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斯大林生活“清心寡欲”的神话流传多年，说他平常只穿一双旧靴子、戴一顶褪色元帅帽，不追求享受，只盼祖国繁荣富强。林林总总的“事迹”令人两行热泪流下来——伟人啊！哪像今天奢糜无度的政府高官！

批评现任政府天经地义，公职人员炫耀性消费只能证明他们智商低。斯大林确实城府更深，但绝不是“清心寡欲”之人。

苏联政府在莫斯科专门为斯大林建造了3处别墅，另外在高加索有10处、克里木半岛4处。最著名的是“昆采沃别墅”，斯大林断断续续使用了20年。设计其中部分别墅的建筑师米隆·梅尔扎诺夫1943年被打成人民公敌，妻子、同事和他一起根据“58条”判处监禁，后来妻子死于劳改营。

所有别墅外墙都是绿色，因为斯大林害怕空袭，某些别墅下面还挖了防空洞。别墅的保卫力度堪比军队秘密实验室，50-100公顷土地被多道防线环绕，包括带刺铁丝网、金属栅栏和六米围墙。更外层由НКВД（后来МГБ国家安全部）派兵把守。别墅边缘布置高炮部队，上方的天空是禁飞区。别墅平时有常设人员进行内层保卫，斯大林驻跸之处再额外增派1000名国安人员。

除警卫力量外，每座别墅都雇佣了许多后勤人员：清洁女工、理发师、厨师、餐厅侍者、女护士、驾驶员、园丁、门房、检验食品安全及空气质量的毒理学家等，总计约50名。这些人来自特招，一旦入职就自动成为国安部门（当年叫ГПУ）雇员。

别墅硬件设施也都是最先进的。例如阿布哈兹别墅拥有两个陶瓷大浴缸，引入海水可保温数小时。楼梯、台阶特意修得低矮，方便患风湿病的斯大林进进出出。装饰方面，“远别墅”的壁炉镶嵌缟玛瑙和蛋白石，斯大林寝室全套家具是悬铃木的。毗邻寝室的小餐厅有个灰色大理石壁炉。此外，一些别墅的房间内部装修使用了不同木材：桦木、胡桃木、黄杨木、松木等。这些木制品都是专门承接政府订单的莫斯科“柳克斯”家具厂出品。

莫斯科的别墅：
1.“昆采沃”别墅（“近郊别墅”），2层，约1000平方米。
2.“谢苗诺夫斯科耶”别墅（“远别墅”），1层，约800平方米。
3.“祖巴洛沃”别墅，2层，约500平方米，12个房间。距离鲁布廖沃公路14千米。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死在这里，之后斯大林再未来此。

高加索的别墅：
4.“新马采斯塔”别墅（索契“绿林别墅”），2层，约200平方米。
5.“普扎诺夫卡”别墅（索契），1层，约100平方米。
6.“里维埃拉”别墅（索契），一度破败，近年修复为公园。
7.“波利诺夫卡”别墅（索契），2层，约200平米。斯大林仅住了一次，送给伏罗希洛夫。
8.“冷河”别墅（加格拉“18号保密设施”），2层，约500平米。
9.“理察湖”别墅（阿布哈兹），1层，约500平米。原址曾是高级党员的狩猎小屋，后来花1650万卢布整体重建。斯大林住过五次。
10.“新阿丰”别墅（阿布哈兹），2层，约200平米。斯大林住过六次，包括朝鲜战争期间。据说他限令卫士长弗拉西克1947年4月前督造完工，曰：“4月有别墅就有弗拉西克，4月没别墅就没弗拉西克。”
11.“苏呼米”别墅（阿布哈兹），2层，约600平米。位于苏呼米植物园内，目前属于阿布哈兹共和国总统。
12.“缪斯谢拉”别墅（阿布哈兹），2层。1936年竣工，斯大林住过八次。近年开放参观。
13.“波尔若米”别墅（格鲁吉亚），2层，约300平米，9个房间。19世纪末古建筑。
14.“茨哈尔图博”别墅（格鲁吉亚），2层，约200平米。可能建于1931年，内部隔墙已不存，无法推测原有几个房间。外立面黄色，不知是否重新粉刷过。

克里米亚的别墅：
15.“科列伊兹”别墅，即“尤苏波夫宫”。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在此居住，目前属于安全机构。
16.“戈洛温卡”别墅，1层，约150平米。斯大林住过一次。
17.“特拉佩兹尼科沃”别墅，2层，约300平米。后来给了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今已不存。
18.“亚韦纳亚”别墅，1层，约150平米。专为斯大林建造，但他从未光临。今已不存。

花在领袖身上的钱实属天文数字，也不受任何人节制。斯大林赴波茨坦会议之际，紧张的准备工作就开始了：

“И.В.斯大林同志
В.М.莫洛托夫同志：
苏联НКВД报告关于即将召开会议的接待和部署情况如下。已经准备了62栋别墅（10000平方米。单独为斯大林同志准备一栋二层公馆，15个房间，带开放凉台和阁楼，400平方米）。此处公馆设施齐备，有通信枢纽，附带家禽家畜养殖场、食品店、杂货店、饮料店。并在距离波茨坦7千米处设立三个辅助部门，有家禽家畜养殖场和蔬菜仓库；2个面包房已运转，工作人员全部来自莫斯科。两座专用机场已就绪。部署了НКВД部队7个团和1500名业务人员负责保卫。设3道防线。负责公馆警卫的是弗拉西克中将。负责会议地点警卫的是克鲁格洛夫。
准备了专列。全程运行1923千米（苏联境内1095，波兰594，德国234）。НКВД部队官兵1.7万人、业务人员1515名保障沿途安全。每千米铁道线布置6-15人警卫。НКВД部队的8台装甲列车沿此路线往来巡逻。
为莫洛托夫准备了2层小楼（11个房间）。为代表团提供55栋别墅，包括8栋个人公馆。

1945年7月2日
Л. 贝利亚”

（俄联邦国家档案馆）

历史学博士谢尔戈·米高扬（1929-2010，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之子）如此描述斯大林的宴席：

“我们来谈谈他著名的‘晚饭’，夜里10-11点开吃，凌晨3-4点结束。大概叫来8、10、12个人。精致菜肴一道接一道供应，香槟酒、白兰地、高级格鲁吉亚葡萄酒和伏特加如流水一般。老板本人饮酒不多，要喝也是喝甜香槟和‘赫万奇卡拉’牌葡萄酒。但他勉强别人多喝，依据的是‘清醒之人思虑多，醉醺之人说话多’那套理论。拒绝饮酒的人会被认为是害怕酒后吐真言，想隐藏什么东西。
备用的干净盘子、餐具和水晶玻璃杯大量堆放在附近，以免主客谈话时被‘服务员’干扰。有时老板突然用格鲁吉亚语说两个词，大意是‘新台布’或‘干净台布’，‘服务员’立即现身，拎着台布四角掀起，上面所有东西，什么鱼子酱、冷肉排、酸腌卷心菜配烤鹌鹑（斯大林最爱吃），连同盘子、餐具和酒杯统统卷走，挤碎的瓷器和玻璃器叮当作响。再铺好一块新的洁净台布盛放斯大林中意的各种佳肴，而且都是刚出锅的。”

1947年斯大林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薪金是每月10000卢布，相当于一辆“胜利牌”小车。担任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的薪金差不多也这个数。此外，他的年收入还应算上在苏联及外国发行其著作的版税。但没有一份文件能证明斯大林曾在战争期间花过一卢布个人积蓄用于国防，或在战后恢复国民经济、资助孤儿院或残废军人等崇高的公益事业。无论战时战后，斯大林从未用自己工资购买政府公债，尽管每个苏联公民都被强制要求购买公债以帮助祖国（这笔钱战时约占工资四分之三，战后约占工资三分之一）。

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这样写父亲：

“他自己不花钱，没地方花也没东西可买。他整个生活——别墅、住宅、佣人、饮食、服装——都是国家支付的。有专门的池塘给他养鱼，专门的牧场养野鸡和羔羊，喝特供的格鲁吉亚葡萄酒，吃飞机空运的南方新鲜水果。”

这些享受斯大林从没掏过一戈比。苏联国安部的一个特别管理局打点这些花销，金额相当大，甚至他的卫士长、国家安全将军Н.С. 弗拉西克都“以斯大林名义经手百万巨款”。

哪个亿万富翁，更不必说美国或西欧国家总统，有能力负担斯大林这种别墅遍布全国、飨宴挥金如土的奢侈？而斯大林随时可以身穿旧衣服亮相人民面前。伟人哉，清心寡欲矣——只要苏联“繁荣富强”就好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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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百个警务趣事》，Н.费多托夫著，散栎儿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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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联笑话选辑》，人民群众著，散栎儿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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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访谈卢金将军》，К.西蒙诺夫，散栎儿译

在古代斯拉夫人的行事历上，五月、六月是节日和仪式最丰富的两个月。这段时间举行的各种活动虽然形式各异，但目的不外乎求告神灵、唤醒土地、获得丰收。因此古代斯拉夫的许多节日和仪式都与农事的时间相一致。“前基督教时代”俄罗斯文化跟后来乃至近现代俄罗斯文化非常不同，时间旅行者穿越回去，将感受真正的文化冲击。

例如为了增加收成，古代斯拉夫人会当众脱光光。童贞少女的裸体代表纯洁，已婚尤其怀孕妇女的裸体象征肥沃，男子的裸体则意味着生殖力。懂得这种概念，就明白为什么农夫农妇在播种季节脱衣服走进田野、菜地打滚甚至交媾了。若想亚麻长得好，赤身背对种子坐；若要洋葱大丰收，女人光腚滚菜畦；希望黄瓜粗又壮？袒胸露背撒种子。

而为了祈求粮食丰产，农民需要一丝不挂并空腹播种。播种期间禁止性交，因为古代斯拉夫民俗认为这段时间夫妻行房不吉利，庄稼会生病。而且播种季节妇女如遇怀孕或分娩也不准下田干活（儿按：此项习俗实际对母婴保护更多）。

种植果树苗木的工作通常交给妇女，特别是怀孕妇女，要求她们光屁股种树。最早成熟的苹果只叫多子女母亲采摘，这个活儿一般提前动手——冬天赤条条跑进果园摇晃果树。

“时间旅行者”可能会目睹不着寸缕的男子清晨跑过农田，他不是疯了，而是祈求丰收。日常耕种需要裸体女人“亮相”，所以村妇会撩起裙子稳坐地头。这种情况常邀请怀孕老婆，无子女者直接撵走。

如果卷心菜长势不好，农妇就露出丰满乳房“鼓励”蔬菜也变得又大又圆，甚至以此“羞辱”它们光吃肥料不长个。夏季遭遇干旱，女人们又得下田打滚，掀起上衣仿佛呼唤苍天播散甘霖浇灌。南部和东部斯拉夫人的求雨仪式则是找来裸体少女，用绿树枝叶周身缠裹，对她淋水。

另一种常见作法是妇女们到井边围成圈唱“刈麦歌”，唱完唤出女童一名当场剥光，叫她亲手打一桶水，再把水泼在圈中央。若这样仍无济于事，还有最后一招：田地主人把自己精液撒入土壤，如同“授胎”。

而为了使牛群安然度夏，东斯拉夫人的习惯是：当牧人今年第一次把牛群赶进牧场，或根本就是此人平生第一次放牧，他必须脱光衣裤环绕牛群裸奔三圈。养蜂人亦同然，围绕蜂箱裸奔三圈，相信能够保证蜜蜂分群顺利。

母牛挤奶的习俗是：春季“女巫聚会日”(шабаш)那天，用白色布料覆盖牛背，赤身裸体牵至最近的十字路口。主人持白布收集露水，盖回牛身，回家把露水挤到槽里饮牛，布抛到杆子上。

为了祈愿母牛顺利产崽或牛犊健康长大，裸体男童、女童必须在院子里围绕母牛转三圈。为了把牛奶做成优质黄油，主人搅打牛奶的时候要在桶边裸体跳跃。如果面团发的不好，女主人也会用这种办法“折辱之”。让母鸡乖乖下蛋还不生病的做法是：女主人早晨脱衣、劈腿跨坐炉门，以这副形象纺些线，拿去缠绑鸡爪。

赤身裸体还有吓退病魔、邪灵甚至伤人野兽的“功用”。人们相信鬼魂与恶兽都怕阳具和女阴，所以女人可以岔开腿站立病人床前助其痊愈，治疗师也会脱下自己裤子，向病魔展示他前后两面。

如果一个村庄受流行病威胁，俄罗斯西部的农民会找六位裸体少女拖着犁绕村三圈。领头带队的必须是个手拿细枝条的寡妇，再派个裸身长工殿后。如果草场遭了鼠害，主人就得起个大早，裸体挥舞连枷击打鼠洞，女人也得脱光走来走去，边走边用镰刀敲地。

总之，许许多多跟土地丰产相关的仪式和民俗后来共同演变为“人鱼节”(Русалий)和“伊凡·库帕拉节”(Иван Купала)庆祝活动的固定项目，逐渐失去其本来含义。例如节日活动之一是女子和熊交媾，熊实际是披熊皮的裸男。“人鱼节”期间少女和妇女常在林中奔跑嬉戏，因此白俄罗斯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森林中遭遇的每个裸女必是人鱼变化，谁撞见谁就手足抽搐。

另一项关乎生育的习俗是，“伊凡·库帕拉节”各村居民互相乱交，男人、女人想睡就睡，如果拒绝的话等于诅咒邻居歉收。不肯参与这项性仪式的男女可能会被严厉惩罚，甚至失去生命，但多数时候只是菜园和房舍被砸、大车被掀翻、小猪被放跑。

至于那些节日期间青年人特别爱干的偷菜偷物，拆井拆栅栏，掀翻车、船、雪橇、蜂箱，堵门堵路堵烟囱、放跑牛马等，统称“仪式放纵”，被认为有保护性、净化性含义。

当欢快的“伊凡·库帕拉节”接近尾声，许多村庄直到近些年仍保留着奇特的最高潮：夜晚青年人把白天制作的稻草人投入河流或湖泊。这个仪式很可能是古代献祭童男童女的遗存。考古学家兼斯拉夫学家鲍里斯·雷巴科夫认为这种习俗当年在俄罗斯十分普遍，因为那时气候更温暖潮湿，一些民间传说显示水中常有巨型捕食性鱼类或爬行动物出没，祭品乃是安抚它们的。

延伸阅读：

古代俄罗斯社会对“失贞”的态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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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派讨论、涉嫌反帝制活动，由死刑改判苦役。多年后他的侄子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遭遇相似命运，只因不受苏联“待见”就被投入斯大林的劳改营。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63年生人，父亲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建筑家）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弟弟。安德烈一辈子只见过伯伯两次：2岁一次、13岁一次。

1888年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从圣彼得堡大学历史-语言学系毕业，1890年到内政部中央统计委员会工作。他参加过第一次全俄人口普查，被派往突厥斯坦登记游牧民族，积累了丰富经验。1893年安德烈成为俄罗斯地理学会正式成员，1903年开始担任学会秘书十三载，组织、领导多次科考活动，负责编辑学报和其他刊物。1906-1917年兼职国民教育部工作，为学校编撰地理课本等教学资料。因贡献突出，授予五品文官(статский советник)职衔、二级“圣安娜”勋章。

十月革命后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频繁调动工作，陆续在统计部门、农业部门、矿业部门、铁路等处供职。1925年7月到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上班，整理研究各种珍贵历史文献。此期间他投入大量精力出版父亲的回忆录，这本书后来成为他“一生最大的遗产”。1930年11月安德烈被卷入所长谢尔盖·普拉托诺夫院士的所谓“学院案”（译注：政治构陷案，1967年案件平反），被捕。

该案涉案人员被指控“反革命”、“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复辟帝制”，所谓“罪证”是文学研究所收藏有大量尼古拉二世年间的档案、文件，包括末代俄皇退位诏书副本。虽然安德烈跟“主犯”之一叶夫根尼·塔尔列院士私交不深，却被着重关照，处没收全部财产、十年劳改，押送索洛维茨基特种监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参与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

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五十周年之际，他的孙子安德烈·费奥多罗维奇求见刚卸任不久的教育人民委员、苏联科学院院士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卢那察尔斯基表示自己无法直接影响案件，但可以向米哈伊尔·加里宁反映情况，因为后者有权要求重新调查。几乎与此同时，斯大林对“学院案”的态度也出现缓和。最终在卢那察尔斯基和加里宁的运作下，1931年5月1日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突然身穿囚服返回家中。此后他在水文研究所上班，1933年9月13日逝世。终身未婚，葬圣彼得堡“斯摩棱斯克”东正教公墓。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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Э.А. 谢瓦尔德纳泽、А.Н.雅科夫列夫和В.А.克留奇科夫
《关于我们在人道领域的进一步行动》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8年11月22日

苏共中央：

根据苏共中央的决定，我国正做出巨大努力使一切生活领域民主化，修订包括人道领域在内的各种法律。在实践中通过这些法律，将意味着在扩大个人权利、以最高标准维护个人权利方面实现真正突破。

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人道领域内言行一致，证明我们坚定遵守一切国际法规则。联系到即将举行的世界人权宣言通过40周年庆祝活动，以及活动前夕М.С.戈尔巴乔夫同志在联合国的讲话，这一点将获得特殊共鸣。

在这种重申我们改革进程的广泛政治背景下，为了充分利用好联合国高讲台，一系列人道问题应该得到解决。这将减少针对我们的批判攻击的严重性。此项工作应在今年11月30日前迅速完成。

具体而言，建议重新审查所有因反苏活动和宣传、宗教或神秘主义活动、企图非法离开苏联或因触犯其他此类法律条款而被监禁、被流放、在国民经济建设工地被强迫劳动或被送去接受强制性精神病治疗的人的案件。

提前释放这些正在服刑或接受强制治疗的人，赦免他们并予以恢复名誉是明智的。

至于那些怀疑指控可能带有政治动机的案子，要仔细留意审查，以便有可能在执行刑罚前及时制止。

允许一些公民到国外定居也是很重要的，其中许多人自1960-1970年代以来因保密原因一直被拒绝。特别是他们中的分居配偶、分离家庭和自称外国国籍的人。

因此建议取消对不再从事涉及国家机密工作的苏联公民以其掌握国家机密为由在国外永久居住的限制。同时也是为了保障那些因家庭财产冲突而延迟离境的人顺利离境，这样做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整顿关于服刑人员和“拒服兵役者”的秩序则更加重要，因为我们主管部门的真实材料与国际组织和西方政府活动家手中的名单大相径庭，某些情况下这有助于我们揭穿此类行动的伪善面目和敌对宣传实质。

与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可能的其他西方国家接触，提出在总检察长和最高法院之间建立业务合作的建议，以便提供法律互助和交流法院案件的机密信息，同样是有意义的（美国方面已经开始为我们提供这种机会）。这种互信将明确地消除对 “篡改 “法庭案件的指控，并使我们能够揭露美国和英国的无理臆断，毕竟这些行为在西欧政界是受谴责的。

在联合国讲台上发表事实声明说国内不再有人因政治观点而服刑，就像过去几乎没有被多年禁止出境的 “拒服兵役者 “一样，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这将提供一个机会，不仅展示苏联真正的人道面貌，更可以在一切人道主义问题上采取主动进取的立场。

附上苏共中央决议草案。

请考虑。

Э.谢瓦尔德纳泽、А.雅科夫列夫，В.克留奇科夫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我们在人道领域的进一步行动》的决议
1988.11.24

关于我们在人道领域的进一步行动（戈尔巴乔夫、沃罗特尼科夫、扎伊科夫、利加乔夫、梅德韦杰夫、尼科诺夫、雷日科夫、切布里科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克留奇科夫、科瓦廖夫同志）。

1.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В.А.克留奇科夫同志），苏联内务部（В.В.巴卡京同志），苏联检察院（А.Я.苏哈列夫同志），苏联最高法院（В.И.捷列比洛夫同志），苏共中央国防部(Оборонному отделу ЦК КПСС)（О.С.别利亚科同志），会同苏联外交部和苏共中央国际部进行快速审议，以便在1988年11月30日之前做出决定，赦免并提前释放所有因反苏活动和宣传、宗教和神秘主义活动、企图违法离开苏联、企图进入外国大使馆或因触犯其他此类法律条款被指控判决有罪的，现入狱、流放以及在国民经济建设工地强制劳动的人员。

并决定在1988年11月30日之前取消对不再担任涉及国家秘密的工作的公民出国永久居住的限制。

2.苏联卫生部（Е.И.恰佐夫同志）会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В.А.克留奇科夫同志）及苏联内务部（В.В.巴卡京同志）在1988年11月30日之前研究关于重新审查某些苏联公民因政治性指控而遭受强制精神病治疗裁决的可行性。

3.苏联检察院（А.Я.苏哈列夫同志）和苏联最高法院（В.И.捷列比洛夫同志）着手与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可能的其他西方国家进行接触，提出业务合作建议，以便建立法律互助及交换双方感兴趣的法院案件秘密信息。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3.目录103.卷56.23-24页 原件 打字稿）

延伸阅读：

苏联的惩罚性精神病学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所需食材：

鸡肝：400克
大白菜叶：若干片
圆葱：1个
胡萝卜：1个
鸡蛋：2-3个
酸黄瓜：2-3个
蛋黄酱、盐、胡椒粉酌量
植物油

步骤：

鸡肝洗净、擦干，剁小块。
热锅烧植物油，大火快炒2分钟。转小火，盖锅盖焖煮8-10分钟至变软，撒盐、胡椒粉调味。

鸡肝盛出冷却，剁碎。
鸡蛋煮熟，剁碎。
洋葱去皮，剁碎。
胡萝卜剁碎。
酸黄瓜切丝或小丁。
另锅翻炒洋葱、胡萝卜，撒少许盐。

鸡肝、洋葱、胡萝卜、鸡蛋、黄瓜混合拌匀，即成馅料。

蛋黄酱、盐、胡椒粉混合，得到调味酱料。
切下大白菜叶较厚的菜帮，只取上半部分，置于盘中，卷上馅料和酱料。
上桌前可用绿色蔬菜或红色甜椒做点缀。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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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代，政府会以牵强附会的理由把人送入特种精神病院，炮制出毫无根据的“诊断”，再对患者进行“煞费苦心”的所谓“治疗”。现为媒体主编、记者的精神病学家、医学副博士彼得·卡缅琴科作为亲历者，为我们揭开了苏联“惩罚性精神病学”的一角：

学界弃儿

1983年全联盟神经病及精神病学会自愿退出世界精神病协会(WPA)。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在维也纳召开的下一届国际大会上就会被人家耻辱地逐出了。

时任克格勃主席维塔利·费多尔丘克就此事向苏共中央报告称：“敌方情报机关准备在1983年奥地利世界精神病学代表大会上实施新一轮反苏行动”。

WPA将苏联同行排斥在外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一个调查滥用精神病学的国际委员会的结论，该委员会收集了大量“苏联出于政治目的系统性滥用精神病学”的证据。而苏联自己直到1988年才承认利用精神病学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当年1月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关于给予精神病学救治的条件和方法的规定》，旨在取缔基于政治动机使用精神病学对公民施加法外迫害的现象。该《规定》是苏联历史上第一部规范精神病医疗服务的官方条例。

但在此之前一切都听部门指令，这些指令不登报刊载，外界无从得知。

1988年《规定》通过后，原由苏联内务部管辖的11所特种精神病院转隶苏联卫生部，另5所关门停业。77.6万名公民被从“精神病人登记册”上删除，次年又删除了约100万。同时修改精神病院收容、治疗患者的条例。

本人（投身新闻出版界之前）曾在精神病学领域工作十年半，其中六年（1982-1988）在莫斯科第15市立临床精神病院做精神科大夫。先声明：我从未专门研究过苏联滥用精神病学的问题，所以下面只讲自己亲眼目睹的事情。

从精神病院到建设岗位

苏联年间，把一个人送进精神病院比现在容易得多。对人进行治疗不需要本人同意。

正常情况下，准患者先到精神神经病防治所(ПНД)治疗，然后独自或由亲属陪同到精神病院住院。这个转诊过程需要医生开具《初诊书》和住院必要性理由。

接诊室的值班大夫对患者进行评估，出具《入院诊断》，根据患者病情程度、以及对本人和他人的危险性评定为“严重”或“普通”。若发现自杀倾向，则标注“自杀”。然后带患者洗澡、理发（如果需要）、换病号服，送至病房。病房按性别分男女，进一步细分为“急症”、“疗养”、“老年”（顾名思义）和“少年”病房。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精神病院设有“酒精科”，收治慢性酒精中毒者。这类人也会被送去劳动医疗防治疗养所(ЛТП)，强制治疗酒精中毒的同时强制参加劳动，比如”ЗИЛ”汽车厂。后来精神病院的“酒精科”一律转到专门的成瘾性戒断医院。但在此之前，我还当了一段时间的市立15院“酒精科”（100张床位）主任呢。

为了把某个人合法送去ЛТП，必须满足下列条件：诊断为慢性酒精中毒2期或3期，2-3个疗程无效，被醒酒所收容，警局出具的申请书和工作单位的劣迹评定。然而警察厌恶游手好闲的酒鬼，常常不跟任何人商量就直接把他们扔进ЛТП。我这个大学刚毕业的毛头小子却要确定一群大男人的命运，只好尽力凭良心办事：劝说、治疗、弥合、打马虎眼……

确实没治的顽固酒鬼最后终究进了ЛТП，乖乖加入发达社会主义建设大军。可他们能干什么呢？有些接受劳动医疗防治的人一出来就迅速崩溃了。

假钱和政委之手

所以，大多数患者是自愿住院的，但也有强制收治的。对于已经登记注册的暴力型患者，可以呼叫精神病院出车接：值班大夫开单、护工用约束带捆绑，以最快速度送院。警察局、醒酒所和国家机关都有权呼叫精神病院接人，特殊情况下病人被径直带到值班的精神病医生面前，由他亲自开住院单。

如此一来，精神病院实际收容了许多外埠人：流浪的、告状的、突发奇想的、讨说法的，多数被从街头、火车站和国家机关接待室直接送来。

1985年春的某一天我正在值班，文化部接待室送来一位衣衫不整的男子，手里拎着塞满旧报纸的皮箱。他是科斯特罗马州人士，来莫斯科递交自己用旧报纸制作的胜利40周年纪念碑全尺寸设计稿。据他说纪念碑高约100米。

在护工监视下，我请这位民间艺术家展示纪念碑设计稿的局部。大约半小时后，诊室里出现一尊摇晃、歪斜的奇怪纸质结构。男子说这就是“政委之手”的样子，紧紧攥着被纳粹分子射杀的党员的党证。

必须承认，我缺乏空间想象力，所以没本事欣赏这尊造像的优点——运气欠佳的艺术家进了“急症”病房，祖国纪念碑艺术很可能因此失去潜在的杰作。

还有一次，警员逮捕送来一名“恶意造假币者”。这个倒霉蛋把报纸仔仔细细裁成长方形，圆珠笔写上“鲍里斯的卢布”，买东西付款时被抓。虽然他拒不认罪，但还是要接受治疗。

苏联游民在哪里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苏联的街头看不到流浪者？很简单：警察会把外埠人集中送到市立精神病院值班室。流浪者洗个澡，暂时收入病房，医生想办法问明他从哪来、受了什么委屈。等攒够一批再统一送他们回老家。

到了老家医院，有亲戚找亲戚，没亲戚进当地精神病院。编个诊断出来根本不是问题。有没有脑震荡？有！那就写：“慢性酒精中毒导致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性损伤”。

不肯住院的直接“绑来”——用宽条粗帆布捆扎。我印象里从没见过给人穿拘束衣的。到了病房，暴力倾向者在观察室打屁股针镇静，一般是氯丙嗪（2ml肌注），必要时用华夫格毛巾固定在床上，双臂双腿绑于床架，安全又牢靠。

观察室8-12张床，护工24小时值班，女观察室当然是女护工。市立15院的女护工传统上来自谢尔普霍夫，因为医院靠近卡希拉公路，从那边儿招人相对方便。这些五六十岁妇女身强力壮，训练有素、勇敢果断，可以闪电般击倒并捆绑暴力患者。病人进了病房门一锁，命运完全取决于大夫的专业技能和道德良心。

苏联精神病院收治的患者绝大多数存在明确指征，到今天也要承认这一点。包括各种因素导致的急性、慢性精神病：抑郁症、神经官能症、精神变态、反应性精神病、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性损伤、癫痫、各类先天及后天痴呆等…… 这些人如果到今天的医院，按照现行标准进行诊断，也是要收治的。可惜，当时不光有这些人。

观其行迹，查其心境

我当大夫那几年的精神病学实践基本在女性青少年病房。很大，一百张床，占据两层楼。“三个半”医生负责，也就是每人要管30位患者。

患者都是14-18岁有各种精神病态的女孩子。由于国内其他地方没有专门的青少年精神病机构，所以最难治的全送来首都了。患者多自然任务重，有时超额收治110-120人。好在工作人员业务熟练，药品不缺。社会主义一体化的作用于此体现：匈牙利和民主德国的制药业十分发达，足以向苏联和经互会成员国提供足够数量的高品质药物。

然而问题在于，许多青少年只是由于反社会行为就被送来。逃学、离家出走、饮酒、性交、反抗警察等都被认为是“该关疯人院”的充分理由。

那些往往来自不正常家庭的青少年可能仅仅因为晚九点后在单元门口、儿童广场或凉亭结伴同坐，或因举止无礼、地段警看不顺眼就被逮捕。先带到居住地警察局儿童室登记，接着办拘留，再叫父母来问话。多次警告之后，负责青少年事务的专员联络ПНД，送孩子进医院。不过话说回来，他们没进成人病房而是到了我们这儿，其实是件好事。

只要一个青少年“反社会分子”被照例送到医院做检查、被诊断患病（医生不可能写一份无诊断的含糊病历），那么警察就不再对这个“疯子”负任何责任，同时提高自己的业绩。

可医生怎么处置他们？一方面，是精神变态儿童、性乱交小流氓、女酒鬼和吵闹鬼。另一方面，那些实际被强制拖来的孩子，是安静忧郁的宅家少女、低能的精神分裂、患严重神经性厌食症的女优等生、恶性癫痫患者和一心求死的癔症患者…… 结果低级别医务人员和病人自己会把这些人根据“行为”和“心态”分作两类。对前者而言住院是一种惩罚，后者则需治疗甚至挽救。

在拥挤的环境中，几乎不可能把二者完全隔离。“行为有病”的会跑去欺负“心态有病”的，躲着工作人员辱骂嘲笑她们，抢东西，甚至动手打。早晨查房，“安静房间”的病号多半有点鼻青脸肿。不用说，患者、家属包括工作人员都不乐意发生这种事。我们不得不采取惩罚措施。

索佛新交叉

企图逃跑、攻击病友、偷窃和在病房吸烟属于最严重的违规。对于轻微违规，惩罚可能是剥夺散步时间或延迟出院，但多数时候这样做没什么用。就连父母、老师和警察在“外头”都没法子管制他们。何况真正的患者和工作人员也该受到保护。

最有效的行为矫正手段是“索佛新”——桃油溶解的无菌硫磺注射液。这种热疗法药物在苏联原本针对精神分裂症和梅毒，肌肉注射会导致明显发热效应，体温急剧升高，促进新陈代谢，帮助精神类药品更好吸收。不过，它更多地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在临床应用。

虽然它不会对健康的身体造成实质损害，但40℃以下发烧和注射部位剧痛足以令不良少女记忆深刻。她们被告知索佛新是住院治疗的重要环节。打过这种药之后，该上厕所上厕所，该进食堂进食堂，再无意愿和力气违反管理制度。

注射位置通常在一侧臀部，偶尔在双臀或肩胛骨下方。还有所谓“索佛新交叉”：同时在双臀和两侧肩胛骨四点注射。我们病房从没用过，但我知道成人“急症”病房有用作惩罚手段。

我见过最恶劣的做法是在没有矫正器(корректор)的情况下联合使用索佛新与氟哌啶醇。索佛新导致发烧和注射部位剧痛，氟哌啶醇引发肌肉抽搐，真是地狱般的体验！而这正是我行医初期短暂干过的男性“急症”病房主任惩罚患者的方式。

一个疗程的索佛新之后，女患者行为彻底改观：信誓旦旦向父母、警察、老师、医生保证做全世界最好、最听话的人，考试拿满分，永不来医院。这番经历对许多人来说刻骨铭心，有助她们在“外头”举止得体，至少不被抓住。

“教她们吧！娶她们吧…… 每个都得治！”

无论患者是因为“行为”或“心态”来到我们这里，我们都替她们感到遗憾，竭尽所能施以援手。但做到这一点有时并不容易。

有一次我安排了若干人9月1日之前出院，好让她们准时开学。否则难免要补很多课，更容易出现旷课。上午开会，我们戏称为“房顶工碰头会”，医院的主任医生得知将有许多人出院，大发雷霆——因为他之前曾遇过这种情况。发火的原因是今年夏天医院未完成床位日计划，所以禁止任何人出院。我告诉他孩子们需要上学，主任医生面红耳赤，跳脚尖叫：“教她们吧！娶她们吧…… 每个都得治！”

但我终究放她们走了，有些人已进入康复休假阶段，有些人根本没病，只是被假病案困住，再不让出院就形同犯罪了。

对于那些没病的患者，如何写诊断是个大问题。如上所述，当务之急是把病案存档、下出院诊断。此外，为了统计需要，还得按照官方的精神疾病分类法进行编码。

不存在“精神健康”这一说，做这行的原则是“来人就要下诊断”。我既要想办法让这些人不被列入精神病人登记册，又要避免自己被抓住。

比如下面这个案例。某17岁女生十年级毕业后的暑假在法院做助理文员，同事们不友好，屡屡欺负她。某日女生再次被训斥，情绪失控，因为是最后下班的人，正好放火焚烧案卷。虽然她登时后悔，奋力扑救，可惜无济于事。结果，一个歇斯底里、灰头脏脸的“疯丫头”进了疯人院。

这女生挺可爱，我能理解她遭遇的麻烦。最后我写了既难以据此追究刑事责任、也无法送她去精神神经病防治所的诊断：“一个有行为和情绪偏差的青少年的急性应激反应”。我甚至找不到适当的分类代码。此类情况真不少。

克格勃分处和告密医生

1980年代初西方人权组织不断指责苏联精神病医生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其结果是全联盟神经病及精神病学会被世界精神病协会除名（虽然我们提前退了）。这些指控几分真实、几分宣传，我不知道。

关于这个问题，我能告诉大家的是，市立15院一号楼四层有“克格勃分处”。至少医院同事是这么叫的。虽然名义上属于15医院，但地位特殊，普通大夫无权入内。即便夜间查房的时候，值班医生也是站在第一道铁门和第二道铁门之间做记录。有人说那里头是治疗精神错乱国安官员的地方，究竟关没关异议分子我也不清楚。

改革之后从可靠渠道得知，市立15院几乎每个科室都有克格勃线人，他们定期汇报与世隔绝的医院门后发生的一切事情。医院的头头是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因为这份工作他经常得到公费出国机会。

女良心犯

说起来我也见过一次持不同政见者。1984或1985年，具体记不太清，进来一位叫娜斯佳的16岁少女，姓什么忘了。警察在她母亲陪同下把她送入病房。

在他们看来，娜斯佳最近一年的行为很不像话。她在学校频频找老师辩论，声称苏联是灾祸帝国，苏联体制是法西斯集中营，国家领导人是白痴。拿到国内护照，她直接在上面画纳粹党标志，涂写脏话，要求警察局逮捕她，或者干脆作为人民公敌关进监狱。

值班警员打电话叫她妈妈把这个“持不同政见者”领回家好生管教。从此娜斯佳就不上学了，跑到阿尔巴特街混社会，头不梳脸不洗浑身邋遢，在家熬夜不睡觉，自称嬉皮士。只吃纸盒装的速食汤，拒绝妈妈做的饭，偷偷带东西出门，说有克格勃监视她，还用剃刀划手。母亲最后实在无奈，找到ПНД，在警察协助下送娜斯佳进医院。

娜斯佳在病房情绪激动，侵略性强，言语粗暴，乱扔用过的护垫，说自己“被克格勃下令关在疯人院”，全院职工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声言自己多么多么憎恨苏联…… 诸如此类。

问娜斯佳为什么只吃盒装汤，她说“妈妈做饭的时候，自己脑子里会涌出不好的念头，所以才不吃她做的饭”。很显然这姑娘病了，需要接受治疗，我迅速制定治疗方案。

探视时间来了几个熟人要求见她，我就给他们解释娜斯佳得了什么病，严重程度怎样。几天后“自由电台”播出消息，说一名“良心犯”被莫斯科市立15精神病院强制关押，并在克格勃授意下被注射了强效精神药物。而我本人则被形容为惩罚性精神病学的代表。

再后来不知是谁说动了娜斯佳妈妈，反正她坚决要求女儿立即出院。很遗憾事情变成这样。以上就是我实际经历的惩罚性精神病学。

后记

最后我必须为自己这辈子相当一段时间所从事的职业辩护几句。苏联精神病学一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为犯罪或惩罚手段，我认为这至少是不公正的。

人们不能用今天的法律和道德去评判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家的人和事。我们当今社会认为的许多可怕的、反常的事情在苏联年间稀松平常，反之亦然——我们当今坦然接受的许多事情在那时被视为极不道德、无法容忍的。

我很幸运，曾经与许多优秀的专家、卓越的同事一起工作，我怀着崇敬之心想念他们，成千上万病人经他们治疗恢复健康。但很不幸，确实有其他案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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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3月10日明斯克无线电器厂索菲娅·柯瓦列夫斯卡娅街一分厂外壳车间发生大爆炸，100余人罹难，300多人不同程度受伤。这次爆炸是二战后白俄罗斯境内破坏最大、受害者最多的生产事故。

当地时间3月10日19:30，明斯克无线电器厂（今“地平线”控股公司）一个生产车间夜班时段发生剧烈爆炸。巨响传到几公里之外，两层厂房完全坍塌化作废墟。明火不大，只在通风管道内蔓延，车间存放的生产废料被点燃。

救援队伍赶来前十多分钟，附近居民及过路人冲进事故现场全力救助伤者。之后警察和内务部队封锁了厂区周边。

由于救援队伍缺乏清理残垣断壁的机械设备，搜救工作变得复杂化。当夜严寒，许多被困者死于体温过低或失血过多。次日早晨吊车抵达，可惜功率不够，沉重的厂房残骸半空掉落，压死了正下方的被困者。搜救行动持续三天，好歹从瓦砾下拖出84具尸体，另22人送医不治，共106人遇难。最后获救的工人叫瓦列里·索洛维耶夫，顽强坚持三昼夜，腿骨骨折、体温降到24℃，终于重见光明。

日后出任苏联国防部长的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率领政府委员会从莫斯科飞赴明斯克。

官方资料中关于此事的信息很少，报纸也只做了简短报道：
“昨天3月10日明斯克无线电器厂生产车间夜班发生事故，造成人员死伤。受害者已送往医院接受必要的医疗救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

爆炸过后，社会上随即传出多个版本的事故原因，其中之一指出：悲剧发生前刚刚进口的奥地利清漆的特性未经过仔细研究。抛光工序产生的粉尘浓度极限规定为每立方米65克，但后来军队专家实验发现最低5克就能引起爆炸。

另一种分析则称车间的设计和建造本身存在隐患。尤其该车间最初计划用于纺织工业，其通风系统完全遵循另一套标准。对于目前的生产工艺，集尘设施应至少远离车间100米，以防火花意外落入通风管道引起明火和爆炸，但集尘设施就位于车间正下方，爆炸后连人带物坠入坑底，大大增加了事故损失。此外，工厂被认为有火灾风险无爆炸风险，从而又降低了生产安全标准。

1972年4月4日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审议无线电器厂爆炸调查结论，正式认定工厂管理人员在验收和使用通风系统方面的不负责态度是引发灾难的原因。调查还发现，悲剧发生前工厂职工曾向管理人员报告车间粉尘浓度高，却被敷衍过去。

然而许多年之后，时任分厂主任的尼古拉·霍米夫却声称官方认定的事故结论完全错误，因为车间投产运行仅仅几个月，不足以积累导致大爆炸的粉尘量。并且企业实际上执行的是军工生产任务，不可能“按照纺织工业安全标准”建设车间。

无论如何，无线电器厂多名管理者，以及设计厂房（包括通风系统）的列宁格勒国家设计院相关人员都被认定负有责任。一分厂主任霍米夫判刑2年、服刑6个月遇大赦，出狱后在明斯克各组织机构工作到退休。无线电器厂厂长扎哈连科、总工程师库策尔也被起诉。厂党委书记易洛多夫、乌季科夫、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叶尔绍夫和明斯克市党委第二书记列皮奥什金受党内严重警告、解除职务。苏联无线电工业部部长卡尔梅科夫也被严重警告。

延伸阅读：

1989年立陶宛化肥厂液氨泄漏事故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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