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昂尼德·穆列琴
曾经没几个人掌握苏联对外援助的确切数字，那时候即便政治局委员也不知晓一切，某些“特别报告”仅限总书记本人过目。钱和军火是好东西，特别的钱、特别的军火送去支援友邦和盟国，实际是一种借贷：等你将来发达了再还。
他们没发达，他们没偿还，他们不再是朋友。
俄联邦政府1992年初统计各国亏欠苏联债务逾1420亿美元，如此巨款以现金、军火、商品、石油的形式送给了……谁呢？
“您会逮捕我”
世界革命是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目标，所以支援革命者是其首要任务。1923年秋苏联政府预计德国即将爆发武装起义，特为购买枪械拨付美元，并承诺供应粮食以便柏林新政府喂养劳工。政治局决定赠予德国朋友100万金马克，同时在国内举行募捐，但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牺牲自己援助德国共产党人。
时任内务人民委员亚历山大·别洛博罗多夫向政治局抱怨：“一个党支部开会，一名非党员工人听说了德国发生的事和援助德国工人的必要性，表示：‘还要多久？这算什么事儿？我们光着脚走路，工资不够买鞋的’。支部书记让她第二天来见他，他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她不该这样看待德国问题，‘我去了您会逮捕我的！’工人回答。”
战后苏联试图拉拢西欧工人阶级、支援经费匮乏的各国共产党。1948年12月16日政治局会议记录写道：“以苏联工会名义资助法国矿工60万美元”。
另一次克里姆林宫开会，正在建设工农政权的东德领导人请求斯大林援助西德共产党。威廉·皮克发言：
— 需要纸张。
斯大林许诺：
— 我们会提供纸张。
奥托·格罗提沃说：
— 需要设立一个地下印刷厂。
斯大林答复：
— 可以办到。
格罗提沃又说：
— 钱也需要。
斯大林：
— 会援助的。
于是政治局向西德共产党赠款20万美元，最后打了水漂。
为我们牺牲！
赫鲁晓夫时代，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直接向莫斯科伸手要钱。东德领袖瓦尔特·乌布利希明确告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知道，我国的要求需要贵国做出巨大牺牲，但你们也应体谅我们的经济亟待援助”。
赫鲁晓夫不能无视民主德国的索要，莫斯科明白这个脆弱政权随时可能垮台。所以他满足了乌布利希，并说：“我国军队正在与民主德国协商采取一些措施。我们正考虑在整条边境线上部署坦克进行防御。有必要固守各处，因为敌人会寻找薄弱点……假如我们现在不关注民主德国的需求，不做出牺牲，德国同志将无法抵挡，他们没有足够的内力。万一民主德国被消灭，会怎样呢？联邦国防军将会更接近我国边境。”
话虽如此，但莫斯科财力毕竟有限。赫鲁晓夫拒绝了乌布利希索要黄金偿还西德债务的请求：“您要的可是68吨黄金，这无法接受。不应该你们买东西我们付账。我国没有那么多黄金，必须保留储备以防不时之需。”
可话又说回来了，苏联领导人的声誉取决于东德之成败，他们必须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所以民主德国开口要钱理直气壮。接任乌布利希的东德新领袖埃里希·昂纳克曾告诉副手：“西方没人知道苏联人民过的什么日子，也不关心他们过的什么日子。而我国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十字路口。所以苏联有义务帮助我们”。
无籽西瓜
莫斯科源源不断收到盟国、友邦和非友好国家的援助请求，而且大家事先就知道部分请求根本得不到满足，充其量只能寻求政治妥协。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米哈伊尔·卡皮察说：“我国侦察机在朝鲜领空飞行需要对方批准。金日成正寻求允许他建造核电站。我国不同意——因为耗资十亿美元，但金日成得志了。金日成的反美主义获得奖赏。他拿到新贷款，旧债一笔勾销，还得到了新式战斗机和导弹的许诺。作为回报，金日成允许苏联飞机经过朝鲜领空飞往越南，同意苏联军舰停靠元山港加油和维修。”
而且金日成是知恩图报之人。卡皮察回忆：“新年之际我收到一箱梨和苹果，还有个巨大的无籽西瓜。金正日邀我去他家，我们在朝鲜打猎，打山羊和野鸡。”
“我国在那儿有何利益？”
莫斯科的政治家很清楚自己跟什么人打交道。据尤里·安德罗波夫身边人透露，这位后来接班总书记的克格勃主席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不抱任何幻想，指出：“这不叫友好团结，就是硬抢”。
安德罗波夫认为苏联虚掷资源无谓支持那些自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他问身边人：“我国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问题上忽略了什么？我国在那儿有何利益？应该为他们牺牲自己人民吗？”
后来莫斯科开始积极支援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解放阵线，尤里·安德罗波夫评论道：“我们为什么要搂抱每个人？无论谁大喊一声：‘建设社会主义啦！’，我们就一溜烟奔过去”。
然而一切照旧。1973年10月中东战争推高国际油价，美元如河水般流入苏联，转眼又如河水般流出——以货币援助或石油供应的形式进了华约国家、阿富汗、古巴、蒙古、南也门、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腰包。虽然暂时无法确定具体数字，但1980年代苏联援助东欧和第三世界盟国总额高达300亿美元，消耗了一半以上的出口收入。
巨款赠予除“反帝团结”外一无所有的政权，却没给他们带去多少实际益处。
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谢列斯特在日记中愤愤写道：“古巴对我国而言太贵了，每天约150万卢布。古巴的实际情况同报刊、广播、电视向我们宣传的天差地别，其经济处于灾难状态，政局危如累卵。迄今为止古巴一直靠我们苏联供养，我国每年向古巴运送90万吨甚至100万吨面包——等于每个家庭每天一条。又交付黄油、肉类、咖啡、鱼类、洋葱、植物油等其他食品，喂饱900多万古巴人民。我们在许多问题上纵容古巴人，放任他们不负责任乱搞，我们的智慧、勇敢、审慎荡然无存，最终也得不着荣耀，四下看看，这是做的什么事呢？”
外交部副部长阿纳托利·阿达米辛回忆：“1980年代初我从古巴回来，跟我们在当地的人和古巴人会谈，查阅资料，试图计算我国援助的规模。结果发现‘自由岛’每年可以不工作两个月，全凭我们供养。我把我的看法告知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切尔沃年科，那时他是中央部门负责人，真切关心国家利益。他仔细听完我的话，叹息一声说：‘我什么也做不了。但别告诉葛罗米柯，否则你会有麻烦。’”
两副面孔
金援之外，苏联送出大量军火，以致交战双方都在使用苏制武器。1969年索马里军方掌权，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莫斯科立即提供援助，主要是武器装备。1977年索马里使用这些武器攻打邻国埃塞俄比亚，那时索马里军方已经厌弃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开始拥抱社会主义。于是苏联转而支持后者，向埃塞俄比亚慷慨供应军火，助其抵抗索马里。
武器贸易利润丰厚的实质在于它不是“一锤子买卖”。您买机枪就得买子弹，买坦克需要备用零件。买飞机，缺少地勤维护怎么行呢？军火商争夺订单的力度不亚于两军交兵。而苏联不一样，苏联白送！
某些受赠方——例如罗马尼亚——消化吸收苏制武器的最新设计，转售美国人大捞一把。
另一种尴尬情形是，朋友贷款买枪买炮，钱始终还不上。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尼古拉·雷日科夫回忆：“武器贸易不是轻松生意，但跟‘朋友们’做生意尤其艰难。拖欠我国的货款越积越多。无数次谈判中，延期还款的请求和拒绝还款的威胁纠缠不休。我作为一个吝啬的国民经济领导者，不可能每次都响应顽固的、近乎祈求的‘友谊呼声’。大多数情况无法同意”。
小国的羊皮究竟值不值得买？苏联投资的实际回报是什么？减少武器生产难道不比巨款白送更明智吗？然而问题关键不在这里。
伊拉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苏制武器爱好者和鉴赏家喜欢赖苏联的帐，付钱给美国、法国公司却从不拖延。伊拉克大老板萨达姆·侯赛因亲善莫斯科，看见什么都想白拿，欠苏联70亿美元。利比亚革命领袖穆阿迈尔·卡扎菲认为会见苏联政府首脑时迟到无关紧要，嘴上说反帝团结，转身就跟西方公司做生意，欠苏联25亿美元。
甜言蜜语和忠诚表白哄得苏联领导人心花怒放。但随着时间推移，大家渐渐察觉这些是虚伪、自私的朋友，只要苏美关系依然紧张，他们就环抱苏联大腿不撒手。
埃及曾经让苏联国库损失惨重。后来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决定与以色列修好，和平收回1967年丢失的西奈半岛，翻脸不认苏联，跑去美国签署《戴维营协议》。经此变故，苏联把对阿拉伯朋友的剩余热情全部投入叙利亚。叙利亚国主哈菲兹·阿萨德深谙莫斯科脾气，貌似比其他阿拉伯领袖更懂予取予求之道。阿萨德曾坦率表示：“我从莫斯科获得的武器价值不少于十亿”。
绝口不提这笔钱怎样还。
竹篮打水
人们普遍认为苏联外交政策是意识形态主导的，这种认识并不完全正确。仍然举阿拉伯世界为例，伊拉克共产党人被杀，莫斯科不愿因此跟巴格达争执；阿亚图拉·霍梅尼夺取伊朗政权，铲除亲苏的“图德党”（伊朗人民党），莫斯科一言不发，避免激怒霍梅尼。
苏联第一副外长格奥尔基·科尔尼延科回忆：“大家不断谈论我国的国际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以供应武器和派遣军事专家的形式进一步参与安哥拉内战符合苏联国家利益”。
可是反美政客确实在莫斯科受欢迎。人人皆知谴责西方大大有赏，把这一套玩得炉火纯青。发表言论取悦莫斯科当然比掏美元购物更轻松。
西方外交官多次尝试与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讨论波尔布特掌权下尸横遍野的柬埔寨局势，外长同志一概答复：我们同该国关系正常，我们没有任何信息可以证实你们的说法。
冷战有其特定逻辑：超级大国需要盟友和卫星国，越多越好。历届苏联领导人为感谢“朋友们”的反美口号和热情拥戴，豪爽提供武器、贷款，源源不断派遣顾问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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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啊，苏联的实际遭遇是一旦无力继续撒钱，“朋友”转眼反目成仇。原来人家把苏联看作大奶牛，只要能产奶（钱款、军火和石油）就有好待遇，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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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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