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博士、汉堡大学教授维克多·登宁豪斯和历史学副博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德烈·萨文谈论政治生涯如何损害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健康，以及他的坏习惯、无法退休和对苏联公民福祉的贡献。
问：斯大林挑选党内活动家，不仅注重他是否忠心耿耿，也要看他的耐力和工作能力。那么勃列日涅夫开始攀登仕途高峰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了健康问题？
登宁豪斯：特殊的生活方式、精神压力、害怕得罪克里姆林宫大老板，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党政官员的身体状况。勃列日涅夫步入仕途，自然也不例外。
但我们对勃列日涅夫青年时期的健康了解甚少。据说他曾在1920-1921年冬天患过伤寒，从事过繁重的体力劳动（1931-1935年在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某工厂做司炉工）。1935年被征召入伍，说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足以服兵役。勃列日涅夫经历了整场战争，且受过伤（爆炸冲击）。1951年他突发心肌梗塞，尽管那时还算年轻，正在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任上。日后成为苏共中央书记、总书记，又经历了轻微心肌梗塞和高血压危机。
虽然勃列日涅夫早年健康欠佳，但劳动积极性十分突出。他在斯大林手下和后来的赫鲁晓夫手下官运亨通，说明这两位大老板不仅看重勃列日涅夫的忠诚，也认可他辛勤工作、按时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
萨文：需要指出，苏联国家体制的特点是一切都取决于最高领导人。因此领袖的健康在权力问题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谈论勃列日涅夫的身体状况，我们主要依靠勃列日涅夫自己的工作日记，他至少在生涯的后40年里一直写日记。
总体而言，勃列日涅夫——尤其晚年—似乎是个生活中虚荣心重的人，但在他自己笔下却并非如此。他写日记犯不着自欺欺人，很清楚自己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并且没打算取悦读者，从未想过把这些日记送去出版。如果说希特勒有一名速记员记录他的每一句话“留给历史”，那么勃列日涅夫就不这样做。再强调一遍，他对自己很诚实。这一点对于解读勃列日涅夫的日记至关重要，这些记述是可信的。
问：那么是否可以说，勃列日涅夫自1937年进入党内精英阶层后（译注：市执委会副主席），就开始以健康为代价换取步步高升呢？
登宁豪斯：一个人进入所谓“核心圈子”后，为了留下，必须努力工作并不断表现自己的积极性。据勃列日涅夫妻子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讲，斯大林正是因为他的工作能力才把他从广大近卫军中擢拔出来。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经常说起勃列日涅夫在战后重建冶金联合企业期间那些接连不断的深夜电话。他长期睡眠不足，精神紧张，第一座高炉出产钢铁之后终于睡了个安稳觉。也就是说，他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无法放松，一直处于紧绷状态。
此外，勃列日涅夫必须在人前展示自己状态良好，尽管在这种工作节奏下几乎不可能把健康保持在可接受的程度上。首先是长期睡眠不足的影响，再就是他精神紧张大量吸烟。身体自然而然会出问题。
在摩尔达维亚他继续点灯熬油工作，据他的私人秘书讲，勃列日涅夫上午10点上班，一直忙到凌晨3、4点。这套时刻表到了哈萨克斯坦也没改，哈萨克斯坦党中央农业部职员米哈伊尔·日哈列夫曾写道：勃列日涅夫因长期睡眠不足多次晕厥，不得不住院休息。
勃列日涅夫1957-1964年的工作日记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身为中央委员会分管国防工业的书记，职责范围非常广泛，从控制卫星和导弹发射，到为国防企业补齐缺少的配套零件，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工作时间不固定，几乎每天的日记都写：“晚九点回家”，“工作到晚十点”，“工作到晚十二点”。
除了常见病，勃列日涅夫还在日记中写了压力造成的更严重健康问题。例如1959年4月2日：“A.I.（注：指苏共中央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基里琴科，此人性格粗鲁、脾气急躁）极大地冒犯了我。我心脏病发作，几乎一整天萎靡不振”。
勃列日涅夫1964年执掌大权时，已经背负一系列健康问题和不良习惯：吸烟、缺觉、久坐少动。但尽管如此，他在入主克宫的最初几年仍积极努力工作。克里姆林宫医疗主任、著名心脏病专家叶甫根尼·恰佐夫院士回忆他1967年1月初首次面见总书记：“当我首次认识列昂尼德·伊里奇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积极、身强力壮的政治家。他是个有远见的人，为国家做了不少贡献”。勃列日涅夫的贴身警卫员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也说：“他的气质、精力和体力令我惊叹不已”。
所以论起职业生涯对勃列日涅夫健康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如果他当时是一名送信到家的乡村邮递员而非总书记，寿命或许更长。
萨文：我们查阅勃列日涅夫个人档案，找到两份政治局决议。其中一份日期是1951年5月：“斯大林同志。摩尔达维亚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请求联共（布）中央批准一个月的治疗假。”勃列日涅夫的请假报告得到了党内高官——负责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的伊格纳季耶夫的支持。这次休假是他患心肌梗塞后批准的，前面已经提过这次生病。
一年后的1952年6月，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政治局决定批准勃列日涅夫因健康原因紧急休假。1953年2月他再次因病休假两个月。那年头若非迫切需要是不会做这种决定的。因此属于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当时勃列日涅夫已经病倒了。
众所周知斯大林习惯夜间工作，整个国家和全体高级干部必须陪着他晨昏颠倒。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每个人都坐等克里姆林宫来电，这种上班模式当然损害健康。有一份1947年4月的文件可做证明：联共（布）中央《关于党和政府领导干部劳动和休息制度的决议》草案，摘引如下：“对党和政府领导干部健康状况的数据分析表明，一些人被发现患有严重的心脏、血管和神经系统疾病，工作能力大大降低。导致这些疾病的原因之一是不仅在白天，而且在晚上，甚至经常在公共节假日从事繁重工作”。上述疾病属于“贵族病”、高干阶层病。
问：苏联监督最高领袖和党内高官健康状况的一般程序是怎样的？
登宁豪斯：国家为此建立了一整套机构：专门的诊所、专门的医院。我认为勃列日涅夫在当选党内最高职务之前没有私人医生，之后则属于强制性配备。但问题是他对医生的态度如何。警卫员说他不喜欢检查，大夫认为他是个难缠的病人。
说到底，还是整个权力体制系于一人的问题。例如1968年“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二十四小时没睡觉。总书记显然在这紧张时期频繁使用镇静剂和安眠药，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8月25号开例会，勃列日涅夫口齿不清、浑身无力，瘫软趴在桌上——总书记当着下属的面突发高血压。医生赶到，想送他回家休息，但他不走。后来勃列日涅夫在“巴尔维哈”疗养院歇了两个月，就是这次发病闹的。再后来，总书记在中央临床医院卧床的次数越来越多，除了暑假，冬天也休息，出差时不断收到秘书们寄来的药包。
勃列日涅夫试图保持从前的活跃，但他再也离不开医疗护理和医学手段。睡眠尤其受干扰，频频服用强效镇静剂和安眠药，据医生说这导致他白天消沉和嗜睡。尽管如此，直到197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委员会同志和地方党委领导人看来仍然是完全健康的，更不必说普通民众了。很少有人知道他从专用医院（译注：即高干特权医院）进入克里姆林宫，行礼如仪后又回去继续治疗。
1974年12月26日他再次住院。叶夫根尼·恰佐夫说在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与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会谈前夕，勃列日涅夫遭遇了严重健康危机。贴身警卫员麦德韦杰夫描述得更具体：“勃列日涅夫在火车上脑供血不足，导致他陷入神志不清状态。”
1974年底是勃列日涅夫作为独立政治家走向衰落的开始。正是从那时起，关于他临床死亡、心脏移植、瘫痪等各种传言纷纷冒头。当时勃列日涅夫办公室的主要组织工作完全由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负责，包括决定哪些人可以面见总书记或直接拨打他的个人电话。契尔年科若不出席，政治局任何会议无法进行。
契尔年科也掌管着勃列日涅夫的签名印章，可以在总书记生病的时候代署文件。这对他而言风险当然不小，因为他要对独立做出的决策负责。所以他通常只在处理日常文件时用印，一旦涉及重要决议，即使勃列日涅夫卧病在床，最终决定必须请他本人做出。例如阿富汗开战的问题，尽管很多人说那是集体决策，但最终拍板的仍是沉疴难起的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工作能力逐渐衰退之趋势在1975年后开始显现，并日益恶化，其间偶尔会有短暂的积极活跃。他越来越频繁地迟到早退，花更多时间在自己别墅。除了农田收割季节前夕例行跟第一书记们通话，他的电话沟通范围急剧减小，会见的客人也是少数亲近之人。这时候总书记的主要职责仅限于主持政治局定期会议，而且会议持续时间不断缩短——从几小时压缩到40分钟。
问：勃列日涅夫对公共政治的看法如何？大家都记得，在他生命最后阶段实际已形成了一种新的个人崇拜。
萨文：斯大林年间，领袖的每一张图像都经过机构严格审查和批准。而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电视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极好的宣传工具——总书记直接与苏联公民沟通。但问题在于，领袖刚开始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形象光鲜亮丽，状态极佳。可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每个苏联家庭都看到一个日渐老迈、口齿不清、神昏体衰的勃列日涅夫。这就是他的悲剧——他对此无能为力。他被迫出席所有这些公开活动、会议，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冗长（长达六小时）的报告。这一切大家都瞧在眼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有损威信的情况？因为那些过去在“沙皇/臣民”之间不公开的事情，如今变得可见、可及了。人人都目睹了勃列日涅夫言语含混、屡屡出错，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
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通过电视向全国播出，实际削弱了苏维埃政权的形象，使其沦为老年人的政权，即所谓老人政治。
登宁豪斯：有个令人难过的故事：某位政治局委员进厕所后失踪了。据警卫员说，他们不得不踹门寻找，结果发现那人只是睡着了。那位麦德韦杰夫也回忆：“波兰谈判结束后，我们的代表团正走下一条陡峭的长楼梯。我回头一瞧，赫然看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不知怎么笨拙地摔倒了，肩膀朝下。可能脚滑了或踩空了，嘀哩咕噜往下滚，最后在楼梯底部撞到葛罗米柯脚边。‘走吧，走吧，别回头’——勃列日涅夫迅速说。”
麦德韦杰夫还曾透露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状态也不佳。在为勃列日涅夫颁发另一枚金星奖章的仪式上，葛罗米柯突发不适，摇摇欲倒。并肩站立的安德罗波夫一把搂住他，另一边其他人挤过来，就这样把半昏迷状态的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两边夹着抬出会场。
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在无人搀扶的时候只能正常走直线，拐弯必打滑，他的警卫员必须帮他扭身，否则就会摔倒。安德烈·基里连科，事实上的党内三号人物，开始脑萎缩。柯西金属于例外，他对自己的健康谨小慎微，但1976年也因脑供血不足在皮划艇上翻了船，差点儿淹死。跟他们比一比，勃列日涅夫还算相对健康的。
问：勃列日涅夫身体如此糟糕，对他个人生活有影响吗？
登宁豪斯：勃列日涅夫的个人生活不像戈尔巴乔夫和妻子赖莎那样公开。勃列日涅夫在家中有明确的职责分工，这一点我们在赫鲁晓夫家也能看到——老婆绝不可干涉丈夫公务。例如，勃列日涅夫禁止妻子派警卫员办她的个人事务。
警卫员们多次指出勃列日涅夫与妻子的关系非常好，尤其在他生病期间，没出现过尖锐冲突，虽然社会上有很多谈论他“外室”和情感纠葛的传闻。这方面我个人更相信卫士们提供的信息。总体而言，老两口各自过自己的生活：丈夫治国理政，妻子专注孩子和家庭。维多利亚回忆两人共同岁月，曾多次强调丈夫从不无病呻吟。
问：关于勃列日涅夫不良嗜好的问题，在他日记中是怎样体现的？吸烟、饮酒、安眠药在他的生活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
登宁豪斯：酒精对勃列日涅夫没什么大影响——战友们说他不爱喝酒。甚至还有一则传闻，说总书记的个人酒杯玻璃加厚，造成一种他杯中物跟旁人一样多的视错觉。最后几年他以茶代酒，琥珀色像白兰地。
萨文：至于吸烟的影响就大了。他是个老烟民，一支接一支抽，长年累月下来导致病情严重。吸烟者的口腔粘膜发炎，装假牙有困难。而勃列日涅夫迫切想要摆脱语言缺陷，清晰流利地说话，成了他的执念。
登宁豪斯：有不同的说法，比如有人认为他下颌肌肉衰退，所以发音含混。但还有另一种说法，称他经常去看牙医，问题确实与吸烟有关。大夫们一直劝他戒烟，1970年代中期终于戒了，尽管这对他来说不容易。
萨文：他的日记多次写道看牙医的事情。这算是勃列日涅夫的痛处。假牙问题连德国医生也帮不了他。但他非常渴望清晰、流利地说话，恨不能把医生捧在手心。他甚至把自己打的猎物送给人家，在一封信中指示：“给德国医生送一头野猪。”这件礼物被冷冻，飞机空运到联邦德国(ФРГ)。
医生们劝诫勃列日涅夫，如果戒烟，牙齿问题会更容易解决。于是就戒了，随即出现戒断反应——严重的睡眠问题。
登宁豪斯：此公1975之前一直是老烟枪。当上总书记后，勃列日涅夫获赠一枚带定时器的礼品烟盒，他对此非常自豪。但这个礼物是有用意的——让他少抽烟。烟盒只在设定的时间开启，比如每小时一次，但这个间隔对他来说太长了，就四处问工作人员和出席会议的人借烟。此事警卫员都知道，是个大难题。
请想象这番场景：一个人在泳池游泳，靠边叫警卫员递烟，抽一口，再游25或50米，又抽一口。夜晚警卫员还要在特定时间去他卧室送烟，因为不抽烟他根本睡不着。戒烟之后对药片的依赖增加了，不吃药辗转难眠。
保持健康和魅力对勃列日涅夫而言十分要紧。从1977年4月起他开始密切关注体重，几乎每天在日记写下最细微的变化——游泳前的、游泳后的、穿衣的、裸体的。他注重外表，希望在公众面前有个好形象。我们知道他曾委托驻民主德国大使阿布拉西莫夫亲自购买一个吹风机，每天多次整理发型——这对他是大事。当他开始掉头发时，简直要了命了。他也非常看重服装和配饰，穿量身定做的时髦西装，甚至连内衣都是专门为他寻找和定制的。如果他在外地休假，可能会派飞机把裤子和裁缝一起送来。结果，突然病倒了！
问：亲信们私下给总书记带过什么药？
登宁豪斯：主要是安眠药。勃列日涅夫的情绪之所以从冷淡转为兴奋，以及工作能力下降，药物依赖是关键因素。在他的日记中，多次隐晦地写苏联国安委第一副主席谢苗·茨维贡、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尤里·安德罗波夫和他熟悉的人（包括医护人员）向他提供药品的情况。
勃列日涅夫直到死前最后几天，一直在详细记录与安眠药和药片包裹送达相关的情况：“与安德罗波夫谈过，已收到”，“和茨维贡谈过，四片”（译注：此说有误，茨维贡比勃列日涅夫早死），“从安德罗波夫处收到黄色药片”等等。偶尔发现自己吃错药了——安慰剂效应对他无效，于是吞一把能找到的任何药片，有时还用茅香酒送服——旁人告诉他这样药效发挥快。甚至安德罗波夫本人时不时也得给生病的总书记拿这种神奇药酒。
他无法摆脱恶性循环，对此感觉羞愧，从他自己的日记就可以看出：“送来了”，“订了”，“切开了”。这是这个人的个人悲剧——他清楚自己无法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入睡、摆脱日常问题。甚至老伴也回忆，勃列日涅夫去世前最后一天像往常一样吃了药，因为不吃药他就活不下去。
问：所以我们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是被一系列复杂因素送进坟墓的？
登宁豪斯：当然。首先是他的职业生涯和随之而来的压力。从本质上讲，正是他自己构建的生活方式杀了他，尽管他一直试图通过狩猎和休养来缓解。他实际上直到最后一天仍在狩猎，自己举不起枪，让警卫员代射，但他依然享受这个过程。
正如我之前所说，勃列日涅夫无法从日常工作中脱身——文山会海无穷尽。权力对个人生活的全方位压力、没完没了的公务仪式和必须亲自出席的需要，事实上令他的健康严重受损。
1982年5月中央召开农业会议前，他说自己无法发言——两个月前视察塔什干飞机制造厂，铁架子塌在他身上，锁骨断了，耳朵也受伤。当时他疼痛难忍，锁骨恢复得不好，但人家说：“列昂尼德·伊里奇，没您不行啊，您必须出席。”最终勃列日涅夫被迫忍着肉体痛苦念完报告。警卫员说他脸色苍白、摇摇晃晃走上讲台，咬着牙挪回来，一屁股瘫坐椅子上。这就是说，当一个人进入权力结构最顶端，必须不断向前或假装向前。如果他不这样做，随从们——那些依附他的人——就会强逼他这样做。
萨文：他自己也在按这套规则办事。他无力迈出合乎逻辑的一步，继续发扬赫鲁晓夫被迫辞职的先例。勃列日涅夫的威望毋庸置疑，并未遭受“宫廷阴谋”威胁，但他本可以主动放弃权力、自行退休。然而他没这样做。结果，身患重病、迅速衰老的勃列日涅夫被迫担任领袖到最后，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走到死。
登宁豪斯：此人执掌大权十八年之久，许多最重要的问题没他无法解决，即使他病魔缠身、健康告警。从勃列日涅夫的工作日程可以清楚看出，他一直在寻找某种方式摆脱无休止的职责漩涡：1970年代末定期去看马戏表演、听音乐会、看体育比赛，甚至欣赏芭蕾舞。
在准备派遣苏军进入阿富汗的时候，总书记也有类似的“主动休息”——这段时间的日程安排中频频出现每两三天一次的“卢日尼基”体育场冰球赛。显然，这让他放松下来，充满活力，非常乐意去体育场。从工作中抽身的其他方式是打猎和开车。汽车给了他动力。在城外他经常自己驾驶，喜欢高速飞驰，还撞过车。
问：最后一个问题。勃列日涅夫作为政治家，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
登宁豪斯：他出自底层，完全清楚生活的艰辛。即使后来身居要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害怕失去高位。他深知现有权力等级制度的种种特权，内心也珍视这些特权。勃列日涅夫知道自己挣多少钱，精确到戈比，定期询问自己稿费，往他和老伴的存折上转账。
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逝世前曾说她不知物价，不知集市上西红柿卖几卢布。与妻子不同，勃列日涅夫尽力关心“小老百姓”，关注他们的诉求和需要，尽管他显然离苏联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
萨文：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人民第一次穿上好衣好鞋，有了住房、家用电器、私人汽车，三餐也吃得像样了。换句话说，他是第一位不从人民盘子里拿东西，反而努力往里面放东西的苏联领导人。
登宁豪斯：尽管对他本人有各种批评，但在勃列日涅夫治下，私有财产开始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金钱几乎成为衡量成功的主要标准。改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勃列日涅夫时期。
萨文：勃列日涅夫推行了“提高苏联人民福祉”的政策。为什么有些人怀念苏联时代？他们并不是怀念列宁，也不是怀念斯大林，甚至不是怀念赫鲁晓夫。他们怀念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尤其1970年代。
勃列日涅夫确实是所谓“停滞时代”的一面镜子。比如他对奖章的极大热情众人皆知，有各种各样的笑话——什么做扩胸手术、什么外衣掉落引发地震等等。但我们要明白他不仅仅奖赏自己。这个时候大棒和镇压早已退出苏联体制，勃列日涅夫转而依靠胡萝卜和精神鼓励。他试图通过授奖来推动存在严重问题的苏联计划经济。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统计数据显示那年是授奖最少的一年，仅五六千人获奖。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次年获奖人数就达十二万，随后每年数百万人获奖，因为设立了大量纪念奖章。所以他不仅给自己授奖，几乎每个苏联成年人都有一枚荣誉章，即便只是普普通通的“退休劳动者”奖章。
从食物、衣衫、汽车、住房到奖章，勃列日涅夫在许多方面都出色体现了他的个性。那段年月，苏联的意识形态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人民与政府正在互相适应。存在一种默契：只要民众不怀疑意识形态教条，政府就对民众保持宽容；只要政府为民众提供社会保障和一定的福利水平，并且对影子经济、低劳动生产率和集体农民的私人活动睁只眼闭只眼，民众就对政府保持忠心。一位富有洞察力的美国历史学家将这种制度称为“小交易”。纵然到了改革之初，人们所考虑的改革依然是在苏联体制框架内的改革，也就是说当时大多数人不需要资本主义。勃列日涅夫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下照样可以生活得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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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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