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创建者、所长尼古拉·费多连科曾介绍过一则趣事：
“1960年代末，战争胜利的喜悦记忆犹新，“太空”这个词激励青年人发挥才智，而经历了两场大战的老人们则憧憬着活到共产主义。研究所制定了一份70-80年代苏联国民经济发展预测，广泛的计算结果表明，到那时经济情况极不乐观。科学家指出：国家发展速度将不可避免地放缓；无论种不种玉米，1980年实现共产主义都是没希望的。预测报告本应一式三份提交政治局，然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得知预测内容后，竟拒绝上报中央。研究所面临“异端思想”的指控，于是报告作者把它拿到涅斯库奇内公园一把火烧掉，免得惹麻烦……”

大约十年后，1975年本人考上研究生，暑假在《科学与生活》杂志社物理和数学室当记者勤工俭学。酬劳每月320卢布，稿费另计，大大改善了经济状况。有一天，杂志副主编拉达·尼基季奇娜·赫鲁晓娃·阿朱别依（译注：赫鲁晓夫女儿）给我布置任务：去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科学技术委员会，准备当时诨名叫“康波特”的东西——也就是用小块剪报资料来说明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经济联系。著名的欧安组织赫尔辛基会议开幕在即，苏联当然要“粉饰打扮”一番。

时任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基里林院士亲自接待我。听完来意，他吩咐外联处副处长提供一间办公室和所需全部资料。于是我在那间办公室埋首研究海量报告、协议和信件，努力完成这项艰难任务。那年月苏联向西方采购进口了几乎一切你能想象的东西：新型设备、谷物、鞋靴、服装、电视机…… 出口什么呢？肯定是原油啦。当然，帐上必须平衡。怎么个平衡法呢？经过几天工作，渐渐有眉目了：比如苏联卖给法国一台乌克兰制造的2.2万吨压力机，以制造数控机床闻名的“红色无产阶级”厂也卖了几台给英国人。资料越堆越多，忽然——

忽然一份文件映入我眼帘——这是一份瞧见了就没法假装没瞧见的文件。内容显示，苏联除了从荷兰进口机床、电视之外，每年还要购买十万吨粪肥！十万吨，很大量啊，在当年要装4、5艘货轮呢。你能想象吗，一艘货轮——类似黑海“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那种体量的——装满了动物屎？气味浓郁啊，浓郁！

中午在富丽堂皇的职工食堂打饭的时候，我鼓足勇气问一位认识的官员：“我看到一份有意思的文件。虽然肯定不会公开，但我还是想问……苏联为什么买荷兰粪肥？咱自己的粪肥不够多吗？”这位熟人用一种……怎么形容呢……惊异的表情望着我，沉默片刻，说：“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你看啊……咱们的粪肥真的像屎一样……”

对于苏联经济，我从未听过比这更生动、更贴切的说法，无论之前或之后。每当我面对苏联经济现实的时候，我都再一次服膺他这句话的正确性。

时光荏苒，到了改革年间，我把这事儿讲给俄罗斯农业化学权威之一、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副主席、莫斯科大学教授瓦西里·米涅夫，他道出其中原委：
“由于苏联1963年之前在本土进行的大气核试验、长期工业污染、以及喷洒DDT和含二恶英的农药，苏联广大地区早已被重金属、半衰期29年的放射性同位素锶-90和其他各种脏东西污染了。这些污染物大部分被植物从土壤吸收，富集在吃植物的动物的粪便与奶水中。如果此类粪便用作肥料，那么种出来的水果和根茎植物有害物质浓度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和牛奶一起端上餐桌。购自荷兰的生态清洁粪便全数运往为高级干部生产农产品的特供农场，因为他们跟其他人不同，绝不可以吃进锶-90、DDT和二恶英。”

进入21世纪，从海外（如挪威）进口无害生态粪肥的贸易好像仍在持续。

另一方面：苏联钢产量曾经比美国多两倍，但汽车制造量却比美国少五倍！苏联的棉花产量曾比中国多两倍，但纺织品却少两倍？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看一看俄罗斯机械制造业结构，答案呼之欲出。机械制造业需求大量资源，苏联人民对此深感自豪。按国际市场价格换算，1988年苏联机械制造业62-63%的产品是军用设备，32%是机床，仅5-6%是制造各种消费品的设备。钢铁变成坦克、装甲车和枪炮，而非冰箱和小轿车。

至于棉花也不难解释：自从德米特里·门捷列夫时代开始俄国就用棉花制造炸药。因此，咸海的生态灾难、乌兹别克斯坦被落叶剂浸泡的耕地，并非妇女儿童要买更多新衣服导致的结果，而是军工产业所需。

苏联时代一位重要经济学家曾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苏联没有国民经济，只有军事部门的附属产业”。然而，正如阿富汗战争和第一次车臣战争所显示的，巨额军费开支最终打了水漂。苏军在现代化战争中效率低下——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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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40年代的拉夫连季·贝利亚是苏联最具实权的领导干部之一，因此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有着积极作为。

疏散

战争期间贝利亚在国防委员会担任高级职务，兼任最高统帅部常务顾问、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内务人民委员等。从重要性上看，他实际仅次于斯大林，也就注定了他在这些影响对德战争胜负的领域内的参与程度。

细究起来，贝利亚对最终胜利的贡献早在战前就开始了。1939-1941年在他直接过问下，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建立了2000多个生产设施，日后成为支撑战争的中流砥柱。德军入境，1941年6月22日苏联政府决定疏散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用短短几个月时间转移1.5万多个单位、约百万人到东部国土。近千列火车几乎首尾相连，冒着轰炸和炮击将大量设备、材料运抵安全地带。

边防

战争头几天，苏联边防部队承受了入侵德军的沉重打击。边防军人进行忘我的、有组织的战斗，以惨痛损失为代价阻滞敌人前进脚步几天甚至几星期。

边防军隶属НКВД，因装备良好处于最佳备战状态。历史学家普遍承认贝利亚这方面贡献，战争爆发前他就有远见地下令为边防部队配备自动武器。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之子谢尔戈·贝利亚说，边防军人的壮举不仅基于勇气和献身精神，还有赖良好的训练水平和军械供应——他父亲确保了每个边防哨所都有足够的步兵炮和反坦克炮。

1940年12月21日贝利亚命令：至1941年1月1日三年现役期满的7000名列兵和初级指挥员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中再留1年，将这些现役军人派往障碍区补充边防部队。

特别小组

1941年6月22日苏联特务机关开始投入反侵略行动。战争第一天НКВД内部秘密成立特别小组，任务是潜入敌后从事情报搜集和颠覆破坏。传奇特务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和纳乌姆·爱丁贡当时是贝利亚的直接下属，战绩突出。有一次，苏多普拉托夫和爱丁贡以合格人员短缺为由建议贝利亚释放劳改营内前国安人员，贝利亚问：“难道你们缺了这些人民公敌就不能工作吗？”，二人答：“不能”。于是贝利亚采纳建议，必要人员立即获释参与到特别小组中去。

《斯大林的最后骑士贝利亚》一书作者叶莲娜·普鲁德尼科娃给出了反映内务部队行动的统计数据：整个战争期间敌占区活跃着2222个НКВД/НКГБ作战小组，其中约600人作为游击队员参战，共消灭德军官兵22.9万人，炸毁火车2852列、公路桥和铁路桥1326座……

胜利前几个月，内务部队的贡献同样突出。他们负责清扫已被红军正规部队解放的地区，打击德军残余力量、各类通敌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在这些任务中，内务军人奉贝利亚之命继续奋战一年多，因为此类行动要比前线作战更复杂更困难。

后勤

1941年6月30日拉夫连季·贝利亚进入国防委员会，大半年后（1942年2月）按照各委员分工，负责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生产武器、弹药决定的执行情况并准备有关问题。1943年1月党卫军官方报纸《黑色军团》刊文称：“广袤草原仿佛平地涌出越来越多的人员和设备，就像有个大巫师用乌拉尔的泥土批量造枪造炮”。

贝利亚在武器弹药制造和后勤供应方面的领导成绩获得政府肯定与奖励：1943年9月30日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5年7月9日授苏联元帅衔。

高加索活动

今人皆知贝里亚是1943-1944年大规模驱逐北高加索多个民族：库尔德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伊人的罪魁祸首之一（斯大林批准、贝利亚执行）。却很少有人知道，1942年夏秋之际这位内务人民委员曾到高加索执行完全不同的任务，身份是国防委员会全权代表。

对于第三帝国领导层来说，占领高加索地区可以弥补粮食、原油、矿石等原材料缺口。反过来，失去高加索将对苏联战争实力造成极大破坏。所以直到1942年11月都认为高加索（而非斯大林格勒）是德军主攻方向。希特勒抽调17万官兵、1100多辆坦克、4500门各式火炮和约1000架飞机编入A集团军群扑向高加索。谢苗·布琼尼呈送大本营的报告指出：严重缺乏防御如此重要地区的兵员和军械。元帅表示当地只有约24万作战官兵、94架飞机，无坦克，弹药、食品和药品告急。

贝利亚甫一抵达高加索就命令改善部队供应。尤其关注部署于山地的官兵，要求增加他们的食品给养，额外补充炼乳和巧克力。贝利亚每次下部队视察都会调整干部配置，以适应不停变化的战场形势。1942年8月31日大本营和斯大林本人支持贝利亚的倡议：将北高加索方面军和外高加索方面军合二为一。历史证明了这个决定的正确性。

延伸阅读：

三位学者谈贝利亚的历史作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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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初，即鲍里斯·戈东诺夫执政时期，俄罗斯向西欧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

16-17世纪之交，俄罗斯同西欧的交流日渐密切。莫斯科朝廷急需医生、工程师等专家及通晓军事之人，上层社会也对西方物质财富和精神气质充满浓厚兴趣。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1598-1605在位）就是这种新思潮的代言人。他殷勤邀请各路专家赴俄贡献才智，并且在彼得大帝之前100多年就尝试建立高等教育机构，自然只有西欧能提供这方面的人才。

对于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来说，学习外语十分重要。当时的俄罗斯缺乏通晓欧洲语言之人，在谈判中不得不依赖外聘翻译，他们有时会出于私利故意欺瞒、误导，令俄国利益受损。

于此背景下，1600年鲍里斯·戈东诺夫委托一个叫约翰·克拉默的外籍人去德国寻找各学科教授、博士，尤其注意教拉丁语等欧洲语言的老师，将他们请回俄国。但正如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的说法：“这一重要意图未能实现。据记载，神职人员向沙皇提出强烈反对，声称俄罗斯凭着统一的律法和语言屹立世界，而语言的变化可能引起思想的变化，将损害教会，任何情况下把青年人教育委于天主教徒和路德教信徒之手都是不明智的。”

鲍里斯·戈东诺夫只好放弃建立一所“西式”大学的想法，但未放弃用西方教育培养一批俄罗斯贵族的计划。18名年轻的波雅尔（大贵族）子弟被沙皇“送往伦敦、吕贝克和法国学习外语”。

卡拉姆津引用资料的来源是戈东诺夫朝臣德国人康拉德·布索夫的笔记。关于派往德国的留学生，史学家鲍里斯·库兹涅佐夫曾引用一份记载他们情况的外交文献，上面写着：1603年鲍里斯·戈东诺夫亲切接待了汉萨同盟使团，并指派5名俄罗斯青年留学生随他们一道返家。这些学生受命学习拉丁语和德语，以便回俄后进使馆工作。为了使学生们在外国继续保持东正教信仰，免受强制改宗，还特意做了预先声明。同年吕贝克市议会通知莫斯科，派来求学的俄罗斯贵族已平安入城。另外，瑞典大使彼得·佩特留斯也提到有多名学生前往斯德哥尔摩。

这样算来，戈东诺夫外派的留学生总数似乎不足18人（按布索夫记载，每国派6人）。因为虽然俄罗斯与英国的关系较其他西欧国家更佳，但实际只派遣4人。1602年7月30日他们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启航出发。

好景不长，1603年秋天伪德米特里一世在俄罗斯西南部横空出世，1605年夏入主莫斯科，国内一片混乱。次年（1606年）伪德米特里一世被推翻杀死，瓦西里四世登基，局势归于平稳。此时吕贝克市长致信大使馆，控诉俄罗斯留学生无心学业、打架闹事，其中二人大概已逃回老家。市长问剩下三人当如何处置？沙皇委托书记官答复称，逃跑的二人未在俄罗斯露面，但希望德国善待另三人，在其掌握语言之前不要遣返。没多久俄罗斯再次陷入动荡，这些学生的命运从此成谜。

留学英国的四个波雅尔子弟的遭遇更加有趣，他们是：尼基福尔·阿尔费里耶夫、阿法纳西·科茹霍夫、纳扎里·达维多夫、费奥多尔·科斯托马罗夫。这四人在英国分别娶妻成家，事业顺利，后来当俄罗斯结束动荡时，政府就要求他们回国。

1613年，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遣使阿列克谢·久津赶赴伦敦，查明鲍里斯·戈东诺夫派去的留学生的情况，设法送回俄国。结果发现，阿尔费里耶夫就住在伦敦，跟大使见了面，但拒绝归国；科斯托马罗夫据说在爱尔兰担任王室秘书；科茹霍夫和达维多夫据说在印度工作。经过交涉，英国政府承诺安排阿尔费里耶夫和科斯托马罗夫回俄罗斯，另两人等他们从印度回来再安排。大使表示满意，返回莫斯科覆命。

然而莫斯科不相信英国政府的承诺，他们已经猜到英国暗中协助俄罗斯留学生成为移民，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按当时观点，沙皇的臣民不可有自己的意志，必须执行沙皇意志。所以必须把“沙皇的人”还回来，哪怕他不愿意也不行——而这种做法又是英国政府不接受的。

于是，俄罗斯驻英使馆后来一项长期工作就是敦促英国交出俄国逃亡者，尽管这些逃亡者根本不愿从一个更自由、更繁荣的国度回老家。1615年、1617年、1621年，俄罗斯大使们频频造访国会和王宫纠缠此事，伊万·格里亚泽夫甚至不惜绑架阿尔费里耶夫，却被后者的英国朋友救出。

英国政府也不妥协，直接宣称科茹霍夫和达维多夫客死印度，科斯托马罗夫命丧爱尔兰！事实是否果真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但俄国使团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对于“唯一活着的”尼基福尔·阿尔费里耶夫，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因为他已改信英国国教，甚至当了牧师。这号“叛教”之人一旦回俄，多半被活活烧死。英王詹姆斯一世拒绝接受其被迫改宗的指控，后来俄国大使态度缓和，认为阿尔费里耶夫系“年幼无知”才背离东正教。英王毫不退让，说不能因为一个人选择跟国王相同的信仰就把他逮捕驱逐出境。最终俄国大使们一无所获。

尼基福尔·格里戈里耶维奇·阿尔费里耶夫在英国度过了漫长而充实的一生，养育8名子女。1660年在伦敦汉默史密斯区作为一名受人敬仰的牧师辞世。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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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禁止涉外婚姻。此后六年，苏联公民无法与外国恋人登记结婚，已经结婚的也感觉日子不好过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3年10月法令废止。

禁止的理由

一些材料指出，禁止涉外婚姻的官方解释是不希望本国妇女在国外受歧视。然而尚未看到哪份政府公文明确提及这一点。1947年2月15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也未对禁止原因做出说明。

最可能的是，该决定是时代变化促成的。1930年代的苏联门缝开得很小，普通平民休想出国。战争改变了一切：首先，战后整个东欧地区都属于苏联势力范围，在这些国家大量驻军。成千上万官兵长期部署，不断有人申请跟波兰人、捷克人、保加利亚人等外国异性组建家庭。其次，战时几百万苏联平民被掳往德国从事强迫劳动，这些受害者绝大多数重返家园，但有一部分因舍不下外国配偶不肯回国，当地政府也拒绝强制遣返这些人。

上述情况的大背景则是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急剧恶化及冷战开始。鉴于涉外婚姻实际是苏联普通人移民的唯一合法机会，政府担心即使几万人出国也会对苏联形象造成恶劣影响。这种担心不能说毫无缘故，比如乌克兰逃亡者维克多·克拉夫琴科1946年在美国出版畅销书，生动描述强制集体化的恐怖和斯大林统治的种种残暴，严重打击了苏联海外宣传。

影响

涉外婚姻禁令对两类人影响最大：驻外工作期间结婚的苏联妇女（人数最多），以及苏联境内与外国人结婚的妇女（少见，主要是嫁给外交使团成员）。至于男性军人，军法严禁他们娶外国女子。某些部队的军人甚至仅仅跟外国女性交往就遭受重罚。

所以该禁令最初针对的是那些被迫滞留外国并结婚的苏联妇女。如果她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办法很简单：婚姻作废，妇女遣返。而那些生活在美占区或英占区的妇女，解决起来相对棘手。苏联政府通常会说此类婚姻未到苏联领事馆或民事部门登记注册，因此无效。而且不可能去领事馆重新登记，因为“涉外婚姻违法”。一番操作下来，苏联女公民（最常见）或男公民（甚少，但也有过）很快就被送回国了。

如前所述，1940年代末绝大多数苏联人自愿或非自愿地回到祖国，仅1.6万人居住西欧各地，都是结婚生了孩子的。考虑到实际困难，政府决定不动这些家庭。

至于苏联境内的涉外婚姻，通常由国家安全部来处理。国安人员或者直接接触、或者通过亲属间接接触，千方百计劝说（或威胁）他们跟外国人离婚。如果某个苏联人的外国丈夫（或妻子）决定离开苏联，配偶禁止随行。哪怕找高官求情也没用！

凡此种种，后来引发了一些戏剧性事件，甚至法律麻烦。

联合国丑闻

在禁令生效之前，确有部分苏联妇女心情复杂地与“老外丈夫”一起走掉。比如嫁给约瑟普·铁托长子的塔玛拉·韦格就因这桩“丑事”于1946年迁居南斯拉夫。结果，她高官爸爸因“丧失阶级警惕性”被免职、开除党籍。

嫁给乌拉圭大使馆职员的叶夫根尼娅·杜姆诺娃，则是乌拉圭外交部长亲自向莫洛托夫提出私人请求之后，才得以跟丈夫一同出国的。

两口子经历更严重磨难的也有，甚至闹出国际纠纷。1946年底，女共青团员利季娅·列辛娜嫁给智利大使奥坎波之子。次年秋苏联和智利发生外交冲突，关系破裂。然而，奥坎波大使一家拒绝离境，除非儿媳妇利季娅跟他们一起走。智利政府隔海支持，不许苏联使团离境，直到小奥坎波获准带走妻子。

1948年夏天奥坎波大使被任命为驻联合国代表，赶赴纽约上任。小奥坎波不肯与妻子分别，长期租住“国立酒店”（译注：临近克里姆林宫），为防“绑架”二人终日寸步不离。后来奥坎波大使向联合国法律委员会（第六委员会）投诉苏联政府的行为，家事变成国际丑闻，仍未动摇苏联领导人“挽留”利季娅的决心。

这段时间里，国家安全部反复找利季娅做工作，要求她离婚。可无论国安人员怎么逼迫、亲属朋友怎么劝说，意志坚定的女共青团员始终不为所动。酒店方面将夫妻俩房费提高一倍，希望他们知难而退，结果——无效！再后来，列辛娜-奥坎波案竟被提交部长会议讨论，国安部长谢苗·伊格纳季耶夫建议驱逐小奥坎波出境，再以《刑法》58条逮捕列辛娜。可由于某种原因，他的建议未能实施。几个月后斯大林咽气，谁都顾不上这对苦命鸳鸯了。1953年底，奥坎波和列辛娜终于离开滞留五年的莫斯科前往智利。

皇亲悲剧

列辛娜和奥坎波的故事总算有个幸福结局，可惜其他人未必同样幸运。米什卡·巴比乔夫是俄罗斯龙骑兵军官伊万之子、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二世的亲戚（译注：他母亲是孟尼利克二世的妻姐或妻妹）。伊万·巴比乔夫1898年护送俄罗斯使团抵达埃塞俄比亚，后定居，甚至当了省长。所以米什卡自幼在贵族圈长大，追随父亲成为军人，1930年被时任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送往法国空军学校，毕业后做过皇帝的私人飞行员，晋升为空军司令并创办民航。转入外交部门后，1944年米什卡被派驻苏联担任临时代办。

在此期间，米什卡与苏联女子柳德米拉·涅斯捷伦科娃相恋结婚，1947年4月生下儿子亚历山大。1948年初米什卡中风，部分瘫痪，苏联医生仅能保住他性命，遂决定去瑞典治疗。但苏联政府不许妻子、儿子随行。由于他注定无法回莫斯科履行原职，1949年政府把柳德米拉和亚历山大等人逐出莫斯科宅邸，并取消了二人的婚姻关系、没收结婚证。从此米什卡·巴比乔夫对妻儿的命运一无所知，不停写信试图联系，甚至请皇帝过问，终究未能团聚。1964年12月米什卡逝世，而柳德米拉为了不触怒当局，早已于1956年再婚，儿子改继父姓。唯一值得欣慰的是，2010年亚历山大赴埃塞俄比亚祭扫了生父坟墓。

普罗科菲耶夫案

涉外婚姻禁令不仅制造悲喜剧，还会导致法律麻烦，这就是所谓的“普罗科菲耶夫案”。你或许没想到，著名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竟然是苏联历史上唯一同时拥有两位合法妻子的人。

1923年，身在西班牙的普罗科菲耶夫与会说五种语言的歌剧女演员莉娜·科迪娜结婚，1936年二人携儿子奥列格定居莫斯科。谁知两年后普罗科菲耶夫移情别恋文学院女学生米拉·门德尔松（基辅人），瞒着妻子和米拉同居。

1948年初普罗科菲耶夫决定正式娶米拉为妻，此时尚未跟莉娜离婚。由于涉外婚姻禁令已经生效，民事登记处对此的解释相当“无懈可击”：认为与外国妇女（虽然莉娜持苏联护照）在境外缔结的、未经苏联领事馆登记的婚姻非法无效，也就没必要办离婚。莉娜闻听此事大闹一场，要求离开苏联，从此这个可疑的西班牙女人就进了政府“黑名单”。1948年2月（普罗科菲耶夫婚礼后）莉娜被捕，9个月后被判“间谍罪”、“叛国罪”，处20年劳改。

1953年涉外婚姻禁令废止。1956年6月莉娜提前获释，1957年打官司主张自己作为已故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唯一合法妻子的各项权利。法庭惊讶地发现普罗科菲耶夫第一段婚姻未结束，于是做出有利于莉娜的判决。然而米拉认为她也是普罗科菲耶夫合法妻子，提起诉讼。1958年3月最高法院支持其请求，和稀泥似的宣布两个女人都是“合法妻子”。后来苏联法律界管这件事叫“普罗科菲耶夫案”，普罗科菲耶夫也成了唯一同时拥有两位合法妻子的苏联男人。

延伸阅读：

暹罗王子妃叶卡捷琳娜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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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伦芝·姆克奇扬(Фрунзе Мкртчян，昵称“福伦吉克”、“姆格尔”)是苏联电影界最耀眼的喜剧片明星之一，广受观众支持喜爱，1984年荣获“苏联人民艺术家”称号。在大银幕上他幽默爱玩，散发着无穷活力和光彩。而在摄影机后，却很少看到福伦芝展露笑颜，因为妻子和儿子的疾病总令他满面愁容。

福伦芝1930年生于亚美尼亚久姆利市，父母是逃离大屠杀的难民，都在纺织厂上班：母亲做职工食堂洗碗工，父亲做考勤员，后因家贫难活，偷拿了5米布料换钱买饭，被判10年劳改，在下塔吉尔伐木。

所以，尽管福伦芝从小具有表演天赋，却并未直接踏上艺术之路。因为读不起大学，他在工厂俱乐部当了好几年助理放映员，业余时间参加民间演出。后来福伦芝决心吃演员这碗饭，26岁从埃里温戏剧和艺术学院毕业，参演平生第一部电影《寻找收件人》。之后他连续获得导演邀请，第8部作品：喜剧电影《三十三》观众反响十分热烈，在《米米诺》中饰演角色的“金句”传遍大街小巷。

1966年福伦芝拍摄代表作《高加索俘虏》期间，第二任妻子多娜拉·尼古拉耶芙娜也在片中饰演一个角色。本来夫妻俩同场工作是件高兴事，但多娜拉却渐渐表现出病态妒忌行为，甚至限制丈夫行动。精神科医生诊断她患有遗传性精神分裂症，在亚美尼亚国内治疗一段时间，转往法国某精神病诊所，终未痊愈。他俩的儿子瓦兹根1972年出生，遗传了母亲的精神问题。

接连打击彻底改变了福伦芝的生活和情绪状态，过去那个激昂向上、热爱生活的人消失不见。虽继续从事表演事业，但露面频率显著降低。有人说他常常深夜在街头徘徊踱步，一个人静静思考心事。

福伦芝后来与第三任妻子塔玛拉结婚，无子女。生命最后几年，他全身心投入创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剧院（埃里温“姆格尔·姆克奇扬”剧院），似乎恢复了年轻时的神采，重新找回人生目标。可惜命运的捉弄十分残酷，1993年12月29日福伦芝·姆克奇扬突发心脏病在埃里温家中逝世！数千人参加葬礼，出殡队伍穿过中央大街，灵柩安葬科米塔斯名人公墓。不久，剧院在痛失创始人的遗憾中开门营业。

多娜拉·尼古拉耶芙娜2001年死于亚美尼亚塞凡市精神病院，享年71岁。儿子瓦兹根2003年辞世，女儿妮娜1998年因癌症术后并发症死亡。如今只有一位外孙女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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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底，梁赞州委第一书记阿列克谢·拉里奥诺夫报告中央：已三倍超额完成国家肉类征购计划。但事后证明，“杰出的”经济成就实为一场惨痛失败。

1957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联各州各共和国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言：坚信我国能够在经济指标上“追赶并超过美国”，从而为1980年共产主义全面胜利创造条件。赫鲁晓夫并不是第一个向西方发出这种挑战的人，列宁当年就讲过：论政治制度苏联已赶上发达国家，但现在重要的是经济方面赶超他们。1933年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约瑟夫·斯大林也强调过类似观点。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去世后，苏联经济处于困难境地。政府要重建毁于战火的城市，修工厂、铺公路，并为军队补充现代化装备。凡此种种无不要求巨大人力、物力开支。国家无法从全部经济领域压榨资源：重工业快速发展的代价就是农业生产率下降。

例如据统计，1940年苏联收获22.25亿蒲式耳谷物，1953年仅收获18.5亿。黄油、牛奶和肉类供应短缺，民众控诉信如雪片般飞向报社编辑部。新切尔卡斯克市居民“费多斯金娜”抱怨商店柜台空空如也，“没粮、没糖、没蔬菜”，只能在黑市以高昂价格购买。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决心采取措施改变农业状况。他知道仅靠行政指令的办法是不行的，必须促进农民劳动积极性。为此，总书记降低了集体农庄家庭自留地的税，鼓励他们利用空余时间耕种开发，再把产品卖给国家。但赫鲁晓夫的目标绝非仅仅填满本国商店货架，他还想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争高下。总书记认为，如果苏联生产的牛奶和肉类超过美国，就表明苏联人民生活水平超过美国人。然而这一看似值得赞赏的愿景却遭到中央同志们抨击：马林科夫与卡冈诺维奇表示短期内提高肉产量3.5倍（以赶超美国）是不现实的。按照经济学家估算，要到1975年才可能追平美国。

赫鲁晓夫答复说：“某些经济学家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国农业有能力三倍提高肉产量。但他们是怎样做的呢？跟往常一样，摇着铅笔计算牛一年长多重、几年长多少。同志们，你们必须了解当代苏联人民积蓄的力量。这是一种政治现象，是我们党多年工作的成果。”

上行下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宏大计划终究得到部分地方领导人支持。比如梁赞州党委第一书记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拉里奥诺夫公开宣布：该州计划在一年内增加肉类交售量3倍。拉里奥诺夫不是个空说大话的人，战争时期他担任雅罗斯拉夫尔市国防委员会主席，通过扩大企业附属农场面积和组织私人菜园等措施，源源不断向前线供应弹药和食品。但好汉不提当年勇，如今情况不同了！

拉里奥诺夫的冒险性倡议在州党代会上通过，1959年初《真理报》奉赫鲁晓夫之命进行了报道。这位激进州官至此无路可退，梁赞州还没开始执行计划就获颁“列宁”勋章（2月），各肉类生产单位只好以加倍努力工作来应对。

农场首先按照州委指示屠宰了全部能繁母牛以及大部分奶牛和种公牛，共1959头。又征用集体农庄农户自留地的牛，仍达不到目标。于是拉里奥诺夫下令向邻州买牛（甚至远赴哈萨克斯坦），挪用消耗了原本用于购买机械设备、修建学校、道路等公共设施的大量资金。但即便如此依然不够数，许多农业单位被要求杀鸡，乡村学校开始养兔。甚至公然盗抢牲畜的案件亦有发生。

总之，梁赞州采取各种手段终于完成计划，1959年12月6日向上级报告交售国家15万吨肉类，超过去年3倍。拉里奥诺夫大概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承诺明年（1960）交售18万吨肉！赫鲁晓夫立即行动，赶在本年度结束前授予拉里奥诺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可惜现实很残酷，1960年梁赞州肉类产量仅3万吨——经过前一年大规模宰杀，牛只数量相比1958年减少65%。由于集体农庄的耕牛被拽走，粮食产量陡然下降50%。刚开始莫斯科对此视而不见，因为国家需要集体农民“忘我劳动”的有感染力的榜样。画家伊利亚·格拉祖莫夫奉命前往梁赞为主要农业领导人绘制肖像。

随着该州肉类资源枯竭，商店几乎见不着荤腥，灾难终于瞒不下去了。政府委员会紧急赶赴梁赞州“揭穿”骗局。1960年9月22日地方报纸报道拉里奥诺夫“死于心力衰竭”。尽管有传言说他开枪自杀，地点或曰办公室或曰自己家，还有说故意或意外吃过量安眠药死的，都无可信的书面证据。甚至有些下属认为拉里奥诺夫是“被命令自杀”，别无选择。

这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闹剧日后被史学界称为“梁赞奇迹”。研究“拉里奥诺夫现象”的学者经常思考：他难道是个短视的领导干部，做这种风险大、收益微的事情？不然！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对其中利害关系心知肚明，同僚们也都有数。据说当年梁赞州委某人的老婆问丈夫：“你们把牲口统统宰了，往后肉从哪来？割自己大腿吗？”丈夫不答，举起双手捂着脸。

我们应当这样看待拉里奥诺夫的性格和行为：他半辈子投身党的事业，早已习惯不打折扣执行上级部署。他担任第一书记期间确实为本州基建发展做了突出贡献，使梁赞市摆脱旧面貌成长为工业和文化中心。所以赫鲁晓夫提出“肉产量赶超美国”的口号，拉里奥诺夫直接就奉为圭臬，而不顾具体实施的可行性。当然，拉里奥诺夫对赫鲁晓夫的支持也部分基于中央的援助承诺——比如提供牛饲料等——但梁赞州实际没等来援助，千钧重担全靠自己硬扛。

另外不要忽略一个细节：拉里奥诺夫是当时为数不多从斯大林时期（1938）开始政治生涯的州领导人之一，可以粗略理解为“前朝老臣”。对他而言，积极响应赫鲁晓夫号召，乃是在揭露、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取悦新任总书记、捞取政治资本的大好机会。

而且，拉里奥诺夫执行激进计划的手段尚不算特别出格。正如历史学博士丹尼斯·科内舍夫指出：几乎同一时期，高尔基州卢科亚诺夫地区委员会为增加肉类交售量，对从事任何农业的人征收粮食税，并克扣一些人的工资。群众被严厉警告：“不管用什么办法从什么地方弄到肉，定额必须完成”，否则你的工作岗位就危险了。只是在梁赞州，预定计划与实际情况的差距最大、最引人注目。

耐人寻味的是，赫鲁晓夫倒台后，“梁赞奇迹”成了谴责他的罪名之一。“赶超美国”的口号也渐渐被大家遗忘。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未能改善农业生产，政策失误反而导致肉类和乳制品短缺昂贵，困扰勃列日涅夫好长时间。

拉里奥诺夫虽死，仍有人步其后尘。1970年代中期乌兹别克共和国第一书记沙洛夫·拉希多夫报告莫斯科：“每年交售300万吨棉花”，实际不足半数。委员会前往塔什干调查，竟揭出大规模贪腐犯罪，史称“棉花案”。拉希多夫本人最后同样死于“心脏病”。

延伸阅读：

1981年采购肉类支援波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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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苏共中央收到关于食品供应不足的群众来信（下）

（儿按：修改重发一篇旧文）

认识伊琳娜·雅科夫列娃的人大概想不到，这位受过良好教育、聪明漂亮的莫斯科大学编外副教授之女有朝一日会去杀人。而1917年11月在火车站打死旅客的那位醉酒布尔什维克也绝对想不到，这一举动竟宣告了几年后自己的死刑。

1915年，莫斯科编外副教授、律师、房东雅科夫列夫去世，撇下妻女和足够她们享受生活的丰厚遗产。女儿伊琳娜从小接受良好教育，会说多种语言，学过小提琴和马术，擅长解决逻辑问题，对事物细节过目不忘的能力每每令人惊奇。她的人生原本会像其他富家女孩一样平安度过，岂料遭遇1917年社会剧变。

1917年初伊琳娜结识青年律师尼古拉·阿拉克罗夫，夏天二人订婚。后来尼古拉成为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的助手，赴俄罗斯中部省份公干，伊琳娜随行。同年11月他俩坐火车返回彼得格勒，在火车站遭遇巡逻队盘查。尼古拉·阿拉克罗夫被带离车厢，某个酒气熏天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在伊琳娜的注视下开枪将其杀害。

之后的雅科夫列娃同大多数第一批移民一样，先逃往敖德萨，辗转君士坦丁堡乘船去柏林或巴黎。流亡法国期间伊琳娜认识了弗朗茨·特纳伯爵，1923年成婚。她常随丈夫出席各种政府接待活动，在一次会议上遇见苏联使团技术助理谢尔吉耶夫，赫然认出他就是当年杀害尼古拉的凶手之一！

特纳伯爵夫人无法立即实施复仇计划——首先必须查清凶手同伙身份。为此，伊琳娜暗中接近谢尔吉耶夫做他情妇，巧妙表示自己崇拜那些敢于杀死任何人的“冷血英雄”。谢尔吉耶夫闻言大喜，吹嘘说曾在1917年枪毙过一个反革命。伊琳娜心中有了底，假装好奇继续问出事情细节，包括巡逻队另几人的名姓。

经过一番准备，伊琳娜通知丈夫自己要回俄罗斯寻找隐藏的家族财宝。她持假护照重返祖国，开始搜寻凶手。讽刺的是，其中一人与未婚夫同姓，叫斯捷潘·阿拉克罗夫，当过契卡小头目，现因中风瘫痪。伊琳娜前往莫斯科附近疗养院探望此人，自称“侄女”，带着有毒软糖喂给“叔叔”品尝。医生查验尸体，认为死者与亲属重逢情绪过度兴奋，引发心脏病。

另外两个人：图什科维奇和马尔采夫，被伊琳娜约至小餐馆接受“采访”，理由是为描写内战的书籍搜集素材。伊琳娜成功在二人酒杯投毒，当他们失去知觉时，自己也假装剧烈腹痛“昏迷不醒”——当年的餐馆经常发生食物中毒。

当晚伊琳娜出境返回巴黎。她直奔谢尔吉耶夫住所，用安眠药将其灌翻、捆绑，握着手枪等候苏醒。谢尔吉耶夫醒转，伯爵夫人表明自己真实身份，吓得他当场尿裤，模样既丑陋又可悲。伊琳娜没开枪，推门走了。谢尔吉耶夫奋力挣脱绳索，慌慌张张跑到街上，被躲闪不及的出租车撞死。

伊琳娜读报得知谢尔吉耶夫死讯，进了家小餐馆，点一杯酒喝光，对准太阳穴扣动扳机。人们在她手袋内发现字条，写着“我一人所为”。伊琳娜·特纳-雅科夫列娃伯爵夫人殁年26岁，显然对她而言，替1917年未婚夫之死报仇是一件光荣之举。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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