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俄罗斯洗衣”

19世纪的洗衣劳动堪比苦役，就连尼古拉一世的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也深知这一点。她曾想尽办法减少两都（译注：即圣彼得堡、莫斯科）孤儿院内私生婴儿的数量，效果不彰。于是她1829年降旨：为了遏制孤儿的主要来源——士兵之妻抛弃孩子，必须严格调查弃婴是否为士兵子女，如果是，那么小孩长大后男的强制当兵、女的做洗衣工。因为在当时的洗衣技术条件下，不仅衣物磨损得快，洗衣女工本人也会因劳累迅速耗尽体力，所以医院、疗养院、救济机构和学校对这些人的需求很大。

医学博士А.Н.尼基京写道：“人们发现洗衣女工罹患与其职业有关的各种疾病。她们生活在潮湿环境，手脚总是湿的，很快就会变得虚弱……环绕她们周围的潮湿空气阻碍了汗液蒸发，其后果就是……感冒、风湿病、腹痛等。”

地主家的女仆犯了错，惩罚她去洗衣房干活：筛草木灰用来熬制碱液，把脏衣服塞进木桶，浇上热碱水，之后放入大锅加肥皂煮沸，还要在大盆内揉搓——全部工序都在高温与刺激性蒸汽中进行，门必须常开，好歹有一点通风。最后把衣服搬去河边或池塘，抡起木棒敲打、漂洗。待衣服晾干，还有一项艰苦活：用滚筒碾压以使布料柔软、便于熨烫。

诚然，俄罗斯地主里面也有一些古怪的人，他们府上甚至没有洗衣房。与列夫·托尔斯泰关系友善的记者П.А.谢尔盖延科写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祖父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是他那个时代的豪掷千金之人，不仅花光了自己的万贯家产，还挥霍了妻子——戈尔恰科娃公爵小姐的更大一笔财富。此公生活之奢靡，只需举一例：他家脏衣服不是在俄罗斯洗的，而是用专门的马车送去荷兰洗。”

不过，这或许不仅仅是地主老爷虚荣摆谱，农奴洗衣工技术拙劣也是原因之一，她们常常洗坏了珍贵精巧的桌布、床单和衬衣。粗手大脚的女人哪里知道，荷兰麻布或细麻纱布缝制的衣物既不能放进陶罐整夜蒸，也不能放进大锅煮一个小时，更不能在漂洗时木棒子猛敲……

甚至将近一个世纪后的1884年，П.П.卡尔佐夫中将编写建议手册告诫赴外省服役的新任军官，谆谆嘱咐道：“定制或购买过于精细的衬衣纯属浪费钱，因为你不知道在小城镇或乡村会遇到什么样的洗衣工。比起普通布料，这种精细衣服更容易被洗坏，而普通布料的处理方式，每个女人多多少少还是懂一些的。”

“其设施毫不讲究”

整个19世纪，无论首都或外省，普通洗衣店的布局大同小异：第一间屋生炉子，常年烧着几口锅：一口用来煮碱液，其他的用来蒸或煮衣服，旁边再搁几只木桶和大盆。第二间屋摆放滚筒、熨衣桌，以及收纳干净衣服的架子。漂洗一年四季在河边或池塘进行，洗衣店老板通常与“漂衣筏”（一种专门搭建的平台）主人签订合同，讲好每篮衣物支付多少钱。而这些“筏主”则要向市政府缴纳小生意营业税。寒冬季节，许多城市的“漂衣筏”不能使用，于是漂洗工作交给凿冰窟窿的人，也就是“冰洞老板”。

经济学家А.С.乌沙科夫1862年如此描述莫斯科的漂衣筏：“在莫斯科这种商业城市，河上也有各种商业设施。市杜马出租水面，从筏子、浴棚和汛期摆渡中获得收入……漂衣筏被视为末流的行当，因此其设施毫不讲究，就只是一些木筏子，暴露在水与空气的各种影响之下。它们多次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因为那场景纯粹是一派祖国风情。深冬严寒，气温约在零下二十度，满目冰霜，脚下雪吱吱响，风像刀一样，冰窟窿不时浮起一层薄冰。你站立桥边，身穿温暖皮袄，拉低帽檐，双脚跺地，远远欣赏着。木筏上，露天作业正进行中：女人们有的穿光面皮袄，有的穿兔皮袄，还有的只穿短棉袄或麻布外套，脚穿靴子、套鞋或低帮鞋，取决于业主的经济状况……她们挥动木棒，水在布上结冰，粘住了木棒——苦啊！这些劳动者们累得哼哧哼哧，双脚湿冷受煎熬，木筏表面不时被水覆盖，手酸、腰痛、头发热，随便包一张纸或毛布头巾……”

而在当时的警方报告中，常有洗衣女工不慎落水被救起或淹死的记载。

到了19世纪末，此类漂衣筏的结构没有太大变化。北都圣彼得堡警察局的首席医生И.叶列梅耶夫曾见过这样一处设施：“在渡口下方有一座漂衣筏，长约8俄丈（译注：1俄丈约2.13米），宽约4俄丈，四周有平台，通过木梯与堤岸斜坡相连。漂衣筏的中央是4个水池，莫伊卡河水直接流入，水池四边围着4个长槽，洗衣女工就在其中漂洗。水池两侧各有一间房屋，供筏子经营者和看门女人使用，内设取暖的铸铁炉，排烟管贯穿整个房间。在与洗衣筏齐平、略高于筏子入口处的堤岸有一根城市污水管。夏季停靠在漂衣筏上游的驳船和渡口平台减缓了堤岸边河水流速，造成水面遍布污泥及动物、植物的残渣污物。加上污水管排出的脏水，漂衣筏水池中的水污浊不堪。要在这样的脏水中漂洗刚洗好的衣物，非得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干净的人才行。”

1908年莫斯科当局要求提高妇女在漂衣筏工作的安全性，发布了一份指示文件，写道：
“用于洗濯的漂衣筏应由经营者自费建造，并使用结实缆绳加固；固定洗衣筏严禁在河中打桩，必须用锚或缆绳连接到河岸……
要用坚固木材建造带屋顶的漂洗间，设有采光窗和洗衣槽……应保持漂洗间状态良好、外观体面，自费用油漆粉刷，不可在漂洗间外洗衣。
经营者还应当在漂衣筏旁常备一艘专用小船，预防意外发生。小船的设施包括：在船内座位下方沿着整条船舷固定一条帆布长袋，横截面为三又四分之三俄寸（译注：1俄寸约4.4厘米），内部紧实填充软木碎屑；或用帆布紧密捆扎的芦苇代替长袋。长袋须用油漆涂刷两遍，确保防水……”

另外，漂衣筏150米范围内任何人无权开设另一个漂衣筏，但沿岸居民自用的小筏和冬天的冰窟窿不禁止。

“不使用挤压捶打”

1830年俄罗斯首次尝试开办“文明洗衣房”，在圣彼得堡“成立了一家股份公司”，旨在“效仿外国同类机构”设立私营机器蒸汽洗衣房。俄帝国臣民、工厂主德林格向内政部递交了申请。获批的机构章程写道，该洗衣房的业务“是利用水蒸气和肥皂溶液洗涤各类衣物，完全不使用对衣物有害的任何揉搓、强力挤压或捶打”。章程还说：“这种用蒸汽洗涤衣物的方法，已被最著名的实用化学家经由实验证实为最有利于保护和彻底清洁衣物的方式，因此已在欧洲许多国家的首都及城市广泛运用。”

洗衣房开张需要30万卢布，决定发行1500股，每股500卢布，但认购时每股只需先缴纳200卢布。之后此事停留在筹备阶段，无果而终。

1859年在莫斯科进行了第二次尝试。当时正在从事首都供水系统改良工作的А.И.杰尔维格男爵回忆：“莫斯科洗衣公司章程获批后，我认购了相当数量的股份，目的是在公司中拥有表决权，以便推选А.И.纳雷什金（注：退役准尉，男爵的朋友）为经理。他急需一份工作维持生计，并且做事向来勤恳。但尽管如此，洗衣公司仍然经营失败，大概两年后便被清算，股东们只拿回四分之一的投资款，我也损失惨重。”

这些年间在莫斯科为那些“需要大量洗涤”的客户（如富裕人家、餐馆和旅馆）提供服务的是位于巴比格罗多克的“库舍列维切娃夫人蒸汽洗衣房”。虽然仍由人工揉搓，但舍弃草木灰，只用肥皂。其进步之处是：洗衣水来自河流，马拉装置带动滚筒，把经过蒸汽漂白的衣物在滚筒中再漂洗六分钟。接着送入“拧干机”，时间也不超过五分钟，又用蒸汽烘干五分钟。最终从洗衣槽到熨斗整个过程仅需几小时而已。然而这家店的服务价格不菲，被旅行指南和参考手册反复提醒。

1871年，彼得堡的针织袜子厂主В.П.克尔斯滕效仿西欧，在本市开办蒸汽机械化洗衣房。正如此人传记所写，他“未能发展这一事业，因为当时仍须顾及人们对机器洗衣的成见”。1884年В.П.克尔斯滕去世后，由Е.П.克尔斯滕接手，在儿子А.С.克尔斯滕（译注：原文如此）的积极协助下成功壮大了两家企业。至19世纪末，织袜厂与洗衣房已拥有三台蒸汽机、五台蒸汽锅炉，雇佣工人400名。不过，克尔斯滕家洗衣房的主要客户是圣彼得堡的教育机构和高档旅馆、餐厅。

普通市民仍然把衣物交给女工用碱液浸泡和煮洗。根据1882年人口普查，莫斯科共有8439名女性个体洗衣工，以及127名男性洗衣工。但城市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负担不起这种本就不算贵的服务。工人、手艺人和日结短工只得在澡堂洗澡时简单洗一下衣服，尽管法律禁止这样做。彼得堡警察局首席医生И.叶列梅耶夫写道：“除了‘沃罗宁澡堂’之外，各澡堂的廉价浴室照常有人洗衣服，肥皂上带一股发霉的、几近恶臭的气味，即便是非洗浴日也弥漫不散。虽然这种洗衣方式对穷人而言很便利，但从卫生角度来看却严重破坏了澡堂环境，助长了肮脏、破旧衣物引发的恶臭传播。若能在澡堂内专设一些附属空间，让贫民能够免费或以极低费用洗自己的衣服，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按照英国物价水平简直太便宜啦”

目光投向西欧。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大城市就出现了所谓公共洗衣房，贫民妇女只需花一便士即可洗六小时衣服，使用锅炉、温水和任意数量的冷水，还可使用公用烘干房的蒸汽设备。法国政治家莱昂·福谢赞赏说：“利物浦的工人阶级踊跃使用公共洗衣房，证明该设施对他们来说十分必要；第一年就洗了三十多万件衣服。现在他们按照同样方案又建造了第二座”。

自1856年起，柏林的澡堂与公共洗衣房合并经营，每年为每位业主带来约3700塔勒收入。到了1860年代，法国、德国和瑞士几乎所有的公共洗衣房都使用蒸汽代替手洗。妇女们按小时付费租用蒸汽、水、大盆、挤压机、烘干室和熨烫设备。这些场所既有专职洗衣妇，也有勤勉的家庭主妇。例如巴黎最大的公共洗衣房可同时容纳120名妇女。

1890年代，英国多个城市的市政当局为贫困人口开设洗衣房。经济学家И.Х.奥泽罗夫描述格拉斯哥时写道：“这座城市拥有自己的洗衣房和澡堂……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洗衣房的组织有个特点：市政府不仅提供洗衣房供民众洗衣，自己也承接业务，雇佣专门的员工在这里代客洗衣。妇女进门来只需花费2便士，就可以使用各种先进设备洗衣整整一个小时……格拉斯哥已投资13万英镑建设工人住宅，如今，人们甚至可以花每年5英镑10先令（约合45卢布）租住一间布置良好的公租房，按照英国物价水平简直太便宜啦，而两个房间的价格是6英镑16先令。公租房有附属的洗衣间，使用费是每小时1便士（4戈比）。”

同样在19世纪末，许多俄罗斯旅行者都对德累斯顿合作协会的住宅赞不绝口，因为该建筑公司每栋民宅的地下室必备洗衣间。经济学家В.В.斯维亚特洛夫斯基写道：“住户有权在每月特定的日子使用一次洗衣间。每位住户应当向管理员支付10便士以维持洗衣间的清洁和秩序。关于操作各种洗涤设备的规定十分严格，要求住户谨慎小心。如果哪个家庭希望每月清洗衣物超过一次，则要额外付费。另一个单独的房间有挤压机，供全体住户免费使用。”

1914年10月，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杜马开会讨论城市冰洞的收费问题。市政当局的报告写道：“直到1914年，在叶尼塞河上开凿露天冰洞一直由市政府承担费用，但由于维护这些冰洞并非城市的必要开支，而是一种通过向居民收取使用费从而获得收入的普通财源，因此市政府认为，将冰洞和筏子（包括封闭的暖房和露天的冷房）的建设、维护和运营，招标出租给有意承租者，是可行且适宜的。”

插一句，说这话的背景是：自1903年起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暖房冰洞漂洗衣物要收费——小手提篮3戈比、大衣物筐10戈比。

市政府报告继续写道：“随着城市自来水系统建设，上述收费正逐渐失去意义，与此同时，冰洞带来的收入也开始下降，这可以从1913年最新财报中看出。而1914年的预计收入仅为233卢布。”

辩论期间议员们各抒己见。Л·П·捷尔斯基提出不应对在冷冰洞漂洗收取费用；М·П·米哈伊洛夫则表示不应对小提篮收费，因为使用这种小篮子的多半是贫困群体；А·И·格罗姆切夫斯基则说：“洁净的衣物是保持卫生之必需。因此城市不应将冰窟窿作为财源项目。更不应对那些虽然是由城市专门设立、但属于开放空间的区域收费。”最终，市杜马决定以每年1500卢布的价格出租冰洞和筏子，无加热设施的冷冰洞免费提供给所有人。

“下面必定是脏内衣”

但在一些省城，某些最需要洗衣服务的场所——比如医院——直到20世纪初都很少拥有欧式洗衣设备。后来，各省和县的政府终于意识到建设洗衣设施之必要性。1907年叶列茨地方会议作出结论：“叶列茨县医院的洗衣工作存在严重不足。随着医院逐渐发展成为正规医疗机构，用原始的方法来洗衣，已经完全不能满足按时供应洁净衣物的需求，并且洗出的衣物极其不合格……病人卫生状况不佳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如一条红线贯穿叶列茨医院的历史，显著影响着术后恢复情况……为了充分说明医院的洗衣工序，我们用几句话来描述：换下的脏衣被放入铸铁锅加碱煮沸，由于很少换水，看起来仿佛泥汤一般，血渍因而固定下来根本洗不掉。接着放进木盆揉搓，再照常运到河边漂洗，部分在阁楼晾干，部分在户外晾干，最后送到洗衣工的房间折叠整理——就在她们吃饭的餐桌和她们睡觉的床上。”

叶列茨县管理局决定：随着新式现代化洗衣房的建成，医院全体职工的洗衣费用政府全包。会议记录指出：“将这些衣物外送清洗，即便费用由职工承担，在一个设施完善的医院中也是实现不了的，毕竟院方无法要求职工保持衣物内外清洁，这一要求将会被视为侵犯职工的个人经济利益。职工为了节省一些薪水，宁愿尽可能长时间地穿同一件内衣。制定严格措施也许能勉强保持杂役和助理护士外衣的洁净，但外衣下面必定是脏内衣。如果由医院洗衣房负责清洗，政府出费用，则可以轻而易举地迫使职工保持清洁。”

但在为洗衣房采购新设备时，医院管理层却面临尴尬矛盾：国产洗衣机不仅短缺，且价格远高于进口产品。从事部队洗衣房现代化工作的军事工程师К.В.马尔科夫描述彼得堡的企业：“我们参观工厂后得出如下结论：圣加利公司改造进口机器并贴上自己商标，但只接受定制订单，生产周期不少于两个半月，设备连同运至现场的总报价明显高于进口机器。彼得堡金属厂根本不生产洗衣机，仅承担中介业务。其他较小的公司也是如此，比如兰根齐彭公司从事洗衣房全套设备的中介采购。”

另一种尴尬情况是：地方政府已经购置了洗衣机，但洗衣仍沿袭老办法。1904年科斯特罗马省布伊县管理局有过一次失败的尝试：“去年为布伊县医院购入一台‘蜜蜂牌’洗衣机，配备圣彼得堡沃尔考的挤压脱水机，连同运费共计63卢布70戈比。但这台机器至今闲置，原因是医院的洗衣女工用不惯，更乐意手洗。对这台机器进行专门试用后发现，只有熟练工人才能够操作……”

无产阶级革命亦未能让洗衣店真正贴近人民。1927年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任职的老布尔什维克С.Н.斯米多维奇（译注：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的嫂子，1905年孀居，后再婚）谈莫斯科的情况：“公共洗衣房非常少，费用仍然昂贵，所以大多数女工和男工家属无法将自己的衣物送到公共洗衣房清洗。女工们目前的要求仅仅是希望在工厂内开设一处场所，方便她们或男工家属洗衣，这样就不必在住宅房间或公共厨房洗衣，避免肥皂水蒸汽污染居住环境。”

又过了十年，莫斯科鲍曼区苏维埃的一次全体会议愤慨指出，大多数洗衣房只为国家机关服务：“全会指出我区洗衣房数量不足，服务能力有限，洗衣水平低劣，对待顾客衣物粗心大意，有时甚至态度野蛮。全会责成主席团专门讨论扩大洗衣房网络和改善其服务的问题。”

此后年复一年，大会堂讨论如火如荼，公共厨房肥皂泡漫天飞舞。

延伸阅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人贫富悬殊

昔日俄罗斯的出租马车

17~18世纪俄罗斯浴室的擦澡女工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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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4月俄罗斯国务委员会作出决定，旨在一劳永逸解决一项长期存在的问题——贫困居民几乎得不到医疗救助，即便是在首都。整个“杂工阶层”被加征特别税，用于建立和维持专门医院。虽然这笔资金征收顺利，但到了七十年后的1912年，却仍有超过三分之一需要住院治疗的莫斯科贫民被拒之门外。

“仅剩700张床位”

1785年夏天叶卡捷琳娜二世沿伏尔加河视察期间途经莫斯科，对旧都的医院数量深感不满。全城仅有两家医院：一家是建于1763年、纪念她儿子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大公平安康复的“帕夫洛夫医院”，设有50张病床；另一家是1775年遵照她旨意成立的“叶卡捷琳娜医院”，设有150张病床。

军事委员会秘书П.С.科洛托夫写道：“从莫斯科返回途中，女皇萌生了一个想法，要为这座都城配备一切必要且有益的机构。为此，她在克林（译注：莫斯科州古城）写信给时任莫斯科驻军总司令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鲁斯伯爵，内容如下：第一，增加医院和残废人收容所的数量，用于照顾体弱者和生活无着者，使其规模与城市人口相匹配……”

但无论叶卡捷琳娜二世年间，或历代俄罗斯皇帝在位年间，莫斯科医院的床位数量从未“与城市人口相匹配”。平民患者的处境更艰难，因为许多人负担不起治疗费用。十八世纪末在叶卡捷琳娜医院住院一个月需支付5卢布（相当于低级官员月薪），这笔钱通常由患者本人、他供职的机关部门或社会团体承担。到1815年住院费涨至每月10卢布，1830年进一步涨至15卢布。

统计学家В.П.安德罗索夫1832年指出：“总体而言，可以注意到医院的床位数量远远无法满足民众需求。如果从2827张编制床位中扣除1850张军医院床位，以及为医院所属地方患者保留的303张床位，那么供首都其余25万居民使用床位恐怕仅剩700张。”

1833年设有450张床位的市立医院投入使用，但只是略微改善了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该医院接收农奴患者，“只要他们持有合法的身份证明”。医院还另外辟出100张免费床位供贫困自由民使用，前提是他们出示警方签发的贫困证明。其余患者则需支付每月15卢布纸币的治疗费。

同样在1833年，叶卡捷琳娜医院从地角偏远的旧木房迁至彼得罗夫斯基门附近，搬入为其修复重建的加加林公爵旧府邸（译注：昔年拿破仑军队撤离后失火），拥有220张床位。1846年医院在花园新建可容纳70名患者的夏季病房，但由于此处毗邻厕所，入住体验不佳。民政部门的莫斯科医院监察员А.И.奥维尔写道：“夏季病房内必经之地几乎直接与走廊相连，由于厕所简陋，潮湿天气恶臭弥漫整条走廊，尤其夜间关门关窗时情况更严重。”

建筑主体也存在缺陷。А.И.奥维尔指出：“医院附近彼得罗夫卡街形成大片积水，甚至浸泡了建筑底层部分基座。这些积水与厕所排放的污物在管道混合，散发刺鼻气体，即使没有大量积水也一样，夏季令人无法忍受，甚至冬季也难免。整个建筑这一侧的底层都被剧烈臭气笼罩。”

莫斯科当然还有其他医院，比如慈善家资助的豪华的戈利岑医院和谢列梅捷夫医院。1824年莱科恩·德·拉沃所撰《莫斯科旅行指南》对前者大加赞赏，曰：“医院内部设施和管理制度与其富丽堂皇外观相匹配。本院药品卓越，护理细致。”又介绍后者：“这座建筑以其宏伟而简约的风格令人倾心，其宗旨和使命更令人敬畏……在这里患者能够获得一切必要的医疗救助。”

这些医疗机构的高水平服务几十年如一日。1857年监察员А.И.奥维尔对谢列梅捷夫伯爵创办的医院赞不绝口：“患者饮食品质极佳，听凭自由选择。只要对病人有益，医生可以自行判断提供任何食物，无论其价值如何；甚至患者的特殊需求也能满足，前提是不妨碍治疗。药品种类亦无限制，不受既定配额的约束……无论最新款药物、矿泉水或昂贵的治疗手段——凡属医生认为必要，都可用于救治病人。”

可想而知，尽管这些机构被视为“公立医院”，但贫穷之人入院的机会渺茫。

“便利且基本免费”

由于贫民医院床位短缺，穷人患者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而公共救济机构忽然发觉：早在1775年设立省份时就曾规定医院应免费接收和救治所有贫苦之人。但该法令并未明确界定“贫苦”的具体标准。1834年内政大臣就此问题向部长委员会呈交报告：“从某些省长的通报中可以看出，由于无法明确区分哪些住院者属于有产者、哪些享受贫民优待，公共救济机构面临诸多不便，并且在追收治疗费时常常陷入徒劳扯皮之中，有时甚至持续数年。”

尼古拉一世皇帝命令：将1804年批准用于圣彼得堡市立医院的规定推广至全体公共救济机构所属的医院。有权免费入院者包括：
а) 各官衙送来的行政机关雇员及低级文书官僚，若其单位未设专职医生；
б) 国家机关退休人员；
в) 无专门医院及医生的士兵、水手和其他军人的妻子与无工作子女；
г) 国家机关所属农民及获得永久自由的男女；
д) 在医院所在城市无不动产的小市民和外地小市民。但对于这些人，公共救济机构应在接收时查验详细财产证明，并据此决定是否免除医院规定的治疗费用；
е) 拥有不动产的本地商人和小市民，前提是本地的公共救济机构接受商人和小市民社团捐赠之款项用于医院运营（如同1804年2月26日法令对圣彼得堡市立医院的规定），而非依赖城市财政拨款。

此外，这些医院还被允许接收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前提是“他们的工资或小营生收入微薄，并且负担大家庭生计”。但医院在接收此类患者后“必须核实其贫困状况”，随后“申请内政部批准免除其应支付的医疗和住院费用”。

到了1836年，莫斯科和其他省会城市被拒绝住院的人数逐年增加。当时的首都名医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伊诺泽姆采夫声名籍甚，他在斯皮里多诺夫卡街的宅邸广为人知。俄罗斯医生协会创始人之一Н.Е.马蒙诺夫大夫曾写道：“在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的接诊室，医疗救护迅速、便利且基本免费。这个接诊室成了门诊部。每天至少有十位大夫来此坐诊，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检查求医问药的患者，提供建议并开具处方，处方有特殊标记，可到博尔特药房拿药，它们承诺以优惠价格销售药品并且确实如此……这一俄罗斯最早的私人门诊部实现了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和朋友们的双重目标：既帮助贫困患者，也通过这些患者向公众介绍他门下培训出来的医生。”

伊诺泽姆采夫的“门诊部”每年接待6000余人。19世纪上半叶的莫斯科贫困患者还曾获得首都监狱总医师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加阿斯的免费医疗建议和药品，他因此被民众尊称“圣医”。

公共救济机构不得不效仿这些无私行医的大夫们的先进经验。医院意识到自身无法收治所有患者，向内政大臣提出请求，言明公共救济机构“经常因床位不足或患者承担家庭责任不愿入院，尤其是那些罹患长期治疗之慢性病者，故而难以提供此种救助”。内政部长“认为可以批准为这些患者免费供应药品，费用计入机构开支”。

大臣部长决定：“贫困患者为了领取药品，必须提供其居住地警察官员出具的书面证明，核实其身份、经济状况与家庭人口”。患者经过医生检查并开具处方后，将证明文书送交医院办公室。该患者的姓名单独登记造册，发给“享受治疗”之凭证，注明年、月、日。每次回医院复诊拿药，患者需出示该凭证，康复后再换回自己的证明文书。

“每年付给医生达2000卢布”

然而，有支付能力的莫斯科人不喜欢医院。作家兼剧作家П.Д.博博雷金通过笔下一位女主人公之口生动传达了当时人们的住院观感：“她亲历了对医院的特殊恐惧，这种恐惧是平头百姓和贵族老爷共有的。医院意味着必死无疑，是贫乏的、普通的、冷淡的；有可怕的手术，有粗暴冷漠的医生、医助和护士。在那狭长的、摆满单人床的病房一躺好几个月，弥漫着医院的腐臭和石炭酸味儿，身边的人呻吟、打鼾、哭喊，做一切使病弱之人变得肮脏可憎之事。在医院，一位士官早晨巡查病房，大声询问：谁要领圣餐？”

故而手头宽裕的莫斯科人更愿意在家治疗，请家庭医生照护，或偶尔找名医咨询意见。自1789年起俄罗斯法律正式规定了自由执业医生的收费标准。医学博士K.戈林格写道：“如果医生把全部时间用在病人身上，却不能获得至少满足他和家人生计的最基本报酬，那是不公正的。因此我国法律甚至允许医生对其劳动提出某种程度的收费要求，例如：城市内出诊每次半卢布至1卢布，市外出诊每次1至2卢布，口头或书面咨询3至5卢布，在难产时提供助产服务收费5卢布，接生婆的分娩服务及九天探视同样5卢布；至于重大外科手术之费用未作硬性规定，由医患双方自行商定——如果收费过高，医疗管理局也不会袖手旁观”。

但并不是所有医生都遵守规定的收费标准。1820年代一个月住院费15卢布，而名医（例如Г.Я.维索茨基或М.Я.穆德罗夫）一次出诊费高达25卢布。然而富裕病人相信这钱花得值。同时代的人说穆德罗夫能用放血疗法和水蛭吸血创造奇迹。有些家庭连续二十年聘请穆德罗夫看病，尤其感激他能记住每位患者的状况，秘诀就在于这位医生保存几十年的病历。穆德罗夫向自己的学生们解释：“这些全是我亲手撰写，不是在家而是在患者床边写的。姓氏数量一千多个，每个姓氏下面可能有多位病人，每个病人也可能生病多次。档案依照字母顺序排列，一个字母单独一册，翻开就能迅速查找每位病人的病史和全部处方。这件宝藏对我而言比我的整个图书馆更珍贵……1812年，我所有的书——那些构成我财富和学术奢侈品的书都留在这里任敌人掠夺，但病历档案无论走到哪儿我必随身带着。”

穆德罗夫讨厌“故弄玄虚”，不愿做那种为了忽悠病人而给他开出25种成分混合药膏的医生。他会毫不犹豫地建议病人“敷芥末籽、辣根膏，使用西班牙苍蝇”，还会推荐“摩擦、蒸汽浴、普通浴或药浴，用水、醋、葡萄汁或葡萄酒洗脸、洗手、洗脚乃至洗全身”。穆德罗夫说过一句日后成为名言的话：“治病不能只看病名……应着眼病人本身，治疗他的体质、他的器官、他的精力……这就是我行医的全部秘诀。”

简单的治疗方法为首都最好的医生带来不菲收入。曾访问俄罗斯的英国医学博士A.B.格兰维尔1828年写道：“有声望的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一年挣5万至7万卢布，某些人家每年付给家庭医生600-1000甚至1500卢布，且据我所知，还有两个显赫家族每年付给医生高达2000卢布。”

但无论首都或其他城市，绝大多数人做梦也不敢想拥有私人医生。

“三个人睡两张床”

1840年代初随着手工制造业发展和歉收地区农民大量涌入，两都平民数量持续增长，无论公共救济机构或慈善医生都难以给他们提供医疗救助。于是1842年4月圣彼得堡正式宣布了皇帝恩准的一项国务委员会决议，开办一所“为杂工阶层设立的医院”。

莫斯科民政总督（译注：相当于“市长”）И.Г.谢尼亚温指出：“鉴于莫斯科所有面向平民阶层的医院几乎全年满员，每天都有几十名患者被拒之门外——导致劳工们在此地找不到容身之处，只能带病离开都城，未抵家乡即死于途中”。他也提议在莫斯科开办一所专门收治杂工阶层的医院，当时这类工人城内约有11.5万。

国务委员会的决议称：“在圣彼得堡开办常设医院，服务在此居住的杂工阶层，决定每年向每位杂工，无论男女，征收60个银戈比。”——莫斯科则是每人每年收70个银戈比（当年老百姓的主要食物黑面包，在1842年的价格是一俄磅1.25银戈比，约合每千克3个银戈比）。

这笔钱绝不是自愿缴纳，属于强制性税费。凡有缴费义务者的身份证上都会注明缴费情况，若某人掏不出这钱，发给其一张凭证，限期一个月离开首都。《刑罚汇编》还新增一条规定：“城市的房主或其房产管理人……若容许未缴纳杂工医院所设定费用之杂工、或已领取未缴费凭证之杂工居住于其房屋内，一旦凭证期满，受如下处罚：第一种情况——每人处以各首都所定缴费金额的十倍罚款；第二种情况——每逾期一日罚款三十戈比。”

1844年9月1日莫斯科正式开收“住院捐”，一个月后首批患者入住隶属公共福利机构的杂工临时医院。该机构历史文献显示，这家医院设在苏谢夫区旧叶卡捷琳娜医院年久失修的老楼内，因为“只有监狱医院首席医生加阿斯无条件同意为杂工提供病房”。虽然新叶卡捷琳娜医院同意每月接收20名患者、市医院同意接收70名，但每位患者的月住院费高达4.3个银卢布，公共救济机构感觉负担太重，毕竟杂工医院收治一名患者的月开销仅70戈比。不久，旧叶卡捷琳娜医院的200张病床每月已有400余人排队申请。

此外，很快又向居住在市内工厂宿舍的工人们征收“住院捐”，由此增加了2万名潜在患者。

莫斯科的地主擅长精打细算，他们在城内拥有5.8万名奴仆。为逃避支付每位患病农奴在市医院治疗的4.3银卢布费用，他们开始将病人送往旧叶卡捷琳娜医院，并在送院前一天给他们支付70戈比的年费，尽管该医院条件特别恶劣。药品、床单、仆役和食物仅按200名患者之标准配备，而实际接受治疗人数远超此数。

医学博士A·I·奥韦尔写道：“旧叶卡捷琳娜医院建于城市北端……正迎着北风。所以地理位置有利于形成雾气和大量露水，使得空气潮湿，容易引发间歇性热病。根据杂工医院的医生观察，这种热病在院内很难治愈，动辄复发，患有其他病症的病人也会发作”。

后来逐渐向莫斯科市民租用七间民房，但寻求医疗帮助的人持续增加。遂决定开设门诊部接收求诊者。

着手筹备杂工临时医院之际，官员们曾承诺将在三年内建造一座现代化的砖石结构永久医院。临时医院高级医生亚尼亨被派往圣彼得堡详细考察当地杂工医院及其他医疗机构的设施和运作方式。随后，建筑师М.Д.比科夫斯基1845年5月前往北都，以圣彼得堡的医院建筑为蓝本画图，因为“其外部和内部设计几臻完美”。最终，1846年М.Д.比科夫斯基完成医院施工方案，预计耗资一百万银卢布。公共救济机构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莫斯科民政总督遂委托建筑师П.П.布连宁“以最经济、最便利的方式设计永久医院预算案”。1847年此人提出的总造价为927325卢布66戈比。

省级官员计划举债70万卢布，期限为37年，从70戈比捐税中慢慢偿还。又考虑将每位工人的70戈比年费提高到90戈比。但在提高缴费标准之前，官员们想要查明医院的建设方案是否包含了“超出最底层人民需求的奢侈与豪华”？争论此事的公文往来持续十年之久，广大患者继续咬牙硬撑。

А.И.奥维尔报告说：“住院治疗的杂工被安置在医院的五座独立小楼、走廊和厕所内。夏天潮湿，冬天寒冷，即便健康人也难忍受。地板、窗框甚至墙壁皆腐朽不堪，纵然消耗大量燃料也无法给病房供暖和维持健康空气流通。但就连这种病房都不够用，每年患者激增时由于缺乏空间和病床，直到1857年患者们不得不三人合用两张床，甚至睡在床与床之间的地板上。病房短缺导致一些病人被安置在浴室、烘干室等位置”。

在这家医院上班同样很辛苦。一位助理护士要照料15个患者，而在其他医院通常不超过5个。每位住院医生负责100个患者。不仅患者的三餐被缩减，甚至工作人员的饮食也得不到保障。医院十四年累死了十三位大夫。

1855年11月亚历山大二世命令将已故出版商、慈善家П.П.别克托夫捐赠的全部财产用于建设莫斯科的杂工医院。这些财产包括位于各省份的庄园、莫斯科的房屋和度假别墅、现款及一些小银器，总估价约50万卢布。肉贩街的别克托夫家雅宅成了杂工医院的一个分院，1879年市政府又购得谢佩列夫豪宅，开设亚乌扎分院（译注：即后来的市立第23临床医院）。然而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修缮改造旧叶卡捷琳娜医院，承蒙С.Т.莫罗佐夫、Л.И.蒂米斯特、Ю.Т.克雷斯托夫尼科娃、М.Ф.莫罗佐夫和А.П.卡维林等人捐资赞助。

19世纪末《莫斯科市杜马公报》写道：”尽管商人们为医院和收容院慷慨捐款，但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医疗援助的事业远未达到理想水平。1894年1月市医院拒收病人的数字依然令人震惊。拒收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床位。某些医院的拒收比例高达50%”。

1912年莫斯科市医院合计收治73441名患者，仍有39494名患者被拒。原因：满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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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外科名医谢尔盖·尤丁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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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88年，互联网和在线购物出现前的一个世纪，俄罗斯帝国开始了“远程销售”的热潮。18世纪后半叶人们已可通过邮局从圣彼得堡订购商品并送达莫斯科。逐渐地，尽管步伐缓慢，但配送线路日趋增多，货运体系也逐步完善。然而只有在仿照德国模式进行订单支付系统改革之后，首都的和进口的商品才开始走进全国千家万户。

万物皆可邮购

俄罗斯帝国最有面子且最令人垂涎的商品是“邮购品”，即从国外订购的商品。科学家兼作家А.Т.博洛托夫1792年讲述一位莫斯科纨绔子弟（枢密院秘书之子）破产的故事，写道：
“他继承了父亲的巨额财产——不仅是在秘书任上积攒的万贯赀财，还有美丽的乡村庄园。然而这一切对他而言只是暂时性的。这位年轻人妄自尊大，认为无人比他更富有、无人比他更显贵。他渴望以浮夸和奢靡的排场夸耀全莫斯科，鲜车怒马、意气风发！一切用品必须是订购的、豪华的、无与伦比的！至于他的衣橱，衣裤多得不知往哪儿放，袜子和鞋子天天不重样！衬衫和袖口都是外国的！”

半个世纪后，Н.А.波列沃伊笔下的主人公谢苗·谢苗诺维奇·奥古尔奇科夫同样离不开外国货，他打算向莫斯科人展示一种舒适生活的典范：
“欧洲的舒适生活方式价格不菲——有壁炉、沙发、地毯、灯具和各种各样的东西……谢苗·谢苗诺维奇喜欢一切都做到最精致，而在莫斯科你能买着什么本土精致商品呢？一切都得订购、都得进口，从鲱鱼到克雷曼起泡酒，从牡蛎到雪茄，从壁炉烧的石煤到桌上点的台灯。”

当时许多小姐和夫人们的幸福是以她们拥有的进口连衣裙和帽子的数量来衡量的。国家政要们则惋惜过去的生活方式逐渐消失，例如海军审计官М.С.舒列普尼科夫就是个恋旧之人，他认同的社会风貌是：
“宅邸家具是无遮盖的长椅、长凳和橡木桌，富人们乘坐朴素双轮马车和旧式四轮大车，多数人满足于穿家织粗布、染色布、大红布（译注：一种平纹棉布，通常是红色，蓝色较少）、科罗缅卡布或粗呢布衣服。一切外国货、订购品都极罕见，甚至我们最讲究打扮的女士们都身穿从祖母和曾祖母那代继承的未经修改的光面毛布、花缎和锦缎衣裙，佩戴老辈子传下来的珍珠等饰品。”

“由寄件人自理”

外国商品之所以称为“订购品”，是因为需要俄罗斯商人通过外国代理人从境外购入。只有科学家、教师、医生和某些协会的成员才有权直接联系外国制造商或销售商购买所需书籍、仪器等。莫斯科大学公文中经常提到订购各种东西，例如1837/38学年度的学报记录着：“从巴黎订购了475对用于填充标本的珐琅人造眼球”。

19世纪的信件和回忆录证明，人民可以从外国订购：羊、马、牛、树苗和种子、猎狗、斗鸡、化妆品、壁纸、家具，当然也有衣服……

不同时期，英国或法国商品偶尔会出现短缺——这取决于谁跟谁又开战了。为促进本土工业发展，政府多次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甚至禁止某些商品进口。例如《1816年欧洲贸易税率表》规定禁止进口的包括：“生产性及非生产性铁制品、纸制品、花边、缎带、墙纸、鞋、手帕、金银边饰品、麻布（细亚麻布除外）、化妆香膏、陶器皿、瓷器皿和水晶器皿、纽扣、黑色细呢和所有厚呢、火漆、茶叶、各种丝织品和毛织品、帽子、马车及其他产品。”但商人们将国货巧妙伪装成洋货，甚至偷着卖走私货。

外省顾客把从首都或大城市买的任何商品都称作“订购品”。幸运者仰赖可靠且热心的亲戚、朋友代购，其他人则冒着风险预付款，通过专门“从事委托采购和发运商品”的陌生人来完成交易。

根据叶卡捷琳娜二世1782年制定实施的邮政规则，轻型邮件可寄递不超过5俄磅的包裹，重型邮件不超过1普特。1783年全国收费统一化，包裹和信件的邮费都开始按重量收，但包裹的计重单位是俄磅，信件是洛特（译注：1洛特约12.8克），该制度一直沿用到1843年。从1800年起所有人寄送包裹时都必须申报包裹的价值。

尼古拉一世年间，贵重物品包裹被划为“特殊信件”类别，所谓贵重物品指的是宝石、珍珠、黄金、白金等体积小、价值高的制品。1830年规定对于重量小于1俄磅的此类包裹不按包裹的俄磅计费，而是按信件的洛特计费。1843年开始收取包裹申报价值1%的保价费。计重运费根据路程之远近，每俄磅5-25戈比不等。1861年涨价到每俄磅10-30戈比，但如果是书籍则每俄磅3-11戈比。

《邮政管理条例》明文规定：“为防止途中开裂和物品损坏，包装强度由寄件人自理，邮政部门不承担因此造成的任何损失”。给各省邮政局长的指示严格规定：包裹须由寄件人自行使用粗麻布、油布、皮革等严密缝合，加盖邮局公章及“私人邮包”戳子。邮寄地址和寄件人、收件人姓名另外写在一块白布上，牢固缝合于包裹外层。又规定：“笨重大件、不便装箱之件、筐篓篮子、薄匣或长盒，及行李箱无法容纳者，不予承运”。

从1822年到1832年，邮寄包裹和信件的费用保持不变，邮政部门的收入却稳步增长：1822年8752703卢布，1831年10773303卢布。寄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1845年共寄出235731件私人邮包，申报价值5247319卢布，1868年寄件数量增至496888件，申报价值14932636卢布。

“奥地利开设了147条线路”

然而19世纪上半叶通过邮政系统买东西有个巨大的困难——俄罗斯很多地区没邮局！

1822年圣彼得堡成立一家名曰“运输保险企业”的股份公司，专门在偏远地区运送沉重、庞大、易碎和液体货物。每辆单马车可装载30普特，双马车可装载60普特。经营到1830年，除圣彼得堡、莫斯科和里加办事处，还在基辅、哈尔科夫和敖德萨开设办事处。

该公司的交货时间可以任选，例如莫斯科是10天、18天或30天。如果承运人延期交付，根据收据上写明的条件，每迟一天每普特货物赔偿10、20或30戈比。股东们发布公告：“物品众多以致需要多辆马车运输的货主，有权要求派遣押运员，并按约定向公司支付额外运费。”

现在，富贵人家不出庄园也能订购青铜器、水晶、大理石、钢琴、家具、马车甚至葡萄酒了。

同样在1822年，另一家私营企业“特许驿车公司”成立，大大促进了两都之间的商贸往来。起初每周两次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往返一趟马车，后来增加到每天四趟，不仅跑莫斯科，也远赴里加。北都和旧都距离720俄里，乘客需支付120卢布。尽管规定明确禁止“承运钱款、信件和邮包”，但香水、帽子、手套及青铜、白银小件依然从商店源源不断流向外地顾客手中。

观察到这两家运输公司的商业成功，圣彼得堡邮政局长1827年向政府提交报告，建议设立国营驿站马车，他说：“马车运输正在外国逐渐普及，有些政府自设此类马车，如奥地利就开设了147条线路。而在俄罗斯，虽然部分个人近期经过政府特许建立了驿路，并且仅限于往返莫斯科和里加两地，但它们为旅客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为投资人带来了利润。”他建议政府在通往奥地利边境、连接圣彼得堡和拉迪维利夫的白俄罗斯大道上通行驿站马车，运送乘客和信件、钱款及私人邮包。“驿马车内将设置4个乘客座位，车前后有箱子放置邮袋、包裹及乘客行李；如果邮件数量太多，还可在驿马车后增添一辆或多辆普通邮车。”

邮政局长的设想被付诸实施。跑一趟拉迪维利夫票价275卢布，每位乘客可免费携带1普特行李，超重部分按邮政费率收取。圣彼得堡的商人和裁缝们因此有了将商品销往外省的新途径。

“金钱和订单滚滚而来”

于是日历、地址簿和旅游指南的“特别页面”上印满了这样的广告：
“西赫勒：女装、礼帽、压发帽、连衣裙、花边、丝带及各种饰品，并接受外地订单”
“朱莉娅：连衣裙、礼帽、压发帽，所有流行款式均按照最新杂志式样设计，可在本市购买并接受外地订单”
“瓦洛特、维奥嘉德：各类流行商品，接受寄送外地的委托订单”
“女裁缝：
索洛维耶娃，位于大海军街1号（问讯处楼上），缝制优质女大衣、连衣裙及其他女装，并接受外地订单寄送。
伊丽莎白·索洛维耶娃（位于大海军街，邻近彼得森大楼英格兰商店），缝制各类女士连衣裙、女大衣及其他流行饰品，并接受外地订单寄送”

订购男士衬衫的广告特别注明：“外地先生请提供颈围和胸围尺寸，或寄来一件衬衫作样品”。女士们若想订购紧身胸衣，则需寄来连衣裙身腰部分尺寸。

对首都商品的需求不断增长。某些书商瞅准商机，卖书之外兼卖俏货。比如曾任《祖国记事》杂志出版商A.A.克拉耶夫斯基事务所管理人的A.И.伊万诺夫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教堂租了一间房，1843年开张书店兼代销店，向外地顾客承诺寄送一切：从别针到钻石项链。

圣彼得堡书商Н.Г.奥夫夏尼科夫回忆起А.И.伊万诺夫：
“他的事业风生水起，金钱和订单滚滚而来。他本该安享幸福，但正是这份幸福迷惑了他。未婚独身的他雇了厨师，养了马——既有骑着运动的也有骑着逛街的，还购置了别墅和昂贵家具……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地，他开始疏于管理事业，而员工们能捞着什么就捞什么”。

1846年“雅兹科夫代购和寄售办事处”成立，承诺：“根据外地客户订单及他们汇来的款项，为他们寄送在圣彼得堡能买到的或可从国外订购的一切必需品、实用品和奢侈品”。任何书面告知事务所想要获取商品价目表的顾客均免费邮寄一份。办事处广告写道：“还可代购价目表未列出的商品——无论哪家商号的”。

但这里头骗局也不少。圣彼得堡著名生活记录作家И.И.普什卡廖夫如此描写1840年代越来越多的蒙骗顾客事件：
“书籍行业受到了极大损害，尤其最近，因为一些书商的投机欺诈行为，以至公众对哪怕最诚实书商的广告都不再信任。譬如您家住偏远省份，是一位钟爱本国文学的人，读了报纸或杂志上的详细广告，得知有新出版物发行，便希望订购。您按地址寄出书款，收到回执，等候一个月、一年，继续等，但许诺很快寄出的书籍却始终未送达。于是，您不得不接受金钱损失，放弃心仪的书”。

“从莫斯科订购更划算”

商品邮购业务不仅为外省奢侈品爱好者提供了巨大便利，也为许多生活在帝国偏远角落的俄罗斯中产阶级带来了福音。

旅行家和博物学家Н.М.普热瓦利斯基1867年调研乌苏里边疆区时，对当地奸商高价销售劣质品的无耻行为深感惊奇：
“可笑的是，即便像蜡烛和麻绳这样的小东西，从莫斯科订购更划算。比如在莫斯科，一普特麻绳售价3卢布，运费12卢布，加上包装和保价费约50戈比，总计15卢布50戈比，仍比哈巴罗夫斯克的16卢布便宜。邮购一普特硬脂蜡烛花费25卢布，比乌苏里商人的售价便宜5卢布。其他各种商品，如布料、烟草、呢料等，通过订购邮寄过来能省一半钱，而且质量有保障，不会是乌苏里商人卖的那些臭破烂儿”。

19世纪末邮购贸易高速发展，因为1888年俄罗斯开始借鉴德国经验实行货到付款，虽然刚开始最高金额仅限100卢布。1890年限额提高到200卢布，共有100758件货物通过货到付款方式寄出，销售额1505839卢布。进入1900年代，每年通过货到付款寄送的包裹数量增至1562382件，销售额14518574卢布。

19世纪末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开始提供价值不超过100卢布、重量不超过15普特的包裹送货上门服务，而在其他城市，邮递员只上门派送价值不超过10卢布、重量不超过5普特的包裹。总体而言，当时包裹的最高价值限制为20000卢布，重量上限为3普特，1907年放宽到45000卢布。

甚至可以说，提供“邮购服务”成了贸易机构可靠性的标志。莫斯科的吉拉尔多夫斯基商店广告如下：
“外地买家请先汇来定金，剩余款项可通过邮政货到付款方式支付。
在有运输公司的地区，订单在收到相当于订单总价三分之一的定金后发货；剩余款项可在商品交付时支付……
除自家工厂产品外，我店还提供大量来自国内外其他工厂的商品，以便为顾客提供与我们商品类似的产品……
董事会认为有必要声明：尽管店面装修豪华，莫斯科店的价格完全与我们在俄罗斯几乎每个主要城市的其他店铺价格一致。”

“缪尔和梅里利斯”百货商店则声明：
“寄往外省的商品在质量和价格上与莫斯科出售的无异。外地客户尽管放心，订单将会得到最准确和最快速处理。样品和价目表可按需寄送。对于店内现货商品（家具及其他笨重物品除外）无需预付定金。商品通过邮政货到付款送达。公司承担包装费，客户承担运费”。

但与美国相比，俄帝国仍然遥不可及。美国已经发明了企业自行包装和称重商品的流程，邮政工作人员现场盖章，直接把货送往车站，无需经过邮局转手。而在邮政机构的平均空间可达性这一指标上，俄罗斯的表现也极为落后，仅是美国的1/13。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后的经济崩溃几乎将这种可达性归零。但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开始，“莫斯科市百货商店联合公司”（原“缪尔和梅里利斯”）与“古姆”开始通过邮寄方式发送商品。同时，偏远地区迅速出现了为本地消费者提供首都商品的合作社。比如1925年的《全图拉及图拉省》手册中提到：“商业代理——联系：接受莫百联、茶业管理托拉斯、毛纺托拉斯、国营莫斯科毛织联合工厂和莫斯科针织工业联合公司的日常消费品订单。”

莫斯科“迪纳摩”无产阶级体育协会的武器和体育商店愿意向外省寄送“纯进口羊毛运动服”、夏季针织品、勒帕吉厂、派珀厂和列日厂的猎枪、自己生产的“英国运动”牌滑冰鞋、“达沃斯”牌雪橇、滑雪板、槌球、击木柱等……

新经济政策被取消后远程购物并未消失。1931年РСФСР贸易人民委员部下设了一个共和国“邮政贸易”办事处，主要服务企业和机构。

战后，“邮政贸易”和1949年成立的“联盟邮政贸易”主要负责寄送苏联人民买彩票赢得的奖品。在苏联各种物资普遍短缺的大背景下，普通顾客收到的商品往往不是他们所订购的全部，有时甚至是他们根本没打算购买的东西。稀缺商品离开“邮政贸易”的场站时，不是用包裹装，而是走关系用手提包和行李箱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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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俄罗斯的出租马车

“黑室”——俄帝国秘密邮检机构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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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天使长大教堂四座墓葬发掘委员会的最终结论》

伊凡四世雷帝、其子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和伊万·伊凡诺维奇、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斯科平-舒伊斯基大公的墓葬于1963年4月-5月间发掘，在此之前还进行了施洗约翰副祭坛承重结构（墙壁和拱顶）的加固工程，以及天使长大教堂东墙（半圆穹顶）的加固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现，如果不降低施洗约翰副祭坛和大教堂助祭厅目前的地面高度，就无法消除大教堂这部分墙壁的严重变形。

降低地面后，由于伊凡雷帝和两个儿子的坟墓修建在此，遂开始拆修东墙。最早的时候，在这面墙上从大教堂一侧凿出过一个大壁龛，形成了所谓的“高座”，位于助祭厅内施洗约翰副祭坛供桌后面。根据伊凡雷帝的命令，副祭坛被移至与助祭厅东侧相连的专用附属建筑中，这面墙外围的白石基座也被凿平。十九世纪中叶开凿新门洞和铺设供热管道时，墙体的承重能力被彻底破坏。结果是大部分墙壁的厚度被减薄到半块砖，即15厘米（从白石地面到供桌后壁龛的高度），部分墙体在60厘米高度处被现代的花岗岩石板覆盖。

由于东墙基座的厚度被后来加铺的地面所掩盖，无法立即确定墙体上部持续出现裂缝的原因。根据加固这面墙的决定，封堵了十九世纪开凿的门洞，从而恢复了被其破坏的十六世纪壁龛北部区域，该区域原本是为安置“高座”而设计的。重新开通了十六世纪修建的、从助祭厅通往附属的施洗约翰副祭坛的古老门洞。根据墙壁的外轮廓恢复了白石基座的原貌。但在与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斯科平-舒伊斯基坟墓相邻的地方，基座未被恢复。降低地面到十七世纪砖砌地面的水平。

所实施的一系列工程确保了建筑结构强度，消除了造成结构变形的原因。施洗约翰副祭坛的墙壁和拱顶早先已得到加固，这项工程是按如下顺序进行的：扩大小裂缝并用复合砂浆填塞；大裂缝则通过修复砖砌合处来封堵；三个窗洞和顶檐按照十七世纪下半叶的原貌进行修复。位于拱顶底部正面三个面的半圆形顶被拆除，因为它们属于十八世纪上半叶。在变形最严重的地方，拱顶由两个外壳（砖砌层）组成，我们进行了部分翻新，恢复了其原本轮廓。我们在这项工作中获得的数据表明，十七世纪下半叶的重建过程保留了施洗约翰副祭坛墙壁和拱顶之原貌。

保存至今的副祭坛的墙基建于十六世纪，其向东的突出部分较小且略微偏向北方。在十六世纪的墙壁基座正面也依附有壁柱装饰，看来可能是十七世纪后期重建墙壁时的模仿做法。副祭坛地板是由大砖（尺寸29×14×8）以人字形平铺而成。助祭厅地板的高度发生过四次变化，其中两次发生在十六世纪。最初的地板由彩釉陶砖（黄色、绿色和棕色）铺成三角形，并用金属轴连缀固定成星形。在这层地板上方（比现代地板低60厘米），保存完好的白石板地板显然是1547年大火后铺设的。

同时确定，圣坛屏障最初有两个通道，用于从大教堂中央部分进入助祭厅。1533年之后南侧通道被封闭，因为此地已经埋了人。因施洗约翰副祭坛和大教堂助祭厅的地板高度变化，伊凡雷帝和儿子们的墓碑以及斯科平-舒伊斯基的墓碑在十七世纪末被加高，二十世纪初又进行了部分增建。由于墓碑暴露在外，决定对其进行考古勘察。对墓葬砖砌结构和白石石棺的状态分析证实了墓葬依然处于原始状态，至今未被开启。然而，曾有身份不明者尝试进入伊凡雷帝及其两个儿子墓葬内部，可能是上个世纪安装供暖设备时，或二十世纪初铺设新花岗岩地板时发生的。但这些尝试未对墓葬本身造成损害。

所有的墓葬都是标准形式，上层覆盖二十世纪初制作的铜壳，带有十字架和墓主人姓名；铜壳之下是砖砌墓顶结构，建造年代明显不同——十六、十七和二十世纪（高度的增加与地板水平面的升高有关）。每个墓顶都有十七世纪雕刻的白石板（雷帝家族的位于顶面，舒伊斯基位于北侧），其上用花体字镌刻墓主人姓名、死亡日期和安葬日期。砖砌墓顶下方可以看见标准的石棺，系整块白色石材（石灰石）雕凿制成，形状像木棺，肩部扩展并带半圆形棺头板。

伊凡和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遗体，以及斯科平-舒伊斯基的遗体用丝缎布包裹并捆扎：前两人用丝带，斯科平-舒伊斯基用绳索。伊凡雷帝下葬时穿修士大法衣(Схима)。在沙皇伊凡四世、费奥多尔和伊凡皇太子的石棺内发现了玻璃器皿。还发现伊凡四世沙皇和斯科平-舒伊斯基大公的右手位置特殊：手臂弯曲成锐角，手掌置于右锁骨附近。此乃目前尚不了解的古代葬仪。

开启墓葬的过程中执行了下列工作：笔录整个开启过程；用黑白和彩色胶片进行拍照和录像；绘图和测量白石石棺及其中发现的遗体；准备工作开始之前对砖砌墓顶进行建筑考古学测量，并对拆解的部分做好标记。所有出土的遗骨（包括伊凡雷帝和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头骨）及部分腐烂物被送至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的整形修复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相关的腐烂物和骨骼样本被送往法医学研究所实验室进行分析。

为了科学和展览目的，制作了覆盖白石石棺的四块石板的等比例复制品（白色水泥材质）。拆除助祭厅地板时，在西北角发现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的坟墓，墓中没有石棺，这既证实了伪德米特里一世命令将此人移出大教堂的说法，也验证了编年史关于鲍里斯沙皇在助祭厅内与伊凡雷帝家族成员并排埋葬的记载。各位墓主人骨骸的保存状况不尽相同，但头骨都受到损坏。伊凡雷帝头骨状况非常糟糕，底部和右侧颞骨区域完全损毁。躯干骨架保存得相对较好，但脚和手的细小骨头缺失。

费奥多尔沙皇的头骨只剩面部、大部分额骨和部分下颌骨，许多骨骼已完全损毁。М.В.斯科平-舒伊斯基保存了下颌骨，伊凡·伊凡诺维奇皇子的头骨完全损毁。躯干骨架保存状况不佳，许多骨骼缺失。头骨被毁的原因是石灰石棺具有很强的吸湿性，因此棺内会积水。这些富含溶解钙盐的水在干燥季节逐渐蒸发，由于头骨相比躯干骨架位置相对较高，所以蒸发主要通过头骨进行。钙盐集中于头骨，结晶后破坏了骨骼结构。所有头骨都是这样被机械性破坏的。

对伊凡雷帝遗骨的解剖学/人类学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从人类学类型看，他最接近第拿里人种，即西斯拉夫人的典型类型。然而他的头骨也具有一些特征，如非常高且圆的眼眶、强烈突出的瘦薄鼻子，更符合地中海类型。头骨较小，轮廓发达，额头低，眉弓突出，下巴向前伸。身高约178-179厘米。整具骨骼表明他体格健壮，显然从年轻时就进行了大量锻炼。伊凡雷帝生命后期的生活方式肯定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久坐不动，快速发胖。饮食无节制、酗酒和行动不便导致正值盛年的男人迅速衰老。

骨架多处看到明显的骨质增生，尤其在肌肉附着点处。软骨已经硬化。脊柱上的骨刺表明伊凡雷帝晚年基本丧失活动能力，频繁忍受剧烈疼痛。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他体内发现汞，因为经常使用含汞的东方药膏。伊凡雷帝的骨架未显示出任何退化的迹象。他和他儿子费奥多尔的一个反常现象是两人换牙期都很晚。

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容貌非常像父亲。此人额头较高，鼻子纤细，眼睛稍小。中等身高，十分健壮结实。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整形修复实验室对骨架进行了X光检查，发现伊凡皇太子罹患三期梅毒。М.М.格拉西莫夫教授完成了伊凡四世雷帝和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容貌复原工作。古物修复师М.Г.巴克拉诺娃、Н.Ф.伊万诺娃和Т.Н.科什利亚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军械库（博物馆）处理墓葬中发现的织物，这些织物被小心翼翼提取出来，有些是卷状残片，有些是一卷或一团带着泥土、石灰和霉菌的缠结物。拍照后，这些织物使用苏联修复工作室的方法，用含试剂的水溶液进行处理。清洗过程中织物被洗净并展平，结果发现可以拼成三件衬衣、三块盖布的残片和两块刺绣品残片。

1.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沙皇（伊凡雷帝之子）的衬衣。各种饰物和绝迹多年的布料保存了下来。衬衣的Облака（译注：此处不确定指服装的哪个部位）、腋下镶条和下摆用红色（现已变为棕色）塔夫绸制成，并用金丝带缝合。金属件仅剩少量碎片。仔细研究残余部分，发现金丝带覆盖了所有接缝并固定在装饰物上，因此整件衬衣的裁剪方式清楚可知。外层部分、袖子和下摆用金丝带装饰成平行条纹。所有的绳线都做了测量。通过对比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十六世纪衬衣，我们绘制了标有全部残片的草图。费奥多尔沙皇的衬衣已被修复。

2.皇太子伊凡·伊凡诺维奇（伊凡雷帝之子）的衬衣包括几块残片，图案与费奥多尔沙皇的衬衣相同，都是平行条纹，但不是金丝带而是真丝带的。可能由于丝带更容易腐坏，仅部分保留。皇太子伊凡的衬衣已被修复。

3.斯科平-舒伊斯基的衬衣外层类似费奥多尔沙皇的衬衣，但在胸前、袖子和下摆处有更加华丽的装饰，表现为俄罗斯装饰中常见的卷曲植物图案。斯科平-舒伊斯基大公的衬衣已被修复。

4.盖布的碎片与衬衣一样经过水剂清洗。清洗后能够清晰看出大型图案，是十六世纪意大利花纹锦缎的典型特征。费奥多尔沙皇的盖布上的图案由带石竹花盆或石榴果的纹样和它们之间的纹章冠冕组成。

皇太子伊凡盖布的图案由华丽条带组成，这些条带纵横交织形成花束和石榴图案的椭圆形和菱形纹章。

清洗伊凡雷帝大法衣（若干小块羊毛织物和金线刺绣）残片后，显现出帽子上的文字和十字架，以及胸前方布的十字架图案。

苏联卫生部法医学研究所进行的研究得出以下结果：

1.在对伊凡雷帝、他儿子伊凡和费奥多尔以及斯科平-舒伊斯基石棺中提取的黑褐色粉末、骨骼、头发和指甲，还有腐朽的衣物残片进行化学研究时，发现含砷，换算为每100克样品：伊凡雷帝石棺样品砷含量8-150微克，伊凡·伊凡诺维奇石棺样品砷含量14-267微克，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石棺样品砷含量10-800微克，斯科平-舒伊斯基石棺样品砷含量0-130微克。检测出的砷含量未超过人体中砷的正常含量。

2.对相同样品中汞化合物的研究结果表明，从伊凡雷帝和伊凡·伊凡诺维奇石棺提的取样品中发现的汞含量，比从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和斯科平-舒伊斯基石棺提取的样品中的汞含量高出数倍，而后者的汞含量未超过人体正常含量。

具体而言，每100克样品中：伊凡雷帝石棺样品汞含量20-1333微克，伊凡·伊凡诺维奇石棺样品汞含量12-1333微克，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石棺样品汞含量3-333微克，斯科平-舒伊斯基石棺样品汞含量则未超过266微克。

除了汞和砷之外，还发现铜，每100克样品中2.5-162毫克。铜化合物的来源很可能是装饰衣衫的铜件。

4.从伊凡雷帝和儿子们的石棺中提取的三件容器内的液体主要是水，含有极微量钙、镁、汞和铜化合物。在上述容器内部的固体残渣里发现了昆虫几丁质骨骼残片，保存状况非常糟糕，表明这些昆虫死亡已久且高度分解。这些昆虫主要属于两类生物。第一类是共生苍蝇（其中一个样本是家蝇(Muscidae)，另一个样本是麻蝇(Sarcophagidae)）。这些苍蝇的来源可能是它们的幼虫在腐烂物质中发育，或者直接葬身容器内液体。第二类包括步行虫科，通常在土壤表面自由活动，可能钻缝爬进石棺。有趣的是，未发现典型的食尸类昆虫。

5.研究从伊凡·伊凡诺维奇石棺中提取的头发，未发现血液。头发角质层呈现弥散状鲜黄色，这通常是长时间埋葬后产生的现象，因此无法确定头发的原始颜色。所研究的头发最长为5.8厘米。

总体结论

1.在伊凡雷帝、他儿子伊凡·伊凡诺维奇和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以及斯科平-舒伊斯基保存至今的遗骨上未发现生前机械性损伤。

2.某些骨骼死后完全腐朽和某些骨骼的显著变化，造成无法得出完全排除生前骨骼损伤的明确结论。这种情况尤其适用于伊凡·伊凡诺维奇、斯科平-舒伊斯基的头骨，以及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部分头骨。

3.从四具石棺提取的遗骸中发现的砷含量不足以支持任何关于砷化合物中毒的结论。伊凡雷帝和伊凡·伊凡诺维奇遗骸中发现的汞含量较高，可能是由于他们生前使用了含汞药物。值得注意的是，汞化合物自古以来就被用于治疗各种疾病。但是，发现的汞含量并不能完全排除急性或慢性汞中毒的可能性。1965年11月22日，研究结束后，伊凡雷帝、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伊凡皇太子和斯科平-舒伊斯基大公的遗骸被重新葬入石棺：浸泡过松香蜡的骨架和头骨依照解剖顺序放置在沙土保护层下。修复后的衣衫、织物残片和从墓室取出的容器被移交给克里姆林宫博物馆。每个墓室内都放置了一份关于研究的纪念文件，这些文件用墨水书写在古代羊皮纸上，并密封在充满惰性气体氩气的玻璃容器内。遗骸重新安葬后，古墓被修复，伊凡雷帝的墓葬和施洗约翰副祭坛的内部装潢也恢复了。整个重新安葬和修复坟墓的过程被拍摄成了电影和照片。

签名：
主席（А.П.斯米尔诺夫）
委员会成员：（В.И.普罗佐罗夫斯基、Э.И.坎捷尔）

延伸阅读：

伊凡雷帝是否杀子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在与俄罗斯复杂而矛盾的长期共存史上，许多乌克兰人基于种种原因接受被统治现实，忠心侍奉皇室，其中不乏才能卓越之辈。

最后一位“代牧首”司提反·雅沃尔斯基
(1658–1722)

出身起源：生于贵族家庭。

早期经历：曾在基辅莫希拉学院和波兰天主教学校念书，甚至一度脱离东正教，拥抱合并派（译注：主张东方基督教会服从罗马教宗）。1689年他返回基辅，忏悔并重新皈依东正教，落发出家做了修士。

1700年雅沃尔斯基代表基辅都主教来到莫斯科，彼得一世听了他的布道印象深刻，决定给他的才华找个施展之地。同年4月雅沃尔斯基就任梁赞和穆罗姆都主教，几个月后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安德里安逝世，雅沃尔斯基成为“代牧首”，以此身份领导俄罗斯教会二十年。

功业成就：雅沃尔斯基的飞黄腾达不仅得益于演讲才能，还归功于他所受的西方教育和进步观点。彼得一世锐意改革，正需要这种人协助抗衡守旧的俄罗斯宗教界。起初雅沃尔斯基积极帮助彼得“开启通向欧洲之窗”，在他努力下，莫斯科的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按照基辅莫希拉学院模式从一所落后学校脱胎换骨为真正的高等学府。

然而当彼得一世开始插手教会事务，两人关系随之紧张。雅沃尔斯基渐渐失宠并失去影响力，另一位乌克兰出身的主教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后来居上。“代牧首”司提反多次“含泪请求”告老还乡，彼得一世统统否决，继续利用他的道德威望为朝廷服务。1721年俄罗斯废除牧首制度，雅沃尔斯基成为主教工会首任主席。1722年11月逝世。

同乌克兰的联系：司提反·雅沃尔斯基毕生渴望回归故乡，尽力提携同胞。由于他的人事安排，俄罗斯本土的主教和大教堂充斥乌克兰人。他也没有忘记母校，1701年请求彼得一世赐予基辅莫希拉学院“学院”地位。尽管如此，他始终是俄罗斯帝国忠诚臣民，在布道和赞词中颂扬彼得一世，1708年下令诅咒伊万·马泽帕。

御用思想家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
(1681–1736)

出身起源：生于商人家庭，父亲不详，随母姓。

早期经历：曾在基辅莫希拉学院念书，之后改信合并派主张，徒步游历大半个欧洲，参观了当时最优秀的大学。返回基辅重新皈依东正教，开始神学教育生涯。

功业成就：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是彼得一世最器重的思想家，他的言辞话语为统治者的改革措施提供理论依据，证明了皇权的绝对性并赋予其神圣特征。

教会改革无疑是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毕生最大成就，目的在于使教会从属国家。1721年费奥凡编撰《宗教章程》(Духовный Регламент 1721 года)，规定俄罗斯东正教会不再归牧首一人领导，改由合议机构——至圣治理会议（主教公会）集体领导。这样俄罗斯皇帝就成为世俗领域和精神领域唯一独裁者。该制度一直延续到1917年。

彼得一世死后费奥凡拥立叶卡捷琳娜一世登基，彼得二世年间失宠，安娜·伊凡诺芙娜在位时再次获重用。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在捍卫自己推行的改革，采取一切办法斗争对手，包括出动秘密办公室的政治警察。

同乌克兰的联系：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大半辈子住乌克兰，在基辅莫希拉学院执教多年，直到担任院长。他的著作如今是乌克兰哲学史、文学史重要研究课题。尽管如此，费奥凡其实更像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代表人物，因此在“俄罗斯千年纪念碑”刻画的乌克兰人群像中当之无愧占据一席之地。

盖特曼之子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
(1752–1836)

出身起源：扎波罗热军末代盖特曼（译注：头领）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的三儿子。

早期经历：这位盖特曼之子的高贵出身是他事业的成功开端。此人本打算投身海军，甚至参加过切什梅海战，却被召回首都安排进宫当差。1773年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护送皇太子保罗的未婚妻黑森-达姆施塔特公主（威廉明娜）抵达俄罗斯，居然跟她保持三年私情。公主难产死后私情曝光，拉祖莫夫斯基流放到巴图林的父亲身边，但不久即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宽恕，派驻那不勒斯王国做大使。

功业成就：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毕生从事外交，曾任那不勒斯、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和维也纳大使。尽管时不时闹出丑闻，履行工作还是尽职尽责的。在那不勒斯他成功斡旋俄罗斯舰队停泊西西里岛，古斯塔夫三世国王向俄罗斯宣战时他巧舌如簧把俄国描述成无辜受害者，在维也纳他致力改善俄奥关系、组建反法同盟。

1807年亚历山大一世皇帝与拿破仑订立和约，拉祖莫夫斯基主动退休不干了。1812年拿破仑挥师入侵，拉祖莫夫斯基重拾外交老本行，代表俄罗斯跟奥地利谈判结盟。1815年荣获公爵头衔和“殿下”尊号。

同乌克兰的联系：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和故土的联系仅出身而已。短暂流放巴图林期间，习惯了荣华富贵的他被迫忍受艰苦，想方设法逃离贫穷外省。辞职退休后未回俄罗斯，原地定居维也纳，豪掷千金资助艺术家，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就是指名献给他的。

位极人臣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
(1747–1799)

出身起源：生于乌克兰贵族家庭，父亲是扎波罗热军将领。

早期经历：1765年在小俄罗斯总督办公室工作，跟随总督彼得·鲁缅采夫参加俄土战争，成为总督得力助手。1775年承蒙总督推荐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宫中做秘书，渐渐赢得女皇信任，参与各种重大政治活动，1784年实际领导相当于后世外交部的帝国外事委员会。

功业成就：虽然别兹博罗德科身为“首席官僚”事务繁杂，但他最擅长扩张俄帝国版图，当年大部分领土兼并活动都有他的身影。1783年起草《乔治亚夫斯克条约》，使格鲁吉亚成为俄罗斯的受保护国（虽然仅持续不满五年），吞并克里米亚汗国也有他功劳。1791年代表俄帝国同奥斯曼帝国签订《雅西和约》，结束了第六次俄土战争，将俄罗斯国界推进到德涅斯特河。1793年、1795年两次主导瓜分波兰，导致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波兰在欧洲大地消失近一个世纪。

叶卡捷琳娜二世继承人保罗皇帝于1797年任命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做总理，这位哥萨克军头后代终于成为帝国第二号人物。可惜好景不长，别兹博罗德科健康急剧恶化，1799年死在圣彼得堡。

同乌克兰的联系：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可谓“小俄罗斯人”杰出代表，功成名就不忘故土。他热爱乌克兰，相信乌克兰脱离俄罗斯就没有未来。《小俄罗斯简史》生动阐释了这种观点，通常认为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是该书作者之一。这本书一方面赞扬乌克兰大地的诸位盖特曼和俄罗斯行政长官、尤其忠于皇室的彼得·鲁缅采夫，另一方面竭力诋毁伊万·马泽帕，论证俄罗斯军队荡平扎波罗热谢契(Сечи)的正当性。

教育改革家彼得·扎瓦多夫斯基
(1739–1812)

出身起源：生于扎波罗热军将领家庭。

早期经历：他曾和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一起在小俄罗斯委员会工作，追随鲁缅采夫参加俄土战争，颇有战功。1775年被推荐给叶卡捷琳娜二世。但与别兹博罗德科不同，扎瓦多夫斯基凭借好相貌、好性格赢得女皇垂青，成了她的第六个男宠。波将金对此很不满，施展阴谋诡计把扎瓦多夫斯基逐出宫廷。所幸女皇和别兹博罗德科并未抛弃他，反而委以重任，授予伯爵头衔、枢密院职务，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兴建豪宅。

功业成就：扎瓦多夫斯基的最大贡献是在教育领域。亚历山大一世皇帝即位后，1802年委派扎瓦多夫斯基做首任国民教育部长，进行大规模教育改革。整个帝国疆土划分为若干学区，学区中心是有大学的城市，又在哈尔科夫、喀山、塔尔图、维尔纽斯和圣彼得堡新建大学，授予大学广泛自主权。他在乡村设国民学校，在县设专门学校，在省会城市办普通教育中学。免收学费，惠及各阶层子弟。扎瓦多夫斯基创建的教育体系经过小修小补，一直沿用到1917年。

1810年扎瓦多夫斯基把位子让给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伯爵（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兄长），自己在新组建的帝国国务院担任法律司司长，1812年逝世。

同乌克兰的联系：彼得·扎瓦多夫斯基推动开办哈尔科夫大学和涅任、基辅、敖德萨的普通中学，力主聘用基辅莫希拉学院毕业生任教，因为他认为这些人在候选者中能力最优秀。总体而言他的教育改革在当年是相当进步和自由的，影响了整个俄罗斯帝国。

皇帝之友维克多·科丘别伊
(1768–1834)

出身起源：生于哥萨克贵族之家。曾祖瓦西里·科丘别伊举报伊万·马泽帕谋反，被彼得一世错杀。

早期经历：维克多的舅舅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无嗣，视俩外甥如己出，1775年把维克多带到圣彼得堡，次年安排他当禁卫军。后来舅舅希望维克多从事外交，送去日内瓦念书。

功业成就：维克多·科丘别伊担任过多个政府要职，两次掌管内政部，随后领导帝国国务院和部长委员会。亚历山大一世即位之初曾构想现代化改革，科丘别伊是皇帝最重要顾问之一，主张稳固皇权专制的同时实行三权分立，减轻农奴负担。尼古拉一世年间他多次上书皇帝倡议改革，包括将司法部门和警察部门的权柄分开。1834年荣升帝国总理，同年6月突发心脏病逝世。

同乌克兰的联系：维克多·科丘别伊是哥萨克老一代精英过渡时期典型代表，他们大部分人无论官职或精神都已从军头转变为俄罗斯贵族。科丘别伊自己说的很明白：“虽然我出生一簇毛（хохол，对乌克兰人的蔑称），但以我现在的信念、状态和习惯来看，我比任何人都像俄罗斯人”。

革命扼杀者伊万·帕斯克维奇
(1782–1856)

出身起源：哥萨克贵族后代，父亲是波尔塔瓦省地主、沃兹涅先斯基省地方法院院长。

早期经历：幼年从父母学习法语、德语，贵族子弟军官学校毕业。1806-1812年参加俄土战争，后抗击拿破仑入侵，在博罗季诺战役表现突出。

功业成就：帕斯克维奇的职业生涯在尼古拉一世年间达到顶峰。尼古拉一世皇帝十分器重这位职业军官，私人信件中称呼他“朋友”。1826-1828年帕斯克维奇指挥军队打赢俄波战争，荣获埃里温伯爵头衔。之后又在高加索击败奥斯曼帝国，授予圣安德烈勋章。1831年6月平定波兰起义，成为华沙亲王、波兰王国总督。1849年尼古拉一世派遣帕斯克维奇援救奥地利皇帝镇压匈牙利起义，两个多月迫使叛军投降，匈牙利重回弗朗茨·约瑟夫统治之下。 帕斯克维奇的最后一战是克里米亚战争，尽管他曾告诫尼古拉一世此战打不得。1854年这位72岁的老将被任命为总司令，岂料亲自侦查时遭炮击神志恍惚，不得不交出指挥权休养。1855年2月尼古拉一世驾崩，1856年1月帕斯克维奇久病不治逝世，全军和整个波兰王国哀悼九天。死前捐赠五万银卢布，要求每年资助200名伤残的低级士兵。

同乌克兰的联系：虽然伊万·帕斯克维奇主要用法语交谈和书写，但毕生不忘波尔塔瓦故乡，经常回去探访。正如他同时代人的记述，帕斯克维奇是当地笑话、红菜汤、甜馅饺子和各种乌克兰美食的“狂热爱好者”。当然，他对帝国的忠诚和贡献远高于对家乡的怀念，1847年出手瓦解了“西里尔与美多德兄弟会”（译注：基辅的反农奴制地下团体），所以兄弟会成员之一潘特雷蒙·库利什直呼这位波兰总督“暴君”。

延伸阅读：

影响俄罗斯历史的富商与寡头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曾经在波尔塔瓦担任师长的В. И.圣罗兰少将是法国移民后代。1826年在违背他意愿的情况下被任命去管理人口稀少的鄂木斯克省。他后来说，当时他恳请尼古拉一世收回成命，不要派他做无法胜任的职位。皇帝答复：
— 你既善于指挥一个师，亦能治理一片国土，此非难事。我曾做师长（译注：近卫第2步兵师，1825年3月），今治理全国，且如你所见，干的并不比别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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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莫斯科首次出现霍乱，尼古拉一世得知消息决定去视察。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畏惧这种未知疾病，请求丈夫切勿身临险境，但皇帝坚持己见。于是皇后把两个孩子带进办公室，希望丈夫看在儿女面上回心转意，结果皇帝说：
— 朕的莫斯科有三万儿童生命垂危！
说完就动身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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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地主希望送儿子去一所学校上学，为此向尼古拉一世请愿。他从没写过这种请愿书，更要命的是不知道该怎样称呼皇帝。这个呆头呆脑的家伙想起曾听过“至尊”一词，恰时值九月份，于是提笔就写：“九尊陛下！”尼古拉一世展信读完，笑着说：
— 务必送儿子去念书，好教他别像父亲这般愚蠢！
（译注：августейший形容“至尊、至圣”，地主望文生义，误以为“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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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年尼古拉一世任命亚历山大·古里耶夫伯爵做基辅总督，叮嘱说：
— 你知道的，波兰造反之后我就不喜欢波兰人。但是如果我出于偏见和激动，将要对他们采取什么不公正措施，你有义务立即提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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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代俄罗斯再次遭遇农作物歉收。尼古拉一世立即命令免除粮食进口税，暂停赋税和征兵，又发拨大笔资金购买粮食种子。
当时有人禀告皇帝：一位大商人囤积粮食甚多，以不合理高价销售。尼古拉一世派自己的侍从武官去问大商人能否降价，商人说：
— 我不能，本来买的就贵，岂可赔本做生意。
皇帝闻言，表示：
— 既然如此，我也不愿强人所难令他破家毁业，但我要求，必不许他低于自己定的价格卖粮。
同时皇帝下令开放国家粮仓，以采购价销售。商人的贵价粮全部砸在手里，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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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尼古拉一世途径客栈，正好看见一个军官步履蹒跚走出来，明显喝多了。皇帝命令停车，传那军官过来问话。从人摇摇摆摆几乎跌倒，扶着头盔勉强跑上前挨训：
— 如果你是我，遇见这副模样的军官，你会怎么说？
— 我……我会，陛下，我才不跟这样的猪说话呢。
皇帝被逗笑了：
— 赶紧叫辆车，回家睡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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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莫斯科周边闹狼灾，甚至窜入城区街道。步兵将军、莫斯科总督阿列克谢·谢尔巴托夫是个勇敢且鲁莽之人，给皇帝打报告禀明此事，请旨：“部署围猎消灭狼，或，至少把它们撵到邻近省份”。尼古拉一世读了报告，哈哈大笑：
— 行啊，他大概会把狼撵到彼得堡啊！
但皇帝并未因此责备受信赖的谢尔巴托夫，随即命令设立省和县一级猎兽人职务捕杀害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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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画家弗朗茨·克吕格为尼古拉一世画像，皇帝说：
— 亲爱的克吕格，你能要多少钱就要多少钱，因为那个吝啬鬼（指宫廷部大臣彼得·沃尔孔斯基亲王）生怕我们穷成乞丐，必然强迫你降低工价。
肖像画成（译注：见本文题图），尼古拉一世非常满意，吩咐赏赐克吕格镶钻石金表，但表上的钻石经过宫廷部官员层层转手之后消失了。后来皇帝再看见这块表，对克吕格说：
— 知道了吧，朕就是这样子被偷的！可朕若惩办全帝国的窃贼，西伯利亚也不够地方，而整个俄罗斯将会如西伯利亚般荒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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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被称作“第二面包”(Второй хлеб)，苏联时代过来的一些老人至今保持着开春时节到乡下别墅刨地种土豆的习惯。但古时候情况可不是这样。马铃薯进入俄罗斯之初农民普遍拒绝种植，叫这种块根植物“撒旦的苹果”、“恶魔的唾沫”，甚至引发暴动，朝廷不得不派兵弹压。

数百年来，耐储存的芜菁和萝卜一直是俄罗斯农民重要食物来源，或煮汤、油炸、烤馅饼，或发酵酿酒。西班牙征服者把土豆从美洲原产地带到欧洲，约在18世纪初经由未知途径传入俄罗斯，花了很久才在农民餐桌上占据一席之地。虽然故老相传彼得大帝访问荷兰期间品尝了土豆，很喜欢，欣然购买几桶发回老家——但这仅仅是传说而已。当年俄罗斯使馆所在的鹿特丹，各种商贸活动都被严格记录、保存，荷兰文献所载最早的土豆交易发生在1742年，也就是彼得大帝驾崩十七年后。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1730年曾有一盘子土豆被端到安娜·伊凡诺芙娜女皇面前。资料显示近卫谢苗诺夫斯基团的军官逢着放假也会吃土豆。叶卡捷琳娜二世曾试图推广土豆，采购8吨，要求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周边、波罗的海沿岸和诺夫哥罗德种植。可惜大部分冻坏了，幸存的少部分交付农民埋入土中，却似乎忘记告诉他们怎样处理和食用。

农民不喜欢生土豆的味道，一些人误食绿色浆果和花序中毒。这种“德国菜”没能赢得老百姓欢心，但仍继续在俄罗斯北方地区播种，替代因寒冷不适宜生长的小麦。诺夫哥罗德总督雅科夫·西韦尔斯写道：“本省农民乐意栽培‘地苹果’。或者炖煮吃，或者搁汤里，或者当一种蛋糕馅料用”。而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农民则对土豆心怀敌意。

受自然环境和技术水平所限，古代俄罗斯大部分地区从事农业困难，作物歉收和饥荒司空见惯。1840年饥荒又起，尼古拉一世皇帝命令全部省份大规模推广土豆。为此成立了分发种植材料的社会机构，派员指导栽种、储存和利用，并奖励那些种植土豆成绩优秀的人。

但辟出一块田种土豆是一回事，用土豆取代传统的小麦和芜菁就是另一回事了。农民们不愿放弃本地小麦改吃“德国菜”，低声发牢骚，明着暗着抗拒。地方官态度粗暴，不择手段执行圣旨，激起弗拉基米尔、萨拉托夫、托博尔斯克、彼尔姆和奥伦堡等省发生“土豆暴动”，波及伏尔加地区和乌拉尔，参与者多达50万。观念保守的旧礼仪派信徒呼声最高，管土豆叫“撒旦苹果”、“魔鬼唾液”、“娼妓之果”。

于是调集军队，一些“热点地区”甚至开炮轰。暴动主谋要么受刑而死，要么流放西伯利亚，要么配军终生不得返乡。但农民未被这些惩罚吓倒，持续抵抗当局。

1843年11月“强制种土豆令”被废除，工作重心转为宣传和鼓励。一番折腾下来，马铃薯终于在田地稀缺或贫瘠的地方扎了根，俄罗斯北部、乌拉尔地区、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农民渐渐接受这种能养家糊口的块根植物。乌克兰和伏尔加地区主要是德国移民在播种，虽然一些人仍叫它“魔鬼芜菁”、“地梨”和“狗卵蛋”，但土豆的角色终究是越来越重要了。

土豆不仅能做主食、做菜，也可用来制造淀粉、酵母、酿酒或饲喂牲畜。乌克兰民谚：“上帝创造土豆是为了让穷人也有剥皮的机会”，足以证明民众的认可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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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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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当代超级富豪，尼古拉二世皇帝也懂得财富分散存放：比如英国2亿卢布（当年面值）、法国2.2亿卢布，在德国和美国的据估计也很可观。皇室总财富——包括海外金融资产、股份、银行存款、土地、实业、建筑、珠宝等——合计约160-180亿卢布，相当于现代15万亿卢布。如果在今天，尼古拉二世全家凭借这笔财富肯定可以跻身全球最富有家庭前列。

全俄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尼古拉二世登记自己的职业是“俄罗斯大地之主”。这完全符合事实：根据俄罗斯土地世袭制度，他就是全帝国一切物产名义上的绝对拥有者。
而且，尼古拉二世生于俄罗斯，但有德国血统，是德皇威廉二世、英王乔治五世的亲戚。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出身德国，也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爱德华七世国王和德皇威廉二世的亲戚。可以这样说，当年欧洲各国——如英国、德国、丹麦、瑞典、希腊、西班牙等——的统治者都跟罗曼诺夫家族沾亲带故。所以尼古拉二世的财富很大一部分在外国。

银行存款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曾指出尼古拉二世收入的三个主要来源：国库年度拨款（1100万卢布）、皇室领地进款（250万卢布）和英国、德国银行存款利息。许多历史学家和回忆录作者机械重复大公的说法，表明他们对皇帝真实的财富来源和财富规模研究不深。首先，皇室土地不动产收入和国内外人士贡礼都应统计在内。其次，大公提供的数字严重缩水：仅1900年一年宫廷部就从国家预算中获得1600余万卢布，而来自皇室领地的固定进款早在1896年就已高达2000万卢布，其中500万卢布直接用于他家人日常生活开销。

皇室资产的确切规模，包括货币、证券和黄金等，至今笼罩在迷雾中。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能够大致了解。本文把尼古拉二世的货币财富分为三类：
1.俄罗斯国内货币和证券；
2.国外货币和证券；
3.国内与国外黄金。

罗曼诺夫家族的主要投资方向是有利可图的政府证券。尼古拉二世（1894年登基）银行合法存款可以从宫廷部相关报表中得知，比如第1章《固定资产利润和活期存款利息》透露如下数字：1885年3053648卢布、1906年2825056卢布，那么按照当时政府证券平均收益率4%计算，皇室的银行存款1885年超过7600万卢布、1906年超过7000万卢布。宫廷部还持有数千万卢布规模的秘密股票和账户，尤其是所谓“备用金”、“皇室农场金”、“皇帝陛下自用金”等。

管理宫廷部的B.克里文科在回忆录中说：监察负责人К.基斯特尔男爵设法建立了43411128卢布的预备金（“置于特别账户”），1881年1月1日宫廷部持有款项是：普通账户3662582卢布、特别账户43411128卢布、存款账户17652585卢布，合计64762295卢布。此外他强调“在‘伦敦银行’内并无当时所谓的百万巨款”。由此可见，上述1881年款项和1885年、1906年及其他年份类似数额款项是官方承认的，且在俄罗斯国内。

除俄罗斯国内的之外，历代俄皇也在英国、德国、法国、美国银行开立户头，这些信息属于绝密。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讲过英国银行存有2000万英镑（2亿卢布）。可以肯定的是，亚历山大三世1882年在”Bank of England”的利息为1758000英镑，推算存款1800-2000万卢布，从未出现在宫廷部任何公开报表中，也就是皇帝自己的私房钱。

1905年11月-1906年7月，德意志帝国银行的俄皇秘密账户又陆续存入462936英镑、9487100德国马克（约合876万卢布）。1906-1913年罗曼诺夫家族各位皇亲国戚纷纷在德国、英国和法国银行开立秘密匿名户头，金额惊人，据学者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国约有此类存款6.48亿法郎（约合2.2亿卢布）

另一项可以确定的是，1905-1917年间尼古拉二世派人携带金块、金币进入美国、英国等国，价值数千万卢布。

综上，二十世纪初俄罗斯皇室在海外拥有约1-3亿卢布证券、外币和黄金，估计年利息400万-1200万卢布。

“影子预算”使得皇帝每年再额外进款2000万-3000万卢布，这笔钱被暗中用于各种个人事务（存入国内外银行、购买黄金出国、购买新地产等）。尼古拉二世在位20年，“总收入”4-6亿卢布（3500-5000亿现代卢布），乃是他们家国内外货币财富增长的基础。

不动产

1.据1905年全俄普查，皇室其他成员在俄帝国欧洲部分50个省拥有784.3万俄亩（860万公顷）领地，尼古拉二世个人拥有1.35亿公顷（外贝加尔地区2600万，阿尔泰山区4000万、西伯利亚和波兰的洛维茨公国6780万）。

2.属于皇室的上百座庄园、几十座宫殿、剧院、博物馆等怎么估价？大叶卡捷琳娜宫算多少钱？这个问题难以回答，但肯定不是以百万、而是以千万计。只能粗略说这些瑰丽建筑的总价值在5-7亿卢布之间。

3.土地出产各种东西。比如皇室拥有的尼布楚、阿尔泰、勒拿河地区金、银、铜、铅矿，库兹涅茨克煤铁矿区，茶叶、甜菜和葡萄种植园，以及数以百计的贸易、制造等企业。这些生意的流动资金可达6000万卢布，生产性动产和不动产总价值估计4-6亿卢布。

4.一般消费品、艺术品和珠宝首饰，大部分属于皇室私有，少部分在艺廊或博物馆展出。以54枚帝国法贝热彩蛋为例，它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价值超过30万卢布。如今收藏在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和其他机构的皇室珍品几乎无法估价。帝国大皇冠1920年代曾被估价5200万美元，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皇后个人珠宝藏品1917年价值5000万美元。

5.此外不要忘了俄罗斯皇帝和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国外的巨额动产及不动产。

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费季索夫的研究结论认为，俄罗斯皇室之总财富，包括海外金融资产、土地、实业、建筑、珠宝等等，估计价值160-180亿“当年卢布”，约合15万亿“现代卢布”（2000-2500亿现代美元）。如此看来，埃隆·马斯克2021年身家逾2800亿美元，号称世界首富，尼古拉二世比他略逊一筹，超过杰夫·贝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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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究竟有多少钱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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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斯拉夫人的行事历上，五月、六月是节日和仪式最丰富的两个月。这段时间举行的各种活动虽然形式各异，但目的不外乎求告神灵、唤醒土地、获得丰收。因此古代斯拉夫的许多节日和仪式都与农事的时间相一致。“前基督教时代”俄罗斯文化跟后来乃至近现代俄罗斯文化非常不同，时间旅行者穿越回去，将感受真正的文化冲击。

例如为了增加收成，古代斯拉夫人会当众脱光光。童贞少女的裸体代表纯洁，已婚尤其怀孕妇女的裸体象征肥沃，男子的裸体则意味着生殖力。懂得这种概念，就明白为什么农夫农妇在播种季节脱衣服走进田野、菜地打滚甚至交媾了。若想亚麻长得好，赤身背对种子坐；若要洋葱大丰收，女人光腚滚菜畦；希望黄瓜粗又壮？袒胸露背撒种子。

而为了祈求粮食丰产，农民需要一丝不挂并空腹播种。播种期间禁止性交，因为古代斯拉夫民俗认为这段时间夫妻行房不吉利，庄稼会生病。而且播种季节妇女如遇怀孕或分娩也不准下田干活（儿按：此项习俗实际对母婴保护更多）。

种植果树苗木的工作通常交给妇女，特别是怀孕妇女，要求她们光屁股种树。最早成熟的苹果只叫多子女母亲采摘，这个活儿一般提前动手——冬天赤条条跑进果园摇晃果树。

“时间旅行者”可能会目睹不着寸缕的男子清晨跑过农田，他不是疯了，而是祈求丰收。日常耕种需要裸体女人“亮相”，所以村妇会撩起裙子稳坐地头。这种情况常邀请怀孕老婆，无子女者直接撵走。

如果卷心菜长势不好，农妇就露出丰满乳房“鼓励”蔬菜也变得又大又圆，甚至以此“羞辱”它们光吃肥料不长个。夏季遭遇干旱，女人们又得下田打滚，掀起上衣仿佛呼唤苍天播散甘霖浇灌。南部和东部斯拉夫人的求雨仪式则是找来裸体少女，用绿树枝叶周身缠裹，对她淋水。

另一种常见作法是妇女们到井边围成圈唱“刈麦歌”，唱完唤出女童一名当场剥光，叫她亲手打一桶水，再把水泼在圈中央。若这样仍无济于事，还有最后一招：田地主人把自己精液撒入土壤，如同“授胎”。

而为了使牛群安然度夏，东斯拉夫人的习惯是：当牧人今年第一次把牛群赶进牧场，或根本就是此人平生第一次放牧，他必须脱光衣裤环绕牛群裸奔三圈。养蜂人亦同然，围绕蜂箱裸奔三圈，相信能够保证蜜蜂分群顺利。

母牛挤奶的习俗是：春季“女巫聚会日”(шабаш)那天，用白色布料覆盖牛背，赤身裸体牵至最近的十字路口。主人持白布收集露水，盖回牛身，回家把露水挤到槽里饮牛，布抛到杆子上。

为了祈愿母牛顺利产崽或牛犊健康长大，裸体男童、女童必须在院子里围绕母牛转三圈。为了把牛奶做成优质黄油，主人搅打牛奶的时候要在桶边裸体跳跃。如果面团发的不好，女主人也会用这种办法“折辱之”。让母鸡乖乖下蛋还不生病的做法是：女主人早晨脱衣、劈腿跨坐炉门，以这副形象纺些线，拿去缠绑鸡爪。

赤身裸体还有吓退病魔、邪灵甚至伤人野兽的“功用”。人们相信鬼魂与恶兽都怕阳具和女阴，所以女人可以岔开腿站立病人床前助其痊愈，治疗师也会脱下自己裤子，向病魔展示他前后两面。

如果一个村庄受流行病威胁，俄罗斯西部的农民会找六位裸体少女拖着犁绕村三圈。领头带队的必须是个手拿细枝条的寡妇，再派个裸身长工殿后。如果草场遭了鼠害，主人就得起个大早，裸体挥舞连枷击打鼠洞，女人也得脱光走来走去，边走边用镰刀敲地。

总之，许许多多跟土地丰产相关的仪式和民俗后来共同演变为“人鱼节”(Русалий)和“伊凡·库帕拉节”(Иван Купала)庆祝活动的固定项目，逐渐失去其本来含义。例如节日活动之一是女子和熊交媾，熊实际是披熊皮的裸男。“人鱼节”期间少女和妇女常在林中奔跑嬉戏，因此白俄罗斯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森林中遭遇的每个裸女必是人鱼变化，谁撞见谁就手足抽搐。

另一项关乎生育的习俗是，“伊凡·库帕拉节”各村居民互相乱交，男人、女人想睡就睡，如果拒绝的话等于诅咒邻居歉收。不肯参与这项性仪式的男女可能会被严厉惩罚，甚至失去生命，但多数时候只是菜园和房舍被砸、大车被掀翻、小猪被放跑。

至于那些节日期间青年人特别爱干的偷菜偷物，拆井拆栅栏，掀翻车、船、雪橇、蜂箱，堵门堵路堵烟囱、放跑牛马等，统称“仪式放纵”，被认为有保护性、净化性含义。

当欢快的“伊凡·库帕拉节”接近尾声，许多村庄直到近些年仍保留着奇特的最高潮：夜晚青年人把白天制作的稻草人投入河流或湖泊。这个仪式很可能是古代献祭童男童女的遗存。考古学家兼斯拉夫学家鲍里斯·雷巴科夫认为这种习俗当年在俄罗斯十分普遍，因为那时气候更温暖潮湿，一些民间传说显示水中常有巨型捕食性鱼类或爬行动物出没，祭品乃是安抚它们的。

延伸阅读：

古代俄罗斯社会对“失贞”的态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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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二世皇帝1896年5月14日（格里历26日）登基加冕，定于1896年5月18日在莫斯科市郊举行群众庆祝活动，竟酿成俄罗斯近代最大悲剧之一：霍登场惨案。汹涌的观礼人群争抢礼品，导致近2000人死伤。

19世纪末的霍登场位于莫斯科郊区，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年间就用于举办各类庆祝活动，包括皇帝登基仪式。平日这块空地是莫斯科驻防军的训练场，因此遍布沟堑和坑道。其中最大一条沟堑在第十五届全俄贸易、工业和艺术展览会“帝皇馆”（该建筑保存至今，被楼群包围）背后，约70х200米，沟壁陡峭近乎垂直。由于长期挖沙、取土，沟底也变得崎岖不平。

这条大沟对面接近边缘的地方，排列着150个分发“皇家礼物”的摊位亭。共准备了400000个礼品袋，内装：纪念水杯、特制面包、香肠、蜜糖饼、花样甜食、皇帝皇后肖像方巾等。此外还将在庆祝现场免费提供30000桶啤酒和10000桶蜂蜜。可想而知这对平民百姓是多么大的诱惑！消息早早传出，尤其那个纪念水杯事先在莫斯科商店橱窗展览多日，令许多人垂涎三尺，提前跑来大沟附近占位置，说：“坐到天亮，直接去领东西，反正很近。”

结果人群越聚越多，远远超过准备的礼品，粗略估计黎明前已有500000人翘首等待！日出前后整个霍登场雾气弥漫，群众因疲劳和烦躁开始咒骂、争执，死了几个人。

就在此时，忽然传出消息说摊位亭工作人员正在“私分礼品”，迷迷糊糊的人群瞬间清醒，朝着相同方向快速移动。区区1800个警察根本无力维持秩序，尖叫声、嘶吼声、呻吟声此起彼伏。摊位亭工作人员眼见来者不善，很可能要拆亭子、打人，急忙把礼品袋抛向人群，加剧了争抢、踩踏。后队推挤前队，无数人失去平衡滚落沟底，站不直、爬不出，一层压一层……

拥挤踩踏大约持续15分钟。莫斯科当局闻讯急派哥萨克分队前往清场。他们努力驱散人群，起码防止了危险地区的进一步聚集。

尼古拉二世皇帝和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也接到汇报。事故现场被快速清理，原定庆祝活动不变。管弦乐队演奏了一场音乐会，下午2点皇帝亲临，接受雷鸣般的欢呼并齐唱国歌。当晚克里姆林宫继续庆典，随后在法国大使招待会上举行舞会。有人说皇帝不听劝阻执意参加舞会“以免加冕大礼蒙尘”，也有人说群臣出于外交考虑劝说皇帝勉强出席，所以尼古拉二世“面如白纸”、“神情憔悴”。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389人死于霍登场踩踏事件（包括送医不治者），几百人不同程度受伤、致残。按照现代医学说法，绝大多数死者死于“压迫性窒息”。皇帝原本要求向每名罹难者发放抚恤金和丧葬费1000卢布，当他得知实际死亡人数后又减为每人50-100卢布，总共8万或9万卢布（部分家属分文没得）。5月19日、20日，皇帝、皇后与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走访医院探视慰问，赠送住院者1000瓶葡萄酒。并为事件造成的孤儿专门成立了抚育院。与之相比，加冕典礼庆祝活动花费国库1亿卢布，相当于那年公共教育预算的三倍。

莫斯科两大报纸未及时报道霍登场惨案，警方从中作梗。只有《俄罗斯公报》刊发了消息。

莫斯科警察局长弗拉索夫斯基和副手被免职，前者获得每年15000卢布的终身养老金。

然而，社会大众普遍把谴责的矛头指向负责庆典的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认为他无视组织过程种种混乱，还拒绝调动军队到场维持秩序。同年大公出任莫斯科军区最高指挥官。

由于霍登场惨案和1905年1月9日的“血腥星期日”事件，激进反对派称呼俄国末代皇帝“血腥尼古拉”，此外号后来被苏联史学界沿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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