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总检察长Р.А.鲁坚科、苏联内务部长С.Н.克鲁格洛夫和苏联司法部长К.П.戈尔申宁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Н.С.赫鲁晓夫关于复审被判犯有反革命罪人员案件的函

1950.01.02

绝密

鉴于苏共中央收到一些人士反映，称过去几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三人小组、特别会议、军事委员会、法院和军事法庭做出的反革命罪判决存在违法情况，并遵照您关于有必要对因反革命罪被判刑且目前关押在劳改营和监狱的人员的案件进行重新审查的指示，现报告如下：

根据苏联内务部掌握的数据，自1921年至今因反革命罪被ОГПУ委员会、НКВД三人小组、特别会议、军事委员会、法院和军事法庭判刑者共3777380人，其中：
被判处极刑的 — 642980人，
在劳改营和监狱服刑二十五年及以下的 — 2369220人，
流放和驱逐的 — 765180人。

在全部被捕者中，大约：ОГПУ委员会、НКВД三人小组和特别会议判决2900000人；法院、军事法庭、特别法庭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判决877000人。目前劳改营和监狱内因反革命罪服刑的人员467946人。另外，服满刑期后根据苏联国家安全部和苏联检察院命令（阿巴库莫夫和萨福诺夫签署）被流放的人员62462人。

需要指出，依据1934年11月5日苏联中央选举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议成立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一直存在到1953年9月1日）共判决442531人，其中：极刑10101人，剥夺自由360921人，国内流放和驱逐67539人，其他惩罚措施（羁押时间折抵刑期、驱逐出境、强制治疗）3970人。

由特别会议审理的案件，绝大多数人员被判决反革命罪成立并获刑。

特别会议的工作实践中存在对苏联公民定罪依据不足的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特别会议审理案件时被告人和证人均不出席，这就为掩盖预审中的缺陷、甚至严重歪曲苏联法律提供了广阔空间。

此外，苏联国家安全部和检察院1948年10月26日发布的№66/241сс命令也导致国家安全部机关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法制，该命令要求国家安全部机关必须重新逮捕那些已服满法定刑期、且在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从羁押场所释放的国家罪犯（译注：即针对本国现行政治体制的犯罪，包括间谍活动）。

而且这些人员被指控的罪名正是他们之前服刑的罪名，并就其案件重新立案侦查。该命令还要求，这些人员经过侦查，若未发现其从监狱和劳改营释放后从事反苏活动的证据，则应将案件提交特别会议审理，对被捕者适用永久流放的处罚。

为查明对公民无依据定罪的情况并在后期予以平反，我们认为有必要专门复审全部案件的侦查案卷，包括ОГПУ委员会、НКВД三人小组、军事委员会、法院和军事法庭以反革命罪判决的、目前关押在苏联内务部劳改营和监狱中的人员，以及根据国家安全部和检察院命令在服满刑期后永久流放的人员。

为复审案件并作出必要决定，我们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组成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
鲁坚科同志 — 苏联总检察长

委员会委员：
克鲁格洛夫同志 — 苏联内务部长
戈尔申宁同志 — 司法部长
瓦维洛夫同志 — 羁押场所监督管理局局长
达尼洛夫同志 — 司法部副部长
列昂诺夫同志 — 苏联内务部特别处管理处长
普列特涅夫同志 — 苏联内务部第一特别处处长
科济列夫同志 — 苏联内务部侦查局局长
苏奇科夫同志 — 苏联检察院特别案件处副处长
马克西莫夫同志 — 军事总检察院处长
图尔采夫同志 — 军事总检察院检察官
马克西莫夫同志 — 司法部军事法庭管理局副局长
科斯特罗明同志 — 军事法庭监察管理局局长
菲利波夫同志 — 司法部运输法院管理局局长
卡利宁同志 — 司法部特别法院管理局局长

为了复审侦查案卷，需要在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设立委员会，组成如下：共和国、边疆区、州的检察长（主席），委员包括：共和国内务部长（内务局局长）、司法部长（边疆区、州司法部管理局局长），并吸纳相应劳改营负责人、劳改营管理局、内务部劳改处、地方内务局负责人及劳改营检察官参加。

应派遣中央委员会委员前往各地参与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委员会的工作。

中央委员会承担以下任务：

1.认真审查ОГПУ委员会、НКВД三人小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军事委员会、法院和军事法庭判决的每一名人员的指控依据是否充分、定罪是否正确，同时审查对已在羁押场所服满刑期人员做出的永久流放决定是否有依据。

2.监督地方委员会复审关押在劳改营、监狱和被流放人员的侦查案卷。

3.审议并批准地方委员会复审案件侦查案卷后拟定的决议。

对于被ОГПУ委员会、НКВД三人小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军事委员会、法院和军事法庭无依据判决的人员，以及被无依据押送流放的人员，应当提交苏联最高法院审议，以便撤销判决或撤销流放。

限期八个月完成对关押在苏联内务部劳改营和监狱的人员以及被流放人员案件的复查。

随函提交苏共中央决议草案及组织此项工作的措施计划。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
重新审查被ОГПУ委员会、НКВД三人小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军事委员会、法院和军事法庭判决犯反革命罪，目前关押在苏联内务部劳改营和监狱的人员及服满刑期后仍被流放人员的案件

苏共中央决议：

1.重新审查被ОГПУ委员会、НКВД三人小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军事委员会、法院和军事法庭判决犯反革命罪，目前关押在苏联内务部劳改营和监狱中的人员及服满刑期后仍被流放人员的侦查案卷。

2.重新审查在1945年6月1日至1953年9月1日期间，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判决犯反革命罪、正在羁押场所服刑的人员，以及根据苏联国家安全部和检察院1948年10月26日№66/241сс命令被永久流放人员的侦查案卷。

3.为开展本决议第1项和第2项所列人员案件及判决的复查工作，特设立中央委员会，组成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
鲁坚科同志 — 苏联总检察长

委员会委员：
克鲁格洛夫同志 — 苏联内务部长
戈尔申宁同志 — 司法部长
瓦维洛夫同志 — 羁押场所监督管理局局长
达尼洛夫同志 — 司法部副部长
列昂诺夫同志 — 苏联内务部特别处管理处长
普列特涅夫同志 — 苏联内务部第一特别处处长
科济列夫同志 — 苏联内务部侦查局局长
苏奇科夫同志 — 苏联检察院特别案件处副处长
马克西莫夫同志 — 军事总检察院处长
图尔采夫同志 — 军事总检察院检察官
马克西莫夫同志 — 司法部军事法庭管理局副局长
科斯特罗明同志 — 军事法庭监察管理局局长
菲利波夫同志 — 司法部运输法院管理局局长
卡利宁同志 — 司法部特别法院管理局局长

4.赋予中央委员会下列任务：

а）审查ОГПУ委员会、НКВД三人小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军事委员会、法院和军事法庭判决的每一名人员的指控依据是否充分、定罪是否正确，同时审查对已在羁押场所服满刑期人员做出的永久流放决定是否有依据；

б）监督地方委员会复审关押在劳改营、监狱和被流放人员的侦查案卷；

в）审议并批准地方委员会复审案件侦查案卷后拟定的决议。

5.准许中央委员会在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设立委员会，组成如下：共和国、边疆区、州的检察长（担任主席），委员包括：共和国内务部长（内务局局长）、司法部长（边疆区、州司法部管理局局长），以及相应劳改营负责人、劳改营管理局、内务部劳改处、地方内务局负责人和劳改营检察官。

中央委员会派遣委员前往各地参与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委员会的工作。

6.责成苏联最高法院审查中央委员会做出的关于被ОГПУ委员会、НКВД三人小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军事委员会、法院和军事法庭无依据判决的人员、以及在劳改营和监狱服刑期满后被非法永久流放人员案件的结论，撤销上述机关在这些案件中作出的无依据判决。

7.全部案件复查工作限期八个月内完成，并将结果报告苏共中央。

（俄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9401.目录2.案卷450.页码30-37）

延伸阅读：

《关于我们在人道领域的进一步行动》

1937年镇压叛国者家属的命令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命令

НКВД一局九处致叶若夫《关于农村恐怖分子和其他反革命活动》的报告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科拉布列夫，1899年生人，1920年参加红军，1921年调入“契卡”，1938年2月晋升国家安全少校，任文尼察州内务局长。1939年1月14日免职，开枪自杀未遂受重伤。伤愈后被捕，1941年5月6日基辅军区军事法庭判其死刑，6月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改判十年监禁。1942在喀山被征召入伍，最迟于1946年居住古比雪夫，1948年亡故。曾获荣誉勋章（1944年6月被剥夺）、“红军服役二十年”奖章。

“被捕的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科拉布列夫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声明

1940年5月28日，我被УССР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УССР刑法典第206条”b”款逮捕。指控我：伪造侦查案卷、在审讯时肉体逼供被捕者，以及进行毫无根据的逮捕。经调查查明，这些情况在我任职期间的州内务局机关中确实或多或少存在。但我并未蓄意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行为，其中一部分我完全无辜。

我究竟犯了什么罪？罪在我像其他某些肃反工作人员一样盲目地、无条件地执行了苏联和УССР内务人民委员部敌对的前任领导的全部业务命令和指示；我也被当时灌输的思想毒害，把德国人、波兰人及其他类似民族的人统统视为苏维埃政权的仇敌、间谍和破坏分子。这体现在逮捕此类人员时采取了更宽松的标准。

我来到乌克兰，置身完全陌生环境，又正值大规模行动高峰期，我既没有承担如此重大工作的经验（我是从科长职务上调来的），也没有副职或助手，确实忙得不可开交，没时间也没可能思考、分析自己的行为。显然，我不可能不犯错，结果也确实犯了错。

由于缺乏履行内务局长职务的经验，面对许多不清楚的问题，我向原人民委员、人民公敌乌斯宾斯基（译注：1938年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亚历山大·乌斯宾斯基），或向更有经验的老局长扎布列夫和科尔津请示——此二人在乌斯宾斯基逃跑后立即被捕，显然是同党。现在明白了，他们不可能给我正确解释或建议，而我却遵循了这些指示。

我曾不得不批准对个别被捕者使用肉体逼供手段。我考虑到对年轻肃反人员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在开会时总是强调他们不该这样做，禁止他们殴打被捕者。

现在一些工作人员正在对我作出明显虚假的指控以求开脱自己并诬陷我。这是难免的。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我满怀希望向您申诉，盼望您抽出时间深入了解我的案件并作相应指示。

从客观上讲我有罪，主观上则没有，因为我从未产生损害祖国的丝毫念头。在那种环境中我能有别的工作方式吗？

请查阅当时的业务命令和指示，它们教导肃反工作人员把几乎每个人都视为敌人——这种观念又被不断揭露出来的反革命组织案件以及电话和当面训话的压力所强化。

我自认做的是有益于苏维埃政权的事。

我是雇农的儿子，童年放过牧，后来成为工人。1919年联共（布）党员，红军志愿兵。自1920年起在契卡/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先是普通职员，后任科长。1938年我在文尼察担任内务局长仅10个月。

难道仅仅因为我犯了错误，并且像许多其他肃反工作人员一样被敌对的前领导利用、执行了他们的命令和指示，就必须承受如此沉重的惩罚吗？毕竟我爱自己的祖国！我是苏联人。

1940.6.17 被捕的科拉布列夫”

延伸阅读：

斯大林任命的15个“人民公敌”

“斯达汉诺夫式”刽子手

▢ 弗拉基米尔·阿巴利诺夫

苏联镇压的历史还远远没有写完。我们只听说过那些名人的命运，而且仅知其大概不知其细节。“一般的”大恐怖受害者充其量在殉难者名录上留下寥寥几个字，但正是普通公民的案件才使我们看清当年肆无忌惮的暴政。今天讲述的这起冤案之所以能够大白于天下，也是仰赖乌克兰2015年4月通过的《1917-1991年共产主义极权镇压机关档案开放法》。查看案卷封面，最扎眼的是本案持续时间之长令人难以置信——1947年12月立案、1993年4月结案，历时四十四年四个月。难道涉案者是老奸巨猾的人民公敌吗？非也，她是一名十八岁少女。镇压机器始终无法证明她有罪，于是施以法外处罚，送她去服苦役。

1947年12月11日乌克兰国家安全机关逮捕了沃伦州戈洛布斯基地区乌格雷-2村居民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捷尔卡奇，1928年出生，无党派，未婚，四年级文化程度，邮递员职业。指控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犯有《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第54-1″a”条和第54-11条规定的罪行，即“叛国”和“参加反革命组织”。如果罪名成立，她可能被判处枪决或十年有期徒刑并没收财产。

正式逮捕时捷尔卡奇已经被羁押了六天，羁押理由不明。而且早在12月6日她就向乌克兰国家安全部地区分局的侦查员斯米尔诺夫上尉作出了有罪供述。

问：侦查机关掌握的材料表明，您与”OУН-УПА”地下匪帮存在组织联系？
答：是的，我与”OУН-УПА”地下匪帮存在组织联系。
问：请说明您是在何时、被哪一个匪首拉拢，与”OУН”地下匪帮建立组织联系的？
答：我是1946年2月被拉入”OУН”地下匪帮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
问：请谈谈您在与”ОУН”非法武装匪帮保持组织联系期间所从事的反苏民族主义活动。
答：在1946年2月-1947年10月期间，我与”ОУН”非法匪帮保持组织联系，我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多次与匪徒会面，向他们提供苏联报纸和食品，在村庄进行侦察活动……

（译注：”OУН-УПА”指的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

所谓“被拉拢”当天，两名武装人员进入克谢尼娅·捷尔卡奇家中，问她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捷尔卡奇如实回答。其中一人问她是否有苏联报纸，她说有，递给他们每人各一份。来者领头的自称“卡利纳”，称呼同伴“莫罗兹”（这两个化名均见于档案记载。化名“卡利纳”的”OУН-УПА”成员至少三位，化名“莫罗兹”的至少五位）。临走前“卡利纳”交给克谢尼娅一项任务：去找同村名叫莉科拉·阿舒利克的姑娘，让她给“卡利纳”织一副手套。克谢尼娅照办。

克谢尼娅还承认她两次接收并转交村民密信——即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用细小字迹写在卷烟纸的条子。第一次是同村妇女娜塔莉娅·萨赫纽克给她的，匪徒在信中要求克谢尼娅辞掉邮递员工作；第二次是村民德米特里·弗拉修克给她的，让她把信交付邻村的伊万·多罗费耶维奇·津丘克，克谢尼娅同样照办了。

今天我们知道，战争最后一年乌克兰地下武装组织被迫经历一段“女人当家”时期。女性承担了为”OУН-УПА”队伍提供给养的任务，充当联络员和探子。每个联络员只掌握一个联络对象，但她们共同构成所谓的“女性网络”。克谢尼娅·捷尔卡奇是否是联络员之一？侦查机关终究未给出明确答案。

12月21日侦查员决定根据上述法律条款起诉К.В.捷尔卡奇。在搜查住宅时发现的一本书的封皮进一步加重了她可能面临的刑罚，因为封皮背面有一段手写文字。捷尔卡奇在审讯中说：“所出示的反苏和民族主义内容的文字，写在《一段人生历史》（注：伊琳娜·维尔德194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小册子封面，确实是在我被捕时从我家搜出的，但不是我写的，我也无法说明是谁在何时写的。”她还坚决否认关于她张贴”ОУН”传单的指控。

之后在乌克兰国家安全部卢茨克州分局的审讯中，捷尔卡奇否认先前供述。按她的说法，她或是“作了虚假陈述”，或是如实陈述情况但侦查员不知何故记录错误。于是安排捷尔卡奇与伊万·津丘克和娜塔莉娅·萨赫纽克当面对质，克谢尼娅部分确认了他们的供词。

次年1月9日，州分局侦查员泽列诺夫中尉决定将写在伊琳娜·维尔德小说封皮背面的“反苏、民族主义谰言”纳入案卷，“谰言”的内容是：“乌克兰民族统一国家万岁！”及另外两句类似的话。同一张纸上附有说明：“此件系从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捷尔卡奇处查获”。另外还有克谢尼娅亲笔供认：“这段文字是我写的，在我被拘留时从我家查获。”

案卷下一份文件是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丹尼柳克的尸检记录，她是另一名证人。死因鉴定为自杀（投井溺亡）。在案卷中她被列为克谢尼娅·捷尔卡奇转交的某份密信的收件人。另据查明，被要求织手套的莉科拉·阿舒利克不住在乌格雷-2村，具体位置不详。

案卷文件夹附有收条，证明К.В.捷尔卡奇已知悉预审材料，没有任何补充意见和申请。接下来是体检证明：“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捷尔卡奇，1928年出生，健康，适合从事体力劳动”。

1948年1月9日案件移送沃伦州内务部军事法庭，2月3日开庭，司法上尉库兹涅佐夫主审。克谢尼娅同案的两名被告是她同乡——叶芙多基娅·马特维耶芙娜·弗拉修克和娜塔莉娅·叶菲莫芙娜·萨赫纽克，此二人均在第一次庭审时承认了所指控的罪行。

弗拉修克供称，1947年夏天她进森林采摘浆果，遭遇两名持枪的УПА。得知她的身份和工作后，持枪者命令她将一份密信交给伊万·津丘克。15-20天后娜塔莉娅·萨赫纽克到她家，将一份给弗拉修克的密信交给她。叶芙多基娅文盲，让小儿子读信，信中指示她带猪油和面包到约定的森林地点。弗拉修克没有面包也没有猪油，空手前往约定地点，遇见一伙人，包括一个绰号“齐尔卡”的（根据业务文件，这个化名是“狼-3”营的百人队长弗拉基米尔·希瓦克）。弗拉修克被放回家，从此再没接触УПА分子。

被告人萨赫纽克供称，1947年夏天她在村内遇见两名骑马持枪者，对方给她两份密信，让她转交弗拉修克和捷尔卡奇。她送完信之后一个月，在村外放牛时又遇见两名持枪者，对方询问了本村情况，命令她送密信给津丘克和亚历山德拉·丹尼柳克。此后再未见过武装人员。

克谢尼娅·捷尔卡奇在庭上态度强硬，坚称自己无罪，表示：“我从未与’OУН’匪徒有任何联系。我本人从未与匪徒见面，也从未接受或完成过他们的任何指示，更未帮助’OУН’传递信件。”她还说自己从未给过匪徒报纸，“因为我所有的报纸都有登记，少一份没法向订户交代”。

法庭向捷尔卡奇出示写有“谋反文字”的书册封皮，她表示封皮确实是她的，但搜查是她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字是谁写的她不知道，她的签字是在国家安全人员斯米尔诺夫上尉“要求并坚持”之下被迫签的。她说：“戈洛布斯基地区国家安全局的斯米尔诺夫同志并未逮捕我，也没在我在场的情况下搜查我家，更没清点我的财产。”她还声称在预审期间被迫作出虚假供述，“因为审讯时他们吓唬我，甚至有一次打我的脸”。在州分局的审讯中她“继续作假口供，因为害怕如果改变供词就会像在区分局那样被殴打”。此外她还坚称记载假口供的笔录不是她本人签署，上面的签名不是她写的。“预审阶段在国家安全部州分局侦查科所做的胡言乱语供述，我一概否认。1947年12月21日确实是侦查员泽列诺夫对我进行的讯问，但我并未向他供述所谓1946-1947年间两次见过УПА匪徒，侦查员泽列诺夫为何这样记录我不知道。我从未对他讲过这些话。”

法庭随后传唤正在羁押的证人伊万·津丘克。他供称1947年夏天克谢尼娅·捷尔卡奇送给他一份“齐尔卡”的密信，信中要求津丘克通过捷尔卡奇转交一升酒精和一条裤子。但津丘克既没有酒也没有裤子，于是请捷尔卡奇把情况转告“齐尔卡”。检察官就此提问，克谢尼娅·捷尔卡奇回答：“伊万·津丘克的证词我完全不予确认。”据她说，津丘克曾找她借一百卢布公款（是克谢尼娅向村民代收的订报费），但拒不还钱，因此诬陷她。时任村苏维埃主席的津丘克承认自己确实向捷尔卡奇借过一百卢布，“用于为本村儿童购买童鞋”。

检察院的司法少校希多罗夫表示，在他看来弗拉修克和萨赫纽克的罪行已经得到证实，而捷尔卡奇的罪行“尚未完全证实”。为查明她的责任，需要进行补充侦查，尤其是笔迹鉴定。辩护律师弗伦克尔也同意检察官的意见，于是案件被发回补充侦查。2月10日此案被州分局的泽列诺夫中尉重新受理，正是他此前未查清案件并制作假笔录。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打给了基辅。

弗拉修克、萨赫纽克分别被判处二十五年劳改，并处没收财产；津丘克被判十年。等待笔迹鉴定结论期间泽列诺夫继续审讯克谢尼娅，但她态度坚决，否认先前的供述，声称因为害怕才配合。

笔记鉴定迟迟不出结果，泽列诺夫连续延长捷尔卡奇的羁押期限，每次一个月。此时出现了一名新证人——玛丽亚·梅连季耶芙娜·朱西。她供称克谢尼娅·捷尔卡奇曾拿反苏小册子和传单给她阅读。克谢尼娅断然否认，同时否认自己认识朱西。两人当面对质，但年仅十八岁、文化程度不高的少女克谢尼娅在对质中毫不退缩。尽管如此，九份传单和小册子仍被视为证据纳入案卷。

军事法庭要求进行笔迹鉴定的决定，造成侦察难以继续。虽然克谢尼娅的做法看起来很幼稚，但确实奏效了。1948年5月20日沃伦州国家安全局再次请求基辅加快鉴定：“由于缺乏笔迹鉴定结果，无法结束对捷尔卡奇案的侦查，她已被拘留调查六个月。”基辅方面答复进行鉴定需要捷尔卡奇的“自愿笔迹样本”，侦查机关遂向基辅送去捷尔卡奇签字的七份付款凭证，以及一份她本人填写的社会主义竞赛合同。可这些样本仍不够，1948年6月1日案件在无笔记鉴定结论的情况下被退回卢茨克：“进行鉴定需要捷尔卡奇在被捕前书写的5-6页手稿，但未能取得。”

6月9日申请被递交至苏联国家安全部”Д”处，”Д”处的主要任务是制作密写工具和伪造文件，也负责文件和笔迹鉴定。捷尔卡奇的羁押期限又被延长三次。7月31日笔迹鉴定结论终于送达，称：捷尔卡奇被捕后获取的笔迹样本中“存在若干故意歪曲特征”，但专家仍然认为讯问笔录上的签名系捷尔卡奇本人亲笔。至于书册封皮背面的反苏“谰言”，鉴定认为“特征吻合度及其个性化为推定该匿名文本系К.В.捷尔卡奇所写提供了依据。但无法作出更明确结论，因为未提供捷尔卡奇被捕前的自愿笔迹样本供研究。”

第二次侦察至此告一段落。案卷新增一份“适合体力劳动”的体格鉴定。

而在泽列诺夫撰写的新版起诉意见中，专家的推定直接变成了确认。克谢尼娅受胁迫做出的口供及证人证词均被认为真实可信。鉴于本案三名证人已被判刑且正在服刑，第四名证人已死，泽列诺夫建议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适用非司法程序处理此案，不再传唤证人。泽列诺夫认为十年劳改并没收财产是公正的惩罚。另有单独决议建议把她送进特别劳改营。

特别会议（起初称作特别委员会）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22年8月设立，当时仅限作出最长不超过三年的行政流放决定或驱逐出境决定，例如1922年11月流放所谓“哲学家之船”的乘客出国。1924年特别会议获得了判处最长三年监禁的权力，之后这一期限被放宽至五年、八年。1940年12月授予特别会议没收财产的权力，1941年11月因战时需要又授予其判处任何刑期乃至死刑的权力——所有裁决皆不得上诉。战后其权柄如故，特别会议每次开会要审理几百起案件，例如1950年2月10日当天特别会议审理了1592起案件。显然，面对如此巨大的工作量，他们只能照搬侦查机关已作出的处罚决定。

12月11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审理克谢尼娅·捷尔卡奇案，决定：判处10年劳改营监禁，不没收财产且不剥夺公民权利。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不愿屈服于命运，1949年7月她递交了充满泪水的申诉信，回信地址写着：“伊尔库茨克州泰舍特市，410-03信箱”。特别会议秘书处审查了（似乎只是快速翻阅了）这份申诉，决定：“申诉不予处理。”文件上有高级侦查员阿科皮扬中校的签字、秘书处主任叶绍洛夫少将的核准。

斯大林死后九个月，1953年12月克谢尼娅又向苏联总检察长寄出第二封申诉信。这次她的表述更大胆：“我已服完刑期的一多半，我父母全家都被迁往西伯利亚——秋明州，韦利扎恩斯基地区，布赫塔利的木材加工厂。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不比在老家更差，起码我们全都彻底摆脱了背叛性的环境——由于世界反革命敌对势力的阴谋，这种环境在西乌克兰至今仍十分普遍。家人的物质条件都还好，也有能力帮助我。再过四年我将服满刑期，希望能回到家人身边，在那里找到安居乐业的条件。可是我背负的侮辱性的、毫无根据的‘苏维埃政权和劳动人民之敌’的污名，使我无法平静下来接受自己和家人的处境。”

克谢尼娅点名指出那些“耍阴谋诡计”令她“背负叛徒污名而陷入孤立”的人，其中一位是伊万·津丘克，另一位是侦查员斯米尔诺夫。她写道：斯米尔诺夫“在我的案件中绝非客观的苏联侦查员，而是苏维埃政权的隐蔽敌人，也是我个人的敌人，怀有挑衅性目的”。她说斯米尔诺夫“终究成功地使我蒙上了怀疑的阴影，使苏联司法做出误判，并促成我蹲大牢”。

根据申诉材料，斯米尔诺夫曾被叫到州分局与捷尔卡奇当面对质。他在对质中承认写有反苏“谰言”的书册封皮并非在一次不存在的搜查中起获，而是“在逮捕前很久，其他国安人员偶然借宿时获取的”。克谢尼娅说在讯问和对质之后，斯米尔诺夫“威胁我，如果他无法找到材料起诉我，那就要换别人来了”。之后果然出现新证人——玛丽亚·梅连季耶芙娜·朱西（“我和她完全不认识”），声称捷尔卡奇曾经给过她反苏小册子和传单。克谢尼娅还写道，特别会议宣布裁决之后，斯米尔诺夫违背裁决，“带着他的同事，依据我不知道的文件和理由到我家，没收了属于我的财产：我的奶牛和全部衣物，也就是父母为我准备的全部嫁妆。”

申诉书附有一份证明文件，显示К.В.捷尔卡奇正在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的佩斯恰内劳改营（译注：即第八特别劳改营，专门关押政治犯，有煤矿、采石场、砖厂、肉类加工厂等设施）服刑。她的刑期起算时间（国家安全部的又一卑劣行径）不是特别会议裁决写明的1947年12月11日被捕之日，变成了原因不详的1950年10月27日。

申诉被转交给乌克兰沃伦州国家安全局，局长斯捷布洛夫斯基上校分别向侦查员泽列诺夫（现任上尉）和斯米尔诺夫（现任少校）索取书面说明。泽列诺夫固执旧词，将捷尔卡奇的“翻供”解释为企图逃避应受的惩罚，仅在陈述笔迹鉴定结论时承认“谰言”的作者身份系“推定”。斯米尔诺夫则称捷尔卡奇的指控“与事实不符”，书册封皮就是1947年12月11日捷尔卡奇被捕时查获的，他从未因捷尔卡奇案被叫到州分局，也没有与她当面对质，所谓没收财产同样是诬告。

然而时代不同了。1953年12月贝利亚被捕枪决之后，国家安全部机关人人自危，空洞的敷衍解释无法蒙混过关。沃伦州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阿列克谢耶夫中尉接手申诉复核工作。由于已故证人丹尼柳克系文盲，不可能阅读“密信”，阿列克谢耶夫讯问其女儿阿库利娜（1935年生，五年级文化程度）。阿库利娜表示认识克谢尼娅·捷尔卡奇，但对她与”ОУН”的联系一无所知。至于已故的母亲，确实曾有武装人员登门拜访，但与母亲谈了什么阿库利娜因年幼并不清楚：“不关心他们的事情和谈话内容”。她从未见过任何密信，也从未替母亲读过此类文字。阿列克谢耶夫追问：“侦查机关已知悉您曾给母亲亚历山德拉·丹尼柳克读过’OУН’匪徒送来的密信，因此我要求您作出真实陈述。”阿库利娜回答：她刚才的陈述千真万确。

阿列克谢耶夫又传唤从未出现在案卷中的伊万·阿基莫维奇·霍缅丘克问话，他表示记得克谢尼娅·捷尔卡奇，但印象很模糊，从未与”ОУН”匪徒有任何接触。阿列克谢耶夫大声恫吓：“您撒谎，我要求您就所提问题作真实供述！”对方拒不改口。

至此没有别人可查问了。村苏维埃证明本案其余证人或者正在服刑、或者不知去向、或者从未在本村居住。1954年6月24日沃伦州国家安全局高级侦查员希巴洛夫上尉决定：“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关于К.В.捷尔卡奇的有罪决定不能认为有根据”，因此“拟将被判刑的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捷尔卡奇（1928年出生）的刑期减至已实际服完的年数，将其释放”。斯捷布洛夫斯基上校批示：“许可”。

苏联军事总检察院的扎尔科夫司法中校不满意减刑释放决定。七个月后（推测克谢尼娅此时已获释）即1955年3月8日他明确指出捷尔卡奇案系捏造。案卷材料显示，被告捷尔卡奇1947年12月6日即以“被扣留者”的身份被逮捕并接受审讯，但案卷中未见扣留记录，表格上注明的逮捕日期为1947年12月10日，逮捕和搜查令却是1947年12月11日开具的。所以捷尔卡齐被非法羁押五日。

此外，搜查记录（即所谓在К.В.捷尔卡奇家查获包含民族主义煽动内容字迹的搜查）和登记的财产清单都存在涂改和修正痕迹……并且1947年12月11日进行搜查和财产清点时捷尔卡齐不可能在场，因为她已被戈洛布斯基地区国家安全局非法羁押。扎尔科夫亦强调，关于字迹作者身份的结论“建立在推定之上”。

扎尔科夫接着列举了证人证词的多个矛盾之处，指出这些证人在再次审讯时竟然“回忆起了”之前没说过的克谢尼娅犯罪情节，又指出证人М.М.朱西是国家安全部的秘密线人，她所谓捷尔卡奇曾将小册子和传单送给她阅读的证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存在疑点”。朱西供称上述传单和小册子她是1947年10月从捷尔卡奇处获得的，但直到1948年5月才交给地区国家安全局，间隔了八个月。

基于上述理由，扎尔科夫认为无法证明捷尔卡奇有罪。他建议将本案呈交负责审查因“反革命罪”获刑案件的中央委员会，并建议撤销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的裁决，终止对捷尔卡奇案的司法程序，恢复她的自由。1955年3月21日中央委员会采纳了扎尔科夫的建议。

但故事到此尚未结束，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不等于平反昭雪。1982年2月12日家住卢茨克市的克谢尼娅·捷尔卡奇又向沃伦州检察机关提交申诉，从这份申诉中我们得知她曾在收到“维持原裁决”的敷衍答复后尝试逃离劳改营，因此1950年3月被加刑三年。她写道：“我在服刑期间坚持劳动，一向能够完成规定指标……鉴于我目前已接近退休年龄，办理退休需要明确的工龄，但我在羁押场所的劳动时间不计入工龄，所以我不得不请求恢复名誉。”

案卷最后一份文件日期为1993年4月，是一份证明材料：“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捷尔卡奇已于1989年10月18日根据沃伦州检察院的决定获得平反，其情况适用1991年4月17日通过的《乌克兰平反政治镇压受害者法》。”有理由相信，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也依据该法律获得了被非法没收的嫁妆的补偿。这一年她六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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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热列兹诺娃冤案

六位斯大林镇压受害者的自述

久经关押的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

▢ 安娜·卡瓦利

到1950年，苏联劳改营系统（“古拉格”）关押着五十多万女性——相当于一个州中心城市的人口。对于“政治犯”而言，“女犯营”就像恐怖的镜中世界，她们在此经历了暴力、饥饿、绝望，以及竭力自保的挣扎。幸存者中有一位维拉·普罗霍洛娃，她是莫斯科老字号企业“三山纺织厂”末任厂主伊万·普罗霍洛夫的女儿。

“我没有诬蔑，我只是同情人们”

我第一次看见维拉·伊万诺芙娜，最难以想象的就是她曾是囚犯。她完全不像在劳改营熬过六年的人：矮个子，体型纤弱。九十四岁的维拉·伊万诺芙娜仍在自己位于阿尔巴特巷的斗室教英语课，屋里堆满书籍和圣像，陪伴她的还有一只名唤“尖嗓”的温柔猫咪。

我们每周见面一次。维拉·伊万诺芙娜总会做好准备：精心打扮，把短发烫成小卷，还会买些“曲奇”——她只用英语称呼这种喝茶的小点心。

我们先花一个小时学习单词和语法，之后随意闲聊。我偶然得知维拉·伊万诺芙娜坐过牢是她随口提起的，语气十分平淡。然后她笑了：“在劳改营的时候，我会梦见中学代数课。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木板床上，就松了口气，心想：‘我没在黑板前！’那一刻感觉很幸福。”

1951年8月维拉·普罗霍洛娃被捕时三十三岁。特务抓人的手段可谓“巧妙”，维拉听过这样的故事：某妇女去了郊外别墅，忽然有人通知她必须立刻赶回，她穿着做家务的裙子急忙返城，国安人员早已在家等候。另一位妇女则是在家门口被抓的，她正抱着年幼孩子休息，有人敲门说有一封信请她本人签收，妇女刚踏出门，立即被塞进公务车逮捕。

维拉被捕同样很突然。某天有人打电话给她：“他们找您呢，想邀请您到部里工作”。我一打听，所谓的“部里”竟是内务部，据说他们需要维拉帮助提高英语水平。“很快有个年轻人打来电话。我说：‘您知道，这可是非常神秘又保密的部，而我不擅长保守秘密’。他回答：‘您肯定没问题’。态度相当客气”。

后来才明白，其实没人学英语，所谓面试只是借口。维拉被骗到卢比扬卡，立即逮捕。“有人举报我，说我诬蔑苏维埃政权，根据第58条把我判了最轻刑期十年。批评苏维埃政权。我没签字，我说：‘我没有诬蔑苏联现状，我只是同情人们’”。

“我暗自认定：生命结束了”

维拉被根据《刑法典》第58条“叛国罪”判处十年劳改，押送“奥泽尔拉格”——古拉格群岛的一座“孤岛”。她自嘲刑期是“儿童票”，因为第58条通常判得更重。

古拉格博物馆科研处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塔季扬娜·波良斯卡娅介绍：严格来说，维拉被送去的地方不能叫做“女子劳改营”。古拉格系统并不存在类似现代女子监狱的专门女犯营，每一个劳改营都是由多个营区、营站组成，往往分布在相当广阔的地域。“实际上几乎每个劳改营都有妇女，关在所谓‘女区’。女区异常庞大，往往同时关押数千名妇女，有住宿的板棚、食堂和其他生活设施，与男区之间用铁丝网围栏隔离。男女囚犯仅在外出劳动时有机会碰面”。

除了普通劳改营，还有特别劳改营，“奥泽尔拉格”就属于后者——又称“湖泊劳改营”或“第7特别劳改营”。此类特别劳改营从1948年开始设立，专门关押因政治罪名被判刑的人——比如维拉。

特别劳改营前后设立十二个，而它们的名称，据波良斯卡娅说，“都很美，甚至略带诗意”。除了湖泊劳改营之外，还有“山区”（第2特别劳改营）、“阔叶林”（第3特别劳改营）、“河流”（第6特别劳改营）等。好听的名字实质是掩饰真实用途。

波良斯卡娅继续介绍：“奥泽尔拉格是规模最大的劳改营之一，曾同时关押五万多人。到1951年初共有36843名囚犯，其中女性8351人。特别劳改营实行严格制度，在押人员只能从事最繁重的劳动”。

维拉第一次进入“奥泽尔拉格”，惊叹不已——周围是“壮观的自然美景，森林高耸如穹顶，河流奔涌”。然而哪有闲情欣赏风光呢？抵达营地之后，维拉被编号为АБ294，立刻派出去劳动。维拉感慨地说：“对我而言，劳改营仿佛某种镜中世界，我暗自认定：就这样了，生命结束了”。

“对啊，有我在建不成共产主义”

“奥泽尔拉格”的女囚和男囚一样承担修路、伐木，维拉对发生的一切坦然接受。押送人员有时候批评她干活没干好——伐木她的确不擅长。面对所有批评，维拉总是回答：“对啊，有我在建不成共产主义”。所以，后来没人安排她砍树了，通常只是守着押送人员的火堆添柴。

和维拉同营区的妇女“年龄、民族、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维拉回忆：“营区有吉尔吉斯人、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有些美国女人嫁给我国男人，当然，她们的丈夫被判了间谍罪，她们（美国女人）也一样。总之，来自五湖四海。还有一大群朝鲜姑娘被押来我们这儿。一个德国老太婆，当时七十多了”。

“政治犯”之中也有刑事犯，对后者来说，“变成政治犯”算是“一种消遣”。维拉解释：“她们会耍一个很简单的把戏，在纸上画带胡子的脸，下面写斯大林的姓名和一句脏话，把纸钉在铁锹把上，举着走一圈。立刻就会被抓，以政治条款定罪，转到我们营区来”。

与“政治犯”不同，犯刑事罪的人被认为“社会上更接近”现政权，所以她们通常能得到最轻松、最有油水的岗位：劳动队长、医务室或厨房。

女犯睡两层大通铺，彼此紧挨。夜晚成了“纯粹的折磨”：根本不可能舒服躺着，想翻身就得叫醒身边狱友。

尽管有种种苦难，但在劳改营无人公开谈论将来的生活，因为出去没有未来。维拉回忆：“释放之后会面对什么？还不是同样的西伯利亚。但工作没了，因为前科政治犯几乎不可能找到工作。甚至有人说，在劳改营反而还好些：早上喝稀菜汤，中午一勺粥，晚餐喝鱼汤，起码饿不死”。

看管维拉和其他囚犯的狱卒尤其恼火一些女人仍想保持整洁、体面，他怒吼：“你们不是女人，是败类！谁都不可能活着出去，你们会死在这儿！”

维拉说：“德国女人千方百计改造丑陋、不合身的黑色囚服，用碎玻璃片代替剪刀（因为禁止剪刀）。她们裁出系腰带的小裙子，正是当时流行的样式。营地管理者非常生气。我当然没这么做，狱卒甚至表扬我：‘看，这才是知道好好劳改的女人——而你们不懂！’”

并不是每个狱卒都仅限口头讥讽和奚落。“那时候他们阻止越狱能拿到最高奖赏，实际是：囚犯只要接近写着‘禁止’的标牌十步远，他们就直接开枪击毙，由此获得一个月假期、两倍工资的奖金和一块银表。在我被关押期间，只有一个狱卒真正开枪打死过女囚，他故意让她去标牌外面捡柴火，随即扣动扳机——他太想休假找老婆了”。

事后听说，该狱卒回来上班，竟产生幻觉，看见被他杀害的那个女囚从空中飘来。当时他正站在岗楼上，被“鬼魂”吓得失足跌落，严重受伤，几天后死在医院。

“上帝平等对待我们所有人——赐予囚禁”

某一天，劳改营押来一批“新囚犯”，其中有一位十七岁少女玛雅·乌拉诺夫斯卡娅，她因为参加“革命事业斗争联盟”被判二十五年劳改。按照维拉的说法，他们只是一群“渴望纠正体制内某些错误——纵容暴力和镇压的错误——的年轻人”。

“为此他们读书（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写报告，辩论，试图寻找能够影响当局、改变现状的手段。他们虽然入了迷，可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甚至不曾公开演讲。结果却被军事法庭当作恐怖分子审判”。年轻男成员枪决，女成员分别处以二十五年劳改。“革命事业斗争联盟”的成员几乎都是刚毕业的：最年轻者判决时仅16岁，年纪最大的也不过21岁。

玛雅进了“奥泽尔拉格”，几乎立刻在人群中注意到维拉：身材高挑，头戴男式护耳皮帽，走路一瘸一拐（维拉在押送途中脚冻伤），眼神恍惚疏离。玛雅回忆：“维拉年轻时代是共青团员，曾痛骂自己的资本家祖先，认为正因如此上帝才用囚禁惩罚她。我当时没说什么，但内心惊讶这种逻辑：囚禁怎么会既是惩罚，又是奖赏——平等赐予我们所有！可这并不妨碍我敬佩她极其顺从、温良忍耐囚禁的态度。在我看来，她仿佛基督教殉道者”。

维拉亲切称呼玛雅·乌拉诺夫斯卡娅“玛伊乔克”、“玛伊克”、“玛伊卡”，或者干脆叫她“我在劳改营的女儿”。女犯营的人确实都把维拉视为玛雅的母亲，甚至会有人跑来告状：“你家玛雅说脏话”。维拉就把玛雅叫到身边，严厉警告：“如果你再这样，我不理你了”。玛雅乖乖听命。

玛雅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体格弱，面容稚嫩。她在庭审期间表现镇定，审讯时甚至当面对侦查员说：“我恨你们”。玛雅在劳改营同样坚强，她和维拉一样不认为自己能够活着出去，接受了在“镜中世界”度过余生。

维拉说：“玛伊卡在劳改营试图将自己的道德观念灌输给身边人，也就是：人应当互助、体谅、分享。我记得当时铺铁路，我俩跟着其他营区的囚犯一起干活。囚犯们一致推选我做队长，要挖一条沟。手下谁都不干，只有玛伊卡。玛伊卡站在沟底挥锹挖土，骂那些狱友：‘你们怎么不肯帮忙呢？’”

外头偶尔寄来干面包和糖块，玛雅就坐下，先数数板棚一共几个人，把食品均分。玛雅说：“维拉认为收到包裹就该把一切分给大家，而我的做法不同：有时只跟关系好的朋友分享，有时则分给那些收不到东西的人。我曾把半公斤糖拿给一位德国女人，让她分给伙伴，因为复活节快到了，她们没东西可以庆祝。我奇怪为什么无人来谢我，询问另一位德国女人糖是不是拿到手，结果发现被前一位独吞了”。

“毫不留情惩罚恋爱”

维拉·普罗霍洛娃在劳改营没有任何爱情经历——无论偶然的还是认真的。她被捕前谈过一位名叫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的年轻人，他日后成为著名钢琴家、苏联国家奖得主，而在当时，他只是维拉的“斯维特尼克”。维拉深爱里赫特整整五十七年，直到生命终点，她在劳改营根本无法想象爱别人。与她不同，其他妇女在囚禁岁月确实有恋爱关系。

囚犯之间交朋友不受限制，但谈恋爱是严令禁止的。男人进入女犯营，或女人进入男犯营，都被视为“最严重罪行，给予最严厉惩罚”。

某位出狱者这样回忆：“恋爱会被毫不留情地惩罚：十天单独监禁，不准出工，每日口粮只有三百克面包和水，中午一碗稀菜汤”。尽管惩罚严厉，劳改营的性关系却不受约束——犯人们从未试图对彼此隐瞒。卖淫、强暴，以及在挤满人的板棚内突如其来的欲望，都在囚犯之间习以为常。

有一次，一队女犯到锯木场干活，忽然来了一群男刑事犯，开始粗暴纠缠女人。出狱者描述：“他们随意抓住看中的女人，直接推倒在雪地，或者把她们压在原木堆上。女人们好像早已习惯了，并不反抗。她们的女队长也不干预，仿佛把这当成另一种形式的劳动”。

劳改营的“浪漫故事”鲜少有圆满结果。一位叫塔季扬娜的女犯收到青年男犯萨沙写的字条，他是制鞋作坊小头头，属于“劳改贵族”，也就是掌握些许特权之人。萨沙问她：“咱俩一起过吧，我帮助你”。塔季扬娜拒绝。愤怒的萨沙用铁棍打她一顿，把她送进营区医院，吩咐护士照料。等塔季扬娜康复，只好答应和萨沙同居。她别无选择，害怕二次拒绝会丧命。再后来，萨沙被调到另一个营地，塔季扬娜又“跟了”一名长官。她写道：“我被迫和这个渣滓同居，没有别的出路”。

劳改营女犯区亦有同性伴侣，与男同性恋不同，她们通常公开亲昵。劳改营女同性恋伴侣分别扮演“妻子”和“丈夫”，“丈夫”的黑话叫“眼镜蛇”，大多剪男人发型，还会用男性名自称。对此现象，流传着四句顺口溜：
“哎呀感谢斯大林：
把我变成贵妇人。
我是牡牛也是牝，
既是女人又是男。”

劳改营的镜中世界对大多数“政治犯”来说结束得很突然。那时候维拉已经逐渐适应劳改生活，她和自己的“干女儿”玛雅共同参加演出。有一次，她们在食堂舞台排演《雪姑娘》：维拉饰演沙皇别连捷、玛雅饰演牧女列莉。

两位女性都明白，只有斯大林死了她们才可能重获自由。但在她们看来，斯大林几乎是“永生的”。玛雅回忆：“我渴望并期待着斯大林的死亡。我一直坚信，他死了会带来积极变化。许多人都这样想，但我们每次谈论这个话题，总是以一句话结束：‘格鲁吉亚人寿命长’。我们没指望能活过他”。

斯大林一旦去世，国家开始释放“政治犯”，劳改营管理制度也逐渐放松。现在允许不同劳改营之间通信，可以寄送包裹，板棚门夜晚不锁了。维拉的挚友尤里·纳吉宾一直在社会上为她的重审奔走。最终，维拉获释并平反，回到“莫里斯·多列士”外国语学院上班（译注：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的前身）。

维拉说：“在劳改营，有人告诉我，我可以不把六年囚禁时间算进去，但我拒绝了：怎么能不计算这么多年人生呢？人家又说：‘那好吧，您可以说这些年是在与克格勃合作。’这我就更不能同意了”。

维拉·伊万诺夫娜2013年1月去世，葬礼在莫斯科市中心希夫采夫·伏拉日克巷一座不大的黄色教堂举行。她去世后，我曾想跑一趟昔日的“奥泽尔拉格”，妈妈劝阻我：“你去那儿看什么？那边只有废墟、腐朽和空地。什么都没了，仿佛一切从未存在”。

延伸阅读：

久经关押的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

1935年西伯利亚检察长关于劳改营状况的报告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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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列格·苏维尼洛夫上校(1917 – 1999)是苏联和俄罗斯军事历史学家，史学博士(1978)，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名誉院士(1993)，俄联邦军事科学院院士(1994)。以下数字引自他的著作《1937：红军的悲剧》：

1937-1941.6被消灭的工农红军团级指挥员：
在役总人数(1936)：2693。逮捕镇压478，其中枪毙379，庾死22，自杀3，出狱74。

1936-1941年被消灭的工农红军旅级指挥员：
在役总人数(1936)：877。逮捕镇压478，其中：枪毙373，庾死35，自杀4，出狱66.

1937-1941年被消灭的工农红军师级指挥员：
在役总人数(1936)：352。逮捕镇压293，其中：枪毙222，庾死18，自杀2，出狱51.

1937-1941年被消灭的工农红军军级指挥员：
在役总人数(1936)：85。逮捕镇压：108，其中：枪毙88，庾死7，自杀2，出狱11.

1937-1940年被消灭的工农红军最高级指挥员（集团军司令员/元帅）：
在役总人数(1936)：41。逮捕镇压：46，其中：枪毙41，庾死2，自杀2，出狱1。
（1936年工农红军最高级指挥员41人，大战前夕和头几个月枪毙的正好也是41人。谢尔盖·加米涅夫病死，谢苗·布琼尼、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列夫·加列尔、瓦西里·乌尔里希、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幸免。1937-1939年戴“四菱章”的扬·别尔金、米哈伊尔·韦利卡诺夫、格里戈利·基列耶夫、彼得·斯米尔诺夫-斯威特洛夫斯基、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瑙姆·罗佐夫斯基枪毙。陆军和海军最高级指挥员屠戮净尽。）

1936-1941年被消灭的工农红军高级政治人员（旅级-元帅）：
旅级-元帅在役总人数(1936)：1355。逮捕镇压：932，其中枪毙729，庾死63，自杀10，出狱130。

注：
1.在役军官总数是截止1936年的数字，而被逮捕数是1936-1940年的数字。由于此期间提拔任命了新的军官接替死亡的，他们又被逮捕，而且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多次，因此受害者数超过1936年人数。例如1936年军级指挥员共85人，至1940年逮捕镇压108人。
2.未统计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委员会和其他非司法机关定罪的中级和高级指挥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1937-1938年，指挥员尤其最高级指挥员被判有罪后立即执行枪决的比例非常高。

根据苏维尼洛夫书中的数据，得知1936-1940年被判所谓“反革命罪”的军人共20668人，包括：
高级和中级军官：3682人，
低级军官：3342人，
士兵：13644人。

两次“苏联英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生前接受康斯坦丁·西蒙诺夫采访时表示：“对于三七年、三八年给军队造成的后果，我还能讲什么呢？您说若没有三七年就没有四一年的失败。要我说啊，没有三七年，四一年可能不会发生战争。希特勒之所以决定四一年开战，很大程度上基于对我军干部损失情况的评估。这么说吧，霍津三九年离开列宁格勒军区，梅列茨科夫接他的班，我是军委成员，当时好几个师的师长是大尉，因为高级军官都被抓了”。（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我们这代人的目光》）

两次“苏联英雄”科涅夫元帅表示：“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三七年、三八年，那么四一年的时候不仅军队，整个党和国家的力量肯定要强大得多”。（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与苏联元帅И.С.科涅夫的谈话》）

“苏联英雄”、传奇指挥员亚历山大·格尔巴托夫说：“……那么多忠诚、负责的各专业人士被捕，实乃整个国家的灾难。考虑到战争无可避免且迫在眉睫，我想，刚刚被提拔到高位的、经验欠缺的新指挥员怎么样带兵打仗啊？……毕竟，如果让原先的营长指挥师，原先的团长指挥军，而集团军和舰队交给师长或副师长……将会有多少不必要的伤亡和失败呀！国家不得不经受这一切！”（亚历山大·格尔巴托夫《岁月和战争》）

工农红军“首席破坏专家”伊利亚·斯塔利诺夫自称“希特勒的仇敌”，说：“1937-1938年的镇压给国家造成毁灭性打击，影响了战争进程…… 镇压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红军许多部队、单位，兵团、军团，说得难听点儿，都是由未经训练之人指挥的”（伊利亚·斯塔利诺夫《破坏者文集》）

“苏联英雄”西蒙·伊万诺夫写道：“军队实际被斩首了。你自己判断吧。1935年9月22日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在红军中实行个人军衔制，授予苏联元帅称号5人、一级集团军司令5人、二级集团军司令10人、兵团司令67人、师长186人、旅长397人、团长456人。政治人员优秀代表：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委16人、军、师和旅政委128人。海军一级和二级舰队司令8人。到了1937-1938年，这些‘优秀代表’大部分被宣布为人民公敌……约1300名高级指挥员只剩350人……全部16个军区、5个舰队、33个军、76个师、291个团、12个航空兵师无人指挥”。

尼古拉·沃洛诺夫谈1937-1938年干部政策：“军队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指挥员对自己的活动没底气，任何下属都可以随时对他在党的路线上、特别机关的路线上的任何举措指手画脚，跑去找政治指导员或政委告状，而指挥员本人根本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被立即处理。很多‘机灵鬼’巧妙利用这点，旁敲侧击、上蹿下跳，成为积极分子，本职工作一点儿不做”。

1957年苏联国防部长格奥尔基·朱可夫在一次军事科学会议上发言：“1937-1939年间我们的干部情况特别不利，从军区司令员到师长包括团长，因为被捕频频换人……希特勒的情报机关巧妙利用斯大林的过度猜疑，使我军干部在战前被毫无道理地杀害。苏联武装力量实际上被斩首了，所以部队参战时没有经验丰富的方面军司令员、军司令员、师长和团长。大家知道波罗的海方面军司令库兹涅佐夫是学院教师，早年只带过一个团。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曾指挥过机械化团和坦克旅。西南方面军的基尔波诺斯只会管学校”。

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员、兵团司令尼古拉·古比雪夫（瓦列里安·古比雪夫弟弟）在1937年11月21日-27日举行的军委会议上的发言：
古比雪夫：我们军区严重失血。
伏罗希洛夫：不比其他军区严重。
古比雪夫：我把事实告诉你们。如今我们三个师由大尉指挥。但这不是军衔的问题，关键在于，人民委员同志，比如说亚美尼亚师的师长是个大尉，他以前不仅没指挥过团，也没指挥过营，只带过一个炮兵连。
伏罗希洛夫：那为什么任命他？
古比雪夫：为什么任命他？我向您保证，人民委员同志，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我们有个少校是阿塞拜疆师师长，以前从未指挥过团或营，在学校教了六年书。格鲁吉亚师的贾巴希泽做过两年连长，他怎么能胜任师长呢？

尼古拉·古比雪夫1938年2月被捕，同年8月枪决。

德军将领谈及工农红军大规模镇压，如威廉·凯特尔元帅说：“希特勒经常基于一点考虑问题，即：斯大林1937年消灭了整个第一梯队的高级军事长官，取而代之者缺乏能人。”后来升为元帅的费多尔·冯·博克则说：“俄罗斯军队不能被视为一支军事力量，因为血腥镇压损害了它的精神，使其变为怠惰机器”。德国陆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亦有类似结论，1941年5月他听取驻苏联武官克雷布斯的汇报，写日记曰：“俄罗斯军官队伍十分糟糕，给人留下悲惨印象。比1933年差远了。俄罗斯需要二十年时间才能让军官队伍恢复到原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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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莉加·列别杜什金娜

……倘若被人发现您逮捕殴打了斯大林，尽管不是那个斯大林，甚至不是他爸爸，只是随便一个斯大林。天爷，我真不知道您的下场会如何啊！
——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

苏联人曾高唱“永世不忘列宁名”，奉“斯大林的宝姓”如神灵。而对另一部分人而言，领袖的化名是他们一出生就使用的姓氏。那么这俩姓氏究竟是人生道路的助力，抑或是阻碍呢？

真名和化名

首先，“列宁”和“斯大林”早就被公认为领袖的真实姓氏，尽管无人否认此二位起初叫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和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滑稽的是，反对“世界主义”时期最热衷揭露别人化名的积极分子被斯大林亲自制止，他们刚开始不明白自己错哪儿了，直到发现斯大林原本不是“斯大林”，吓得几乎昏死过去。

还记得《士兵伊万·琼金的人生和非凡历险》吗？鞋匠莫伊谢·所罗莫诺维奇·斯大林被捕，押至НКВД大尉米利亚加面前，大尉惊恐地想起斯大林同志似乎与父亲不同姓，究竟姓什么却回忆不起来了！

玩笑归玩笑，但长久以来有一种说法：约瑟夫·朱加什维利的化名“斯大林”并非产生于西伯利亚流放期间，而是借用了古代诗人绍塔·鲁斯塔韦利长诗《豹皮骑士》俄文译者“叶夫根尼·斯捷凡诺维奇·斯大林斯基”的姓氏——传说此人是被流放高加索的波兰军官之子（母亲是格鲁吉亚人），出版为业，持自由主义立场。显然，领袖的宝姓绝不能跟这种人扯上关系，所以该书从苏联图书馆消失。过了一段年月，确切说是1937年，《豹皮骑士》新译本问世，译者叫尼古拉·扎博洛茨基，一年后锒铛沦落“古拉格”……

所以米利亚加大尉违背常识，误信被捕者系“斯大林同志父亲”的说法也就不奇怪了。甚至在执念消失后听从老犹太人的忠告把人放走，因为逮捕和殴打“随便哪个斯大林”都不安全。

被镇压的列宁

目前已知的政治镇压受害者名单上共发现22个姓列宁之人。生于1868年、家住乌斯季谢索利斯克市的地方自治会代表兼太平会主席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列宁1918年9月24日被革命法庭判处枪决，他是“纪念”组织数据库记载的第一个被杀的“列宁”。另外几位如1869年出生、家住斯大林斯克的养猪户费奥多尔·安德烈耶维奇·列宁，因触犯《刑法》58条几乎全部条款于1938年枪决；年仅十九岁、家住车里雅宾斯克的杂工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列宁，因触犯58-10条于1937年8月枪决……

个别幸运者设法逃脱死亡，例如1896年出生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市飞行员初级学校助理叶夫多基姆·叶菲莫维奇·列宁，1938年因叛国罪(58-1а)和怠工破坏罪(58-7)被捕，1939年5月15日获释！更不可思议的是，巴尔瑙尔残疾人之家总务主任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列宁被指控触犯58-2、58-7、58-10、58-11条，涉嫌反苏武装叛乱、阴谋夺取部分苏联领土、反苏煽动宣传等，理应枪毙。然而阿尔泰边疆区法院展现出真正的苏维埃人道主义，1938年10月26日判处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十五年监禁、剥夺公民权三年。别叫，奇迹还在后面：“1939年6月17日阿尔泰边疆区法院根据《刑法》58-2、58-10、58-11条，以无法证明指控为由中止此案，原判触犯《刑法》58-7条改为犯《刑法》116-2条。1939年8月3日阿尔泰边疆区法院认为指控被告触犯《刑法》116-2条缺乏犯罪事实，平反恢复名誉”。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起案件都发生在叶若夫被捕后、大恐怖机器短暂减速时期。

至于名单上其他姓列宁者，也受到了ОГПУ/НКВД机关的“宽大”（如果能这样讲的话）处理：有的被打成“富农”，有的被剥夺选举权，有的被判缓刑。“宽大”的原因似乎可以解释为案件发生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大恐怖机器刚开始运转，流血较少。

但也不排除存在某种法律之外的考虑，就好像另一位米利亚加大尉寻思：岂能在领袖的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以叛国罪名枪毙一个“列宁”呢？哪怕让这个阴谋夺取苏联领土的“列宁”庾死劳改营也不好吧！所以，并不是因为他们同情明显无辜之人，而是担心这样做的“影响”和后果。

再深入探究一番，被政治镇压的“列宁”绝大多数是普通人：集体农民、单干农民、工人、小职员等，几乎没有知识分子。早年间农民姓氏通常不是姓氏，而是过去的父称，所以姓列宁者原来可能是“廖宁”，即“廖尼亚”或“列昂尼德”的简称，甚至“阿列克谢”或“亚历山大”的简称——后两者多见于农村。那么，会不会某位“廖宁”的祖先少写两个圆点，误”ё”为”е”，遂成“列宁”？

1937年11月4日鞑靼斯坦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泽列诺多利斯基地区НКВД机关破获并抓捕了整个“社会革命党人集团”，成员包括：
安德烈·斯捷潘诺维奇·廖宁，1896年生，白克柳奇村民，集体农庄庄员，有前科，除参加“社会革命党人集团”外，还“持续性破坏苏维埃政权措施并诽谤工人经济状况”，判决：劳改十年；
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廖宁，1879年生于白克柳奇村，“前进”集体农庄兽医，既“参加社会革命党人”，又是“前富农”和“破坏分子”，自治共和国НКВД三人小组判决：没收财产，死刑；
叶罗费·斯捷潘诺维奇·廖宁，1890年生于白克柳奇村，木匠，指控“参加社会革命党人组织，危害苏维埃政权，污蔑苏联闹饥荒”，判决：劳改十年，三年后死在乌赫京斯科-伯朝拉斯基劳改营。

这三人是谁？或许是兄弟：相同的父称，相同的出生地，惟年纪相差较大。或许是亲属——同村同姓的都沾亲。肯定的是他们不属于什么组织，1937年怎么会有潜伏的“社会革命党”？被杀的兽医撇下四个孩子。

而且看起来这个姓氏在当地很常见。鞑靼斯坦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另一位廖宁：佩斯特列钦斯基地区的安东·德米特里耶维奇·廖宁（列宁），1890年生，六个孩子的父亲，“劳动胜利”集体农庄仓库管理员，1942年11月24日逮捕，指控触犯《刑法》58-10条第二部分，判八年监禁、抄没财产。

被逮捕的斯大林

与“列宁”们不同，出现在受害者名单上的“斯大林”仅仅三位，处罚很轻，都没进劳改营。其中一位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斯大林，1885年生，粮食人民委员部驾驶员，1921年在莫斯科被“契卡”逮捕，旋即释放。此时约瑟夫·斯大林尚未执政，所以没人联想……

第二位：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斯大林，1890年生，单干农民，1933年逮捕，被判触犯《刑法》58-3、58-11条。那么这个外贝加尔地方穆拉奇村的农民又能接触到什么“外国代理人”呢？或许找中国人贸易或交换农产品了吧——虽然距离国境线挺远，但也不是走不到。至于说参加什么组织，恐怕穆拉奇村的“组织”跟鞑靼斯坦共和国的“组织”是一种性质。判决：流放劳动十年。东西伯利亚边疆区环境确实艰苦，可流放毕竟不是劳改营。

第三位：伊万·彼得洛维奇·斯大林-安德烈耶夫，今鄂木斯克州农民，1930年流放，更多情况不知。人家说流放最远到西伯利亚，不能再远了。

名单上被捕的“斯大林”到此为止，尽管有迹象表明人数实际更多，却未曾留下片纸只字。就像米利亚加大尉起初愤慨的：“你竟敢用这个对我们大家最最亲切的名字称呼自己，这名字在我国只许一个人使用，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但另一方面，仍然存着一线希望：虽然查无记录，但如果人获释了呢？这种希望无关怜悯或公义。不指望有官部门心慈手软或伸张正义，但更不能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米利亚加大尉的问题在于永远追求“别出乱子”，这是他这种人活命的要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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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斯大林镇压受害者的自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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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后见证人”项目的一部分，“纪念”国际人权协会自2008年开始一直在搜集苏联极权主义受害者的口述回忆。记者观看了数十小时采访视频，特向读者推荐其中印象最深的几个片段。

“太阳，斯大林，七年”
西蒙纳斯·纳尔布塔斯，维尔纽斯市，2009年采访

“本人自幼爱国。1940年我国丧失独立（注：苏联吞并立陶宛），不仅我深感震惊，全家都惊呆了。我们被迫接受国土陷落、主权沦亡的现实。

之后又来了德国军队。星期天战争爆发，星期三或星期四德军进城。民众将此视为解放，因为（苏联政府进行的）驱逐太可怕了。我家波兰邻居深夜被拖走…… 唉，他们肯定是难民吧。总之，德国占领开始了。

头几个月立陶宛的行政管理似乎井井有条，但紧跟着迫害、屠杀犹太人。如果说民众起初曾将德军视为解放者，还问：“你们西欧文明之师做的什么事呀？”这下大家彻底看清德国人嘴脸了。实际早在那年八月底民众已经察觉不对劲。所以1942-1943年，我还是个三、四年级学生的时候就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四处张贴传单、布告，呼吁反抗德国占领。

圣诞节（1945年）前后开始大规模搜捕我们同学。十个、二十个、三十个被抓走。我意识到危险迫近，没有继续念书的希望了，犹豫着究竟逃入森林呢还是就地躲藏呢？或者什么都不做傻等被捕？妈妈哭着说：‘我如果看着你死，我也不活了’。你知道吧，那时候当街枪毙游击队员，三十具尸体横卧人行道。妈妈说：‘继续这样下去我心脏受不了’。

结果1946年新年刚过我就被抓，指控我参加ЛЛА。ЛЛА是领导武装抵抗的地下组织，全称立陶宛解放军。可我并不是ЛЛА成员。总之，背负沉重罪名在希奥利艾监狱坐牢。我才十七岁半，绝不认罪，毕竟我没参加ЛЛА。可能跟办案的吵嘴把人家惹火了，他们把我关进窗玻璃碎掉的囚室，冬天在里头坐了快三个月。太冷了，窗大敞着，当时是1月份、2月份。我根本睡不下，只能蹦蹦跳跳，因为入狱只穿着学生服，一套少年西装、一件旧大衣而已。

谈到这儿必须指出，1941-1944年间成立的立陶宛青年抗德组织后来统统被打成反苏组织，因为我们没有为苏联而战。凡参加者一律判处有罪，当然包括我。但开庭前检察院把我那份起诉书的58条1а款和58条11款删除，改为58条第10款第二项。
（译注：即改“平民叛国”指控为“反苏煽动宣传”）

那么我犯了什么罪呢？战争期间我写过一首诗，寄给某共青团员，其中有一句：太阳斯大林，打了引号，写做：看见‘太阳’斯大林，于是判我七年。

这句话确实没什么要紧，但他们如临大敌，判刑七年、剥夺权利三年。判决书写道：‘终审判决，不得上诉’。休庭当天押我到考纳斯监狱，同监室四个人，两个死在劳改营。第一位刑期最短，才关三年，可惜死得早；另一位十五年苦役，1948年死的。

我们从莫斯科步行去雅罗斯拉夫尔，三天没吃没喝。到雅罗斯拉夫尔开饭，永远忘不了那是我今生吃过最好吃的面包，五个人分食一条。继续从雅罗斯拉夫尔启程，连走三天，又没吃没喝，饿得我头晕眼花起不来床。好容易走到乌赫塔，乌赫塔递解站。”

“他们说死尸挖出来吃了”
叶卡捷琳娜·阿诺欣娜，沃罗涅日，2008年

“我们走在路上，哥哥穿草鞋，妈妈穿草鞋，这样的人也叫富农。姐姐去教堂穿皮鞋，然后脱下来包好，光脚回家。她爱惜东西。

我记得那天阳光明媚。有个穿马裤的人，拿着某种书或笔记本来我家说：‘收拾东西吧’。妈妈说：‘去哪儿？’答：‘去新村’。妈妈哭了，姐姐哭了，我们都哭了，我刚六岁，站在装娃娃的铁皮盒子旁。

父亲坐拉牲口的火车先走一步。母亲什么也没带，衣服、鞋子都没带，走得可忙乱。那年她三十岁，哎不对，三十六。

她匆匆舀了一桶黑麦，仅此而已。没给我们兄弟姊妹拿东西，无论冬装、夏装或铺盖统统没带。然后上火车，向前开、向前开、向前开、向前开，又往后开、往后开、往后开、向前开、向前开，驶向科特拉斯（译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小城）。我不知道哪天到的科特拉斯，下车人家安排我们坐驳船。

1933年闹饥荒，要命了，活不下去。没地方割草，去林子剥杉树皮，推成白粉粉烤糕饼，人家管这叫糕饼。唉，杉树皮那个味儿啊。我没吃这种糕饼，哥哥姐姐吃了，因为我咽不下去。

萨沙叔叔死了之后，每天抬出去四十口棺材，都是饿死的。有件事真假我不知道，听旁人讲的——他们想把某个死人跟他合葬，刨开坟墓，他没在棺材内。他们说死尸挖出来吃了。

我不知道萨沙叔叔究竟被吃没有。反正都说他不在棺材。”

“傻妞，你们班一半孩子没爸爸”
伊丽莎白·达维多芙娜·利夫琼，莫斯科，2008年

“从那时到现在七十一年了，我仍然记忆如新，恍如昨日。后半夜我被惊醒，我13岁，睡在一个箱子上。我们全家五个人住13平米，我、爸妈、弟弟和帮佣。集体公寓五六个房间，每户一间。房间中央放张小床我弟弟睡，我睡箱子，爸妈的床贴墙，帮佣在门口睡行军床。

当我妈妈领那两个人进屋的时候，他们吓了一跳：刚才还看见我爸穿燕尾服站在舞台灯下，漂亮的妈妈盛装边弹边唱，忽然来到这种房间，看见这种‘装潢设计’，这种带行军床的豪宅。俩人呆住了，其中一个问：‘盖格纳住过这儿？’——‘住过’，不是‘住这儿’，而是‘住过这儿’。问帮佣，帮佣说：‘是的’。

收拾行军床的时候俩人一动不动，我和弟弟都惊醒了。我们站起来，妈妈面如白纸两腿发软，紧紧倚着柜子。俩人开始翻找我睡觉的箱子，翻了又翻，除了些衣服没别的。

十六年后我们得知，不，十九年后，1956年我们才得知，他（父亲）被捕一个月就枪毙了。

两个月后我在学校，一位女老师忽然叫我：‘丽佐奇卡，校长找你呢’。我往校长办公室走，边走边抖。我是个又瘦又小的女孩，进了屋忍不住哭鼻子。校长紧紧搂着我，说：‘你哭什么呀？你哭什么呀？’他首先问我：‘妈妈在家不？’我当时不懂什么意思，现在明白了，他想知道我和弟弟有没有人管。我说：‘在家’。他说：‘感谢上帝！那你哭什么？’

我说：‘我怕学校的人知道我爸被抓’。校长说：‘傻妞，别怕，你们班一半孩子像你一样爸爸不在家’。校长名叫特罗菲姆·尼基季奇·波利修克，我深深铭记七十年，就因为他对我讲这几句温言善语。

我家有个侄儿，在学校站队听通报：斯大林死了，顿时两眼发黑昏倒。我们用笑话回忆那些岁月。斯大林是神。神啊！但愿斯大林知道他们对我爸爸做了什么！（斯大林）签个字（爸爸）就被枪毙了。但他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他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太不公正了，太瞎扯了。他自己不知道被下面人糊弄了。大家曾经都这样想问题。”
（译注：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大卫·伊萨科维奇·盖格纳1937年12月演出时被捕，1938年1月枪决，1956年12月平反恢复名誉。妻子塞西利娅·楚德诺芙斯卡娅是歌手）

“于是把我们扔到西伯利亚”
妮娜·福明奇娜·斯米尔诺娃，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克鲁泡特金市，2008年

“我妈是乌克兰顿涅茨克州人氏，我爸是沃罗涅日州的。妈妈跑去沃罗涅日州嫁给爸爸，两人生儿育女，辛勤工作，挥洒血汗。

务农的人都知道土里刨食多么艰难。凭着两个人、四只手养活全家。原本有十个孩子，两个早夭，因为挣的钱除了糊口还要缴付地租。好在没挨过饿，穿粗麻布衣服。

1930年强制集体化，妈妈扯了几尺印花布——就是过节穿的花裙子布——缠在我们肚子上。我家三个女孩，我1926年生，二姐1925年，大姐1924年。妈妈把印花布缠我们肚皮上，保住这些布没被人抢走。他们把我爸穿的毡靴硬脱下来没收了。

妈妈的父母姓库特尼亚克，我知道外祖父叫谢尔盖，因为妈妈叫安娜·谢尔吉耶夫娜。外祖母人称阿纳斯塔西娅阿姨，因为她本名是个少见的乌克兰名字，如今我也记不得了。

1930年我家被划为富农，没收土地和生产手段。实际我家只有孩子多，别的样样缺。贫农会议决定我们属于富农，抄没充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清算，反正档案上这样写的。意思就是毁灭我们。于是把我们扔到西伯利亚。

这样对待我们，我们要么是人民公敌、被流放者，要么是特殊定居者。可一查档案：没有其他任何公文，所以没人决定如何惩治我们，也没人决定是否流放我们。但我们终究被发配西伯利亚。

全家登上牲口车厢，那时我还小，记得车厢黑乎乎，有人坐稻草，有人坐破布。下了火车，让我们小孩坐雪橇，往我们衣服里面塞干草和破布，顶风冒雪赶赴另一站。我至今记得大人跟着雪橇跑，严寒刺骨，我满脑袋挂霜，从头到脚全白的，眼皮都结冰了，至今我还记得。我们在雪橇大声尖叫，因为全身湿透，气温零下五十度，所以我们大哭大喊。现在半夜醒了回想起来，妈妈看我们这样，内心多么煎熬啊。

那几年，1934年吧，我长得皮包骨头，肚子鼓起来，当时叫佝偻病，今天叫营养不良，两只眼睛闪闪亮。我年纪小，体力差，是健康最糟糕的一个。十二岁的时候同龄小朋友喊我大肚子，气死我了，就是以这种身体迈向1937年。1937年集体农庄渐渐步入正轨，开始运转，干活的都是流放人员，把我们视为人民公敌。专门有个管理处管着我们，除了小孩，成人一律受检察机关监督。每星期去管理处报到，我经常陪妈妈去管理处。禁止我们出村，也不许下田拾穗或捡个烂土豆。岂有我们这种定居者啊，罪犯才受监视呢。

有一天妈妈不在家，我们围着炉子坐，炉上温着大概半桶水。1925年出生的伊琳卡说：咱把盐放水里吃吧。于是我们往水里倒些盐，真的有咸味。三个女孩就一人一勺舀水吃干净了，管这叫‘吃’。

我没告诉你战争期间我们是怎样挖地、拾穗的，战争期间已经可以出村活动了，一打仗检察机关就不太注意我们。所以每当粮食收割完，大家手拿小铲子下田挖掘，找老鼠洞的麦穗，我记得我三挖两挖就挖到了。老鼠像个巧手主妇似的把麦穗一根根整齐摆放，头对头梢对梢。我们拿走她的食物，很高兴，有麦穗吃了……

我们这些过来人至今害怕谈论那个时代和战后年月，因为说话犯罪，如果谁发表什么针对或不针对的言论，或者谁在什么地方笑了，一旦被告发，这人就被抓走了——无声无息，也不经审判。流放科雷马，消失无踪。

列宁1924年就死了，我还没出生。只有斯大林对我们做过这种事。”

“逮捕所有亲属、财产充公、24小时内枪决”
米哈伊尔·约瑟福维奇·塔马林（曾用名莫伊谢伊·约瑟福维奇·拉文），莫斯科，2008年

“1937年4月16日我走进库兹涅茨基街24号（注：国安机关接待室）。他们传唤我，把我扣留，指控我可怕的罪名。开始审讯，说我们组织反革命集会、涉嫌准备对党和政府发动恐怖袭击，这太意外了，简直令人心惊胆战。

1937年7月2日夜晚我被带走，单独关押在布提尔卡监狱顶层单人监室，两耳只听隔壁监室囚犯呻吟。当晚一阵钥匙响，牢门打开，监狱长彼得洛夫带两三个随从走进来，递给我起诉书。起诉书是这样写的，左侧顶部：‘批准，总检察长А.Я.维辛斯基’，右侧：‘同意，НКВД СССР第四处处长彼得罗夫斯基’。

这意味着逮捕所有亲属、财产充公、24小时内枪决。起诉书指出，苏联国家安全总局机关破获了一个大学生反革命恐怖主义布哈林组织，其目的是以恐怖手段杀害党和政府领导人…… 本人某某系该组织核心头目。根据上述指控，我将接受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依据刑法58-8条、58-11条的审判，并适用1934年12月1日之法律。

这项法律是1934年基洛夫遇刺后颁布的，意思是逮捕所有亲属、抄家及24小时内执行死刑。

这就是法律规定，他们给我看起诉书，转头走了。您知道吗，我读完状态很糟，尿了一裤子。请原谅，我失去了调节自身器官的能力，浑身发软。大清早他们来带我，对我说：‘收拾好东西’。我只拿了一把牙刷，别的什么都没拿就下楼了。他们用个大布袋子套着我，让我在里面脱光，把衣服裤子仔细翻查一遍，再让我穿好衣服，走出监室进入一辆专用囚车，人在笼内只能坐下、起身、坐下。

显然这辆车有多个笼子，后来才知道我的难友们亦在那些笼内。于是到了设在莱福尔托沃监狱的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

（斯大林死的时候）我正在图鲁汉斯基地区流放。那个地方住的多数是立陶宛人，整个村庄几乎全是立陶宛的。听说斯大林死了，他们高兴地走来走去，脸上洋溢笑容。虽然没人喊口号庆祝，可一看就知道很开心。而我们这些人（对这件事）充满恐惧。我们以为将会被就地消灭。一些流放者暴动，抢夺看守的武器。于是政府派来整整一个师把他们统统打死。此事我是听说的，没亲眼看见。”

“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在哪？”
罗莎·尤素福芙娜·绍夫克林斯卡娅，莫斯科，2009年

“妈妈告诉我们爸爸出差了，可从那之后我们再没见过爸爸，实际他在马哈奇卡拉监狱关押三年。三年受尽刑讯，期间换侦查员重新侦查。爸爸写下经历的一切，托狱警捎给我们。

然后开始写申诉，给斯大林、莫斯科写了多份申诉。他要求申诉只能通过邮政列车寄出，并且在申诉中要求把答复寄给他的亲属而不是州委。然而答复终究寄到州委那儿了。二十大之后，斯大林死后，这些申诉重见天日，上面写着‘档案’字样。

当初村里筹划办集体农庄，爸爸认为事关重大，后来他们指责爸爸不同意我们地区组织集体农庄，原因也是如此。毕竟我们这地方全部是梯田。爸爸坚决不同意在本村办农业集体农庄，他说：‘我们可以办养牛集体农庄，不能办种庄稼集体农庄’。

我爸在单人牢房关押三年，三年后开庭审理。那时已经有命令重审此案，但36个人被迫做供画押——文件上写着“36人”，他们一个都没活下来。所以凭着这些口供，‘三人小组’判他八年。八年啊。

判决的理由是他持有某种武器。押送他去西伯利亚。我们只收到过一封他从北方劳改营寄出的信，爸爸在信中描述自然环境，说雪地茫茫，只有白熊和柳松鸡出没，严寒零下五十度。他还说正在为我们，为我们的苏联、我们的祖国修建一条必不可少的铁路。我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铁路。

这封信之后父亲再无音讯。信的末尾他写道：‘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在哪？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在哪？’

过了一年，1941年，我们得知爸爸死于某医院。不准任何人参加我家的葬礼和追悼会。村苏维埃派人把守，阻止亲戚朋友来吊唁。

妈妈和我们这些小孩哀悼爸爸。集体农庄不接纳妈妈，学校也不接纳我们。所以我们第一次进村的时候妈妈不得不带我们返回马哈奇卡拉。

我姐和我妈不认为斯大林有罪。妈妈说：‘斯大林不可能知道一切，不是斯大林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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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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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权主义者萝丝·科恩向往“完美之国”——苏维埃俄罗斯的生活。后来她移居莫斯科，结交党内精英，确实过了几年好日子，直到被打成“间谍”枪毙。

萝丝·科恩1894年生于伦敦，父亲莫利斯·科恩是波兰犹太人移民，裁缝为业。母亲艾达诞育六个子女，都在“工人教育协会”开办的免费学校接受良好教育。

萝丝通晓三种语言，虽然年纪不大，却对历史、经济和政治满怀兴趣。一次偶然机会她出席了妇女参政论者1913年大会，由此成为活动家艾米琳·潘克斯特之女西尔维娅·潘克斯特的秘书。虽然同为女权主义者，但西尔维娅抱持社会主义观点，属于当时英国女权运动最激进一派，与自己母亲和姐姐势如水火。

萝丝协助西尔维娅工作，受其影响加入“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和“第三国际英国支部”，后来成为英国共产党创始成员之一，吸收妹妹内莉共同奋斗。1921年西尔维娅被英国共产党开除，萝丝姐妹留在党内。然而，萝丝对英国争取性别平等和社会自由斗争所取得的进展并不满意，希望离开雾茫茫的阿尔比恩投入苏维埃俄罗斯怀抱。所以，当她遇见共产国际派赴英国改善同当地共产党关系的苏联革命家马克斯·贝内特，迅速坠入爱河。

马克斯·贝内特真名大卫·彼得罗夫斯基，原名大卫·利佩茨，1886年生于俄帝国境内别尔基切夫，父亲是二等商人埃夫罗伊姆·利佩茨。大卫很早就对革命活动产生兴趣，十几岁曾在马克思主义社团听课，1902年参加“崩得党”（译注：世俗犹太人社会主义政党），继而到巴黎的俄罗斯社会科学高等学校念书，结识弗拉基米尔·列宁、列夫·托洛茨基和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1905年大卫回俄罗斯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对外自称马克斯·戈德法布。1912年他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返回俄罗斯遭逮捕、流放，最后驱逐出境。于是大卫·利佩茨远赴美国，成为犹太社会主义联合会中央委员、美国社会主义党党员。“二月革命”后三入俄罗斯，1919年以大卫·彼得罗夫斯基之名加入俄共（布），经过一系列职务变动，担任军事教育机构总局局长。

1924年彼得罗夫斯基到共产国际工作，监督美国、法国、英国共产党的工作。化名贝内特出差伦敦期间，同“迷人、有教养、活泼且非常漂亮的”萝丝·科恩一见钟情。日后当上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哈利·波立特曾热烈追求萝丝，却被萝丝十四次拒绝求婚。作为共产国际的主要信使，萝丝周游欧洲大地，把宝贵的指示和钱款带给各国共产党，没精力玩浪漫。唯独对贝内特情有独钟。

二人恋爱后萝丝先在苏联驻伦敦大使馆任职，1927年受英国共产党中央委托赴莫斯科工作，加入联共（布）。1929年初与大卫·彼得罗夫斯基结婚，婚后到中国和日本旅行六个月，访问波兰和德国，年底生下儿子阿列克谢。

在给姐妹们的信中，萝丝毫不掩饰激动和快乐，把苏联描述为一个人人自由生活、轻松呼吸、愉悦工作的国家。她这样讲并非故意美化或夸大，因为这就是她本人的生活——全家住漂亮新房子，大卫已授将军衔，不仅主管军事教育，还负责发展苏联的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另外，大卫的一个姐姐范妮·纽琳娜是俄罗斯副总检察长，萝丝最好的女朋友是苏联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之妻。

1930年萝丝进入共产国际学校深造，1931年出任新成立的《莫斯科新闻报》外事部主任。正如某英国报纸后来写的：萝丝·科恩和大卫·彼得罗夫斯基是“莫斯科外籍人士团体的金童玉女”，他们家是莫斯科精英和外国访客欢聚之所。可惜好景不长，随着1934年基洛夫神秘遇刺和接踵而来的镇压，夫妻俩忽然发觉乌云压顶。意识到局势越来越险恶，二人决定采取不同方式逃走。彼得罗夫斯基设法请重工业人民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批准他去美国“学习职业教育经验”。几周后萝丝以探亲名义申请去英国，却被告知年幼的儿子阿列克谢不准随行——显然，意图暴露了。萝丝只好孤身飞伦敦，据她妹妹说“她很不高兴，若非舍不得儿子绝不肯回俄国”。大卫·彼得罗夫斯基刚从美国返苏即被解雇，奥尔忠尼启则自杀一个月后因“反革命活动”和“托洛茨基主义”罪名被捕，1937年9月10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萝丝紧随大卫被捕，多年结交的各界朋友瞬间消失。远在英国的哈利·波立特仗义执言，曾试图挽救大卫，投书共产国际强调彼得罗夫斯基忠于共产主义思想。

波立特仍然心爱萝丝，完全清楚她将遭遇何种结局。得知萝丝被捕，他直接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格尔奥基·季米特洛夫和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求援，却被建议“莫插手”。因此英国共产党既未提出抗议、亦不支持别人抗议。波立特又呼吁英国政府查询失踪公民，迟迟不见答复。结果，萝丝在侦查和庭审期间拒不承认包括“英国间谍”在内的一切指控，于1937年11月28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七岁的“人民公敌子女”阿列克谢进了孤儿院，三年后由大卫表妹收养。1956年苏共“二十大”闭幕，阿列克谢·彼得罗夫斯基申请复核母亲案件，同年哈利·波立特也要求赫鲁晓夫“向英国公众和政界澄清情况”。1956年8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推翻1937年11月28日判决，撤销全部指控，平反萝丝·科恩。1958年1月25日大卫·彼得罗夫斯基获平反恢复名誉。阿列克谢后来成为地质矿物学博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2010年逝世。阿列克谢之子米哈伊尔是物理和数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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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经关押的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

斯大林镇压受害者的家史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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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伟大领袖与亲密战友认可这桩案子的话，办案人员本来可以获得荣誉和晋升——英勇的苏联“契卡”及时阻止刺杀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阴谋，恐怖分子被逮捕、揭穿、审判和严惩。但问题就在这里，无论办案人员怎样努力证明他们逮捕的人不同于国外特务，确实有机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发难消灭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且不是单人作案而是属于22人紧密团伙，但克里姆林宫却不欣赏他们的热心。

倘若军队首长、医生、工程师或死不悔改的托派分子谋害伟大领袖，群众知道了必然不会放过他！可如果“恐怖分子”是个出身先进集体农庄的半文盲无产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克里姆林宫的农民

1935年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侦办10015号案件，根据РСФСР《刑法典》第58条指控季莫菲·朱宁及其同伙。朱宁是本案第一个被捕者，他的“自杀性供词”显示审讯前国安人员已经把他狠狠收拾了一顿：
— 我承认自己罪大恶极，由于我的反革命倾向，在与克里姆林宫职工宿舍副管理员帕维尔·阿尔塔莫诺夫的多次交谈中说过这样的话：“苏维埃政权的集体化和税收政策把农民变成叫花子。人人都跟被抢了似的，而斯大林领导的政府却因此荣华富贵。他们整天吃香喝辣，看不见人民饥寒交迫。这哪叫过日子啊，简直活受罪！”

发表这通“反动言论”不算完，季莫菲继续大放厥词：
— 然后我说：“我是地板打蜡工，去过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等领导的住宅，亲眼见过他们挥霍我的血汗钱逍遥快活。我们却在吃苦受罪。我真想赶快除掉这些领导！不要紧，等着瞧。比如我常在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家擦地板，不止一次见过他们，意识到如果有谁想杀他们其实非常轻松简单。曾有几次我在斯大林家干活，他从我身边走过。但我决定先杀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

侦查员当即追问：
— 你打算怎样动手？

— 我想从布哈林家偷勃朗宁手枪杀他们。大上个星期五我擦地板的时候见过那把转轮枪，就搁在床头柜。

— 你打算从哪里用什么方式进行暗杀？

— 我想趁着卡冈诺维奇走出大门上汽车的那一刻开枪打他。打蜡工房间的窗户正对着大门，距离汽车不超过10-15步。至于伏罗希洛夫，我希望他走出门的时候截住他。我枪法很准，百步穿杨。

— 什么原因使你对苏维埃政权及其领导人产生这种狼子野心？

— 原因很简单，集体农庄罪该万死！我是地里刨食的庄户人。1928年之前日子好歹过得去，强迫农民参加集体农庄以后生活就没法维持了。饥饿、寒冷、房子四面漏风，还要养老婆和三个小孩。所以来莫斯科找了地板打蜡的工作。如果我在某个小机关办公室打工，肯定不至于生怨恨，但我终究进了克里姆林宫。当我在领导人住宅擦地板的时候，比一比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我彻底愤怒了。

— 你什么时候起意刺杀斯大林同志的？

— 好久了。我有克里姆林宫长期通行证。打蜡工人进出门岗他们不检查，所以随身带什么都行。但在宫里很难靠近斯大林，警卫太多了。而在家里我可以跟他面对面。

— 你朋友们有没有像你一样持反苏观点的？有没有熟人赞成你的恐怖主义阴谋？

— 我不知道他们赞不赞成我的观点，但我曾跟阿尔塔莫诺夫、沃罗帕耶夫、列昂诺夫、马卡洛夫、潘菲洛夫和马特维耶夫进行过反对苏维埃政权政策的谈话。他们也是打蜡工，除列昂诺夫外都在克里姆林宫上班。

可以想见，办案人员拿到上述口供心花怒发，因为这案子显然不是某个喝醉酒的打蜡工自导自演，而是牵涉整个团伙。团伙嘛，就是匪帮，确切地说——托洛茨基恐怖主义组织！被季莫菲·朱宁咬出来的人全部落网，先被肌肉发达的狱吏一通揉捏，做好充分准备后送进侦查员办公室受审。

通常而言，至此就可以结案了。但某次审讯中有人提及瓦西里·维诺格拉多夫的名字，他也是打蜡工，但不是克里姆林宫的，在大剧院上班。谨慎起见，侦查员决定查查这个维诺格拉多夫，果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打蜡工恐怖组织

经查，莫斯科存在一个分支广泛的打蜡工反革命组织，成员皆是斯摩棱斯克州同一地区的亲戚或老乡。这伙人一组在克里姆林宫活动，另一组在大剧院活动，其中许多成员不时进入政府最高领导人住宅。这就意味着即便一个团伙行动失败，另一个团伙仍可发动刺杀。英勇的“契卡”铲除了克里姆林宫团伙，大剧院团伙依然逍遥法外，斯大林同志命在旦夕！任务十万火急，维诺格拉多夫立即被捕、押送卢比扬卡。

经过一番操作，维诺格拉多夫放弃抵抗。侦查员问他大剧院的打蜡工是否表现出对苏维埃政权的敌视态度，维诺格拉多夫口若悬河：
— 没错，我们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克伦斯基、杜德金、科诺诺夫和索科洛夫持续发表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言论。我承认我是一切反苏谈话的主谋。由于我在打蜡工中间享有一定声望，所以我算这个团伙的领袖。

侦查员问：
— 你究竟跟同事们说了什么？

— 我说在苏维埃政权底下没法活命，农民家破人亡，陷入赤贫和饥荒，税收真能把人活活逼死。工人的日子也难过，薪水少、物价高。但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其他政府成员吃香喝辣，根本不关心老百姓需求。

— 没人打断你吗？没人反驳你吗？

— 有什么好反驳的？！就算我说这种日子是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造的孽，要干掉他们，他们听了也不会反对。干掉他们很简单，等他们来剧院看戏，往政府包厢扔炸弹就行了。

— 真能办到吗？

— 当然能办到啦。没人严格监视地板打蜡工，所以混进内部演出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先把自己锁在打蜡工休息室，听见演出开始，就可以走入大厅为所欲为。

— 你还知道别的打蜡工吗？

— 非常多。莫斯科有个特殊的打蜡工帮派，统统来自斯摩棱斯克州新杜金斯基地区的乡村。

— 哦，说说都有谁？

— 比如有沃罗帕耶夫、朱宁、舒金、奥尔洛夫、朱拉夫廖夫、布罗夫、弗罗洛夫……

1935年8月初本案起诉书呈上首长案头。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领导在列举了从落网打蜡工口中诱导、拷掠出的全部情况后，不无得意地结论称：他们“揭露并消灭了一个反革命恐怖组织，该组织的目标是对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等同志发动恐怖袭击”。

然而正如文章开头所言，勤奋的办案人员并未获得上级奖赏。相反，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第一副局长鲍里斯·巴克，和他远在巴什基尔从事国安工作的弟弟所罗门·巴克1937、1938年先后被捕并枪决。

庭审闹剧

于是“打蜡工行刺领袖案”被搁置一段时间，直到有人决定不能再拖下去了。起诉书和22名打蜡工被移交至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随即举行不公开审理。当问及被告是否认罪时，几乎每个人都表示不认罪，审判长斯捷利马霍维奇感觉很棘手，因为除有罪供述外再无旁证。但又不能宣布释放，这违背了最公平、最人道的苏联法院的准则。于是斯捷利马霍维奇指责诸被告翻供、撒谎，抓住他们自相矛盾的供词做文章，迫使打蜡工承认图谋恐怖袭击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

季莫菲·朱宁属于这些人里面比较强硬的。但他意识到继续挣扎徒劳无益，遂承认自己有罪。这里有个小细节，当谈及农民家庭情况尤其朱宁家时，他老乡伊万·马特维耶夫讲了这样一段话：
— 我听说朱宁家在集体农庄过的很糟糕。他告诉我，如果拿白面包回家，孩子们会把黑面包和白面包对半撕开，像三明治那样吃。

格奥尔基·潘菲洛夫选择另一种脱罪策略：矢口否认他本人和朱宁曾在布哈林家见过什么转轮手枪，更没谈过恐怖袭击。潘菲洛夫表示：
— 朱宁诬陷自己倒罢了，还拉我垫背。他算什么恐怖分子？他就是个双手发抖的酒鬼。而且他多次说自己无可救药，甚至要自杀。这王八蛋欠我三十卢布没还，血口喷人无非想赖账而已。

瓦西里·维诺格拉多夫表示：
— 我是说过刺杀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可能性，但不等于我准备这样做。我要强调的是我只说过往大剧院包厢扔炸弹的可能性，但我没有炸弹。那些都是醉话，我们天天喝大酒，上班也迷迷糊糊的。

法庭拒绝采信这套说辞。打蜡工坚决捍卫职业荣誉，异口同声保证他们不喝酒不出工。

普罗科菲·沃罗帕耶夫宣称遭逼供：
— 我有病。以前被炮弹轰过，这么多年一直头疼，疼的几乎裂开！那位侦查员，我想应该姓米洛夫，连续审问我二十五小时，所以他让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

最后，有必要介绍诸被告中最卑劣、最突出之人：瓦西里·奥尔洛夫。读者还记不记得基于意识形态动机卖爹求荣的少先队员帕夫里克·莫罗佐夫？跟瓦西里·奥尔洛夫相比，莫罗佐夫纯属小巫见大巫。

瓦西里的爸爸安德烈·奥尔洛夫曾是个健壮农民，强制集体化后沦为三餐不济的流浪汉，被迫跑到莫斯科求老乡指条活路。大家同情他，介绍他做打蜡工。不得不说这份工作很沉重，即便体壮如牛的庄户人做完一个轮班也会累得腰酸腿软。虽然后来渐渐习惯了，但他付出的血汗远超其他工人。

安德烈·奥尔洛夫累死累活挣钱培养儿子，瓦西里中学毕业进学院深造，出来先当老师后当会计和经济学校分校长。在共青团积极表现，入了党堪称模范。到此时并无不妥之处，许多农家子弟都是这样的人生轨迹。然而奇怪的是，1930年瓦西里申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批准买了一把转轮手枪。为什么教经济的老师需要手枪？国安部门为什么允许他买枪？

总之，瓦西里和父亲以及父亲的同事被一网打尽。如果说侦查期间瓦西里的行为尚且体面，那么出庭时的表现真无愧于团员、党员身份。轮到他陈述，他张口就讲：
— 十年来党和团组织教导我摒弃个人利益，所以我将知无不言。我的错误在于，当初没有对从父亲和他朋友那里听到的话语做出应有的阶级评价。现在我要纠正这个错误。我父亲和他最亲密的朋友卡利斯特拉特·弗罗洛夫（此人以前是社会革命党人）都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拥护者，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要人物是个体企业家，所以受富农情绪支配。他们也不曾隐瞒自己对十月革命的态度，认为十月革命是对农民的欺骗，是一群布尔什维克分子的夺权行动。另外，他们都支持立宪会议。但我并不是说我父亲谴责集体化！
尼基塔·舒金和我父亲多次说过：一切共产党员都该“被镇压”，在俄罗斯掌权的要么是犹太人要么是格鲁吉亚人。他们说犹太人应该撵回巴勒斯坦，格鲁吉亚人应该“处理掉”。他们还梦想打仗，确信一旦有人进攻苏联，农民肯定起来造反，苏维埃政权就垮台了……

瓦西里·奥尔洛夫滔滔不绝，庭审逐渐接近落幕。短暂休庭后向被告宣读判决书。不出所料，判处瓦西里·奥尔洛夫五个月劳改，根据审前拘留三天算一天之规定当庭释放。瓦西里·奥尔洛夫之父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获刑十年，卡利斯特拉特·弗罗洛夫和米哈伊尔·列昂诺夫获刑十年，克伦斯基和朱拉夫廖夫无罪，季莫菲·朱宁、普罗科菲·沃罗帕耶夫和瓦西里·维诺格拉多夫死刑立即执行。其余人监禁2-7年不等。

尾声

二十五年后，这批打蜡工有的死在劳改营，有的出狱后患病身故。但劳改六年的加夫利尔·杜德金活了下来，提出申诉要求依法重申他的案子并恢复名誉。1961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当年的判决无效，以无法证明犯罪事实为由终止此案。

苏联时代，司法机关的马蒂诺夫少校曾做过一番调查，认为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工作人员侦查打蜡工案件期间使用非法手段、违反社会主义法制。我想无需赘言“非法手段”具体包括什么。马蒂诺夫少校要求寻找参与刑讯逼供的侦查员，“如果他们未被起诉，那就要个解释”。然而笔者翻阅堆积如山的文件，始终没找到“解释”。这意味着少校的崇高努力未获上级许可，被悄悄踩了刹车，更意味着正义从未伸张。“官官相护”无论过去、今天或将来始终成立。

延伸阅读：

荒谬的1937年列宁格勒“聋哑人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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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蒙古国首都乌拉巴托郊外新建居民小区，工人们掘开地面，惊见埋藏几百具人类遗骸的乱葬坑。其中多数颅骨前顶和额头有两个直径不足一厘米的圆孔。于是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发现人骨属于1930年代被镇压杀害的蒙古僧侣。乱葬坑清理工作持续三年，运走满满两卡车骨骸。虽然规模令人触目惊心，但这些死者仅仅是受害者的一小部分。

为什么佛僧会变成“阻碍蒙古走向社会主义光明未来”的群体？简短回顾蒙古独立后的现代史，将有助回答这个问题。

从神权政治到共产主义

尽管蒙古是世界上最古老国家之一，13世纪成吉思汗开拓的疆域东至太平洋、西至黑海，但直到20世纪初依然被濒死的大清帝国统治。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帝制传统，也推动了蒙古民族革命。同年12月蒙古宣布独立，佛教领袖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登基，称“博克多汗”，蒙古成为政教合一国家。

蒙古人寻求独立，靠的是俄罗斯帝国支持。虽然圣彼得堡只承认蒙古在清帝国内广泛自治，仍派兵进入蒙古首都京城库伦。八年后即1919年，中国军队趁俄国内战之机重新占领蒙古，废除博克多汗。1921年白军将领罗曼·冯·恩琴男爵挥师进入蒙古，打退中国驻军，再次扶植博克多汗即位。

就在1919-1921年中国短暂占领期间，蒙古出现了两个亲共产主义的革命团体，一个叫“领事坡”，一个叫“东库伦”，目的都是推翻中国统治。在与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后，两个革命团体采纳建议联合组党，于1920年形成蒙古人民党。1921年春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俄蒙边境城镇恰克图组建临时政府，号召蒙古人民同白军决裂。

1921年7月恩琴男爵兵败逃亡布里亚特。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布尔什维克军队支持下开进京城库伦，迫使博克多汗承认临时政府，只保留其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职位。1924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逝世，蒙古政府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按照藏传佛教传统，宗教领袖圆寂后须在民间寻找转世灵童，但蒙古人民党百般拖延，1928年12月决议“禁止哲布尊丹巴转世”。之后在苏联政府指示下着手消灭藏传佛教。

躲得过资本主义躲不过枪毙

废除君主立宪后，蒙古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快步前进：实施政教分离，没收大地主、大牧主的生产手段和土地，对富裕居民和僧众征收附加税，开始集体化，宣布“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

初掌政权的蒙古人民党员普遍不会管理现代国家，所以从一开始政府各部门就充斥着苏联“顾问”。克里姆林宫尤其关心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安机关，1922年7月仿照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样板组建了蒙古国内卫队(ГВО)，成立之初几乎半数成员是苏联国安特务。

ГВО内部苏联顾问过多导致两国情报部门龃龉：ГВО的蒙古人员抱怨外国专家不仅只顾自己利益、公然越权干涉他们工作，甚至试图将ГВО领导转变为苏联代理人。作为回应，苏联国安特务反过来指责蒙古同事宗教思想太重、希望在佛教基础上复兴成吉思汗帝国，并向莫斯科报告白军分子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高层“占主导地位”。虽然早在1926年已经要求严格管理和限制苏联顾问在ГВО的活动，但苏联人、尤其国安人员对蒙古政治的影响依然巨大。

所以，按照苏联模板建立的蒙古国家安全机关十分适合进行权力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一个又一个党的领导人被宣布为“反革命”：1922年8月总理兼外交部长道格索姆·鲍道及14名支持者被枪决，1924年道格索姆生前主要政治对手索林·丹增被指控为“叛徒”，逮捕次日枪决……

1920-1930年代，除持续镇压党内干部、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之外，散居蒙古的布里亚特人亦遭迫害。1910年代末-1920年代初俄国内战激烈，许多布里亚特人逃入邻国蒙古。现在苏联政府将躲避内战的布里亚特人（许多是富裕养牛户）视为“白匪”，НКВД联手蒙古同行编制了这些人的名单。1929年6月苏联驻乌兰巴托大使馆报告莫斯科：蒙古境内一万五千余名布里亚特人是反革命分子。一年后苏蒙两国签署协议，同意将布里亚特“罪犯”引渡苏联受审。

蒙古政府自己当然也有能力消灭“罪犯”，曾枪毙数十名布里亚特移民，囚禁数百，其中包括被指控协助日本间谍活动，企图将布里亚特从苏联分离出去并在日本保护下建立“泛蒙古国”者。例如曾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镇压过反共暴动的姜巴·勒库姆被控勾结日本，1934年6月处决。

总而言之，随着1930年代日本在远东地区实力增强，“防范日谍”成了苏联和蒙古实施镇压的主要理由。为应对日本在周边不断上升的地位和日军对满洲的侵略，苏联开始重点关注蒙古局势。1932年联共（布）中央成立常设蒙古委员会，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任委员会主席。1933年斯大林接见蒙古总理博勒吉德·根登，亲自过问蒙古僧侣情况。

斯大林反喇嘛

20世纪初的蒙古是世界佛教中心之一，哲布尊丹巴是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之后藏传佛教第三号领袖。俄联邦鄂木斯克州安全局资料显示：1930年蒙古五省共有妇女345350人、世俗男性260905人、喇嘛104106人，即僧侣约占男性人口的30%、总人口的15%。1920年代蒙古人民党领导层内部有过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拉拢蒙古精英阶层而不是恐吓他们。鄂木斯克州安全局档案材料留有扎木斯朗·策本（译注：学者、政治家）的一篇讲话，他建议吸收“喇嘛中最优秀的部分”入党，表示“党的目标和宗教的基础是一样的——帮助广大人民团结起来谋求共同利益”。

可惜克里姆林宫幕僚们不这样想。彼时苏联政府抓“间谍”上瘾，认为蒙古喇嘛是日本利益的代理人，不仅威胁蒙古人民革命，更威胁苏联在整个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党内权斗、НКВД监督和“左倾”卓有成效，主张善待僧众的党员被国安机关打成反革命分子，宗教政策变得愈发高压。政府开始强迫佛僧从事违背教义的世俗活动，比如服兵役。由于税收负担加重和信徒捐款减少，寺院财政难以为继，还要面临政府从法律层面施加的侵犯。

1929年10月召开第六次省党代会，决议将僧侣彻底排除于国家经济生活之外。禁止寺院从事农耕、手工业、贸易和未成年人教育活动。不准农耕和贸易是对僧众的沉重打击，等于砸碎他们饭碗，因为这道禁令既剥夺了富裕喇嘛的主要收入来源，也让穷人的生活变得难以为继……

即便做到这种程度，克里姆林宫仍然对蒙古同志的宗教政策感觉不满。1933年斯大林晓谕蒙古领导层：“这是国中之国。成吉思汗绝不会同意这样做，他一定会残酷惩罚他们（喇嘛）”。总理根登拒绝斯大林提出的肉体消灭僧侣的要求，后来他付出了生命代价。

到了1936年，霍尔洛·乔巴山成为权力斗争后幸存的少数几位建党元老之一。斯大林支持他掌权，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全体会议上废黜根登，礼送苏联软禁。

霍尔洛·乔巴山1919年组织革命小组，次年同达木丁·苏赫巴托尔的革命小组合并，本人曾赴伊尔库茨克军官学校进修。恩琴男爵兵败，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乔巴山开始担当要职：1924年至1929年任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30年任外交部长，1931年至1935年任畜牧和农业部长，1936-1939年任内务部长，1937年至1952年再次出任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直到1952年逝世前一直是部长会议主席。他仰仗斯大林进行独裁统治。

至于失宠的前总理根登，软禁黑海度假地“疗养”一年，1937年被迫承认勾结日本“进行阴谋活动”，11月在莫斯科秘密处决。

勤奋的学生

乔巴山力压党内同僚，实施个人专权，开始执行斯大林消灭“不可靠分子”的计划。为此，斯大林专门把苏联大镇压“功臣”之一：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派往乌拉巴托。弗里诺夫斯基根据既往经验，提出不由法院改由“三人小组”审案的做法。其中一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乔巴山本人、蒙古司法部长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7年蒙古审理所谓“中央反革命集团案”，被告是几位高级僧侣，刑讯逼供之下无奈承认参与1932年暴动、从事有利于日本的间谍活动、阴谋反抗现政府。公审在剧院举行，电台、报社大肆宣传。同年斯大林批准乔巴山镇压党内同志、军队将领和普通民众，以政治恐怖手段巩固个人地位。187名高级军官、36名中央委员、25名政府高级干部被处决，乔巴山常常亲自出席对昔日同志的残酷审讯。

1937-1939年为“最终解决”喇嘛问题，蒙古逮捕17434名僧人，其中14201名根据乔巴山“三人小组”命令处决。僧人们既有后脑中弹逐一枪毙的，亦有在寺院墙下排队被机枪扫射的。检查发现的遗骸，部分僧人并非死于枪击——头骨开裂表明可能曾遭枪托打砸，另有一些遗骸胫骨断裂。本文开头提到的乌兰巴托郊外汉宾敖博乱葬坑，除人骨外还拾获遇害者个人物品，包括衣服和鞋子残片、陶器和宗教用具等。这些个人物品与尸体推入大坑掩埋，当时显然动用了建筑机械。

“最终解决”之结果：全国800多座佛教寺院关闭殆尽，大部分被拆毁，寺产收归国有，宗教法器回炉熔炼，木制建筑沦为劈柴。斯大林宠臣乔巴山打着追捕“日本间谍”的幌子，两年时间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了蒙古文化阶层。1938年9月-1939年4月期间26000名蒙古人被定性为“人民公敌”，其中20474人处决。各方估算镇压受害者总数多达5万-10万，当年全国人口仅70多万。1921-1939年近2.8万人死于非命，绝大部分是男性，等于说镇压机器消灭了十分之一的男性人口。

蒙古镇压既然效仿苏联开启，收尾自然也跟苏联一样——刽子手和党内高官被陆续卸磨杀驴。最大的不同或许在于蒙古镇压组织者是在外国判决、处死的。

1939年斯大林命令乔巴山停止镇压，因为党内反对派已然全灭，日本军事入侵威胁日益严重。1939年4月内务部开会，乔巴山为首的“三人小组”认为苏联教师爷和过于积极的“实地执行者”应当对国内恐怖状态负责。于是大镇压直接组织者被迅速逮捕押送莫斯科，包括内务部长和副部长、ГВО领导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干部。最终乔巴山“三人小组”之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道尔扎布·鲁布桑沙拉布也被逮捕，指控他从事反革命活动，在莫斯科囚禁两年，1941年7月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死刑，同日陪斩的还有斯大林认为不忠于莫斯科的几位蒙古人民革命党干部。

1952年乔巴山逝世，蒙古镇压偃旗息鼓。1990年代民主化之后这些话题得以公开讨论，数千蒙冤者获平反。然而广袤的蒙古国大地埋藏了太多恐怖历史，两卡车人骨只是小小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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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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