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佚名

在苏联，一个人的收入不能超过他的身份地位，例如工程技术人员几乎挣不着任何“非官方”额外收入，水管工却可以；清洁工兼职两、三份差事，教师最多兼职一份半，尽管苏联的教师一直略有短缺，尤其自然学科和外语。那些年高校的主要优势之一是有机会进行官方科研项目，当然，此项薪酬不得超过本职工资的一半。任何超出国家规定水平的收入都被称为“非劳动收入”，遭受严厉惩罚。

所谓“非劳动收入”，既包括通过犯罪手段（盗窃、贿赂、贪污）获得的赃款，也包括在正常国家被视为完全合法的酬劳。关于苏联的盗窃和职务侵占，您不妨自行阅读这篇文章。我今天想谈谈其他类型的“非劳动收入”。

本人偶尔读到和听到这样的论断：“在苏联，私人买卖想做就能做。”而且讲这话的人是完全认真的。实际上，苏联“非劳动收入”的主要特征就是：这些收入不来自个人在社会主义部门（国有企业、国家机构或国家批准的合作社）的工作。下面略举几个事例说明。

门饰——非法经营

材料都是在国营商店正式购买的，必然保留小票。但您肯定得先认识商店售货员才行，而且要支付高于原价的货款。

本人当时是个“侦探”，就是今天的客户经理。我挨家挨户推销这项业务，如果客户订购了30卢布的门，我能拿5卢布提成，如果订购35卢布的门，我拿6卢布。这样一天下来挣60-90卢布，对于大学生而言可不是小数目啊。

您知道一位有十年经验的师傅包一扇门要多久吗？说了您肯定不信——从按响客户家门铃到收钱走人，总共二十五分钟！简直不可思议！那些技艺精湛的人把每道工序细化到极致，真了不起。

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则自行摸索如何与客户正确攀谈，如何笑眯眯劝人掏钱，如何按门铃。总之，这就是苏联式直销。

此事的时代背景是1985、1986年左右。如果被抓到，初犯罚款25卢布，进警察局聆听一番教育，通知工作单位。党委和共青团也会进行批评……但这些都不算什么。并且一年内不允许在同一地区再犯——如果二次被抓，可能上法庭。当然，材料必须是“合法采购的”，否则立刻会被指控投机倒把。

我们在莫斯科周边的各州城市干活，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被抓住过。

投机倒把

说到投机倒把，我想起当年报纸上广泛报道的一个案例。某男子在中亚（那边的西红柿卖不完都烂了）以每千克10戈比的价格收购西红柿，运到摩尔曼斯克以每千克3卢布甚至6卢布销售。顾客趋之若鹜，因为他们有钱，但西红柿不常有。结果该男子被抓并判刑——投机倒把罪！

这个坏蛋判了几年？十年。吃一粒“花生米”也有可能，可他赚的钱不多，不够判死刑的程度……

另一个学生也因此被开除。他给自己买条裤子（印度牛仔裤），尺码小了。朋友和熟人好像也不需要，他就拿去市场转手，结果“投机倒把”被抓。真是个傻冒，应该送去寄卖商店嘛，就不会落入ОБХСС的圈套了。

个体经营活动

1980年代初的莫斯科曾有一支广受欢迎的摇滚乐队叫“复活”，其巅峰时期也是在1980年代初。当时几乎每个拥有磁带录音机的人都有他们的歌，比如《谁的错》、《小提琴手》等大热曲目。假使这支乐队在今天拥有如此多歌迷，肯定要走遍全国开演唱会，发行专辑，大赚特赚。但苏联时期情况完全不同。在苏联，只有“专业团体”，也就是隶属某个音乐团或在餐厅工作的乐队才可以公开表演挣钱，区区几个人随手拿起吉他演奏自己写的歌挣钱就是犯罪！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犯罪。

但“复活”乐队人气火爆，他们的录音带在国内的流传数量十分可观。尽管乐队阵容几经变动，还改过名，人们依然喜爱他们的歌。最后乐队开始举办所谓“地下演唱会”，当然不是在地下室又蹦又跳，主要是在共青团组织提供的正经音乐厅进行。虽然许可文件上写明“青年晚会”，乐手们也没明着拿钱，实际他们通过卖门票变相收取报酬。终于有一次被ОБХСС抓住，刑事立案，1983年8月乐队主唱阿列克谢·罗曼诺夫和录音师亚历山大·阿鲁丘诺夫被逮捕，指控他们“以举办演唱会和发行自己歌曲录音带的形式从事个体经营活动”。好在他俩都被判了缓刑。

私家车营运

那些年也不允许私人出租车。用自己的车免费载人没问题，收费绝对不行，因为这是与国家竞争。甚至有随机检查的——便衣警察招手拦车，要求搭车，最后递上钱。如果司机收钱，当场被抓现行。我记不清具体什么时候允许这门行业的了，似乎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顺便说一句，那时在莫斯科打车会被要求付“两端”（计价器显示车费之双倍）。

另外，我曾有个出租车司机朋友，已经亡故了。1991年初我需要借钱，他不但借给我，而且看在朋友份上不收利息。此人从郊外别墅的杂物堆翻出一个苏联时代的塑料盒子，装满苏联卢布，大部分是100元面额的，递给我两捆，总共2万卢布，当年可是巨款哦……他晚上做小生意卖伏特加，属于出租车司机的另一条发财之道，商店卖4.7-5.5卢布一瓶，他们有本事卖到10-15卢布。老兄后来就是死于酗酒。这些人偶尔也会被抓典型，但通常有“内线”通风报信，收25-30%的“信息费”。

自制设备等于非法经营

1980年代初还有一桩更离奇的事，发生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吟游诗人亚历山大·诺维科夫身上。1984年之前诺维科夫混过几个摇滚乐队，之后他突然拥抱另一种风格（今天叫“香颂”，法国民歌），录制专辑《车夫，拉我走吧》，迅速风靡全国，歌曲《古代城市》更是成为超级热门单曲。但1984年新上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下大力气整顿摇滚乐和一切非官方音乐家，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乃是充满各种奇思妙想的城市。如果您还记得，时任市委书记正是Б.Н.叶利钦。反正一通整顿下来，个别人很幸运，低眉顺眼承认自己“误入歧途”就轻松脱身了，比如“乌尔芬·朱斯乐队”的作词人伊利亚·科尔米尔采夫，他后来给“鹦鹉螺乐队”作词声名鹊起。

亚历山大·诺维科夫却没那么幸运，1984年10月5日被捕，他的歌曲几乎被认为是反苏宣传（当年可不是闹着玩的）。但他被判刑竟不是因为他的歌——苏联政府不喜欢政治审判招惹《美国之音》评论——而是因为他制造和销售电子音乐设备。诺维科夫自制的放大器和扬声器品质远超苏联同类产品，所以不愁顾客。正如您可能猜到的，这在苏联是犯罪行为，因为苏联人允许定制服装（尽管也很麻烦），但禁止自制设备。

结果亚历山大·诺维科夫被判刑。您认为“全世界最人道的法院”会因为他制造并销售优质设备（实际是因为写歌）判他几年？别犹豫，猜猜看嘛。一年？两年？五年？错了。1985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法院判处亚历山大·诺维科夫十年严管劳改。直到1990年2月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发布命令，诺维科夫重获自由，之后俄罗斯最高法院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撤销原判。

课外辅导

如果你有所注意，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教育部门官员。假若当年因此被抓住会被禁止当老师，或者发配去职业技术学校教那些智障孩子，再犯就判刑。我有个熟人，一位天生的好老师，大约在1988年被抓，立即开除。谢天谢地，她只是在学生家里上课，否则还会被扣上滥用国家财产谋利的帽子（别忘了公寓属于国家财产！），也就是说，罚款、解雇和精神折磨已然是“高抬贵手”。如果她是党员，肯定失去党籍。所以1988年的社会环境应该说没那么严苛了……她在某个三流技校继续教书几年并退休，从那之后再没做过家教辅导，只有一次例外，是应我的个人请求。尽管她已经七十多岁，短短三个月把中学的整个数学课程统统塞进某位朋友的儿子的榆木脑袋，结果他入学考试竟然考满分！

大学生企业家

当今许多聪明大学生会替那些手头宽裕但比较笨的同学做作业，挣几个零花钱。苏联时期也有，虽然比较少。我不能说我乐见这种事，但在我看来，如果要惩罚也只应该惩罚“顾客”。但在苏联时期，心怀不满的“顾客”抬腿去系主任办公室举报，“枪手”就会被开除，撵出共青团，然后参军……我能想起来两次大学生代写作业被抓继而被开除的事件，没人能帮他们。其中一位后来通过夜校追赶课程并毕业，另一位的命运不得而知。“顾客”则按时考取了毕业证。

最后的唠叨

回望苏联历史，压制公民个人主动性的斗争一直存在，从1917年夺取政权开始，中间仅新经济政策时期和战后的残疾人劳动合作社时期有过短暂放松。也就是说，国家只在明显无法独力应对的情况下才允许公民稍微表现出一点主动性。更令人吃惊的是1986年5月23日最高苏维埃发布的关于加强打击“非劳动收入”的法令。打击非劳动收入与禁酒运动一起成为国家启动改革的显著标志。但如果说“禁酒令”是基于实际问题——劳动人口的高死亡率，那么在私营企业萌芽之初打击非劳动收入的原因仍然讲不太清楚。颁布这项法令与改革初期的整体氛围格格不入，与旨在鼓励私人创业的政策背道而驰。一年前即1985年上台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加快社会经济发展之构想，其中已经可以窥见私人创业的影子，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额外收入。从那时起，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言，经济领域“出现了微动”：人们尝试创业，哪怕是以最原始的形式——利用自家菜园或私家车。1986年11月将要出台关于发展个体劳动活动的决议，1988年5月将要颁布合作社法。但就在这些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决定中间，却抛出一部法令声称“擅自将交通工具用于牟利，违反手工艺和其他个体劳动活动之规定”，以及“用面包喂牲畜”都将受处罚，从罚款到五年监禁直至没收财产。无论如何，这部法令最终付诸实施，与之前的禁酒运动一样也带有明显的苏联特色，就是说它首先影响的是那些依赖自家菜园“非劳动收入”糊口的人。某些地区的警察开拖拉机推倒温室，铲除早熟蔬菜，削减园艺用地。此外还禁止将农产品从一个地区运往另一个地区，这对当时存在的集体农庄市场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

当局所采取行动的荒谬性有目共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这项奇怪法令呢？一种观点认为它针对的是官僚阶层的财富积累：紧随该法令之后，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规定购买超过二万卢布之商品必须出示税务机关盖章的收入申报单。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打击非劳动收入的运动旨在削弱新兴的初始资本拥有者，在计划将私人创业合法化之前，他们可能会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形成竞争。还有一种戈尔巴乔夫晚年提出的有趣观点：原来，私营部门的“微动”结出硕果，从事小规模创业的人开始致富，而这反过来引起了周围人极其负面的反应——“你们想想，那是些什么反应啊？他们开始烧毁农场，放火，‘红公鸡’在我们身边乱窜（译注：火势蔓延之意）。最主要的、最大的困难是情绪和心态问题。我认为，我们没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本人认为一切都很简单——当时的国家乃至后来的国家都非常害怕，害怕不依赖它的公民不再“给什么吃什么”，反而想要国家嚼过的口香糖之外的东西。而当年被允许开办合作社的那些人，皆是经过考验的同志……

延伸阅读：

苏联零售散装啤酒的小花招

略谈苏联的盗窃肉类现象

赫鲁晓夫年间的外汇黑市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

苏联解体之后，军人薪资问题成为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因为人们对苏联的记忆仍然鲜活。在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即使低级军官的工资也足以存钱买车。如果他在北方舰队的潜艇服役，或者驻扎在堪察加，那么存钱的速度会更快。

当年本人按照哈巴罗夫斯克医学院（设有海军系）的分配，被派往太平洋舰队服役。我主动申请上潜艇，由于身体素质良好，最终在一艘大型潜艇担任医务主任。

根据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兵役委员会的征兵令，我的军旅生涯从1971年7月1日开始，距离大学毕业并领取文凭刚过几天。但一开始给了我30天的休假，问我是否打算外出度假，如果有计划的话，他们开具铁路通行证，并将假期延长15天。但我哪儿都没去，所以我的军医中尉工资是50卢布。从我们学院毕业暂未应征入伍的人最后都被授予少尉衔。

前几年我的回忆录发表，一位读者问我在潜艇上做军官的工资是多少，我在评论中答复了。最近我突然想到，或许其他同胞也不清楚苏联军官的收入情况。因此今天这篇文章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早在1930年代制定苏联军官工资标准时，是以国防工业企业的专业人员工资为基准。各级军官的工资被拿来与工段领班、工段主任和车间主任乃至工厂经理的工资进行对比。这样做的原因是，例如一位工段领班和一位连长的下属人数大致相同，那么他们的责任范围和工作量也大致相当。

从1946年10月1日起，根据军衔统一了军官和指挥员的工资支付体系。之后分别在1971年、1974年和1979年上涨三次，仅个别津贴偶尔有变动。苏联武装部队军官的薪资计算公式如下：军衔工资+职务工资+军龄百分比津贴。所有其他津贴和系数均基于此公式计算。

到1980年代初，不同军衔的军官基本工资如下：
中尉 – 120卢布
上尉 – 140卢布
少校 – 150卢布
中校 – 160卢布
上校 – 180卢布
又根据担任的职务发放相应职务工资：
排长 – 110卢布
连长（含炮兵连） – 120卢布
营长（大队长） – 140卢布
团长 – 160卢布

此外还有军龄津贴：服役前两年10%，此后每五年增加5%，但最高不超过25%。再者，恶劣气候条件地区服役的军人有额外津贴，最高30%。

最终考虑所有津贴后，一名刚从院校毕业并被任命为排长的年轻中尉到手约230卢布。如果他放弃部队提供的食物配给，改为领取相应的现金餐补，总收入可达250卢布。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对于那些因工作需要频繁调动的已婚军官而言，家属往往难以稳定就业，如果生了孩子，这笔钱就不算多了。

可能有点奇怪的是，高级指挥员的工资只比低级军官稍高。1979-1991年少将基本工资（特指军衔工资）为200卢布，中将220卢布，上将250卢布。这一时期的苏联元帅拿350卢布。

苏联海军的基本工资标准略有不同，因为军衔体系跟地面部队有区别：中尉120卢布，上尉130卢布，海军大尉140卢布，3级舰长（相当于少校）150卢布，2级舰长（相当于中校）160卢布，1级舰长（相当于上校）180卢布。职务工资也有高低：岸炮连长拿125卢布，巡洋舰长拿200卢布。

与陆军一样，海军的军龄津贴起始为10%，但要服役满1年零2个月，之后每3年增加5%，最高到25%。此外，海军有出海补助，平时相当于基本工资的30%，战备值班期间为50%，其中的22.5%以外汇卢布(Инвалютный рубль)支付，1个外汇卢布等于10个苏联卢布。

所以海军的收入远高于其他军种，例如一名海军上尉的月收入最高可达1000卢布。据他们回忆，出海执行任务9个月就能攒够钱买一辆全新“拉达”小汽车，甚至进口电器——这种商品在苏联只能到外汇商店以外汇卢布购买。

现在讲一讲本人服役期间的收入情况。如前所述，最开始我的军衔工资是50卢布，1972年9月军衔工资首次上调，我也涨到70卢布。虽然我是军医中尉，但在大型潜艇担任医务主任，这一职位相当于大尉，所以我拿职务工资140卢布。当我们的潜艇完成大修、尚未出海时，除了在岸上基地享受免费伙食外并无额外津贴。一旦潜艇开始工厂试航，我们就领取30%的出海补助。至于在基地工作的指挥部人员，他们平时不享受这30%，但如果跟随潜艇出海，返回基地后会收到一份海上工作天数证明，交给财务部门就可以按天数领取相应的30%补助。

1971年12月31日工厂试航结束，潜艇通过了国家验收委员会的检验，被有条件地认定为太平洋舰队的战斗单位。随后我们从太平洋舰队第6分舰队第4支队转入第19支队基地，编入其序列。接着进行海试和战斗训练任务。在此期间，我们的补助又提高了20%，即水下航行风险补助。潜艇官兵们戏称这20%是“棺材钱”。

在潜艇服役一年算作一年半，因此我比在水面舰艇服役的同学提前半年获得上尉军衔，多挣10卢布工资。此外，我是“生理学医生”，获得资格认证时需要考核肺气压伤和减压病的医疗救治知识。作为训练的一部分，我必须每月两次在压力舱内下潜至100米深度，每次额外获得25卢布补助。

当时一艘弹道导弹潜艇的艇长极力劝说我去他的艇上工作（我们在体能训练课一起打排球，他很喜欢我的球技，此人年轻时曾是太平洋舰队排球队员），并随潜艇调往鞑靼海峡岸边的科纽什科沃基地，告诉我那边的地区津贴是50%，而且医务主任是少校级别，职务工资160卢布。可我不愿意用符拉迪沃斯托克换科纽什科沃。与此相比，堪察加的地区津贴是80%，北方舰队的新地岛某处津贴可达100%。至少我记得的数字是这样。

苏联军人在平时和战时都领工资。比如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红军战士享受国家提供的全额保障，包括物资、食品和货币。军人的收入水平取决于职务、军种和军龄。前线工资包括两部分：基本工资和野战津贴，具体多少也要看职务、军衔、军种和军龄。

列兵的野战津贴是基础津贴的100%，士官50%，军官25%。那么，如果一名列兵的基础津贴为每月8卢布50戈比，那么野战津贴就有17卢布。如果这个列兵晋升为下士，他的工资已经涨到15卢布，再加上50%的津贴。

表现尤其突出的军人也有奖金。比如荣获红星勋章可得15卢布、红旗勋章25卢布，苏联英雄称号奖金250卢布。

红军指挥人员的收入更加可观。比如1941年团参谋长工资900卢布，到1942年12月涨到1300卢布，师参谋长工资也从1400卢布涨到1900卢布，军参谋长从1700卢布涨到2200卢布。

再就是摧毁敌军装备的奖金，这方面海军最多。1943年规定击沉一艘战列舰的奖金是：水兵500卢布、下级军官1000卢布、舰长25000卢布。诚然，战争年代我国海军并未击沉德国战列舰。（译注：以上指的是货币改革前的旧币）

阿富汗冲突期间（1979-1989年），国际主义战士（译注：即在阿富汗作战的苏联军人）除基本工资外还有权领取第二份工资，以苏联卢布为单位，与职务和军衔相对应，并且根据苏联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的命令第二份工资免征所得税。这种工资以面值从1戈比到100卢布不等的“支票”支付，可在军人服务社或“小白桦”商店消费。后来数额不断增长——战争初期低级军官180支票，高级军官250支票，到了苏军撤出阿富汗之际已经翻两番。支票也可按照1:12的汇率兑换成当地货币阿富汗尼，比如3支票就能从当地人手里买1千克橘子。

在苏联，陆军和海军待遇不薄，当兵是一种受尊敬且高收入的职业，所以许多年轻女子都希望嫁给军人。尽管她们不得不过上随军迁徙的生活，专业对口的工作不好找，但丈夫的高薪、全国范围内免费交通以及其他福利依然吸引着她们嫁给单身军官。再者，军人的退休金也不低，大约是普通公职人员的两倍。只要服役满25年达到中校军衔，就可以45岁退休再找一份工作，同时领取工资和军人退休金。反正我当年服完民间院校分配的三年兵役之后，人家劝我继续留在海军时是这样介绍的。然而军校学员的学习时间计入服役年限，而我在学院的六年不算服役年限。如果要满足年限要求，我必须前往津贴系数高达80%-100%的艰苦地区以尽快积累年限。最终我选择转入预备役。

延伸阅读：

苏军地面部队每日伙食标准

1941-1945苏联潜艇兵的伙食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本文一万三千余字，阅读时间一小时）

苏共中央总书记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1969年12月15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秘密

同志们！

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在党的中央全会上讨论年度计划和预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文件是国家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决定着经济、国防、文化和人民福祉的发展。但我想，如果说下个年度的计划和预算尤为重要，那大抵是不会错的。这首先因为1970年是当前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而整个五年计划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来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其次，1970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年：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和下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在本次全会的报告和发言中，已经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明年的主要任务，并总结了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

在总结全会工作之际，我认为有必要着重强调随着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临近而变得尤为紧迫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我们近年来活动的初步成果，也有我们在制定未来计划，特别是新的五年计划时面临的重大问题。

至于对五年计划前四年工作的评估，可以用最简洁的方式概括如下：

— 过去四年的主要经济成果在于，今天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断言：党关于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八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指标将能够完成；

— 这些年的主要政治成果在于，我们党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三月全会、九月全会（1965年）和五月全会（1966年）上制定的方针路线，确保了在加强我国经济潜力和国防能力以及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显著成就。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国民经济中、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还存在着许多困难、问题和不足。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们呢？

如果仅仅强调总体数字和成果，仅仅关注我们成就的规模——这些成就确实巨大，那么可能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其他一切都可以被忽略，都可以视作“生活中的小事”。我认为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的不足、困难和问题并非那么微不足道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点我稍后会详细阐述。

或者可以换一种方式对待这个问题，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困难和不足上。这样就很容易得出相反的结论：在计划、物资技术供应、确保劳动纪律和国家纪律等方面，几乎每一处都很糟糕。

但这样做更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实际是无视党和人民所做的众多工作。

同志们，让我们想一想过去四年做了什么。为发展国民经济投入了近2600亿卢布，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了约250亿卢布。固定资产，即决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增加了32.8%。与上一个计划的前四年相比，过去四年的年均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8%。我们有资格将之视为经济进步综合指标的国民收入增长了31%。过去四年我们建造了超过4亿平方米的实用住宅总面积。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25.9%。苏联的国防能力空前稳固。我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和国际威望得到加强。

总结四年来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里有多么巨大的力量被调动起来，在我们这个辽阔大国的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完成了多么大的建设规模，党和苏联人民正在解决多么轰轰烈烈的任务。这四年来取得的成就应该使我们所有人由衷自豪。

这意味着人应该平衡且全面地评价自己的工作，既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好的一面。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当前的困难、不足和问题。我们也必须坦率地谈论这些问题，因为其中许多问题虽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但可能会发展成负面趋势，令我们付出沉重代价。当然，我们不可能在明年把全部问题统统解决。但是如果不从现在就动手，将会严重影响我们往后的工作。在我们开始筹备下一次代表大会的年度里，牢记这一点尤为重要。

首先，我想列举我们面临的几个最大困难。经济增长有减速的趋势；基本建设方面存在很大缺陷；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太慢。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给实现国民经济计划和提高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造成了严重压力。

但仅仅列举困难还不够。В.И.列宁曾强调：“我们不仅要谈论总结报告期间发生了什么，也要谈论在此期间吸取了哪些政治教训——基础的、本质的教训——以便正确决定下一年的政策并有所收获”。所以，不但要指出缺点和困难，还要正确寻找并分析原因。

我们大家都明白，许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且为数不少。众所周知，过去几年的国际局势出现了一系列复杂局面，例如：美国侵略越南、中东战争、与中国关系恶化，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大家知道，这些事件不仅是对我国的政治考验，同时给苏联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当然也是计划外的额外负担。

同志们，你们都明白，我国无法回避这些开支——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放弃履行我们革命的国际义务。这些事情同样直接关乎我们的国家利益和苏联人民的民族利益。如果我们不帮助挫败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和中东的阴谋，等于鼓励美国及其盟友在更靠近我国边境的地方发动新一轮挑衅行动。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巩固东部边境，中国的领导人就会在武装挑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我们没有挫败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计划，那么北约军队很快就会直接部署在我国西部边境。

我相信，苏共中央全会对这些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

过去两年的气候条件对我们不利。变幻莫测的天气和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了巨大损失。

但我不想在这个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显而易见的问题上耽误时间。

接下来谈谈造成我们困难的第二类原因，这实际上与我们自身的发展有关，与我们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有关，它不允许我们再沿用旧方法工作，而要求我们采用新方法和新解决方案。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显然无法一蹴而成。过去的经验在这里没多少参考意义，而新方法则必须通过坚持不懈、顽强努力和艰苦探索来掌握，正如人们常说的“身自为之”。如果细想想最近几年的经验，其实无不充满了这样的努力和探索。

因此，我想重点谈谈我国经济政策的原则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与当前的计划有关，也是苏联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问题。

В.И.列宁教导我们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要寻找关键的、主要的环节，抓住这个环节，形象地说就能纲举目张。这样的方法如今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建设一个更高质、更复杂的经济体系的道路。我们必须明确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战略方向，以便集中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主要注意和力量。

我党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主要方向——而且是十分正确的方向。几年前我们就得出结论：决定性地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是发展我国经济的核心问题。苏共中央为此多次召开全会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促进农业和经济改革措施的重要决议。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也为此通过了许多相关决策。

这些措施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它们显然还无法全面解决提高经济效率的问题。更何况现实生活不断提出许多新任务，需要进行认真讨论并制定重大决策来应对。

提高国民经济效率已成为真正关键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还能够主要通过数量因素，即扩大工人数量和提高资本投入来发展国民经济。然而这种所谓的粗放型发展阶段实际上即将结束。

如今每十个劳动年龄人口中有九个已经参加工作或在校学习。尽管如此，各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另一个经济增长来源：增加投资率发展生产力的办法也有其局限性。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了。任何进一步提高储蓄率的做法自然只能以牺牲消费率为代价。可如果我们还想继续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就不能这样做。

因此从现在起，我们必须主要依靠经济增长的质量因素，依靠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和强度。不仅要通过新的资本投入和扩大工人数量来提升产量和产品品质，而且要越来越多地通过充分合理地利用现有生产能力、推广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以及认真对待每一分钟工作时间、每一台机器和设备、每一克原材料和燃料来提高产量和产品品质。这是一个不断平衡开支与成果的问题，要确保新投入的每个卢布都能带来最大回报。

这不仅是发展我国经济、解决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劳动者福祉、赢得世界两大体制经济竞争等基本社会政治任务的主要途径，也是唯一可行的途径。所以我国经济发展长远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现有劳动力和物质资源使用效率的大幅提高（约2-2.5倍），以及新的积累。舍此别无他法。

同志们，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目前的条件在这方面提出了何等艰巨的任务。就以同资本主义的竞赛问题为例吧。这种竞赛有各种形式。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顺利完成了在某些产品的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例如钢铁——我们已经跨过了1亿吨这一宝贵里程碑。要达到美国目前的数字——1.2-1.25亿吨，大概也不是什么难事。其他一些产品的情况也不错。

但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最终结果是由另一种指标决定的。根本问题不仅在于你生产了多少产品，还在于你以什么价格生产，即以何种程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成本生产。列宁强调过，这才是最终决定某种经济体制的经济优越性、决定新社会制度胜利的因素。两种制度竞赛的重心就在于此。

这一切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怎样解决这些庞大而复杂的任务，我们的整个发展历程将这些任务摆到了台面上。

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我们谈了加快科技进步和广泛、及时地把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的必要性。我们正在筹备召开专门研究加快科技进步问题的中央全会。因此我就不详细阐述这个主题了。

今天我想谈谈另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果断改善国民经济的组织和管理方式。

我认为没有必要特别证明此事的重要性——若没有良好的管理和完善的组织，无论是资本投入或新技术，还是工人和集体农民的无私奉献，都无法发挥应有的效果。劳动如果没有高度的组织性、不能保证严格的纪律、不对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的工作给予公正评价，不能把千百万劳动者的努力凝聚成一股统一的有目标的力量，那实在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深知：发展任务越复杂，制造业的科学技术水平越高，经济对于任何管理和组织上的混乱就越敏感。这使得改善计划管理的任务变得尤为紧迫。这一任务首先对那些在我们经济结构中占据关键地位的部门提出了严峻要求。

各部委是经济结构中的关键环节之一。我们恢复了部委的设置，因为如果没有明确的部门领导就无法有效管理经济。当前的任务是各部委要尽快掌握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高效而灵活地管理相关行业，成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基本建设的主要组织者。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制定全面激励机制，促进新型先进技术的生产。这些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刻不容缓。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及整个计划机构在我国经济中承担着巨大责任。然而它受到了严厉批评。特别是在讨论1970年计划草案时有人指出，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处理经济发展的主要比例和国家某些经济区域的综合发展方面工作薄弱，对经济发展的现状、主要趋势和前景缺乏深入分析。这被正确地认为是导致国民经济中跨部门和部门内部不平衡问题至今未能解决的原因之一，尤其体现在冶金和机器制造、燃料工业和能源、运输和运输量等重要综合体的发展方面，以及居民收入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比例失调。由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基本建设规划方面也存在明显不足，人们提出了严厉批评。

我们应当重视这种批评并从中得出正确结论。在这方面，我想提请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同志们注意另一个看来特别重要的问题。我国经济任务的体量和规模已经要求采用新的、更高水平的规划方法。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充分掌握这些方法。这将有助于消除目前存在的各种弊端，也有助于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有36000家工业企业在新体制下运行，它们生产了超过83%的工业总产值和91%的利润。不久之后我们还将把基本建设纳入新管理体系。现在的任务是要为进一步实施改革制定一套明确的长期计划。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将转变为相互联系的综合体，即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系统。

同志们！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复杂性的增加，目前所有发达国家的管理方法和管理体系本身都在发生重大变革。在现代条件下，即便是经验丰富、多才多艺的管理者也不能再因循旧办法、仅仅依靠直觉和常识进行领导了。管理正在转变为一门科学，必须尽快地、尽可能深入地掌握这门科学，即使身居管理要职的人也必须努力学习。

管理体系基于这门科学正在进行重大变革。特别是与信息收集、快速处理和分析相关的各项工作方面正在不断优化和完善。

顺便说一句，同志们，有必要提醒大家В.И.列宁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只有基于可靠的信息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他曾指出：“为了使党中央不仅能够提出建议、进行说服和争论（迄今为止就是这样做的），而且能够实际指挥乐队，党中央必须确切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拉什么提琴，过去和现在在什么地方学过什么乐器，学得如何；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走了调，为什么走了调（音乐开始刺耳时），为了纠正不和谐的音调，需要调谁去，怎样调和调到什么地方”（《全集》第7卷第22页）

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一个真正的“信息产业”，它由复杂的电子计算和组织技术支撑，依托严谨的数学仪器和理论基础。我们现在非常重视加快管理系统、信息和电子计算技术的发展步伐。我们的专家：技术员、数学家、工程师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士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信息是管理活动的基础。但现代科学在这方面还为我们提供了其他重要工具。其中包括制定科学化决策的方法和从效率角度全面评估各种决策方案的方法。管理结构也在进行重大调整，使之更加合理，消除不必要的环节，并在各个层级上建立起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正确关系。

同时我还想强调问题的另一面。无论专家们设计出多么完善的信息和管理系统，这些固然重要，但仅仅是解决管理任务的辅助手段。最关键的是做出决策，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最重要的职责。管理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

但现在我们需要认真关注技术和组织方面的问题。如果批判性地审视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就会发现许多不足和弱点。往往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存在不少多余环节，减缓了工作进程，导致了毫无理由的延误。

常有些人试图逃避委托给他解决的问题，把问题“往上推”——而上层由于忙着处理别的或许更重要的事务，问题可能久久无法解决。采取这种做法的同志，试图推卸自己对所负责领域发展不足的责任，将责任转嫁给其他部门。各种“协调”和集体讨论也存在不少过度审核的问题，同样成为逃避个人决策责任的一种方式。即使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也往往需要在多个部门收集几十个签字。另一方面，在部委和主管机关中仍有一些不信任企业的经济管理者，他们总想大包大揽一切。这类人需要改变做法——这样管理现代经济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经济干部、我们的党政工作人员积累了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这些经验具有重要价值。但国民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已不允许我们满足于旧经验。任务在于提升整个管理工作的水平，使之符合现代要求。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着重强调管理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必须正确认识到决策与管理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项复杂且责任重大的社会职能。毫无疑问，改进管理是我们增长的主要潜力之一。

同志们！我到目前所谈论的经济问题涉及客观困难，也是我们快速增长过程中的实质问题。现在请允许我讨论虽然令人不快但却非常重要的另一些问题，涉及某些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不足，必须接受严厉批评并尽快加以克服。

在这里首先要谈的是某些同志丧失责任感和违反纪律。遗憾的是，许多人面对这些现象时原则性不足。

这些现象在不同层级上表现各异。许多普通工作人员和领导者需要具备更强的责任感和纪律性。我不想在这里列举直接滥用职权或违法的例子——毕竟只是特殊情况。

这种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行为或许更危险，这些行为似乎逐渐被默认，演变为一种普遍做法。说得轻一些，这首先是对完成国家计划的漫不经心的态度。

我们有些部门整体上多年未完成计划任务。增加新产能的计划总是无法实现。以1968年为例，钢铁冶炼新增产能计划仅完成了20%，成品轧材完成15%，化学纤维完成55%，煤炭开采完成61%。今年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建设和引入新项目的超支现象已经司空见惯，而且不是小额超支，是高达1.5-2倍。结果，仅在本次五年计划的前四年里，生产性建设项目的预算成本就增加了230亿卢布。

我们的不少领导同志，面对下属单位未能完成诸如新技术应用这样重要指标的计划，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例如1966-1968年森林工业部的新技术推广计划仅完成32%-54%，造纸工业部完成58%，石化工业部完成52%-79%。

当然，一提到完成计划，或者更确切地说未完成计划，立刻就会有各种辩解，说什么计划本身脱离实际、供应部门玩忽职守，或者有其他客观原因。我认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应当具体分析，找出真正的责任人。但现在我想指出的是那些无法用任何客观情况来辩解的现象。

如果某个州未完成计划——这当然不好，但其中可能有州领导无法控制的因素。可如果州内的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没提高、农业产量没增加、牲畜总头数减少、出生率下降，而州领导对此却视而不见，那么完全有理由说这些人丧失了责任感。

如果一个企业未完成某些计划任务，还可以认为有客观原因。可如果产品销量停滞、经济损失增加、工作效率下降，未安装的设备常年闲置在雨雪中任其生锈，那么任何客观原因都不是用来辩解的借口。

如果某个国民经济部门的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利润率和效率提升缓慢，如果未能学习掌握新技术，部长此视而不见、一言不发，这就意味着他满足于现状，责任感已经迟钝麻木了。

至于各部委缩减其下辖企业今年第一季度生产指标这种令人遗憾的普遍现象，又如何能够冷静对待呢？看看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的表现吧。全苏联1969年第一季度的工业产品销售额被定为59亿卢布，比1968年第四季度的实际销售额少7.9%。任何人对此都心知肚明。

在这方面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就是许多经济管理者因为无法组织起有节奏、有计划的工作，企图通过大量加班来完成计划任务，导致近几年加班现象过于泛滥，劳动者对此提出了合理的投诉。

必须打击这种做法。工会应对此问题加强监督。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已经在第三次全联盟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结束后召开的，包括各州委书记、州执委会主席、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参加的会议上谈过一些了。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回顾这些事实，好让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们都知情。被再次提及的同志不要感到委屈，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实际问题。

首先我想谈谈畜牧业发展目前面临的严重问题。我们把这一领域的全部困难主要归咎于缺乏饲料。近几年情况如何呢？

近几年我国粮食产量有高有低。但留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满足内部需求——包括饲料——的粮食数量一直在增加。例如，1966年收获1.71亿吨粮食，留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超过9500万吨；1967年尽管只收获1.479亿吨，仍保留了约9000万吨；1968年收获1.695亿吨，保留了约1亿吨；1969年收获1.605亿吨，保留的也超过了1亿吨。

所以说国家已经很慷慨了。那么回报是什么呢？

1967-1968年，全国各类农场的牛只总头数不仅没增加，反而减少140万头。仅一个库尔斯克州就减少5.9万头，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减少17.6万头，基洛沃格勒州16.9万，波尔塔瓦州11.3万，敖德萨州12.6万，乌拉尔州4.9万，格鲁吉亚7.9万，白俄罗斯15万。这份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

猪的情况也一样。1966年全国猪的总头数为5800万，而到了1969年仅4900万，等于减少15%。在一些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情况更严重。比如加里宁州猪的头数减少了24%，日托米尔州减少了25%，诺夫哥罗德州减少27%，阿尔泰边疆区减少37%，科克切塔夫州减少41%，摩尔多瓦减少24%，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取了措施，1969年度牛的头数尤其猪的头数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恢复。乌克兰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许多州的情况仍然同我刚提到的数字相差不大。

会议上一些州还因蛋类和禽肉产量减少受到批评。我也想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说这件事。

如果说全国范围内的鸡蛋生产有所增长，那完全是因为养禽场的运营。许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经不再向国家交售鸡蛋和家禽。例如在坦波夫州有212个集体农庄和85个国营农场完全不从事家禽养殖。雅罗斯拉夫尔州情况更糟糕，1965年这个州鸡蛋的主要供应者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向国家交售了约3600万枚鸡蛋。而到了1968年，虽然由于养禽场的贡献，鸡蛋增加至5400万枚，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交售量却下降至1520万枚。

在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州和边疆区，绵羊饲养（包括粗毛品种）也存在严重不足。

在高尔基州、沃罗涅日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等地方，某些家禽品种（鹅、火鸡、鸭）的数量减少了。萨拉托夫州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停止养鹅，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也停止了鹅和鸭的养殖，列宁格勒州、奥廖尔州、托木斯克州等几个州停止养鸭。

这一切当然是非常严峻的事实，同志们！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向居民，尤其是向大型工业中心的居民供应肉类开始出现困难。这些困难你们同样心知肚明，也知道解决的途径。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尽快克服这些困难。

同志们，你们知道，工人和农民个体户饲养牛、猪、羊及家禽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1968年集体农庄农民、工人和职员的附属农场生产了38%的牛奶和肉类、59%的鸡蛋。然而截至今年年初，与1966年相比居民饲养的牛数量减少了57.1万头、猪减少了542.3万头。但即使在农村，不吃肉也没法过日子，更不用说城市了。因此找到了一个相对简单的解决办法：农村利用我们交付给消费合作社的国家资源实现肉类销售。这种销售发展得很成功。但不难想象，这种所谓的“成功”将使国家资源枯竭。

总之，同志们，畜牧业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需要每个加盟共和国、州和地区深入研究。建议考虑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审议畜牧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至于亟待解决的问题，将由苏共中央政治局按当前程序进行审议。请允许我代表苏共中央政治局表达这样的信心：党和苏维埃的机关将立即着手处理这一重大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改善畜牧业现状。

同志们！在指出这些工作上管理不善的事实时，我不想遗漏工业和交通领域的工作人员。人民监察委员会、中央统计局和其他监察机构向苏共中央报告说，遗憾的是，在这些领域类似的情况也相当普遍。每一桩每一件看似个别现象，是某些工作人员偶尔犯下的失误，但零散问题加起来却令人忧虑。

比方说，我们都清楚铁路运输问题多么严重。每天出故障的车厢高达6万节，约占总装载量的20%。与此同时，我们却驱使着成千上万的车厢空跑，从事毫无必要的反向运输，有时甚至犯下不可原谅的错误。这里举一例说明：不久前民主德国为我们建造了7台大型门式起重机，其中3台送往远东，4台用于黑海港口。结果这些起重机全部通过铁路送去了远东的瓦尼诺港。在那里，4台起重机在40节车厢内停留了25天，又再次横跨整个国家运回敖德萨港。国家为这趟两万千米的“遨游”花费5万卢布。

还有一个例子：在靠近新罗西斯克的黑海沿岸建设造价6000万卢布的、全国最大的石油中转基地的过程中，出现了某些错算和失误，导致该设施无法正常运行。然而，苏联海运部和苏联工业建设部的工作人员不仅未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这些错误，反而验收通过了无法投入使用的设施。如今想要纠正这些错误造成的后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大约2000万卢布的额外费用。

再举个例子吧：根据人民监察委的数据，苏联煤炭工业部耗资1000万卢布在克莱佩达海港建造了一座用于煤炭出口的分选装载综合设施。1966年该设施通过国家委员会的验收并投入使用。可是后来发现，这笔投资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该设施并未配备保障它的原料基地。另外其建造方式也存在问题，导致在实际使用中无法产出符合出口要求的任何一种煤炭。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盖屋顶的材料多么紧缺。建筑材料部帮着国家从国外进口了6套用于新建硬纸板和油毡厂的设备。五年过去了，目前仅有一座工厂正在建设中。而采购的设备却一直闲置在仓库，此期间建筑材料部的领导又提出购买新设备。为什么？不知道。

化学工业部从波兰订购了价值150万卢布的全套设备，用于车里雅宾斯克油漆厂。当设备造好了运往苏联时，化学工业部的领导得出结论，认为使用这套进口设备并不合适。可订货的人是他们自己啊。

这样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全国范围内建筑工地仓库中未安装设备的价值估计约55亿卢布，其中进口设备15亿卢布。

石化工业部也没帮着国家节省一戈比。

不久前国家借助进口设备在巴拉科沃建成纤维材料厂。该厂员工成功掌握了生产技术，开始制造高质量的纤维材料，产量足以满足国民经济需求。尽管如此，1969年苏联石化工业部仍然花费外汇340万卢布进口970万平方米纤维材料。结果到1969年8月1日，工业企业积压纤维材料超过400万平方米，价值逾500万卢布，而轮胎工业企业积压了900万平方米，价值1100万卢布。
（译注：巴拉科沃纤维材料厂1961年建成，第一款产品就是可用于汽车、飞机轮胎和输送带、传动皮带的帘子线/корд）

为了形象地说明经营不善和浪费造成的代价，我再说一组数字。每年由于损耗、无效开支和亏损的总金额约50亿卢布。每年水泥的损失达1000万吨，燃烧和进入环境的天然气达110亿立方米，运输和储存过程中损失1500万吨煤炭，木材运输损失150万立方米。同志们，深思啊！要努力工作！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各种行政建筑、文化宫、体育场、游泳池等设施的建设规模过大。许多工程甚至是在计划外进行的，却被宣布为“人民建设”或“特别重要”项目。

根据苏联工业建设银行的数据，目前仅城市中就有超过1000座行政建筑、834座文化宫、450座体育场、游泳池和其他运动设施、80座剧院和马戏团在开工建设。而且与建造住宅不同，这些文体设施的建造速度反而更快，往往影响了重要工业和农业企业的建设，当然，它们是用水泥、铝、巨型镜面玻璃和最优质装修材料建造的。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资金和材料紧缺、无法落实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完成住房建设任务的情况下！

我请同志们正确理解，我们支持建设俱乐部，尤其是在工人居住区；我们支持建设体育场，好让青年人多运动多锻炼，实际上也有助于遏止酗酒；我们支持建设游泳池，但首先应当在偏远的工人居住区，那边有实际需求。但如果是在第聂伯河畔的扎波罗热州，一年建造了6个游泳池，甚至还造了一个人工滑冰场、6家宾馆和9座行政建筑，那就很难说有道理了，特别是在目前人民住房、医院、学校等紧迫需求仍未满足的情况下。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同志们气魄更大。他们正在建设一个封闭式人工滑冰表演场、两个文化宫、几个俱乐部和游泳池、一个演员之家和一个田径馆。另外全州还在建设80座行政、体育及其他公共建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住房、普通教育学校、幼儿园和医院的建设计划未能完成，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拆除住宅楼的情况，包括那些完全适合居住的住宅。总建筑师画条红线，红线之外的一切都以重建的名义被拆除。

我们支持加快将人们从地下室、从半倒塌的建筑中迁出，毕竟这些地方生活困难，缺乏供暖和排水设施，或者是拆掉那些大修费用比新建更高的建筑。然而在个别州，拆除重建的总面积占到了新建住宅总量的30%。全国范围内，城市和工人居住区共拆除了总面积967万9000平方米的住宅建筑，其中重建部分326万8000平方米。与此同时，拆除棚户区的工作却未获得足够重视。根据中央统计局数据，到1968年初简易房和危房总面积2800万平方米，其中РСФСР占900万平方米。但至今已拆除的仅为49万平方米，即4.8%。

同志们！我希望你们都同意，我们必须临时限制行政建筑、马戏团和游泳池的建设。当然了，同志们，已经被批准的计划和已经投入资金的项目，显然还得完成。我们举这些例子更多的是为了将来。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同志们。我们总是这样，要么什么都不做，要么什么都做。我们首先要关注住房、医院和学校。

人民监察委在地方上揭露了许多严重违反国家纪律的事实，其本质是某些领导干部企图在条件明显不具备的情况下蛮干，急躁冒进，开始建设一些根本没有拨款、材料和劳动力的项目。

在州委书记会议上，我举了一个巴库建设海上餐厅的例子。后来人家告诉我，这不仅仅是个餐厅，而是一栋五层建筑，其中将开设多个餐厅、鸡尾酒吧、咖啡馆和宴会厅。真不简单啊，名叫“海上公共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的建设使用了稀缺材料，甚至还打了钻井套管。对此不必再多说什么。我只想补充一下，作为参考，巴库的住房建设计划完成32%、学校建设完成51%，而幼儿园的建设仅完成18%。

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经常做出违反现行法律的决定，损害国家利益，强迫联盟企业和共和国下属企业为满足地方需要而无偿支出大笔费用。例如古比雪夫州，他们强迫工业企业为城市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材料和工人，金额700余万卢布。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其他城市也有发生。根据人民监察委的数据，全国范围内仅生产成本就包括了至少10亿卢布的此类支出。这些都是违反国家纪律的，非法的。

地方政府当然对这些非法行为有责任。但他们并不是唯一责任人。如果各部委和企业负责人能够表现出应有的党性和原则性，了解自己作为政治家的角色，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众人说话声】对啊。

同志们，正如你们看到的，我们工作中的许多不足之处是无法用任何客观原因来辩解的。如果我们说到未被利用的潜力，首先就必须消除管理不善和浪费现象，坚决提升各级机关纪律性和责任感。

在动员广大劳动群众更充分利用国民经济生产潜力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加强劳动纪律和生产纪律。关于这一点必须直言不讳：破坏劳动纪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酗酒。这是需要所有党组织正视、面对的问题。

同志们，确实，无论在农村或城市，我们打击醉酒和酗酒方面的工作都做得不够。醉酒和酗酒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害。去年全国54%的犯罪是由醉酒者实施的；有370万人被送往醒酒中心，其中12万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大约90%的旷工与醉酒有关。我们不能再容忍这种情况了。尤其要加大问责贪杯无度的共产党员，直到开除党籍。最近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些问题，不久的将来党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也要通过相关决议。我们希望，你们会尽一切努力贯彻落实这些决议。

综上所述，我想着重强调的是，加强劳动纪律、党内纪律和国家纪律已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

我们将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它？这是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

有些同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想起了过去的日子，说以前有 “秩序”，他们实际上是建议重拾强硬行政管理的办法。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药方。纯粹基于恐惧的纪律不是我们需要的纪律。不仅因为它违背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更有可能破坏法治。

我们要清醒地看待过去，既不能添油加醋，也不能粉饰美化。我们清楚记得行政手段所引起的恐惧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它催生了不诚实的行为，例如隐瞒实际情况、试图掩盖问题而非正视和解决问题，以及瞒报和虚报。它还导致了畏首畏尾和主动性完全丧失。

这两种做法都很危险，尤其是在经济管理方面。这里涉及到一些难以用金钱衡量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够计算出来，可能就会发现，缺乏主动性、不愿思考、害怕提出问题，以及繁杂拖延的工作作风，会让我们付出更高代价。

今天党对干部的态度建立在信任基础上，首先依靠的是全体共产党员高度的党性觉悟和责任感。事实证明我们的党和经济干部有能力把复杂问题解决好。

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觉悟帮助共产党人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日常工作，使他们能够将当前的具体任务与党的整体政策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一个有觉悟的共产党员会从内心感受到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并与因循守旧、官僚主义和冷漠态度作坚决斗争。

最近一段时间，党和中央委员会采取了许多措施激发我国人民的主动创造性，营造充满信心的氛围，为每个人提供施展其业务能力和组织才能的旷阔空间。我们可以举出千百个例子，表明通过主动性和独立决策（尽管往往伴随着一定程度的但合理的风险）取得了良好的、有效的成果。

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背离党已经确定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但这种作风必然要求干部具备自觉性、对国家利益的党性态度和高度责任感。

要确保这种责任感，就必须更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完善人民监察和党内监察机关的工作，公允评价成绩与不足，提高对干部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这种要求当然也包括所谓“组织结论”——当某些工作人员不愿接受批评、不愿学习，一贯违反党和国家纪律、对党不诚实时，就需要采取这种措施。

我们相信，苏共中央全会将同意对此问题的安排。【长时间鼓掌】

同志们！在向苏共中央全会提交1970年计划和预算草案——也就是关于国家明年经济生活的首要文件时，政治局认为，这两个草案总的来说正确反映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符合我们的能力和资源，符合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任务。可以认为，这些草案基本上能够获得批准，并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审议和批准。

我们具备了完成1970年预定计划的所有条件。为此我们必须付出艰苦努力。党组织、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工会、共青团必须做大量的组织和教育工作。我们要领导正在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竞赛，争取在经济和文化建设各领域取得新成就，带领苏联人民迈向新的伟大胜利。

可以确信，我们在这些工作中将获得我国光荣的工人阶级——苏维埃国家一切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实支柱——以及我国集体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全力支持。

现在，同志们，让我向你们通报一些国际问题。
【注：涉及国际问题的讲话未公布】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2.目录3.卷168.36-60页，打字稿原件）

延伸阅读：

略谈苏联前期的奶产量问题

1970年代强力而低效的反酗酒运动

莫斯科显像管厂打工趣事

苏联时代的基辅人怎样换房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俄罗斯国立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学院2021年7月举行研讨会，讨论苏联的统计数据如何形成、研究者处理数据遭遇的难题、卢布汇率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等话题。

高等经济学院历史科学研究部副教授、”苏联晚期社会人类学制度”项目负责人尼古拉·司索林-柴科夫致开幕词，强调了全面研究苏联晚期社会及其个别现象的重要性。社会科学系政治与管理系教授马克·乌尔诺夫在会上发表了题为《苏联经济的三大支柱：闭关排外、军事化、信息缺乏》的报告。

马克·乌尔诺夫解释说，在研究苏联经济和社会领域时，很难找到客观反映某个行业及整体情况的数据。他举自己为例，当年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读书，需要查阅相关部委财务管理部门的资料撰写“苏联对外贸易效率”的毕业论文。由于他的论文基于保密数据，所以被盖上了“秘密”章子。研究表明，如果说1960年代初期每投入1卢布制造的出口产品大约能产生1卢布收入，那么到1960年代末，投入1卢布只能产生10戈比收入，下降了10倍。

涉及苏联经济的大部分数据都是保密的，获取它们非常困难。而处理公开数据的工作既痛苦又枯燥。为了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指标，有时需要徒劳忙碌两、三个月。同时，“国家以计划经济为荣”，根据官方理论，计划经济不存在“市场混乱”。

问题不仅在于许多材料的保密性，还在于各部门之间甚至部门内部的信息壁垒。马克·乌尔诺夫说，在提供材料方面没有明确规则：“假如你直接跑来说我需要某某材料，三言两语就把你打发走了。即使某个部委的甲科室分享材料给乙科室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正式的。这就是非正式信息市场上非正式关系的问题。”

验证经由非正式渠道获得的信息同样很复杂，因为计算这些数据的方法也保密。中情局花了大力气分析、核实关于苏联经济的信息。教授讽刺地说：“各位谁有兴趣的话，不妨看看这些倒霉蛋都忙了些什么”。

教授表示他对苏联解体毫不惊讶：一个国家的领导层不了解（或不想了解）真实情况，必然坠入深渊。

另一大麻烦是将数据从卢布换算为外币。按照购买力换算并不可靠，因为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价格的确定方式不清楚：可能基于直接或间接成本，但通常不明说。汇率人为设定，1960年代的官方汇率约1美元兑换60戈比，黑市可达8卢布。所以，想找任何可靠的东西只能“凭感觉”。

马克·乌尔诺夫认为苏联经济的绝对指标不可靠，但动态指标反映了一些实际的东西，因为这些是通过比较包含大致相同偏差和错误的数据得出的。由于缺乏足够信息，他尽量避免研究苏联经济，选择撰写关于世界铜价长期预测的副博士论文——全球范围内的优质公开数据使他得以开发出一个比较可靠的预测模型。

乌尔诺夫教授介绍，苏联的许多部委和机关都设立研究所为己服务，同时也提高本机关声望。这些专业研究所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准备所需的参考材料，平时则从事常规分析工作。例如，外贸部的行情研究所编写上一年度全球商品市场报告并预测来年走势，其他研究所也会撰写其“所属行业”的发展报告，提交关于国外技术和管理制度的简报。教授说：“这算一种启蒙教育，有时会被采纳，有时不会。但如果说科学在决策中起了决定性作用，那就太夸张了。”

一位听众询问：部分研究者提出苏联有发达的需求研究体系，这种观点是否正确？马克·乌尔诺夫讲述了他1979年夏天访问布良斯克州与乌克兰交界城市谢夫斯克一家商店的经历。这家店基本空荡荡的，只在柜台远端的托盘内放着几块不带肉的牛骨，搁一块纸板注明：“仅供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教授明确回答：“因此，我不敢苟同所谓苏联很好考虑了需求。虽然借助统计数据可以写出漂亮报告，但这与现实毫无关系。”

教授还指出人为因素的影响。如果向高层领导展示某部委工作低效的材料，他们会感觉沮丧或愤怒。而至少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人们尽量不让领导不开心。呈交难看的指标可能会让人丢掉职位，这也促使了对统计材料的“粉饰”。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专家主要依赖中央统计局和各部委提供的数据。然而部委从工厂和制造厂收到的却是经过美化的数据，何况部委自己也会向上级提交“戳不穿”的材料。于是国家计委和各部委的许多工作人员使用自己的信息来源，例如亲自考察各地区和建设项目。据说能源部的一位副部长每年花250天出差。至于这种亲力亲为收集信息的特点，果戈里名著《钦差大臣》早已详细描写过了。

获取信息的另一条渠道是国家机关收到的人民来信。他们明白，如果反映某个问题的信件数量急剧增加，表明问题正在恶化。报纸刊登的读者来信，以及中央委员会讲师和“知识”协会讲师赴偏远地区授课后的报告也都是信息来源。

研讨会另一位参与者问道：“您了解苏联经济的实际损失吗？这些数据是否让您和其他人沮丧？您个人对这种情况有什么感受？”

马克·乌尔诺夫说：“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让卡夫卡（的荒诞）成真”，这种感觉心理上很难接受。早在1960年代已没几个人相信这套体制，但许多人认为它可以被迅速纠正。与斯大林的恐怖和镇压、赫鲁晓夫的胡乱折腾相比，勃列日涅夫时期——尤其在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要更加自由和稳定。1968年8月之前可以不受干扰地收听西方广播电台，马克·乌尔诺夫本人订阅了同情“布拉格之春”的南斯拉夫《政治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订的报纸“丢失”了，广播电台再次被干扰，就像1950年代-1960年代初期那样。

然而，苏联体制正逐步朝着戈尔巴乔夫的出现迈进，因为社会各阶层，包括掌握实权的人，都越来越察觉到事态的荒诞和超现实。部分知识分子天真地希望政治体制的变革能够迅速扭转社会现状。

再者，很多人没有考虑到长期身处独裁统治下的影响。乌尔诺夫说，1987年他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领导的委托，对内部员工进行了社会学调查。结果显示，这家研究所（被认为是国内最自由的学术机构之一）30%的数学物理学副博士及博士表示：不应允许因政治原因出国的科学家返回。“我深感惊讶，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不宽容和专横综合症已经深深扎根于苏联人民的心底，并且会长期影响国家局势。”

延伸阅读：

苏联的统计和意识形态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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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卡·舍伊宁
（国际统计学会会员，英国皇家统计学会名誉会员）

1.导言

1.1. В.И.列宁

革命前的俄国，地方经济（尤其农业）由地方统计学家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农民是单一的阶级，而列宁[1]则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基于这一认识，苏联宣布统计学是一门社会学科。没人记得，至少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统计学家就认为自己有责任研究收集回来的材料，从中寻找规律并分类，即在社会学中扮演积极作用。当然，苏联的专家们也没注意到列宁存在所谓的“错误使用平均数”或“带偏见的应用统计材料”[2]。

[1]В.И.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2]S.科茨、E.塞内塔：《作为统计学家的列宁》，《皇家统计学会期刊》1990. Vol.A153

列宁的哲学观点[3]亦间接损害了统计学家。他称卡尔·皮尔逊（译注：“毕尔生”）为“唯物主义的认真而诚实的敌人”和“最彻底且最明显的马赫主义者之一”，因此苏联统计学家一开始就拒绝了这位英国学者的统计研究。至于А.А.丘普罗夫[4]试图将大陆统计学派与英国生物统计学派相结合的努力，也无人提及。

[3]В.И.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4]亚历山大·丘普罗夫：《关于统计序列稳定性的理论》、《关于偏差理论》

1.2. 平静了几年

不过，俄罗斯/苏联的统计学家还能以1917年前的方式工作几年。С.С.扎尔科维奇得出结论，1930年代初期俄罗斯的统计学“接近其他国家最佳水平”[5]，S.科茨[6]也同意这一观点。N.亚斯内指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统计达到很高的水平，并获得了崇高地位——只是后来被奴化”[7]。

[5]С.С.扎尔科维奇：《关于俄罗斯抽样方法历史的笔记》，《皇家统计学会期刊》1956. Vol.A119
[6]S.科茨：《苏联的统计学》
[7]N.亚斯内：《苏联1956年统计手册：评论》

实际上这段好日子到1927年就结束了（见2.1节），而1922年之前的情况非常严峻。甚至连最重要的统计数据都不存在，33名被动员参与地方人口普查的统计学家死亡。另外，统计学家频频面临“由日益加剧的破坏造成的的不可克服的困难……”[8]。

[8]亚历山大·丘普罗夫：《统计学家公报1920–1922》

1.3. 乌托邦

从1927年起，随着“大转折之年”临近，富农阶级被铲除，整个国家蒙受重大损失。统计学领域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显著下降，学术批评变成了危险的政治指控[9]，许多统计学家因此受镇压。在一些重要领域，统计研究被直接禁止。为什么要研究犯罪呢？它很快就会消失。卖淫？它根本不存在了[10]。毒品成瘾问题？过了几十年才勉强承认。

[9]А.布哈诺夫：《瓦列里安·奥辛斯基》，《统计学家公报》1988年第9期
[10]Д.戈尔芬：“卖淫”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40年版

即使在“公开”领域，统计数据也变得不可靠。工业中的虚报现象愈发普遍，而大规模的成本操纵使得财务报告与实际生产指标脱节（В.谢留宁和Г.汉宁[11]）。这两位作者还提到，早在1926年（参见1.2节），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主席Ф.Э.捷尔任斯基[12]就直言工业统计数字是“虚幻的”¹，更不用说后来了。

[11]В.谢留宁、Г.汉宁：《狡诈的数字》，《新世界》1987年第2期
[12]Ф.Э.捷尔任斯基：《1926年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根据官方数字，1952年谷物产量为1.3亿吨，但实际上，如后来Н.С.赫鲁晓夫所言，真实产量比官方数字低33%。В.Н.斯塔罗夫斯基[13]解释说只考虑了生物产量²。后来的А.奥尔洛夫[15]表示：“广泛的可靠统计数据不仅是不需要的，更是危险的”。他进一步说，既没必要调研市场，也没必要提高商品品质，更没必要采取现代统计方法——因为所有的统计研究都被垄断了。此外，官方意识形态阻碍了对随机性的正确理解（参见4.1节和6节）。最后，甚至有人提议[16]将统计职能收归最高苏维埃，但该机构并无实权。统计工作的现状导致了重要的国家任务不仅得不到解决，有时甚至根本没意识到（见第5节和6节）。直到1989年新思想才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例如1989年第5期《经济学与数学方法》杂志上的统计与改革讨论）。

[13]В.Н.斯塔罗夫斯基：《苏联统计科学与实践的四十年发展》，《统计学家公报》1958年第1期
[15]А.奥尔洛夫：《关于统计学及其应用的改革》，《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1期
[16]С.迪卡洛夫：《统计学应当服从谁》，《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5期

1.4. 数理统计学

1948年或1949年，威廉·费勒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示：“俄罗斯几乎没有统计学；令人惊讶的是，一个在概率论上如此强大的国家居然对数理统计学几乎毫无贡献。显然，政治气候对这类应用（注：指概率论）十分不利”[17]。

[17]朱利安·赫胥黎：《苏联遗传学与世界科学》

费勒的观点并不完全准确。虽然苏联没有数理统计学派，但В.И.罗曼诺夫确实继承了丘普罗夫的传统，将统计学的两个方向结合起来（见1.1节），尽管1948年此人不得不忏悔自己的错误（见2.3节）³。总体而言，苏联当时的成就可以从Б.В.格涅坚科的教科书[18]一窥端倪。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作者对国外数学家的介绍非常简略，而且只写了一个例子涉及统计学的应用——不得罪人的产品品质统计控制。在后续版本中格涅坚科基本没怎么修改这一章。

[18]Б.В.格涅坚科：《概率论教程》1950年版

2. 破坏分子

2.1. А.А.丘普罗夫和他的学生

1917年10月前不久，俄罗斯最著名的统计学家之一A.A.丘普罗夫出国数月，最终一去不归。他的至少三位前学生（以及几十甚至近百名其他统计学家）被镇压。Н.С.切特韦利科夫坐牢四年（大约在1931—1935年），1937或1938年被二次镇压[19]。В.И.霍季姆斯基“在数学上非常有才华，政治上非常左倾”（О.安德森语[20]），1937年被捕，“不久之后就去世了”[21]。Б.И.卡尔片科1938年被捕，一直流放到1943年[22]。安德森本人也是丘普罗夫的学生，他1920年移民海外，回忆说：“我可以列举出一长串在俄罗斯受到高度重视的早期统计学家和许多前途无量的青年学生……丘普罗夫的名字在1930年后忽然从苏联/俄罗斯的科学文献中彻底消失了”[20]。

[19]无名氏：《周年纪念和难忘的日子》，《统计问题》1995年第11期
[20]O.安德森《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家的数学》，《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1959年
[21]卡尔曼·阿尔诺什特（欧内斯特）：《我们不该这样生活》
[22]Е.卡普利克《Б.И.卡尔片科》，《统计学家公报》1992年第8期

让我们将这一说法与丘普罗夫本人早期的话进行比较：
“杰出的统计人才……其中一些是我的优秀学生，他们与它（指俄罗斯中央统计局”ЦСУ”）有关”[8]。

2.2. 大混乱

前地方自治会统计学家（如В.Г.格罗曼，见下文）被认为意识形态可疑⁴，不消说，他们大多属于那些突然消失的人群（见2.1节）。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小组——与统计学密切相关的行情研究所也被摧毁。早在1926年，该机构主任Н.Д.孔德拉季耶夫曾邀请А.А.丘普罗夫回国，并承诺给他安排研究所工作。此项邀请由孔德拉季耶夫的助手Н.С.切特韦利科夫转达，信中表示“对研究人员的良心没有丝毫强迫”，并且研究所员工“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有时最最艰难的任务”[25]。

[25]奥斯卡·舍伊宁：《A.A.丘普罗夫：生活、工作与书信》

然而丘普罗夫当时重病缠身（或许他根本没活到见信）。如果他接受了孔德拉季耶夫的邀请，则很可能会像许多其他杰出科学家一样罹难。切特韦利科夫曾警告丘普罗夫国内局势尚不明朗。事实证明，孔德拉季耶夫很快就被排挤出科学界，1931年被捕，1938年处决[26]。

[26]Н.Д.孔德拉季耶夫：《特别意见》，莫斯科1993年版

1920年代末，新一代的统计学家已经成长起来。许多人对自己的工作只有模糊认识，但他们都严守党的路线，尽力揭发“破坏分子”。在主持一场关于“计划性破坏活动”的会议时，反对“资产阶级统计学”的玛丽亚·纳塔诺夫娜·斯密特-法尔克纳宣称：老专家进行破坏活动是因为新干部尚未成熟。在总结发言中，她号召与会者“在统计学领域及其计划应用方面成为科学思想上的ОГПУ”[27]⁵。

[27]М.斯密特：《计划性破坏与统计理论》，《计划经济》1930年第10期

另一位OGPU思想上的支持者是Б.С.雅斯特列姆斯基[27]。他对已被捕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前主席В.Г.格罗曼⁶进行了照本宣科的（甚至不充分的）批评，且声称“问题不仅仅在于方法论”。不出所料，雅斯特列姆斯基还提到了Д.Ф.叶戈罗夫，提供了这位杰出数学家阴谋造反的最详细证言：
“我最近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听了叶戈罗夫教授的发言，当时他还未被揭露为破坏分子。他发表了一种纲领性的讲话，情绪非常激动，甚至声泪俱下：‘你们说什么破坏分子……没有比你们更坏的破坏者了，同志们，因为你们宣扬马克思主义，使思想标准化……’”[27]。

然而，苏联第一本（也是最初级的）统计学教材的作者表现出了最大的麻利劲儿。在前言中他们宣称数学是资产阶级科学的仆人，并称Н.Д.孔德拉季耶夫和其他被捕的经济学家为资产阶级奴才和法国间谍[30]⁷。

[30]Л.Я.博雅尔斯基、Б.С.雅斯特列姆斯基等：《数理统计法理论》，1930年第2版（后续版本改名《统计学》）

2.3. 不是数学，是政治经济学

所以，统计学的基础不应该是数学，而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Л.布兰德[32]对此直言不讳，许多作者[33]在1970年代中期之前反复重申这一主张，甚至最近仍有人老调重弹[34]。早在布兰德之前，A.Я.博亚尔斯基与其合著者就声明：统计学的作用“仅仅是对该学科的特定分析（注：指马克思主义分析）揭示的规律性进行测量” [30]。

[32]Л.布兰德：《论Л.Я.博雅尔斯基、Б.С.雅斯特列姆斯基等<数理统计法理论>》，《计划经济》1931年第4期
[33]С.Г.斯特鲁米林主编：《计划经济》莫斯科1969年版
[34]М.О.纳扎罗夫：《关于社会经济统计的根本性改革》，《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8期

В.Н.斯塔罗夫斯基[35]和М.Р.埃伊德尔曼（半个世纪之后！）[36]也提出类似想法。В.И.霍季姆斯基亦然，尽管他曾说：“不能再容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数学领域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知”⁸，然而他似乎持有相同观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广泛利用数学解释来为其伪理论披上科学的外衣”[27]。那么，我们还能期望М.斯密特说什么呢？她直接说：数理统计法不能成为经济统计学的基础，因为还需要进行初步的定性分析，而概率论无法描述大规模的社会进程，因为它是从相等概率的概念出发的，而在计划经济中并不存在这种相等概率[37]⁹。之后是她极庸俗的主张：皮尔逊的曲线系统不可接受，主要是因为它建立在“对数字的盲目崇拜……并且它的分类仅基于数学计算。虽然皮尔逊不像高斯那样想要把整个现实世界强制归入一条单一的分布曲线（注：原文如此），但他的系统仍然仅仅依赖数学基础，而这样根本无法研究具体世界” [37]。

[35]В.Н.斯塔罗夫斯基：“经济统计学”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33年第1版
[36]М.Р.埃伊德尔曼：“经济统计学”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78年第3版
[37]М.斯密特：《反对苏联统计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理论》，《计划经济》1934年第7期

1939年斯密特女士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纯数学的统计序列稳定性理论尤其不受欢迎，其主要作者包括В.И.博尔特克维奇、А.А.马尔科夫和А.А.丘普罗夫。博亚尔斯基等人对此声称，“彻底孤立无援的意识迫使资产阶级学者在应用数学方法时心生恐惧”[30]¹⁰。相比之下，В.Н.斯塔罗夫斯基的言辞更尖锐：资产阶级统计学的理论家（他把丘普罗夫也扯进来）试图证明资本主义不可动摇性及其法律的稳定性[35]¹¹。他在更晚的时候提到了威尔赫姆·莱克希斯和皮尔逊理论的“反科学本质”[40]。Л.布兰德[32]亦持类似立场，声称“破坏分子”继承了约翰·彼得·舒斯米尔奇和阿道夫·凯特尔之流的“典型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事业。

[40]В.Н.斯塔罗夫斯基：《苏联统计科学与实践》，《苏联国家统计史》莫斯科1960年版

1948年，伴随着反“世界主义”运动，开始再次追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英美数理统计学派。同年统计学家们开大会，谴责“奴颜婢膝崇拜外国货”，担忧地指出“有时宣扬并采用了资产阶级统计学的方法”，同时对В.И.罗曼诺夫斯基承认自己“在某些早期著作中犯下的意识形态错误”表示满意[41]¹²。凡针对经济问题的数学或纯统计研究，如果其结果不符合党的方针，一改予以否决。下面举两个1930年代的例子。

[41]《第二次全联盟数理统计学会议决议》，1948年塔什干

例一，А.Я.博亚尔斯基[27]尖锐批评了被揭露为“人民公敌”的В.巴扎罗夫（В.А.鲁德涅夫）的结论。巴扎罗夫建立并解出了一个描述国家工业生产增长的微分方程，该方程的特解渐近地趋近于“水平”直线。博亚尔斯基要么表示同意、承认工业增长将放缓，要么就该检验巴扎罗夫的前提，但他却声称巴扎罗夫是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准备。此外，博亚尔斯基导出的某个特解的图形并不符合其解析解，而且他关于该直线属于“衰减速率线”的说法[27]也颇令人费解。

例二，1935年联共（布）中央决议认为[43]工业中的统计产量定额阻碍了技术进步。是啊，不然呢？毕竟当时的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已多次突破了定额。然而不清楚的是，为什么技术人员未发现巨大的潜力，以及如此宏伟的成就为什么没破坏经济平衡？

拒绝基于统计的定额意味着平均产量的概念完全失去意义——这话明明白白讲出来了[39]。这些及类似的言论[44]实际上为计划中的唯意志论提供了依据。关于统计学的从属地位论点并未获得普遍认可。早在19世纪上半叶[45]，一些统计学家（如1831年Т.Ф.斯捷潘诺夫、1847年К.С.维谢洛夫斯基）就认为统计学与政治经济学地位平等，而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1839年）则表示统计学可以独立共存。

[39]А.洛佐沃伊：《关于统计科学中破坏活动的后果》，《布尔什维克》1938年第23期
[44]А.彼得罗夫：《对Л.В.涅克拉什<统计学总论>课程的评论》，《计划经济》1940年第5期
[45]Б.Г.普洛什柯：《关于统计学课程的理论史》，《统计学家公报》1964年第5期

1926年Н.奥辛斯基（注：瓦列里安·奥辛斯基的化名）¹³反对用统计数据佐证“预设的政治结论”[9]，С.Г.斯特鲁米林则指出统计学不应被勉强塞入“狭窄的政治经济学框架”[46、47]，认为统计学与政治经济学不一回事，不必臣服于它[48]。В.С.涅姆钦诺夫也谈过类似观点[49]。自然，这些言论遭到了坚决驳斥（见4.1节）。

[46]С.Г.斯特鲁米林：《关于将统计学定义为科学的问题》，《统计学家公报》1952年第1期
[47]С.Г.斯特鲁米林：《统计经济学论文集》
[48]С.Г.斯特鲁米林：《统计学讨论总结》、《统计经济学论文集》
[49]B.C.涅姆钦诺夫：《作为科学的统计学》，《经济问题》1952年第10期

2.4. “破坏分子的”普查

1917年革命后，俄罗斯/苏联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别在1920年和1926年进行。然而1937年的再次人口普查被认为不合格，1939年重新进行。В.К.沃布雷和П.И.普斯托霍德描述这一事件时声称人民公敌“阻挠”了这次普查[50]。据他们所言，大量人口未被统计，因为发给统计员的手册不堪用，导致居民的社会和职业构成也因此被“歪曲”。

[50]В.К.沃布雷、П.И.普斯托霍德：《人口普查》，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版

官方声明指出：人口普查“严重违反了统计科学的基本原则，也违反了政府批准的指示”，苏联人民委员会承认“人口普查的组织工作不合格，统计材料本身有缺陷” [51]。

[51]《关于全联盟人口普查》，1937年9月26日《政府公报》

但真实情况根本不是这样[52、53]。首先，人口普查原定1933年进行，因故多次推迟——社会主义建设本应伴随人口的快速增长，却出现了人口灾难。1936年年中为了挽救局面下令禁止堕胎[54]。其次，人口普查的方案和实施办法是党中央制定的，最重要的决策系斯大林本人决断，而统计学家几乎没有时间对人口统计员进行培训。虽然只有0.3%-0.4%的人口未登记造册，但最终查出人口1.62亿，低于“预期”的1.70-1.72亿。

[52]В.В.查普林：《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受害者统计》，《历史问题》1989年第4期
[53]А.沃尔科夫：《1937年人口普查的历史》，《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8期
[54]无名氏：“堕胎”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49年第2版

当然，“破坏分子”必须负全责。国家统计机构被打垮，Л.布兰德（布兰德根德勒）是受害者之一。А.洛佐沃伊[39]列举了包括他在内的几位统计学家，称这些人是人民公敌，但没提人口普查¹⁴。1930年科学院下设人口研究所，1934年即解散。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解释后一个决定时指出：“在人口研究所的工作中引入社会经济因素的尝试失败了……”[55]。著名人口学家С.А.诺沃塞利斯基和В.В.帕耶夫斯基曾在该所工作，主任是И.М.维诺格拉多夫，但他似乎对人口学没有任何贡献。

[55]А.Н.季波尔特：《苏联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历史》，《半个世纪的苏联统计学》第2辑

3.核算

1920年代末，统计学家们相信他们的学科“正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核算”[32]。不过，斯密特虽然没提核算，却总体上反对统计学：“旧的统计理论实际是随机变量波动的理论……¹⁵这一理论……是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及其经济的绝妙反映……统计学家利用这一工具故意破坏计划”[27]。新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是Н.奥辛斯基：“市场因素被直接服从计划管理的组织活动所取代……统计方法开始在直接核算方法面前退让”[56]。他也确实补充说（虽然未作充分解释）：但统计学仍继续发挥一定作用，并将其定义为“关于计划和调控过程的定性/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很难理解这句话，尤其联系到他同时期（1932年）称国民经济核算是“对有意识的拟定活动及其结果进行定性/定量概括”[56、57]的观点¹⁶。奥辛斯基的观点在几年内被认可[35]。不过随后一切都变了：А.洛佐韦抛出“关于统计学衰退的破坏性论点”[39]，而В.Н.斯塔罗夫斯基后来表示，这一“极左”理论最早由院士（注：不再称呼“人民公敌”了！）奥辛斯基提出 [40]。

[56]Н.奥辛斯基：《国民经济核算的现状和任务》，莫斯科/列宁格勒1932年版
[57]С.Г.斯特鲁米林：《苏联统计学的任务与前景》、《统计经济学论文集》

尽管官方观点发生了变化，1930年改组为中央国民经济核算局的中央统计局(ЦСУ)直到1948年才得以重建[13]。主要的专业期刊《统计学家公报》1930-1948年间停刊，那几年仅在《计划经济》杂志上发表了少量统计学文章。

无论如何，核算——即初级数据的汇总——而不是神秘的“定性/定量概括”，无法提供可靠信息。即使是统计，即数据的汇总和研究，也发现不可靠（见第1.3节）。更重要的是，苏联的统计学实际上仍主要依赖全面核算[15]。

4.官方的统计立场

4.1. 会议

1954年，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和中央统计局在莫斯科组织召开统计问题会议[59]，1952-1954年《统计学家公报》和《经济问题》杂志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制造氛围。

[59]无名氏：《统计问题科学会议综述》，《统计学家公报》1954年第5期

部分与会者提出了理智的观点。例如，М.В.普图哈表示统计学“并不从属于其他科学”，С.Г.斯特鲁米林则声称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¹⁷。然而会议主要观点是相反的：“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统计学作为社会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А.М.沃斯特里科娃）；统计学不研究大规模随机现象（В.А.索博尔），这些现象通常没有任何特殊规律性（С.П.帕尔蒂古尔）；稳定性理论是资产阶级理论，甚至连诚实的“资产阶级统计学”代表也不得不篡改现实（М.Н.斯密特）[59]。

需要特别指出苏联科学院副院长К.В.奥斯特罗维佳诺夫的指导意见：“列宁完全使（统计方法）服从于阶级分析农村的任务（注：更确切地讲：使之适应这项任务）”[59]。他又说：“不能认为，在研究星座群和经济群体时可以采用同一套方法。¹⁸”因此，统计学应当在数量上描述预设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参见第2.3节），这里要提醒一下，早在18世纪（И.П.舒斯米尔奇）统计学就被赋予了更重要的任务：揭示人口流动中未知的神圣法则。

这次大会有助于促使统计学家们服从官方政策。比如，В.Н.斯塔罗夫斯基表示会议帮助“澄清”了许多问题[13]，并且会后随之出现了团结和睦的工作[61]。另一些作者注意到，大多数统计学家遵循会议通过的统计学定义[33]，即：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研究大众社会现象的量的方面，并与质的方面密不可分[33]¹⁹。时至今日该定义早就被抛弃了。А.奥尔洛夫早已表示拒绝接受大会决议[15]²⁰，称决议显然是该学科“取消派”和进步统计学家之间的妥协，前者认为只需细化落实预设方针，而进步统计学家（尤其В.С.涅姆钦诺夫）持不同观点[64]。

[61]В.Н.斯塔罗夫斯基：1968年全苏统计学家会议《报告》
[64]Ф.Д.利夫希茨：《作为统计学家的В.С.涅姆钦诺夫》

4.2. А.Н.柯尔莫哥洛夫的发言

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在会议上发言，指出必须“严厉反击……在研究社会现象时滥用数学，这是资产阶级科学的典型特征”。他又说：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毫无依据”地使用时间序列的固定性和稳定性假设 [59]（见第5.1节）。

他也不同意除了数理统计学和作为社会经济科学的统计学之外，还存在某种非数理的、但却是通用的“一般性”统计理论，其实质可以归结为数理统计以及一些收集和处理统计数据的技术方法[59]²¹。最后，柯尔莫哥洛夫列举了统计学的重要应用领域[65]，即与某些专家的意见相反，他强调计划经济条件下大规模随机现象的重要性（见第4.1节）²²。

[65]无名氏《大数法则在统计学中的作用》，《统计学论文集》1955年

4.3. 追求和现实

早在会议前很久，苏联统计学家得出必然结论：“他们的”科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68]，并认为“只有在苏联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下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科学的统计”（А.Я.博亚尔斯基和Л.齐尔林[69]）²³。毫无疑问，此类言论不仅会议期间出现，会议之后也将继续存在下去 [33、59、70]。综合来看，这些论调令人联想起鲁德亚德·吉卜林《丛林之书》猴群的叫喊：“我们伟大。我们自由。我们卓越。我们是整个丛林中最了不起的生物。我们都这样说，所以肯定是真的。”

[68]С.古列维奇：《为布尔什维克的统计理论辩护》，《计划经济》1938年第4期
[69]А.Я.博亚尔斯基、Л.齐尔林：《资产阶级统计学是辩囿资本主义的工具》，《计划经济》1947年第6期
[70]А.Я.博亚尔斯基：《关于统计对象的问题》，《统计学家公报》1953年第2期

但对1957年出版的一种教材有如下冷静评价[71]：“……本书读者无法理解现代数理经济学或计量经济学的相关著作”[20]。此外，西方作者虽然不一定批评“他们自己的”统计学，却对社会学整体提出了尖锐批评。S.安德列斯基指出，在这门学科中“人人都可以不负责任地为所欲为”，并将其解释为“普遍的官僚病”导致了“安全的平庸” [72]。

[71]А.Я.博亚尔斯基：《经济学家的数学》莫斯科1957年版
[72]S.安德列斯基：《视社会学如巫术》伦敦1972年版

克里弗德·特鲁斯戴尔引用他的老前辈Е.沙尔加夫的话指出：“凡油水丰厚处必孳生骗子”[73]。他称现代社会学为“平民科学”，并警告说它的下一个也是最终阶段将是“无产阶级”科学，它“通过确认一切被命令相信的东西来安抚无产阶级”。可惜啊，这人不熟悉苏联的统计学！

[73]克里弗德·特鲁斯戴尔：《数学在科学中的作用》纽约1984年版

5.计量经济学

5.1. 不成功的创举

滥用数学确实在国外发生过，这里有个与А.Н.柯尔莫哥罗夫论点（见4.2节）相关的显著例子，虽然说的是1920年代末。哈佛政治经济学派纯粹基于经验预测经济指标，未能预见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В.И.霍季姆斯基[27]正确指出了这一点，却忘了补充一句：用正牌经济理论武装起来的苏联专家同样束手无策。惟Н.Д.孔德拉季耶夫（见2.2节）在1923年部分正确地描绘了即将到来的事件。大约二十年后，统计数据的经验外推法被经济模型研究——也就是计量经济学——取代。

1910-1911年В.И.博尔特克维奇“独自尝试创建马克思主义的计量经济学（!）”，遭遇失败，虽然是另一种意义的失败。他的“枯燥表述方式使马克思主义者（除克里普特之外）无法接受”[74]²⁴。苏联学者肯定会重复类似尝试，但意识形态上的创新被绝对禁止。即使是19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纪念版也仅包含书目注释。

[74]E.贡贝尔：“L.J.博尔特克维奇”词条，《国际统计学百科全书》纽约/伦敦1978年版

5.2. 艰难之路

第一位试图将国外已有的计量经济学引入苏联科学界的人是В.С.涅姆钦诺夫，但他的努力被视为企图将“最资产阶级”的学派引入国内[66]。尽管如此，1959年还是召开了一次会议，以确定对这一新趋势的态度[76]。与会者遵循时代精神，一致认为经济学需要更广泛地应用数学方法，但主要报告人А.Я.博亚尔斯基和另几位统计学家拒绝将计量经济学视为一门独立学科。博亚尔斯基指出该学科仍然属于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似乎并不局限于“纯粹的定性判断”。他还说马克思主义不会发生质的变化[76]——当然了，并未称其为僵化的理论。

[76]无名氏：《关于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及计量经济学会议》，《统计学家公报》1959年第9期

А.Х.卡拉佩特扬声称资产阶级计量经济学家立足于“庸俗的”（注：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76]，而Ю.А.克隆罗德谴责Л.В.坎托罗维奇（显然指的是他那本书[77]）偏离马克思主义。坎托罗维奇的结论基于“客观条件评估”，正如В.С.涅姆钦诺夫[78]所言，其评估与市场价格非常接近。

[77]Л.В.坎托罗维奇：《以计量经济学计算资源的最佳利用》莫斯科1959年版
[78]В.С.涅姆钦诺夫：《编者的话》，Л.В.坎托罗维奇《以计量经济学计算资源的最佳利用》

1960年举行了又一次此类会议，请来领先学者出席[79、80]。会议上听取了涅姆钦诺夫、坎托罗维奇和В.В.诺沃日洛夫的报告。涅姆钦诺夫讨论了实现某些目标所需投资最小化等问题；坎托罗维奇表示需要新的计划方法、新的经济和统计指标以及在经济学、统计学和数学领域的进一步研究。А.Н.柯尔莫戈罗夫在讨论中甚至指出，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的共同工作应当引领经济理论（注：即政治经济学！）进入一个实质性的全新阶段[79]，又说：显然经济学必须根据数学的应用所提出的要求来澄清自己的许多表述和概念²⁵。不久后形势有了一些变化：1963年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成立，到了1965年，1960年会议上的三位报告者都荣获列宁奖（涅姆钦诺夫为追授）以表彰他们在线性规划方法和经济模型方面的科学研究[82]²⁶。

[79]Я.Л.格克尔丘克、Л.Е.明茨：《关于数学方法在经济研究和计划中的应用的科学会议》，《统计学论文集》1961年第6卷，
[80]《数学在经济和计划中应用的一般问题》莫斯科1961年版
[82]1965年4月22日《政府公报》

但我们仍然怀疑是否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首先，政治考虑始终被置于经济理由之上；其次，几乎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见第1.3节）；第三，经济学家们不打算重新审视他们对数学的病态怀疑态度（见第2.3节），并继续指责计量经济学家拒绝马克思主义[83]。他们还事实上否认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научная дисциплина)（参见第4.1节），在面对新机遇和新要求时束手无策。坎托罗维奇明确讲：
“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第42年，我们的经济学尚不清楚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意义及其应用方式，什么是社会主义利息，是否应该计算资本投资的效率以及以何种方式计算。比如，经济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告诉我们，‘价值规律不起作用，仅仅是在施加影响’，或者‘生产资料不仅仅是商品，而且是特殊种类的商品’，等等。” [84]

[83]Л.В.坎托罗维奇：《关于经济科学的现状和任务》
[84]Л.В.坎托罗维奇：《在科学院年会上的辩论发言》，《苏联科学院公报》1959年

坎托罗维奇算什么！柯尔莫哥洛夫又算什么！听听玛丽亚·斯密特的话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信徒在他们所畏惧的现实面前完全无能为力。相反，马克思和列宁经济学说的力量和生命力恰恰在于深刻洞察了支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85]。何其幼稚啊！

[85]М.斯密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概论》莫斯科1961年版

6.遗传学

到1935年，苏联已成为“研究孟德尔定律的主要中心，并得到世界公认”[86]。但从1939年起，苏联遗传学的发展开始放缓，到1948年被彻底摧毁。苏联最杰出的遗传学家Н.И.瓦维洛夫自1935年起受迫害，当时遗传学被贴上“唯心主义科学”标签，称其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87]。1939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编辑部组织了一场关于遗传学和育种学的会议（参见该杂志1939年第10期、第11期），瓦维洛夫在会上被礼貌但尖锐地批评一通。1940年瓦维洛夫被捕，1943年庾死[87]。

[86]《李森科争议报告》，无名氏小册子，科学工作者协会，伦敦1951年版
[87]М.В.亚当斯：“瓦维洛夫”词条，《科学传记辞典》纽约1981年版

遗传学的最终崩溃发生在1948年²⁷的全苏会议上，出席者主要是反对遗传学的高级专家。Т.Д.李森科是最敌视这门学科的人，他对概率论的看法是：“由于无法揭示自然界生物的规律性，摩尔根学派被迫求助于概率论(!)。物理学和化学已经摆脱偶然性，因此它们成为了精确科学……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89、90]²⁸。苏联对遗传学家的迫害也引起了国外关注[92、93]。

[89]Т.Д.李森科：《关于生物科学的现状》莫斯科1948年版
[90]《关于生物科学的现状》莫斯科1948年版
[92]R.С.库克：《李森科的马克思主义遗传学》，《遗传学杂志》1949年第40期
[93]M.C.莱金德：《遗传学争议书目概览》，《遗传学杂志》1949年第40期

在此背景下，J.赫胥黎推测苏联领导人既不承认意识形态中的偶然性，也不承认自然科学中的偶然性[17]。著名统计学家R.A.费雪发表了一篇尖锐声明：“在他（注：李森科）的攻击下，许多俄罗斯遗传学家，包括功勋最卓著的遗传学家，都被杀害”。又说：“他（注：李森科）贪婪追求的奖赏是权力，是他自己的权力——用来恐吓和杀戮的权力”[94]。

[94]R.A.费雪：《李森科是个什么样的人？》，《R.A.费雪文集》阿德莱德1974年版

Б.В.格涅坚科证明，“一些头脑发热之人人”开始驯服地否定概率论[95]。他还谴责А.Н.柯尔莫哥洛夫和其他著名数学家们此前支持孟德尔学说的立场，并耐心地解释李森科关于科学与偶然性的无知论点（他既不敢指名道姓，也未直接反驳此人对物理学的看法）。

[95]Б.В.格涅坚科：《概率论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

В.С.涅姆钦诺夫也在1948年的会议上讲了话。虽然发言多次被粗暴的喊叫打断，但他仍然表示：“染色体遗传理论已经进入科学的黄金宝库”。并说：“我有机会从统计学的角度检验这一理论。它也符合我的观点”[90]。

难怪他不久后不得不辞去“К.А.季米里亚泽夫”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并推辞担任该学院统计学教研室主任[64]，公开认错[49]。更有甚者，1948年前述第2.3节提到的数学统计学会议“坚决谴责”了涅姆钦诺夫企图（注：更准确地说是准备）用统计学来证明“反动的魏斯曼主义理论”，以及他从“马赫主义的英美学派立场”发言的行为，因为该学派赋予了统计学它本不应有的仲裁者角色，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注：上升到意识形态教条）[41]。

С.Н.伯恩斯坦在遗传学领域做出过重要贡献[96]，但1949年或1950年，“数学出版社”重新考虑了其出版伯恩斯坦关于概率论的第五版新书的计划，因为他“坚决拒绝”删除书中几页涉及孟德尔定律的内容²⁹。伯恩斯坦死后，悼词执笔者之一Б.В.格涅坚科在悼词中表达了自己真实看法，另一位执笔者А.Н.柯尔莫哥洛夫1940年发表一篇文章[97]，从统计学角度证实了孟德尔定律。这就不难理解，1948年柯尔莫哥洛夫也出席的数学统计会议的决议实际意义有多大！

[96]П.С.亚历山德罗夫、Н.И.阿赫伊泽尔、Б.В.格涅坚科、А.Н.柯尔莫哥洛夫：《С.Н.伯恩斯坦的悼词》
[97]А.Н.柯尔莫哥洛夫：《关于孟德尔定律的一项新证明》

1955年，刚刚出狱不久的В.П.埃弗罗伊姆松撰写了一份长篇报告[98]，揭露李森科的罪行，天真地希望将他告上法庭。埃弗罗伊姆松评估了李森科在未经过任何初步统计验证的情况下推行其创新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结论之一是：到1955年粮食损失高达1.5亿吨，而且未来至少十年的损失仍无可避免。值得一提的是（参见第1.3节），1952年粮食的生物产量为1.3亿吨³⁰。埃弗罗伊姆松最后提到（虽然没提供任何引用依据），遗传学在纳粹德国也被摧毁了。

[98]В.П.埃弗罗伊姆松：《李森科和李森科主义》，《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1989年第1、2、3、4期

作者致谢：
本文是最初英文版的修改版，起先发表在《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该刊编辑部与“卢修斯和卢修斯”出版社慷慨地允许以俄文本发表。

1. 通过另一个来源，我们找到了Ф.Э.捷尔任斯基1926年对这些统计数据的无情批判 [12]
   
   [12]Ф.Э.捷尔任斯基在1926年俄共（布）中央全会上的讲话，《选集》莫斯科1967年版
   ↩︎
2. 关于苏联统计学家的生平资料，见[14]。此外，关于А.Я.博亚尔斯基、В.С.涅姆钦诺夫、Н.奥辛斯基、М.Н.斯密特-法尔克纳、В.Н.斯塔罗韦尔的条目收录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而В.巴扎罗夫的传记则收录在该百科全书第一版中。
   
   [14]В.П.科尔别夫：《国家统计领域的杰出人士》
   ↩︎
3. 其他概率论专家也不得不为他们的遗传学研究付出代价（见第6节）
   ↩︎
4. 让我们回顾一下Ф.恩格斯的预见[23]：“如果我们因为战争而在没有做好准备以前执掌政权，技术专家就将对我们采取原则上对立的态度，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随时随地欺骗和出卖我们；我们将不得不对他们采取威慑手段”。Н.С.叶尔莫拉耶娃[24]引用了最后一个动词的两种俄语译文，但似乎都不准确。无论如何，恩格斯这段话的意思是明确的。
   
   [23]Ф.恩格斯：1891年10月24-26日《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
   [24]Н.С.叶尔莫拉耶娃：《关于所谓的“列宁格勒数学阵线”》，《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1995年第4期
   ↩︎
5. 一年后斯密特注意到“被捕的破坏分子中充斥着统计学家”[28]。她自己在此过程中可能也有贡献，而她做人风格上的贡献是无疑的。即便如此，1931年一封匿名检举信指控博亚尔斯基、斯塔罗夫斯基、霍季姆斯基和亚特列姆斯基是“波兰白匪”，大家皆一笑置之。可到了1937年，霍季姆斯基因“同样有根据的诬告”被捕[21]（见第2.4节）。当然，每个科学领域都揪出了“破坏分子”（见Э.科尔曼[29]）。滑稽的是，他将斯密特与真正的科学家一并归入了在经济学中“传播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的类别。
   
   [28]М.斯密特：《苏联统计理论与实践》1930年第二版新增序言《作为一种破坏工具的统计》
   [29]Э.科尔曼：《科学中的破坏活动》，《布尔什维克》1931年第2期
   ↩︎
6. В.Г.格罗曼根据往年数据预测谷物产量，认为它是随机的（取决于天气的偶然变化）。他对1929年的预测某种程度上应验了，但对1930年的预测失败了。亚特列姆斯基只是指出，以这种方式可以预料任何随机变量的行为，但并未说明它们的后续值原则上是不可预测的。
   ↩︎
7. 这本教材提到了“形而上学家莱布尼茨-沃尔夫”[30]！后来成为世界知名学者的С.А.亚诺夫斯卡娅溢美赞扬了А.Я.博亚尔斯基、Б.С.亚斯特列姆斯基、В.И.霍季姆斯基、В.Н.斯塔罗夫斯基合著的书第一版，声称这些作者首次“摸索”出如何将辩证唯物主义引入数理统计学（以及如何抵抗“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形而上学”）。亚诺夫斯卡娅还补充说，在计划经济中，概率论的方法(!)不足以为这一学科提供根据[31]。
   
   [31]С.А.亚诺夫斯卡娅：《在共产主义大学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930.12-1931.1）》
   ↩︎
8. Л.布兰德也间接说了同样意思的话[32]。
   ↩︎
9. Л.布兰德和В.Н.斯塔罗夫斯基[38]为等概率(равновозможный)（因此也为概率的经典定义）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进行了辩护。不过他们并未提及统计概率，而统计概率在大数法则的意义上等同于理论概率。他们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某些缺乏说服力的间接言论。有趣的是，А.洛佐沃伊[39]独立地重复了针对等概率的批评。
   
   [38]Л.布兰德、В.Н.斯塔罗夫斯基：《关于М.斯密特的文章<反对苏联统计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和机械论>》，《计划经济》1935年第8期
   ↩︎
10. 他们还坚决批判了A.A.库尔诺和Р.米塞斯。
    ↩︎
11. 没人愿意看到，自从莱克希斯1870年代开始研究统计序列稳定性至今，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
12. 一年前，出席会议的А.Н.柯尔莫哥洛夫高度评价В.И.罗曼诺夫的贡献，特别指出他是“这一伟大潮流（注：指英国统计学家的工作）在苏联的第一个宣传者”[42]。
    
    [42]А.Н.柯尔莫哥洛夫：《俄罗斯科学在概率论发展中的作用》
    ↩︎
13. 此人原名В.В.奥博连斯基，曾担任多个职务（1926-1928年中央统计局局长），1935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1937 年被捕，1938年死亡[9]。另据其他资料，1935年被捕[11]并枪决[14]。
    ↩︎
14. 1939年的人口普查听话地查出了1.701亿人，比实际人口多出1.6%[53]。
    ↩︎
15. 几年后，她忘记了关于“波动”的问题，开始抨击“资产阶级的统计序列稳定论”（见第2.3节）。
    ↩︎
16. 有必要引用莫里斯·乔治·肯德尔的观点，他明确但间接地区分了会计与统计的目标。他在描述15世纪意大利时写道：“会计仅仅是连续的记录，主要还是对（社会）状态的登记，而不是对发展中经济的评估或预测的基础。”
    
    [58]M.G.肯德尔：《统计史从何而起？》
    ↩︎
17. В.Н.斯塔罗夫斯基[59]主张采用取样法，而这种方法在А.А.丘普罗夫的家乡几乎没人用了。
    ↩︎
18. 奥斯特罗维佳诺夫曾训斥过一位参加会议者——А.С.门德尔松[59]。他也可以点名Б.С.亚斯特列姆斯基和А.Н.柯尔莫戈罗夫！后来，奥斯特罗维佳诺夫稍微缓和了他的意识形态攻讦[60]。
    
    [60]К.В.奥斯特罗维佳诺夫：《关于统计问题的讨论》，《苏联科学院公报》1954年第8期
    ↩︎
19. 怎能不让人想起Н.奥辛斯基的 “定性/定量”研究和概括！（见第3节）
    ↩︎
20. T.B.里亚布什金重复了官方定义[62]，但后来改变自己的观点：再次引用该定义后，他表示还有另一种定义已经放弃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并承认统计学与数学的密切关系[63]。
    
    [62]T.B.里亚布什金：“统计学”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76年第3版
    [63]T.B.里亚布什金：“统计学”词条，《经济学百科全书》1980年版
    ↩︎
21. 这一观点并未得到普遍认可。许多西方数理统计学家称自己的学科为统计理论，而不使用“数理统计”一词。
    ↩︎
22. 一些统计学家提出了关于随机性的荒谬想法。С.Г.斯特鲁米林[66]声称，实际指标与计划之间的偏差是随机的，而А.Я.博亚尔斯基指出，计划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超额[67]。看来，他们对谎报数据一无所知（见第1.3节）。
    
    [66]无名氏：《关于统计学领域的理论工作》，《经济问题》1948年第5期
    [67]А.Я.博亚尔斯基：《苏联计划经济与大数法则》，《统计理论研究》莫斯科1974年版
    ↩︎
23. 这些作者还声称，资产阶级统计学故意美化失业率，对美国黑人预期寿命低于白人的事实无动于衷，等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另外，他们还不恭地指责卡尔·皮尔逊宣扬种族主义思想，“胜过戈培尔的部门”[68]。
    ↩︎
24. Г.А.费尔德曼(1884—1958)接触到了计量经济学的思想，但他被镇压，似乎在这个领域没能做出任何实质性贡献[75]。同样很有可能的是，如果Е.Е.斯卢茨基曾供职的行情研究所未被解散的话，他本可以成为苏联计量经济学的开创者（见2.2节）。
    
    [75]А.Д.奈施坦因、Г.И.哈宁：《纪念Г.А.费尔德曼》
    ↩︎
25. 在关于会议的另一份报告中，柯尔莫哥洛夫这样讲：“主要的、困难的但必要的任务是用一个统一的指标来表示国家经济的理想最佳状态”[81]。
    
    [81]И.比尔曼：《数学方法在经济研究和计划中的应用科学会议》，《统计学家公报》1960年第7期
    ↩︎
26. 1975年坎托罗维奇因提出线性规划理论，荣获诺贝尔奖。
    ↩︎
27. 1947年冷战开始，国际关系骤然中断，这也是选择此时迫害遗传学家的原因[88]。
    
    [88]Н.Л.克列缅佐夫：《1945-1947年苏联遗传学中的“美国帮助”》，《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1996年第3期
    ↩︎
28. 部分作者[91]驳斥了这一言论，但他们没几个人敢直接点名李森科。克德罗夫还提到了《哲学问题》杂志（1948年第2期）的一篇社论，文章正确地将单个事件的偶然性与大数中的必然性联系起来。李森科的演讲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但他要么没读过，要么选择无视之。
    
    [91]Б.М.克德罗夫：《作为统计科学方法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范畴》
    ↩︎
29.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Л.Н.博利舍夫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告诉我，出版社是在校对了该书的新版本后拒绝的。
    ↩︎
30.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Н.С.赫鲁晓夫的玉米推广，同样没有任何实验依据，而且耗费了大量资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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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乌尔诺夫教授谈苏联的统计数据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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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即1952年末-1953年初，收到了许多乡镇和农村居民的信件，讲述集体农庄面临的严峻局势。事实上，集体化带来的这种悲惨结果早在二十年前就曾被一位老布尔什维克详细描述过，与斯大林不同，列宁生前经常听取此人的建议。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集体农庄存在的整个时期，党和政府领导人一直收到关于集体农庄经营艰困、甚至处于灾难性境况的诉苦信。早年强制集体化过程中，人们主要抱怨使用暴力手段征收农民财物，导致倾家荡产。之后多年，人们投诉说集体农庄主席不称职，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贪腐，如今又来掠夺集体农庄财富。卫国战争期间及战后几年，收到大量反映集体农民饥饿和生活困顿的信件。

到了1950年代初，高层声称农业状况已经改善。1952年国家宣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产量比1940年增加1.5倍。然而，无论国内哪个地区的农民向党和斯大林写信抱怨什么，其核心内容都只有一个——集体农民们厌倦了空等情况好转。

例如，1952年11月22日高尔基州瓦恰地区“斯大林”集体农庄的В.С.格卢宁写信表示：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从今年11月15日州农业部门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本年度我们州大多数集体农庄为畜牧业准备的粗饲料不超过50%。因此，集体农庄只能按照计划在舍饲期的前半段喂养牲畜，而后半段将不得不让牲畜挨饿。所以可以预见，牲畜将会大批死亡，就像去年一样。比如我们集体农庄大约死了300头牛。
这就是地方上的情况。不管有没有饲料，必须维持计划的牲畜存栏量。结果，牲畜被放在半饥饿的状态下饲养，逐渐消瘦，春天就倒下了。幸存的比较耐饿的牲畜，饿了一冬，到夏天也只能勉强恢复健康。奶牛产奶量非常少。集体农民说得好：这些不是母牛，只能算是尾巴。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党员和非党员，也许算不上优秀的唯物主义者，但毕竟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像耶稣基督那样创造奇迹，拿五个面包五条鱼喂饱五千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想说的是，国家给集体农庄制定计划不是为了摧毁集体农庄经济，而是为了提升集体农庄和农民的经济状况。计划归计划，可当情况发展到牲畜饿毙且无法挽救时，必须采取严肃措施，不能只强调计划却无所作为。”

差不多每一位写信人都提到集体农民几乎得不到任何劳动报酬，千方百计想要离开。1952年12月23日弗拉基米尔州苏多格达地区“恰帕耶夫”集体农庄主席Ф.В.奥布拉兹奇科夫写道：
“年轻男女纷纷离开村子到外地参加生产或上学，再也不回集体农庄。苏军复员士兵也不回到父母的居住地，而是去城市登记并定居。所以，集体农庄失去了青壮劳动力……
由于最优秀的劳动力离开集体农庄从事副业和工业，集体农庄无法应付田间劳动，因此，近年来工业企业和机关单位在牺牲自己的生产任务的情况下，被迫派遣工人和职员协助收割等农业劳动。但这些工人和职员不是农民，他们在田间的劳动没有质量和数量可言，导致农作物大量损失。”

奥列霍沃-祖耶夫斯基地区兽医技术员霍罗多夫描述1952年秋季莫斯科州农村惨况：庄稼未收割，猪瘦骨嶙峋，国家肉类收购的直接拒收，集体农庄的和农民个人的牲口死亡。又补充说：
“起初我以为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少数几个工业地区，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弗拉基米尔州、梁赞州、库尔斯克州和沃罗涅日州的一些地区也存在同样情况，更不必说我不了解的其他地方了。
我不否认我们解决了粮食问题，但为什么弗拉基米尔州、梁赞州和伊万诺沃州的城市却没有充足、持续的面包供应呢？在那些地方，面包往往只能在午饭前买到，还不一定有货。”

“换汤不换药”

实际上，二十年前老布尔什维克斯捷潘·丹尼洛夫就写过集体化农民财产会产生此种后果。这位职业革命家起初是民意党人，1904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拥护列宁，在党的报社工作，1917年积极参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筹备活动。据说苏维埃国家缔造者高度重视丹尼洛夫的意见，常把重要文件送他评估审阅。内战开始后，红军决定利用他的经验，任命他在全俄总参谋部和红军总部做军事委员，曾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共事。

丹尼洛夫退伍后从事统计和经济研究，并撰写回忆录。但他屡次批评斯大林的倡议和行动，认为它们违背了列宁的方针和原则。于是1930年被开除党籍，1934年12月被捕。搜查期间查获了他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结果的详细分析结论，由内务人民委员亨利希·雅戈达呈送斯大林，实际雅戈达自己也对当时的经济政策持批评态度。

丹尼洛夫写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束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发生在经济、财政和政治危机极其深刻和重大的背景下。经济危机之根源在于我们的农业危机。”

他证实，国家开了历史倒车，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建立在内战年间的原则上：
“余粮征集制的本质在于，农民必须按固定价格将收成全数交给国家，自留的口粮和种子除外。按固定价格收到的金额并不等同于交给国家的‘剩余’粮食和原料的真实价值。农民拿着这笔钱，可能买回数量不确定的工业品，但这些工业品的价值与交售的‘余粮’的价值完全不符。
近年来我们实行的承包合同制(контрактация)——其实换汤不换药，改个名称而已。实质上与余粮征集制没什么不同，根本没有所谓的合同，即双方协议。我们只是以固定价格从农民手中拿走全部所谓的‘余粮’，而界定什么是‘余粮’则充满了极大的专横随意。在‘余粮’的名目下，收成往往被‘一扫而空’，以至农民剩不下任何东西果腹、播种，更不用说喂养牲畜了。也正是这种卷土重来的余粮征集做法引发了1931、1932年饥荒、农田大量少播和牲畜死亡。难怪1932年粮食和种子借贷需求超过1.5亿普特。”

而且恢复余粮征集制还伴随着极度的厚颜无耻：
“我们恢复了旧余粮征集制度中最糟糕的做法，用列宁的话说：‘三番两次的拿’。当一个村庄或集体农庄完成了所谓由农民自己提出的‘余粮’交售计划后，又被提出新计划，有时甚至提2、3次。为了运送‘余粮’，常常组织以当地某位领导名字命名的‘红色大车队’。‘竞赛计划’也好，“红色大车队”也罢，都旨在表明农民非常满意我们征集余粮的做法。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景，早就知道鲫鱼喜欢被酸奶油煎了。”

跟1950年代初一样，那几年党报党刊大肆宣扬粮食生产高峰。据说1926-1927年度创纪录地收获了11644千吨谷物，1931-1932年22695千吨。丹尼洛夫指出，前者征收农民14%收成，后者31%：
“所以，我们在此确实看到了‘增长’，但不是‘粮食产量’增长，而是我们对农民的索取增长。以下事实最清楚体现了这一‘增长’的经济和政治意义。1926-1927年，我们的城市和乡村都未发生饥荒，而到了1931-1932年，由于‘粮食产量增长’，我们在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哈萨克斯坦等地，拥有7000多万人口的领土上，出现了工人供应不足和严重饥荒。
如此征粮，我们‘柯秀尔化’（译注：指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了苏联的粮仓——乌克兰，结果那边不断传出人吃人事件的可怕消息。乌克兰农民惊恐万分，纷纷逃往莫斯科州、北高加索、外高加索、中央黑土区等地方。”

“集体农庄问题上我们‘频频犯蠢’”

丹尼洛夫认为集体化是农业危机的另一个原因：
“亚洲式的集体化手段加强、加剧了规模空前的破坏性征粮运动的后果。列宁在当年就指出，必须‘通过许多渐进的过渡办法实现使用机器的社会化大农业’（译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设想的这种过渡是‘在农民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进行的。党对 1929-1930年大规模集体化完全没有准备。党没有考虑集体化的经验，而列宁早在1921年就警告说，我们在集体农庄问题上 ‘频频犯蠢’……
即使有了必要的准备，集体化数百万农户也是一项极其棘手的任务。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按照列宁的方式耐心解释，不仅要劝，还要做示范。这条路复杂而艰难。可是领导层决定‘跳过’这些艰难，用行政强制和施加压力的手段推行集体化。集体化事实上是通过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暴力进行的，侮辱农民，包括酷刑凌虐。没收生产手段和土地，即抄家充公，不仅是为了消灭富农，倒不如说是为了恐吓贫农和中农”。

老布尔什维克发出警告：
“显而易见，被强行赶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不愿意劳动，他们把集体农庄的工作视为一种变相的徭役。大部分当代集体农庄的结构本身就潜藏着经济溃败的隐患。那些如今突然被称为‘集体农庄主人’的农民，在集体农庄中几乎毫无地位。一切都由委员会说了算，而这个委员会实际是地区领导任命的，根本不问庄员们的意见。监察委员会通常只是形式存在。集体农庄的章程松散，随便谁都可以发号施令。各种人插手集体农庄的钱柜和粮仓，任意支配集体农庄的活期账户、牲畜、设备和土地。热衷改革之辈时而扩大、时而缩小集体农庄规模，完全不顾农民意愿。还发生了许多将集体农庄变为国营农场的情况，在此过程中没收庄员财产，将之全部转交国营农场。”

丹尼洛夫又写到农村危机对城市的影响：
“近年来工人的食品供应每况愈下，如今已近乎忍饥挨饿：没有肉类、乳制品和蔬菜。在供应方面享受特权的莫斯科，土豆和洋葱竟像昂贵水果一样论个出售。如果政策不改变，1933年食品供应状况将更加严峻。营养急剧恶化的指标：儿童死亡率和斑疹伤寒等发病率有所抬头”。

但丹尼洛夫确信，斯大林会再次把自己的错误推诿给别人：
“眼下‘富农理论’正被大肆宣扬。富农被视为我们种种食品困境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肇祸者”。

而消灭富农的运动旨在使所有人相信，罪恶的根源在于敌人的活动。接下来受抨击的将是党的领导层及斯大林本人，包括丹尼洛夫在内。

“这样的生活难以为继”

斯捷潘·丹尼洛夫当时写这些东西看似毫无意义。毕竟他自己也指出，饥荒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向农民征收农业产品的做法：
“经过再三犹豫，通常是在饥荒恶化之后，领导层被迫放弃余粮征集制/承包合同制，转而恢复粮食税”。

减轻集体农庄负担的政策很快取得成效。1930年代后半段一直被视为集体农庄历史上短暂的黄金时代。的确如此，但绝非处处如此。

战争前夕为加强国防能力，重新拾起旧政策。如果说战时和战后头几年，集体农民尚能勉强忍耐自己耕种的粮食被“一扫而空”以及由此造成的农村困境——毕竟全国都很困难嘛。可到了1940年代末，集体农庄果然开始遭受丹尼洛夫描述的那种破坏。

许多集体农民从1940年开始几乎未拿到任何劳动报酬，他们虽然没有国内护照，仍想方设法迁入城市。寄给斯大林的许多信件显示，大量集体农庄几乎停止生产，换句话说就是形同关门了。

显然，正如1930年代初，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农业政策的指导原则。但与二十年前一样，领袖并不打算承认这一点。而且从众多事实和细节来看，接下来似乎将按照丹尼洛夫说过的旧路子发展：寻找罪魁祸首，严厉惩罚它们，再稍稍缓解集体农民的生活。

最终实施这套方案的人是斯大林的继任者。但对农业政策的种种调整和加强集体农庄的种种措施皆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因为过高估计向国家交付农产品的计划并未消失，集体农民的劳动也未收到应得的报酬。

1961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谈信访工作时指出：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收到的关于农业问题的信件中，请求脱离集体农庄的尤其尖锐突出。1956-1960年间涉及此问题的信件共收到逾1.1万封，最近两年就超过5000封。而在今年前十个月，提出类似请求的有1234封，绝大多数——1094封——来自俄罗斯联邦，主要是沃洛格达州、伊万诺沃州、加里宁州、基洛夫州、诺夫哥罗德州、普斯科夫州、雅罗斯拉夫尔州及РСФСР欧洲部分的其他州”。

例如集体农庄庄员А.洛芝金写道：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我是基洛夫州基洛夫-切佩茨基地区‘祖国’集体农庄的一名农民。请您建议我今后如何生活——是继续留在集体农庄，还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离开。我还年轻，生于1927年，三个孩子，最大的8岁。我一个人工作，妻子不工作，孩子没地方安置。集体农庄没有托儿所，我们也无钱雇保姆，我每月收入不到25卢布。五个人能靠25卢布生活吗？而且由于收成不好，还要从收入中扣除30%，目前已经三个未发工资了。集体农庄没钱。我本打算一直住在集体农庄，盖了房子，但现在看来，可能得放弃一切，走掉。这样的生活难以为继”。

这段时期虽然有好消息称粮食问题得到了彻底和最终的解决，但国内粮食却再次短缺，人民甚至买不到面包。1964年，大家把一切不幸都归咎于赫鲁晓夫和他的农业问题顾问，但即使在这之后，正如每个曾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都记得的，尽管宣布取得了丰收大会战胜利，粮食问题依旧不好解决。丹尼洛夫描述的体系继续运转，所缺少的只有一件：承认任何习惯于无耻剥削其公民的政权，无论怎样都不会放弃这套做法。

延伸阅读：

1946-1952年人民致斯大林的信

彼得·布莱科致斯大林的告状信

1955年苏共中央收到关于食品供应不足的群众来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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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拉基米尔·伊万尼泽（资深记者）
在2000年11月会议上的报告

我认为，克格勃对过去十五年在俄罗斯和前苏联诸共和国发生的许多罪行负有巨大的道义责任。但我也认为，这一切对安全机关本身来说是一场戏，对许多从业人员来说更是人间悲剧。一方面，为了躲避获得解放的人民，党内高层和克格勃领导人忙于转移所谓“党的资金”出国，然后突然冒出一个意外暴富的“外国合作伙伴”，如鲍利斯·比尔施泰因。另一方面，到1992年，卢比扬卡的厕所开始缺灯泡、水龙头和卷纸。前克格勃官员们押运护送走私者的卡车仅收费100美元。大家都过得不愉快，一些普通员工无法忍受。这是一种真正的痛苦，与我们这个不幸的犯罪化国家的命运有着直接关系。
（译注：鲍利斯·比尔施泰因，立陶宛人，1980年代初移民加拿大并入籍，成立”Seabeco”集团中介销售苏联的石油、黄金等原材料，后投资俄罗斯房地产市场。1993年叶利钦总统曾要求调查比尔施泰因利用”Seabeco”集团盗窃国库的嫌疑）

如今，一名前克格勃官员成为俄罗斯总统——虽然他们这个机构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前”成员——我个人想弄明白的是：他上台是那些藏匿所谓“党的资金”的人期待已久的翻本，还是“家族”的又一次操控？我想今天很多人都在问类似问题，截至目前暂无公认答案。我唯一没有问自己的是，普京是否是来终结腐败的？我还没有理由相信他已经准备好这样做了。我无法忘记他谈到前总统事务管理局局长帕维尔·鲍罗金说的那句“无罪推定”。这句话出现在普京那本奇怪的选前读物中，当时有人问他关于鲍罗金的情况。
（译注：2001年1月帕维尔·鲍罗金在纽约因瑞士政府的通缉令被捕，指控其涉嫌洗钱，交保后返回俄罗斯。2002年3月瑞士法庭判决他有罪，罚款三十万瑞士法郎）

说实话，为什么提议一个被瑞士警方通缉的人担任国家重要公职呢？而且这个人面临的不是一般刑事指控，是涉嫌在俄罗斯盗窃数亿美元的指控。这难道不令人震惊吗？但普京没有给出明确回答，大谈其无罪推定。

而在那之前几个月，当他还是联邦安全局局长时，他与斯捷帕申一起发表电视讲话，实际上宣布斯库拉托夫检察长犯有渎职罪。当时不仅法院，甚至侦查人员都没有斯库拉托夫犯罪的确凿证据。普京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在镜头前发表这些言论，无罪推定原则被他抛诸脑后。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终止 “克里姆林宫门”。这种奇怪的虚伪表现得过于轻巧、近乎机械，在其他事件中也有所体现。
（译注：1998年10月俄联邦总检察长尤里·斯库拉托夫根据瑞士总检察长转交的犯罪证据，对俄联邦总统行政部门官员提起刑事诉讼，指控诸被告涉嫌在签订克里姆林宫修复工程合同时滥用职权。1999年4月斯库拉托夫因所谓“性丑闻”被停职，次年4月正式免职）

这一切令我无法相信新总统是来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正是这两种因素造就了俄罗斯黑手党，但普京认为我国没有黑手党。

同时，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普京担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长和该市最有影响力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时的指令，就会发现一幅非常清晰的图景。这些指令帮助该市最强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获得了赌场、港口、加油站等连锁经营网络的所有权。而且直到最近，媒体上还没有关于现任俄罗斯总统与有组织犯罪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报道。诚然，我为《消息报》报撰写的关于1992年初战略物资出口许可证和配额欺诈案的文章也未发表，普京与此案有直接关系。普京非法发放许可证的对象就包括有组织犯罪成员。本人的调查只是对玛丽娜·萨利耶领导的圣彼得堡市人民代表委员会的调查材料的补充。
（译注：1992年玛丽娜·萨利耶和尤里·格拉德科夫领导的委员会调查了在市长索布恰克手下工作的普京的活动，做出调查报告。人民代表委员会据此要求市长解雇普京，并指示检察机关侦查其贪腐嫌疑，但被市长无视）

然而我最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细节。若不是列支敦士登的金融丑闻，可能没人知道在2000年春天宣誓就职之前，普京曾是德国SPAG公司的“顾问”。这家公司与圣彼得堡市政府多年来保持最密切的经济联系，而公司领导层的个别人与哥伦比亚最著名的毒枭家族有联系。另一位“顾问”是赫尔曼·格列夫。《世界报》和《绝密报》刊发本人报道后，总统府并未对此进行任何驳斥。另一条有趣的细节是，SPAG在圣彼得堡创建的一些关键公司的领导层中包括坦波夫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头目。而SPAG的一位经理，普京的多年朋友和合作伙伴，最近成为总统府高级官员。
（译注：赫尔曼·格列夫曾任俄联邦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长。“坦波夫犯罪头目”指的是弗拉基米尔·库玛林）

我不是安全机关历史方面的专家。我的新闻调查主要涉及经济犯罪。我起初没留意，但后来意识到了一件本该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的事情。在许多重大经济犯罪中总有前任和现任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身影。仅1990年代初伪造汇款通知单的案子就足以让人觉得这些前克格勃成员在俄罗斯像在敌对领土上一样活动，破坏国内本已动荡的经济。问题还不仅在于他们参与，更在于他们作壁上观。

我明白，叶利钦的西拉耶夫政府也是以同样方式行事的。俄罗斯第一任对外经济关系部长维克托·亚罗申科在其书的第一版中对此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解释，列举了一些公然宣传和操纵社会舆论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例子。然而亚罗申科赋予这些行为不同的意义，将其解释为反对政权的政治斗争。但这种解释没有任何历史价值。

苏联和俄罗斯的安全部门必须对多年来犯下的种种罪行承担责任。不过问题还在于谁能代表这些安全部门。我认为，似乎找不出人来做代表。没有所谓的集体意志，也没有一个对每位下属负责的领导。俄罗斯安全部门的衰退并不是因为其工作人员力量不足。面目狰狞倒是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意志。过去的苏维埃政权，以及后来的微薄薪金使我们的安全部门习惯于依附某种权力。

我早先在《俄罗斯电讯报》工作时，曾找联邦安全局新闻处协调了一次采访，采访对象是缉毒部门负责人。当天我在卢比扬卡大楼的大厅等候，偶然注意到安检口旁边的一台自动取款机，看上去普普通通，像俄罗斯国防工业的产品。让我惊讶的是，这台自动取款机隶属于某家银行，而经营这家银行之人与有组织犯罪直接相关。具体来说，这些人服务于维亚切斯拉夫·伊万科夫（绰号“日本佬”）的利益。后来我得知，这家银行还为对外情报机构、其他情报部门，甚至为一家国有军火销售公司提供服务。
（译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科夫多年从事敲诈勒索、绑架、抢劫等犯罪活动，2009年被仇家暗杀）

这台荒谬的自动取款机对我而言成了俄罗斯安全部门腐化变质的象征。我明白有时言语也能杀人，某些事不宜公开讨论。不过还有另一个这种变质的例子。联邦安全局中央机关的一个部门好像两个月没发工资了，职员窃窃私语，部门领导决定查明情况。他没有大张旗鼓，只是开始检查本应支付给本部门员工的薪金的流动情况。很快，一些高层相关人士察觉了他的探寻，立刻有人告诉他：“伸鼻子”到不该靠近的地方是很危险的。最终工资发下去了，但这些钱已经为某人服务了一段时间。这可不是什么两个月的无息贷款啊。

最近媒体上最令人惊讶的消息，是关于寡头们集体加入阿尔卡季·沃尔斯基的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РСПП)的报道。一些政治分析家按照时下流行的观点声称，寡头们需要一位能够与普京对话的说客。然而没人提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被大家抛弃了几百次的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沃尔斯基突然成了唯一能够替寡头和大型企业（随你怎么称呼）代言的人？没人问这个问题，尽管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消息是这么说的：“据悉，上周五在莫斯科举行的РСПП董事会议上，弗拉基米尔·波塔宁（’Interros’）、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尤科斯’）、米哈伊尔·弗里德曼（‘阿尔法集团’）、阿纳托利·丘拜斯（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弗拉基米尔·叶夫图申科夫（‘系统化’股份制金融公司）、亚历山大·马穆特（‘MDM银行’）、奥列格·德里帕斯卡（‘俄罗斯铝业’）、卡哈·本杜基泽（‘联合机械制造厂’）等大型企业代表被选为该组织成员。”

引用沃尔斯基的两句话，第一句：“……国家必须积极干预经济进程，因为有些问题原则上是无法仅靠市场机制解决的。”第二句：沃尔斯基将他的联盟的优先任务定为“建立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真想替他补充一句——“正确的关系”。

沃尔斯基先生是经历了漫长的“苏联克格勃与军工综合体转制”时代的真正元老。如果今天谁想知道苏共党款和苏联经济巨头的预算资金去向，问问阿尔卡季·沃尔斯基就行了。除了曾担任已故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助手外，沃尔斯基还属于目睹苏联解体的特权阶层。我敢肯定他确切知道我们今天称为寡头的那批人的成长历程，包括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这两位不愿返回俄罗斯的变节者。而其他寡头则恭顺地回到了所谓的出身根源之地。

为了理解这一点，咱们需要简单谈谈苏联最终解体前夕的混乱气氛。众所周知没人编写过关于我即将谈论的历史问题的教科书，因此我请行家们不要把可能出现的时间顺序错误视为我故意扭曲事实。

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指示苏联情报机关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和科技情报而非政治情报上。为了贯彻这一指示并延续冷战传统，军事情报机关和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开始在国外设立企业。于是一家名为”Seabeco”的公司在世界各地——意大利、瑞士、比利时和加拿大等国——建立开来。该公司一开始就从事非法向俄罗斯出口有毒废物的业务（甚至因此被绿色和平组织列入黑名单），还曾组织阿拉·普加乔娃海外巡演，顺便提一句，布莱顿海滩至今有人记得她。后来，”Seabeco”成为苏联最大贸易商之一。鲍利斯·比尔施泰因的腐败丑闻和与有组织犯罪联系的指控此时还是后话。

从1987年起，不仅在国外注册公司，苏联内部也成立了一些小型公司，通常是合作社或对外经济合作协会。这些小企业基于“自筹资金”原则创办，在苏联对外贸易领域非常活跃。除了安全机关的人员外，苏联科学院的研究所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员工也在这些企业中任职，这两个机构是克格勃、格鲁乌经济和科技情报领域的主要客户。同时，还成立了与党和共青团系统相关的小型企业和青年科技中心。许多“小企业”和“青科中心”通过苏联情报人员创建的公司在西方采购电脑，运回苏联销售。

这些“官办”企业相比普通公民成立的普通合作社拥有特权。例如“青科中心”可以从国家银行获取现金进行商业活动结算，而当年现金极为稀缺。几乎所有普通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都被迫使用非现金支付系统，这样可能会扼杀任何商业活动积极性。结果共青团商人经常运用这些特权进行盗窃或兑现影子经济赚的钱，影子经济则因“黑市”价格与官方价格之间的差异蓬勃壮大。如”Менатеп”银行就是由“青科中心”发展而来的，其创办者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后来成为俄罗斯大寡头之一。同样的特权和腐败的共青团活动家迅速导致“青科中心”受到“影子经济商”的影响，这些人属于迅速发展的经济犯罪团伙之一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Алиса”交易所的故事，它在1993年破产前一直充当“黑市”资金与国家资金的混合器，这类行为今天被称为洗钱。”Алиса”交易所的创建也涉及安全机关。当时很多东西都是安全机关参与创建的。

戈尔巴乔夫通过的一些法律，例如《企业法》，成为经济活动犯罪化的催化剂。问题在于这部法律使企业摆脱了中央集权的控制，却没有为它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法律基础。前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被拉扯进全面掠夺国有资产的阴谋。执法机构陷入瘫痪。早在1980年代末期，因金融和经济犯罪被捕的骗子们就释放出狱，许多经济犯罪案件甚至未能移交法院审理。传统的“刑事犯”们察觉到了这股潮流，开始积极投身其中。既然执法机构形同虚设，组织化的犯罪集团就开始涌现，越来越多地扮演起经济仲裁者的角色。他们对小商贩实施肆无忌惮的敲诈勒索，这些小商贩本可以形成新自由正常经济的基础，但他们要么因虚假债务冤死黑手党枪下，要么被迫入伙替黑手党打工。那时出现了契约杀人现象，后来变成俄罗斯“市场经济”的惯用手段。

1990年12月，当苏联国安机关强烈感觉到即将发生混乱和帝国崩溃之际，两名中央政治局高官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尼古拉·克鲁奇纳协同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的官员，在克格勃内部成立了一个新部门，负责协调将苏共的大量资金转移到以前在西方银行设立的“掩护”企业账户上。

像”Seabeco”这样的公司很快就成为向国外转移大部分国有资金和资源的主要中介。通常来说，其手段与资助外国共产党的方式如出一辙：通过进出口业务和克格勃的空壳公司，此类公司被媒体称为 “西方合作伙伴”，稍后又被称为 “西方投资者”。

同样在1990年12月，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命令下属部门创建许多商业组织，目的是一旦事态如东德那样发展，这些组织可以成为党、共青团和安全机关高层领导人的避风港，并为安全机关提供打击那些准备掌权的“破坏分子”的资金；又动员国内外的特务打击“破坏国家稳定”的现象。

一份非常有趣的德国报告有根有据地声称，1991年3月，即波罗的海事件和该地区共和国事实上脱离苏联之后，苏联对外情报部门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项计划，建议成立大约600家由“辞职”克格勃员工管理的合资企业。其中许多合资企业是在波罗的海国家或第三国（如印度或以色列）成立的。1991年8月政变后，成立这些企业的速度加快了，海外特务接到指示，要“利用一切关系”、以任何方式在当地立足，并在刚成立的商业组织中谋得职位。

在国内，许多克格勃官员开始到国家行政机构、媒体等单位任职。俄罗斯现总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克留奇科夫命令下达后不久他就开始担任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助手，此后一直是克格勃在职人员。索布恰克当上市长不满一个月，普京就开始领导新成立的市政府对外关系委员会，掌握了巨大权力。不过，我稍后再谈普京先生的话题。
（译注：1990年5月普京成为索布恰克的助手。1991年6月索布恰克出任市长，7月份普京成为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20日由于索布恰克拒绝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普京打报告从苏联国安委辞职）

根据克留奇科夫命令建立的庞大商业组织网络为正在进行的情报侦察、洗钱和发展广泛对外经济联系提供了资金。为此他们越来越多地利用避税港，以便将该商业网络中的大量资金流动置于监管之外。

俄罗斯的犯罪经济就是这样开始的。像世界上一切最著名的黑手党组织一样，俄罗斯黑手党也是从在公开对抗中败给更强大对手起家的。具体而言，这个“强大对手”乃是人民追求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愿望。可惜，许多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并未立即想明白这一点。

1992-1993年斯科科夫、沃尔斯基和鲁茨科伊创建了“公民联盟”运动，首次尝试政治翻本。然而社会尚未准备好接受这些“改头换面”的中左翼人士，尝试彻底失败。随后开始经济斗争，沃尔斯基与谢尔巴科夫领导的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根据同样的政治对抗逻辑，前任和现任克格勃人员暗中扶持有组织犯罪头目，尤其那些不是出自传统犯罪环境，而是出自1980年代初流氓团伙的人。这些团伙有本事通过跟克格勃相关的机构和银行洗白勒索小商人获得的赃款。安全机关收买、操纵有组织犯罪撕咬对手，自己也逐渐变成了有组织犯罪的一部分。

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安全机关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相互吸收融合。“国家信贷”银行参与了经由俄罗斯转运哥伦比亚可卡因的大规模交易，并洗白犯罪团伙赃款。这可不是空口无凭的指控，甚至也不是照搬某些西方情报机关的说法。我花费不少时间研究”ОЛБИ”集团的业务，该集团由被西方媒体称为叶利钦总统最喜爱的银行家奥列格·博伊科领导。该银行与”ОЛБИ”集团的许多子公司和银行一样，是在安全机关及其组织的企业参与下成立的。而且可卡因并不是”ОЛБИ”创始人的唯一犯罪项目。”ОЛБИ”员工及合作伙伴参与的各种诈骗活动，包括在国外进行的诈骗活动，充分反映了俄罗斯过去十年的经济史。其中一些人至今仍被国际通缉，例如被FBI。同时，“国家信贷”还参与资助叶戈尔·盖达尔的“民主党”，银行老总奥列格·博伊科则被视为“克里姆林宫家族”的一员。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说明不仅公众舆论被操控，甚至某些政客（不光俄罗斯的政客）也被操控。这个例子涉及阿尔卡季·沃尔斯基和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的“同事”之一：格里戈利·卢昌斯基。关于此人的报道已数不胜数，他的名字出现在西方情报机关的报告中，也出现在西方消息最灵通媒体的报道中。据上述消息来源称，此人领导了一家根据我之前提过的克留奇科夫命令创建的最大型公司之一，也就是在奥地利、瑞士和欧洲其他国家注册的”Nordex”集团。卢昌斯基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但三年前，以色列内政部的一位官员发表声明说政府正式拒绝延长他的护照有效期，主要原因包括他涉嫌国际武器走私（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部件）、洗钱（包括所谓的苏共资金）等。该官员没有提供证据，只是宣布以色列政府官方立场。但在我的报告中，我想讲述一个与卢昌斯基有关的故事。

几年前，在CIA前局长多伊奇公开声明”Nordex”与俄罗斯有组织犯罪有关系之后，卢昌斯基试图踏入美国政治舞台，甚至成功购买了与克林顿总统在其第一次竞选活动期间共进早餐的机会。美国情报机关的强烈反对迫使卢昌斯基采取行动。接下来我要谈的就是这件事。

1994年5月，米哈伊尔·叶戈罗夫赴美国出席关于在美国境内活动的国际有组织犯罪的听证会，并发言。叶戈罗夫提到”Nordex”公司，原因是早些时候在莫斯科因涉嫌杀害警察而被警方拘留的某嫌疑人是”Nordex”的一名管理层。该嫌疑人在审讯时亲口供认了这一点，米哈伊尔·叶戈罗夫甚至点了他的名字——乌马尔·沃科夫（英文Vokov）。这可能是第一次有如此高级别的俄罗斯执法官员提到”Nordex”公司与犯罪的关联，消息立即被公开报道。然而几个月后，1994年12月2日，主持这次听证会的著名参议员萨姆·南恩收到了格里戈利·卢昌斯基发自维也纳的一封信，曰：
“亲爱的南恩参议员，内务部副部长的讲话中提到：‘沃科夫的兄弟乌马尔是位于维也纳的奥地利公司’Nordex’的总裁，并且涉嫌非法活动。’我们对这一声明及其暗示感到非常不安，因为沃科夫及其兄弟乌马尔不是也从未是本公司或任何关联公司的股东、负责人或员工。为此，我们联系了俄罗斯内务部，并将他们于1994年11月9日给我们的回复附在这封信中，并附译文，我相信这能够澄清事实（……）”
（译注：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叶戈罗夫曾任俄联邦内务部副部长兼打击有组织犯罪总局局长、联邦海关总署第一副主席等职。萨姆·南恩即佐治亚州参议员小塞缪尔·奥古斯都·南恩）

卢昌斯基进一步向参议员解释说，”Nordex”是一家位于维也纳的大型贸易公司，与有组织犯罪或任何非法活动无丝毫联系。在信件的结尾，卢昌斯基请求将他的信及俄罗斯内务部的官方回复纳入听证会的正式记录中，以便在公布前“澄清Nordex及其合作伙伴的声誉。”

格里戈利·埃曼努伊洛维奇显然拥有非常强大的神经或足够深厚的关系，才能让内务部因英文“翻译错误”向他道歉。俄联邦内务部国际关系司司长戈尔恰科夫将军代表内务部向卢昌斯基表达深切遗憾，声称在把叶戈罗夫的发言翻译成英文时遗漏了一些重要词语，因此导致原意被曲解。

瓦列里·戈尔恰科夫告知卢昌斯基：乌马尔·博科夫在询问时提到自己与”Nordex”有关系，但他仅仅是以证人身份接受关于警察被杀案的询问的。戈尔恰科夫说：“对于出现的不严谨之处，我们表示歉意。我们声明，俄罗斯内务部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意图将’Nordex’公司及其总裁格里戈利·卢昌斯基与非法业务，尤其是与国际非法贸易联系起来。”

卢昌斯基的神经之所以强壮，是因为内务部这份相当奇怪的回复中写是“博科夫”而非“沃科夫”。如果参议员南恩稍微思考一下，纠正英文姓氏的首字母，很多事情就会变得截然不同。我确实没在奥地利”Nordex”公司的创办文件中找到“博科夫”。

但查询莫斯科登记机构的信息得知，“乌马尔·博科夫”系莫斯科”БНМ”公司负责人。某些迹象显示”БНМ”公司是一家从事特定业务的“掩护”或“睡眠”公司，由总部设在维也纳的奥地利”B&N”公司全资持有，后者位于与”Nordex”集团完全相同的地址：欧根亲王大街32号。当时那栋大楼内除了”Nordex”之外似乎没有其他公司。

这些情况当然可以说是惊人的巧合。例如布达佩斯也有一家同名公司，但它只是一个带银行账户的邮政信箱，松采沃犯罪集团通过这个账户洗钱。该公司还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谢苗·莫吉列维奇组织”和“伊万科夫组织”的材料中出现过。

最后，仿佛为了彻底解决“巧合”，博科夫先生1995年2月初现身以色列埃拉特“公主酒店”，出席卢昌斯基举办的盛大生日宴会。宾客名单上有许多有趣的人，包括约150名来自俄罗斯的客人，其中有今天人所共知的寡头们。

最可悲或者说最可笑的是，就在埃拉特生日宴会热闹非凡的时候，尴尬的南恩参议员正在发出指示，要求将卢昌斯基否认自己与 “博科夫”有关的书面材料，连同内务部的回复函，列入有组织犯罪听证会的正式文件。可怜的、毫无戒心的南恩甚至亲自给卢昌斯基写信，感谢他提供俄罗斯内务部的函。

不久之后，曾为卢昌斯基提供过宝贵服务的内务部瓦列里·帕夫洛维奇·戈尔恰科夫将军成了“黄玉”保安公司的共同创始人。该公司96% 的股份属于“实现项目成果转化科学生产综合体”股份公司，其唯一创办者是奥地利”Nordex”公司。最有趣的是，“黄玉”安保公司的成立时间，恰好是在参议员南恩被迫“亲自”反驳俄罗斯内务部打击有组织犯罪总局局长米哈伊尔·叶戈罗夫的声明的几天之后。

到那个时候，联邦调查局已经有一份关于俄罗斯有组织犯罪的分析报告，涉及伊万科夫（日本佬）织，”Nordex”公司被提到13次，已故的奥塔里·克万特里什维利（与”ОЛБИ”集团有直接业务关系）亦被提及。这就是现实。

以上只是苏联/俄罗斯安全机关犯罪史上的插曲之一。说的客气点儿，自1990年代初以来情况没有任何改善。

作为结论，我想说，如果普京先生是被“家族”任命的，那么我建议他担心一下寡头们加入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的情况。但如果他本身就是“安全机关渗透俄罗斯政府”行动的参与者，那他就没什么可担心的。倘若上述情况属实，那么他恢复国家秩序所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大出血，摆脱寡头船上的巨大犯罪压舱物。法律独裁于此已经无济于事。至于那些鬼鬼祟祟的“国家强力政权拥护者”和“俄罗斯拯救者”，他们所要做的只是用克格勃训练有素的低沉嗓音说点什么。在这种“国家治理”下再过几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居民将陷入天昏地暗，国家变得强大，世界再次两极化。腐败将消失，幸存的“律贼”重循贼道住回已被遗忘的监狱，官员们将以收敛且低调的方式收受贿赂。

至于我们大家，我甚至不知该说什么……

延伸阅读：

浅谈克格勃的腐败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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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昂尼德·穆列琴

曾经没几个人掌握苏联对外援助的确切数字，那时候即便政治局委员也不知晓一切，某些“特别报告”仅限总书记本人过目。钱和军火是好东西，特别的钱、特别的军火送去支援友邦和盟国，实际是一种借贷：等你将来发达了再还。

他们没发达，他们没偿还，他们不再是朋友。

俄联邦政府1992年初统计各国亏欠苏联债务逾1420亿美元，如此巨款以现金、军火、商品、石油的形式送给了……谁呢？

“您会逮捕我”

世界革命是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目标，所以支援革命者是其首要任务。1923年秋苏联政府预计德国即将爆发武装起义，特为购买枪械拨付美元，并承诺供应粮食以便柏林新政府喂养劳工。政治局决定赠予德国朋友100万金马克，同时在国内举行募捐，但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牺牲自己援助德国共产党人。

时任内务人民委员亚历山大·别洛博罗多夫向政治局抱怨：“一个党支部开会，一名非党员工人听说了德国发生的事和援助德国工人的必要性，表示：‘还要多久？这算什么事儿？我们光着脚走路，工资不够买鞋的’。支部书记让她第二天来见他，他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她不该这样看待德国问题，‘我去了您会逮捕我的！’工人回答。”

战后苏联试图拉拢西欧工人阶级、支援经费匮乏的各国共产党。1948年12月16日政治局会议记录写道：“以苏联工会名义资助法国矿工60万美元”。

另一次克里姆林宫开会，正在建设工农政权的东德领导人请求斯大林援助西德共产党。威廉·皮克发言：
— 需要纸张。

斯大林许诺：
— 我们会提供纸张。

奥托·格罗提沃说：
— 需要设立一个地下印刷厂。

斯大林答复：
— 可以办到。

格罗提沃又说：
— 钱也需要。

斯大林：
— 会援助的。

于是政治局向西德共产党赠款20万美元，最后打了水漂。

为我们牺牲！

赫鲁晓夫时代，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直接向莫斯科伸手要钱。东德领袖瓦尔特·乌布利希明确告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知道，我国的要求需要贵国做出巨大牺牲，但你们也应体谅我们的经济亟待援助”。

赫鲁晓夫不能无视民主德国的索要，莫斯科明白这个脆弱政权随时可能垮台。所以他满足了乌布利希，并说：“我国军队正在与民主德国协商采取一些措施。我们正考虑在整条边境线上部署坦克进行防御。有必要固守各处，因为敌人会寻找薄弱点……假如我们现在不关注民主德国的需求，不做出牺牲，德国同志将无法抵挡，他们没有足够的内力。万一民主德国被消灭，会怎样呢？联邦国防军将会更接近我国边境。”

话虽如此，但莫斯科财力毕竟有限。赫鲁晓夫拒绝了乌布利希索要黄金偿还西德债务的请求：“您要的可是68吨黄金，这无法接受。不应该你们买东西我们付账。我国没有那么多黄金，必须保留储备以防不时之需。”

可话又说回来了，苏联领导人的声誉取决于东德之成败，他们必须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所以民主德国开口要钱理直气壮。接任乌布利希的东德新领袖埃里希·昂纳克曾告诉副手：“西方没人知道苏联人民过的什么日子，也不关心他们过的什么日子。而我国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十字路口。所以苏联有义务帮助我们”。

无籽西瓜

莫斯科源源不断收到盟国、友邦和非友好国家的援助请求，而且大家事先就知道部分请求根本得不到满足，充其量只能寻求政治妥协。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米哈伊尔·卡皮察说：“我国侦察机在朝鲜领空飞行需要对方批准。金日成正寻求允许他建造核电站。我国不同意——因为耗资十亿美元，但金日成得志了。金日成的反美主义获得奖赏。他拿到新贷款，旧债一笔勾销，还得到了新式战斗机和导弹的许诺。作为回报，金日成允许苏联飞机经过朝鲜领空飞往越南，同意苏联军舰停靠元山港加油和维修。”

而且金日成是知恩图报之人。卡皮察回忆：“新年之际我收到一箱梨和苹果，还有个巨大的无籽西瓜。金正日邀我去他家，我们在朝鲜打猎，打山羊和野鸡。”

“我国在那儿有何利益？”

莫斯科的政治家很清楚自己跟什么人打交道。据尤里·安德罗波夫身边人透露，这位后来接班总书记的克格勃主席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不抱任何幻想，指出：“这不叫友好团结，就是硬抢”。

安德罗波夫认为苏联虚掷资源无谓支持那些自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他问身边人：“我国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问题上忽略了什么？我国在那儿有何利益？应该为他们牺牲自己人民吗？”

后来莫斯科开始积极支援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解放阵线，尤里·安德罗波夫评论道：“我们为什么要搂抱每个人？无论谁大喊一声：‘建设社会主义啦！’，我们就一溜烟奔过去”。

然而一切照旧。1973年10月中东战争推高国际油价，美元如河水般流入苏联，转眼又如河水般流出——以货币援助或石油供应的形式进了华约国家、阿富汗、古巴、蒙古、南也门、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腰包。虽然暂时无法确定具体数字，但1980年代苏联援助东欧和第三世界盟国总额高达300亿美元，消耗了一半以上的出口收入。

巨款赠予除“反帝团结”外一无所有的政权，却没给他们带去多少实际益处。

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谢列斯特在日记中愤愤写道：“古巴对我国而言太贵了，每天约150万卢布。古巴的实际情况同报刊、广播、电视向我们宣传的天差地别，其经济处于灾难状态，政局危如累卵。迄今为止古巴一直靠我们苏联供养，我国每年向古巴运送90万吨甚至100万吨面包——等于每个家庭每天一条。又交付黄油、肉类、咖啡、鱼类、洋葱、植物油等其他食品，喂饱900多万古巴人民。我们在许多问题上纵容古巴人，放任他们不负责任乱搞，我们的智慧、勇敢、审慎荡然无存，最终也得不着荣耀，四下看看，这是做的什么事呢？”

外交部副部长阿纳托利·阿达米辛回忆：“1980年代初我从古巴回来，跟我们在当地的人和古巴人会谈，查阅资料，试图计算我国援助的规模。结果发现‘自由岛’每年可以不工作两个月，全凭我们供养。我把我的看法告知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切尔沃年科，那时他是中央部门负责人，真切关心国家利益。他仔细听完我的话，叹息一声说：‘我什么也做不了。但别告诉葛罗米柯，否则你会有麻烦。’”

两副面孔

金援之外，苏联送出大量军火，以致交战双方都在使用苏制武器。1969年索马里军方掌权，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莫斯科立即提供援助，主要是武器装备。1977年索马里使用这些武器攻打邻国埃塞俄比亚，那时索马里军方已经厌弃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开始拥抱社会主义。于是苏联转而支持后者，向埃塞俄比亚慷慨供应军火，助其抵抗索马里。

武器贸易利润丰厚的实质在于它不是“一锤子买卖”。您买机枪就得买子弹，买坦克需要备用零件。买飞机，缺少地勤维护怎么行呢？军火商争夺订单的力度不亚于两军交兵。而苏联不一样，苏联白送！

某些受赠方——例如罗马尼亚——消化吸收苏制武器的最新设计，转售美国人大捞一把。

另一种尴尬情形是，朋友贷款买枪买炮，钱始终还不上。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尼古拉·雷日科夫回忆：“武器贸易不是轻松生意，但跟‘朋友们’做生意尤其艰难。拖欠我国的货款越积越多。无数次谈判中，延期还款的请求和拒绝还款的威胁纠缠不休。我作为一个吝啬的国民经济领导者，不可能每次都响应顽固的、近乎祈求的‘友谊呼声’。大多数情况无法同意”。

小国的羊皮究竟值不值得买？苏联投资的实际回报是什么？减少武器生产难道不比巨款白送更明智吗？然而问题关键不在这里。

伊拉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苏制武器爱好者和鉴赏家喜欢赖苏联的帐，付钱给美国、法国公司却从不拖延。伊拉克大老板萨达姆·侯赛因亲善莫斯科，看见什么都想白拿，欠苏联70亿美元。利比亚革命领袖穆阿迈尔·卡扎菲认为会见苏联政府首脑时迟到无关紧要，嘴上说反帝团结，转身就跟西方公司做生意，欠苏联25亿美元。

甜言蜜语和忠诚表白哄得苏联领导人心花怒放。但随着时间推移，大家渐渐察觉这些是虚伪、自私的朋友，只要苏美关系依然紧张，他们就环抱苏联大腿不撒手。

埃及曾经让苏联国库损失惨重。后来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决定与以色列修好，和平收回1967年丢失的西奈半岛，翻脸不认苏联，跑去美国签署《戴维营协议》。经此变故，苏联把对阿拉伯朋友的剩余热情全部投入叙利亚。叙利亚国主哈菲兹·阿萨德深谙莫斯科脾气，貌似比其他阿拉伯领袖更懂予取予求之道。阿萨德曾坦率表示：“我从莫斯科获得的武器价值不少于十亿”。

绝口不提这笔钱怎样还。

竹篮打水

人们普遍认为苏联外交政策是意识形态主导的，这种认识并不完全正确。仍然举阿拉伯世界为例，伊拉克共产党人被杀，莫斯科不愿因此跟巴格达争执；阿亚图拉·霍梅尼夺取伊朗政权，铲除亲苏的“图德党”（伊朗人民党），莫斯科一言不发，避免激怒霍梅尼。

苏联第一副外长格奥尔基·科尔尼延科回忆：“大家不断谈论我国的国际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以供应武器和派遣军事专家的形式进一步参与安哥拉内战符合苏联国家利益”。

可是反美政客确实在莫斯科受欢迎。人人皆知谴责西方大大有赏，把这一套玩得炉火纯青。发表言论取悦莫斯科当然比掏美元购物更轻松。

西方外交官多次尝试与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讨论波尔布特掌权下尸横遍野的柬埔寨局势，外长同志一概答复：我们同该国关系正常，我们没有任何信息可以证实你们的说法。

冷战有其特定逻辑：超级大国需要盟友和卫星国，越多越好。历届苏联领导人为感谢“朋友们”的反美口号和热情拥戴，豪爽提供武器、贷款，源源不断派遣顾问和专家。

众星捧月感觉真好，做大哥前呼后拥八面威风！大家围着你说谢谢心情愉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可惜啊，苏联的实际遭遇是一旦无力继续撒钱，“朋友”转眼反目成仇。原来人家把苏联看作大奶牛，只要能产奶（钱款、军火和石油）就有好待遇，否则……

延伸阅读：

采购肉类支援波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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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莲娜·奥索京娜

（历史学家，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

……早晨八点三十分商店开门时计有4000-4500人。长队从晨八点开始形成，沿着铁匠桥街低处、涅格利纳亚巷一路延伸，队尾在炮街高处……

——1939年莫斯科，НКВД报告

随着苏联政治制度和苏联生活方式的消失，苏联式排队也成为历史。如今只能在国家机关递文件、办证的地方找到其残余。曾几何时，似乎队伍将永远排下去。今天消费的主要问题是“怎样赚钱”：什么都有，什么都贵。苏联时代消费的主要问题则是“怎样搞到”，甚至不是“怎样买”，而是拿到手——涉及一系列复杂操作，需要时间、精力，有时还需要花招。某人问你：“哪儿弄的？”回答不仅要指出商店名称，还得告诉人家你排了几个小时队、付了多少钱、找没找关系，以及评估对方“能不能也弄到”。今天的顾客逛商场看见漂亮家具，只会想“上哪儿挣这么多钱啊！”过去每件生活用品、每件衣服和食品不仅有价格，还有故事。一本大仲马小说等于若干千克废纸（译注：废纸换书），一组南斯拉夫壁柜等于排队一个月、在家具店对面门洞熬夜守候以便赶上六点钟点名——否则就白等了。我们想法设法弄到手的东西和我们绞尽脑汁没弄到的东西，都成了生活的里程碑，共同组成胜利史和失败史。

毫不夸张讲，苏联式排队几乎遍及全国。看得见的是：沮丧和激动、几小时和几天、默然和嘈杂，满载而归的幸运与空手回家的悲剧紧密纠缠。而看不见的，就像某些人排队等车子、房子多年终究落空，因为苏联的国祚比它创造的队伍短。

苏联式排队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但档案和记忆仍在。本文写的就是关于它的种种表现及历史解释。谈起排队，有许多关于时间、人物和权力的说法。作为研究斯大林主义的学者，我选择斯大林执政的战前年代进行研究。我的材料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以下简称НКВД）1938-1941年报告。由于苏联时代排队是社会态度灵敏的晴雨表，所以总有各部门派遣的“便衣”暗中搜集信息。至于我们这些也曾排过队的人想没想过队伍当中有警察？我反正没想过。另一方面，今天的排队还具备不具备“警察功能”？不知道。但祸福总相倚。“便衣”们汇报排队所见所闻，不仅服务了自己单位，也服务了历史。

排队是苏联生活无可避免的特征，是商品短缺的显著迹象，恰如雅诺什·科尔奈所证明的、以及我们经历社会主义生活所领悟的，这并非计划经济偶然出错或个别失误的结果，而是其固有部分，是胎记。再生产和持续性匮乏、以及随之产生的排队，属于中央计划经济的一个功能——虽不受欢迎，却无可避免。苏联历史上没有哪一年不用排队。本文所研究的战前岁月只是刚好被文件所记载的历史片段之一。

随着1920年代末开始强制工业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农村经济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市场的破坏，供应危机此起彼伏。1930年代初民生特别艰难，城市过着半饥半饱的配给制生活，农村频现大饥荒。到1930年代中期情况渐渐稳定，1935年1月1日停用面包票证，10月1日停用其他食品票证，随后轮到其他日用工业品。政府宣布了一个与1930年代前半叶票证供应截然相反的“自由”时代。然而好景不长，新一轮供应危机（1936-1937、1939-1941）和局部饥荒卷土重来，一些地区再次发放票证。国家在商品危机加剧的状态下进入世界大战，排队者数以千万计。

既然宣布了“自由”贸易和生活愉快的时代，为什么国家仍无法摆脱“个人配额”、票证、排队和局部饥荒呢？

因为“自由”贸易不等于企业自主经营。苏联经济一直是计划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是垄断性的商品生产者及销售者。始终优先考虑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三五”计划对这两个方向的投资急剧增加，官方数字显示1940年军费总额占国家预算三分之一，同年生产资料在工业生产总额中的比例达60%。

虽然不能说苏联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在“一五”期间停滞不前，但总的生产水平远远不够满足居民需求。产出的少，进入商店销售的更少，因为相当数量产品被用于非市场消费——供应国家机关、进厂二次加工之类。1939年零售业统计人均肉类不足1.5千克、香肠类2千克、黄油约1千克、糖果点心和谷物5千克。工业生产的糖三分之一用于非市场消费。面粉的市场存量相对较多——每人每年108千克，但平均到每天仅300克。非市场消费同样“吞吃”了很大一部分非食物商品库存，50%的棉和亚麻织物、三分之一的毛纺品最终进入贸易流通。然而消费者实际能买到的寥寥，因为运输、储存、销售环节中的变质和盗窃损耗巨大。

1937-1938年大镇压搞乱经济，1939-1940年冬季战争和其他“军事冲突”、以及《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后供应德国原材料和食品，恶化了苏联进入全面战争前夕国内市场的不平衡、加剧了商品短缺。

尽管商店货架依然半空，但居民货币收入快速增加。1939年居民购买力已经达到预想的1942年水平，零售业发展却落后于计划。贸易领域商品稀少导致国家银行的现金收支计划未能实现，支付给居民的钱没有通过贸易返回国家预算。只能发行货币来弥补预算亏空。1940年底货币流通量比1938年初几乎翻了一番，而实际贸易额却下降了，人均贸易额回落到“二五”计划结束之年的水平。同时，人为遏制物价上涨的政策也在商品短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的选择性贸易也加剧了商品短缺问题，这种选择性体现在优先照顾大型工业城市。勃列日涅夫年间本人在国立莫斯科大学读书，我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的讲师诙谐地、有点冒失地开玩笑说：苏联国家解决贸易问题的手段只是把商品送到莫斯科等几个大型工业城市，任凭民众自己想办法分配。当然，莫斯科永远是第一位的，虽然只居住全国2%人口，却在1939-1940年接受了全国40%的肉和蛋、超过四分之一的可销售油脂、奶酪和毛纺品，约15%的糖、鱼类、谷物、通心粉、煤油、服装、鞋靴和针织品。列宁格勒略微逊色，但也是精英城市之一，1939-1940年收到全国五分之一的肉、油、蛋。就此而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座城市“吞吃”了整个国家一半以上的商品储备。

那么，涌入大城市的所谓“购物空降兵”代表了计划经济下居民自给自足的最常见方式之一，也就不足为怪了。战前几年政治局一直在跟这些进入大型工业城市买东西的顾客作斗争。1939年秋天之前“购物空降兵”大多不是买吃食，乡村和小城镇居民基本排队求购手工业制品、衣帽、鞋靴之类。从1939年秋天开始，排队买食品的人渐渐增多。

莫斯科作为“空降兵”首选登陆城市，其排队者来自五湖四海，完全可以通过研究他们研究苏联人口分布。НКВД报告1930年代末在莫斯科各处排队的人员莫斯科户籍的不超过三分之一。1938年进入莫斯科的外地顾客增加，1939年春简直像遭了灾。НКВД报告：“4月13日夜间-14日，商店开门时排队顾客多达30000人。4月16日夜间-17日43800人……”大型百货商店门外一概人山人海：

“捷尔任斯基百货商店。居民从晨6点大批聚集，人群占据附近街道、有轨电车站和公交车站。9点钟排队者约8000人”。

“近日斯托列什尼科夫巷已经变得跟雅罗斯拉夫斯基市场差不多了”。

傍晚商店歇业后排队者仍不散去，宁愿站着熬一宿等开门。有些商品几小时就售罄了，但大家继续排队“等第二天进货”。刚到的人在朋友家、火车站和门洞过夜，在莫斯科度过整个假期。正如其中一位所言：“浪费了多少劳动日啊。这些劳动日足够莫斯科盖两座纺织厂了”。

НКВД报告还显示，苏联的排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居民自我组织形式，有一套规则、习惯、等级、行为规范、道德甚至外观：通常穿舒适的鞋子、朴素的衣裤，如果准备熬夜则穿保暖服装：“商店关门前几小时邻近楼院即开始形成队伍。排队者中有人主动列名单，报名登记后部分人分散开来，选择人行道僻静角落、院子、门洞休息和取暖。一些公民身穿皮袄，携带棉被或其他备用的保暖衣物”。有的人拎着板凳，以便坐着排队。

但不要被这种秩序和自我组织误导了，暴风雨前总有短暂平静。只要商店大门一开，队伍立即解体，急切顾客心中的狂暴力量瞬间迸发出来：“亚麻工业总局商店（高尔基街），黎明时分可以看见许多人在店外人行道裹毯子坐等，附近门洞有人在台阶睡觉。商店开门前几分钟，楼院排队的人跑出来涌向店门，这时队伍就被打乱了。每个人都自顾自往店里跑，结果出现踩踏和打斗”。

混乱，以及试图平息混乱的尝试，往往付出人命代价。商品短缺在苏联社会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买裤子宁愿豁出命：“列宁格勒百货商店，早八点钟出现排队（千余人），但值勤警察找来10辆卡车，防止人群从桥梁方向接近商店。人群涌入‘斯巴达克’电影院前空地，挤在电影院和首尾相连卡车之间形成的狭窄走廊里，混乱和拥堵难以忍受。受挤压的人们大声喊叫，值勤警察无能为力，只好跳上卡车免得被挤死，在车内号召顾客保持秩序。商店开门之时排队者已达五千”。

排队占据生活一大块时间，我不知道苏联人在排队上虚掷几年寿命！队伍可以驻足，日子不能不过，有时候排着队也能玩起来：“排队的年轻人在街边组织各种游戏和舞蹈，偶尔掺杂个别人的流氓行为”。

虽然排队无法夺走人们的快乐、幽默和机智，只是浪费了不少好创意编讽刺笑话而已。但干这件事的心情终究是负面的、批判的，甚至可说是反苏的：

“没处花钱。没东西可买。村里什么都没有，来这儿还要排队吃苦头，熬夜睡不下。很多人没房子住，又不让在车站睡觉。简直受罪啊”。

“我有钱，可什么也没买到。在这儿待了4天，看来要空手回家”。

“穿着破裤子满街走。请了5天假，光排队了，裤子没买到”。

“我从德米特洛夫来的。我们那边买不到任何东西，这边至少可以排队买”。

“排队站了4个晚上，我仍然没法花800-1000卢布给自己买件漂亮的风衣呢大衣”。

但不是人人都甘心无功而返。人的倔强、智慧和忍耐力是无穷的。排队的世界好比一部生存技巧百科全书，运用身体暴力属于其中最原始章节：“一群200名顾客不愿加入排队，企图强行穿过警察人链、破坏秩序”。

时任НКВД首长贝利亚呈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报告说：“动物园对面的纺织品商店，2月24日一位公民排在队尾，开始销售的时候往店门口走。很快他身边凑来四个人，之间对话如下：‘今天没戏了，我们站的远’。另一人说：‘必须冲过去’，接着描述他之前经历：‘警察抓住瓦希卡，瓦希卡抓住警察，戈利什卡站出来和稀泥，我们四人一齐冲了过去，东西顺利买到’”。

用蛮力太简单粗暴，排队的世界远比这更复杂，充满欺骗、贿赂和拉关系、走后门，有无比丰富的机巧、创造力甚至艺术。

比如利用襁褓中的婴儿，一双手递给另一双手，买东西就方便了。上述1930年代报告还描述一种商店工作人员参与的“取货单法”——头天晚上在出纳员的取货单上加盖“补交款”章子，第二天持票者径直去商店，好像他之前已经排过队，临时发现钱不够回家拿，这样店门口值守的警察会直接放行。如果认识熟人或悄悄贿赂警察，也可以免排队购物。通过结交售货员或行政人员，他们会打开服务通道放你进店，或者根本不用跑腿，在家等候送货，但要额外付费。

到哪儿排、几点排、甚至穿什么衣服都有学问。莫斯科只向本市居民销售商品那会儿，买东西须查验户籍证明，仪容仪表就很重要。化装排队成了某种形式的社会拟态：“七点二十分毛纺品商店（集体农庄广场）外形成排队，大家挨个通过铁门走进院子接受证件检查。非莫斯科户籍者一律不准入店”。

此中经验之谈曰：“您应当穿得干净，就不会被揪出队伍了。检查的看人下菜碟。我穿戴整齐的时候人家甚至不问证件，可我要是穿一身油乎乎外套，戴一顶毛烘烘帽子，人家不问证件，直接就把我撵走了”。

排队者填街塞巷，既考验买家、也考验卖家的智慧。“杂食性”顾客排山倒海涌来，销售沦为按规定程序出货的机械分配。例如НКВД报告所称的售卖顺序：糖没卖完不准卖黄油，或布料紧着一卷卖，卖完这卷才可以卖不同花色的那卷。售货员省时省力，顾客们丧失选择权，不得不在排到自己时接受正在出售的东西。如此一来，排队便成了“合理化”贸易的特殊杠杆。

为节省时间，衣服、鞋子都是不试穿直接付款。结果第二天店里排两队：一队购物的、一队换货的。迫使政府出台专项法令禁止“免试”销售。

对一些人而言排队是惩罚，对另一些人而言排队是休闲，还有人视排队为挣钱营生。正如某个职业排队者说的：“如果你排队排得好，就不必上班”。НКВД注意到有些长年“风吹雨打”的熟悉面孔频频闪现各条队伍之中。购买此项服务不便宜，25-30卢布，具体价钱视距离店门远近而定。也可以雇个人帮忙夜间排队，早晨你来替换他。职业排队者还能额外收费帮买东西，例如每米布料加收2-3卢布“手续费”。

“上午9点日用工业品商店排队者变了面孔：成年人走来取代青年和老年人，不少‘邻居’和‘老熟人’又出现了。做法是：新到的凑近某人打招呼，后者确认他是来排队的，出列离开。于是队伍中站立穿毛皮大衣、戴礼帽的妇女，以及西装革履的男士，他们之前不在这儿”。

本人不到场同样可以雇人排队，市民和乡民建立起互惠性易货贸易。基辅州一位集体农民说：“我们村是这么干的：寄钱给莫斯科熟人，付给他排队钱，买了东西寄来。或者自己跑一趟莫斯科排队，熟人也在队伍里，俩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运气不好，认识的人都怕上班迟到。他们说如今工作纪律可严可严了”。

НКВД报告指出：“队伍里站着农村‘特派员’，之后30-40个人乘坐早班火车来加入她”。

综上所述，苏联式排队的历史首先是一部生存史，但也有其独特的政治性质。在昔日某些时刻，排队事实上成了公民不服从的一种形式。

1930年代末国家领导人向排队者“开战”。当局的理由包括太多人撇下工作长途旅行买东西，外埠居民挤在火车站、门洞和街头过夜，模范城市变成脏乱大杂院，犯罪率上升，且有传染病流行风险。大型工业中心的市民也在求购商品的斗争中站出来捍卫自己权利，造成混乱。

打击排队买东西的“战争”始于人民委员会《关于反对在莫斯科市商店排队购买工业品》的决议（1939年4月），几天后宣布列宁格勒亦照此办理。没多久又把“工业品”扩大到“食品”，1940年1月17日发布《关于反对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排队购买食物商品》的决议，同年春、夏推广到俄罗斯联邦及各共和国境内一长串城市。

这些决议要求对排队者和附近居民进行解释性谈话、新增一批商店、寻找额外商品储备。但欲收立竿见影之效，还是镇压手段最快捷。НКВД和НКПС（交通人民委员部）开始盘查城市外来人口，每个大型百货店均派驻警员查验证件、驱逐外地人。火车站和车厢内也有巡逻队，НКПС实行车票限购政策。农村行政部门被禁止向农民出具乘车进城证明，НКВД一旦发现排队农民就移交检察院，以便追究开证明之人的责任。无证入城的处以罚款。

清理外来人口的同时，又采取措施打击“投机分子和采买人”——对超额购买商品者进行罚款和刑事处分。警察动手搜查顾客的篮子、提包，当场没收多买的商品交回商店。1940年8月1日莫斯科禁止“私下买卖”。公审公判投机分子，典型案件登报宣传。

最终政府彻底禁止排“长队”，每天营业时段允许在商店内排队，开门前、关门后或营业时段皆不许店外排队，否则罚款。当局在管理排队方面颇有些小聪明，手段之一叫“倒转”，就是营业之前派警察（有时骑马）重新安排队伍，把本来的队首拉到队尾。

然而逮捕、审判、罚款、没收的效果终究昙花一现。尖锐的商品短缺仿佛永动机，扯着人往前跑。

“穿官衣的来啦。准备好50卢布！”——排队者望见警察一哄而散，等警察走了才返回原位。既然店门前不让站，那就躲在附近楼院、广场和花园。为了让新来者找准队伍，避免形成另一队，安排两三个人在队伍和人员聚集处穿梭带路。后来政府不光禁止站店门前，连楼院、广场和花园也禁止了，于是大家就分散排队，在电车站“等车”，或干脆在店外踱步，互相问话确定顺序。

НКВД报告说：

“小群人员和单个人员沿着街道、墙根散步”。

“情况如下：车站聚集约100-150人，拐角处达千人。有轨电车运行被扰乱，因为警察沿电车路轨列队维持秩序。8时许车站人群增加到300，忽然喊叫着跑向商店围栏，站在那儿排队”。

“莫斯科第2百货商店（集体农庄广场街8号），7点30分人群开始聚集，沿集体农庄广场街前后走动，途中围观工农红军部队5月1日游行操练。8点钟已经排起2500-3000人长队。店里只有棉布”。

“莫斯科第101百货商店（古姆，红场），晨8点之前未见排队，但古比雪夫街和旧衣巷有多人散步，从种种迹象来看他们在等待古姆开门。当商店开门时，街巷涌出大量人员冲向店门，瞬间挤满古姆”。

“10-12人小团体假装在商店所在街道上行走，部分人利用夜间营业的美食店，在里面待到早晨，试图趁销售开始前第一个进入商店”。

“从晨7点开始一些等候商店开门的人把自己伪装成购买肉类、牛奶和其他商品的顾客。他们看似拿着牛奶罐，实际进店不买牛奶，反而再次排队……排队买肉的人也伪装自己躲避警察”。

由于购买直达莫斯科的火车票很困难，人们改为购买经停莫斯科的长途火车票，在首都外小站下车，然后转乘郊区火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买完东西回家时，为避免大包小包引起盘查，他们派一个不拿行李的人买票，其他带行李的匿迹附近街道，算准开车前几分钟跳进车厢。

群众想法设法绕过人民委员会的限购规定，比如全家多次排队或到不同商店排队。有人把多买的东西藏于手提箱、缝纫机抽屉、毡靴、线帽和衣服下面，有人一拿到东西就做“毁形处理”——面包撕碎、面粉混入谷物，这样即便警察发现了也没招，因为商店不回收损坏商品。

苏联式排队的确是个多面体，无论人员构成或表现形式上皆然。斯大林统治时代的排队证明了：虽然极权制度运用镇压手段，仍无力保证秩序和服从法律（这与当今流传的神话正好相反）。物资匮乏条件下排队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往往是一种保命方法。终于，苏联式排队连同催生它的计划经济双双退出历史舞台。

引用和注释：

（儿按：太长，略）

延伸阅读：

1928年人民致《真理报》的信函

战前苏联上等人的生活

索洛乌欣笔下的苏联七十年代生活

谈谈苏联的“票证供应制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尊敬的_______同志

鉴于目前库存，您有权于1990-93年期间在地区商店自由购买男靴一双。

购买时商店收回此邀请函。

房产管理所
盖章处

(儿按：此种“邀请”实为另一种形式的票证)

延伸阅读：

谈谈苏联的票证供应制度

购车邀请卡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