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农业部提交苏联部长会议关于РСФСР车里雅宾斯克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及乌兹别克ССР牲畜和饲料放射性污染检查结果的报告》

1958.07.09

苏联农业部报告，4-5月份全苏实验兽医学研究所的专家对车里雅宾斯克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及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牲畜和饲料受放射性物质污染情况进行了检查。

在对车里雅宾斯克州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检查中发现，某些集体农庄的大群牲畜出现了放射病症状。动物罹患放射病既与放射性物质对其直接作用有关，也与自1957年10月以来投喂的饲料被放射性物质严重污染有关。

车里雅宾斯克州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执行委员会在开展消除放射性污染的工作中，并未邀请兽医专家参与，导致一些问题未能被前往污染中心工作的委员会掌握。特别是，曾允许屠宰受放射性物质污染的牲畜，而这些牲畜的肉未经放射性检测即上市供人食用；公民个人饲养的牲畜产出的肉和奶也未经过放射性检测即上市。本次检查结果已报告给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书记斯米尔诺夫同志和库罗耶多夫同志，以及车里雅宾斯克州执委会副主席马蒙托夫同志，当地已采取一系列补救措施纠正上述问题。

目前车里雅宾斯克州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正在开展消除放射性污染的工作，正在测定牧场、饲料和畜牧业初级产品的放射性水平。凡是放射性超过许可标准的畜牧产品均禁止供人食用。由于乌兹别克ССР的放射性已降至允许程度，所有限制均已取消。

车里雅宾斯克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和乌兹别克ССР的放射性污染事件表明，当地苏维埃、农业部门和兽医机构在迅速、妥当采取措施以确定受污染对象的放射性程度，以及在消除放射性物质影响的后果方面准备得不充分。

因此苏联农业部目前正在组织采取额外措施提高兽医和其他放射学领域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

为了预防今后再发生此类事件，有必要责成相关机构按既定程序提前向苏联农业部通报将要在某地区进行的涉及放射性物质的作业。

苏联农业部还报告，国内兽医机构尚未获得开展放射性测量和剂量测定的必要设备，并请求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拨发必需的设备和个人防护用品。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附后。

苏联农业部长В.马茨科维奇

（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 全宗7486.目录47.卷460.页码25-26 经核对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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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苏联卫生部代表М.И.尼科尔斯卡娅在全联盟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合理利用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关于农业中使用的化学毒剂对人体健康之影响》

1967.11.15

请允许我以“勇敢担负起人民的事业”作为本人今天演讲的格言。

不幸的是，许多人，尤其卫生部的工作人员，已经失去了勇气。我们忘记了曾经属于我国卫生事业领导者的格言——当年他们在远比现在更加困难的条件下，真正是卷起袖子为人民获取了远比现在更多的成果。

<……>

所以，请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生物学家可以撰写并出版《寂静的春天》这样的书，而苏联人民却不应该阅读这本书，不对广大苏联读者开放？！

我想思考、想弄明白，为什么我们这里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确实具备一定的技术水平（虽然不很高，但也颇为可观），但普通民众几乎没有生物学知识，经济学家则是百分之百不懂。因此，他们无法为国家的食品原料生产提出正确建议。

毕竟一切生命都要吃东西，没有食物就没有生命。所以国家最根本的生产不是石油，也不是武器，而是生产食品。并非只有武器才能保卫我们的国家。没有人操作，任何武器都形同废铁。可见，国防意义最重大的是食品——也就是农业劳动。

目前全国各地居民获得的食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合格的，具体情况取决于共和国的地理位置。乌兹别克斯坦最糟糕，从南向北稍有好转。我举个例子吧。各位都知道，棉花要喷洒多达12次化学农药。飞机飞过，身后拖着一条农药尾巴。到了第二天，跟在这条尾巴后面的是什么？是一串排队进门诊部和医院的孩子。我们为什么对这一点视而不见？！至于有益昆虫死亡等问题我就先不提了。

翻看门诊部医生的每一份病历，你找不到“中毒、农药中毒”的记录，反而其他什么诊断都有。而在法医的尸检报告中常常能得出明确结论——人是怎么死的？在尸体上发现了农药残留。但门诊部的诊断不明说，通常这些材料也根本不会被分析。我们国家甚至连中毒的统计数据都没有，我们不收集这些数据，或者只有极个别“空降来的”会收集，他们反而因此受责难。

咱们鼓起勇气，看看国家现在究竟是什么样吧。我国使用的所有农药，几乎都是国外生产的——来自联邦德国、或者希特勒德国（译注：原文如此），或者美国。这一点看看参考书或期刊就知道了（比如《科学与生活》）。如果你们愿意请自己看看。（发言者展示资料）

所以就直说吧，主要从事有毒农药生产和研发的是两个军事潜力强大的国家，这些国家不介意把此类化学物品用于军事目的（正如你们从越南战争和其他战争的材料中所了解的）。他们已经准备好将其用作战争手段。而农业，成了这些毒剂投放的对象。但这里的情况是另一回事。

好，问题在于我们连一种自产的农药都没有，全部是采购的，或者是购买许可证生产。大量农药成吨从国外运来，都是向资本主义公司购买的。按照计划我国到1970年农药产量将提高7.5倍。

我们知道，农药会毒害土壤，改变微生态，降低农田继续种植作物的能力。而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化肥增产计划却不到两倍（1.85倍）。这说明我们尚未认识这一重要的生物学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就是在加剧土壤肥力与作物产量之间的落差，加大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

外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提出目标——用危害较少的其他手段取代化学防治手段。美国出版的一些昆虫学报告显示，如果说1962年美国有60%的专家从事农药和化学防治工作的话，那么到1965年化学防治所占比例降至仅21%，其他人转向了其他方法。而到1967年这21%的比例很可能已经进一步下降。

所以，过渡到其他方法是可以的。

我们在应用其他农艺保护方法和生物防治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但化学防治被开通了“绿色通道”，其他一切方法一概排斥。不仅如此，我们甚至不能推广正在研发的方法，因为它们被叫停，无法推广，化学防治却一路畅通。

大家听说过有一本《红皮书》，如果我们现在不利用这个美好的纪念时刻（译注：十月革命五十周年）——许多领导者似乎已经意识到必须高度重视保护环境和保护人类的时候，那么到了1970年、1975年或1980年，我们将不得不首先把人类列入《红皮书》，野牛和松鸡尚在其次。

我想，我们更希望这本书中出现的是亟须保护以免灭绝的动物，比如欧洲野牛和北美野牛，而不是我们的孩子，不能让我们的孩子面临这样的危险。

但眼下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儿童已经失去免疫力，过敏症发病率极高。你们看文献也知道，美国自从广泛使用农药以来（大约十七年），儿童肾癌已成为第一大死因，现在我国的肾癌病例也在增加。

我们没有很完善的统计数据，但医生们正在收集材料。在摩尔达维亚，只要开始大量喷洒农药，儿童血液疾病，白血病（又叫血癌）的发病率便急剧上升。癌症的发生首先与人体接触到外来的、对身体有害的物质有关，而这些物质中农药排首位。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们因接触DDT罹患癌症，DDT是从美国购买的。肺部肿瘤的患者也在增加。

这方面问题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并且批判性评估那些已被广泛使用的农药。比如说“齐拉尔”，它甚至被一些书刊推荐使用，明确标注“适合个体农户”。

<……>

关于《自然保护法》（译注：指1960年10月27日通过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自然保护法》），我也想说两句。会议两次谈及苏卡切夫的工作的意义和生物群落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通过的法律却只字不提保护生物群落呢？法律规定了对单一元素（水、空气、鱼类、植物）的保护，却未涉及对大自然整体的保护。就像俗话说的：“七个保姆看孩子，孩子瞎了一只眼”，我们的环境保护未能抓住要领。

<…>

（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 全宗7486.目录33.卷116.页码150-157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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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阿道夫·奥斯特洛夫斯基

我曾多次问自己：我们一家是如何在封锁期间以最小代价活下来的？为此，不能不与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档案材料。本文出自我的回忆录，收在2005年出版的文集《勇气从何而来》，是一部由生活在卡累利阿的列宁格勒围城幸存者共同撰写的书。我主要写三件惨事：饥饿、寒冷和恐惧。

饥饿

我家有没有储备食物？大概并不比其他列宁格勒家庭多。在食品票制度实施前的最后一天，我这个9岁的孩子东奔西走买食物。我买到几个小卷心菜，还有两三包每包100克的黄油。处处都要排长队，各种东西限量供应……

此外我们还有一桶糖，被妈妈藏在取暖的荷兰炉后面。每年夏天从乌克兰外婆家返回，我们总要带一些樱桃熬果酱，所以那年照旧预备了一桶糖，当时市面上只卖碎糖块。但是，令人不安的1941年夏天我们没去乌克兰，糖也就没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度过难关。我记得某天请医生登门看病，妈妈为了表示感谢请他喝茶，在茶碟上放两小块糖。医生喝完茶，用手指抹抹放糖的地方，舔舔手指。

我想引用我朋友А.С.列维娜（现居澳大利亚）的一句话：“今年（注：2012年）是我成为孤儿整整50年——我的妈妈已去世，她非常爱护我。战争时期她把自己的面包让给我吃，我当时吃着，却还不明白不应该吃。”唉，我父母也是这样做的。

我家有一位很远的亲戚鲍利斯·阿布拉莫维奇，住的地方离我们不远。大封锁的那个冬天，饥饿开始蔓延的时候，他偶尔会来我家。那时全部谈话内容都围绕着吃什么和上哪儿搞吃的。我仍记得谈话中提到的两道“菜”：第一道是“密特帕皮尔”汤，也就是“纸片汤”，这是为了让汤里除水之外还有点“料”。第二道是用细木工胶做的“羹”，这种胶像砖块，溶解开搅拌，变成一种稠糊糊，类似肉冻，小口小口吃。（木匠用的胶是动物骨头制作的，主要成分是明胶，形状通常是深棕色砖块状）

许多年后，大约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吧，我的岳父、列宁格勒记者Б.А.察茨科回忆起这样一件事：他曾在列宁格勒方面军服役，封锁期间到列宁格勒市出公差。返回部队的路上，他满脑子幻想吃一碗小米粥。好容易回到部队，勤务兵正端着粥，失足绊了一下，粥全洒了。察茨科差点儿哭出来。勤务兵跪在地上用勺子把粥一点点舀起，抬头问：“上尉同志，您还吃吗？”得到否定的回答，他才开始自己吃。

寒冷

我家五口人住在集体公寓的一个房间，客人留宿睡沙发或睡地板。房间有两扇窗，其中一扇装的是整块大玻璃。开战之初给每个窗玻璃都贴了纸条，防止被爆炸冲击破震碎时伤人。内窗框（备用窗框）取下来妥善保存，后来果然派上用场：玻璃震碎时我们就把备用窗框装上。不过，在列宁格勒最初几次空袭中，有一次爆炸冲击波把那扇大玻璃震碎了，所以我们用胶合板把窗户封死，杜绝后患。

城内多数房屋都是烧炉子取暖，我父母每年总要提前储备过冬柴火。当敌人逼近城市，人人开始做准备保卫家园，地下室和阁楼的储藏间都被拆除。在房屋管理处的号召下，凡愿意拆除木造储藏间的人纷纷加入。我和父亲也在其中，设法储备了足够的柴火。人们不仅会死于饥饿，也会死于寒冷。我们为“布尔乔亚炉”（铸铁炉）储备的柴火足够撑过严冬，这是我们得以幸存的重要原因之一。“布尔乔亚炉”放在房间中央，烟囱穿过小气窗伸到外面。这个炉子是全家生活的中心，靠它取暖，用它做饭。

恐惧

我们显然没力气恐惧。刚开始空袭的时候，我们还会从三楼跑进防毒掩体（我们楼的防毒掩体也是防空洞）。但后来渐渐不再下去了，即使广播响起警报，也已经没劲儿下楼了。有时我们会挪到走廊，因为走廊的墙壁又厚又结实。

战争爆发和莫洛托夫的讲话对我们小孩并没产生多大影响。那天列宁格勒阳光明媚，我们跑来跑去，唱着符合当时社会氛围和大人们情绪的歌。歌词好像提到战争将很快结束，还提到希特勒。

如何幸存

早在九月份列宁格勒就开始被轰炸。巴达耶夫斯基仓库起火，冲天烈焰全城都能瞧见。此后人们就有了一种看法：火灾烧毁了大批粮食储备，导致饥荒，因此实施了食品票制度。许多年后我们才得知全部真相。一座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根本不可能储备很长时间的粮食。其次，无人想到列宁格勒会这么快被包围。如今透过时间的棱镜回望过去，实在难以相信我们一家竟然挺过来了。我无数次问自己，这是怎样做到的……

从秋天开始人们在屋顶值守，防范燃烧弹临头。有一次空袭，敌机在我出生那条街：雷列耶夫街附近投下176枚燃烧弹——这个数字我至今记得，尽管不敢保证准确。那时候屋顶的值班人员会用专门的钳子夹住燃烧弹扔到街上，我和父亲也一起参加过夜间值守。城市每天都被轰炸，由于缺水，火灾蔓延，往往整栋楼被烧光。

城内停水，排水系统瘫痪，也没有电。我们要到涅瓦河的冰窟窿舀水，再用小雪橇拉回家。脏水只能拎出去泼在院子，有时甚至直接开窗往外倒。冬天这些污物冻成厚厚一层冰，开春季节城市将面临传染病威胁。政府命令所有成年市民必须完成规定小时数的清扫工作（好像是8小时）。人们在院子凿开混合了脏东西的冰块，把它们搬到街上，用卡车运走，倾倒进涅瓦河和市内运河。

各家各户用罐头瓶子自制小油灯照明。城市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窗户必须拉厚窗帘严密遮挡。房屋管理处派专人仔细检查，确保从外面看不见一丝亮光。违反灯火管制的行为会遭受严厉惩罚。

宵禁规定无通行证不得夜间外出，必须走夜路的人会在外衣翻领佩戴反光的圆形徽章，以免迎头撞着别人。还规定行人必须随身携带防毒面具，但虚弱不堪的人们把防毒面具拿出来放在家，用面具包携带杂物和食物。大家心知肚明，假装没看见。

我活到这个岁数，童年记忆所剩不多，但饥饿的感觉伴随终生。妈妈想尽一切办法，用纸片和木工胶煮汤。如前所述，那时的木工胶是砖块状的，非常珍贵。城内已经没有牲畜了，许多人甚至吃掉自己的猫狗。如果还有人家坚持养猫，带出去必须拴绳牵着。增加面包配额是最愉快的节日，第一次增加把每人每天的125克提高到150克。增加面包配额和恢复供应某些食品是“生命之路”的功劳——那是一条穿越拉多加湖的补给通道。

我家住在战神广场附近，从广场和夏花园路过的时候经常看见伪装好的高射炮阵地。我的学校在卡里亚耶夫街，已经停课。记忆犹新的是新年在涅克拉索夫街木偶剧院举办的一场新年庆祝会和一场音乐会，尤其珍贵的是发的新年礼物，让人想起遥远的和平年代。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一部分礼物带回家，因为太饿了，走在路上总想吃一口。

春天，大概四、五月份，学校复课。我们全体被集中到佩斯捷利亚街某学校，首先进行体检。我被查出一级或二级营养不良，学校每天给同学们喂一点加餐。

冰雪既消，凡能耕作的小块土地都被翻松、耕耘，栽种各种药草和蔬菜。人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荨麻和榆钱菠菜(Лебеда)长出来了。我记得冬天为了防治坏血病，有人运来松针建议大家泡水喝。是谁运来的我已记不清，能够打听的人也都不在了。

疏散

1942年7月，我们全家，也就是父亲、母亲和三个孩子被疏散后送。父亲因患肾病是残疾人，原本免服兵役，但在疏散期间总动员的时候被征召入伍，作为普通士兵一路打到柏林，后来又调防去了东方的满洲，1945年11月退役。战争加重了他的慢性肾病，后来死于这种病。

我们是通过“生命之路”疏散的。先坐火车到拉多加湖，又坐小汽艇横渡湖面。穿越湖泊过程中我们遭遇炮击，那是一片开阔水域，场面十分可怕。之后在拉多加湖对岸再次被炮击。接着把我们装进供暖货车厢，颠簸近一个月时间来到新西伯利亚。最后在鄂毕河坐轮船，抵达奥尔丁斯科耶村——整个卫国战争期间这儿就是我们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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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КВД官员的1942年围城日记

妮娜·康德拉坚科回忆战时岁月

一个基辅女人的战时日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不在俄罗斯洗衣”

19世纪的洗衣劳动堪比苦役，就连尼古拉一世的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也深知这一点。她曾想尽办法减少两都（译注：即圣彼得堡、莫斯科）孤儿院内私生婴儿的数量，效果不彰。于是她1829年降旨：为了遏制孤儿的主要来源——士兵之妻抛弃孩子，必须严格调查弃婴是否为士兵子女，如果是，那么小孩长大后男的强制当兵、女的做洗衣工。因为在当时的洗衣技术条件下，不仅衣物磨损得快，洗衣女工本人也会因劳累迅速耗尽体力，所以医院、疗养院、救济机构和学校对这些人的需求很大。

医学博士А.Н.尼基京写道：“人们发现洗衣女工罹患与其职业有关的各种疾病。她们生活在潮湿环境，手脚总是湿的，很快就会变得虚弱……环绕她们周围的潮湿空气阻碍了汗液蒸发，其后果就是……感冒、风湿病、腹痛等。”

地主家的女仆犯了错，惩罚她去洗衣房干活：筛草木灰用来熬制碱液，把脏衣服塞进木桶，浇上热碱水，之后放入大锅加肥皂煮沸，还要在大盆内揉搓——全部工序都在高温与刺激性蒸汽中进行，门必须常开，好歹有一点通风。最后把衣服搬去河边或池塘，抡起木棒敲打、漂洗。待衣服晾干，还有一项艰苦活：用滚筒碾压以使布料柔软、便于熨烫。

诚然，俄罗斯地主里面也有一些古怪的人，他们府上甚至没有洗衣房。与列夫·托尔斯泰关系友善的记者П.А.谢尔盖延科写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祖父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是他那个时代的豪掷千金之人，不仅花光了自己的万贯家产，还挥霍了妻子——戈尔恰科娃公爵小姐的更大一笔财富。此公生活之奢靡，只需举一例：他家脏衣服不是在俄罗斯洗的，而是用专门的马车送去荷兰洗。”

不过，这或许不仅仅是地主老爷虚荣摆谱，农奴洗衣工技术拙劣也是原因之一，她们常常洗坏了珍贵精巧的桌布、床单和衬衣。粗手大脚的女人哪里知道，荷兰麻布或细麻纱布缝制的衣物既不能放进陶罐整夜蒸，也不能放进大锅煮一个小时，更不能在漂洗时木棒子猛敲……

甚至将近一个世纪后的1884年，П.П.卡尔佐夫中将编写建议手册告诫赴外省服役的新任军官，谆谆嘱咐道：“定制或购买过于精细的衬衣纯属浪费钱，因为你不知道在小城镇或乡村会遇到什么样的洗衣工。比起普通布料，这种精细衣服更容易被洗坏，而普通布料的处理方式，每个女人多多少少还是懂一些的。”

“其设施毫不讲究”

整个19世纪，无论首都或外省，普通洗衣店的布局大同小异：第一间屋生炉子，常年烧着几口锅：一口用来煮碱液，其他的用来蒸或煮衣服，旁边再搁几只木桶和大盆。第二间屋摆放滚筒、熨衣桌，以及收纳干净衣服的架子。漂洗一年四季在河边或池塘进行，洗衣店老板通常与“漂衣筏”（一种专门搭建的平台）主人签订合同，讲好每篮衣物支付多少钱。而这些“筏主”则要向市政府缴纳小生意营业税。寒冬季节，许多城市的“漂衣筏”不能使用，于是漂洗工作交给凿冰窟窿的人，也就是“冰洞老板”。

经济学家А.С.乌沙科夫1862年如此描述莫斯科的漂衣筏：“在莫斯科这种商业城市，河上也有各种商业设施。市杜马出租水面，从筏子、浴棚和汛期摆渡中获得收入……漂衣筏被视为末流的行当，因此其设施毫不讲究，就只是一些木筏子，暴露在水与空气的各种影响之下。它们多次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因为那场景纯粹是一派祖国风情。深冬严寒，气温约在零下二十度，满目冰霜，脚下雪吱吱响，风像刀一样，冰窟窿不时浮起一层薄冰。你站立桥边，身穿温暖皮袄，拉低帽檐，双脚跺地，远远欣赏着。木筏上，露天作业正进行中：女人们有的穿光面皮袄，有的穿兔皮袄，还有的只穿短棉袄或麻布外套，脚穿靴子、套鞋或低帮鞋，取决于业主的经济状况……她们挥动木棒，水在布上结冰，粘住了木棒——苦啊！这些劳动者们累得哼哧哼哧，双脚湿冷受煎熬，木筏表面不时被水覆盖，手酸、腰痛、头发热，随便包一张纸或毛布头巾……”

而在当时的警方报告中，常有洗衣女工不慎落水被救起或淹死的记载。

到了19世纪末，此类漂衣筏的结构没有太大变化。北都圣彼得堡警察局的首席医生И.叶列梅耶夫曾见过这样一处设施：“在渡口下方有一座漂衣筏，长约8俄丈（译注：1俄丈约2.13米），宽约4俄丈，四周有平台，通过木梯与堤岸斜坡相连。漂衣筏的中央是4个水池，莫伊卡河水直接流入，水池四边围着4个长槽，洗衣女工就在其中漂洗。水池两侧各有一间房屋，供筏子经营者和看门女人使用，内设取暖的铸铁炉，排烟管贯穿整个房间。在与洗衣筏齐平、略高于筏子入口处的堤岸有一根城市污水管。夏季停靠在漂衣筏上游的驳船和渡口平台减缓了堤岸边河水流速，造成水面遍布污泥及动物、植物的残渣污物。加上污水管排出的脏水，漂衣筏水池中的水污浊不堪。要在这样的脏水中漂洗刚洗好的衣物，非得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干净的人才行。”

1908年莫斯科当局要求提高妇女在漂衣筏工作的安全性，发布了一份指示文件，写道：
“用于洗濯的漂衣筏应由经营者自费建造，并使用结实缆绳加固；固定洗衣筏严禁在河中打桩，必须用锚或缆绳连接到河岸……
要用坚固木材建造带屋顶的漂洗间，设有采光窗和洗衣槽……应保持漂洗间状态良好、外观体面，自费用油漆粉刷，不可在漂洗间外洗衣。
经营者还应当在漂衣筏旁常备一艘专用小船，预防意外发生。小船的设施包括：在船内座位下方沿着整条船舷固定一条帆布长袋，横截面为三又四分之三俄寸（译注：1俄寸约4.4厘米），内部紧实填充软木碎屑；或用帆布紧密捆扎的芦苇代替长袋。长袋须用油漆涂刷两遍，确保防水……”

另外，漂衣筏150米范围内任何人无权开设另一个漂衣筏，但沿岸居民自用的小筏和冬天的冰窟窿不禁止。

“不使用挤压捶打”

1830年俄罗斯首次尝试开办“文明洗衣房”，在圣彼得堡“成立了一家股份公司”，旨在“效仿外国同类机构”设立私营机器蒸汽洗衣房。俄帝国臣民、工厂主德林格向内政部递交了申请。获批的机构章程写道，该洗衣房的业务“是利用水蒸气和肥皂溶液洗涤各类衣物，完全不使用对衣物有害的任何揉搓、强力挤压或捶打”。章程还说：“这种用蒸汽洗涤衣物的方法，已被最著名的实用化学家经由实验证实为最有利于保护和彻底清洁衣物的方式，因此已在欧洲许多国家的首都及城市广泛运用。”

洗衣房开张需要30万卢布，决定发行1500股，每股500卢布，但认购时每股只需先缴纳200卢布。之后此事停留在筹备阶段，无果而终。

1859年在莫斯科进行了第二次尝试。当时正在从事首都供水系统改良工作的А.И.杰尔维格男爵回忆：“莫斯科洗衣公司章程获批后，我认购了相当数量的股份，目的是在公司中拥有表决权，以便推选А.И.纳雷什金（注：退役准尉，男爵的朋友）为经理。他急需一份工作维持生计，并且做事向来勤恳。但尽管如此，洗衣公司仍然经营失败，大概两年后便被清算，股东们只拿回四分之一的投资款，我也损失惨重。”

这些年间在莫斯科为那些“需要大量洗涤”的客户（如富裕人家、餐馆和旅馆）提供服务的是位于巴比格罗多克的“库舍列维切娃夫人蒸汽洗衣房”。虽然仍由人工揉搓，但舍弃草木灰，只用肥皂。其进步之处是：洗衣水来自河流，马拉装置带动滚筒，把经过蒸汽漂白的衣物在滚筒中再漂洗六分钟。接着送入“拧干机”，时间也不超过五分钟，又用蒸汽烘干五分钟。最终从洗衣槽到熨斗整个过程仅需几小时而已。然而这家店的服务价格不菲，被旅行指南和参考手册反复提醒。

1871年，彼得堡的针织袜子厂主В.П.克尔斯滕效仿西欧，在本市开办蒸汽机械化洗衣房。正如此人传记所写，他“未能发展这一事业，因为当时仍须顾及人们对机器洗衣的成见”。1884年В.П.克尔斯滕去世后，由Е.П.克尔斯滕接手，在儿子А.С.克尔斯滕（译注：原文如此）的积极协助下成功壮大了两家企业。至19世纪末，织袜厂与洗衣房已拥有三台蒸汽机、五台蒸汽锅炉，雇佣工人400名。不过，克尔斯滕家洗衣房的主要客户是圣彼得堡的教育机构和高档旅馆、餐厅。

普通市民仍然把衣物交给女工用碱液浸泡和煮洗。根据1882年人口普查，莫斯科共有8439名女性个体洗衣工，以及127名男性洗衣工。但城市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负担不起这种本就不算贵的服务。工人、手艺人和日结短工只得在澡堂洗澡时简单洗一下衣服，尽管法律禁止这样做。彼得堡警察局首席医生И.叶列梅耶夫写道：“除了‘沃罗宁澡堂’之外，各澡堂的廉价浴室照常有人洗衣服，肥皂上带一股发霉的、几近恶臭的气味，即便是非洗浴日也弥漫不散。虽然这种洗衣方式对穷人而言很便利，但从卫生角度来看却严重破坏了澡堂环境，助长了肮脏、破旧衣物引发的恶臭传播。若能在澡堂内专设一些附属空间，让贫民能够免费或以极低费用洗自己的衣服，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按照英国物价水平简直太便宜啦”

目光投向西欧。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大城市就出现了所谓公共洗衣房，贫民妇女只需花一便士即可洗六小时衣服，使用锅炉、温水和任意数量的冷水，还可使用公用烘干房的蒸汽设备。法国政治家莱昂·福谢赞赏说：“利物浦的工人阶级踊跃使用公共洗衣房，证明该设施对他们来说十分必要；第一年就洗了三十多万件衣服。现在他们按照同样方案又建造了第二座”。

自1856年起，柏林的澡堂与公共洗衣房合并经营，每年为每位业主带来约3700塔勒收入。到了1860年代，法国、德国和瑞士几乎所有的公共洗衣房都使用蒸汽代替手洗。妇女们按小时付费租用蒸汽、水、大盆、挤压机、烘干室和熨烫设备。这些场所既有专职洗衣妇，也有勤勉的家庭主妇。例如巴黎最大的公共洗衣房可同时容纳120名妇女。

1890年代，英国多个城市的市政当局为贫困人口开设洗衣房。经济学家И.Х.奥泽罗夫描述格拉斯哥时写道：“这座城市拥有自己的洗衣房和澡堂……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洗衣房的组织有个特点：市政府不仅提供洗衣房供民众洗衣，自己也承接业务，雇佣专门的员工在这里代客洗衣。妇女进门来只需花费2便士，就可以使用各种先进设备洗衣整整一个小时……格拉斯哥已投资13万英镑建设工人住宅，如今，人们甚至可以花每年5英镑10先令（约合45卢布）租住一间布置良好的公租房，按照英国物价水平简直太便宜啦，而两个房间的价格是6英镑16先令。公租房有附属的洗衣间，使用费是每小时1便士（4戈比）。”

同样在19世纪末，许多俄罗斯旅行者都对德累斯顿合作协会的住宅赞不绝口，因为该建筑公司每栋民宅的地下室必备洗衣间。经济学家В.В.斯维亚特洛夫斯基写道：“住户有权在每月特定的日子使用一次洗衣间。每位住户应当向管理员支付10便士以维持洗衣间的清洁和秩序。关于操作各种洗涤设备的规定十分严格，要求住户谨慎小心。如果哪个家庭希望每月清洗衣物超过一次，则要额外付费。另一个单独的房间有挤压机，供全体住户免费使用。”

1914年10月，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杜马开会讨论城市冰洞的收费问题。市政当局的报告写道：“直到1914年，在叶尼塞河上开凿露天冰洞一直由市政府承担费用，但由于维护这些冰洞并非城市的必要开支，而是一种通过向居民收取使用费从而获得收入的普通财源，因此市政府认为，将冰洞和筏子（包括封闭的暖房和露天的冷房）的建设、维护和运营，招标出租给有意承租者，是可行且适宜的。”

插一句，说这话的背景是：自1903年起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暖房冰洞漂洗衣物要收费——小手提篮3戈比、大衣物筐10戈比。

市政府报告继续写道：“随着城市自来水系统建设，上述收费正逐渐失去意义，与此同时，冰洞带来的收入也开始下降，这可以从1913年最新财报中看出。而1914年的预计收入仅为233卢布。”

辩论期间议员们各抒己见。Л·П·捷尔斯基提出不应对在冷冰洞漂洗收取费用；М·П·米哈伊洛夫则表示不应对小提篮收费，因为使用这种小篮子的多半是贫困群体；А·И·格罗姆切夫斯基则说：“洁净的衣物是保持卫生之必需。因此城市不应将冰窟窿作为财源项目。更不应对那些虽然是由城市专门设立、但属于开放空间的区域收费。”最终，市杜马决定以每年1500卢布的价格出租冰洞和筏子，无加热设施的冷冰洞免费提供给所有人。

“下面必定是脏内衣”

但在一些省城，某些最需要洗衣服务的场所——比如医院——直到20世纪初都很少拥有欧式洗衣设备。后来，各省和县的政府终于意识到建设洗衣设施之必要性。1907年叶列茨地方会议作出结论：“叶列茨县医院的洗衣工作存在严重不足。随着医院逐渐发展成为正规医疗机构，用原始的方法来洗衣，已经完全不能满足按时供应洁净衣物的需求，并且洗出的衣物极其不合格……病人卫生状况不佳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如一条红线贯穿叶列茨医院的历史，显著影响着术后恢复情况……为了充分说明医院的洗衣工序，我们用几句话来描述：换下的脏衣被放入铸铁锅加碱煮沸，由于很少换水，看起来仿佛泥汤一般，血渍因而固定下来根本洗不掉。接着放进木盆揉搓，再照常运到河边漂洗，部分在阁楼晾干，部分在户外晾干，最后送到洗衣工的房间折叠整理——就在她们吃饭的餐桌和她们睡觉的床上。”

叶列茨县管理局决定：随着新式现代化洗衣房的建成，医院全体职工的洗衣费用政府全包。会议记录指出：“将这些衣物外送清洗，即便费用由职工承担，在一个设施完善的医院中也是实现不了的，毕竟院方无法要求职工保持衣物内外清洁，这一要求将会被视为侵犯职工的个人经济利益。职工为了节省一些薪水，宁愿尽可能长时间地穿同一件内衣。制定严格措施也许能勉强保持杂役和助理护士外衣的洁净，但外衣下面必定是脏内衣。如果由医院洗衣房负责清洗，政府出费用，则可以轻而易举地迫使职工保持清洁。”

但在为洗衣房采购新设备时，医院管理层却面临尴尬矛盾：国产洗衣机不仅短缺，且价格远高于进口产品。从事部队洗衣房现代化工作的军事工程师К.В.马尔科夫描述彼得堡的企业：“我们参观工厂后得出如下结论：圣加利公司改造进口机器并贴上自己商标，但只接受定制订单，生产周期不少于两个半月，设备连同运至现场的总报价明显高于进口机器。彼得堡金属厂根本不生产洗衣机，仅承担中介业务。其他较小的公司也是如此，比如兰根齐彭公司从事洗衣房全套设备的中介采购。”

另一种尴尬情况是：地方政府已经购置了洗衣机，但洗衣仍沿袭老办法。1904年科斯特罗马省布伊县管理局有过一次失败的尝试：“去年为布伊县医院购入一台‘蜜蜂牌’洗衣机，配备圣彼得堡沃尔考的挤压脱水机，连同运费共计63卢布70戈比。但这台机器至今闲置，原因是医院的洗衣女工用不惯，更乐意手洗。对这台机器进行专门试用后发现，只有熟练工人才能够操作……”

无产阶级革命亦未能让洗衣店真正贴近人民。1927年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任职的老布尔什维克С.Н.斯米多维奇（译注：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的嫂子，1905年孀居，后再婚）谈莫斯科的情况：“公共洗衣房非常少，费用仍然昂贵，所以大多数女工和男工家属无法将自己的衣物送到公共洗衣房清洗。女工们目前的要求仅仅是希望在工厂内开设一处场所，方便她们或男工家属洗衣，这样就不必在住宅房间或公共厨房洗衣，避免肥皂水蒸汽污染居住环境。”

又过了十年，莫斯科鲍曼区苏维埃的一次全体会议愤慨指出，大多数洗衣房只为国家机关服务：“全会指出我区洗衣房数量不足，服务能力有限，洗衣水平低劣，对待顾客衣物粗心大意，有时甚至态度野蛮。全会责成主席团专门讨论扩大洗衣房网络和改善其服务的问题。”

此后年复一年，大会堂讨论如火如荼，公共厨房肥皂泡漫天飞舞。

延伸阅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人贫富悬殊

昔日俄罗斯的出租马车

17~18世纪俄罗斯浴室的擦澡女工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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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4月俄罗斯国务委员会作出决定，旨在一劳永逸解决一项长期存在的问题——贫困居民几乎得不到医疗救助，即便是在首都。整个“杂工阶层”被加征特别税，用于建立和维持专门医院。虽然这笔资金征收顺利，但到了七十年后的1912年，却仍有超过三分之一需要住院治疗的莫斯科贫民被拒之门外。

“仅剩700张床位”

1785年夏天叶卡捷琳娜二世沿伏尔加河视察期间途经莫斯科，对旧都的医院数量深感不满。全城仅有两家医院：一家是建于1763年、纪念她儿子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大公平安康复的“帕夫洛夫医院”，设有50张病床；另一家是1775年遵照她旨意成立的“叶卡捷琳娜医院”，设有150张病床。

军事委员会秘书П.С.科洛托夫写道：“从莫斯科返回途中，女皇萌生了一个想法，要为这座都城配备一切必要且有益的机构。为此，她在克林（译注：莫斯科州古城）写信给时任莫斯科驻军总司令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鲁斯伯爵，内容如下：第一，增加医院和残废人收容所的数量，用于照顾体弱者和生活无着者，使其规模与城市人口相匹配……”

但无论叶卡捷琳娜二世年间，或历代俄罗斯皇帝在位年间，莫斯科医院的床位数量从未“与城市人口相匹配”。平民患者的处境更艰难，因为许多人负担不起治疗费用。十八世纪末在叶卡捷琳娜医院住院一个月需支付5卢布（相当于低级官员月薪），这笔钱通常由患者本人、他供职的机关部门或社会团体承担。到1815年住院费涨至每月10卢布，1830年进一步涨至15卢布。

统计学家В.П.安德罗索夫1832年指出：“总体而言，可以注意到医院的床位数量远远无法满足民众需求。如果从2827张编制床位中扣除1850张军医院床位，以及为医院所属地方患者保留的303张床位，那么供首都其余25万居民使用床位恐怕仅剩700张。”

1833年设有450张床位的市立医院投入使用，但只是略微改善了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该医院接收农奴患者，“只要他们持有合法的身份证明”。医院还另外辟出100张免费床位供贫困自由民使用，前提是他们出示警方签发的贫困证明。其余患者则需支付每月15卢布纸币的治疗费。

同样在1833年，叶卡捷琳娜医院从地角偏远的旧木房迁至彼得罗夫斯基门附近，搬入为其修复重建的加加林公爵旧府邸（译注：昔年拿破仑军队撤离后失火），拥有220张床位。1846年医院在花园新建可容纳70名患者的夏季病房，但由于此处毗邻厕所，入住体验不佳。民政部门的莫斯科医院监察员А.И.奥维尔写道：“夏季病房内必经之地几乎直接与走廊相连，由于厕所简陋，潮湿天气恶臭弥漫整条走廊，尤其夜间关门关窗时情况更严重。”

建筑主体也存在缺陷。А.И.奥维尔指出：“医院附近彼得罗夫卡街形成大片积水，甚至浸泡了建筑底层部分基座。这些积水与厕所排放的污物在管道混合，散发刺鼻气体，即使没有大量积水也一样，夏季令人无法忍受，甚至冬季也难免。整个建筑这一侧的底层都被剧烈臭气笼罩。”

莫斯科当然还有其他医院，比如慈善家资助的豪华的戈利岑医院和谢列梅捷夫医院。1824年莱科恩·德·拉沃所撰《莫斯科旅行指南》对前者大加赞赏，曰：“医院内部设施和管理制度与其富丽堂皇外观相匹配。本院药品卓越，护理细致。”又介绍后者：“这座建筑以其宏伟而简约的风格令人倾心，其宗旨和使命更令人敬畏……在这里患者能够获得一切必要的医疗救助。”

这些医疗机构的高水平服务几十年如一日。1857年监察员А.И.奥维尔对谢列梅捷夫伯爵创办的医院赞不绝口：“患者饮食品质极佳，听凭自由选择。只要对病人有益，医生可以自行判断提供任何食物，无论其价值如何；甚至患者的特殊需求也能满足，前提是不妨碍治疗。药品种类亦无限制，不受既定配额的约束……无论最新款药物、矿泉水或昂贵的治疗手段——凡属医生认为必要，都可用于救治病人。”

可想而知，尽管这些机构被视为“公立医院”，但贫穷之人入院的机会渺茫。

“便利且基本免费”

由于贫民医院床位短缺，穷人患者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而公共救济机构忽然发觉：早在1775年设立省份时就曾规定医院应免费接收和救治所有贫苦之人。但该法令并未明确界定“贫苦”的具体标准。1834年内政大臣就此问题向部长委员会呈交报告：“从某些省长的通报中可以看出，由于无法明确区分哪些住院者属于有产者、哪些享受贫民优待，公共救济机构面临诸多不便，并且在追收治疗费时常常陷入徒劳扯皮之中，有时甚至持续数年。”

尼古拉一世皇帝命令：将1804年批准用于圣彼得堡市立医院的规定推广至全体公共救济机构所属的医院。有权免费入院者包括：
а) 各官衙送来的行政机关雇员及低级文书官僚，若其单位未设专职医生；
б) 国家机关退休人员；
в) 无专门医院及医生的士兵、水手和其他军人的妻子与无工作子女；
г) 国家机关所属农民及获得永久自由的男女；
д) 在医院所在城市无不动产的小市民和外地小市民。但对于这些人，公共救济机构应在接收时查验详细财产证明，并据此决定是否免除医院规定的治疗费用；
е) 拥有不动产的本地商人和小市民，前提是本地的公共救济机构接受商人和小市民社团捐赠之款项用于医院运营（如同1804年2月26日法令对圣彼得堡市立医院的规定），而非依赖城市财政拨款。

此外，这些医院还被允许接收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前提是“他们的工资或小营生收入微薄，并且负担大家庭生计”。但医院在接收此类患者后“必须核实其贫困状况”，随后“申请内政部批准免除其应支付的医疗和住院费用”。

到了1836年，莫斯科和其他省会城市被拒绝住院的人数逐年增加。当时的首都名医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伊诺泽姆采夫声名籍甚，他在斯皮里多诺夫卡街的宅邸广为人知。俄罗斯医生协会创始人之一Н.Е.马蒙诺夫大夫曾写道：“在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的接诊室，医疗救护迅速、便利且基本免费。这个接诊室成了门诊部。每天至少有十位大夫来此坐诊，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检查求医问药的患者，提供建议并开具处方，处方有特殊标记，可到博尔特药房拿药，它们承诺以优惠价格销售药品并且确实如此……这一俄罗斯最早的私人门诊部实现了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和朋友们的双重目标：既帮助贫困患者，也通过这些患者向公众介绍他门下培训出来的医生。”

伊诺泽姆采夫的“门诊部”每年接待6000余人。19世纪上半叶的莫斯科贫困患者还曾获得首都监狱总医师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加阿斯的免费医疗建议和药品，他因此被民众尊称“圣医”。

公共救济机构不得不效仿这些无私行医的大夫们的先进经验。医院意识到自身无法收治所有患者，向内政大臣提出请求，言明公共救济机构“经常因床位不足或患者承担家庭责任不愿入院，尤其是那些罹患长期治疗之慢性病者，故而难以提供此种救助”。内政部长“认为可以批准为这些患者免费供应药品，费用计入机构开支”。

大臣部长决定：“贫困患者为了领取药品，必须提供其居住地警察官员出具的书面证明，核实其身份、经济状况与家庭人口”。患者经过医生检查并开具处方后，将证明文书送交医院办公室。该患者的姓名单独登记造册，发给“享受治疗”之凭证，注明年、月、日。每次回医院复诊拿药，患者需出示该凭证，康复后再换回自己的证明文书。

“每年付给医生达2000卢布”

然而，有支付能力的莫斯科人不喜欢医院。作家兼剧作家П.Д.博博雷金通过笔下一位女主人公之口生动传达了当时人们的住院观感：“她亲历了对医院的特殊恐惧，这种恐惧是平头百姓和贵族老爷共有的。医院意味着必死无疑，是贫乏的、普通的、冷淡的；有可怕的手术，有粗暴冷漠的医生、医助和护士。在那狭长的、摆满单人床的病房一躺好几个月，弥漫着医院的腐臭和石炭酸味儿，身边的人呻吟、打鼾、哭喊，做一切使病弱之人变得肮脏可憎之事。在医院，一位士官早晨巡查病房，大声询问：谁要领圣餐？”

故而手头宽裕的莫斯科人更愿意在家治疗，请家庭医生照护，或偶尔找名医咨询意见。自1789年起俄罗斯法律正式规定了自由执业医生的收费标准。医学博士K.戈林格写道：“如果医生把全部时间用在病人身上，却不能获得至少满足他和家人生计的最基本报酬，那是不公正的。因此我国法律甚至允许医生对其劳动提出某种程度的收费要求，例如：城市内出诊每次半卢布至1卢布，市外出诊每次1至2卢布，口头或书面咨询3至5卢布，在难产时提供助产服务收费5卢布，接生婆的分娩服务及九天探视同样5卢布；至于重大外科手术之费用未作硬性规定，由医患双方自行商定——如果收费过高，医疗管理局也不会袖手旁观”。

但并不是所有医生都遵守规定的收费标准。1820年代一个月住院费15卢布，而名医（例如Г.Я.维索茨基或М.Я.穆德罗夫）一次出诊费高达25卢布。然而富裕病人相信这钱花得值。同时代的人说穆德罗夫能用放血疗法和水蛭吸血创造奇迹。有些家庭连续二十年聘请穆德罗夫看病，尤其感激他能记住每位患者的状况，秘诀就在于这位医生保存几十年的病历。穆德罗夫向自己的学生们解释：“这些全是我亲手撰写，不是在家而是在患者床边写的。姓氏数量一千多个，每个姓氏下面可能有多位病人，每个病人也可能生病多次。档案依照字母顺序排列，一个字母单独一册，翻开就能迅速查找每位病人的病史和全部处方。这件宝藏对我而言比我的整个图书馆更珍贵……1812年，我所有的书——那些构成我财富和学术奢侈品的书都留在这里任敌人掠夺，但病历档案无论走到哪儿我必随身带着。”

穆德罗夫讨厌“故弄玄虚”，不愿做那种为了忽悠病人而给他开出25种成分混合药膏的医生。他会毫不犹豫地建议病人“敷芥末籽、辣根膏，使用西班牙苍蝇”，还会推荐“摩擦、蒸汽浴、普通浴或药浴，用水、醋、葡萄汁或葡萄酒洗脸、洗手、洗脚乃至洗全身”。穆德罗夫说过一句日后成为名言的话：“治病不能只看病名……应着眼病人本身，治疗他的体质、他的器官、他的精力……这就是我行医的全部秘诀。”

简单的治疗方法为首都最好的医生带来不菲收入。曾访问俄罗斯的英国医学博士A.B.格兰维尔1828年写道：“有声望的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一年挣5万至7万卢布，某些人家每年付给家庭医生600-1000甚至1500卢布，且据我所知，还有两个显赫家族每年付给医生高达2000卢布。”

但无论首都或其他城市，绝大多数人做梦也不敢想拥有私人医生。

“三个人睡两张床”

1840年代初随着手工制造业发展和歉收地区农民大量涌入，两都平民数量持续增长，无论公共救济机构或慈善医生都难以给他们提供医疗救助。于是1842年4月圣彼得堡正式宣布了皇帝恩准的一项国务委员会决议，开办一所“为杂工阶层设立的医院”。

莫斯科民政总督（译注：相当于“市长”）И.Г.谢尼亚温指出：“鉴于莫斯科所有面向平民阶层的医院几乎全年满员，每天都有几十名患者被拒之门外——导致劳工们在此地找不到容身之处，只能带病离开都城，未抵家乡即死于途中”。他也提议在莫斯科开办一所专门收治杂工阶层的医院，当时这类工人城内约有11.5万。

国务委员会的决议称：“在圣彼得堡开办常设医院，服务在此居住的杂工阶层，决定每年向每位杂工，无论男女，征收60个银戈比。”——莫斯科则是每人每年收70个银戈比（当年老百姓的主要食物黑面包，在1842年的价格是一俄磅1.25银戈比，约合每千克3个银戈比）。

这笔钱绝不是自愿缴纳，属于强制性税费。凡有缴费义务者的身份证上都会注明缴费情况，若某人掏不出这钱，发给其一张凭证，限期一个月离开首都。《刑罚汇编》还新增一条规定：“城市的房主或其房产管理人……若容许未缴纳杂工医院所设定费用之杂工、或已领取未缴费凭证之杂工居住于其房屋内，一旦凭证期满，受如下处罚：第一种情况——每人处以各首都所定缴费金额的十倍罚款；第二种情况——每逾期一日罚款三十戈比。”

1844年9月1日莫斯科正式开收“住院捐”，一个月后首批患者入住隶属公共福利机构的杂工临时医院。该机构历史文献显示，这家医院设在苏谢夫区旧叶卡捷琳娜医院年久失修的老楼内，因为“只有监狱医院首席医生加阿斯无条件同意为杂工提供病房”。虽然新叶卡捷琳娜医院同意每月接收20名患者、市医院同意接收70名，但每位患者的月住院费高达4.3个银卢布，公共救济机构感觉负担太重，毕竟杂工医院收治一名患者的月开销仅70戈比。不久，旧叶卡捷琳娜医院的200张病床每月已有400余人排队申请。

此外，很快又向居住在市内工厂宿舍的工人们征收“住院捐”，由此增加了2万名潜在患者。

莫斯科的地主擅长精打细算，他们在城内拥有5.8万名奴仆。为逃避支付每位患病农奴在市医院治疗的4.3银卢布费用，他们开始将病人送往旧叶卡捷琳娜医院，并在送院前一天给他们支付70戈比的年费，尽管该医院条件特别恶劣。药品、床单、仆役和食物仅按200名患者之标准配备，而实际接受治疗人数远超此数。

医学博士A·I·奥韦尔写道：“旧叶卡捷琳娜医院建于城市北端……正迎着北风。所以地理位置有利于形成雾气和大量露水，使得空气潮湿，容易引发间歇性热病。根据杂工医院的医生观察，这种热病在院内很难治愈，动辄复发，患有其他病症的病人也会发作”。

后来逐渐向莫斯科市民租用七间民房，但寻求医疗帮助的人持续增加。遂决定开设门诊部接收求诊者。

着手筹备杂工临时医院之际，官员们曾承诺将在三年内建造一座现代化的砖石结构永久医院。临时医院高级医生亚尼亨被派往圣彼得堡详细考察当地杂工医院及其他医疗机构的设施和运作方式。随后，建筑师М.Д.比科夫斯基1845年5月前往北都，以圣彼得堡的医院建筑为蓝本画图，因为“其外部和内部设计几臻完美”。最终，1846年М.Д.比科夫斯基完成医院施工方案，预计耗资一百万银卢布。公共救济机构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莫斯科民政总督遂委托建筑师П.П.布连宁“以最经济、最便利的方式设计永久医院预算案”。1847年此人提出的总造价为927325卢布66戈比。

省级官员计划举债70万卢布，期限为37年，从70戈比捐税中慢慢偿还。又考虑将每位工人的70戈比年费提高到90戈比。但在提高缴费标准之前，官员们想要查明医院的建设方案是否包含了“超出最底层人民需求的奢侈与豪华”？争论此事的公文往来持续十年之久，广大患者继续咬牙硬撑。

А.И.奥维尔报告说：“住院治疗的杂工被安置在医院的五座独立小楼、走廊和厕所内。夏天潮湿，冬天寒冷，即便健康人也难忍受。地板、窗框甚至墙壁皆腐朽不堪，纵然消耗大量燃料也无法给病房供暖和维持健康空气流通。但就连这种病房都不够用，每年患者激增时由于缺乏空间和病床，直到1857年患者们不得不三人合用两张床，甚至睡在床与床之间的地板上。病房短缺导致一些病人被安置在浴室、烘干室等位置”。

在这家医院上班同样很辛苦。一位助理护士要照料15个患者，而在其他医院通常不超过5个。每位住院医生负责100个患者。不仅患者的三餐被缩减，甚至工作人员的饮食也得不到保障。医院十四年累死了十三位大夫。

1855年11月亚历山大二世命令将已故出版商、慈善家П.П.别克托夫捐赠的全部财产用于建设莫斯科的杂工医院。这些财产包括位于各省份的庄园、莫斯科的房屋和度假别墅、现款及一些小银器，总估价约50万卢布。肉贩街的别克托夫家雅宅成了杂工医院的一个分院，1879年市政府又购得谢佩列夫豪宅，开设亚乌扎分院（译注：即后来的市立第23临床医院）。然而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修缮改造旧叶卡捷琳娜医院，承蒙С.Т.莫罗佐夫、Л.И.蒂米斯特、Ю.Т.克雷斯托夫尼科娃、М.Ф.莫罗佐夫和А.П.卡维林等人捐资赞助。

19世纪末《莫斯科市杜马公报》写道：”尽管商人们为医院和收容院慷慨捐款，但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医疗援助的事业远未达到理想水平。1894年1月市医院拒收病人的数字依然令人震惊。拒收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床位。某些医院的拒收比例高达50%”。

1912年莫斯科市医院合计收治73441名患者，仍有39494名患者被拒。原因：满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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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外科名医谢尔盖·尤丁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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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时代

1663年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位年间，俄罗斯首次建立养老金制度。但当年不叫“养老金”而叫“治疗费”，即发给退役军人求医问药的钱，战场受伤越重钱就越多。无伤残的老兵通常会分给土地，自食其力过活。俄国“治伤养老金”的出现比欧洲最早的养老金晚了近两百年，目的也截然不同。十五世纪下半叶法王路易十一年间的法国已经有了退休金，其名称源于拉丁文”pension”（付款），不是付给那些急需经济援助的人，而是赠予国王的侍从和高官显贵。

到了十六世纪后期，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开始给水兵发放军人养老金，因为那几年法国正跟荷兰开战，该制度有利于舰队招兵。

彼得一世年间俄罗斯出现了第一部规范养老金（社会支付或赡养费）的法律，仅惠及军人群体。1720年皇帝签署《舰队在海上一切事务之条例》，其中专门规定：因伤残或衰老不适合服役的水兵下船后的生活，取决于他们的健康状况及个人意愿。所以一些人获得晋升，安排到陆地从事相对轻松的工作，另一些不能继续当兵的人或送军医院免费吃住，靠朝廷供养，或领取年薪自谋生路。

同样在1720年，彼得一世还颁布了《退役军人养老金》法令，其目的与十六世纪法国的政策类似：“为退役军人提供体面的终身养老金，避免他们玷污军队荣誉”，并且“使所有人在仰望和期待皇帝陛下仁慈的同时，更加勤奋热忱服役”。但该法令仅适用于已有积蓄的军官，贫穷士兵依旧靠微薄工资生活。

尽管新法并不完美，但现代养老金立法的雏形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上述《舰队条例》规定为阵亡水手的遗孀和孤儿提供补助，今天称为遗属抚恤金。

叶卡捷琳娜二世年间，不仅军人，教会和医务界官员也开始领取养老金，不过有资格拿这笔钱的主要是军衔较高的退伍军人。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现代“工龄”的概念，即工作年数。那时候想领取养老金必须服务至少20年，与今天相比几乎没区别：现代俄罗斯人领取养老金所需的工龄根据职业不同，通常在17.5-25年之间。

后来，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叛逆儿子保罗一世修改母亲的法令，从此养老金只发给“无过失人员”，即工作期间未受任何惩罚处分，否则从头计算工龄，之前的苦劳勾销。而军人养老金领取者进入官府改任文职的，有权享受国家津贴，使其收入不低于养老金。

可以说，十九世纪之前的所谓“养老金”实际是来自皇帝、朝廷的特殊恩典。1827年尼古拉一世年间俄罗斯首次制定了详细的《养老金条例》，运作方式如下：全国设立统一养老基金，一部分钱来自在职在役人员的薪资扣款（1828年约占工资的41%，1867年约占29%），另一部分仍由国家财政支出。退休后的养老金额度直接取决于军衔或工龄：服务25年者领取相当于工资一半的养老金，服务35年者领取工资全额。军官或文职官员被分为九个品级，他们去世后养老金终身发给遗孀，若无遗孀则发给儿子直到17岁，或发给女儿直到21岁或结婚为止。

领取国家养老金的退休人数不断增加，国库支出随之上升。然而养老金的数额并未改变，市面物价高涨，养老金逐渐失去意义。这就需要钱来保障养老金规模，也要满足新的观念：那时养老金已不再被视为特殊恩典，也不是对最优秀者的奖励，而是一个人奉献大部分生命服务社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基于此，1853年俄帝国颁布了新修订的《养老金条例》。

1870年代初俄罗斯经济排名世界第15，国家用于养老金的支出竟不足预算的4%（其他强国约6%）。显而易见，国家财政无法为全体退休人员提供保障。因此，政府决定保留对因病或意外伤残领取养老金的人员、以及部分军人和公务员的养老金支出。至于其他人，另设非国家性质的养老基金，员工在职期间缴费，退休后从该基金领取。这类基金在对国家战略至关重要的行业中是强制设立的，例如修造铁路的公司。然而即使到了19世纪末，俄罗斯的养老保障仍然无法惠及全体退休者，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满足年龄、因残疾或失去赡养人而需要养老金的劳动者能够领取。部分军官、学者和教师、国营工厂工人、医生和护理人员因长期服务也可领取。所以19世纪国家积极发展民间养老基金，甚至农民在农闲季节进厂打工也能为自己积攒养老金——雇主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款项存入储蓄补充基金，固定在该员工的个人账户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彻底改变了国家局势，统一且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终究没建立起来。比照邻邦，1889年德国决定为全体70岁以上的公民发放养老金。

苏联时代

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探索推行普遍养老金制度，希望让养老金成为全民共享的福利。尽管这一目标未立即实现，但自革命初期起便开始发放伤残抚恤金和遗属抚恤金。1917年通过了《关于为伤残军人增加养老金》的决议，1918年通过了《关于批准劳动者社会保障条例》的决议。1918年РСФСР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赋予“因丧失工作能力或失业而失去主要或部分收入”的公民领取社会补助的权利，意味着“补助”要么是失业救济、要么是残疾抚恤。

进入1920年代，享受工龄养老金的人员范围不断扩大：1921年“在人民教育事业中有贡献的老年和伤残教师”能够申请更高养老金；1924年科学家和高等院校教师被纳入其中；1925年又囊括了全体中小学教师；1929年，矿业、冶金、电力工业及铁路、航运的职员终于开始领取养老金。具体数额根据工资水平、劳动条件和家庭构成来计算。

1930年苏联颁布了《养老金和社会保险金条例》，用社会保险制度取代国家养老金制度，其中规定凡国有企业职工都有权申请养老金。1932年设定了我们后来熟知的退休年龄——男性60岁、女性55岁，同时要求男性工龄25年、女性20年。

但必须注意的是，当时的苏联主要是个农业国，国家没有为占人口大多数的集体农庄庄员和农民提供养老保障。那么怎么办呢？首先，由于不存在国家养老金，各个企业承担了建立社会基金的重担。但在集体农庄，农业劳动组合的管理层必须根据集体决定建立社会基金和互助账户。须知集体农庄的预算主要用于满足眼前需求，往往导致集体农民退休拿不到现钱，代之以实物——粮食、干草、劈柴等。再者，这项福利并非强制性，所以境况好的集体农庄按时发放，度日艰难的集体农庄不见分文。

据历史学博士塔季扬娜·季莫尼介绍，1950年代初沃洛格达州社会保障部门调研各地区进行的消除和预防贫困工作，发现高龄及患病老人、部分单身（通常70岁以上）者被迫“乞讨过活”。这样的人在该州每个地区从十几名到几十名不等。然而1939年的《苏联大百科全书》早已记载：“只有在苏联，公民年老、患病和失去劳动能力时可以享受物质保障。”并写明了1938年国家预算中为这些支出预留的金额：34.6亿卢布。

不过正如历史学博士弗拉基米尔·马姆亚琴科夫在其著作《苏联的养老金保障》中所写，只需简单算一算：全国总人口1.6亿，养老金领取者占15%，则平均养老金为150卢布（旧币，即货币改革后的15卢布）。“那时候一米毛料子价格（旧币）为87卢布、一双靴子或鞋子50卢布、一米丝绸36卢布、一立方米木材18卢布、一双拖鞋11卢布”。

尽管1950年代情况总体上有些改善，仍不很理想。公民没办法公开抱怨养老金过低（或无养老金），所以他们发明了相当有趣的方式表达不满。马姆亚琴科夫举了一个例子：1954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期间，在某个投票箱内捡出一张选票，上写：“养老金问题至今未解决。养老金定为90-155卢布，这在现行物价下明显不够。这点钱只够一个人买面包吃，除此之外他无法再获得什么维持生活”。

1956年是苏联养老金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当年通过了《国家养老金法》，明确规定了老人退休金、残疾抚恤金、家庭顶梁柱身故后的遗属抚恤金，统一了退休年龄和工作年限要求，并为全体公民设置了统一的养老金计算方式。养老金数额和退休年龄还要考虑是否在有害条件下工作、在恶劣气候环境中工作，以及从事某些社会重要工作（如医生和教师）。

这部法律立竿见影，确实大幅提高了全国养老金（平均上涨81%），并规定最低养老金300卢布、最高1200卢布（即货币改革后的30卢布、120卢布）。但需要强调的是，普通劳动者最低工龄依然是男性25年、女性20年，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最低养老金仅为75卢布（7.5卢布），真令人哭笑不得。再者，1956年法律仍未惠及集体农民，相关立法1964年才通过，而且集体农民的退休年龄比非农劳动者更晚：男性65岁、女性60岁。货币改革后，农村老头老太通常只能领到12卢布，1970年代约14卢布，1985年终于涨到40卢布（当年全国平均养老金90卢布，城市养老金70-120卢布）。

另外，根据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副教授柳德米拉·伊万诺娃-施维茨的说法，集体农庄退休者为了自证工龄，必须寻找几名见证人，证明其某某年至某某年确实在农庄工作。

众所周知，苏联自始至终未能实现人人平等。自1920年代起社会上已存在养老金远高于最高标准的特权群体，被叫做“个人养老金领取者”，也就是“为建设苏维埃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他们分为联盟级、共和国级和地方级三个级别，1977年个人养老金分别为250卢布、160卢布和140卢布。但一般认为“地方级”似乎更吃香，因为他们享受“联盟级”没有的各项优待。苏军将领养老金也超过250卢布。国家领导人退下来之后，比如尼基塔·赫鲁晓夫，从1965年起每月拿500卢布，其他高级党政官员实际到手的也往往高于“联盟级”。此外，还有针对长期任职的党务工作者及老布尔什维克——帝制时代被流放者和政治犯的额外津贴和特殊福利。不过这类人员数量毕竟有限，对整体情况影响不大。

另一种特殊情况是早年被监禁，如今需要办退休的公民。他们的劳动不计入工龄，虽然可想而知这些人在劳改营绝非无所事事——要么在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伐木，要么在摩尔达维亚缝手套。当时的老年囚犯常说：“契卡分子把我的养老金夺走了”。

好在斯大林死后，因政治罪名受镇压的人在劳改营的连续工作年数被计入工龄。由于他们在偏远地点服刑、砍树，考虑到北方环境和其他系数，养老金甚至高于那些看守他们的狱卒。不过，俄罗斯劳动联盟理事会成员、俄联邦劳动部前副部长帕维尔·库久金对此指出：“只有在他们获平反的情况下才成立”。1982年帕维尔·库久金因“反苏活动”被捕，在列福尔托沃监狱关了一年多，开庭审判前夕РСФСР最高法院主席团决定赦免他，因此重归自由。他回忆：“当时我还没平反，直到1991年相关法律出台。之后他们恢复了我的工龄和养老金积分，并根据我被监禁的时间支付了一次性赔偿，甚至还给了一点优待，我可以选择实物或现金形式领取。”

库久金介绍：苏联时代，企业领导通常在表现良好的员工退休前五年给他涨工资，因为养老金数额是根据过去五年的工资计算。至于那些工龄不够的人，就只能干瞪眼了。柳德米拉·伊万诺娃-施维茨也持相同观点：“我虽不敢很肯定，但在某个时期，那些被称为‘反社会分子’的公民根本没有养老金。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有哪怕很短的工龄，否则老了怎么生活全凭个人本事。”

教授说的“反社会分子”包括苏联时代所谓的“寄生虫”。执法部门在街巷或酒馆抓捕这些人，第一次、第二次给予训诫谈话，第三次就会被人民法庭强制驱逐到远离中心城市101千米以外的地方参加劳动。如果他们不逃跑，乖乖在集体农庄盖牛棚或刨土豆，那么101千米以外的工作时间会被计入工龄。

前文提到1985年全国平均养老金90卢布，但四分之一退休者领取的是最低养老金，维持生活只能说勉勉强强。例如，1985年一千克香肠2.69卢布、奶酪2.34卢布、肉1.89卢布，一打鸡蛋1.03卢布，进大众餐厅吃一顿最简单最廉价的正餐差不多也要1卢布。易言之，这笔钱刚够一个人饿不死，但年迈且患病之人显然还有其他开销。

农村老人依靠菜园、家禽家畜和在集市上销售天然食品（牛奶、蔬菜、肉类）维持生计，毕竟那时的老百姓还不知道如今被广泛使用的食品化学添加剂。城市老人没这条件，许多人仰赖亲属资助，或搜寻楼道找玻璃瓶。顺便说一句，捡瓶子也算一门不错营生，每个空瓶卖12戈比，运气好的话捡一天可得2、3卢布。

苏联晚期，退休人员数量迅速增长，而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支付却保持不变，差额由政府补贴来填补。复杂的养老金体系、普遍的混乱和不透明的制度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在1980年代石油危机大背景下，政府的社会支出显著影响了国家预算赤字。总之，不应站在今天的高度美化过去——许多苏联退休者的生活毫不轻松。然而正如柳德米拉·伊万诺娃-施韦茨所言，那时的养老金制度有一个优点，或许值得借鉴：“如果某人退休后继续工作，他的养老金会定期增加，因为工龄涨了，而且还在持续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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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俄罗斯军属补贴

战前苏联上等人的生活

略谈苏联的乞讨现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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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报》1960年第31期刊登文章《伸出手的人》，作者是新西伯利亚居民И.苏普伦，描述了自己与乞丐打交道的经历。

六个月前我八十岁的姑妈去世。她生前是个信徒，临终要求依照基督教习俗下葬。亲属决定遵从死者遗愿。

我们的车停在教堂墙外五十米，再往前就该扛起棺材走了。通往大门的道路两旁有十个乞丐。我们站着不动，乞丐也不动不吭声，可我们一动，他们就划着十字围拢过来恳求：“看在基督的份上给点吧。”

我曾经坚信，把一个人推向赤贫的理由我国早就没有了，也不可能有，而这个地方却：“看在基督份上给一戈比、一戈比！”

怎么回事啊？难道真的有人无依无靠，行乞是唯一活路？我决定一探究竟，看看这些伸出手的人到底什么情况。

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办这事：每逢节假日就去教堂、公墓观察“苦命人”的活动，了解他们住哪儿，找他们的亲属、邻居谈话。

直接跟乞丐交谈对我来说很重要，我首先从他们口中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想：“困苦的人不会隐瞒，他会讲出一切”。事实上，乞丐很乐意和我聊，痛说自己的不幸命运。

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红脸膛男人表示：
— 我浑身是伤，满身是病。内脏被打穿，后背挺不直，天天发羊癫疯。
— 那您有养老金吗？
— 有是有啊，用处不大。我还得养活五个小孩子。
— 没人帮您吗？
— 谁来帮我？谁会帮我？我在前线的时候人家需要我，那时候有人同情我，可现在……

另一位看起来挺结实的老乞丐，衣服褴褛、套鞋破旧：
— 我无儿无女，老太婆不久前死了。有力气的时候还能干活，现在彻底没劲儿了。
— 您住哪儿？
— 有个地方就行，最常待的是河岸边船底下。
— 那养老金呢？
— 不发。剥削者没资格领钱。
— 您算什么剥削者？
— 现在不算，但以前算吧，我家过去是富农……
— 您去养老院吧。
— 去过，不收。谁能替我这种无亲无故的剥削者说情？早晚死在船底下。

一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太太诉说：“我六十五了。我养大四个儿子，三个牺牲在前线，第四个，老幺，和他的妖婆把我赶出家门。畜牲啊……我只能四处投靠远房亲戚和邻居家。”

故事令人心酸，我甚至起了念头想要帮助这些苦命人。但我继续深入调查。

红脸男人确实上过前线，但他并非“浑身是伤”，仅腿部受过伤。他领取养老金，不久前妻子带走了唯一的孩子，撇下这位“养育五个小孩”的父亲独自住在设施齐全的公寓。他曾在一家制鞋作坊打工，但最近半年他每天把军帽放在地上，“扫射”过往行人，一旦帽子里积满十卢布，他就直奔最近的商店，寻找愿意一起喝半升的酒友。为了更快找到人，也为了从人家身上榨取点什么，他口袋里总是揣着一个150克小酒杯。两人合伙买酒，各得150克，而他作为酒杯的主人可以喝200克。

老“剥削者”没睡船底，自己有一间小房子。他确实没有养老金（据说他半辈子收购赃物、半辈子坐牢蹲监），但每个月都去邮局领取儿子们寄来的可观汇款。他也不是鳏夫，老伴儿跟他同住。他们的房子不比别人的差，该有的都有：家具、餐具，还有一个装满各种东西的大箱子，墙上有挂毯，窗上有精致的蕾丝帘子。老太婆好动、活跃，闲不住，日常打理家务，养几只母鸡卖鸡蛋。
而且，“剥削者”只在星期天和重要节日乞讨，地点仅限教堂。

某个星期天，我发现那个“畜牲”和他的“妖婆”在家。他俩得知我来意，顿时脸色发红、惊慌起来：
— 那现在怎么说？
— 别把你妈赶出门呀，——我提醒道。
— 是我们撵走的吗？您自己看吧，——说着把我领进另一间屋。

这间屋地板中央有个大包袱，上面挂一把老式铁皮锁。包袱皮是桌布，两端拉紧打结，结的两侧打洞，铁锁扣环正好穿过洞，锁住包袱。

我问：
— 这是做什么呢？
儿子回答：
— 任性。母亲得知媳妇怀孕了，要求“不准生！”我们问：“为什么？总得有个孩子啊。”她说：“你们孩子关我什么事？休想让我老了伺候你们。”
媳妇就劝她：“我自己带孩子。”她却反问：“孩子哭了你也自己听吗？”我忍无可忍对她说：“您想怎么过怎么过，也别来干涉我们生活。”她大吼大骂，威胁要让我们抬不起头来。然后收拾好这个包袱就走了。没想到居然跑到您那儿了。

儿子急忙穿上衣服去找母亲。我俩一同出门，分别之际我说：
— 请问，她以前怎么生活，是什么样的人？
— 麻烦就麻烦在这个“以前”……她过去在集市投机倒把，习惯了放纵的生活。我是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在外地工作，又去当了兵，如今……您也看见了。

前不久我总结自己的“调查”，结果如下：
凡是我核实过的乞丐，每个人或者有自己住房，或者住集体公寓，只有一位——确切说是一位女性——租住在私人房东家；
大多数乞丐都有工作（比如两个乞丐甚至能做装卸工）；
几乎每个老人都能领取够吃够穿的养老金，余者靠子女供养；
我特别仔细“调查”的十名乞丐中，有四人把乞讨的钱统统喝光，三人“小酌解乏”，另三人把钱都带回家。七个人给什么要什么，包括面包，另三个人只要钱；然而那七个“什么都要”的人只有两位会带面包回家（他们养猪），其余五位“下班”后要么把面包送给养猪的人，要么扔掉。

现在来说最关键的——这些“苦命人”哀求、乞讨，讲述各种“悲惨”故事——究竟能获得多少呢？

在我调查的乞丐中，星期天和节假日（平日我不知道）的平均“收入”不少于每天50卢布，个别人甚至高达200多卢布。因此，我在他们中间没发现真正吃不上饭垂死挣扎的人。这些伸出手的“苦命人”实际是骗子和敲诈者，早就该把他们从街道、公园和市郊列车上清理掉了。

我明白，禁止乞讨是反人性的，因为乞讨必然是被残酷生活逼出来的，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为了为了生存别无选择。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情况能够证明乞讨是正当的。

善良路人施舍纠缠不休的乞丐一卢布，因为他们往往相信所谓“无依无靠”的鬼话。而乞丐只是利用我们的仁慈和对他人的天然怜悯。对这种行为的纵容——没有打击乞讨的明确法律——只会鼓励寄生虫和骗子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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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苏联的乞讨现象

赤贫的胜利者：卫国战争后的苏联伤残军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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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礼炮也象征着马铃薯甲虫在西欧的胜利。从1940年代末开始，这种害虫开始向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发起进攻。1950年，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故意传播害虫，波兰《人民论坛报》刊登题为《美帝国主义者的空前罪行》的文章，声称“美国飞机在夜间向民主德国和波兰投放了大量马铃薯甲虫”，控诉：“打算发动核战争的美国罪犯们今天展示了他们反人类的一面。只有要命的恶鬼才会采取如此恐怖的手段，故意摧毁和平劳动果实，竟用科罗拉多甲虫毁灭庄稼。”

这一事件在“人民民主”国家引发民众恐慌。苏联发起并支持这场运动，1950年夏天苏联政府就此向美国大使递交了抗议照会。

苏联农业部长伊万·贝内迪克托夫为应对马铃薯甲虫蔓延，1950年6月28日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提交报告称：

科罗拉多马铃薯甲虫是对马铃薯作物最有危害的害虫之一。此外，它还会危害西红柿、茄子和辣椒。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际，科罗拉多甲虫已广泛分布于美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德国西部、意大利部分地区、荷兰和瑞士。战争期间传入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德国境内的科罗拉多甲虫数量在战争年代扩散得尤其广泛。

1946—1949年间，苏联军事管理当局在苏占德国地区大规模开展科罗拉多甲虫防治工作，成功将其危害控制到最低，在与波兰接壤的地区几乎被完全消灭。

与此同时，美、英、法占领当局几乎未采取任何措施消灭科罗拉多甲虫，从而为其大规模繁殖和扩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导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西部占领区接壤地带持续遭受虫害。科罗拉多甲虫不断从这些边境地带传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多个地区，使共和国人民艰苦而投入高昂的防治工作成果化为乌有。

1949年5月在华沙召开的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植物检疫与保护会议上，各国代表团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美、英、法占领当局正在为科罗拉多甲虫大规模侵害德国东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创造有利条件。

美国人在为科罗拉多甲虫大规模繁殖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还实施了从飞机上投放大量甲虫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多个地区及波罗的海沿岸的邪恶行径，以此让波兰共和国也感染害虫。苏联农业部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科罗拉多甲虫从波罗的海涌入波兰共和国海岸的报告。这无疑是英美方面进行破坏行动的结果。

目前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科罗拉多甲虫蔓延形势十分严峻。波兰已发现390多个疫情点，捷克斯洛伐克800多个，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已发现科罗拉多甲虫。这种情况对苏联的马铃薯种植业构成严重威胁，尤其危害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加里宁格勒州和列宁格勒州。证实这一点的事实是：1949年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利沃夫州发现一个疫情点，1950年又发现两个新疫情点。

可以推测，美国人将继续进行空投科罗拉多甲虫的破坏行动，并且为了误导世界舆论，他们决定今年7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一次邀请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意大利和瑞士代表的会议，讨论防治科罗拉多甲虫的国际基础问题。与此同时，正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植物检疫与保护会议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揭露了美国人企图用科罗拉多甲虫侵扰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一系列破坏行动。因此必须在我国开展广泛宣传，使民众了解科罗拉多甲虫的威胁，掌握及时发现和消灭害虫疫情点的必要措施。

1947年，根据政府指示出版了六种关于科罗拉多甲虫的宣传海报，其中四种彩色海报由苏联驻德国军事管理当局发行。1947-1948年数万份宣传海报被分发到所有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加里宁格勒州和列宁格勒州。海报强调了科罗拉多甲虫可能出现在苏联领土的威胁，正确引导集体农庄庄员和苏联全体居民积极寻找甲虫踪迹并采取迅速灭虫措施。在这方面海报发挥了积极作用，使得1949年能够在利沃夫州发现一个疫情点。鉴于此，苏联农业部认为不应该撤回1948年广泛分发至各共和国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宣传材料。

考虑到科罗拉多甲虫蔓延之威胁日益严重，以及纠正海报中一些不准确内容的必要性，苏联农业部认为必须紧急采取以下措施：

1.在《真理报》、《消息报》和《社会主义农业报》上发表文章，强调科罗拉多甲虫造成的危害，特别是美国人恶意散播甲虫的事实；

2.通过新闻局在所有共和国、州和地区报纸上发表此类文章；

3.大量发行关于科罗拉多甲虫的小册子和彩色海报，依据苏联中央刊物发表的材料介绍虫害蔓延的事实。

报纸文章、小册子和海报可在2-3天内准备完毕。敬请指示。

苏联农业部长 И.贝内迪克托夫

（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 全宗7486.目录47.卷宗35.145-148页）

时间一天天过去，科罗拉多甲虫逐渐逼近苏联边境。1949年它首次在利沃夫州被发现，疫情点很快扑灭。但真正的大规模侵袭始于1958年，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温暖干燥天气条件下，科罗拉多甲虫群被风吹入苏联内陆。

基辅州某村庄的一位老年居民回忆：“我父亲在集体农庄当驾驶员，他曾载着农艺师去首都参加会议。会上说这种带条纹的甲虫无法用农药杀死。我记得，大家聚在家里议论纷纷，惊讶地问：‘怎么会有毒不死的虫子啊？’还有人说这种甲虫看起来像水手。”

最初人们把这种甲虫称为“水手甲虫”，不过大多数人仅在图片上见过。人们展开了大规模围剿行动，它的模样被印在火柴盒上，捉到一只奖励一戈比。孩子们花好几天时间钻进菜园四处寻找这些带条纹小甲虫。然而仅仅几年后，这种新害虫便迅速在田间蔓延，最终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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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进口粪肥的一件趣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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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即1952年末-1953年初，收到了许多乡镇和农村居民的信件，讲述集体农庄面临的严峻局势。事实上，集体化带来的这种悲惨结果早在二十年前就曾被一位老布尔什维克详细描述过，与斯大林不同，列宁生前经常听取此人的建议。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集体农庄存在的整个时期，党和政府领导人一直收到关于集体农庄经营艰困、甚至处于灾难性境况的诉苦信。早年强制集体化过程中，人们主要抱怨使用暴力手段征收农民财物，导致倾家荡产。之后多年，人们投诉说集体农庄主席不称职，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贪腐，如今又来掠夺集体农庄财富。卫国战争期间及战后几年，收到大量反映集体农民饥饿和生活困顿的信件。

到了1950年代初，高层声称农业状况已经改善。1952年国家宣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产量比1940年增加1.5倍。然而，无论国内哪个地区的农民向党和斯大林写信抱怨什么，其核心内容都只有一个——集体农民们厌倦了空等情况好转。

例如，1952年11月22日高尔基州瓦恰地区“斯大林”集体农庄的В.С.格卢宁写信表示：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从今年11月15日州农业部门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本年度我们州大多数集体农庄为畜牧业准备的粗饲料不超过50%。因此，集体农庄只能按照计划在舍饲期的前半段喂养牲畜，而后半段将不得不让牲畜挨饿。所以可以预见，牲畜将会大批死亡，就像去年一样。比如我们集体农庄大约死了300头牛。
这就是地方上的情况。不管有没有饲料，必须维持计划的牲畜存栏量。结果，牲畜被放在半饥饿的状态下饲养，逐渐消瘦，春天就倒下了。幸存的比较耐饿的牲畜，饿了一冬，到夏天也只能勉强恢复健康。奶牛产奶量非常少。集体农民说得好：这些不是母牛，只能算是尾巴。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党员和非党员，也许算不上优秀的唯物主义者，但毕竟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像耶稣基督那样创造奇迹，拿五个面包五条鱼喂饱五千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想说的是，国家给集体农庄制定计划不是为了摧毁集体农庄经济，而是为了提升集体农庄和农民的经济状况。计划归计划，可当情况发展到牲畜饿毙且无法挽救时，必须采取严肃措施，不能只强调计划却无所作为。”

差不多每一位写信人都提到集体农民几乎得不到任何劳动报酬，千方百计想要离开。1952年12月23日弗拉基米尔州苏多格达地区“恰帕耶夫”集体农庄主席Ф.В.奥布拉兹奇科夫写道：
“年轻男女纷纷离开村子到外地参加生产或上学，再也不回集体农庄。苏军复员士兵也不回到父母的居住地，而是去城市登记并定居。所以，集体农庄失去了青壮劳动力……
由于最优秀的劳动力离开集体农庄从事副业和工业，集体农庄无法应付田间劳动，因此，近年来工业企业和机关单位在牺牲自己的生产任务的情况下，被迫派遣工人和职员协助收割等农业劳动。但这些工人和职员不是农民，他们在田间的劳动没有质量和数量可言，导致农作物大量损失。”

奥列霍沃-祖耶夫斯基地区兽医技术员霍罗多夫描述1952年秋季莫斯科州农村惨况：庄稼未收割，猪瘦骨嶙峋，国家肉类收购的直接拒收，集体农庄的和农民个人的牲口死亡。又补充说：
“起初我以为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少数几个工业地区，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弗拉基米尔州、梁赞州、库尔斯克州和沃罗涅日州的一些地区也存在同样情况，更不必说我不了解的其他地方了。
我不否认我们解决了粮食问题，但为什么弗拉基米尔州、梁赞州和伊万诺沃州的城市却没有充足、持续的面包供应呢？在那些地方，面包往往只能在午饭前买到，还不一定有货。”

“换汤不换药”

实际上，二十年前老布尔什维克斯捷潘·丹尼洛夫就写过集体化农民财产会产生此种后果。这位职业革命家起初是民意党人，1904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拥护列宁，在党的报社工作，1917年积极参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筹备活动。据说苏维埃国家缔造者高度重视丹尼洛夫的意见，常把重要文件送他评估审阅。内战开始后，红军决定利用他的经验，任命他在全俄总参谋部和红军总部做军事委员，曾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共事。

丹尼洛夫退伍后从事统计和经济研究，并撰写回忆录。但他屡次批评斯大林的倡议和行动，认为它们违背了列宁的方针和原则。于是1930年被开除党籍，1934年12月被捕。搜查期间查获了他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结果的详细分析结论，由内务人民委员亨利希·雅戈达呈送斯大林，实际雅戈达自己也对当时的经济政策持批评态度。

丹尼洛夫写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束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发生在经济、财政和政治危机极其深刻和重大的背景下。经济危机之根源在于我们的农业危机。”

他证实，国家开了历史倒车，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建立在内战年间的原则上：
“余粮征集制的本质在于，农民必须按固定价格将收成全数交给国家，自留的口粮和种子除外。按固定价格收到的金额并不等同于交给国家的‘剩余’粮食和原料的真实价值。农民拿着这笔钱，可能买回数量不确定的工业品，但这些工业品的价值与交售的‘余粮’的价值完全不符。
近年来我们实行的承包合同制(контрактация)——其实换汤不换药，改个名称而已。实质上与余粮征集制没什么不同，根本没有所谓的合同，即双方协议。我们只是以固定价格从农民手中拿走全部所谓的‘余粮’，而界定什么是‘余粮’则充满了极大的专横随意。在‘余粮’的名目下，收成往往被‘一扫而空’，以至农民剩不下任何东西果腹、播种，更不用说喂养牲畜了。也正是这种卷土重来的余粮征集做法引发了1931、1932年饥荒、农田大量少播和牲畜死亡。难怪1932年粮食和种子借贷需求超过1.5亿普特。”

而且恢复余粮征集制还伴随着极度的厚颜无耻：
“我们恢复了旧余粮征集制度中最糟糕的做法，用列宁的话说：‘三番两次的拿’。当一个村庄或集体农庄完成了所谓由农民自己提出的‘余粮’交售计划后，又被提出新计划，有时甚至提2、3次。为了运送‘余粮’，常常组织以当地某位领导名字命名的‘红色大车队’。‘竞赛计划’也好，“红色大车队”也罢，都旨在表明农民非常满意我们征集余粮的做法。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景，早就知道鲫鱼喜欢被酸奶油煎了。”

跟1950年代初一样，那几年党报党刊大肆宣扬粮食生产高峰。据说1926-1927年度创纪录地收获了11644千吨谷物，1931-1932年22695千吨。丹尼洛夫指出，前者征收农民14%收成，后者31%：
“所以，我们在此确实看到了‘增长’，但不是‘粮食产量’增长，而是我们对农民的索取增长。以下事实最清楚体现了这一‘增长’的经济和政治意义。1926-1927年，我们的城市和乡村都未发生饥荒，而到了1931-1932年，由于‘粮食产量增长’，我们在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哈萨克斯坦等地，拥有7000多万人口的领土上，出现了工人供应不足和严重饥荒。
如此征粮，我们‘柯秀尔化’（译注：指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了苏联的粮仓——乌克兰，结果那边不断传出人吃人事件的可怕消息。乌克兰农民惊恐万分，纷纷逃往莫斯科州、北高加索、外高加索、中央黑土区等地方。”

“集体农庄问题上我们‘频频犯蠢’”

丹尼洛夫认为集体化是农业危机的另一个原因：
“亚洲式的集体化手段加强、加剧了规模空前的破坏性征粮运动的后果。列宁在当年就指出，必须‘通过许多渐进的过渡办法实现使用机器的社会化大农业’（译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设想的这种过渡是‘在农民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进行的。党对 1929-1930年大规模集体化完全没有准备。党没有考虑集体化的经验，而列宁早在1921年就警告说，我们在集体农庄问题上 ‘频频犯蠢’……
即使有了必要的准备，集体化数百万农户也是一项极其棘手的任务。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按照列宁的方式耐心解释，不仅要劝，还要做示范。这条路复杂而艰难。可是领导层决定‘跳过’这些艰难，用行政强制和施加压力的手段推行集体化。集体化事实上是通过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暴力进行的，侮辱农民，包括酷刑凌虐。没收生产手段和土地，即抄家充公，不仅是为了消灭富农，倒不如说是为了恐吓贫农和中农”。

老布尔什维克发出警告：
“显而易见，被强行赶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不愿意劳动，他们把集体农庄的工作视为一种变相的徭役。大部分当代集体农庄的结构本身就潜藏着经济溃败的隐患。那些如今突然被称为‘集体农庄主人’的农民，在集体农庄中几乎毫无地位。一切都由委员会说了算，而这个委员会实际是地区领导任命的，根本不问庄员们的意见。监察委员会通常只是形式存在。集体农庄的章程松散，随便谁都可以发号施令。各种人插手集体农庄的钱柜和粮仓，任意支配集体农庄的活期账户、牲畜、设备和土地。热衷改革之辈时而扩大、时而缩小集体农庄规模，完全不顾农民意愿。还发生了许多将集体农庄变为国营农场的情况，在此过程中没收庄员财产，将之全部转交国营农场。”

丹尼洛夫又写到农村危机对城市的影响：
“近年来工人的食品供应每况愈下，如今已近乎忍饥挨饿：没有肉类、乳制品和蔬菜。在供应方面享受特权的莫斯科，土豆和洋葱竟像昂贵水果一样论个出售。如果政策不改变，1933年食品供应状况将更加严峻。营养急剧恶化的指标：儿童死亡率和斑疹伤寒等发病率有所抬头”。

但丹尼洛夫确信，斯大林会再次把自己的错误推诿给别人：
“眼下‘富农理论’正被大肆宣扬。富农被视为我们种种食品困境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肇祸者”。

而消灭富农的运动旨在使所有人相信，罪恶的根源在于敌人的活动。接下来受抨击的将是党的领导层及斯大林本人，包括丹尼洛夫在内。

“这样的生活难以为继”

斯捷潘·丹尼洛夫当时写这些东西看似毫无意义。毕竟他自己也指出，饥荒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向农民征收农业产品的做法：
“经过再三犹豫，通常是在饥荒恶化之后，领导层被迫放弃余粮征集制/承包合同制，转而恢复粮食税”。

减轻集体农庄负担的政策很快取得成效。1930年代后半段一直被视为集体农庄历史上短暂的黄金时代。的确如此，但绝非处处如此。

战争前夕为加强国防能力，重新拾起旧政策。如果说战时和战后头几年，集体农民尚能勉强忍耐自己耕种的粮食被“一扫而空”以及由此造成的农村困境——毕竟全国都很困难嘛。可到了1940年代末，集体农庄果然开始遭受丹尼洛夫描述的那种破坏。

许多集体农民从1940年开始几乎未拿到任何劳动报酬，他们虽然没有国内护照，仍想方设法迁入城市。寄给斯大林的许多信件显示，大量集体农庄几乎停止生产，换句话说就是形同关门了。

显然，正如1930年代初，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农业政策的指导原则。但与二十年前一样，领袖并不打算承认这一点。而且从众多事实和细节来看，接下来似乎将按照丹尼洛夫说过的旧路子发展：寻找罪魁祸首，严厉惩罚它们，再稍稍缓解集体农民的生活。

最终实施这套方案的人是斯大林的继任者。但对农业政策的种种调整和加强集体农庄的种种措施皆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因为过高估计向国家交付农产品的计划并未消失，集体农民的劳动也未收到应得的报酬。

1961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谈信访工作时指出：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收到的关于农业问题的信件中，请求脱离集体农庄的尤其尖锐突出。1956-1960年间涉及此问题的信件共收到逾1.1万封，最近两年就超过5000封。而在今年前十个月，提出类似请求的有1234封，绝大多数——1094封——来自俄罗斯联邦，主要是沃洛格达州、伊万诺沃州、加里宁州、基洛夫州、诺夫哥罗德州、普斯科夫州、雅罗斯拉夫尔州及РСФСР欧洲部分的其他州”。

例如集体农庄庄员А.洛芝金写道：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我是基洛夫州基洛夫-切佩茨基地区‘祖国’集体农庄的一名农民。请您建议我今后如何生活——是继续留在集体农庄，还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离开。我还年轻，生于1927年，三个孩子，最大的8岁。我一个人工作，妻子不工作，孩子没地方安置。集体农庄没有托儿所，我们也无钱雇保姆，我每月收入不到25卢布。五个人能靠25卢布生活吗？而且由于收成不好，还要从收入中扣除30%，目前已经三个未发工资了。集体农庄没钱。我本打算一直住在集体农庄，盖了房子，但现在看来，可能得放弃一切，走掉。这样的生活难以为继”。

这段时期虽然有好消息称粮食问题得到了彻底和最终的解决，但国内粮食却再次短缺，人民甚至买不到面包。1964年，大家把一切不幸都归咎于赫鲁晓夫和他的农业问题顾问，但即使在这之后，正如每个曾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都记得的，尽管宣布取得了丰收大会战胜利，粮食问题依旧不好解决。丹尼洛夫描述的体系继续运转，所缺少的只有一件：承认任何习惯于无耻剥削其公民的政权，无论怎样都不会放弃这套做法。

延伸阅读：

1946-1952年人民致斯大林的信

彼得·布莱科致斯大林的告状信

1955年苏共中央收到关于食品供应不足的群众来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Е.Д.特维尔久科娃（历史学博士，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副教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公民拥有私人汽车是相当奢侈的事情。1920年代苏联尚未批量化进口汽车和零配件，因此国内汽车数量少且品牌繁多，据现代研究者估计，1925年苏联境内24218辆汽车仅5792辆是乘用车，大多数品牌只有1-10辆，惟福特牌销售了330辆以上。至1930年代初，公民个人拥有的汽车只占15.5%。由于同福特公司合作，苏联获得了发展本国大规模汽车制造业所需的计划、专利和图纸，但1930年代苏联的轻、重工业主要面向国防需求（相应地，注重生产生产资料），这就决定了战前主要制造的是跑运输的货车而非乘用车。小汽车成为个人财产的途径十分有限——比如奖励辛勤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当年的私家车所代表的与其说是财富，不如说是“神秘而强大的力量，上级利益分配的气息”。

此外还有机会经由“发展汽车运输事业及改善公路促进协会”或“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赢得一辆私家车。前者旨在促进国内汽车工业、改善运输和道路，不仅组织专业驾驶员，还号召汽车爱好者参加各种活动，包括驾驶技术培训、传播关于汽车及汽修的知识及开展宣传（如反对道路破败）等。1935年党的监察委员会的一次检查发现苏联公路处于“极度失修”状态，多数路面是沥青、沙土和碎石混合物，被称作“黑马路”，于是发行彩票为公路建设和养护筹集资金。1930年代买彩票几乎是普通公民正式获得车主身份的唯一机会。1935年 “汽发促进会”注销解散，“国航化促进会”成了通过彩票系统销售汽车的主角。据著名剧作家尤里·格尔曼儿子米哈伊尔·格尔曼回忆：他爸爸既具备财务自由条件，又有大作家的名气，被迫买了一张“汽发促进会”的彩票，开回家“嘎斯”车一辆，因为这款车不准自由交易。显然，买彩票的钱大大高于票面售价，尽管米哈伊尔·格尔曼并未提及此项细节。但他确实记得1936年的那场运动——开“嘎斯”的车主们不断被要求用М-1型轿车（“М牌”）替换他们的车（需支付差价），理由是旧车影响大城市街道美观。这些旧车经过小修将被送往各州中小城市和集体农庄。正如美国研究员刘易斯·西格尔鲍姆所言，“以旧换新”过程中约400余名私家车主声称有权获得М-1，而且被列入了更换名单，但他们这样做的权利非常“可疑”。其中包括几名前“汽发促进会”积极分子、已解散的“公路、土路和汽车运输中央管理局”官员，以及“汽车拖拉机工业管理总局”代表，尤其是该总局车库主任亚库宁，此人仅在1936年就私下出售了价值2.8万卢布的10辆卡车、8辆轿车和零配件。

到了1940年，全国仅产出5500辆“小轿车”，属于个人的（以莫斯科为例）不超过500辆。战争爆发后为填补国防需求，私家车几乎都被政府征用。世界大战结束，1940年代后期全球汽车工业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从那时起汽车工业的大多数技术发展都以提高驾驶体验为导向。缴获的战利品汽车受到苏联普通民众广泛推崇，例如作家叶夫根尼·施瓦茨就谈过令他惊讶的各个品牌：“从低矮得仿佛乘客坐浴缸的‘ДРВ’，到‘欧宝-海军上将’、‘霍希’或‘奔驰’。美国车也出现了，‘别克’漂亮得前所未见……”

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谢尔盖·克鲁格洛夫的报告，随着战争结束，官员和平民向ГАИ（国家汽车检查局）申请登记他们无法证明获取来源的汽车和摩托车的案件数量有所增加。这主要涉及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在这些地区，侵占战利品机动车的案件特别多。谢尔盖·克鲁格洛夫指出，国家拒绝登记并不能解决滥权舞弊问题，因为这种情况下汽车或摩托车仍然属于不被法律承认的所有者，他可以随意储存、使用、交换和出售。因此，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有必要赋予ГАИ通过行政程序扣押此类机动车的权力。政府讨论了这一建议，1945年4月2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授权ГАИ扣押车主无法证明其来源合法的汽车和摩托车。

然而侵占战利品机动车的现象仍在持续，而且往往是掌权者自己所为。例如1947年2月某匿名人向党的监察委员会举报称：乌克兰第1方面军汽车服务站第三处的Ю.М.明金大尉以361卢布的价钱买了一辆“欧宝”，花450卢布修好，在ГАИ登记注册为自己的车。一个月后他又注册了一辆“奔驰”，尽管没有任何购买或所有权文件。ГАИ检查员马克西莫夫允许非法登记，以换取乌克兰第1方面军汽车服务站维修他本人的M-1型轿车，并允许他借用“奔驰”。

战后苏联从德国汽车制造商那里获得设备和技术，开始大规模生产乘用车。由于国产车日益增多，并且发展了合法的国内市场，侵占战利品的问题终于得以遏制。

根据1947年5月16日苏联部长会议之决议，允许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市面向个人销售“莫斯科人牌”轿车，同时建议给予科学和艺术工作者、先进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优先购买权。又据1947年9月2日和1948年2月12日的后续决议，政府建议“汽车拖拉机和农机管理总局”增设8 家汽车专营店。该总局负责人乌马涅茨呈送苏联商业部副部长С.А.特里福诺夫的报告称：汽车专营店的最小商品种类包括“莫斯科人牌”轿车、摩托车、自行车及其零配件，还计划销售工具、玻璃加热器、抛光膏、擦拭麂皮等用品，今后将筹办维修车间，对非因消费者过失出现故障的汽车和零件提供保修和换件服务。

1946年6月高尔基汽车厂造出ГАЗ М-20“胜利”，售价高达1.6万卢布，绝大多数苏联人买不起——1945年全国工人和职员平均月工资442 卢布、1955年711卢布。所以好车的实际买家往往是黑市商人。例如1952年侦办的“采购员案”和“巨头案”，塔什干、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两市逮捕23人，包括塔什干商业仓库副主管布罗德斯基和采购代表阿法纳西耶夫，收缴赃款727189卢布及价值115200卢布的债券，两辆“胜利”、两辆“莫斯科人”，上述合计总价值三百余万卢布。

当然高级干部也有购买“胜利”的经济实力，尤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他们的正式工资（根据1947.12.9政治局决议）为一万卢布，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联共（布）中央书记正式工资八千卢布。但高级干部有权使用公务车，例如1947年的苏联司法部长尼古拉·雷奇科夫日常乘坐5辆公车和自己的一辆私车，都停放在司法部车库维护保养。

对于普通公民，攒钱买辆“莫斯科人”更现实，1940年代末售价“仅”9000卢布。按照刘易斯·西格尔鲍姆的说法，即使1960年代中期苏联国产乘用车品牌增多，“莫斯科人”依然是千百万群众的首选座驾——如果说“扎波罗热人”太小，“伏尔加”太大，那么“莫斯科人-408”就好比童话“三只熊”家里米舒特卡的床，不大不小刚刚好！

1947年“汽车与拖拉机工业销售管理总局”专营店网络向客户售出1350辆“莫斯科人”，大部分是在首都，具体来说：莫斯科1070+列宁格勒259+第比利斯21。1948年第一季度：莫斯科623、列宁格勒318、第比利斯94、巴库84、埃里温80。大型工业城市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里雅宾斯克、莫洛托夫（彼尔姆市）、顿巴斯的居民没有官方购车渠道，所以政府1948年6月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讨论形成了《关于组织销售乘用汽车》的决议（1948.6.22）。从1948年9月1日开始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通过自己的专营店网络面向公众销售“莫斯科人”和“胜利”，而个人车主只有按照规定程序注册登记之后才能以现金购买零配件，为此专门成立办公室。开设专营店的首批12个城市包括首都和最大的州首府：莫斯科、列宁格勒、第比利斯、基辅、明斯克、巴库、里加、阿拉木图、塔什干、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后来又增加其他城市。

部长会议责成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确保1948年下半年向个人售出6500辆“莫斯科人”与900辆“胜利”，以及价值70万卢布的零配件。另外苏联商业部还将从市场储备中拨付价值16万卢布的4000辆“莫斯科牌”和“基辅人牌”摩托车和零配件交予该部。

1948年5月高尔基汽车厂接上级任务，要求研制一款六座乘用车，遂于1950年推出ГАЗ-12“吉姆”。1950年代中期这款车售价约4万卢布（译注：生产成本8000卢布），所以不限购，但由于价格过高，罕有问津。著名芭蕾舞演员娜塔莉亚·杜金斯卡娅和康斯坦丁·谢尔吉耶夫两口子、艺术摄影师弗拉基米尔·斯特列卡洛夫-奥博连斯基（曾拍摄冬宫博物馆收藏的罗马肖像画系列）在列宁格勒开过“吉姆”。

尽管苏联宣称人人平等，但特定品牌的汽车常常与个人身份相对应。有大作家谢尔盖·米哈尔科夫1950年代初期一首诗为证：

“……绿色ЗИЛ-110，驾驶员身旁坐着老科学家。
“海鸥”的后排，载着白发苍苍中将，
驾驶员右边是他的副官。
开白色“伏尔加”的矿工来自顿巴斯，
名声赫赫、技艺精湛。
开灰色“胜利”的小提琴家，举世闻名。
开“莫斯科人”的，是一位医生……”

ОБХСС工作人员定期核对购车者名单，查清了买家无固定职业者居多的现象，发现他们多数是各机关退休老头。阅读莫斯科的这份名单，得知1953年和1954年第一季度该市购买“吉姆”的包括：14位神职人员、10位作家、16位科学家（包括院士、教授等）、6位军人、5位演员、8位职员、1位家庭主妇、2位职业驾驶员。1954年第一季度购买“胜利”的1159位莫斯科市民包括：15名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329名军人、203名职员、138名工程师、103名家庭主妇、69名职业驾驶员、68名工人、58名教师和医务工作者、29名残疾人和退休者、22名大学生、64名科学家、9名作家、23名演员、27名画家、2名神职人员。

即便攒够钱，个人买车的另一大问题是排长队，除了翘首以盼的新车主，那些已经拿到车的幸运儿也会在同一天报名预约买第二辆，因为还要再等几年时间。想买新车，排队名单上的人必须出示前一辆的销售凭证，而且通常不允许同时拥有两辆。恰如某评论家所言：汽车专营店的队伍仿佛“切尔诺莫尔的胡子那么长”（译注：切尔诺莫尔是普希金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邪恶巫师）。例如1954年5月15日在莫斯科专营店登记求购“胜利”的名单约13000人，平均每月售出不超过625辆。列宁格勒排队买“胜利”和“莫斯科人”的约22000人，顿河畔罗斯托夫4100人、第比利斯2800人，基辅和里加各约2000人，埃里温1200人。

由于民间对乘用车和挎斗摩托车需求巨大，几乎在组织零售之初ОБХСС就开始调查统计高价转卖（实为投机倒把）汽车、摩托车及交易过程中的营私舞弊现象，重点关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里加和埃里温。例如1952年7月19日基辅市逮捕四名公民，他们转卖了自1950年以来从乌克兰本地专营店和个人手中购得的9辆汽车。这些车在公证处存留的交易合同是登记凭据，然而团伙成员每出手一辆标价1.6万卢布的“胜利”都可获得2.5万卢布。警察逮捕四人后缴获三辆全新“胜利”、16个备胎和8000卢布现金。

为了维持秩序，排队购车者自行推选委员会和负责人，比如莫斯科的“文化体育用品批发总局”商店委员会专门研究制定了《排队购买“胜利”汽车条例》，有效遏制向投机者出售排队名额的行为。条例规定每周日9-12点是出示证件报名排队时间，8-11点是资格评估时间。每名家庭成员可凭公证书和护照最多排队一次。如果你的号到了，必须及时付款，否则取消购车资格。

ОБХСС建议各地借鉴莫斯科经验。但也有一些城市（莫斯科、里加、基辅）的居民身为“排队委员会”委员，收受贿赂改变号码，助人更快购车。据莫斯科市ГАИ统计，仅本市五个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基区、鲍曼区、铁路区、列宁格勒区、五一区）就发现了115个这种家伙，例如苏联建筑材料部驾驶员Г.列翁京（多次刑事犯罪前科）购买并倒卖5辆“胜利”、2辆“莫斯科人”，当他被ОБХСС查获的时候，正在排队买下一俩“胜利”。

问题的实质在于汽车专营店少，有心买车者多，外地顾客大量涌入设专营店的城市，他们无法长时间排队等待，不得不寻找投机商买现车或靠前的名额。另一种挣钱门路是替已经报名登记但必须返回常住地的顾客排队，甚至提车票都成了投机倒把目标。1954年2月顿河畔罗斯托夫市，机器制造业产品销售总局罗斯托夫办事处主任皮罗戈夫、摩托车专营店经理东巴耶夫和州执委会驾驶员伊格纳坚科被追究刑事责任，查明皮罗戈夫从商店经理特卡琴科、东巴耶夫处收取“莫斯科人”和М-72型摩托车的提车票，再以每票1500-1850卢布售出，伊格纳坚科充当交易介绍人，售货员们受贿免人排队。

警方打击营私舞弊现象的工作收效平平，因为难以揭露销售人员投机行为。接受讯问时证人通常坚称自己是以政府规定价格甚至低于规定价格购买的汽车，然而据ОБХСС估计，倒卖一辆“胜利”可得6000-18000卢布、“莫斯科人”可得3000-5000卢布。

几乎每个大城市皆有专门的二手车市场，但市场上也有新车待售。例如顾客可以在克拉斯诺达尔的旧车市场花2-2.5万卢布买辆“胜利”，或1.2-1.8万卢布买辆“莫斯科人”，且多半并非自用而是继续倒卖至偏远地区。克拉斯诺达尔居民列别金斯基1954-1960年一直从事投机倒把活动，法院能够证明其至少倒卖三辆汽车的事实，1959年10月花4万卢布买辆“伏尔加”，1960年2月准备以8万卢布售出时被捕。

苏联内务部警察总局代理局长博杜诺夫1954年5月20日的报告指出有必要增加汽车专营店数量，实行报名订车阶段就支付全款的预售制度（该制度未完全落实，但后来的购车者必须预缴四分之一车款）。他还建议制定汽车销售规范：一位公民两年内只许购买一辆某个品牌的汽车，以及到ГАИ登记上牌的前提是车主在专营店开具的发票上签字。

但实际情况是，战后年月汽车、黄金和毛皮制品越来越多地进入投机市场。所以法律学家建议修改《РСФСР刑法典》第107条，因为该条只规定了倒卖民生消费品的法律责任，倒卖其他商品者反而无罪。1957年9月12日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法令扩大了投机倒把概念的范围，囊括日用消费品、农产品、现金、提货券和支票、演出和各类娱乐活动门票、书籍、债券和其他贵重物品，即法律正式确定了倒卖机动车属于投机倒把犯罪。1961年3月23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打击倒卖载人汽车的补充措施》的特别决议，1962年10月23日又通过《关于打击倒卖重型挎斗摩托车的补充措施》，这两份文件规定属于个人的小轿车和摩托车只能寄存国营商店代售，否则ГАИ拒绝予以登记。

各大城市奉命设立代售商店，销售个人车主送来的旧车，这反过来扩大了二手车交易量。价格由店方同车主协商确定（不得高于委托时的政府定价），虽然明面手续费7%，但代售店员工往往私下向潜在买主索取更多佣金，买主也乐意多掏点钱要一辆状况良好且免排队的车。

同早些年一样，苏联公民依旧能够买彩票中车，比如1961年的一则报纸广告呼吁人们积极买彩票，花30戈比有望开回家一辆“莫斯科人”！稍次的奖品也有钢琴、冰箱、地毯等。

1950年代中期苏联出境旅游蓬勃发展，仅1956年就有56.1万苏联公民出国休假。欧洲城市街头闪闪发光的汽车展厅橱窗吸引他们驻足关注：“店内弥漫着香水气味，带真皮内饰的亮漆面豪华敞篷车在展台上缓缓旋转，制服笔挺整洁的销售员无论表情或姿态都传达出对于富裕顾客的礼貌喜悦期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提车点给人留下的印象：“木屋，大叔，黑压压躁动人群和脚下泥泞”。

话虽如此，1950年代仍然是城市居民形成新消费观念的里程碑（苏联汽车运动无疑是城市文化产物）。全苏服装模特之家的重要艺术理论家艾琳·安德烈耶娃撰写名为《社会主义个人生活：苏联凡人报告》的回忆录，开篇先写“私家车”，之后罗列苏联平凡人永恒的日常关切：公寓、别墅、服装，最后才是工作。活在苏联，拥有私家车几乎是实现个人财产权的最大机会（毕竟私有财产是不可能的），因为“住宅和家庭副业、家常用具和必需品、个人消费品和舒适设备品的个人所有权”早已被1936年斯大林宪法保护。个人财产（按照普遍接受的解释）不同于私有财产，因为它不能用于暴利、致富和挣钱。尼基塔·赫鲁晓夫曾公开主张把小轿车集中到租赁车库，认为乘用车“私有化”不利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并且正是在这十年间，不仅苏联乘用车产量高涨，个人购买量也显著增加。1950年苏联企业制造64554辆乘用车，出口5176（8%），分配给各部门和组织36378（56%），剩余23000（36%）卖给个人。1956年后一个数字变成64000，占总产量的59%。1965年12月，刚上任不久的苏联汽车工业部长亚历山大·塔拉索夫报告苏联每238人拥有一辆乘用车，美国是2.7人。虽然保有量赶不上老美，但停放楼院的汽车仍会成为邻里纠纷焦点。文学评论家贝内迪克特·萨尔诺夫曾在地方法院旁听两户打官司，原告的“莫斯科人”长期停在被告窗下（被告仍在苦苦等待宝贵的提车通知单），因此它不仅占据了一个车位，还“用其卑鄙丑恶的外观”毒害被告生活。被告“情急失态”泼出一瓶墨水，于是二人对簿公堂。

总的来说，苏联汽车爱好者只有两项乐趣：买车和卖车，因为修车比买车更艰难。1966年莫斯科市仅设12个市区汽修站和2个公路汽修站为车主提供服务，虽然五年计划准备将乘用车年产量提高到80万，但零配件严重匮乏。例如莫斯科小型汽车制造厂的生产计划未包括挡泥板、保险杠等配件，经过各方持续要求，终于开始冲压制造挡泥板，但基于某种缘故只造右侧的。

车主面临的另一大难题是给车加油。汽油（1956年油价每公升1卢布50戈比）可以用煤油店销售的油票购买，但煤油店往往距离加油站数十千米。今人大概很难相信，1963年列宁格勒市只有四座加油站，还屡屡限购：每车5升。许多车主被迫求购“地下汽油”，不用票，无限制，也无需跑煤油店。

米哈伊尔·格尔曼写道：苏联“可悲的‘物质主义’的诱发因素不仅仅是社会身份的形成、某些物品的‘声望’、寻常势利眼或仅仅是收入增加……在我们国家，追求商品是一种遗忘手段，是一项全民运动……即使去食品店购物也是一番冒险，顾客化身为征服者，既渴望胜利又做好了失败准备，无论结果怎样，终归精疲力竭、血迹斑斑而返”。苏联人的整体生活方式虽不利于将汽车视为日常生活用品，却让人魂牵梦绕、无比向往。

延伸阅读：

苏联时代的基辅人怎样换房

ВАЗ–2106购车邀请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妮娜·瓦西里耶芙娜·康德拉坚科，1934年生于苏联白俄罗斯，以下是她的战时疏散生活回忆：

人人诅咒的那场可怕战争结束六十五年了，但童年的艰苦岁月直到今天仍不能使我的记忆和心灵平静。作为身处大后方（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小孩，我们感受、经历和理解了许多。妈妈每晚哄我们睡觉，故意不看我们饥饿的目光，尽可能安抚我们说：
— 孩子们，现在是战争时期，几乎没什么吃的，天寒地冻，但那些打仗地方的孩子比咱更艰难。咱这儿没有子弹呼啸，没有炸弹落地，小孩和父母不会被杀。睡吧，我的宝贝，我给你们唱摇篮曲。

妈妈的声音非常好听，会唱的歌可多可多。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我们身体十分虚弱，听着妈妈的摇篮曲，迷迷糊糊就睡着了……梦里全是各种吃的。梦见了战前各种食物，毕竟还记得，想忘也忘不掉，因为食物占据我们全部思绪，无论做什么，满脑子都想着怎么吃到真正的食物。可真正的食物只出现在梦里：泡过牛奶的热气腾腾松软蒸土豆、天然脂肪、用真正肉骨头熬的漂油花的红菜汤，真正的肉饼和饺子。而我们每天吃的是代食品：人造黄油、含各种杂质的劣等面包、藜草等……

上学啦，一年级。父亲在前线的小朋友每人发一个油炸圈。我只咬了一口就把它放进桌洞，整节课神魂颠倒，听不清我最喜欢的老师讲些什么，因为香喷喷的油炸圈太诱人了。放学飞奔回家，兜里装着咬过的油炸圈，我要拿给小弟弟保拉和尤拉。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很幸福，手紧紧抓着那块熟面团，世间任何力量无法令我撒开。开门的是我最可爱的奶奶，她看见我手中的油炸圈，坚决说道：
— 我不放你进去！这是给你的，你自己吃，弟弟们在幼儿园会吃。
我在家门口哽咽着啃咬这油炸圈，顿时变得味如嚼蜡，吃完最后一口奶奶才让我进屋。

我堂兄从前线回来了——伤兵，脑震荡，手和头颤抖。他自己在针织厂找个活儿，某天拿回来一罐鱼汤。老天爷，散发着浓郁香气的鱼汤啊，大家心里已经不是快乐了，是幸福！爷爷、妈妈和三个小孩郑重入座，爷爷用铁勺子吃饭，其他人用木勺，每人面前一小块面包。我们坐着，期待着，喜悦地看着彼此。奶奶烧热鱼汤，端汤往餐桌走的时候滑了一跤，汤全洒了……奶奶哭得伤心欲绝，因为她没让全家吃上一顿真正的皇室大餐。

有一回塞米巴拉金斯克安装了旋转木马，我真羡慕上去玩的小朋友啊！一张门票5卢布。妈妈凭军属证领了400卢布，全数用来糊口，因为集市上一条面包就要400卢布。妈妈对我说：
— 闺女，你这么想玩的话，自己挣钱吧。
我拿一个大号水壶，装满冰凉的井水（当时气温30度），去集市卖水，一杯20戈比。瘦小的我背着死沉死沉的水壶，身体弯成虾米。最后，哈哈！我挣了5卢布！梦想终于实现啦！但在坐旋转木马的过程中，我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头晕目眩，咕咚晕倒了。人家停下木马把我抱至阴凉处，正好被附近的邻居认出，她跑去找我妈，我妈弄我回家。本人从此再不敢看旋转木马，虽然已经过去许多许多年了。

我家附近有个小菜园，种了西红柿、南瓜、洋葱和黄瓜。收成很好，尤其西红柿特别棒，没人种过这么大的！而南瓜，有时需要两三个大人合力抬走。如果没有这菜园，真不知怎样活下去。我们赶集卖一部分蔬菜，就有钱买点儿牛奶和至少一块黄油。灌溉用水要从老远的深井打，那口井根本望不见底，我的任务是打满一桶，等水温升高就可以浇地了。当然，我可能不慎掉井里，也可能拿不动水桶摔伤，甚至热出病来，但别无选择。妈妈要上班，爷爷奶奶年老多病，打水是我的责任，水桶永远满满的。又分给我家一块田种土豆，也离得远。我记得妈妈喊我起床，扛着锄头去种土豆。下次再来看：土豆完蛋了，全被烈日晒死了。

我家每年隆重过两个大节：圣诞节和复活节。当初疏散后撤时设法携带的东西送去外宾商店(Торгсин)变卖了，换钱买食物和圣诞节礼物。过节期间我总有新连衣裙穿：妈妈把她自己的改小给我，或者买布头缝制，还要给弟弟们做衬衫、裤子，奶奶也有过节新头巾。哎呀，我真的爱我奶奶乌利扬卡·斯捷潘诺夫娜！我家祖上是莫吉廖夫省人氏，在故乡没有土地，被迫远赴他乡，一个定居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个定居塞米巴拉金斯克，所以我们逃离法西斯铁蹄投奔这儿。那么，我家准备了一桌按当时标准算是丰盛的节日宴，有肉菜、糕点和馅饼。小孩不上大人桌，拿着礼物各自吃饭，然后看大人做什么。他们的歌声悠扬动听，从没见过谁喝多了耍酒疯。欢欢喜喜过一天！但我再说一遍，仅限圣诞节和复活节。

说到这儿我要向奶奶道歉：“对不起，亲爱的奶奶，我骗了您！”事情是这样的：奶奶在窗台玻璃杯放了一支温度计，我很好奇，不知道里头闪闪发光的“条纹”究竟是什么神奇玩意儿。有一天实在忍不住，咬了温度计顶端，水银流进嘴，呸呸吐半天。我把水银珠推到橱柜下，玻璃碴扔箱子背面。奶奶找温度计，我一概不承认。然后她发现了碎玻璃，盯着我说：
— 娃娃，我把温度计摔啦，在箱子后头呐。
奶奶清楚记得母语，即使讲俄语也夹杂一些白俄罗斯单词。我同样喜欢自己的母语，遗憾没什么人和我说。当你尝试跟人家交谈，对方立刻问：“你哪儿的？白俄罗斯人？”

另一次，分给我们一棵巨大的松树烧柴用，在额尔齐斯河对岸。人家替你伐倒，然后自己解决吧。我们动手锯树，用滑橇把大木头运回家。大人们拖拽，我也帮着拉，摔跤滚落坡下。妈妈撵我走，可我坚持帮忙。爷爷已经感冒病死了，只有我俩……

我爸爸搭乘前线军列遭遇轰炸。人家说把他从残骸底下挖出来纯粹是因为要寻回某些重要文件。他被送到一个仓促改成救护站的板棚，四周老鼠乱窜。他腿部多处骨折，两条肋骨必须摘除，之后辗转多个医院治伤，甚至送去古尔祖夫做复健。虽然产生过各种并发症，但幸运的是身体经受住一切考验，返回我们身边，活了85岁。

要讲的故事太多太多啦。比如，来了一列满载车臣人的火车，他们对整个城市造成了多么大的威胁。还有，装满死尸的马车经常从我家门前过，蓝色的光脚伸出车外。以及附近有个医院，治不好的病患也经过我家门前葬入墓地。

愿这种恐怖永远不要重现在我国人民身上，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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