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10日傍晚，埃尔霍托沃村与兹梅伊斯卡亚火车站之间的“索菲娅”餐厅大堂聚集了一群喧闹的客人。北奥塞梯基洛夫地区公共餐饮管理局局长希玛·泽利霍娃正在庆祝生日，邀请朋友和同事赴宴。又一次为寿星健康举杯之后，希玛的驾驶员阿斯兰·格尔吉耶夫想到外面喘口气，起身往外走。刚走上门廊，黑暗中突然响起枪声，一支自动步枪顶住阿斯兰腹部，那人命令他：“退回去”。

格尔吉耶夫双手抓紧枪管，猛力推倒持枪男子，拔腿就跑。但他在黑夜中没跑多远，被一个树桩绊倒，背部中弹失去知觉。听见枪声的宾客还没反应过来，三名持枪男子冲进大堂，二话不说向宾客和餐厅职员射击。五人当场死亡，二十二岁的女宾扎莉娜·多耶娃-卡尔萨诺娃重伤。

在第一轮扫射中侥幸活命的人关掉大堂的灯，四散奔逃，其中一人是扎莉娜丈夫卡兹别克·多耶夫，他想回自己车内拿猎枪，跑到敞开的窗前，爬上窗台，却被又一阵扫射击中，受重伤跌落窗外街道。其他逃命的人也遭遇不幸，匪徒用自动武器把他们打得血肉模糊，开始寻找一息尚存的人。扎莉娜·多耶娃-卡尔萨诺娃说：“他们大模大样，毫不在乎脚下血水滋滋咕咕，绕着整个大堂走了一圈检查每具尸体。”

为了不留活口，袭击者向没死的人头部补枪。扎莉娜·多耶娃-卡尔萨诺娃奇迹般幸存，匪徒以为她断气了。女寿星希玛·泽利霍娃虽然第一时间藏身桌底，仍被匪徒发现。希玛哀求饶命，表示愿意交出全部现金和首饰，没想到人家要命不要钱，用自动武器打了一个十字交叉：先沿身体水平扫射，再从左肩膀打到右肩膀。

行凶结束，匪徒从收银台夺走二千一百卢布，迅速消失。多耶娃-卡尔萨诺娃拼尽全力爬出室外，找到正在流血的丈夫，卡兹别克用最后一口气念出儿子的名字，死在妻子怀中。扎莉娜又爬进自家汽车，但没摸到钥匙，于是不停按喇叭直至昏迷。

这时候阿斯兰·格尔吉耶夫苏醒了，强忍疼痛驾驶单位的公车到医院。医院的医助柳博芙·舍甫琴科回忆：“门突然被猛地推开，阿斯兰·格尔吉耶夫跌跌撞撞闯进来。他摇晃了一下，使劲儿抓住门把手，我们也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手指掰开。”格尔吉耶夫惊魂稍定，向医护人员描述事发经过。急救车奔赴现场，发现情况危急的扎莉娜，她被送往医院连续做了三次大手术，成功挽回生命。

与医生同时赶到“索菲娅”餐厅的还有警员，他们首先看见躺在门廊的门卫瓦西里·别捷耶夫的尸体——他是第一位受害者，不远处有一条死狗。警员进入大堂，眼前景象更加骇人。餐厅员工泽利姆·吉兹戈耶夫后来描述：“大堂血流成河，毫不夸张地说：深及脚踝。墙壁也有血红印记。”

全力侦破

枪击造成八人（或称九人）遇难：女寿星希玛·泽利霍娃、她的客人、餐厅吧台员、主厨、女服务员和门卫。苏联内务部刑侦总局局长安德烈·沃尔科夫中将从莫斯科飞来主持案件侦破，勘查完毕现场和遇难者遗体，侦查员对“劫财杀人”的猜测产生怀疑。警方注意到匪徒并未夺走受害人随身贵重物品，这些物品总价值远高于餐厅收银台的现金。因此注意力转向其他可能的作案动机。

一种说法认为匪徒想报复希玛·泽利霍娃生日宴的某位客人。第二种说法认为主要目标是女寿星本人——询问亲友和同事后发现她曾被一名追求者纠缠，但希玛没看上他。另一个嫌疑人是认识泽利霍娃、姓戈拉耶夫的男子，泽利霍娃曾挪用公款借给戈拉耶夫三千五百卢布，因迟迟不还钱，二人发生冲突，性格暴躁的戈拉耶夫威胁进行人身报复。早先在“索菲娅”餐厅上班的一个吧台女员工也被列为嫌疑对象，袭击发生前不久她被解雇，扬言找餐厅经理报仇。以及，某个姓加扎耶夫的人曾恐吓餐厅管理层，在“索菲娅”闹事，被撵走了。

幸存者扎莉娜·多耶娃-卡尔萨诺娃和阿斯兰·格尔吉耶夫伤情稳定后，侦查员找他俩询问凶手特征。但两人只记得匪徒之一脸孔消瘦，而且一边开枪一边喊“杀共产党员！”警方开启希玛·泽利霍娃办公室的保险柜，发现她生日宴的邀请名单，包括地区检察官鲍利斯·杜季耶夫、侦查员奥列格·捷科耶夫、地区克格勃分局长马伊尔别克·姆利卡耶夫，以及另外十位官员和企业经理。这些人最后都未赴宴，但侦查员推测匪徒可能知晓名单，意图杀害某位高级人物。

另一方面，技术专家提供了重要信息：鉴定结果显示杀害“索菲娅”餐厅顾客的自动步枪系数月前纳尔奇克市看守所失窃物品，袭击者使用的一支手枪在惨案发生前两周曾被用于另一起犯罪——1979年9月底某人用这支手枪杀害一名亚美尼亚男子和情妇，将他们的尸体弃置车内焚烧。由于两名死者均已婚，当时推测凶手很可能是他们的亲属。

而且发现焚毁汽车和尸体的位置距离“索菲娅”餐厅不远，侦查员不排除餐厅的某个员工恰好目击了犯罪，所以在10月10日的袭击中被灭口。曾在森林中望见火光的牧羊人记得一辆红色“日古利”轿车驶过，枪击案当天“索菲娅”餐厅附近也有人看见同款车辆。很快查明这辆车既不属于来宾也不属于餐厅职员，车主是当地夫妇，讯问时他们告诉侦查员，10月初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巴库公路遭遇三名蒙面匪徒拦截，匪徒将夫妇二人绑到垃圾场打算枪杀。妻子流泪哀告，说家里有五六个孩子，请求饶命。一通哭诉竟成功说动匪徒，对方没开枪，把他俩丢在垃圾场就走了。夫妇协助警员绘制匪徒的模拟画像，其中一人与“索菲娅”餐厅幸存者描述的匪徒容貌相似。

同时，在搜索真凶的过程中，警方顺便锁定并逮捕了多名同样危险的罪犯。时任北奥塞梯АССР刑侦局局长泰穆拉兹·巴塔戈夫说：“我们排查了每个非法持有武器的人——手枪、自动步枪、卡宾枪。调查了几乎绝大多数猎人。”

匪首落网

在众多线索中，调查人员开始关注居住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АССР奥希格尔村的哈布拉·奥斯马诺夫，他因为盗窃牲畜和倒卖圆葱被怀疑。警方派人监视奥斯马诺夫，暂不实施抓捕，但10月底发生了出乎意料的事情。奥斯马诺夫的老婆塔玛拉到警局报案，控诉丈夫酒后威胁要杀她。奥斯马诺夫对于塔玛拉不肯去商店买伏特加、坚持劝他戒酒十分恼火，骂道：“你这婊子，在这儿发号施令吗？”竟掏出手枪瞄准老婆。

两个警员骑摩托车去奥斯马诺夫家，打算找他问话。奥斯马诺夫一见不速之客，立即从院子藏匿处取出手枪和自动步枪连连开火。警员迅速找掩护，奥斯马诺夫跳上他们的摩托车逃跑。警员开枪还击，击中奥斯马诺夫双腿，但他仍设法跑掉了。随后搜查奥斯马诺夫家，在院内发现武器藏匿点。专家证实奥斯马诺夫射击警员的自动步枪就是袭击“索菲娅”餐厅的凶器。

奥斯马诺夫被全联盟通缉，很快有了线索：邻村某居民打电话报警称受伤的奥斯马诺夫敲他家门。这一次，摇晃站立不稳的悍匪不再抵抗，警员没放一枪把他捉回。奥斯马诺夫的老婆也提供了其他帮凶的关键信息。不久之后，团伙十六名成员落网，与关押在看守所的头目“团聚”。其中一人是二十九岁青年阿斯兰·格吉罗夫，警局的熟面孔，他曾在1975-1976年间领导一个伊斯兰主义团伙，活动范围覆盖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北奥塞梯和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该团伙多次作案，包括袭击纳尔奇克市“春天”餐厅、抢劫迪戈拉市百货商店、抢劫列斯肯地区消费者合作社，在后一起案件中枪杀了看守，劫走约三千卢布。讽刺的是，这些杀人越货的匪徒却是特别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将约三分之一赃款捐给本地伊斯兰教团体，又花九千卢布印刷《古兰经》和其他宗教文献。

1976年格吉罗夫团伙袭击克兹布伦-3村某“地下企业家”的住宅，此人和兄弟们取出武器顽强反击，匪徒见势不妙空手逃走，却把户主的妻子打成残废。户主依照“血仇”习俗誓言报复，大家都是高加索人，很清楚发这种誓意味什么，不得不暂避风头。格吉罗夫提议进监狱躲两三年，于是他们偷了几匹马和一台摩托车，主动投案自首。所有人分别被判一年至三年监禁，送不同劳改营服刑。那个“地下企业家”虽然交际广泛，始终没找着仇人，只好打消报仇念头。

与此同时，格吉罗夫在劳改营认识了奥斯马诺夫，后者当时因抢劫罪服刑并且对苏维埃政权有刻骨仇恨。二人很快基于极端宗教狂热和嗜血逐利欲望结成同党。1979年刑满出狱，奥斯马诺夫轻松加入格吉罗夫团伙，凭借领导才能和好勇斗狠逐渐坐上头把交椅。不久团伙又吸纳一名新成员：奥斯马诺夫的前狱友鲁斯兰·古巴奇科夫。这群强盗开始抢劫民宅，潜入牧场偷窃本地人的牲畜。1979年连续作案，获得赃款约七万卢布，捐赠伊斯兰团体的比例从原来的三分之一提高到二分之一。在奥斯马诺夫的推动下，他们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大量散发反苏传单。

当时他们手上的家伙只有一支转轮枪和几支截短的猎枪。为了增强火力，奥斯马诺夫提议扩充武器库，准备袭击纳尔奇克市看守所，因为看守所有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为此，奥斯马诺夫的得力助手、团伙前头目阿斯兰·格吉罗夫联络自己的熟人：看守所高级管理员加季耶夫。后者贪图重金答谢，同意向匪徒提供武器库门钥匙的模子。

筹备袭击看守所期间，团伙开始在“高加索”公路伺机作案，被他们杀害的亚美尼亚男子和情妇当时正前往皮亚季戈尔斯克市场卖水果。夜间公路杀人焚尸的消息迅速传开，警局提高戒备，奥斯马诺夫转而袭击集体农庄的钱柜。

一段时间后加季耶夫兑现承诺，将钥匙模子交给格吉罗夫，团伙借此配制了看守所武器库的副钥匙。但狡猾的奥斯马诺夫怀疑有诈，决定只派两名同伙格吉罗夫和古巴奇科夫去偷枪。头目的直觉果然正确：当二人捆住哨兵、夺走他的自动步枪、进入看守所内部时，警报忽然响起，格吉罗夫和古巴奇科夫勉强逃脱。奥斯马诺夫不愿再冒险，通过黑市（用现金和盗抢汽车作交换）弄到了PPS冲锋枪、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和两支马卡罗夫手枪。

匪徒们在“罗斯托夫-巴库”公路找目标试枪，某天夜晚发现路边停着一辆“日古利”……正在车内熟睡的年轻男子、老头和老太太惨死。

1979年10月奥斯马诺夫团伙扩充至三十六人，因长期逍遥法外变得极度膨胀，曾计划抢劫国家银行纳尔奇克分行。但他们踩点观察后自忖打不过值班保安、警察和武装押运员，对方火力更猛，遂放弃冒险。之后奥斯马诺夫怂恿格吉罗夫和古巴奇科夫抢劫奇科拉市百货商店，原定10月10日动手。由于古巴奇科夫在某次行动中不慎打伤自己的腿，临时让另一名成员萨夫拉伊尔·凯罗夫顶替他。三人来到柜台前，刚准备掏家伙，一名顾客走进商店，竟是老相识！意外来客打乱了抢劫计划，最终放弃作案匆匆离开。

返程途中经过埃尔霍托沃村，饥肠辘辘的奥斯马诺夫进“索菲娅”餐厅买饭买酒，正好看见职员清点营业款。所谓贼不走空，奥斯马诺夫返回汽车，提议打劫餐厅。格吉罗夫与“索菲娅”餐厅某女服务员有染，出言反对，奥斯马诺夫破口大骂，喝令他服从。

三人行至门廊，迎面撞见门卫别捷耶夫，他喊：“站住，不然开枪了！”匪徒不知道这是门卫一贯的玩笑，他经常对天黑来餐厅的客人说这话。奥斯马诺夫、凯罗夫和格吉罗夫当了真，近距离射杀别捷耶夫，又打死跟着主人冲出来的看门狗“旋风”。后来奥斯马诺夫供称：“如果这个门卫当时不多嘴，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我也不会坐在你们面前了。他真把我惹火了。”

解决掉跑出餐厅的驾驶员格尔吉耶夫，三人冲进大堂开枪扫射……

伏法受诛

为了逃避死刑，团伙成员积极配合审讯。他们还交代了一个细节：不拿走死者随身贵重物品是奥斯马诺夫本人的命令，他认为这样“不道德”。

随着侦查接近尾声，出现了新问题——在什么地方审判匪帮。在高加索本地开庭风险不小，仍有部分团伙成员在逃，他们可能袭击法院大楼劫囚。而且这种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办案期间潜在的控方证人曾收到匿名恐吓信，其中一封寄给卡巴尔达—巴尔卡尔АССР乌尔万斯基地区某个村苏维埃主席，扬言：“你这个村苏维埃主席要为奥斯马诺夫之死负责。我们不是单打独斗，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到你们村。”

权衡了各种可能方案，侦查员最终选定弗拉基米尔市一栋墙体非常坚固的建筑。开庭期间大楼被多辆装甲运兵车和约一百五十个内务部队战士严密包围，另有三百名警员和国安人员在建筑外围方圆几千米戒备。除遇难者亲属外，幸存者扎莉娜·多耶娃-卡尔萨诺娃也出席了庭审，她回忆：“第一天庭审时我从劫匪身边走过，举起带着固定护具的手狠狠砸在奥斯马诺夫头上。我对他说：‘这是替卡兹别克、替你害死的所有人、替我被毁的幸福打的。’奥斯马诺夫仰面摔倒，爬起来还想打我，当即被警察控制。”

四名主犯免死的希望终究落空。1981年北奥塞梯АССР最高法院判处奥斯马诺夫、格吉罗夫、凯罗夫和古巴奇科夫死刑（宣判当天是古巴奇科夫的生日）。四人向苏联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但维持裁决不变，很快被执行枪决。团伙其余十二名成员分别获刑10-15年不等。

后记

惨案之后，“索菲娅”餐厅的管理层强迫员工清洗大厅血迹，被员工们断然拒绝。于是在外面找人，请来几个上年纪的哥萨克妇女，许以高额酬劳，让她们把餐厅擦拭干净。这些人边干活边流泪，时而扔下抹布跑出去缓一缓。刚开始她们用手捧起血污，后来有人给她们拿了扁平的碗。

可是即便经过装修，顾客仍不愿光顾“索菲娅”，餐厅最终歇业，不久后整体拆除了。此地逐渐传出“被诅咒”恶名：位于已拆除餐厅对面、共和国境内著名的塔塔尔图普清真寺宣礼塔1984年莫名其妙倒塌。（译注：亦有说法称1981年宣礼塔修缮期间因工程失误倒塌）

延伸阅读：

1958年建筑学校女宿舍枪击案

1974年巴赫奇萨赖抢劫杀人案

罪行累累的切雷舍夫兄弟团伙

柯尼金团伙抢劫百货商店案

▢ 弗拉基米尔·阿巴利诺夫

苏联镇压的历史还远远没有写完。我们只听说过那些名人的命运，而且仅知其大概不知其细节。“一般的”大恐怖受害者充其量在殉难者名录上留下寥寥几个字，但正是普通公民的案件才使我们看清当年肆无忌惮的暴政。今天讲述的这起冤案之所以能够大白于天下，也是仰赖乌克兰2015年4月通过的《1917-1991年共产主义极权镇压机关档案开放法》。查看案卷封面，最扎眼的是本案持续时间之长令人难以置信——1947年12月立案、1993年4月结案，历时四十四年四个月。难道涉案者是老奸巨猾的人民公敌吗？非也，她是一名十八岁少女。镇压机器始终无法证明她有罪，于是施以法外处罚，送她去服苦役。

1947年12月11日乌克兰国家安全机关逮捕了沃伦州戈洛布斯基地区乌格雷-2村居民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捷尔卡奇，1928年出生，无党派，未婚，四年级文化程度，邮递员职业。指控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犯有《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第54-1″a”条和第54-11条规定的罪行，即“叛国”和“参加反革命组织”。如果罪名成立，她可能被判处枪决或十年有期徒刑并没收财产。

正式逮捕时捷尔卡奇已经被羁押了六天，羁押理由不明。而且早在12月6日她就向乌克兰国家安全部地区分局的侦查员斯米尔诺夫上尉作出了有罪供述。

问：侦查机关掌握的材料表明，您与”OУН-УПА”地下匪帮存在组织联系？
答：是的，我与”OУН-УПА”地下匪帮存在组织联系。
问：请说明您是在何时、被哪一个匪首拉拢，与”OУН”地下匪帮建立组织联系的？
答：我是1946年2月被拉入”OУН”地下匪帮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
问：请谈谈您在与”ОУН”非法武装匪帮保持组织联系期间所从事的反苏民族主义活动。
答：在1946年2月-1947年10月期间，我与”ОУН”非法匪帮保持组织联系，我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多次与匪徒会面，向他们提供苏联报纸和食品，在村庄进行侦察活动……

（译注：”OУН-УПА”指的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

所谓“被拉拢”当天，两名武装人员进入克谢尼娅·捷尔卡奇家中，问她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捷尔卡奇如实回答。其中一人问她是否有苏联报纸，她说有，递给他们每人各一份。来者领头的自称“卡利纳”，称呼同伴“莫罗兹”（这两个化名均见于档案记载。化名“卡利纳”的”OУН-УПА”成员至少三位，化名“莫罗兹”的至少五位）。临走前“卡利纳”交给克谢尼娅一项任务：去找同村名叫莉科拉·阿舒利克的姑娘，让她给“卡利纳”织一副手套。克谢尼娅照办。

克谢尼娅还承认她两次接收并转交村民密信——即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用细小字迹写在卷烟纸的条子。第一次是同村妇女娜塔莉娅·萨赫纽克给她的，匪徒在信中要求克谢尼娅辞掉邮递员工作；第二次是村民德米特里·弗拉修克给她的，让她把信交付邻村的伊万·多罗费耶维奇·津丘克，克谢尼娅同样照办了。

今天我们知道，战争最后一年乌克兰地下武装组织被迫经历一段“女人当家”时期。女性承担了为”OУН-УПА”队伍提供给养的任务，充当联络员和探子。每个联络员只掌握一个联络对象，但她们共同构成所谓的“女性网络”。克谢尼娅·捷尔卡奇是否是联络员之一？侦查机关终究未给出明确答案。

12月21日侦查员决定根据上述法律条款起诉К.В.捷尔卡奇。在搜查住宅时发现的一本书的封皮进一步加重了她可能面临的刑罚，因为封皮背面有一段手写文字。捷尔卡奇在审讯中说：“所出示的反苏和民族主义内容的文字，写在《一段人生历史》（注：伊琳娜·维尔德194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小册子封面，确实是在我被捕时从我家搜出的，但不是我写的，我也无法说明是谁在何时写的。”她还坚决否认关于她张贴”ОУН”传单的指控。

之后在乌克兰国家安全部卢茨克州分局的审讯中，捷尔卡奇否认先前供述。按她的说法，她或是“作了虚假陈述”，或是如实陈述情况但侦查员不知何故记录错误。于是安排捷尔卡奇与伊万·津丘克和娜塔莉娅·萨赫纽克当面对质，克谢尼娅部分确认了他们的供词。

次年1月9日，州分局侦查员泽列诺夫中尉决定将写在伊琳娜·维尔德小说封皮背面的“反苏、民族主义谰言”纳入案卷，“谰言”的内容是：“乌克兰民族统一国家万岁！”及另外两句类似的话。同一张纸上附有说明：“此件系从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捷尔卡奇处查获”。另外还有克谢尼娅亲笔供认：“这段文字是我写的，在我被拘留时从我家查获。”

案卷下一份文件是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丹尼柳克的尸检记录，她是另一名证人。死因鉴定为自杀（投井溺亡）。在案卷中她被列为克谢尼娅·捷尔卡奇转交的某份密信的收件人。另据查明，被要求织手套的莉科拉·阿舒利克不住在乌格雷-2村，具体位置不详。

案卷文件夹附有收条，证明К.В.捷尔卡奇已知悉预审材料，没有任何补充意见和申请。接下来是体检证明：“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捷尔卡奇，1928年出生，健康，适合从事体力劳动”。

1948年1月9日案件移送沃伦州内务部军事法庭，2月3日开庭，司法上尉库兹涅佐夫主审。克谢尼娅同案的两名被告是她同乡——叶芙多基娅·马特维耶芙娜·弗拉修克和娜塔莉娅·叶菲莫芙娜·萨赫纽克，此二人均在第一次庭审时承认了所指控的罪行。

弗拉修克供称，1947年夏天她进森林采摘浆果，遭遇两名持枪的УПА。得知她的身份和工作后，持枪者命令她将一份密信交给伊万·津丘克。15-20天后娜塔莉娅·萨赫纽克到她家，将一份给弗拉修克的密信交给她。叶芙多基娅文盲，让小儿子读信，信中指示她带猪油和面包到约定的森林地点。弗拉修克没有面包也没有猪油，空手前往约定地点，遇见一伙人，包括一个绰号“齐尔卡”的（根据业务文件，这个化名是“狼-3”营的百人队长弗拉基米尔·希瓦克）。弗拉修克被放回家，从此再没接触УПА分子。

被告人萨赫纽克供称，1947年夏天她在村内遇见两名骑马持枪者，对方给她两份密信，让她转交弗拉修克和捷尔卡奇。她送完信之后一个月，在村外放牛时又遇见两名持枪者，对方询问了本村情况，命令她送密信给津丘克和亚历山德拉·丹尼柳克。此后再未见过武装人员。

克谢尼娅·捷尔卡奇在庭上态度强硬，坚称自己无罪，表示：“我从未与’OУН’匪徒有任何联系。我本人从未与匪徒见面，也从未接受或完成过他们的任何指示，更未帮助’OУН’传递信件。”她还说自己从未给过匪徒报纸，“因为我所有的报纸都有登记，少一份没法向订户交代”。

法庭向捷尔卡奇出示写有“谋反文字”的书册封皮，她表示封皮确实是她的，但搜查是她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字是谁写的她不知道，她的签字是在国家安全人员斯米尔诺夫上尉“要求并坚持”之下被迫签的。她说：“戈洛布斯基地区国家安全局的斯米尔诺夫同志并未逮捕我，也没在我在场的情况下搜查我家，更没清点我的财产。”她还声称在预审期间被迫作出虚假供述，“因为审讯时他们吓唬我，甚至有一次打我的脸”。在州分局的审讯中她“继续作假口供，因为害怕如果改变供词就会像在区分局那样被殴打”。此外她还坚称记载假口供的笔录不是她本人签署，上面的签名不是她写的。“预审阶段在国家安全部州分局侦查科所做的胡言乱语供述，我一概否认。1947年12月21日确实是侦查员泽列诺夫对我进行的讯问，但我并未向他供述所谓1946-1947年间两次见过УПА匪徒，侦查员泽列诺夫为何这样记录我不知道。我从未对他讲过这些话。”

法庭随后传唤正在羁押的证人伊万·津丘克。他供称1947年夏天克谢尼娅·捷尔卡奇送给他一份“齐尔卡”的密信，信中要求津丘克通过捷尔卡奇转交一升酒精和一条裤子。但津丘克既没有酒也没有裤子，于是请捷尔卡奇把情况转告“齐尔卡”。检察官就此提问，克谢尼娅·捷尔卡奇回答：“伊万·津丘克的证词我完全不予确认。”据她说，津丘克曾找她借一百卢布公款（是克谢尼娅向村民代收的订报费），但拒不还钱，因此诬陷她。时任村苏维埃主席的津丘克承认自己确实向捷尔卡奇借过一百卢布，“用于为本村儿童购买童鞋”。

检察院的司法少校希多罗夫表示，在他看来弗拉修克和萨赫纽克的罪行已经得到证实，而捷尔卡奇的罪行“尚未完全证实”。为查明她的责任，需要进行补充侦查，尤其是笔迹鉴定。辩护律师弗伦克尔也同意检察官的意见，于是案件被发回补充侦查。2月10日此案被州分局的泽列诺夫中尉重新受理，正是他此前未查清案件并制作假笔录。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打给了基辅。

弗拉修克、萨赫纽克分别被判处二十五年劳改，并处没收财产；津丘克被判十年。等待笔迹鉴定结论期间泽列诺夫继续审讯克谢尼娅，但她态度坚决，否认先前的供述，声称因为害怕才配合。

笔记鉴定迟迟不出结果，泽列诺夫连续延长捷尔卡奇的羁押期限，每次一个月。此时出现了一名新证人——玛丽亚·梅连季耶芙娜·朱西。她供称克谢尼娅·捷尔卡奇曾拿反苏小册子和传单给她阅读。克谢尼娅断然否认，同时否认自己认识朱西。两人当面对质，但年仅十八岁、文化程度不高的少女克谢尼娅在对质中毫不退缩。尽管如此，九份传单和小册子仍被视为证据纳入案卷。

军事法庭要求进行笔迹鉴定的决定，造成侦察难以继续。虽然克谢尼娅的做法看起来很幼稚，但确实奏效了。1948年5月20日沃伦州国家安全局再次请求基辅加快鉴定：“由于缺乏笔迹鉴定结果，无法结束对捷尔卡奇案的侦查，她已被拘留调查六个月。”基辅方面答复进行鉴定需要捷尔卡奇的“自愿笔迹样本”，侦查机关遂向基辅送去捷尔卡奇签字的七份付款凭证，以及一份她本人填写的社会主义竞赛合同。可这些样本仍不够，1948年6月1日案件在无笔记鉴定结论的情况下被退回卢茨克：“进行鉴定需要捷尔卡奇在被捕前书写的5-6页手稿，但未能取得。”

6月9日申请被递交至苏联国家安全部”Д”处，”Д”处的主要任务是制作密写工具和伪造文件，也负责文件和笔迹鉴定。捷尔卡奇的羁押期限又被延长三次。7月31日笔迹鉴定结论终于送达，称：捷尔卡奇被捕后获取的笔迹样本中“存在若干故意歪曲特征”，但专家仍然认为讯问笔录上的签名系捷尔卡奇本人亲笔。至于书册封皮背面的反苏“谰言”，鉴定认为“特征吻合度及其个性化为推定该匿名文本系К.В.捷尔卡奇所写提供了依据。但无法作出更明确结论，因为未提供捷尔卡奇被捕前的自愿笔迹样本供研究。”

第二次侦察至此告一段落。案卷新增一份“适合体力劳动”的体格鉴定。

而在泽列诺夫撰写的新版起诉意见中，专家的推定直接变成了确认。克谢尼娅受胁迫做出的口供及证人证词均被认为真实可信。鉴于本案三名证人已被判刑且正在服刑，第四名证人已死，泽列诺夫建议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适用非司法程序处理此案，不再传唤证人。泽列诺夫认为十年劳改并没收财产是公正的惩罚。另有单独决议建议把她送进特别劳改营。

特别会议（起初称作特别委员会）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22年8月设立，当时仅限作出最长不超过三年的行政流放决定或驱逐出境决定，例如1922年11月流放所谓“哲学家之船”的乘客出国。1924年特别会议获得了判处最长三年监禁的权力，之后这一期限被放宽至五年、八年。1940年12月授予特别会议没收财产的权力，1941年11月因战时需要又授予其判处任何刑期乃至死刑的权力——所有裁决皆不得上诉。战后其权柄如故，特别会议每次开会要审理几百起案件，例如1950年2月10日当天特别会议审理了1592起案件。显然，面对如此巨大的工作量，他们只能照搬侦查机关已作出的处罚决定。

12月11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审理克谢尼娅·捷尔卡奇案，决定：判处10年劳改营监禁，不没收财产且不剥夺公民权利。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不愿屈服于命运，1949年7月她递交了充满泪水的申诉信，回信地址写着：“伊尔库茨克州泰舍特市，410-03信箱”。特别会议秘书处审查了（似乎只是快速翻阅了）这份申诉，决定：“申诉不予处理。”文件上有高级侦查员阿科皮扬中校的签字、秘书处主任叶绍洛夫少将的核准。

斯大林死后九个月，1953年12月克谢尼娅又向苏联总检察长寄出第二封申诉信。这次她的表述更大胆：“我已服完刑期的一多半，我父母全家都被迁往西伯利亚——秋明州，韦利扎恩斯基地区，布赫塔利的木材加工厂。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不比在老家更差，起码我们全都彻底摆脱了背叛性的环境——由于世界反革命敌对势力的阴谋，这种环境在西乌克兰至今仍十分普遍。家人的物质条件都还好，也有能力帮助我。再过四年我将服满刑期，希望能回到家人身边，在那里找到安居乐业的条件。可是我背负的侮辱性的、毫无根据的‘苏维埃政权和劳动人民之敌’的污名，使我无法平静下来接受自己和家人的处境。”

克谢尼娅点名指出那些“耍阴谋诡计”令她“背负叛徒污名而陷入孤立”的人，其中一位是伊万·津丘克，另一位是侦查员斯米尔诺夫。她写道：斯米尔诺夫“在我的案件中绝非客观的苏联侦查员，而是苏维埃政权的隐蔽敌人，也是我个人的敌人，怀有挑衅性目的”。她说斯米尔诺夫“终究成功地使我蒙上了怀疑的阴影，使苏联司法做出误判，并促成我蹲大牢”。

根据申诉材料，斯米尔诺夫曾被叫到州分局与捷尔卡奇当面对质。他在对质中承认写有反苏“谰言”的书册封皮并非在一次不存在的搜查中起获，而是“在逮捕前很久，其他国安人员偶然借宿时获取的”。克谢尼娅说在讯问和对质之后，斯米尔诺夫“威胁我，如果他无法找到材料起诉我，那就要换别人来了”。之后果然出现新证人——玛丽亚·梅连季耶芙娜·朱西（“我和她完全不认识”），声称捷尔卡奇曾经给过她反苏小册子和传单。克谢尼娅还写道，特别会议宣布裁决之后，斯米尔诺夫违背裁决，“带着他的同事，依据我不知道的文件和理由到我家，没收了属于我的财产：我的奶牛和全部衣物，也就是父母为我准备的全部嫁妆。”

申诉书附有一份证明文件，显示К.В.捷尔卡奇正在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的佩斯恰内劳改营（译注：即第八特别劳改营，专门关押政治犯，有煤矿、采石场、砖厂、肉类加工厂等设施）服刑。她的刑期起算时间（国家安全部的又一卑劣行径）不是特别会议裁决写明的1947年12月11日被捕之日，变成了原因不详的1950年10月27日。

申诉被转交给乌克兰沃伦州国家安全局，局长斯捷布洛夫斯基上校分别向侦查员泽列诺夫（现任上尉）和斯米尔诺夫（现任少校）索取书面说明。泽列诺夫固执旧词，将捷尔卡奇的“翻供”解释为企图逃避应受的惩罚，仅在陈述笔迹鉴定结论时承认“谰言”的作者身份系“推定”。斯米尔诺夫则称捷尔卡奇的指控“与事实不符”，书册封皮就是1947年12月11日捷尔卡奇被捕时查获的，他从未因捷尔卡奇案被叫到州分局，也没有与她当面对质，所谓没收财产同样是诬告。

然而时代不同了。1953年12月贝利亚被捕枪决之后，国家安全部机关人人自危，空洞的敷衍解释无法蒙混过关。沃伦州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阿列克谢耶夫中尉接手申诉复核工作。由于已故证人丹尼柳克系文盲，不可能阅读“密信”，阿列克谢耶夫讯问其女儿阿库利娜（1935年生，五年级文化程度）。阿库利娜表示认识克谢尼娅·捷尔卡奇，但对她与”ОУН”的联系一无所知。至于已故的母亲，确实曾有武装人员登门拜访，但与母亲谈了什么阿库利娜因年幼并不清楚：“不关心他们的事情和谈话内容”。她从未见过任何密信，也从未替母亲读过此类文字。阿列克谢耶夫追问：“侦查机关已知悉您曾给母亲亚历山德拉·丹尼柳克读过’OУН’匪徒送来的密信，因此我要求您作出真实陈述。”阿库利娜回答：她刚才的陈述千真万确。

阿列克谢耶夫又传唤从未出现在案卷中的伊万·阿基莫维奇·霍缅丘克问话，他表示记得克谢尼娅·捷尔卡奇，但印象很模糊，从未与”ОУН”匪徒有任何接触。阿列克谢耶夫大声恫吓：“您撒谎，我要求您就所提问题作真实供述！”对方拒不改口。

至此没有别人可查问了。村苏维埃证明本案其余证人或者正在服刑、或者不知去向、或者从未在本村居住。1954年6月24日沃伦州国家安全局高级侦查员希巴洛夫上尉决定：“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关于К.В.捷尔卡奇的有罪决定不能认为有根据”，因此“拟将被判刑的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捷尔卡奇（1928年出生）的刑期减至已实际服完的年数，将其释放”。斯捷布洛夫斯基上校批示：“许可”。

苏联军事总检察院的扎尔科夫司法中校不满意减刑释放决定。七个月后（推测克谢尼娅此时已获释）即1955年3月8日他明确指出捷尔卡奇案系捏造。案卷材料显示，被告捷尔卡奇1947年12月6日即以“被扣留者”的身份被逮捕并接受审讯，但案卷中未见扣留记录，表格上注明的逮捕日期为1947年12月10日，逮捕和搜查令却是1947年12月11日开具的。所以捷尔卡齐被非法羁押五日。

此外，搜查记录（即所谓在К.В.捷尔卡奇家查获包含民族主义煽动内容字迹的搜查）和登记的财产清单都存在涂改和修正痕迹……并且1947年12月11日进行搜查和财产清点时捷尔卡齐不可能在场，因为她已被戈洛布斯基地区国家安全局非法羁押。扎尔科夫亦强调，关于字迹作者身份的结论“建立在推定之上”。

扎尔科夫接着列举了证人证词的多个矛盾之处，指出这些证人在再次审讯时竟然“回忆起了”之前没说过的克谢尼娅犯罪情节，又指出证人М.М.朱西是国家安全部的秘密线人，她所谓捷尔卡奇曾将小册子和传单送给她阅读的证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存在疑点”。朱西供称上述传单和小册子她是1947年10月从捷尔卡奇处获得的，但直到1948年5月才交给地区国家安全局，间隔了八个月。

基于上述理由，扎尔科夫认为无法证明捷尔卡奇有罪。他建议将本案呈交负责审查因“反革命罪”获刑案件的中央委员会，并建议撤销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的裁决，终止对捷尔卡奇案的司法程序，恢复她的自由。1955年3月21日中央委员会采纳了扎尔科夫的建议。

但故事到此尚未结束，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不等于平反昭雪。1982年2月12日家住卢茨克市的克谢尼娅·捷尔卡奇又向沃伦州检察机关提交申诉，从这份申诉中我们得知她曾在收到“维持原裁决”的敷衍答复后尝试逃离劳改营，因此1950年3月被加刑三年。她写道：“我在服刑期间坚持劳动，一向能够完成规定指标……鉴于我目前已接近退休年龄，办理退休需要明确的工龄，但我在羁押场所的劳动时间不计入工龄，所以我不得不请求恢复名誉。”

案卷最后一份文件日期为1993年4月，是一份证明材料：“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捷尔卡奇已于1989年10月18日根据沃伦州检察院的决定获得平反，其情况适用1991年4月17日通过的《乌克兰平反政治镇压受害者法》。”有理由相信，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也依据该法律获得了被非法没收的嫁妆的补偿。这一年她六十五岁。

延伸阅读：

米拉·热列兹诺娃冤案

六位斯大林镇压受害者的自述

久经关押的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

▢ 阿尔乔姆·米罗诺夫

我想讲述我的四位亲人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经历。这些故事如果现在不写出来，很快就会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因为事件亲历者已经去世了。

侦察兵登上国会大厦

我外公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阿尔先季耶夫曾在侦察单位服役。他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他在路旁的树林醒来，躺在地上，脑子一片空白。尼古拉躺着寻思：我是谁？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其他人呢？开始努力回忆……他们侦察小组一共三个人，难道都打死了吗？他试着站起来，坏了，怎么也起不来（后来才知道被炮弹震伤了）。

他就这样一直躺到傍晚。想起战斗，想起自己身处敌后。自己人在哪儿？完全不知道啊。忽然瞧见一个男人赶着马车驶来，车上载着伤员。他与押车的军官对视一眼，军官立刻认出了尼古拉，命令车夫，“停下，这是我们的阿尔先季耶夫，得把他带上。”

赶车的回答：“我不停，到处都是德国人，马也跑不动了。”

中尉厉声喝道：“停！不然我像打死狗一样毙了你！”掏手枪顶在男人太阳穴。男人只好勒马，把路边的伤员抬上车。列兵阿尔先季耶夫就这样获救了。

事后查明战友撇下他撤退，甚至没确认他是死是活。因为这种疏忽他们被送进惩戒营。而我外公打完整场战争，甚至登上柏林国会大厦屋顶。

“瓦西里耶娃，快下来呀！”

我外婆叶芙多基娅·基里洛芙娜·瓦西里耶娃战争年代被派往西伯利亚某职业技术学校，那年她还不满十八岁。简易宿舍的生活条件特别恶劣：饭吃不饱，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甚至没有洗手盆，厕所在院子，大家都睡地，很多人身上长虱子。

经过妈妈反复劝说，她决心从这个地狱般的地方逃回老家——加里宁州苏哈亚尼瓦村。一路搭乘货运火车和各种顺风车，遇见一辆拉炮弹的卡车，直接坐在弹药箱上。远处忽然出现德国轰炸机，两个驾驶员弃车跑向路旁树林，大声叫喊：“瓦西里耶娃，快下来呀，要爆炸啦！！！”可叶芙多基娅心想：“不行，太高了，恐怕来不及了。我的死期到了……”轰炸机扔下几颗炸弹，在卡车附近爆炸，叶芙多基娅竟毫发无损。死亡就这样从她身边溜过去，也许我的外婆真是福大命大之人。

游击队员安娜和守护天使

作家德米特里·古萨罗夫写过一本书叫《超越慈悲的界限》，是关于卡累利阿游击队员的纪实小说。德米特里·古萨罗夫曾与我奶奶安娜·伊万诺芙娜·巴尔季娜并肩打过仗。战争期间安娜在“战友”游击队做卫生员，古萨罗夫的小说也提到过她，但书里没有的一个情节是奶奶亲口告诉我的。

有一天傍晚，激烈的战斗之后，安娜坐在一棵倒伏的树上休息。身边挨着一位伤员，刚刚帮他包扎好。安娜瞅见自己右脚的靴子松了，裹脚布露在外面，俯身想把靴子重新穿好。忽然她抖了一下，伤员像被劈了似的倒地，一颗子弹击中他太阳穴。如果安娜没有俯身，这颗子弹肯定打在她头上，狙击手瞄准的显然是她。

有人会说这是偶然。我不这样想，世间没有偶然。神的安排吗？或许吧。看来守护天使在关键时刻推了我奶奶一把……

朋友永远留在战场……

我爷爷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米罗诺夫，1941年7月从彼得罗扎沃茨克市公路技术学校毕业，应征入伍，进入航校。他们上理论课学习飞机结构，当然也有飞行训练。但由于战争初期飞行员数量比较充足，航空部队缺少地勤人员，他们这个学员排被改编为军械员。

战争期间亚历山大为升空作战的飞机准备武器，这项重要工作关系到许多战友的生命。对他来说最难熬的是等待：能飞回来吗？能活着回来吗？

爷爷最喜欢的电影是《只有老兵才上战场》。他在阿列克谢·斯米尔诺夫饰演的角色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每次观看总是眼含泪水。有一张当年的照片，爷爷站在飞行员朋友身边，这位朋友后来死于空战。如果当初学员排没有被改编，亚历山大很可能像他的朋友一样牺牲。

倘若这四条年轻生命其中之一戛然而止，就不会有我的爸妈，更不会有我。尼古拉和叶芙多基娅是我妈妈的父母，亚历山大和安娜是我爸爸的父母。老人们已先后亡故，却在这短暂的尘世留下自己的痕迹。我有一个亲兄弟，育有一女一子。每当我看着年幼的侄儿，就会思考人生命中某些看似平凡的片段竟蕴含着重大的转折……

延伸阅读：

伊万·巴甫洛夫回忆战斗岁月

伊万·沙巴林少校的战地日记

▢ 弗拉基米尔·多布林
（俄罗斯作家联盟成员，记者）

军事外国语学院的学员1975年被派往阿尔及利亚实习一年。我和同组同学马克西姆住在小城“雷盖亚”，距离首都阿尔及尔市二十千米。次日清晨我俩被洪亮悠长的唤拜声惊醒，浑厚的男性嗓音仿佛近在咫尺，实际是对面宣礼塔发出的。宣礼塔安装了大功率喇叭，召唤穆斯林礼拜的声音周围所有村庄大概都能听见。

我俩没赖床，立刻起身洗漱整理。吃完饼干+可口可乐早餐，七点整出了门。整个学员小组差不多都在楼院聚齐了：三十几位技术人员和两名翻译正在通勤大客车附近抽烟，谈的热火朝天。我们打过招呼加入进去。主管从楼里出来时大家迅速安静，把烟头扔进垃圾桶，环绕主管站好。主管逐一同每个人握手，目光直视对方眼睛，从头到脚仔细打量。翻译之一照稿宣读了他刚听收音机得知的本地和国际新闻，主管介绍了当天的日程，立即登车出发。

我们工作的地点就在昨天降落的国际机场附近，是从事军用航空技术维修、保养和测试的一个企业。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前此处曾是北约空军基地，广阔区域内拥有规模庞大、设备精良的战斗机、运输机、直升机和军用卡车维修间，也有露天停机坪和机库。第一天我们实际没做多少工作，小组主管很快把我们叫进他的“雷诺”公务轿车，带我们去“别墅”，也就是苏联驻阿尔及利亚首席军事顾问办公室。

“别墅”坐落在城市高处的小山坡，一条狭窄弯曲、坡度很陡的巷子蜿蜒向下。这是一栋两层石质建筑，采用古代摩尔人风格，窗户上装了花纹繁复的铁栅栏。厚重的铁门装饰着锻花图案，门后是几个不大的房间，拱形天花板格外显眼。地面和墙壁铺满漂亮瓷砖，组成马赛克图案。

我们在“别墅”交出自己护照，换取纸质身份证，又到会计处领现金，这时我犯了一个小小错误。一位苏联同胞陪同一位阿尔及利亚老人走进会计处，同胞大概三十几岁，是与我们乘坐一架飞机从莫斯科飞来的。在飞机上我曾听他用法语对人说他第一次到阿尔及利亚，今天看来确实如此——因为他没听懂他的阿尔及利亚朋友究竟问会计要什么东西。我看他满脸为难，开口替他翻译说人家想要一张付款单。会计立刻把单据递给阿尔及利亚人，那位同胞却涨红了脸，恶狠狠瞪我一眼。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苏联驻阿尔及利亚首席军事顾问的高级参谋，也就是我的直属上司。

这个职位真不低，应当是中校充任。但这一位却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生——也许他自己希望从军报国，也许是被征召当两年义务兵。回想他的反应，我料定他不会忘记我不请自来的“善意”，肯定要寻机“报答”我。事实果然如此，但他的“报答”却意外地对我有利，后来我挺感谢他的，此中细节暂时按下不表。于是我和马克西姆及我们的主管一起返回空军基地，开始熟悉那边情况。

主管首先领我们去管理处，引见当地航空部门负责人：一位深肤色的阿尔及利亚青年。我得知将被分配到直升机车间，马克西姆则在固定翼飞机车间。我那个车间的工长是一位约莫二十五岁的中尉，特别有礼貌、聪敏且友好。他这个年纪做中尉相当不错了，因为空军基地的指挥员是四十岁的上尉，阿尔及利亚军队总司令兼共和国总统也“只是”上校——我当时在阿尔及利亚没听说谁比他军衔更高。

刚开始我听不太懂当地的法语，有点沮丧。大部分阿尔及利亚人说法语口音很重，与我们的法语教师截然不同。好在短短两天就适应了。但很快又发现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我们在学院学了很多东西，唯独没学技术名词的基础知识。诚然技术门类繁多，几辈子也无法全部掌握，但有些术语却是所有技术领域通用的，比如“螺栓”、“螺母”、“螺钉”、“螺丝刀”、“钳子”等自幼耳熟能详的词。

只好抓紧时间抄下来死记硬背。同时又让我翻译我们的工艺流程图，很有帮助！我埋头俄法技术词典，翻过来覆过去，不久即能够比较顺畅地翻译我国专家与阿尔及利亚人之间的谈话。有时我并不真正明白谈话内容，照字面意思直译，可喜的是双方都能理解彼此。两边频频点头，十分满意沟通结果。苏联人、阿尔及利亚人纷纷夸奖我，来自希奥利艾（译注：立陶宛城市）的直升机厂经理也开始带我参加基地指挥员的重要谈判。应该说这是我熟悉的领域，因为本人从小喜欢航空模型。虽然之前接触的主要是固定翼飞机，但很快弄懂了直升机，明白了它为什么能朝任何方向移动，甚至倒退飞行。这一切使我兴趣盎然。

我们抵达阿尔及利亚恰逢斋月——穆斯林禁食的月份。这期间从黎明到日落人们不得进食、饮水或吸烟，餐馆、酒吧和咖啡馆一律停业，街上也看不见吸烟者，否则会有很大麻烦。阿尔及利亚宗教事务部长呼吁所有人（包括外国人）尊重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苏联方面也指示我们吃饭、吸烟必须避开当地人视线。我们想起学生时代为了不被老师骂，躲在僻静角落偷偷抽烟。

阿尔及利亚人对传统的恪守和坚韧的心理素质令人敬佩。他们忍受一白天饥饿、口渴和烟瘾，表面不动声色、认真工作，日落之后及夜间才放开肚皮大吃。不过并非每个人都能承受这样的作息，我两次目睹车间的青年工人晕倒，所幸没有严重后果。担架总是放在显眼位置。白天只允许飞行员吃饭，因为战斗值班优先。

不过有一位年轻的阿尔及利亚机械师倒是很有意思。斋月期间他用俄语问我“科巴萨”（译注：香肠）是什么，我认真解释了这种食品的性质，并强调通常含有猪肉。可小伙子似乎不介意，追问更多细节。我绞尽脑汁把自己知道的关于香肠的知识全讲了一遍，但他离开时显然不满意。我把此事告诉我国专家，大家都笑了：“他当然知道那是什么。之前我们也给他讲过，还提醒他里面有猪肉，可他不放弃。我们拿给他看，各种各样的香肠，他尝了之后又要更多。只好一直给他带，直到全部吃光。现在他盯上你了，但他要的不是解答而是香肠本身。你不送他就不罢休。”

事实果然如此。我不知道他是否自认穆斯林，但为了不冒犯他，上班时给他带了一块莫斯科熏香肠，用纸包得严严实实。小伙子消失片刻，五分钟后满脸笑容、神态愉悦地在车间走来走去，嘴里叼着火柴棍。

本人与苏联专家团队相处非常融洽，只有一件事起初不太理解：他们躲着我吃饭。斋月期间厂子的食堂不营业，我们的人各自带饭，而且吃得偷偷摸摸，以免刺激或诱惑正在封斋的阿尔及利亚人。所以专家们在一间小屋内关好门，却不知为何把我打发到另一个房间吃饭。我一直不明白其中缘故，直到在其中一人身上闻到酒味儿——多半是直升机防冰装置用的酒精。显然，他们怕我不小心说漏嘴，被上司发现。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与上司之间的关系很紧张。专家们担心这位严厉的领导不给他们延长出差期限，甚至可能提前把他们遣送回国——还没挣够买车钱和房子钱呢。后来他们想通了没必要瞒着我，提议我和他们一起吃饭。至于在工作场合喝杯小酒开胃，我始终是拒绝的，原因有二：即便很少量、度数很低的酒精饮料也会影响口译表现，有时让人词不达意，而且张嘴喷出酒气后果更不堪设想。

专家们理解我的顾虑。为表示信任，他们向我介绍了怎样从防冰装置提取酒精。容量六十升的酒精储罐被预防性地加了挂锁甚至贴了封条——这是操作规程要求的。但总有办法解决，谁让里头装的是大家最爱的液体呢。装置启动时酒精被输送到主旋翼的轴套，通过小孔流向桨叶以防结冰。但如果在地面启动，事先用棉花垫住轴套，再裹上一层吸水织物，酒精就会被吸附储存起来。关机之后，把裹着棉花的织物拧到干净容器内即可，无需储罐钥匙也不必破坏封条。

所以防止酒精被挪用的唯一真正有效办法就是改用电热防冰装置。阿尔及利亚已经开始应用这类装置了。

向我介绍直升机知识的同时，航空机械师们也讲了与之相关的不幸事故，有些简直惨不忍睹。其中一位说：“主旋翼桨叶如果有暗伤裂纹，可能导致桨叶断裂。如果旋转时碎片甩向地面，很容易造成人员伤亡。紧接着转子失衡、倾斜，桨叶疯狂上下甩动，甚至可能砍断尾梁。有一次，桨叶把米-4直升机座舱顶部连带飞行员的头一起削掉了。”

另一位回忆：“三个不靠谱的家伙飞越荒无人烟地方。航程很远，他们就开启自动驾驶仪，定好航向、高度。为了打发无聊时间，他们开始玩牌。玩着玩着忽然一声巨响，直升机剧烈晃动，手中的牌都震掉了。看一眼窗外，又扫一眼仪表盘，一切正常呀：航向正确，高度不变，下方一千米的森林也没什么变化。他们以为撞击大型鸟群了，野鹅之类的……于是继续玩牌。回到机场准备降落，地面人员通过无线电大喊：‘你们疯了吗？千万别降落！起落架没啦！主起落架！’原来他们的轮子擦撞山顶岩石，失去一侧支撑。倘若无人提醒，直升机着陆时必然侧翻，桨叶砍砸地面四分五裂，肯定会死人。最后用机腹降落在一大堆木料上面。”

延伸阅读：

莫斯科显像管厂打工趣事

▢ 安德烈·捷斯连科

刻赤居民口中的“旧检疫站小镇”，自从伟大卫国战争以来几乎没什么变化。安静的街巷被绿意盎然的花园包围，白色的小屋被低矮的石墙环绕。人们仍用老办法蘸石灰粉涂刷房舍和围墙，让人的心情也跟着清净明亮。碧空中斑鸠鸟飞来飞去，焦急呼喊着：“切库什卡，切库什卡！”

透过小小的窗户，看见我外婆叶芙根尼娅·伊万诺芙娜·博克正在狭窄灶间做午饭。

我微笑着问她：“热尼娅外婆，陆军元帅费多尔·冯·博克是不是咱家亲戚呀？四二年七月他因为反对战争、反对希特勒，被免去‘南方’集团军群司令职务。真奇怪……他们居然没枪毙他？”

外婆坐到小板凳上，深深叹气，忧伤地回答：“要真是亲戚，咱家也不至于遭这么大难了。我们虽然是德国的……但我父亲约翰·亨利霍维奇就是个一般木匠，又不是贵族。”

我懂外婆在想什么：“冯·博克一家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也被英国飞机炸死了，上帝都看在眼里呢……”外孙请求道：“外婆，讲讲那时候发生了什么吧。”

于是叶芙根尼娅·伊万诺芙娜开口回忆战争岁月：
“那年也是甜杏大丰收，就像现在。四二年夏天，树头一片绿一片黄，大颗大颗的甜杏密密麻麻。偶尔有果子掉地上，露肚皮的小孩和年轻的小战士喜笑颜开。
该吃午饭了。天气酷热，空气闷得人几乎无法呼吸。唯有从海上刮来的丝丝凉风让人深吸一口气，享受珍贵的片刻宁静。
中学刚毕业的妹妹安娜躺在床上，翻开书，抚平折起的页角，继续阅读被上一次空袭打断的小说。玛莎外婆轻轻摇晃小孙女，这孩子之前在阴冷的防空洞哭过，还没平静下来。而我则让战士们帮忙削土豆，快到吃午饭的钟点了。
邻居们从采石场的防空洞陆续回家，这次又捡了条命。七个年轻军官在我家借宿，指挥部就在附近。大姐拉娅回来后莫名其妙感觉焦虑……她收拾好孩子们，要带领全家折返防空洞。
我问大姐：‘拉娅，你怎么啦？疯了吗？空袭结束了怎么还往采石场跑？都安静了，你怎么搞得？’她不答话。我又喊:‘卓娅，若拉！回家回家！’
小妹卓娅在街上握着一根细树枝，把那些被警报声和飞机轰鸣吓得乱跑的鸡赶回院子。鸡被巨响震昏头了，四处乱窜。弟弟坐在白色的矮石墙上，望着天空，抓一把甜桑葚不紧不慢吃着，手和脸染得黑紫，却不挪动，目不转睛抬头看天。‘好了，都结束了，空袭结束了，魔鬼飞走了！不、不那里还有一架，飞得那么低！’
卓娅已经把鸡赶回院子，正和一个军官吵嘴，军官生气了，砰地摔门，把小妹关在台阶外。她说：‘若拉，快下来。’弟弟不耐烦回应：‘等等，它朝我们这边来啦！’
那架飞机像风筝似的低空缓缓飘来。我的心发紧，狂跳不止。飞机在我们屋顶上空盘旋，越飞越低，机翼的红星清晰可见。若拉又喊：‘是咱们的，是咱们的！你看它尾巴上也有星！’
这架飞机看起来像我们的‘玉米机’，顿时松了一口气。大家齐刷刷挥手，面露笑容。飞机绕了一圈，左右晃动机翼，往家这边飞来。
这时军官们正在换衣服。房门紧闭，隐约听见外婆轻声哄睡小孙女：“啊……啊……宝贝儿睡吧睡吧，都过去啦！”忽然一道闪光一声炸雷，一切都消失了。我什么都不记得，再醒来只见恐怖景象：卓娅被泥土和石块掩埋，脑袋露在外面不能动弹。房子已经没了，只剩地基和炉灶。天啊，我怎么在高处呢……
‘妈呀……妹呀……姐呀……’我呻吟着再次昏厥。邻居们厉声叫喊：‘拉娅，拉娅，你们家被炸了！’。拉娅撇下孩子，箭一样往回跑，看见眼前惨况，整个人呆住了。死寂……呻吟……杏子不停掉落的声音。家没了，满满铺着一层橘黄色水果地毯，颜色像血。拉娅两眼发黑，头晕目眩。半截上尉向她爬来，腰以下不见了，肠子在尘土飞扬的地上拖出一道血迹。他用尽最后力气，指尖扒地，望着眼前灰头土脸的女人。尘埃渐渐散开，把一切鲜活的东西蒙上黯淡灰色。上尉嘶哑说道：“拉娅……拉娅我求你……打死我吧！”说完深吸一口气，脑袋垂落地面。
若拉坐在院墙上，浑身像涂了石灰，歇斯底里吼叫。拉娅见卓娅的头露在外面，还以为脖子炸断了。这时小姑娘哼唧一声，姐姐发疯似的徒手拼命挖土石。邻居、战士们蜂拥赶来，拉娅边哭边小声念叨“活着，感谢上帝，活着！”
而我在树顶最高处尖叫，衣衫不整，心慌意乱。冲击波把我抛到金合欢树顶端，我睁开眼从上面俯瞰这一片混乱，脑子嗡嗡响，耳鸣不止。‘家人都活着吗？’可怕的念头挥之不去。想下树没力气，一阵阵陷入昏迷。
‘姑娘呀……妈呀……姐呀……’我一遍又一遍低声呼唤，稍微清醒又想努力下树回家。消防队来了，把我救下金合欢树。我两耳淌血，满身擦伤和淤青。感谢上帝，我没死。
大家开始清理废墟，眼前的惨状甚至令坚毅的军人颤抖。人们哭泣着诅咒战争、诅咒那个德国飞行员和他的飞机、臭骂希特勒和斯大林……
幸存的家人哭喊：‘主啊，这是为什么？你怎能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屋内的人全体遇难，遗体基本完整。玛丽亚外婆死了，她揽着小孙女，弹片击中她的心脏，她就坐在原位，伏在孙女的尸身上。热尼娅也死了，碎片击中她的小脑袋，甚至没出血，外婆还没来得及哄她睡呢，死神抢先一步把她带走。十年级的安娜未能读完小说，弹片打穿书本也打穿了她。七个军官牺牲，包括那个摔门换衣服、偶然救了我们三个的上尉。”

“这就是命啊！受这种苦，可怎么活啊？”热尼娅外婆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外孙轻声请求：“后来呢？后来怎样？请再讲讲吧……”

“就在菜园，离我们家废墟几步的地方，挖了两个坟。一个埋妈妈、女儿和妹妹，另一个埋牺牲的军官。傍晚咱们的部队撤了，法西斯推进很快。轰炸接连不断，而且搞不清德国人从哪个方向打我们。他们已经进村了，我们只好躲到坟坑等待。女人们尽力挖土，挖的浅也没办法了，大概一米深吧。用布裹着亲人，牺牲的军官没有布了，只能直接埋进去。指挥部的军人匆匆离开，没留下棺材，甚至来不及埋葬战友——走得很急。我们只好自己埋葬所有人。就这么苦命。
战争期间刻赤多次易手：一会儿苏军占领，一会儿又被法西斯占领。有意思的是，德军会在战斗前疏散平民，而苏军从不通知你！我那时不想再活了，满脑子自杀，弟弟若拉和妹妹卓娅阻止我犯这个罪。我如果死了，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办？大姐已经有三个孩子，她最小的女儿战前就夭折了。于是我把若拉和佐娅视若己出，一直抚养他们。
丈夫从战场归来，盖了新房子。我生了三个女儿，用死者的名字给其中两个女儿命名。我用这种方式修正战争造成的残酷不公。老太太、大女孩、小女孩，被残忍夺走无辜性命的人，如今在我三个美丽女儿——热尼娅、安娜和加利娅的身上继续活着。”

六十年过去了，坟墓仍在原处。热尼娅外婆走到菜园，劳作一阵，坐到小木凳上用衣袖擦擦泪水，向母亲、妹妹说几句，轻轻哄着孩子……墓地永远干净、整齐，夏天的鲜花紧挨坟头盛开。

外婆说着说着，苦涩的回忆又湿润了眼眶：“别人不会天天去，可我会，我和她们像邻居一样。跟她们说说话，我也轻松些。而且亲戚们来访，一定会去祭奠。无辜遇难的人只要有人怀念，在那边就能安详。只要我还活着，她们就像活着一样陪伴我。我们怎样对待过世的亲人，子孙后代将来也怎样对待我们。可是没钱立碑，钱从哪来？养老金连吃饭、买药都不够。冬天不烧煤怎么生活？虽然是克里米亚，可冬天风雪交加、又湿又冷。听说德国人的养老金多得花不完，而我们这些胜利者只求饿不死。再说那些牺牲的军官，姓名都不知道，下葬的时候连证件一起埋了。法西斯攻得太猛，天天轰炸，顾不上啊。我们忙着保命，害怕极了，唯恐法西斯打来。谁知道会怎样啊？”

整条街的每户邻居都知道这两座坟墓。有个自以为最聪明、最“正派”的女人听说此事，写信报告上级。于是不知从哪儿冒出些很不客气的家伙，像秃鹫似的扑过来，把外婆当作敌人推开，蛮横大骂可怜的老太太。他们挖出军官的遗骨，转移到集体墓地，外婆在旁边瞧着，吓得说不出话。“至于您自家亲属——想埋自己花钱埋吧！”看样是领队头目的那个人撂下这句恶毒话，带着完成任务的十足神气，一脚踹开小门，同当年的法西斯别无二致。

外婆哭了很久，因为这场屈辱、因为被粗暴对待、因为人的卑劣以及掌权者的忘恩负义和不理解。她仿佛重新经历了一遍四二年的惨痛，差点儿气死，生病好长时间：血压升高、心脏发紧、脑袋胀疼、脉搏狂跳、太阳穴像锤子敲，但上帝让她长寿。神看见且体谅她的一切，赐予这位瘦弱妇女力量，让她能够承担生命中的各种苦难。热尼娅外婆深受亲友和街坊四邻尊敬爱戴，凡认识叶芙根妮娅·伊万诺芙娜的人都把她视为女性的全然典范。亲戚劝她迁葬死者，但热尼娅外婆说：“等我死了葬在一起吧，到时候你们想怎样安排都行。目前神还让我活着，九十岁了，一切照旧吧！”

外婆低声抽泣，颤巍巍站起身，踉跄着挪步去捡掉落的杏。整个院子铺满黄澄澄杏子地毯，树头的鲜亮果实不停落下，似乎在提醒我们战争年代这家人遭遇的悲痛。今年又是甜杏丰收之年，这样的年景可不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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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代的乌克兰，5月22日被视为“敏感日”，因为异议人士自从1960年初开始聚集在基辅的塔拉斯·舍甫琴科纪念碑前，克格勃派员干预。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项“活动”实际源于更早的革命前。

塔拉斯·舍甫琴科坟墓1861年5月22日在卡尼夫落成之后，不断有仰慕者前来凭吊。这位“科勃扎歌手”最初下葬圣彼得堡，如今终于安息故土，就在第聂伯河畔他曾梦想定居的高岸上。作家尼古拉·列斯科夫1882年夏季造访卡尼夫的“塔拉索夫山”，亲眼见证：“坟墓一直有人拜谒，而它之所以严重倾圮正是因为未被遗忘”。两年后人们在坟墓竖立铸铁十字架，大约同一时期又建成小型博物馆——塔拉斯小屋（作家兼翻译奥列克萨·科别茨回忆“屋内两侧靠墙放着盖花布的长凳，墙上挂毛巾，其间高悬诗人肖像”）。博物馆设有访客留言簿，1901年第一本留言簿全写满了，启用第二本。

然而人们在迁葬纪念日集体扫墓这一传统是杰出作曲家米科拉·李森科1909年倡议的，当时他约朋友一起坐小轮船前往。有趣的是，1861年5月22日他作为护送人员之一乘坐同一条船陪伴塔拉斯·舍甫琴科的灵柩从基辅行至卡尼夫。从此每年5月22日总有许多基辅市民搭船造访塔拉斯山，1914年塔拉斯·舍甫琴科诞辰一百周年，凭吊者激增，之后几天亦然。翻看保存至今的留言簿，仅1914年5月25日这天就写了满满六页。

岁月流转，在纪念舍甫琴科的日子里人群络绎不绝。奥列克萨·科别茨说：每年五月底“在塔拉斯·舍甫琴科墓前举行一次无预告、无召集但规模必定宏大的集会活动，参加人数可达五千、六千甚至万人”。到了所谓“第一次独立”时期，1918年6月10日帕夫洛·斯科罗帕茨基政府宣布舍甫琴科坟墓为国家财产。

苏联建立后，五月末从基辅乘船去祭扫舍甫琴科墓的传统得以延续下来。出发日期未必是22日，有时会选在最接近这天的周末，但目的无疑是纪念迁葬。基辅市民前往卡尼夫规模最大的一次出行发生在1923年5月，因为这年墓顶的旧十字架被雕塑家卡列尼克·捷列先科创作的半身纪念像取代。布尔什维克政府并未阻止，人民委员会反而于同年决定在塔拉斯山建立科学教育保护区，六年后又特地为远道而来的访客修建了两层小旅馆。1939年诗人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墓地最终形成了今日面貌：高基座上矗立的青铜纪念碑，以及文学纪念博物馆。

纳粹占领时期卡尼夫扫墓被中断了，人民在乌克兰境内移动必须持通行证，何况根本不允许随便进入塔拉斯山——因为有德国兵营。1944年5月，当这座城市重新回归苏联版图之后，大批群众参加了当局举办的官方祭扫活动，并以乌克兰人民的名义敬献花圈。战后从基辅去卡尼夫的旅行一直持续到1950年，如果5月22日天气不好就改在6月20日（塔拉斯山纪念碑揭幕纪念日）。谁知1951年这项传统活动被强行阻止：斯大林政权已经与“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斗争了多年，在当局看来，拜访舍甫琴科墓显然属于民族主义表现。

随着赫鲁晓夫“解冻”，国内形势趋于宽松，似乎许多事情现在被允许做了。1963年5月22日一群舍甫琴科崇拜者首次自发聚集在基辅大学对面的舍甫琴科纪念碑前，他们既不是区委组织的，也不是应付公差，诚心诚意敬献花圈、唱诗人的诗歌。克格勃未加阻挠，但事后得知一直在秘密监视，把这次“自发活动”记录在案。随后两年即1964和1965年，国安部门继续只监视不干预。

1965年夏秋成为转折点。那时尼基塔·赫鲁晓夫已经被克里姆林宫政变推翻，乌克兰各地掀起了逮捕本土知识分子的浪潮。9月4日在谢尔盖·帕拉扎诺夫导演《被遗忘的祖先之影》首映式上，伊万·久巴、瓦西里·斯图斯和维亚切斯拉夫·切尔诺维尔发表了标志性的抗议宣言。1966年克格勃关于5月22日集会活动报告的语气明显改变，文件不再使用抽象的“个别知识分子和青年代表”，开始列出具体姓名如：“И.斯维特利奇内、演员Т.齐姆巴尔、医生Э.比尼亚舍夫斯基、工程师В.罗布科、退休者Д.波尔洪、Н.斯维特利奇娜、Н.普拉霍特纽克”。

1967年当局不再袖手旁观。5月22日傍晚纪念碑前“聚集约二百人朗诵、唱歌”，虽然报告承认“他们并无任何敌对言行”，但“22时15分警察部门试图制止正在进行的活动”，理由是扰乱社会秩序，因为22时后禁止在公共场所唱歌、喧哗。结果“五人被拘留押送警局，引起在场者愤怒。集会组织者之一Н.普拉霍特纽克号召了约一百人，23:00前往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意图在那里停留至清晨并要求释放被拘留者。经过解释工作，释放被拘留者之后，聚集在大楼前的人群散去”。此事没完。集会者次日起草抗议信（约五十个签名），寄给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乌克兰政府，还寄给当时正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并以传真电报的形式将事件经过告知大会代表德米特罗·帕夫利奇科、伊万·德拉奇和奥列西·洪恰尔，顺便给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著名月刊《新世界》投了稿。

此事仍没完。5月28日一群青年前往塔拉斯山，在博物馆留言簿留下二十六个签名，控诉有人禁止他们唱诗人的诗歌，甚至不允许他们说母语。很难讲这些信件和电报产生了什么效果，但正是在1967年，5月22日在当局眼中变成了“民族主义”象征，舍甫琴科纪念碑前的“集会”被定性为“反苏”。

1968年局势更加紧张。早在3月28日基辅街头就出现张贴传单，呼吁大家5月22日到舍甫琴科纪念碑参加两小时集会，随后八人一队有序前往基辅大学红楼喊口号。所以这已经不是“诗歌演唱会”，升级为了大规模抗议。克格勃将活动发起者（约三十人）置于“业务监视之下”。政府则采取了出乎意料的应对办法：紧急设立“基辅之春”文艺周，提出口号“兄弟民族友谊长存”。文艺周内容是在纪念碑附近安排基辅市、基辅州众多业余团体表演，时间覆盖5月22日及其前后几天。于是舍甫琴科纪念碑周边区域就被唱歌跳舞的“占据”了。据说用官方活动排挤抗议活动这一招是乌克兰国安委第一副主席鲍利斯·舒尔任科想出来的。

大学生们试图在纪念碑前自行其是对抗“基辅之春”，然而正如克格勃文件记载：“采取措施予以成功阻止”。1969年当局故技重施，再次组织政府汇演和国安力量削弱“民族主义者”的声音。但第三届“基辅之春”哑火了——乌克兰国安委主席维塔利·费多尔丘克呈送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和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的报告写道：“1970年5月22日，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士，包括自发组成的‘戈明’合唱团成员，以合唱形式对抗政府汇演。一百人的团体自20时开始与政府汇演同步演唱乌克兰仪式歌曲，持续三个小时，并在政府汇演结束后继续唱到5月23日凌晨1时”。

政府汇演23时结束，“极端主义倾向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举行了他们自己的持续近三小时的集会。发言者朗诵叶夫根·普卢日尼克、瓦西里·西蒙年科的诗篇及自己的作品，演唱了《遗嘱》《我的思绪……》《收割者在山岗收割》等乌克兰歌曲。1971年当局第一次明确打预防针：“基辅各高等院校提醒学生5月22日23时以后不宜出现在舍甫琴科纪念碑附近，引发了部分青年人的好奇心”。5月22日上午10时，克格勃在诗人纪念碑处“建立业务监视”，但未发生任何出格事件。临近傍晚，叶夫根·斯韦尔斯秋克（译注：作家、哲学家、异议人士）和伊万·贡恰尔（译注：雕塑家、画家）现身，默默献花后离去。18时15分“基辅之春”汇演开始：作家П.沃龙科、Г.多涅茨、С.奥利伊尼克和Н.普里霍季科发表激情洋溢讲话，“随后基辅市创作集体和业余文艺团体演出”。

此后，克格勃研判已不适合在塔拉斯·舍甫琴科纪念碑前继续“基辅之春”文艺周。根据基辅州委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齐布利科的倡议，1973年改为举办“全联盟艺术节”。

1972-1973年进行了多次大规模逮捕，乌克兰国安委主席维塔利·费多尔丘克1974年5月21日报告乌共中央：“1972-1973年间党的机关、社会组织、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安委及基辅州和切尔卡瑟州国安局，针对最活跃的集会参与者（包括业务考察对象）采取的预防性措施，显著降低了他们的积极性。1973年几乎没有此类集会，目前也未收到其筹备集会的任何材料”。但这不代表完全沉寂，人们仍然来到纪念碑前献花、诵诗，用这种方式多多少少表达对于压制的不满。

就连费多尔丘克本人也明白，尽管“已采取措施”，5月22日的集会仍将年年重复。他在报告中继续写道：“不能排除那些未逮捕的……他们的同伙及其他具有反苏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士，可能再次于今年5月22日在基辅或卡尼夫的Т.Г.舍甫琴科纪念碑前聚集并煽动反社会情绪”。总之，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5月22日都被视为不宜进入舍甫琴科公园的“敏感日子”，甚至白天亦如此！曾有大学教授上完课走习惯路线从黄楼途经公园去红楼，险些开除党籍（等于丢掉教职），最后挨了“政治目光短浅”的严重警告过关。类似故事屡见不鲜。如果是学生，当天走这条道很可能被大学撵回家。

于是这一天的公园异常冷清，平日总被带小孩老奶奶和下棋爱好者占据的长椅空无一人。克格勃还采取措施，避免通过“国际旅行社”渠道来苏联的外国游客在舍甫琴科纪念日期间出现在基辅。维塔利·费多尔丘克1974年的报告称：“预计到5月22日将有二百六十名资本主义国家游客抵达共和国，其中约一百人系美国和加拿大的乌克兰裔外国人。部分人可能成为5月22日敌对表现的煽动者和参与者。鉴于此，正采取措施尽可能调整外国人在基辅市的停留时间”。

到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国安机关终于停止监视舍甫琴科公园，也不再阻挠纪念诗人迁葬周年的集会。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国家元首和来访的外国贵宾都会尊重传统向纪念碑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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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一万余字，阅读时间一小时）

▢ 玛丽亚·罗玛欣娜

自从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俄罗斯走上了民主发展之路。那么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怎样设想21世纪国家发展呢？本文将探讨1983年安德罗波夫时代编写、仅供内部使用的《苏联1986—2005年科学技术进步综合规划》中的预测，并尽可能将其与2005年俄罗斯实际达成的指标进行比较。

苏联经济发展综合规划由三部分组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社会问题、提高人民福祉与文化发展》和《人口、劳动力资源与劳动保护》，其中详细分析了1983年全国社会经济生活指标。这份规划由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和ГКНТ（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下属的职能委员会制定，参与编写工作的主要单位有：苏联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下属之全苏系统分析科研所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文件不是在印刷厂出版，而是打字件复印的。由于该规划并非面向公众（不同于每年公开发行的国民经济统计汇编），因此可以说其中数据最接近当时国内真实情况。苏联1990年之前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主要方向已在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获得批准，优先任务是：进一步提高人民福祉、巩固国家经济、提升劳动人口积极性，进而增加物质与劳动力资源。

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与任务

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在于满足苏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解决提高人民福祉和社会发展的问题。政府为自己设定了以下任务：
— 建立无阶级社会结构，消除居民群体之间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差异；
— 持续提高人民需求满足程度和福祉水平；
— 在发展基本生活领域的基础上，创造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 巩固苏联社会的思想政治统一，完善道德教育体系，培养共产主义道德。

经济学区分两种再生产类型：粗放型再生产依靠增加额外资源实现扩张，不改变技术基础；集约型再生产则相反，它依靠提升技术与工艺基础的品质来增加生产规模。由于资源有限，从长远考虑，苏联经济的发展将力求向集约型再生产方式转变。

劳动力资源

截至1981年1月1日统计数据显示苏联人口2亿6660万，其中1亿3920万生活在РСФСР。苏联经济学家计划逐步降低劳动人口比例——部分通过减少就业妇女人数实现，这样做预计将提高出生率并延长育儿假期。若将1976-1980年劳动人口的绝对增长量视为100%，那么1981-1985年为30%、1986-1990年为28%、1991-1995年为28%、1996、2000年为61%，2001-2005年为64%。

1980年全国就业人口总数1亿3150万，其中74.4%从事物质生产，25.6%在非生产领域就业。在粗放型发展方案中，计划将物质生产领域的就业人数从1980年的9780万增加到1990年的1亿人，并一直维持这一水平。第二种方案则是，物质生产就业人数在1985年增加到9950万人后，逐步降至1995年的9710万，2005年进一步降至9240万人。根据集约型方案，非生产领域劳动者比例的显著提高应当通过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加快增长来实现，同时扩大退休人口参与社会劳动的规模。

苏联经济学家长远预期劳动力短缺将会加剧，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农业劳动力进一步释放。尽管苏联农业就业人口比例总体上高于其他经济发达国家数倍，但许多农业企业，特别是苏联非黑土地区的农场面临劳动力不足，尤其缺少机械操作人员。根据第一种方案，农业就业人数应从1980年的2700万减少到1990年的2510万，并在2005年进一步降至2180万人。而根据集约型方案，依靠生产过程全面机械化加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导致农业劳动力以更快速度被释放，按照这一方案，农业就业人数应在1990年减少至2470万、2005年减少至1830万，约占苏联总人口的7%。

1980年工业职工数占全国总人口的13%，预计这一比例未来将保持稳定或略微增加。查看俄联邦国家统计局2004年数据，总人口1亿4280万人中农业人口占5%，工业人口占10%。这种下降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苏联解体之后，大型工业区顿巴斯和农业人口为主的加盟共和国（中亚）都已分离出去。

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改进生产技术。由于苏联经济最初是以快速增加就业人口为目标，因此需要在新的劳动力资源形成条件下针对经济进行根本性调整，这就要求研发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和工艺并将其引入生产取代旧技术。新技术和工艺首先应当确保总体减少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数量，尤其是低技能和重体力劳动者。1980年代初物质生产领域从事体力劳动者逾5000万，其中约55%为工业工人，约65%为建筑工人。减少手工劳动的主要方向是：起重运输和仓储作业（1980年代初约900万人）的机械化、装配作业（约800万人）的机械化。

增加劳动力资源使用效率的另一种方法是提高劳动密度、减少工作时间损失。规划编制者认为，为此需要尽可能激发工人对生产成果的兴趣，完善工资制度及物质和精神奖励体系。减少工作时间损失首先应通过消除旷工和未经批准的缺勤来实现。若能减少因病缺勤，将释放出大量的时间储备。然而，所有这些措施都需要对基层劳动组织进行重大调整，保障和支持生产及公共服务领域劳动者的劳动制度。

1983年对各工业企业的分析表明，仅班次内停工就浪费了15–20%的工作时间，因此减少或彻底消除这类停工现象将显著提高劳动密度。两点一线式通勤和轮班制也是经济效益显著的就业形式。今天我们正好能观察到这些方式的普及，外埠（译注：指首都以外的地方）无法为所有居民提供薪酬优渥的岗位，所以许多人选择到大城市或北方地区以轮班方式工作。

因此，根据综合发展规划，预期将通过技术改造苏联国民经济固定资产、提高劳动密度、减少工时浪费、改善劳动组织以及扩大跨地区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来实现既定任务。

专业人才培养

在制定教育和人才培养领域的规划之际，存在以下问题：
— 保持不同类别劳动者（熟练工人、中等专科和受过高等教育专业人员）数量之间的合理比例，以便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
— 在教育体系中实现人才培养形式（教育机构类型、学习形式）与专业化方向（知识领域和水平）上的平衡。

预计这些问题仍将长期存在。同时，就业人口未完成中等教育的比例呈下降趋势（1960年为26%，1990年为16%，2000年为8%，2005年为5%）。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2004年底俄罗斯就业人口具有基础中等教育（九年级）的比例为6.2%，具有完整中等教育（十一年级）的比例为22.6%。还应逐步消除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水平和品质上的显著差异，缩小普通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毕业生培养效果上的差距，改善各地区专业人才的保障情况，使人才培养中心尽可能靠近其未来就业地点。再就是：职业指导体系发展薄弱，学生对学习成果兴趣不大。

在远景时期，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职业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应当以超快速度发展。在扩大职校网络的同时，有必要改善其物质基础，加强合格师资的配备，优化职校在全国范围内的布局，更加充分地考虑国民经济非生产领域对相应资质劳动者的需求，加强职校与生产的联系。展望未来，苏联经济学家计划在每一个新建的或已有的大型企业（雇员两千人以上）附近建立一所基础职业技术学校，从而解决全体青年工人均能在固定学校深造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有将职校和技校毕业生按具体岗位分配而非仅按企业分配的实践经验。

对中等专科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必须通过加速发展技术学院来满足，这些学院需要从十年级毕业生中招生。在科学技术进步成果加速应用于国民经济的条件下，早在制定规划时人们已认识到，劳动者获得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已不够以满足其终生需求。在远景时期，建立灵活的劳动者再培训和技能提升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必须加强实习与改行培训制度的作用，扩大并常态化学术休假。当然，1980年代初的规划制定者无法预见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使得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数十倍。21世纪职业需求不断变化，每年都有新专业出现，而教育体系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所以，苏联时期指出的问题不仅没解决，反倒更加严重。

投资资源

在1970年代，投资活动由于多种原因开始放缓。资本投资规模从“九五”计划时期的142%下降到“十五”时期的129%，初级投资资源（木材、合成树脂、塑料等）的再生产受到更大限制。与此同时，机械制造业和建筑业尚未做好应用先进结构材料的准备，导致使用这些材料能够带来的节约效果无法充分体现。与“九五”计划相比，生产能力的投入动态下降了近10%，而“九五”和“十五”期间投入产能的资本密集度和资金密集度增长了30-50%。

机械制造业未能实现国民经济要求的结构性转变——首先是手工劳动机械化、农工综合体的加速发展、化学工业的提升及出口潜力的扩大。机械制造业和冶金业产品的品质与技术水平无法满足国民经济需求，这导致设备进口量急剧增加。与此同时，投资资源被浪费在制造性能过剩的设备上（例如盲目追求通用性、追求突破世界纪录），这些性能在企业实际生产中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工程建设周期超标2.6倍，导致新设备和建设项目在投入生产前已经落后过时。

初级投资资源的短缺，尤其金属不足，导致黑色冶金工业发展严重滞后。建筑安装工程和机械制造业的滞后导致进口比重上升、推高设备价格，从而降低了资本投资效益。

“十五”期间冶金、动力、钻井、压缩泵设备进口大幅增加，海外采购的金属加工设备、半自动化生产线及其他各类机械设备也有所增长。进口剧增显著加重了原材料工业的负担——包括燃料能源综合体。石油加工、化学、造纸工业及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等领域开始更多地采用进口设备。

为克服投资活动中的这些不利趋势，在远景时期，政府计划消除初级结构材料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失衡，减缓新增产能的资本密集度和资金密集度增长，加快固定资产更新换代，并提高国产设备的技术水平。

资本密集度和资金密集度增长的原因包括：设备和建筑材料成本上涨、建设规模扩大、建设活动向北方地区和地震带转移。在远景时期，通过降低国产设备单位产能成本、开发更可靠的机械和设备型号、减少昂贵设备进口，以及更合理地利用现有生产设备，有望放缓增长速度。

能源资源

1980年代苏联燃料能源综合体进入了传统燃料生产放缓阶段，导致燃料能源资源整体产量下降。1951-1970年燃料能源资源(ТЭР) 年均增长率7.2%，1971-1980年5.1%，而根据行业预测材料，1981-2000年增长率不会高于2.5%。这种趋势是燃料能源行业生产资本密集度持续增长的结果。

1961-1980年间燃料能源资源(ТЭР)分配情况如下：用于满足国内非燃料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的ТЭР比例下降，而出口资源的比例上升。在此期间，燃料和能源出口量增长了5.4倍，其占燃料能源资源总产量的比重上升8%，最终超过16%。国内石油燃料的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巨大差距：1961-1980年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平均占原油开采量的26%。

燃料和能源出口份额的增长趋势，无论是在其分配结构中还是在出口总量中，都是在苏联经济拥有丰富的燃料能源资源及能源行业成本效益高的条件下形成的。1961-1980二十年间，这些行业的产品在苏联出口中的份额增长了2.9倍，达到出口总量的46.9%。

苏联经济的一大特点是生产过程的高能耗，这很容易用其高材料消耗率来解释：生产、运输与加工大规模原料和材料，在各个环节都需要相应的能源投入。1980年代初苏联非生产性能源消费人均水平比西欧国家低两倍，农村地区的电力消费又比城市低两倍。

长期以来国家经济一直侧重于能源和燃料（主要是液体燃料和气体燃料）生产的高增长。为了在未来实现更加节约的能源消耗，需要对整个生产体系进行大规模改造。苏联经济学家认为必须：
— 创造条件防止燃料和能源开支及损耗增加，在交通系统、工业和住宅建筑、生产流程的设计阶段引入严格节能要求。
— 加快国民经济电气化进程，同时利用所有类型的燃料而非依赖单一燃料；
— 研发使用固体燃料的大功率能源设备；

在讨论的前景期内，ТЭР生产结构的变化首先表现为石油比重的急剧下降。因此，在确保ТЭР总体节约的框架下，节约石油燃料的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如果要把石油及石油产品出口份额维持在1985年水平，1986-1995年石油产品消耗年均降幅应当是8.4%，1996-2005年达到8.6%。

2003年统计数据显示，石油开采比例仍然相当高——40%。石油出口比例同样居高不下——超过50%（2003年6.025亿吨原油产量中出口达3.258亿吨）。

消费资源

1980年代初，60%以上的消费基金总额来自农工综合体(АПК)的产品。尽管采取了加强农业发展的措施，但产量仍在下降。例如“十五”计划期间，该行业总产值的年度最低值与最高值之间存在大约6%的差额（粮食则高达80%）。基础设施不发达导致在丰收年份无法建立保险储备（1980年粮仓容量仅略高于1.5亿吨），加之物流网络运力有限，损失进一步增加。畜牧业生产率出现下降趋势，鱼产品日益短缺。由于渔获总量减少，1977-1981年人均鱼和鱼产品消费量低于1976年水平。

轻工业也面临困难。由于款式单调、做工低劣，许多国产服装无人问津，而同类进口服装却十分畅销。商品品种和品质不符合居民需求是造成库存过剩、积压滞销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在所有滞销和积压的商品中，五年及五年以上的产品比例从1978年10月1日的23%上升到1981年10月1日的46%。新款式仅占总产量的7.2%。苏联服装产品的低品质同样影响了需求，1970-1980年代初贸易检查部门每年淘汰15%的皮鞋、逾13%的成衣和10%的针织品。

生产规模有限、产品更新缓慢且种类单调，导致大多数文化生活及日常用品（ТКБНХ）的使用年限被人为延长。根据苏联贸易部数据，某些日用品的订单满足率仅40—85%之间，同时，卖不出去的商品库存却在增加。文化生活用品消费资源的增长受到产品品质低劣的制约，1980-1981年贸易检查部门发现，市售的25%电视机、20-25%冰箱、15%家具、10%洗衣机和10%收音机为不合格品。文化生活用品消费的增长也受到维修和技术服务组织不完善，以及配套商品产量不匹配的限制。

由于农工综合体部门发展滞后，在这些部门产品的消费结构中，进口产品和酒类所占比重上升。到1980年，进口货在农业相关行业产品消费总增长中的比重已接近40%。如果说在“九五”计划期间轻工业制成品进口增长最迅速，那么在“十五”计划期间主要是食品进口增加。

农工综合体的产品生产首先取决于农业生产的效率。要提高效率就要提高作物产量和生产率，同时改善农产品原料的品质，建立储备体系，实现资源有效分配，并保证稳定的基础设施以减少原料损耗。

由于经济学家认为农工综合体的发展总体上取决于初级农产品原料的利用率，那么为了提高这种效率，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 减少在各个阶段的储存和加工损耗；
— 提高初级农产品的加工深度，扩大食品、纺织品、服装、鞋类的品种；
— 扩大加工企业的产能，考虑在高产年份拥有必要的储备能力以处理原料；
— 减少生产消费品所使用的技术需求，并且在不降低农工综合体最终产品消费性能的前提下，用人造原料合理代替天然原料。

为了维持文化生活和日常用品的生产，并稍微平衡居民消费结构，综合发展规划拟定以下措施：
— 提高文化生活和日常用品的品质及其使用经济性；
— 实现生产现代化，保证在五至七年内定期更新产品，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 开发和生产新型产品，包括基础型号和成套消费品；
— 发展文化生活和日常用品维修和服务领域，生产配套产品。

在未来发展阶段，追加资金用于产品保存并及时送达消费者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制定综合发展规划时，苏联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保障水平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差距达六倍。根据基础设施工作委员会评估，因基础设施落后造成的年损失额不少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因素包括：产品积压和损坏、品质下降与运输过程损耗、运输工具准备不足、道路状况差、运输通行能力储备不足、储存条件恶劣、供应运营费用过高，以及通信设备落后、不可靠且品质差。

今天，正如我们所知，商品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但很大程度上是靠进口解决的。

消费结构的变化

1971-1980年国民福祉总体指标显著增长，人均实际收入提高了46%，居民个人消费基金增加了66%。因此，居民在物质财富方面的消费结构也随之改变。食品在个人消费基金中的占比从1970年的63.3%下降到1980年的57.3%，非食品消费品的比重相应上升，其中轻工业品（服装、内衣、鞋靴、纺织品）从23.5%上升到24.4%，文化生活及日用商品从4.7%上升到7.7%。居民预算中用于购买服务的支出比例从9.0%上升到10.2% 。远期规划目标是提高国民福祉、增加消费总量并不断改善消费结构。

也注意到酒精饮料消费不断增长。1970年人均开支101卢布，1975年135卢布，到1980年已接近170卢布。鉴于这种情况会影响劳动力素质，恶化人口再生和健康状况，最终降低人民福祉水平，未来计划将酒精饮料在个人消费基金中的比重降低至少1.7-1.9倍，并提倡购买低度酒。苏联酿酒业的一个特点是烈酒产品占比很大——1980年为51%，而多数发达国家仅15-40%。而且苏联人的低度酒和啤酒消费比其他国家低2-6倍。

还考虑到在未来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组织生活、休闲活动，使民众最大限度地接触文化和艺术成果。由于城乡居民在获得有偿服务方面存在显著差别，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消除这些差别。计划鼓励服务业高水平履行个人订单，将最耗时费力的家务劳动尽可能转移到有偿服务领域，并扩大群众有组织的休闲活动机会。

无论收费服务或免费服务，根本问题都在于提高民众实际获得的服务品质。教育、医疗、学前托幼机构等的服务品质不能满足人民和全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社会组织的生活服务体系（收费或免费）未充分考虑消费者需要，所以高品质的服务转移到了所谓私人服务领域。私人服务的发展恰恰表明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品质落后，这对于所有个人消费领域都是现实问题。

在远景时期，政府提出以下任务：满足人民对均衡营养的需求，推动富含维生素的饮食，减少酒类消费；推广耐用消费品在家居、休闲等方面的应用；为每个家庭提供住房；满足人民对于教育、医疗和文化服务的需求。学前教育方面：计划到2005年使农村地区幼儿入园率达到60-70%，城市地区85-90%，并将每位保育员照管幼儿的人数降低到10-15人。

财政平衡

在苏联经济中，货币积累构成了财政资源的主要部分，包括国营企业和组织的利润、集体农庄的净收入、营业税、国有和集体农庄合作社的社会保险缴费、外贸收入及其他积累。货币积累的主要形式是利润和营业税，1961—1980年间它们在货币积累中的总比重保持在85-90%上下。

1971-1980年储蓄的增长速度相比前十年明显放缓，主要原因是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尽管如此，工资水平依然在提高，税收和保险缴费随之增加。

随着金融资源增长，国民经济中物质与财政失衡的加剧不可避免，导致计划与经济管理方法主要侧重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这种失衡对整个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它助长了过剩库存的形成、资本投资的分散及各类国民经济资源的短缺。

物质与财政失衡表现为流通中的支付手段（非现金和现金）持续不断地超过流通中所有物质资源的总价值。1961-1980年国民经济中支付手段年均值增长6倍以上，而社会总产品仅增长3.2倍，国民收入增长3倍。同一时期，国有企业和组织在银行账户中的货币资金增加9倍以上。据专家估计，到1980年底流动性过剩至少1200亿卢布。同时，国民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还伴随着商品库存的积压（不少于400-450亿卢布）及不合理在建工程的积压（不少于300-400亿卢布）。二十年来国家对居民的货币债务增长了13倍，到1980年底达到相当于国民收入的50%左右（或国家预算收入的75%）。

国民经济流动性过剩加剧了主要经济资源：原料、材料和劳动力的短缺。资源短缺又促使各经济组织建立远超实际需求的储备。由于储备的积累，企业资金周转下降，结果需要投入更多货币，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过剩。

苏联经济发展综合规划提出以下措施克服物质/金融失衡：
— 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确保物质资源与金融信贷资源相协调；
— 必须进行信贷金融改革，以加强国家货币流通的集中规划与管理。改革应当区分国家预算资源、银行贷款基金及联合公司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国家预算收入部分应来自经济积累，而非依靠预付拨款；还应当改变信贷体系；
— 改变经济组织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制度，为使用银行贷款覆盖开支创造条件。

实现供需平衡

支付能力需求与商品供应之间失衡，造成了国家经济陷入极为不利的局面。居民丧失了高效劳动的动力，劳动强度下降，消费品品质劣化。 在社会层面上，这种失衡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

经济学家们期望在1990年代初期创造出能够阻止进一步失衡的条件，确保商品供应满足货币收入。计划采取的措施是：
— 增加消费类商品资源的供给量；
— 限制支付能力需求的增长（通过影响居民的名义收入和储蓄）；
— 激活供需平衡的机制。
上述这些措施必须综合运用，因为单独实施无法解决问题。此外，还需要将这些措施与实现国民经济物质/金融平衡的举措相结合。

提高居民货币收入的措施必须限定在能够实际落实的消费资源范围内进行规划，同时预留必要的储备以防资源计划完不成。通过大幅减少农产品生产、储存、运输和加工过程中的损耗，可以显著增加大部分食品和一部分非食品商品资源。

实现平衡的主要条件是商品和收费服务的供应能够超前增长，加速发展日用消费品生产和收费服务、大幅提高其品质、扩大其种类，探索增加商品资源的新途径，并在这个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利用集中所有地方资源。为此，规划设想发展个体和合作生产，鼓励副业经济和私人服务——尤其是在动用国家资源不划算的领域。从更长远来看，不仅需要增加最紧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还要在各领域提高对居民合理需求的满足程度。同时，应当考虑生产的经济可能性及满足某些需求的社会前景。

实现平衡的另一种方式是拓宽居民货币支出渠道。首先设想的是改变建筑业融资秩序。规划还考虑为一切有需求的人提供园艺用地，并推动全民买车。如果能将城市家庭的菜园和度假用地普及到至少25%（1980年约为10%）将带来以下好处：首先这是一种健康的休闲方式，其次让有儿童和退休人员的家庭拥有休养场所（1980年代初人们更愿意在郊外休养，较少在疗养院、度假屋和膳宿旅馆），而且是额外的蔬菜和水果来源。休养场所还是建材、文化生活用品和家庭用品的重要消费市场（经济学家估算1980年代此类目的每年在建材上的支出可达15亿卢布，在文化生活用品和家庭用品上的支出可达10亿卢布）。同时，建议对土地使用征收较高费用，并将分配面积增加1.5-2倍。

据苏联经济学家计算，汽车及其配套商品和服务可能成为居民支出的主要渠道之一。若在2000-2005年实现每100个家庭拥有35辆汽车的水平（1980年代初东德已达到这一水平），需要将汽车的年销售量提高到300-350万辆，从而带来200-250亿卢布的零售额。燃料、保养和维修、附加及配套商品的开支也大致相当。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俄罗斯每千人拥有150辆汽车。

另外，计划推广各种形式的医疗收费服务：门诊部、检测实验室、美容院、牙科诊所、理疗、按摩、泥疗中心等扩大居民消费渠道。还考虑发展多样化的收费休闲服务，组织各种体育俱乐部、打字、速记、编织、裁缝等课程和兴趣小组，以及电影大学和文化大学，规模足以满足居民在这些方面的需求。

调节供需关系包括必然实行零售价格改革以建立灵活的价格调整机制，也要完善税收制度：引入累进税制。为改善住房状况，建议将国有住宅临时租赁给没有固定住房（例如住单位宿舍或向私人租房等）的家庭。

1986-2005年远景时期的社会问题及解决途径

1960-1980年苏联社会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关系结构皆发生变化。社会各群体的需求水平与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之间出现了巨大落差。未满足的消费需求大幅增长，一些商品和服务的短缺加剧，导致劳动报酬的激励作用减弱。在短缺形势下产生了特殊的分配机制——既有官方的（如通过企业分配紧俏商品等），也有非官方的、反社会的、违法的。展望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于提高社会经济、社会和文化潜力的品质和利用效率。

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完成以下任务：通过改善劳动和休闲领域保障居民更高的劳动、社会和文化水平；提高居民福祉水准；实现社会的同质化。

在远景时期，经济学家希望消除社会上无效的劳动形式（即导致人在生理、神经心理和社会层面退化的劳动条件），并建立有助于每个劳动者个性发展的就业结构。设想到2005年，体力劳动和社会吸引力较低的工作的比例应控制在就业总人数的5-7%以内。

当时预计，工业和建筑业的非熟练劳动可在1990年代初被消除——到那时低技能劳动的规模将不超过工人总数的10%。到本规划期末，要求在工业和建筑业中消除低技能劳动，在服务业和农业中消除非熟练劳动。这些行业中从事低技能劳动者的比例不应超过就业总人数的5-10%。

与此同时，仍然存在怎样鼓励工人从事社会吸引力较低岗位的问题，提出了几种解决方案： — 在普遍义务条件下进行相对短时间的动员（派遣工人和职员从事农业劳动、果蔬基地、建筑、场地清扫等）。这种特殊形式的动员可以视为：在不受欢迎岗位上从事义务工作作是日后获得高技能、有意义的工作机会和良好劳动条件的前提；
— 通过提高薪酬和提供社会文化福利来补偿不利的劳动条件和工作内容，从而吸引并挽留工人；
— 通过缩短工作年限、从固定岗位转向流动岗位、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作内容和技能来消除社会吸引力较低岗位的负面影响。
《综合发展纲要》的制定者倾向于最后一种方案，因为它不涉及强制手段。

1970-1980年代针对在吸引力较低岗位工作者的补偿机制包括：涨工资、各种形式的晋升机会、优先安排疗养院和休养所、优先保障儿童入托及优先考虑改善居住条件等。建议的改变是：降低工资的作用，优化劳动与休息制度，同时保留在医学服务、治疗和休养方面的优待。

在就业领域，主要的社会和经济任务是实现就业岗位的质量平衡，提高劳动者的就业流动性，创造更多样化的条件使劳动者融入社会生产。作为实现有效充分就业的一种方案，曾考虑建立包含广泛特征的全联盟人口登记系统。

克服城乡差异

从长远看，国家面临一项重要任务：在农村劳动力数量减少的背景下增加农业生产规模。预计到1990年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150-200万人，到2000年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将只剩约4600万人。与此同时，脱产学习的学生比例将大幅上升，进城打工的农村人口（通勤式流动人口）的比重将显著增加，从事服务业及农工综合体非农部门（工业、基本建设、交通、采购）的人口比例也将升高。

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下，集体农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将从1989年的2290万人减少到1990年的1700–1800万人，2000年进一步减少到1200–1300 万人。这就意味着，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保持不变，那么到2000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产量相比1960年仅能提高1.1倍。但要完全满足社会需求，2006年产量至少应提高1.7倍——这个数字考虑了人口数量的可能增长、按照合理营养标准保障居民食品供应的必要性、工业对农业原料需求的增加以及苏联外贸的利益。

在长远时期，克服城乡社会经济差异的主要途径是缩小城乡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差距。农村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不能满足居民需求的增长，大多数农村居民点缺乏基础设施。根据1979年人口普查结果，苏联有超过49%的农村人口居住在不足1000人的小村庄，1970年平均每个农村居民点有226 人，1979年这一数字是259人。然而，只有人口超过一千的村庄才具备建立综合服务设施的基础，即使是最简单的生活服务机构（小俱乐部、小学校、杂货店）的正常运行也至少需要300名居民。

1996-2005年这十年，应该继续加强城乡一体化，建立相应的生产、社会和生活联系体系。到这十年结束时，预计将会完成村庄之间道路交通网络的建设。这将改善城市居民点的发展条件，扩大城市居民利用农村地区进行休闲、社会文化和日常活动的可能性。从长远来看，能够促使城乡居民形成统一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生活方式。

到2005年提高人民福祉的主要任务

展望至2005年远景时期，社会主义生产的最高目标在于满足全体居民对主要消费品的（人均）需求，同时大幅缩小社会各群体需求满足程度上的差距。

为合理化居民消费，政府提出了以下远景时期任务：
— 确保居民获得优质、均衡营养，在适当降低膳食热量的同时，提高动物蛋白比例并加强食物的维生素化。届时全苏平均每人每年消费：肉类和肉制品超过80千克、鱼类和鱼制品20千克，牛奶及奶制品（折算成牛奶）380千克、鸡蛋超过270个、蔬菜和瓜类140千克、水果约75千克。同时，面包和小麦制品的消费量降低到110千克，土豆降低到105千克；
— 满足居民对各类服装鞋靴的需求，扩大品种并提高衣裤品质。平均而言，男性的衣柜应包括：各类大衣、风衣和夹克3.5件、西装3.5套，外加裤子3条、夹克1件、衬衫9件等；女性的衣柜应包括：大衣类服装4件，连衣裙约10件等。这些需要每年人均消耗超过50平方米的织物和无纺布。此外，合理标准还要求每年人均购买外衣4件、针织内衣9.5件、长袜短袜8双以上、鞋靴5双（包括皮鞋3.6双）；
— 为家庭配备整套家用电器，以减少家务时间、减轻劳动强度；生产各类日用品、家电和家具，保证居住环境合理舒适。平均每100户家庭应拥有：112台冰箱、85台洗衣机、60台电动吸尘器、82台缝纫机；
— 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用品，满足居民在精神和身体发展、出行和交流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平均每100户家庭应拥有：600个钟表、160台收音机和收音电唱机、130台电视机、60台照相机、25辆摩托车和踏板式摩托车、74辆自行车；
— 稳定并逐步降低酒精饮料的总体消费水平，同时显著改善其消费结构；
— 为每个家庭提供一套独立住宅（或公寓），房间数量要比家庭成员人数多1个；改善住房质量，提升公共设施的配备程度。这要求将人均住房面积提高到21-22平方米水平。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希望控制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发展，防止出现物质主义、囤积、奢侈品购买过度增长等现象。其中一种控制手段是累进税制。

至2005年的文化发展

1960-1980年，面向居民的几乎所有种类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应都呈现稳定增长。比如，报纸、杂志和图书的年发行量分别从150亿份、7.8亿份和12.4亿份增长到400亿份、32.3亿份和17.6亿份；国家公共图书馆数量从6.87万间增加到10.75万间；电视机、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居民用户数分别从580万、2780万和3080万增加到7500万、6750万和8160万；电影放映设备总数从12.05万台（1962年）减少到10.26万台，但在国家电影事业委员会系统内的年放映场次从3710万增加到4490万；文化部系统内的音乐会数量从31.7万场增加到58.8万场；俱乐部机构数量从12.43万个（1965年）增加到13.64万个；博物馆从929间增加到1465间；文化部系统内的公园从616个增加到1063个；旅游参观服务规模从17.6百万卢布激增至1448.8百万卢布等。

但文化服务供应的品质逐渐下降，文化工作者队伍不合格是重要因素，这表现在他们受教育水平普遍不足（例如1980年文化部系统俱乐部工作人员中仅6.5%拥有高等教育学历）、许多人缺乏专业培训（1983年近40%的剧院演员未受过专业培训）、人员流动率极高（1978-1980年分配到РСФСР国立俱乐部机构工作的高等和中等专业院校毕业生，到1981年初仅有50.9%留任）等方面。

苏联经济学家预计，在未来阶段应当以最快速度发展的是多种形式的积极活动——非职业性教育与创作、各种类型的业余活动（首重集体组织、俱乐部形式的）、旅游与参观、体育和竞技。

预计1986-2005年各种印刷品的出版发行将大幅度增加。政府并未预期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应用会出现任何大规模革命性变化（即以某种新形式信息载体取代传统刊印文本）。当然，1983已经有电子计算机了，但无人料到互联网普及全球，电子书取代纸质书。

由于苏联人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降低中年人群（尤其男性）的意外死亡率，并将意外及其他外因导致的青壮年死亡尽量推迟到老年和高龄阶段。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加盟共和国，传染病是主要死亡原因；在РСФСР，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其次是中年遭遇意外事故，而日常受伤最常见的祸根是酗酒。总体上看，二十年来情况几乎没有变化，2004年俄联邦人口的主要死亡原因依然是循环系统疾病和意外事故，人均预期寿命从1992年的67.9岁下降到2003年的65.1岁。早在1960年代寿命缩短的趋势就已显现，而在规划远景阶段，苏联经济学家预计这些指标不会改善。

回顾苏联政府当年设定的任务，我们看到，许多问题在21世纪初的俄联邦仍然没有解决。尽管国家的发展道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某些解决方案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城乡差距依旧巨大：城市在发展，农村却在衰落。人才短缺、专业能力不足（尤其在地方上）、基础设施薄弱仍然是突出问题。居民消费状况有所改善，短缺问题不复存在。总体而言，若要完全实现苏联的综合发展规划，就需要对当时的生产体制进行根本性改变——1985-1991年的“改革”时期曾进行过尝试，但如我们所知，未成功。

延伸阅读：

苏联的统计和意识形态

略谈六十年代后期苏联物价

1970年代强力而低效的反酗酒运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安德烈·沙瓦耶夫

21世纪初各国媒体开始广泛使用一个新词：“跨境行动”，它的含义是在邻国领土实施一系列军事与侦察行动，保障本国边境安全。促使这个新概念被广泛公开使用的契机是，土耳其武装力量和特战部队在土伊边境地带（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针对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分子开展的联合行动。

说起来，早在1980-1989年期间，苏联边防军和国家安全机关就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境内实施了有战略意义的长期跨境行动，规模覆盖整个苏阿边境接壤地区：从伊朗、苏联和阿富汗三国交界的祖尔菲加尔峡谷到小阿富汗帕米尔，包括阿富汗九个省份：赫拉特、巴德吉斯、法里亚布、朱兹詹、巴尔赫、萨曼甘、昆都士、塔哈尔和巴达赫尚。

开展此项行动的必要性缘于武装团伙在上述地区的活跃侦察、破坏和恐怖袭击，以及阿富汗正规军、情报机关和边防部队无法控制阿富汗北部局势的现实情况。这些武装团伙的威胁在于，他们仿效圣战者的游击战术，向苏联境内居民点开火，越界实施盗匪袭扰，并在苏联边防巡逻路线沿途设伏，企图俘虏或杀害苏联边防军人。

苏联边防部队责任区内武装匪帮的人数在4000-16000之间波动，使得他们有能力控制阿富汗北部大片土地。例如，在苏阿边境塔吉克段相邻的达什提·卡拉县，二十七个村庄只有五个受阿富汗政府控制，其余均被反政府武装掌握。当地居民即使不公开协助匪徒，也被他们彻底吓服，按时向武装分子交税，并且因为害怕肉体惩罚或巨额罚款，坚决拒绝接触苏联边防军。

阿富汗武装团伙倚仗北约国家、巴基斯坦和几个亚洲国家情报机关的定期支援，除拥有常规轻武器外，还装备了大口径机枪、加农炮和迫击炮、火箭发射器、反坦克与爆破装置、喷火器、便携式低空导弹及现代化通信设备。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境内建立的部队与情报行动掩护体系沿着长达2000千米的苏阿边界延伸，纵深约100-150千米，覆盖了阿富汗与中国、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部分边境地带。由此，苏联边防军负责的区域面积超过二十万平方千米，涵盖邻国境内广大地区。

军事反情报的任务

战时苏联特别处工作人员主要致力于揭露敌方的计划和阴谋，挫败其针对边防部队官兵的刺探及恐怖破坏活动。至于和平时期的日常任务：发现军人中可能实施犯罪的个别人员，已非当务之急，因为边防军的选拔与综合训练水平极高，官兵道德品质、意志力、对祖国的忠诚几乎从未受过怀疑。

足以说明问题的是，苏联边防军的军事反情报机构未设侦缉单位，因为根本没有必要——苏联边防军在阿富汗驻扎九年，没有一名边防军人开小差、临阵逃脱、丢失武器、被俘、失踪，或被抛弃任由叛乱分子杀害。在长时间连续战斗的条件下，部队展现出如此独特而无与伦比的战斗准备与可靠性，不仅是部队指挥员和政工干部的巨大功劳，也离不开几十名边防部队军事反情报人员的贡献。在跨境行动期间，驻中亚地区的反情报工作由О.Н.舍甫琴科将军、В.Н.谢列达将军、А.Д.瓦辛将军、В.М.罗马申将军及С.Н.斯塔罗斯京上校直接领导；而在苏联国安委第三总局第八处层面，则是Ю.А.卡尔加诺夫、А.И.科尼克将军与А.Ф.列兹尼琴科、В.И.雅斯特列布科夫上校进行指挥。（译注：第三总局第八处专司边防部队反间谍，Ю.А.卡尔加诺夫曾任处长二年，升任第三总局局长）

在阿富汗作战期间，边防军特别处工作人员不仅从事国家安全机关特有的“纯粹”反间谍工作——揭露敌方特务、阻止其策反边防军官兵，还要渗入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网络，开展假消息欺骗行动，及时挫败劝诱我方军人叛国投敌的阴谋。这些人不仅是在官兵身边活动，而且与官兵并肩战斗，在空降突击队和摩托机械化分队中、在战士、军士、准尉和干部队伍中展现勇敢与英雄气概，与他们共同经历胜利和失败、悲痛和荣耀、软弱和坚强，在作战行动中同样流血牺牲，同样失去战友。每当面对战争中不可避免的挫折，或在侦察中受阻时，这些人从未与边防军拉开距离，更不会抢夺功劳。

日常作战任务

特别处人员Ю.А.阿丰尼切夫在阿富汗服役期间参加了二十多次侦察、追击和歼灭武装团伙的行动，他作为空降突击队成员，在敌方顽强抵抗的条件下执行了十七次战斗着陆。阿丰尼切夫回忆：“1981年本人从苏联国安委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到远东边防区特别处做侦查员。1986年5月根据国安委主席的命令，边防区组建了专门分队赴阿富汗参加战斗行动。按照要求，执行此项任务的人员必须具有不少于五年的反间谍工作经验，而我符合这一标准，因此被指派承担该分队的作战保障工作。自1986年6月至1988年9月，我与中亚边防区莫斯科边防支队的空降突击机动队全体人员共同参加了在阿富汗境内实施的全部作战与行动。
机动队的行动具有特殊性，全体人员仅在基地内集中，而在周边地区执行任务时则分散为若干小组完成共同目标。由于作战中经常要吸收阿富汗正规部队及签了合同的武装团伙，从而为接触阿富汗人创造了条件。期间也发现对方试图搜集我方干部与战士个人信息、贩运毒品、交换生活物品和武器，以及盗窃武器、特种装备和私人物品等行为。
必须指出的是，战斗行动持续全年，作战地点各不相同——既有“绿地”，也有山岭和山麓，身体与精神承受巨大压力。1987年10-11月，在消灭又一名武装团伙头目的行动中，我队十二或十五次飞赴新地点。具体来说就是傍晚飞抵一个位置，立即挖掩体过夜，天亮继续飞行。最终在喷赤支队管辖的边境接壤地区追上敌头目，包围了一百二十六人的武装团伙，歼敌一半，俘虏其余。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装有五百万阿富汗尼现金的保险箱，我方无人伤亡。
行动中所有单位——参谋部、侦察科、反间谍、政工干部、工程兵、通信兵都在为胜利付出努力。为了获取敌人情报，必须对俘虏进行过滤，识别活跃的匪徒、匪帮的完整编制、武器装备、活动路线、撤退通道及头目藏匿位置等。情报对所有人：指挥员、炮兵、工兵、飞行员都很重要，尤其在行动初期。俘虏通常不肯招供，能对他们施加的手段又很有限，审讯时不得不求助同我们合作的阿富汗人。他们深谙此道，运用自己的特殊技术审讯，但最好不要亲眼目睹。某个省的国安部首长随身携带这样一位专家，逼供大师，但眼神令人心里发毛。
至于恐惧……只有蠢人不知道害怕，但必须克服恐惧。最重要的是不能在战友面前表现慌乱、犹豫，特别处人员的言行对于战士和军官而言，始终是判断战场形势的指标。
为了掌握一切动态，我不得不与指挥所待在一起，或在各据点之间穿梭。构筑驻扎地点的安全体系是单独话题了。例如，厕所必须设在防线之内、壕沟后方，严禁任何人越界外出。严禁战士们拿信件擦屁股（译注：防止敌人捡拾）。转移之前要亲自检查壕沟，命令填埋厕所。行动往往持续多日，人们在有限空间停留很长时间，会逐渐适应环境，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警惕性下降。由此产生了冒险冲动，比如有人想去最近的村庄——声称那边“有枪声”。任何脱队外出的企图必须被严厉制止。
关于武器和存放。有一次收到一批手榴弹，在投弹训练中发现爆炸时间不一致，延迟2-7秒不等，约10%的产品根本不爆炸。调查发现是引信有缺陷，这批手榴弹不得不退回。在战斗中这样的细微问题可能导致多个战士丧生。另一个例子：我们经常使用一种带云爆弹头的火箭筒，将其置于待发射状态的动作是扳动手柄。正准备起飞转移阵地之际，一个兵跑来告诉我，火箭筒射手扳动了手柄，又想扳回原位，这意味着筒内的弹头可能窜出来爆炸。只好推迟起飞，用炸药销毁火箭筒。
激烈的战斗结束后经常会缴获一些稀有贵重物品，包括火器与刀枪、弹药、宗教物品、食品和毒品。这些东西务必严加看管，因为将其私自带入苏联境内构成犯罪，需要采取包括人身搜查和物品检查在内的各种措施。为防范此类事故，定期邀请指挥部和政治部派员参与开展综合性预防工作。总之，在日常工作中已建立起一整套保障安全、确保任务顺利完成的制度性措施。
负责登记报废在战斗中损失装备的小组必须有特别处人员参加。当由于某些原因无法出示实物，就需要专门核查。例如，1986年9月检查一架烧毁的直升机，我们不得不手工拆解残骸，直到寻回一支AK-74步枪，即便在场的一位高级军官对此表示不满。另一项特殊程序是向阿富汗人移交物资、武器、弹药和粮食，同样要求特别处人员予以确认。”

我承担指挥

另举几个特别处人员被迫临时承担指挥角色的事例，再次引用Ю.А.阿丰尼切夫的回忆：“1988年4月，根据指挥部计划，一支车队被派往境外目标，空中突击机动队提前在沿途可能遭遇武装分子袭击的位置占据阵地。实施机降时队长负致命伤牺牲，随后机动队指挥员被地雷炸成重伤，政治副长断了一条腿。撤离死者和伤员后，我成了现场军衔最高的人，只得接手指挥。我立即下令停止阵地上的一切行动，组织工兵在周边排雷、设防和警戒。工兵挖出十余枚地雷，其中一枚就在一个紧挨地雷坐着的中士膝盖下。第二天，工兵自己也踩地雷了。天气恶化，阴云笼罩，直升机无法飞行。伤员需要特殊救助——某个战士的眼睛和耳朵被泥土堵塞，脑震荡。我派人到云层下方寻找医疗直升机降落场地，最终成功找到。伤员和脑震荡顺利撤离，挽救了他们的视力和健康。
1988年2月空中突击机动队被派去支援一支陷入激战的车队。直升机在着陆场降落时被地面火力射击，严重受损。随即爆发战斗，武装分子占据制高点，用榴弹发射器和机枪猛打。我掩护着行动指挥员，把他拖出枪林弹雨。”

另一次战斗事迹涉及特勤处高级代表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格里戈利耶夫上尉的英勇举动。谢尔盖·格里戈利耶夫1975年毕业于“伏罗希洛夫”边防军事政治高等学校，三年后读完高级军事反间谍课程。虽然年龄不大，却已成为中亚边防区最优秀的反间谍人员之一，1980年成功阻止一起特别严重的政治犯罪，荣获勋章。边防军进入阿富汗境内之初他就在当地服役。

1981年10月25日，谢尔盖·格里戈利耶夫所在的作战分队在库法布峡谷遇伏击，不慎进入敌人预先设置的杀伤区，顶着猛烈火力与数量占优的对手展开力量悬殊的战斗。分队长阵亡后，特别处人员格里戈利耶夫接管指挥，组织部队有序撤退。在战斗关键时刻，他顶替牺牲的机枪手，用精确射击掩护部队后撤，阻止圣战者再次进攻。敌狙击手先后击中格里戈利耶夫头部和胸部，但身负重伤的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继续操作机枪射击，直至失去意识。

因在战斗中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精神及掩护部队撤离、拯救官兵生命的功绩，上级追授谢尔盖·格里戈利耶夫红旗勋章，葬于车里雅宾斯克州米阿斯市。他携带的沾染鲜血的军事反间谍人员工作笔记长期珍藏在苏联国安委中亚边防区特别处办公室。

与突击队同生死

接下来我想单独讲讲苏联国安委莫斯科边防支队特别处高级代表格里戈利·彼得罗维奇·索洛维约夫少校的事迹。1986年4月16日，少校随机动部队进入阿富汗境内，因装甲运兵车被炸牺牲。军事反间谍老兵В.И.亚斯特列布科夫上校回忆：“我第一次遇见格里戈利·彼得罗维奇·索洛维约夫是在1976年春天，当时他在布拉戈维申斯克边防支队特别处工作。他比我早一年从苏联国安委高等学校毕业调来。他很快就熟悉了各哨所情况及周边环境，成功预防了多起边境突发事件，擅长及时发现隐患。指挥部高度评价这位年轻业务人员的成绩。各哨所军官尊重他的专业态度，感谢他在解决工作问题上提供的切实帮助。基于优异表现，仅一年后他就被任命为保障独立航空中队安全的高级代表。他在部门同事中间从不自吹自擂，与大家保持平等关系，战友遇到困难总会伸出援手。”

1986年格里戈利·彼得罗维奇被调往塔吉克共和国库利亚布州“莫斯科”村，隶属太平洋边防区机动队。当时在该队负责的边境地段对面阿富汗境内活跃着一股顽固反政府武装，头目是阿富汗伊斯兰党领袖、后来成为阿富汗总理的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此人1994年率军攻打喀布尔，导致数千平民死亡，人送外号“喀布尔屠夫”。198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巴基斯坦军事情报机关支持希克马蒂亚尔的反叛运动，为其提供武器、弹药、通信设备、食品和军装。

还有一支号称“工程师巴希尔”的武装匪帮同样令边防部队十分头疼。此人的武装分子经常在路边设伏，袭击我方车队、小股军人和哨站，在公路和通往村庄的土路埋雷，多次尝试以恐怖袭击小组的形式突破国界，还跨境运送大宗毒品。边防支队指挥部被迫在距离国界数十千米外的前沿地区开展行动，提前制止敌人袭击。基于这一考虑，机动队被重新部署到距边境约六十千米靠近图提村的防御阵地，此处在战术与行动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通往法伊扎巴德、塔卢坎和昆都士的道路都经过图提村。格里戈利·索洛维约夫少校巧妙组织了反间谍与安全工作，保障任务顺利完成，并多次随机动队参加实战。

1986年春天格里戈利·彼得罗维奇像往常一样随车队出发，向图提村据点输送物资。车队接近村庄时，道路从平原蜿蜒上升至山区，圣战分子在此秘密埋设了一颗大威力地雷。第一辆装甲运兵车平安驶过，第二辆也驶过，但第三辆触发了地雷。爆炸冲击波和车内弹药的连环殉爆将坐在车身外面的索洛维约夫少校掀飞几十米远，身受致命伤当场牺牲。

格里戈利·彼得罗维奇·索洛维约夫少校履行军人职责，表现英勇无畏，追授红星勋章，葬于弗拉基米尔州佩图什基市公墓，亲属至今居住在那里。

在作战中果敢坚定

再介绍一位特别处高级侦查员根纳季·阿纳托利耶维奇·塔塔乌罗夫少校。军事反情报老兵、法学博士、教授В.Н.谢列达回忆：“在克尔津边防支队特别处高级侦查员根纳季·阿纳托利耶维奇·塔塔乌罗夫的战斗鉴定中有这样一句话：‘参加过十六次作战行动，被推荐授予国家奖章……’战争把根纳季·阿纳托利耶维奇抛向了无数战场：兴都库什的山麓、赫拉特的荒漠，巴尔赫河谷、昆都士河谷……无论身处何地，他都展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作为一名军官，能在复杂环境中迅速判断形势、在作战中果敢坚定，表现出明智的积极性。”

以下是他履行业务的一个事例。我方通过情报渠道获悉敌对武装正准备使用火箭弹袭击苏联境内目标，经过周密侦察与拟定计划，塔塔乌罗夫少校随空降分队出发，摧毁敌高海拔基地。作为军衔最高的军官，他在战斗中亲自指挥作战，表现出超凡的勇气与冷静。他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冲上前援救负重伤的战士А.帕拉申茨。他亲手击毙四名武装分子，又在随后对俘虏的审讯中获取了敌БМ-12火箭炮阵地的确切位置，并立即报告指挥部。部队根据新情报仔细搜寻，在村庄边缘发现装填完毕但没来得及发射的火箭炮。

1988年部队反间谍部门首长曾提议授予根纳季·阿纳托利耶维奇·塔塔乌罗夫“苏联英雄”称号。然而，正如早已司空见惯的不公现象，上级认为不必授予最高荣誉，最终决定颁发红旗勋章和国安机关内部最高奖项：“国家安全荣誉工作人员”徽章以表彰塔塔乌罗夫的功绩。

老练的反间谍人员

在执行多层次作战任务时，反间谍工作能否取得预期成果，关键在于直接驻扎边境的部队反间谍部门的组织与管理水平。在这方面，边防支队特勤处处长发挥了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采普科夫中校曾任塔赫塔-巴扎尔边防支队（中亚边防区，负责阿富汗赫拉特省、巴德吉斯省北部）苏联国安委特别处处长，是一位老练的反间谍人员，调往中亚之前曾在苏中边境的外贝加尔服役，能够坚定掌握行动态势，准确评估情况并作出正确结论。他交办任务的风格简明扼要，在督促执行命令的同时给予下属实际帮助，定期亲自巡视本部门业务保障对象（数量众多），包括：三个边防指挥所、十五个边防哨所、“库什卡”检查站、迫击炮营、三个后勤保障连，以及最重要的——阿富汗境内的六个机动队：“卡雷齐-伊利亚斯”、“查卡夫”、“卡拉巴格”、“卡莱伊-瑙”、“凯萨尔”和“巴拉穆尔加布”。

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采普科夫也是一位尽职的独立部队首长，把自己领导的特勤处管理得井然有序——无论是办公楼与车辆的维护，还是机密文件、武器与弹药的登记与保管。他性格冷静，即便在最危急、看似绝望的局面中也能保持雕塑般的镇定与克制，堪称坚韧与沉着典范。分配给他负责的地段是整个中亚边防区最复杂最危险的地段之一：1982-1986年间苏联边防哨所受到二十六次破坏袭击，其中十八次发生在塔赫塔-巴扎尔边防支队辖区。

除阿富汗武装团伙外，伊朗情报机关也在塔赫塔-巴扎尔边防支队辖区积极活动，它们为此在伊朗境内设立十三个训练营，专门培训阿富汗武装分子。特勤处1986年在“卡雷齐-伊利亚斯”境外据点周边破获了伊朗情报机关的谍报小组，成员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役军官与特工，又逮捕了六名阿富汗武装分子。

在维克托·采普科夫领导下，特勤处开始系统性侦察一个针对苏联边防部队活动的外国情报中心，成功渗透其间谍网络，截获了策反苏联边防军人的诡计，查明并切断了从阿富汗边境走私毒品进入土库曼的渠道。

总之，跨境行动的最主要成果在于：苏军有限部队驻扎阿富汗整十年间，苏联南部边境的安全得到了有力保障。敌方企图将战火蔓延到苏联领土的阴谋彻底破产。尽管武装团伙及其赞助者竭尽全力，除少数边境挑衅和对苏联境内目标的零星炮击之外，他们始终未能更进一步。

1989年苏军第40集团军撤出阿富汗的阶段，苏联国安委边防军的摩托化机动分队是最后一批撤出的部队，掩护第40集团军后方。边防军的身后没有留下一个苏联战士。

延伸阅读：

苏联公民对阿富汗战争的看法

观点：出兵阿富汗的决定是怎样做出的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佚名

我祖父有兄弟姐妹七个，我父亲有五个，我只有两个兄弟。曾祖父的所有孩子都生在乌克兰，祖父的孩子们生在滨海边疆区，战前一直住列芬卡村——现在改名叫戈尔巴特卡村。后来各家各户逐渐迁到乌苏里斯克，再后来散居全国各地甚至更远的地方。亲戚们偶尔聚会，但必定是重要事件：婚礼、添丁、葬礼。拉多尼察节基本全员到齐，几乎没什么正当理由缺席这一哀伤的活动。扫墓结束后大家到某位亲戚家长时间谈话，回忆每一位亲人。
（译注：拉多尼察节是东斯拉夫人民在复活节后缅怀逝者的日子）

漫长的宴席上都聊什么呢？先交换各种消息：谁结婚了、谁离婚了、谁亡故了、最近去哪儿旅游了……接着开始重复各种趣事和糗事，有些我大概听过四十遍了。

“瓦西里老爹在田间收麦。平地刮起龙卷风，卷起麦捆上九霄。老爹东奔西跑试图用身体压住，累得精疲力尽。他脱下裤子，撅屁股对着天空喊：冲我来呀！”

“瓦莉娅奶奶曾经饱受丈夫酗酒之苦，他一喝伏特加就发疯，折腾全家不得安宁。女人的耐心终于耗尽，有一天她听到丈夫踉踉跄跄脚步声，拎着斧头躲在门后……猛地砍在他头顶！削掉一片颅骨，大脑未受损，医生给装了钢板。从此夫妻之间的爱情生根发芽了！两个人简直形影不离，出门都要一起走！”

“伊万爷爷曾在‘契卡’的某个单位上班，退休后总穿一件长款皮大衣在村里晃来晃去。他酗酒严重，把老婆也传染成了酒鬼。有一次两人走入猪圈，发现猪躺着不动了。于是去挖坑准备掩埋，等返回猪圈，猪全部复活了！原来两人在家酿私酒，剩下的酒糟倒给猪吃。猪吃不惯，醉倒了。
还有一次，爷爷回家看见锅里没饭，老婆玛尔法躺床上。他对她说：玛尔法，你是个懒婆娘，我判你枪毙！玛尔法二话不说穿衣服往谷仓走。爷爷果真用猎枪打了一枪，也不知道是故意打偏呢还是喝多了没准头。但玛尔法的表现就像游击队员，绝不哭喊求饶！说来也怪，他们的儿子后来竟然在银行工作，成为莫斯科某银行的管理层。如今孙子也投身这个行业。”

“维拉姨妈的鼻尖很滑稽。她年轻时可漂亮了，嫁给驻扎在她们村的航空兵指挥员。虽然丈夫很宠她，但比她年长二十二岁。后来维拉爱上一位年轻中尉，偷偷溜出去约会，可维拉始终不肯抛弃丈夫。任凭中尉百般劝说，就是下不了决心。有一回告别之际，他竟然咬掉她的鼻尖！送医院确实缝上了，但那个年代整形技术不发达，仅仅是‘缝上’而已。维拉姨妈和这个中尉生了三个孩子，后来他在莫斯科总部退休时已经做了上校。两夫妻合葬在昆采沃公墓，墓碑的照片经过修饰，终于让她的鼻子变好看了。”

“瓦夏叔叔经历整场战争，到过柏林——这是他自己的说法，因为他们是在友军部队攻克柏林之后才进入的。他受过伤，右手没了两根手指。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几个人在战壕打牌，叔叔亮出王牌，一时兴奋胳膊抬得太高。紧接着他惊讶地问：伙计们，我手指头呢？战后瓦夏叔叔做了几年记者，后来成为本地报社的编辑。他擅长用普通铅笔画画——就是那只缺两根手指的右手。他儿子在阿穆尔河共青城航空厂做总设计师，女儿在陶里亚蒂市做医生。”

我之所以重提这段家族旧话，是因为缅怀亡人的日子又快到了。上面那张合照，如今在世的仅剩三位。堂兄托利亚只比我大三个月，所以父母把我们都交给奶奶抚养，自己去上班。那些年的产假只有五十六天。托利亚旁边的是他妈妈，即我父亲的姐姐。瓦莉娅姑姑九十六了，住在儿子家，儿子特别孝敬她，去年出钱为瓦莉娅姑姑做了心脏瓣膜置换手术。系蝴蝶结的小女孩是妹妹列娜，曾在克格勃工作，后来在联邦安全局，她的丈夫甩掉她重组家庭，又因为袭击自己年轻妻子的旧情人入狱服刑。列娜不愿再婚，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如今全力照顾孙辈。

为什么这些趣事记忆犹新？我不知道，但每次想起来心里都暖暖的。

延伸阅读：

唉，当年的妇女节礼物啊

悭吝的科利亚叔叔

我的祖辈是契卡

▢ 格里戈利·帕斯科

1982年发生在摩尔曼斯克州乏核燃料贮存基地的事故后果至今未彻底消除。记忆淡薄了，清理人员相继离世。这个核大国到现在也没处理妥当相当于五十列火车的放射性“垃圾”。

缩写词”БТБ”对于非军人而言毫无意义，但军人都知道一旦被派去“БТБ”（海岸技术基地）服役，无异于守坟场。并非因为这些设施原本就建在荒无人烟之境，而是因为这些地方不干净：自1960年代初以来此类基地一直储存核潜艇的鲜燃料和乏燃料，同时也堆放液体(ЖРО)和固体(ТРО)放射性废物。

БТБ-569

安德烈耶夫湾（译注：纪念“巴坎号”帆船医生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安德烈耶夫）距离保密城镇扎奥泽尔斯克约五千米。即使潜艇官兵去那边也只能乘坐基地的快艇，或者走一条设有多个检查哨的军用道路。安德烈耶夫湾БТБ-569基地一直名声不佳，潜艇兵称之为“酒鬼窝子”，因为专门“流放”那些不靠谱的人：酗酒被开除的、“政治上”立场不稳的或跟上级闹翻的……这个地方不仅被上帝遗忘，也被各级首长抛在脑后。

所以1980年代中期БТБ-569的生活有自己的规则和习俗，曾在基地服役的人对我透露了一些。某位立陶宛水兵被“载入史册”，因为他自酿私酒供应整个舰队（据说从无一人中毒）；另一位能工巧匠拆卸德国反坦克地雷（战后遗留许多）熔化，把炸药卖给摩尔曼斯克的匪帮；还有一位“专家”是老囚犯的后代，竟在锅炉房开设地下牙科诊所，用锌铜合金薄板（“茨冈金”）制作假牙，顾客络绎不绝。

本人虽未踏足安德烈耶夫湾的海岸技术基地，但对那边的基地和昔日住户有清晰印象。因为我多次去过太平洋舰队同类基地，就是滨海边疆区西索耶夫湾和堪察加克拉申尼尼科夫湾的那些。我还记得随身携带辐射计的水兵和军官，记得设施的凄惨状况，以及“不祥之地”特有的麻烦。死亡统计是从来没有的：辐射剂量卡片上的数字被刻意低估，而且绝不会发到官兵手里。

如果只看部门专家的官方报告（外人进不去），这些基地的状况一直处于可控状态。偶尔会流出个别“不愉快”的传闻。至于1980年代中期发生的严重事故，那是绝口不提的，尤其苏联媒体不可能报道。知道这次事故的人至今仍然寥寥无几，而且随着时间推移知情者只会越来越少，因为事实被淡忘，清理人员相继离世。

БТБ-569当然还在那儿，怀着所有那些可怕的内容物，遗憾的是，也怀着几十年的无解积弊。

我在奥布宁斯克见到的预备役大尉阿纳托利·萨福诺夫曾是1982年安德烈耶夫湾基地事故善后工作负责人之一，他1983-1990年在那边服役，任作业小组长，恰逢主要清理阶段。

“锐利的海军之眼”

萨福诺夫介绍：“5号贮存库，1962年投入使用。它设计采用湿式贮存（在水池中）存放550个装有乏核燃料的容器。但很快发现这样容量远远不够，于是1973年又在主建筑旁加盖了附属库房，可再容纳2000个容器。基建工程营干的活。”

当萨福诺夫第一次看见附属仓库时惊呆了。那是一栋巨大的无窗黑色建筑，电气设备状况危急，屋顶破破烂烂。多个位置的β粒子污染水平极高。由于萨福诺夫负责从该贮存库接收、保存乏核燃料并发送给“玛雅克”化工联合厂做最终处理，他对建筑进行了彻底研究，发现二十年运行期间发生过种种不可思议的疏忽大意。燃料容器曾多次脱落坠入池底，究竟掉下去多少谁也说不清，书面记录纯属敷衍。偶尔才会把这些容器打捞出来送往“玛雅克”。高放射性物质容器被随意堆叠，极易引起严重事故，甚至可能导致自发链式反应：“小型”核爆炸。

顺便提一句，我到过的堪察加克拉申尼尼科夫湾和滨海边疆区西索耶夫湾的海岸技术基地，建设时间与安德烈耶夫湾基地差不多，“工艺”也是一样的。我感觉原子能项目的执行者脑子里根本没想过把事情串成完整链条：“苏共中央秘密会议——科学家设计图——核潜艇组装——贮存库建设——潜艇官兵及基础设施人员宿舍建设——核潜艇和放射性废物处理”，链条到这儿就断了。接下来，按照俄罗斯风格，能啥样就啥样吧。

核潜艇是我国最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设计、组装的。贮存库则是文化水平很低甚至没上几年学的基建工程兵垒砌的。潜艇设计者在这个复杂系统（核潜艇）中考虑了每一个细节。而在贮存库中，起重机、挂钩、吊具、锁扣等其他许多装置都是粗制滥造的。

1982年2月附属水池水位开始下降，居然是偶然发现的：外墙结冰。高放射性液体流入巴伦支海，究竟泄漏多少无人确切知道，因为根本没有测量水位的仪器。为此派了一个兵，让他每隔两小时拎一根长棍进入危险区域测量水池水位。与此同时，该处伽马辐射强度高达每小时15-20伦琴（译注：约等于150-200毫西弗）。

发现漏水后，起初往水池里撒了……面粉！海岸技术基地参谋长想起海军封堵裂缝的古老办法。接着他又提议派潜水员进入水池，当时水池内辐射水平已达17000伦琴，有人明智地劝阻了他。显然，袋装面粉毫无效果。决定暂时观察情况，大概估算——或者用海军的话说，“凭锐利的海军之眼”——认为到1982年4月总漏水量约每天150升。辐射测量计更精确：外墙伽马背景值每小时1.5伦琴，贮存库地下室伽马背景值也是每小时1.5伦琴，土壤放射活性约2×10居里/升。

9月份漏水量达到每天30-40吨（依旧凭“海军眼”目测）。放热组件上部有暴露在外的真实风险。原本起隔离作用的水漏掉了，导致伽马辐射急剧增高，切实威胁工作人员。于是在水池顶安装了铁-铅-混凝土顶盖。虽然辐射仍然很强，但勉强可以工作。每班次作业官兵受辐射剂量200毫雷姆—即五分之一雷姆，年上限是5雷姆。

广岛死亡单元

1982年秋天决定将左侧水池乏核燃料紧急拆除，因为也开始渗漏了（放弃右侧水池——水已经完全流光）。从锅炉房拉来消防水管补充水，也就是囚犯儿子制作假牙的锅炉房。同时，装乏核燃料的容器用列车火速运往车里雅宾斯克的“玛雅克”化工联合厂。又开始加快建设临时干式贮存设施：干式贮存单元，海军戏称“广岛式死亡单元”。为此他们改造了废弃未使用的液体放射性废物储罐。为什么未使用？因为液体废物早已用油轮排放到新地岛附近海域了。

乏核燃料被装入金属管，置于储罐内，管与管之间填充混凝土。经过计算：3a号储罐可放置900个容器，2a号和2b号各放置1200个。准备了240个储物格埋藏被沾染的衣物、抹布及工具。原计划是让乏核燃料在这种状态下存放3-4年，直到建成正规的贮存设施。然而，这些装劣化乏核燃料的容器至今仍在原位。

另外，渗漏事故的真正原因始终不能确定。流传的推测包括：水池外壳焊缝品质差；岩石地基移动导致焊缝开裂；水温变化引起焊缝产生温度应力；最后还有一种假设，认为左侧水池渗漏原因是右侧水池上方安装的大型生物防护罩造成结构倾斜，继而影响了左侧水池。有一种专家观点称水温变化导致事故的可能性最大——最初的设计师认为乏核燃料会释放热量加热水体，因此未配备独立的加温系统，但北极冬季严寒令水面结冰20厘米。于是违反安全规定，在冰面打洞置入管道并引来锅炉房的蒸汽，却因此令放射性气溶胶弥漫整个建筑。

1993年4月，鲍利斯·叶利钦总统的生态顾问阿列克谢·雅布罗科夫主持的政府委员发布了关于放射性废物海洋倾倒问题的报告，首次正式通报此次事故。我曾写过关于海军舰艇火灾的报道，那种情况下损管小组反应极快，分秒必争（例如存在弹药爆炸的可能性时），人们面对的是“可见的”危险。但辐射却是无形的，仅看见漏水而已，只有专家才能真正评估危险严重程度。

萨福诺夫回忆，当时的局面令海岸技术基地和北方舰队的整个领导层非常忧虑，害怕发生核爆炸。于是请来一位核安全领域最顶尖专家，此人详细研究现场后表示：“我几乎可以肯定，清理这堆核危害废物的过程中不会发生核爆炸。但我不排除作业期间出现自发链式反应的可能性。”后来萨福诺夫确实多次看到蓝色闪光伴有声响，就是微弱核爆。“在场的水兵们也目睹了这一现象。当然，我们并未提交任何书面报告，因为海军的规矩是出了事能瞒就瞒，免得自己背黑锅。”

左侧水池拆除工作全部由海岸技术基地内部人员完成，1987年9月结束。清理人员取出超过1114个容器（也就是至少7800个乏核燃料组件），相当一部分是从池底打捞起来的。为什么耗时如此之久？萨福诺夫解释说，因为陈旧的起重设备故障频发，电气系统破败不堪，老化的电缆需要不停更换，水位也大幅下降（规定6米，有时降至4米）。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导致作业区伽马辐射水平上升，使清理人员承受了不合理的过量辐射。

萨福诺夫推测，流入巴伦支海的高放射性水绝非日后官方宣布的三千吨，而是高达七十万吨。

奥布宁斯克市，我坐在阿纳托利·萨福诺夫的斗室，他给我看他与一级舰长亚历山大·尼基京合著的关于那场事故的书，印数极少。他给我展示照片，不时浏览前潜艇兵伊万·哈拉莫夫创建的事故专题网站，看看有没有战友的新消息。通过这些消息，他得知又有一名水兵或军官死于辐射病。

萨福诺夫说：“直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我的起重机驾驶员是怎样在有时相距40多米，而且自己还坐在20米高的驾驶舱，看懂并准确执行指挥员手势指令的。有一次电视上播出吊车技能比赛，选手们要在15米距离上把火柴盒的小抽屉推回去。而我的战友：亚历山大·普罗宁和康斯坦丁·克雷洛夫却能在强烈辐射和极差能见度下一次就把直径24.2厘米、装有乏核燃料的容器盒准确放入直径25厘米的孔眼，相距43米。这简直是奇迹啊，足够写进《吉尼斯纪录》了。”

这位克雷洛夫曾参与处理连续发生的一系列放射性事故，退役仅仅两个月就去世了。萨福诺夫是从他朋友瓦西里·科列斯尼琴科的电子邮件中得知噩耗的。

萨福诺夫继续说道:“没有对人员健康进行像样的医学监控，专用防护服严重短缺。清理人员的装备和囚犯没什么区别：棉袄、帆布靴或硬邦邦的毡靴。为了防止腰部受凉，用绳子紧紧扎着。伙食特别差，十四个年轻力壮水兵在危险区域作业完毕，凌晨3点能吞下一桶土豆和几罐番茄沙丁鱼罐头。他们戴着橡胶手套吃饭、睡觉，身体无法进行洗消。又额外调拨两个连的基建工程兵到安德烈耶夫湾，他们日夜不停干活，伙食比我们还糟。额外口粮竟然是我们餐桌的剩饭，这些原本是给附属农场喂猪的……”

萨福诺夫回忆，有时用起重机吊起乏核燃料容器，燃料组件撒漏掉落在水泥地面。这些“废物”每小时发出高达17000伦琴辐射，水兵们用铁锹和扫帚清理。作业现场没有国防部核安全局代表，也没有任何监督。毫无疑问，这是人类与死亡玩的恐怖游戏。

辐射浴

阿纳托利·萨福诺夫在一次值班中足足承受了相当于2雷姆的辐射剂量，和平时期允许的剂量上限是一年5雷姆。第二天他瞧见人员个人监测日志中自己名字后面标注的数字是0.1雷姆，深感震惊。他指出，如果连干部的记录都被篡改成这个样，那么士官和水兵们实际承受的辐射剂量就可想而知了……

“在五号建筑作业时，一级军士叶夫根尼·塔布诺夫掉落装核燃料容器的水池，腿被挤住不能脱身。二级军士谢苗诺夫非常清楚那是什么水，却毅然跳下去搭救几乎溺死的战友。简而言之，他做了一件英雄壮举。但咱们国家的英雄主义，从电影上看似乎无处不在，唯独不会出现在海岸技术基地这种枯燥的地方。”

跳入放射性深渊带来的后果只能用“简便手段”处理：两名水兵被彻底剃光全身毛发，吃饭和睡觉都戴橡胶手套、垫着油布，与其他人员隔离，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伽马射线源。由于随身剂量计沉入池底，无人知晓他们与乏燃料容器近距离接触究竟承受了多少。一个月后他们终于把身上的放射性物质清理干净。脚跟和部分手部皮肤不得不用刀片刮出血，因为这些部位无法洗消去污。塔布诺夫和谢苗诺夫大概成了全世界惟二曾在高放射性水池“游泳”的人，被每小时释放几万伦琴射线的乏燃料容器环绕……

萨福诺夫总结：事故处理期间90299部队及临时调来的人员中，有1500多名水兵和军官受到遭受严重辐射。被派往基地的一级舰长康斯坦丁·布雷金告诉他，“上面”决定了，可以调动整个北方舰队的军人消除事故后果，不惜任何代价，不怕人员伤亡。也就是说，工艺技术改进的问题不在考虑之列。毕竟俄罗斯何曾珍视过人命呢？

然而我们国家向来不愿为这种事情颁发奖章，尤其对那些最值得嘉奖的人。部分参加清理的水兵只获得短期休假。安德烈耶夫湾事故清理工作接近尾声时，上级部门的军官开始频繁造访，他们身穿崭新防护服，与清理人员一同进入严格管制区拍照合影。后来发现这些照片成了他们申领奖章的凭据。

领导整个清理工作的舰队辐射事故专家弗拉基米尔·布雷金荣获“苏联英雄”金星奖章。萨福诺夫中尉服役期间获得红星勋章和勇气勋章，但“够不上”苏联英雄的标准，因为他对授予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胜利勋章”公开表达不满，被开除了党籍。萨福诺夫给我看一份他亲手编写的名单，列着他认为应当受嘉奖和褒扬的军官与民间专家，包括63名军官、112名水兵，许多名字用括号标注“已故”。他仍然希望国家能够铭记这些英雄，表彰这些当年“上级顾不上”的人，而且不只是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人。

50列火车的乏核燃料

2008年本人偶然过目一份题为《西北放射性废物管理中心第一分部（安德烈耶夫湾）地方放射性废物处理中心》的公文。文件引用了“尼古拉· 多列扎利”能源科学研究与设计院专家意见，称：“目前无法对固体放射性废物进行检查……；尚未开展地下室勘察……；在一些问题上无定论……”末尾的结论是：“目前无法勘察的固体放射性废物对设计方案的选择无实质影响”。

如今在安德烈耶夫湾贮存设施中存放着不少于90个反应堆的堆芯。第一代核潜艇反应堆堆芯（每个）含有约50千克铀-235，第二代70千克，第三代115千克，而且第二代和第三代堆芯的铀总量约为300-350千克。

1998年俄联邦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快退役海军核潜艇和核动力水面舰艇的拆解，以及对海军辐射危险设施进行生态修复的措施》的决议。此后所有海岸技术基地（包括安德烈耶夫湾基地）一律移交原子能部（今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管辖。俄罗斯被迫在声名狼藉的保密制度上稍作让步，允许外国专家进入这些问题严重的地区开展工作。

1999-2005年，安德烈耶夫湾地区共实施了十四项与挪威合作的国际合同，总金额约1亿挪威克朗（约合1500万美元）。截至2010年挪威在该地区的相关工作上共投资约1.4亿克朗。

据环保组织“贝罗纳”专家亚历山大·尼基丁介绍，直到2007年该地区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仅间接涉及核心问题，即从干式储存区移出乏核燃料。此地目前存放着2.3万个燃料组件（相当于50个乏核燃料列车编组）、逾1万吨固体放射性废物、约6000立方米液体放射性废物。

与阿纳托利·萨福诺夫告别时，看着那份英雄名单，我想起另一些人的命运和遭遇，回忆起恰日马湾船厂核潜艇事故（1985年）的清理人员讲述的种种艰辛。他们当中许多人至今未获得“特殊风险部队退役军人”证书。为了依法享受规定的福利，他们不仅要亲自前往兵役局说明自己是放射性事故的清理者，还需按冗长清单集齐所有证明文件，邮寄给圣彼得堡的特殊风险部队退役军人委员会，再耐心等待。这一过程往往耗时数年，对文件的苛刻要求导致许多人半途放弃。哪怕告上法庭亦难免失望，战胜官僚主义仅仅获得微薄补助。但买药的时候，几戈比也不嫌少。

阿纳托利·萨福诺夫的牙齿问题很严重，辐射后果纠缠着他。国家每年支付给这位“非英雄”1500卢布(!)健康补偿金，相当于补一颗牙的费用。

（儿按：本文发表于2010年。2017年媒体报道：技术基地2a号和2b号储罐的拆除工作将持续到2023年，之后才是3a号——由于该储罐风险最高，必须研制机器人。三个储罐内放射性核素总量等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残骸。安德烈耶夫湾距离挪威55千米，故挪威积极参与清理，瑞典、芬兰、比利时、法国、加拿大、德国、荷兰、挪威、意大利和英国也有资助）

延伸阅读：

克拉马托尔斯克居民楼辐射事故

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安全运行的秘密报告

克格勃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建设违反标准的报告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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