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佚名

今天回忆起来真让人啼笑皆非——难道不是童话故事吗？可事实就是如此。当年本人三十出头，我们很幸福！希望年轻人读一读，思考思考是否真想回到苏联时代……

时值1970年代末，外面是一派普遍幸福和欢欣鼓舞的氛围。商店里却什么都没有。怎么叫“没有”呢？就是想买什么没什么。

当然了，大块人造黄油和混合脂肪是有的。大瓶装番茄汁、李子汁也是有的。还有一种三升罐糖水，名唤“桦树汁”。再就是罐头食品（据说营养丰富），比如“海带”，以及其他这一类有益且营养的东西。

但您不能随便走进国营商店买吃的——您必须“搞”到手。

当时我是个女儿刚出生的快乐父亲，有一些空闲时间，大概每周三天。所以，当我在附近食品店门上看见手写的“招聘搬运工”广告时，我就去找经理，很快谈妥了。薪酬不高，70-80卢布，但七十年代末食品店搬运工的待遇岂能仅仅用钞票衡量呢？钱只是嚼果之外的添头罢了。

不得不说，在我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商店不光七十年代末没肉，根本就没有过肉。只有一种人称“汤货”的神奇骨头，能买到它已算是撞大运啦，但真正的肉——那是从来没有的。我姐姐去莫斯科出差回来会带一些肉，坐飞机横跨两千公里捎回家。多么“方便”啊。

至于牛奶，有段时间凭票供应，发给孕妇和8岁以下的孩子。为了买牛奶，人们通常凌晨五点开始排队，因为商店八点开门，供货不多，有票也未必能买着。我自己碰上过几次：就差一点，刚轮到我，奶卖完了。说实话真恼火啊，我甚至破口大骂过。有时送来的不是牛奶是酸奶，虽然也属于很好的营养品，却不适合两岁小宝宝。然而货票上印的确实是“乳制品”，你又能跟人家掰扯什么呢。

鸡肉也有“甩”的。意思是销售，但这种方式被叫做“甩出来”。那些光鸡青紫皱瘪，毛没拔净，头顶脆弱的鸡冠紧贴枯槁的皮肤，眼睛永远愁闷紧闭。腿上的爪子看起来尤其可悲。鸡爪可以煮肉冻，鸡头只能丢垃圾桶。这画面令人齿冷心寒，可入选“XXX想哭”系列。

总之，生活就是在思考上哪儿搞吃的中度过的。似乎就在那些年诞生了著名悖论：“商店柜台空，自家冰箱满”。这的确是事实。您碰见香肠了，赶快买一根2千克的存着，直到长绿毛；又遇见黄油了，马上买1.5千克冷冻着……依此类推。所以冰箱确实有东西，何况那时的冰箱跟现在的不一样，塞满它并不难。

以上开场白是写给还记妈咪三明治和小熊维尼动画片的人看的。至于在那个年代为人父母的人，用不着我提醒，这些终生难忘。

于是，在一个美好的（这不是套话！）日子，我，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良家小伙，来到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西南区别洛列琴斯卡亚街和弗斯特列奇内巷交叉口的食品店（这样能表明我去的不是市中心食品店），换上经典的蓝色缎纹工作服，开始履行搬运工这项艰巨但光荣的职责。

第一个任务来了：“你去剁肉！”我以为听错了，问道：“什么？！”他们说：“剁肉！卫生防疫站和消防局的人马上到，得给他们准备礼物。”

我走进冷库（商店的冷库可不是那种“萨拉托夫牌”或“比留萨牌”小冰箱，乃是宽阔冷藏室，非常冷），仿佛走进天堂。四周墙上悬挂着在冷雾中微微晃动的肉体。如果谁还记得第一部《洛奇》（意大利种马受训的地方），差不多就那样。冷库正中央立着一块巨大木砧板，上插一把利斧，好像叶梅利扬·普加乔夫（译注：农民战争领袖）来过。

于是，需要把滑溜溜、冰硬沉的肉体从钩子卸下，置于砧板，左手按紧防止滑动，右手则像个好汉似的抡圆斧头猛力砍向预定切割部位。而要完成这一切的，是一位拥有高级语文学学历的教授之子。

您猜怎么样？我还真把它剁开了。虽然满地碎肉屑、骨头渣数不胜数，但剩下的部分我自豪地用报纸包好，亲手捧给经理——涂脂抹粉、穿白色工作服、貂皮小圆帽盖住满头烫发的女士。这婆娘甚至没拿正眼瞧我。就不能说一句：“亲爱的博尔门塔（译注：小说《狗心》人物），感谢你出色的工作，这块香喷喷小牛腿奖励你。”吗？！

她娘的屁都没有。

总的来说，员工们从这个偏远小破店能够分到的美味佳肴实在少之又少。尽管仓库货架堆满了黄澄澄的波舍洪斯基奶酪、俄罗斯奶酪和科斯特罗马奶酪，你却基本捞不着，更别提拿出来售卖了。

市民们，如果你们对我们这家最不起眼的小店究竟窝藏了多少货物，以及库房的恶劣卫生状况有所了解的话，恐怕你们一辈子也不会买黄油之类的东西了！切割那些足足三十千克重的冰冷油腻黄油块时，他们就会喊我，我用刚才不知摸过什么的一只手按住这块黄油，另一只手拿一根不知打哪儿捡的钢丝把它分解开。

但至今仍有人怀念早年吃过的美味黄油。

酸奶油送来啦，太好玩了！哦，你们不知道搬运酸奶油是种什么体验吧，是一场歌剧、一部侦探小说、一出盖代式喜剧。当我从卡车上卸下那大桶酸奶油和牛奶，全体女售货员捧着从家带来的小罐子排排站。片刻，这些罐子被灌满了美妙、新鲜、雪白的酸奶油。准确说是“舀满”，因为这是真正的酸奶油，据称可以用刀划开。

售货员人数众多，外加每班两个搬运工、一个发货员，以及管理层——经理、副经理和会计，还有一些特殊关系户比如牙医。总之，大约二十分钟后，52升大桶能剩三分之二就算不错了。

但我们自己也有艾萨克·牛顿和别的大机灵，真有！

待这伙土匪撇走牛奶最顶层的喷香奶皮子和乳脂，桶内剩余三分之二左右。于是往酸奶油里掺牛奶，再往牛奶里兑水。若有昨天卖剩的偶尔也会加进去。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东西充分搅拌均匀，然后才把大桶搬到售卖区出售。

至今仍有人怀念早年买过的乳制品——小时候的味道。

偷窃（谁都明白这是做贼）以克制的方式进行，因为天天要偷，每次只拿一点，但一定是最新鲜的。记得有一次我把刚运来的新鲜酸奶油桶搬“外边”卖，脑袋立刻挨了一巴掌，因为冷库还有三分之一桶昨天搅好的“混合物”！

他们宽容地允许我拿一些熬汤骨头，女售货员甚至会帮我挑选肉多点儿的。“汤货”被顾客们一扫而空，因为商店“甩”骨头的消息以光速传播开来。

不过，橘子的故事才是最精彩的。

敝店运来35吨橘子。我重复一下：35吨。准备在新年前夕出售给参战老兵和伤残军人。仅限他们享用，但35吨啊！如果考虑到我们店大约注册了70-100位老兵和伤残军人（七十年代末参战老兵都五十多快六十了，而且人数不少），那么简单算一算，每人可以买到三百五十公斤橘子——这就是计划经济的问题。

我个人想强调的是，每箱橘子12千克，卸车工作全是我自己完成。妈B，我记一辈子。

经理坚决禁止把橘子上架销售：新年前夕这玩意儿是“通货”。为了厉行保密，她还禁止员工带橘子回家，说不行就不行。唉，貂皮帽下面的器官纯属弱智，她根本不明白35吨什么概念。全部库房塞满橘子箱，仍然装不下，就连走廊也堆到天花板了。浓烈的柑橘芬芳出卖了经理，因为走在这栋挂“食品店”霓虹招牌的朴素灰色建筑一个街区之外就能闻见。

又过几天，芬芳变成腐臭，经理松了口。接下来的两天，店后门不断涌入各色人等：警察、消防员、卫生防疫站的、区卫生局的、儿科大夫、牙科大夫、奇怪的人、不奇怪的人、穿着讲究但职业不明的人、经理熟人孩子的班主任、经理熟人孩子班主任的熟人、班主任熟人的牙医，以及其他关系户。人人都拎着不透明报纸包，隐约露出稀罕水果的轮廓。

通过这种方式，我估计分发、销售、赠送了大约12吨。

可还有23吨啊！

指示我们把橘子卖给本来就该卖的参战老兵和伤残军人，每人限购5千克——出去半吨。员工每人分5千克——又解决150千克。

卖给普通市民？呸！

新年到来前的几天，腐臭发展成恶臭。橘子是容易坏的商品，橙色变白色，白色变绿色，毛茸茸又黏又腻让人恶心。熟大了的橘子皮开肉绽，汁液流过我脚下，这倒方便，因为我要在走廊拖拽盒子、箱子、罐子和各种油桶，努力在几乎到脚踝的绿色液体上保持平衡。冲洗也没用，因为第二天又会有另一批橘子破溃，温柔的果汁浸润我的胶靴。23吨优质柑橘沦为23吨烂货。

经理下定决心把这堆烂货弄出去！不要3卢布50戈比啦，次品价每千克35戈比。厚颜无耻叫什么“卖糖渍水果”。短短半天即告售罄。

我至今不懂，既然“需要的人”已经都拿到手了，干嘛还扣着货白白糟蹋呢？

再讲个普通食品店怎样捞钱的门路。我提醒大家，那时候酒类要从上午11点才开始卖。可早八点刚开门就有一长串脸色发青、手发抖的市民在果汁饮料区排起队来。他们每人喝一杯果汁、吃一颗糖，两颊红润，愉快地迈步去工厂、工地或什么地方上班。

“这果汁可真神奇！”我天真地想，直到我发现卖果汁的佐伊卡在柜台下藏了一瓶白兰地。七卢布的白兰地，100克卖三卢布，大清早倒出来，确实能创造奇迹！糖是佐伊卡慷慨赠送的下酒小吃。

为什么是白兰地？因为颜色像葡萄汁。她也卖伏特加，但是偷着卖的，只招待十分信任的熟客以免败露。而且伏特加不用瓶装，最穷最倒霉、兜里没几个钱的人花80戈比就能来一杯“阿尔及利亚牌”（一瓶半升要5卢布）。

总之，佐伊卡生活得很愉快，她真心认为这一切小把戏乃是对她劳苦工作和微薄薪水的公正补偿。

女售货员们要拿出来单独讲讲。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对她们的午休谈话印象深刻（我这种怪胎仍记得国营商店午休时间：食品店从13点到14点，百货店14点到15点）。她们切开奶酪和香肠，打发我去附近面包房买新鲜面包（天黑我在那儿卸货）。然后，会拿些其他美味——当然是不花钱的——摆好桌子，电热壶烧上水，整个午休时间就在悠闲的哲学谈话中度过了。

“要是能试试这个就好了！”香肠柜台的售货员喊叫着挥舞一根肝肠，活像野驴尾巴，“是不是啊姑娘们？！”众女士哄堂大笑。性话题总是她们取用不尽的玩笑素材。

她们厌烦顾客，因为顾客打扰她们上班。顾客来来往往，进进出出，要这要那，吹毛求疵，满口怨言。

但如果不这样工作呢？瞧，街对面的啤酒亭偶尔到货，女售货员探出头直截了当询问瞬间排起的长长队伍：
— “稀点儿？少点儿？”
排队的男人们齐声喊道：
— “少点儿！”
其中一位还向我这个天真之人解释说：
— “谁愿意喝掺水的呢？少点没关系，但得有味儿。这样双方都好。”

如今，每当我看见1980年代出生的人发表深刻见解，描述苏联时期一切多么美好，我不仅想笑，甚至想“荷马式的笑”。什么“纯肉”香肠，压根儿没见过。什么人际关系如何如何，恪尽职守怎样怎样……都是些当年并不存在，却随着时间流逝变成怀旧传说的东西。

而当他们开始泪流满面，哀叹现代社会世风日下，我眼前不禁浮现出塔玛尔卡大姐：油渍斑斑的白色工作服紧绷在她鲜红色的毛衣上，头戴硬挺白帽，胖手抓握肝肠（你知道像什么），站在满地烂橘子汁里，象征着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的丰裕富足。

延伸阅读：

略谈苏联的盗窃肉类现象

苏联零售散装啤酒的小花招

我印象中的苏联食堂

失去了怎样的国家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之前介绍过一道“鞑靼式酸辣茄子”，今天学习另一种做法，同样色彩鲜艳、滋味丰富，适合搭配肉食或土豆。推荐冷藏后食用，上桌前撒一些碎核桃仁。搭配面饼也不错。

所需食材：

茄子：2千克
植物油：450毫升
红甜椒：500克
大蒜：1头
干辣椒：1个
糖、盐：各1勺
食醋：100毫升

步骤：

先准备装茄子的带盖容器。彻底洗净，用烤箱或您顺手的方法消毒，充分干燥。

茄子洗净晾干，去蒂、留皮，切成5毫米厚的圆片。放入碗中用盐水浸泡30分钟。泡好之后轻轻挤压茄子片，用纸巾擦干。放入另一个干净的碗，倒200毫升植物油，轻轻搅拌，放置1小时，期间翻拌几次。

甜椒洗净晾干，纵向对半切开并去籽。大蒜去皮。如果喜欢辣一点，可以用两个干辣椒。

甜椒、蒜瓣和干辣椒用搅拌机打碎打匀，放入小锅（稍后需要加热）。

平底锅中火烧热，分批将茄子片两面煎熟，煎好放在纸巾上（吸油）。

刚才的蒜辣汁一边煮一边搅拌，煮沸后加糖和盐，倒入醋，继续煮2分钟。

煎熟的茄子片放入准备好的带盖容器，一层茄子一层酸辣汁。用厚毛巾包裹密封，自然冷却。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情报

关于截至86.04.29在基辅市逗留的外国人的情况

根据情报员、受托人士及“国际旅行社”和“旅伴”宾馆管理部门的消息，86.04.29在基辅市的外国人表现出焦虑情绪，试图联系大使馆、旅行社代表等获取进一步行动的指示。

例如，11点40分从英国来参加俄语课程的女学员：1924年出生的加拿大公民玛丽·考特，曾于1985年在基辅参加类似课程，并被怀疑与海外民族主义中心有关联，打电话向加拿大驻莫斯科大使馆官员丹尼斯·古勒通报了基辅州北部核电站事故的消息，并询问应采取的防护措施。这位外交官要求她向大使馆报告基辅市内是否出现异常情况（例如公交车停运，因为可能会征用交通工具实施疏散）。考特表示她“很乐意照办”。

[……]（阙文）

一组学员向主管Х.В.伯恩鲍姆提出请求，希望他联系美国大使馆以了解在基辅市停留的可能性。

晚间19点在“利比季”宾馆将召开俄语课程学员全体会议，以稳定小组的情况（“旅伴”宾馆管理部门，基辅国立外语师范学院）。

据情报员消息，一组来自加拿大的学员（14名），通过“祖国”协会渠道在基辅国立外语师范学院学习，在一节课上闹事，要求立即送他们回加拿大。他们对苏联媒体“掩盖真实情况”持负面看法。现正在采取措施通过情报员控制事态，并利用УССР国安委在“乌克兰”协会内的渠道对外国人施加积极影响。

美国旅行团（31人），通知单号I-4812，入住“罗斯”宾馆，于86.04.29上午试图购买飞往列宁格勒的机票提前离开基辅市，并向宾馆管理层施压。通过ОДР（译注：“现役预备役官员”，克格勃派赴文职部门和民间机构卧底的人员）和情报员采取的措施稳定了局面，随后该团按原计划进行参观游览。

当天各宾馆接到美国、英国等外国驻莫斯科机构打来的大量电话，这些机构的代表试图通过外国游客和宾馆工作人员了解基辅的情况，并询问是否进行了居民疏散、是否有人员伤亡等问题。

为防止歪曲和传播负面信息，向各旅行团领队进行了解释工作。在同美国旅行团领队Д.特洛伊谈话后，芬兰航空公司驻莫斯科代表与其接触，提出了一些挑衅性问题[……]。

在ОДР的见证下，特洛伊对基辅的情况作出客观评价，表示企业、交通等均正常运行。随后特洛伊接受了美国电视广播公司CNN代表Л.斯图尔特的电话采访，斯图尔特表示：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基辅正处于紧急状态，城市陷入恐慌、发生抢劫事件等。特洛伊对此予以坚决否认。

瑞典《快报》记者约翰森、法新社代表等人亦曾致电“利比季”和“罗斯”宾馆。都得到了相应的解释说明。

美国国务院雇员Т.米勒致电“利比季”宾馆，要求找任何一位会讲英语的外国游客接电话。被请来的1916年出生的英国公民Д.史密斯报告说：基辅情况正常，游览项目按计划进行，城市没有关闭，外国游客进出自由。

第2处工作人员在有外国人住宿的地方昼夜值班，宾馆管理层和情报来源已获得行动指示。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基辅州和基辅市安全局第2处
（签名：С.纳吉比）
86.04.29

（乌克兰安全局国家档案馆分部 全宗11.卷宗992.案卷37.201-202页 打字稿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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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30日 № 94
秘密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В.В.谢尔比茨基同志

特别报告

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有关的外国人状况

根据УССР国安委获得的业务和官方材料，今年4月29日美国、法国和加拿大驻莫斯科外交及其他机构工作人员、记者等外国人不断尝试获取有关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信息。

法国驻苏联大使馆人员万托与在基辅市见习的同胞А.波尔电话交谈时要求了解关于爆炸的任何信息；询问他基辅市内有没有异常的交通动向；又表示，作为预防措施，大使馆认为在获得更准确的爆炸后果评估之前最好将见习人员召回莫斯科。

被怀疑与海外民族主义中心有联系的来自英国的俄语课程学生：加拿大女公民М.考特通过电话向加拿大大使馆雇员Д.古勒通报了事故情况。该外交官要求她向大使馆报告基辅市内的任何变化，特别是公交车是否停运，因为这可能表明交通工具被征用疏散居民。

美国大使馆某人（姓名不详）曾致电州流行病学站，企图了解事故地区和基辅州的辐射水平，又向“第聂伯”宾馆工作人员询问市民情况。

英国、法国、瑞典的报社记者及瑞士“布劳恩波瓦利”公司的员工也向乌克兰科学院、乌克兰国家电视台和“第聂伯”、“利比季”、“罗斯”宾馆咨询了类似问题。

意大利“达涅利”公司的专家正在建设重型钻管厂，他们的主管通过厂办询问所发生的事件是否会影响外籍专家的健康、是否会妨碍他们施工。

在基辅市“高尔基”缝纫联合企业的芬兰“列姆康”公司专家组负责人试图未经许可驾车前往事故区域，他向交通警察解释称自己打算去了解事故情况和严重性。

鉴于一些西方国家机构的官方人士试图与入住“国际旅行社”宾馆的本国公民取得联系，为防止歪曲和传播负面信息，对旅行团领队及部分外国游客进行了解释说明工作。结果，在面对芬兰航空公司驻莫斯科代表的挑衅性提问时，美国旅行团领队Д.特洛伊客观介绍了基辅的情况，表示企业和交通均正常运行。随后特洛伊接受了美国CNN电视台代表Л.斯图尔特的电话采访，后者表示美国舆论认为基辅进入紧急状态，发生恐慌和抢劫等情况。特洛伊断然反驳了这些说法。

入住“利比季”宾馆的英国游客Д.史密斯在与美国国务院雇员Т.米勒通电话时表示，基辅情况正常，旅游行程按计划进行，城市未封锁，外国人可以自由进出。

在基辅的一部分外国人（6060名）表现出焦虑情绪，并试图紧急离开城市。一组来自英国的俄语课程学生请求其负责人联系美国大使馆，问明白他们是否还能继续逗留基辅。美国旅行团（31人）打算通过“罗斯”宾馆管理部门提前购买飞往列宁格勒的机票。使用业务手段稳定了该团的形势。

通过“祖国”协会渠道来苏联的个别加拿大见习生（共14名），对“掩盖真实情况”的苏联媒体发表了负面言论，并要求立即被送回加拿大。正在使用业务和官方手段对这些外国人施加积极影响。

绝大多数外国大学生未将事件视为严重问题，认为是“谁都无法避免”的意外情况。其中部分人对西方媒体围绕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制造紧张氛围的行径表示愤慨。

继续使用业务和官方手段监控外国人群体的情况，以防范可能出现的负面表现、查明并制止个别人员的敌对活动，从而确保五月一日庆祝期间的安全。

根据所得信息进行报告。已报告苏联国安委。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签名：С.穆哈）

（注：这份文件上面有В.谢尔比茨基的批示：“报送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知悉 86.04.30”，及相关人员的阅知签名）

（乌克兰安全局国家档案馆分部 全宗16.目录1.案卷1238.69-71页 打字稿原件）

延伸阅读：

在车站忽悠外国人的克格勃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早在1888年，互联网和在线购物出现前的一个世纪，俄罗斯帝国开始了“远程销售”的热潮。18世纪后半叶人们已可通过邮局从圣彼得堡订购商品并送达莫斯科。逐渐地，尽管步伐缓慢，但配送线路日趋增多，货运体系也逐步完善。然而只有在仿照德国模式进行订单支付系统改革之后，首都的和进口的商品才开始走进全国千家万户。

万物皆可邮购

俄罗斯帝国最有面子且最令人垂涎的商品是“邮购品”，即从国外订购的商品。科学家兼作家А.Т.博洛托夫1792年讲述一位莫斯科纨绔子弟（枢密院秘书之子）破产的故事，写道：
“他继承了父亲的巨额财产——不仅是在秘书任上积攒的万贯赀财，还有美丽的乡村庄园。然而这一切对他而言只是暂时性的。这位年轻人妄自尊大，认为无人比他更富有、无人比他更显贵。他渴望以浮夸和奢靡的排场夸耀全莫斯科，鲜车怒马、意气风发！一切用品必须是订购的、豪华的、无与伦比的！至于他的衣橱，衣裤多得不知往哪儿放，袜子和鞋子天天不重样！衬衫和袖口都是外国的！”

半个世纪后，Н.А.波列沃伊笔下的主人公谢苗·谢苗诺维奇·奥古尔奇科夫同样离不开外国货，他打算向莫斯科人展示一种舒适生活的典范：
“欧洲的舒适生活方式价格不菲——有壁炉、沙发、地毯、灯具和各种各样的东西……谢苗·谢苗诺维奇喜欢一切都做到最精致，而在莫斯科你能买着什么本土精致商品呢？一切都得订购、都得进口，从鲱鱼到克雷曼起泡酒，从牡蛎到雪茄，从壁炉烧的石煤到桌上点的台灯。”

当时许多小姐和夫人们的幸福是以她们拥有的进口连衣裙和帽子的数量来衡量的。国家政要们则惋惜过去的生活方式逐渐消失，例如海军审计官М.С.舒列普尼科夫就是个恋旧之人，他认同的社会风貌是：
“宅邸家具是无遮盖的长椅、长凳和橡木桌，富人们乘坐朴素双轮马车和旧式四轮大车，多数人满足于穿家织粗布、染色布、大红布（译注：一种平纹棉布，通常是红色，蓝色较少）、科罗缅卡布或粗呢布衣服。一切外国货、订购品都极罕见，甚至我们最讲究打扮的女士们都身穿从祖母和曾祖母那代继承的未经修改的光面毛布、花缎和锦缎衣裙，佩戴老辈子传下来的珍珠等饰品。”

“由寄件人自理”

外国商品之所以称为“订购品”，是因为需要俄罗斯商人通过外国代理人从境外购入。只有科学家、教师、医生和某些协会的成员才有权直接联系外国制造商或销售商购买所需书籍、仪器等。莫斯科大学公文中经常提到订购各种东西，例如1837/38学年度的学报记录着：“从巴黎订购了475对用于填充标本的珐琅人造眼球”。

19世纪的信件和回忆录证明，人民可以从外国订购：羊、马、牛、树苗和种子、猎狗、斗鸡、化妆品、壁纸、家具，当然也有衣服……

不同时期，英国或法国商品偶尔会出现短缺——这取决于谁跟谁又开战了。为促进本土工业发展，政府多次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甚至禁止某些商品进口。例如《1816年欧洲贸易税率表》规定禁止进口的包括：“生产性及非生产性铁制品、纸制品、花边、缎带、墙纸、鞋、手帕、金银边饰品、麻布（细亚麻布除外）、化妆香膏、陶器皿、瓷器皿和水晶器皿、纽扣、黑色细呢和所有厚呢、火漆、茶叶、各种丝织品和毛织品、帽子、马车及其他产品。”但商人们将国货巧妙伪装成洋货，甚至偷着卖走私货。

外省顾客把从首都或大城市买的任何商品都称作“订购品”。幸运者仰赖可靠且热心的亲戚、朋友代购，其他人则冒着风险预付款，通过专门“从事委托采购和发运商品”的陌生人来完成交易。

根据叶卡捷琳娜二世1782年制定实施的邮政规则，轻型邮件可寄递不超过5俄磅的包裹，重型邮件不超过1普特。1783年全国收费统一化，包裹和信件的邮费都开始按重量收，但包裹的计重单位是俄磅，信件是洛特（译注：1洛特约12.8克），该制度一直沿用到1843年。从1800年起所有人寄送包裹时都必须申报包裹的价值。

尼古拉一世年间，贵重物品包裹被划为“特殊信件”类别，所谓贵重物品指的是宝石、珍珠、黄金、白金等体积小、价值高的制品。1830年规定对于重量小于1俄磅的此类包裹不按包裹的俄磅计费，而是按信件的洛特计费。1843年开始收取包裹申报价值1%的保价费。计重运费根据路程之远近，每俄磅5-25戈比不等。1861年涨价到每俄磅10-30戈比，但如果是书籍则每俄磅3-11戈比。

《邮政管理条例》明文规定：“为防止途中开裂和物品损坏，包装强度由寄件人自理，邮政部门不承担因此造成的任何损失”。给各省邮政局长的指示严格规定：包裹须由寄件人自行使用粗麻布、油布、皮革等严密缝合，加盖邮局公章及“私人邮包”戳子。邮寄地址和寄件人、收件人姓名另外写在一块白布上，牢固缝合于包裹外层。又规定：“笨重大件、不便装箱之件、筐篓篮子、薄匣或长盒，及行李箱无法容纳者，不予承运”。

从1822年到1832年，邮寄包裹和信件的费用保持不变，邮政部门的收入却稳步增长：1822年8752703卢布，1831年10773303卢布。寄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1845年共寄出235731件私人邮包，申报价值5247319卢布，1868年寄件数量增至496888件，申报价值14932636卢布。

“奥地利开设了147条线路”

然而19世纪上半叶通过邮政系统买东西有个巨大的困难——俄罗斯很多地区没邮局！

1822年圣彼得堡成立一家名曰“运输保险企业”的股份公司，专门在偏远地区运送沉重、庞大、易碎和液体货物。每辆单马车可装载30普特，双马车可装载60普特。经营到1830年，除圣彼得堡、莫斯科和里加办事处，还在基辅、哈尔科夫和敖德萨开设办事处。

该公司的交货时间可以任选，例如莫斯科是10天、18天或30天。如果承运人延期交付，根据收据上写明的条件，每迟一天每普特货物赔偿10、20或30戈比。股东们发布公告：“物品众多以致需要多辆马车运输的货主，有权要求派遣押运员，并按约定向公司支付额外运费。”

现在，富贵人家不出庄园也能订购青铜器、水晶、大理石、钢琴、家具、马车甚至葡萄酒了。

同样在1822年，另一家私营企业“特许驿车公司”成立，大大促进了两都之间的商贸往来。起初每周两次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往返一趟马车，后来增加到每天四趟，不仅跑莫斯科，也远赴里加。北都和旧都距离720俄里，乘客需支付120卢布。尽管规定明确禁止“承运钱款、信件和邮包”，但香水、帽子、手套及青铜、白银小件依然从商店源源不断流向外地顾客手中。

观察到这两家运输公司的商业成功，圣彼得堡邮政局长1827年向政府提交报告，建议设立国营驿站马车，他说：“马车运输正在外国逐渐普及，有些政府自设此类马车，如奥地利就开设了147条线路。而在俄罗斯，虽然部分个人近期经过政府特许建立了驿路，并且仅限于往返莫斯科和里加两地，但它们为旅客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为投资人带来了利润。”他建议政府在通往奥地利边境、连接圣彼得堡和拉迪维利夫的白俄罗斯大道上通行驿站马车，运送乘客和信件、钱款及私人邮包。“驿马车内将设置4个乘客座位，车前后有箱子放置邮袋、包裹及乘客行李；如果邮件数量太多，还可在驿马车后增添一辆或多辆普通邮车。”

邮政局长的设想被付诸实施。跑一趟拉迪维利夫票价275卢布，每位乘客可免费携带1普特行李，超重部分按邮政费率收取。圣彼得堡的商人和裁缝们因此有了将商品销往外省的新途径。

“金钱和订单滚滚而来”

于是日历、地址簿和旅游指南的“特别页面”上印满了这样的广告：
“西赫勒：女装、礼帽、压发帽、连衣裙、花边、丝带及各种饰品，并接受外地订单”
“朱莉娅：连衣裙、礼帽、压发帽，所有流行款式均按照最新杂志式样设计，可在本市购买并接受外地订单”
“瓦洛特、维奥嘉德：各类流行商品，接受寄送外地的委托订单”
“女裁缝：
索洛维耶娃，位于大海军街1号（问讯处楼上），缝制优质女大衣、连衣裙及其他女装，并接受外地订单寄送。
伊丽莎白·索洛维耶娃（位于大海军街，邻近彼得森大楼英格兰商店），缝制各类女士连衣裙、女大衣及其他流行饰品，并接受外地订单寄送”

订购男士衬衫的广告特别注明：“外地先生请提供颈围和胸围尺寸，或寄来一件衬衫作样品”。女士们若想订购紧身胸衣，则需寄来连衣裙身腰部分尺寸。

对首都商品的需求不断增长。某些书商瞅准商机，卖书之外兼卖俏货。比如曾任《祖国记事》杂志出版商A.A.克拉耶夫斯基事务所管理人的A.И.伊万诺夫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教堂租了一间房，1843年开张书店兼代销店，向外地顾客承诺寄送一切：从别针到钻石项链。

圣彼得堡书商Н.Г.奥夫夏尼科夫回忆起А.И.伊万诺夫：
“他的事业风生水起，金钱和订单滚滚而来。他本该安享幸福，但正是这份幸福迷惑了他。未婚独身的他雇了厨师，养了马——既有骑着运动的也有骑着逛街的，还购置了别墅和昂贵家具……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地，他开始疏于管理事业，而员工们能捞着什么就捞什么”。

1846年“雅兹科夫代购和寄售办事处”成立，承诺：“根据外地客户订单及他们汇来的款项，为他们寄送在圣彼得堡能买到的或可从国外订购的一切必需品、实用品和奢侈品”。任何书面告知事务所想要获取商品价目表的顾客均免费邮寄一份。办事处广告写道：“还可代购价目表未列出的商品——无论哪家商号的”。

但这里头骗局也不少。圣彼得堡著名生活记录作家И.И.普什卡廖夫如此描写1840年代越来越多的蒙骗顾客事件：
“书籍行业受到了极大损害，尤其最近，因为一些书商的投机欺诈行为，以至公众对哪怕最诚实书商的广告都不再信任。譬如您家住偏远省份，是一位钟爱本国文学的人，读了报纸或杂志上的详细广告，得知有新出版物发行，便希望订购。您按地址寄出书款，收到回执，等候一个月、一年，继续等，但许诺很快寄出的书籍却始终未送达。于是，您不得不接受金钱损失，放弃心仪的书”。

“从莫斯科订购更划算”

商品邮购业务不仅为外省奢侈品爱好者提供了巨大便利，也为许多生活在帝国偏远角落的俄罗斯中产阶级带来了福音。

旅行家和博物学家Н.М.普热瓦利斯基1867年调研乌苏里边疆区时，对当地奸商高价销售劣质品的无耻行为深感惊奇：
“可笑的是，即便像蜡烛和麻绳这样的小东西，从莫斯科订购更划算。比如在莫斯科，一普特麻绳售价3卢布，运费12卢布，加上包装和保价费约50戈比，总计15卢布50戈比，仍比哈巴罗夫斯克的16卢布便宜。邮购一普特硬脂蜡烛花费25卢布，比乌苏里商人的售价便宜5卢布。其他各种商品，如布料、烟草、呢料等，通过订购邮寄过来能省一半钱，而且质量有保障，不会是乌苏里商人卖的那些臭破烂儿”。

19世纪末邮购贸易高速发展，因为1888年俄罗斯开始借鉴德国经验实行货到付款，虽然刚开始最高金额仅限100卢布。1890年限额提高到200卢布，共有100758件货物通过货到付款方式寄出，销售额1505839卢布。进入1900年代，每年通过货到付款寄送的包裹数量增至1562382件，销售额14518574卢布。

19世纪末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开始提供价值不超过100卢布、重量不超过15普特的包裹送货上门服务，而在其他城市，邮递员只上门派送价值不超过10卢布、重量不超过5普特的包裹。总体而言，当时包裹的最高价值限制为20000卢布，重量上限为3普特，1907年放宽到45000卢布。

甚至可以说，提供“邮购服务”成了贸易机构可靠性的标志。莫斯科的吉拉尔多夫斯基商店广告如下：
“外地买家请先汇来定金，剩余款项可通过邮政货到付款方式支付。
在有运输公司的地区，订单在收到相当于订单总价三分之一的定金后发货；剩余款项可在商品交付时支付……
除自家工厂产品外，我店还提供大量来自国内外其他工厂的商品，以便为顾客提供与我们商品类似的产品……
董事会认为有必要声明：尽管店面装修豪华，莫斯科店的价格完全与我们在俄罗斯几乎每个主要城市的其他店铺价格一致。”

“缪尔和梅里利斯”百货商店则声明：
“寄往外省的商品在质量和价格上与莫斯科出售的无异。外地客户尽管放心，订单将会得到最准确和最快速处理。样品和价目表可按需寄送。对于店内现货商品（家具及其他笨重物品除外）无需预付定金。商品通过邮政货到付款送达。公司承担包装费，客户承担运费”。

但与美国相比，俄帝国仍然遥不可及。美国已经发明了企业自行包装和称重商品的流程，邮政工作人员现场盖章，直接把货送往车站，无需经过邮局转手。而在邮政机构的平均空间可达性这一指标上，俄罗斯的表现也极为落后，仅是美国的1/13。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后的经济崩溃几乎将这种可达性归零。但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开始，“莫斯科市百货商店联合公司”（原“缪尔和梅里利斯”）与“古姆”开始通过邮寄方式发送商品。同时，偏远地区迅速出现了为本地消费者提供首都商品的合作社。比如1925年的《全图拉及图拉省》手册中提到：“商业代理——联系：接受莫百联、茶业管理托拉斯、毛纺托拉斯、国营莫斯科毛织联合工厂和莫斯科针织工业联合公司的日常消费品订单。”

莫斯科“迪纳摩”无产阶级体育协会的武器和体育商店愿意向外省寄送“纯进口羊毛运动服”、夏季针织品、勒帕吉厂、派珀厂和列日厂的猎枪、自己生产的“英国运动”牌滑冰鞋、“达沃斯”牌雪橇、滑雪板、槌球、击木柱等……

新经济政策被取消后远程购物并未消失。1931年РСФСР贸易人民委员部下设了一个共和国“邮政贸易”办事处，主要服务企业和机构。

战后，“邮政贸易”和1949年成立的“联盟邮政贸易”主要负责寄送苏联人民买彩票赢得的奖品。在苏联各种物资普遍短缺的大背景下，普通顾客收到的商品往往不是他们所订购的全部，有时甚至是他们根本没打算购买的东西。稀缺商品离开“邮政贸易”的场站时，不是用包裹装，而是走关系用手提包和行李箱装。

延伸阅读：

昔日俄罗斯的出租马车

“黑室”——俄帝国秘密邮检机构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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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时代

1663年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位年间，俄罗斯首次建立养老金制度。但当年不叫“养老金”而叫“治疗费”，即发给退役军人求医问药的钱，战场受伤越重钱就越多。无伤残的老兵通常会分给土地，自食其力过活。俄国“治伤养老金”的出现比欧洲最早的养老金晚了近两百年，目的也截然不同。十五世纪下半叶法王路易十一年间的法国已经有了退休金，其名称源于拉丁文”pension”（付款），不是付给那些急需经济援助的人，而是赠予国王的侍从和高官显贵。

到了十六世纪后期，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开始给水兵发放军人养老金，因为那几年法国正跟荷兰开战，该制度有利于舰队招兵。

彼得一世年间俄罗斯出现了第一部规范养老金（社会支付或赡养费）的法律，仅惠及军人群体。1720年皇帝签署《舰队在海上一切事务之条例》，其中专门规定：因伤残或衰老不适合服役的水兵下船后的生活，取决于他们的健康状况及个人意愿。所以一些人获得晋升，安排到陆地从事相对轻松的工作，另一些不能继续当兵的人或送军医院免费吃住，靠朝廷供养，或领取年薪自谋生路。

同样在1720年，彼得一世还颁布了《退役军人养老金》法令，其目的与十六世纪法国的政策类似：“为退役军人提供体面的终身养老金，避免他们玷污军队荣誉”，并且“使所有人在仰望和期待皇帝陛下仁慈的同时，更加勤奋热忱服役”。但该法令仅适用于已有积蓄的军官，贫穷士兵依旧靠微薄工资生活。

尽管新法并不完美，但现代养老金立法的雏形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上述《舰队条例》规定为阵亡水手的遗孀和孤儿提供补助，今天称为遗属抚恤金。

叶卡捷琳娜二世年间，不仅军人，教会和医务界官员也开始领取养老金，不过有资格拿这笔钱的主要是军衔较高的退伍军人。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现代“工龄”的概念，即工作年数。那时候想领取养老金必须服务至少20年，与今天相比几乎没区别：现代俄罗斯人领取养老金所需的工龄根据职业不同，通常在17.5-25年之间。

后来，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叛逆儿子保罗一世修改母亲的法令，从此养老金只发给“无过失人员”，即工作期间未受任何惩罚处分，否则从头计算工龄，之前的苦劳勾销。而军人养老金领取者进入官府改任文职的，有权享受国家津贴，使其收入不低于养老金。

可以说，十九世纪之前的所谓“养老金”实际是来自皇帝、朝廷的特殊恩典。1827年尼古拉一世年间俄罗斯首次制定了详细的《养老金条例》，运作方式如下：全国设立统一养老基金，一部分钱来自在职在役人员的薪资扣款（1828年约占工资的41%，1867年约占29%），另一部分仍由国家财政支出。退休后的养老金额度直接取决于军衔或工龄：服务25年者领取相当于工资一半的养老金，服务35年者领取工资全额。军官或文职官员被分为九个品级，他们去世后养老金终身发给遗孀，若无遗孀则发给儿子直到17岁，或发给女儿直到21岁或结婚为止。

领取国家养老金的退休人数不断增加，国库支出随之上升。然而养老金的数额并未改变，市面物价高涨，养老金逐渐失去意义。这就需要钱来保障养老金规模，也要满足新的观念：那时养老金已不再被视为特殊恩典，也不是对最优秀者的奖励，而是一个人奉献大部分生命服务社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基于此，1853年俄帝国颁布了新修订的《养老金条例》。

1870年代初俄罗斯经济排名世界第15，国家用于养老金的支出竟不足预算的4%（其他强国约6%）。显而易见，国家财政无法为全体退休人员提供保障。因此，政府决定保留对因病或意外伤残领取养老金的人员、以及部分军人和公务员的养老金支出。至于其他人，另设非国家性质的养老基金，员工在职期间缴费，退休后从该基金领取。这类基金在对国家战略至关重要的行业中是强制设立的，例如修造铁路的公司。然而即使到了19世纪末，俄罗斯的养老保障仍然无法惠及全体退休者，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满足年龄、因残疾或失去赡养人而需要养老金的劳动者能够领取。部分军官、学者和教师、国营工厂工人、医生和护理人员因长期服务也可领取。所以19世纪国家积极发展民间养老基金，甚至农民在农闲季节进厂打工也能为自己积攒养老金——雇主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款项存入储蓄补充基金，固定在该员工的个人账户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彻底改变了国家局势，统一且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终究没建立起来。比照邻邦，1889年德国决定为全体70岁以上的公民发放养老金。

苏联时代

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探索推行普遍养老金制度，希望让养老金成为全民共享的福利。尽管这一目标未立即实现，但自革命初期起便开始发放伤残抚恤金和遗属抚恤金。1917年通过了《关于为伤残军人增加养老金》的决议，1918年通过了《关于批准劳动者社会保障条例》的决议。1918年РСФСР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赋予“因丧失工作能力或失业而失去主要或部分收入”的公民领取社会补助的权利，意味着“补助”要么是失业救济、要么是残疾抚恤。

进入1920年代，享受工龄养老金的人员范围不断扩大：1921年“在人民教育事业中有贡献的老年和伤残教师”能够申请更高养老金；1924年科学家和高等院校教师被纳入其中；1925年又囊括了全体中小学教师；1929年，矿业、冶金、电力工业及铁路、航运的职员终于开始领取养老金。具体数额根据工资水平、劳动条件和家庭构成来计算。

1930年苏联颁布了《养老金和社会保险金条例》，用社会保险制度取代国家养老金制度，其中规定凡国有企业职工都有权申请养老金。1932年设定了我们后来熟知的退休年龄——男性60岁、女性55岁，同时要求男性工龄25年、女性20年。

但必须注意的是，当时的苏联主要是个农业国，国家没有为占人口大多数的集体农庄庄员和农民提供养老保障。那么怎么办呢？首先，由于不存在国家养老金，各个企业承担了建立社会基金的重担。但在集体农庄，农业劳动组合的管理层必须根据集体决定建立社会基金和互助账户。须知集体农庄的预算主要用于满足眼前需求，往往导致集体农民退休拿不到现钱，代之以实物——粮食、干草、劈柴等。再者，这项福利并非强制性，所以境况好的集体农庄按时发放，度日艰难的集体农庄不见分文。

据历史学博士塔季扬娜·季莫尼介绍，1950年代初沃洛格达州社会保障部门调研各地区进行的消除和预防贫困工作，发现高龄及患病老人、部分单身（通常70岁以上）者被迫“乞讨过活”。这样的人在该州每个地区从十几名到几十名不等。然而1939年的《苏联大百科全书》早已记载：“只有在苏联，公民年老、患病和失去劳动能力时可以享受物质保障。”并写明了1938年国家预算中为这些支出预留的金额：34.6亿卢布。

不过正如历史学博士弗拉基米尔·马姆亚琴科夫在其著作《苏联的养老金保障》中所写，只需简单算一算：全国总人口1.6亿，养老金领取者占15%，则平均养老金为150卢布（旧币，即货币改革后的15卢布）。“那时候一米毛料子价格（旧币）为87卢布、一双靴子或鞋子50卢布、一米丝绸36卢布、一立方米木材18卢布、一双拖鞋11卢布”。

尽管1950年代情况总体上有些改善，仍不很理想。公民没办法公开抱怨养老金过低（或无养老金），所以他们发明了相当有趣的方式表达不满。马姆亚琴科夫举了一个例子：1954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期间，在某个投票箱内捡出一张选票，上写：“养老金问题至今未解决。养老金定为90-155卢布，这在现行物价下明显不够。这点钱只够一个人买面包吃，除此之外他无法再获得什么维持生活”。

1956年是苏联养老金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当年通过了《国家养老金法》，明确规定了老人退休金、残疾抚恤金、家庭顶梁柱身故后的遗属抚恤金，统一了退休年龄和工作年限要求，并为全体公民设置了统一的养老金计算方式。养老金数额和退休年龄还要考虑是否在有害条件下工作、在恶劣气候环境中工作，以及从事某些社会重要工作（如医生和教师）。

这部法律立竿见影，确实大幅提高了全国养老金（平均上涨81%），并规定最低养老金300卢布、最高1200卢布（即货币改革后的30卢布、120卢布）。但需要强调的是，普通劳动者最低工龄依然是男性25年、女性20年，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最低养老金仅为75卢布（7.5卢布），真令人哭笑不得。再者，1956年法律仍未惠及集体农民，相关立法1964年才通过，而且集体农民的退休年龄比非农劳动者更晚：男性65岁、女性60岁。货币改革后，农村老头老太通常只能领到12卢布，1970年代约14卢布，1985年终于涨到40卢布（当年全国平均养老金90卢布，城市养老金70-120卢布）。

另外，根据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副教授柳德米拉·伊万诺娃-施维茨的说法，集体农庄退休者为了自证工龄，必须寻找几名见证人，证明其某某年至某某年确实在农庄工作。

众所周知，苏联自始至终未能实现人人平等。自1920年代起社会上已存在养老金远高于最高标准的特权群体，被叫做“个人养老金领取者”，也就是“为建设苏维埃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他们分为联盟级、共和国级和地方级三个级别，1977年个人养老金分别为250卢布、160卢布和140卢布。但一般认为“地方级”似乎更吃香，因为他们享受“联盟级”没有的各项优待。苏军将领养老金也超过250卢布。国家领导人退下来之后，比如尼基塔·赫鲁晓夫，从1965年起每月拿500卢布，其他高级党政官员实际到手的也往往高于“联盟级”。此外，还有针对长期任职的党务工作者及老布尔什维克——帝制时代被流放者和政治犯的额外津贴和特殊福利。不过这类人员数量毕竟有限，对整体情况影响不大。

另一种特殊情况是早年被监禁，如今需要办退休的公民。他们的劳动不计入工龄，虽然可想而知这些人在劳改营绝非无所事事——要么在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伐木，要么在摩尔达维亚缝手套。当时的老年囚犯常说：“契卡分子把我的养老金夺走了”。

好在斯大林死后，因政治罪名受镇压的人在劳改营的连续工作年数被计入工龄。由于他们在偏远地点服刑、砍树，考虑到北方环境和其他系数，养老金甚至高于那些看守他们的狱卒。不过，俄罗斯劳动联盟理事会成员、俄联邦劳动部前副部长帕维尔·库久金对此指出：“只有在他们获平反的情况下才成立”。1982年帕维尔·库久金因“反苏活动”被捕，在列福尔托沃监狱关了一年多，开庭审判前夕РСФСР最高法院主席团决定赦免他，因此重归自由。他回忆：“当时我还没平反，直到1991年相关法律出台。之后他们恢复了我的工龄和养老金积分，并根据我被监禁的时间支付了一次性赔偿，甚至还给了一点优待，我可以选择实物或现金形式领取。”

库久金介绍：苏联时代，企业领导通常在表现良好的员工退休前五年给他涨工资，因为养老金数额是根据过去五年的工资计算。至于那些工龄不够的人，就只能干瞪眼了。柳德米拉·伊万诺娃-施维茨也持相同观点：“我虽不敢很肯定，但在某个时期，那些被称为‘反社会分子’的公民根本没有养老金。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有哪怕很短的工龄，否则老了怎么生活全凭个人本事。”

教授说的“反社会分子”包括苏联时代所谓的“寄生虫”。执法部门在街巷或酒馆抓捕这些人，第一次、第二次给予训诫谈话，第三次就会被人民法庭强制驱逐到远离中心城市101千米以外的地方参加劳动。如果他们不逃跑，乖乖在集体农庄盖牛棚或刨土豆，那么101千米以外的工作时间会被计入工龄。

前文提到1985年全国平均养老金90卢布，但四分之一退休者领取的是最低养老金，维持生活只能说勉勉强强。例如，1985年一千克香肠2.69卢布、奶酪2.34卢布、肉1.89卢布，一打鸡蛋1.03卢布，进大众餐厅吃一顿最简单最廉价的正餐差不多也要1卢布。易言之，这笔钱刚够一个人饿不死，但年迈且患病之人显然还有其他开销。

农村老人依靠菜园、家禽家畜和在集市上销售天然食品（牛奶、蔬菜、肉类）维持生计，毕竟那时的老百姓还不知道如今被广泛使用的食品化学添加剂。城市老人没这条件，许多人仰赖亲属资助，或搜寻楼道找玻璃瓶。顺便说一句，捡瓶子也算一门不错营生，每个空瓶卖12戈比，运气好的话捡一天可得2、3卢布。

苏联晚期，退休人员数量迅速增长，而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支付却保持不变，差额由政府补贴来填补。复杂的养老金体系、普遍的混乱和不透明的制度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在1980年代石油危机大背景下，政府的社会支出显著影响了国家预算赤字。总之，不应站在今天的高度美化过去——许多苏联退休者的生活毫不轻松。然而正如柳德米拉·伊万诺娃-施韦茨所言，那时的养老金制度有一个优点，或许值得借鉴：“如果某人退休后继续工作，他的养老金会定期增加，因为工龄涨了，而且还在持续缴费。”

延伸阅读：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俄罗斯军属补贴

战前苏联上等人的生活

略谈苏联的乞讨现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