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美国游客泰迪·罗从华盛顿抵达莫斯科，刚下飞机就被严密监视。克格勃早已知晓这名游客是美国著名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助手，不能排除他此行是否从事“间谍活动”。罗在苏联游览三个月，自西向东穿越全国，写日记详细记录所见所闻。这些游记是独特的历史文献，让人能够以美国人的视角看待苏联。数百页打印稿此前从未公开发表，除了克格勃特务之外没几个人知道泰迪·罗在写游记，也就是说克格勃是少数读者之一。

在克格勃内部报告中偶然发现关于这次旅行和游记的材料之后，记者设法在美国约见了泰迪·罗，请他过目这些报告，并听他回忆当年的苏联之行。同时，首次公开他游记的部分摘录。

行李箱的细线

1968年4月26日星期五，泰迪·罗上午在明斯克参加完参观活动，返回旅馆吃饭。短暂走进房间，习惯性扫一眼行李箱，瞬间明白自己出门的时候除了清洁工还有别人来过。而且，不速之客动过他的行李箱。

34岁的美国人没感觉很意外，相反，在开始为期三个月的苏联旅行之前泰迪已经知道会被监视。毕竟他也不是完全普通的游客。旅程的头两周，罗发觉神秘人在跟踪自己。所以每次离开房间都会用一个简单的小办法：在行李箱表面和内部放几根细线，记住它们的位置。今天，这些线的位置第一次改变。

泰迪心想：“如果这些不速之客是苏联当局（比如克格勃）派遣的，那么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一定是那本游记”。未完成的旅途还很漫长，美国游客明白这绝不是他们最后一次翻自己行李，于是拿起笔，在日记簿写了一段话留给“潜在读者”：“我的行李箱被打开过。如果当局希望看看我带了什么或写了什么，我很乐意亲自展示”。

泰迪在留言中补充说，自己作为一名来宾和游客，在苏联未做任何违法之事，也不像某些同胞那样丑化这个国家，要求尊重自己的权利和私人财产。罗最后写道：“我知道我的行李箱每次被打开的情况，也知道这段话一定会被阅读，如果再发生，我将对此类行为提出坚决抗议”。

泰迪·罗的怀疑是正确的。

“宣传美国生活方式”

“1968年4月-5月期间，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1934年出生的泰迪·罗以美国游客身份访问苏联，其中包括乌克兰的一些城市。他被怀疑与美国情报机构有关。据其本人说，此次访问苏联的正式目的是巩固俄语知识，通过与本地人交流、比较其观点以了解苏联现实，并选择我国最有趣的一些地方，为日后再次访问做准备。”

以上是当年6月（即明斯克宾馆事件发生两个月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安委主席维塔利·尼基坚科致共和国中央的报告节选。报告指出，关于罗的情况已直接向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汇报。类似的备忘录很可能也被送交其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甚至可能上报苏联最高层。乌克兰安全局解密档案中的这份报告正是撰写本文的基础。

美国人泰迪·罗1968年4月11日进入苏联，他确实是美国参议员的助手，而且这位迈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担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十六年，创造了美国历史纪录。迈克·曼斯菲尔德的肖像登上1964年《时代》杂志封面。

克格勃在7月份提交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的另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民主党打算提名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出任国务卿，所以有必要对罗进行特别关注和进一步研究”。不过曼斯菲尔德最终没当上为国务卿——1968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失败，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成为总统。

无论如何，苏联国安委对这位34岁美国游客的浓厚兴趣完全可以理解，因此罗甫一抵达莫斯科（4月11日）就立刻被监视。克格勃人员在报告中指出，泰迪·罗俄语流利（有时人们甚至把他误认为捷克人或波罗的海国家居民），还注意到该美国人打算在苏联停留整整三个月，计划日后再次来访。

在同一报告中克格勃人员称：“通过秘密手段翻拍了罗的详细日记，其中他批判性评价了苏联社会生活和活动的某些方面”。报告附件是翻译成俄文的大段日记摘录，共27页打字稿，内容涵盖约一个月的旅途（即整个行程的三分之一），路线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塔林-里加-维尔纽斯-明斯克-基辅-哈尔科夫-扎波罗热-雅尔塔。国安人员专门挑出涉及政治或评价苏联现实的片段呈送党的领导人。

此外，克格勃也注意到罗与苏联公民“长时间且详细交谈”。在他们看来，美国人不仅仅是结识本地居民，还试图通过谈话“宣传美国生活方式”。

秘密复制间谍嫌疑人的文件是国安机关的常规操作，特务通常会潜入目标的宾馆房间或住所。泰迪·罗在明斯克察觉的正是其中一次行动，至于他留下的“宣言”，克格勃报告完全未谈及，仅在一段日记引文中顺便且毫无解释地提到“行李箱事件”。

穿过铁幕

泰迪·罗能够访问苏联，得益于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对方为他提供了两次为期三个月的出国机会。而这位年轻人之所以选择苏联，是因为他在国会工作期间考取了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俄语硕士学位。资助方没有给他安排任何特殊任务，也不要求他提交考察报告，目的是让这位国会助理在国外见识几个月，更好地理解世界局势并提升自身能力。

不过，罗也没有一定能入境苏联的把握，更没奢望想玩哪就玩哪——苏联当局将几乎每一位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客人视为潜在威胁，外国人的行程受到严格限制。可喜的是罗的旅行最终获得批准，其中原因或许正如克格勃报告所言：罗对于苏联情报机关有研究价值。而泰迪本人则认为，苏联当时急需外汇，因此敞开国门欢迎外宾。确实，根据《穿越铁幕》一书引用的官方数据，从1960年到1980年进入苏联的外国游客人数增长七倍（从70万增加到500万），尤其1960年代苏联的某些地区首次向外国人开放。

本次访问，苏联方面的组织者是“国际旅行社”，一家专门接待外国人在苏联观光的国营旅游公司。“国际旅行社”为美国人提供住宿、交通、导游服务，以及在指定餐厅吃饭的餐券。城市之间，泰迪坐过飞机、火车，甚至坐过船（游览伏尔加河），共领略了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三十座城市。西部地区游览完毕，他的路线继续途径摩尔达维亚、伏尔加河流域、顿河流域、外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体验了西伯利亚大铁路），最后抵达远东。

至于整个行程究竟花费几何，他已记不清了，但肯定相当昂贵。按照官方汇率把美元换成卢布，使美国人的钱包大大出血。他用讽刺口吻写道：“管理员（……）问我，为什么不带妻子同行。我回答，如果苏联政府按照美元的实际价值兑换卢布，我不仅能带妻子，还能剩下一笔钱呢！”

在比灵斯见面

除了两份报告和附件抄录的部分日记外，乌克兰安全局档案中未找到更多关于泰迪·罗此行的材料。记者向俄联邦安全局档案馆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档案馆发出查询函，未获答复。拉脱维亚国家档案馆则表示，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安委的大部分档案已于1980年代末运往莫斯科，在剩余档案中（仅限内部查阅）未找到泰迪·罗的姓名。

不过，记者成功联系了泰迪·罗本人，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前任助手如今住在蒙大拿州。帮助建立联系的人是美国历史学家、匹兹堡大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肖恩·吉洛里。吉洛里对这位美国游客在苏联旅行的故事很感兴趣，并且对他在苏联的广泛游览路线及其日记中详细记录的人民生活方式印象深刻，决心记录下罗的回忆，遂专程前往蒙大拿州比灵斯镇，在罗的家中采访他。

“泰迪·罗，1934年生，被怀疑与美国情报机构有关。”他读完描述自己的报告节选，表示：“我想立刻声明，本人从未以任何形式与美国情报部门有过联系。”泰迪·罗说他至今仍常常想起那次旅行。而当他收到电子邮件，告知他在基辅发现了他的相关档案并请求采访时，感到“有点吃惊”。

泰迪·罗的第一学位是新闻学，曾到阿根廷实习，大学毕业后在蒙大拿州和爱荷华州本地报社工作了几年。1961年这位年轻记者获得国会实习奖学金，成为参议员助理。在为迈克·曼斯菲尔德工作期间，他劝说实习生放弃新闻业，留在他的团队效力。

“不抱幻想”

关于资助，以及自己的国会工作，罗在苏联时只字未提。他也隐瞒了自己的新闻从业经历和俄语学背景。泰迪确信，如果把这些情况全部讲出来，那么在每个城市都会被安排官方接见、参观那些模范工厂。而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可以自由行动——至少是有机会的。

当然，隐瞒个人经历无法使他避开克格勃的目光。尤其国安部门的文件显示，他们对上述情况几乎了如指掌。罗接受肖恩·吉洛里采访时回忆：“我去苏联的时候不抱任何幻想，我对自己说：‘他们会翻我的行李，会在街上尾随我，会去找我偶然交谈过的人问话”。不过，这些“偶然交谈”，真的是“偶然”吗？

与此同时，泰迪对自己的命运并不特别担忧，毕竟他的旅行计划不包括任何违法内容。跟人交谈他从不说多余的话，拍照也注意避开桥梁、军用设施之类物体。泰迪还指望，万一真的被苏联当局找麻烦，迈克·曼斯菲尔德作为越南战争反对者的声誉或许能帮上忙。

至于泰迪·罗在苏联期间怎样打发时间，以及他与本地居民谈话的内容，克格勃通常通过特务和线人获知。最常找的是“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但克格勃的消息来源不限于导游和宾馆员工，也包括一些奉上级指令在街头“偶然”与监视对象搭讪的人。特务们不仅要聆听，也要主动表达必需传递的内容，正如一份克格勃报告所言：“在我国其他地区针对罗·泰迪的后续工作，主要方向是对该游客施加有利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影响，促使其形成对苏联的积极印象”。

谈到自己在苏联旅行期间的一些“偶遇”很可能是国安委的精心安排（文件证实了这种假设），泰迪谨慎表达了对两次“偶遇”的怀疑。第一次是在从莫斯科去列宁格勒的火车上，他认识了一位同车厢的工程师乘客；第二次是在基辅歌剧院，身边坐着一对科学家夫妇。两次认识的新朋友都彬彬有礼、态度友善，还邀请这位外国人到家中做客。但并无直接证据证明他们是克格勃的人，罗更多是出于直觉判断。

泰迪阅读“有关部门”关于自己的报告，发现其中既有真实内容，也有半真半假内容，更有特务或国安人员的纯粹虚构。尤其令他惊讶的是，在报告中读到这样一句话，说他“试图从一名苏联公民手中获取手稿，带回美国用笔名发表，并声称他不会落得西尼亚夫斯基等人那样的下场”。罗表示，实际根本没发生类似事情。
（译注：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俄罗斯作家，持不同政见者，政治犯，曾化名在西方出版作品，1966年被苏联最高法院判刑七年，获释后移居法国）

泰迪·罗持续记录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闻，直到行程结束。由于日记免不了遭人窥探，他刻意省略某些敏感细节，回国后凭记忆补写。最终形成篇幅宏大的作品——448页打字稿。几十年来这部游记一直存放在罗的家中，出版的想法始终未实现。五十多年过去，读者除了泰迪的少数密友，就只有本文作者了。

美国人看苏联

泰迪在游记中展现出一位深思熟虑的观察者形象，能够理解苏联生活，能够分辨“橱窗展示”和真实情况的差别。虽然对政权持批判态度，但他对大多数本地居民给出了温情评价。历史学家肖恩·吉洛里与罗见面后说他“反共但不教条”，这同样十分适用于1968年的他。

克格勃报告摘录的片段当然也出现于游记完整版。经作者允许，其中一些片段已翻译成俄文，在本文下方公开。为了方便读者，这些内容被分成几个主题板块，必要处附有本文作者的评论。

一旦得知泰迪·罗来自何方，几乎每个苏联对话者总会立刻开始围绕两个话题提出询问或发表观点：越南战争和美国黑人群体处境，这是当年苏联反美宣传的热门内容。泰迪耐心解释自己立场：他反对美军参与越南冲突，并支持保障非裔美国人的各项权利。第三个老生常谈话题是美国的“全面失业与贫困”。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无休无止的议论让美国游客感觉愈发疲惫。同样使他厌倦的还有那些歌颂苏联建国五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的陈词滥调。

泰迪记录与一位苏联城市居民的谈话时写道：“我说自己来自华盛顿，请求她不要讨论越南问题，因为我俄语说得不好，但她多次重复：应该停止屠杀无辜的越南人了。她问美国的领土是否已经够大？并且为了证明苏联的良好意图，声称：‘我们国家的领土已经足够大，所以我们才不会发动战争’”。

罗本人尽力去理解苏联体制的细节，对人们看待内政、外交问题的态度兴趣浓厚。游记中转述的这些谈话得出一个明确结论：他在苏联遇到的绝大多数人不关心政治问题——他们要么确实不懂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要么假装不懂，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党员和非党员。另外，大多数加入苏共的人是为了职业前途。

罗与哈尔科夫导游莱拉谈话：“像我遇到的所有与党有关系的人一样（她是共青团员），她坚持认为苏联的真正权力机关是最高苏维埃。我问她，最高苏维埃两院总共多少人，她不知道。我又问他们多久开一次会，她想了想说两年一次。我告诉她，他们通常每年开两、三次会，每次会期10天至两星期”。
（译注：根据1936年苏联《宪法》，每三十万个公民选举产生一名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代表；民族院代表：每个加盟共和国25名、每个自治共和国11名、每个自治州5名、每个民族州1名）

与泰迪交谈过的几乎每个人都强调自己忠于政权。三个月旅行期间，本地人提出批评意见者屈指可数。罗在第比利斯遇见一位叫康斯坦丁的30岁男士，此人同意与美国人谈谈苏联政治体制的问题，他宣称其中主要症结是“小共和国的民族主义”。

泰迪遇见的最激进的谈话对象是索契的一位21岁学生——游记没写他名字，以免危及他安全。该年轻人向美国人介绍了1956年第比利斯、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的抗议活动，表示支持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甚至承认自己参加某个“学生地下组织”——“地下党”，旨在为苏联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甚至正在筹备起义。根据罗的回忆，主动发起谈话的是学生本人，所以不排除他为克格勃工作的可能性。
（译注：尤里·丹尼尔，作家，诗人，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的“同案犯”，被判刑五年）

而且，许多交谈者告诉罗他们收听《美国之音》。一位约莫18岁的年轻人承认自己不会英语，但每晚收听“敌台”的“节拍音乐”。泰迪写道：“他十分逼真地模仿《美国之音》主持人的声音，表明他确实听过一阵子”。

哈尔科夫导游莱拉承认她没读过帕斯捷尔纳克小说《日瓦戈医生》，摆出一副“我没读过，但我谴责”的架势，补充说：根据她耳闻的这本书的内容，这部作品“在她看来并不客观”。同时，她举了几个“有前途的苏联作家”的例子——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伊利亚·埃伦堡，以及“年轻且才华横溢的”瓦西里·阿克肖诺夫。

泰迪·罗的笔记有很大篇幅提及苏联服务业。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与本国公民相比，外国人在苏联享受的是最高规格服务，但这种服务却让美国游客感到震惊。泰迪对苏联服务业的第一印象来自莫斯科“国家”宾馆的电梯工，后者坚持电梯挤满人才开动，于是乘客不得不等待相当长时间。这种情况出现在全国最好的宾馆之一，在美国人看来简直是胡闹。但与其他城市的客房品质相比，这算小事一桩。

罗如此描写基希讷乌的宾馆：“当我入住（房间）时，浴室既没有厕纸也没有肥皂，直到我退房一直如此。房门的把手是斜插入孔洞的一根普通钉子。通向阳台的双开门之一只有一个自制门闩，很不牢靠”。

游记作者坦言：他曾在拉丁美洲条件更差劲的地方住宿，但费用低廉。而在苏联，却要为了名不副实的舒适付出不菲代价。

罗在基希讷乌领略苏联的排队现象：“儿童服装柜台简直是疯人院。婴幼儿用品摆在比主楼层高三阶的台面销售，大多数妇女乖乖排长队，队伍蜿蜒向上，绕过通往二楼的楼梯。但一如既往，总有人从下方硬挤插队，试图在三阶台阶上占位置。结果一片混乱，非常喧嚣，非常闷热，非常令人焦躁。一位从下方挤上来的妇女背着三岁左右的孩子，孩子被噪音吓得哇哇大哭，但我敢肯定，那位母亲在人声鼎沸中根本听不见孩子嚎啕”。

排队给泰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游记写道，任何商品一旦上架都可能立即引发顾客骚动——先是两个人跑过去争抢，其他顾客察觉热潮也蜂拥而至。罗回忆说甚至有一次他仅仅在柜台边无所事事站着，竟引来人群聚集。“当你进行个人购物时，总有人越过你肩膀张望，这很烦，但瞧瞧他们的处境，我同情他们”。

宾馆、餐厅、火车、商店（包括普通市民无权进入的“特供商店”）工作人员的冷漠态度甚至粗鲁行为让罗愤怒，在这种背景下，明斯克的一位礼貌女售货员却让他由衷惊喜：女售货员耐心地让他为妻子挑选琥珀首饰，甚至拿出多个款式供比较。“我对她感激万分，不只因为她提供了任何美国顾客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服务，还因为她使我重新相信了苏联公民具备的善意和人情。不能收发邮件、餐厅服务员和宾馆职员的冷漠、行李箱事件、屡次拒绝我查看最寻常东西的请求，以及‘你存在只是为了让他们获利，而非相反’的感觉，种种不快在某种程度上都被这位小姑娘的善意冲淡了。愿神保佑她！”

苏联人的形象

“西方人最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是许多苏联公民的体型，尤其女性。对我而言，这一点在莫斯科尤为明显，因为是全新的环境。但直到现在我仍不能习以为常。这是战后以土豆和面食为主的饮食留下的痕迹”。

泰迪·罗不仅观察苏联人外貌，也留心行为习惯。他注意到当地人（尤其男性）习惯直接在海滩换衣服，多数苏联女性不剃腿毛，“也许金发女性不容易看出来，但某些黑发女性——她们的腿毛和我的一样浓密”。

罗坦言自己看不透苏联人的男女关系：“我试图去观察这种关系，收效甚微。在北方城市，我见过年轻情侣偶尔手牵手散步，或并肩坐在公园长椅。但除此之外，我很少看见公开的示爱举动”。

即便到了氛围似乎更适合放松的雅尔塔，美国人依旧没看见多少亲密举止：“美丽的春季夜晚，僻静的林间小径，身为‘普通游客’的匿名性——这一切本该促进更自然的反应。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些显然未婚的年轻情侣，看起来倒像是好朋友。这地方年轻女性比男性多，她们大多成双成对旅行，你能看见她们在傍晚时分手拉手漫步海滨……我特意观察，看她们会不会找年轻单身男子调情——结果一次也没瞧见”。

罗还提到另一个问题——醉酒者数量。“阿尔弗雷德在基辅问我，美国的醉鬼是不是也像苏联这么多。我告诉他，酗酒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严重问题，但我在苏联大马路和公共场所看到的醉汉，要比在美国多得多”。

泰迪在旅途中见证了苏联生活的各种场景，比如塔林主教座堂的复活节礼拜（很可能由塔林和爱沙尼亚大主教阿列克谢主持，即后来的阿列克谢二世大牧首），比如在雅尔塔海滨拍摄的《新难以捉摸的历险记》。

他写了苏联的户籍制度不允许居民自由迁居莫斯科和其他城市，也写了个人崇拜与国家宣传的表现（“唱片价格从1卢布25戈比到4卢布不等，但列宁讲话录音却只要17戈比。这就是国家希望某些东西进入人民手中时的做法”），还提到胜利日的庆祝活动和《真理报》的相关社论：“社论以简短标题刊出：《节日快乐，亲爱的朋友们，胜利日快乐！》其中有格列奇科元帅对武装力量的致辞、有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致意（那是他们解放的第23周年），以及一篇长文指责美国‘帝国主义’和‘侵略’。对《真理报》来说这当然很罕见。社论篇幅不大，且没有一张士兵照片。这或许可以解释为国家已经厌倦庆祝”。

1968年6月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遇刺，泰迪·罗同样从苏联新闻获悉：“是莫斯科的电视播音员第一个向我传达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遇刺噩耗。该如何描述我的情绪呢？一个美国人，正坐在俄罗斯人中间，得知这样的消息，尤其在我花了整整两个月的艰苦努力向苏联公民解释暴力并非美国生活的常态之后？我的心在羞愧中燃烧！”

回家

1968年7月2日泰迪·罗抵达苏联旅行之终点：纳霍德卡。接下来他将乘船前往日本，再转机回美国。动身前他多少有些担心照片和日记会被海关没收，结果平安无事。

罗此次旅行正好与“布拉格之春”，即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的自由化运动同时发生。经过沿途耳闻目睹，他完全确信苏联一定会入侵这个“兄弟邻邦”。泰迪将自己的判断告诉曼斯菲尔德。许多赞成布拉格之春的人都相信如果北约积极支持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就不敢贸然动手。而泰迪认为，他上司的有力表态或许能对美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产生某种影响。然而参议员未采纳助手意见，更糟糕的是，就在他们谈话不久前，曼斯菲尔德在新闻招待会上自信宣称“苏联绝不会入侵”。此时距离华约国家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终结布拉格之春只剩一个半月。

几年后泰迪结束了与曼斯菲尔德的合作。此后，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研究生、撰写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政策的论文、为另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李·梅特卡夫工作、在各个政府机构任职，最终于1994年美国世界杯举办前夕进入国际足联。

罗在苏联旅行时曾将自己的地址留给许多新朋友，邀请他们访美并保持通信。他果然收到新西伯利亚导游斯维特兰娜的一封信，她当时正准备跟学者丈夫一起前往美国，请求泰迪协助发邀请函。夫妻二人抵达美国，斯维特兰娜与泰迪重聚首，两人结下长久友谊。

至于泰迪本人，他再次踏上苏联土地已是另一个时代：1986年他以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到访。文末，让我们用泰迪·罗多年后重读游记时说的一句话来为这个故事收尾：“回首往事，我如今能看出预示着曾经强大的苏维埃帝国行将崩溃的许多迹象。虽然我当时只是这片广袤土地的资浅研究者，但我在那时就已经明白当局不可能永远抗拒变革。我一回到家，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解体自此开始，而其过程仅持续二十年”。

延伸阅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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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米特里·佐蒂科夫

“维萨里昂·格里戈利耶维奇·别林斯基坐着出租马车驶过傍晚的彼得堡街头。马车夫扭头一瞧——这位顾客面相忠厚，衣着朴素，穿一件单薄旧外套，戴短檐军帽——像是个可以随便聊聊的人。于是问：
— 老爷，您做什么的？
— 哎呀，弟兄，我是个文学批评家。
— 这工作……是做什么的啊？
— 就是作家写了本书，我挑毛病……
马车夫挠挠胡子，嘴里嘀咕：
— 嘁，什么玩意儿……”

瓦夏·克罗利科夫拎着一瓶伏特加和一圈克拉科夫香肠，跑到莫斯科郊区探望他的文学学院同窗列哈·谢尔盖耶夫，告知：
— 编辑部吩咐了，让我臭骂你的新小说。

列哈打开厨房灯，拿出两个杯子：
— 那你就骂呗，来找我干啥？
瓦西里老实回答：
— 我可不忍心。你是我朋友，咱俩在学院逃了多少节课啊！

列哈斟两杯伏特加，把香肠切成两段：
— 那就别骂。来吧，喝吧。

他们喝了一杯。瓦西里从衣兜摸出香烟点燃：
— 那稿费呢？我要是推辞，这钱可就归梅兰霍夫斯基或丘马科娃了。还有坦卡。

列哈也点上烟，推开换气小窗：
— 他们答应给多少？
— 说了你也不信。五百！

列哈吹了声口哨。编辑部可从来不曾为一篇尖刻评论出过这么多钱。
— 五百呀……够我还清欠债了。
— 我就是想说这个。咱俩何必把钱让给丘马科娃？但我又不忍心写文章诋毁朋友。所以我提议：这篇骂人的书评你自己写，稿酬平分。你拿动笔费，我拿署名费。

列哈沉思着：
— 需要狠狠骂呀？
— 批倒批臭。什么反苏、什么歪曲普通人生活、什么不理解党的路线。就像当年骂布罗茨基那样，只是要更狠些。
列哈又给两人各斟半杯：
— 也就是说，你让我亲手埋葬自己的文学事业？
— 反正早晚都得被埋呀。排队骂你的人太多了，这不用怀疑。但如果你把自己骂出花样来，说自己是文学弗拉索夫分子，那你的小说以后肯定要在西方发表。到时候你出国享福，我们继续留在这儿建设共产主义。凭你的才华，列哈，保准没问题！

……

四十年过去了。著名作家阿列克斯·谢尔盖耶夫坐在日内瓦湖畔自家别墅，手拿一份《文学报》，上面刊登了突然辞世的俄罗斯作家联盟主席瓦西里·克罗利科夫的讣告。阿列克斯回忆起当年那场谈话，回忆起他在各种会议上被如何训斥，别人念的是他自己写的檄文片段；继而回忆起怎样托一个途径维也纳飞往以色列的朋友把手稿夹带到西方，以及自己后来怎样被驱逐出境的。

阿列克斯从酒柜寻出一瓶俄罗斯伏特加，倒了半杯，遥遥祝愿文学评论家兼老朋友瓦西里·克罗利科夫的灵魂安息。这个人曾给过他人生中最宝贵的建议：别跟他一起建设共产主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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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德拉·阿尔基波娃和安娜·吉尔祖克合著的《苏联危险事物——苏联都市传说与恐惧》，是第一本专门研究后来演变成各种谣言和都市传说的苏联人民非理性恐惧的民俗学著作。比如1930年代人们在火柴盒上寻找托洛茨基头像，1970年代民间流传“美国人投毒”、爬满虱子的牛仔裤、非洲游客皮肤长虫子、中国地毯半夜显现毛泽东头像、房屋中隐藏的纳粹卐字、口香糖混合了碎玻璃渣之类奇闻……

这本书是基于对333人的调查、对72名受访者的采访及社交网络评论等大量素材编写而成，又从档案、苏联人回忆录和日记中收集了一些小道消息和都市传说。本文摘录该书部分内容，简单介绍涉及原子弹爆炸和新战争威胁的民间神话。

我们一直在等待的战争

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恐惧是战后苏联人最根深蒂固的心病之一。1951年生于列宁格勒的一位受访者回忆，在他童年时期，家里的收音机几乎从未关闭。即便夜间节目已经播完依然开着电源，因为节目全部结束后电台会通过一种类似节拍器的声音报时——这让他经历过大战与封锁的母亲感觉安心：有声音就表示没有战争也没有轰炸。

苏联人民或多或少一直在等待一场新战争。1962年所谓加勒比海危机爆发，苏联为了支持古巴并向美国展示实力，在“自由岛”上部署核弹头导弹，令世界濒临“三战”边缘。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大战似乎一触即发。1983年苏联防空部队击落一架韩国客机，罗纳德·里根在著名演讲中直呼苏联为“邪恶帝国”，也很吓人。整个冷战期间，苏联的宣传不断渲染外交政策对手（报纸称为“战争贩子”）的侵略性，每次危机发生时则进一步加剧危言耸听的言论，根本无助于安抚国民情绪。

所以在冷战环境下，新一轮战争传言可能由“国际局势”恶化、报纸调门升高或苏联参与局部冲突等多种因素引发。此外，最高领导人去世也常常引起此类传言，这是很好理解的。苏联公民对于国家大政方针几乎没有影响力，一切重要的政治决策皆由国家元首及其核心“战友”小圈子作出。日常生活的稳定性与领导人个性之间的关系直接而紧密，因此总书记亡故往往会促发严重不安情绪，常表现为对战争的恐惧。1982年，担任总书记近二十年的勃列日涅夫去世，令一些苏联公民深感末日临头。一位受访者回忆，他们学校老师得知消息后失魂落魄走进教室说：“完了，这下真要打仗了，核战争。”小孩们尚未长到拿老迈总书记开玩笑的年纪，会将官方宣传的勃列日涅夫头衔（如“卓越的和平卫士”）当真，尤其容易受负面情绪影响。一位斯塔夫罗波尔居民回忆起勃列日涅夫去世那天，她“害怕去上学，总感觉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那时的传言说战争即将爆发，勃列日涅夫生前握着“和平钥匙”，如今他松手了，和平也跟着没了。另一位曾在列宁格勒上学的女性说，当时她的邻居（12岁男孩）放学回来哭惨了，他也害怕战争。没过多久，邻院的酒鬼翻窗跳楼，人家说他幻听，以为宣战了。

十七世纪西班牙剧作家佩德罗·卡尔德隆《人生如梦》的主人公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了让你不知我已晓得你知道了我的弱点，我非把你撕成碎片不可”。熟悉“心智理论”概念的心理学家会说，卡尔德隆描述了“心智理论”的运作原理及违反这一机制所带来的问题。这就是人类心灵的基本特性，即通过对可见迹象的综合解读来构建或重拟他人的思想和意图。人类心理中的“意图探测器”之所以能够识别他人意图，完全是因为人类大脑将其与自己的行为进行类比。如果对面那个人握紧拳头又松开（而且不是在健身房），看见他的人大脑中的“意图探测器”会将其解释为强烈兴奋的信号（“他很愤怒”）。正是因为有了 “意图探测器”，卡尔德隆笔下的主人公才会表现出攻击性：他认为对方已经察觉到了自己的弱点。

关于战争的一些传言可以被视为民间版本的“心智理论”：在这些传言中，由于苏联人擅长从“字里行间”解读深意，而且“伊索语”（译注：指掩盖作者真实观点的曲笔，通常用于反审查）炉火纯青，很容易从间接（说实话——非常间接）信息中发现假想敌，或苏联政府与未来战争相关的真实意图。例如，苏联官员批准在列宁格勒郊区某地建造别墅，民间“意图探测器”立刻警铃大作，怀疑这实际是为了让人们在大城市遭受核打击时有地方藏身。

此外，持续处于战争预期的情况下，民间“意图探测器”甚至会预测假想敌的主要核打击方向。轰炸目标出人意料地不仅仅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大型工业中心，还包括一些相对较小的城市。因为根据传言，这些小城市隐藏着对全联盟都极其重要的某些设施。

此类“设施”可能是关键的国防生产企业（例如列乌托夫、鄂木斯克、希姆基或萨拉托夫），或是所谓的“政府掩体”，比如里加市就有这种说法：“大约1982-1985年间，有传言说里加会在莫斯科之后立即被轰炸，因为里加有一座秘密掩体，政府最高层官员会跑进去避难。妈妈则坚信不需要对我们扔核弹，普通炸弹足矣——只要直接投在里加水电站上，巨浪瞬间冲毁全城。”

亚美尼亚小城卡贾兰的民间“意图探测器”声称，“美国佬特意为我们巨大的铜钼联合工厂储备了整套核弹头，因为缺了钼什么也造不出来：没有装甲、没有导弹、没有任何军工业，而我们的钼是最好的。”莫斯科附近希姆基的居民认为苏联的主要敌人为他们准备了一种特殊导弹：“我们（在希姆基）上高中时，一位军训教官说美国人已经销毁了某某射程的导弹，但他们保留了第三类导弹——专门打希姆基的。”

另一些类似传言中，民间“意图探测器”认为假想敌轰炸某个城市或地区的动机并非因为那里隐藏着国防设施，恰恰是因为那里什么都没有(!)，这种空白反而让敌人困惑不安：“我童年时代（1980-1990年代），人们常说约什卡尔奥拉市（或整个马里埃尔共和国）将成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后的第三个（核打击目标）。原因是这边有沼泽、森林和洼地，卫星看不清楚，所以敌人害怕这片未知区域可能藏着什么。”

乍看之下，“目标城市”的居民在想象中臆造敌人的攻击意图似乎很矛盾——不被美国佬惦记岂不更好吗？究其原因，可能是城市在敌人眼中的“重要性”增强了本市居民自认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一个罕有人知的小城（首都里加例外）由此获得了“秘密第二首都”的地位。

预测核打击确切方向的传言起到了“驯化”恐惧的作用。战争在这些传言中并非恐怖的、无法想象的末日，而是某种甚至有用的东西——它可能帮助苏联人民解决一些迫切问题，比如获得建造别墅的许可，或者彰显某个外省城镇的“真正”重要地位。就是说，这类话题最终发挥了某种补偿性的功能。

未来与过去的战争

尽管“战争也许明天爆发”的论调已经存在几十年，但想象的战争场面毕竟取决于人的年龄和社会背景。

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以及童年时代体验过战后饥饿的人，往往依照自己或父母对战争的记忆来想象战争，乃是一幅充满了饥寒、困顿和为了活下去奋力挣扎的场面。这种对战争的恐惧体现在一些非常具体的行为中：一旦感受到战争可能性，人们就会去商店囤积粮食、通心粉、盐和其他能在极端条件下维持生命的物资。作家尤里·纳吉宾1975年的一篇日记写道：“多次谈论即将到来的战争。似乎并无任何理由支撑这种猜测，尤其一场不小的战争刚刚结束，并以美国的失败告终，根本无意复仇。领导人依旧在玩弄缓和政策，而普通人却感觉战争迫在眉睫，开始在冷清的货架上搜索盐、火柴和罐头。”

我们的一位采访对象表示，1968年8月他母亲得知苏联派坦克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后，决定更新家中存放于专用枕套内的面包干储备，“以防万一”。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许多苏联人也采取了类似行动。1963年10月28日，电视评论员尤里·福金发现全国都知道战争迫近，因为“上班途中，我在自家楼院遇见一位手提网兜的女人，里头装着火柴、肥皂和盐。她像1941年那样为战争做准备。”1969年中国学生和苏联警察在莫斯科列宁墓推搡冲突，人们（尤其乡村和小城镇居民）争相购买盐、肥皂和火柴。例如苏梅州科诺托普市仅14天内就销售了“81.3吨盐和39.2吨肥皂，比平时多3-4倍”。

显然，供应中断容易使人民认为战争即将爆发。逻辑如下：战争年代食品通常会消失，因此任何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暂时困难”都会被解读为战争即将开始甚至已经开始的迹象。比如某村商店的面包供应不规律，或限制面包销售，就可能引发关于战争临近的讨论。1971年车里雅宾斯克州的一位集体农民投稿《农村生活报》：“我们村实行配给制，每人每天只能在商店购买450克面包。去别人家做客必须自带面包。因此集体农庄庄员中流传着各种谣言，比如国家已经没有粮食了，因为都卖给或送给外国‘兄弟’了，甚至说战争快来了之类不实之词。”

1970年代的集体农民把劣质面包称为“战时面包”：“就连最战时的面包我们一星期也只看见一次。”这种貌似无关紧要的语言细节表明，人们对“我们所熟知的战争”的预期与身体记忆紧密相连：“战时面包”的出现和供应中断与战争有关，引起了对未来的焦虑（战争传言）。这种焦虑反过来启动了在极端条件下的保命计划（多买粮食）。

未来战争的威胁：怎么办？怎么活？

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出生的苏联人未曾亲历战争，他们的童年正值苏联历史上最平安无事的时期。然而这一代人上幼儿园、上学恰逢冷战极度紧张，领受了强烈的反美宣传。在报纸上、学校的民防课、“和平课”或政治消息课上（安排学生们报告“国际形势”），苏联进行着永无止境的“和平斗争”，同时也是为即将来临的大战做准备。

民防课虽不建议学生晾晒面包干存放在枕套，但会播放核爆“蘑菇云”的教学幻灯片（1980初甚至面向学龄前儿童播放），传授学生佩戴防毒面具、制作棉纱口罩、用特殊溶液处理衣物的技能，并详细说明应当携带哪些物品进入防空洞：“我对一次教导我们怎样防御化学攻击的民防课印象很深。老师建议我们提前准备好用特殊溶液浸泡的衣裤，我现在唯一记得的是需要准备肥皂并磨碎。军训教官强调：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否则你自己想想，空袭警报响了你才开始磨肥皂！”

另一些孩子收到了十分特别的建议——或者说是利用战争恐惧强迫他们吃不喜欢的食物：“奶奶说一定要多吃荞麦，因为如果发生核战争，它有助于缓解辐射病，所以必须吃够以备日后所需。”

孩子们从老师口中听闻了美国总统里根的许多传说，声称他随时可能按下“红色按钮”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1980年代，每学年的第一节课叫做‘和平课’，但内容总是涉及战争。我们的班主任——同时也是校党支部书记——连着多次（多年）告诉我们，如果美国按下按钮，核导弹将在6分钟内飞抵我们头顶。害怕吗？不确定，但数字记得很清楚。多年后同学聚会，有人突然问：‘你们还记得6分钟的导弹吗？’这才发觉这句话一直潜藏我们内心深处到如今。”

许多孩子——尤其是低年级学生——对不祥的“红色按钮”的说法印象深刻：“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女老师）一直给我们讲里根的故事，说里根有一个装着红色按钮的手提箱，他可以随时按下去。搞得我翻来覆去寻思核战争、寻思那个按钮。”

在一些学校和少先队夏令营，辅导员和老师带领孩子们集体给里根写信，呼吁他切勿开战。苏联媒体也各显其能，定期刊登花里胡哨、望而生畏的漫画，讽刺外国的“战争挑拨者”。对于那个年代的某些人来说，儿时记忆充满了战争迫近的感觉：“我们的童年，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充斥着对核战争威胁的议论，说来说去似乎笃定它必将发生。报纸刊出宣传画：五角大楼的老鹰钩形爪子抓着炸弹。”

很多情况下，6-12岁小朋友对此类宣传教育的反应是恐惧，而且至今刻骨铭心。一位1968年出生的受访者回忆她哭着放学回家，绝望地告诉父母战争即将爆发，反复追问在防空洞过日子的问题。父母表现异常冷静（在孩子看来），千方百计安慰她。但孩子们对亲人和宠物的命运忧心忡忡：“我10-11岁的时候非常害怕核战争。特别可怜动物们。我晚上哭鼻子，妈妈就骂我，然后爸爸告诉我有专门给狗用的‘花瓣-1’和‘花瓣-2’型防毒面具，他会带几个回来。我又大哭，因为猫没有啊！我思考了很久，想着要怎么把猫带进防空洞（当时可没有便携猫箱）。最后妈妈给我一个专门装猫的包，以备不时之需。”

不少儿童和青少年都做过类似噩梦，梦见核子末日降临。这些梦境通常包含两个主要视觉形象——美国款式“红色按钮”手提箱和直冲天际的“核蘑菇云”：“在我一切的梦境和恐惧中，那个手提箱反复出现。它似乎总是打开的，露出里面的红色按钮——模样大概像我们去夏令营用的那种箱子，带一个提手。”

但更常发生的核战争之梦是做梦者望见地平线升起一朵恐怖“蘑菇云”，意识到这就是世界的终结，悚然惊醒。1982年十一岁的某位受访者有时会在睡前瞎想：“如果美国人已经发射了导弹呢？距离核战争可能只剩十分钟了。”而他的同龄人，一位列宁格勒小学生，入睡前会“想象最可怕的画面——核蘑菇云升腾的田野”。学生们的梦境还会出现其他细节，就是曾在初级军事培训课（НВП）上深深震撼他们幼小心灵的细节，比如核轰炸和核冬天：“1978年（上小学），他们给我们放了一部介绍核战争的幻灯片。片中有个场景，爆炸后一个女孩裙子的图案完全印到了她皮肤上。这一场景后来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的梦里。”

多位受访者提到他们的同学和朋友也讲过类似的梦，还会互相讨论末日恐惧。一位1980年还在上学的受访者回忆，她的朋友曾寄信给她，写道：“别考虑太多，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享受每一天，因为明天美国人可能会向我们扔炸弹，到时候全体都完蛋。”

然而，从许多生于1970年代的受访者的叙述中可以清楚看出，一些父母和长辈亲戚并不认同军训教官、老师和辅导员给孩子们灌输的恐惧。小朋友想给里根写封信，想给狗狗找个防毒面具，或者想在拉警报时跑进防空洞，总会让大人们困惑或微笑。一位受访者回忆说，防空演习期间她爸爸妈妈稳坐家中，可把她担心坏了。另一位也担心核威胁的人给里根写了一封信，但没寄出去，因为被哥哥嘲笑了。

可话又说回来，成年人偶尔也会做核爆炸噩梦。导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1982年的一篇日记写道：“睡着后我梦见一个村庄（米亚斯诺耶），天空昏暗阴郁，呈现危险的深紫色。光线可怖又怪异。忽然我意识到那不是黎明曙光，而是天空出现的核蘑菇云。气温越来越高，我回头一看，一群人惊恐望向天空，接着朝某个方向慌乱奔跑。我也想跟着跑，但停下脚步。‘往哪儿跑？为什么跑？’反正已经没救了。人群又一阵恐慌……而我决定留在原地安静等死。天啊，真的太可怕了！”

对核战争的期待不仅导致对核武器巨大破坏力的恐惧，还伴随着一种无助、绝望和无法掌控局势的感觉——这在塔科夫斯基之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感受并非苏联人独有，“铁幕”两侧的百姓同然。

尽管苏联的民防课教导孩子和成年人核战争一旦开始时应该采取的措施，比如用特殊溶液处理衣物、佩戴棉纱口罩、迅速进入防空洞……但许多人都明白这些措施在核末日真正到来时根本救不了谁。梦境尤其证明了这种认识：核战争之梦最“乐观”的版本是做梦者发现自己身处一座被摧毁的空城，意识到自己已进入末日后的世界，一切活物统统死绝。更典型的场景则是塔科夫斯基描述的版本：做梦者看见地平线升起核蘑菇云，继而在意识到末日无可避免的恐惧中惊醒。关于如何使用防空洞的指导往往不能让人安心，反而加剧焦虑——这一点在多个受访者的回忆中被屡次提及。有时候生活也揭示了这些措施的无用性：1988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叶卡捷琳堡）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火车站爆炸事故，清晨大批市民被剧烈震动惊醒，瞧见天空火光以为原子弹临头，必须赶快钻防空洞。一位受访者的朋友甚至匆忙打包了防空洞生活必需品，但在跑出家门之前，她突然想起自己不知道防空洞具体位置，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行动。她接受的种种训练，在那一刻变成屠龙之技。

延伸阅读：

苏联公民对于可能同中国开战的想法

苏联公民对阿富汗战争的看法

发枪就杀！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佚名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冒出来的，反正我那篇关于我曾经工作过的食品店的回忆文章被一大群明显十几岁的小年轻们疯狂攻击，唾沫星子喷溅。呵呵，下水道爆了吗？不过另一方面，我挺感谢他们。

谢谢他们使我明白了“恋苏情节”是一种宗教式的、狂热且迷信的现象。起初我尝试和他们对话，很快发现徒劳无用。狂热分子的全部论据归根结底永远是一句无法辩驳的“我爸妈说的”，你还怎么谈下去？

所以，为了再次让这些“恋苏者”气急败坏，今天开启另一段回忆：我怎样在青工学校做老师。

这种教学机构以前唤作“夜校”是很贴切的——人们下班后去学习，课一直上到很晚，三年时间完成中学课程。之所以多一年，是因为夜校每周课时比普通日校要少，并非天天开：一周三次或四次。来这儿学习的人多数是真心懊悔当初辍学、希望弥补基础知识空白者。

估计1960年代也大抵如此吧，就像电影《滨河街之春》和《大课间》描写的那样。我不太清楚。但在197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教育领域奉行“指标至上”。苏联竭力证明“工人阶级是全世界最先进阶级”之理论，因此每个工人都应当受过中等教育。另一方面，拥有中学毕业证的学生数量也应趋近于100%。苏联要成为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

因此，人们想出一个“妙招”：达到一定的分数（这是钱！）就不要求中等学历。但要想获得高分（这也是钱！）就必须接受中等教育。那么，你别无选择只能去上夜校，因为课程很轻松（这还是钱！）。

第二种夜校学生是那些读完8年级就进入职业技术学校的年轻人。技校不提供普通中等教育，所以他们几乎是被强行送来念书。我带过几个这样的班，有些人来自糖果厂、有些人来自光学机械厂的职业技校。

顺应当年潮流，原本供成年人学习的夜校改称“青年工人学校”。不过大家很快就起了绰号叫“蒙混学校”——其实也挺贴切。

1977年本人大学毕业，坚信自己学术前途一片光明。尤其老师们也对我充满信心。咱的成绩相当不错，甚至还拿了额外奖学金（56卢布！基础奖学金只有40卢布。不过还没达到“列宁奖学金”的标准）。但因为古斯拉夫语只考了“三分”（译注：及格），红色毕业证（译注：蓝封皮是标准文凭，红封皮是荣誉文凭）失之交臂，但我也绝不是什么垫底的。再考虑到我在一所德语进修学校念了整整六年，部分普通课程完全用德语教授，所以本人德语水平相当不错，起码曾在文学翻译比赛中凭借翻译里尔克的诗歌拿过第一名。

总之，22岁的大小伙子，年轻、高傲，还很苗条呢！

第一声警钟敲响的时候，是我被安排进一个翻译小组，准备去国外工作两年。校长办公室引逗我说：“回来你就能自己买辆‘伏尔加’了”，我也愉快答应去工作两年。可后来莫名其妙没了动静，那些翻译同行陆续出国了，我却一直没人叫…… 直到某一天，女秘书回避着我的注视，支支吾吾地说（我引用日瓦涅茨基的话）：“验血结果好像有点问题”。

之后事情的发展又出乎意料：原本人人都以为我能留系任职，但最终并未。又是一样的场景，大家回避我的目光闪烁其辞。我十分不满（22岁嘛！），拿着分配文书去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十月区教育处。本以为能给我一纸待就业证明，结果安排了一份好活——派我去“第40青年工人学校”。

人家热情欢迎我——总算来了个男的啊。普通学校男老师都不多见，何况夜校。年轻、大学文凭，还懂外语！领导立刻分派我教俄语、文学、历史、社会学和德语。谢天谢地他们没开体育课，否则还不知怎样呢。

这所“夜校”分两班。第一班上午上课，针对那些下午上班的工人；第二班天黑上课，不用多解释。我自然是班主任啦。“蒙混学校”居然也设班主任？事实如此啊。做班主任能在工资之外多拿一份津贴，每月另有50卢布批改作业费，再加教两节课的双倍课时费（给特别诚实特别良善的恋苏正义分子专门说明一下：这是州国民教育局的规定，不是贪污和诈骗，懂否？）。

总之，在我22岁的时候每周只需工作四天（后来甚至减少到三天！），收入在当年算不孬了，人人都尊称我的名和父称，简直撞大运嘛。生活惬意，休息时间随便安排，实在是一份清闲美差。

可话又说回来，这份工作不算最理想。真正爱学习的学生屈指可数，其他人纯属混日子，自己都承认：“我宁可在厂里多干一班！”对他们而言，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描写的“多余人”形象毫无意义；《战争与和平》主人公的挣扎和痛苦之于他们，如同皮埃尔·别祖霍夫之于拿破仑——挨不着。提起叶赛宁，他们只知道“谢廖沙是自己人，写过女人和喝酒的事儿！”。马雅可夫斯基？无聊透顶。

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做？啥都做不了。所以您只能眼镜架在鼻梁上，灵魂秋意萧瑟（再次引用名句）。而我成了一方“土皇帝”。

还有糖果厂的姑娘们！这些小花痴面皮厚的很，毕竟从罗马到克里米亚都去过（译注：形容见多识广、阅历丰富），迅速掌握了怎样跟一位有点怕她们的青年男老师打交道。我像其他教师一样，授课时目光会往固定的一个位置看（我右手最后排的最后桌），被她们发现了，故意安排糖果厂职校的校花坐那边。

当年还没有时尚杂志，商业广告上的女性（如果有的话）穿着也很保守。西方世界疯狂追捧的厌食症麻杆儿Twiggy根本不是苏联职校女生的偶像。理想的标准是朴素、符合审美和实用主义。糖果厂职校头号美女是一位面色红润的健康姑娘，妆容鲜艳，头发漂过，腰肢纤细，胸部丰满。她慵懒地坐在我右手最后排最后桌，把大胸直接放桌面上（领口开得很低，几乎没遮没挡），用涂过睫毛膏和苯胺色眼影的明眸对我释放魅惑。

我习惯性地看向她。这个狡猾小妞摆出各种姿势，胖乎乎的手托着红润脸颊，望着我如同长辫美女瓦尔瓦拉望着伊凡王子，深情地叹气，撅撅口红浓厚的嘴唇，时而嘟起，时而媚笑。其他女孩捂着脸忍俊不禁，窃窃私语，而年轻老师面孔一阵红一阵白，只能扭头看窗外努力讲课，但脑袋却一次次自动转向美少女。

课程其实非常简单。由于根本没办法布置家庭作业（很明显没人会写），所以教学内容就是给这些劳动青年简单复述世界文学作品。后来我才读到：监狱里能够为囚犯们讲书的人备受尊敬，我发现自己正是这种角色。如果夜校是一所监狱，学生们是“牢头狱霸”，我就是宣讲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和娜塔莎·罗斯托娃爱情故事的说书人。

而当这位名字带拗口父称的年轻男老师满怀激情地朗诵诗歌，还挥舞双手，糖果厂姑娘们简直如醉如痴。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我非常、非常地痛苦。
痛苦从何来我也不清楚。
不知是劲风在荒漠、
凄凉的田野上呼啸，
还是如九月雨浇丛林，
酒精洒遍我的头脑。

我的头挥动着两耳，
似鸟儿抖动着双翅。
它再也不忍心在脖子上
让我的两条腿受屈。
黑影人，
黑漆漆的，黑漆漆的
黑影人，
快要坐上我的床沿，
黑影人，
叫我通宵不得安眠……
（叶赛宁《黑影人》，顾蕴璞译）

我就这样使她们神魂颠倒，仿佛蟒蛇卡阿催眠猴子（译注：吉卜林《丛林之书》）。教室一片寂静，女学生瞪大眼睛看着你。她们不在意诗句的具体涵义——这就留给阿萨多夫吧——在意的是语调、字里行间的韵律、不知从何处涌现的情感，这种情感莫名其妙催人落泪。诗中的“黑影人”坐在床沿之所以可怕，并非他要做什么缺德事，而是因为他让人捉摸不透，这才是更可怕的，诗句在耳边不停回响……
下课后我总会在桌上发现一两颗糖，是那种人人抢购的稀罕货。姑娘们把糖果藏在胸罩或靴子里偷出来送我（嚎哭吧，恋苏者！），令我感激不尽。

感人的事情还多着呢。

有个男学生叫托利克，街区小霸王。成天醉醺醺，言行粗鲁，剃短寸头，目光凶恶——1990年代初的“兄弟”就他这模样。理所当然每个人都怕他，包括我。

托利克想什么时候来上课就来，中途想走抬腿就走，感觉他才是校长，没人愿意轻易招惹他。某天他参加我的听写考试，答写完了，我一批改——竟然一个错误都没有。怎么会没错误呢？人家就是全写对了。连标点符号都正确，连非重读元音都无误，甚至那些难发音的辅音也没错。一切完美无瑕。如同天生的乐感一样，这是天生的语言敏感。毫无疑问我给他打了五分。

第二天发还听写纸，下课后他走到我面前递过那张纸，生硬地问：
— 什么意思？
我回答：
— 五分啊。
— 什么的五分？
— 听写成绩。
— 啊？没错吗？
— 没错。
他惊讶了：
— 真的吗？
— 是真的。怎么了？
这时他低声说道：
— 我平生第一次得五分。

您能想象吗？他的听写和作文一直很好，但每次都因为他是个流氓而被扣分。结果这一次，啪！我给了满分。从此我在这所学校的日子变得轻松愉快。每当有人在课堂捣乱、吵闹或干扰我讲课，托利克只要瞅那人一眼，就瞅一眼，教室瞬间恢复秩序。消息很快传开，甚至其他班级学生的表现也好多了，因为托利克宣布：谁敢惹我就收拾谁。

有一次他又喝醉了，深夜闯入学校闹事，砸碎门玻璃，满嘴污言秽语。于是学校派出物理老师（本校另一位男教师）去安抚他。等我赶到一看：托利克把倒霉的同事压在走廊，后者尽量保持镇定，勉强反抗，而托利克的脸色非常难看，似乎准备干点什么。我意识到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楼上教师办公室附近，女老师们照例尖叫不止，已经有人拨打02报警。

我不能说自己不害怕。他那个朋友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善茬。但我强压心头恐惧，试图和平解决冲突。我劝托利克停止胡闹，承诺不叫警察，让他回家。我的话似乎起了点效果，托利克放开物理老师，后者一下子瘫软了。托利克恶狠狠瞪我一眼，走向出口，临走又打碎另一块门玻璃。我松了一口气，连忙锁门，岂料一秒钟外面传来巨大撞击声——托利克正在拼命踹门，声嘶力竭喊我开门，当然还夹杂不少脏话。我神经紧绷，胃一阵痉挛，但还是开了门。托利克盯着我问：
— 我不会被学校开除吧？

是不是很可爱？不过后来他终究被抓进去了，课堂纪律重归混乱。但毕竟……好过那么一段时间。

毕业作文是另一个故事。

三年间，我又唱又跳给他们讲解文学、历史、艺术，播撒知识的种子，传递理性与美好。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好心没好报。多数学生选择自拟题目，没人乐意写《涅克拉索夫诗歌中的俄罗斯女性》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中的个人哲学》。他们写了些我记不清主题的稀奇古怪玩意儿。但这帮家伙还真挺有才！

某位学生的雄文太绝了！您知道第一位女宇航员是谁吗？是克鲁普斯卡娅！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掉：“就像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没错，全名！）飞上了太空，我国其他女性的未来也充满无限可能。”我拿着作文边笑边去找校长，询问该给这篇了不起的发现打几分。

校长说：“打几分？三分！别破坏指标！”

于是我懦弱地打了三分。毕竟指标绝不可被破坏。

与此同时，由于有大量空闲时间，我顺利通过最低分数线，进入夜间研究生部，很快意识到科学不是我感兴趣的领域。没什么搞头。

在我完成了规定的分配工作（整整三年！）之后，终于迎来一个机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电影制片厂招聘第三类纪录片导演助理，月薪100卢布（到手95卢布），于是我的教师生涯彻底结束。

延伸阅读：

索洛乌欣笔下的苏联七十年代生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苏联人民是否更诚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礼炮也象征着马铃薯甲虫在西欧的胜利。从1940年代末开始，这种害虫开始向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发起进攻。1950年，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故意传播害虫，波兰《人民论坛报》刊登题为《美帝国主义者的空前罪行》的文章，声称“美国飞机在夜间向民主德国和波兰投放了大量马铃薯甲虫”，控诉：“打算发动核战争的美国罪犯们今天展示了他们反人类的一面。只有要命的恶鬼才会采取如此恐怖的手段，故意摧毁和平劳动果实，竟用科罗拉多甲虫毁灭庄稼。”

这一事件在“人民民主”国家引发民众恐慌。苏联发起并支持这场运动，1950年夏天苏联政府就此向美国大使递交了抗议照会。

苏联农业部长伊万·贝内迪克托夫为应对马铃薯甲虫蔓延，1950年6月28日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提交报告称：

科罗拉多马铃薯甲虫是对马铃薯作物最有危害的害虫之一。此外，它还会危害西红柿、茄子和辣椒。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际，科罗拉多甲虫已广泛分布于美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德国西部、意大利部分地区、荷兰和瑞士。战争期间传入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德国境内的科罗拉多甲虫数量在战争年代扩散得尤其广泛。

1946—1949年间，苏联军事管理当局在苏占德国地区大规模开展科罗拉多甲虫防治工作，成功将其危害控制到最低，在与波兰接壤的地区几乎被完全消灭。

与此同时，美、英、法占领当局几乎未采取任何措施消灭科罗拉多甲虫，从而为其大规模繁殖和扩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导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西部占领区接壤地带持续遭受虫害。科罗拉多甲虫不断从这些边境地带传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多个地区，使共和国人民艰苦而投入高昂的防治工作成果化为乌有。

1949年5月在华沙召开的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植物检疫与保护会议上，各国代表团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美、英、法占领当局正在为科罗拉多甲虫大规模侵害德国东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创造有利条件。

美国人在为科罗拉多甲虫大规模繁殖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还实施了从飞机上投放大量甲虫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多个地区及波罗的海沿岸的邪恶行径，以此让波兰共和国也感染害虫。苏联农业部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科罗拉多甲虫从波罗的海涌入波兰共和国海岸的报告。这无疑是英美方面进行破坏行动的结果。

目前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科罗拉多甲虫蔓延形势十分严峻。波兰已发现390多个疫情点，捷克斯洛伐克800多个，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已发现科罗拉多甲虫。这种情况对苏联的马铃薯种植业构成严重威胁，尤其危害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加里宁格勒州和列宁格勒州。证实这一点的事实是：1949年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利沃夫州发现一个疫情点，1950年又发现两个新疫情点。

可以推测，美国人将继续进行空投科罗拉多甲虫的破坏行动，并且为了误导世界舆论，他们决定今年7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一次邀请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意大利和瑞士代表的会议，讨论防治科罗拉多甲虫的国际基础问题。与此同时，正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植物检疫与保护会议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揭露了美国人企图用科罗拉多甲虫侵扰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一系列破坏行动。因此必须在我国开展广泛宣传，使民众了解科罗拉多甲虫的威胁，掌握及时发现和消灭害虫疫情点的必要措施。

1947年，根据政府指示出版了六种关于科罗拉多甲虫的宣传海报，其中四种彩色海报由苏联驻德国军事管理当局发行。1947-1948年数万份宣传海报被分发到所有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加里宁格勒州和列宁格勒州。海报强调了科罗拉多甲虫可能出现在苏联领土的威胁，正确引导集体农庄庄员和苏联全体居民积极寻找甲虫踪迹并采取迅速灭虫措施。在这方面海报发挥了积极作用，使得1949年能够在利沃夫州发现一个疫情点。鉴于此，苏联农业部认为不应该撤回1948年广泛分发至各共和国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宣传材料。

考虑到科罗拉多甲虫蔓延之威胁日益严重，以及纠正海报中一些不准确内容的必要性，苏联农业部认为必须紧急采取以下措施：

1.在《真理报》、《消息报》和《社会主义农业报》上发表文章，强调科罗拉多甲虫造成的危害，特别是美国人恶意散播甲虫的事实；

2.通过新闻局在所有共和国、州和地区报纸上发表此类文章；

3.大量发行关于科罗拉多甲虫的小册子和彩色海报，依据苏联中央刊物发表的材料介绍虫害蔓延的事实。

报纸文章、小册子和海报可在2-3天内准备完毕。敬请指示。

苏联农业部长 И.贝内迪克托夫

（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 全宗7486.目录47.卷宗35.145-148页）

时间一天天过去，科罗拉多甲虫逐渐逼近苏联边境。1949年它首次在利沃夫州被发现，疫情点很快扑灭。但真正的大规模侵袭始于1958年，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温暖干燥天气条件下，科罗拉多甲虫群被风吹入苏联内陆。

基辅州某村庄的一位老年居民回忆：“我父亲在集体农庄当驾驶员，他曾载着农艺师去首都参加会议。会上说这种带条纹的甲虫无法用农药杀死。我记得，大家聚在家里议论纷纷，惊讶地问：‘怎么会有毒不死的虫子啊？’还有人说这种甲虫看起来像水手。”

最初人们把这种甲虫称为“水手甲虫”，不过大多数人仅在图片上见过。人们展开了大规模围剿行动，它的模样被印在火柴盒上，捉到一只奖励一戈比。孩子们花好几天时间钻进菜园四处寻找这些带条纹小甲虫。然而仅仅几年后，这种新害虫便迅速在田间蔓延，最终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祸患。

延伸阅读：

苏联进口粪肥的一件趣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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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媒体和娱乐网站都提过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如何用各种手段规避医生禁止他大量吸烟的建议。本文试图核实两条此类传言的真实性。第一条说勃列日涅夫在医生禁止他吸烟后，要求他的翻译直接把烟吹他脸上，甚至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会晤时也是如此。第二条说勃列日涅夫有个带定时器的特制烟盒，到点才开启。

勃列日涅夫的长期翻译是维克多·苏霍德列夫，早先为尼基塔·赫鲁晓夫工作，1980年代服务过末任苏共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所以，欲知勃列日涅夫在国际会议上的表现，首先应该参考此人回忆录。1999年苏霍德列夫出版了《我舌即我友：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一书，其中确有一章题为《有秘密的烟盒》。

据苏霍德列夫说，某个阶段医生禁止勃列日涅夫吸烟，总书记虽然服从，但命令贴身警卫员在他旁边抽，好让他至少能闻闻别人的烟味。“有时可以看到这般场景：一辆车驶来，车门打开，首长下车的瞬间，一团烟雾随之飘出”。

至于在重要会议上将烟雾直接吹向总书记脸孔的故事也来自这本书。苏霍德列夫描述当时经过：勃列日涅夫知道翻译抽烟，便要求他点一支。“我点了烟，自然是尽量把烟往远处吹。可勃列日涅夫再次要求说：‘不是这样！朝我吹。’结果场面非常超现实：谈判桌正中央，翻译坐那儿公然抽烟，甚至把烟吹向国家领导人的脸”。

苏霍德列夫也写了“有秘密”的烟盒。“据说，克格勃在单位内部什么地方为他制作了一个漂亮的、甚至堪称雅致的深绿色烟盒，并在盖子上装设带锁的定时器。勃列日涅夫只能在特定时间间隔后开启烟盒。他通常将定时器设置为45分钟，但往往在约30分钟时就开始摆弄。因为打不开，他会变得焦躁不安，环顾四周寻找能借烟的人。可尽管如此，他仍然非常自豪自己的烟盒”。

勃列日涅夫女婿尤里·丘尔巴诺夫曾回忆：某天陪岳父在卢日尼基体育场看球，中场休息时老头问他：“尤拉，有烟吗？”女婿说：“有啊，列昂尼德·伊里奇。”于是掏出打火机替岳父点一根。勃列日涅夫吸了半晌，说：“尤拉，别抽这种烟！”
从此女婿一个衣兜装自己的烟，另一个衣兜装岳父的“首都”牌。

如果不是2013年出现了第二个证据来源，苏霍德列夫讲的故事可能还会被人怀疑。1971年-1973年，理查德·尼克松用隐藏设备秘密录制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发生的所有对话。美国国家档案馆共发布了3700小时录音，包括会面和电话交谈。最后一部分录音（1973年4月9日-7月12日）于2013年公开，勃列日涅夫正是在这段时间（6月16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两国领导人的首次对话就从展示总书记的精巧烟盒开始，维克多·苏霍德列夫也在场——
勃列日涅夫：“请看，我这儿有个烟盒。它有特殊的机械定时装置，我不能……我无法在一小时内打开它。”
美国总统颇感兴趣：“哦，那怎么打开呢？”
总书记回答：“你看，这个装置，它正在计时，我一小时内无法开启。一个小时后它会自动打开。”

因此，关于勃列日涅夫要求对着他脸吹烟，以及带定时器烟盒的故事，都得到了他身边人的回忆录和其他历史资料的证实。虽然不同叙述中的某些细节有差异，但总体来说这些故事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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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谈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

主治医师谈勃列日涅夫健康状况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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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后来不同的是，在宇宙探索的最初几年，苏联太空计划领导者对于报道他们的巨大成功十分谨慎，直到百分百相信确实取得了重要成果。可即便如此小心，也未必能够避免声誉受损。

苏美两国太空争霸不仅消耗巨大开支，更要求谨小慎微。毕竟任何疏忽——更不用说失败——都会被对手用作宣传材料。

例如，1965年党和政府指示拉沃奇金机械制造厂设计局专家团队在短时间内研制金星探索任务所需的“金星4号”探测器。该项目之所以被重点关注，首先是因为“第1特种设计局”之前研制的三颗卫星在飞行过程中出现严重故障。拉沃奇金科研生产公司历史档案对此记载如下：
“1965年11月向金星发射了最新的三枚探测器。其中一枚滞留地球轨道，‘金星2号’的任务是拍摄金星照片并环绕轨道飞行研究近行星空间，‘金星3号’应投放着陆仪器。然而在接近金星前不久，这两枚探测器就失联了，原因是机载设备过热”。

所以1967年决定发射两枚而不是一枚“金星4号”。拉沃奇金公司记载：
“1967年6月12日，拜科努尔发射场使用‘闪电-М’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金星4号’探测器。1967年6月17日5时36分38秒又用‘闪电-М’运载火箭发射第二枚‘В-67’探测器，其设计、机载系统和科学仪器与6月12日发射的‘金星4号’基本相同。运载火箭前三级工作正常，顺利将头部提升至预定地球轨道。但由于第四级助推器故障，探测器未进入行星际空间，于是被命名为‘宇宙-167’停留在地球轨道上”。

1967年10月18日“金星4号”抵达目标，下降舱分离进入行星大气层，将收集到的数据传回地球，通信时间长达93分钟。然而苏联领导人并未急于向全世界宣布好消息。根据计算，下降舱应该已经着陆在金星表面，这算是巨大的成功，但当时没人知道实际情况。

同日，路透社记者写道：
“苏联科学家对其‘金星4号’探测器的命运保持沉默，虽然英国卓瑞尔河岸天文台已经报告他们在探测器着陆后收到了来自金星表面的信号”。

莫斯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并未提及探测器情况，报纸也没有这方面消息。前一天苏联科学院院长姆斯季斯拉夫·克尔德什曾向记者们宣布了探测器着陆金星表面的预计时间：格林尼治时间04:30。

美国人同样困惑，不懂苏联人为何不大肆宣扬任务成功。毕竟正如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所称：“来自英国的报道表明，探测器很可能在这颗星球上实现了世界首次软着陆”。

事实上苏联的广播、电视新闻简报和报纸特刊都在紧锣密鼓准备着，因为探测器首次着陆金星被认为是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最好的献礼。但很快路透社又播发一条爆炸性消息：
“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今天从莫斯科致电卓瑞尔河岸天文台主任伯纳德·洛维尔爵士，询问‘金星4号’发生了什么事”。

美联社报道同样耸人听闻：
“卓瑞尔河岸天文台主任伯纳德·洛维尔今天接到《真理报》编辑部来电，电话那头的人想知道苏联‘金星4号’探测器情况如何。洛维尔说：‘我把情况原原本本告知对方，并表示祝贺。他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在卓瑞尔河岸天文台报告有迹象表明探测器在金星表面部署科学仪器后两小时，共产党机关报就打来了这通电话”。

当时分管国防工业的苏共中央书记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要求《真理报》编辑部查找并惩罚将苏联科学技术胜利变为宣传失败的责任人。《真理报》国际信息处职员古尔诺夫在解释性报告中称：“我奉命电话采访卓瑞尔河岸天文台主任B·洛维尔的前一天，本报刊登了B·洛维尔应苏联科学院请求参与接收‘金星4号’回传信号的报道。因此，本次采访的正当性无可怀疑。电话拨通后，我先做自我介绍，并为这么早打电话致歉。B·洛维尔大度表示他和同事们整夜没睡，探讨了‘金星4号’飞行的重大意义。他接着问莫斯科关于着陆的最新正式报道是怎样，我回答我们正随时等待一份官方声明”。

古尔诺夫接着引用外国通讯社报道，称：“几分钟后我接听路透社莫斯科分社代表的电话，我对各通讯社报道把我没说过的话硬安到我头上表示莫名其妙。路透社迅速电传转发了我的声明……路透社的迅速更正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此事件中歪曲事实的人不是记者，而是B·洛维尔，他过去曾使用非正统手段证明自己接收和解译苏联太空实验数据方面的优先权”。

随后苏联继续进军太空，致电洛维尔教授产生的负面影响被消除了。1967年10月30日代号“宇宙-186”、“宇宙-188”的两艘“联盟号”飞船完成世界首次自动对接和分离，苏共中央向参与任务准备和实施的全体人员发去贺电。

不过档案材料显示，从那时起中央采取了更加严格措施，确保太空探索成功的报道必须经过最细致审查才公布，避免损害国家声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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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不久前人民决定赶超美国”

苏联的UFO研究机构

这张照片最早出现于2018年10月，年复一年在娱乐网站和社交媒体流传，声称：

左边的“阿姨”叫赫尔佳·阿达莫芙娜·冯-特劳森伯格，右边的叫玛丽亚·阿里斯季多芙娜·苏马罗科娃-埃尔斯顿。

赫尔佳·阿达莫芙娜·冯-特劳森伯格是非均衡热力学创始人之一，朗道最亲密的助手，15岁优异成绩念完中学，21岁莫斯科大学毕业，曾在苏联物理学之父：阿布拉姆·费奥多罗维奇·约费身边工作。

玛丽亚·阿里斯季多芙娜·苏马罗科娃-埃尔斯顿是昔年刺杀拉斯普京者：费利克斯·尤苏波夫公爵（苏马罗科夫-埃尔斯顿伯爵）的侄女，电动力学教科书作者之一，科学副博士，发表过90余篇科学论文，《实验和理论物理学杂志》助理编辑。

两人都是“П.Л.卡皮察”物理问题研究所员工，当天正在参加彼得·卡皮察为同事们组织的采蘑菇旅行。

照片拍摄者是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T·哈蒙德，1959年在研究所大门口巧遇二人，以为她们是偷偷溜进来采蘑菇的妇女。

2021年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科普杂志《世界观》甚至刊登了一篇关于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女贵族物理学家的文章。

事实上，所谓的“哈蒙德教授”实为弗吉尼亚大学名誉教授托马斯·泰勒·哈蒙德，讲授苏联历史和外交政策四十多年，冷战期间曾游历苏联各地，留下笔记和许多彩色幻灯片——哈蒙德颇有摄影天赋。2010年代中期弗吉亚大学公开了这些藏品，随即俄文互联网上大量出现该教授拍摄的苏联人生活场景。这些照片中确有此二位妇女，但归为“俄罗斯未知地点”类别，也就是说拍摄时间、位置和人物不详。经核实，无法从公开资料中找到托马斯·哈蒙德曾访问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或他认识彼得·卡皮察的任何信息。因此，关于照片的文字描述令人生疑。

继续细究文本：

卡皮察从1956年开始担任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低温物理和工程系主任，所以理论上他可能跟哈蒙德见面，甚至带领他参观位于多尔戈普鲁德内的研究所。

公开资料查不到所谓“赫尔佳·阿达莫芙娜·冯·特劳森伯格”。爱沙尼亚贵族“劳施·冯·特劳本贝格”家的一支迁入俄帝国扬堡附近，部分后裔（如雕塑家康斯坦丁、骑兵将军叶夫根尼等）曾在俄罗斯历史上留名，但没有一个叫“赫尔佳”的显赫人物。另外，物理学领域不存在“非均衡热力学”分支，只有“非平衡态热力学”。

费利克斯·尤苏波夫身份比较特殊，他爸出身苏马罗科夫-埃尔斯顿家族，通过婚姻获得“尤苏波夫公爵”头衔。革命后举家移居西欧，从此苏联历史再未出现“苏马罗科夫-埃尔斯顿”姓氏。革命前该家族成员没有“玛丽亚”的父亲“阿里斯季德”，更没有什么“连续介质电动力学”教科书——“均质”则是物理学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概念。

至于最早发布这个故事的匿名作者，在文末用小字体写道：“别太当真，您谦卑的仆人今天心情很好”—自己承认是开玩笑。而且此人还发过一张斯大林和汽车的照片，描述斯大林是盗窃雨刮器的退休老头。

综上，所谓“采蘑菇女科学家”只不过是挪用一张无名氏妇女的真实照片编造出来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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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都市传说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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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美国政府决定扩建莫斯科大使馆，克格勃反间谍官员闻讯感觉头疼——他们这病只有肛肠科大夫能治好。由于中央情报局放出话说新馆舍铜墙铁壁、风雨不透，诊断变得更加复杂。本文简单谈谈克格勃最终是如何借助一种最古老手段——美人计——去攻破中情局防线的。

1982年6月，卢比扬卡某著名建筑物七层，克格勃第二总局第一处处长、对外反间谍老手雷姆·克拉西利尼科夫少将办公室内正召开一次业务会议，讨论怎样渗透CIA和DIA严防死守的大使馆。决定使用传统但可靠的办法，寻找将会中标为美国使馆供应建材的外国公司下手。

克格勃招募人员没费多少工夫就瞄准一家芬兰公司，施展重金利诱，芬兰人无法拒绝。随后他们向莫斯科市发运了一批建筑构件，其中暗藏克格勃技术部门的“休眠式”窃听设备。待馆舍竣工落成，FBI、NSA全面检查之后，这些设备才会激活启用。但之前必须确保设备有效性，毕竟美国佬入驻后再发现故障就晚了。

众所周知，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也是海军陆战队负责保卫的。从1960年代起未婚大兵派驻苏联服役两年，奇怪的是竟然可以在市内自由活动。当然，上级严令禁止与苏联妇女发生亲密关系，违者将被遣送回国，甚至面临协助间谍活动指控、入狱二十五年的悲惨命运。不过人性从来都有可利用的漏洞。

雷姆·克拉西利尼科夫老谋深算，择定刚到莫斯科不久的22岁海军陆战队中士克莱顿·隆垂为策反目标。为什么选他？首先，此人既姓“孤树”，看脸孔可知系北美原住民后裔，推测不太可能是“沙文主义爱国者”。其次，克莱顿·隆垂的岗位在大使馆禁区入口，必须认识进进出出的CIA间谍，即便叫不上名字，也可从外交使团人员相册中指点出来——所以招募他一石二鸟。

策反行动分段进行。隆垂岗位不远处，视线范围内有一张办公桌，年轻貌美的乌克兰女翻译“维奥莱塔·希耶娜”受雇接待讲俄语的使馆访客，每天跟海军陆战队小伙子们低头不见抬头见。某日隆垂逛街，坐地铁“偶遇”维奥莱塔，打个招呼各走各路。一个月后再次“偶遇”，隆垂主动提出喝杯咖啡聊聊，结果被维奥莱塔的魅力彻底征服，同事关系跨越一大步。

一段时间后维奥莱塔介绍隆垂认识自家“萨沙叔叔”，实为克格勃官员阿列克谢·叶菲莫夫。几番往来，美女要求隆垂帮萨沙叔叔一个小忙，否则断绝情人关系。迫于压力，隆垂最终答应协助测试使馆新楼暗藏的窃听设备，又交出一些秘密文件，包括以外交身份为掩护在莫斯科活动的CIA间谍名单。两年后根据轮换规定，隆垂被派赴维也纳，临行前手写一张纸条留给克格勃，曰：“我是苏联的朋友，并将永远是苏联的朋友”。

如果莫斯科不再跟他联系的话，此事到此也就结束了。谁知萨沙叔叔1986年现身维也纳，要求“苏联永远的朋友”继续合作，出卖奥地利的CIA间谍身份甚至尝试窃听他们谈话，付给酬金2500美元。1986年12月另一位克格勃官员许诺协助隆垂和维奥莱塔团聚，岂料两天后克莱顿·隆垂自首，坦白交代一切，被押回弗吉尼亚州匡提科基地受审。1987年8月重判三十年监禁，罚款5000美元，开除军籍。

受其连累，莫斯科美国使馆的海军陆战队员全体撤换，两名战友被捕（后撤销指控）。中情局加密办公室被拆卸，用120个集装箱运回国，发现“遍布”克格勃的窃听装置。

1994年底一个美国电视摄制组到莫斯科探寻克莱顿·隆垂事件，想听听原克格勃专家看法。于是采访了退役的奥列格·卡卢金将军和另一位自称“退役反间谍上校”的人，获悉：美国公民隆垂“被美国政府安置于条件不合适的地方”，这个年轻人在无家眷陪伴的情况下被派到反间谍氛围严格的国家服役两年，放任他在完全由克格勃控制的环境中自由活动。最终，当这个没经验的青年成为情报机关老把戏的牺牲品后，不得不自己背负重刑。他的忏悔本应成为其他“迷途者”的借鉴和警示，却没人利用这一点。美国官僚机构的直接错误在于，他们已经知晓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所处环境，却未将海军陆战队员轮换时间缩短为一年（一年内招募这种对象是不现实的）。

1989年经海军陆战队司令说项，并考虑其悔罪、配合调查之态度，克莱顿·隆垂被减刑至十五年，1996年2月释放。

延伸阅读：

被怀疑是“美国间谍”的女主持人

波兰上校、北约间谍理查德·库克林斯基

知情者谈为克格勃工作的失足妇女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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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份报告：苏联船只在利比亚港口被野蛮袭击

1974年2月12日10时，苏联亚速海轮船公司“涅任号”货轮在班加西港（利比亚）办理入港手续时，警察和海关当局要求船长М.Е.克罗托夫同志开启保险箱，保险箱内存放有1号密码本、两份独立的译码本（发送和接收）、两份轮船公司关于同海军联络方法和特殊时期旗语的绝密通知、民用船只手册，以及禁止在印刷品上刊登的信息目录。由于克罗托夫拒绝配合此项非法要求，利比亚当局将其逮捕（关在他的舱室内）并扣留该船，同时声称将自行开启保险箱。

苏联驻利比亚大使馆工作人员闻讯赶赴班加西。轮船公司管理部门指示“涅任号”船长不要下船，如果利比亚人试图强开保险箱，就采取措施销毁密件和密码本。

今年2月13日12时“涅任号”通过停泊在同一港口的“安集延号”内燃机船向轮船公司报告消息，称密码本和其他密件面临的威胁已经解除。港口当局表示对“涅任号”及其船长实施的扣留将在苏联驻班加西领事抵达后撤销。

然而当天19时55分“安集延号”又报告说联系不上“涅任号”，后者被匪徒袭击，听见枪声，密件被抢走。据称三辆汽车靠近该船。

20时55分，毗邻“涅任号”停泊的“伊萨科戈尔卡号”内燃机船发来电报，称克罗托夫船长和另一名船员被强行带离，聚集在码头上的人群用棍棒殴打他们。21时，把自己反锁在无线电室的“涅任号”无线电操作员报告许多警察登上甲板，无法联系其他船员，猜测他们都被关押在舱室了。40分钟后又收到一份无线电报，说“涅任号”船员全部被集中在饭厅，走廊有警察，船长、大副霍岑科、二副安德里亚什被带下船，后者及另一名水手遭殴打。

据22时20分收到的报告，“涅任号”船员被关押在饭厅，表现英勇不屈。水手加林·瓦西里耶维奇·德罗兹多夫（1936年生）昏迷，由船医看护。霍岑科和安德里亚什受重伤（后者昏迷，被警察扔进警车）。

考虑到班加西港还有六艘亚速海轮船公司的船只，已指示这些船只的船长提高警惕，切勿登岸。

已呈报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2份报告：关于利比亚港口一艘苏联船只被野蛮袭击

1974年2月14日、15日第79号和第82号报告通报了利比亚警察与海关当局对靠泊班加西港的苏联轮船“涅任号”的野蛮袭击，以及苏联海运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м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 СССР)采取的应对措施。

今年2月14日22时收到“涅任号”船长М.Е.克罗托夫同志的电报，称苏联大使馆一名代表抵达班加西后，全体船员已被释放，但禁止离船登岸。二副安德里亚什和水手德罗兹多夫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当天上午10时30分他们开始卸载运往该港口的货物。

根据2月16日通过“安集延号”内燃机船获得的消息，苏联驻利比亚大使馆一名代表和港口当局一道离开“涅任号”。克罗托夫同志的舱室有8个警察，走廊还有6个。警察仍然坚持当着他们的面开启保险箱，威胁说否则不准货轮出港。克罗托夫同志认为他下船期间有人开过保险箱（据早前报告，“涅任号”被野蛮袭击期间传出了利比亚人夺取绝密文件的消息。该消息是“安集延号”内燃机船收到“涅任号”关于克罗托夫船长被抓、密件失控的暗号后通报的）。

已呈报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3份报告：关于“涅任号”轮船的情况

1974年2月18日第90号报告通报了今年2月13日“涅任号”轮船在班加西港（利比亚）遭野蛮袭击的情况。

根据2月19日通过“安集延号”内燃机船收到的消息，2月18日18时“涅任号”上运往利比亚的货物已卸载完毕。船上仍有一支警察小队。港口当局禁止苏联船只起锚出海。

已呈报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4份报告：“涅任号”货轮返回苏联

顿涅茨克州

1974年2月20日第94号报告通报了“涅任号”轮船今年2月13日在班加西港（利比亚）遭野蛮袭击之后的情况。

2月25日“涅任号”进入克拉诺夫港。询问船员得知，正如早前所通报的，本次事件起因是利比亚海关和警察当局检查船只时克罗托夫船长拒绝配合开启保险箱。

对保险箱的检查表明曾有人试图撬锁。保险箱内各种密件俱在，纸袋完整无损。

装有密件的纸袋被送往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检查，以便查明是否被启封和处理过。

在班加西港遭殴打的船员健康状况良好。

延伸阅读：

1967年“斯维尔斯克号”事件

1975年“警戒”号反潜舰兵变事件

1943年苏联货轮“被美国潜艇误击”之谜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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