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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戈尔·格里戈维奇
（医学博士，曾任彼得罗扎沃茨克国立大学教授）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是一位全能型天才外科医生，他生命的最后六年遭受了政权的不公迫害，被剥夺了工作机会，罹患严重疾病，英年早逝。

我称呼С.С.尤丁为天才外科医生绝非溢美之辞，也没有过分拔高他在本职领域的手艺。这称号实至名归，因为外科医生的首要价值在于他们手上的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带来的成果如何。优秀的外科医生很多，天资卓越的也不少，而旷世奇才寥寥无几。在俄罗斯的外科医生中，我只能举出两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戈夫和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我这话是有客观标准支撑的，那就是他们获得了本国和全世界同行的广泛认可。

关于皮罗戈夫的详细介绍汗牛充栋，尤其是在2010年他诞辰200周年之际，联合国宣布本年为“皮罗戈夫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多个城市拥有以皮罗戈夫姓名命名的街道、医学院和大学、诊所和科室。还设立了“皮罗戈夫奖”，以及其他纪念这位俄罗斯伟大的外科医生、科学家和教育家的方式。

至于С.С.尤丁，明显低调得多，甚至可以说基本没什么纪念：仅在“Н.В.斯克里福索夫斯基”急救医学研究所（尤丁曾任所长）悬挂纪念牌匾，和在新西伯利亚市一间儿童医院前安放纪念碑——该医院是尤丁被流放期间行医两年的地方。可能因为时间还不够长吧，再过两百年，我们的后代是否会重新想起伟大的外科医生尤丁，想起他们的曾曾祖父辈在20世纪所崇敬的偶像？也许吧。到1991年尤丁百年诞辰时，研究他工作的书籍约50多种，诚然其中大部分是尤丁的学生在外科期刊和专著中撰写的，但也有一些文章是由非学生撰写且发表在非医学类刊物上的。

在面向大众读者的传记作品中，最吸引人是尤丁学生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西蒙扬1963年出版的《外科医生之路》。此外，当然还有2008年发布在互联网上的《关于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的回忆》，系尤丁的侄子：肿瘤学教授伊戈尔·尤里耶维奇·尤丁，和他的侄孙：医学博士、肛肠科医生瓦季姆·伊戈尔耶维奇·尤丁共同撰写。

遗憾啊，我不仅与С.С.尤丁无缘相识，甚至未曾见面。不过在大学期间和毕业后最初几年，我从老师们口中听闻了他的许多事迹。本人之所以选择这个职业，同师长们热情洋溢描述这位闪亮的奇人有很大关系。1950年代的人们经常谈论尤丁，他是当时苏联最受欢迎的外科医生，备受当局青睐：两次荣获斯大林奖，荣膺院士，几乎是每一个欧洲国家及美国外科学会的成员。岂料突然被以“间谍罪”逮捕，流放西伯利亚。虽然“人民领袖”去世后，尤丁在1953年获平反，被召回莫斯科，再次在“斯克里福索夫斯基”工作和行医，但仅仅十一个月便因心肌梗塞去世。

尽管老师们对于发生这一切的时代刻骨铭心，但“解冻”毕竟到来了，他们开始更自由地议论这些话题，包括一些当时还不便写成文字的细节。当然尤丁并不是唯一经历如此悲惨命运的人，还有外科医生В.Ф.沃伊诺-雅谢涅茨基（路加大主教）、院士Н.И.瓦维洛夫、飞机设计师А.А.图波列夫、火箭科学家С.П.科罗廖夫、院士Д.С.利哈乔夫等无数人，不胜枚举。

我的系主任费奥多尔·马尔科维奇·达诺维奇教授屡次向我讲述尤丁的事迹。达诺维奇教授来到彼得罗扎沃茨克之前曾在军事医学院的海军外科系工作，系主任是И.И.贾内利泽，此人是尤丁被捕后少数几位仍与他保持联系的人之一。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学生阿尔卡季·阿列克谢耶维奇·博察洛夫和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阿拉波夫也在这个系上班，阿拉波夫曾任北方舰队首席外科医生，后来由我的主任接替这一职位。我还与斯坦尼斯拉夫·雅科夫列维奇·多列茨基关系密切，友谊持续多年。他也跟尤丁十分熟悉，因为多列茨基具有艺术气质，热衷写作并结交富有创造力的人士，人送外号“小尤丁”——此二位确实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所以，即便在尤丁的学生和亲属的著作发表之前，我已通过这些交谈知晓了С.С.尤丁的许多故事。

我之所以动笔撰文纪念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也是因为今天这一代外科医生，更不用说医学生，只记得“有一位尤丁大夫”，再多的一概不知了。

С.С.尤丁1891年9月27日（旧历）生于莫斯科富裕家庭。他父亲是“荣誉公民”和开办金银线厂的“一等商人”，经营着多家销售军官制服和军用配件的商店。他母亲同样出身莫斯科河南岸区商人家庭，曾在莫斯科德国区著名的“冯·梅克”德语中学接受良好教育，毕生致力于养育子女。老尤丁夫妇膝下七个孩子（四儿三女），谢尔盖是家中第二个孩子，也是长子。

请允许我稍微偏离一下主人公的传记，说几句仍与主要主题直接相关的话。前面提到的С.Я.多列茨基写过一本关于教育和健康生活方式的书，题为《一切始于童年》。作者有力论证了——我也完全赞同——许多疾病及性格和行为特征在很大程度是从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的童年时期就开始形成。俄罗斯著名科学家伊利亚·伊利奇·梅契尼科夫在撰写路易·巴斯德传记时，也指出了关于杰出人才家庭的一个有趣现象：他们往往不是家中老大。例如，莫扎特和瓦格纳在家行七，肖邦行四，博马舍行七，莎士比亚、伏尔泰和雨果都行三，彼得一世也行三，拿破仑行四。以及：皮罗戈夫在他家十四个孩子中排行第十三，С.С.尤丁在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二。这些结论固然从数学角度并不可靠，却颇令人好奇。

尤丁家的孩子们进入中学之前主要由母亲教育。女孩学习语言、乐器和操持家务，四个男孩学做细木工活，锯矬、装饰家具、烙画、描摹。谢尔盖是兄弟姐妹中最出色的艺术家，刺绣精湛，能演奏小提琴和吉他，法语和德语流利（后来又掌握英语），喜欢参观博物馆，对绘画有深入了解。小小年纪，手指已表现出非凡灵活性。

尤丁上中学时在自家的储藏室布置了一间化学实验室，做实验并研究配方。他独立制作了一台高压感应线圈，还收集各种昆虫标本。他在乡间别墅饲养雉鸡并照料家庭动物园的动物，深入研究狩猎规则，酷爱钓鱼，亲手造一条小船。16岁时他在富豪莫罗佐夫家做家教老师，挣钱买了一台显微镜。之后他成为斯摩棱斯克州某地主家四个小孩的家庭教师。

当年谢尔盖·尤丁就读的是莫斯科最好的一所双语中学，因其非凡记忆力和惊人的学习能力引人注目。这所中学除了拥有优秀教师，还邀请莫斯科大学教授参与讲课。谢尔盖不仅爱好人文学科，亦对学校额外开设的物理、数学和化学课程兴趣浓厚。说起来，那时候典型的的普通中学对精密科学的关注通常少于实用中学。谢尔盖的文学知识也极为出色，能背诵贺拉斯、维吉尔、凯撒的演讲等作品。

提前插一句，非凡记忆力在С.С.尤丁人生的艰难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在蹲监狱无法接触任何书籍的困境中写出巨著《外科医生的沉思》，全凭记忆引用伟大思想家和科学家的大量名言。顺便说一下，这本书是他用厕纸写成的，拿面包屑粘连成册，幸运地保存出狱，并在平反后交给了他喜爱的手术室护士玛丽娜·彼得罗芙娜·戈利科娃。作者逝世后，1968年该书印行出版。

1911年С.С.尤丁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就读期间他的专注、勤奋特质，以及关于霍乱和痢疾的首批论文引起大家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尤丁的学业，1914年他应征入伍，成为现役军人，在医院做普通医生。他为伤员动手术，甚至亲自参加战斗。因英勇表现被授予圣乔治十字勋章，三次负伤，其中一次重伤。1919年他通过毕业考试获得文凭，将余生35年全部献给了他热爱的事业——外科学。

С.С.尤丁的独立外科生涯起步于莫斯科郊外的一些小型诊疗机构，这些地方设备简陋，规模远不及首都的医院。他工作的第一家机构是“扎哈里诺”疗养院，原本主要收治患骨关节结核和胃结核的病人。许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的士兵因手、腿枪伤骨折后出现化脓性并发症，或因胸腔损伤导致化脓感染，迫使疗养院调整收治方向，既接纳结核病人也接纳创伤后化脓性并发症患者。年轻的外科医生尤丁并没有抱怨条件简陋或设备、器械短缺，拿出饱满的工作热情，开展了多样化、高强度的积极诊疗活动。

首先是行政和后勤工作：他结识了卫生人民委员Н.А.谢马什科，在他的帮助下获取了患者外科治疗所需之设备、器械。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亲手制作部分设备，刚开始人民委员竟误以为他是某个管总务的而非大夫。

其次，尤丁开展了活跃的外科工作：他进行骨骼和关节手术，实施了俄罗斯最早的胃慢性溃疡切除术之一。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34例胸腔脓肿手术，出席第十六届全俄外科医生大会作相关报告，获得同行高度评价。

第三，尤丁经常出入莫斯科的博物馆和书店，收藏珍稀书籍和艺术品。这段时期他设法参观了欧洲的几家大型诊所，了解这些国家顶尖外科医生的成就，尤其是德国的几位世界外科领域泰斗，如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教授和奥古斯特·比尔教授的诊所。尤丁在“扎哈里诺”疗养院前后工作了四年。

1922年С.С.尤丁搬到莫斯科郊外小城谢尔普霍夫，出任当地工厂医院外科主任。他在这里度过了意义非凡的六年！阅读这一时期的经历，不禁惊讶于他兴趣之广泛和工作之规模，那时候他才刚刚31岁呀。这六年中尤丁完成了500多例胃部手术，1000多例在脊髓麻醉下进行的各种外科手术。他改进了А.比尔提出的脊髓麻醉法，扩大应用范围，使其几乎涵盖了胸部和腹部各器官的手术。

这一阶段的另一项成果是撰写了《脊髓麻醉法》专著，他将这本书献给他深爱的母亲叶卡捷琳娜·彼得罗芙娜。几年后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尤丁为母亲施行胃癌手术，让她的生命又延续多年。一位学生问为什么不委托其他外科医生开刀，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回答：“因为当时只有我知道怎样正确完成这台手术。”

关于脊髓麻醉的专著被公认为苏联医学领域最佳著作之一，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因此荣获“费奥多尔·赖因奖”。他使用部分奖金远赴美国，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访学之旅，参观最顶尖外科诊所。美国的外科水平——无论其组织管理、技术装备或娴熟的手术技巧——无不给尤丁留下深刻印象。回国后尤丁撰写了《访问美国外科医》系列文章，连载在1927-1928年的《新外科档案》期刊上。

博学多识的文章，代表大会和外科学会会议上的演讲，以及最重要的——精湛的手术技巧，使С.С.尤丁在同行和整个文艺界群体中享有极高声誉。许多俄罗斯外科领域的权威，如С.И.斯帕索库科茨基、В.И.拉祖莫夫斯基、П.А.赫尔岑（肿瘤学教授，作家赫尔岑的孙子）等，包括来自国内不同城市的知名或无名外科医生，都曾专程造访这位没有头衔与职称的年轻外科医生工作的普通医院，观摩他做手术。

后来尤丁出任“Н.В.斯克里福索夫斯基”急救医学研究所首席外科医生，依然不断有人慕名找来。访客不仅表达口头赞赏，还在留言簿写下热情洋溢的话。И.И.贾内利泽教授在全俄外科医生大会会议间隙写道：“每次我来莫斯科，总觉得有义务看看艺术剧院和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艺术工作室，就连那些在大会上批评他的人也会跑来欣赏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工作。”В.Ф.沃伊诺-雅谢涅茨基教授写道：“过去的外科医生，现在和未来的外科大师。我对他的精湛医术和为建设我们伟大祖国新外科的无限精力深表敬佩。” 这样的留言多达数百条。

当然，一位来自莫斯科郊区某工厂医院的年轻外科医生在大型医学会议上慷慨陈词，难免引起别人不满，他在同年龄段外科医生中的声望也招惹了一些嫉妒情绪。同行相轻，司空见惯。不过尤丁总能在这样的辩论中胜出。我的导师，当时的青年研究生Ф.М.达诺维奇教授回忆说，尽管论敌对尤丁的报告唇枪舌剑，但在他总结发言之后，无论支持者或反对者皆报以热烈鼓掌。

尤丁还是一位风趣幽默的辩论家。1922年他在第十六次全俄外科医生大会上报告了34例慢性化脓性疾病的胸腔手术结果。列宁格勒著名外科医生伊万·伊万诺维奇·格列科夫教授提出异议，认为这种手术切除肋骨会使患者胸部变形，造成明显的外观缺陷。在总结发言中尤丁回应：“是的，确实不美观，但与其带着漂亮的躯体死亡，不如带着残废的胸廓活下去。”后来在一次非正式招待会上，格列科夫端着香槟向尤丁敬酒，感谢他出色的工作和对自己意见的精彩答复。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充满艺术气息：演讲精彩而富有表现力，表情生动、手势优美，令在场听众为之倾倒。但我们不应忘记，最重要的仍然是外科手术——过程及其结果，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不仅限于我国。

我不得不再次偏离介绍尤丁生平的时间顺序，谈谈他的双手。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手不仅灵巧、有力，而且非常优美。这样的手并不罕见，不仅外科医生，一些音乐家、雕塑家、画家也拥有，我甚至在专业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身上见过。但尤丁的的手指和整只手掌具备常人罕见的生理特征，手指不仅能向掌侧弯曲，还能向反方向也就是手背弯曲。同样地，整个手掌也能以类似方式反向弯曲。停下来试试，用自己的手指和手掌做类似动作，你会发现并不容易。当然，离不开长期练习。正是这些特征和练习，使得尤丁在复杂手术中能够凭借双手完成任何最精密的外科器械都无法实现的工作。

他可以用双手做手术，但自己感觉右手更有把握。他曾写信给尼古拉·尼洛维奇·布尔坚科表示遗憾，称自己无法像布尔坚科那样熟练运用双手。我认为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这是自谦，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恭维这位伟大的苏联神经外科医生。因为这封信是寄给年长且职务更高的布尔坚科的祝贺信。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确实能用双手做手术，他的学生们有记载，许多画家的画作也有“印证”。

在手术中，比如缝合时，为了避免频繁拿起剪刀剪线，尤丁总是用左手第四、第五指固定剪刀。我自己是“右撇子”外科医生，也尝试过用右手的这两根手指夹着剪刀剪线，但完全做不到。只有用第一、第三指像日常使用剪刀那样才能完成操作。关于尤丁的双手，目击者们讲过许多传奇故事，艺术家们也试图在作品中特别强调。画尤丁的人绝非无名之辈，包括П.Д.科林、А.И.拉克季奥诺夫、М.В.涅斯捷罗夫、库克雷尼克斯（他们仨在手术室中为他画过一些善意漫画）等。然而这些画家画完了都感觉不满意。许多人认为最成功的作品是目前收藏于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涅斯捷罗夫的两幅肖像画。

还有一则趣事。某次，美国女记者尼拉·M与尤丁交谈时，突然惊呼一声一把抓住他的手。她为自己的失态辩解说，以前只在查理·卓别林、著名德国演员康拉德·维特和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身上见过这样的手。后来尤丁的学生之一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西蒙扬教授补充说，亚历山大·维尔京斯基也有这样的手。我在列宁格勒上学期间两次有机会聆听亚历山大·维尔京斯基音乐会，坐在近处仔细观察：他的手确实很大且富于表现力，但我没注意到他手指动作上有何特殊之处。

言归正传。在谢尔普霍夫工作的年轻外科医生闻名遐迩，其成就自然不会被官方忽视。如前所述，1928年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研究所首席外科医生去世，卫生人民委员Н.А.谢马什科邀请С.С.尤丁继任。当年该研究所并非以外科为主，拥有96张各科室病床。对于37岁的尤丁来说，这是一个可以将他无穷精力投入事业发展的绝佳机会。

我不会详细描述这位新任首席外科医生经办的全部专业问题，谨引用他的亲属兼传记作者的话来概括此时期的情况：“尤丁没有照搬当时已经普遍熟知的美国外科医生在急诊外科服务组织方面的经验。所有创新中，他始终走自己的独特道路。研究所短短一年内成为全联盟急性病、创伤和急诊外科治疗的研究中心，成为全国的‘外科麦加’。今天‘斯克里福’的声誉和一切优良传统，很大程度上是С.С.尤丁的功劳。”1928-1948年间尤丁的人生经历足以令任何勤勉、热爱自己事业的人羡慕不已，尤其是像医学这样讲究知识与技能的领域。

要说С.С.尤丁备受同事、当权者和文艺界人士宠爱、享受国内外盛名，这还远远不够。他简直是沐浴在荣耀之中。他未经论文答辩就被授予医学博士（“名誉学位”），被任命为医院外科教授，荣获众多勋章、专业奖和国家奖（生前两次被授予斯大林奖，追授列宁奖）。他当选为新成立的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还是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外科学会与科学院名誉会员。他被授予“功勋科学工作者”称号，获准出国做报告。党政权贵及亲属需要开刀动手术基本都找他。然而，这一切荣誉与成就并非由于惯性或个人同情，而是用艰苦的体力与智力劳动换来的。这种付出消耗了他的健康，牺牲了睡眠，放弃了休假等安逸生活。

多年来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亲自为数千名胃肠病患者和数百名食道损伤患者（大部分是儿童）实施手术。他因开发和应用食管重建手术第二次获得一级斯大林奖。他在“斯克里福索夫斯基”创建了最现代化的诊所和实验室，带领助手们进行动物实验，测试新想法。

早在1928年，С.С.尤丁听了列宁格勒著名外科医生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沙莫夫教授的一场报告，得知在动物实验中通过输注死亡犬的血液可以挽救犬的生命。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对此观点深感兴趣，继续进行实验研究，查阅了与输血历史相关几乎全部文献，最终得出结论：这种输血方式也可以应用于人类。1930年尤丁决定对一名自杀未遂几乎全身失血的年轻人进行尸体输血。当时捐献血液的库存已经耗尽，伤者在医生们面前奄奄一息，而“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的一名同血型老年男性因伤势过重去世。尤丁毅然决定使用死者血液，但此举违反了法律：禁止使用未经梅毒检测的血液。尤丁清楚风险，仍大胆地……救回了伤者。幸运的是老年男性的血液未被感染。此一病例报告发表后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该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当时对大量输血的需求急剧增加，献血者却十分稀少，通过输注尸体血液挽救了数千名伤员。据统计，仅在“斯克里福索夫斯基”（专门接收重伤员的机构）每年就输注约2000升尸体血液。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为此写了一部专著，首先被翻译成法文，随后又被译成多种语言。
（儿按：尸体输血法2001年被俄罗斯卫生部禁止）

1962年，С.С.尤丁去世八年后，他与В.Н.沙莫夫因这一创举被授予列宁奖。有趣的是，二战结束几年后（尤丁尚在世），英国坎特伯雷大教堂的杰出和平斗士休利特·约翰逊牧师访问莫斯科，参观了“斯克里福索夫斯基”，在留言簿写下感言：“将逝者的血输给一息尚存、亟待抢救的患者，此乃何等的伟大！所以，我更加坚定地希望，在我去世后我的血也能被用于同样目的。”

С.С.尤丁工作起来殚精竭虑，正如他身边某位同事所言：“一根蜡烛两头烧”。除了单纯的外科手术，他还要撰写并编辑书籍、文章，出席代表大会和研讨会作报告。在搬到莫斯科之前，他就应Н.Н.布尔坚科的邀请担任科系编外讲师，为学生和医生们授课。他还开办了自称“忏悔”的系列讲座，详细分析自己在诊断和治疗中的错误。

全国各地的外科医生都将С.С.尤丁视为导师，虽然更准确地说他们更像是追随者和模仿者。然而尤丁身边确有一个亲近的核心圈子，这些是多年来与尤丁并肩工作，秉承他理念的真正学生，甚至建立了家庭友谊。这些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为教授、院士，其中包括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维奇·阿拉波夫、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罗扎诺夫、阿尔卡季·阿列克谢耶维奇·博察洛夫、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彼得洛夫和帕维尔·约瑟夫维奇·安德洛索夫。不幸的是，尤丁大力栽培、几乎亲手帮其撰写博士论文的一个学生，后来竟然是向当局诬告尤丁、导致其悲剧的始作俑者——尤丁被捕后，Б.А.彼得洛夫接掌了他的职位，并把老师的成果据为己有。在人类历史上他绝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С.С.尤丁还有一份热爱，这份热爱在他进入“斯克里福索夫斯基”工作后得以体现。熟悉莫斯科历史的人或许知道，该急救研究所位于早年的谢列梅捷夫医院大楼（“收容院”），系19世纪初尼古拉·谢列梅捷夫伯爵为纪念其亡妻：农奴女演员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芙娜，聘请意大利建筑师夸伦吉设计建造，内部装饰由意大利画家多梅尼科·斯科蒂亲自绘制完成。1812年卫国战争期间这座建筑幸存下来，用作收治俄军、法军士兵和军官的医院。从1923年起成为急救研究所。

历经百余年岁月侵蚀，建筑物严重破损，壁画被白漆覆盖，许多地方的浮雕装饰剥落。С.С.尤丁争取到政府许可，启动修缮工程。他请来知名艺术家和修复专家，工作如火如荼进行。尤丁本人直接参与天花板壁画的修复，亲手清理覆盖在斯科蒂画作上的白漆层。凌晨时分他爬上高高的脚手架，以他一贯的严谨态度小心翼翼刮除灰泥层，清洗壁画。当保存下来的色彩显现，他会像孩子般欣喜。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坚信斯科蒂的杰作应当为我国人民流传后世，而且有助患者康复。

如今的“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的新楼是一座现代化建筑，为员工和患者配备了最新医疗设备和便利设施，老楼则是一座美妙的建筑、绘画和历史博物馆，展示着谢列梅捷夫伯爵收容院的风采。若非尤丁的努力，这座博物馆肯定不可能存在，更不用说今天的辉煌了。

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对С.С.尤丁本人和整个急救研究所的工作产生了影响，尽管急诊外科和急性创伤在和平时期也被称为“无声的战争”。只是受伤原因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枪伤，伤患数量也发生了变化——人数急剧增加且同时涌入。当然还有其他不同，但和平时期的外科经验总能够应用于战时，反之亦然。

С.С.尤丁被任命为红军总外科医生尼古拉·尼洛维奇·布尔坚科的高级监察顾问。整个战争期间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未疏散后撤，留在莫斯科坚守岗位，也经常赶赴战地医院为重伤患者动手术，并向年轻医生（不仅限于年轻医生）传授战地外科的规则和原则。毕竟早在1941年他就编辑出版了两卷本《战地外科笔记》。由于这项工作，С.С.尤丁获得一级斯大林奖，也是我国首批获得“红星”军功章的医生之一。他的门下弟子在这一时期负责前线和部队的外科医疗服务，他给他们写的信充满了温暖抚慰、对胜利的希望和老师的睿智建议，多么令人感动啊！

1943年，两位世界著名外科医生——英国皇家海军首席外科医生、海军少将戈登·泰勒，和美国首席外科医生、哈佛大学教授埃利奥特·卡特勒专程赴莫斯科，授予С.С.尤丁英、美外科学会的荣誉会员证书。这是外国外科学会负责人首次为颁发此类殊荣前往别国，通常这样的隆重仪式是在本国举行的。

尽管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获得众多奖项、荣誉和表彰，但有两个理应引起担忧的情况他似乎并未在意，或只是装作不在意。其一，战争初期前线、部队乃至大型医院外科的大多数负责人都已授予将军衔，而尤丁直到战争结束仍是中校。其二，他的国际旅行被中断，不再应邀出国在大型会议上作报告。我认为，1943年泰勒和卡特勒来到莫斯科，与我国政府禁止尤丁前往美国和英国有关。我国许多领导人对他与美国大使哈里曼的私人接触、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及其他知名外国人士的私人通信深感不满。

1948年12月23日，一切都明朗了。傍晚一辆车来接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请他去会诊“重病人”，此人职位很高，姓名不便透露。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于是尤丁上了车，被带到……卢比扬卡的侦查员面前。

同一天，尤丁的高级手术护士玛丽娜·彼得罗芙娜·戈利科娃也以同样方式被捕。她不仅是高级手术护士，也是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密友，帮他处理手稿印刷和编辑事宜，代笔回复一些信件，是一位文化程度很高的美丽女士。每当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需要从尤丁那里得到什么，总会向她求助。尤丁常说她是 “圣洁的女人”。

关于尤丁监狱三年、流放两年所经历的一切，今天的人们已听过、看过不少。阅读这些内容令人痛心且恐惧。被捕当晚，高级侦查员科马罗夫上校在贝利亚的副官阿巴库莫夫陪同下开始审讯尤丁。科马罗夫上校刑讯逼供，几乎将尤丁的牙齿全部打掉，扒光他衣服按在地板上用橡胶棍猛击。还对他采用了臭名昭著的“传送带”审讯法，即由多位侦查员昼夜不停接力。尤丁勇敢忍受着对他的种种折磨，除了一件事——当特殊的夹子将眼睑卷成小管时，剧烈疼痛令他痛苦尖叫、失去知觉。

侦查员指控尤丁从事反苏敌对活动、为英国情报机构进行间谍活动。审讯期间还要求他提供关于几位部队高级指挥员（如朱可夫、科涅夫、托尔布欣等）的黑材料。尤丁很熟悉这些指挥员，访问前线时经常与他们见面，高度评价他们的军事才能，尤其Г.А.朱可夫——甚至将他与苏沃洛夫相提并论。可尤丁始终未说过任何人的不利供词。但在三年折磨后，他最终无法忍受国家安全部的刑讯，被迫签字承认自己搞“间谍活动”。1952年被判处十年流放，遣送新西伯利亚州别尔德斯克市，妻子娜塔莉亚·弗拉基米罗芙娜陪伴他一同前往过苦日子。

在别尔德斯克，医院管理部门起初不允许尤丁给人治病，后来本地外科医生开始主动邀请他，于是尤丁经过长时间“歇业”重返手术台，在本地医生的簇拥观摩下开刀。不久他被调往新西伯利亚市，原因是州党委第二书记向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请求帮他患严重胃病的妻子做手术，对方答复：“何必送她来莫斯科呢，全国最好的一把刀就在你们60千米外。”

尽管新西伯利亚允许尤丁做手术，但卫生管理人员（医院院长、医学院院长）还是千方百计阻碍他从事正常的外科工作、胃液分泌研究，不让他接触年轻人。然而学生们仍尽力帮助尤丁进行动物实验，送他回家，询问各种外科问题，还普遍喜欢找他谈论文学与艺术。

1952年，当局特批С.С.尤丁到莫斯科几天，送别他的中学同学：著名外科医生Ф.Д.奥奇金。在新圣女公墓葬礼现场，尤丁穿一件破旧外套，孤独地远离一群同事哭泣，瘦弱身影格外扎眼。无人与他谈话。借着这次莫斯科之行，尤丁设法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交给在医学科学院担任要职的К.С.比科夫，希望比科夫在政府中替他美言几句，争取允许他返回莫斯科。后来得知，比科夫高度评价尤丁的研究，但并未替他说情。当时国内出现了由“全人类的最好朋友”发动的反对“杀人医生”的运动，尤丁摆脱流放的希望彻底破灭。

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被彻底平反，回到自己熟悉的“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研究所，但职位已不再是首席外科医生，而是外科主任。他还不得不经历一次艰难的全体员工会议，在会上，他的学生Б.А.彼得洛夫及其少数支持者试图证明尤丁罪有应得，理由是他从来不喜欢政权，赞赏一切国外事物，整个研究所都只为了他的名声工作。不过正义终究得以伸张，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恢复了他应得的职位。

再谈几句关于М.П.戈利科娃的命运。她同样遭受酷刑，强迫提供С.С.尤丁所谓反苏活动的材料。他们威胁要处决她的丈夫，把她亲爱的女儿送进孤儿院。玛丽娜·彼得罗芙娜无奈屈服，拿来什么就签什么，但这并未使她免于被流放。平反之后，她因为诬陷了自己敬爱的上司而痛苦自责，请求宽恕。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表示理解，当然也原谅了她。在这场可怕的悲剧之后，她又做了许多贡献，编辑并筹备出版尤丁在狱中完成的《外科医生的沉思》，作者身故十四年后这本书终于面世。

恢复自由身的С.С.尤丁仅活了短短十一个月。1954年6月，他在乌克兰外科医生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纲领性报告，探讨外科发展之前景。这次会议在基辅进行，他感觉胸口疼痛，表示自己等不到大会结束，打算回家。启程前他请求去一趟老精神病院（译注：基辅市“巴甫洛夫”医院，成立于1786年），在弗鲁贝尔未完成的壁画前驻足良久。坐飞机返程途中，他的胸痛加剧，飞行员不得不降低高度。抵达莫斯科后他似乎恢复振作，拒绝住院，说要回家休息，歇一歇再去诊所接诊。几小时后妻子走进书房，发现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已经去世。遗体安葬在新圣女公墓。

准备这篇文章时我注意到有关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家庭的信息极少，尤其他妻子娜塔莉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普拉托诺娃的资料几乎没有。两人1916年结婚，娜塔莉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是某所私立大学的学生，父亲腰缠万贯，在伏尔加河上拥有多艘货运和客运轮船。她曾在医院照顾身受重伤的尤丁，几张照片显示她容貌十分美丽。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材料可查。是的，据说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一位兄弟曾透露普拉托诺夫家族与阿列克谢耶夫家族有亲戚关系。伟大的俄罗斯导演和演员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艺名）就出自阿列克谢耶夫家族，是莫斯科艺术剧院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家和尤丁家族的其他孩子称呼他“科卡叔叔”。

1917年尤丁家生了一个儿子，按照家族传统，长子都叫“谢尔盖”。关于小谢尔盖的资料仅限1943年他从前线返回莫斯科，父亲指责他借用自己名声脱离部队，把小谢尔盖逐出家门，甚至扬言：“我再也没儿子了。”这位年轻人的日后遭遇无从知晓。尤丁坐牢期间曾提到一个名叫“加利娅”的孙女，侦查员威胁抓走她送孤儿院，但这个小孩的后续情况同样没有任何信息。

关于С.С.尤丁复杂的性格已有许多文字记载，他的学生、同事和目击者也有不少口头描述。这并不值得惊怪：大多数伟人都有复杂甚至难以相处的性格，常常给身边人造成痛苦和不便，尤丁也不例外。那么是否应当关注天才或俊杰的生活细节？我认为应当，因为这有助于理解和解释这些人物的生平。诚然，像А.比托夫这样严肃的作者曾表示：“了解一个人的细节而非他的作为是庸俗的。”如果他指的是对“阴私暗事”的过度关注，那么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希望，如果我讲述一些能反映С.С.尤丁复杂性格的片段，不会被指责为庸俗。

如前文所述，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与许多艺术家友善，他们经常赠送自己的作品给他。他将其中一些作品挂在病房，因为他正确地认为优秀艺术是促进患者康复的因素之一。有一次尤丁让某位青年外科医生把礼物挂在病房墙上。第二天早晨查房，尤丁发现画挂歪了，当即解雇此人，说：“不会往墙上打钉子的外科医生不配做这一行”。

有时尤丁甚至对自己的老师也毫不留情。当他已是名扬四方的院士时，与曾经在“扎哈里诺”疗养院工作期间指导过他的Т.П.克拉斯诺巴耶夫争论。克拉斯诺巴耶夫对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说了些难听的话，尤丁的回敬也很不客气。克拉斯诺巴耶夫抗议说，对像他这样有功绩的人不该这样讲话。尤丁却说了一句刺耳的话：“然而是我让您当上院士，不是您让我当上院士”。考虑到他受过的良好教育，我认为这种程度的无礼很不可思议。

众所周知，Н.Н.布尔坚科（时任苏联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与更年轻、地位更低的С.С.尤丁之间有过一些便条交流。比如，布尔坚科在官方信纸上写便条请求尤丁会诊一位胃病患者，开头写“亲爱的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落款却列出一连串头衔：“苏联医学科学院院长、苏联军队首席外科医生、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斯大林奖获得者”等等。尤丁的回复则显得幽默且简短，开头写：“敬爱的尼古拉·尼洛维奇”，接着是诊断意见，最后落款：“伏罗希洛夫射手С.尤丁”。

人们通常对天才抱以宽容，这无疑是公平的。С.С.尤丁并非心胸狭隘之辈，但他始终无法原谅学生的举报。当尤丁再次出任“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研究所首席外科医生，而那名学生被调任外科主任时，秘书拿工资表给尤丁签字，他在那名学生的姓名旁批注：“此人不在我们这里工作”。

文章写到这儿，谈谈我自己的看法。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这一生最令我惊讶的是什么？首先，当然是他以不懈之勤奋发挥其卓越天资，似乎无一日不动手术、不读书或不研究科学。在任何条件下他都为自己创造条件，哪怕是他外科技巧丝毫无关的体力劳动。

其次，是他的广泛兴趣远远超出专业领域，不仅丰富了生活，也促成他对主要事业：外科工作的创造性态度。

第三个让我惊讶的事实不再是尤丁本人，而是他头上的那个政权。我一生读过不少名医传记，从未见过这种事情：“国家最好的一双手”，随时可能（字面意义）为每个人——包括领导人——提供医疗救助，却横遭摧残或被抛弃到无法使用这双手的地方。毕竟，多少人命得以挽救，正因为在那突发时刻附近碰巧有一位医生，他的知识和技能让人重拾生命喜悦。即便这位医生是“持不同政见者”。

我想以С.С.尤丁参观新圣女公墓后喜欢吟诵的诗句作为结尾：

“我再次走过坟地，
在墓碑间徘徊、哀悼。
我对一个说：你为何死去！
又问另一个：你为何活着？”

延伸阅读：

“无名女郎”的曲折命运

斯大林镇压受害者的家史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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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还没做过牛排沙拉，现在就不妨尝试一下，半个小时轻松上桌。材料很简单，只包含五种主要食材：牛肉、西红柿、罗马生菜、芥末酱和奶酪。鲜嫩的牛排搭配酸甜的番茄、清脆的生菜、奶酪片和芥末、橄榄油，看起来平平无奇，味道却非常细腻且丰富。当然也可以用鸡肉或火鸡肉代替牛肉，这样更低脂。

所需食材：

牛排：400克
西红柿：2个
奶酪：60克
罗马生菜：1棵
芥末酱：2勺

步骤：

用厨房纸仔细吸干牛排表面水分。撒盐和黑胡椒，两面涂橄榄油，静置5-7分钟。

烤架涂油润滑，用大火把牛排每面烤5分钟。烤好的牛排移入盘子，在表面薄薄涂一层芥末酱，保鲜膜或铝箔纸盖好，静置10分钟。

之后将牛排沿纹理垂直方向切成1-1.5㎝厚的片。西红柿切八瓣，罗马生菜叶撕成小块，奶酪切片。将上述食材依次装盘，取1勺芥末酱与3勺橄榄油混合，加入盐和胡椒粉调味，或者依据口味额外添加食醋或柠檬汁、蜂蜜，浇淋在沙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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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1934年生于彼尔姆州小村庄利亚米诺，这个定居点是1930年代才形成的，安置所谓“特殊定居者”——来自波罗的海国家、西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和其他地方的被镇压富农。

米哈伊尔上学的时候，利亚米诺村已具备劳动定居点规模，随着时间推移，出现了一家木材加工厂并开始建设面粉厂。米哈伊尔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希望儿子也能进厂打工，因为他课业成绩不好。

但米哈伊尔不想重复爹娘的人生。他在部队服役期间积极参加共青团组织生活，获得上级嘉奖，也许正是由此决定走一走政治生涯。复员后回乡，厂办学校毕业，他立即开始靠拢党组织，从工会做起。大家都注意到了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的社会活动，很快这个年轻人就被提拔为基层共青团组织书记，随后成为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劳动储备总局第6建筑学校的共青团小组长。米哈伊尔喜上眉梢——这个职位不仅有体面的薪水和住房，还意味着快速升迁的大好前途。

1950年代中期约有四百人在第6建筑学校学习泥瓦工、装配工、水和煤气安装工、油漆工等职业。采罗乌索夫本应从事劳动青年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但他实际只在会议上发表热情洋溢演讲。另一方面，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不懂得团队合作，把一切不同意见都视为对他个人的侮辱，利用职位实施报复。由于他分管节假日、集体宿舍、课业安排和津贴，整人办法多着呢。

故而米哈伊尔当上共青团小组长不久，本校学生就分成敌对两派：反对派不仅要抵制小组长的专横擅权，还要揭穿阿谀奉承派的阴谋。女生们的命运最糟糕，因为采罗乌索夫的一大恶习是好色放荡。他确信：自己看中的任何女生无权拒绝他，否则就要面对他惯用的恫吓、勒索手段。

1958年采罗乌索夫的一个未成年情妇怀孕，校领导和党小组长都已知悉，终于忍无可忍——毕竟针对此人的控诉信不知收到多少封了。于是把他叫进办公室训斥，勒令他尽快修复与同学们的关系，公正处理各种矛盾纠纷，最重要的是：低调安排好怀孕女学生。既然人家不愿堕胎，那么24岁的采罗乌索夫的唯一出路就是跟她结婚。

结婚并不在共青团小组长的计划之内，但他也明白不服从领导将断送自己前程。米哈伊尔左右为难，开始酗酒，醉醺醺来到了1958年2月11号这血腥且致命的一天。

当天，喝醉的采罗乌索夫想出解决困境之策——把欺负自己的坏人统统杀光！他想盗用陆海空军志愿后援协会射击俱乐部的小口径步枪作案，武器就存放在学校图书馆的坚固柜子内。

2月11日夜晚，米哈伊尔携带大厨刀潜入建筑学校，用厨刀撬开校长室的烂木门寻找枪柜钥匙，却没找着。顿时气急败坏，竟在校长室解大便，扯下有列宁头像的锦旗擦屁股。

这个醉醺醺的流氓接着打算纵火，撕碎书本撒满地，又想起来没带火柴。一阵手忙脚乱，忽然茅塞顿开，猜测枪柜钥匙可能在教务处秘书抽屉内，真不幸——猜对了。采罗乌索夫顺利开门取出一杆步枪和子弹，走到室外。

米哈伊尔决定第一个杀建筑学校校长，对空鸣枪试试好用不好用，立刻引起路人警觉。此二位是古拔欣斯基地区建筑管理局的建筑安装工巴洪金、拉莱廷，在本村建设面粉厂大楼。采罗乌索夫乱放枪的时候，18岁的巴洪金和25岁的拉莱廷正在下班回宿舍途中。小哥俩愣了一下，呼喊米哈伊尔别耍流氓，丝毫未察觉危险。采罗乌索夫一枪击中拉莱廷头部，当场毙命，巴洪金抱起工友往医院跑，腹部中两弹倒地昏迷。

附近居民闻声出来查看，发现巴洪金流血过多断了气——子弹击中肾脏和肠子。与此同时，采罗乌索夫继续他毫无意义的报复，但不去校长家了，直奔第6建筑学校女子宿舍，破门而入，随意开枪。受惊的女生纷纷跑向寝室，打算跳窗逃走，但许多人被暖气片绊住，减缓了速度，子弹从背后射来。

有些女生受伤装死，侥幸生还。比如妮娜·科皮托娃坐在板凳上中枪，立即倒地一动不动，枪手以为她已死，跨过去往前走了。而那些试图钻床底或衣柜躲藏的就没这么幸运了，采罗乌索夫像野兽一样找到并瞄准她们。

采罗乌索夫在一间女寝室遇见来找朋友玩的16岁男青年某某，顿时火冒三丈，12秒向他连开三枪，又向那女学生开枪。杀人杀得喉咙发干，遂走进厨房找酒、找罐头吃喝，几个女生趁机跑到外面呼救。

一名地段警带领一名民间巡防队员奔向女子宿舍，此时采罗乌索夫刚刚逃离犯罪现场。地段警吩咐助手留在原地，自己绕楼一圈，走过整个街区，趁机从身后突袭采罗乌索夫，打掉他的步枪、将其逮捕。

2月11日夜晚采罗乌索夫杀死年龄在17-25岁之间的女学生七人、打伤六人，行凶时间约十分钟。案件立即报告苏共中央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命令向当地派出特别委员会，成员包括苏联部长会议劳动储备总局的高级官员、РСФСР内务部警察总局刑事侦查员和苏共中央多个部门的监察员。具体侦查工作由彼尔姆州检察院负责，地方国安人员和州内务局也派人参与。

结果，除了多项杀人指控外，采罗乌索夫还被控“反苏”——亵渎绣有列宁头像的锦旗，以及身为共青团小组长却败坏党的荣誉。他的上级因“不可靠”被直接免职。

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本人直到最后一刻仍幻想免死，爽快承认犯罪，自愿配合调查审讯，希望法医宣布自己疯了，但进行精神鉴定的命令从未下达。不出所料，法院判决采罗乌索夫死刑，于是他多次向最高当局请求宽大处理。在写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申请书中感叹自己的人生波折、犯下的罪孽、作案时的醉酒状态，甚至年轻时的种种错误。

1959年2月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被枪决。他的案子间接影响了中等教育和特殊教育系统的改革，促使苏联当局试图纠正对劳动青年思想教育产生负面影响的不足之处。

例如，1958年12月起义务教育增加一年，变成八年制。学生在厂办培训机构接受6-10个月的培训，在职业技术学校用三年时间掌握一门手艺。为使苏联高等院校多招收思想可靠的学生，增加了持所谓“共青团推荐信”的入学名额。1959年苏联部长会议劳动储备总局被撤销——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生前即在该局下属学校工作。

延伸阅读：

1925年伊万诺沃村纵火枪击案

1950年吉斯卡村校爆炸袭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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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5月5日夜晚，资深工运活动家彼得·修达被发现昏迷在新切尔卡斯克市自家附近，送医途中不治身亡。彼得·修达是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参与者和研究者，也是苏联的政治犯。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揭露新切尔卡斯克枪击工人群众事件的真相。据人权活动人士称，修达之所以遇害正是因为找到了关于1962年枪击事件和受害者命运的证据。修达谋杀案至今未侦破，凶手究竟是谁？

彼得·彼得罗维奇·修达1937年12月出生于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他的父亲彼得·伊里奇·修达（1877-1939?）是老革命，1903年成为俄共（布）党员，1932年起成为全联盟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北高加索分会会员（会员证号№1465）。资料显示此人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巴库秘密组织的出纳员，后来在格罗兹尼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从事地下活动。1917年二月革命后当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委会委员和巴库市杜马候选人。1923-1937年先后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格罗兹尼、卡季耶夫卡、顿河畔罗斯托夫工作，被授予个人武器和红旗勋章。

1937年12月23日彼得·伊里奇·修达被开除联共（布）党籍，29日被罗斯托夫州内务部门逮捕。根据狱友的证词，彼得·伊里奇遭受了残酷折磨，刑讯后无力行走，被人托着腋下拖入牢房。1938年9月12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针对罗斯托夫州的审判名单中，彼得·伊里奇·修达的名字列在第73号，属于“第一类”人员（判处极刑者）。1939年1月7日枪决或死于酷刑（其他消息来源称1937年已死），同年追认平反。

遥想昔日，彼得·伊里奇·修达与米高扬、绍米扬、贾帕里泽和斯大林一起在巴库闹革命之时，他能预料自己最终会被苏维埃政权枪决，而他同样名叫彼得的儿子却会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将那些被共产党人杀害之人的名字从遗忘的黑暗中重新唤回吗？

所以，彼得·彼得罗维奇·修达为自己的出身自豪。他常说：“我父亲1903年就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错了，布尔什维克正确”。他的母亲玛尔塔·修达是顿河航运公司幼儿园园长，战争期间留在罗斯托夫照顾孩子们，德军占领时期设法重新开办了幼儿园。1943年8月她被苏联政府逮捕，判刑七年。彼得被送往孤儿院，直到母亲获释后团聚。彼得·彼得罗维奇早早离家生活，一度流浪，参军前做过多种工作，曾在哈萨克斯坦的矿井劳动，还进过技校学习。1960年代初他来到母亲和兄弟们居住的新切尔卡斯克市，在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谋了一份差事。

1962年6月1日苏联再次宣布“临时”提高肉类、黄油、牛奶等食品价格，同时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的计件工资被降低30%-35%。另外，城市和工厂的住房问题未得到解决——住宅建设规模很小，个人租房每月开销35-50卢布，相当于工人工资的20%-30%。国营商店几乎没有肉类，而集市的食品价格太高。

于是，1962年6月2日新切尔卡斯克市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军队枪击示威群众惨案。6月3日晚间开始大规模逮捕，克格勃特务拍摄了数千张示威参与者的照片，利用这些照片抓获一些人。两个月后，七名示威领袖被判处死刑。

彼得·修达一度面临死刑威胁，母亲救了他。她联系上米高扬，指出彼得之父曾是“26个巴库委员”的战友。众所周知，米高扬是唯一幸存的“巴库委员”，也是“从伊里奇到伊里奇”的党内不倒翁。彼得·修达说：“她在信中提到我的父亲，他自1903年起就是党员，1902年在巴统开始革命活动，是斯大林和26位巴库委员中的许多人的亲密同志。他在巴库闹革命长达十一年，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领导了格罗兹尼的革命运动，是贾帕里泽和菲奥列托夫的挚友。1937年他在顿河畔罗斯托夫遭迫害，受了一年多酷刑死于罗斯托夫的监狱。母亲的信让米高扬想起了早年的党内同志和巴库革命战友。而且米高扬‘回应了’。”

彼得·修达被判处十二年监禁，先是在他父亲遇难的罗斯托夫监狱服刑，后转入科米自治共和国的一个严管劳改营。在伐木场，新切尔卡斯克的囚徒们频频与管理人员和警卫发生冲突，其中一次以自动步枪扫射修达告终。紧要关头另一名警卫打掉了同事的步枪，子弹射向天空。还有一次，一名上尉警卫确认周围没有其他人后，咬着牙激动地低声告诉修达在穆罗姆也发生过类似新切尔卡斯克的悲剧。

1964年赫鲁晓夫退出政治舞台，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参与者逐渐被悄悄释放。修达的刑期减至六年，并成为1966年最后一批获释者之一。恢复自由身的彼得·彼得罗维奇回到原单位上班，开始收集关于1962年枪击事件的文件和目击者证词。

1970年代末修达投书《真理报》反对苏军入侵阿富汗。1983年他向党中央、最高法院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交申请，要求为自己和其他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参与者平反，还将枪击事件的证据寄给《真理报》和《文学报》。修达的妻子艾玛写道：“那些曾向手无寸铁之人开枪的法西斯分子”在监视彼得。

1980年他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公开信抗议入侵阿富汗，随后遭到“不明身份者”毒打，继而失去工作，很长一段时间被迫失业，又多次遭殴打。但他一直坚持收集新切尔卡斯克枪击事件的材料。1989年2月彼得·修达在一封信中表示：“我对苏联共产党持极其否定的态度，我断言，它不仅与十月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毫无关系，而且是对后者的犯罪。”

到1980年代末，修达确信尽管党的领袖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但他们“却使斯大林主义本身保持不动摇，国家暴力机关——克格勃和内务部的活动依然不受社会监督”。他成了一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相信国家可以由“无党派的工人运动”来领导，曾前往莫斯科参加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大会。当他与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波德拉比涅克在老阿尔巴特街摆摊宣扬人权和左翼报刊时被逮捕，关押两天释放。

彼得·修达半辈子自认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与苏联共产党领导层和党国体制判若水火。人生后半段他的政治自我定位有所变化，1988年2月参加了历史政治俱乐部“公社”，后又加入苏联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联盟。修达收集的材料曾在《公社》杂志上发表（如第22、25、27期，以及1988年6月关于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特刊）。

苏联政府严密隐瞒这场悲剧的信息，新切尔卡斯克的真相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才开始被媒体披露。修达协助记者撰写关于惨案的文章，由于他曾与那些亲眼目睹人群被扫射的人一同关押，因此了解许多细节。他收集目击者的证词，转述他们透露的市党委楼顶的机枪和遇难儿童的故事。修达的材料促使《文学报》和《共青团真理报》首次发表描述枪击事件的文章，1989年6月《纽约时报》也刊登了一篇短文。

但官方报刊的内容并不能让修达满意，他有理由相信仍有真相未被讲述。被秘密埋葬的遇难者确切人数至今未知。1962年拒绝命令部属向民众开枪的М.沙波什尼科夫将军在1989年的采访中透露，共22人被杀，包括“一名学龄男孩”。修达联系上这位将军，得知他引用的是负责埋尸的军官的话。但他凭什么认定只埋了这一次呢？

修达愤慨地说：“例如，新切尔卡斯克全市都知道一个小女孩是在母亲怀抱中被杀的，难道她是‘学龄男孩’吗？”他还掌握其他死难者的情况，比如一则悄悄流传的阴暗而神秘的消息称：伤员最初安置在市医院，不久后被集体转移，据称送往了监狱医院。然而修达与当时在监狱医院住院的囚犯谈过，他们一致否认曾有伤员送进来。“这些人消失了，无人知晓其下落。更确切地讲，也许仍然健在的亚历山大·谢列平知道，1962年他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监督国家安全机关活动，专程飞赴新切尔卡斯克。当年的其他负责人可能也知道真相，但他们恐怕不会说出来。”

修达甚至怀疑伤员被直接处决。去世前一个月他对亲属透露已经找到了相关线索，或许还发现了其他重要事实。无论如何，那个时候他告诉妻子自己可能只剩几周的生命了。

那几年全国正掀起恢复历史记忆的浪潮。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出版，其中提到枪击事件。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必须调查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问题，随后市执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信息收集”委员会。1990年4月总检察长命令对使用武器和人员死亡的情况展开正式调查。“追寻”组织的活动人士决定在枪击事件发生日：6月2日举行纪念集会。

人们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修达是1990年5月4日，就在他十年前曾被殴打的地方。之后他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与他的性格完全不符。5月5日晚“纪念”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修达寄来的信件，他声称找到了死难者的埋葬地点，包括1962年6月2日-3日夜间从市医院神秘失踪的伤员。当夜，有人在修达家附近发现他奄奄一息。

人权活动家В.图皮金回忆：“彼得·彼得罗维奇对新切尔卡斯克伤员的神秘遭遇很感兴趣。如果考虑到人群是被自动武器扫射的，伤员想必不少，客观的说应该比死者多。他们被送往医院后全部消失，修达试图寻找但毫无结果，很可能是在什么地方被处决了。修达抓住这一点不放，坚持要答案：伤员去哪儿了？遭遇了什么？如果他们被枪决，谁下的命令？有一天他从新切尔卡斯克打电话给《共青团真理报》驻罗斯托夫的记者（坐电气列车过去大约25-30分钟），说：‘我找到了，一切都在我手上。电话里不方便谈——你来吧。’记者去了，抵达约定地点却发现彼得·彼得罗维奇头被打破，旁边是一个敞开的空公文包。”

装文件的包忙乱中失踪，衣服沾满血迹，脸上有被殴打的伤痕。修达在救护车上去世，始终未恢复意识。妻子艾玛赶往医院，警察已经到了，急诊医生对她说：“这是谋杀。”人家通知她星期一到停尸房参加尸检，但她去了发现尸检和死因鉴定已经结束。闭门得出的官方结论是：这位52岁从未患过高血压的人死于脑出血——死亡证明白纸黑字有记载。尸检显示死者下嘴唇部位有被打击痕迹，但未发现其他暴力迹象。协助清洗尸体的女工告诉艾玛：尸体满身血污，骶骨上方有一块巨大青紫。

艾玛写道。“没人能说服我们这不是一起政治谋杀，案发后的第一晚，修达的支持者们从不同城市赶来，询问目击者追踪新鲜线索；一些人看见了了，这不是什么打斗，而是一次职业化的谋杀。第二天晚上，目击者被人威胁：‘如果再乱说话，就烧你们房子杀你们全家’。”

人权活动家波察洛娃也回忆：“虽然立了案，却一无所获”。于是彼得·修达被安葬在本地公墓。当时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联盟成员的安德烈·伊萨耶夫出席葬礼，多年后他成为“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的第一副主席。来送别的同志们举起无政府主义旗帜，发誓要继续修达的事业——找到新切尔卡斯克惨案受害者的埋葬地点。

1991年，新切尔卡斯克事件中大多数被定罪的人获得平反。1992年5月最高苏维埃做出一项决议，首次指出“当局残酷镇压了工人们的和平示威”。“追寻”组织逐渐转变为“新切尔卡斯克惨案基金会”。在第一次检察官调查期间，一位参与夜间秘密埋葬的警察彼得·格罗门科说：“我等了你们二十八年。”

调查人员成功定位了预想的埋葬地点，1992年活动家们决定迁葬遇难者遗体。专家队伍花了一年半时间研究挖掘过程中出土的遗物，最终于1994年纪念日举办迁葬仪式。在当年扫射人群的广场上搭起小台子，用黑红相间的布料装饰。台子旁边，二十具棺材摆放在凳子上。简短致辞后抬棺到教堂，神甫举行宗教仪式。之后，棺材被埋入本市公墓，竖起一块大理石碑，上面刻着：“纪念新切尔卡斯克惨案受害者”。

但所有的埋葬地点都被找到了吗？早在1991年，活动家们试图向克格勃询问被法院判处枪决的七人的葬身之处。一位警察局高层领导说墓地是“绝密的”，罗斯托夫州克格勃负责人说：“别去找了——找不到。”所以至今不知墓地在哪儿。

2017年波察洛娃首次接待一位当年仅十岁的目击者，这个叫帕维尔·阿弗宁的人讲述了1962年6月2日那天他和同一个楼院的小朋友们都在广场上。枪声响起，两个小朋友从树枝跌落，浑身是血。之后他母亲把他藏在床底三天，食物也是送到床底吃的。那两个小朋友再没出现，他们的父母也从家中消失了。

延伸阅读：

久经关押的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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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一万三千余字，阅读时间一小时）

苏共中央总书记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1969年12月15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秘密

同志们！

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在党的中央全会上讨论年度计划和预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文件是国家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决定着经济、国防、文化和人民福祉的发展。但我想，如果说下个年度的计划和预算尤为重要，那大抵是不会错的。这首先因为1970年是当前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而整个五年计划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来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其次，1970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年：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和下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在本次全会的报告和发言中，已经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明年的主要任务，并总结了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

在总结全会工作之际，我认为有必要着重强调随着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临近而变得尤为紧迫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我们近年来活动的初步成果，也有我们在制定未来计划，特别是新的五年计划时面临的重大问题。

至于对五年计划前四年工作的评估，可以用最简洁的方式概括如下：

— 过去四年的主要经济成果在于，今天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断言：党关于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八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指标将能够完成；

— 这些年的主要政治成果在于，我们党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三月全会、九月全会（1965年）和五月全会（1966年）上制定的方针路线，确保了在加强我国经济潜力和国防能力以及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显著成就。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国民经济中、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还存在着许多困难、问题和不足。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们呢？

如果仅仅强调总体数字和成果，仅仅关注我们成就的规模——这些成就确实巨大，那么可能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其他一切都可以被忽略，都可以视作“生活中的小事”。我认为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的不足、困难和问题并非那么微不足道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点我稍后会详细阐述。

或者可以换一种方式对待这个问题，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困难和不足上。这样就很容易得出相反的结论：在计划、物资技术供应、确保劳动纪律和国家纪律等方面，几乎每一处都很糟糕。

但这样做更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实际是无视党和人民所做的众多工作。

同志们，让我们想一想过去四年做了什么。为发展国民经济投入了近2600亿卢布，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了约250亿卢布。固定资产，即决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增加了32.8%。与上一个计划的前四年相比，过去四年的年均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8%。我们有资格将之视为经济进步综合指标的国民收入增长了31%。过去四年我们建造了超过4亿平方米的实用住宅总面积。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25.9%。苏联的国防能力空前稳固。我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和国际威望得到加强。

总结四年来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里有多么巨大的力量被调动起来，在我们这个辽阔大国的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完成了多么大的建设规模，党和苏联人民正在解决多么轰轰烈烈的任务。这四年来取得的成就应该使我们所有人由衷自豪。

这意味着人应该平衡且全面地评价自己的工作，既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好的一面。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当前的困难、不足和问题。我们也必须坦率地谈论这些问题，因为其中许多问题虽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但可能会发展成负面趋势，令我们付出沉重代价。当然，我们不可能在明年把全部问题统统解决。但是如果不从现在就动手，将会严重影响我们往后的工作。在我们开始筹备下一次代表大会的年度里，牢记这一点尤为重要。

首先，我想列举我们面临的几个最大困难。经济增长有减速的趋势；基本建设方面存在很大缺陷；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太慢。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给实现国民经济计划和提高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造成了严重压力。

但仅仅列举困难还不够。В.И.列宁曾强调：“我们不仅要谈论总结报告期间发生了什么，也要谈论在此期间吸取了哪些政治教训——基础的、本质的教训——以便正确决定下一年的政策并有所收获”。所以，不但要指出缺点和困难，还要正确寻找并分析原因。

我们大家都明白，许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且为数不少。众所周知，过去几年的国际局势出现了一系列复杂局面，例如：美国侵略越南、中东战争、与中国关系恶化，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大家知道，这些事件不仅是对我国的政治考验，同时给苏联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当然也是计划外的额外负担。

同志们，你们都明白，我国无法回避这些开支——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放弃履行我们革命的国际义务。这些事情同样直接关乎我们的国家利益和苏联人民的民族利益。如果我们不帮助挫败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和中东的阴谋，等于鼓励美国及其盟友在更靠近我国边境的地方发动新一轮挑衅行动。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巩固东部边境，中国的领导人就会在武装挑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我们没有挫败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计划，那么北约军队很快就会直接部署在我国西部边境。

我相信，苏共中央全会对这些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

过去两年的气候条件对我们不利。变幻莫测的天气和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了巨大损失。

但我不想在这个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显而易见的问题上耽误时间。

接下来谈谈造成我们困难的第二类原因，这实际上与我们自身的发展有关，与我们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有关，它不允许我们再沿用旧方法工作，而要求我们采用新方法和新解决方案。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显然无法一蹴而成。过去的经验在这里没多少参考意义，而新方法则必须通过坚持不懈、顽强努力和艰苦探索来掌握，正如人们常说的“身自为之”。如果细想想最近几年的经验，其实无不充满了这样的努力和探索。

因此，我想重点谈谈我国经济政策的原则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与当前的计划有关，也是苏联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问题。

В.И.列宁教导我们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要寻找关键的、主要的环节，抓住这个环节，形象地说就能纲举目张。这样的方法如今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建设一个更高质、更复杂的经济体系的道路。我们必须明确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战略方向，以便集中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主要注意和力量。

我党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主要方向——而且是十分正确的方向。几年前我们就得出结论：决定性地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是发展我国经济的核心问题。苏共中央为此多次召开全会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促进农业和经济改革措施的重要决议。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也为此通过了许多相关决策。

这些措施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它们显然还无法全面解决提高经济效率的问题。更何况现实生活不断提出许多新任务，需要进行认真讨论并制定重大决策来应对。

提高国民经济效率已成为真正关键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还能够主要通过数量因素，即扩大工人数量和提高资本投入来发展国民经济。然而这种所谓的粗放型发展阶段实际上即将结束。

如今每十个劳动年龄人口中有九个已经参加工作或在校学习。尽管如此，各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另一个经济增长来源：增加投资率发展生产力的办法也有其局限性。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了。任何进一步提高储蓄率的做法自然只能以牺牲消费率为代价。可如果我们还想继续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就不能这样做。

因此从现在起，我们必须主要依靠经济增长的质量因素，依靠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和强度。不仅要通过新的资本投入和扩大工人数量来提升产量和产品品质，而且要越来越多地通过充分合理地利用现有生产能力、推广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以及认真对待每一分钟工作时间、每一台机器和设备、每一克原材料和燃料来提高产量和产品品质。这是一个不断平衡开支与成果的问题，要确保新投入的每个卢布都能带来最大回报。

这不仅是发展我国经济、解决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劳动者福祉、赢得世界两大体制经济竞争等基本社会政治任务的主要途径，也是唯一可行的途径。所以我国经济发展长远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现有劳动力和物质资源使用效率的大幅提高（约2-2.5倍），以及新的积累。舍此别无他法。

同志们，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目前的条件在这方面提出了何等艰巨的任务。就以同资本主义的竞赛问题为例吧。这种竞赛有各种形式。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顺利完成了在某些产品的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例如钢铁——我们已经跨过了1亿吨这一宝贵里程碑。要达到美国目前的数字——1.2-1.25亿吨，大概也不是什么难事。其他一些产品的情况也不错。

但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最终结果是由另一种指标决定的。根本问题不仅在于你生产了多少产品，还在于你以什么价格生产，即以何种程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成本生产。列宁强调过，这才是最终决定某种经济体制的经济优越性、决定新社会制度胜利的因素。两种制度竞赛的重心就在于此。

这一切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怎样解决这些庞大而复杂的任务，我们的整个发展历程将这些任务摆到了台面上。

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我们谈了加快科技进步和广泛、及时地把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的必要性。我们正在筹备召开专门研究加快科技进步问题的中央全会。因此我就不详细阐述这个主题了。

今天我想谈谈另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果断改善国民经济的组织和管理方式。

我认为没有必要特别证明此事的重要性——若没有良好的管理和完善的组织，无论是资本投入或新技术，还是工人和集体农民的无私奉献，都无法发挥应有的效果。劳动如果没有高度的组织性、不能保证严格的纪律、不对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的工作给予公正评价，不能把千百万劳动者的努力凝聚成一股统一的有目标的力量，那实在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深知：发展任务越复杂，制造业的科学技术水平越高，经济对于任何管理和组织上的混乱就越敏感。这使得改善计划管理的任务变得尤为紧迫。这一任务首先对那些在我们经济结构中占据关键地位的部门提出了严峻要求。

各部委是经济结构中的关键环节之一。我们恢复了部委的设置，因为如果没有明确的部门领导就无法有效管理经济。当前的任务是各部委要尽快掌握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高效而灵活地管理相关行业，成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基本建设的主要组织者。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制定全面激励机制，促进新型先进技术的生产。这些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刻不容缓。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及整个计划机构在我国经济中承担着巨大责任。然而它受到了严厉批评。特别是在讨论1970年计划草案时有人指出，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处理经济发展的主要比例和国家某些经济区域的综合发展方面工作薄弱，对经济发展的现状、主要趋势和前景缺乏深入分析。这被正确地认为是导致国民经济中跨部门和部门内部不平衡问题至今未能解决的原因之一，尤其体现在冶金和机器制造、燃料工业和能源、运输和运输量等重要综合体的发展方面，以及居民收入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比例失调。由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基本建设规划方面也存在明显不足，人们提出了严厉批评。

我们应当重视这种批评并从中得出正确结论。在这方面，我想提请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同志们注意另一个看来特别重要的问题。我国经济任务的体量和规模已经要求采用新的、更高水平的规划方法。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充分掌握这些方法。这将有助于消除目前存在的各种弊端，也有助于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有36000家工业企业在新体制下运行，它们生产了超过83%的工业总产值和91%的利润。不久之后我们还将把基本建设纳入新管理体系。现在的任务是要为进一步实施改革制定一套明确的长期计划。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将转变为相互联系的综合体，即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系统。

同志们！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复杂性的增加，目前所有发达国家的管理方法和管理体系本身都在发生重大变革。在现代条件下，即便是经验丰富、多才多艺的管理者也不能再因循旧办法、仅仅依靠直觉和常识进行领导了。管理正在转变为一门科学，必须尽快地、尽可能深入地掌握这门科学，即使身居管理要职的人也必须努力学习。

管理体系基于这门科学正在进行重大变革。特别是与信息收集、快速处理和分析相关的各项工作方面正在不断优化和完善。

顺便说一句，同志们，有必要提醒大家В.И.列宁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只有基于可靠的信息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他曾指出：“为了使党中央不仅能够提出建议、进行说服和争论（迄今为止就是这样做的），而且能够实际指挥乐队，党中央必须确切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拉什么提琴，过去和现在在什么地方学过什么乐器，学得如何；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走了调，为什么走了调（音乐开始刺耳时），为了纠正不和谐的音调，需要调谁去，怎样调和调到什么地方”（《全集》第7卷第22页）

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一个真正的“信息产业”，它由复杂的电子计算和组织技术支撑，依托严谨的数学仪器和理论基础。我们现在非常重视加快管理系统、信息和电子计算技术的发展步伐。我们的专家：技术员、数学家、工程师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士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信息是管理活动的基础。但现代科学在这方面还为我们提供了其他重要工具。其中包括制定科学化决策的方法和从效率角度全面评估各种决策方案的方法。管理结构也在进行重大调整，使之更加合理，消除不必要的环节，并在各个层级上建立起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正确关系。

同时我还想强调问题的另一面。无论专家们设计出多么完善的信息和管理系统，这些固然重要，但仅仅是解决管理任务的辅助手段。最关键的是做出决策，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最重要的职责。管理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

但现在我们需要认真关注技术和组织方面的问题。如果批判性地审视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就会发现许多不足和弱点。往往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存在不少多余环节，减缓了工作进程，导致了毫无理由的延误。

常有些人试图逃避委托给他解决的问题，把问题“往上推”——而上层由于忙着处理别的或许更重要的事务，问题可能久久无法解决。采取这种做法的同志，试图推卸自己对所负责领域发展不足的责任，将责任转嫁给其他部门。各种“协调”和集体讨论也存在不少过度审核的问题，同样成为逃避个人决策责任的一种方式。即使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也往往需要在多个部门收集几十个签字。另一方面，在部委和主管机关中仍有一些不信任企业的经济管理者，他们总想大包大揽一切。这类人需要改变做法——这样管理现代经济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经济干部、我们的党政工作人员积累了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这些经验具有重要价值。但国民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已不允许我们满足于旧经验。任务在于提升整个管理工作的水平，使之符合现代要求。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着重强调管理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必须正确认识到决策与管理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项复杂且责任重大的社会职能。毫无疑问，改进管理是我们增长的主要潜力之一。

同志们！我到目前所谈论的经济问题涉及客观困难，也是我们快速增长过程中的实质问题。现在请允许我讨论虽然令人不快但却非常重要的另一些问题，涉及某些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不足，必须接受严厉批评并尽快加以克服。

在这里首先要谈的是某些同志丧失责任感和违反纪律。遗憾的是，许多人面对这些现象时原则性不足。

这些现象在不同层级上表现各异。许多普通工作人员和领导者需要具备更强的责任感和纪律性。我不想在这里列举直接滥用职权或违法的例子——毕竟只是特殊情况。

这种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行为或许更危险，这些行为似乎逐渐被默认，演变为一种普遍做法。说得轻一些，这首先是对完成国家计划的漫不经心的态度。

我们有些部门整体上多年未完成计划任务。增加新产能的计划总是无法实现。以1968年为例，钢铁冶炼新增产能计划仅完成了20%，成品轧材完成15%，化学纤维完成55%，煤炭开采完成61%。今年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建设和引入新项目的超支现象已经司空见惯，而且不是小额超支，是高达1.5-2倍。结果，仅在本次五年计划的前四年里，生产性建设项目的预算成本就增加了230亿卢布。

我们的不少领导同志，面对下属单位未能完成诸如新技术应用这样重要指标的计划，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例如1966-1968年森林工业部的新技术推广计划仅完成32%-54%，造纸工业部完成58%，石化工业部完成52%-79%。

当然，一提到完成计划，或者更确切地说未完成计划，立刻就会有各种辩解，说什么计划本身脱离实际、供应部门玩忽职守，或者有其他客观原因。我认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应当具体分析，找出真正的责任人。但现在我想指出的是那些无法用任何客观情况来辩解的现象。

如果某个州未完成计划——这当然不好，但其中可能有州领导无法控制的因素。可如果州内的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没提高、农业产量没增加、牲畜总头数减少、出生率下降，而州领导对此却视而不见，那么完全有理由说这些人丧失了责任感。

如果一个企业未完成某些计划任务，还可以认为有客观原因。可如果产品销量停滞、经济损失增加、工作效率下降，未安装的设备常年闲置在雨雪中任其生锈，那么任何客观原因都不是用来辩解的借口。

如果某个国民经济部门的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利润率和效率提升缓慢，如果未能学习掌握新技术，部长此视而不见、一言不发，这就意味着他满足于现状，责任感已经迟钝麻木了。

至于各部委缩减其下辖企业今年第一季度生产指标这种令人遗憾的普遍现象，又如何能够冷静对待呢？看看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的表现吧。全苏联1969年第一季度的工业产品销售额被定为59亿卢布，比1968年第四季度的实际销售额少7.9%。任何人对此都心知肚明。

在这方面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就是许多经济管理者因为无法组织起有节奏、有计划的工作，企图通过大量加班来完成计划任务，导致近几年加班现象过于泛滥，劳动者对此提出了合理的投诉。

必须打击这种做法。工会应对此问题加强监督。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已经在第三次全联盟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结束后召开的，包括各州委书记、州执委会主席、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参加的会议上谈过一些了。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回顾这些事实，好让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们都知情。被再次提及的同志不要感到委屈，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实际问题。

首先我想谈谈畜牧业发展目前面临的严重问题。我们把这一领域的全部困难主要归咎于缺乏饲料。近几年情况如何呢？

近几年我国粮食产量有高有低。但留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满足内部需求——包括饲料——的粮食数量一直在增加。例如，1966年收获1.71亿吨粮食，留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超过9500万吨；1967年尽管只收获1.479亿吨，仍保留了约9000万吨；1968年收获1.695亿吨，保留了约1亿吨；1969年收获1.605亿吨，保留的也超过了1亿吨。

所以说国家已经很慷慨了。那么回报是什么呢？

1967-1968年，全国各类农场的牛只总头数不仅没增加，反而减少140万头。仅一个库尔斯克州就减少5.9万头，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减少17.6万头，基洛沃格勒州16.9万，波尔塔瓦州11.3万，敖德萨州12.6万，乌拉尔州4.9万，格鲁吉亚7.9万，白俄罗斯15万。这份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

猪的情况也一样。1966年全国猪的总头数为5800万，而到了1969年仅4900万，等于减少15%。在一些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情况更严重。比如加里宁州猪的头数减少了24%，日托米尔州减少了25%，诺夫哥罗德州减少27%，阿尔泰边疆区减少37%，科克切塔夫州减少41%，摩尔多瓦减少24%，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取了措施，1969年度牛的头数尤其猪的头数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恢复。乌克兰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许多州的情况仍然同我刚提到的数字相差不大。

会议上一些州还因蛋类和禽肉产量减少受到批评。我也想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说这件事。

如果说全国范围内的鸡蛋生产有所增长，那完全是因为养禽场的运营。许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经不再向国家交售鸡蛋和家禽。例如在坦波夫州有212个集体农庄和85个国营农场完全不从事家禽养殖。雅罗斯拉夫尔州情况更糟糕，1965年这个州鸡蛋的主要供应者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向国家交售了约3600万枚鸡蛋。而到了1968年，虽然由于养禽场的贡献，鸡蛋增加至5400万枚，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交售量却下降至1520万枚。

在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州和边疆区，绵羊饲养（包括粗毛品种）也存在严重不足。

在高尔基州、沃罗涅日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等地方，某些家禽品种（鹅、火鸡、鸭）的数量减少了。萨拉托夫州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停止养鹅，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也停止了鹅和鸭的养殖，列宁格勒州、奥廖尔州、托木斯克州等几个州停止养鸭。

这一切当然是非常严峻的事实，同志们！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向居民，尤其是向大型工业中心的居民供应肉类开始出现困难。这些困难你们同样心知肚明，也知道解决的途径。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尽快克服这些困难。

同志们，你们知道，工人和农民个体户饲养牛、猪、羊及家禽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1968年集体农庄农民、工人和职员的附属农场生产了38%的牛奶和肉类、59%的鸡蛋。然而截至今年年初，与1966年相比居民饲养的牛数量减少了57.1万头、猪减少了542.3万头。但即使在农村，不吃肉也没法过日子，更不用说城市了。因此找到了一个相对简单的解决办法：农村利用我们交付给消费合作社的国家资源实现肉类销售。这种销售发展得很成功。但不难想象，这种所谓的“成功”将使国家资源枯竭。

总之，同志们，畜牧业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需要每个加盟共和国、州和地区深入研究。建议考虑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审议畜牧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至于亟待解决的问题，将由苏共中央政治局按当前程序进行审议。请允许我代表苏共中央政治局表达这样的信心：党和苏维埃的机关将立即着手处理这一重大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改善畜牧业现状。

同志们！在指出这些工作上管理不善的事实时，我不想遗漏工业和交通领域的工作人员。人民监察委员会、中央统计局和其他监察机构向苏共中央报告说，遗憾的是，在这些领域类似的情况也相当普遍。每一桩每一件看似个别现象，是某些工作人员偶尔犯下的失误，但零散问题加起来却令人忧虑。

比方说，我们都清楚铁路运输问题多么严重。每天出故障的车厢高达6万节，约占总装载量的20%。与此同时，我们却驱使着成千上万的车厢空跑，从事毫无必要的反向运输，有时甚至犯下不可原谅的错误。这里举一例说明：不久前民主德国为我们建造了7台大型门式起重机，其中3台送往远东，4台用于黑海港口。结果这些起重机全部通过铁路送去了远东的瓦尼诺港。在那里，4台起重机在40节车厢内停留了25天，又再次横跨整个国家运回敖德萨港。国家为这趟两万千米的“遨游”花费5万卢布。

还有一个例子：在靠近新罗西斯克的黑海沿岸建设造价6000万卢布的、全国最大的石油中转基地的过程中，出现了某些错算和失误，导致该设施无法正常运行。然而，苏联海运部和苏联工业建设部的工作人员不仅未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这些错误，反而验收通过了无法投入使用的设施。如今想要纠正这些错误造成的后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大约2000万卢布的额外费用。

再举个例子吧：根据人民监察委的数据，苏联煤炭工业部耗资1000万卢布在克莱佩达海港建造了一座用于煤炭出口的分选装载综合设施。1966年该设施通过国家委员会的验收并投入使用。可是后来发现，这笔投资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该设施并未配备保障它的原料基地。另外其建造方式也存在问题，导致在实际使用中无法产出符合出口要求的任何一种煤炭。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盖屋顶的材料多么紧缺。建筑材料部帮着国家从国外进口了6套用于新建硬纸板和油毡厂的设备。五年过去了，目前仅有一座工厂正在建设中。而采购的设备却一直闲置在仓库，此期间建筑材料部的领导又提出购买新设备。为什么？不知道。

化学工业部从波兰订购了价值150万卢布的全套设备，用于车里雅宾斯克油漆厂。当设备造好了运往苏联时，化学工业部的领导得出结论，认为使用这套进口设备并不合适。可订货的人是他们自己啊。

这样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全国范围内建筑工地仓库中未安装设备的价值估计约55亿卢布，其中进口设备15亿卢布。

石化工业部也没帮着国家节省一戈比。

不久前国家借助进口设备在巴拉科沃建成纤维材料厂。该厂员工成功掌握了生产技术，开始制造高质量的纤维材料，产量足以满足国民经济需求。尽管如此，1969年苏联石化工业部仍然花费外汇340万卢布进口970万平方米纤维材料。结果到1969年8月1日，工业企业积压纤维材料超过400万平方米，价值逾500万卢布，而轮胎工业企业积压了900万平方米，价值1100万卢布。
（译注：巴拉科沃纤维材料厂1961年建成，第一款产品就是可用于汽车、飞机轮胎和输送带、传动皮带的帘子线/корд）

为了形象地说明经营不善和浪费造成的代价，我再说一组数字。每年由于损耗、无效开支和亏损的总金额约50亿卢布。每年水泥的损失达1000万吨，燃烧和进入环境的天然气达110亿立方米，运输和储存过程中损失1500万吨煤炭，木材运输损失150万立方米。同志们，深思啊！要努力工作！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各种行政建筑、文化宫、体育场、游泳池等设施的建设规模过大。许多工程甚至是在计划外进行的，却被宣布为“人民建设”或“特别重要”项目。

根据苏联工业建设银行的数据，目前仅城市中就有超过1000座行政建筑、834座文化宫、450座体育场、游泳池和其他运动设施、80座剧院和马戏团在开工建设。而且与建造住宅不同，这些文体设施的建造速度反而更快，往往影响了重要工业和农业企业的建设，当然，它们是用水泥、铝、巨型镜面玻璃和最优质装修材料建造的。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资金和材料紧缺、无法落实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完成住房建设任务的情况下！

我请同志们正确理解，我们支持建设俱乐部，尤其是在工人居住区；我们支持建设体育场，好让青年人多运动多锻炼，实际上也有助于遏止酗酒；我们支持建设游泳池，但首先应当在偏远的工人居住区，那边有实际需求。但如果是在第聂伯河畔的扎波罗热州，一年建造了6个游泳池，甚至还造了一个人工滑冰场、6家宾馆和9座行政建筑，那就很难说有道理了，特别是在目前人民住房、医院、学校等紧迫需求仍未满足的情况下。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同志们气魄更大。他们正在建设一个封闭式人工滑冰表演场、两个文化宫、几个俱乐部和游泳池、一个演员之家和一个田径馆。另外全州还在建设80座行政、体育及其他公共建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住房、普通教育学校、幼儿园和医院的建设计划未能完成，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拆除住宅楼的情况，包括那些完全适合居住的住宅。总建筑师画条红线，红线之外的一切都以重建的名义被拆除。

我们支持加快将人们从地下室、从半倒塌的建筑中迁出，毕竟这些地方生活困难，缺乏供暖和排水设施，或者是拆掉那些大修费用比新建更高的建筑。然而在个别州，拆除重建的总面积占到了新建住宅总量的30%。全国范围内，城市和工人居住区共拆除了总面积967万9000平方米的住宅建筑，其中重建部分326万8000平方米。与此同时，拆除棚户区的工作却未获得足够重视。根据中央统计局数据，到1968年初简易房和危房总面积2800万平方米，其中РСФСР占900万平方米。但至今已拆除的仅为49万平方米，即4.8%。

同志们！我希望你们都同意，我们必须临时限制行政建筑、马戏团和游泳池的建设。当然了，同志们，已经被批准的计划和已经投入资金的项目，显然还得完成。我们举这些例子更多的是为了将来。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同志们。我们总是这样，要么什么都不做，要么什么都做。我们首先要关注住房、医院和学校。

人民监察委在地方上揭露了许多严重违反国家纪律的事实，其本质是某些领导干部企图在条件明显不具备的情况下蛮干，急躁冒进，开始建设一些根本没有拨款、材料和劳动力的项目。

在州委书记会议上，我举了一个巴库建设海上餐厅的例子。后来人家告诉我，这不仅仅是个餐厅，而是一栋五层建筑，其中将开设多个餐厅、鸡尾酒吧、咖啡馆和宴会厅。真不简单啊，名叫“海上公共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的建设使用了稀缺材料，甚至还打了钻井套管。对此不必再多说什么。我只想补充一下，作为参考，巴库的住房建设计划完成32%、学校建设完成51%，而幼儿园的建设仅完成18%。

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经常做出违反现行法律的决定，损害国家利益，强迫联盟企业和共和国下属企业为满足地方需要而无偿支出大笔费用。例如古比雪夫州，他们强迫工业企业为城市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材料和工人，金额700余万卢布。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其他城市也有发生。根据人民监察委的数据，全国范围内仅生产成本就包括了至少10亿卢布的此类支出。这些都是违反国家纪律的，非法的。

地方政府当然对这些非法行为有责任。但他们并不是唯一责任人。如果各部委和企业负责人能够表现出应有的党性和原则性，了解自己作为政治家的角色，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众人说话声】对啊。

同志们，正如你们看到的，我们工作中的许多不足之处是无法用任何客观原因来辩解的。如果我们说到未被利用的潜力，首先就必须消除管理不善和浪费现象，坚决提升各级机关纪律性和责任感。

在动员广大劳动群众更充分利用国民经济生产潜力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加强劳动纪律和生产纪律。关于这一点必须直言不讳：破坏劳动纪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酗酒。这是需要所有党组织正视、面对的问题。

同志们，确实，无论在农村或城市，我们打击醉酒和酗酒方面的工作都做得不够。醉酒和酗酒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害。去年全国54%的犯罪是由醉酒者实施的；有370万人被送往醒酒中心，其中12万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大约90%的旷工与醉酒有关。我们不能再容忍这种情况了。尤其要加大问责贪杯无度的共产党员，直到开除党籍。最近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些问题，不久的将来党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也要通过相关决议。我们希望，你们会尽一切努力贯彻落实这些决议。

综上所述，我想着重强调的是，加强劳动纪律、党内纪律和国家纪律已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

我们将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它？这是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

有些同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想起了过去的日子，说以前有 “秩序”，他们实际上是建议重拾强硬行政管理的办法。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药方。纯粹基于恐惧的纪律不是我们需要的纪律。不仅因为它违背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更有可能破坏法治。

我们要清醒地看待过去，既不能添油加醋，也不能粉饰美化。我们清楚记得行政手段所引起的恐惧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它催生了不诚实的行为，例如隐瞒实际情况、试图掩盖问题而非正视和解决问题，以及瞒报和虚报。它还导致了畏首畏尾和主动性完全丧失。

这两种做法都很危险，尤其是在经济管理方面。这里涉及到一些难以用金钱衡量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够计算出来，可能就会发现，缺乏主动性、不愿思考、害怕提出问题，以及繁杂拖延的工作作风，会让我们付出更高代价。

今天党对干部的态度建立在信任基础上，首先依靠的是全体共产党员高度的党性觉悟和责任感。事实证明我们的党和经济干部有能力把复杂问题解决好。

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觉悟帮助共产党人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日常工作，使他们能够将当前的具体任务与党的整体政策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一个有觉悟的共产党员会从内心感受到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并与因循守旧、官僚主义和冷漠态度作坚决斗争。

最近一段时间，党和中央委员会采取了许多措施激发我国人民的主动创造性，营造充满信心的氛围，为每个人提供施展其业务能力和组织才能的旷阔空间。我们可以举出千百个例子，表明通过主动性和独立决策（尽管往往伴随着一定程度的但合理的风险）取得了良好的、有效的成果。

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背离党已经确定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但这种作风必然要求干部具备自觉性、对国家利益的党性态度和高度责任感。

要确保这种责任感，就必须更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完善人民监察和党内监察机关的工作，公允评价成绩与不足，提高对干部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这种要求当然也包括所谓“组织结论”——当某些工作人员不愿接受批评、不愿学习，一贯违反党和国家纪律、对党不诚实时，就需要采取这种措施。

我们相信，苏共中央全会将同意对此问题的安排。【长时间鼓掌】

同志们！在向苏共中央全会提交1970年计划和预算草案——也就是关于国家明年经济生活的首要文件时，政治局认为，这两个草案总的来说正确反映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符合我们的能力和资源，符合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任务。可以认为，这些草案基本上能够获得批准，并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审议和批准。

我们具备了完成1970年预定计划的所有条件。为此我们必须付出艰苦努力。党组织、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工会、共青团必须做大量的组织和教育工作。我们要领导正在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竞赛，争取在经济和文化建设各领域取得新成就，带领苏联人民迈向新的伟大胜利。

可以确信，我们在这些工作中将获得我国光荣的工人阶级——苏维埃国家一切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实支柱——以及我国集体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全力支持。

现在，同志们，让我向你们通报一些国际问题。
【注：涉及国际问题的讲话未公布】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2.目录3.卷168.36-60页，打字稿原件）

延伸阅读：

略谈苏联前期的奶产量问题

1970年代强力而低效的反酗酒运动

莫斯科显像管厂打工趣事

苏联时代的基辅人怎样换房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亚历山德拉·阿尔基波娃和安娜·吉尔祖克合著的《苏联危险事物——苏联都市传说与恐惧》，是第一本专门研究后来演变成各种谣言和都市传说的苏联人民非理性恐惧的民俗学著作。比如1930年代人们在火柴盒上寻找托洛茨基头像，1970年代民间流传“美国人投毒”、爬满虱子的牛仔裤、非洲游客皮肤长虫子、中国地毯半夜显现毛泽东头像、房屋中隐藏的纳粹卐字、口香糖混合了碎玻璃渣之类奇闻……

这本书是基于对333人的调查、对72名受访者的采访及社交网络评论等大量素材编写而成，又从档案、苏联人回忆录和日记中收集了一些小道消息和都市传说。本文摘录该书部分内容，简单介绍涉及原子弹爆炸和新战争威胁的民间神话。

我们一直在等待的战争

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恐惧是战后苏联人最根深蒂固的心病之一。1951年生于列宁格勒的一位受访者回忆，在他童年时期，家里的收音机几乎从未关闭。即便夜间节目已经播完依然开着电源，因为节目全部结束后电台会通过一种类似节拍器的声音报时——这让他经历过大战与封锁的母亲感觉安心：有声音就表示没有战争也没有轰炸。

苏联人民或多或少一直在等待一场新战争。1962年所谓加勒比海危机爆发，苏联为了支持古巴并向美国展示实力，在“自由岛”上部署核弹头导弹，令世界濒临“三战”边缘。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大战似乎一触即发。1983年苏联防空部队击落一架韩国客机，罗纳德·里根在著名演讲中直呼苏联为“邪恶帝国”，也很吓人。整个冷战期间，苏联的宣传不断渲染外交政策对手（报纸称为“战争贩子”）的侵略性，每次危机发生时则进一步加剧危言耸听的言论，根本无助于安抚国民情绪。

所以在冷战环境下，新一轮战争传言可能由“国际局势”恶化、报纸调门升高或苏联参与局部冲突等多种因素引发。此外，最高领导人去世也常常引起此类传言，这是很好理解的。苏联公民对于国家大政方针几乎没有影响力，一切重要的政治决策皆由国家元首及其核心“战友”小圈子作出。日常生活的稳定性与领导人个性之间的关系直接而紧密，因此总书记亡故往往会促发严重不安情绪，常表现为对战争的恐惧。1982年，担任总书记近二十年的勃列日涅夫去世，令一些苏联公民深感末日临头。一位受访者回忆，他们学校老师得知消息后失魂落魄走进教室说：“完了，这下真要打仗了，核战争。”小孩们尚未长到拿老迈总书记开玩笑的年纪，会将官方宣传的勃列日涅夫头衔（如“卓越的和平卫士”）当真，尤其容易受负面情绪影响。一位斯塔夫罗波尔居民回忆起勃列日涅夫去世那天，她“害怕去上学，总感觉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那时的传言说战争即将爆发，勃列日涅夫生前握着“和平钥匙”，如今他松手了，和平也跟着没了。另一位曾在列宁格勒上学的女性说，当时她的邻居（12岁男孩）放学回来哭惨了，他也害怕战争。没过多久，邻院的酒鬼翻窗跳楼，人家说他幻听，以为宣战了。

十七世纪西班牙剧作家佩德罗·卡尔德隆《人生如梦》的主人公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了让你不知我已晓得你知道了我的弱点，我非把你撕成碎片不可”。熟悉“心智理论”概念的心理学家会说，卡尔德隆描述了“心智理论”的运作原理及违反这一机制所带来的问题。这就是人类心灵的基本特性，即通过对可见迹象的综合解读来构建或重拟他人的思想和意图。人类心理中的“意图探测器”之所以能够识别他人意图，完全是因为人类大脑将其与自己的行为进行类比。如果对面那个人握紧拳头又松开（而且不是在健身房），看见他的人大脑中的“意图探测器”会将其解释为强烈兴奋的信号（“他很愤怒”）。正是因为有了 “意图探测器”，卡尔德隆笔下的主人公才会表现出攻击性：他认为对方已经察觉到了自己的弱点。

关于战争的一些传言可以被视为民间版本的“心智理论”：在这些传言中，由于苏联人擅长从“字里行间”解读深意，而且“伊索语”（译注：指掩盖作者真实观点的曲笔，通常用于反审查）炉火纯青，很容易从间接（说实话——非常间接）信息中发现假想敌，或苏联政府与未来战争相关的真实意图。例如，苏联官员批准在列宁格勒郊区某地建造别墅，民间“意图探测器”立刻警铃大作，怀疑这实际是为了让人们在大城市遭受核打击时有地方藏身。

此外，持续处于战争预期的情况下，民间“意图探测器”甚至会预测假想敌的主要核打击方向。轰炸目标出人意料地不仅仅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大型工业中心，还包括一些相对较小的城市。因为根据传言，这些小城市隐藏着对全联盟都极其重要的某些设施。

此类“设施”可能是关键的国防生产企业（例如列乌托夫、鄂木斯克、希姆基或萨拉托夫），或是所谓的“政府掩体”，比如里加市就有这种说法：“大约1982-1985年间，有传言说里加会在莫斯科之后立即被轰炸，因为里加有一座秘密掩体，政府最高层官员会跑进去避难。妈妈则坚信不需要对我们扔核弹，普通炸弹足矣——只要直接投在里加水电站上，巨浪瞬间冲毁全城。”

亚美尼亚小城卡贾兰的民间“意图探测器”声称，“美国佬特意为我们巨大的铜钼联合工厂储备了整套核弹头，因为缺了钼什么也造不出来：没有装甲、没有导弹、没有任何军工业，而我们的钼是最好的。”莫斯科附近希姆基的居民认为苏联的主要敌人为他们准备了一种特殊导弹：“我们（在希姆基）上高中时，一位军训教官说美国人已经销毁了某某射程的导弹，但他们保留了第三类导弹——专门打希姆基的。”

另一些类似传言中，民间“意图探测器”认为假想敌轰炸某个城市或地区的动机并非因为那里隐藏着国防设施，恰恰是因为那里什么都没有(!)，这种空白反而让敌人困惑不安：“我童年时代（1980-1990年代），人们常说约什卡尔奥拉市（或整个马里埃尔共和国）将成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后的第三个（核打击目标）。原因是这边有沼泽、森林和洼地，卫星看不清楚，所以敌人害怕这片未知区域可能藏着什么。”

乍看之下，“目标城市”的居民在想象中臆造敌人的攻击意图似乎很矛盾——不被美国佬惦记岂不更好吗？究其原因，可能是城市在敌人眼中的“重要性”增强了本市居民自认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一个罕有人知的小城（首都里加例外）由此获得了“秘密第二首都”的地位。

预测核打击确切方向的传言起到了“驯化”恐惧的作用。战争在这些传言中并非恐怖的、无法想象的末日，而是某种甚至有用的东西——它可能帮助苏联人民解决一些迫切问题，比如获得建造别墅的许可，或者彰显某个外省城镇的“真正”重要地位。就是说，这类话题最终发挥了某种补偿性的功能。

未来与过去的战争

尽管“战争也许明天爆发”的论调已经存在几十年，但想象的战争场面毕竟取决于人的年龄和社会背景。

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以及童年时代体验过战后饥饿的人，往往依照自己或父母对战争的记忆来想象战争，乃是一幅充满了饥寒、困顿和为了活下去奋力挣扎的场面。这种对战争的恐惧体现在一些非常具体的行为中：一旦感受到战争可能性，人们就会去商店囤积粮食、通心粉、盐和其他能在极端条件下维持生命的物资。作家尤里·纳吉宾1975年的一篇日记写道：“多次谈论即将到来的战争。似乎并无任何理由支撑这种猜测，尤其一场不小的战争刚刚结束，并以美国的失败告终，根本无意复仇。领导人依旧在玩弄缓和政策，而普通人却感觉战争迫在眉睫，开始在冷清的货架上搜索盐、火柴和罐头。”

我们的一位采访对象表示，1968年8月他母亲得知苏联派坦克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后，决定更新家中存放于专用枕套内的面包干储备，“以防万一”。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许多苏联人也采取了类似行动。1963年10月28日，电视评论员尤里·福金发现全国都知道战争迫近，因为“上班途中，我在自家楼院遇见一位手提网兜的女人，里头装着火柴、肥皂和盐。她像1941年那样为战争做准备。”1969年中国学生和苏联警察在莫斯科列宁墓推搡冲突，人们（尤其乡村和小城镇居民）争相购买盐、肥皂和火柴。例如苏梅州科诺托普市仅14天内就销售了“81.3吨盐和39.2吨肥皂，比平时多3-4倍”。

显然，供应中断容易使人民认为战争即将爆发。逻辑如下：战争年代食品通常会消失，因此任何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暂时困难”都会被解读为战争即将开始甚至已经开始的迹象。比如某村商店的面包供应不规律，或限制面包销售，就可能引发关于战争临近的讨论。1971年车里雅宾斯克州的一位集体农民投稿《农村生活报》：“我们村实行配给制，每人每天只能在商店购买450克面包。去别人家做客必须自带面包。因此集体农庄庄员中流传着各种谣言，比如国家已经没有粮食了，因为都卖给或送给外国‘兄弟’了，甚至说战争快来了之类不实之词。”

1970年代的集体农民把劣质面包称为“战时面包”：“就连最战时的面包我们一星期也只看见一次。”这种貌似无关紧要的语言细节表明，人们对“我们所熟知的战争”的预期与身体记忆紧密相连：“战时面包”的出现和供应中断与战争有关，引起了对未来的焦虑（战争传言）。这种焦虑反过来启动了在极端条件下的保命计划（多买粮食）。

未来战争的威胁：怎么办？怎么活？

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出生的苏联人未曾亲历战争，他们的童年正值苏联历史上最平安无事的时期。然而这一代人上幼儿园、上学恰逢冷战极度紧张，领受了强烈的反美宣传。在报纸上、学校的民防课、“和平课”或政治消息课上（安排学生们报告“国际形势”），苏联进行着永无止境的“和平斗争”，同时也是为即将来临的大战做准备。

民防课虽不建议学生晾晒面包干存放在枕套，但会播放核爆“蘑菇云”的教学幻灯片（1980初甚至面向学龄前儿童播放），传授学生佩戴防毒面具、制作棉纱口罩、用特殊溶液处理衣物的技能，并详细说明应当携带哪些物品进入防空洞：“我对一次教导我们怎样防御化学攻击的民防课印象很深。老师建议我们提前准备好用特殊溶液浸泡的衣裤，我现在唯一记得的是需要准备肥皂并磨碎。军训教官强调：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否则你自己想想，空袭警报响了你才开始磨肥皂！”

另一些孩子收到了十分特别的建议——或者说是利用战争恐惧强迫他们吃不喜欢的食物：“奶奶说一定要多吃荞麦，因为如果发生核战争，它有助于缓解辐射病，所以必须吃够以备日后所需。”

孩子们从老师口中听闻了美国总统里根的许多传说，声称他随时可能按下“红色按钮”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1980年代，每学年的第一节课叫做‘和平课’，但内容总是涉及战争。我们的班主任——同时也是校党支部书记——连着多次（多年）告诉我们，如果美国按下按钮，核导弹将在6分钟内飞抵我们头顶。害怕吗？不确定，但数字记得很清楚。多年后同学聚会，有人突然问：‘你们还记得6分钟的导弹吗？’这才发觉这句话一直潜藏我们内心深处到如今。”

许多孩子——尤其是低年级学生——对不祥的“红色按钮”的说法印象深刻：“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女老师）一直给我们讲里根的故事，说里根有一个装着红色按钮的手提箱，他可以随时按下去。搞得我翻来覆去寻思核战争、寻思那个按钮。”

在一些学校和少先队夏令营，辅导员和老师带领孩子们集体给里根写信，呼吁他切勿开战。苏联媒体也各显其能，定期刊登花里胡哨、望而生畏的漫画，讽刺外国的“战争挑拨者”。对于那个年代的某些人来说，儿时记忆充满了战争迫近的感觉：“我们的童年，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充斥着对核战争威胁的议论，说来说去似乎笃定它必将发生。报纸刊出宣传画：五角大楼的老鹰钩形爪子抓着炸弹。”

很多情况下，6-12岁小朋友对此类宣传教育的反应是恐惧，而且至今刻骨铭心。一位1968年出生的受访者回忆她哭着放学回家，绝望地告诉父母战争即将爆发，反复追问在防空洞过日子的问题。父母表现异常冷静（在孩子看来），千方百计安慰她。但孩子们对亲人和宠物的命运忧心忡忡：“我10-11岁的时候非常害怕核战争。特别可怜动物们。我晚上哭鼻子，妈妈就骂我，然后爸爸告诉我有专门给狗用的‘花瓣-1’和‘花瓣-2’型防毒面具，他会带几个回来。我又大哭，因为猫没有啊！我思考了很久，想着要怎么把猫带进防空洞（当时可没有便携猫箱）。最后妈妈给我一个专门装猫的包，以备不时之需。”

不少儿童和青少年都做过类似噩梦，梦见核子末日降临。这些梦境通常包含两个主要视觉形象——美国款式“红色按钮”手提箱和直冲天际的“核蘑菇云”：“在我一切的梦境和恐惧中，那个手提箱反复出现。它似乎总是打开的，露出里面的红色按钮——模样大概像我们去夏令营用的那种箱子，带一个提手。”

但更常发生的核战争之梦是做梦者望见地平线升起一朵恐怖“蘑菇云”，意识到这就是世界的终结，悚然惊醒。1982年十一岁的某位受访者有时会在睡前瞎想：“如果美国人已经发射了导弹呢？距离核战争可能只剩十分钟了。”而他的同龄人，一位列宁格勒小学生，入睡前会“想象最可怕的画面——核蘑菇云升腾的田野”。学生们的梦境还会出现其他细节，就是曾在初级军事培训课（НВП）上深深震撼他们幼小心灵的细节，比如核轰炸和核冬天：“1978年（上小学），他们给我们放了一部介绍核战争的幻灯片。片中有个场景，爆炸后一个女孩裙子的图案完全印到了她皮肤上。这一场景后来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的梦里。”

多位受访者提到他们的同学和朋友也讲过类似的梦，还会互相讨论末日恐惧。一位1980年还在上学的受访者回忆，她的朋友曾寄信给她，写道：“别考虑太多，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享受每一天，因为明天美国人可能会向我们扔炸弹，到时候全体都完蛋。”

然而，从许多生于1970年代的受访者的叙述中可以清楚看出，一些父母和长辈亲戚并不认同军训教官、老师和辅导员给孩子们灌输的恐惧。小朋友想给里根写封信，想给狗狗找个防毒面具，或者想在拉警报时跑进防空洞，总会让大人们困惑或微笑。一位受访者回忆说，防空演习期间她爸爸妈妈稳坐家中，可把她担心坏了。另一位也担心核威胁的人给里根写了一封信，但没寄出去，因为被哥哥嘲笑了。

可话又说回来，成年人偶尔也会做核爆炸噩梦。导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1982年的一篇日记写道：“睡着后我梦见一个村庄（米亚斯诺耶），天空昏暗阴郁，呈现危险的深紫色。光线可怖又怪异。忽然我意识到那不是黎明曙光，而是天空出现的核蘑菇云。气温越来越高，我回头一看，一群人惊恐望向天空，接着朝某个方向慌乱奔跑。我也想跟着跑，但停下脚步。‘往哪儿跑？为什么跑？’反正已经没救了。人群又一阵恐慌……而我决定留在原地安静等死。天啊，真的太可怕了！”

对核战争的期待不仅导致对核武器巨大破坏力的恐惧，还伴随着一种无助、绝望和无法掌控局势的感觉——这在塔科夫斯基之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感受并非苏联人独有，“铁幕”两侧的百姓同然。

尽管苏联的民防课教导孩子和成年人核战争一旦开始时应该采取的措施，比如用特殊溶液处理衣物、佩戴棉纱口罩、迅速进入防空洞……但许多人都明白这些措施在核末日真正到来时根本救不了谁。梦境尤其证明了这种认识：核战争之梦最“乐观”的版本是做梦者发现自己身处一座被摧毁的空城，意识到自己已进入末日后的世界，一切活物统统死绝。更典型的场景则是塔科夫斯基描述的版本：做梦者看见地平线升起核蘑菇云，继而在意识到末日无可避免的恐惧中惊醒。关于如何使用防空洞的指导往往不能让人安心，反而加剧焦虑——这一点在多个受访者的回忆中被屡次提及。有时候生活也揭示了这些措施的无用性：1988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叶卡捷琳堡）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火车站爆炸事故，清晨大批市民被剧烈震动惊醒，瞧见天空火光以为原子弹临头，必须赶快钻防空洞。一位受访者的朋友甚至匆忙打包了防空洞生活必需品，但在跑出家门之前，她突然想起自己不知道防空洞具体位置，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行动。她接受的种种训练，在那一刻变成屠龙之技。

延伸阅读：

苏联公民对于可能同中国开战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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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枪就杀！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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