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了谁？》

（维克托·涅克拉索夫的声明文章，1974年3月5日写于莫斯科，交给《世界报》等外国记者，1974年4月11日首次发表在巴黎《俄罗斯思想报》）

几天前我送别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去法国，他是一位优秀作家，也是命运坎坷之人。在此之前我送走了挚友：诗人科尔扎文（译注：1973年移居美国波士顿市）。再往前，送走了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作曲家安德烈·沃尔孔斯基、电影导演米哈伊尔·卡利克、数学家亚历山大·叶赛宁-沃尔平也都离开了。还有许多人，作家、画家、诗人和普通朋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被“驱逐”——他们居然找了这样一个词！达尔的词典都没收录——仿佛地主把雇工撵出院门。
（译注：弗拉基米尔·达尔是十九世纪语言学家，曾编纂大词典和谚语集）

走的已经走了，还在走，还会继续走……不禁令人深思。为什么？为什么聪明的、有才华的、严肃的人选择离开？这些人并非轻易做出这项决定，他们热爱祖国而且，唉，将会深切怀念祖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陷入沉思……在作一番总结的时候，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命运……尽管这是你的而非别人的命运，但它终究是一个出生在俄罗斯、大半辈子生活在这里、在这里学习、工作、为它作战（在最艰苦的战场）、身上带着德国弹片和子弹造成的三处伤口的人的命运。这样的人太多了，成千上万。我只是其中之一……

为何在我六十三岁这一年回顾总结人生的时候，心中萦绕挥之不去的苦涩呢？

我将尽量简要说明。

事情是这样的，三十五岁那年我出乎自己和所有人的意料成为一名作家，忽然名满全国。这样谈论自己可能太不谦虚，但事实的确如此。我的第一本书《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起初受到不少批评，但获奖之后（译注：1947年斯大林奖）多次出版和再版。随后又写了其他作品，同样毁誉交加，但都能出版和再版。我开始觉得自己大概在做有益的事情。我的作品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在全球出版了一百二十次便是证明。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3年3月8日，那天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高高的讲坛上对我的随笔《在大洋两岸》进行了我们常说的“最严厉批评”，并对我是否适合留在党内提出疑虑。在他的带动下，稍微低一些的讲坛、各种会议和报纸纷纷抨击声讨，党内对我个人立案，并因我访美时不仅仅看见贫民窟和失业者排队领糊糊的场景，而给予我严重警告。可想而知，也不允许我发表作品。

赫鲁晓夫下台稍微改变我的命运。人们发现美国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所以我那部倒霉的随笔终于出版了单行本。曾有一段时间，文学的大门再次向我敞开，直到1969年又一次关闭——那年我签署了关于乌克兰文学家切尔诺沃尔案件的联名信，并且在纪念娘子谷大屠杀二十五周年当天发表讲话。
（译注：维亚切斯拉夫·切尔诺沃尔是乌克兰异见人士、记者、文学评论家，1960-1980年代多次因“反苏宣传”获罪，1990年从政）

之后本人被第二次党内立案，第二次严重警告处分，几乎紧接着，我尚且来不及喘息，1972年第三次党内立案。这次干脆不找新借口了（就像人家说的：算旧账），还是那封联名信，还是娘子谷……他们终于把我开除出党，理由嘛，正如决定所写：“……因持有与党的路线不一致的个人观点”。

我就这种方式“欢度”入党三十周年纪念（没差几天）。三十年前，我在斯大林格勒，马马耶夫岗，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火线入党。

从那以后，作为一个作家的我（也就是不仅撰写而且能发表作品的人）实际上不复存在了。《新世界》杂志撤稿，禁止“艺术文学”出版社出版我两卷文集，各种文集中凡是评论本人作品的文章一律撤下，我的小说被移出纪念卫国战争的文集，我编剧的关于基辅的一部电影停止拍摄。总之，若非每月还能领一百二十卢布养老金，我要发愁的就不仅仅是创作问题了。

十年三次党内立案，意味着要与党的调查人员进行三到四个月甚至长达半年的谈话，要在党委员会上进行解释说明，聆听对你的种种指控（最后一次纯属诽谤、污蔑）。这难道还不算多吗？

结果发现不仅不多，甚至嫌少呢。

1974年1月17日，九个人出示了签字齐全的正式手续，搜查我的住宅长达四十二小时（诚然，中间休息一晚）。必须承认时代变了，这些人礼貌但坚决，一边说“请原谅”一边翻看我的私人通信，一边说“可以吗？”一边从墙上取下挂画。检查偶然登门的访客，既不打也不骂。

对于女性，由专门叫来的克格勃女工作人员请入浴室（多么客气啊，本来自己也可以的！），让她们脱光衣服，强迫下蹲检查，摸摸耳朵摸摸头发。一切都做得精细认真，仿佛这不是作家的住所，是间谍联络站。

第二天搜查结束，他们把动过的东西归位，但拿走了七袋手稿、书籍、杂志、报纸、信件、照片，打字机、有磁带的录音机、两部照相机甚至还有三把刀——两把猎刀和我妈妈的一柄外科手术刀（译注：他母亲季娜伊达做过医生）。诚然，七袋当中有两袋装的是《巴黎竞赛》、《生活》和《观察家》等杂志，而且部分物品已归还（包括刀，他们肯定明白我没打算挥刀砍人），但最重要的东西：我那些尚未变成打字稿的手写稿，至今仍在审查中。

手续上写明，由于我是六十二号案件的证人，搜查我的住宅。六十二号案件究竟是什么案，我至今不知；本案被告是谁，同样成谜。但就在同一天，我的五位朋友因同一案件被搜查，其中三位被讯问，有一位是党员作家，被党内立案。讯问他们主要是问我的情况。至于我本人，搜查之后连续六天被传唤至克格勃办公室，接受一名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的讯问。

搜查令亦写明，此次行动的目标是“查找包含反苏和诽谤性质的文字”。基于此，除本人手稿外，他们还没收了扎伊采夫、什梅廖夫、茨维塔耶娃、别尔嘉耶夫的书，拿走了意大利文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俄文版却没拿走）、希伯来文的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后归还）、《萨罗夫的圣塞拉芬传》（也归还），扣留了《动物庄园》。此外还有斯大林格勒战役时期的德文和乌克兰文报纸，以及前面提到的《巴黎竞赛》杂志——这些后来归还了一部分，其中某几期，尤其尼基塔·赫鲁晓夫下台的那一期（1964年10月），被认为不适宜。

谁能给出“反苏”概念的精确定义？

想当年，巴别尔、佐申科、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曼德尔施塔姆、布宁等人都被视为反苏作家，如今他们的著作却能够出版、再版，虽然印数有限制。

再者，比方说，目前健在的В.М.莫洛托夫在1939年10月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又该如何看待呢？是亲苏还是反苏？要知道他在讲话中重新诠释了侵略的概念，表示不能与希特勒主义作战，因为与思想（希特勒主义是一种思想！）开战是荒谬的、有罪的。假设，如果在我家查获刊登这篇讲话的报纸，要没收吗？

贝利亚的讲话呢？《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订户被建议剪掉书中带贝利亚大幅照片的页面，替换为寄赠的“白令海”条目页。至于斯大林时代死难的几百万人，又算亲苏还是反苏呢？

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因此，虽然很难精确定义何谓“反苏”，但我明白：法西斯报纸依然是法西斯报纸，作家的资料室终究只是作家的资料室——既用于工作，也是作家出于各种兴趣搜集的物件的集合。我可以断言，马克西姆·高尔基、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或亚历山大·法捷耶夫这样的作家，他们收藏的所谓“诽谤性”文字的数量，无论如何远超过我。我还敢说，许多仍在世且身居要职的作家，其藏品中此类材料不比我少甚至更多，但他们既未被搜查也未被传讯。

搜查是国家对本国公民不信任的最高表现形式，审讯则是令人难堪和侮辱性的（虽然形式上彬彬有礼）盘问方式，逼问你保存某一本书、某一封信的原因和目的。那么，我不禁自问：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了恐吓、威慑、羞辱吗？不过，比目睹别人翻检自己信件更屈辱的，或许是那些以此为业且薪水不菲的人翻检别人信件，并认为拿走作家收藏的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诗对国家有利。这一切究竟对谁有利？谁需要这一切？难道国家需要吗？或是有人以为使用恐吓、胁迫手段就能迫使对方作出某些举动？

曾经在不少机关部门（我接触太多了），高层的、低阶的、大权在握的、位卑言轻的人士告诫我（有的严厉，有的微笑）：早该向人民表明我站在哪一边。怎么表明呢？人家给我提示，或直截了当或拐弯抹角，说不是有报纸吗，别人（什么人啊！）都能给报纸写信，那么你呢？

对此我只能表示惊愕。难道果真有人认为一个正直的人会允许自己加入可耻的谩骂洪流，谰言攻击我国两位最值得尊敬的人——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吗？

莫非要以这样的代价换取写作和发表的权利吗？可是，尊敬的同志们，各个部门的人都对我讲过（无论是否微笑）：您应该写，一直写，读者翘首以盼，一切都掌握在您手中……

我的回答干脆利索、开诚布公：不，宁可让读者暂时读不到我的书，他们会明白因为什么。读者在等待，但他们等的不是诽谤不是污蔑，而是真相。我绝不会用谎言侮辱读者。我的读者知道我有时写得稍好有时写的稍差，但借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话：“……曾经为了取乐而撒谎，绝不为了欺骗而撒谎”。

紧接着又冒出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作家可以不发表作品，但不能不写作，不能装聋作哑。这是他的责任、他的义务。可如果那些手持搜查令的人随时闯进你家，没收你墨迹未干手稿的话，又怎样履行这项义务呢？

他们带走了一部我尚未完成的作品（篇幅不长但对我十分重要），是关于娘子谷的，关于1941年那场悲剧，关于深达四十米的沟谷在战后怎样被填埋至齐平、洪流一冲几乎无人挂怀，关于在屠杀地点只放了一块破石头、纪念碑至今未建立，关于每年9月29日人们带着花圈和花束来凭吊，以及那里发生的种种事情。

于是手稿没收了，我拍摄的娘子谷被填埋各阶段的照片册没收了，底片也一起带走了……能归还吗？不知道……手稿可以重写，但他们会再来没收。这样拉锯到什么时候？直到生命尽头吗？底片？会被烧掉吗？

行文至此，我这些忧郁的思考和某种总结也到了尽头。朋友们纷纷离去。我没劝阻他们，尽管我知道人人都有自己的（或许也是共同的？）理由迈出这样绝决甚至悲剧性的一步。我没劝阻他们，尽管每一个离去的朋友都像心尖被扯掉一块肉。不仅是你自己的心，也是俄罗斯的心。我没劝阻，惟默默拭泪，陷入沉思，深深沉思……

这是为了谁？为国家？为政权？为人民？我们是否过于轻率地抛弃了那些本应引以为傲的人才？画家夏加尔、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航空设计师西科尔斯基、作家纳博科夫都成了别国的文化财富。我们还剩谁呢？克格勃侦查员既不会为我们写书，也不会创作绘画或交响曲。

至于所谓站在哪一边……我从未在街垒打仗，但我曾在战壕（极其狭小破烂的战壕）趴过，趴了很长时间。我为祖国、为人民、为素未谋面的孩子维佳而战。我曾希望维佳成长为音乐家、诗人或者就做个普通人。但不是为了让这个孩子长大后拿着搜查令进我家，翻动我的藏书，搜查我的访客，以他自己的方式教训我什么是爱国主义而战。

1974年3月5日，莫斯科

（儿按：1974年9月维克托·涅克拉索夫与妻子飞往苏黎世，随后搬到巴黎工作生活。1979年5月被剥夺苏联国籍，1983年成为法国公民）

延伸阅读：

《25人公开信》和《13人公开信》

库列涅夫卡惨剧因何发生

克格勃怎样纠缠萨哈罗夫院士

克格勃迫害索尔仁尼琴的尝试

今天介绍一道爱沙尼亚传统菜肴，过去是农民家庭给主要劳动力吃的——早餐补充体能，晚餐恢复元气。而且通常煮得十分浓稠，放凉之后几乎变成羹状。可想而知，农家烧这汤用肉不多，一般是比较便宜的部位，甚至完全不放肉！如果您感兴趣，请参考莫斯科“大都会”酒店主厨安德烈·什马科夫的做法。

所需食材：

猪头肉：350克
黄豌豆：400克
圆葱：150克
胡萝卜：150克
植物油：2大勺
月桂叶：4片
盐、黑胡椒粉：酌量

步骤：

拣选干豌豆，去除缺损变质的，用大碗或锅轻轻搓洗，倒掉脏水换清水，重复洗三遍，最后把豌豆沥干。

圆葱和胡萝卜去皮。取三分之二的熟猪头肉，与圆葱、胡萝卜一起切成大小一致的小丁，撒适量盐拌匀。

拿一个容量不少于2升的厚底锅——导热均匀保温好，避免糊锅——倒入植物油，烧热后放入肉丁和菜丁，小火翻炒约10分钟。

干豌豆入锅，与菜和肉继续小火翻炒约10分钟。这时候用烧水壶煮沸1.2升饮用水。

沸水倒入锅内浸没豌豆、菜和肉，根据口味撒盐和黑胡椒粉，放月桂叶。慢火炖煮3小时直到豌豆稀巴烂。

上桌前将剩余猪头肉切成中等大小肉块，用干锅煎至略微焦黄。豌豆浓汤盛入小碗，每碗放入几块刚煎的猪头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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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科拉布列夫，1899年生人，1920年参加红军，1921年调入“契卡”，1938年2月晋升国家安全少校，任文尼察州内务局长。1939年1月14日免职，开枪自杀未遂受重伤。伤愈后被捕，1941年5月6日基辅军区军事法庭判其死刑，6月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改判十年监禁。1942在喀山被征召入伍，最迟于1946年居住古比雪夫，1948年亡故。曾获荣誉勋章（1944年6月被剥夺）、“红军服役二十年”奖章。

“被捕的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科拉布列夫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声明

1940年5月28日，我被УССР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УССР刑法典第206条”b”款逮捕。指控我：伪造侦查案卷、在审讯时肉体逼供被捕者，以及进行毫无根据的逮捕。经调查查明，这些情况在我任职期间的州内务局机关中确实或多或少存在。但我并未蓄意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行为，其中一部分我完全无辜。

我究竟犯了什么罪？罪在我像其他某些肃反工作人员一样盲目地、无条件地执行了苏联和УССР内务人民委员部敌对的前任领导的全部业务命令和指示；我也被当时灌输的思想毒害，把德国人、波兰人及其他类似民族的人统统视为苏维埃政权的仇敌、间谍和破坏分子。这体现在逮捕此类人员时采取了更宽松的标准。

我来到乌克兰，置身完全陌生环境，又正值大规模行动高峰期，我既没有承担如此重大工作的经验（我是从科长职务上调来的），也没有副职或助手，确实忙得不可开交，没时间也没可能思考、分析自己的行为。显然，我不可能不犯错，结果也确实犯了错。

由于缺乏履行内务局长职务的经验，面对许多不清楚的问题，我向原人民委员、人民公敌乌斯宾斯基（译注：1938年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亚历山大·乌斯宾斯基），或向更有经验的老局长扎布列夫和科尔津请示——此二人在乌斯宾斯基逃跑后立即被捕，显然是同党。现在明白了，他们不可能给我正确解释或建议，而我却遵循了这些指示。

我曾不得不批准对个别被捕者使用肉体逼供手段。我考虑到对年轻肃反人员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在开会时总是强调他们不该这样做，禁止他们殴打被捕者。

现在一些工作人员正在对我作出明显虚假的指控以求开脱自己并诬陷我。这是难免的。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我满怀希望向您申诉，盼望您抽出时间深入了解我的案件并作相应指示。

从客观上讲我有罪，主观上则没有，因为我从未产生损害祖国的丝毫念头。在那种环境中我能有别的工作方式吗？

请查阅当时的业务命令和指示，它们教导肃反工作人员把几乎每个人都视为敌人——这种观念又被不断揭露出来的反革命组织案件以及电话和当面训话的压力所强化。

我自认做的是有益于苏维埃政权的事。

我是雇农的儿子，童年放过牧，后来成为工人。1919年联共（布）党员，红军志愿兵。自1920年起在契卡/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先是普通职员，后任科长。1938年我在文尼察担任内务局长仅10个月。

难道仅仅因为我犯了错误，并且像许多其他肃反工作人员一样被敌对的前领导利用、执行了他们的命令和指示，就必须承受如此沉重的惩罚吗？毕竟我爱自己的祖国！我是苏联人。

1940.6.17 被捕的科拉布列夫”

延伸阅读：

斯大林任命的15个“人民公敌”

“斯达汉诺夫式”刽子手

▢ 谢尔盖·皮亚诺夫（卡累利阿国家档案馆首席专家）

2014年12月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档案馆解密了一批历史文件，包含1942-1944年在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沦陷区抗战的地下党/共青团小组的活动情况。除了涉及个人信息的文件需再保密五年，大多数解密文件已经可以到阅览室查阅。

战争年代，联共（布）卡累利阿-芬兰中央委员会（指挥游击队和地下党的活动）设立了一个专门部门，负责无线电通信和党的密码工作。当时就连科幻作家也无法想象今天小型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所依赖的数字技术，地下小组和游击队配备的是“北方型”便携无线电台。许多人可能看过苏联谍战电视剧《“欧米伽”方案》，大概还记得它的外观。

实际上这款电台功率只有两瓦，使用起来并不容易。它依靠沉重电池组供电，每组电池的尺寸就像一盒燕麦片，里面是碳锌电池元件。开机工作需要同时连接四块阳极电池和两块白炽电池，并架设两段各十二米长铜线组成的天线，把它们向相反方向尽量高悬在空中。之后，无线电操作员把电台调到指定频率，旋转变阻器调节电子管灯丝电流，既保证最佳通信质量又不能过热烧毁。由于使用飞机给地下小组补给物资总是断断续续，所以旧电池不会立刻丢掉，埋在地下一段时间，以备再进行一或两次通信。

为避免敌人测向定位，发报地点必须距离主基地三千米远，并且禁止长期逗留同一地点。因此报务员不得不频繁变换位置，携带整套沉重设备四处奔波。但即便如此也无法保证稳定联络，因为通信效果取决于天气条件和地形地貌。

战争条件下必须发密码电报，每个地下小组都有自己的专属密码。指挥员和报务员必须熟记密码，每次都要坐在树桩子上凭记忆重写，报务员使用这张表把电文转换成莫尔斯码发往空中。地下工作者最初使用的密钥是一些简单好记的单词，例如“鲑鱼”、“鳕鱼”、“地毯”、“桩子”等。把这些词转换成数字，为了保险还要再用事先约定的短语或口号二次加密。口号内容多种多样，从政治性、历史爱国主义的“打倒法西斯占领者”、“持剑而来的必死于剑下”、“我的祖国多么辽阔”，到抒情的“荒凉的角落我向你致意”、“海鸥勇敢飞越银白浪涛”、“孤帆碧空尽”等，甚至还有像民歌小曲的“陡峭山坡累坏了灰马”、“大鳄鱼逛大街”、“芦苇沙沙响，树木弯下腰”。此外，事先约定了特殊的应急暗号，防备电台被敌人俘获时受胁迫发报。

总之，经过一通数学换算般的操作，即使是原始文本中相同的字母也不会在最终数字中重复出现。因此不知道密钥、口号及密码表的生成方法就不可能破译。关键在于报务员在战斗环境中不能遗忘或弄错任何步骤，如果在这个精细过程中稍有疏忽，中心就无法破译收到的电报，只好等待下次重发。每次通信结束，地下工作者写的字纸被立即销毁，中央委员会则将所有发出和接收的电报（包括无法破译的）整齐归档，永久保存。

历史学家今天阅读的正是这种极其简洁又充满戏剧性的无线电通信记录，有些发着发着忽然中断。打仗虽然艰苦，人们并未丧失幽默感。例如有一次飞行员向某地下小组空投补给时偏离位置，小组长乐观地报告中心说：“一切顺利，仅一袋沉入沼泽”。

有时会使用大量发行的小册子作为密钥，例如《林业和林木栽培安全技术与生产卫生强制规定》（莫斯科国家林业技术出版社，1937年）。严禁标记关键段落，因为这种小册子如果原样落入敌方反情报机构手中，不太会怀疑其持有者的身份，可一旦出现标记，专家立刻就能识破真实用途。已经解密的档案中有此类书册，其中部分带有暴露身份的划线——这是战争时期严重违反保密制度的行为，如今却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随着地下工作经验逐渐丰富，中央委员会开始尝试让密码复杂化，目的在于避免在敌后使用可能落入敌手的纸本。密钥不再是普通单词，改用虚构的无意义词语如：“瑞阿思托尔”、“利思托拉”、“克罗帕仪”、“斯替尔那耶”、“斯利托维”，报务员二次加密时甚至要牢记一串数字乱码。

结果很糟糕。1944年4月孔多波加地下党/共青团小组突然失去了报务员雷蒙德·帕夫洛维奇·马特松，暂时与外界断联。小组长拉尔夫·谢利韦尔斯托维奇·尼基（化名“韦列夏金”）当然也受过电台发报和译码训练，几天后他把旋钮调到指定波段，在约定时间用正确呼号建立联络。但他搞不懂复杂密码，被迫用明文向中心请求派人来接替。档案中有接收这份明文电报的报务员的报告，此人通过发报手法认出了对方，能够证实确实是尼基在操作电台。鉴于情况紧急，没有其他办法，中心也只好用明文给出肯定答复。所幸芬兰方面始终不知道敌后人员最初的空降地点，否则新来的报务员将会在同一地点落入埋伏。此后这个小组在“韦列夏金”的指挥下继续在芬兰军队后方成功开展破坏活动，使用无线电向中心提供重要情报，直到占领军被完全逐出卡累利阿。

女报务员在敌后作战最艰难，因为她们携带全部战斗装备跳伞落地，除了冲锋枪、手枪、匕首、枪弹和手榴弹，每人还要背负十千克重的无线电台和电池，时时小心不能撞坏。另外携带一份应急口粮，以防寻找空投主物资的时间过长或被迫单独行动。她们并未因女性身份和年轻获得任何优待，自己也从未索取特殊照顾，勤奋钻研无线电技术和军事知识，在极端困境中的耐力甚至超过男战友。

1943年5月15日，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福明（化名“伊万”）指挥的塞戈泽罗地下党/共青团小组伞降到敌后。命运狠狠捉弄了他们：起飞前分配给二十二岁女报务员奥莉加·尼基福罗芙娜·芬格鲁斯的二次加密密钥是一句口号：“孤松矗立在荒凉的北方”，偏偏她的降落伞就挂在一棵孤松上。奥莉加竭尽全力，始终无法抱着树干滑到地面。长时间悬挂高处有致命危险，于是奥莉加先把背包、电池和电台扔下去，割断伞绳自由落体。她因猛烈撞击短暂昏迷，苏醒后发现站不起来了。

随后几天，战友们用自制担架抬着她躲避追兵。电台已经摔坏，小组陷入孤立无援，芬兰军队多次尝试俘虏他们。奥莉加咬紧牙关重新站起来，随大家一起搜集沦陷区的侦察情报。主要任务完成后，小组长决定硬闯前线，途中与敌人交火，结果误入雷区。一颗地雷在奥莉加身边爆炸，唯一活着的战友被破片击中身亡，奥莉加仅受轻伤。她继续在森林中跋涉整整四昼夜，最终抵达红军驻地，将宝贵情报送达游击司令部。勇敢的奥莉加又被分配到德米特里·格里戈利耶维奇·扎伊采夫（化名“格里戈利”）指挥的普里亚任斯基地下党/共青团小组，仍做报务员，1944年3月-7月期间成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由于在敌后表现出的英勇无畏气概，1944年8月提议授予奥莉加·尼基福罗芙娜·芬格鲁斯“一级卫国战争勋章”。这份提议是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兼卡累利阿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Г.Н.库普里亚诺夫亲自签署的，但遗憾的是，目前暂未见到证明奥莉加·尼基福罗芙娜荣获该奖章的档案材料。

延伸阅读：

卫国战争初期红军无线电通讯状况

关于打击苏联游击队的三份文件

红色游击队的黑色秘密

1991年8月25日白俄罗斯在法律上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不久将更改国名，宣布“柏康理亚”(Погоня)国徽和白红白国旗（译注：1995年6月改用红绿国旗）。独立最初几年的日子虽然艰难，但充满了对主权与光明未来的期望。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БССР)曾是经济和社会状况较好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但同样酝酿着危机：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示威抗议，民众开始不信任共产党，转为认可主张民族复兴的反对派。本文从几个切入点讲述1991年8月白俄罗斯的社会情况。

空荡荡的“苏联装配车间”与切尔诺贝利遗毒

濒临崩溃的苏联体制冲击每个共和国，加之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给白俄罗斯经济造成了深刻影响。

曾经的БССР被视为“苏联的装配车间”：国内拥有多个大型工业企业，既吸纳公民就业又为全联盟供货。明斯克摩托车和自行车厂、汽车和拖拉机厂、新波洛茨克炼油厂、日洛宾冶金厂、索利戈尔斯克钾肥联合厂、若季诺市白俄罗斯汽车制造厂（“别拉斯”）的产品不仅内销，亦出口国外。例如“明斯克牌”摩托车在全球四十五个国家有售，1980年代末“别拉斯”是世界最大的重型采矿设备制造商。1980年代БССР还生产了相当一部分电子计算机设备，钾肥产量占全联盟总产量50%以上，化纤产量占24%以上。

可是到了1980年代末，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经济状况一落千丈，白俄罗斯生产的大量拖拉机、计算机和电视机滞销。而且经过几十年运营，这些巨型企业本身及其设备早已严重老化、技术落后。苏联无力承担更新费用，БССР自己更掏不出这笔钱。到1990年代初，失业的大型企业员工多达几千人。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切尔诺贝利灾难阴影下，白俄罗斯已经与事故后果斗争了五年。这个共和国受影响的程度远高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白俄罗斯紧急情况部数据显示，国内约四分之一的森林（1.73万平方千米）被放射性核素污染。“沾染区”内3678个居民点生活居住着220万人，这些土地已不能产生经济效益（1988年建立了波列斯基国家放射生态保护区），479个居民点被废弃。政府协助疏散13.77万人离开切尔诺贝利灾难影响地区，主要是戈梅利州居民，另有约20万人自行迁出。

政府为离乡者建造新住房，提供医疗救治并发补助金。但仍有数十万白俄罗斯人继续生活在污染程度低于首批疏散区的地方，这些被划为“后续迁移区”、“有权迁移区”以及定期进行辐射监测的区域需要特殊的保障和监测——换句话说都要钱。

1990年7月БССР最高苏维埃宣布共和国全境为生态灾难区。白俄罗斯在这段时期实际被迫独力应对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后果。据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数据，在为期三十年的治理过程中，切尔诺贝利灾难给该国造成的损失约2350亿美元，相当于1985年БССР年度预算的三十二倍，这个数据载入白俄罗斯紧急情况部撰写的报告《切尔诺贝利事故三十年：克服后果的总结与展望》。

白俄罗斯陷入了严重经济危机。也正是这些年里，共和国的民族自觉性开始迅速生长。

库拉帕蒂——首次集会和首次驱散

1988年7月《文学与艺术报》刊登齐亚农·波兹尼亚克与工程师叶夫根尼·什梅加廖夫的文章《库拉帕蒂——死亡之路》，全世界因此得知白俄罗斯境内最大的集体枪决与被镇压者埋葬地（译注：库拉帕蒂森林在明斯克市东北郊）。根据不同估计，НКВД人员在库拉帕蒂杀害的人数从三万（БССР总检察院数字）到二十五万（波兰教授兹季斯瓦夫·维尼茨基）不等。

白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系高级研究员齐亚农·波兹尼亚克早在1970年代已知晓库拉帕蒂，一直潜心收集材料，直到改革开始才决定撰文发表。当局被迫挖掘调查，最终承认是НКВД人员实施的处决。波兹尼亚克认为关于库拉帕蒂的这篇报道号召了国内积极且富有责任感的人们联合起来。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在精神上充满活力。这也使得争取独立成为可能”。

同年10月30日，白俄罗斯传统节日“祖灵节”这一天，明斯克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游行。活动由青年团体“塔拉卡”和“图泰什亚”的积极分子组织，但未获得政府许可——拒绝理由是“1988年10月29日-30日将举行共青团成立七十周年庆祝活动”。但民众（据不同估计约1.5万-2万人）仍然在首都东部公墓集合，步行前往市郊的库拉帕蒂（地铁最后两站临时关闭）。

如此规模的民众集会，政府大吃一惊，调动警察和内务部队驱散，使用了催泪瓦斯和警棍，逮捕七十二人。社会舆论顿时沸腾，人们在家、在工作场所或在商店热议此次游行及被镇压的经过。人权活动家、“图泰什亚”青年文学家协会当时的负责人及活动组织者阿列西·别利亚茨基回忆，这是几十年来人们第一次在白红白旗帜下走上街头，并引用齐亚农·波兹尼亚克的话：“去祖灵节的是人群，回来已经成为民族”。这既是民间第一次自发集合这么多人，也是警方第一次动用强硬手段驱散和平集会参与者。

莫斯科也感觉惊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曾询问作家瓦西里·贝科夫：“白俄罗斯人怎么会上街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是温和、守纪律的民族啊”。记者兼政治活动家谢尔盖·瑙姆奇克回忆，贝科夫耸耸肩没答话。

次年，民众再次前往库拉帕蒂并竖立七米高十字架，纪念“大恐怖”受害者。2007年这座十字架被恶意毁坏。

1988年政府组建的专门委员会发布БС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议，指责集会组织者试图将游行用于“丝毫无关追悼怀念之目的”，要追究行政责任。如前所述，阿列西·别利亚茨基是活动组织者之一，如今是“春天”人权中心的人权卫士。接受“自由欧洲”电台白俄罗斯语部采访时别利亚茨基指出，正是从1988年“祖灵节”游行被驱散开始，一股强大的民主运动逐渐形成。“这对苏维埃政权是非常沉重的打击。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动摇了那个让白俄罗斯人无法呼吸的、钢筋混凝土般的苏联体制”。

在随后若干年间，参加库拉帕蒂游行的人数不断增加，直到卢卡申科总统的政府千方百计施加阻挠。尽管如此，每年“祖灵节”期间明斯克市仍然举行纪念政治迫害罹难者的集会。

白俄罗斯人民阵线与文化复兴

库拉帕蒂游行之后，白俄罗斯的民主运动开始蓬勃发展。当时已成立了“复兴”白俄罗斯人民阵线筹备委员会——这是一个旨在推动社会民主改革和白俄罗斯民族复兴的社会政治运动，领导人是齐亚农·波兹尼亚克。1989年2月人民阵线组织了首次反对派大会，并征得政府批准。约四万人齐聚明斯克“迪纳摩”体育场，挥舞白红白旗帜，要求废除宪法规定的共产党领导地位。

1990年2月，最高苏维埃选举前夕，白俄罗斯人民阵线举行了另一次大规模集会。齐亚农·波兹尼亚克带领约十万民众在明斯克市中心列宁广场抗议选举过程不民主。集会者最终转移到国家电视广播委员会大楼前，要求为人民阵线领导人提供电视播出时段——这个要求被接受了。据谢尔盖·瑙姆奇克回忆，人民阵线代表发言之后，电视播放长达四十分钟的音乐静态画面，接着播出БС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尼古拉·杰缅捷伊的讲话。

而且就在“八月政变”之前几天，即1991年8月16日，明斯克举行了一次反对同俄罗斯签署新联盟条约的集会。

1990年3月第十二届最高苏维埃选举，白俄罗斯人民阵线的三十七名代表当选，议会中首次出现反对派。随后这个党派又取得诸多成果，例如倡议将白俄罗斯语确立为唯一官方语言，并通过《白俄罗斯主权宣言》。莫斯科政变之后，反对派议员还推动白俄罗斯共产党暂时停止活动。白俄罗斯人民阵线是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之一。

差不多同时，明斯克市开办了“雅库布·科拉斯”白俄罗斯人文中学。这所学校拥有独特的师资力量、先进的教学大纲，使用白俄罗斯语授课（2003年被政府取缔，此后一直以非正式形式办学）。

白俄罗斯文学家扬卡·库帕拉的经典剧作《本地人》长期禁演，如今重返国内最重要剧院的舞台（2020年8月“库帕拉剧院”演员集体辞职，抗议暴力与违法行为，不久后他们发布了该剧的在线视频版本）。白俄罗斯历史最悠久的报纸《我们的田野》也得以复刊（2021年7月8日该报编辑部遭搜查，主编及数名员工被逮捕）。

明斯克大罢工与封锁铁路

1991年春季白俄罗斯爆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4月3日-4日明斯克市内数十万工人拒绝上班，很快演变为全国行动。整个四月各地抗议不断，格罗德诺、索利戈尔斯克、利达、奥尔沙等地企业纷纷响应。政治家、2006年总统候选人亚历山大·米林凯维奇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抗议起初是针对经济形势的。戈尔巴乔夫政府推动市场改革不利，人们不完全明白国家将走向何方，于是上街要求涨工资、降物价。很快，经济要求附加了政治要求。党的权威减弱。人民主张生产管理去政治化，呼吁政府辞职。这是对当局威望的一记重击。地方官员辩称：‘不是我们的错啊，是莫斯科考虑不周’。但大家都领悟、都明白——再也不能不重视工人了，不能不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了”。

4月3日，明斯克市“科兹洛夫”电气技术厂、自动生产线厂、齿轮厂、拖拉机和汽车厂工人开始罢工。仅一天后，约十万人的有序队伍出现在市中心政府大楼前。周边城市的工人也专程赶赴首都参加集会，媒体报道称索利戈尔斯克的矿工甚至步行前往明斯克。

此期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4月24日-26日封锁奥尔沙铁路枢纽。奥尔沙市的抗议活动早在4月初已开始，工人们成立了罢工委员会，甚至印刷自己的报纸《工人意志报》（共出版四期）。奥尔沙是白俄罗斯最大的铁路枢纽，其铁轨网可接纳来自六个方向的列车并发往任一车站。4月24日在奥尔沙市中心广场的大规模集会上抗议者决定封锁铁路，他们向明斯克政府发电报，提出自己的要求：降低物价，撤销企业党委，党的财产收归国有，取消党内高干特权，将国家行政机构规模缩减三分之一。

第二天工人们继续阻挡列车，罢工委员会代表去明斯克谈判，结果无功而返。时任警察局局长亚历山大·德卢加什在纪录片《奥尔沙1991》中透露：政府派出特战小队驻守火车站，防止抗议者闯入调度室。所以奥尔沙铁路的封锁持续两天，4月26日复通。广播电台报道，罢工参与者有组织地进入一间修道院，举行宗教仪式纪念切尔诺贝利事故五周年。

1991年春季的罢工活动至今仍是白俄罗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人抗议。当局作出让步，同意重新调整劳动条件和工资。同时国内也出现了最早的独立工会。

主权宣言与（未）投票的卢卡申科议员

一方面是严峻经济危机、切尔诺贝利事故的重负，以及不明朗的前景，另一方面则是复兴的新风、自由与希望——白俄罗斯在“伟大的苏维埃帝国”解体前夕就处于这种状态，同时也终于迎来独立。

1991年8月19日早晨，莫斯科宣布成立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ГКЧП)，РСФСР总统斥其为叛乱分子，指控这伙人企图夺取联盟政权。白俄罗斯人民阵线的反对派议员立即谴责政变，要求火速召开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却声明ГКЧП的活动具有“宪法合法性”，拒绝通过谴责ГКЧП的声明。当天晚间在政府大楼前举行了集会。

8月24日БС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尼古拉·杰缅捷伊辞职，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凯维奇成为独立白俄罗斯的首位领导人。数万群众响应白俄罗斯人民阵线号召在明斯克市列宁广场集会，有人举着白红白旗进入最高苏维埃会议大厅。

1991年8月25日白俄罗斯正式宣布成为独立国家，《国家主权宣言》被赋予宪法法律地位。1991年9月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名称法》，正式更改国名为“白俄罗斯共和国”，简称“白俄罗斯”。确定“柏康理亚”国徽和白红白旗是白俄罗斯共和国的国家象征。独立日最初定为7月27日，因为1990年的这一天通过了《国家主权宣言》，但该宣言当时仅属于倡议性质。1996年卢卡申科发起全民公投，独立日改为7月3日，即1944年明斯克解放日。

8月25日投票表决独立文件的时候，登记到场的265名议员中有253人投赞成票，未投赞成票者包括“共产党员争取民主派”议员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谢尔盖·瑙姆奇克展示的会议记录上，此议员姓名旁标注“缺席”。政治家阿纳托利·列别季科也证实投票时卢卡申科没露面，他曾接受采访称后者躲藏厕所内。

1990年，三十五岁的“戈罗杰茨”国营农场经理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成功当选什克洛夫选区人民代表，尽管当时他因动手打人被立案侦查。至于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政治学家瓦列利·卡尔巴列维奇在文章《卢卡申科上台之路》中写道：“卢卡申科扮演了保护普通民众、对抗蛮横官僚的捍卫者角色，要求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例如他提议召开地区劳动集体代表大会，向地区领导提出具体要求。选举前一天，卢卡申科在地区报纸上表示：‘我不指望掌权者的支持。对他们而言我是最不合适的候选人。我倚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一切无权者的支持’。”卡尔巴列维奇评价当年的卢卡申科，认为他可以被称作天生的民主主义者，政治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白俄罗斯人民阵线的反对派纲领相契合。

兼任“戈罗杰茨”国营农经理和议员的同时，卢卡申科也在最高苏维埃发起了“白俄罗斯共产党员争取民主派”。“八月政变”前几个月，这位议员在最高苏维埃机关报《人民报》上发表文章《独裁：白俄罗斯版本？》，批评政府和总理提出的方案是“经济和政治独裁”，“扼杀近些年艰难取得的一切最好成果”。瓦列利·卡尔巴列维奇评价他：“自从开始议员生涯，卢卡申科就把自己塑造为正直、真诚和公道的政治家，扮演人民的捍卫者。他经常批评议会多数派与反对派纠缠‘原则问题’展开政治斗争，呼吁为实际利益折衷妥协。”卡尔巴列维奇还写道，当时卢卡申科频繁与选民会面，每次谈三、四个小时，倾听群众申诉，替遭受不公的人主持正义。

但这一切很快就变了。1991年11月卢卡申科投票反对白俄罗斯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和货币体系。批准标志着苏联不复存在的《别洛韦日协议》时，他是唯一未参加投票的议员。再后来，卢卡申科多次将苏联解体称为“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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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名

曾经，有一头龙每年飞进村子吞吃一名处女，喷火烧光田地的庄稼。村民们当然愤慨，但那毕竟是龙啊——你找它论理试试？终于，龙死了，大家长舒一口气。似乎尘埃已落定，没什么可争论的。然而，龙死去七十多年之后，人们仍在叽叽喳喳：

— 我算过了，龙只吃掉一百个处女，大概仅占总人口2%。被吃掉的处女属于绝对少数！

— 明明是一百万处女，都被龙大口吞噬了。

— 我朋友的叔叔老是念叨，说龙吃了他姐姐。可后来询问他家另一个兄弟，才知道那姐姐其实是个邋遢的懒婆娘，有一次居然把水桶掉进井底。

— 不错，龙确实烧过庄稼，但当时没有别的办法提高土壤肥力。再说了，邻村也有饥荒，不比咱们轻。

— 某一年龙又吃掉一个处女，叫人给它推来一桶啤酒。你们知道它为谁干杯吗？为咱们村干杯！对，它就是这么说的！

— 龙出现之前，村长每年要糟蹋三到五个处女。龙出现之后，挨糟蹋的人数反而显著减少。

— 龙死后，人们在它的洞穴没有找到任何宝藏，只有一些啃干净的骨头、一件旧上衣和一双旧皮靴。

— 甭管怎么说吧，有龙的时候人人怀着敬畏之心。那时候秩序可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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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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