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运输部副部长回忆派驻芬兰情况

苏联时代,担任领导职务的人能够去外国出差,那绝对可说是“成功人士”。今天的我们阅读他们六十、七十年代访问外国的回忆,感觉充满了好奇,而且这种好奇似乎跟美食、服装没什么关系,更多来自“文化冲击”。

本文主角谢尔盖·帕甫洛维奇·阿尔杰米耶夫(1903-1991)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运输工作者,莫斯科汽车公路学院院长(1938-1943),后到运输部任副部长。他回忆自己的出国经历:

我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汽车运输及公路部工作期间,访问过多个国家:丹麦、比利时、奥地利、法国、瑞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运输机构担任苏联代表团团长十年之久,该机构主要负责制定国际间货物、旅客汽车运输方面的规范性文件。

由于我熟悉上述规范性文件,又具备外国汽车运输方面的经验,所以有资格倡议在苏联也设立这种机构。于是,1963年部里面成立了城际和国际运输管理总局。但反对苏联发展国际汽车运输者很多,既包括本部机关的某些人,也包括上级部门如苏联外贸部、苏联国家监察委员会等。

1968年之前,跨国汽车运输主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间进行。直到1968年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汽车运输的决议,允许全苏汽车运输总局向西方派遣自己的代表。

全苏汽车运输总局决定派驻代表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芬兰,他们希望我去。当时我已退休,66岁,正在莫斯科汽车公路学院教书,仍接受邀请去了芬兰,从1968年底工作到1972年初。这段时期的工作我自己是相当满意的,不仅扩大发展了同该国的汽车运输事业,也接触、熟悉了他们勤恳、诚实人民的生活和劳动。

通过与苏联驻赫尔辛基总领事协商,我们建立起一套工作程序,即苏联签证必须经过我才能发放给芬兰方面,这就使我们能够掌握芬兰车辆进出苏联的信息。

由苏联汽运执行铁路货运任务带来不少麻烦。原来苏联每年对芬兰的铁路货运量约3百万吨,反向约50万吨。自苏联出口到芬兰的主要是原材料:石油、木材等,运输它们需要罐车和无盖敞车;而自芬兰出口苏联的多数是制成品:冰箱冰柜、纺织品、加工农产品、纸张等,运输他们需要有盖的车厢。问题在于这些运输工具严重稀缺,经常有货车坏了等待维修,继而产生各种令人不快的事情,我必须积极参与解决。请想象一下:空空的罐车和敞车驶回苏联、同样空空的有盖货车驶入芬兰——此番景象真叫人伤感,即使现在也能看到公路运输进出口比例悬殊,每有两、三辆货车满载进入苏联,才有一辆货车满载进入芬兰。

我本人对芬兰社会印象很好,国民拾金不昧的正直品格令我惊讶:我刚到芬兰第一个月,把装钱和文件的包忘在出租车上,半小时就被原样送至我国领馆。这种事例还有许多。芬兰人不会马虎工作,不会生产劣质产品。比如他们给房屋外墙刷漆,总要事先在路面铺一层膜,以免沥青被污损。芬兰人热心帮助陷入困境或有可能遭遇麻烦的人,我自己有亲身经历:签证到期离境前几日,突然被临时召回莫斯科一天。芬兰边防人员查看我的证件,认为我还要返回芬兰。我确认了这一点,人家就建议我到莫斯科后尽快去芬兰大使馆申请签证,并表示“即使没签证也允许我入境,但苏联边防不会”。我接受他们的建议,顺利返回芬兰。而苏联边防人员也证实,如果没有芬兰签证不可能放我通关。

芬兰企业拥有者、管理者和下属之间的民主作风也令我印象深刻。交办事情很少下公文,全凭口头承诺、约定。电话约见任何公司负责人甚至交通部长都很方便,如果要找的人正在芬兰另一边,职员打个电话就能联系上。

芬兰的社会环境本身有助于消除浩繁公文。我举个例子:随着苏联货车数量的增加,在芬兰买柴油的外汇开支变多了,这些钱直接发在每个司机手里。我提议用信用卡的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全苏汽车运输总局表示同意。于是我(电话)联系了”Тебойл”苏芬联合石油公司总经理(该公司通过芬兰的加油站网络销售苏联石油提炼的燃料油)请他们发行50张能加油的信用卡。这位总经理不久前到苏联工作,要求我发个公文给他。我说,我习惯通过电话而非文件办理很多事情,假如他缺了我的公文就不行,那我只好再找其他公司。没多久,50张加油卡摆在我桌上。

芬兰是一个湖泊、沼泽、森林密布的国家,仅约4%的土地用于农业。所以战前和战后头几年芬兰是农产品进口国:从苏联及其他国家输入粮食、肉和肉制品等。而到了1960年代甚至更早些时候,情况发生根本变化:芬兰已经从农产品进口国转为出口国,甚至供大于求、销售困难。我1969年到芬兰的时候,听说他们规定农民每宰杀一头奶牛,可获得500芬兰马克政府补贴。

鸡蛋、奶酪、牛肉、猪肉及肉制品开始大量供应苏联。我们本可以进一步扩大进口,可惜我国缺乏偿债能力,欠人家一百万芬兰马克。

我当时有一辆ГАЗ–24小车自由使用,开着它参观芬兰各地,包括拉普兰地区。也结识了许多熟人、朋友,与其中一些人保持长期通信。遗憾的是,好几位已经过世了。

外派工作结束后我离开芬兰,1972年2月继续在莫斯科汽车公路学院任教。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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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飞行员斯捷潘·苏普伦之死

第一位两次“苏联英雄”(死后追授)、传奇飞行员斯捷潘·苏普伦在战后几乎无人不知。然而,这项荣誉险些被纳粹军队的虚假宣传所坏,幸好斯大林亲自命令调查清楚。

斯捷潘·帕甫洛维奇·苏普伦1907年生于乌克兰苏梅州雷奇村农民家庭,6岁随父母去加拿大打工。俄罗斯革命后,斯捷潘在父亲的建议下加入温尼伯当地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1925年全家回国。

1929年斯捷潘·苏普伦参军入伍,1930年初级航空学校毕业,次年从83航空中队(斯摩棱斯克)的飞行员学校毕业,1933年开始担任工农红军空军科学研究所试飞员。他参加工作没多久便名声大噪,不仅业务能力突出,而且有一股不怕死的拼命精神。据说苏普伦总共试飞过140个机型,他的意见对飞行器的评估往往起着关键作用。

1937年斯捷潘·帕甫洛维奇卷入所谓扬·加马尔尼克“法西斯阴谋”案,被开除党籍,由于同事们积极声援,两天后予以恢复。同年当选为第一届最高苏维埃塞瓦斯托波尔地区代表,于是一些人想让他停止飞行,但做不到。苏普伦不仅继续测试飞机,还于1939年6月-1940年1月参加中国抗日战争,驾驶性能并不出众的И-16战斗机击落六架日本敌机。

1940年斯捷潘·苏普伦第一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列宁勋章。伟大卫国战争爆发之际他正在索契休假,听收音机得知纳粹入侵,立即前往莫斯科面见斯大林请求参战。1941年7月4日,时任401歼击机特种团指挥员的苏普伦和战友掩护轰炸机执行空袭任务,未见返回。第二天纳粹军队的宣传机构就大肆宣扬苏普伦中校被俘,“自愿投降”。于是斯大林下令查清其出事地点和原因。

调查组最后查明,1941年7月9日某位农民在维捷布斯克州托洛钦地区库鲁普基村外发现烧毁的飞机残骸,并把从其中拾获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徽章、第461号“金星”奖章、手枪和证件残片等上交驻军司令部。由此确定斯捷潘·苏普伦中校已经牺牲,但农民所称的飞机残骸和飞行员遗体一直没找到。最初的官方报告称苏普伦的米格-3歼击机被德军FW-200轰炸机击伤起火,试图返回基地失败,林边空地迫降瞬间油箱和弹药爆炸。但《“伊沙克”对战梅塞尔》一书的三位作者指出,纳粹当时并未在东线战场使用这种飞机,参考401歼击航空团参谋长撰写的另一份报告,他很可能是在沿公路低空侦察时被地面火力击落。其他友军飞机距离太远,没人目视到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得知苏普伦牺牲的细节。

1941年7月22日,政府追授斯捷潘·苏普伦中校第二次“苏联英雄”称号。

1960年夏季,在托洛钦地区军事委员部、当地民众和斯捷潘兄弟费奥多尔的共同努力下,英雄飞行员的坟墓(牺牲第二天被附近人安葬)和飞机残骸终于找到。骨灰隆重迁葬莫斯科新圣女公墓。他家乡苏梅市树立青铜胸像,博物馆展出来自迫降地点的飞机装甲护板,出生地雷奇村安放纪念石碑,塞瓦斯托波尔、莫斯科、谢尔科沃、苏梅等地有以他命名的街道。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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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明娜的“诅咒”

虽说俄罗斯皇帝迎娶的德国妻子多来自巴登或什切青,但达姆施塔特才是“出娘娘”宝地。跟平民社会一样,皇室婚姻既有幸福的,也有悲惨的,既有短短几年的,也有白头到老的。尽管许多皇后深受百姓爱戴,但传说常常把罗曼诺夫王朝的不幸归咎于跟“德国鬼子”联姻。

保罗一世皇帝首任妻子:黑森-达姆施塔特的威廉明娜·路易莎公主以“娜塔莉亚·阿列克谢耶芙娜”之名载入俄罗斯史册。此女是保罗之母叶卡捷琳娜大帝亲自寻觅,认为集智慧、美貌和好脾气于一身的罕见新娘人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也在其中起了积极促进作用。婚后人们发现,这位德国妃子果然很“优秀”——锋芒毕露的“优秀”:她性情固执、易怒,发表个人意见毫不客气,甚至严厉指责当时实行的农奴制。此外,据说她还暗藏不小政治野心,敢于背着婆婆搞宫廷阴谋。

保罗和威廉明娜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做丈夫的渐渐疏远了美貌妻子,于是她转投拉祖莫夫伯爵怀抱寻求安慰。可惜好景不长,1776年4月年仅20岁的威廉明娜难产而死。很快就有流言传出,称女皇密令医生们袖手旁观,由上帝决定这位临盆产妇的生死。但也有一种说法指出,尸检发现威廉明娜身体结构缺陷,根本无法自然分娩。

无论如何,娜塔莉亚·阿列克谢耶芙娜确实被高烧折磨五天,期间恶言诅咒丈夫保罗和整个罗曼诺夫家族。后人传说保罗一世遇刺,以及迎娶黑森公主的亚历山大二世、尼古拉二世死于暴力,都是诅咒所致。

亚历山大二世皇帝之母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长期不同意儿子跟14岁的黑森-莱茵公主马克西米连娜·威廉明娜·奥古斯塔·索菲·玛丽的婚事,也许这位笃信神秘主义的母亲想起了“威廉明娜诅咒”?焦虑的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提醒儿子:传说此女是巴登的玛丽·威廉明娜公主与奥古斯特·塞纳克林·德·格兰西男爵非婚私生。但亚历山大坚持不肯和心上人分离,哪怕抛弃皇位亦在所不惜。

他俩结婚近40年,生育8个子女,和睦幸福了很久,直到做丈夫的在玛丽亚·亚历山德洛芙娜身边越来越闷闷不乐。命运的捉弄接踵而至:多次分娩和彼得堡严峻气候使皇后健康恶化,1865年长子尼古拉病逝令她深受打击,几乎成了“行尸走肉”,甚至对亚历山大二世和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科娃的私情视若罔闻。玛丽亚·亚历山德洛芙娜在煎熬中度过生命最后时光,1880年6月肺结核逝世,临终给丈夫写信,感激39年的婚姻。次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被炸弹炸死。

发生在父母身上的事情似乎未对亚历山大二世的第五个儿子: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大公造成负面影响,1884年他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公主伊丽莎白·亚历山德拉·路易斯·爱丽丝结婚。不管你信不信,“诅咒”似乎又奏效了,两人终生没孩子。另有传言说,伊丽莎白·费奥多罗芙娜(受洗时获得的东正教名字)大公夫人对丈夫的出轨视而不见,甚至瞒着达姆施塔特的娘家亲戚。然而2011年救世主新修道院的博物馆公布夫妻通信,否定了他们“婚姻不幸”的猜测。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有个外号叫“霍登场大公”。因为“霍登场惨案”中许多民众因拥挤、踩踏致残、致死,一些人认为大公应对此负责。1905年2月4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遭遇第三次行刺,“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成员伊万·卡利亚耶夫向大公乘坐的马车投掷炸弹。伊丽莎白·费奥多罗芙娜亲手将防腐处理的丈夫尸体碎块殓入棺材,而心脏直到第三天才在附近房顶寻回。1918年7月,大公夫人等多位罗曼诺夫家族成员被布尔什维克分子抛下矿井,忍受多日饥渴、流血而死。

“威廉明娜诅咒”最后的受害者是尼古拉二世皇帝全家。虽然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表明尼古拉曾担心迎娶德国公主(而且是伊丽莎白·费奥多罗芙娜的妹妹)会遭遇不幸,但其他预言提到了他们的结局。

早在尼古拉二世全家被布尔什维克枪决之前多年,据传拉斯普京就已知晓了他们的非正常死亡:“每次我拥抱皇帝和妈妈、女儿们和太子,我都吓得浑身颤抖,仿佛正拥抱死者”。更早的时候,尼古拉登基前游历各国,在日本被一位佛教隐士警告将会遭遇狂热者袭击,但随行的希腊乔治王子挥舞拐杖挡住刺客,人力车夫迅速出手反击,所以尼古拉仅受轻伤。

另外,尼古拉二还听某位圣愚讲过全家灾难下场。而这些预言之中最著名的,应该是1901年保罗一世死亡纪念日当天皇帝和皇后开启的密匣。这个匣子系保罗本人所封,吩咐自己死后100年才可由后代阅读。外界对保罗密信的内容一无所知,但皇帝、皇后读完回宫时“面带忧戚、心情沉重”。人们猜测其中可能包含了保罗一世对后人的警告,毕竟,他是第一个被“威廉明娜诅咒”影响的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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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伏罗希洛夫和同僚死里逃生

1941年8月26日,列宁格勒城外鏖战正酣,随着卢加防线4.3万官兵被围,守卫北方之都的最后希望变得愈发渺茫。值此危难之际,包括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柯西金、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帕维尔·日加列夫、尼古拉·沃洛诺夫等人的苏联政府高级代表团赶赴列宁格勒了解西北前线真实战况。但无论莫斯科最高统帅部或列宁格勒司令部都没想到,德军正在部署另一次致命攻击,兵锋直指姆加镇。

1941年8月17日最高统帅部发电警告西北前线司令部列宁格勒有被包围的威胁:“……在我们看来,西北司令部……未采取任何特别措施消除这种威胁,尽管可能的原因是德军在此兵力不多……”

历史学家阿列克谢·伊萨耶夫的著作《另一个1941》指出,当时形势最危险之处在于:西北司令部和最高统帅部都没看清战事全局。就在电文发出前夕、高级代表团抵达列宁格勒前几天,德国总参谋部已决定将一个坦克师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师组成的第39摩托化军团编入“北方”集团军群。

如此强大的装甲军团扑向列宁格勒,必将从根本上改变战局。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苏联统帅部确信列宁格勒城外没有大型坦克部队。这种认识是基于8月18日苏军情报机关在战斗中缴获的德国国防军参谋人员野战地图,其中信息令人无从怀疑——但也没法排除是“阿勃维尔”制作的假情报。

8月28日,莫斯科派出的代表团还在途中,国防军121步兵师击溃拉扎列夫将军的防御部队,占领托斯诺村。次日斯大林通过国防委员会命令伏罗希洛夫元帅亲自指挥列宁格勒战线。就在这一天,侵略者距离苏军控制的唯一一个居民点姆加镇仅8千米。8月30日,姆加镇被汉斯·佐恩将军的国防军第20摩托化师猛攻,尽管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想方设法组织防守,但姆加镇仍然失陷了。这位内战中威名赫赫的杰出军人从7月10开始竭力阻挡德军前进,至此终究无法改变列宁格勒的命运。

姆加镇位于通往城区的咽喉位置,伏罗希洛夫开始等着委员会和“特别人员”到来,只是不知道来的是逮捕自己的命令,还是挽狂澜于既倒的神奇计划。可惜委员们刚到火车站就遭遇大规模轰炸,列车长要求大家赶快离开车厢!事实证明这非常及时,几分钟后列车和车站大部分建筑就被炸烂了。四周烈焰冲天,委员们找地方临时躲避。柯西金和库兹涅佐夫冒险冲上附近另一军列,向列车长表明身份并说明情况。他们用无线电联系了列宁格勒,但接下来要怎么做?

伏罗希洛夫不愧骑兵军出身,紧急关头临危不乱,做出一个充满“骑士精神”的大胆决定:既然接应部队无法公开进入车站,就只好把代表团低调带出去!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二话不说跳上一辆铁道手摇车,沿窄轨以最快速度赶往熊熊燃烧的车站。他拒绝别人随行协助,因为多余的人容易暴露目标,何况摇车空间确实有限。经过数千米大力摇臂,年届六十的老元帅成功抵达姆加火车站后方,委员会诸公早已在此秘密等候。元帅接着用摇车把他们送上停在未受损地带的装甲列车,交给日丹诺夫。

伏罗希洛夫倘若迟到片刻,委员们就要被攻进火车站的德军俘虏了。真正千钧一发啊。

当天夜晚,无线电侦听部门截获德国空军第8航空队的报告,称:一架轰炸机执行完任务后飞越姆加,发现有个奇怪的交通工具正沿备用铁轨移动。那就是伏罗希洛夫的手摇车!如果当时德国轰炸机还有剩余炸弹的话,谁知道战争结果将如何?

9月8日德军占领拉多加湖南岸,施吕瑟尔堡丢失,陆上封锁开始。三天后,伏罗希洛夫手持毛瑟枪率领红海军战士进攻红村地区敌军阵地,那股不要命的劲头,似乎有意让自己被流弹打死……其中缘故或许是:得知施吕瑟尔堡沦陷,新任司令员格奥尔基·朱可夫9月9日飞往列宁格勒。据说,离开城市的时候,伏罗希洛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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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游击队的黑色秘密

人人皆知苏联游击队在沦陷区后方的辉煌战绩,他们至少消灭了几千个法西斯分子,倾覆了几百辆火车…… 然而在这一部战史中,某些地区的游击队有着“不宜公开”的秘密,曾长期被苏联官方历史学家刻意掩盖。

之一:游击队员拿钱作战

文艺作品往往将游击队描写为“人民战争”,农民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实际上,农民并没什么特别动机自愿参加游击队——除了1941年。大多数农民是“被征召”加入的,也就是森林战士途经村庄时拉人入伙,德国占领者称之为“绑架”。历史学家则认为农民在游击战争中是一类“孤立的”、“消极的”群体。主要问题在于,集体农庄庄员不同于其他身份的游击队员,他们无权领取国家支付的报酬。相比之下,在游击队打仗的工人、职员和大学生每月可获得300卢布现金补贴,指挥官则完全保留他们和平时期的收入水准甚至更多(支队长至少750卢布每月)。

之二:女性被迫陪睡

苏联政府积极鼓励女性参加敌后游击队,她们约占游击队总人数5%。然而,出于保家卫国之心投身“人民复仇”的年轻妇女却有可能遭遇性剥削。部分游击队领导认为叫女战士陪睡是他们的“特权”。其实这种性侵红军内部也时有发生,但游击队深在敌人后方,受害者根本无法向上级反映。

之三:吸纳囚犯

许多游击队员曾是囚犯,这类人在芬兰占领的卡累利阿地区尤其多、行动尤其频繁。因为该地区的游击队损失严重,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及邻近俄罗斯北方地广人稀,不足以快速补充伤亡战士。因此,劳改营(“古拉格”)囚犯被允许加入游击作战“以血赎罪”。按照维克多·斯捷潘柯夫在其描写俄罗斯突击队深入芬兰领土进行破坏的专著中指出,囚犯约占卡累利阿游击队总人数的40%。

之四:射杀伤病战友

据一些老游击队员回忆,由于卡累利阿地区环境艰苦,一些游击队存在枪杀重伤、虚弱同志(“短命鬼”)的残酷做法,因为无力医治、照料他们。最早谈及这一黑暗秘密的人是当年“战友”支队的老战士德米特里·古萨洛夫——编年体小说《仁慈之外》的作者。但他也坦言,并未把卡累利阿密林中发生的一切都写出来。

之五:抢劫、杀害老乡

在心狠手辣方面,一些游击队丝毫不输德国宪兵队,动辄杀死被指控“协助纳粹”或是仅仅表现出不合作的乡民。苏联解体后,立陶宛人公开讨论卡纽凯村大屠杀(译注:游击队进村杀害46名波兰裔平民,包括22名未成年人),白俄罗斯社会怀念德拉日诺村和纳利波卡赫村遇难者(译注:纳利波卡赫村129名波兰人被游击队屠杀,包括3名妇女和几位少年)。游击队员写报告的时候往往把这类行动描述为惩治伪警察,但事实上并非次次如此。另外,为获取食物而勒索、抢劫居民的行为也屡见不鲜。历史学家厄尔·济姆克指出:“粮食供应不稳定,一支队伍可以连续几星期甚至几个月吃饱喝足,然后又在同样长的日子里面临饿死。”

情妇也是导致纪律涣散、滋扰平民的因素之一。第1反法西斯游击队原政委伊万·季姆丘克就曾写道,对于指挥员的女人,“要尽量叫她吃好、穿好,而这些一切势必从农民那里获得”。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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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一世大牧首在斯大林追悼会上的致辞

1953年3月9日

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逝世了。一种伟大的、道德的、社会的力量消失了,我国人民在这种力量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并在其指导下从事建设性劳动和经营,享受多年平安喜乐。伟大领袖的深邃目光深入每一个领域,科学界惊讶于他对各种科学知识的领会贯通,以及他天才的科学概括;军人们服膺他的军事才能;各行各业的人总会从他那里获得坚强支持和宝贵指导。作为一个才华卓越的人,他每每能够见常人所不能见、及常人所不能及。

他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紧张操劳,运筹帷幄,巧妙指挥军事行动,使我们战胜了强大的敌人,战胜了法西斯主义。他每日面对浩繁的治国政务,发表的讲话和文章详尽又令人信服,尤其是在这最后告别的今天,在他的葬礼上,在他的亲密同事中间。作为世界和平的捍卫者,他的姓名和光辉事迹将永世长存。

当我们聚在一起为他祷告时,无法回避他对我们教会需求的一贯友善、关切的态度。我们向他提出的任何问题,他都不拒绝,他满足我们的全部请求。由于他的崇高威望,我国政府也为我们教会做了许多有益的好事。

他的音容笑貌令我们难以忘怀,我们俄罗斯东正教会沉痛哀悼他的离去,衷心祈祷愿他最后的旅程“行遍全地”。

在这悲伤的日子里,我们收到来自祖国各地高级僧侣、普通神职人员和信徒,以及外国东正教会、非东正教会领袖和代表的大量电报,联系我们为他祷告,并对我们的不幸损失表示慰问。

当他病重的消息传来时,我们曾祈祷他康健。现在他走了,我们祈祷他不朽的灵魂安宁。

昨天由以下人员组成的东正教会代表团:尼古拉都主教,西伯利亚高级僧侣、普通神职人员和信徒代表,帕拉季大主教,乌克兰高级僧侣、普通神职人员和信徒代表,尼洪大主教和尼古拉大神甫,在他棺前敬献花圈,并代表俄罗斯东正教会向他尊贵的遗体鞠躬。

信主之人充满爱的祈祷可以直达神前。我们相信,我们为已故之人的祷告也能蒙上帝悦纳。

我们怀着深切而热烈的爱宣告无限追忆,为亲爱的、永志不忘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祈祷。

《莫斯科教区杂志》,1953年4月第4期。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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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顶个蛋

寻常的煎蛋吃腻了,搭配番茄就不一样啦。简单、可口又好看,维生素丰富。

所需食材:

番茄:2个
甜椒:半个
洋葱:半个
鸡蛋:2个
碎奶酪:50克
普通奶酪:60克
盐、胡椒粉、香料粉:酌量

步骤:

各种食材洗净备用。甜椒切碎,洋葱切碎。

切下番茄顶部,挖出大部分果肉,只剩皮像个碗。

容器涂油,放上番茄碗。用竹签或铁签在碗侧面戳孔,目的是防止受热爆裂,而且熟得快。

番茄碗底稍稍撒盐,填入胡椒粉、洋葱碎、奶酪。

180°C烘烤约20分钟(视番茄大小增减)。

分离蛋清、蛋黄。在蛋清内撒香料粉调味,如果爱吃咸就再放些盐。接着把蛋清倒回番茄碗,蛋黄小心地搁在顶部,撒上奶酪碎。

送回烤箱,继续烤7分钟最多10分钟即可食用。祝您好胃口!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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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俄、法、英、德军人伙食

20世纪初,一名俄帝国普通士兵的每日份粮如下:700克黑麦面包干或1000克现烤黑麦面包、100克谷物(西伯利亚严寒地区200克)、400克新鲜肉或300克罐头肉(战斗连队每天至少消耗一头小公牛,一年就要几百头)、20克黄油或脂油、17克煮糊糊的面粉、6.4克茶叶、20克糖、0.7克胡椒粉。此外,一个兵每天还能获取250克左右的新鲜蔬菜或20克菜干(干燥白菜、胡萝卜、甜菜根、芜菁、洋葱、旱芹和香芹的混合),主要通过喝汤吃。跟今天不同,100年前的俄罗斯并未普及土豆,即便送至前线也都扔进汤锅当配料了。

宗教斋期内,俄帝国军队的肉食通常以鱼类(鱼干,且多数是河鱼而非海鱼)和蘑菇类(煮汤)代替,黄油则以植物油代替。谷类大量添加到菜汤中,做成了菜粥,当时部队吃的多是二粒小麦、燕麦、大麦和黍米(Пшенная крупа),稻米极少。

海军则有自己的饮食规定,在保证热量摄取的前提下替换某些食物,比如面包少而通心粉多。舰上供应酒,这一点跟陆军不同,此外为补充维生素会多吃腌白菜或鲜菜。特殊部队如航空兵、装甲兵的份粮也很丰富。

一般而言,士兵的份粮供给由三部分组成:粮食、副食品钱和茶钱,规定以实物形式(即餐食)发放。粮食直接做成饭了,副食品和茶钱则根据部队驻扎地点的市场价格定量采购发放。如此,俄帝国士兵每天餐食总重量接近2千克,摄取热量超过4300大卡,高于后来的红军和苏军士兵水平。茶叶方面,苏联战士定量仅1.5克,如果按照“沙皇兵”的习惯每天三杯,根本不够。

战争爆发后,士兵的份粮起初大增(尤其肉类,每天达615克),但随着战事进入僵持阶段,后勤资源减少,新鲜肉逐渐被咸肉代替。但总体而言,直到1917年革命天下大乱,帝国政府仍能维持士兵餐饮的定量标准,只是品质下降了。用今天的话讲,其中重要原因在于物流困难。路网不成熟,军需官必须算着日子驱赶大群牲畜抵达前线,沿着坑坑洼洼的道路运送几十万吨面粉、蔬菜和罐头。前线后勤占用几乎全部铁路运力,进而影响了大城市的民生供应。此外,当年冷藏业刚刚起步,数量庞大的牛肉、鲜菜和谷物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避免运输和储存中腐烂。类似“波将金号”战舰供应变质肉的事情其实经常发生,但并不都是因为军需官懈怠或贪污所致。

连队的行军灶由军需兵采购、管理,通常低级军官监督全过程。而且炊事员(伙夫)和军需兵是根据全连意见民主推选的,连长负总责。指挥部始终密切关注士兵的饮食问题,尽管它们未必能保证供应不断。例如1916年1月25日第3骑兵军Ф.А.凯勒尔伯爵命令:“鉴于肉食供应减少,我命令各单位负责人采取一切措施,避免餐食品质受影响。要求:红菜汤和白菜汤要飘着一层油,粥里要放足够多的脂油,尤其晚饭的粥不准稀薄。各单位负责人应随时设法储备足够数量食物。”

而且部队允许士兵自己找老百姓买吃的,有些军官甚至明确规定了哪些东西能买、哪些东西不能。

М. И.佩斯特热茨基少将(译注:1869-1941,原帝国军官,参加白色运动“俄罗斯南方武装力量”)在回忆录中写道:部队进攻期间士兵无法获得份粮补给。穿行在荒村废墟,能找到甜菜根就算不错了。士兵袋中的面包干碎裂、霉变,吃下肚有害健康。进入奥地利境内,一些村子虽有人烟,却对俄军没什么好脸色。最后,派往前方的侦察兵发现一处庄园有存粮,还有蒸汽脱粒机和磨坊。团里一位精明能干的准尉安排非战斗人员忙碌起来,用附近大量生长的啤酒花做面包,足够满足未来若干天的口粮需求。“奥地利庄园管家目睹俄国人烤面包的速度和组织性,询问这套流程是不是俄军条令规定好的”。

20世纪初士兵吃的面包干可不是今人佐茶的那种金色面包干,说白了就是一整条面包切片。如果长期只吃这种东西,人体将缺乏维生素,严重者还会肠道功能紊乱。所以要在前线现烤面包,既用寻常的俄式炉,也有专门的野战炉。

当年的罐头工业已经蓬勃发展。为满足军需,俄罗斯的罐头厂推出多个品种圆柱形马口铁罐头:“炒牛肉”、“焖牛肉”、“肉菜汤”、“肉和豌豆”等。而且100多年前“沙皇的”肉罐头跟苏联的肉罐头不一样,更像现代产品:只取牛后半段和肩胛处的高品质肉进行生产。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制造肉罐头是预先做熟而非连罐焖煮(把生肉块和配料装进罐头再加热)。

俄罗斯陆军条令禁酒,但士兵在特定日子可以获得酒类供应,包括各种节日和纪念日。出于“医疗目的”也准许饮酒。

最后,一个俄帝国士兵的背包内除了各种装备,还有所谓”НЗ”——“应急储备”(一个罐头和一袋饼干)。据尝过的人说:“白面饼干十分可口,鲟鱼肉罐头(整块肉)滋味绝佳。”

那么其他参战国军队呢?

法国士兵份粮从1915年起分为三类:常规、加强(战时)和干燥(应急)。常规口粮包括750克面包(或650克面包屑)、400克新鲜牛肉或猪肉(或300克肉罐头,或210克腌肉/熏肉)、30克油或脂油、50克干燥的浓缩汤精、60克稻米或菜干(四季豆、豌豆、小扁豆、土豆或甜菜根“浓缩物”)、24克盐、34克糖。加强口粮则在此基础上增加50克鲜肉、40克稻米、16克糖、12克咖啡。

这些东西与俄军份粮大致相似,只是用咖啡代替了茶和酒。战前俄军士兵仅节日饮酒(每年十次),战时禁酒。同时期的法国兵则开怀畅饮:起初每天250克红酒,至1915年增加到半升1瓶(或1升啤酒/苹果酒)。战争中期酒类配额达750克啤酒,以激发士兵的乐观和无畏精神。自己掏钱买酒也被默许,结果一到夜晚堑壕就挤满了说不清楚话的醉鬼。此外,法国兵每日份粮还包括15-20克烟草。

前线相对平静地段士兵们对自己的餐食满意度较高。1916年2月,151步兵团一名下士写家信表示:“我们本星期吃了两次带腌猪肉的碗豆汤,两次甜的牛奶米汤,一次稻米汤,还吃了一次绿四季豆和扁豆、一次焖炖蔬菜。都很好吃,甚至可以说美味了,但我们仍时不时责骂伙夫,免得他偷懒。”

英国军队必须用货轮(冒着德国潜艇威胁)从本土运送给养,或在作战国就地采购(这种情况下他们甚至不愿转卖给盟友,因为自己本身不够吃)。所以英国兵的口粮比俄军和法军低劣。虽然战争期间想方设法向派驻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输送了320余万吨食品,但仍不令人满意。

具体而言,一个英国兵的每日份粮除了面包或饼干外,只有283克罐头肉、170克蔬菜。1916年肉食定量也减为170克,但并不意味着天天有,预备役部队三天才吃一次肉,每日3574大卡的热量标准已无法满足。跟德国对手一样,英军也在烤面包时添加芜菁以补面粉之不足。战死的马匹可不敢浪费,基本都吃了。大名鼎鼎的英国茶也越来越有“菜味儿”。为保持士兵健康,英军每天给他们喝黄柠檬或青柠檬汁,豌豆汤则用随处可见的荨麻或其他半可食野草同煮。每天一包卷烟或一盎司烟叶。

2009年去世的英国最后一位一战老兵哈利·帕奇享年111岁,他回忆堑壕战岁月说:“我们曾享过福,喝茶配李子酱或苹果酱。但饼干太硬,简直是喂狗的,我们就给扔了。后来两只失去主人的狗不知从哪跑来,开始争抢饼干,咬得你死我活。我就想啊,唉,真费解……两只畜生在这里为了活下去拼命,而我们两个高度文明的国家,打的又是什么?”

比起法国“大餐”和俄国饱饭,德国兵的份粮显得尤其寡淡。德国相对较小,又持续两线作战,注定了慢性营养不良。无论从中立邻国进口食品、掠夺被占领土或实施国家粮食专营都无济于事。战争头两年德国农业生产几乎减少一半,不仅平民陷入困境(“芜菁之冬”饿死近80万人),亦对部队后勤造成灾难性影响。战前德军热量摄入标准规定每天3500大卡,1916-1917年竟低于1500-1600大卡。于是“代食品”变得十分普遍:芜菁甘蓝代替土豆、人造黄油代替动物黄油、糖精代替糖、大麦粒或黑麦粒代替咖啡……那些经历过1917年饥荒和1945年饥饿的人日后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比第三帝国崩溃更难熬。

具体来说,德国士兵每日份粮包括:250克饼干、200克肉或170克熏肉、150克罐头蔬菜、25克咖啡。指挥官有权根据情况发放酒类——瓶装啤酒、散啤酒或1杯白兰地。指挥官通常不允许士兵在行军期间喝酒,但堑壕中可以适度饮用。

然而到了1915年底,这种纸面上的定量也难以为继。前线战士甚至连掺杂芜菁甘蓝和木粉的面包都不够吃!份粮的蔬菜也被芜菁甘蓝取代,1916年6月肉食开始不定时配给。和法国人一样,德国兵也抱怨战线附近水质恶劣,甚至泡过腐烂的尸体。虽有过滤水但无法满足需求(一个军用水壶装0.8升,人体每日需要2升),马匹就更别提了。严格禁止饮用生水的规定形同虚设,导致各类本不该出现的疾病蔓延,非战斗减员严重。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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