者多达50万。观念保守的旧礼仪派信徒呼声最高，管土豆叫“撒旦苹果”、“魔鬼唾液”、“娼妓之果”。

于是调集军队，一些“热点地区”甚至开炮轰。暴动主谋要么受刑而死，要么流放西伯利亚，要么配军终生不得返乡。但农民未被这些惩罚吓倒，持续抵抗当局。

1843年11月“强制种土豆令”被废除，工作重心转为宣传和鼓励。一番折腾下来，马铃薯终于在田地稀缺或贫瘠的地方扎了根，俄罗斯北部、乌拉尔地区、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农民渐渐接受这种能养家糊口的块根植物。乌克兰和伏尔加地区主要是德国移民在播种，虽然一些人仍叫它“魔鬼芜菁”、“地梨”和“狗卵蛋”，但土豆的角色终究是越来越重要了。

土豆不仅能做主食、做菜，也可用来制造淀粉、酵母、酿酒或饲喂牲畜。乌克兰民谚：“上帝创造土豆是为了让穷人也有剥皮的机会”，足以证明民众的认可程度。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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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的“壮阳”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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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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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赫尔曼·皮亚托夫年轻时代在乌兹别克斯坦学医，撰文回忆自己参加集体采棉的经历：

“或许医生做不成，肯定要当采棉工！”
——塔什干医学院学生名言，1983年

说起采摘棉花，我印象最深刻的不仅是无偿的、奴隶般的苦役劳动，还有名唤“女子卫生室”的一种“设施”。

请想象一下：在“社会主义”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的饥饿草原上，平行排列着四座长条形简易木房。木房一侧是土路，路后有棉田，另一侧也是棉田。棉田和木房之间的一小块空地，是我们这些被强制参加采棉的医学生的“生活空间”。

这里放着几个储水罐、几个烧水大锅，再远些靠近棉田的地方，就是写着“女子卫生室”的设施——别误解了，不是厕所！该设施仅用于卫生程序，不解决排泄需要。

设施由四根凸板组成，你知道什么是“凸板”吗？就是把一根原木锯成方木之后，带着树皮的半圆形废料。这四根有小缺口的凸板约一人多高，垂直插入地面，就像木柱一样，中间可容纳人站立。

四根凸板外侧绷着粗麻布，但不是完全包裹，因为麻布要么一开始就没发够，要么被偷了。总之，宽度约60厘米——垂到地没意义，下面是脚；扯到顶也无必要，脸不怕看。大概从膝盖到腋窝那么个范围吧。

我们的女同学就在该设施内进行“卫生程序”，说白了就是洗澡。

这下你肯定明白了吧？继续想象：你是塔什干医学院一年级女生，在400个同学众目睽睽之下（每座木房住100人）走进仅20米开外的该设施进行“卫生程序”，也就是洗干净自己。如果有人经过，上面看到你的脸，下面看到你的小腿和脚。而且麻布只围三面，另一面留作出入口，对着田地方向，因为大家假设那边不会有“观众”。

我如今很希望当年人手一部智能手机，拍下这段历史。八十年代有照相机，但不知是否有同学带着。我当然不是说拍女学生洗澡，是拍那个“设施”，那个臊得我千方百计绕行的设施。毕竟如果你对孙辈讲起这件事，空口无凭的人家未必信。

厕所什么样？没厕所，只有露天挖的几条“沟”，上无片瓦、四面大敞，所以仅限夜间使用。白天都下田解决，400位大学生“脱裤施肥”两个半月。

宿舍高低床也是用凸板打的，女生睡下层，男生睡上层。女生想尽各种办法隔出一个私密空间，男的无所谓。从家背来褥子铺上。床单亦自带，父母来探望才换洗，否则一条床单用到底。

洗澡两星期一次，少数人用水舀子冲身，多数人用脏乎乎的浴盆。

早晨6点起床。半小时洗漱吃饭，再15分钟或半小时集合走路下地。7点钟太阳升起，进入棉田一干一整天（12小时），直到棉花堆成山。暮色四合，百人一队走回宿舍。队长和统计员是正常解剖学系的青年讲师。

大学生采棉任务量每人每天60千克。对于从未干过这活儿的城市大一新生来说任务太重，即便他身体强壮，最多摘到40千克；女生25-30千克。未完成“定量”的惩罚是把你揪到“总部”，四个队的队长、统计员，外加班级主任、系副主任和党小组长，围着你大叫大骂施加压力。吓得女生哭啼啼，边往外走边嚎啕。施压的主要手段是威胁开除——这可不是空话，因为你刚上课一个多月，半分之差就能被别人取而代之。

对于我这种没什么后台的人，开除是很可怕的：进医学院本就不易，靠自己难以办到。苏联时代的中亚共和国及哈萨克，没门路、不使钱的话休想跻身医学院。我和其他平民子弟多亏苏联总检察院查办了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案”，暂时肃清各部门腐败纠葛，考学这才变得相对容易起来。否则，你要么有亲戚是学院领导或招生委员会领导，要么行贿——10000苏联卢布换毕业后100卢布月薪。相当于今天的400万。

所以总而言之，采棉“不够数”真不是小事情，许多同学因此陷入抑郁。但无论如何，60千克对于新手太不现实了。此中问题在于没经过长期锻炼的人背部肌肉无法适应12小时弯腰劳动。照片里的棉花都在人腰部高度，伸手可得。但实际上手工摘的是联合采收机够不到的低矮不标准植株，我们必须弯腰-直立-再弯腰-再直立……反反复复12小时！

更糟糕的活儿是“捡漏”：“净捡”或“高捡”即收集采收机遗漏的棉花，行走距离相同，所得甚少，40千克也难。“脏捡”或“底捡”则是拾起掉落地面的棉桃，混杂着残枝断叶。但“脏捡”的定额却是“净捡”两倍：120千克。

总之，经过第一学年两个半月“战斗洗礼”，第二年我终于达成每天供应国家60千克净棉的任务，这也是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可即便积累了经验，我也只能在未被采收机“席卷”的棉田完成60千克。那么分配到已经机摘过的棉田怎么办呢？我们就“打游击”，溜去其他正进行“第一次采摘”的棉田，有时要走3、4千米。上午先攒够40千克背回，下午再不慌不忙摘20千克。

文章开头我为什么说这是奴隶般的苦役？

首先，这项劳动是强制性的！不准拒绝，否则开除。即使生病也逃不掉，如果真病了，他们会让你在地区医院躺过整个摘棉季，这样领导就好汇报说：“全体学生一律下田”。我们全系只有一个女生——她是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导员的女儿——不用采棉，其余人全得去。某位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的儿子去了，副校长的儿子去了，有各种“后台关系”的人也都去了。还有个小伙子糖尿病，一天打三次胰岛素，照去不误。

其次，劳动十分艰苦，要求你挑战极限！否则如果是自由人，就该根据个人能力参加工作，按劳取酬，多劳多得。

第三，劳动违反规定！无视所谓“八小时工作”的一切规章制度，从日出到日落。哪个队白天没干够数，天黑后用拖拉机灯照着继续干。无休息日！

第四，这种劳动几乎无报酬！虽然严格来说每采摘1千克应得若干戈比，但这些钱通常还不够扣除的伙食费。

挣口吃的！奴隶劳动只为挣口吃的！而我们不光挣不下买饭钱，甚至倒欠他们的！那是不是我们三餐大吃黑鱼子酱，就像今日某些怀念苏联的人那样？非也。

我们的早饭是方面包、10克黄油、茶和糖。茶总有股柴油味儿，虽然是烧劈柴煮的，可容器不干净，茶水表面漂着一层“油花”。那些收到家里包裹的同学可以额外吃点儿奶酪、香肠、果酱和糖块，如果他们父母能搞到的话。大多数人没这好条件。

午餐和晚餐是某种介于头道菜和二道菜之间的食物，煮大米或煮面条，加入用植物油、番茄酱和烤肉熬制的酱汁调味，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每个有机会偷吃的人吃完以后剩下的东西。植物油很可怕，让我反酸烧心。

另外，虽然我们出大力工作，燃烧很多卡路里，胃口却不好——因为许多人接触棉花脱叶剂罹患中毒性肝炎。脱叶磷是一种有机磷化合物，与用作化学武器的有机磷毒剂同属一类。使用联合采收机采棉，喷洒脱叶磷是必须步骤，但有时喷洒过后叶片不脱落，采收机无法工作，就派我们去。叶片被一层黏糊糊的东西包裹着，我们就用这双手吃饭，因为野外没条件及时洗手。田间饮用水不够喝，学生渴急了就喝沟渠的灌溉水，于是中毒性肝炎基础上又得了贾第虫病。

毕业之后好几年我的肝脏和胆囊总感觉不对劲。

如果你在棉田生了病，除非体温超过38.5℃才允许留在宿舍休息，否则就请轻伤不下火线吧。本人病过一次，要么是病毒感染要么着凉受寒，早晨下田劳动，吃过午饭状态相当不好，几乎无法站立。从农田到宿舍区区几千米路，我走回去后差点儿摔下床。体温39.5℃，意识模糊。

一望无垠的棉田仿佛监狱，虽没有铁丝网、没有持枪警卫，但你无论如何不会逃跑——被开除的威胁迫使人留下干活。就连当爹娘的也发现了棉田跟监狱或集中营的相似处。有些父母大清早来看孩子，正遇见排着队往地里走，很惊讶：“一百个17、18岁的学生，没人说话、开玩笑，皱着眉头苦着脸（起太早）沉默不语。像囚犯似的！”

我们真的笑不出来：每天夜里沾枕就睡，早晨睡醒整个后背从骶骨到脖颈酸痛！我也不例外，下田干活我得花好几分钟弯腰。

写到这里，估计很多苏联时代曾经下乡帮农的人该提出反对意见了，但不是在乌兹别克斯坦，而是俄罗斯、摩尔达维亚、乌克兰，而且他们的回忆没那么糟糕。我用一句话回答：

不错，苏联各地不一样！

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这些高加索共和国，行政行为合法性比俄罗斯、乌克兰等少十倍。布尔什维克所谓“俄罗斯帝国民族边缘地区，除一般的资本主义压迫外，还增加了地方的、民族的剥削者压迫”之论述在此适用。这话绝对正确，只不过还得加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状语。我故意把这俩词放在引号内，因为这里没有什么苏维埃和社会主义，只有苏联版封建主义、奴隶劳动、无公民权，以及屈辱。

我们这些城里孩子，上了大学才领略到棉田奴隶劳动的“妙处”。而在“社会主义乌兹别克斯坦”首都的环路之外，小学生也要下地帮农，而且一年两次：秋天采摘、春天除草。因此他们没多少时间学习，外省来的学生基础知识薄弱。他们在完全不会俄语的情况下进入医学院，第一学期就用俄语给他们授课，大部分人在课堂和讨论上听不懂任何内容。然后他们就都成了医生！但咱们今天不谈民族共和国专家水平低下的话题。

再说说奴隶制。

大学生、中小学生不光在棉田当奴工。比如第一学年后我们还到“建筑施工队”干了半年。诚然不远，就在塔什干的一个区帮忙建学校。后来我们某位同学——检察长之子——把这事儿对他爸讲了，我们才拿到工资。我个人的薪水是：5卢布！作为我从事混凝土工作一个半月的报酬！夏天40℃高温，我在烈日炙烤下每天把10-15吨砂浆铲进水泥搅拌机。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心里从未感觉气愤或要求什么！我们早已习惯共产主义政权的做派，无视个人需求，强迫我们义务劳动，甚至没想过“争取权利”！

的确，苏联其他共和国也派人去刨土豆、收蔬菜，也不问个人意见、无视个人需求。党说：“干！”共青团员说：“是！”尽管他们生活条件可能舒适些，饮食丰富些，但劳动仍然是强迫性的，所以还是奴工。古罗马和废奴前美国的庄园主人也有给奴隶好吃好住的，却不能说他们的奴隶是自由人。

所以，倘若你们谁十分怀念苏联，何不去乌兹别克斯坦采棉花体验体验呢？那儿一向缺人手。苏联解体之后很久，“自由、民主”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大中小学生依然下田采棉，直到2016年秋国际劳工组织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停止有组织使用童工的做法。希望有人告诉我今天的情况，拍照片放上社交网络，我很乐意拜读。别拖啊！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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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常说厨师是最善良的职业，但一个好人也可能发飙做大案。历史上不乏厨师伤人害命的例子，毕竟他们的专长就是熟练使用各种刀具嘛。

“阿克拉切耶夫时代”这个术语指的是19世纪初那一段军警暴虐时期。我不明白为什么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一直没给阿克拉切耶夫伯爵立碑？为什么我国主要地缘战略家和历史学家没在煌煌巨著中援引人家的事迹？不对，我其实是知道的：阿列克谢·阿克拉切耶夫毕生憎恶官员受贿，凡被抓住的立即解除职务，管他是什么人的亲戚故旧！所以你应该明白了，在当代俄罗斯领袖看来这纯属吹毛求疵，是鸡蛋里挑骨头，是对客观国情和历史沿袭的粗暴践踏。

言归正传。阿克拉切耶夫深受亚历山大一世皇帝信任，普希金对他抱持好感，后世称之为“俄罗斯历史上最有效率的管理者之一”。此人除了形貌不扬、性格阴郁之外，素有好色之名。他的头号情妇叫阿纳斯塔西娅·费奥多萝芙娜·舒姆斯卡娅（娘家姓明金娜），原系小商人之妻，后在伯爵位于诺夫哥罗德省的戈鲁基诺庄园当管家，实则姘居。这个狡猾的女市侩手段颇高，能让达官显贵拜倒裙下；总督为了巴结伯爵，见了她也得低头吻手。虽出身微贱，却因傍上阿克拉切耶夫，假造公文冒充“贵族血统”。为保住宠幸，阿纳斯塔西娅精心计算他暂时离开戈鲁基诺庄园的日子，宣布自己“怀孕”。

但婴儿其实是从遥远村子抢来的，稀里糊涂变成伯爵私生子，取名米哈伊尔·舒姆斯基，长大当了侍从武官，后因酗酒闹事被撵出军队。其生母据说叫卢基亚诺娃，好几次尝试把她毒死灭口的行动统统失败。

阿纳斯塔西娅·舒姆斯卡娅除了媚术高超、嫉妒心炽盛，虐待仆役的手段同样惊人。屡屡有农奴被她下令打死、毒死或弄残废，其中最恶劣的一例是年轻漂亮女仆普拉斯科维娅，被伯爵情妇用酷刑（烧热的拔毛钳子烫乳房等）折磨得差点儿自杀。此事发生在1825年。

普拉斯科维娅的兄弟瓦西里正好是庄园厨房的厨师之一，岂能不思报仇？俄罗斯女作家叶卡捷琳娜·杜布罗宾娜如此描写当时发生的事：

“说真的，瓦西里表面若无其事，拉开放刀具的桌子抽屉，选了一把在砺石上磨，直磨得锋利无比、吹毛即断。然后瓦西里走到厨师长面前，笑着说：就该用这种刀开膛剥牛皮！

之后几天瓦西里干活特别积极，连厨师长都说伯爵不在家无需这么忙碌。当夜幕降临，四周一片寂静时，瓦西里像个影子似的溜进厨房，拉开抽屉，拿起那把大刀藏于白围裙下。

他蹑手蹑脚接近阿纳斯塔西娅寝室，先悄悄观察：

是啊，必须杀死她！若留下这毒妇，多少幸福、多少家庭将毁于她手。上帝不公，竟赐给她如此美貌。现在，这蛇蝎苍白的面孔满带情欲和懒倦。

瓦西里浑身颤抖，迅速出刀刺向阿纳斯塔西娅咽喉。激烈的情绪攫住了他，使他几乎看不清自己的动作——这一击很轻，刚刚划破皮肤而已。阿纳斯塔西娅尖叫醒来，迅速拽掉被子，迷人的裸体在瓦西里面前展露无余。瓦西里定定神，二次捅刺，对方却将刀抓住。这刀果然锋利，她右手两根手指掉落地面，顿时血如泉涌。

— 瓦夏……瓦先卡…… 饶命！放了我吧…… 别杀我，别杀我！

— 你饶过帕沙吗？你没给嘉娜下毒吗？人人都恨你…… 瓦西里喘着气自言自语，挥刀又给她咽喉添了一道伤口。阿纳斯塔西娅发出呼哧声，双臂伸展，头向后仰……

瓦西里扔下刀往外逃，冲进仆人房。工友们正在吃晚饭，某个厨子刚才见他没来，奇怪地问：你上哪啦？

— 宰畜牲去了…… 我把阿纳斯塔西娅宰了！”

阿克拉切耶夫惊悉噩耗，表现异常激烈，传说“摔出马车、满地乱滚、撕扯头发、涕泗横流”，副官“经过搏斗”才把他安顿好。亚历山大一世对此案表达关注。诺夫哥罗德地方长官和（后来督造尼古拉耶夫铁路的）彼得·克莱因米赫尔将军负责调查，期间广泛株连，刑讯逼供超出法律允许限度。最后判决瓦西里·安东诺夫175下鞭笞、黥面、永久流放服苦役，普拉斯科维娅·安东诺娃定为同谋，鞭笞125下、永久流放；其余人等不同程度刑罚。当时认为鞭笞200下如同死刑，多么强壮的男人也熬不住。到了行刑那天，瓦西里果然受100下鞭笞后死亡，普拉斯科维娅受90下鞭笞死亡。

有意思的是，阿克拉切耶夫伯爵生命最后几年的庄园管家由阿纳斯塔西娅侄女塔季扬娜·明金娜接任。此女心善，常出面庇护奴仆，却不得阿克拉切耶夫欢心。伯爵死后她才有机会结婚，而且没从老东西的遗产中分得什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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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安组织曾经开会讨论乌兹别克斯坦童工问题，乌兹别克代表信誓旦旦保证绝无这种事。于是当场出示田间儿童干活的照片。此后乌兹别克禁止在农田拍照或摄像。
莫斯科女居民玛琳娜·科兹洛娃出生成长于苏联时代的乌兹别克斯坦，2015年她撰文回忆了自己童年时代下田采棉花的经历：

“每年9月初乌兹别克斯坦开始所谓的‘采棉运动’，不仅农民，公务员、大学生和中小学生都要下田。虽然明面上说不强迫后者参与这种年复一年的劳动，但接到‘上级命令’的政府雇员或私营公司雇员多不能免。这种动员城市居民参加农业生产的做法从苏联时期一直延续至今，但很难将其称为‘苏联的可悲遗产’，反而更令人联想到奴隶时代。”

我从乌兹别克的一个门户网站读到以上文字，可见35年来这种情况并无改变。依然使用免费劳力手工采收棉花，包括童工，跟我小时候一样。

本人生于乌兹别克一个小镇的公务员家庭，棉花一直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春季4、5月份，全体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大学生和中小学生参加棉田锄草。夏季，农用飞机从头顶飞过为棉花授粉。由于镇子不大，我家距离棉田不过300米，所以也会受影响。

秋季的棉田人声鼎沸。九月初棉花成熟，从这一刻起非城市居民的生活完全围着它转。必须指出，大城市居民的待遇跟我们很不一样：中小学生基本不动员，大学生参加短期采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仅周末下田。而在小镇和乡村，根本没人把你当娃娃对待，“人人采棉”这句话绝不只是说说而已。

我母亲是一所俄语学校的校长，所以负责安排本校包干区域内的采棉计划。通常情况下，8-10年级的学生夜里就睡在田边的所谓野战营地，一次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每周放假一天，回家洗澡换换衣服。老师跟他们同住，只有那些有小孩的或单亲母亲才被允许夜晚回家。

4-7年级学生白天下田，大卡车早晨送、傍晚接。9点开工，18点收工，午休吃饭1小时，顶着烈日和大雨，同样每周放假一天。10岁的孩子啊！

会做饭的人最幸运，因为有机会参加伙食组，免于下田劳动。老师领着学生用柴火烧大锅，做好后也不是集中用餐，而是派拉人的卡车送至地头。饭通常是浓汤，放了肉和大量蔬菜，这些在9月份的乌兹别克斯坦很常见。我记得我们都又饿又累，以至于天天吃同样的东西还觉得是美味佳肴。

我妈妈很少在棉田过夜，因为她的职责之一是每天到地区指挥部汇报本校采棉量。

我爸秋天也经常下田，但要过夜，毕竟男的不享受任何照顾，所以妈妈只好带我去指挥部。指挥部工作晚10点开始，那时白天收的棉花都已打包过磅，拍电报汇报上一级。如果完成了本日计划，我和妈妈11点就能回家上床。如果未完成，妈妈就要去主席面前挨训，我躺在墙角某个吱吱作响的椅子上睡觉。第二天9点再次爬上卡车。

每个人——即使10岁小孩——都有每周采棉定量。对于六年级以下学生，家庭成员可以帮你完成此定量，比如提前一星期完成就能歇息一星期。六年级以后视同大人，应该懂得全校计划未完成的后果，万一连续下雨怎么办？所以必须我为人人。所有人每天晚间守在电视前，乌兹别克国家电视台定时播放各州执行计划的百分比。如果你的州完成了计划，意味着自由和解脱。

我曾设想这些事发生在我孩子身上，或者今天的自己身上——当年的老师们差不多我这个岁数——越想越感觉不可思议。但那个时候，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似乎一切理所当然，毕竟身边所有人都这样生活。

直到后来才明白并非“所有人”。12岁那年妈妈升官了，全家搬到大城市居住，距离出生的小镇仅20千米。我赫然发现这地方简直像另一个国家，学童不用采棉花，我的许多同学甚至一次都没采过。而工人和职员仅需周末下田劳动。20千米，天壤之别。

时隔几十载，我仍然记得他们给田地授粉的化学剂飘到身上的气味，仍然记得手被坚硬木箱磨破血肉淋漓的痛楚。我忘不了脱掉采棉围裙（一种带兜围裙，挂在身前边采边放）称重、得知自己完成本日定量、终于可以躺在树荫下喘口气的那种强烈幸福感。

但这一切可能从没发生在我身上，可能全是我的想象，因为天堂般的苏联绝不会有儿童奴工。

从早忙到晚，棉花堆得像小雪山。我和女同学很想跳上去体验体验身处云端的感觉，但不可以。棉花是白色的金子。

延伸阅读：

医学生参加强制采棉的一段经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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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一道十分简单的烤肉，用到橙子和猪腰条肉，芬芳甜美，可作为米饭或任何主食的配菜。

所需食材：
猪腰条肉：1千克
橙子：1个
芥末：1小勺
酱油：3大勺
水：100毫升
盐、黑胡椒粉
等调味料：酌量

步骤：

腰条肉洗净、擦干，视个人喜好切掉或不切猪皮，改刀成合适大小。

芥末、酱油混合备用。

肉块两面均匀撒盐、黑胡椒粉等你爱用的调味料，再刷上酱油芥末汁，腌制30分钟。

橙子切片。

腰条肉置于烤盘，橙子片覆盖肉上面。

此时也可加少量水。

大约烤1小时左右，经常观察是否熟透。

如果有剩下的橙子，摆在盘中当点缀。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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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行动命令
1937年8月15日
莫斯科市
№ 00486

接此命令后，立即着手镇压自1936年8月1日起被军事委员会和一级、二级军事法庭判决有罪的叛国者和托洛茨基右派间谍破坏分子之妻子。

执行此项业务时，遵循以下要求：

行动准备

1) 仔细检查每个拟定进行镇压的家庭，注意搜集补充资料和毁誉材料(Компромат)。

根据所搜集的材料，制定：
а) 家庭总体情况的一般性说明：被定罪户主的名和父名，因何种罪行、何时、由谁做出何种处罚；家庭成员名单（包括被定罪者的全部被抚养人和共同生活者）；每个家庭成员的详细背景资料；关于被定罪者妻子的毁誉材料；15岁以上少年的社会危险性评估；家中是否有需要照料的高龄父母、是否有重病号或传染病号、是否有需要看护的儿童。
б) 关于15岁以上少年的社会危险性及反苏行为能力的单独简报。
в) 15岁以下学前和学龄儿童名单。

2) 报告和名单由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和边疆区及州一级内务部门负责人审核。

之后：
а) 授权逮捕和搜查叛国者妻子；
б) 确定对被捕者子女采取的措施；
в) 指示对被定罪者父母与其他亲属、被抚养人和其他共同居住者采取的措施。

进行逮捕和搜查

3) 逮捕拟被镇压者。办逮捕证。

4) 罪犯被逮捕时，与其有合法或事实婚姻关系的妻子也应逮捕。

已经与罪犯离婚的妻子，属于下列情况的可以逮捕：
а) 参与该犯反革命活动的；
б) 包庇该犯的；
в) 明知该犯反革命活动却未告知政府有关部门的。

5) 不应逮捕者：
а) 孕妇；照顾哺乳期婴儿的、患重病或传染病的罪犯之妻；患病需要照料的儿童；高龄老者。
对这类人的措施暂时限于要求签署保证书不离开居住地，密切监视。
б) 罪犯妻子揭发自己丈夫、向有关部门交待情况的，构成对丈夫进行深入调查和逮捕的依据。

6) 逮捕的同时进行彻底搜查。没收下列物品：武器、子弹、爆炸物和化学品，军用设备，复印设备（胶印机、玻璃版印刷机、打字机等）、反革命书刊、往来信件、外币、贵金属、硬币和制品、个人文件与货币文件。

7) 没收属于被捕者的个人财产（被捕者随身必需的内衣、外衣、鞋子、被褥等除外）。查封被捕者住所。
家中如有成年子女、父母和其他亲属与被捕者同住，除保留他们的个人物品外，还应从没收查封财产中留下必需的居住空间、家具及日用品。

8) 逮捕和搜查之后押送罪犯之妻进入监狱。同时严格按照下述要求运送儿童。

办案制度

9) 为每个被逮捕者和每个15岁以上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少年建立侦查案卷，其中除规定文件外，还应包括专门报告（第一条”а”、”б”款）及简短起诉结论。

10) 侦查案卷上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特别会议审核。
远东、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东西伯利亚州的内务部门负责人不要将被逮捕者侦查案卷呈送特别会议，而要发电报汇报关于罪犯家庭的一般情况（第一条”а”款）供特别会议审议。特别会议将通过电报回复内务人民委员局负责人对每个家庭的处理决定，同时指定监禁地点（劳改营）。

案件审办和刑罚标准

11) 宣判有罪的叛国者妻子和15岁以上子女，其具有社会危险性及实施反苏行为能力者，由特别会议审理。

12) 宣判有罪的叛国者妻子，视其社会危险程度在劳改营关押不超过5-8年。

13) 对社会有危险的罪犯子女，视其年龄、危险程度和改正可能性，在劳改营或НКВД劳改队关押，或安置于各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所辖之特种保育院。

14) 特别会议的判决通过电报传达给各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及边疆区、州内务部门负责人，以便遵照执行。

15) 侦查案卷一律存放在苏联НКВД档案室。

执行判决的程序

16) 已经特别会议裁定的叛国者妻子，送苏联НКВД劳改营管理总局专门指定之捷姆尼科夫劳改营（译注：摩尔多维亚境内）服刑。
押送劳改营的程序遵照现行规定。

17) 被定罪的叛国者妻子，如因其本人患病或照顾患病子女未被捕者，待痊愈后逮捕并押送劳改营。
带哺乳期婴儿的叛国者妻子，判决下达后不在监狱关押，直接送劳改营。
年老的罪犯妻子亦照此办理。

18) 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子女，其第一类、第二类依照НКВД劳改营管理总局特别命令、其第三类依照苏联НКВД行政管理局命令送劳改营、НКВД劳改队或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所辖之特种保育院。

安置罪犯子女

19) 罪犯定罪后遗留的无人照顾之孤儿均按下列规定安置：
а) 1岁、1岁半到3岁的幼儿安置于罪犯居住地的共和国保健人民委员所辖之保育院和托儿所。
б) 3岁到15岁的儿童可安置于其他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所辖之保育院，或除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第比利斯、明斯克及沿海、边境城市之外的边疆区和州的保育院。

20) 15岁以上少年视情况单独决定。根据其年龄、靠劳动独立生活的能力，或被其他有抚养能力亲属收留的可能性，这些少年可以被：
а) 依照第19条”б”款遣送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所辖之保育院。
б) 遣送到其他共和国、边疆区和州（除上述城市外）参加劳动或上课学习。

21) 被定罪母亲携带的哺乳期婴儿一并送入劳改营，待其1岁到1岁半时交由共和国保健人民委员所辖之保育院和托儿所抚养。

22) 3-15岁的儿童属于国家保障人群。

23) 如果遗留的孤儿情愿被其他亲属（未被镇压者）收养，成为其被抚养人——不必阻止。

接收和分配儿童的准备

24) 执行本次行动的每个城市要有下列设施：
а) 接收分配中心，儿童在母亲被捕后将立即送至这里，接着转送保育院。
б) 设立专门设施，收容НКВД特别会议裁定的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少年。
对上述少年，有条件的可使用НКВД劳改队收容儿童设施。

25) 指定接收罪犯子女的教育人民委员所辖儿童保育院所在地之内务部门负责人，应当协同州国民教育局负责人或代表检查保育院工作人员，解雇那些政治上不可靠的、反苏的、腐化堕落的。用通过审查的、政治上可靠的人取代他们，以教育、教管抵达的少年儿童。

26) 内务部门负责人有权决定保健人民委员所辖之哪些保育院和托儿所可以接收3岁以下儿童，并确保立即无条件接收他们。

27) 各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和边疆区、州的内务部门负责人，应亲自用电报向苏联НКВД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什内尔松同志汇报母亲被逮捕的儿童名单。名单必须包括：儿童的姓、名、父名、出生年月、学校年级。该名单要对儿童进行分组，分组时不可将有亲属关系或朋友关系的儿童分配在同一保育院内。

28) 苏联НКВД行政管理局副局长最终决定儿童的具体分配。他将通过电报告知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和边疆区、州内务部门负责人，哪个儿童分配到哪所保育院。电报副本将发给相应保育院负责人，作为其接受儿童的凭据。

29) 逮捕罪犯之妻时，他们的子女连同其个人文件（出生证明、学生证）一并带走，内务部门委派男、女工作人员专职陪同，送入：
а) 3岁以下儿童送保健人民委员所辖之保育院和托儿所；
б) 3-15岁儿童送接收分配点；
в) 15岁以上有社会危险性的少年送指定专门设施。

移送儿童到保育院的程序

30) 儿童由接收分配点主任或НКВД劳改处儿童接收主任和国家安全局特别任命之男、女业务员负责接收。
设立专用登记册记录接收的每个儿童，他们的文件用信封分别密封。
之后这些儿童按照目的地分组，由专人陪同分批送往教育人民委员所辖之保育院，抵达后连同其个人文件移交给保育院负责人签字接收。

31) 3岁以下幼儿必须交由保健人民委员所辖保育院或托儿所负责人本人签字接收。幼儿的出生证明必须同时移交。

罪犯子女登记

32) 安置于各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保健人民委员所辖之保育院和托儿所的罪犯子女，由苏联НКВД行政管理局登记造册。
15岁以上少年及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子女由苏联НКВД国家安全总局第8处登记造册。

对罪犯子女的监督

33) 各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和边疆区、州的内务部门负责人负责监督罪犯子女的政治情绪，关注他们的学习和日常教养。

报告制度

34) 每三天发电报向我本人汇报业务进度。任何意外和特殊情况必须立即报告。

35) 镇压被定罪叛国者妻子的行动定于今年10月5日结束。

36) 今后一切被定罪叛国者、托洛茨基右派间谍之妻子，均按照本命令规定的程序随其丈夫一并逮捕。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国家安全总委员
（叶若夫）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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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命令

凯特尔命令无情镇压被占领国家的解放运动并处决俘虏
最高统帅部 1941年9月16日

自从开展对苏维埃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以来，整个德国占领区都出现了共产主义反抗活动。这些活动的特点各不相同，有宣传演讲、有针对德军个别军人的阴谋、也有公开叛乱和有组织游击作战。

已经确定这是一场由莫斯科统一部署的大规模活动……

元首已命令在各地采取果断措施，以期最短时间镇压这种活动。只有采取伟大民族扩张统治史上一贯被证明有效的方式，才能恢复秩序和安宁。

为将不满情绪扼杀在萌芽状态，必须从一开始就采取最坚决有力的手段加强占领机关的权威，预防叛乱活动进一步蔓延。

必须注意到，有关国家人员的生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无任何价值，惟有通过特别残酷之手段方能收到震慑效果。凡一名德军战士被杀，必须集中处决50-100个共产党员以抵偿。执行死刑的方式应当有利于增强震慑力度。

（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原文是德文）

师长关于焚烧村庄并枪决帮助游击队的村民的布告
1941年11月28日

乌克兰的农民们！

最近几天德国军队消灭了多个匪帮，其成员已被枪毙，头目处以绞刑。

经查明，这些匪帮曾获得民众协助。因此采取了以下措施：

1) 焚毁巴拉诺夫卡村，
2) 焚毁奥布霍夫卡村，枪毙居民，
3) 在各村庄处决大批联络人。

你们也想要这种结局吗？

谁跟匪帮有联系，给他们提供住所、饮食，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们或对其藏身处知情不报，一律受死刑惩处。而且把自己全家、全村也拖累了。

考虑到这一点，任何爱自己家庭、希望在自己土地上安生工作的人，都应该立即向最近的部队或警察通报匪帮的位置。

在乌克兰的战斗已经结束。谁再打下去谁就是土匪。凡提供关于匪帮头目和政委的消息使其被抓获的，将给予最高1万卢布奖赏。你们，乌克兰人，要和我们携起手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制度、压迫和奴役。

（波尔塔瓦州国家档案馆，原文是乌克兰文）

凯特尔授权部队采取任何手段打击游击队员和协助他们的民众的命令
最高统帅部，1942年12月16日，秘密

元首掌握了一些材料，表明参与打击匪帮的德军个别人员后来因其战斗行为被起诉。

因此元首命令：

1.敌人利用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的战斗人员组成狂热匪帮，实施暴力不惜代价。现在，“做或不做”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这种斗争无关士兵的骑士精神，也无关日内瓦公约。

如果在东部和巴尔干地区不以最残酷的手段打击匪帮，那么现有的力量将很快被证明不足以应对这场瘟疫。因此部队有权力也有义务在这场斗争中不受限制地采取任何手段，包括对妇女和儿童，只要能够夺取胜利。

任何软弱表现都是对德国人民和前线士兵的犯罪，他们亲身承受着土匪袭击的后果，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土匪及其同伙可以逃脱惩罚。

上述原则应构成《在东部打击匪帮条令》的基础。

2.凡参加打击匪帮作战的德国人，不得因其打击匪帮和同伙的行为承担纪律和法律责任。

（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原文是德文）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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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КВД少校、第50军（布良斯克方面军）特别处人员伊万·沙巴林1941年8月开始写战地日记，描述了红军指挥混乱、士兵厌战的一些情况。讽刺的是，他的职责本来包括防止前线官兵记日记。

此人1902年出生，1920年代初进厂当工人，1929年加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40年在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任职，战争爆发后被调入莫斯科，1941年8月任命为第50军特别处处长。

1941年10月1日古德里安第2装甲军团突破布良斯克方面军第13集团军阵地，全线推进深入60千米，造成该方面军大部被围。10月20日伊万·沙巴林少校在布良斯克州佩斯基村附近森林被打死，日记本落入德军手中。古德里安第2装甲军团司令部认为有参考价值，翻译、印刷200份，供德军高级军官了解苏联红军指挥人员心态。

1942年春德文版本的沙巴林日记被苏联特别处人员缴获，进行反向翻译。2000年代初历史学家帕维尔·波良和尼古拉·波博利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发现了它，其中一部分曾于2010年出版。下文予以摘录：

1941年8月27日
我们抵达布良斯克郊外维什科维奇村。驻扎在中等农业技术学校。

1941年8月29日
忙工作。设备运转起来了。敌人开始空袭布良斯克，机枪和高炮砰砰响。德军飞机肆无忌惮，我们的战鹰暂时还没看见。

1941年9月5日
访问前线时顺便在杰斯纳河洗澡，遥望德军飞机轰炸我前沿阵地。空袭持续约2小时，非常激烈，飞机俯冲和平飞毫无阻拦。

1941年9月6日
军队不是我们在国内习惯见到的样子，缺陷很大。我军进攻令人失望。

1941年9月30日
兵员方面的困难很大。几乎整个军队都是来自沦陷区的人组成的，他们想回家。前线惰性蔓延，缩在战壕令红军战士士气低落。指挥员和政工干部出现醉酒情况。有些人派出去侦察再没回来。敌人顶着微弱的迫击炮火完美地加固了前沿阵地。我们住在掩蔽所里，有点冷飕飕，尤其上午。
9月29日晨军首长叫我去指挥所，大家就部队政治思想状况和我们的措施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交流。夜晚返回自己掩蔽所，没灯，黑黢黢的叫人难受。我回来后心情很不好，战事进展不顺，莫斯科掌握前线情况吗？
走路穿过集体农庄，看到许多粮食堆和草垛，都这么浪费了！越想越怕。一些红军战士割黑麦喂马，另一些在自己挖土豆、备劈柴。

1941年10月1日
我今早起得早。图图什金同志和方面军特别处负责人别格马从莫斯科赶来，这是个很好的推动。然后大家都到师里去，还有我的两个代表。
各师的情况，对我们部门和指挥员、政工干部都不利。工作状态不好。
结论：50军情况不佳。构成人员几乎都是有亲属在沦陷区的人。
我们和司令部要采取坚决措施。各级部队跟我们的一些器械仍然像和平时期那样运转，这得益于本军两个月来处于防御状态，只断断续续用榴弹炮、迫击炮和机枪微弱射击。夜晚前沿防御阵地的战士呼呼大睡；德国人安排好哨兵，跑进村里休息。这不叫战争，这叫过家家。没有积极行动，没有进攻，所以红军战士中间出现了不健康的表现。
今天送走“莫斯科人”。我返回自己掩蔽所，借着昏黄烛光写几句。心揪着，情绪绝望。必须立即扭转局势，不惜任何代价。

1941年10月3日
我睡在掩蔽所。七点半起床，外头叫喊科列斯尼科夫同志到了。于是我去第二梯队，共同交换了对敌军攻势的看法。真丢人，敌军又赢一回，冲破13军阵地，夺取克罗梅，距离奥廖尔30千米。这样就切断了我军，占据我们防线上的几个村庄。
12点去258师部，谈了两小时，傍晚时分返回Т。我方炮火猛烈，步兵准备冲锋，有命令要求收复失地。天黑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情况尚不清楚，通讯分队不好好干活儿。司令部也一样。
后方的一些懦夫已经打算逃跑了。老天爷，软骨头真多啊。К说奥廖尔的НКВД已经疏散后撤，但我们这儿离着奥廖尔还有150千米呢！多么混乱，多么无助！如果有一道强硬命令就好了！来一次精心策划的突击，让德国佬抱头鼠窜。他们的军队可能比我们更疲劳，而我们的后退多多少少令德军意外。

1941年10月4日
一大早和从Т村来找我的К同志去彼得罗夫（译注：50军司令员）那儿，坐了约两小时，交换对德军攻势进展的看法。十二点开车去佳季科沃，途中遇见217师特别处处长К，他说：“正在给217师寻找指挥所”，我们给他指了地方。又遇见217师政委，他谈了些情况，我们觉得此人不太可信。还遇见一群红军战士，打发他们去师部。
217师的情况如下：41.10.2德军进行猛烈炮火准备，摧毁我军机枪点和步兵阵地，打退我军前哨，开始发动进攻。德国飞机很活跃，令我兵力难以部署。
防守阵地右翼的766团伤亡惨重，通讯断绝，没人知道其具体位置。755团仅剩20人，其余或死或伤或逃散。该师已失去指挥，战士们端着枪听天由命，全师剩余不到3000人，而且都被打散了。结论：217师溃败。
今天德国人光侦察不前进。看来他们在此地有许多兵力。这里现在应该有一场恶战的，但谁都没动手，两支无能的部队大眼瞪小眼，互相怕对方。
傍晚听说奥廖尔交火，我们被包抄了。整条战线，三个军，腹背受敌，我们的将军在做什么？他们在“思考”，“思考”已经成了习惯：“我躲避包围，我交出防线”，现在如何？但必须说，前线个别位置出乎意料顽强，令敌人很恼火。可即便如此，我们已经被半包围了，明天会怎样？
22点我去森林找军长彼得罗夫少将谈目前形式，他说前线这里已经帮不上什么忙了，又问我：“你这几天枪毙多少人”，这话什么意思？
军事运输指挥员拿来1升伏特加。啊，现在要喝酒睡觉啦，也许喝醉就不用愁了。
战事前景远非乐观，因为敌人已经在我们战线打下一个大楔子。但我们一如既往地失去头脑，没有能力采取任何积极行动。

1941年10月5日
8点起床。去刮胡子，排长队，我没等。站着等车1小时，发动机怎么都不转。11点钟我去步兵260师地段找参谋长谈话，中午在第二梯队小睡，出来迷路，走到我们前沿阵地的一个营。
德军士兵只有外套，他们把阵亡红军战士的大衣剥下来穿，袖子剪到肘部以示敌我。
坦克杀向布良斯克方向，可能他们在敌人背后等着。

1941年10月6日
9点钟К从方面军回来，他说司令部已转移，军事委员会和作战处未走，特别处彻底联系不上。所以他回来找我们。К在那边约两个小时，他说要去找方面军司令部，心里急得很。我没劝他去，后来对他说：“行，去吧，只是天黑要回来”。接着我们交换了对今天的看法。
下午3点半，敌坦克包围司令部，发生交火。之后司令部就没消息了。约17点坦克返回市内。这些情况是在我们吃饭时候通报的。第二梯队骑自行车去格罗罗波夫卡村。
傍晚侦察兵报告布良斯克有坦克6台、运兵卡车5或6辆。已投入两个团驱逐布良斯克之敌，配备一门反坦克炮。步兵154师未到。布良斯克市内起火，跨杰斯纳河大桥尚未炸断。敌军作战积极，步兵290师首长命令近卫师后撤。不恐慌，但形势紧张。
我在掩蔽所内，撤退的车已备好。К同志的事太可惜了，他极可能遭遇敌人坦克。他之前就有预感，心中焦躁不宁。将军正在考虑初步决定，等候莫斯科的指示。不能全线撤退，因为3军和13军在左翼，可能会陷入困境。显然敌人必须包围整个方面军，而非只包围本军。
步兵师据守原阵地。参谋长萨哈罗夫将军和叶列缅科司令员已经命令各师退至第二防区，但他们自己又更改了命令。方面军司令部在整个德军进攻期间指挥混乱，大概昏头了。如果允许各军视情况独立行动会好得多。
弹药补给线中断。41.10.5布良斯克有火车约100台，可以把它们派到什么地方。后勤部门首长说剩余近130吨燃料，但不知道各工务段分别有多少。

1941年10月7日
我起得很早。前线情况没什么变化，各师坚守自己阵地。布良斯克城外激战正酣，我军154师两个团击退敌进攻。晚6点钟敌攻陷布良斯克大部城区，有转移指挥所的决定。所以18点奉命撤出布良斯克，我们也要离开奥廖尔市。
18点我们和一支部队分乘三辆车离开，驶往奥格尔村后方地区，24点抵达。这段路仅40千米。我们身边出现了恐慌情绪和各种传言。放弃自己的掩蔽所令我难过，在森林居住一个多月，已经有家的感觉了。
布良斯克前线这种惨败旷古未闻。敌人从身后出现，包围三个军至少24万人，这24万人把守着约600千米的曲折防线。莫斯科命令司令部：“整个方面军必须后撤”。似乎有股巨大的力量推着人们开始溃逃。
过去几天没看见一架我军飞机。我们的城市几乎不战而降。方面军司令部从德军进攻第一天就指挥失灵，传说这些蠢人已被撤职叫回莫斯科。
撤退！之前加固防御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巨大的努力！既然我们后撤，这些阵地就被德军利用了。方面军指挥权41.10.6转交彼得罗夫。以下情况值得注意：我去找彼得罗夫，他说：“唉，就快枪毙我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就是快了，让我指挥整个方面军”。（译注：叶列缅科司令员重伤）我回答：“既然任命了你，你就得担起责任争取胜利”。他说：“话没错，可你看看集团军现在的情况。我都不知道这两个军（3、13）在哪还剩多少人”。

1941年10月8日
奥格尔村。我彻夜未眠，5点钟送走第二梯队。村里剩下8个特别人员、两台车。上午10点我们四个人一起喝了1升伏特加，吃了顿丰盛早餐。然后我在车里好好睡了一觉，直到叶杜科夫叫醒我。我坐另一台车离开，去找指挥所建立联系，指挥所已转移，位置不明。
村民们都在，下地收土豆。没听到一声枪响，战争的恐怖多么容易被遗忘啊！下午6点远处传来发动机巨大轰鸣，听得见炮声、机枪声。晚9点И带着一群人从指挥所返回。150名伤员进村，学校改做小医院。我到车里过夜吧。

1941年10月9日
8点醒，睡得很不安稳。9点去指挥所见彼得罗夫、什利亚平，得知第二梯队派不上用场已撤离了，否则他们会变俘虏。一整天飞机在头顶飞来飞去，我们持续射击。天黑下点儿小雪。晚8点炮兵仓库起火，爆炸声惊心动魄，烈焰撩天，我从树林走到田里看放烟火，很壮观。夜色漆黑，下小雨。

1941年10月10日
我们四个人睡一辆车，冻透了。7点钟醒，下大雪。我们翻找旧储备吃早餐，所幸有壶开水喝，暖暖身子。11点我们出发去赫瓦斯托维奇地区，大队车辆和人员堵在路上蠕动，道路泥泞不堪，就像厚厚的浆糊。我们在斯洛博达村歇脚，遇见步兵217团尼科诺夫，告诉我他们团减员75%，遗失武器若干。
（儿按：彼得罗夫本日突围时伤重身亡）

1941年10月11日
昨晚我们在别列佐夫卡村睡觉。凌晨1点半德军迫击炮弹落在司令部附近田地，军司令部急忙转移到阿夫杰耶夫卡。道路上车辆无序拥堵，4架德国飞机在我们头顶盘旋，我们停车两次。飞机飞得很低，高射炮朝他们周围开火根本打不中。很奇怪敌机没扔炸弹，也许没挂弹吧。
集团军的情况很悲惨，说不清哪是后方哪是前线。敌人包围圈逐渐紧缩，军辎重队成了负担，运输车队都在那儿。我军正在遭受重大人员和器材损失。

1941年10月12日
早晨5点我们抵达布雅诺维奇村，立即吃早饭，我喝伏特加一杯，抓紧时间在车里眯会儿。上午10点被惊醒，原来我打盹的时候德国飞机投弹四颗、机枪扫射村舍。一间小屋着火，卫生营两人牺牲。我听着炮声刮胡子、饮茶。
村民对我们不太友好，这点须注意。
敌人发射迫击炮。我派人去司令部了解情况。1点半敌迫击炮密集射击，司令部立即向弗罗洛夫卡转移。我们在墓地旁边停车，我下车观望敌迫击炮弹爆炸、军司令部人员无序奔逃。
约1000辆车分三队行驶。军首长开车经过，伸手指着距离Б村约1千米的树林。我们进了树林停下车，命令我们去找莫斯科河渡口。于是我自己徒步在林中跋涉。
我到了渡口，遇见叶杜科夫、扎伊采夫和什利亚平同志。我们在渡口站着看修路，我方车辆已经在对岸了。突然三名骑兵跑来警告那边有德国人，紧接着我们被轻机枪和迫击炮扫射。秩序大乱，我军战士开始还击，我和С慢慢退回树林，子弹和炮弹破片擦着身边乱飞。全部业务人员失联，我一直找路到傍晚。枪声停息，司令、军事委员会和参谋长已经转移不在林子里了。天黑时我接到命令：连夜赶往涅霍奇村。
心情低落。我们就快突围了，敌军已被赶出Ф村。现在我们被打回包围圈，越来越小的包围圈。

1941年10月13日
整夜没合眼。我损失两台汽车。昨晚遇见И同志，今早又遇见司机Ф，他说全体业务人员都活着。冷得很，没有手套和暖衣，我只穿军便服。我们几个被困在沼泽地，走得很慢。
约1000辆车。我们花了整夜时间建造渡口，用拖拉机移动汽车，到天亮也没干完。约50辆车遗弃在沼泽，约同样数量的车扔在田野。
早晨6点德国人猛打迫击炮。我们行至一条小溪，被一辆德军装甲侦察车发现，他发信号叫迫击炮炸我们的车队。我们被阻滞了。
夜晚悄悄过去，我们建造渡口。

1941年10月14日
敌人把我们挤进包围圈，连续炮轰。炮兵、迫击炮手和机枪手对决。几乎整天遭遇危险和惊恐。我不想再多说森林、沼泽和黑夜的事。从10月12号我就没睡过觉，从10月2号没读过一张报。

1941年10月15日
糟透了，我脑子晕乎乎的。尸体，战争的惨状，我们一刻不停被射击。我又饿了，不能睡觉。我的水壶有酒。我走进森林侦察，我们彻底失败了，全军崩溃，辎重队毁灭。我在树林的火堆边写字。早晨我失去了特别处全体人员，孤身在陌生人中间。军队瓦解了。

1941年10月16日
我在树林过夜。已经三天没吃面包。林子红军很多，都是兵没指挥员。昨一整夜和早晨德军用各种武器轰炸树林。约7点我们起身往北走，射击持续。休息时我简单洗漱，大家弄了点吃的煮饭。我给自己找了小毯子、野战水壶和行囊。雨从今早一直下，然后变成雨夹雪，我们的衣服都湿透。很渴，喝的是沼泽水。
天擦黑时我们抵达К村，很冷，潮湿。我们搭帐篷，生火烤衣服，四个人一起去集体农庄抱干草。睡得很不安稳。路上看见一辆德国辎重车，放他过去了。我们遇见死掉的红军战士，沿途堆满丢弃的防毒面具和头盔。

1941年10月17日
我睡醒饥肠辘辘。红军战士生了火，我烤干我的军大衣。很快吃早饭上路，已经三天没面包了。我们走到森林边缘侦察，被一支德军侦察队发现，架起迫击炮开火。傍晚我们穿过铁路和运河抱干草睡觉，又被德国巡逻队发现，用轻机枪、迫击炮打过来。路上我把干草扔了。虽然躺在干草上，可夜晚的森林冷得可怕。

1941年10月18日
没吃早饭，我们继续穿越森林。
我们发现德军巡逻队，未交火。向往常一样走过沼泽，约12点休息吃饭，烤干衣服，喝热汤和粥，四人分一块肉，少量土豆和豌豆。我刮了胡子。天黑我们必须穿过大路，那里正在交火。不幸的是我没毯子了，昨晚横穿铁路跑丢了。冻死人。

1941年10月19日（绝笔）
我们整晚行走，顶着大雨穿越沼泽。伸手不见五指。我全身湿透，右脚肿了，挪步困难。黎明之际我们在森林休息，我费了很大劲烤干衣服穿上，没吃也没睡。现在我们必须横穿一个没有树林的地方，大家分两组，一半人没枪。白天我走出森林警戒，但没看见什么。侦察兵走在森林后面，那里有德国人。我们听见轻机枪和迫击炮响。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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