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列宁病故，约瑟夫·斯大林成为苏联新领袖，布达佩斯轻歌剧院理发师兼化妆师出身的卡尔·保克尔开始负责斯大林的安全。时年31岁的保克尔曾在撒马尔罕州“契卡”机关工作，搜查和逮捕“人民公敌”，但理发手艺帮助保克尔获得了管理斯大林卫队的机会——他本是“契卡”副主席维亚切斯拉夫·缅任斯基的私人理发师和亲信，副主席把这位勤勉同事推荐给总书记，令他官运亨通。前情报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回忆：凡是与斯大林及其家人有关的一切事务，皆由保克尔处理。未经保克尔知悉，任何一块食物不准端上领袖餐桌；未经保克尔批准，任何人不得进入斯大林住所或郊外别墅。
保克尔在短时间内成功赢取斯大林充分信任，而且这种信任不仅体现在言语上——他刮胡子的时候敢于把咽喉暴露给手持锋利剃刀的保克尔。保克尔还向斯大林敬献了自己的发明：带内增高鞋跟的靴子，让身材不算魁梧的领袖看起来更高些。保克尔甚至充当“宫廷小丑”角色，用笑话、滑稽小品和在克里姆林宫新年枞树庆典上扮演“严寒老人”来取悦斯大林。作为对阿谀奉承的赏赐，保克尔获得了豪华轿车、敞篷车及多个政府奖项。
“我们来保护您，可您呢？
保克尔管理斯大林警卫工作期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随身警卫员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特派员、曾保护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伊万·尤西斯，他是1927年夏天开始担任新职务的。尤西斯身材矮小、体格瘦弱，根本不符合今天公认的警卫员体格标准。然而，当时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维亚切斯拉夫·缅任斯基亲自挑选、批准尤西斯做斯大林的随身警卫。1927年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阅兵式上，尤西斯经历了第一次“战斗洗礼”。
由于斯大林等领导人要在观礼台致意，为了加强警卫力量，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挑选数名学员，其中包括阿尔卡季·盖勒、弗拉基米尔·别坚科和雅科夫·奥霍特尼科夫三人。仨小子抵达红场迟到，因此被ОГПУ工作人员盘问，三人强闯观礼台，值勤的卫士立即迎头拦截。一阵扭打，学员奥霍特尼科夫奋力挣脱（他是狂热的托洛茨基分子，憎恨斯大林），冲到斯大林面前高喊：“我们来保护您，可您呢？”说完挥拳重击斯大林后脑。奥霍特尼科夫抬手准备打第二下，尤西斯抓住他手腕，用匕首把他刺成轻伤，被随后赶到的卫士控制。奥霍特尼科夫奇迹般暂时逃过了殴打斯大林的惩罚，但十年后被镇压、处决。
此后，斯大林出席红场活动时警卫力量大幅度增强：在紧挨列宁墓观礼台的位置部署机枪火力点，周围楼顶埋伏狙击手，游行队伍最靠近观礼台的方阵则由国安机关工作人员组成。
1928年尤西斯一家喜迁新居，分给他们克里姆林宫内的一套住房，位于大克里姆林宫底层公寓，毗邻斯大林的住所。斯大林本人对尤西斯态度亲切，时常邀请尤西斯和老婆孩子到他郊外别墅作客。忠心耿耿的尤西斯陪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旅行，无论乘坐装甲列车或客轮，斯大林最终选择的出发时间与交通方式在动身之前都是严格保密的。
1930年，十年前为保护国家最高领导人设立的“契卡”主席团特别处被撤销，ОГПУ行动处取而代之，负责人当然仍是卡尔·保克尔。保克尔用短短数年成功把克里姆林宫的卫戍部门排除在外，大幅强化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警卫。例如，保克尔将克里姆林宫内一些接待大量访客的机构撤出，还搬迁了兼职驻防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校，因为保克尔十分担心发生政变，认为这所学校构成严重威胁，1500名受训学员完全有机会轻而易举劫持国家最高领导人做人质。不过，虽然保克尔竭尽全力，喜欢徒步遛弯的斯大林却经常无视“乘坐防弹轿车在莫斯科市内移动”的要求。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某天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收到一份简报，内容令他深感不安，从此开始乘坐防弹车出行。呈送斯大林的简报写道：“11月16日15时35分，我们的人员与您一起行经伊林卡街，走到5/2号旧客栈院子对面，英国情报机关的一名间谍偶然与您迎面相遇，试图拔出转轮手枪。据我方人员报告，他成功抓住英国间谍的手并将其拽向自己，阻止了危险企图……”
“这项工作不是人做的”
1931年尤西斯心脏病发作逝世，斯大林深感悲痛。不久之后，出身贫农家庭、经验丰富的“契卡”人员尼古拉·弗拉西克接任卫队长，此前弗拉西克一直是斯大林的普通警卫员之一，负责管理他的郊外别墅等事务。与前任不同，弗拉西克体格强壮、膂力惊人：有一次一个小贼想偷他钱包，他紧紧抓住小贼的手，将对方整只掌骨捏碎。警察赶来，弗拉西克反倒请求警察不要拘捕小贼，说：这家伙永远不能偷东西了。
为确保斯大林的安全，弗拉西克设计了一套保密制度：在指定时刻，数辆外观一模一样的公务车与领袖座驾同时驶出克里姆林宫，有时竟多达十五辆，分别往不同方向开，外人无从判断斯大林究竟坐哪辆。或者采取类似措施，安排两列完全一致的公务车队同时出发。从1932年起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座驾始终跟随两辆警卫车，每车四名警卫员。
更绝的是，弗拉西克命令下属给斯大林频繁途经街道的所有住户登记建档，凡被弗拉西克认为“不可靠”的家庭一律搬去其他地方，国安人员入住他们的公寓。弗拉西克任内还建立了苏联领导人的“替身”制度：在一些只需要斯大林短暂露面的场合，由化妆成总书记模样的人替他出席。尼古拉·弗拉西克之女娜杰日达回忆：“那时确实有安排替身的做法。我有艺术家的眼睛，作为一名肖像画家，我可以精准分辨面部特征，所以能瞧出外貌上的差别。所有分散注意力的招数都是我父亲想出来的。”
如果斯大林决定亲自出席某个重要活动，活动现场就要采取最严格警卫措施。在重要日期前几天彻底检查整座建筑及周边房屋，并在其中设立岗哨，派人昼夜轮班执勤，进入这些区域者按照事先拟定的名单核验放行。警卫部门尤其担心斯大林到大剧院看戏，领袖专用包厢在他抵达之前要仔细检查，斯大林进出剧院的时候彻底清空走廊和休息区，闲杂人等不得逗留。
可是尼古拉·弗拉西克不仅仅保护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1932年斯大林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死后，照料三个孩子的责任也落在了弗拉西克肩上。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不喜欢尼古拉，认为他“特别没文化、粗鲁、愚蠢又狂妄自大”。斯大林亲儿子瓦西里和养子阿尔乔姆则对弗拉西克颇为欣赏，也理解他背负的重担。阿尔乔姆曾言：“保卫斯大林安全是他主要职责，这个活儿真不是人干的。要对一切负总责，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十分了解斯大林的朋友和敌人……弗拉西克平常怎么履职？通宵达旦，不存在6-8小时换班这种说法。他毕生工作，不离斯大林左右，斯大林房间隔壁就是弗拉西克房间……”
1931年（或称1935年）弗拉西克舍身替斯大林挡子弹。此事发生在加格拉市郊外坐汽艇观光期间，岸边忽然有人向小船开枪，据称是边防军人所为，他们“不知道”今天有高级首长出行。弗拉西克瞬间跳起，用身体遮掩斯大林，所幸二人毫发无损。命令射击汽艇的边防军官先被判处五年徒刑，之后枪决。另外，弗拉西克从不相信这是边防军“误会”，他认为是有预谋的刺杀。
特殊的别墅
经过弗拉西克不懈努力，在莫斯科郊外及苏联南部为斯大林建立起一整套别墅和行宫体系，按最高标准进行生活服务与保卫。1933年斯大林决定离开首都的城市喧嚣到乡间居住，选择了位于莫斯科州沃伦斯科耶村的“近郊别墅”作为自己长期住所。在别墅直接保卫领袖的共九人：尼古拉·弗拉西克本人以及从驻守此地的三十五名卫士中精选出的七人，外加一名来自国安机关的专职驾驶员；不久之后这支队伍被扩充到十二人。别墅外面设置双重围栏，共约二百人时刻警戒。尼古拉·弗拉西克回忆：“我们的职责是斯大林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就算他在自家花园闲逛，也始终有三、四个卫士跟随。”
斯大林对警卫员的态度冷热不一。有些人回忆说某同事在下班时间喝多了，被扭送警察局，但斯大林拒绝解雇他；另一个警卫员上班爱打瞌睡，斯大林也表示宽容，经过调查，得知此人疲倦的原因是生活条件差——他与妻子和生病的女儿挤在一居室，没多久便根据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亲自指示分给他一套住房。斯大林有时还会邀请个别警卫员下棋，或者送给他们别墅旁边柠檬树结的果子。另一方面，据其他卫士回忆，斯大林对他们的态度十分轻蔑。比如卫士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就说：“领袖并不把我们这些随时准备为他献身、替他挡子弹的警卫员视作活生生的人。他与我们碰面时目光直接穿过我们，看我们如同空气。主动跟他说话是被禁止的，我们甚至签过保证书承诺不向他提出任何个人请求。”
1934年夏天在ОГПУ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下属部门：国家安全总局（ГУГБ）。为了加强对斯大林（他经常在莫斯科市内短暂逗留）与其他政府要员的警卫，1936年在克里姆林宫建立了巡逻制度，为此抽调一千二百名军人组成内务人民委员部特种团。
不祥之地
克里姆林宫的“灰衣主教”卡尔·保克尔1936年11月出任ГУГБ第一处处长，管理政府要员的警卫工作。次年1937年春天，乌云开始在他头顶聚集，从斯大林的宠臣沦为人民公敌。保克尔跌入深渊的原因是他过分卖力，积极参与政治审判，包括促成消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反苏中心”案的被告，即反对派分子列夫·加米涅夫和格里戈利·季诺维也夫。谁知短短一年时间他自己竟也落得同样下场，被指控为“德国间谍”、甚至说他谋害斯大林，1937年夏天枪决。多年后，保克尔成了极少数未获得追认平反的“大恐怖”受害者之一。
继任的两位第一处处长亦未善终：弗拉基米尔·库尔斯基只做了几个月，1937年6月调任第三处（反间谍）处长，同月不明不白“自杀”身亡；下一任处长伊兹列·达金任职约一年被逮捕、枪决，而且与保克尔一样未获平反。
那么从1938年至1952年，国家安全总局第一处处长长期由尼古拉·弗拉西克担任。他用较短时间建立起近乎完美的斯大林警卫制度，希特勒的随从们筹划纳粹德国的政府要员警卫制度时正是参考模仿了“弗拉西克模式”。
“有学问的人想太多”
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弗拉西克又要承担以斯大林为首的政府成员疏散后送任务。他确保了党内高层迁往古比雪夫，并在当地着手新建警卫体系。这个忠诚的卫士始终伴随斯大林左右，仅凭他的行踪人们就能推断出苏联最高领袖的位置。因此，斯大林赴前线视察的时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贝利亚严禁弗拉西克随行。
战争年代，苏联情报人员和特工在保卫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他们在苏联境内拦截了企图暗杀斯大林的纳粹间谍与杀手。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期间，领袖的警卫队伍扩大到几千人，动用几十台技术装备。例如斯大林乘坐道格拉斯C-47运输机飞往德黑兰途中，指派二十四架战斗机护航。弗拉西克在德黑兰为斯大林安排了三层警卫，包括部队的军人和国安特工。
1946年特勤部门再次重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警卫局与两个警卫机构合并，成立苏联国家安全部警卫总局，年度工作预算最初为1.7亿卢布。此时已晋升将军的尼古拉·弗拉西克出任新机构负责人，掌管着几千人的队伍。其中部分人员（不同年份约400-600人）被编入警卫总局1队，任务是保护斯大林本人。1952年给警卫总局的拨款已超过6亿卢布，队伍规模扩充到1.5万人。
有意进入国家领袖卫队者纷至沓来，因为这个职位既光荣又高薪。但门槛很高，筛选极其严格，没有党委推荐信根本不可能。莫斯科市民入选的机会最大，因为审查他们的政治背景最容易。候选者已有住房或未婚显然是加分项——单身汉不用分房子，给他一个集体宿舍房间就行。同时，高等教育不仅不是必需的，反而会成为减分项。警卫总局负责人事的副局长谢拉菲姆·戈雷舍夫曾言：“我们工作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不能超过十年制中学，有学问的人想太多。”
幸运入选者必须接受业务培训，为此在诺金斯克地区设立了专门的训练中心和军营。
“斯大林把我交到敌人手里”
尼古拉·弗拉西克多年来忠心耿耿、鞍前马后，终究未能躲过暗算——他的潜藏仇家竟然是拉夫连季·贝利亚。弗拉西克女儿娜杰日达回忆：“他就是妨碍了贝利亚接近斯大林，因为父亲绝不会让他死掉。他不可能像1953年3月1日值班的那些警卫员在门外傻等一整天，等着斯大林‘睡醒’。”
第一次尝试扳倒弗拉西克是在波茨坦会议之后，指控他从德国运出一头公牛、一匹马和两头奶牛，交给自己家人使用。弗拉西克对此不否认，他说战争期间德军洗劫了姐姐家村子，不仅把外甥女抓去德国做劳工，还把家中牲口都抢走了。所以，他这是恢复公道。那时斯大林仍站在弗拉西克一边，命令停止调查。
第二次尝试发生在1948年。斯大林别墅的卫队长被捕，他在审讯中供称弗拉西克“阴谋毒杀领袖”。斯大林得知亲信遭人检举，认为纯属胡言乱语。但贝利亚不罢休，1952年提议对弗拉西克领导的国家安全部警卫总局进行工作检查，结果查出了职务侵占的事实：斯大林不在的时候，警卫员和服务员狂欢聚饮，大吃大喝储备食品与昂贵名酒。丑闻既发，弗拉西克被免职，外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巴热诺夫斯基劳改营做副主任。
不久之后，1952年5月，苏联国家安全部警卫总局改组为国家安全部警卫局，国家安全部长谢苗·伊格纳季耶夫兼任局长。但是对弗拉西克的迫害并未停止，最终压垮这位斯大林前卫队长的是所谓“医生案”。某些人借这个案子指控尼古拉未将克里姆林宫心脏科医生莉迪娅·季马舒克的信件转交斯大林，她在信中举报她的同事进行破坏活动并篡改诊断结果。
弗拉西克被逮捕、审查，劳改营关押五年，1957年12月重获自由。十年后他逝世，2000年亲属才为这位将军争取到平反。弗拉西克至死无法原谅斯大林不愿说句话保护自己，他的回忆录写道：“我被斯大林深深伤害了。我在二十五年无可指责的工作中从未受过任何处罚，只有表扬和奖励，却被开除党籍、扔进牢狱。我付出了无限忠诚，他把我交到敌人手里……”
难逃一死
斯大林生命最后几年都在“近郊别墅”度过。此时别墅及周边地区的警卫措施比早年又有了显著加强，进出的道路始终有警察驻守，而且不是“一般警察”，都是挂上尉、少校警衔的执法人员。环绕别墅的森林加装铁丝网，警卫员牵着大狗巡视。最靠近别墅的两层围栏，第一层安装了从德国缴获的运动感应器，能够让值班员确定闯入者具体位置。两层围栏之间则安装了船用信号探照灯。
别墅上空划为禁飞区，预置了防空武器以备突然袭击。如有必要，领袖可以进入地下十七米、面积十二平方米的防空洞，这个设施建于1942年。斯大林警卫员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回忆：“……住所附近值守的是随身警卫’九人组’。在安保措施的复杂程度与精密性方面，他的别墅恐怕只有希特勒的Wolfsschanze（“狼穴”）能够相提并论。”由于规定要求全天紧闭窗帘，即使守在院子的警卫也不知道斯大林某个时刻坐在哪个房间。
可惜一切警卫手段在疾病面前都显得无能为力。1953年3月1日斯大林突发中风（他被投毒的说法始终是无凭据猜测），四天后不治身亡。当年有些人把他的死归咎于随身警卫——明明看见斯大林深夜饮酒，却对斯大林一整天闭门不出、无声无息的反常情况不做反应，还以为他睡过头了。警卫员直到深夜22点才敢推门去看，病人已经奄奄一息。不过最后未追究警卫员责任，贝利亚解散斯大林的卫队，其中许多人员被分配到莫斯科之外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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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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