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娜·卡瓦利

到1950年，苏联劳改营系统（“古拉格”）关押着五十多万女性——相当于一个州中心城市的人口。对于“政治犯”而言，“女犯营”就像恐怖的镜中世界，她们在此经历了暴力、饥饿、绝望，以及竭力自保的挣扎。幸存者中有一位维拉·普罗霍洛娃，她是莫斯科老字号企业“三山纺织厂”末任厂主伊万·普罗霍洛夫的女儿。

“我没有诬蔑，我只是同情人们”

我第一次看见维拉·伊万诺芙娜，最难以想象的就是她曾是囚犯。她完全不像在劳改营熬过六年的人：矮个子，体型纤弱。九十四岁的维拉·伊万诺芙娜仍在自己位于阿尔巴特巷的斗室教英语课，屋里堆满书籍和圣像，陪伴她的还有一只名唤“尖嗓”的温柔猫咪。

我们每周见面一次。维拉·伊万诺芙娜总会做好准备：精心打扮，把短发烫成小卷，还会买些“曲奇”——她只用英语称呼这种喝茶的小点心。

我们先花一个小时学习单词和语法，之后随意闲聊。我偶然得知维拉·伊万诺芙娜坐过牢是她随口提起的，语气十分平淡。然后她笑了：“在劳改营的时候，我会梦见中学代数课。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木板床上，就松了口气，心想：‘我没在黑板前！’那一刻感觉很幸福。”

1951年8月维拉·普罗霍洛娃被捕时三十三岁。特务抓人的手段可谓“巧妙”，维拉听过这样的故事：某妇女去了郊外别墅，忽然有人通知她必须立刻赶回，她穿着做家务的裙子急忙返城，国安人员早已在家等候。另一位妇女则是在家门口被抓的，她正抱着年幼孩子休息，有人敲门说有一封信请她本人签收，妇女刚踏出门，立即被塞进公务车逮捕。

维拉被捕同样很突然。某天有人打电话给她：“他们找您呢，想邀请您到部里工作”。我一打听，所谓的“部里”竟是内务部，据说他们需要维拉帮助提高英语水平。“很快有个年轻人打来电话。我说：‘您知道，这可是非常神秘又保密的部，而我不擅长保守秘密’。他回答：‘您肯定没问题’。态度相当客气”。

后来才明白，其实没人学英语，所谓面试只是借口。维拉被骗到卢比扬卡，立即逮捕。“有人举报我，说我诬蔑苏维埃政权，根据第58条把我判了最轻刑期十年。批评苏维埃政权。我没签字，我说：‘我没有诬蔑苏联现状，我只是同情人们’”。

“我暗自认定：生命结束了”

维拉被根据《刑法典》第58条“叛国罪”判处十年劳改，押送“奥泽尔拉格”——古拉格群岛的一座“孤岛”。她自嘲刑期是“儿童票”，因为第58条通常判得更重。

古拉格博物馆科研处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塔季扬娜·波良斯卡娅介绍：严格来说，维拉被送去的地方不能叫做“女子劳改营”。古拉格系统并不存在类似现代女子监狱的专门女犯营，每一个劳改营都是由多个营区、营站组成，往往分布在相当广阔的地域。“实际上几乎每个劳改营都有妇女，关在所谓‘女区’。女区异常庞大，往往同时关押数千名妇女，有住宿的板棚、食堂和其他生活设施，与男区之间用铁丝网围栏隔离。男女囚犯仅在外出劳动时有机会碰面”。

除了普通劳改营，还有特别劳改营，“奥泽尔拉格”就属于后者——又称“湖泊劳改营”或“第7特别劳改营”。此类特别劳改营从1948年开始设立，专门关押因政治罪名被判刑的人——比如维拉。

特别劳改营前后设立十二个，而它们的名称，据波良斯卡娅说，“都很美，甚至略带诗意”。除了湖泊劳改营之外，还有“山区”（第2特别劳改营）、“阔叶林”（第3特别劳改营）、“河流”（第6特别劳改营）等。好听的名字实质是掩饰真实用途。

波良斯卡娅继续介绍：“奥泽尔拉格是规模最大的劳改营之一，曾同时关押五万多人。到1951年初共有36843名囚犯，其中女性8351人。特别劳改营实行严格制度，在押人员只能从事最繁重的劳动”。

维拉第一次进入“奥泽尔拉格”，惊叹不已——周围是“壮观的自然美景，森林高耸如穹顶，河流奔涌”。然而哪有闲情欣赏风光呢？抵达营地之后，维拉被编号为АБ294，立刻派出去劳动。维拉感慨地说：“对我而言，劳改营仿佛某种镜中世界，我暗自认定：就这样了，生命结束了”。

“对啊，有我在建不成共产主义”

“奥泽尔拉格”的女囚和男囚一样承担修路、伐木，维拉对发生的一切坦然接受。押送人员有时候批评她干活没干好——伐木她的确不擅长。面对所有批评，维拉总是回答：“对啊，有我在建不成共产主义”。所以，后来没人安排她砍树了，通常只是守着押送人员的火堆添柴。

和维拉同营区的妇女“年龄、民族、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维拉回忆：“营区有吉尔吉斯人、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有些美国女人嫁给我国男人，当然，她们的丈夫被判了间谍罪，她们（美国女人）也一样。总之，来自五湖四海。还有一大群朝鲜姑娘被押来我们这儿。一个德国老太婆，当时七十多了”。

“政治犯”之中也有刑事犯，对后者来说，“变成政治犯”算是“一种消遣”。维拉解释：“她们会耍一个很简单的把戏，在纸上画带胡子的脸，下面写斯大林的姓名和一句脏话，把纸钉在铁锹把上，举着走一圈。立刻就会被抓，以政治条款定罪，转到我们营区来”。

与“政治犯”不同，犯刑事罪的人被认为“社会上更接近”现政权，所以她们通常能得到最轻松、最有油水的岗位：劳动队长、医务室或厨房。

女犯睡两层大通铺，彼此紧挨。夜晚成了“纯粹的折磨”：根本不可能舒服躺着，想翻身就得叫醒身边狱友。

尽管有种种苦难，但在劳改营无人公开谈论将来的生活，因为出去没有未来。维拉回忆：“释放之后会面对什么？还不是同样的西伯利亚。但工作没了，因为前科政治犯几乎不可能找到工作。甚至有人说，在劳改营反而还好些：早上喝稀菜汤，中午一勺粥，晚餐喝鱼汤，起码饿不死”。

看管维拉和其他囚犯的狱卒尤其恼火一些女人仍想保持整洁、体面，他怒吼：“你们不是女人，是败类！谁都不可能活着出去，你们会死在这儿！”

维拉说：“德国女人千方百计改造丑陋、不合身的黑色囚服，用碎玻璃片代替剪刀（因为禁止剪刀）。她们裁出系腰带的小裙子，正是当时流行的样式。营地管理者非常生气。我当然没这么做，狱卒甚至表扬我：‘看，这才是知道好好劳改的女人——而你们不懂！’”

并不是每个狱卒都仅限口头讥讽和奚落。“那时候他们阻止越狱能拿到最高奖赏，实际是：囚犯只要接近写着‘禁止’的标牌十步远，他们就直接开枪击毙，由此获得一个月假期、两倍工资的奖金和一块银表。在我被关押期间，只有一个狱卒真正开枪打死过女囚，他故意让她去标牌外面捡柴火，随即扣动扳机——他太想休假找老婆了”。

事后听说，该狱卒回来上班，竟产生幻觉，看见被他杀害的那个女囚从空中飘来。当时他正站在岗楼上，被“鬼魂”吓得失足跌落，严重受伤，几天后死在医院。

“上帝平等对待我们所有人——赐予囚禁”

某一天，劳改营押来一批“新囚犯”，其中有一位十七岁少女玛雅·乌拉诺夫斯卡娅，她因为参加“革命事业斗争联盟”被判二十五年劳改。按照维拉的说法，他们只是一群“渴望纠正体制内某些错误——纵容暴力和镇压的错误——的年轻人”。

“为此他们读书（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写报告，辩论，试图寻找能够影响当局、改变现状的手段。他们虽然入了迷，可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甚至不曾公开演讲。结果却被军事法庭当作恐怖分子审判”。年轻男成员枪决，女成员分别处以二十五年劳改。“革命事业斗争联盟”的成员几乎都是刚毕业的：最年轻者判决时仅16岁，年纪最大的也不过21岁。

玛雅进了“奥泽尔拉格”，几乎立刻在人群中注意到维拉：身材高挑，头戴男式护耳皮帽，走路一瘸一拐（维拉在押送途中脚冻伤），眼神恍惚疏离。玛雅回忆：“维拉年轻时代是共青团员，曾痛骂自己的资本家祖先，认为正因如此上帝才用囚禁惩罚她。我当时没说什么，但内心惊讶这种逻辑：囚禁怎么会既是惩罚，又是奖赏——平等赐予我们所有！可这并不妨碍我敬佩她极其顺从、温良忍耐囚禁的态度。在我看来，她仿佛基督教殉道者”。

维拉亲切称呼玛雅·乌拉诺夫斯卡娅“玛伊乔克”、“玛伊克”、“玛伊卡”，或者干脆叫她“我在劳改营的女儿”。女犯营的人确实都把维拉视为玛雅的母亲，甚至会有人跑来告状：“你家玛雅说脏话”。维拉就把玛雅叫到身边，严厉警告：“如果你再这样，我不理你了”。玛雅乖乖听命。

玛雅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体格弱，面容稚嫩。她在庭审期间表现镇定，审讯时甚至当面对侦查员说：“我恨你们”。玛雅在劳改营同样坚强，她和维拉一样不认为自己能够活着出去，接受了在“镜中世界”度过余生。

维拉说：“玛伊卡在劳改营试图将自己的道德观念灌输给身边人，也就是：人应当互助、体谅、分享。我记得当时铺铁路，我俩跟着其他营区的囚犯一起干活。囚犯们一致推选我做队长，要挖一条沟。手下谁都不干，只有玛伊卡。玛伊卡站在沟底挥锹挖土，骂那些狱友：‘你们怎么不肯帮忙呢？’”

外头偶尔寄来干面包和糖块，玛雅就坐下，先数数板棚一共几个人，把食品均分。玛雅说：“维拉认为收到包裹就该把一切分给大家，而我的做法不同：有时只跟关系好的朋友分享，有时则分给那些收不到东西的人。我曾把半公斤糖拿给一位德国女人，让她分给伙伴，因为复活节快到了，她们没东西可以庆祝。我奇怪为什么无人来谢我，询问另一位德国女人糖是不是拿到手，结果发现被前一位独吞了”。

“毫不留情惩罚恋爱”

维拉·普罗霍洛娃在劳改营没有任何爱情经历——无论偶然的还是认真的。她被捕前谈过一位名叫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的年轻人，他日后成为著名钢琴家、苏联国家奖得主，而在当时，他只是维拉的“斯维特尼克”。维拉深爱里赫特整整五十七年，直到生命终点，她在劳改营根本无法想象爱别人。与她不同，其他妇女在囚禁岁月确实有恋爱关系。

囚犯之间交朋友不受限制，但谈恋爱是严令禁止的。男人进入女犯营，或女人进入男犯营，都被视为“最严重罪行，给予最严厉惩罚”。

某位出狱者这样回忆：“恋爱会被毫不留情地惩罚：十天单独监禁，不准出工，每日口粮只有三百克面包和水，中午一碗稀菜汤”。尽管惩罚严厉，劳改营的性关系却不受约束——犯人们从未试图对彼此隐瞒。卖淫、强暴，以及在挤满人的板棚内突如其来的欲望，都在囚犯之间习以为常。

有一次，一队女犯到锯木场干活，忽然来了一群男刑事犯，开始粗暴纠缠女人。出狱者描述：“他们随意抓住看中的女人，直接推倒在雪地，或者把她们压在原木堆上。女人们好像早已习惯了，并不反抗。她们的女队长也不干预，仿佛把这当成另一种形式的劳动”。

劳改营的“浪漫故事”鲜少有圆满结果。一位叫塔季扬娜的女犯收到青年男犯萨沙写的字条，他是制鞋作坊小头头，属于“劳改贵族”，也就是掌握些许特权之人。萨沙问她：“咱俩一起过吧，我帮助你”。塔季扬娜拒绝。愤怒的萨沙用铁棍打她一顿，把她送进营区医院，吩咐护士照料。等塔季扬娜康复，只好答应和萨沙同居。她别无选择，害怕二次拒绝会丧命。再后来，萨沙被调到另一个营地，塔季扬娜又“跟了”一名长官。她写道：“我被迫和这个渣滓同居，没有别的出路”。

劳改营女犯区亦有同性伴侣，与男同性恋不同，她们通常公开亲昵。劳改营女同性恋伴侣分别扮演“妻子”和“丈夫”，“丈夫”的黑话叫“眼镜蛇”，大多剪男人发型，还会用男性名自称。对此现象，流传着四句顺口溜：
“哎呀感谢斯大林：
把我变成贵妇人。
我是牡牛也是牝，
既是女人又是男。”

劳改营的镜中世界对大多数“政治犯”来说结束得很突然。那时候维拉已经逐渐适应劳改生活，她和自己的“干女儿”玛雅共同参加演出。有一次，她们在食堂舞台排演《雪姑娘》：维拉饰演沙皇别连捷、玛雅饰演牧女列莉。

两位女性都明白，只有斯大林死了她们才可能重获自由。但在她们看来，斯大林几乎是“永生的”。玛雅回忆：“我渴望并期待着斯大林的死亡。我一直坚信，他死了会带来积极变化。许多人都这样想，但我们每次谈论这个话题，总是以一句话结束：‘格鲁吉亚人寿命长’。我们没指望能活过他”。

斯大林一旦去世，国家开始释放“政治犯”，劳改营管理制度也逐渐放松。现在允许不同劳改营之间通信，可以寄送包裹，板棚门夜晚不锁了。维拉的挚友尤里·纳吉宾一直在社会上为她的重审奔走。最终，维拉获释并平反，回到“莫里斯·多列士”外国语学院上班（译注：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的前身）。

维拉说：“在劳改营，有人告诉我，我可以不把六年囚禁时间算进去，但我拒绝了：怎么能不计算这么多年人生呢？人家又说：‘那好吧，您可以说这些年是在与克格勃合作。’这我就更不能同意了”。

维拉·伊万诺夫娜2013年1月去世，葬礼在莫斯科市中心希夫采夫·伏拉日克巷一座不大的黄色教堂举行。她去世后，我曾想跑一趟昔日的“奥泽尔拉格”，妈妈劝阻我：“你去那儿看什么？那边只有废墟、腐朽和空地。什么都没了，仿佛一切从未存在”。

延伸阅读：

久经关押的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

1935年西伯利亚检察长关于劳改营状况的报告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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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列格·苏维尼洛夫上校(1917 – 1999)是苏联和俄罗斯军事历史学家，史学博士(1978)，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名誉院士(1993)，俄联邦军事科学院院士(1994)。以下数字引自他的著作《1937：红军的悲剧》：

1937-1941.6被消灭的工农红军团级指挥员：
在役总人数(1936)：2693。逮捕镇压478，其中枪毙379，庾死22，自杀3，出狱74。

1936-1941年被消灭的工农红军旅级指挥员：
在役总人数(1936)：877。逮捕镇压478，其中：枪毙373，庾死35，自杀4，出狱66.

1937-1941年被消灭的工农红军师级指挥员：
在役总人数(1936)：352。逮捕镇压293，其中：枪毙222，庾死18，自杀2，出狱51.

1937-1941年被消灭的工农红军军级指挥员：
在役总人数(1936)：85。逮捕镇压：108，其中：枪毙88，庾死7，自杀2，出狱11.

1937-1940年被消灭的工农红军最高级指挥员（集团军司令员/元帅）：
在役总人数(1936)：41。逮捕镇压：46，其中：枪毙41，庾死2，自杀2，出狱1。
（1936年工农红军最高级指挥员41人，大战前夕和头几个月枪毙的正好也是41人。谢尔盖·加米涅夫病死，谢苗·布琼尼、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列夫·加列尔、瓦西里·乌尔里希、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幸免。1937-1939年戴“四菱章”的扬·别尔金、米哈伊尔·韦利卡诺夫、格里戈利·基列耶夫、彼得·斯米尔诺夫-斯威特洛夫斯基、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瑙姆·罗佐夫斯基枪毙。陆军和海军最高级指挥员屠戮净尽。）

1936-1941年被消灭的工农红军高级政治人员（旅级-元帅）：
旅级-元帅在役总人数(1936)：1355。逮捕镇压：932，其中枪毙729，庾死63，自杀10，出狱130。

注：
1.在役军官总数是截止1936年的数字，而被逮捕数是1936-1940年的数字。由于此期间提拔任命了新的军官接替死亡的，他们又被逮捕，而且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多次，因此受害者数超过1936年人数。例如1936年军级指挥员共85人，至1940年逮捕镇压108人。
2.未统计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委员会和其他非司法机关定罪的中级和高级指挥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1937-1938年，指挥员尤其最高级指挥员被判有罪后立即执行枪决的比例非常高。

根据苏维尼洛夫书中的数据，得知1936-1940年被判所谓“反革命罪”的军人共20668人，包括：
高级和中级军官：3682人，
低级军官：3342人，
士兵：13644人。

两次“苏联英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生前接受康斯坦丁·西蒙诺夫采访时表示：“对于三七年、三八年给军队造成的后果，我还能讲什么呢？您说若没有三七年就没有四一年的失败。要我说啊，没有三七年，四一年可能不会发生战争。希特勒之所以决定四一年开战，很大程度上基于对我军干部损失情况的评估。这么说吧，霍津三九年离开列宁格勒军区，梅列茨科夫接他的班，我是军委成员，当时好几个师的师长是大尉，因为高级军官都被抓了”。（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我们这代人的目光》）

两次“苏联英雄”科涅夫元帅表示：“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三七年、三八年，那么四一年的时候不仅军队，整个党和国家的力量肯定要强大得多”。（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与苏联元帅И.С.科涅夫的谈话》）

“苏联英雄”、传奇指挥员亚历山大·格尔巴托夫说：“……那么多忠诚、负责的各专业人士被捕，实乃整个国家的灾难。考虑到战争无可避免且迫在眉睫，我想，刚刚被提拔到高位的、经验欠缺的新指挥员怎么样带兵打仗啊？……毕竟，如果让原先的营长指挥师，原先的团长指挥军，而集团军和舰队交给师长或副师长……将会有多少不必要的伤亡和失败呀！国家不得不经受这一切！”（亚历山大·格尔巴托夫《岁月和战争》）

工农红军“首席破坏专家”伊利亚·斯塔利诺夫自称“希特勒的仇敌”，说：“1937-1938年的镇压给国家造成毁灭性打击，影响了战争进程…… 镇压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红军许多部队、单位，兵团、军团，说得难听点儿，都是由未经训练之人指挥的”（伊利亚·斯塔利诺夫《破坏者文集》）

“苏联英雄”西蒙·伊万诺夫写道：“军队实际被斩首了。你自己判断吧。1935年9月22日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在红军中实行个人军衔制，授予苏联元帅称号5人、一级集团军司令5人、二级集团军司令10人、兵团司令67人、师长186人、旅长397人、团长456人。政治人员优秀代表：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委16人、军、师和旅政委128人。海军一级和二级舰队司令8人。到了1937-1938年，这些‘优秀代表’大部分被宣布为人民公敌……约1300名高级指挥员只剩350人……全部16个军区、5个舰队、33个军、76个师、291个团、12个航空兵师无人指挥”。

尼古拉·沃洛诺夫谈1937-1938年干部政策：“军队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指挥员对自己的活动没底气，任何下属都可以随时对他在党的路线上、特别机关的路线上的任何举措指手画脚，跑去找政治指导员或政委告状，而指挥员本人根本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被立即处理。很多‘机灵鬼’巧妙利用这点，旁敲侧击、上蹿下跳，成为积极分子，本职工作一点儿不做”。

1957年苏联国防部长格奥尔基·朱可夫在一次军事科学会议上发言：“1937-1939年间我们的干部情况特别不利，从军区司令员到师长包括团长，因为被捕频频换人……希特勒的情报机关巧妙利用斯大林的过度猜疑，使我军干部在战前被毫无道理地杀害。苏联武装力量实际上被斩首了，所以部队参战时没有经验丰富的方面军司令员、军司令员、师长和团长。大家知道波罗的海方面军司令库兹涅佐夫是学院教师，早年只带过一个团。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曾指挥过机械化团和坦克旅。西南方面军的基尔波诺斯只会管学校”。

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员、兵团司令尼古拉·古比雪夫（瓦列里安·古比雪夫弟弟）在1937年11月21日-27日举行的军委会议上的发言：
古比雪夫：我们军区严重失血。
伏罗希洛夫：不比其他军区严重。
古比雪夫：我把事实告诉你们。如今我们三个师由大尉指挥。但这不是军衔的问题，关键在于，人民委员同志，比如说亚美尼亚师的师长是个大尉，他以前不仅没指挥过团，也没指挥过营，只带过一个炮兵连。
伏罗希洛夫：那为什么任命他？
古比雪夫：为什么任命他？我向您保证，人民委员同志，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我们有个少校是阿塞拜疆师师长，以前从未指挥过团或营，在学校教了六年书。格鲁吉亚师的贾巴希泽做过两年连长，他怎么能胜任师长呢？

尼古拉·古比雪夫1938年2月被捕，同年8月枪决。

德军将领谈及工农红军大规模镇压，如威廉·凯特尔元帅说：“希特勒经常基于一点考虑问题，即：斯大林1937年消灭了整个第一梯队的高级军事长官，取而代之者缺乏能人。”后来升为元帅的费多尔·冯·博克则说：“俄罗斯军队不能被视为一支军事力量，因为血腥镇压损害了它的精神，使其变为怠惰机器”。德国陆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亦有类似结论，1941年5月他听取驻苏联武官克雷布斯的汇报，写日记曰：“俄罗斯军官队伍十分糟糕，给人留下悲惨印象。比1933年差远了。俄罗斯需要二十年时间才能让军官队伍恢复到原本水平”。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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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任命的15个“人民公敌”

1937~1938“大恐怖”遇难人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死亡人数之比较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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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莉加·列别杜什金娜

……倘若被人发现您逮捕殴打了斯大林，尽管不是那个斯大林，甚至不是他爸爸，只是随便一个斯大林。天爷，我真不知道您的下场会如何啊！
——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

苏联人曾高唱“永世不忘列宁名”，奉“斯大林的宝姓”如神灵。而对另一部分人而言，领袖的化名是他们一出生就使用的姓氏。那么这俩姓氏究竟是人生道路的助力，抑或是阻碍呢？

真名和化名

首先，“列宁”和“斯大林”早就被公认为领袖的真实姓氏，尽管无人否认此二位起初叫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和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滑稽的是，反对“世界主义”时期最热衷揭露别人化名的积极分子被斯大林亲自制止，他们刚开始不明白自己错哪儿了，直到发现斯大林原本不是“斯大林”，吓得几乎昏死过去。

还记得《士兵伊万·琼金的人生和非凡历险》吗？鞋匠莫伊谢·所罗莫诺维奇·斯大林被捕，押至НКВД大尉米利亚加面前，大尉惊恐地想起斯大林同志似乎与父亲不同姓，究竟姓什么却回忆不起来了！

玩笑归玩笑，但长久以来有一种说法：约瑟夫·朱加什维利的化名“斯大林”并非产生于西伯利亚流放期间，而是借用了古代诗人绍塔·鲁斯塔韦利长诗《豹皮骑士》俄文译者“叶夫根尼·斯捷凡诺维奇·斯大林斯基”的姓氏——传说此人是被流放高加索的波兰军官之子（母亲是格鲁吉亚人），出版为业，持自由主义立场。显然，领袖的宝姓绝不能跟这种人扯上关系，所以该书从苏联图书馆消失。过了一段年月，确切说是1937年，《豹皮骑士》新译本问世，译者叫尼古拉·扎博洛茨基，一年后锒铛沦落“古拉格”……

所以米利亚加大尉违背常识，误信被捕者系“斯大林同志父亲”的说法也就不奇怪了。甚至在执念消失后听从老犹太人的忠告把人放走，因为逮捕和殴打“随便哪个斯大林”都不安全。

被镇压的列宁

目前已知的政治镇压受害者名单上共发现22个姓列宁之人。生于1868年、家住乌斯季谢索利斯克市的地方自治会代表兼太平会主席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列宁1918年9月24日被革命法庭判处枪决，他是“纪念”组织数据库记载的第一个被杀的“列宁”。另外几位如1869年出生、家住斯大林斯克的养猪户费奥多尔·安德烈耶维奇·列宁，因触犯《刑法》58条几乎全部条款于1938年枪决；年仅十九岁、家住车里雅宾斯克的杂工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列宁，因触犯58-10条于1937年8月枪决……

个别幸运者设法逃脱死亡，例如1896年出生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市飞行员初级学校助理叶夫多基姆·叶菲莫维奇·列宁，1938年因叛国罪(58-1а)和怠工破坏罪(58-7)被捕，1939年5月15日获释！更不可思议的是，巴尔瑙尔残疾人之家总务主任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列宁被指控触犯58-2、58-7、58-10、58-11条，涉嫌反苏武装叛乱、阴谋夺取部分苏联领土、反苏煽动宣传等，理应枪毙。然而阿尔泰边疆区法院展现出真正的苏维埃人道主义，1938年10月26日判处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十五年监禁、剥夺公民权三年。别叫，奇迹还在后面：“1939年6月17日阿尔泰边疆区法院根据《刑法》58-2、58-10、58-11条，以无法证明指控为由中止此案，原判触犯《刑法》58-7条改为犯《刑法》116-2条。1939年8月3日阿尔泰边疆区法院认为指控被告触犯《刑法》116-2条缺乏犯罪事实，平反恢复名誉”。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起案件都发生在叶若夫被捕后、大恐怖机器短暂减速时期。

至于名单上其他姓列宁者，也受到了ОГПУ/НКВД机关的“宽大”（如果能这样讲的话）处理：有的被打成“富农”，有的被剥夺选举权，有的被判缓刑。“宽大”的原因似乎可以解释为案件发生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大恐怖机器刚开始运转，流血较少。

但也不排除存在某种法律之外的考虑，就好像另一位米利亚加大尉寻思：岂能在领袖的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以叛国罪名枪毙一个“列宁”呢？哪怕让这个阴谋夺取苏联领土的“列宁”庾死劳改营也不好吧！所以，并不是因为他们同情明显无辜之人，而是担心这样做的“影响”和后果。

再深入探究一番，被政治镇压的“列宁”绝大多数是普通人：集体农民、单干农民、工人、小职员等，几乎没有知识分子。早年间农民姓氏通常不是姓氏，而是过去的父称，所以姓列宁者原来可能是“廖宁”，即“廖尼亚”或“列昂尼德”的简称，甚至“阿列克谢”或“亚历山大”的简称——后两者多见于农村。那么，会不会某位“廖宁”的祖先少写两个圆点，误”ё”为”е”，遂成“列宁”？

1937年11月4日鞑靼斯坦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泽列诺多利斯基地区НКВД机关破获并抓捕了整个“社会革命党人集团”，成员包括：
安德烈·斯捷潘诺维奇·廖宁，1896年生，白克柳奇村民，集体农庄庄员，有前科，除参加“社会革命党人集团”外，还“持续性破坏苏维埃政权措施并诽谤工人经济状况”，判决：劳改十年；
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廖宁，1879年生于白克柳奇村，“前进”集体农庄兽医，既“参加社会革命党人”，又是“前富农”和“破坏分子”，自治共和国НКВД三人小组判决：没收财产，死刑；
叶罗费·斯捷潘诺维奇·廖宁，1890年生于白克柳奇村，木匠，指控“参加社会革命党人组织，危害苏维埃政权，污蔑苏联闹饥荒”，判决：劳改十年，三年后死在乌赫京斯科-伯朝拉斯基劳改营。

这三人是谁？或许是兄弟：相同的父称，相同的出生地，惟年纪相差较大。或许是亲属——同村同姓的都沾亲。肯定的是他们不属于什么组织，1937年怎么会有潜伏的“社会革命党”？被杀的兽医撇下四个孩子。

而且看起来这个姓氏在当地很常见。鞑靼斯坦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另一位廖宁：佩斯特列钦斯基地区的安东·德米特里耶维奇·廖宁（列宁），1890年生，六个孩子的父亲，“劳动胜利”集体农庄仓库管理员，1942年11月24日逮捕，指控触犯《刑法》58-10条第二部分，判八年监禁、抄没财产。

被逮捕的斯大林

与“列宁”们不同，出现在受害者名单上的“斯大林”仅仅三位，处罚很轻，都没进劳改营。其中一位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斯大林，1885年生，粮食人民委员部驾驶员，1921年在莫斯科被“契卡”逮捕，旋即释放。此时约瑟夫·斯大林尚未执政，所以没人联想……

第二位：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斯大林，1890年生，单干农民，1933年逮捕，被判触犯《刑法》58-3、58-11条。那么这个外贝加尔地方穆拉奇村的农民又能接触到什么“外国代理人”呢？或许找中国人贸易或交换农产品了吧——虽然距离国境线挺远，但也不是走不到。至于说参加什么组织，恐怕穆拉奇村的“组织”跟鞑靼斯坦共和国的“组织”是一种性质。判决：流放劳动十年。东西伯利亚边疆区环境确实艰苦，可流放毕竟不是劳改营。

第三位：伊万·彼得洛维奇·斯大林-安德烈耶夫，今鄂木斯克州农民，1930年流放，更多情况不知。人家说流放最远到西伯利亚，不能再远了。

名单上被捕的“斯大林”到此为止，尽管有迹象表明人数实际更多，却未曾留下片纸只字。就像米利亚加大尉起初愤慨的：“你竟敢用这个对我们大家最最亲切的名字称呼自己，这名字在我国只许一个人使用，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但另一方面，仍然存着一线希望：虽然查无记录，但如果人获释了呢？这种希望无关怜悯或公义。不指望有官部门心慈手软或伸张正义，但更不能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米利亚加大尉的问题在于永远追求“别出乱子”，这是他这种人活命的要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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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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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后见证人”项目的一部分，“纪念”国际人权协会自2008年开始一直在搜集苏联极权主义受害者的口述回忆。记者观看了数十小时采访视频，特向读者推荐其中印象最深的几个片段。

“太阳，斯大林，七年”
西蒙纳斯·纳尔布塔斯，维尔纽斯市，2009年采访

“本人自幼爱国。1940年我国丧失独立（注：苏联吞并立陶宛），不仅我深感震惊，全家都惊呆了。我们被迫接受国土陷落、主权沦亡的现实。

之后又来了德国军队。星期天战争爆发，星期三或星期四德军进城。民众将此视为解放，因为（苏联政府进行的）驱逐太可怕了。我家波兰邻居深夜被拖走…… 唉，他们肯定是难民吧。总之，德国占领开始了。

头几个月立陶宛的行政管理似乎井井有条，但紧跟着迫害、屠杀犹太人。如果说民众起初曾将德军视为解放者，还问：“你们西欧文明之师做的什么事呀？”这下大家彻底看清德国人嘴脸了。实际早在那年八月底民众已经察觉不对劲。所以1942-1943年，我还是个三、四年级学生的时候就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四处张贴传单、布告，呼吁反抗德国占领。

圣诞节（1945年）前后开始大规模搜捕我们同学。十个、二十个、三十个被抓走。我意识到危险迫近，没有继续念书的希望了，犹豫着究竟逃入森林呢还是就地躲藏呢？或者什么都不做傻等被捕？妈妈哭着说：‘我如果看着你死，我也不活了’。你知道吧，那时候当街枪毙游击队员，三十具尸体横卧人行道。妈妈说：‘继续这样下去我心脏受不了’。

结果1946年新年刚过我就被抓，指控我参加ЛЛА。ЛЛА是领导武装抵抗的地下组织，全称立陶宛解放军。可我并不是ЛЛА成员。总之，背负沉重罪名在希奥利艾监狱坐牢。我才十七岁半，绝不认罪，毕竟我没参加ЛЛА。可能跟办案的吵嘴把人家惹火了，他们把我关进窗玻璃碎掉的囚室，冬天在里头坐了快三个月。太冷了，窗大敞着，当时是1月份、2月份。我根本睡不下，只能蹦蹦跳跳，因为入狱只穿着学生服，一套少年西装、一件旧大衣而已。

谈到这儿必须指出，1941-1944年间成立的立陶宛青年抗德组织后来统统被打成反苏组织，因为我们没有为苏联而战。凡参加者一律判处有罪，当然包括我。但开庭前检察院把我那份起诉书的58条1а款和58条11款删除，改为58条第10款第二项。
（译注：即改“平民叛国”指控为“反苏煽动宣传”）

那么我犯了什么罪呢？战争期间我写过一首诗，寄给某共青团员，其中有一句：太阳斯大林，打了引号，写做：看见‘太阳’斯大林，于是判我七年。

这句话确实没什么要紧，但他们如临大敌，判刑七年、剥夺权利三年。判决书写道：‘终审判决，不得上诉’。休庭当天押我到考纳斯监狱，同监室四个人，两个死在劳改营。第一位刑期最短，才关三年，可惜死得早；另一位十五年苦役，1948年死的。

我们从莫斯科步行去雅罗斯拉夫尔，三天没吃没喝。到雅罗斯拉夫尔开饭，永远忘不了那是我今生吃过最好吃的面包，五个人分食一条。继续从雅罗斯拉夫尔启程，连走三天，又没吃没喝，饿得我头晕眼花起不来床。好容易走到乌赫塔，乌赫塔递解站。”

“他们说死尸挖出来吃了”
叶卡捷琳娜·阿诺欣娜，沃罗涅日，2008年

“我们走在路上，哥哥穿草鞋，妈妈穿草鞋，这样的人也叫富农。姐姐去教堂穿皮鞋，然后脱下来包好，光脚回家。她爱惜东西。

我记得那天阳光明媚。有个穿马裤的人，拿着某种书或笔记本来我家说：‘收拾东西吧’。妈妈说：‘去哪儿？’答：‘去新村’。妈妈哭了，姐姐哭了，我们都哭了，我刚六岁，站在装娃娃的铁皮盒子旁。

父亲坐拉牲口的火车先走一步。母亲什么也没带，衣服、鞋子都没带，走得可忙乱。那年她三十岁，哎不对，三十六。

她匆匆舀了一桶黑麦，仅此而已。没给我们兄弟姊妹拿东西，无论冬装、夏装或铺盖统统没带。然后上火车，向前开、向前开、向前开、向前开，又往后开、往后开、往后开、向前开、向前开，驶向科特拉斯（译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小城）。我不知道哪天到的科特拉斯，下车人家安排我们坐驳船。

1933年闹饥荒，要命了，活不下去。没地方割草，去林子剥杉树皮，推成白粉粉烤糕饼，人家管这叫糕饼。唉，杉树皮那个味儿啊。我没吃这种糕饼，哥哥姐姐吃了，因为我咽不下去。

萨沙叔叔死了之后，每天抬出去四十口棺材，都是饿死的。有件事真假我不知道，听旁人讲的——他们想把某个死人跟他合葬，刨开坟墓，他没在棺材内。他们说死尸挖出来吃了。

我不知道萨沙叔叔究竟被吃没有。反正都说他不在棺材。”

“傻妞，你们班一半孩子没爸爸”
伊丽莎白·达维多芙娜·利夫琼，莫斯科，2008年

“从那时到现在七十一年了，我仍然记忆如新，恍如昨日。后半夜我被惊醒，我13岁，睡在一个箱子上。我们全家五个人住13平米，我、爸妈、弟弟和帮佣。集体公寓五六个房间，每户一间。房间中央放张小床我弟弟睡，我睡箱子，爸妈的床贴墙，帮佣在门口睡行军床。

当我妈妈领那两个人进屋的时候，他们吓了一跳：刚才还看见我爸穿燕尾服站在舞台灯下，漂亮的妈妈盛装边弹边唱，忽然来到这种房间，看见这种‘装潢设计’，这种带行军床的豪宅。俩人呆住了，其中一个问：‘盖格纳住过这儿？’——‘住过’，不是‘住这儿’，而是‘住过这儿’。问帮佣，帮佣说：‘是的’。

收拾行军床的时候俩人一动不动，我和弟弟都惊醒了。我们站起来，妈妈面如白纸两腿发软，紧紧倚着柜子。俩人开始翻找我睡觉的箱子，翻了又翻，除了些衣服没别的。

十六年后我们得知，不，十九年后，1956年我们才得知，他（父亲）被捕一个月就枪毙了。

两个月后我在学校，一位女老师忽然叫我：‘丽佐奇卡，校长找你呢’。我往校长办公室走，边走边抖。我是个又瘦又小的女孩，进了屋忍不住哭鼻子。校长紧紧搂着我，说：‘你哭什么呀？你哭什么呀？’他首先问我：‘妈妈在家不？’我当时不懂什么意思，现在明白了，他想知道我和弟弟有没有人管。我说：‘在家’。他说：‘感谢上帝！那你哭什么？’

我说：‘我怕学校的人知道我爸被抓’。校长说：‘傻妞，别怕，你们班一半孩子像你一样爸爸不在家’。校长名叫特罗菲姆·尼基季奇·波利修克，我深深铭记七十年，就因为他对我讲这几句温言善语。

我家有个侄儿，在学校站队听通报：斯大林死了，顿时两眼发黑昏倒。我们用笑话回忆那些岁月。斯大林是神。神啊！但愿斯大林知道他们对我爸爸做了什么！（斯大林）签个字（爸爸）就被枪毙了。但他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他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太不公正了，太瞎扯了。他自己不知道被下面人糊弄了。大家曾经都这样想问题。”
（译注：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大卫·伊萨科维奇·盖格纳1937年12月演出时被捕，1938年1月枪决，1956年12月平反恢复名誉。妻子塞西利娅·楚德诺芙斯卡娅是歌手）

“于是把我们扔到西伯利亚”
妮娜·福明奇娜·斯米尔诺娃，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克鲁泡特金市，2008年

“我妈是乌克兰顿涅茨克州人氏，我爸是沃罗涅日州的。妈妈跑去沃罗涅日州嫁给爸爸，两人生儿育女，辛勤工作，挥洒血汗。

务农的人都知道土里刨食多么艰难。凭着两个人、四只手养活全家。原本有十个孩子，两个早夭，因为挣的钱除了糊口还要缴付地租。好在没挨过饿，穿粗麻布衣服。

1930年强制集体化，妈妈扯了几尺印花布——就是过节穿的花裙子布——缠在我们肚子上。我家三个女孩，我1926年生，二姐1925年，大姐1924年。妈妈把印花布缠我们肚皮上，保住这些布没被人抢走。他们把我爸穿的毡靴硬脱下来没收了。

妈妈的父母姓库特尼亚克，我知道外祖父叫谢尔盖，因为妈妈叫安娜·谢尔吉耶夫娜。外祖母人称阿纳斯塔西娅阿姨，因为她本名是个少见的乌克兰名字，如今我也记不得了。

1930年我家被划为富农，没收土地和生产手段。实际我家只有孩子多，别的样样缺。贫农会议决定我们属于富农，抄没充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清算，反正档案上这样写的。意思就是毁灭我们。于是把我们扔到西伯利亚。

这样对待我们，我们要么是人民公敌、被流放者，要么是特殊定居者。可一查档案：没有其他任何公文，所以没人决定如何惩治我们，也没人决定是否流放我们。但我们终究被发配西伯利亚。

全家登上牲口车厢，那时我还小，记得车厢黑乎乎，有人坐稻草，有人坐破布。下了火车，让我们小孩坐雪橇，往我们衣服里面塞干草和破布，顶风冒雪赶赴另一站。我至今记得大人跟着雪橇跑，严寒刺骨，我满脑袋挂霜，从头到脚全白的，眼皮都结冰了，至今我还记得。我们在雪橇大声尖叫，因为全身湿透，气温零下五十度，所以我们大哭大喊。现在半夜醒了回想起来，妈妈看我们这样，内心多么煎熬啊。

那几年，1934年吧，我长得皮包骨头，肚子鼓起来，当时叫佝偻病，今天叫营养不良，两只眼睛闪闪亮。我年纪小，体力差，是健康最糟糕的一个。十二岁的时候同龄小朋友喊我大肚子，气死我了，就是以这种身体迈向1937年。1937年集体农庄渐渐步入正轨，开始运转，干活的都是流放人员，把我们视为人民公敌。专门有个管理处管着我们，除了小孩，成人一律受检察机关监督。每星期去管理处报到，我经常陪妈妈去管理处。禁止我们出村，也不许下田拾穗或捡个烂土豆。岂有我们这种定居者啊，罪犯才受监视呢。

有一天妈妈不在家，我们围着炉子坐，炉上温着大概半桶水。1925年出生的伊琳卡说：咱把盐放水里吃吧。于是我们往水里倒些盐，真的有咸味。三个女孩就一人一勺舀水吃干净了，管这叫‘吃’。

我没告诉你战争期间我们是怎样挖地、拾穗的，战争期间已经可以出村活动了，一打仗检察机关就不太注意我们。所以每当粮食收割完，大家手拿小铲子下田挖掘，找老鼠洞的麦穗，我记得我三挖两挖就挖到了。老鼠像个巧手主妇似的把麦穗一根根整齐摆放，头对头梢对梢。我们拿走她的食物，很高兴，有麦穗吃了……

我们这些过来人至今害怕谈论那个时代和战后年月，因为说话犯罪，如果谁发表什么针对或不针对的言论，或者谁在什么地方笑了，一旦被告发，这人就被抓走了——无声无息，也不经审判。流放科雷马，消失无踪。

列宁1924年就死了，我还没出生。只有斯大林对我们做过这种事。”

“逮捕所有亲属、财产充公、24小时内枪决”
米哈伊尔·约瑟福维奇·塔马林（曾用名莫伊谢伊·约瑟福维奇·拉文），莫斯科，2008年

“1937年4月16日我走进库兹涅茨基街24号（注：国安机关接待室）。他们传唤我，把我扣留，指控我可怕的罪名。开始审讯，说我们组织反革命集会、涉嫌准备对党和政府发动恐怖袭击，这太意外了，简直令人心惊胆战。

1937年7月2日夜晚我被带走，单独关押在布提尔卡监狱顶层单人监室，两耳只听隔壁监室囚犯呻吟。当晚一阵钥匙响，牢门打开，监狱长彼得洛夫带两三个随从走进来，递给我起诉书。起诉书是这样写的，左侧顶部：‘批准，总检察长А.Я.维辛斯基’，右侧：‘同意，НКВД СССР第四处处长彼得罗夫斯基’。

这意味着逮捕所有亲属、财产充公、24小时内枪决。起诉书指出，苏联国家安全总局机关破获了一个大学生反革命恐怖主义布哈林组织，其目的是以恐怖手段杀害党和政府领导人…… 本人某某系该组织核心头目。根据上述指控，我将接受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依据刑法58-8条、58-11条的审判，并适用1934年12月1日之法律。

这项法律是1934年基洛夫遇刺后颁布的，意思是逮捕所有亲属、抄家及24小时内执行死刑。

这就是法律规定，他们给我看起诉书，转头走了。您知道吗，我读完状态很糟，尿了一裤子。请原谅，我失去了调节自身器官的能力，浑身发软。大清早他们来带我，对我说：‘收拾好东西’。我只拿了一把牙刷，别的什么都没拿就下楼了。他们用个大布袋子套着我，让我在里面脱光，把衣服裤子仔细翻查一遍，再让我穿好衣服，走出监室进入一辆专用囚车，人在笼内只能坐下、起身、坐下。

显然这辆车有多个笼子，后来才知道我的难友们亦在那些笼内。于是到了设在莱福尔托沃监狱的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

（斯大林死的时候）我正在图鲁汉斯基地区流放。那个地方住的多数是立陶宛人，整个村庄几乎全是立陶宛的。听说斯大林死了，他们高兴地走来走去，脸上洋溢笑容。虽然没人喊口号庆祝，可一看就知道很开心。而我们这些人（对这件事）充满恐惧。我们以为将会被就地消灭。一些流放者暴动，抢夺看守的武器。于是政府派来整整一个师把他们统统打死。此事我是听说的，没亲眼看见。”

“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在哪？”
罗莎·尤素福芙娜·绍夫克林斯卡娅，莫斯科，2009年

“妈妈告诉我们爸爸出差了，可从那之后我们再没见过爸爸，实际他在马哈奇卡拉监狱关押三年。三年受尽刑讯，期间换侦查员重新侦查。爸爸写下经历的一切，托狱警捎给我们。

然后开始写申诉，给斯大林、莫斯科写了多份申诉。他要求申诉只能通过邮政列车寄出，并且在申诉中要求把答复寄给他的亲属而不是州委。然而答复终究寄到州委那儿了。二十大之后，斯大林死后，这些申诉重见天日，上面写着‘档案’字样。

当初村里筹划办集体农庄，爸爸认为事关重大，后来他们指责爸爸不同意我们地区组织集体农庄，原因也是如此。毕竟我们这地方全部是梯田。爸爸坚决不同意在本村办农业集体农庄，他说：‘我们可以办养牛集体农庄，不能办种庄稼集体农庄’。

我爸在单人牢房关押三年，三年后开庭审理。那时已经有命令重审此案，但36个人被迫做供画押——文件上写着“36人”，他们一个都没活下来。所以凭着这些口供，‘三人小组’判他八年。八年啊。

判决的理由是他持有某种武器。押送他去西伯利亚。我们只收到过一封他从北方劳改营寄出的信，爸爸在信中描述自然环境，说雪地茫茫，只有白熊和柳松鸡出没，严寒零下五十度。他还说正在为我们，为我们的苏联、我们的祖国修建一条必不可少的铁路。我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铁路。

这封信之后父亲再无音讯。信的末尾他写道：‘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在哪？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在哪？’

过了一年，1941年，我们得知爸爸死于某医院。不准任何人参加我家的葬礼和追悼会。村苏维埃派人把守，阻止亲戚朋友来吊唁。

妈妈和我们这些小孩哀悼爸爸。集体农庄不接纳妈妈，学校也不接纳我们。所以我们第一次进村的时候妈妈不得不带我们返回马哈奇卡拉。

我姐和我妈不认为斯大林有罪。妈妈说：‘斯大林不可能知道一切，不是斯大林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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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权主义者萝丝·科恩向往“完美之国”——苏维埃俄罗斯的生活。后来她移居莫斯科，结交党内精英，确实过了几年好日子，直到被打成“间谍”枪毙。

萝丝·科恩1894年生于伦敦，父亲莫利斯·科恩是波兰犹太人移民，裁缝为业。母亲艾达诞育六个子女，都在“工人教育协会”开办的免费学校接受良好教育。

萝丝通晓三种语言，虽然年纪不大，却对历史、经济和政治满怀兴趣。一次偶然机会她出席了妇女参政论者1913年大会，由此成为活动家艾米琳·潘克斯特之女西尔维娅·潘克斯特的秘书。虽然同为女权主义者，但西尔维娅抱持社会主义观点，属于当时英国女权运动最激进一派，与自己母亲和姐姐势如水火。

萝丝协助西尔维娅工作，受其影响加入“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和“第三国际英国支部”，后来成为英国共产党创始成员之一，吸收妹妹内莉共同奋斗。1921年西尔维娅被英国共产党开除，萝丝姐妹留在党内。然而，萝丝对英国争取性别平等和社会自由斗争所取得的进展并不满意，希望离开雾茫茫的阿尔比恩投入苏维埃俄罗斯怀抱。所以，当她遇见共产国际派赴英国改善同当地共产党关系的苏联革命家马克斯·贝内特，迅速坠入爱河。

马克斯·贝内特真名大卫·彼得罗夫斯基，原名大卫·利佩茨，1886年生于俄帝国境内别尔基切夫，父亲是二等商人埃夫罗伊姆·利佩茨。大卫很早就对革命活动产生兴趣，十几岁曾在马克思主义社团听课，1902年参加“崩得党”（译注：世俗犹太人社会主义政党），继而到巴黎的俄罗斯社会科学高等学校念书，结识弗拉基米尔·列宁、列夫·托洛茨基和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1905年大卫回俄罗斯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对外自称马克斯·戈德法布。1912年他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返回俄罗斯遭逮捕、流放，最后驱逐出境。于是大卫·利佩茨远赴美国，成为犹太社会主义联合会中央委员、美国社会主义党党员。“二月革命”后三入俄罗斯，1919年以大卫·彼得罗夫斯基之名加入俄共（布），经过一系列职务变动，担任军事教育机构总局局长。

1924年彼得罗夫斯基到共产国际工作，监督美国、法国、英国共产党的工作。化名贝内特出差伦敦期间，同“迷人、有教养、活泼且非常漂亮的”萝丝·科恩一见钟情。日后当上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哈利·波立特曾热烈追求萝丝，却被萝丝十四次拒绝求婚。作为共产国际的主要信使，萝丝周游欧洲大地，把宝贵的指示和钱款带给各国共产党，没精力玩浪漫。唯独对贝内特情有独钟。

二人恋爱后萝丝先在苏联驻伦敦大使馆任职，1927年受英国共产党中央委托赴莫斯科工作，加入联共（布）。1929年初与大卫·彼得罗夫斯基结婚，婚后到中国和日本旅行六个月，访问波兰和德国，年底生下儿子阿列克谢。

在给姐妹们的信中，萝丝毫不掩饰激动和快乐，把苏联描述为一个人人自由生活、轻松呼吸、愉悦工作的国家。她这样讲并非故意美化或夸大，因为这就是她本人的生活——全家住漂亮新房子，大卫已授将军衔，不仅主管军事教育，还负责发展苏联的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另外，大卫的一个姐姐范妮·纽琳娜是俄罗斯副总检察长，萝丝最好的女朋友是苏联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之妻。

1930年萝丝进入共产国际学校深造，1931年出任新成立的《莫斯科新闻报》外事部主任。正如某英国报纸后来写的：萝丝·科恩和大卫·彼得罗夫斯基是“莫斯科外籍人士团体的金童玉女”，他们家是莫斯科精英和外国访客欢聚之所。可惜好景不长，随着1934年基洛夫神秘遇刺和接踵而来的镇压，夫妻俩忽然发觉乌云压顶。意识到局势越来越险恶，二人决定采取不同方式逃走。彼得罗夫斯基设法请重工业人民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批准他去美国“学习职业教育经验”。几周后萝丝以探亲名义申请去英国，却被告知年幼的儿子阿列克谢不准随行——显然，意图暴露了。萝丝只好孤身飞伦敦，据她妹妹说“她很不高兴，若非舍不得儿子绝不肯回俄国”。大卫·彼得罗夫斯基刚从美国返苏即被解雇，奥尔忠尼启则自杀一个月后因“反革命活动”和“托洛茨基主义”罪名被捕，1937年9月10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萝丝紧随大卫被捕，多年结交的各界朋友瞬间消失。远在英国的哈利·波立特仗义执言，曾试图挽救大卫，投书共产国际强调彼得罗夫斯基忠于共产主义思想。

波立特仍然心爱萝丝，完全清楚她将遭遇何种结局。得知萝丝被捕，他直接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格尔奥基·季米特洛夫和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求援，却被建议“莫插手”。因此英国共产党既未提出抗议、亦不支持别人抗议。波立特又呼吁英国政府查询失踪公民，迟迟不见答复。结果，萝丝在侦查和庭审期间拒不承认包括“英国间谍”在内的一切指控，于1937年11月28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七岁的“人民公敌子女”阿列克谢进了孤儿院，三年后由大卫表妹收养。1956年苏共“二十大”闭幕，阿列克谢·彼得罗夫斯基申请复核母亲案件，同年哈利·波立特也要求赫鲁晓夫“向英国公众和政界澄清情况”。1956年8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推翻1937年11月28日判决，撤销全部指控，平反萝丝·科恩。1958年1月25日大卫·彼得罗夫斯基获平反恢复名誉。阿列克谢后来成为地质矿物学博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2010年逝世。阿列克谢之子米哈伊尔是物理和数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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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经关押的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

斯大林镇压受害者的家史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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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伟大领袖与亲密战友认可这桩案子的话，办案人员本来可以获得荣誉和晋升——英勇的苏联“契卡”及时阻止刺杀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阴谋，恐怖分子被逮捕、揭穿、审判和严惩。但问题就在这里，无论办案人员怎样努力证明他们逮捕的人不同于国外特务，确实有机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发难消灭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且不是单人作案而是属于22人紧密团伙，但克里姆林宫却不欣赏他们的热心。

倘若军队首长、医生、工程师或死不悔改的托派分子谋害伟大领袖，群众知道了必然不会放过他！可如果“恐怖分子”是个出身先进集体农庄的半文盲无产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克里姆林宫的农民

1935年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侦办10015号案件，根据РСФСР《刑法典》第58条指控季莫菲·朱宁及其同伙。朱宁是本案第一个被捕者，他的“自杀性供词”显示审讯前国安人员已经把他狠狠收拾了一顿：
— 我承认自己罪大恶极，由于我的反革命倾向，在与克里姆林宫职工宿舍副管理员帕维尔·阿尔塔莫诺夫的多次交谈中说过这样的话：“苏维埃政权的集体化和税收政策把农民变成叫花子。人人都跟被抢了似的，而斯大林领导的政府却因此荣华富贵。他们整天吃香喝辣，看不见人民饥寒交迫。这哪叫过日子啊，简直活受罪！”

发表这通“反动言论”不算完，季莫菲继续大放厥词：
— 然后我说：“我是地板打蜡工，去过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等领导的住宅，亲眼见过他们挥霍我的血汗钱逍遥快活。我们却在吃苦受罪。我真想赶快除掉这些领导！不要紧，等着瞧。比如我常在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家擦地板，不止一次见过他们，意识到如果有谁想杀他们其实非常轻松简单。曾有几次我在斯大林家干活，他从我身边走过。但我决定先杀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

侦查员当即追问：
— 你打算怎样动手？

— 我想从布哈林家偷勃朗宁手枪杀他们。大上个星期五我擦地板的时候见过那把转轮枪，就搁在床头柜。

— 你打算从哪里用什么方式进行暗杀？

— 我想趁着卡冈诺维奇走出大门上汽车的那一刻开枪打他。打蜡工房间的窗户正对着大门，距离汽车不超过10-15步。至于伏罗希洛夫，我希望他走出门的时候截住他。我枪法很准，百步穿杨。

— 什么原因使你对苏维埃政权及其领导人产生这种狼子野心？

— 原因很简单，集体农庄罪该万死！我是地里刨食的庄户人。1928年之前日子好歹过得去，强迫农民参加集体农庄以后生活就没法维持了。饥饿、寒冷、房子四面漏风，还要养老婆和三个小孩。所以来莫斯科找了地板打蜡的工作。如果我在某个小机关办公室打工，肯定不至于生怨恨，但我终究进了克里姆林宫。当我在领导人住宅擦地板的时候，比一比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我彻底愤怒了。

— 你什么时候起意刺杀斯大林同志的？

— 好久了。我有克里姆林宫长期通行证。打蜡工人进出门岗他们不检查，所以随身带什么都行。但在宫里很难靠近斯大林，警卫太多了。而在家里我可以跟他面对面。

— 你朋友们有没有像你一样持反苏观点的？有没有熟人赞成你的恐怖主义阴谋？

— 我不知道他们赞不赞成我的观点，但我曾跟阿尔塔莫诺夫、沃罗帕耶夫、列昂诺夫、马卡洛夫、潘菲洛夫和马特维耶夫进行过反对苏维埃政权政策的谈话。他们也是打蜡工，除列昂诺夫外都在克里姆林宫上班。

可以想见，办案人员拿到上述口供心花怒发，因为这案子显然不是某个喝醉酒的打蜡工自导自演，而是牵涉整个团伙。团伙嘛，就是匪帮，确切地说——托洛茨基恐怖主义组织！被季莫菲·朱宁咬出来的人全部落网，先被肌肉发达的狱吏一通揉捏，做好充分准备后送进侦查员办公室受审。

通常而言，至此就可以结案了。但某次审讯中有人提及瓦西里·维诺格拉多夫的名字，他也是打蜡工，但不是克里姆林宫的，在大剧院上班。谨慎起见，侦查员决定查查这个维诺格拉多夫，果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打蜡工恐怖组织

经查，莫斯科存在一个分支广泛的打蜡工反革命组织，成员皆是斯摩棱斯克州同一地区的亲戚或老乡。这伙人一组在克里姆林宫活动，另一组在大剧院活动，其中许多成员不时进入政府最高领导人住宅。这就意味着即便一个团伙行动失败，另一个团伙仍可发动刺杀。英勇的“契卡”铲除了克里姆林宫团伙，大剧院团伙依然逍遥法外，斯大林同志命在旦夕！任务十万火急，维诺格拉多夫立即被捕、押送卢比扬卡。

经过一番操作，维诺格拉多夫放弃抵抗。侦查员问他大剧院的打蜡工是否表现出对苏维埃政权的敌视态度，维诺格拉多夫口若悬河：
— 没错，我们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克伦斯基、杜德金、科诺诺夫和索科洛夫持续发表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言论。我承认我是一切反苏谈话的主谋。由于我在打蜡工中间享有一定声望，所以我算这个团伙的领袖。

侦查员问：
— 你究竟跟同事们说了什么？

— 我说在苏维埃政权底下没法活命，农民家破人亡，陷入赤贫和饥荒，税收真能把人活活逼死。工人的日子也难过，薪水少、物价高。但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其他政府成员吃香喝辣，根本不关心老百姓需求。

— 没人打断你吗？没人反驳你吗？

— 有什么好反驳的？！就算我说这种日子是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造的孽，要干掉他们，他们听了也不会反对。干掉他们很简单，等他们来剧院看戏，往政府包厢扔炸弹就行了。

— 真能办到吗？

— 当然能办到啦。没人严格监视地板打蜡工，所以混进内部演出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先把自己锁在打蜡工休息室，听见演出开始，就可以走入大厅为所欲为。

— 你还知道别的打蜡工吗？

— 非常多。莫斯科有个特殊的打蜡工帮派，统统来自斯摩棱斯克州新杜金斯基地区的乡村。

— 哦，说说都有谁？

— 比如有沃罗帕耶夫、朱宁、舒金、奥尔洛夫、朱拉夫廖夫、布罗夫、弗罗洛夫……

1935年8月初本案起诉书呈上首长案头。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领导在列举了从落网打蜡工口中诱导、拷掠出的全部情况后，不无得意地结论称：他们“揭露并消灭了一个反革命恐怖组织，该组织的目标是对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等同志发动恐怖袭击”。

然而正如文章开头所言，勤奋的办案人员并未获得上级奖赏。相反，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第一副局长鲍里斯·巴克，和他远在巴什基尔从事国安工作的弟弟所罗门·巴克1937、1938年先后被捕并枪决。

庭审闹剧

于是“打蜡工行刺领袖案”被搁置一段时间，直到有人决定不能再拖下去了。起诉书和22名打蜡工被移交至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随即举行不公开审理。当问及被告是否认罪时，几乎每个人都表示不认罪，审判长斯捷利马霍维奇感觉很棘手，因为除有罪供述外再无旁证。但又不能宣布释放，这违背了最公平、最人道的苏联法院的准则。于是斯捷利马霍维奇指责诸被告翻供、撒谎，抓住他们自相矛盾的供词做文章，迫使打蜡工承认图谋恐怖袭击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

季莫菲·朱宁属于这些人里面比较强硬的。但他意识到继续挣扎徒劳无益，遂承认自己有罪。这里有个小细节，当谈及农民家庭情况尤其朱宁家时，他老乡伊万·马特维耶夫讲了这样一段话：
— 我听说朱宁家在集体农庄过的很糟糕。他告诉我，如果拿白面包回家，孩子们会把黑面包和白面包对半撕开，像三明治那样吃。

格奥尔基·潘菲洛夫选择另一种脱罪策略：矢口否认他本人和朱宁曾在布哈林家见过什么转轮手枪，更没谈过恐怖袭击。潘菲洛夫表示：
— 朱宁诬陷自己倒罢了，还拉我垫背。他算什么恐怖分子？他就是个双手发抖的酒鬼。而且他多次说自己无可救药，甚至要自杀。这王八蛋欠我三十卢布没还，血口喷人无非想赖账而已。

瓦西里·维诺格拉多夫表示：
— 我是说过刺杀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可能性，但不等于我准备这样做。我要强调的是我只说过往大剧院包厢扔炸弹的可能性，但我没有炸弹。那些都是醉话，我们天天喝大酒，上班也迷迷糊糊的。

法庭拒绝采信这套说辞。打蜡工坚决捍卫职业荣誉，异口同声保证他们不喝酒不出工。

普罗科菲·沃罗帕耶夫宣称遭逼供：
— 我有病。以前被炮弹轰过，这么多年一直头疼，疼的几乎裂开！那位侦查员，我想应该姓米洛夫，连续审问我二十五小时，所以他让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

最后，有必要介绍诸被告中最卑劣、最突出之人：瓦西里·奥尔洛夫。读者还记不记得基于意识形态动机卖爹求荣的少先队员帕夫里克·莫罗佐夫？跟瓦西里·奥尔洛夫相比，莫罗佐夫纯属小巫见大巫。

瓦西里的爸爸安德烈·奥尔洛夫曾是个健壮农民，强制集体化后沦为三餐不济的流浪汉，被迫跑到莫斯科求老乡指条活路。大家同情他，介绍他做打蜡工。不得不说这份工作很沉重，即便体壮如牛的庄户人做完一个轮班也会累得腰酸腿软。虽然后来渐渐习惯了，但他付出的血汗远超其他工人。

安德烈·奥尔洛夫累死累活挣钱培养儿子，瓦西里中学毕业进学院深造，出来先当老师后当会计和经济学校分校长。在共青团积极表现，入了党堪称模范。到此时并无不妥之处，许多农家子弟都是这样的人生轨迹。然而奇怪的是，1930年瓦西里申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批准买了一把转轮手枪。为什么教经济的老师需要手枪？国安部门为什么允许他买枪？

总之，瓦西里和父亲以及父亲的同事被一网打尽。如果说侦查期间瓦西里的行为尚且体面，那么出庭时的表现真无愧于团员、党员身份。轮到他陈述，他张口就讲：
— 十年来党和团组织教导我摒弃个人利益，所以我将知无不言。我的错误在于，当初没有对从父亲和他朋友那里听到的话语做出应有的阶级评价。现在我要纠正这个错误。我父亲和他最亲密的朋友卡利斯特拉特·弗罗洛夫（此人以前是社会革命党人）都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拥护者，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要人物是个体企业家，所以受富农情绪支配。他们也不曾隐瞒自己对十月革命的态度，认为十月革命是对农民的欺骗，是一群布尔什维克分子的夺权行动。另外，他们都支持立宪会议。但我并不是说我父亲谴责集体化！
尼基塔·舒金和我父亲多次说过：一切共产党员都该“被镇压”，在俄罗斯掌权的要么是犹太人要么是格鲁吉亚人。他们说犹太人应该撵回巴勒斯坦，格鲁吉亚人应该“处理掉”。他们还梦想打仗，确信一旦有人进攻苏联，农民肯定起来造反，苏维埃政权就垮台了……

瓦西里·奥尔洛夫滔滔不绝，庭审逐渐接近落幕。短暂休庭后向被告宣读判决书。不出所料，判处瓦西里·奥尔洛夫五个月劳改，根据审前拘留三天算一天之规定当庭释放。瓦西里·奥尔洛夫之父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获刑十年，卡利斯特拉特·弗罗洛夫和米哈伊尔·列昂诺夫获刑十年，克伦斯基和朱拉夫廖夫无罪，季莫菲·朱宁、普罗科菲·沃罗帕耶夫和瓦西里·维诺格拉多夫死刑立即执行。其余人监禁2-7年不等。

尾声

二十五年后，这批打蜡工有的死在劳改营，有的出狱后患病身故。但劳改六年的加夫利尔·杜德金活了下来，提出申诉要求依法重申他的案子并恢复名誉。1961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当年的判决无效，以无法证明犯罪事实为由终止此案。

苏联时代，司法机关的马蒂诺夫少校曾做过一番调查，认为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工作人员侦查打蜡工案件期间使用非法手段、违反社会主义法制。我想无需赘言“非法手段”具体包括什么。马蒂诺夫少校要求寻找参与刑讯逼供的侦查员，“如果他们未被起诉，那就要个解释”。然而笔者翻阅堆积如山的文件，始终没找到“解释”。这意味着少校的崇高努力未获上级许可，被悄悄踩了刹车，更意味着正义从未伸张。“官官相护”无论过去、今天或将来始终成立。

延伸阅读：

荒谬的1937年列宁格勒“聋哑人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2000年蒙古国首都乌拉巴托郊外新建居民小区，工人们掘开地面，惊见埋藏几百具人类遗骸的乱葬坑。其中多数颅骨前顶和额头有两个直径不足一厘米的圆孔。于是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发现人骨属于1930年代被镇压杀害的蒙古僧侣。乱葬坑清理工作持续三年，运走满满两卡车骨骸。虽然规模令人触目惊心，但这些死者仅仅是受害者的一小部分。

为什么佛僧会变成“阻碍蒙古走向社会主义光明未来”的群体？简短回顾蒙古独立后的现代史，将有助回答这个问题。

从神权政治到共产主义

尽管蒙古是世界上最古老国家之一，13世纪成吉思汗开拓的疆域东至太平洋、西至黑海，但直到20世纪初依然被濒死的大清帝国统治。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帝制传统，也推动了蒙古民族革命。同年12月蒙古宣布独立，佛教领袖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登基，称“博克多汗”，蒙古成为政教合一国家。

蒙古人寻求独立，靠的是俄罗斯帝国支持。虽然圣彼得堡只承认蒙古在清帝国内广泛自治，仍派兵进入蒙古首都京城库伦。八年后即1919年，中国军队趁俄国内战之机重新占领蒙古，废除博克多汗。1921年白军将领罗曼·冯·恩琴男爵挥师进入蒙古，打退中国驻军，再次扶植博克多汗即位。

就在1919-1921年中国短暂占领期间，蒙古出现了两个亲共产主义的革命团体，一个叫“领事坡”，一个叫“东库伦”，目的都是推翻中国统治。在与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后，两个革命团体采纳建议联合组党，于1920年形成蒙古人民党。1921年春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俄蒙边境城镇恰克图组建临时政府，号召蒙古人民同白军决裂。

1921年7月恩琴男爵兵败逃亡布里亚特。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布尔什维克军队支持下开进京城库伦，迫使博克多汗承认临时政府，只保留其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职位。1924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逝世，蒙古政府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按照藏传佛教传统，宗教领袖圆寂后须在民间寻找转世灵童，但蒙古人民党百般拖延，1928年12月决议“禁止哲布尊丹巴转世”。之后在苏联政府指示下着手消灭藏传佛教。

躲得过资本主义躲不过枪毙

废除君主立宪后，蒙古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快步前进：实施政教分离，没收大地主、大牧主的生产手段和土地，对富裕居民和僧众征收附加税，开始集体化，宣布“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

初掌政权的蒙古人民党员普遍不会管理现代国家，所以从一开始政府各部门就充斥着苏联“顾问”。克里姆林宫尤其关心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安机关，1922年7月仿照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样板组建了蒙古国内卫队(ГВО)，成立之初几乎半数成员是苏联国安特务。

ГВО内部苏联顾问过多导致两国情报部门龃龉：ГВО的蒙古人员抱怨外国专家不仅只顾自己利益、公然越权干涉他们工作，甚至试图将ГВО领导转变为苏联代理人。作为回应，苏联国安特务反过来指责蒙古同事宗教思想太重、希望在佛教基础上复兴成吉思汗帝国，并向莫斯科报告白军分子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高层“占主导地位”。虽然早在1926年已经要求严格管理和限制苏联顾问在ГВО的活动，但苏联人、尤其国安人员对蒙古政治的影响依然巨大。

所以，按照苏联模板建立的蒙古国家安全机关十分适合进行权力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一个又一个党的领导人被宣布为“反革命”：1922年8月总理兼外交部长道格索姆·鲍道及14名支持者被枪决，1924年道格索姆生前主要政治对手索林·丹增被指控为“叛徒”，逮捕次日枪决……

1920-1930年代，除持续镇压党内干部、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之外，散居蒙古的布里亚特人亦遭迫害。1910年代末-1920年代初俄国内战激烈，许多布里亚特人逃入邻国蒙古。现在苏联政府将躲避内战的布里亚特人（许多是富裕养牛户）视为“白匪”，НКВД联手蒙古同行编制了这些人的名单。1929年6月苏联驻乌兰巴托大使馆报告莫斯科：蒙古境内一万五千余名布里亚特人是反革命分子。一年后苏蒙两国签署协议，同意将布里亚特“罪犯”引渡苏联受审。

蒙古政府自己当然也有能力消灭“罪犯”，曾枪毙数十名布里亚特移民，囚禁数百，其中包括被指控协助日本间谍活动，企图将布里亚特从苏联分离出去并在日本保护下建立“泛蒙古国”者。例如曾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镇压过反共暴动的姜巴·勒库姆被控勾结日本，1934年6月处决。

总而言之，随着1930年代日本在远东地区实力增强，“防范日谍”成了苏联和蒙古实施镇压的主要理由。为应对日本在周边不断上升的地位和日军对满洲的侵略，苏联开始重点关注蒙古局势。1932年联共（布）中央成立常设蒙古委员会，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任委员会主席。1933年斯大林接见蒙古总理博勒吉德·根登，亲自过问蒙古僧侣情况。

斯大林反喇嘛

20世纪初的蒙古是世界佛教中心之一，哲布尊丹巴是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之后藏传佛教第三号领袖。俄联邦鄂木斯克州安全局资料显示：1930年蒙古五省共有妇女345350人、世俗男性260905人、喇嘛104106人，即僧侣约占男性人口的30%、总人口的15%。1920年代蒙古人民党领导层内部有过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拉拢蒙古精英阶层而不是恐吓他们。鄂木斯克州安全局档案材料留有扎木斯朗·策本（译注：学者、政治家）的一篇讲话，他建议吸收“喇嘛中最优秀的部分”入党，表示“党的目标和宗教的基础是一样的——帮助广大人民团结起来谋求共同利益”。

可惜克里姆林宫幕僚们不这样想。彼时苏联政府抓“间谍”上瘾，认为蒙古喇嘛是日本利益的代理人，不仅威胁蒙古人民革命，更威胁苏联在整个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党内权斗、НКВД监督和“左倾”卓有成效，主张善待僧众的党员被国安机关打成反革命分子，宗教政策变得愈发高压。政府开始强迫佛僧从事违背教义的世俗活动，比如服兵役。由于税收负担加重和信徒捐款减少，寺院财政难以为继，还要面临政府从法律层面施加的侵犯。

1929年10月召开第六次省党代会，决议将僧侣彻底排除于国家经济生活之外。禁止寺院从事农耕、手工业、贸易和未成年人教育活动。不准农耕和贸易是对僧众的沉重打击，等于砸碎他们饭碗，因为这道禁令既剥夺了富裕喇嘛的主要收入来源，也让穷人的生活变得难以为继……

即便做到这种程度，克里姆林宫仍然对蒙古同志的宗教政策感觉不满。1933年斯大林晓谕蒙古领导层：“这是国中之国。成吉思汗绝不会同意这样做，他一定会残酷惩罚他们（喇嘛）”。总理根登拒绝斯大林提出的肉体消灭僧侣的要求，后来他付出了生命代价。

到了1936年，霍尔洛·乔巴山成为权力斗争后幸存的少数几位建党元老之一。斯大林支持他掌权，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全体会议上废黜根登，礼送苏联软禁。

霍尔洛·乔巴山1919年组织革命小组，次年同达木丁·苏赫巴托尔的革命小组合并，本人曾赴伊尔库茨克军官学校进修。恩琴男爵兵败，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乔巴山开始担当要职：1924年至1929年任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30年任外交部长，1931年至1935年任畜牧和农业部长，1936-1939年任内务部长，1937年至1952年再次出任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直到1952年逝世前一直是部长会议主席。他仰仗斯大林进行独裁统治。

至于失宠的前总理根登，软禁黑海度假地“疗养”一年，1937年被迫承认勾结日本“进行阴谋活动”，11月在莫斯科秘密处决。

勤奋的学生

乔巴山力压党内同僚，实施个人专权，开始执行斯大林消灭“不可靠分子”的计划。为此，斯大林专门把苏联大镇压“功臣”之一：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派往乌拉巴托。弗里诺夫斯基根据既往经验，提出不由法院改由“三人小组”审案的做法。其中一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乔巴山本人、蒙古司法部长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7年蒙古审理所谓“中央反革命集团案”，被告是几位高级僧侣，刑讯逼供之下无奈承认参与1932年暴动、从事有利于日本的间谍活动、阴谋反抗现政府。公审在剧院举行，电台、报社大肆宣传。同年斯大林批准乔巴山镇压党内同志、军队将领和普通民众，以政治恐怖手段巩固个人地位。187名高级军官、36名中央委员、25名政府高级干部被处决，乔巴山常常亲自出席对昔日同志的残酷审讯。

1937-1939年为“最终解决”喇嘛问题，蒙古逮捕17434名僧人，其中14201名根据乔巴山“三人小组”命令处决。僧人们既有后脑中弹逐一枪毙的，亦有在寺院墙下排队被机枪扫射的。检查发现的遗骸，部分僧人并非死于枪击——头骨开裂表明可能曾遭枪托打砸，另有一些遗骸胫骨断裂。本文开头提到的乌兰巴托郊外汉宾敖博乱葬坑，除人骨外还拾获遇害者个人物品，包括衣服和鞋子残片、陶器和宗教用具等。这些个人物品与尸体推入大坑掩埋，当时显然动用了建筑机械。

“最终解决”之结果：全国800多座佛教寺院关闭殆尽，大部分被拆毁，寺产收归国有，宗教法器回炉熔炼，木制建筑沦为劈柴。斯大林宠臣乔巴山打着追捕“日本间谍”的幌子，两年时间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了蒙古文化阶层。1938年9月-1939年4月期间26000名蒙古人被定性为“人民公敌”，其中20474人处决。各方估算镇压受害者总数多达5万-10万，当年全国人口仅70多万。1921-1939年近2.8万人死于非命，绝大部分是男性，等于说镇压机器消灭了十分之一的男性人口。

蒙古镇压既然效仿苏联开启，收尾自然也跟苏联一样——刽子手和党内高官被陆续卸磨杀驴。最大的不同或许在于蒙古镇压组织者是在外国判决、处死的。

1939年斯大林命令乔巴山停止镇压，因为党内反对派已然全灭，日本军事入侵威胁日益严重。1939年4月内务部开会，乔巴山为首的“三人小组”认为苏联教师爷和过于积极的“实地执行者”应当对国内恐怖状态负责。于是大镇压直接组织者被迅速逮捕押送莫斯科，包括内务部长和副部长、ГВО领导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干部。最终乔巴山“三人小组”之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道尔扎布·鲁布桑沙拉布也被逮捕，指控他从事反革命活动，在莫斯科囚禁两年，1941年7月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死刑，同日陪斩的还有斯大林认为不忠于莫斯科的几位蒙古人民革命党干部。

1952年乔巴山逝世，蒙古镇压偃旗息鼓。1990年代民主化之后这些话题得以公开讨论，数千蒙冤者获平反。然而广袤的蒙古国大地埋藏了太多恐怖历史，两卡车人骨只是小小缩影。

延伸阅读：

苏联时代的东正教会

工厂拔地起，教堂钟鸣息

俄国革命后大规模没收教会财产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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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纳托利·希克曼
（历史学家，作家，教师）

我的祖父莫利斯从美国移民苏联。我母亲原本的未婚夫死于伟大卫国战争。这两件事使得侥幸复员回家的帕维尔·莫利索维奇·希克曼建立了除户主美国出身之外一概平平无奇的莫斯科家庭。多年来，政府官员阅读本人填写的各种调查表，看到我父亲出生地一栏（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总会提出白痴问题：“他怎么生在那儿？”我解释说他父母住那儿。之后提问者沉默深思，好像他们理解并知道了一切似的。

怎样成为苏联人

与我父亲不同，我祖父莫利斯·鲍利索维奇的出生地不在美国。他家本是波兰某小镇贫穷犹太人，过着看不到希望的生活。这位油漆工半饥半饱的日子随着他面临被征入俄皇军队而改变，1913年偕年轻妻子奔赴加拿大，辗转进入美国，最终定居纽约。

当现实变得虚幻，人就会重新评价过去。1920年代美国新公民的生活同苏联社会主义神话般进步相比似乎太不公平，亟待改变——虽然莫利斯家的条件较之许多东欧移民还算不错了。祖父当年是熟练机械师，祖母伊达教德语，起码吃穿不愁，业余时间叫上俩孩子：保罗和诺玛一起用意地绪语写故事，发表在犹太人报纸《自由之晨》儿童专栏。

这些豆腐块文章被剪下来仔仔细细粘成一大册，视如传家宝小心珍藏。参加社会主义集会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反抗资本主义压迫的斗士，前路虽然困难重重，却充满光明和意义。

1929年纽约“黑色星期四”之后，千百万同莫利斯一样“给老板打工”的人深陷大萧条，成了被遗弃者。他不愿靠妻子工资养活坐等好事发生，听说世界唯一的苏维埃国家不仅不存在失业，而且招聘外国专业人才。美国共产党员伊达劝说无党派丈夫只有去苏联才有未来、孩子才能接受高等教育。

1931年莫利斯带儿子登上纽约至列宁格勒的班轮，船上的美国公民大部分是东欧裔。次年夏天伊达带女儿探望父子俩，得知头年一起乘船的美国人无一人留在顿巴斯郊外的“沙赫杰尔”国营谷物农场。大家用各种语言说着同一句话：“在这个国家活不下去”。而莫利斯同一位密友发生了持续毕生的争论：“几百万人能在这儿活，就你个金枝玉叶不能！”所以希克曼家留了下来，1933年12月莫利斯被农业人民委员调动到当时的伊万诺沃州、今天的弗拉基米尔州巴夫列内镇担任技术检查员，之后当拖拉机机器修配厂技检科主任。同年又抵达70位美国专家，虽然第二年只剩7位，但莫利斯总算有几个聊天的人。工作和家务占据全部时间，他住在一间有火炉、没自来水的小屋，伊达在区中心科利丘吉诺当老师住宿舍，星期天跟丈夫见面，不过两口子不后悔。保罗和诺玛则在莫斯科外语学院附属速成中学继续念书。天下无数父母喜欢把未完成的心愿托付孩子身上，这个自学成才的人实现了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梦。1936年全家获得苏联公民身份。

历史怎样开启

从小我就听说祖父被捕下落不明。八岁那年我和亲戚在莫斯科火车站见到七年劳改释放归来的诺玛姨妈，她那件女式棉袄惊得我至今记忆犹新。1974年本人上夜大，学院教授口出狂言曰：“随便哪个梅毒患者都宣称自己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牺牲品”，我当即“针锋相对”回敬：“这样的梅毒患者咱国家有多少？”虽然如此，又过了很久我才真正体悟阴森历史的骇人本质。姨妈诺玛·希克曼是她家活得最长的，九十年代初返回美国，我在她公寓顶柜翻出父亲那本破旧的《韦氏词典》，里面夹着一摞对祖母伊达和父亲查询祖父莫利斯·希克曼信件的回复，包括：“无资料”、“未列入登记”、“未居住”、“本单位声明，你应就此事联系警察机关”、“《真理报》不刊登寻亲启事”……

这些敷衍答复冷淡无情之处在于，其实问题的准确答案就明摆在那里。1990年7月24日寄给诺玛·莫利索芙娜·希克曼的一封信写道：“多年之后，苏联克格勃弗拉基米尔州机关今天才可以告知您父亲的真实命运……”

这封信有一点错误——写错了莫利斯·鲍利索维奇的逮捕日期；还有一通谎言——伊达·格里戈利耶芙娜1979年死于莫斯科，从未领到丈夫的平反证明。但这些并不是最令人惊讶之处。

假设莫利斯确实犯下指控他的罪，当局就没必要遮遮掩掩，而他们正是这样做的。1956年官方已承认“无犯罪”，他的亲属却继续被蒙蔽所折磨。

怎样成为或不成为间谍

身为技检科主任，也算是检查员（技术熟练但未经过专门培训），莫利斯·希克曼不肯接收未故障拖拉机，虽然这些拖拉机几天后必然要返回修配厂。他毕竟不是真正苏联人，不明白“干工作”和“完成计划”之间的微妙区别。

1938年1月15日地区报《科利丘吉诺之声》刊登关于农业领域破坏活动的消息：“在巴夫列内拖拉机机器修配厂……个别员工明显在从事破坏活动。例如某科瓦廖夫和希克曼为了阻挠修理工作进度，拒绝发动机和其他机器上完全可用的零件。修配厂厂长克里沃舍因同志纵容这些‘不可或缺’的工人”。

赶巧的是，被点名之人没能第一时间阅读这篇揭露报道。1月15日那天莫利斯和伊达·希克曼正在莫斯科出席儿子案件的庭审。

此人因缺乏警惕性被共青团除名，跟同班同学合住一个寝室，又被当局宣布为人民公敌。他本可以低调生活，但保罗——已经被护照发证机关改名叫“帕维尔”——1937年12月31日深夜打砸商店橱窗玻璃，坐等警察来抓。他拒绝律师，上法庭自我辩护，称自己行为的动机是失去奖学金无法生活，而且找不到工作——单位一看他是“美国人”就不要他。遂得出结论：既不让他劳动，那就批准他去美国吧，过什么日子都认了。莫利斯·希克曼发表简短但有说服力的陈述，请法庭考虑帕维尔来苏联的时候“语言不通”，跟着大人受尽颠沛；自己情愿陪儿子到服刑地。结果帕维尔被判缓刑、赔偿橱窗玻璃，当庭释放。

好不容易忙完官司，莫利斯和伊达·希克曼得知地区报的文章已经太迟了，我本人也是多年后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报刊室查阅到的。然而这区区几句话标志着祖父“案件”的开始。1月15日文章见报，1月21日修配厂“个别员工”落网。

办案人员允许他给家属写几句话，这张带编号的纸订在他女儿诺玛·希克曼的侦查案卷内，一面写着不通顺俄文：“我不知为什么被抓。别担心。钱我放在衣柜外衣。文章我都带走了。保重身体。好好活着找到38.1.21抓我的原因。”另一面用希伯来文写：“别跑，别找。我和乌克兰人都被抓。我们去科利丘吉诺。保罗的判决对我没好处”。

这些就是我祖父留在人间的最后话语，其他手写的、带他签名的皆不是出自他本人，从而证明尤里·特尼扬诺夫所言非虚：“文件像人一样会撒谎”。

我曾在联邦安全局档案馆阅览室翻看“撒谎文件”：写错名字的逮捕令、狗屁不通的审讯口供、“坦率而全面”的被告认罪——其遣词用句令人毫不怀疑作者身份（“我，希克曼，是在……活动的反革命破坏集团积极成员”），还有起诉书以及“三人小组”的枪毙决定和关于执行1938年10月4日判决的材料。大规模杀人的各项手续都齐全了。另一个信封单独装着逮捕两年前刚发的苏联国内护照。

21日他还不知为何被捕，六天后已招供从事破坏活动，关押两个月承认充当美国间谍。在声明侦查终结的1938年4月2日笔录上，有他艰难写下的扭曲签名。

我永远无法知道他们对我祖父做了什么，生生把一桩“案子”塑造成一串案子：殴打？剥夺睡眠？辱骂？或对他妻儿表示同情怜悯？案卷没记载，就像只字不提那本珍贵的剪报册——“都是我们写的”。

世界飞快变化，记忆迅速消退。“今天不可能确定М.Б.希克曼的准确埋葬地点”。

伊达·希克曼1938年2月8日因涉嫌反苏和间谍活动被捕，1939年2月19日释放，认为“没有审判她的理由”。翻阅她的侦查案卷，“理由”并不难找。她同事作证说：课间休息时学生朝领袖相片扔抹布，“她未出面制止”；她比较美国和苏联的教师生活，不赞成后者；她在某次开会时宣称“НКВД机关同样会犯错”；他丈夫最终承认了破坏和间谍活动。既然“三人小组”还没废除，又何须庭审呢？

所以这种情况下被释放绝不是办案人员失误或天降奇迹。1938年斯大林授权拉夫连季·贝利亚搜集尼古拉·叶若夫的黑材料，取而代之接任内务人民委员。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贝利亚上台必不肯留用叶若夫的“旧人”，开始清洗НКВД，复审一些案件。于是出现了1939年“逆流”。跟我祖父同案被捕的乌克兰人（也是“美国人”）已经枪决，但报纸点名的另一位工程师科瓦廖夫活着放出来了。伊达·希克曼就像大多数大恐怖幸存者一样搞不清状况，认为若非恶棍斯大林掌国，共产主义早已胜利，更不会有那么多人蒙冤受屈。她一度住在哈萨克斯坦，距离女儿诺玛劳改的地方不远，后来住莫斯科，直到生命尽头仍盼着被杀多年的丈夫忽然推门回家。

联邦安全局怎样纠正历史“错误”

诺玛姨妈走在莫斯科街头，往往吸引人盯着瞧。严寒天气她也不戴帽子，因为劳改的时候她从不在长官面前脱帽表露女人身份。她到了美国住波士顿，冬天不太冷。她的英语、俄语和意第绪语专业、流利，桃李遍布大西洋两岸。她迈步轻快、敏捷，不容易跟上，在莫斯科地铁通道好似一阵风。82岁那年她拿着深蓝色美国护照飞回俄罗斯查阅自己的侦查案卷。

双亲被捕后当局要求她断绝关系，她不仅没答应，还不听别人劝阻，在共青团开会时表示父母被宣告无罪的那天迟早会来到！于是她被逐出共青团，理由是“勾结人民公敌，不信任НКВД”，但允许完成学业。十一年后她因叛国坐牢，在给身边人看的日记中她写道：“我不愿生活在我父亲无辜受难的国家”。侦讯、特别会议、刑期、押解、杰兹卡兹甘（她从这里写信给母亲说别等她），无路可走了……

联邦安全局工作人员礼貌客气地说：“日记的问题尚未解决。但，看来能够顺利解决…… 也许，明天就能…… 我个人认为应当返还。在此期间您可以先了解您的案子”……

我曾在多个档案馆工作过，但还是头一次陪诺玛进档案馆。她在空荡荡的房间阅读本人案卷，时而埋怨时而低语着停下来说：“这不是真的！”接着对我解释些已经真相大白的事。虽然苏联时代她就彻底平反了，但作为一位享有充分权利的、过着曾遭摧残却功成名遂生活的美国公民，仍试图说服那位肯定不在人世的侦查员一些事情。

几天后我用公文包拎回联邦安全局返还她的日记本，也就是50年前作为物证从她手中没收并保存至今的日记本。她之前留给客气的联邦安全局员工一张写着案卷目录的纸，请他代为复印。他虽然同意了，却是在诺玛飞回美国之后。我心里明白，如果要帮诺玛实现心愿，那就得立刻行动。于是我询问这位彬彬有礼的员工要怎样才能查阅我祖父祖母的案卷，他说诺玛必须给我书面委托。太荒谬了，我没再多言。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家接到电话，通知我可以复印，但部分文件禁止复印。

没拿什么书面委托，提交普通申请而已。几天后档案馆喊我去看亲属案卷。女员工交给我一个公文夹，里面是我感兴趣的文件，但其中一部分用纸包裹，写明：“49-64页不提供”。女员工面带礼貌微笑告诉我这是联邦安全局弗拉基米尔州机关的决定，如有任何意见可找他们讨说法。

“纪念”协会的朋友很早以前设法给过诺玛一些案卷材料副本，诺玛复印了从波士顿寄给我，这部分文件也在公文夹内。我对女员工说，不提供给我的那几页，不仅不涉及今日俄罗斯的秘密，甚至没有苏联的秘密。这不是假设，我知晓其内容。

— 您已经看过这个案子了吗？
— 没。但我有美国寄来的手写副本。如果弗拉基米尔州联邦安全局对此有任何意见，可以找我讨说法。

我当然没找弗拉基米尔州联邦安全局要什么“说法”。我能猜到为什么那几页材料对我保密。那上面盖着“秘密”或“苏密”章子，虽然是1955年的，但无所谓，这几页显然是表明指控之荒谬的铁证，叫人读了不得不“感谢”其作者。我和我的美国姨妈共同面对的是任何苏联俄罗斯公民都心知肚明的禁忌，好比阿夏·波卢宁（译注：名演员，擅长小丑）口头禅：“不能啊！”

这种“不能啊”，就像把捷尔任斯基纪念碑送回原址的企图一样，可以简单解释为愚蠢或惰政，阴魂不散、绕梁千日。然而，此起彼伏的“大国复兴”呼声令人不由自主假设并想起科济马·普鲁特科夫之问：“开始之结束又当如何开始？”(Где начало того конца которым оканчивается начало)

怎样以及何人为“大国”付账

普通的俄罗斯人，只要稍微熟悉各级国家机关活动和我国立法实践，肯定知道无论他财富如何，实际一无所有。即便属于个人名下的住房，他拥有的只是天花板到地板的空间。一觉醒来银行账户就可以被归零，“床垫下”藏的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也可以被宣布为赃款。他可以被随随便便剥夺自由、健康和性命，但他自幼坚信自己生活在大国。

“大国”概念使得多数公民心怀玄乎自豪感。В.达尔（译注：语言学家）定义“大”这个词：“超过普通尺度”。例如，彼得一世推行触及社会方方面面之改革，俄罗斯成为俄罗斯帝国，跻身欧洲列强之一。这些改革的代价，以人命衡量相当于人口七分之一。历史学家兼作家纳坦·埃德尔曼讲的更形象：“于彼得年间而言，这就仿佛我国今天突然没了4000万人！”同时活下来的人要缴纳三倍税款，却并未变得更自由更快乐。其他不“大”的国，照样建立舰队、工厂，照样办报纸甚至刮胡须……事实是，我国统治者“希望奴隶自觉自愿做奴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语）。而“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国空前伟大，经由屠戮几百万人“超过普通尺度”——根据现在的资料其数如此，几乎没什么意义。

至于当代政治、经济、宗教和其他领域的行为，我对30年前一桩事件的进展感到震惊。事件被称为“苏中武装冲突”，争夺的土地中国叫“珍宝岛”、我们叫“达曼斯基岛”，1969年我方在此阵亡58人、负伤94人。30年后，显然这个小岛不属于我们，闹了半天问题原来该让外交官而非军队出面解决（译注：指1991年俄罗斯承认该岛归属中国）。谈不上谁对谁错，因为互不相干的两拨临时工交接权力，惟国家之棺早已朽矣。

如果今天的联邦安全局老板懂事理，应该明白既然他心甘情愿坐这个位子，不能不对自己前任的决定负责。一个无辜女人失去亲爱的父亲，在斯大林劳改营服刑七年，失去家庭和为人母的幸福…… 既然她想复印自己案卷，既然整份材料都摆在眼前了，怎么就不能把那几张愚蠢的文件一并提供呢？至少可以略微抚平她的伤痛、照亮她残缺的生活。但这正是问题所在，从上到下没有哪个当官的对任何事、任何人负责。首先因为他身居高位，或者因为他也在执行上级命令。然后来了另一个人，或自愿或非自愿赦免他的前任，“清清白白”开始履职。这就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情况，至今没什么改变。读者，你们想没想过：“谁是我国的主人？”

随手援引弗拉基米尔·普京会见速记记录的几句话。2000年8月22日普京同“库尔斯克号”潜艇水兵家属面谈：

“妇女：我儿子在北方舰队当兵15年！吃不上喝不上，没钱给小孩买东西。只有死了才给我们家挣回一套房子！为什么？应该多照顾活人啊！普京：我本不想谈这些，但既然您提出来了。在我担任总统的100天里，我准备好了回答。剩下15年我准备好和您坐一条板凳问别人这个问题”。

看到了吧，这番回答果然是一个前任被革命推翻后，从水暖钳工荣登总统宝座之人所能说出来的。

遗憾的是我国绝非独一无二。俄罗斯之外亦有别的此类“大国”。但本人不愿生活在大国，更希望住在为人民服务的正常之国，在那里变化的法律不会把公民抛在身后，政治家不仅为了升官发财而步入政途。

当政府忙于自我完善和自我保护的时候，那些坚信老子天下第一之人的数量正飞速增长。他们穿大街过小巷，坐公交坐地铁，要么模仿广告、要么互相模仿，边走边喝各种饮料，喝完甩手丢掉。他们满嘴跑火车，喷吐唾沫星子标记身边空间，不念叨脏话就言不成句。他们在楼梯间放尿，在电梯呕吐，在休息的地方留下一堆垃圾。他们开车奋不顾身，人行横道有人也不减速。为了证明他们确实天下第一，“比特察”小批发市场围墙上明晃晃大剌剌写着：“你好我的莫斯科！你好世界最佳首都！”

开始和结束怎样相结合

我父亲的生活称不上幸福。梦想成为工程师的他就读莫斯科外语学院，因为这是唯一不会因语言问题阻碍学习的院校。1940年他以优秀成绩毕业，应征入伍工农红军。自1942年夏天在列宁格勒前线作战，两年后负重伤，治疗康复调动到莫斯科军事外语学院当老师。1949年“反世界主义运动”（译注：夹杂反犹太的群众政治运动），父亲被单位开除，无法在全国任何城市重新任教，失去了靠自己专业养家糊口的可能。他拿着红色文凭和保障其公民劳动权的《宪法》到教育部上访，人家告诉他是有这个权利，但宪法没规定可不可以在城市或军事院校工作。好歹在我国辽阔大地上给他提供了三个可选择的就业地点，父亲伸手指着第一个地点，于是到了诺夫哥罗德州柳贝京斯基地区科马罗沃村当英语老师。直到“伟大领袖”去世，父亲才得以返回莫斯科，从事翻译工作。他是个尽职尽责的人，每天在打字机旁久坐10-12个小时，各种俄英专业词典堆成小山，不知疲倦翻查他那本《韦氏》。这项虽然寂寞但能养活全家的工作的壮丽尾声是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小地》译成英文。然而，帕维尔·希克曼终生没机会出国，他死于63岁生日前夕，就在我姐姐儿子出生前几天，娃娃也叫帕维尔。

这个娃娃如今长大了，改名保罗，随我姐姐和我们的老母亲一起住在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姐姐决定出国的原因是不愿独生儿子被拉去从军，在那个地方，欺凌、出阵等各种情况皆有可能。人活着难免有各种问题，但这些问题应当分等级。保罗上了大学，将来时机合适的话，他也会像我姐姐一样回俄罗斯——以游客身份。

于是，在我祖父和父亲登上纽约至列宁格勒班轮六十五年后，幸存的家庭成员全部重返或移民美国。

只有我还留在古老的“新俄罗斯”，因为我很想住在家里。但那些令人极端反胃的熟悉面孔兴高采烈地不断重复着同样的陈词滥调。结束又当如何开始……

莫利斯·希克曼是在我出生之前十年遇害的。但，既然2000年我这个52岁的孙子读着永远45岁祖父的“案子”，没让他的经历隐入历史，那么这一切肯定有某种意义存焉。

（儿按：阿纳托利·希克曼2008年因健康问题退休，2016年移民美国，2022年入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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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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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芙根尼娅·利茨

奥莉佳·利沃芙娜·斯利奥斯贝格的生活原本幸福美满。她生于萨马拉富裕犹太人家庭，父母同为裁缝，收入颇丰，毕竟萨马拉的上流贵妇几乎都是母亲顾客。城内曾经发生反犹暴动，母亲向顾客之一：省长夫人诉苦，暴动分子就被警察驱散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各国实施歧视性的“犹太人配额”，限制犹太青年上大学，俄罗斯亦不例外，但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未受影响，从私立中学毕业，1919年考入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后来全家其他人也陆陆续续移居莫斯科。

1928年，芳龄二十六岁的奥莉佳和尤德尔·卢维莫维奇·扎克海姆喜结连理。此人虽出身虔诚家庭，但坚信共产主义，利用自己对《圣经》的充分掌握来宣传科学无神论。他还是个出色的演说家，学生时代就被请去莫斯科大学宣讲政治常识。尤德尔很快成为两个教研室的副教授，十年后人们忽然发现这位优秀科学家居然没有大学文凭——误会迅速纠正了，他通过论文答辩后被立即授予博士学位。

扎克海姆参加了一个研究医学史的科学小组，投入大量精力。1936年初该达尔文主义小组被定性为“恐怖组织”，扎克海姆被捕。契卡分子旋即扑向在轻工业人民委员部皮革工业总局上班的奥莉佳，先把她扔进卢比扬卡监狱，又移送布提尔卡监狱。她在大牢苦等起诉，而这正是刽子手的伎俩：置人于疑惧之中慢慢煎熬。此期间奥莉佳亲眼目睹狱友们接二连三蒙受冤案，听闻丈夫被杀噩耗。

奥莉佳在牢里结识热妮娅·戈茨曼，二人后来成为毕生挚友。热妮娅·戈茨曼的丈夫叫伊万·菲利普琴科，诗人，是玛丽亚·乌里扬诺娃（列宁妹妹）的学生，所以像乌里扬诺夫家的人一样，他也对斯大林态度轻蔑。但热妮娅当年是党员、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自认有义务报告丈夫对领袖的每句评论。于是“愿他消失”这句话就被曲解为图谋刺杀斯大林，热妮娅既是案犯之妻，难逃身陷囹圄。即便如此，热妮娅仍寻求斯大林庇护，成天写信鸣冤。尽管她未在“暗杀口供”上签字，菲利普琴科到底遭枪决了（1937年3月）。

最后奥莉佳终于被起诉，据说她可能听过斯大林老婆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自杀身亡而非官称“死于阑尾炎”的传言，但未报告。奇怪的是，审判时这项案由被改为“准备暗杀卡冈诺维奇”。奥莉佳回忆录写道：“起诉书措辞胡言乱语，说我丈夫的大学同学穆拉托夫告诉某个莫连科，他把我招募进了暗杀卡冈诺维奇的恐怖组织，而且我‘能够听到’我丈夫和穆拉托夫1935年12月5日的谈话内容”。奥莉佳当庭发表一通优秀自辩，指出：“什么叫‘斯利奥斯贝格能够听到谈话’？本来能听到，但实际未听到。总不能因为某人‘能够听到’什么就杀了吧！”而且请求法庭考虑她6岁儿子和4岁女儿年幼从轻发落，可惜于事无补。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因“参与阴谋”的罪名被判处在严管劳改营服刑八年、剥夺权利四年。

判决后囚犯们押送索洛维茨基劳改营，包括奥莉佳、热妮娅在内的五名“狱中女友”被关在一处。她们制定了一套日常起居程序，避免自己陷入绝望、沦丧人性。每天从起床做操开始，然后有计划地阅读、学习语言甚至数学，无论精神和身体都比那些昏昏沉沉的囚徒更佳。怎奈好景不长，1937年底劳改营换了上司，禁止女犯体育锻炼、唱歌甚至大声谈话。奥莉佳回忆：最痛苦的折磨是剥夺书籍，图书室的书被拿去擦屁股，“当我们在厕所看见最喜欢的书撕成单页，感觉特别难受。有一次我拿到半张海涅，另一次拿到托尔斯泰《哥萨克人》片段”。

奥莉佳说：“我开始琢磨听到的每个故事，牢记看到的身边一切。我可以保证，这个深思熟虑的决定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新内容。日子变得更有意义了”。不久女犯们又转移到喀山和苏兹达尔，最后抵达马加丹。她们在马加丹劳改营获得工作机会——诚然刚开始经历过无所事事的铁窗岁月，感觉有点活儿干似乎挺好的，随即得知工作内容是挥铲清理冻土，而且规章制度惨无人道，热情瞬间消退。某个当官的盯上奥莉佳，让她做情妇，回报是安排办公室职位，奥莉佳拒绝了。再后来奥莉佳调动到相对轻松合理的农场工作，劳动再次成为她生活的乐趣和意义。

奥莉佳回忆录的宝贵之处就缘于这些经历，包括其中记载了“古拉格”系统骇人听闻的性别歧视：“随便哪个狱卒都来欺辱我们，我们只有忍受，他们可以深夜闯入宿舍，命令衣衫不整的女人站成一排，借着搜查的理由翻动我们床铺、内衣，阅读信件、日记。不知什么原因，女澡堂有男工在服务”。此外，劳改营管理者厚颜无耻，竟然组织女囚卖淫。

自打奥莉佳入狱，父母一直为争取女儿获释四处奔走，问过检察院、找过加里宁的接访室。母亲态度尤其坚决，以致被当局威胁逐出莫斯科。不过最终等来好消息，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收到电报：“1940年6月3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第某某某号裁定，你已完全恢复名誉。顺祝幸福”。奥莉佳喜出望外，期盼着早日跟父母、子女见面，总算能对孩子解释妈妈的去向了。然而夏去秋来，另一个饥饿寒冷的冬季降临科雷马，奥莉佳每天同狱友劳作，释放遥遥无期。

一封新电报解释了一切——暗杀卡冈诺维奇的罪名确实撤销，但仍有“余罪”。妈妈通知她：“苏联检察员抗诉最高法院的裁定，案件二审时你由于未举报丈夫被判八年监禁。鼓起勇气吧”。于是奥莉佳振作精神回电：“我挺得住。还有三年四个月，我能坚持。四十个月，能坚持。我保证，妈妈。你等我吧。挺得住”。

1944年4月底奥莉佳终于走出劳改营：“我如期释放。其他人一直熬到1947年。妈妈的奔波免我三年苦楚”。但这并不算真正自由，因为不仅不允许奥莉佳回莫斯科跟子女团聚，还要求她“永远”在科雷马定居。分她一间宿舍，派到仓库当会计，随即又让她去亚戈德内村夜校教文学。

夜校学员都是НКВД职工，基本目不识丁。1944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有一次上课奥莉佳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普希金诗歌。

“某学员起立提问：
— 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德国人的看法？
这问题令我惊讶，我说：
— 我讲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咱们的导师啊！”

第二天有人告发奥莉佳上课号召学习德国人。所幸校长是正人君子，提醒她注意防备。之前短暂工作过的那间仓库的经理尼古拉·阿达莫夫提出一条出路：俩人结婚，改冠夫姓就容易从亚戈德内村消失了。奥莉佳同意这个方案，之后通过当雷达工程师的娘家兄弟米哈伊尔找关系，获批暂时离开科雷马“到莫斯科探亲14天”。短短两星期转眼即逝，奥莉佳舍不得孩子和年迈爹娘，决定非法滞留莫斯科。于是阿达莫夫也成了首都一隅的“黑户”。偶有访客登门，她就藏身衣柜躲避，直到1949年行迹暴露被抓。盲眼老父哭着发誓女儿只是短期来访，岂料竟成终身永诀——奥莉佳从此再没见过双亲。

昔日重演，同一个布提尔卡监狱，同一个105号牢房。但不同的是囚徒：除了“二进宫”，还有“小朋友”，镇压青年一代的浪潮正在袭来。奥莉佳深情回忆第二段铁窗岁月，说自己这个久经关押的中年妇女，设法成了跟女儿同龄的年轻狱友、“人民公敌家属”的精神支柱：“我努力引领她们，让她们看到即便经历最可怕的科雷马劳改营依然有可能保留人性。我在黑暗监狱给她们带来微弱灯火，这是我今生做的最好的事情”。

这次判决比较宽松：不进劳改营，只需流放卡拉干达。奥莉佳在流放地的服务社裁缝棉袄、棉背心，很快担任工作队长，彻底重振了之前不挣钱的亏本事业。卡拉干达这个地方的难友多是曾经的“囚徒”，后来出了若干位人权活动家，其中最优秀者，如亚历山大·叶赛宁-沃尔平、瓦莲京娜和尤里·艾亨瓦尔德夫妻等人成了奥莉佳的好朋友。尼古拉·阿达莫夫虽然没犯什么罪，甘愿跑来陪伴妻子流放，莫斯科的子女利用假期探望妈妈。奥莉佳总算过上一点正常生活。

可惜微小的幸福也难长久。尼古拉·阿达莫夫不肯一辈子装聋作哑，经常在工作和私下场合跟人谈论没收生产手段和土地政策的恐怖、镇压和酷刑。他内心明白自己行为的后果，认为这是唯一能做到的抗争手段。1951年5月阿达莫夫被捕，审讯期间全力鼓动、游说侦查员，导致后者害怕自己遭牵连变成“人民公敌”，因为他听说过这种计谋。尼古拉·阿达莫夫获刑十年，1955年患严重结核病提前释放，1957年平反恢复名誉。

就在最艰难的这段时期——尼古拉入狱、无休止的排队和等候亲属接济——奥莉佳在艾亨瓦尔德家结识了温情的优秀诗人“艾姆卡·曼德尔”（笔名），这个青年认为与其等着被当局流放卡拉干达，不如自己先去。奥莉佳给他提供住所，事实上扮演养母角色。通过关爱别人，自己也回归了生活。日后瑙姆·科尔扎文（真名）为奥莉佳回忆录第一版所撰序言写道：“凡有人处必有苦难。她从人的角度、而非政治的角度看待一切，仅此而已”。

1954年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的终身流放判决撤销，她重返莫斯科开始筹备写回忆录。1955年获平反恢复名誉，已故前夫尤德尔·扎克海姆也被追认平反。1991年12月奥莉佳·利沃芙娜与世长辞，享年89岁，安葬新顿斯科伊公墓第二任丈夫身边。两周之后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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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女郎”的曲折命运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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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2日政治局批准了一份“三人小组”主席名单，包含16个人。众所周知，“三人小组”是苏联大恐怖时期执行法外镇压的机关，通常由НКВД地方负责人、州党委书记和检察院代表组成。

在名单上签字的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其他政治局成员通过电话一致表示同意。那么，被授予巨大权力、能够决定苏联公民生死的16人结局如何？

日后这份名单中：枪毙11人、死于监狱2人、死于劳改营1人、1人未定罪但自杀、1人服刑15年释放。您没瞧错，16个人居然有15个变成了“人民公敌”。如此看来，是否应该枪毙以斯大林为首的整个政治局？否则如何解释他们重用的人94%是“坏蛋”呢？

这些人的姓名和简介如下：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纳谢德金（1897-1940），国家安全少校，曾任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8年12月20日逮捕，枪决。未平反。

亚科夫·阿巴莫维奇·捷依奇（1898-1938），三级国家安全政委，曾任罗斯托夫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等职，1938年3月2日逮捕，死于狱中（可能受刑而死）。未平反。

维克多·巴甫洛维奇·朱拉夫廖夫（1902-1946），国家安全高级少校，曾任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等职，1946年12月18日死于赴莫斯科途中，据称系“自杀”。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格列丘欣（1903-1939），国家安全少校，曾代理乌克兰内务人民副委员等职，1938年12月3日逮捕，枪决。未平反。

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赫沃罗斯特扬（1903-1939），国家安全少校，曾任亚美尼亚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2月逮捕，死于布提尔卡监狱（莫斯科）。未平反。

德列尼克·扎哈洛维奇·阿普列斯扬（1899-1939），国家安全少校，曾任乌兹别克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8年11月20日逮捕，枪决。未平反。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扎格沃兹金（1898-1940），国家安全高级少校，曾任塔吉克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2月9日逮捕，枪决。未平反。

阿尔图尔·伊万诺维奇·米赫尔松（1898-1939），国家安全少校，曾任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8年12月逮捕，枪决。未平反。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米哈伊洛夫（1901-1940），国家安全大尉，曾任鞑靼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1月逮捕，枪决。未平反。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梅德韦杰夫（1900-1940），国家安全大尉，曾任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1月逮捕，枪决。未平反。

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特卡乔夫（1896-1941），国家安全上校，曾任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40年12月20日逮捕，枪决。

纳扎尔·瓦西里耶维奇·卡尔瑙赫（1900-？），国家安全大尉，曾任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1月22日逮捕，判处20年监禁。1954年7月7日因病提前释放。未平反。

谢苗·扎哈洛维奇·米尔京（1901-1940），曾任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1月逮捕，枪决。未平反。

尼基塔·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1900-1940），国家安全少校，曾任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1月7日逮捕，枪决。未平反。

伊万·彼得洛维奇·洛茨马诺夫（1903-1940），国家安全上校，曾任吉尔吉斯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2月3日逮捕，枪决。2013年法院撤销“叛国”等罪，改判“滥用职权罪”。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沃洛济科（1888-1951），国家安全少校，曾任哈萨克内务人民副委员等职，1939年1月7日逮捕，判处15年劳改。1951年在沃尔库塔第6特别劳改营病逝。未平反。

资料来源：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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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代抓人杀人的荒诞理由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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