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格勒围城时期的“盛宴”

列宁格勒被纳粹军队围困期间,城内并不是每个人都忍饥挨饿,更非每个人都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后者中的一些人昧着良心盗取平民赖以存活的食物,再把多余的转手卖出。高级党员、售货员、食堂工人和“投机商”通过各种途径消耗、囤积大量食品,他们不但没受过饥饿折磨,甚至还会将吃不完的丢弃。

叶利谢耶夫食品店

列宁格勒被围时期,市内最大的食品店:叶利谢耶夫商店宣布关门歇业。但据工作人员妮娜·斯皮罗娃说,艰难年代这里其实是富足王国,特权阶层可以从中分一杯羹。历史学家尼基塔·洛马京也证实,叶利谢耶夫商店在列宁格勒前线军事委员会的文件中被叫做:“1号食品店”。

政府用木板封死商店正面窗户和涅瓦大街正门,造成停业假象。但里面有个秘密特供中心,一直运行到战争结束。货架摆满鲜肉、水果、巧克力、咖啡、罐头、糖果、酒精饮料和各种香肠,仅限名单人员购买,也就是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科学家、文艺界代表等。为防止排队引起物议及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抢购,特供中心实行特别制度:每张保密名单上的一百多个人必须在严格指定的时间前来,从小花园街后门悄悄进店。

党的干部

伊戈尔·博格丹诺夫著作《列宁格勒大封锁面面观》介绍了当时城内高级党员的丰富生活,其中就包括食品特供制度。比如干部聚餐时根本无人计算酒菜数量,放开肚皮随便吃喝。他翻遍各种档案,没找到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饿死的证据,反而在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尼古拉·利布科夫斯基的日记中瞧出一点端倪:

从1941年12月第一笔日记可知,此人饮食与平日无异:早餐吃黄油粥、饮甜茶两杯,午餐喝汤,晚餐照常吃肉。1942年3月住进市委医院,把这里比作安逸的疗养所,详细记录三餐饮食,包括禽肉、羊肉、各种鱼、香肠、奶酪、鱼干、鱼子酱、馅饼、炼乳、茶、咖啡、可可饮料、红葡萄酒、波特酒等,黑面包和白面包每人每天300克。

伪造票证

由于仓库确实有这么多等待配发的食物,给了投机者和伪造票证者大显身手的机会。曾经受工厂同事们尊敬的津克维奇同志和扎罗马耶夫同志就是其中代表。他俩找了个印刷厂的清洁女工当同伙,把她偷出来的废公文纸加工一番,伪造成食品供应票,在一家可靠的销售点变现。他们诈骗三个月,结果拥有了一座真正的食品仓库,囤积200个罐头、800千克肉、100千克糖、几十千克通心粉和谷物、百余包卷烟、600瓶伏特加,以及……4吨面包!

这种从饥民口中夺食的恶劣行径一直持续到他们被ОБХСС(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局)侦查员抓捕才告终止。另一个姓霍洛德科夫的商人也在类似案件中被抓,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果然报应难逃。

食堂职员

还有一类列宁格勒人借助职务之便免受饥馁,那就是暗中克扣的食堂员工。普通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举报信如雪片般飞向内务人民委员局。

比如一封信里说:“在食堂、商店、面包厂上班的人生活很好,而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获得很少一点食物”。另一封信指出:每个人的口粮名义上均等,但“食堂工作的人偷了不少。如果发给各人回家做饭,确实能吃饱。但在食堂吃,该有的根本吃不到”。

于是每个被困列宁格勒的厨师都要经受良心考验:正人君子不该偷窃挨饿之人的口粮,可那些敢于冒险的坏蛋即便被抓,身后也总有大批效仿者继续作案。

投机商贩

消息灵通的人无论什么年月总能发现“商机”。当一些人涌进兵役局参军入伍的时候,另一些人则跑去食品店抢购不易腐烂的必需食品。仓库储存的这些植物油、糖、面粉和罐头,加之分配机构内部的“关系”与“门路”,促使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市内形成投机商群体。他们通过黑市私下销售,收取珠宝、家具等实物,价格一天比一天高。

整个大封锁困难时期,ОБХСС刑事起诉了14545名投机商,没收价值73420卢布的3284块金表、1255千克黄金制品、23317736卢布现金和面值4081600卢布的政府债券。

其中典型代表,如“莫斯科”市场的一位小店经理达列夫斯基,侦查员在此人仓库发现重约一公担的黑市食品,继而搜查其公寓,小小的房间竟塞满了古玩、水晶玻璃器皿、油画、瓷器、勋章、金币和贵重书籍,总价值估计30万卢布。

再如卢克申团伙的曝光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团伙成员大多出身珠宝生意世家,乘国难之际低价收购黄金首饰或以物易物,倒卖给投机分子。

最令侦查员震惊的案子大概是某个叫卡日丹的人,他有办法把阿富汗大米辗转偷运至列宁格勒,放在亚沙·芬克尔经营的照相馆出售,获利丰厚。他公寓里不但有各种绘画、瓷器、金银器等,还从婴儿床的两个床垫中分别搜出70万卢布钞票和36万美元钞票,以及藏在花盆的金币、金锭。最终从他和6个同伙处缴获150万卢布现金、3.5千克黄金制品、30块金表等贵重物品,总价值400万卢布。作为参考,1943年一架雅克-3战斗机或一辆T-34坦克造价10万卢布。

观点:列宁格勒围城时期食物分配不均

НКВД官员的1942年围城日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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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主任维克多·布留哈诺夫简介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导致巨量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电厂主任维克多·布留哈诺夫对此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被法院判处10年监禁。虽然他自己也遭受了核辐射,却幸运地活了下来。

说实话,布留哈诺夫是个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领导岗位的人。他1935年生于塔什干,1959年塔什干工学院毕业,进入安格连火电站工作,从普通操作员逐渐晋升为涡轮车间主任。1966年受邀到顿涅茨克州斯拉维扬斯克火电站上班,一路做到车间主任、副总工程师。

1969年末他被组织任命为正在施工的切尔诺贝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核电站主任,次年初带领队伍开始建设普里皮亚季市。核电站运行投产后,维克多·布留哈诺夫在领导岗位上屡获政府奖章,多次当选为地区党代表或主席团成员,对自己的工作十分自豪。

1986年事故发生,苏共中央政治局解除了布留哈诺夫的职务。8月份他赶回塔什干老家奔丧,原来母亲闻听儿子受处分的消息,心脏病发作亡故了。我们现在知道,对布留哈诺夫等六名被告的庭审就发生在切尔诺贝利本地文化宫内,包括:核电站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副总工程师阿纳托利·迪亚特洛夫、值班主任鲍里斯·罗戈日金、反应堆车间主任亚历山大·科瓦连科和国家能源监察委员会检查员尤里·劳什金。他们被指控触犯《刑法》第220条:非法处理核材料或放射性物质。

尽管布留哈诺夫曾表示自己“不知道”爆炸发生当晚进行的任何测试,但许多人相信这纯属推卸责任,其中就包括著名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不过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认为他的责任问题值得商榷。总之,1988年7月29日苏联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裁决布留哈诺夫10年监禁。

布留哈诺夫进入卢甘斯克州的劳改营服刑,在那里继续从事“老本行”——烧锅炉。1991年9月提前释放。之后曾短暂担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技术部门负责人,1992年8月移居基辅,到乌克兰外贸部工作。由于他参与了核事故后果清理,虽然受辐射剂量相对较低,但随着年纪增长,健康每况愈下,不得不辞职回家。前后经历了中风、失明,沦为二级残疾,几乎不离开基辅的住宅。

布留哈诺夫老伴瓦莲京娜·米哈伊洛芙娜以前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高级工程师,早已退休。儿子奥列格是基辅第六火电站工程师,女儿莉莉娅在赫尔松当儿科医生。

2021年10月13日维克多·布留哈诺夫在基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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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到苏联解体的白军官兵

“白色运动”高级将领之中,1983年4月在耶路撒冷辞世的米哈伊尔·赫利普诺夫(原顿河军少将)是死的最晚的一位。与他们不同,许多白军的中低级军官和普通战士活着见证了自己曾经的奋斗目标——苏维埃政权终结。

我们在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夫著《北美的俄罗斯人》和历史学家谢尔盖·沃尔科夫编纂的《白色运动参加者》资料库中,发现了许多相当长寿的“白军分子”。比如:

原帝国陆军上校、胸甲骑兵团团长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布拉佐利,1993年死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享寿100岁。此人出身波尔塔瓦省贵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加入俄国南部的“志愿军”,头部负伤。1920年从克里木半岛疏散到君士坦丁堡,辗转赴巴黎,为生计陆续做过汽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仓库经理、制图员、骑马教练等。葬于纽约。《军官集合》杂志讣告称:“1992年7月4日布拉佐利最后一次同家人庆祝团纪念日,因为认识的战友都已故去了。他生前热心参加各个军官组织,也是俄罗斯中等军事学校军官学员协会的成员,在有能力的情况下积极出席节假日活动及见面会。”

1991年去世的原帝国军上校、白军上校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莱因哈特同样活了100岁。他参加过“一战”和俄国南部的内战,流亡法国、美国期间从事银行业。1981年退休养老,在新泽西州“托尔斯泰”农场住了十年。

至于下级军官,活到1991年之后的就更多,例如:

1918年参加第一次库班战役的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伊万诺夫大尉,后来担任“俄罗斯全军联盟”主席,1993年夏天死于底特律。

原弗兰格尔军马拉炮兵少尉、《俄罗斯南部白色运动》一书的作者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马塔索夫1999年去世,曾在南斯拉夫、奥地利和美国居住。

还有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白军军官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斯维热夫斯基(谢拉菲姆修士)。1899年生于乌克兰普罗斯库罗夫(赫梅利尼茨基),1917年谢尔吉耶夫炮兵学校毕业,“一战”期间在罗马尼亚前线杀敌。内战时曾进军官学校深造,参加过北塔夫里战役。1919年撤往君士坦丁堡,在保加利亚、比利时、德国生活。“二战”结束后在慕尼黑出家,1957年荣任俄罗斯境外东正教会加拉加斯和委内瑞拉大主教,在此神职上工作了27年。晚年定居曼哈顿以北30公里的新迪维耶夫斯基修道院,1996年9月逝世。

他生前表示:“侨居国外对每个人都意味着恐惧和苦涩,我几乎经历了全过程:君士坦丁堡、加泰罗尼亚、利姆诺斯岛、保加利亚、比利时、美国。我属于第一批出来的俄罗斯人,我们先是失去了家园——俄国,又把残兵败将葬在别人的土地上,最后纷纷含着泪水和伤痛希望早日回家”。

当他94岁时被问及苏联之后的俄罗斯局势,老主教回答:“诚然,俄罗斯目前很艰难,一切都需要时间和耐心。以及爱,这才是最重要的”。

布尔什维克革命74年后,其他老迈的白军官兵怎样看待苏联解散,我们不得而知。但从1992年初新闻报道可以看出,俄侨群体的普遍心境大致是复杂而矛盾的,既怀着俄罗斯民主转型的期望,又为大片土地丢失而伤感。

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俄国内战的参加者们显然都辞世了。但究竟谁才是“最后的白军”呢?根据一些消息来源,很可能是原顿河军的尼古拉·费奥多罗夫(1901-2003)。但也有说法称是2010年死于阿根廷的弗拉基米尔·肖斯塔克(105岁),他1920年在波兰战斗的时候只是个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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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军何以败给红军

1987年士兵枪杀八名战友案

1987年2月23日深夜,列宁格勒市“莫斯科”火车站远端站台驶来了№ 934次邮件/行李列车,其中包括一节囚车。该车厢由8名内卫部队军人看守:队长皮利片科准尉、副队长谢苗诺夫上士和列兵萨卡拉乌斯卡斯、涅恰耶夫、加马罗夫、西尼茨基、曼乎罗夫、加陶林(炊事员)。另有一位平民:列车员米哈伊尔·达什基耶夫和他们同行。出发时车厢载着大量服刑犯,现在任务完成返回,只有这9个人而已。当列车停稳,车站职员注意到囚车没开灯也没人下来,于是入内查看,赫然发现8具尸体!死在警卫隔间的是:谢苗诺夫、涅恰耶夫、加马罗夫、西尼茨基、曼乎罗夫、加陶林和达什基耶夫,身上盖着浸满污血的床垫,皮利片科单独倒在厨房——全部死于枪击。列兵萨卡拉乌斯卡斯不见踪影,武器柜内原有8支马卡洛夫手枪,现遗失5支手枪和5个弹匣。

西北内务局交通案件部门立即展开侦查,重点怀疑萨卡拉乌斯卡斯持枪打死8人,很可能从巴巴耶沃站(倒数第二站)下车逃离。

阿尔图拉斯·阿道福维奇·萨卡拉乌斯卡斯是立陶宛人,1986年6月应征入伍。其父阿道法斯在科研所车间工作,其母奥莉嘉是统计局小领导。

据案件侦查材料显示,萨卡拉乌斯卡斯长期遭受战友霸凌、虐待。涅恰耶夫喜欢把一碗热汤放在他头顶,强迫他用脚趾夹着点燃的火柴棍。炊事员加陶林经常往萨卡拉乌斯卡斯的饭菜里放大量盐和沙土,让他吃不成。副队长谢苗诺夫上士把他的头摁进抽水马桶、强迫他值班10小时不准睡觉,还曾把萨卡拉乌斯卡斯的耳朵撕裂。

预计抵达列宁格勒终点站前一日(2月23日),加马罗夫和曼乎罗夫袭击了萨卡拉乌斯卡斯,意图鸡奸。他俩控制住萨卡拉乌斯卡斯,拉下他的军裤露出臀部,曼乎罗夫在身前抓抱,加马罗夫在身后打算奸入,但因早泄未遂。萨卡拉乌斯卡斯自称这时失去意识,直到加马罗夫和曼乎罗夫用火柴烧他皮肤痛醒。二人威胁要让全车厢的人都来鸡奸他,随后离开。萨卡拉乌斯卡斯脱下弄脏的内裤扔出窗外(后被侦查人员寻获,检出曼乎罗夫的精斑),简单擦洗,换上新内裤和军服。

之后萨卡拉乌斯卡斯走到车厢走廊,见皮利片科正在队长隔间睡觉,门未关,存枪的金属武器柜未上锁。这时加马罗夫、加陶林、西尼茨基、曼乎罗夫和达什基耶夫在警卫隔间打牌,谢苗诺夫和涅恰耶夫则在车厢二层行李舱。趁着无人看守武器柜,萨卡拉乌斯卡斯取出两支手枪、两个弹匣,进厕所装弹完毕,两手各持一支枪前往警卫隔间。经过队长隔间时担心皮利片科准尉突然醒来从背后袭击,于是向其头部开一枪(未杀死)。接着站在警卫隔间门口持续射击直到打空弹匣,加陶林头部中三弹当场死亡。萨卡拉乌斯卡斯丢下一支空枪,回队长隔间又取出三支手枪重新上膛,返回警卫隔间。幸存者关闭并堵住了门,萨卡拉乌斯卡斯朝门板及斜上方多次开枪,子弹穿过天花板击中行李舱内二人,涅恰耶夫头部中三弹死亡,谢苗诺夫后脑中一弹、胸部中两弹死亡。萨卡拉乌斯卡斯拉开门继续射击。这时受伤的皮利片科准尉恢复意识跑出隔间,萨卡拉乌斯卡斯朝他开多枪击中,继续挣扎着往厨房跑,萨卡拉乌斯卡斯边追边射,仍未杀死,终于爬进厨房躲避。因子弹再次打完,萨卡拉乌斯卡斯扔下空枪到队长隔间拿两支手枪,击毙警卫隔间一息尚存者。皮利片科失血过多很快咽气。

萨卡拉乌斯卡斯总共打了46枪,其中33枪命中战友、18颗子弹造成致命伤。当确定8人全部死亡后,萨卡拉乌斯卡斯把行李舱两具尸体拖进警卫隔间,摘下列车员达什基耶夫的腕表,用床垫遮盖他们,到队长隔间换穿皮利片科的军官制服,拿走他储物箱的个人物品和现金。然后进厨房搜刮食物,将5支手枪藏入食品箱,把自己的列兵制服塞进炉膛烧毁,未移动皮利片科尸体。下午16:35列车停靠巴巴耶沃站,萨卡拉乌斯卡斯拎着手提箱下车。之后几天在城内四处找地方过夜,还偷了一户老妇人家的羽绒服、兔毛帽和裤子换穿。

萨卡拉乌斯卡斯进入列宁格勒,在门洞和废弃建筑顶楼躲藏两晚,意识到自己处境艰难,公开活动十分危险。几十个侦查小组和200多名列宁格勒卫戍部队官兵四处搜捕,通缉照片贴满公共场所。他在俄罗斯无亲戚朋友,很可能潜逃回家,所以机场和火车站也加强了巡逻。由于不知该怎么办,萨卡拉乌斯卡斯坐公交车在市内漫无目的穿行,最终被47路(驶往瓦西里耶夫斯基岛)的一名女乘客认出并报警。萨卡拉乌斯卡斯被捕时表现平静,未做任何抵抗,带至警局后被要求交出随身物品,这才掏出两支满弹的马卡洛夫手枪。

审讯期间萨卡拉乌斯卡斯做了大量口供,详细描述霸凌、鸡奸未遂及开枪杀人之全过程。他表示自己遭虐待6个月,基本都发生在押解任务期间,许多囚犯唆使军人行为残暴。他曾打报告请求调换单位,却招致更过分的虐待。为核实他的话,侦查人员不得不辗转多个劳改单位寻找知情囚犯。这些人全部接受了审讯,他们的证词表明萨卡拉乌斯卡斯所言非虚,所以被纳入侦查案卷。综合上述,列车员米哈伊尔·达什基耶夫是唯一没碰过萨卡拉乌斯卡斯的人,选择袖手旁观。皮利片科准尉则持默许态度,从未介入。

随着调查进行,羁押中的萨卡拉乌斯卡斯表现出反应性精神障碍。他起先在莫斯科市“水兵寂静”拘留所待了一段时间,决定移送列宁格勒“克雷斯蒂”拘留所,但因为某种原因耽搁一个月,到列宁格勒后心理状态明显恶化。1989年某位有经验的列宁格勒精神病学家对萨卡拉乌斯卡斯进行测试,宣布他精神失常,但谢尔布斯基精神病研究所的专家却认为他完全正常。随后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结论是:案发时萨卡拉乌斯卡斯“处于精神扭曲的深度心理危机状态”。

1990年萨卡拉乌斯卡斯枪杀战友案开审,被告本人却在精神病院无法出庭。其律师尤斯季纳斯·亚历山德拉维奇尤斯声称被辩护人在“水兵寂静”拘留所遭强行注射烈性精神类药物,摧毁了他的心智(据称这是军队领导层终结敏感案件的简单粗暴办法:让萨卡拉乌斯卡斯看起来像个精神错乱的疯子杀手)。结果萨卡拉乌斯卡斯未被定罪,只对他所在的部队做出了判决。

本案进行期间,萨卡拉乌斯卡斯的父母(阿道法斯和奥莉嘉)被评定为二级残废。

1990年3月15日对萨卡拉乌斯卡斯进行第二次检查,结论是患有“持续发展的慢性精神病”。

次年苏联解体,萨卡拉乌斯卡斯的祖国立陶宛成为主权国家。同情者在维尔纽斯主教座堂广场征集了数十万个签名进行声援支持。由于几年来治疗无显著效果,俄罗斯将萨卡拉乌斯卡斯移交立陶宛,在一所精神病院又隔离治疗了5年。

关于阿尔图拉斯·萨卡拉乌斯卡斯之后的情况有着各种说法。有的说他成功缓解了精神症状,再度融入社会,跟老婆、孩子生活在盖祖奈村。相反说法则称仍然在精神病院。

纪录片《砖红之旗》导演曾透露,他联系上萨卡拉乌斯卡斯时,后者自称“是外星人,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都是宏大实验的一部分”。

立陶宛当地一家报纸2003年报道,他们从消息来源得知萨卡拉乌斯卡斯正低调躲藏,以防来自“盛行复仇之国”的被害者亲属和朋友找到。

1968年库尔斯克逃兵杀人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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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红军师长恰帕耶夫的生与死

关于恰帕耶夫,我们从书本和电影知晓他的事迹,众口传说以他为主角的笑话段子。其实这位红军师长的真实生活十分精彩,爱车、爱打仗、爱争论,而且“恰帕耶夫”不是他真姓。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出身贫穷农家,父母生养九个孩子(四个夭折),他排行老六。传说是早产儿,爸爸用厚厚的毛皮手套把他裹住,放在炉子上保暖。后来父母将瓦西里送进神学院,希望他当神甫,但有一年严冬时节,他被锁在没火的单间关禁闭,耐不住冻跳窗逃回。又试着做小商人,因受不了所谓“行规”——“无骗无生意,不诈不发财”——中途告吹。最后跟着木匠学徒,颇有成绩,自己也感觉自豪。恰帕耶夫后来回忆说:“我的童年是黑暗的,经常忍受屈辱和饥饿。从小流浪别人家中。”

据考证,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家族本姓加夫里洛夫,“恰帕耶夫”或“恰派”是他祖父斯捷潘的外号。此人1882或1883年在伏尔加河岸搬运漂流木,因岁数大,喜欢发号施令:“恰派!恰派!”,意思是“拿过来!拿过来!”,遂得此诨名,日后竟成了姓氏。

有人说,正是德米特里·富尔马诺夫(译注:恰帕耶夫政委)在其1923年的同名小说中把“恰派”改成了“恰帕耶夫”,毕竟这样“更好听”。但目前能见到的内战时期文件中,两个姓氏同时存在,或许“恰帕耶夫”缘于拼写错误也说不定。

大众印象里,恰帕耶夫的受教育经历仅限两年教会学校。其实不然,1918年身为师长的他给托洛茨基打报告,要求上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译注:即伏龙芝军事学院),立即获批。那时不少红军官兵被“派遣”在此学习文化知识、提高战略素养。据同学回忆,平静枯燥的学校生活明显不适合恰帕耶夫,他大叫:“真见鬼啦!我要走!什么人出的馊主意——俩人一张课桌!”,而且蔑视老师、教员。仅仅呆了两个月,他又写申请要求“出狱”,遭拒绝,索性不告而别。

关于恰帕耶夫短暂的军校经历,有几个小故事流传至今。比如他参加地理考试,一位老将军提问涅曼河的重要意义,他反问人家知不知道他当年跟哥萨克作战的索良卡河的重要意义。又比如上课讨论公元前216年坎尼会战,他直呼罗马人是“瞎猫”,对授课的著名军事理论家谢切诺夫说:“我们已经向你们这种将军展示了怎么打仗!”

另外,大众印象里恰帕耶夫是个留着小胡子、手持马刀策马奔腾的英勇战士。然而这是演员鲍里斯·巴伯奇金塑造的银幕形象。真实的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喜欢车胜过马。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手臂、左腿受重伤留下后遗症,骑马很成问题,所以恰帕耶夫是最早改乘汽车的红军指挥官之一。他对车的性能十分挑剔。第一辆车:美国“Steyr”嫌太颠被放弃,第二辆红色“帕卡德”不适合草原驾驶也被放弃,最后选中了时速70俄里能越野的“福特”。恰帕耶夫还评选最佳司机,其中一位叫尼古拉·伊万诺夫的,几乎是被强拉硬拽到莫斯科给列宁妹妹安娜·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开车。

个人感情方面,善战的恰帕耶夫师长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原配妻子佩拉吉娅·梅特利娜系神甫之女,恰帕耶夫的父母很不高兴,叫她“城里娇小姐”,认为不适合做木匠老婆。女方父母同样不赞成。虽然他们生了三个孩子,但此女对婚姻并不看重,1915年跟别人跑了。远在前线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深受打击,据说一度寻死。后来二人短暂重聚,仍过得很不开心。无论如何,恰帕耶夫始终爱着孩子妈,常对女儿克拉夫季娅念叨:“你真漂亮,像你母亲”。

第二任妻子也叫佩拉吉娅,是战友彼得·卡米什克采夫遗孀,他垂死之际请求恰帕耶夫协助照顾家人。结果这位寡妇带着孩子主动提出同居,恰帕耶夫只好接受——虽然此时跟梅特利娜尚未正式离婚。可惜啊,历史再度重演,佩拉吉娅·卡米什克采娃背着新丈夫跟某个叫格奥尔基·日沃洛日诺夫的鬼混,被恰帕耶夫当场捉奸,气得差点儿开枪杀人。事态冷静后,卡米什克采娃决定修复关系,携孩子投军找新丈夫。但恰帕耶夫只肯见孩子拒不见她。据说佩拉吉娅·卡米什克采娃从此怀恨在心谋求报复,曾向白军提供红军的位置信息和兵员数量。

1919年夏天乌拉尔前线,恰帕耶夫缠着政委富尔马诺夫之妻:在师政治部工作的安娜求爱。富尔马诺夫的日记记载了安娜对此的抱怨。富尔马诺夫致信恰帕耶夫表达谴责,后者请他“另谋高就”。于是矛盾公开爆发,富尔马诺夫连续向上级告状。但到了8月9日,二人之间的问题似乎已经消解。因上级决定更换政委,富尔马诺夫和恰帕耶夫“热情友好”作别,去了乌拉尔斯克。

关于瓦西里·伊万诺维之死,官修史书之外其实另有说法。通常认为1919年9月4日夜晚-5日凌晨,乌拉尔哥萨克将军尼古拉·博罗金率军突袭利比申斯克,即恰帕耶夫师部所在地。交火过程中恰帕耶夫腹部中弹,两名匈牙利籍红军战士把他抬上门扇做的木筏横渡乌拉尔河,因失血过多而死。尸体秘密埋入河岸沙滩,未做记号以免敌方发现。后来河流多次改道,坟墓消失难寻。这个版本日后得到在场者的证实。另有稍微不同的版本称:恰帕耶夫手臂中弹,波浪中力竭溺亡。

那么,既无尸体又无坟墓,遂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恰帕耶夫被哥萨克生俘并枪决。有的说尸体运至乌拉尔斯克,葬于市内墓地。有的说恰帕耶夫重伤失忆,更名改姓住在某处。甚至说他安全过河,跑到伏龙芝面前承担失败责任,于是在萨马拉市被逮捕,对外宣称“师长战死”,以维持他的英雄形象。持该版本的人叫奥尼扬诺夫,生活在托木斯克州,自称许多年后见过年迈的老首长。但他的叙述非常可疑,因为在内战艰苦条件下,不太可能安排经验丰富、深受爱戴的指挥官“脱离”部队。

所以,关于恰帕耶夫“未死”的种种传闻,可能都是希望英雄得救而产生的美好童话。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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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长崎核爆的俄罗斯受害者

内战后侨居日本的“白俄”移民大多生活在东京、神户等大城市,也有少数人选择长崎、广岛这样的“偏僻地方”,他们无法预知1945年8月份从天而降的可怕命运。

帕维尔·博尔任斯基

二战结束之际,身在广岛的俄国侨民共计14名,相比当地30万人口不啻沧海一粟,但其他国家的侨民其实更少。迄今已知有5名俄裔死于“小男孩”原子弹,即商人洛巴诺夫一家四口,和前上校帕维尔·博尔任斯基。后者1945年10月去世,曾对另一位俄国侨民德米特里·阿布里科索夫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博尔任斯基跟广岛的多数俄国人一样以零售为生。核爆炸令他失去全部财产,只剩半条命苟延残喘。他和其他难民暂时栖身广岛郊外某佛寺,一段时间后转移至神户,在那里得到了人数更多的俄裔侨民社区的救助。死亡原因推测是他内战时期的旧伤口因辐射恶化、发炎,最终发展成坏疽,日本医生无力医治。

帕利奇科夫家

说来讽刺,轰炸后最早进入广岛的美军士兵之一:尼古拉·帕利奇科夫是俄罗斯移民的后代。他父母于内战结束后侨居广岛,他本人在这座小城出生、长大,16岁离家赴美留学。由于熟悉日本社会,1945年8月尼古拉和战友被司令部派往广岛,监督投降执行情况。毫无疑问,他最关心的是父母能否从核爆中幸存。谢天谢地,悲剧发生三周后他得知家人还活着。

2001年,77岁高龄的尼古拉接受采访时表示,广岛核爆前几天他的家人幸运地搬到了远离爆心的一座房子,所以活了下来。当他们劫后重聚,短暂的快乐很快被战争的惨痛淹没。家人告诉他:爆炸后人们奔向水边,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死了,还有些人皮肤脱落,全都绝望地四处找水。

尼古拉走在遍地废墟的广岛市内,被“原子阴影”吓坏了——这些阴影系原子弹强烈的光辐射形成,已死之人的剪影留在残垣断壁上。尼古拉·帕利奇科夫起初相信投放原子弹是杜鲁门总统结束战争的必要之举,但战后多年他彻底转变了立场,认为任何核武器都是不人道的。

帕拉舒京夫妇

费奥多尔·帕拉舒京出身乌拉尔农村,1917年入伍俄帝国军队时已有一儿一女。后来跟着高尔察克打仗,溃败逃亡哈尔滨俄裔社区做小生意,二婚。1926年他和第二任妻子移居日本,开个欧洲服装店,生活渐渐富裕起来。

1945年8月6日早晨,两口子勉强从倒塌的房屋中逃出,四周漆黑如夜,尘土飞扬,一时辨不清方向。直到被人领到河边,用浸水的蒲席覆盖全身,靠着救济粥活了一星期。而附近的难友们就没这么幸运,每天都有人痛苦死去。

再后来,两口子和博尔任斯基一样转移到神户,承蒙同胞及热心人帮助,重新做起小生意勉强度日。核辐射损害了费奥多尔的健康,使他罹患喉癌,手术后丧失说话能力。1980年代中期逝世,葬于神户。

谢尔吉耶夫和伊万诺夫

关于长崎俄罗斯侨民受核爆影响的情况历来少有人知,曾有报道说爆炸部分损坏了一处俄人公墓。

“胖子”原子弹爆炸后一周,苏联外交官戈尔曼·谢尔吉耶夫和米哈伊尔·伊万诺夫试图访问长崎。日本人劝阻他俩不要参观被摧毁的市区,说正有一种神秘疾病杀死废墟间的幸存者。但谢尔吉耶夫和伊万诺夫仍然进入了现场,甚至帮助日本人扒开灰烬,收敛烧焦的尸体。几星期后谢尔吉耶夫逝世,成为已知的唯一“俄罗斯遇难者”。伊万诺夫活到95岁,坚称那次出差时喝的酒救了他一命。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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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勒拿河罢工惨案

1912年4月4日(公历17日),位于勒拿河支流维季姆河、奥廖克马河岸边的博代博市境内勒拿金矿公司发生流血惨案,3000名罢工矿工遭政府军开枪镇压,死伤数百。

公司背景

1910年,彼得堡企业家、市杜马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拉季科夫-罗日诺夫和同为企业家的儿子阿纳尼·弗拉基米罗维奇收购了“安德烈耶夫斯基矿”,成立勒拿金矿公司,父子共同持有。

到1912年,勒拿金矿公司66%的股份由”Lena Goldfields”公司持有。该公司在伦敦注册,在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上市。”Lena Goldfields”公司70%的股份,即勒拿金矿公司约46%的股份由俄罗斯企业家组成的投资委员会持有;”Lena Goldfields”公司30%股份,即勒拿金矿公司约20%的股份由英国商人持有;勒拿金矿公司另30%的股份在犹太银行家Günzburg及其合伙人手中。

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

总的来说,由于承诺薪资相对丰厚,每年招聘的工人数目多于实际所需。Günzburg在招工方面背靠政府支持,聘用的工人几乎来自俄帝国全境,比如1911年约40%的工人是从帝国欧洲领土招收的。工人签订合同后先拿135卢布预付工资(相当于莫斯科工人半年薪水),并在警察监督下赴矿区上班。

矿工月工资30-45卢布,比同时期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工人薪水高1倍,比务农收入高10-20倍。但妇女和少年不签劳务合同,报酬偏低(每天约84戈比-1.13卢布),甚至在某些得到证实的案例中毫无报酬。

此外,1912年之前还存在加班淘金的情况,但未及时支付相应加班费。碎金块由行政部门称重估价,每克84戈比,外面的私人商铺则按每克1-1.13卢布收购。也就是说,一个幸运的工人一年就可积累超过1000卢布收入。罢工之前,矿方为杜绝工人藏私,采取了各种措施预防、禁止工人直接接触金块。

根据工人签订的合同与政府批准的管理章程,4月1日-10月1日每天工作11小时30分钟,10月1日-4月1日每天工作11小时。如果是两班制,每班10小时。管理者有权在必要时实行三班倒,每班8小时。单班工人早晨5点上班,7-8点第一次休息,12-14点第二次休息,19点半(冬季19点整)下班。但实际工作时间往往长达16小时,因为允许在下班后继续找金。

黄金开采主要在永冻状态的矿山进行。寒冷的矿洞必须用篝火加热,融水一刻不停地抽出。尽管投入大量资金,矿区机械化程度仍然偏低,许多工作需人力完成。工人通过垂直梯子下到20-60深的位置,跪在冰水中干活。下班后,浑身湿冷的工人还得冒着严寒徒步几千米回宿舍,常常因此生病、死亡。另外,工人时刻面临塌方、撞伤和骨折风险。有工人回忆,由于管理者拒绝发放足量蜡烛,矿洞和梯子的照明十分不佳。根据Ф. А.库德里亚夫采夫的调查统计,1911年共记录896次事故,涉及5442名工人。医生和病床严重短缺,甚至有工人死前一天才被收治的恶劣案例,因为其他医生不认为其是“患者”。平均每位大夫服务2500位工人,还不包括他们的家属。后来,政府和国家杜马委员会也承认工人的医疗条件不能令人满意。

勒拿黄金公司的公共宿舍拥挤不堪,铺位根本不够。一些工人只好租赁民居住宅,半数薪酬花在租金上。国家杜马委员会后来调查发现,仅10%的宿舍符合最低居住标准。委员会成员А.丘舍夫斯基写道:“同志们,我等在此无事可为,只有建议工人们放火烧掉这些腐烂发臭的建筑,赶快逃往任何目力所及之处”。

勒拿黄金公司在伊尔库茨克省及博代博市政府的包庇下,垄断了本地区商贸和运输业,迫使工人只能在公司商店购物、只能乘坐公司经营的交通工具。资方违反俄帝国法律明文规定,以购物券代替部分现金工资。而这些购物券面值很高,又无法兑换,工人和家属只好一次性购买他们不需要的东西以免蒙受损失。

劳动合同禁止携带妻子、儿女,除非管理者同意——这就成了权力寻租的一大途径。矿区出现许多妇女,相当于男工人数50%。她们地位低下,被迫从事违背自己意愿的劳动,薪资极低或无薪,常被有权柄者性骚扰。

罢工起因

时间到了1911年末,勒拿黄金公司主要股东之间的纠纷变得激烈起来。金矿区发生的大规模骚动屡次见诸报端,但未引起市场和全社会的重视。同时,矿工群体自身的愤怒情绪也在持续增加。恶劣的工作条件、多劳者未必多得的不公平做法,都为罢工创造着条件。

而最后爆发罢工的导火索,则是“安德烈耶夫斯基矿”发生的“肉类事故”。各参与者对此有不同版本的回忆叙述:

某矿工(甚至具体到姓甚名谁)拿到一块烂肉;
工人在厨房大锅内发现马腿;
某妇女(工人之妻或在矿区卖淫的暗娼)从小铺买回形似马生殖器的肉。

各种版本说法有时会有重合,但基本可以确定:曾有工人获得不宜食用的肉。

2月29日(公历3月13日),“安德烈耶夫斯基矿”开始自发罢工,其他矿井的工人随后纷纷加入。至3月中旬罢工人数已达6000余。他们的不满包括:气候条件恶劣 、每天工作11小时且每周只休1天、工资低且部分工资以专用购物券形式给付、食品又差又贵、罚款过多过密、几乎没有劳动保护等。

一份1912年3月3日的工人会议记录记载了矿工对资方要求如下:

  • 改善劳工住房条件(单身者两人一间,已婚者每家一间)。
  • 改善伙食品质。
  • 涨薪30%。
  • 冬季不得辞退工人。夏季辞退工人时应发放前往日加洛沃的单程车票。
  • 规定平日每天工作8小时。节日前一天工作7小时。星期日和每年12个宗教大节除非工人要求否则不得加班,加班时间不超过6小时,下班时间不晚于下午1点,并计1.5倍日薪。
  • 废除罚款制度。
  • 不准强迫妇女劳动。
  • 称呼工人“您”而非“你”。
  • 解聘管理部门25名职员(附名单)……等共18项要求和4项保证

镇压

1912年3月30日,帝国内政部警察厅厅长斯捷潘·别列茨基给伊尔库茨克省宪兵局打电报:“直接建议特列申科夫大尉断然消灭罢工委员会……”

于是4月3日(16日)多位罢工领袖被捕(包括季莫菲·索罗明),次日2000多名矿工游行抗议要求放人。这次游行并不平静,人群呼喊口号威胁“解除大尉的武装并杀死士兵”。宪兵队长特列申科夫大尉下令向工人开枪。

关于枪击遇害者的数字,文献资料不尽相同。几乎每种百科全书及苏联官修史籍都说270人身亡、250人受伤。惨案第二天出版的《俄罗斯话语报》援引“伊尔库茨克宣誓律师咨询局”说法称150人身亡、超过250人受伤。1937年的《勒拿河金矿》一书记载了两组数字:150人身亡、100人受伤或270人身亡、250人受伤。另外,社会民主党的《星报》1912年4月8日报道170人死亡、196人受伤。俄帝国部长会议特别期刊则称:“在1912年4月4日的悲惨事件中,被召来协助政府当局的军队向工人队伍开枪,击中372人,其中170人死亡。”调查罢工惨案的两个专门委员会的最终报告未提及死亡人数,但访问听取了202位负伤者的口供。

事件调查

国家杜马开会讨论了勒拿河金矿事件,内政部长亚历山大·马卡洛夫“在右翼议员的掌声中”(托洛茨基语)宣称:“过去如此,将来亦如此!”

之后成立两个专门委员会赴现场调查。一个是由前任司法部长、现任参议员谢尔盖·马努欣领导的政府委员会,另一个是国家杜马组建的社会委员会,由当时尚不出名的律师亚历山大·克伦斯基领导。众所周知,克伦斯基同情社会革命党。

5月19日马努欣委员会和克伦斯基委员会同时出发,5月25日乘火车抵达伊尔库茨克。7月18日马努欣命令伊尔库茨克地方法院检察长,对下令开枪杀人的骑兵大尉特列申科夫提起公诉。马努欣委员会用加密电报向皇帝和政府进行汇报,克伦斯基委员会则向国家杜马和新闻界公布了他们的报告。

特列申科夫大尉因罪被逐出宪兵队,降为普通士兵,进入圣彼得堡省民兵部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坚持请求参战获批,分配到步兵第257“叶夫帕托里亚”团。据未经证实的消息:1915年5月15日他率营进攻帕克洛村附近德奥联军,前额中弹牺牲,就近埋葬。

后续

尽管许多工友遇害,但罢工一直持续到8月12日(25日)才结束。之后80%的工人选择离开,包括男子4738人、妇女2109人、未成年者1993人,资方雇佣了新的工人接替他们。”Lena Goldfields”公司持股比例由66%降至17%。矿主因罢工造成的经济损失约600万卢布。惨案还导致帝国财政部拒绝拨款建设金矿急需的伊尔库茨克-日加洛沃-博代博窄轨铁路。

全国各地约30万人集会游行抗议、谴责屠杀工人。

1925年”Lena Goldfields”公司利用租让法令再次获取西伯利亚金矿(包括勒拿河金矿)开采权,为期30年。此外公司还获得3座冶金厂和3处煤矿。其中苏联政府所占份额仅7%,而公司却占93%。1929年公司被强制查封停业。1930年仲裁支持”Lena Goldfields”公司对苏联政府6500万美元的索赔请求,1968年苏联政府承认索赔有效。

1996年5月28日《东西伯利亚真理报》发表文章《两次勒拿河枪决》,引述联邦安全局伊尔库茨州档案第7912号卷宗,称1938年有948名勒拿河金矿工人在博代博市被内务人民委员局“三人小组”判处死刑:1938年初,伊尔库茨克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国家安全局第三处处长库利维茨带领工作队抵达博代博地区,当天就基于民族和社会身份逮捕500人。又根据一份600多人的外国侨民名单展开抓捕,其中包括中国人、朝鲜人、德国人、波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匈牙利人等。中国人和朝鲜人尤为重点关注对象,逐门逐户搜索,务求无一漏网,能动的都被带走,最后仅剩虚弱老者在家。

总之,库利维茨1937-1938年共抓了4000人,大多遭受刑讯逼供,其中948人被“三人小组”处死。肃反运动结束后库利维茨本人也在基辅被捕,押回伊尔库茨克。

另外

西方世界普遍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从勒拿河惨案发生后才开始化名“列宁”以致纪念。但事实上,“Н.列宁”这个化名早在1901年底就出现了。

勒拿河金矿开采了160多年,出产黄金合计约1300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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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登场惨案

蘑菇鸡蛋饼

所需食材:

蘑菇:600克

黄油:50克

鸡蛋:4个

大蒜:2瓣

牛至粉:一丁点

橄榄油:2匙

盐、胡椒粉:酌量

莳萝:1束

步骤:

鸡蛋打散。莳萝(或你喜欢的其他新鲜香草)切碎,加入蛋液中搅匀。

蘑菇洗净,纸巾擦干,切碎。大蒜也切碎。

热锅融化黄油、橄榄油,放蘑菇和大蒜,急火翻炒3分钟。

撒牛至粉,再炒3分钟。转小火,撒盐和胡椒粉调味。

倒入蛋液,用最小火缓缓加热,直至凝固成型。

快吃吧!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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