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沃伊切赫·维托尔德·雅鲁泽尔斯基曾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81—1989）、波兰总统（1989—1990）。本文是雅鲁泽尔斯基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回信，答复后者邀请他参加2006年3月的七十五岁生日庆祝活动及同期举办的关于“冷战”最后阶段的会议。经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意，公开此函。

“冷战的终结”

由于种种原因，我无法参加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七十五周岁生日庆祝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从富尔顿到马耳他：冷战如何开始又如何结束》会议。我也无法亲自在会上宣读我命名为《冷战的终结》的讲话。所以只能以这种方式简单表达几点想法。同时，由于我难以查阅许多文件和资料，我的发言将更多是概括性的。

在过去二百年间，欧洲和世界经历了四场重大战争。三场“热战”分别在1815年、1918年和1945年结束，还有一场“冷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开始。然而它的终结无法归结到某个具体日期。这不是历史事件，而是历史阶段。对其评价自然存在差异——具有相对性和主观性。对我而言，这个阶段的开端是1985-1986年，终点是1989-1990年。但局势在更早之前就已酝酿成熟。军备竞赛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尤其在苏联）变得愈发明显。尽管如此，这种状况本可以维持下去。苏联社会是很能够忍耐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当时致命威胁的记忆强化了“国防能力是神圣事业”的信念。我记得自己在西伯利亚的岁月，随处可见一句标语：“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军队，一切为了卫国”。这些观念深深根植于人们心底。军事威胁被视为一种永久状态，而且在屡次国际危机期间被强化。与此同时，人们逐渐认识到不能永远这样继续下去。1985年4月与我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进行的第一次（五个小时）会谈中清晰感受到了这一点。身为政治家，我完全赞同遏制军备螺旋式升级的必要性。但同时作为军人，我看到了北约军队武器装备技术的加速发展，也包括联邦国防军的潜力。再补充一点：西部边界问题对我们波兰而言始终是核心问题，因为彼时的联邦德国尚未作出最终确认。

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苏联将帅们难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便拥有庞大的坦克和火炮库存，也无法抗衡北约尤其美国出现的超现代化技术发展。也许我把话说的太简单了，但我感觉仿佛存在两种“学派”。一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不允许被对方超越，甚至要保持一定优势以维持和平。另一派则认为，必须通过双边限制军备去寻找更低成本实现安全的解决方案。我很难评价北约军事代表的想法，但看起来他们那边也有类似这两种“学派”。

华沙条约组织确有自身缺陷，包括限制集团内国家的主权。但它也常被妖魔化，尤其被描绘为潜在侵略者，准备攻打并征服西欧。已经解密了各种文件和地图，上面可以看到向西延伸很远的箭头、数百次热核爆炸之类——总之是很吓人的。但这是片面观感。惟有同步解密北约集团同一时期（如今已属于历史时期）的同类文件，才能呈现当年局势的完整客观图景。为什么需要这样做？请看德国联邦国防军监察长、自1995年2月14日起（译注：实为1996年）担任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克劳斯·瑙曼将军接受的一次采访，刊登在波兰著名杂志《直接》上。我引用他的话：“在‘冷战’时期，指挥部始终摩拳擦掌应对全欧洲范围的大规模进攻。我认为减少指挥部数量并调整行动范围，将会被莫斯科视为建立互信的举措。”这正是双方长期陷入相互猜疑“陷阱”的例证。其结果就是军备竞赛、“展示肌肉”，在靶场、在阅兵式、在地图上炫耀武力。当然，大家很清楚在保有热核武器的条件下，谁如果发动大战，既灭了别人也毁了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危险已消除。在国际紧张局势、局部冲突、各种意外事件和挑衅背景下，预警系统的一次偶发故障都可能导致万劫不复，使“冷战”变为“热战”。这是真实存在的危险。特别危险的是军备竞赛陷入死循环，这对于东方阵营更可怕。因此，任何人想喊“停”都不容易，需要有逆流而上的决心，对抗本国各种官僚势力尤其军事和工业游说集团。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采纳了这样的路线、承担了这样的重负。我虽然没有华沙条约组织内部以及外部、跨集团之间众多谈判、见面和会议的档案与文件，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是一场逐步克服疑虑与障碍、朝着建立信任和原则性限制军备迈进的运动。

1987年5月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在柏林开会，通过了《关于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军事学说》的决议，我引用结尾部分：“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建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举行磋商，比较两个组织的军事学说，分析其性质，共同探讨未来演变方向，以便消除多年积累的猜疑和不信任，增进对彼此意图的理解，确保军事集团及成员国的概念和学说基于防卫原则。磋商议题还可包括特定武器种类和武装力量不平衡、不对称的问题，并按照限制取得单方面优势的原则寻找消除问题的途径，同时认识到这种限制将导致更低水平的军备。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建议在权威军事专家层面举行此类磋商，双方专家都可以出席。他们准备好在1987开始磋商。”这是一项大胆的、意义深远且本质上具有革命性的倡议。在此请允许我指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生活与改革》一书中特别写道：“在我们与雅鲁泽尔斯基讨论的迫切问题中，包括了裁军议题。波兰领导人在国防和政治关键问题上的思维方式与我接近。当时我正忙于筹备同西方就裁军问题进行原则性谈判。”确实，我记得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以充分的决心推动这一进程。维也纳谈判随之展开——这是双方史无前例地“亮牌”，是在建设互信道路上跨出的一大步。结果出台了具体办法和实际措施，军备竞赛的螺旋上升变为下落。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进程就此启动了，可以说这是“冷战”壕沟不可逆转的突破。

前面我已概述当时局势发展的总体机制，主要是从军备与裁军角度。但“冷战”几十年对抗在人们头脑和意识中形成的“障碍”，并不亚于具体表现为导弹、坦克和飞机的那些障碍。要实现转折就必须有新思维，需要决定性的道德和心理推动力。我想提醒大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一句话：“必须从敌对的哲学转向互相依存的哲学。”起点应当是互信，戈尔巴乔夫正是在构建这种互信。他的法律教育背景和逻辑思维能力、人文素养与开放态度，尤其是理解对方的意愿和能力——在经历多年保守且迟钝的苏联领导人统治之后，这一切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词成为苏联变革的象征。但它的真实内涵远不止于此。新的政治氛围随之出现，我亲身体会到了，其他政治家亦然，波兰的人们普遍感受到一种新的、奔向伙伴关系的精神。改革还意味着苏联脱离代价高昂的各种非欧洲事务。这是强化和拓展各种国际联系与合作的过程，是公开性进一步扩大、揭示“白斑和黑斑”的过程。总之，形成了一种局面，使“冷战”逐渐失去立足之地——可以说，各种增强互信的事实的量变转化为了缓和与国际合作的新质变。

1989年12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乔治·（老）布什在马耳他举行的会晤，是进程中极为重要、甚至关键性的事件。不久之后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在莫斯科开会，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介绍了谈判成果。细节我记不清了，它们肯定保存在相关文件中。但我记得当时的总体印象是：谈判诚恳、务实、有建设性，为接下来在建立信任、加强和深化军备控制与裁军进程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创造了机会。

此处请允许我做一点个人补充。1980年代后期是波兰与西方国家、尤其对美国关系逐步“解冻”的时期。1987年9月时任美国副总统的乔治·（老）布什访问波兰，随后在1989年7月以总统身份再次来访，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节点。我对我们的长时间交谈怀有温暖回忆。这些交谈伴随着进一步民主改革，营造了互信氛围，符合广义上理解的东西方关系发展。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创造的局面使得东欧集团各国（罗马尼亚除外）免受剧烈震荡，通过不流血的、渐进的方式实现深入改革。

许多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纷纷发表意见评述这些变革的性质及推动力。依据不同政治倾向，有人被歌颂、有人被贬低——甚至出现了按百分比论功的尝试。这种斤斤计较没有意义。我确信，随着时间推移，人心摆脱了急切的政治情绪左右，将有可能作出更审慎、更客观的评价。历史的变迁，随之而来的“冷战”的终结——是进程的结果。在这个进程中，正如我前面讲的，客观因素之外，主观因素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民、政府、社会运动，尤其是领袖——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罗纳德·里根和乔治·（老）布什，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其他一些西方政治家，当局推行的改革（尤其是波兰、部分在匈牙利），当然还有“团结工会”和莱赫·瓦文萨。再者，各国的异议人士群体。各宗教教会的努力也不可忽视，其中罗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发挥了特殊作用，他对波兰局势的发展，以及间接对其他某些国家的影响都很关键。

总结：存在许多推动力和潮流，形象地说，它们汇成一条越来越宽的期待与追求之河，朝着全面民主化及以此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方向奔涌。然而这条河被坚固障碍阻挡——那是保守的传统与习惯、尤其是维护旧秩序的各方势力的利益构成的堤坝。我曾多次引用一句俄罗斯古老谚语：“石不移水不流”。必须抬起这块石头，突破这道障碍。这正是戈尔巴乔夫的英勇壮举，得到了来自苏联民间和军界的具有现代视野和开阔思维人士的支持。我可以欣然地说，他的倡议和行动在波兰获得了广泛同情与支持。

在向多年来为自由与民主、为主权、为克服东西方对抗分裂而奋斗的东西方各界人士和力量致敬的同时，也必须强调：1980年代后半期在此进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人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他的作用十分宝贵且有转折意义。如果不是他抬起这块“石头”，历史的走向或许完全不同：要么陷入整体倒退并伴随各种不可预见的反应，对国际现实产生许多年消极、不稳定影响；要么来一次爆炸，成为引发欧洲甚至全球灾难的导火索。幸而事情并未如此发展。虽然不是一切尽善尽美，但最重要的是，欧洲和世界的诅咒——“冷战”，已经隐入历史。

延伸阅读：

1981年采购肉类支援波兰

波兰大使馆关于1991年8月19-25日莫斯科局势的密电

新鲜牛肝菌煮的汤乃是真正的烹饪杰作，并非那种仅用来填饱肚子、离开餐桌扭头就忘的普通菜式。它的香气迷人，味道令人久久怀念。事实上，凡用牛肝菌制作的菜肴似乎都会大获成功。不过，在这道汤的材料上我们尽量克制，不加入多余食材，只选用不会掩盖主角风味的圆葱、少许大蒜、细意面和必不可少的无水黄油——其柔和奶香在烹调牛肝菌时特别重要。

所需食材：

水：1.5升
圆葱：300克
牛肝菌：400克
大蒜：3瓣
细意面（vermicelli）：150克
无水黄油：3小勺
百里香：3束
绿葱：50克
盐、黑胡椒粉：适量

步骤：

新鲜牛肝菌洗净，对半切开检查是否有虫蛀，如有可切除黑烂部分，或直接丢弃换一朵，确保总量400克。挑选好的牛肝菌切块（不可太小），淡盐水煮10分钟，捞出沥干备用。一般认为预煮的蘑菇更容易消化，但这个步骤可以省略。

圆葱和大蒜切碎。取一口容量不少于2升的锅，最好是厚底锅，因为接下来需要炒食材。烧热锅，小火翻炒圆葱和大蒜10分钟，需要不停地炒，让圆葱和大蒜呈金黄色而不是褐色。

加入牛肝菌继续翻炒约5分钟。与此同时用水壶烧开1.5升饮用水，倒入锅中，略加盐煮至沸腾。

百里香用线绳捆绑，放入锅中。转小火，盖锅盖煮20分钟，之后取出百里香。

加入细意面，再次沸腾后仅煮1分钟，不要煮过头，因为面条会在热蘑菇汤中继续吸水膨胀。

根据口味二次加盐和黑胡椒粉，关火盖锅盖静置10分钟。绿葱切细圈，每碗面汤略撒些做点缀。

附注：新鲜牛肝菌汤最好一次食用完毕，因为反复加热会明显影响风味，而且存放过程中可能滋生有害菌。也可不用细意面改用土豆，将土豆切成小方块，出锅前约10分钟加入即可。

绝密
业务报告

莫斯科，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
П.Н.米罗年科中将同志

今年4月11日23时，斯大林州戈尔洛夫卡市警察局接到市党委通报称：在戈尔洛夫卡市赫鲁晓夫大街上，不明犯罪分子企图抢劫，袭击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斯大林州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代表亚历山大·叶菲莫维奇·丘连科夫（1910年出生，联共（布）党员，“加里宁”矿井掘进工），用刀刺伤他的手臂和大腿。

经查明，4月11日晚丘连科夫在戈尔洛夫卡“矿工”剧院的餐厅饮酒，随后在严重醉酒状态下，因嫉妒餐厅女服务员塔季扬娜·伊万诺芙娜·帕尔希娜（1924年出生）而滋事吵闹，砸碎玻璃并割伤自己的手。

担心流氓行为被党内讨论，丘连科夫又在自己身上制造轻微刀伤，声称遭遇犯罪分子袭击。

调查进行中。

УССР国家安全部
中将
（签名）Н.科瓦尔丘克

1952年4月16日
基辅市

《现役军人、预备役军人、退役人员及其家属优待条例》

第一章.总则

1.本条例为苏联武装力量现役军人、预备役军人、退出现役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规定优惠待遇。
现役军人包括在苏联陆军、海军、边防部队和内务部队服现役的战士、水兵、军士、大士、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及军官；预备役军人是指编入苏联武装力量预备役的公民。

2.国家依据现行法律法规承担现役军人、预备役军人、退役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薪金待遇、物质保障和养老金保障。

3.现役军人、预备役军人或退役人员死亡后，其家属在六个月内仍享受原待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4.现役军人、预备役军人及退役人员凡被法院判处监禁、流放或驱逐的，服刑期间丧失享受优待的权利。同一时期，其家庭成员亦丧失作为上述人员家属应享受的优待。
被判处送往惩戒营的军人及其家庭成员不丧失享受优待的权利。

5.现役军人、预备役军人及退役人员的家庭成员，凡被法院判处监禁、流放或驱逐的，服刑期间丧失其享受特定优待的权利。

6.在任何情况下，当依据本条例规定享受优待人员之权利或合法利益受损害时，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应当主动或根据有关公民和组织的请求，采取必要措施恢复其受损权利并保护其合法利益。

7.依照本规定享受优待权利的人员，可应其本人申请领取国防部签发的规定格式证件。
证件由部队、地方军事管理机关及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签发。
地区、市、市辖区、镇和农村的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如具备签发此类证件的必要材料，亦可签发证件。
国家公证处及未设国家公证处的居民点的市、镇和农村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免费证明上述证件副本的真实性。
在能够根据现有材料提供优待的情况下，即使未出示上述证件，也应当给予相应优待。

8.现役军人、预备役军人、退役人员及家庭成员除享受本规定所列优待之外，同时享受其他法律法规给予的优待，并可在一般条件下享受为相应公民提供的一切优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9.本规定实施细则由国防部及相关部委和主管部门与国防部协商后制定发布。

第二章.税收优待

10.服义务现役的战士、水兵、军士和大士，以及应征参加集训的预备役军人，在部队、机关、军事院校和国防部、边防部队、内务部队所属之企业与组织中因担任编制职务或在教学、考核集训期间领取的薪金，免征所得税。

11.服现役的战士、水兵、军士、大士、陆军准尉和海军准尉与妻子，免征苏联单身、独身和少子女公民税。
在国外服现役的军官与妻子同样免征该税。
军人与妻子所享受的单身、独身和少子女公民税的免征优待，在军人住院治疗和病假期间继续有效，若因病退出现役，则自退役之日起一年内继续有效。

12.集体农庄庄员或非集体农户，若其家庭成员中有人正在服现役，且家中除军人妻子或母亲（育有八岁以下子女） 之外无其他有劳动能力者，该家庭免征农业税。

13.服现役的战士、水兵、军士、大士、陆军准尉和海军准尉及家庭成员，免征建筑物持有者税。（译注：相当于物业税）

14.服现役的战士、水兵、军士、大士、陆军准尉和海军准尉及家庭成员，免征土地税。

15.服义务现役的军人，以及被国防部选派到汽车运输和ДОСААФ（译注：陆海空军志愿后援协会）组织、职业技术学校、公交系统附属学校接受培训的预备役军人，免缴交通规则考试和机动车驾驶技能考试费，并免缴机动车驾驶证的发证费。

第三章.住房优待

16.超期服役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正在服现役的，有权为本人和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从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住房基金中获得与其他公民同等的住房面积。

17.服义务现役的军人，其入伍前占用的住房面积予以保留，不得将其从住房分配排队名单中剔除。服役满三个月后至其退伍返家前，该住房面积可依照各加盟共和国法律规定的方式使用。
义务兵役军人返家后有权重新入住其入伍前占用的住房面积。该军人服现役期间居住在该房屋的人员须在两个星期内腾退。
上述优待可在该军人退出现役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

18.从预备役中征召服现役二至三年的军官及家庭，为其在整个服现役期间保留入伍前占用的住房面积，并且不得将其从住房分配排队名单中剔除。
上述军官退出现役后，比照其他公民相同条件提供住房。
对于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超期服役军人，在其以陆军准尉、海军准尉或超期服役军人身份服现役的最初五年内，保留其入伍前占用的住房面积。

19.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因健康状况、年龄或编制裁减原因被转入预备役或退役者，由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优先提供住房（无论住房属于哪个部门，但苏联国防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队的住房除外），不得迟于其抵达所选定居住地之日起三个月，其选择的居住地应符合现行户籍登记制度。
同时，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和海军准尉依照上述程序获得住房的条件是，服现役时间不少于二十个日历年。

20.若军人（义务役除外）被派往专修班、学习中心、训练营、长期出差或实习，所占用的住房面积在其临时离岗期间予以保留。
本条款不适用于在此期间不保留其原编制职务的军人。

21.正在服现役军人的家庭，以及在保卫苏联或履行其他军事职责时死亡或失踪军人的家庭，不得在尚未提供另外住房的情况下通过司法程序将其从现居住的住房中迁出。

22.对于被派往国外、远北地区和相当于远北地区服现役的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军官及家庭，其原居住地的住房面积在他们驻扎在上述地区期间予以封存（保留）。
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的立法可以规定保留住房面积的其他情形。

23.高级和最高级军官服役满二十五年及以上并退出现役的，有权继续占有其本人和家庭居住的住房面积。
高级或最高级军官死亡后，家庭成员保留其在常住地占用的住房面积。
（译注：“高级军官”指少校至上校，“最高级军官”指少将至上将/元帅）

24.已废除（俄罗斯联邦政府1996年7月12日第790号决议修订）

25.服义务现役军人的家庭，如果家庭成员中无人有独立收入，按现行法律规定的最低住房租金标准缴纳其占用居住面积的费用。

26.已废除（俄罗斯联邦政府1996年7月12日第790号决议修订）

27.具有上校军衔、相当于上校军衔或更高军衔的军官，无论服现役、已转入预备役或退役，以及各独立建制部队指挥员和军事院校中教授专门军事和军事政治课程的教师，有权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获得额外房间或额外居住面积。

28.服役不少于二十五个日历年的高级和最高级军官，以及服役不少于二十五年并因健康状况、年龄或编制裁减原因转入预备役或退役的军官，可依照各加盟共和国法定程序获得建设个人住房的土地。
对因健康状况、年龄或编制裁减原因转入预备役或退役的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依照现行法律规定领取建设个人住房现金贷款。
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应协助上述军人领取划拨的土地、使用军人自有资金建设个人住宅，并按国家价格供应建筑材料。

29.在国外、远北地区或相当于远北地区，以及在大型居民点之外的独立军事城镇服现役的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有权在其自行选择的城市和居民点参加住房建设合作社。
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应优先保障已达到《苏联普遍兵役法》规定的现役年龄上限，或距离该上限不超过三年的军人参加住房建设合作社。
军人参加住房建设合作社所需的文件，由国防部依照规定程序向其发放。
为解决军人参加住房建设合作社的问题，不要求其在合作社所在地办理户籍登记，也不要求其亲自前往合作社所在地。对于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列宁格勒市、基辅市、明斯克市以及疗养区，上述军人可以按相同条件参加住房建设合作社，但须依照现行法律办理户籍登记。

第四章.卫生保健优待

30.现役军人和被征召参加集训的预备役军人，在军队医疗机构中享有包括药品供应在内的各类医疗服务。
若当地没有相应的军队医疗机构，或此类机构缺乏相应科室或专用设备，现役军人和被征召参加集训的预备役军人可以在民间医疗机构获得包括药品供应在内的各类医疗服务（包括隶属于苏联卫生部、各加盟共和国及自治共和国卫生部、其他部门和机关或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医疗机构），就医条件与其他公民等同。

31.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在国防部所属疗养院（军队医院疗养科）和休养所接受疗养治疗，个人支付费用的25%。
对在医院治疗后转入疗养院或休养所继续康复的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免费提供疗养券。
义务役和超期服役的战士、水兵、军士和大士，免费入住疗养院和休养所。
病员的医学遴选和转送疗养治疗的程序由国防部规定。
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在国防部所属旅游基地休养，支付费用的25%。

32.军人（正在服义务现役的除外）未能在国防部所属疗养院和休养所获得疗养治疗的情况下，有权自费在民间疗养机构接受同类治疗，费用按本规定第31条确定的优惠比例支付。

33.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的家庭成员在国防部所属疗养院（军队医院疗养科）和休养所接受疗养治疗时，个人支付费用的50%。对上述军人家庭成员的疗养治疗在分配的名额范围内予以保障。

34.因年龄或疾病转入预备役或退役，且服役满二十五年及以上（按优待计算）的高级军官，保留其本人及家庭成员在军队医疗机构接受医疗服务的权利，其中确有需要者还保留在国防部所属疗养院和休养所接受疗养治疗的权利。此项权利同样适用于因编制裁减或健康状况转入预备役的、军衔为上校或相当于上校、服役满二十五年（按优待计算）且转入预备役当日已满四十五周岁的军官及家庭成员。
因年龄、疾病、编制裁减或健康状况转入预备役或退役的最高级军官，无论服役年限和年龄，均保留其本人及家庭成员在军队医疗机构接受医疗服务的权利，其中确有需要者还保留在国防部所属疗养院和休养所接受疗养治疗的权利。
上述转入预备役或退役的高级和最高级军官，在国防部所属旅游基地休养，本人支付费用的25%，家庭成员支付50%。

35.军人家庭成员（服义务现役军人家庭除外）无法在民间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医疗服务的情况下，可在相应的军队医疗机构获得与军人同等条件的各类医疗服务。

36.军人家庭成员（服义务现役军人家庭除外）有权自费在民间疗养机构接受疗养治疗，费用比照为工人和职员家庭成员规定的最优待标准执行。

37.退休军人及家庭成员在民间医疗卫生机构和各加盟共和国社会保障部门所属机构，比照工人和职员退休者及家庭成员相同的程序和条件，享受包括医疗和假肢在内的各类服务。

第五章.教育优待

38.在教学机构学习期间被征召服现役的人员，转入预备役时有权返回原学校就读入伍前所在年级，并自恢复学业之日起至下一次考试结束前领取助学金。

39.退出现役军人根据现行法律在报考高等院校时享有优先权。

40.因健康状况、年龄或编制裁减原因退出现役的军官，免试录取进入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
具有未完成或已完成的高等军事教育者，可进入高等院校一年级或更高年级；
已完成普通中学教育者，可进入高等院校预科班学习，并发给助学金；
完成中等军事教育者，可进入中等专业学校一年级或更高年级；
受教育程度不低于八年级者，可进入中等专业学校一年级。
上述人员的录取名额不计入对应高等院校或中等专业学校既定招生计划，全年随时录取。
全日制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及高等院校预科班学员，若录取的是无权领取养老金的退役军官，凡成绩合格者可领取助学金。

41.退出现役且具有完整中等教育学历的军人，可持部队指挥机关的介绍信，或工业企业、建设单位、交通和通信组织、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负责人的介绍信，或党、共青团和工会组织的介绍信，进入高等院校预科班学习。

42.工业企业、建设单位、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可从其职工中选拔人员保送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或高等院校预科班学习，并由上述单位支付助学金，其服义务役的时间计入实际工龄。

43.退出现役的军人报考职业技术学校和参加相应职业培训课程时，享受优先录取。
上述人员在学习期间根据现行法律领取助学金。

44.已转入预备役或退役的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的子女，有权在其居住地不受限制进入初级学校、八年制和普通中学就读。

45.因驻地调动从国外或从苏联偏远地区迁入的军人子女，如在学年第四季度迁至新居住地的，有权在8月20日至9月1日期间于普通教育学校参加转学或毕业考试。

46.丈夫被征召服现役的，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应在军人妻子提出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安排其子女进入现有托儿所、幼儿园，无论这些学前机构隶属哪个部门。

47.现役军人子女失去母亲的，以及这些军人的未成年弟妹失去父母照料的，应优先安置进入儿童之家、孤儿院、寄宿学校之类相应机构。

第六章.交通优待

48.依照本条例第六章规定的且由国防部拨款支付费用的铁路、水运、公路和航空运输，应依据军事运输之规定进行。

49.已废除（俄罗斯联邦政府1994年7月6日第806号决议修订）

50.被征召服现役，被编入超期服役或以陆军准尉、海军准尉身份服现役，或被指定在军官岗位服现役的人员，以及被征召参加集训、指定进行预防性、门诊或临床观察的预备役军人，国防部承担其下列行程的交通费用：
自居住地前往征兵委员会所在地并返回居住地（如未被录取服现役或未被征召参加集训）；
被录取服现役后，为办理个人事务获准休假时，自征兵委员会所在地返回居住地并再次返回征兵委员会所在地；
根据地方军事管理部门的指示，前往医疗机构进行复查、治疗和预防性、门诊或临床观察及返回；
前往服役地或集训地；
服现役或集训结束后返回居住地。

51.被组织报考军事院校的人员，由国防部负担其自居住地前往军事院校所在地，或前往招生委员会或军事体检（飞行体检）委员会所在地的交通费用。
若上述人员未被军事院校录取，国防部同样负担其返程交通费用。

52.已废除（俄罗斯联邦政府1994年7月6日第806号决议修订）

53.服义务现役的军人休假（离队）期间，有权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工具（有轨电车、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地铁、水上航运），但有组织的集体出行（以分队、班组形式）除外。

54.军事院校的学员、苏沃洛夫陆军学校学员和纳希莫夫海军学校学员，单次事假（每学年不超过一次）、因病休假及返程之交通费用由国防部承担。

55.已废除（俄罗斯联邦政府1994年7月6日第806号决议修订）

56.已废除（俄罗斯联邦政府1994年7月6日第806号决议修订）

57.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因任命、调任、调动或因公出差超过六个月需要搬家，或者因部队驻地变更而与其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前往新的服役地点、长期出差地点或部队新驻地时，国防部承担其交通费用。
上述军人的家庭成员如原先与其分开居住，在上述情况下为了共同生活而从原居住地前往军人服役地或期限超过六个月的出差地点时，国防部同样承担交通费用。
服义务役和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预备役军官，在被确定为超期服役、以陆军准尉或海军准尉身份服现役、继续超期服役、预备役军官被征召或自愿服现役，其家庭成员需前往服役地共同居住时，国防部同样承担交通费用。
此项优待仅限前往每个特定服役地点或出差地点时使用一次。

58.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的家庭成员前往医疗机构治疗，或凭军队医疗机构签发的疗养券前往疗养院和休养所时，国防部承担往返交通费用。
上述军人家庭成员中的一人，每年凭国防部所属旅游基地发放的休假凭证（支付50%费用）往返一次，以及当年与军人同行（或单独）往返自愿休假地，也可享受同等优待，前提是该军人上一年度未使用军用运输凭证（或相应经费）进行年度休假。（1985年12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1213号决议修订）

59.如军事医疗委员会认定军人或家庭成员因病休假、前往医疗机构或疗养机构时需要人员陪同，国防部承担该陪同人员的往返交通费用。

60.军人（义务现役除外）患重病，家庭成员中的一人自其居住地前往患者所在地并返回，国防部承担交通费用。
此项优待仅限该军人患病期间使用一次。

61.已失效（俄罗斯联邦政府1992年6月29日第444号决议修订）

62.已废除（俄罗斯联邦政府1994年7月6日第806号决议修订）

63.军人死亡，家庭成员（不超过三人）往返安葬地点及迁往择定的新居住地点（自军人死亡之日起六个月内），国防部承担交通费用。
已故（牺牲）军人由国防部出资安葬在其最后服役地点。在特殊情况下，和平时期因履行军人（公民）职责时牺牲，或因普通疾病死亡的军人，其遗体运往其他安葬地点（包括迁葬）的事项可由军区（部队集群、舰队）司令或内务部队司令决定。

64.已失效（俄罗斯联邦政府1992年6月29日第444号决议修订）

65.中校和相当于中校的，以及更高军衔的军官，在本章所规定的情况下有权乘坐快速列车和普通客运列车之软卧车厢。上述军人的家庭成员，在这些军人因任命、调任和调动、执行超过六个月的公务出差、转入预备役或退役与其共同出行时，享受同等权利。
其他军人、家庭成员和陪同病人的人员，仅在前往医疗机构治疗或疗养机构康复时，且经军事医学委员会认定无法乘坐硬卧车厢的情况下，方可乘坐快速列车和普通客运列车之软卧车厢。
对其他所有由国防部经费负担乘坐铁路、海运、水运、公路或航空交通的人员，其是否享有在相应舒适条件下乘车（乘船、乘机）的权利，由国防部长或第一副部长决定。

66.军人及家庭成员在本章未规定的其他情况下，根据国防部长、第一副部长或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的指示，也可由国防部承担交通费用。

第七章.邮政优待

67.部队免费寄出义务现役战士、水兵、军士和大士的信件。寄往义务现役战士、水兵、军士和大士服役地点的信件同样免费投递。

68.被征召服现役的公民，其自有衣物由部队通过免费邮政包裹寄送至指定地址。

69.寄给义务现役战士、水兵、军士和大士的邮政包裹，转寄和退回不收费。

第八章.货币补助

70.对于因履行公务导致重病、外伤、内伤、残疾或严重疲劳过度的军人，可以由国防部拨付用于治疗和恢复健康的货币补助。
补助的数额及发放办法由国防部规定。

71.在家庭主要成员服现役期间，战士、水兵、军士和大士的子女依照现行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标准享受并领取补助。
此项补助同样适用于被征召参加集训的预备役战士、水兵、军士、大士、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及预备役军官的、在其父母参加集训时暂无工作的子女。

第九章.劳动和社会保障优待

72.被征召服现役、被编入超期服役、以陆军准尉和海军准尉身份服现役，或者被录取进入军事院校，或被编入现役并担任军官职务的工人、职员、集体农庄庄员，以及领取助学金的高等院校大学生和中等专业学校、职业学校学生，依照现行法律规定的程序领取离职补助。
获准参加军事院校入学考试的人员，在前往考试、参加考试及往返旅途期间享受带薪休假，保留原岗位和平均工资。

73.被征召参加集训或参加指挥员培训的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在集训（指挥员培训）期间包括往返部队旅途期间，保留原本职务（岗位），由其工作单位支付平均工资。
自收到征召集训通知之日起至集训（指挥员培训）结束返回之前，上述人员不得被解雇，但企业、机关或组织完全解散撤销的除外。
若预备役人员所在的企业、机关或组织被完全解散撤销，应由被撤销企业、机关、组织或其继承单位，或者由其撤销前隶属的部门、国家委员会或主管机关支付该人员在集训（指挥员培训）期间应得的工资及其他物质保障。
如预备役人员在集训（指挥员培训）期间患病，且在集训（指挥员培训）结束后仍未康复，按规定保留其工作岗位和职务，自集训（指挥员培训）结束之日起，依据现行法律规定，按照临时丧失工作能力津贴标准支付此期间工资。
由军事委员会安排接受预防性、门诊或临床观察的预备役人员，在其停留医疗机构的整个期间，保留岗位、学籍、所任职务及平均工资（助学金）。

74.被征召（录用、确定）服现役，但随后转入预备役或退役的工人、职员（临时工和季节工除外）及集体农庄庄员，若自其被征召（录用、确定）服现役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不包括往返居住地所需的旅行时间），有权返回原工作单位（原职务）。
再次被征召时，离职补助按一般规定发放。
被征召服现役人员返回原单位的情况下，企业、机关或组织的行政部门有权解除与代替该人员而聘用的工人或职员的劳动合同，并向后者支付相当于两周平均工资的离职补助。

75.被征召服现役且在最后一次领取工资之日已有权享受生育补助金的工人和职员，子女在该日之后九个月内出生的，服现役期间仍保留该项权利。
被征召服现役的工人或职员死亡，或其家庭成员死亡的，如自其最后一次领取工资之日起不超过一个月，发放丧葬补助。
上述补助的核定和发放，依照规定程序由工人或职员被征召服现役之前的工作单位负责办理。

76.公民在苏联武装力量服现役的时间，依照现行法律规定计入总工龄、连续工龄及专业工龄。
具有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学历的青年专业人员，应征加入苏联武装力量的，其服役时间也计入毕业后的强制工作年限。

77.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不超过一个月内为丈夫被征召服现役的妇女安排工作。

78.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及企业、机关、组织、集体农庄和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不超过一个月内，考虑其专业技能，为已转入预备役或退役的现役和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安排工作。
在被征召服现役前曾在企业、机关或组织工作的人员，保留在上述条件下返回原企业、机关或组织工作的权利。其中，从预备役被征召服现役二至三年的军官，应获得不低于其入伍前所任职务的岗位。

79.当裁减人员编制或工作人员数量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转入预备役或退役的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及军官工人和职员，享有优先留任的权利。
曾为上述军人的工人和职员仅可在其退出现役后首次就职的固定岗位上享受此项优待。

80.已退出现役并与企业、建筑工地、组织和集体农庄签订劳动合同，或者通过有组织招工方式及迁居时被安置工作的军人，依照现行法律规定享受额外优待。

81.已退出现役并在远北地区和相当于远北地区就业的军人，可依据现行法律享受在该区域工作的相关优待。

决议批准
苏联部长会议
1981.02.17 №193

（译注：俄罗斯联邦政府2012年1月31日宣布本《条例》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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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民族语言法》

1979年10月10日傍晚，埃尔霍托沃村与兹梅伊斯卡亚火车站之间的“索菲娅”餐厅大堂聚集了一群喧闹的客人。北奥塞梯基洛夫地区公共餐饮管理局局长希玛·泽利霍娃正在庆祝生日，邀请朋友和同事赴宴。又一次为寿星健康举杯之后，希玛的驾驶员阿斯兰·格尔吉耶夫想到外面喘口气，起身往外走。刚走上门廊，黑暗中突然响起枪声，一支自动步枪顶住阿斯兰腹部，那人命令他：“退回去”。

格尔吉耶夫双手抓紧枪管，猛力推倒持枪男子，拔腿就跑。但他在黑夜中没跑多远，被一个树桩绊倒，背部中弹失去知觉。听见枪声的宾客还没反应过来，三名持枪男子冲进大堂，二话不说向宾客和餐厅职员射击。五人当场死亡，二十二岁的女宾扎莉娜·多耶娃-卡尔萨诺娃重伤。

在第一轮扫射中侥幸活命的人关掉大堂的灯，四散奔逃，其中一人是扎莉娜丈夫卡兹别克·多耶夫，他想回自己车内拿猎枪，跑到敞开的窗前，爬上窗台，却被又一阵扫射击中，受重伤跌落窗外街道。其他逃命的人也遭遇不幸，匪徒用自动武器把他们打得血肉模糊，开始寻找一息尚存的人。扎莉娜·多耶娃-卡尔萨诺娃说：“他们大模大样，毫不在乎脚下血水滋滋咕咕，绕着整个大堂走了一圈检查每具尸体。”

为了不留活口，袭击者向没死的人头部补枪。扎莉娜·多耶娃-卡尔萨诺娃奇迹般幸存，匪徒以为她断气了。女寿星希玛·泽利霍娃虽然第一时间藏身桌底，仍被匪徒发现。希玛哀求饶命，表示愿意交出全部现金和首饰，没想到人家要命不要钱，用自动武器打了一个十字交叉：先沿身体水平扫射，再从左肩膀打到右肩膀。

行凶结束，匪徒从收银台夺走二千一百卢布，迅速消失。多耶娃-卡尔萨诺娃拼尽全力爬出室外，找到正在流血的丈夫，卡兹别克用最后一口气念出儿子的名字，死在妻子怀中。扎莉娜又爬进自家汽车，但没摸到钥匙，于是不停按喇叭直至昏迷。

这时候阿斯兰·格尔吉耶夫苏醒了，强忍疼痛驾驶单位的公车到医院。医院的医助柳博芙·舍甫琴科回忆：“门突然被猛地推开，阿斯兰·格尔吉耶夫跌跌撞撞闯进来。他摇晃了一下，使劲儿抓住门把手，我们也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手指掰开。”格尔吉耶夫惊魂稍定，向医护人员描述事发经过。急救车奔赴现场，发现情况危急的扎莉娜，她被送往医院连续做了三次大手术，成功挽回生命。

与医生同时赶到“索菲娅”餐厅的还有警员，他们首先看见躺在门廊的门卫瓦西里·别捷耶夫的尸体——他是第一位受害者，不远处有一条死狗。警员进入大堂，眼前景象更加骇人。餐厅员工泽利姆·吉兹戈耶夫后来描述：“大堂血流成河，毫不夸张地说：深及脚踝。墙壁也有血红印记。”

全力侦破

枪击造成八人（或称九人）遇难：女寿星希玛·泽利霍娃、她的客人、餐厅吧台员、主厨、女服务员和门卫。苏联内务部刑侦总局局长安德烈·沃尔科夫中将从莫斯科飞来主持案件侦破，勘查完毕现场和遇难者遗体，侦查员对“劫财杀人”的猜测产生怀疑。警方注意到匪徒并未夺走受害人随身贵重物品，这些物品总价值远高于餐厅收银台的现金。因此注意力转向其他可能的作案动机。

一种说法认为匪徒想报复希玛·泽利霍娃生日宴的某位客人。第二种说法认为主要目标是女寿星本人——询问亲友和同事后发现她曾被一名追求者纠缠，但希玛没看上他。另一个嫌疑人是认识泽利霍娃、姓戈拉耶夫的男子，泽利霍娃曾挪用公款借给戈拉耶夫三千五百卢布，因迟迟不还钱，二人发生冲突，性格暴躁的戈拉耶夫威胁进行人身报复。早先在“索菲娅”餐厅上班的一个吧台女员工也被列为嫌疑对象，袭击发生前不久她被解雇，扬言找餐厅经理报仇。以及，某个姓加扎耶夫的人曾恐吓餐厅管理层，在“索菲娅”闹事，被撵走了。

幸存者扎莉娜·多耶娃-卡尔萨诺娃和阿斯兰·格尔吉耶夫伤情稳定后，侦查员找他俩询问凶手特征。但两人只记得匪徒之一脸孔消瘦，而且一边开枪一边喊“杀共产党员！”警方开启希玛·泽利霍娃办公室的保险柜，发现她生日宴的邀请名单，包括地区检察官鲍利斯·杜季耶夫、侦查员奥列格·捷科耶夫、地区克格勃分局长马伊尔别克·姆利卡耶夫，以及另外十位官员和企业经理。这些人最后都未赴宴，但侦查员推测匪徒可能知晓名单，意图杀害某位高级人物。

另一方面，技术专家提供了重要信息：鉴定结果显示杀害“索菲娅”餐厅顾客的自动步枪系数月前纳尔奇克市看守所失窃物品，袭击者使用的一支手枪在惨案发生前两周曾被用于另一起犯罪——1979年9月底某人用这支手枪杀害一名亚美尼亚男子和情妇，将他们的尸体弃置车内焚烧。由于两名死者均已婚，当时推测凶手很可能是他们的亲属。

而且发现焚毁汽车和尸体的位置距离“索菲娅”餐厅不远，侦查员不排除餐厅的某个员工恰好目击了犯罪，所以在10月10日的袭击中被灭口。曾在森林中望见火光的牧羊人记得一辆红色“日古利”轿车驶过，枪击案当天“索菲娅”餐厅附近也有人看见同款车辆。很快查明这辆车既不属于来宾也不属于餐厅职员，车主是当地夫妇，讯问时他们告诉侦查员，10月初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巴库公路遭遇三名蒙面匪徒拦截，匪徒将夫妇二人绑到垃圾场打算枪杀。妻子流泪哀告，说家里有五六个孩子，请求饶命。一通哭诉竟成功说动匪徒，对方没开枪，把他俩丢在垃圾场就走了。夫妇协助警员绘制匪徒的模拟画像，其中一人与“索菲娅”餐厅幸存者描述的匪徒容貌相似。

同时，在搜索真凶的过程中，警方顺便锁定并逮捕了多名同样危险的罪犯。时任北奥塞梯АССР刑侦局局长泰穆拉兹·巴塔戈夫说：“我们排查了每个非法持有武器的人——手枪、自动步枪、卡宾枪。调查了几乎绝大多数猎人。”

匪首落网

在众多线索中，调查人员开始关注居住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АССР奥希格尔村的哈布拉·奥斯马诺夫，他因为盗窃牲畜和倒卖圆葱被怀疑。警方派人监视奥斯马诺夫，暂不实施抓捕，但10月底发生了出乎意料的事情。奥斯马诺夫的老婆塔玛拉到警局报案，控诉丈夫酒后威胁要杀她。奥斯马诺夫对于塔玛拉不肯去商店买伏特加、坚持劝他戒酒十分恼火，骂道：“你这婊子，在这儿发号施令吗？”竟掏出手枪瞄准老婆。

两个警员骑摩托车去奥斯马诺夫家，打算找他问话。奥斯马诺夫一见不速之客，立即从院子藏匿处取出手枪和自动步枪连连开火。警员迅速找掩护，奥斯马诺夫跳上他们的摩托车逃跑。警员开枪还击，击中奥斯马诺夫双腿，但他仍设法跑掉了。随后搜查奥斯马诺夫家，在院内发现武器藏匿点。专家证实奥斯马诺夫射击警员的自动步枪就是袭击“索菲娅”餐厅的凶器。

奥斯马诺夫被全联盟通缉，很快有了线索：邻村某居民打电话报警称受伤的奥斯马诺夫敲他家门。这一次，摇晃站立不稳的悍匪不再抵抗，警员没放一枪把他捉回。奥斯马诺夫的老婆也提供了其他帮凶的关键信息。不久之后，团伙十六名成员落网，与关押在看守所的头目“团聚”。其中一人是二十九岁青年阿斯兰·格吉罗夫，警局的熟面孔，他曾在1975-1976年间领导一个伊斯兰主义团伙，活动范围覆盖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北奥塞梯和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该团伙多次作案，包括袭击纳尔奇克市“春天”餐厅、抢劫迪戈拉市百货商店、抢劫列斯肯地区消费者合作社，在后一起案件中枪杀了看守，劫走约三千卢布。讽刺的是，这些杀人越货的匪徒却是特别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将约三分之一赃款捐给本地伊斯兰教团体，又花九千卢布印刷《古兰经》和其他宗教文献。

1976年格吉罗夫团伙袭击克兹布伦-3村某“地下企业家”的住宅，此人和兄弟们取出武器顽强反击，匪徒见势不妙空手逃走，却把户主的妻子打成残废。户主依照“血仇”习俗誓言报复，大家都是高加索人，很清楚发这种誓意味什么，不得不暂避风头。格吉罗夫提议进监狱躲两三年，于是他们偷了几匹马和一台摩托车，主动投案自首。所有人分别被判一年至三年监禁，送不同劳改营服刑。那个“地下企业家”虽然交际广泛，始终没找着仇人，只好打消报仇念头。

与此同时，格吉罗夫在劳改营认识了奥斯马诺夫，后者当时因抢劫罪服刑并且对苏维埃政权有刻骨仇恨。二人很快基于极端宗教狂热和嗜血逐利欲望结成同党。1979年刑满出狱，奥斯马诺夫轻松加入格吉罗夫团伙，凭借领导才能和好勇斗狠逐渐坐上头把交椅。不久团伙又吸纳一名新成员：奥斯马诺夫的前狱友鲁斯兰·古巴奇科夫。这群强盗开始抢劫民宅，潜入牧场偷窃本地人的牲畜。1979年连续作案，获得赃款约七万卢布，捐赠伊斯兰团体的比例从原来的三分之一提高到二分之一。在奥斯马诺夫的推动下，他们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大量散发反苏传单。

当时他们手上的家伙只有一支转轮枪和几支截短的猎枪。为了增强火力，奥斯马诺夫提议扩充武器库，准备袭击纳尔奇克市看守所，因为看守所有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为此，奥斯马诺夫的得力助手、团伙前头目阿斯兰·格吉罗夫联络自己的熟人：看守所高级管理员加季耶夫。后者贪图重金答谢，同意向匪徒提供武器库门钥匙的模子。

筹备袭击看守所期间，团伙开始在“高加索”公路伺机作案，被他们杀害的亚美尼亚男子和情妇当时正前往皮亚季戈尔斯克市场卖水果。夜间公路杀人焚尸的消息迅速传开，警局提高戒备，奥斯马诺夫转而袭击集体农庄的钱柜。

一段时间后加季耶夫兑现承诺，将钥匙模子交给格吉罗夫，团伙借此配制了看守所武器库的副钥匙。但狡猾的奥斯马诺夫怀疑有诈，决定只派两名同伙格吉罗夫和古巴奇科夫去偷枪。头目的直觉果然正确：当二人捆住哨兵、夺走他的自动步枪、进入看守所内部时，警报忽然响起，格吉罗夫和古巴奇科夫勉强逃脱。奥斯马诺夫不愿再冒险，通过黑市（用现金和盗抢汽车作交换）弄到了PPS冲锋枪、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和两支马卡罗夫手枪。

匪徒们在“罗斯托夫-巴库”公路找目标试枪，某天夜晚发现路边停着一辆“日古利”……正在车内熟睡的年轻男子、老头和老太太惨死。

1979年10月奥斯马诺夫团伙扩充至三十六人，因长期逍遥法外变得极度膨胀，曾计划抢劫国家银行纳尔奇克分行。但他们踩点观察后自忖打不过值班保安、警察和武装押运员，对方火力更猛，遂放弃冒险。之后奥斯马诺夫怂恿格吉罗夫和古巴奇科夫抢劫奇科拉市百货商店，原定10月10日动手。由于古巴奇科夫在某次行动中不慎打伤自己的腿，临时让另一名成员萨夫拉伊尔·凯罗夫顶替他。三人来到柜台前，刚准备掏家伙，一名顾客走进商店，竟是老相识！意外来客打乱了抢劫计划，最终放弃作案匆匆离开。

返程途中经过埃尔霍托沃村，饥肠辘辘的奥斯马诺夫进“索菲娅”餐厅买饭买酒，正好看见职员清点营业款。所谓贼不走空，奥斯马诺夫返回汽车，提议打劫餐厅。格吉罗夫与“索菲娅”餐厅某女服务员有染，出言反对，奥斯马诺夫破口大骂，喝令他服从。

三人行至门廊，迎面撞见门卫别捷耶夫，他喊：“站住，不然开枪了！”匪徒不知道这是门卫一贯的玩笑，他经常对天黑来餐厅的客人说这话。奥斯马诺夫、凯罗夫和格吉罗夫当了真，近距离射杀别捷耶夫，又打死跟着主人冲出来的看门狗“旋风”。后来奥斯马诺夫供称：“如果这个门卫当时不多嘴，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我也不会坐在你们面前了。他真把我惹火了。”

解决掉跑出餐厅的驾驶员格尔吉耶夫，三人冲进大堂开枪扫射……

伏法受诛

为了逃避死刑，团伙成员积极配合审讯。他们还交代了一个细节：不拿走死者随身贵重物品是奥斯马诺夫本人的命令，他认为这样“不道德”。

随着侦查接近尾声，出现了新问题——在什么地方审判匪帮。在高加索本地开庭风险不小，仍有部分团伙成员在逃，他们可能袭击法院大楼劫囚。而且这种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办案期间潜在的控方证人曾收到匿名恐吓信，其中一封寄给卡巴尔达—巴尔卡尔АССР乌尔万斯基地区某个村苏维埃主席，扬言：“你这个村苏维埃主席要为奥斯马诺夫之死负责。我们不是单打独斗，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到你们村。”

权衡了各种可能方案，侦查员最终选定弗拉基米尔市一栋墙体非常坚固的建筑。开庭期间大楼被多辆装甲运兵车和约一百五十个内务部队战士严密包围，另有三百名警员和国安人员在建筑外围方圆几千米戒备。除遇难者亲属外，幸存者扎莉娜·多耶娃-卡尔萨诺娃也出席了庭审，她回忆：“第一天庭审时我从劫匪身边走过，举起带着固定护具的手狠狠砸在奥斯马诺夫头上。我对他说：‘这是替卡兹别克、替你害死的所有人、替我被毁的幸福打的。’奥斯马诺夫仰面摔倒，爬起来还想打我，当即被警察控制。”

四名主犯免死的希望终究落空。1981年北奥塞梯АССР最高法院判处奥斯马诺夫、格吉罗夫、凯罗夫和古巴奇科夫死刑（宣判当天是古巴奇科夫的生日）。四人向苏联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但维持裁决不变，很快被执行枪决。团伙其余十二名成员分别获刑10-15年不等。

后记

惨案之后，“索菲娅”餐厅的管理层强迫员工清洗大厅血迹，被员工们断然拒绝。于是在外面找人，请来几个上年纪的哥萨克妇女，许以高额酬劳，让她们把餐厅擦拭干净。这些人边干活边流泪，时而扔下抹布跑出去缓一缓。刚开始她们用手捧起血污，后来有人给她们拿了扁平的碗。

可是即便经过装修，顾客仍不愿光顾“索菲娅”，餐厅最终歇业，不久后整体拆除了。此地逐渐传出“被诅咒”恶名：位于已拆除餐厅对面、共和国境内著名的塔塔尔图普清真寺宣礼塔1984年莫名其妙倒塌。（译注：亦有说法称1981年宣礼塔修缮期间因工程失误倒塌）

延伸阅读：

1958年建筑学校女宿舍枪击案

1974年巴赫奇萨赖抢劫杀人案

罪行累累的切雷舍夫兄弟团伙

柯尼金团伙抢劫百货商店案

▢ 弗拉基米尔·阿巴利诺夫

苏联镇压的历史还远远没有写完。我们只听说过那些名人的命运，而且仅知其大概不知其细节。“一般的”大恐怖受害者充其量在殉难者名录上留下寥寥几个字，但正是普通公民的案件才使我们看清当年肆无忌惮的暴政。今天讲述的这起冤案之所以能够大白于天下，也是仰赖乌克兰2015年4月通过的《1917-1991年共产主义极权镇压机关档案开放法》。查看案卷封面，最扎眼的是本案持续时间之长令人难以置信——1947年12月立案、1993年4月结案，历时四十四年四个月。难道涉案者是老奸巨猾的人民公敌吗？非也，她是一名十八岁少女。镇压机器始终无法证明她有罪，于是施以法外处罚，送她去服苦役。

1947年12月11日乌克兰国家安全机关逮捕了沃伦州戈洛布斯基地区乌格雷-2村居民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捷尔卡奇，1928年出生，无党派，未婚，四年级文化程度，邮递员职业。指控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犯有《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第54-1″a”条和第54-11条规定的罪行，即“叛国”和“参加反革命组织”。如果罪名成立，她可能被判处枪决或十年有期徒刑并没收财产。

正式逮捕时捷尔卡奇已经被羁押了六天，羁押理由不明。而且早在12月6日她就向乌克兰国家安全部地区分局的侦查员斯米尔诺夫上尉作出了有罪供述。

问：侦查机关掌握的材料表明，您与”OУН-УПА”地下匪帮存在组织联系？
答：是的，我与”OУН-УПА”地下匪帮存在组织联系。
问：请说明您是在何时、被哪一个匪首拉拢，与”OУН”地下匪帮建立组织联系的？
答：我是1946年2月被拉入”OУН”地下匪帮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
问：请谈谈您在与”ОУН”非法武装匪帮保持组织联系期间所从事的反苏民族主义活动。
答：在1946年2月-1947年10月期间，我与”ОУН”非法匪帮保持组织联系，我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多次与匪徒会面，向他们提供苏联报纸和食品，在村庄进行侦察活动……

（译注：”OУН-УПА”指的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

所谓“被拉拢”当天，两名武装人员进入克谢尼娅·捷尔卡奇家中，问她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捷尔卡奇如实回答。其中一人问她是否有苏联报纸，她说有，递给他们每人各一份。来者领头的自称“卡利纳”，称呼同伴“莫罗兹”（这两个化名均见于档案记载。化名“卡利纳”的”OУН-УПА”成员至少三位，化名“莫罗兹”的至少五位）。临走前“卡利纳”交给克谢尼娅一项任务：去找同村名叫莉科拉·阿舒利克的姑娘，让她给“卡利纳”织一副手套。克谢尼娅照办。

克谢尼娅还承认她两次接收并转交村民密信——即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用细小字迹写在卷烟纸的条子。第一次是同村妇女娜塔莉娅·萨赫纽克给她的，匪徒在信中要求克谢尼娅辞掉邮递员工作；第二次是村民德米特里·弗拉修克给她的，让她把信交付邻村的伊万·多罗费耶维奇·津丘克，克谢尼娅同样照办了。

今天我们知道，战争最后一年乌克兰地下武装组织被迫经历一段“女人当家”时期。女性承担了为”OУН-УПА”队伍提供给养的任务，充当联络员和探子。每个联络员只掌握一个联络对象，但她们共同构成所谓的“女性网络”。克谢尼娅·捷尔卡奇是否是联络员之一？侦查机关终究未给出明确答案。

12月21日侦查员决定根据上述法律条款起诉К.В.捷尔卡奇。在搜查住宅时发现的一本书的封皮进一步加重了她可能面临的刑罚，因为封皮背面有一段手写文字。捷尔卡奇在审讯中说：“所出示的反苏和民族主义内容的文字，写在《一段人生历史》（注：伊琳娜·维尔德194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小册子封面，确实是在我被捕时从我家搜出的，但不是我写的，我也无法说明是谁在何时写的。”她还坚决否认关于她张贴”ОУН”传单的指控。

之后在乌克兰国家安全部卢茨克州分局的审讯中，捷尔卡奇否认先前供述。按她的说法，她或是“作了虚假陈述”，或是如实陈述情况但侦查员不知何故记录错误。于是安排捷尔卡奇与伊万·津丘克和娜塔莉娅·萨赫纽克当面对质，克谢尼娅部分确认了他们的供词。

次年1月9日，州分局侦查员泽列诺夫中尉决定将写在伊琳娜·维尔德小说封皮背面的“反苏、民族主义谰言”纳入案卷，“谰言”的内容是：“乌克兰民族统一国家万岁！”及另外两句类似的话。同一张纸上附有说明：“此件系从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捷尔卡奇处查获”。另外还有克谢尼娅亲笔供认：“这段文字是我写的，在我被拘留时从我家查获。”

案卷下一份文件是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丹尼柳克的尸检记录，她是另一名证人。死因鉴定为自杀（投井溺亡）。在案卷中她被列为克谢尼娅·捷尔卡奇转交的某份密信的收件人。另据查明，被要求织手套的莉科拉·阿舒利克不住在乌格雷-2村，具体位置不详。

案卷文件夹附有收条，证明К.В.捷尔卡奇已知悉预审材料，没有任何补充意见和申请。接下来是体检证明：“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捷尔卡奇，1928年出生，健康，适合从事体力劳动”。

1948年1月9日案件移送沃伦州内务部军事法庭，2月3日开庭，司法上尉库兹涅佐夫主审。克谢尼娅同案的两名被告是她同乡——叶芙多基娅·马特维耶芙娜·弗拉修克和娜塔莉娅·叶菲莫芙娜·萨赫纽克，此二人均在第一次庭审时承认了所指控的罪行。

弗拉修克供称，1947年夏天她进森林采摘浆果，遭遇两名持枪的УПА。得知她的身份和工作后，持枪者命令她将一份密信交给伊万·津丘克。15-20天后娜塔莉娅·萨赫纽克到她家，将一份给弗拉修克的密信交给她。叶芙多基娅文盲，让小儿子读信，信中指示她带猪油和面包到约定的森林地点。弗拉修克没有面包也没有猪油，空手前往约定地点，遇见一伙人，包括一个绰号“齐尔卡”的（根据业务文件，这个化名是“狼-3”营的百人队长弗拉基米尔·希瓦克）。弗拉修克被放回家，从此再没接触УПА分子。

被告人萨赫纽克供称，1947年夏天她在村内遇见两名骑马持枪者，对方给她两份密信，让她转交弗拉修克和捷尔卡奇。她送完信之后一个月，在村外放牛时又遇见两名持枪者，对方询问了本村情况，命令她送密信给津丘克和亚历山德拉·丹尼柳克。此后再未见过武装人员。

克谢尼娅·捷尔卡奇在庭上态度强硬，坚称自己无罪，表示：“我从未与’OУН’匪徒有任何联系。我本人从未与匪徒见面，也从未接受或完成过他们的任何指示，更未帮助’OУН’传递信件。”她还说自己从未给过匪徒报纸，“因为我所有的报纸都有登记，少一份没法向订户交代”。

法庭向捷尔卡奇出示写有“谋反文字”的书册封皮，她表示封皮确实是她的，但搜查是她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字是谁写的她不知道，她的签字是在国家安全人员斯米尔诺夫上尉“要求并坚持”之下被迫签的。她说：“戈洛布斯基地区国家安全局的斯米尔诺夫同志并未逮捕我，也没在我在场的情况下搜查我家，更没清点我的财产。”她还声称在预审期间被迫作出虚假供述，“因为审讯时他们吓唬我，甚至有一次打我的脸”。在州分局的审讯中她“继续作假口供，因为害怕如果改变供词就会像在区分局那样被殴打”。此外她还坚称记载假口供的笔录不是她本人签署，上面的签名不是她写的。“预审阶段在国家安全部州分局侦查科所做的胡言乱语供述，我一概否认。1947年12月21日确实是侦查员泽列诺夫对我进行的讯问，但我并未向他供述所谓1946-1947年间两次见过УПА匪徒，侦查员泽列诺夫为何这样记录我不知道。我从未对他讲过这些话。”

法庭随后传唤正在羁押的证人伊万·津丘克。他供称1947年夏天克谢尼娅·捷尔卡奇送给他一份“齐尔卡”的密信，信中要求津丘克通过捷尔卡奇转交一升酒精和一条裤子。但津丘克既没有酒也没有裤子，于是请捷尔卡奇把情况转告“齐尔卡”。检察官就此提问，克谢尼娅·捷尔卡奇回答：“伊万·津丘克的证词我完全不予确认。”据她说，津丘克曾找她借一百卢布公款（是克谢尼娅向村民代收的订报费），但拒不还钱，因此诬陷她。时任村苏维埃主席的津丘克承认自己确实向捷尔卡奇借过一百卢布，“用于为本村儿童购买童鞋”。

检察院的司法少校希多罗夫表示，在他看来弗拉修克和萨赫纽克的罪行已经得到证实，而捷尔卡奇的罪行“尚未完全证实”。为查明她的责任，需要进行补充侦查，尤其是笔迹鉴定。辩护律师弗伦克尔也同意检察官的意见，于是案件被发回补充侦查。2月10日此案被州分局的泽列诺夫中尉重新受理，正是他此前未查清案件并制作假笔录。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打给了基辅。

弗拉修克、萨赫纽克分别被判处二十五年劳改，并处没收财产；津丘克被判十年。等待笔迹鉴定结论期间泽列诺夫继续审讯克谢尼娅，但她态度坚决，否认先前的供述，声称因为害怕才配合。

笔记鉴定迟迟不出结果，泽列诺夫连续延长捷尔卡奇的羁押期限，每次一个月。此时出现了一名新证人——玛丽亚·梅连季耶芙娜·朱西。她供称克谢尼娅·捷尔卡奇曾拿反苏小册子和传单给她阅读。克谢尼娅断然否认，同时否认自己认识朱西。两人当面对质，但年仅十八岁、文化程度不高的少女克谢尼娅在对质中毫不退缩。尽管如此，九份传单和小册子仍被视为证据纳入案卷。

军事法庭要求进行笔迹鉴定的决定，造成侦察难以继续。虽然克谢尼娅的做法看起来很幼稚，但确实奏效了。1948年5月20日沃伦州国家安全局再次请求基辅加快鉴定：“由于缺乏笔迹鉴定结果，无法结束对捷尔卡奇案的侦查，她已被拘留调查六个月。”基辅方面答复进行鉴定需要捷尔卡奇的“自愿笔迹样本”，侦查机关遂向基辅送去捷尔卡奇签字的七份付款凭证，以及一份她本人填写的社会主义竞赛合同。可这些样本仍不够，1948年6月1日案件在无笔记鉴定结论的情况下被退回卢茨克：“进行鉴定需要捷尔卡奇在被捕前书写的5-6页手稿，但未能取得。”

6月9日申请被递交至苏联国家安全部”Д”处，”Д”处的主要任务是制作密写工具和伪造文件，也负责文件和笔迹鉴定。捷尔卡奇的羁押期限又被延长三次。7月31日笔迹鉴定结论终于送达，称：捷尔卡奇被捕后获取的笔迹样本中“存在若干故意歪曲特征”，但专家仍然认为讯问笔录上的签名系捷尔卡奇本人亲笔。至于书册封皮背面的反苏“谰言”，鉴定认为“特征吻合度及其个性化为推定该匿名文本系К.В.捷尔卡奇所写提供了依据。但无法作出更明确结论，因为未提供捷尔卡奇被捕前的自愿笔迹样本供研究。”

第二次侦察至此告一段落。案卷新增一份“适合体力劳动”的体格鉴定。

而在泽列诺夫撰写的新版起诉意见中，专家的推定直接变成了确认。克谢尼娅受胁迫做出的口供及证人证词均被认为真实可信。鉴于本案三名证人已被判刑且正在服刑，第四名证人已死，泽列诺夫建议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适用非司法程序处理此案，不再传唤证人。泽列诺夫认为十年劳改并没收财产是公正的惩罚。另有单独决议建议把她送进特别劳改营。

特别会议（起初称作特别委员会）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22年8月设立，当时仅限作出最长不超过三年的行政流放决定或驱逐出境决定，例如1922年11月流放所谓“哲学家之船”的乘客出国。1924年特别会议获得了判处最长三年监禁的权力，之后这一期限被放宽至五年、八年。1940年12月授予特别会议没收财产的权力，1941年11月因战时需要又授予其判处任何刑期乃至死刑的权力——所有裁决皆不得上诉。战后其权柄如故，特别会议每次开会要审理几百起案件，例如1950年2月10日当天特别会议审理了1592起案件。显然，面对如此巨大的工作量，他们只能照搬侦查机关已作出的处罚决定。

12月11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审理克谢尼娅·捷尔卡奇案，决定：判处10年劳改营监禁，不没收财产且不剥夺公民权利。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不愿屈服于命运，1949年7月她递交了充满泪水的申诉信，回信地址写着：“伊尔库茨克州泰舍特市，410-03信箱”。特别会议秘书处审查了（似乎只是快速翻阅了）这份申诉，决定：“申诉不予处理。”文件上有高级侦查员阿科皮扬中校的签字、秘书处主任叶绍洛夫少将的核准。

斯大林死后九个月，1953年12月克谢尼娅又向苏联总检察长寄出第二封申诉信。这次她的表述更大胆：“我已服完刑期的一多半，我父母全家都被迁往西伯利亚——秋明州，韦利扎恩斯基地区，布赫塔利的木材加工厂。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不比在老家更差，起码我们全都彻底摆脱了背叛性的环境——由于世界反革命敌对势力的阴谋，这种环境在西乌克兰至今仍十分普遍。家人的物质条件都还好，也有能力帮助我。再过四年我将服满刑期，希望能回到家人身边，在那里找到安居乐业的条件。可是我背负的侮辱性的、毫无根据的‘苏维埃政权和劳动人民之敌’的污名，使我无法平静下来接受自己和家人的处境。”

克谢尼娅点名指出那些“耍阴谋诡计”令她“背负叛徒污名而陷入孤立”的人，其中一位是伊万·津丘克，另一位是侦查员斯米尔诺夫。她写道：斯米尔诺夫“在我的案件中绝非客观的苏联侦查员，而是苏维埃政权的隐蔽敌人，也是我个人的敌人，怀有挑衅性目的”。她说斯米尔诺夫“终究成功地使我蒙上了怀疑的阴影，使苏联司法做出误判，并促成我蹲大牢”。

根据申诉材料，斯米尔诺夫曾被叫到州分局与捷尔卡奇当面对质。他在对质中承认写有反苏“谰言”的书册封皮并非在一次不存在的搜查中起获，而是“在逮捕前很久，其他国安人员偶然借宿时获取的”。克谢尼娅说在讯问和对质之后，斯米尔诺夫“威胁我，如果他无法找到材料起诉我，那就要换别人来了”。之后果然出现新证人——玛丽亚·梅连季耶芙娜·朱西（“我和她完全不认识”），声称捷尔卡奇曾经给过她反苏小册子和传单。克谢尼娅还写道，特别会议宣布裁决之后，斯米尔诺夫违背裁决，“带着他的同事，依据我不知道的文件和理由到我家，没收了属于我的财产：我的奶牛和全部衣物，也就是父母为我准备的全部嫁妆。”

申诉书附有一份证明文件，显示К.В.捷尔卡奇正在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的佩斯恰内劳改营（译注：即第八特别劳改营，专门关押政治犯，有煤矿、采石场、砖厂、肉类加工厂等设施）服刑。她的刑期起算时间（国家安全部的又一卑劣行径）不是特别会议裁决写明的1947年12月11日被捕之日，变成了原因不详的1950年10月27日。

申诉被转交给乌克兰沃伦州国家安全局，局长斯捷布洛夫斯基上校分别向侦查员泽列诺夫（现任上尉）和斯米尔诺夫（现任少校）索取书面说明。泽列诺夫固执旧词，将捷尔卡奇的“翻供”解释为企图逃避应受的惩罚，仅在陈述笔迹鉴定结论时承认“谰言”的作者身份系“推定”。斯米尔诺夫则称捷尔卡奇的指控“与事实不符”，书册封皮就是1947年12月11日捷尔卡奇被捕时查获的，他从未因捷尔卡奇案被叫到州分局，也没有与她当面对质，所谓没收财产同样是诬告。

然而时代不同了。1953年12月贝利亚被捕枪决之后，国家安全部机关人人自危，空洞的敷衍解释无法蒙混过关。沃伦州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阿列克谢耶夫中尉接手申诉复核工作。由于已故证人丹尼柳克系文盲，不可能阅读“密信”，阿列克谢耶夫讯问其女儿阿库利娜（1935年生，五年级文化程度）。阿库利娜表示认识克谢尼娅·捷尔卡奇，但对她与”ОУН”的联系一无所知。至于已故的母亲，确实曾有武装人员登门拜访，但与母亲谈了什么阿库利娜因年幼并不清楚：“不关心他们的事情和谈话内容”。她从未见过任何密信，也从未替母亲读过此类文字。阿列克谢耶夫追问：“侦查机关已知悉您曾给母亲亚历山德拉·丹尼柳克读过’OУН’匪徒送来的密信，因此我要求您作出真实陈述。”阿库利娜回答：她刚才的陈述千真万确。

阿列克谢耶夫又传唤从未出现在案卷中的伊万·阿基莫维奇·霍缅丘克问话，他表示记得克谢尼娅·捷尔卡奇，但印象很模糊，从未与”ОУН”匪徒有任何接触。阿列克谢耶夫大声恫吓：“您撒谎，我要求您就所提问题作真实供述！”对方拒不改口。

至此没有别人可查问了。村苏维埃证明本案其余证人或者正在服刑、或者不知去向、或者从未在本村居住。1954年6月24日沃伦州国家安全局高级侦查员希巴洛夫上尉决定：“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关于К.В.捷尔卡奇的有罪决定不能认为有根据”，因此“拟将被判刑的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捷尔卡奇（1928年出生）的刑期减至已实际服完的年数，将其释放”。斯捷布洛夫斯基上校批示：“许可”。

苏联军事总检察院的扎尔科夫司法中校不满意减刑释放决定。七个月后（推测克谢尼娅此时已获释）即1955年3月8日他明确指出捷尔卡奇案系捏造。案卷材料显示，被告捷尔卡奇1947年12月6日即以“被扣留者”的身份被逮捕并接受审讯，但案卷中未见扣留记录，表格上注明的逮捕日期为1947年12月10日，逮捕和搜查令却是1947年12月11日开具的。所以捷尔卡齐被非法羁押五日。

此外，搜查记录（即所谓在К.В.捷尔卡奇家查获包含民族主义煽动内容字迹的搜查）和登记的财产清单都存在涂改和修正痕迹……并且1947年12月11日进行搜查和财产清点时捷尔卡齐不可能在场，因为她已被戈洛布斯基地区国家安全局非法羁押。扎尔科夫亦强调，关于字迹作者身份的结论“建立在推定之上”。

扎尔科夫接着列举了证人证词的多个矛盾之处，指出这些证人在再次审讯时竟然“回忆起了”之前没说过的克谢尼娅犯罪情节，又指出证人М.М.朱西是国家安全部的秘密线人，她所谓捷尔卡奇曾将小册子和传单送给她阅读的证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存在疑点”。朱西供称上述传单和小册子她是1947年10月从捷尔卡奇处获得的，但直到1948年5月才交给地区国家安全局，间隔了八个月。

基于上述理由，扎尔科夫认为无法证明捷尔卡奇有罪。他建议将本案呈交负责审查因“反革命罪”获刑案件的中央委员会，并建议撤销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的裁决，终止对捷尔卡奇案的司法程序，恢复她的自由。1955年3月21日中央委员会采纳了扎尔科夫的建议。

但故事到此尚未结束，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不等于平反昭雪。1982年2月12日家住卢茨克市的克谢尼娅·捷尔卡奇又向沃伦州检察机关提交申诉，从这份申诉中我们得知她曾在收到“维持原裁决”的敷衍答复后尝试逃离劳改营，因此1950年3月被加刑三年。她写道：“我在服刑期间坚持劳动，一向能够完成规定指标……鉴于我目前已接近退休年龄，办理退休需要明确的工龄，但我在羁押场所的劳动时间不计入工龄，所以我不得不请求恢复名誉。”

案卷最后一份文件日期为1993年4月，是一份证明材料：“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捷尔卡奇已于1989年10月18日根据沃伦州检察院的决定获得平反，其情况适用1991年4月17日通过的《乌克兰平反政治镇压受害者法》。”有理由相信，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也依据该法律获得了被非法没收的嫁妆的补偿。这一年她六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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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热列兹诺娃冤案

六位斯大林镇压受害者的自述

久经关押的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

抓饭是广受欢迎的中亚美食，鸡心抓饭是其众多版本之一，而且我们认为这个版本非常成功。鸡心富含蛋白质、B族维生素、铁、锌和钾，易于消化，价廉易得，搭配东方香料十分软嫩可口。

所需食材：

鸡心：500克
长粒稻米：300克
胡萝卜：2个
圆葱：1个
大蒜：1头
孜然：0.5勺
姜黄：0.25勺
黑胡椒粉、盐：酌量
植物油

步骤：

大米充分淘洗，尽可能洗掉米粒表面的淀粉。温水浸泡待用。

流水冲洗鸡心，去除脂肪、残留血管和破损部位。洗净的鸡心切成两半，内部如有血块务必摘除，再用温水彻底冲洗。

圆葱切半环（如果是大圆葱可切四分之一环），胡萝卜切粗丝。

取深锅，倒入稍多植物油烧热。中亚地区制作抓饭常用棉籽油，我们可用普通葵花籽油，最好是烟点较高的。油热放圆葱，小火炒至透明并略微金黄色。

倒入充分沥干水的鸡心（否则会热油迸溅），大火翻炒圆葱和鸡心，此时不要加盐。

加入胡萝卜丝翻炒，根据口味撒盐、孜然、黑胡椒粉和姜黄，搅拌均匀继续加热1分钟，倒入沸水，水量刚好没过鸡心。转至中火，盖锅盖炖煮10分钟。

大米入锅铺平，切不可搅拌。沿锅边缓慢倒热水，水面高出米约1㎝。盖锅盖，最小火煮5分钟。此时处理大蒜：剥掉外层皮，切掉顶部和根部。

将整头大蒜按入米饭，用竹签在米饭表面扎5-7个深孔，盖锅盖小火继续焖煮15-20分钟。

鸡心抓饭适合装在大平盘上桌，把米饭和肉分层摆放，可根据需要撒些切碎的绿色香草点缀。

小提示：
在家做鸡心抓饭，炒胡萝卜的阶段加入番茄酱是不错的选择，如果胡萝卜不够甜，可以放糖中和番茄酱的酸味。其他鸡内脏当然也可以，比如鸡胗，需要彻底洗净并焯水再使用。

▢ 阿尔乔姆·米罗诺夫

我想讲述我的四位亲人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经历。这些故事如果现在不写出来，很快就会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因为事件亲历者已经去世了。

侦察兵登上国会大厦

我外公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阿尔先季耶夫曾在侦察单位服役。他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他在路旁的树林醒来，躺在地上，脑子一片空白。尼古拉躺着寻思：我是谁？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其他人呢？开始努力回忆……他们侦察小组一共三个人，难道都打死了吗？他试着站起来，坏了，怎么也起不来（后来才知道被炮弹震伤了）。

他就这样一直躺到傍晚。想起战斗，想起自己身处敌后。自己人在哪儿？完全不知道啊。忽然瞧见一个男人赶着马车驶来，车上载着伤员。他与押车的军官对视一眼，军官立刻认出了尼古拉，命令车夫，“停下，这是我们的阿尔先季耶夫，得把他带上。”

赶车的回答：“我不停，到处都是德国人，马也跑不动了。”

中尉厉声喝道：“停！不然我像打死狗一样毙了你！”掏手枪顶在男人太阳穴。男人只好勒马，把路边的伤员抬上车。列兵阿尔先季耶夫就这样获救了。

事后查明战友撇下他撤退，甚至没确认他是死是活。因为这种疏忽他们被送进惩戒营。而我外公打完整场战争，甚至登上柏林国会大厦屋顶。

“瓦西里耶娃，快下来呀！”

我外婆叶芙多基娅·基里洛芙娜·瓦西里耶娃战争年代被派往西伯利亚某职业技术学校，那年她还不满十八岁。简易宿舍的生活条件特别恶劣：饭吃不饱，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甚至没有洗手盆，厕所在院子，大家都睡地，很多人身上长虱子。

经过妈妈反复劝说，她决心从这个地狱般的地方逃回老家——加里宁州苏哈亚尼瓦村。一路搭乘货运火车和各种顺风车，遇见一辆拉炮弹的卡车，直接坐在弹药箱上。远处忽然出现德国轰炸机，两个驾驶员弃车跑向路旁树林，大声叫喊：“瓦西里耶娃，快下来呀，要爆炸啦！！！”可叶芙多基娅心想：“不行，太高了，恐怕来不及了。我的死期到了……”轰炸机扔下几颗炸弹，在卡车附近爆炸，叶芙多基娅竟毫发无损。死亡就这样从她身边溜过去，也许我的外婆真是福大命大之人。

游击队员安娜和守护天使

作家德米特里·古萨罗夫写过一本书叫《超越慈悲的界限》，是关于卡累利阿游击队员的纪实小说。德米特里·古萨罗夫曾与我奶奶安娜·伊万诺芙娜·巴尔季娜并肩打过仗。战争期间安娜在“战友”游击队做卫生员，古萨罗夫的小说也提到过她，但书里没有的一个情节是奶奶亲口告诉我的。

有一天傍晚，激烈的战斗之后，安娜坐在一棵倒伏的树上休息。身边挨着一位伤员，刚刚帮他包扎好。安娜瞅见自己右脚的靴子松了，裹脚布露在外面，俯身想把靴子重新穿好。忽然她抖了一下，伤员像被劈了似的倒地，一颗子弹击中他太阳穴。如果安娜没有俯身，这颗子弹肯定打在她头上，狙击手瞄准的显然是她。

有人会说这是偶然。我不这样想，世间没有偶然。神的安排吗？或许吧。看来守护天使在关键时刻推了我奶奶一把……

朋友永远留在战场……

我爷爷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米罗诺夫，1941年7月从彼得罗扎沃茨克市公路技术学校毕业，应征入伍，进入航校。他们上理论课学习飞机结构，当然也有飞行训练。但由于战争初期飞行员数量比较充足，航空部队缺少地勤人员，他们这个学员排被改编为军械员。

战争期间亚历山大为升空作战的飞机准备武器，这项重要工作关系到许多战友的生命。对他来说最难熬的是等待：能飞回来吗？能活着回来吗？

爷爷最喜欢的电影是《只有老兵才上战场》。他在阿列克谢·斯米尔诺夫饰演的角色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每次观看总是眼含泪水。有一张当年的照片，爷爷站在飞行员朋友身边，这位朋友后来死于空战。如果当初学员排没有被改编，亚历山大很可能像他的朋友一样牺牲。

倘若这四条年轻生命其中之一戛然而止，就不会有我的爸妈，更不会有我。尼古拉和叶芙多基娅是我妈妈的父母，亚历山大和安娜是我爸爸的父母。老人们已先后亡故，却在这短暂的尘世留下自己的痕迹。我有一个亲兄弟，育有一女一子。每当我看着年幼的侄儿，就会思考人生命中某些看似平凡的片段竟蕴含着重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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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巴甫洛夫回忆战斗岁月

伊万·沙巴林少校的战地日记

▢ 弗拉基米尔·多布林
（俄罗斯作家联盟成员，记者）

军事外国语学院的学员1975年被派往阿尔及利亚实习一年。我和同组同学马克西姆住在小城“雷盖亚”，距离首都阿尔及尔市二十千米。次日清晨我俩被洪亮悠长的唤拜声惊醒，浑厚的男性嗓音仿佛近在咫尺，实际是对面宣礼塔发出的。宣礼塔安装了大功率喇叭，召唤穆斯林礼拜的声音周围所有村庄大概都能听见。

我俩没赖床，立刻起身洗漱整理。吃完饼干+可口可乐早餐，七点整出了门。整个学员小组差不多都在楼院聚齐了：三十几位技术人员和两名翻译正在通勤大客车附近抽烟，谈的热火朝天。我们打过招呼加入进去。主管从楼里出来时大家迅速安静，把烟头扔进垃圾桶，环绕主管站好。主管逐一同每个人握手，目光直视对方眼睛，从头到脚仔细打量。翻译之一照稿宣读了他刚听收音机得知的本地和国际新闻，主管介绍了当天的日程，立即登车出发。

我们工作的地点就在昨天降落的国际机场附近，是从事军用航空技术维修、保养和测试的一个企业。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前此处曾是北约空军基地，广阔区域内拥有规模庞大、设备精良的战斗机、运输机、直升机和军用卡车维修间，也有露天停机坪和机库。第一天我们实际没做多少工作，小组主管很快把我们叫进他的“雷诺”公务轿车，带我们去“别墅”，也就是苏联驻阿尔及利亚首席军事顾问办公室。

“别墅”坐落在城市高处的小山坡，一条狭窄弯曲、坡度很陡的巷子蜿蜒向下。这是一栋两层石质建筑，采用古代摩尔人风格，窗户上装了花纹繁复的铁栅栏。厚重的铁门装饰着锻花图案，门后是几个不大的房间，拱形天花板格外显眼。地面和墙壁铺满漂亮瓷砖，组成马赛克图案。

我们在“别墅”交出自己护照，换取纸质身份证，又到会计处领现金，这时我犯了一个小小错误。一位苏联同胞陪同一位阿尔及利亚老人走进会计处，同胞大概三十几岁，是与我们乘坐一架飞机从莫斯科飞来的。在飞机上我曾听他用法语对人说他第一次到阿尔及利亚，今天看来确实如此——因为他没听懂他的阿尔及利亚朋友究竟问会计要什么东西。我看他满脸为难，开口替他翻译说人家想要一张付款单。会计立刻把单据递给阿尔及利亚人，那位同胞却涨红了脸，恶狠狠瞪我一眼。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苏联驻阿尔及利亚首席军事顾问的高级参谋，也就是我的直属上司。

这个职位真不低，应当是中校充任。但这一位却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生——也许他自己希望从军报国，也许是被征召当两年义务兵。回想他的反应，我料定他不会忘记我不请自来的“善意”，肯定要寻机“报答”我。事实果然如此，但他的“报答”却意外地对我有利，后来我挺感谢他的，此中细节暂时按下不表。于是我和马克西姆及我们的主管一起返回空军基地，开始熟悉那边情况。

主管首先领我们去管理处，引见当地航空部门负责人：一位深肤色的阿尔及利亚青年。我得知将被分配到直升机车间，马克西姆则在固定翼飞机车间。我那个车间的工长是一位约莫二十五岁的中尉，特别有礼貌、聪敏且友好。他这个年纪做中尉相当不错了，因为空军基地的指挥员是四十岁的上尉，阿尔及利亚军队总司令兼共和国总统也“只是”上校——我当时在阿尔及利亚没听说谁比他军衔更高。

刚开始我听不太懂当地的法语，有点沮丧。大部分阿尔及利亚人说法语口音很重，与我们的法语教师截然不同。好在短短两天就适应了。但很快又发现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我们在学院学了很多东西，唯独没学技术名词的基础知识。诚然技术门类繁多，几辈子也无法全部掌握，但有些术语却是所有技术领域通用的，比如“螺栓”、“螺母”、“螺钉”、“螺丝刀”、“钳子”等自幼耳熟能详的词。

只好抓紧时间抄下来死记硬背。同时又让我翻译我们的工艺流程图，很有帮助！我埋头俄法技术词典，翻过来覆过去，不久即能够比较顺畅地翻译我国专家与阿尔及利亚人之间的谈话。有时我并不真正明白谈话内容，照字面意思直译，可喜的是双方都能理解彼此。两边频频点头，十分满意沟通结果。苏联人、阿尔及利亚人纷纷夸奖我，来自希奥利艾（译注：立陶宛城市）的直升机厂经理也开始带我参加基地指挥员的重要谈判。应该说这是我熟悉的领域，因为本人从小喜欢航空模型。虽然之前接触的主要是固定翼飞机，但很快弄懂了直升机，明白了它为什么能朝任何方向移动，甚至倒退飞行。这一切使我兴趣盎然。

我们抵达阿尔及利亚恰逢斋月——穆斯林禁食的月份。这期间从黎明到日落人们不得进食、饮水或吸烟，餐馆、酒吧和咖啡馆一律停业，街上也看不见吸烟者，否则会有很大麻烦。阿尔及利亚宗教事务部长呼吁所有人（包括外国人）尊重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苏联方面也指示我们吃饭、吸烟必须避开当地人视线。我们想起学生时代为了不被老师骂，躲在僻静角落偷偷抽烟。

阿尔及利亚人对传统的恪守和坚韧的心理素质令人敬佩。他们忍受一白天饥饿、口渴和烟瘾，表面不动声色、认真工作，日落之后及夜间才放开肚皮大吃。不过并非每个人都能承受这样的作息，我两次目睹车间的青年工人晕倒，所幸没有严重后果。担架总是放在显眼位置。白天只允许飞行员吃饭，因为战斗值班优先。

不过有一位年轻的阿尔及利亚机械师倒是很有意思。斋月期间他用俄语问我“科巴萨”（译注：香肠）是什么，我认真解释了这种食品的性质，并强调通常含有猪肉。可小伙子似乎不介意，追问更多细节。我绞尽脑汁把自己知道的关于香肠的知识全讲了一遍，但他离开时显然不满意。我把此事告诉我国专家，大家都笑了：“他当然知道那是什么。之前我们也给他讲过，还提醒他里面有猪肉，可他不放弃。我们拿给他看，各种各样的香肠，他尝了之后又要更多。只好一直给他带，直到全部吃光。现在他盯上你了，但他要的不是解答而是香肠本身。你不送他就不罢休。”

事实果然如此。我不知道他是否自认穆斯林，但为了不冒犯他，上班时给他带了一块莫斯科熏香肠，用纸包得严严实实。小伙子消失片刻，五分钟后满脸笑容、神态愉悦地在车间走来走去，嘴里叼着火柴棍。

本人与苏联专家团队相处非常融洽，只有一件事起初不太理解：他们躲着我吃饭。斋月期间厂子的食堂不营业，我们的人各自带饭，而且吃得偷偷摸摸，以免刺激或诱惑正在封斋的阿尔及利亚人。所以专家们在一间小屋内关好门，却不知为何把我打发到另一个房间吃饭。我一直不明白其中缘故，直到在其中一人身上闻到酒味儿——多半是直升机防冰装置用的酒精。显然，他们怕我不小心说漏嘴，被上司发现。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与上司之间的关系很紧张。专家们担心这位严厉的领导不给他们延长出差期限，甚至可能提前把他们遣送回国——还没挣够买车钱和房子钱呢。后来他们想通了没必要瞒着我，提议我和他们一起吃饭。至于在工作场合喝杯小酒开胃，我始终是拒绝的，原因有二：即便很少量、度数很低的酒精饮料也会影响口译表现，有时让人词不达意，而且张嘴喷出酒气后果更不堪设想。

专家们理解我的顾虑。为表示信任，他们向我介绍了怎样从防冰装置提取酒精。容量六十升的酒精储罐被预防性地加了挂锁甚至贴了封条——这是操作规程要求的。但总有办法解决，谁让里头装的是大家最爱的液体呢。装置启动时酒精被输送到主旋翼的轴套，通过小孔流向桨叶以防结冰。但如果在地面启动，事先用棉花垫住轴套，再裹上一层吸水织物，酒精就会被吸附储存起来。关机之后，把裹着棉花的织物拧到干净容器内即可，无需储罐钥匙也不必破坏封条。

所以防止酒精被挪用的唯一真正有效办法就是改用电热防冰装置。阿尔及利亚已经开始应用这类装置了。

向我介绍直升机知识的同时，航空机械师们也讲了与之相关的不幸事故，有些简直惨不忍睹。其中一位说：“主旋翼桨叶如果有暗伤裂纹，可能导致桨叶断裂。如果旋转时碎片甩向地面，很容易造成人员伤亡。紧接着转子失衡、倾斜，桨叶疯狂上下甩动，甚至可能砍断尾梁。有一次，桨叶把米-4直升机座舱顶部连带飞行员的头一起削掉了。”

另一位回忆：“三个不靠谱的家伙飞越荒无人烟地方。航程很远，他们就开启自动驾驶仪，定好航向、高度。为了打发无聊时间，他们开始玩牌。玩着玩着忽然一声巨响，直升机剧烈晃动，手中的牌都震掉了。看一眼窗外，又扫一眼仪表盘，一切正常呀：航向正确，高度不变，下方一千米的森林也没什么变化。他们以为撞击大型鸟群了，野鹅之类的……于是继续玩牌。回到机场准备降落，地面人员通过无线电大喊：‘你们疯了吗？千万别降落！起落架没啦！主起落架！’原来他们的轮子擦撞山顶岩石，失去一侧支撑。倘若无人提醒，直升机着陆时必然侧翻，桨叶砍砸地面四分五裂，肯定会死人。最后用机腹降落在一大堆木料上面。”

延伸阅读：

莫斯科显像管厂打工趣事

（儿按：本文一万七千余字，阅读时间二小时。译自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瓦西里·米特罗欣合著《米特罗欣档案II：克格勃在全世界》，原作者列出的参考和引用书目一律从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永恒的友谊”到“永恒的敌意”

苏联情报机关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可追溯至1920年代。1927年警察突袭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译注：张作霖所为），查获大量关于苏联在华间谍活动的文件，其中涉及中共的参与情况和来自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他们在挑唆西方人和当地民众冲突时“不择手段，包括抢劫和屠杀”。1931年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雅科夫·鲁德尼克（化名“伊莱尔·努朗”）（译注：在中国化名“牛兰”）被捕，导致大量关于苏联情报行动和地下共产党的文件被英国掌握。英国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档案“提供了从内部视角观察高度发达的非法共产党组织运作的独特机会，且有无可辩驳的文件证据佐证”。其中引起特别关注的是来自“臭名昭著的安南共产党人阮爱国”的许多信件——此人后来以“胡志明”之名为世人熟知。但英国情报部门认为“最引人注目”的文件是中共处决被指为叛徒的共产党员顾顺章家属的行动报告，该行动由毛泽东未来的总理周恩来指挥执行。1933年，毛的安全主管康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抵达莫斯科，用四年时间学习正处于极度疑惧时期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经验。康生证明了自己是个出色的学生，“大恐怖”时期他成立肃反办公室，投入高度热情清洗中国共产党流亡群体，所指控的罪名大多是虚构的。1937年末康生坐苏联飞机返回毛泽东在长征后建立的延安根据地，继续他在莫斯科开始的迫害运动，并着手建立中国的“古拉格”系统——劳改（“劳动改造”的缩写）。对下属而言，他是“康老”；对外人而言，他是“中国的贝利亚”。康生精通鉴赏中国传统艺术，能双手运笔，是一位技艺高超的书法家，但在个人堕落程度上甚至远超贝利亚——他以亲自监督拷打所谓的“反革命”为乐。除了帮毛润色诗文外，康生还为毛的私人情色收藏添砖加瓦。

尼古拉·列昂诺夫（译注：曾任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副局长）后来声称1930-194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已在中国境内建立起“非常庞大且结构完善的情报网络”。然而1949年夏天，即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即将战胜蒋介石的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中共中央的一个高级代表团在莫斯科抱怨说（可能夸大其词），这张情报网络中很大一部分已被蒋介石及美国人渗透。斯大林至少部分出于对阴谋论的痴迷，采取十分重视的态度。他表示：“形势要求我们统一各情报机构的力量，我们准备立即着手……结成统一战线行动”。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将其在华情报网络成员的名单全部交给中共领导层。与此同时，中共也要求所有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过的中国人主动向党申报。

苏共中央国际部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后来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代人的中苏关系概括为两个截然相反阶段：最初十年是“永恒友谊”时期——世界上两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蜜月期，自从1960年代初则进入了“永恒敌意”时期。在“永恒友谊”的十年间，苏中两国情报机关保持着密切合作。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克格勃继续向中国盟友提供其在华情报网络的详细情况。直到1957年，一批具有中国、蒙古、突厥和朝鲜民族背景的克格勃“地下情报员”（即无外交掩护身份的特务）在中国境内获得假身份后（很可能获得公安部协助），被派往国外执行首次任务。然而，1958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永恒友谊”出现了明显寒意。虽然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愿意尊重斯大林，但不敬畏赫鲁晓夫，认为后者的革命资历不及自己。正如中国东道主所料，赫鲁晓夫不会游泳，所以在毛的泳池“摆拍”时显得十分尴尬。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提出的两项建议：组建由苏联海军上将指挥的中苏联合舰队，以及在中国领土设置苏联监听站，都遭到了毛的愤怒拒绝。未来的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当时负责协调与外国共产党的关系，后来抱怨说：中国在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并未提前告知他们准备在贵宾离京后不久炮击台湾海峡内仍由蒋介石控制的两个离岛。

到了1950年代后期，曾在1950年代初期似乎因精神疾病而暂时失势的康生再次登上舞台，重新成为毛泽东的亲密顾问（同时也替毛物色少女）。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期间对所谓“右倾分子”的清洗，重演了二十年前康生在莫斯科热衷参与的“大恐怖”的骇人场景。毛泽东的医生回忆说：“康生的任务就是打倒并消灭他的同志们，他在1960年代初持续进行的‘调查’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整人奠定了基础”。据估计，1958-1962年间多达一千万名真实的或可疑的“思想反动分子”被投入劳改营，数百万中国民众死于饥荒。

康生是第一个将中苏争端公开化的人。1960年2月在一次华沙条约组织会议上，他发表讲话攻击苏联的政策，同赫鲁晓夫激烈争吵。赫鲁晓夫怒吼：“你没资格和我辩论！我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康生则用语法错乱的俄语反驳：“你的资格比我浅得多！”据一位苏联与会者回忆：“康生的目光令人不寒而栗。大家都怕他。我们苏联人把他比作贝利亚，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极其阴险、冷酷的家伙”。康生的发言虽未在莫斯科发表，却在北京全文刊登（译注：《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康生同志谈目前国际形势》，1960年2月6日《人民日报》）。同年4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实质上指责莫斯科“篡改、阉割、背叛了列宁学说”。赫鲁晓夫则在6月公开反击，称毛泽东是“极左分子、极端教条主义者和左倾修正主义者”。

一个月后苏联撤回援华的全部专家。接下来几年，克格勃与苏联外交部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都试图调往其他岗位，以免汉学家的身份阻碍仕途发展。不过莫斯科仍希望避免与北京的争吵演变成分裂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重大裂痕。1960年代初苏联与中国通常只限于隔空攻击：莫斯科谴责阿尔巴尼亚的强硬派，北京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苏联最后一次试图弥合中苏分歧是1963年7月提议召开高级党代表团会议，然而由未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对任何和解都不感兴趣。康生再次对苏共中央领导层发动最猛烈抨击，他慷慨激昂地捍卫斯大林，控诉赫鲁晓夫用“咒骂与污蔑”玷污斯大林的名声：
“难道苏联共产党——这个曾长期受到全世界革命人民爱戴和尊敬的政党——竟让一个‘强盗’担任了几十年的伟大领袖？照你的说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年复一年发展壮大，竟是由某个‘混蛋’领导的”。
接着，康生说出了或许自1956年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以来，在莫斯科共产党高级会议上无人敢公开讲的话。他讥讽赫鲁晓夫，引用他以前多次吹捧斯大林是“伟大天才、导师、人类伟大领袖”的赞词，并提及赫鲁晓夫当年（与康生）曾热情参加“大恐怖”，企图“将托派/右派的腐肉从地球上彻底扫除”。康生这番惊人演讲令苏方代表深感震惊，更惊讶是他全程以咬牙切齿的语气讲完。

1963年夏天的莫斯科会谈不欢而散，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尖锐论战的开始。1964年4月一名苏联高级官员甚至指责北京搞种族主义阴谋，挑唆黄种人和黑人“对抗白人”——他声称这样的政策“与纳粹主义无异”。中国也被指控为资助“大跃进”贩卖毒品。苏联的猛烈抨击反映出莫斯科对苏中分裂的深切愤慨。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近半个世纪，苏联一直可以依靠世界各国共产党对它的无条件忠诚，如今却被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产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指控为异端。北京在第三世界展开的魅力攻势进一步加剧了莫斯科的警觉。中国在亚洲与巴基斯坦、缅甸和印尼建立了密切关系。1964年北京又与十四个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国家全部终止承认台湾国民党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情报中心获悉一些国家公开展示的苏联阵营领导人肖像被巨幅毛泽东像取代或掩盖，感到十分恼火。中心命令记录每一幅毛画像出现的时间与地点。德国国家安全部侦察总局（HVA）长期负责人马库斯·沃尔夫抱怨说，应克格勃的要求他被迫在机构驻扎的每个非洲国家进行这种“毫无意义的工作”，也就是统计公开展示的“伟大舵手”画像的数量。1964年10月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不仅显著提升了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国际声望，也急剧增加了对苏联的战略威胁。

当“永恒的友谊”让位于“永恒的敌意”，苏联驻世界各地情报站都接到指示将“К组”（К代表’Китай’，即“中国”）列为仅次于“主要对手”（译注：”ГП组”，指美国）及其主要盟友的优先行动事项。但在中国境内，斯大林早年决定向中共领导层公开苏联情报网络全部人员身份的举动，严重削弱了克格勃在华情报搜集能力。此后直到苏联解体，情报中心始终存在着尼古拉·列昂诺夫所言的“我们中国情报来源方面无法弥合的鸿沟”。姓名被移交给中国公安部的原苏联特工大多或被处决或被扔进劳改营等死。由于公安部掌握了在1950年代获得中国假身份的“秘密情报员”的真实姓名，这些人已无法再被用于针对中国开展行动，所以K组的行动多数在中国境外实施。但中国驻外官员被严格要求必须两人或多人结伴外出，某退休西方情报官员回忆说：“你永远不可能单独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因此K组花了许多精力尝试招募能够接触中国官员的非中国籍人士。1960年代一个重要的K组情报来源是芬兰商人哈利·伊尔马利·哈特维格（代号“UNTO”），他是芬中友好协会理事会成员，经常会晤中国大使或其他驻芬外交官。友协理事会与中国外交官的面谈多在哈特维格办公室进行，而他办公室的餐具柜被克格勃偷偷装了窃听器。至少有一次涉及中国大使、讨论中苏关系及中国对斯堪的纳维亚和南斯拉夫政策的谈话记录节选被直接呈送苏共中央政治局。尽管通过哈特维格获取的情报不包含任何机密信息，仍被高度重视，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克格勃对华情报收集能力的普遍薄弱。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正式名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成为克格勃在全世界活动最困难、最危险的地方。毛试图以乌托邦革命模式重塑整个中国社会，释放出全面的恐怖。数百万狂热青年红卫兵被鼓动起来清除一切“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痕迹——这些似乎无处不在。资深的共产党干部与知识分子被戴上高帽游街、虐待、监禁，一些人被逼自杀。苏联领导人则被斥为“历史上最大的叛徒和变节者”。正如三十年前斯大林“大恐怖”时期一样，被红卫兵揭发、迫害的“人民公敌”大多没有真实罪行。并且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相似，这场血腥运动也伴随着令人作呕的个人崇拜。毛泽东被颂扬为“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每天都以跳“忠字舞”开始——“你先把手放到头上，再放到心口，然后你上下跳跃，表示你全身心充满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各派系组织迫害伟大舵手的假想敌时竞相残酷，谁都宣称自己比别人更拥毛。

正如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后来承认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境内发展情报人员“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在北京，“我们的人，无论外交官或驾驶员，都像白乌鸦一样显眼”。1967年9月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局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在命令中指出，北京情报站正被迫在“围困状态”下运行。苏联与中国官员的接触极少且受到严密监视。红卫兵的反间谍狂热和极端排外情绪，令外交官们在北京街头行走都困难重重。凡家中收藏外文书籍者，被迫跪着爬过街道受辱；被发现收听外国广播者直接投入监狱。正如日后中国政府报告所承认的那样：“会讲外语或曾经出国都成了充当‘敌特’的‘证据’”。通往苏联驻华使馆的街道改名叫“反修路”（译注：原名“东扬威街”）。1967年苏联外交官与克格勃人员家属离开北京机场返回莫斯科时，遭到粗暴对待。

文化大革命年间从北京传回情报中心的最有价值的第一手报告来自几名有蒙古或中亚血统的克格勃官员，他们能假扮中国公民，藏在外交车辆的后备箱，趁着夜色掩护溜出苏联大使馆。一旦有机会脱身，他们便混进在贴满标语的街头游荡的人群，悄悄阅读当天的“大字报”（禁止外国人接近），参加政治集会，购买刊登全国消息的“小报”。1967年末他们首次看见批判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字报，指控他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头号当权派”。次年刘少奇被捕，随即有22000多人因为涉嫌同情他也被捕。甚至一位曾在劳动模范大会上接受刘少奇祝贺的掏粪工（译注：时传祥），因为留下合影照，也被挂牌游斗折磨得精神失常。红卫兵奉行“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信条，将刘少奇的一个孩子推到铁轨上碾死（译注：长子刘允斌，1967年11月卧轨自杀）。刘少奇本人在狱中受残酷虐待，患肺炎与糖尿病不给治疗（译注：实际有治疗），1969年裸体死于囚室地板。

（儿按：1972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警卫工作座谈会，公安部长李震发言：“北边主要是苏修搞我们，现已捉到十五名特务，还有没捉到的，主要是来搞情报的。他们不仅对老关系进行勾连，还对这些人的家属进行收买。苏修使馆工作人员也公开出来向群众套情报。苏修使馆工作人员将汽车开到钓鱼台外面进行电话窃听。载波电话很不保密。”）

“走资本主义路线的第二号当权派”邓小平，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被免职并下放劳动——但很可能受益于毛泽东的个人指示，保住性命。红卫兵将仇恨发泄在他的长子身上，把这位物理系学生从北京大学二楼窗户扔下去（译注：邓朴方跳楼逃避殴打摔伤）。没有一个同学敢搭救，也没有医生愿意为他做手术，最终下半身瘫痪。情报中心不断收到关于混乱与暴行的报告，将文化大革命解读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次东方野蛮堕落，而非一党制国家内部的动乱。不过，尽管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者可能多达三千万，罹难人数（约一百万）仍少于斯大林“大恐怖”的死者。

1966年4月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批准了第一总局关于1966-1967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香港开展情报行动的计划，完全未涉及在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招募线人的几乎毫无希望的任务。计划转而着重利用潜入人员及特工渗透中国与苏联接壤的北部边境，或受苏联控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境。计划还包括在香港建立秘密情报站，安排人员短期访问中国（其中一些与蒙古情报机关合作），但承认在中国建立克格勃情报站的计划仅能停留在初步阶段。1966-1967年计划中最有野心的部分，是筹备与边境地区克格勃单位及蒙古安全部门协作开展跨境行动。

对克格勃而言，中国最容易被渗透的地区是位于西北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是一片广袤的山地和沙漠，毗邻哈萨克、吉尔吉斯两个共和国与蒙古的边境，与这些国家在民族、文化和宗教上的联系比与中国内地更密切。尽管新疆约占中国国土六分之一，面积相当于西欧，但居民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4%（12亿人口中的1700万）。时至今日，其中超过一半是非汉族的穆斯林族群，占比最大的是维吾尔族穆斯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一比例曾远高于今天。1944年新疆北部由维吾尔人领导的运动曾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虽然这个独立政权1950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武力吞并消失，但北京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始终担忧自治区分离主义的威胁。北京推动的、维吾尔人强烈抵制的汉族移民使新疆汉族人口比例从1949年的6%上升至三十年后的40%。自治区各级中共干部占主导地位的都是汉族。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对于新疆、内蒙古和西藏的少数民族可以说比对占中国人口94%的汉族更加惨烈，前者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受威胁。新疆最虔诚的穆斯林城市之一喀什的宗教事务副主任后来承认：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亲眼目睹喀什大清真寺前堆积如山的《古兰经》和其他书籍被焚烧。有人命令穆斯林自己动手烧经书……我还看到人们试图推倒清真寺旁的宣礼塔。民众非常愤怒，但他们无能为力。”
自治区大部分地区的清真寺被关闭，有些被改作猪肉仓库，维吾尔人家庭被迫养猪。西藏佛教徒承受的苦难比新疆穆斯林更严重，但西藏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克格勃难以开展有效行动（尽管中心曾研究过渗透流亡的达赖喇嘛随从圈子的可能性）。相比之下，新疆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边界线长达1000英里，与蒙古的边界线长达600英里。

1968年哈萨克斯坦克格勃奉命在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建立秘密情报站，并在包括罗布泊核试验场在内的若干地区组建特工小组。政治局还授权克格勃在哈萨克斯坦境内为反对中国统治的新疆地下抵抗组织提供武器与训练，该组织政治上正确的俄语名称叫“军事—劳动人民革命党”(VTNRP)，代号“爱国者”。哈萨克斯坦克格勃奉命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东干语及新疆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印制反中国宣传报纸，印出来走私入境。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出版的《东突厥斯坦之声》呼吁维吾尔人“团结起来，反对中国沙文主义，宣布建立一个基于自决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独立自由国家’”。阿拉木图电台和塔什干电台的广播则试图说服自治区维吾尔族听众：苏联维吾尔人的生活条件远比他们优越。

1968年4月政治局还批准进一步加强苏联与中国长达4000英里边界线的军事部署——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武装边界。最终大约三分之一的苏联兵力被用于抗衡中国。莫斯科担心毛泽东意图收复十九世纪根据“不平等条约”割让给俄帝国的大片领土。1969年边境上爆发了一系列武装冲突，第一次冲突发生在距离符拉迪沃斯托克约250英里的乌苏里江偏远河段，似乎不是北京或莫斯科预谋导致。事端起因据说是：中国士兵被对岸一名苏联中尉的“挑衅举动”激怒，于是背过身脱裤子，“露臀羞辱”苏联边防军。几天后，苏联士兵在另一次遭遇“露臀羞辱”时举起毛泽东画像，致使中方士兵无意间严重冒犯了伟大舵手的宝像。此类事件最终导致1969年3月2日中国军队在乌苏里江一处有争议小岛——达曼斯基岛伏击苏联巡逻队，击毙二十三人。莫斯科与北京随即互相强烈抗议，这也是双方首次公开边境地区的武装冲突。3月7日，据报道有十万名莫斯科市民冲击中国驻苏大使馆并砸碎窗户。为了不示弱，北京电台则宣称全国有四亿人（总人口的一半）参加抗议示威。

1969年4月中旬，距离珍宝岛冲突地点以西约2500英里的哈萨克斯坦与新疆边境地区又爆发战斗，接下来的四个月持续零星交火。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起初倾向相信苏联的说法，即这些冲突是中国挑起的。但他认真查看边境地区详细地图后，态度大逆转。这些冲突地点距离苏联铁路终点非常近，距离中国最近的铁路数百英里之遥，于是基辛格得出结论：“中国领导人不可能选择如此不利的地点发动攻击”。克格勃档案的证据进一步印证了基辛格认为苏联才是挑衅方的判断。6月4日，代号“纳利曼”和“塔兰”的两名克格勃VTNRP特工从哈萨克斯坦出发秘密越境进入新疆，准备接触地下党领导层。7月9日返回后他们报告称VTNRP在新疆拥有七万党员（这个数字显然太夸张了），主席团成员四十一人（其中十人是无表决权的“候补委员”）。然而本次任务不算完全成功：特工抵达新疆几天后，两人携带的自动武器和无线电设备被“塔兰”的亲属偷走，他俩又解释说因为游牧民活动，未能在约定地点设置“秘信投递点”。“纳利曼”和“塔兰”还汇报，VTNRP主席团的多名前成员正在蹲监狱。蒙古国家安全机关据此认为VTNRP尚未具备开展“积极行动”的条件，应专注于强化地下组织建设。尽管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记录莫斯科中心对此的评估，但其结论想必与此一致。

1969年8月、9月间，莫斯科开始试探华盛顿及欧洲各国共产党对于苏联在中国核设施尚未对苏联构成威胁之前发动抢先打击的可能性的态度。一位被克格勃收买合作的西方记者维克多·路易斯（本名维塔利·叶夫根耶维奇·路易）在西方媒体发表系列文章，提及苏联可能空袭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传闻。路易斯声称中国境内（很可能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个秘密电台披露存在反毛势力，这些人可能会请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兄弟般的援助”。即便是专职散布此类传言的克格勃官员，自己也拿不准他们究竟是在执行旨在威慑中国的积极措施，还是在警告西方——暗示苏联总参谋部当真考虑动武。但从日后情况看，这一切更像是威慑性的积极措施。尽管苏联国防部长、陆军元帅安德烈·格列奇科似乎曾提出“一劳永逸解决中国威胁”的计划，但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不愿承担这种风险。

由于苏联在北京缺乏任何高层情报来源，莫斯科似乎并未察觉在边境冲突之后面对苏联恐吓时，毛泽东作出了戏剧性的秘密回应。毛成立了由四位元帅组成的“研究小组”，要求他们全面评估中国与苏联及美国的关系。陈毅与叶剑英两位元帅提出前所未有的建议：中国应对苏联威胁时可以“打美国牌”。对苏联先发制人打击的恐惧似乎正是促使中国与美国展开秘密接触的关键原因之一，最终实现了尼克松1972年访华，以及几年前尚被视为不可想象的中美关系缓和。尼克松访华期间，基辛格向叶剑英元帅通报了苏军在两国边境军事部署的情况，他告诉叶，这些材料密级极高，连许多美国高级情报官员都无权查阅。

1970年代初克格勃机关内部曾经长期争论中国是否已符合“主要对手”的资格——这一称号此前仅用于美国。最终克格勃在官方术语中将中国降格为“重要对手”，美国仍是唯一的“主要对手”。但对中国而言，苏联显然已经成为头号敌人。随着接班人林彪搞阴谋的报告传到毛泽东耳中，他对莫斯科的疑虑越来越深。据毛的医生李志绥回忆，到1970年夏天，“毛的偏执完全爆发”。李甚至不敢告诉毛他患了肺炎，因为担心被指控参与林彪“阴谋”。毛对李说：“林彪想让我的肺烂掉”。1971年8月毛听说林彪儿子在空军内部建立“秘密特务组织”准备发动政变。9月12日晚，毛得知林彪已从山海关机场坐飞机逃亡。李志绥回忆：“听到这消息，毛面色骤变”。林彪的飞机仓促起飞：油料不足、没有领航员、无线电操作员与副驾驶。飞机滑行时碰撞一辆加油车，部分起落架损坏，着陆将非常困难（译注：实际机翼受损）。中国雷达追踪林彪的飞机最初向西飞越内蒙古，突然转向北方越过蒙古国边界，飞往苏联方向。第二天毛接到消息：抵达苏联边境前飞机坠毁，全体遇难。若这架飞机真的降落在苏联，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公开争执无疑将更加歇斯底里。即便坠机事件之后，北京仍指责苏联参与了林彪的背叛。毛从未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性错误，但据李志绥回忆，“林彪的背叛使他相信必须改变策略”。于是他委任周恩来平反那些被打倒的干部。

在苏联时代余下的岁月里，克格勃试图通过两种策略弥补无法渗透北京政府的缺陷，但成效不彰：一是跨境潜入，尤其从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二是渗透境外的中国组织。1969年哈萨克斯坦克格勃增加五十五名行动人员，翌年又增加八十一名。为给这些潜入人员准备合适的服装，甚至从逃入哈萨克斯坦的中国难民身上搜罗衣裤。1970年哈萨克斯坦克格勃与中心的“特别行动”官员合作，发起代号”ALGA”行动，目标是在新疆建立颠覆基地，并设置武器与爆炸物埋藏点。然而，两名特工进行的初步跨境试探遭遇困难，该行动被认为时机不成熟而暂停。原计划派遣7-8名难民武装渗透回新疆的方案也被取消。

接下来几年克格勃又进行了一系列同样失败的渗透。其中之一是一位代号“米托乌”的中国难民，他本是中国某个工学院的中文系主任，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1968年逃往苏联，因为高等教育早已停办了。“米托乌”被克格勃吸收为特工，接受了关于密信放置点、无线电通讯、密码和摄影的培训。1971年8月他穿过蒙古边境潜入新疆，确实拿取了密信放置点的现金与粮票，从此杳无音讯。档案的结论是：“米托乌”可能因恐惧而不敢继续执行任务。另一名代号“利文佐夫”的中国特工也通过蒙古潜入新疆，1972年他被派去执行“箭头”行动，目视侦察核设施与国防工业工厂。此人接受的培训包括：辨认工厂排放的烟气与废水种类、采集土壤与水样并详细记录观察结果。与“米托乌”命运相同，“利文佐夫”的部署彻底失败。

很可能由于渗透入境的失败率太高，克格勃设计了一种在实战条件下测试其可靠性的特殊方法。代号“泽尼特”行动：受试人员被告知他们将越过乌苏里江附近中苏边界，首先在指定位置找到密信放置点，将其中损坏的无线电设备更换为可用的新设备，随后抵达预定地点与在中国境内活动的特工会合并传递指令。然而这些受试人员不知道他们执行任务的区域实际仍在苏联境内，且全程被配备夜视设备和录音机的监视哨严密观察。“泽尼特”是进行此类测试的五个边境考核区之一，1974年共有六十六人通过考验，1975年增至一百零七人。除徒步穿越中国北部偏远边境外，克格勃还研究了另两种渗透方式：一种是用登陆后可隐藏的充气橡皮艇从海上进入，另一种更巧妙——将人员藏在穿越中苏边境的邮政列车车厢通风管道内。后一种方法被认为仅在夏季可行，因为冬季可能会冻死。至于这两种渗透方式是否实际采用过，米特罗欣所见的档案并未说明。

中国境内的行动条件极其严苛，任何路线的跨境渗透几乎都不可能取得实质成功。正如张戎后来在《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所描述的：“那时候中国就像一座大监狱，每个家庭、每条街道都被人民自己监视着，在这么一块大地上，没有地方可以藏身”。陌生人或异常行为立即会引起怀疑。一名离开中国十年后从苏联远东地区偷越阿穆尔河回国的中国特工，发现自己携带的香烟竟成了只能在外汇商店购买的硬通货。更糟的是，香烟抽完后，他按照苏联习俗向陌生人讨烟，立刻引起侧目。此人已经习惯了公制单位，面对中国传统度量单位频频出错，谈话时经常因为心算而磕磕巴巴。就连问路都有困难，他在苏联早已习惯用“左”“右”指示方向，中国人喜欢说“东南西北”。某次别人告诉他饭馆入口在南门，他问南门在哪儿？答：北门对面啊。

大约1973年末，中心向全球各情报站下发了题为《1974-1978年期间加强在第三国对中国工作的措施》的指令，要求各驻外情报站：发展海外中国公民、海外华侨、台湾公民和在中国有联系的外国人。指令还要求渗透毛主义团体及中国研究中心，对重点培养对象安装“行动装置”（窃听器），识别行动渠道，上报可派往中国执行任务的特工人选。克格勃驻布拉格情报站1975年报告称，他们正动用三十名特工渗透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同年1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七十二名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出席了中国使馆招待会——其中二十三名实际是克格勃或捷克国家安全局特工。米特罗欣提到的档案中并无证据表明此类渗透行动取得过任何实质成果。绝大多数中国驻外使馆似乎都和中国本身一样是难啃的硬骨头。

毫不意外，米特罗欣查阅的档案中没见过任何驻北京的克格勃特工曾接触中国机密文件。不过，北京情报站确实从一位愤懑的朝鲜高级外交官（代号“费尼克斯”）处获取了某些材料，此人私下批评对毛的个人崇拜（无疑也对朝鲜境内更荒诞的金日成崇拜多有微词）。克格勃驻北京的公开人员A.A.热姆丘戈夫借外交身份掩护，开始在外事招待会和日常接触中接近“费尼克斯”。热姆丘戈夫多次安排他俩在自己住所会面。驻北京情报站报告称，“费尼克斯”十分擅长掩饰与热姆丘戈夫接触的真实目的，保持着谨慎提防，谈话中始终表现沉着与自信，会面逐渐变得频繁。由于1970年代中期北京与平壤关系友善，朝鲜驻华使馆能够获得一系列中共中央机密文件副本，其中一部分被“费尼克斯”转交克格勃。他提供的材料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的信函——毛泽东逝世后此人被宣布为“四人帮”成员，变得臭名昭著。虽然克格勃呈交政治局的多份报告都引用了“费尼克斯”分享的文件，但他明确告诉热姆丘戈夫希望保持行动自由，不愿成为克格勃特工。尽管如此，鉴于他提供机密材料的意愿，并且自1976年起与情报员保持秘密联络，“费尼克斯”被列为“秘密联系人”。从1976年11月开始，“费尼克斯”改为在北京一家百货公司通过擦肩偶遇的方式向热姆丘戈夫传递材料。

1976年夏天，当准确判断毛泽东即将逝世后，苏共政治局成立了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评估苏中关系的未来走向。该委员会由党的首席意识形态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当时被视为勃列日涅夫最可能的继任者）主持，还包括外交部长葛罗米科、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国安委主席安德罗波夫，以及掌管苏共中央总务部的康斯坦丁·切尔年科——虽然该部门名称看似无害，实则保管党的秘密材料。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苏联媒体暂停抨击中国，等待其继任者的政策明朗化。世界各地的克格勃情报站奉命汇报中国官员对苏态度的任何变化迹象，各情报站还收到一份篇幅较长的文件，题为：《关于中国人某些民族心理特征及其在情报工作中的评估》，旨在改善当时糟糕的线人招募工作。文件提到：
“经验表明，在针对中国籍人员开展业务工作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报员是否充分了解中国人民族心理特征。深刻理解中国人民族心理特征，对于发掘有潜在价值的情报来源、推进满意的招募工作和人员管理都至关重要”。
尽管强调“基于对个人及中国文化的尊重，与中国人建立稳固友好关系”的重要性，文件也不加掩饰地表明了情报中心对中国公民的厌恶。文件称：中国人深受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影响；当自尊受挫时会变得“失控”；“脾气暴躁、情绪易激动，且倾向于从一个极端突然转向另一个极端”；天生擅长伪装，堪称“演员之国”；多数人“天生具备背信弃义、残忍暴怒等恶劣特质”；“以怀恨记仇著称”；对他人苦难漠不关心。然而，正因为特别害怕“丢面子”，“利用黑材料便成为迫使中国人合作的有力杠杆”。据说在情报中心的谈话中，上述看法还伴随着俄语特有的花样咒骂。克格勃对中国的态度背后既存在掩饰不住的种族憎恶，也暗含意识形态与战略上的竞争。

毛泽东去世不满一个月，遗孀江青及其最主要的激进同伙（所谓“四人帮”）被逮捕，指控他们是效忠国民党的叛徒（译注：公诉“四人帮”并无间谍或通敌罪名）。克格勃官员们私下里不免想起贝利亚被逮捕、枪决后，莫斯科同样荒唐地宣布他是“英国间谍”那一套。之后几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四人帮成了背负毛政权所有可公开承认罪行的方便但未必可信的替罪羊。正如BBC记者菲利普·肖特指出：
“每个中国官员都清楚“四人帮”曾是毛的亲信；但每个官员都无一例外把他们描绘成毛最凶恶的敌人……每场官方谈话都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开场，紧接着就是他们被指控罪行的冗长清单”。

A处（译注：指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А”处，1966年10月组建，负责编造、散播假消息）试图伪造毛泽东留给江青的遗嘱——要求江青“继续我开创的事业”——目的是中国境外的毛派政党中制造混乱。这份假遗嘱以“四人帮”支持者的名义传播，号召全世界马列主义者谴责现政权背叛毛的遗志。

尽管莫斯科欢迎“四人帮”垮台，但对与毛泽东继任者和解的前景仍持悲观态度。中心在1977年的情报需求清单中总结：“中国统治集团依旧如前，具有民族主义、霸权主义和反苏倾向”，并承认中国依然是一个“谜团”。第一总局希望了解党的领导层与解放军内部权力斗争的内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清洗但幸存的最高级别领导人邓小平的前景，以及毛去世后中国政策的变化。虽然莫斯科认为苏中关系不会出现显著改善，但希望中国“逐步改造毛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摒弃其最令人厌恶的方面”，从而在对苏关系上采取“更清醒的态度”。

1977年7月，长六十英尺、黑字高两英尺的红纸大字报贴在一栋政府大楼上，宣布中共中央已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官方广播确认他复出的消息后，北京城内鞭炮齐鸣，天安门广场欢呼雀跃的游行人群挥舞彩旗、敲锣打鼓。虽然这些活动是组织安排的，但人们的喜悦是真实的。对于游行群众而言，在世界主要领袖行列中身材最矮的邓小平象征着摆脱过去恐怖岁月、走向更好生活的愿景。邓小平的复出及随后成为中国核心领导人的事实令克格勃中心情绪复杂。虽然他被视为务实主义者而非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但其过往经历显示他也是坚定的反苏派。第一总局得出结论，邓小平的对外政策有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争取美国让步；第二，摆出改善对苏关系的姿态，将两国关系缺乏实质进展的责任归咎莫斯科。邓的经济现代化方案，初期高度依赖西方技术、资金和专业知识，进一步加深了莫斯科的不信任。

1978年1月克格勃驻外情报站接到中心通报，称邓小平政权“与苏联走向对抗”，中国借助西方力量实现军队现代化构成了“特殊威胁”。然而，对中国的情报行动却因“北京方面不断强化的反间谍措施”而遭受严重阻碍。因此亟需通过加强针对海外中国目标的行动来弥补中国境内情报搜集的薄弱环节。尽管据称某些“第三国站点”已取得“积极成果”，但“缺少必要的线人网络”仍是严重障碍。情报站人员因K组工作缺乏进取性被训诫，命令他们加倍努力。

“中心”特别强调要加强针对香港境内中国目标的行动。1978年4月驻外情报站收到了详细目标清单：
“过去几年中国派驻香港的官方机构数量显著增加，同时北京控制的各类地方组织与企业也不断增多。目前中国控制着四十多家香港银行、大量贸易与工业公司和若干地方报纸。中国对香港工会的影响力也很强”。
补充目标还包括：驻港外国使团、英美情报站点，以及被视为“X组”潜在招募对象的科研院所学生。尽管部分目标的选择颇为精明，但某些明显遗漏却暴露了克格勃情报体系关于香港的重大缺口。例如清单罗列的“最了解中国事务的香港报纸”，竟不包括《明报》，而一些西方汉学家认为《明报》恰恰是消息最灵通的报馆。

针对中国的情报搜集和积极措施比针对西方国家困难得多。克格勃未能招募到有办法提供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和公安部真实文件的线人，使得第一总局A处无法像伪造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文件那样编写出足以乱真的中国政府假文件。1978年1月中心抱怨说：“缺乏关键线人网络严重制约了未来针对中国的行动措施水平与效率提升”。然而，“费尼克斯”（可能还有其他人）分享的中共中央文件使A处能够模仿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党内闭门会议讲话的格式。在代号”AUT”行动中，A处将伪造的邓小平和外交部副部长1977年9月29日在北京向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外侨领发表的讲话记录——强调他们作为“世界革命的纽带”在瓦解东南亚“反动政权”中的作用——寄送驻新加坡的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大使馆。为了弥补缺乏可用作伪造模板的中国政府文件的不足，A处还经常伪造外国情报机关和外交部的反中国敌对报告，因为有此类机构公文的存档。例如1978年8月，一份伪造的马来西亚情报材料——详细记载了北京派往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特工从事颠覆活动——交给驻吉隆坡的泰国大使。一个月后，更多虚假信息被提供给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看起来是一份伊朗与中国代表团的谈话记录），据称揭露了中国外长黄骅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特使之间的秘密会晤。据事后反馈，阿萨德完全上当，他对苏联的线人说：“我一向对中国人有疑虑，但即便如此，我也没想到他们竟然会这样”。

中心还采取积极措施试图破坏中国与苏联阵营之外共产主义政权的关系。1967年克格勃策划了一项行动，向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传递一份伪造的周恩来私下谈话记录，内容是他前一年访问布加勒斯特后发表的言论。这份伪造文件声称：周恩来称赞罗马尼亚总理扬·格奥尔基·毛雷尔是“党和政府的真正领袖”，说副总理埃米尔·博德纳拉什“憎恨齐奥塞斯库”，还顺便表扬了罗共中央主席团其他几位成员。接着，文件伪称周恩来贬低齐奥塞斯库是“没文化的暴发户”，说虽然他极度虚荣，但在主席团的影响力仅排第五而已。中心断定这样的人身侮辱必然惹恼齐奥塞斯库，导致罗马尼亚与中国关系出现“剧烈变化”。

A处也设法在中国与朝鲜之间制造隔阂。1978年齐亚·哈克将军（译注：巴基斯坦总统）访问北京期间，驻伊斯兰堡的朝鲜大使馆收到一份A处伪造的巴基斯坦公文。假公文称齐亚·哈克访华时听说，中国领导人已通知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中方接受美军驻扎韩国的必要性。正如中心所期望的，中朝关系在1970年代末迅速降温，但真正原因与克格勃的积极措施关系不大，更多源于朝鲜对中美缓和的猜忌。1979年1月1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2月中国军队攻打苏联盟友越南，之后的一个月爆发了世界上第一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战争”。1973年一度中断的苏联对朝鲜军援在1979年恢复。1980年2月红军节庆祝活动，平壤重新强调苏联与朝鲜军队的“战斗友谊”。

1970年代后期克格勃在西方针对中国进行积极措施，最具影响力的代理人可能是让·帕斯夸里尼，又名鲍若望。他父亲是科西嘉法国人，母亲是中国人，1957年因所谓“反革命活动”被捕，指控他“帝国主义的特务、美国人的忠实走狗”，蹲了七年劳改营（译注：1964年中法建交，特赦释放）。鲍若望1970年代初撰写回忆录《毛的囚徒》，引起了克格勃巴黎情报站的注意。这本书是他与一位美国记者合著，讲述他在劳改营的惨痛经历。鲍若望写道：“多年来，毛的警察已将审讯技巧磨炼得炉火纯青，我敢说无论中国人或外国人都无法承受他们的手段”。尽管后来他摆脱洗脑，但在被判刑时感觉自己“真心热爱毛、热爱他的警察与人民法庭”。克格勃无疑对这一点印象深刻——尽管他曾被当作“奴工”使用，出来后却并未成为反共分子。虽然他敌视毛政权，仍称赞“大多数共产党干部的诚实与奉献”，坚持认为自己的书“不是为了给CIA提供口实”。《毛的囚徒》1973年首先在美国出版，1975年在英国发行，随后译为中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文字，至今仍是反劳改制度活动家必读的经典著作。1972年克格勃巴黎情报站首次接触鲍若望，1975年他正式成为克格勃线人，代号”CHAN”，每月酬劳1500法郎。除了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任教，1978年他还受邀到牛津大学举办关于中国侵犯人权的系列讲座。鲍若望在牛津的讲座不仅讲述亲身亲历，更主动补充克格勃提供的虚假信息——据其档案记载其中包含A处捏造的许多内容。1977年6月-1978年12月期间他与联络员共会面四十八次，后者深信其“老实可靠”。然而，1979年克格勃察觉鲍若望正在被法国领土监护局(DST)跟踪，这一疏失可能源于巴黎情报站内部。同年6月情报站最重要的影响力代理人皮埃尔-夏尔·帕泰与联络员会面时被DST跟踪并抓捕（译注：或称7月份被捕，1981年被密特朗总统赦免）。米特罗欣笔记中关于鲍若望档案的记录止于1979年，尚不清楚他后来是否恢复了与克格勃的联系。

对中国人民而言，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在权力斗争中胜出所开启的新时代，最戏剧性的大事莫过于两件：一是1980年2月文化大革命的最著名受害者刘少奇获得平反；二是同年11月“四人帮”公审正式开庭，历时两个月。刘少奇被宣布为“我党历史上最大冤案”的受害者，举行了迟来的国葬。为了尽可能维护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审判过程中“四人帮”被认定为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一切暴行的主要责任人。苏联情报界对这场政治剧变掌握的信息之匮乏，体现在一件事上：1980年10月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访问中国，克格勃在巴黎的线人”SEN”提供的法国外交部报告被转呈苏共中央政治局，被视为特别重要的文件。

时任第一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在1984年初的一份关于克格勃过去两年行动的报告中指出：“北京阻碍中苏关系正常化……北京企图在西方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耍花招谋取政治利益，并试图以改善与苏联关系的前景要挟西方”。

总之，克留奇科夫对К组的工作表现不满意：
“过去两年，（第一总局）在对中国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有用成果，但这些成功总体而言只是零散案例。许多驻外情报站在落实（线人）招募的具体任务上行动迟缓。对于海外的有潜力中国公民群体例如专家、大学生和实习人员仍未给予足够重视。几乎没有投入精力去挑选能够在中国大陆、香港或台湾长期活动的线人。驻外情报站必须加大力度以求在招募中国公民方面取得实质成果，应当将训练最精良的官员和最有经验的线人投入此项任务。我们绝不能错失因中国国家机关人事更替、毛主义意识形态被削弱和党内清洗而带来的有利时机。在对中国工作中，我们比在任何其他方向上都更需要谨慎、耐心、毅力，以及对中国人特性的准确把握”。

第一总局1984年的工作计划命令采取主动措施“反制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反苏基础上的军事与政治接近”，其中包括破坏涉及香港前途问题的中英关系。1984年12月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香港将在1997年英国租约期满后完全回到中国主权之下，但之后五十年香港仍将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即所谓“一国两制”。克格勃试图通过媒体散布一种“论调”，宣称软弱无能的英国政府被中国人狠狠羞辱，但收效甚微。

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克格勃仍然认为是中国最难渗透的主要目标国。1985年4月第一总局最能干的部门之一“T处”（科学与技术情报）审查针对中国的行动，揭示出长期存在的严重“短板”。各驻外情报站收集的科学技术情报仅1%与中国有关，而且被评为“低级”。5月份驻外情报站接到通报，严厉批评他们存在“诸多疏忽”——其中最严重的是缺乏中国线人，被描述为“令人担忧极度的根源”。这种担忧蔓延至对中国目标情报搜集的各个方面。正如尼古拉·列奥诺夫在苏联解体后承认的：“我们在中国情报来源方面有无法弥合的鸿沟”。

不过仍有一个未解谜团。米特罗欣无权查阅苏联国安委第八局和第十六局的无线电监听档案，其中包含破译的外交通信。米特罗欣记录的文件几乎未提供任何关于克格勃拦截和破译中国通信能力的线索。与其他大国首都一样，驻北京的克格勃情报站也建有一座代号“螃蟹”的无线电监听站，其1979年预算仅为驻美情报站预算的一小部分，也显著低于驻欧洲主要国家首都情报站的水平——按克格勃标准衡量，意味着活动强度不高。大约1970年代初期至中期，“阿尔法行动”成功地“技术渗透了驻乌兰巴托的中国大使馆与其他中国机构”，但米特罗欣的笔记未提及由此带来的情报成果。1980年-1986年任职于第十六局的克格勃官员维克多·马卡罗夫认为，中国无线电情报的重要性在1980年代初开始下降。自1981年起他被允许进入此前严格禁入的中国密码破译员办公室，他据此推断（可能正确）该办公室当前的破译成功率已不值得维持原先那种异常严格的保密级别。尽管克格勃与格鲁乌庞大的无线监听网络中的其他部门也曾拦截中国通信，但现有证据表明密码破译似乎无法弥补线人招募方面的相对失败。

延伸阅读：

克格勃关于中国情报活动的报告

苏中国境线的间谍和偷渡者

达曼斯基岛冲突的情报交锋

苏联公民对于可能同中国开战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