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德烈·捷斯连科

刻赤居民口中的“旧检疫站小镇”，自从伟大卫国战争以来几乎没什么变化。安静的街巷被绿意盎然的花园包围，白色的小屋被低矮的石墙环绕。人们仍用老办法蘸石灰粉涂刷房舍和围墙，让人的心情也跟着清净明亮。碧空中斑鸠鸟飞来飞去，焦急呼喊着：“切库什卡，切库什卡！”

透过小小的窗户，看见我外婆叶芙根尼娅·伊万诺芙娜·博克正在狭窄灶间做午饭。

我微笑着问她：“热尼娅外婆，陆军元帅费多尔·冯·博克是不是咱家亲戚呀？四二年七月他因为反对战争、反对希特勒，被免去‘南方’集团军群司令职务。真奇怪……他们居然没枪毙他？”

外婆坐到小板凳上，深深叹气，忧伤地回答：“要真是亲戚，咱家也不至于遭这么大难了。我们虽然是德国的……但我父亲约翰·亨利霍维奇就是个一般木匠，又不是贵族。”

我懂外婆在想什么：“冯·博克一家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也被英国飞机炸死了，上帝都看在眼里呢……”外孙请求道：“外婆，讲讲那时候发生了什么吧。”

于是叶芙根尼娅·伊万诺芙娜开口回忆战争岁月：
“那年也是甜杏大丰收，就像现在。四二年夏天，树头一片绿一片黄，大颗大颗的甜杏密密麻麻。偶尔有果子掉地上，露肚皮的小孩和年轻的小战士喜笑颜开。
该吃午饭了。天气酷热，空气闷得人几乎无法呼吸。唯有从海上刮来的丝丝凉风让人深吸一口气，享受珍贵的片刻宁静。
中学刚毕业的妹妹安娜躺在床上，翻开书，抚平折起的页角，继续阅读被上一次空袭打断的小说。玛莎外婆轻轻摇晃小孙女，这孩子之前在阴冷的防空洞哭过，还没平静下来。而我则让战士们帮忙削土豆，快到吃午饭的钟点了。
邻居们从采石场的防空洞陆续回家，这次又捡了条命。七个年轻军官在我家借宿，指挥部就在附近。大姐拉娅回来后莫名其妙感觉焦虑……她收拾好孩子们，要带领全家折返防空洞。
我问大姐：‘拉娅，你怎么啦？疯了吗？空袭结束了怎么还往采石场跑？都安静了，你怎么搞得？’她不答话。我又喊:‘卓娅，若拉！回家回家！’
小妹卓娅在街上握着一根细树枝，把那些被警报声和飞机轰鸣吓得乱跑的鸡赶回院子。鸡被巨响震昏头了，四处乱窜。弟弟坐在白色的矮石墙上，望着天空，抓一把甜桑葚不紧不慢吃着，手和脸染得黑紫，却不挪动，目不转睛抬头看天。‘好了，都结束了，空袭结束了，魔鬼飞走了！不、不那里还有一架，飞得那么低！’
卓娅已经把鸡赶回院子，正和一个军官吵嘴，军官生气了，砰地摔门，把小妹关在台阶外。她说：‘若拉，快下来。’弟弟不耐烦回应：‘等等，它朝我们这边来啦！’
那架飞机像风筝似的低空缓缓飘来。我的心发紧，狂跳不止。飞机在我们屋顶上空盘旋，越飞越低，机翼的红星清晰可见。若拉又喊：‘是咱们的，是咱们的！你看它尾巴上也有星！’
这架飞机看起来像我们的‘玉米机’，顿时松了一口气。大家齐刷刷挥手，面露笑容。飞机绕了一圈，左右晃动机翼，往家这边飞来。
这时军官们正在换衣服。房门紧闭，隐约听见外婆轻声哄睡小孙女：“啊……啊……宝贝儿睡吧睡吧，都过去啦！”忽然一道闪光一声炸雷，一切都消失了。我什么都不记得，再醒来只见恐怖景象：卓娅被泥土和石块掩埋，脑袋露在外面不能动弹。房子已经没了，只剩地基和炉灶。天啊，我怎么在高处呢……
‘妈呀……妹呀……姐呀……’我呻吟着再次昏厥。邻居们厉声叫喊：‘拉娅，拉娅，你们家被炸了！’。拉娅撇下孩子，箭一样往回跑，看见眼前惨况，整个人呆住了。死寂……呻吟……杏子不停掉落的声音。家没了，满满铺着一层橘黄色水果地毯，颜色像血。拉娅两眼发黑，头晕目眩。半截上尉向她爬来，腰以下不见了，肠子在尘土飞扬的地上拖出一道血迹。他用尽最后力气，指尖扒地，望着眼前灰头土脸的女人。尘埃渐渐散开，把一切鲜活的东西蒙上黯淡灰色。上尉嘶哑说道：“拉娅……拉娅我求你……打死我吧！”说完深吸一口气，脑袋垂落地面。
若拉坐在院墙上，浑身像涂了石灰，歇斯底里吼叫。拉娅见卓娅的头露在外面，还以为脖子炸断了。这时小姑娘哼唧一声，姐姐发疯似的徒手拼命挖土石。邻居、战士们蜂拥赶来，拉娅边哭边小声念叨“活着，感谢上帝，活着！”
而我在树顶最高处尖叫，衣衫不整，心慌意乱。冲击波把我抛到金合欢树顶端，我睁开眼从上面俯瞰这一片混乱，脑子嗡嗡响，耳鸣不止。‘家人都活着吗？’可怕的念头挥之不去。想下树没力气，一阵阵陷入昏迷。
‘姑娘呀……妈呀……姐呀……’我一遍又一遍低声呼唤，稍微清醒又想努力下树回家。消防队来了，把我救下金合欢树。我两耳淌血，满身擦伤和淤青。感谢上帝，我没死。
大家开始清理废墟，眼前的惨状甚至令坚毅的军人颤抖。人们哭泣着诅咒战争、诅咒那个德国飞行员和他的飞机、臭骂希特勒和斯大林……
幸存的家人哭喊：‘主啊，这是为什么？你怎能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屋内的人全体遇难，遗体基本完整。玛丽亚外婆死了，她揽着小孙女，弹片击中她的心脏，她就坐在原位，伏在孙女的尸身上。热尼娅也死了，碎片击中她的小脑袋，甚至没出血，外婆还没来得及哄她睡呢，死神抢先一步把她带走。十年级的安娜未能读完小说，弹片打穿书本也打穿了她。七个军官牺牲，包括那个摔门换衣服、偶然救了我们三个的上尉。”

“这就是命啊！受这种苦，可怎么活啊？”热尼娅外婆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外孙轻声请求：“后来呢？后来怎样？请再讲讲吧……”

“就在菜园，离我们家废墟几步的地方，挖了两个坟。一个埋妈妈、女儿和妹妹，另一个埋牺牲的军官。傍晚咱们的部队撤了，法西斯推进很快。轰炸接连不断，而且搞不清德国人从哪个方向打我们。他们已经进村了，我们只好躲到坟坑等待。女人们尽力挖土，挖的浅也没办法了，大概一米深吧。用布裹着亲人，牺牲的军官没有布了，只能直接埋进去。指挥部的军人匆匆离开，没留下棺材，甚至来不及埋葬战友——走得很急。我们只好自己埋葬所有人。就这么苦命。
战争期间刻赤多次易手：一会儿苏军占领，一会儿又被法西斯占领。有意思的是，德军会在战斗前疏散平民，而苏军从不通知你！我那时不想再活了，满脑子自杀，弟弟若拉和妹妹卓娅阻止我犯这个罪。我如果死了，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办？大姐已经有三个孩子，她最小的女儿战前就夭折了。于是我把若拉和佐娅视若己出，一直抚养他们。
丈夫从战场归来，盖了新房子。我生了三个女儿，用死者的名字给其中两个女儿命名。我用这种方式修正战争造成的残酷不公。老太太、大女孩、小女孩，被残忍夺走无辜性命的人，如今在我三个美丽女儿——热尼娅、安娜和加利娅的身上继续活着。”

六十年过去了，坟墓仍在原处。热尼娅外婆走到菜园，劳作一阵，坐到小木凳上用衣袖擦擦泪水，向母亲、妹妹说几句，轻轻哄着孩子……墓地永远干净、整齐，夏天的鲜花紧挨坟头盛开。

外婆说着说着，苦涩的回忆又湿润了眼眶：“别人不会天天去，可我会，我和她们像邻居一样。跟她们说说话，我也轻松些。而且亲戚们来访，一定会去祭奠。无辜遇难的人只要有人怀念，在那边就能安详。只要我还活着，她们就像活着一样陪伴我。我们怎样对待过世的亲人，子孙后代将来也怎样对待我们。可是没钱立碑，钱从哪来？养老金连吃饭、买药都不够。冬天不烧煤怎么生活？虽然是克里米亚，可冬天风雪交加、又湿又冷。听说德国人的养老金多得花不完，而我们这些胜利者只求饿不死。再说那些牺牲的军官，姓名都不知道，下葬的时候连证件一起埋了。法西斯攻得太猛，天天轰炸，顾不上啊。我们忙着保命，害怕极了，唯恐法西斯打来。谁知道会怎样啊？”

整条街的每户邻居都知道这两座坟墓。有个自以为最聪明、最“正派”的女人听说此事，写信报告上级。于是不知从哪儿冒出些很不客气的家伙，像秃鹫似的扑过来，把外婆当作敌人推开，蛮横大骂可怜的老太太。他们挖出军官的遗骨，转移到集体墓地，外婆在旁边瞧着，吓得说不出话。“至于您自家亲属——想埋自己花钱埋吧！”看样是领队头目的那个人撂下这句恶毒话，带着完成任务的十足神气，一脚踹开小门，同当年的法西斯别无二致。

外婆哭了很久，因为这场屈辱、因为被粗暴对待、因为人的卑劣以及掌权者的忘恩负义和不理解。她仿佛重新经历了一遍四二年的惨痛，差点儿气死，生病好长时间：血压升高、心脏发紧、脑袋胀疼、脉搏狂跳、太阳穴像锤子敲，但上帝让她长寿。神看见且体谅她的一切，赐予这位瘦弱妇女力量，让她能够承担生命中的各种苦难。热尼娅外婆深受亲友和街坊四邻尊敬爱戴，凡认识叶芙根妮娅·伊万诺芙娜的人都把她视为女性的全然典范。亲戚劝她迁葬死者，但热尼娅外婆说：“等我死了葬在一起吧，到时候你们想怎样安排都行。目前神还让我活着，九十岁了，一切照旧吧！”

外婆低声抽泣，颤巍巍站起身，踉跄着挪步去捡掉落的杏。整个院子铺满黄澄澄杏子地毯，树头的鲜亮果实不停落下，似乎在提醒我们战争年代这家人遭遇的悲痛。今年又是甜杏丰收之年，这样的年景可不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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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袋青贮饲料的故事

悭吝的科利亚叔叔

苏联时代的乌克兰，5月22日被视为“敏感日”，因为异议人士自从1960年初开始聚集在基辅的塔拉斯·舍甫琴科纪念碑前，克格勃派员干预。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项“活动”实际源于更早的革命前。

塔拉斯·舍甫琴科坟墓1861年5月22日在卡尼夫落成之后，不断有仰慕者前来凭吊。这位“科勃扎歌手”最初下葬圣彼得堡，如今终于安息故土，就在第聂伯河畔他曾梦想定居的高岸上。作家尼古拉·列斯科夫1882年夏季造访卡尼夫的“塔拉索夫山”，亲眼见证：“坟墓一直有人拜谒，而它之所以严重倾圮正是因为未被遗忘”。两年后人们在坟墓竖立铸铁十字架，大约同一时期又建成小型博物馆——塔拉斯小屋（作家兼翻译奥列克萨·科别茨回忆“屋内两侧靠墙放着盖花布的长凳，墙上挂毛巾，其间高悬诗人肖像”）。博物馆设有访客留言簿，1901年第一本留言簿全写满了，启用第二本。

然而人们在迁葬纪念日集体扫墓这一传统是杰出作曲家米科拉·李森科1909年倡议的，当时他约朋友一起坐小轮船前往。有趣的是，1861年5月22日他作为护送人员之一乘坐同一条船陪伴塔拉斯·舍甫琴科的灵柩从基辅行至卡尼夫。从此每年5月22日总有许多基辅市民搭船造访塔拉斯山，1914年塔拉斯·舍甫琴科诞辰一百周年，凭吊者激增，之后几天亦然。翻看保存至今的留言簿，仅1914年5月25日这天就写了满满六页。

岁月流转，在纪念舍甫琴科的日子里人群络绎不绝。奥列克萨·科别茨说：每年五月底“在塔拉斯·舍甫琴科墓前举行一次无预告、无召集但规模必定宏大的集会活动，参加人数可达五千、六千甚至万人”。到了所谓“第一次独立”时期，1918年6月10日帕夫洛·斯科罗帕茨基政府宣布舍甫琴科坟墓为国家财产。

苏联建立后，五月末从基辅乘船去祭扫舍甫琴科墓的传统得以延续下来。出发日期未必是22日，有时会选在最接近这天的周末，但目的无疑是纪念迁葬。基辅市民前往卡尼夫规模最大的一次出行发生在1923年5月，因为这年墓顶的旧十字架被雕塑家卡列尼克·捷列先科创作的半身纪念像取代。布尔什维克政府并未阻止，人民委员会反而于同年决定在塔拉斯山建立科学教育保护区，六年后又特地为远道而来的访客修建了两层小旅馆。1939年诗人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墓地最终形成了今日面貌：高基座上矗立的青铜纪念碑，以及文学纪念博物馆。

纳粹占领时期卡尼夫扫墓被中断了，人民在乌克兰境内移动必须持通行证，何况根本不允许随便进入塔拉斯山——因为有德国兵营。1944年5月，当这座城市重新回归苏联版图之后，大批群众参加了当局举办的官方祭扫活动，并以乌克兰人民的名义敬献花圈。战后从基辅去卡尼夫的旅行一直持续到1950年，如果5月22日天气不好就改在6月20日（塔拉斯山纪念碑揭幕纪念日）。谁知1951年这项传统活动被强行阻止：斯大林政权已经与“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斗争了多年，在当局看来，拜访舍甫琴科墓显然属于民族主义表现。

随着赫鲁晓夫“解冻”，国内形势趋于宽松，似乎许多事情现在被允许做了。1963年5月22日一群舍甫琴科崇拜者首次自发聚集在基辅大学对面的舍甫琴科纪念碑前，他们既不是区委组织的，也不是应付公差，诚心诚意敬献花圈、唱诗人的诗歌。克格勃未加阻挠，但事后得知一直在秘密监视，把这次“自发活动”记录在案。随后两年即1964和1965年，国安部门继续只监视不干预。

1965年夏秋成为转折点。那时尼基塔·赫鲁晓夫已经被克里姆林宫政变推翻，乌克兰各地掀起了逮捕本土知识分子的浪潮。9月4日在谢尔盖·帕拉扎诺夫导演《被遗忘的祖先之影》首映式上，伊万·久巴、瓦西里·斯图斯和维亚切斯拉夫·切尔诺维尔发表了标志性的抗议宣言。1966年克格勃关于5月22日集会活动报告的语气明显改变，文件不再使用抽象的“个别知识分子和青年代表”，开始列出具体姓名如：“И.斯维特利奇内、演员Т.齐姆巴尔、医生Э.比尼亚舍夫斯基、工程师В.罗布科、退休者Д.波尔洪、Н.斯维特利奇娜、Н.普拉霍特纽克”。

1967年当局不再袖手旁观。5月22日傍晚纪念碑前“聚集约二百人朗诵、唱歌”，虽然报告承认“他们并无任何敌对言行”，但“22时15分警察部门试图制止正在进行的活动”，理由是扰乱社会秩序，因为22时后禁止在公共场所唱歌、喧哗。结果“五人被拘留押送警局，引起在场者愤怒。集会组织者之一Н.普拉霍特纽克号召了约一百人，23:00前往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意图在那里停留至清晨并要求释放被拘留者。经过解释工作，释放被拘留者之后，聚集在大楼前的人群散去”。此事没完。集会者次日起草抗议信（约五十个签名），寄给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乌克兰政府，还寄给当时正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并以传真电报的形式将事件经过告知大会代表德米特罗·帕夫利奇科、伊万·德拉奇和奥列西·洪恰尔，顺便给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著名月刊《新世界》投了稿。

此事仍没完。5月28日一群青年前往塔拉斯山，在博物馆留言簿留下二十六个签名，控诉有人禁止他们唱诗人的诗歌，甚至不允许他们说母语。很难讲这些信件和电报产生了什么效果，但正是在1967年，5月22日在当局眼中变成了“民族主义”象征，舍甫琴科纪念碑前的“集会”被定性为“反苏”。

1968年局势更加紧张。早在3月28日基辅街头就出现张贴传单，呼吁大家5月22日到舍甫琴科纪念碑参加两小时集会，随后八人一队有序前往基辅大学红楼喊口号。所以这已经不是“诗歌演唱会”，升级为了大规模抗议。克格勃将活动发起者（约三十人）置于“业务监视之下”。政府则采取了出乎意料的应对办法：紧急设立“基辅之春”文艺周，提出口号“兄弟民族友谊长存”。文艺周内容是在纪念碑附近安排基辅市、基辅州众多业余团体表演，时间覆盖5月22日及其前后几天。于是舍甫琴科纪念碑周边区域就被唱歌跳舞的“占据”了。据说用官方活动排挤抗议活动这一招是乌克兰国安委第一副主席鲍利斯·舒尔任科想出来的。

大学生们试图在纪念碑前自行其是对抗“基辅之春”，然而正如克格勃文件记载：“采取措施予以成功阻止”。1969年当局故技重施，再次组织政府汇演和国安力量削弱“民族主义者”的声音。但第三届“基辅之春”哑火了——乌克兰国安委主席维塔利·费多尔丘克呈送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和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的报告写道：“1970年5月22日，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士，包括自发组成的‘戈明’合唱团成员，以合唱形式对抗政府汇演。一百人的团体自20时开始与政府汇演同步演唱乌克兰仪式歌曲，持续三个小时，并在政府汇演结束后继续唱到5月23日凌晨1时”。

政府汇演23时结束，“极端主义倾向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举行了他们自己的持续近三小时的集会。发言者朗诵叶夫根·普卢日尼克、瓦西里·西蒙年科的诗篇及自己的作品，演唱了《遗嘱》《我的思绪……》《收割者在山岗收割》等乌克兰歌曲。1971年当局第一次明确打预防针：“基辅各高等院校提醒学生5月22日23时以后不宜出现在舍甫琴科纪念碑附近，引发了部分青年人的好奇心”。5月22日上午10时，克格勃在诗人纪念碑处“建立业务监视”，但未发生任何出格事件。临近傍晚，叶夫根·斯韦尔斯秋克（译注：作家、哲学家、异议人士）和伊万·贡恰尔（译注：雕塑家、画家）现身，默默献花后离去。18时15分“基辅之春”汇演开始：作家П.沃龙科、Г.多涅茨、С.奥利伊尼克和Н.普里霍季科发表激情洋溢讲话，“随后基辅市创作集体和业余文艺团体演出”。

此后，克格勃研判已不适合在塔拉斯·舍甫琴科纪念碑前继续“基辅之春”文艺周。根据基辅州委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齐布利科的倡议，1973年改为举办“全联盟艺术节”。

1972-1973年进行了多次大规模逮捕，乌克兰国安委主席维塔利·费多尔丘克1974年5月21日报告乌共中央：“1972-1973年间党的机关、社会组织、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安委及基辅州和切尔卡瑟州国安局，针对最活跃的集会参与者（包括业务考察对象）采取的预防性措施，显著降低了他们的积极性。1973年几乎没有此类集会，目前也未收到其筹备集会的任何材料”。但这不代表完全沉寂，人们仍然来到纪念碑前献花、诵诗，用这种方式多多少少表达对于压制的不满。

就连费多尔丘克本人也明白，尽管“已采取措施”，5月22日的集会仍将年年重复。他在报告中继续写道：“不能排除那些未逮捕的……他们的同伙及其他具有反苏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士，可能再次于今年5月22日在基辅或卡尼夫的Т.Г.舍甫琴科纪念碑前聚集并煽动反社会情绪”。总之，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5月22日都被视为不宜进入舍甫琴科公园的“敏感日子”，甚至白天亦如此！曾有大学教授上完课走习惯路线从黄楼途经公园去红楼，险些开除党籍（等于丢掉教职），最后挨了“政治目光短浅”的严重警告过关。类似故事屡见不鲜。如果是学生，当天走这条道很可能被大学撵回家。

于是这一天的公园异常冷清，平日总被带小孩老奶奶和下棋爱好者占据的长椅空无一人。克格勃还采取措施，避免通过“国际旅行社”渠道来苏联的外国游客在舍甫琴科纪念日期间出现在基辅。维塔利·费多尔丘克1974年的报告称：“预计到5月22日将有二百六十名资本主义国家游客抵达共和国，其中约一百人系美国和加拿大的乌克兰裔外国人。部分人可能成为5月22日敌对表现的煽动者和参与者。鉴于此，正采取措施尽可能调整外国人在基辅市的停留时间”。

到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国安机关终于停止监视舍甫琴科公园，也不再阻挠纪念诗人迁葬周年的集会。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国家元首和来访的外国贵宾都会尊重传统向纪念碑献花。

延伸阅读：

1980年奥运会前乌克兰克格勃的活动

切尔诺夫策市拘捕庆祝保罗·麦卡特尼生日16人

克格勃怎样监视基辅欧洲马术三项赛

（本文一万余字，阅读时间一小时）

▢ 玛丽亚·罗玛欣娜

自从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俄罗斯走上了民主发展之路。那么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怎样设想21世纪国家发展呢？本文将探讨1983年安德罗波夫时代编写、仅供内部使用的《苏联1986—2005年科学技术进步综合规划》中的预测，并尽可能将其与2005年俄罗斯实际达成的指标进行比较。

苏联经济发展综合规划由三部分组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社会问题、提高人民福祉与文化发展》和《人口、劳动力资源与劳动保护》，其中详细分析了1983年全国社会经济生活指标。这份规划由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和ГКНТ（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下属的职能委员会制定，参与编写工作的主要单位有：苏联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下属之全苏系统分析科研所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文件不是在印刷厂出版，而是打字件复印的。由于该规划并非面向公众（不同于每年公开发行的国民经济统计汇编），因此可以说其中数据最接近当时国内真实情况。苏联1990年之前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主要方向已在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获得批准，优先任务是：进一步提高人民福祉、巩固国家经济、提升劳动人口积极性，进而增加物质与劳动力资源。

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与任务

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在于满足苏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解决提高人民福祉和社会发展的问题。政府为自己设定了以下任务：
— 建立无阶级社会结构，消除居民群体之间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差异；
— 持续提高人民需求满足程度和福祉水平；
— 在发展基本生活领域的基础上，创造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 巩固苏联社会的思想政治统一，完善道德教育体系，培养共产主义道德。

经济学区分两种再生产类型：粗放型再生产依靠增加额外资源实现扩张，不改变技术基础；集约型再生产则相反，它依靠提升技术与工艺基础的品质来增加生产规模。由于资源有限，从长远考虑，苏联经济的发展将力求向集约型再生产方式转变。

劳动力资源

截至1981年1月1日统计数据显示苏联人口2亿6660万，其中1亿3920万生活在РСФСР。苏联经济学家计划逐步降低劳动人口比例——部分通过减少就业妇女人数实现，这样做预计将提高出生率并延长育儿假期。若将1976-1980年劳动人口的绝对增长量视为100%，那么1981-1985年为30%、1986-1990年为28%、1991-1995年为28%、1996、2000年为61%，2001-2005年为64%。

1980年全国就业人口总数1亿3150万，其中74.4%从事物质生产，25.6%在非生产领域就业。在粗放型发展方案中，计划将物质生产领域的就业人数从1980年的9780万增加到1990年的1亿人，并一直维持这一水平。第二种方案则是，物质生产就业人数在1985年增加到9950万人后，逐步降至1995年的9710万，2005年进一步降至9240万人。根据集约型方案，非生产领域劳动者比例的显著提高应当通过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加快增长来实现，同时扩大退休人口参与社会劳动的规模。

苏联经济学家长远预期劳动力短缺将会加剧，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农业劳动力进一步释放。尽管苏联农业就业人口比例总体上高于其他经济发达国家数倍，但许多农业企业，特别是苏联非黑土地区的农场面临劳动力不足，尤其缺少机械操作人员。根据第一种方案，农业就业人数应从1980年的2700万减少到1990年的2510万，并在2005年进一步降至2180万人。而根据集约型方案，依靠生产过程全面机械化加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导致农业劳动力以更快速度被释放，按照这一方案，农业就业人数应在1990年减少至2470万、2005年减少至1830万，约占苏联总人口的7%。

1980年工业职工数占全国总人口的13%，预计这一比例未来将保持稳定或略微增加。查看俄联邦国家统计局2004年数据，总人口1亿4280万人中农业人口占5%，工业人口占10%。这种下降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苏联解体之后，大型工业区顿巴斯和农业人口为主的加盟共和国（中亚）都已分离出去。

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改进生产技术。由于苏联经济最初是以快速增加就业人口为目标，因此需要在新的劳动力资源形成条件下针对经济进行根本性调整，这就要求研发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和工艺并将其引入生产取代旧技术。新技术和工艺首先应当确保总体减少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数量，尤其是低技能和重体力劳动者。1980年代初物质生产领域从事体力劳动者逾5000万，其中约55%为工业工人，约65%为建筑工人。减少手工劳动的主要方向是：起重运输和仓储作业（1980年代初约900万人）的机械化、装配作业（约800万人）的机械化。

增加劳动力资源使用效率的另一种方法是提高劳动密度、减少工作时间损失。规划编制者认为，为此需要尽可能激发工人对生产成果的兴趣，完善工资制度及物质和精神奖励体系。减少工作时间损失首先应通过消除旷工和未经批准的缺勤来实现。若能减少因病缺勤，将释放出大量的时间储备。然而，所有这些措施都需要对基层劳动组织进行重大调整，保障和支持生产及公共服务领域劳动者的劳动制度。

1983年对各工业企业的分析表明，仅班次内停工就浪费了15–20%的工作时间，因此减少或彻底消除这类停工现象将显著提高劳动密度。两点一线式通勤和轮班制也是经济效益显著的就业形式。今天我们正好能观察到这些方式的普及，外埠（译注：指首都以外的地方）无法为所有居民提供薪酬优渥的岗位，所以许多人选择到大城市或北方地区以轮班方式工作。

因此，根据综合发展规划，预期将通过技术改造苏联国民经济固定资产、提高劳动密度、减少工时浪费、改善劳动组织以及扩大跨地区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来实现既定任务。

专业人才培养

在制定教育和人才培养领域的规划之际，存在以下问题：
— 保持不同类别劳动者（熟练工人、中等专科和受过高等教育专业人员）数量之间的合理比例，以便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
— 在教育体系中实现人才培养形式（教育机构类型、学习形式）与专业化方向（知识领域和水平）上的平衡。

预计这些问题仍将长期存在。同时，就业人口未完成中等教育的比例呈下降趋势（1960年为26%，1990年为16%，2000年为8%，2005年为5%）。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2004年底俄罗斯就业人口具有基础中等教育（九年级）的比例为6.2%，具有完整中等教育（十一年级）的比例为22.6%。还应逐步消除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水平和品质上的显著差异，缩小普通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毕业生培养效果上的差距，改善各地区专业人才的保障情况，使人才培养中心尽可能靠近其未来就业地点。再就是：职业指导体系发展薄弱，学生对学习成果兴趣不大。

在远景时期，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职业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应当以超快速度发展。在扩大职校网络的同时，有必要改善其物质基础，加强合格师资的配备，优化职校在全国范围内的布局，更加充分地考虑国民经济非生产领域对相应资质劳动者的需求，加强职校与生产的联系。展望未来，苏联经济学家计划在每一个新建的或已有的大型企业（雇员两千人以上）附近建立一所基础职业技术学校，从而解决全体青年工人均能在固定学校深造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有将职校和技校毕业生按具体岗位分配而非仅按企业分配的实践经验。

对中等专科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必须通过加速发展技术学院来满足，这些学院需要从十年级毕业生中招生。在科学技术进步成果加速应用于国民经济的条件下，早在制定规划时人们已认识到，劳动者获得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已不够以满足其终生需求。在远景时期，建立灵活的劳动者再培训和技能提升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必须加强实习与改行培训制度的作用，扩大并常态化学术休假。当然，1980年代初的规划制定者无法预见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使得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数十倍。21世纪职业需求不断变化，每年都有新专业出现，而教育体系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所以，苏联时期指出的问题不仅没解决，反倒更加严重。

投资资源

在1970年代，投资活动由于多种原因开始放缓。资本投资规模从“九五”计划时期的142%下降到“十五”时期的129%，初级投资资源（木材、合成树脂、塑料等）的再生产受到更大限制。与此同时，机械制造业和建筑业尚未做好应用先进结构材料的准备，导致使用这些材料能够带来的节约效果无法充分体现。与“九五”计划相比，生产能力的投入动态下降了近10%，而“九五”和“十五”期间投入产能的资本密集度和资金密集度增长了30-50%。

机械制造业未能实现国民经济要求的结构性转变——首先是手工劳动机械化、农工综合体的加速发展、化学工业的提升及出口潜力的扩大。机械制造业和冶金业产品的品质与技术水平无法满足国民经济需求，这导致设备进口量急剧增加。与此同时，投资资源被浪费在制造性能过剩的设备上（例如盲目追求通用性、追求突破世界纪录），这些性能在企业实际生产中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工程建设周期超标2.6倍，导致新设备和建设项目在投入生产前已经落后过时。

初级投资资源的短缺，尤其金属不足，导致黑色冶金工业发展严重滞后。建筑安装工程和机械制造业的滞后导致进口比重上升、推高设备价格，从而降低了资本投资效益。

“十五”期间冶金、动力、钻井、压缩泵设备进口大幅增加，海外采购的金属加工设备、半自动化生产线及其他各类机械设备也有所增长。进口剧增显著加重了原材料工业的负担——包括燃料能源综合体。石油加工、化学、造纸工业及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等领域开始更多地采用进口设备。

为克服投资活动中的这些不利趋势，在远景时期，政府计划消除初级结构材料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失衡，减缓新增产能的资本密集度和资金密集度增长，加快固定资产更新换代，并提高国产设备的技术水平。

资本密集度和资金密集度增长的原因包括：设备和建筑材料成本上涨、建设规模扩大、建设活动向北方地区和地震带转移。在远景时期，通过降低国产设备单位产能成本、开发更可靠的机械和设备型号、减少昂贵设备进口，以及更合理地利用现有生产设备，有望放缓增长速度。

能源资源

1980年代苏联燃料能源综合体进入了传统燃料生产放缓阶段，导致燃料能源资源整体产量下降。1951-1970年燃料能源资源(ТЭР) 年均增长率7.2%，1971-1980年5.1%，而根据行业预测材料，1981-2000年增长率不会高于2.5%。这种趋势是燃料能源行业生产资本密集度持续增长的结果。

1961-1980年间燃料能源资源(ТЭР)分配情况如下：用于满足国内非燃料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的ТЭР比例下降，而出口资源的比例上升。在此期间，燃料和能源出口量增长了5.4倍，其占燃料能源资源总产量的比重上升8%，最终超过16%。国内石油燃料的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巨大差距：1961-1980年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平均占原油开采量的26%。

燃料和能源出口份额的增长趋势，无论是在其分配结构中还是在出口总量中，都是在苏联经济拥有丰富的燃料能源资源及能源行业成本效益高的条件下形成的。1961-1980二十年间，这些行业的产品在苏联出口中的份额增长了2.9倍，达到出口总量的46.9%。

苏联经济的一大特点是生产过程的高能耗，这很容易用其高材料消耗率来解释：生产、运输与加工大规模原料和材料，在各个环节都需要相应的能源投入。1980年代初苏联非生产性能源消费人均水平比西欧国家低两倍，农村地区的电力消费又比城市低两倍。

长期以来国家经济一直侧重于能源和燃料（主要是液体燃料和气体燃料）生产的高增长。为了在未来实现更加节约的能源消耗，需要对整个生产体系进行大规模改造。苏联经济学家认为必须：
— 创造条件防止燃料和能源开支及损耗增加，在交通系统、工业和住宅建筑、生产流程的设计阶段引入严格节能要求。
— 加快国民经济电气化进程，同时利用所有类型的燃料而非依赖单一燃料；
— 研发使用固体燃料的大功率能源设备；

在讨论的前景期内，ТЭР生产结构的变化首先表现为石油比重的急剧下降。因此，在确保ТЭР总体节约的框架下，节约石油燃料的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如果要把石油及石油产品出口份额维持在1985年水平，1986-1995年石油产品消耗年均降幅应当是8.4%，1996-2005年达到8.6%。

2003年统计数据显示，石油开采比例仍然相当高——40%。石油出口比例同样居高不下——超过50%（2003年6.025亿吨原油产量中出口达3.258亿吨）。

消费资源

1980年代初，60%以上的消费基金总额来自农工综合体(АПК)的产品。尽管采取了加强农业发展的措施，但产量仍在下降。例如“十五”计划期间，该行业总产值的年度最低值与最高值之间存在大约6%的差额（粮食则高达80%）。基础设施不发达导致在丰收年份无法建立保险储备（1980年粮仓容量仅略高于1.5亿吨），加之物流网络运力有限，损失进一步增加。畜牧业生产率出现下降趋势，鱼产品日益短缺。由于渔获总量减少，1977-1981年人均鱼和鱼产品消费量低于1976年水平。

轻工业也面临困难。由于款式单调、做工低劣，许多国产服装无人问津，而同类进口服装却十分畅销。商品品种和品质不符合居民需求是造成库存过剩、积压滞销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在所有滞销和积压的商品中，五年及五年以上的产品比例从1978年10月1日的23%上升到1981年10月1日的46%。新款式仅占总产量的7.2%。苏联服装产品的低品质同样影响了需求，1970-1980年代初贸易检查部门每年淘汰15%的皮鞋、逾13%的成衣和10%的针织品。

生产规模有限、产品更新缓慢且种类单调，导致大多数文化生活及日常用品（ТКБНХ）的使用年限被人为延长。根据苏联贸易部数据，某些日用品的订单满足率仅40—85%之间，同时，卖不出去的商品库存却在增加。文化生活用品消费资源的增长受到产品品质低劣的制约，1980-1981年贸易检查部门发现，市售的25%电视机、20-25%冰箱、15%家具、10%洗衣机和10%收音机为不合格品。文化生活用品消费的增长也受到维修和技术服务组织不完善，以及配套商品产量不匹配的限制。

由于农工综合体部门发展滞后，在这些部门产品的消费结构中，进口产品和酒类所占比重上升。到1980年，进口货在农业相关行业产品消费总增长中的比重已接近40%。如果说在“九五”计划期间轻工业制成品进口增长最迅速，那么在“十五”计划期间主要是食品进口增加。

农工综合体的产品生产首先取决于农业生产的效率。要提高效率就要提高作物产量和生产率，同时改善农产品原料的品质，建立储备体系，实现资源有效分配，并保证稳定的基础设施以减少原料损耗。

由于经济学家认为农工综合体的发展总体上取决于初级农产品原料的利用率，那么为了提高这种效率，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 减少在各个阶段的储存和加工损耗；
— 提高初级农产品的加工深度，扩大食品、纺织品、服装、鞋类的品种；
— 扩大加工企业的产能，考虑在高产年份拥有必要的储备能力以处理原料；
— 减少生产消费品所使用的技术需求，并且在不降低农工综合体最终产品消费性能的前提下，用人造原料合理代替天然原料。

为了维持文化生活和日常用品的生产，并稍微平衡居民消费结构，综合发展规划拟定以下措施：
— 提高文化生活和日常用品的品质及其使用经济性；
— 实现生产现代化，保证在五至七年内定期更新产品，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 开发和生产新型产品，包括基础型号和成套消费品；
— 发展文化生活和日常用品维修和服务领域，生产配套产品。

在未来发展阶段，追加资金用于产品保存并及时送达消费者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制定综合发展规划时，苏联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保障水平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差距达六倍。根据基础设施工作委员会评估，因基础设施落后造成的年损失额不少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因素包括：产品积压和损坏、品质下降与运输过程损耗、运输工具准备不足、道路状况差、运输通行能力储备不足、储存条件恶劣、供应运营费用过高，以及通信设备落后、不可靠且品质差。

今天，正如我们所知，商品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但很大程度上是靠进口解决的。

消费结构的变化

1971-1980年国民福祉总体指标显著增长，人均实际收入提高了46%，居民个人消费基金增加了66%。因此，居民在物质财富方面的消费结构也随之改变。食品在个人消费基金中的占比从1970年的63.3%下降到1980年的57.3%，非食品消费品的比重相应上升，其中轻工业品（服装、内衣、鞋靴、纺织品）从23.5%上升到24.4%，文化生活及日用商品从4.7%上升到7.7%。居民预算中用于购买服务的支出比例从9.0%上升到10.2% 。远期规划目标是提高国民福祉、增加消费总量并不断改善消费结构。

也注意到酒精饮料消费不断增长。1970年人均开支101卢布，1975年135卢布，到1980年已接近170卢布。鉴于这种情况会影响劳动力素质，恶化人口再生和健康状况，最终降低人民福祉水平，未来计划将酒精饮料在个人消费基金中的比重降低至少1.7-1.9倍，并提倡购买低度酒。苏联酿酒业的一个特点是烈酒产品占比很大——1980年为51%，而多数发达国家仅15-40%。而且苏联人的低度酒和啤酒消费比其他国家低2-6倍。

还考虑到在未来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组织生活、休闲活动，使民众最大限度地接触文化和艺术成果。由于城乡居民在获得有偿服务方面存在显著差别，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消除这些差别。计划鼓励服务业高水平履行个人订单，将最耗时费力的家务劳动尽可能转移到有偿服务领域，并扩大群众有组织的休闲活动机会。

无论收费服务或免费服务，根本问题都在于提高民众实际获得的服务品质。教育、医疗、学前托幼机构等的服务品质不能满足人民和全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社会组织的生活服务体系（收费或免费）未充分考虑消费者需要，所以高品质的服务转移到了所谓私人服务领域。私人服务的发展恰恰表明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品质落后，这对于所有个人消费领域都是现实问题。

在远景时期，政府提出以下任务：满足人民对均衡营养的需求，推动富含维生素的饮食，减少酒类消费；推广耐用消费品在家居、休闲等方面的应用；为每个家庭提供住房；满足人民对于教育、医疗和文化服务的需求。学前教育方面：计划到2005年使农村地区幼儿入园率达到60-70%，城市地区85-90%，并将每位保育员照管幼儿的人数降低到10-15人。

财政平衡

在苏联经济中，货币积累构成了财政资源的主要部分，包括国营企业和组织的利润、集体农庄的净收入、营业税、国有和集体农庄合作社的社会保险缴费、外贸收入及其他积累。货币积累的主要形式是利润和营业税，1961—1980年间它们在货币积累中的总比重保持在85-90%上下。

1971-1980年储蓄的增长速度相比前十年明显放缓，主要原因是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尽管如此，工资水平依然在提高，税收和保险缴费随之增加。

随着金融资源增长，国民经济中物质与财政失衡的加剧不可避免，导致计划与经济管理方法主要侧重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这种失衡对整个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它助长了过剩库存的形成、资本投资的分散及各类国民经济资源的短缺。

物质与财政失衡表现为流通中的支付手段（非现金和现金）持续不断地超过流通中所有物质资源的总价值。1961-1980年国民经济中支付手段年均值增长6倍以上，而社会总产品仅增长3.2倍，国民收入增长3倍。同一时期，国有企业和组织在银行账户中的货币资金增加9倍以上。据专家估计，到1980年底流动性过剩至少1200亿卢布。同时，国民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还伴随着商品库存的积压（不少于400-450亿卢布）及不合理在建工程的积压（不少于300-400亿卢布）。二十年来国家对居民的货币债务增长了13倍，到1980年底达到相当于国民收入的50%左右（或国家预算收入的75%）。

国民经济流动性过剩加剧了主要经济资源：原料、材料和劳动力的短缺。资源短缺又促使各经济组织建立远超实际需求的储备。由于储备的积累，企业资金周转下降，结果需要投入更多货币，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过剩。

苏联经济发展综合规划提出以下措施克服物质/金融失衡：
— 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确保物质资源与金融信贷资源相协调；
— 必须进行信贷金融改革，以加强国家货币流通的集中规划与管理。改革应当区分国家预算资源、银行贷款基金及联合公司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国家预算收入部分应来自经济积累，而非依靠预付拨款；还应当改变信贷体系；
— 改变经济组织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制度，为使用银行贷款覆盖开支创造条件。

实现供需平衡

支付能力需求与商品供应之间失衡，造成了国家经济陷入极为不利的局面。居民丧失了高效劳动的动力，劳动强度下降，消费品品质劣化。 在社会层面上，这种失衡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

经济学家们期望在1990年代初期创造出能够阻止进一步失衡的条件，确保商品供应满足货币收入。计划采取的措施是：
— 增加消费类商品资源的供给量；
— 限制支付能力需求的增长（通过影响居民的名义收入和储蓄）；
— 激活供需平衡的机制。
上述这些措施必须综合运用，因为单独实施无法解决问题。此外，还需要将这些措施与实现国民经济物质/金融平衡的举措相结合。

提高居民货币收入的措施必须限定在能够实际落实的消费资源范围内进行规划，同时预留必要的储备以防资源计划完不成。通过大幅减少农产品生产、储存、运输和加工过程中的损耗，可以显著增加大部分食品和一部分非食品商品资源。

实现平衡的主要条件是商品和收费服务的供应能够超前增长，加速发展日用消费品生产和收费服务、大幅提高其品质、扩大其种类，探索增加商品资源的新途径，并在这个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利用集中所有地方资源。为此，规划设想发展个体和合作生产，鼓励副业经济和私人服务——尤其是在动用国家资源不划算的领域。从更长远来看，不仅需要增加最紧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还要在各领域提高对居民合理需求的满足程度。同时，应当考虑生产的经济可能性及满足某些需求的社会前景。

实现平衡的另一种方式是拓宽居民货币支出渠道。首先设想的是改变建筑业融资秩序。规划还考虑为一切有需求的人提供园艺用地，并推动全民买车。如果能将城市家庭的菜园和度假用地普及到至少25%（1980年约为10%）将带来以下好处：首先这是一种健康的休闲方式，其次让有儿童和退休人员的家庭拥有休养场所（1980年代初人们更愿意在郊外休养，较少在疗养院、度假屋和膳宿旅馆），而且是额外的蔬菜和水果来源。休养场所还是建材、文化生活用品和家庭用品的重要消费市场（经济学家估算1980年代此类目的每年在建材上的支出可达15亿卢布，在文化生活用品和家庭用品上的支出可达10亿卢布）。同时，建议对土地使用征收较高费用，并将分配面积增加1.5-2倍。

据苏联经济学家计算，汽车及其配套商品和服务可能成为居民支出的主要渠道之一。若在2000-2005年实现每100个家庭拥有35辆汽车的水平（1980年代初东德已达到这一水平），需要将汽车的年销售量提高到300-350万辆，从而带来200-250亿卢布的零售额。燃料、保养和维修、附加及配套商品的开支也大致相当。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俄罗斯每千人拥有150辆汽车。

另外，计划推广各种形式的医疗收费服务：门诊部、检测实验室、美容院、牙科诊所、理疗、按摩、泥疗中心等扩大居民消费渠道。还考虑发展多样化的收费休闲服务，组织各种体育俱乐部、打字、速记、编织、裁缝等课程和兴趣小组，以及电影大学和文化大学，规模足以满足居民在这些方面的需求。

调节供需关系包括必然实行零售价格改革以建立灵活的价格调整机制，也要完善税收制度：引入累进税制。为改善住房状况，建议将国有住宅临时租赁给没有固定住房（例如住单位宿舍或向私人租房等）的家庭。

1986-2005年远景时期的社会问题及解决途径

1960-1980年苏联社会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关系结构皆发生变化。社会各群体的需求水平与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之间出现了巨大落差。未满足的消费需求大幅增长，一些商品和服务的短缺加剧，导致劳动报酬的激励作用减弱。在短缺形势下产生了特殊的分配机制——既有官方的（如通过企业分配紧俏商品等），也有非官方的、反社会的、违法的。展望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于提高社会经济、社会和文化潜力的品质和利用效率。

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完成以下任务：通过改善劳动和休闲领域保障居民更高的劳动、社会和文化水平；提高居民福祉水准；实现社会的同质化。

在远景时期，经济学家希望消除社会上无效的劳动形式（即导致人在生理、神经心理和社会层面退化的劳动条件），并建立有助于每个劳动者个性发展的就业结构。设想到2005年，体力劳动和社会吸引力较低的工作的比例应控制在就业总人数的5-7%以内。

当时预计，工业和建筑业的非熟练劳动可在1990年代初被消除——到那时低技能劳动的规模将不超过工人总数的10%。到本规划期末，要求在工业和建筑业中消除低技能劳动，在服务业和农业中消除非熟练劳动。这些行业中从事低技能劳动者的比例不应超过就业总人数的5-10%。

与此同时，仍然存在怎样鼓励工人从事社会吸引力较低岗位的问题，提出了几种解决方案： — 在普遍义务条件下进行相对短时间的动员（派遣工人和职员从事农业劳动、果蔬基地、建筑、场地清扫等）。这种特殊形式的动员可以视为：在不受欢迎岗位上从事义务工作作是日后获得高技能、有意义的工作机会和良好劳动条件的前提；
— 通过提高薪酬和提供社会文化福利来补偿不利的劳动条件和工作内容，从而吸引并挽留工人；
— 通过缩短工作年限、从固定岗位转向流动岗位、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作内容和技能来消除社会吸引力较低岗位的负面影响。
《综合发展纲要》的制定者倾向于最后一种方案，因为它不涉及强制手段。

1970-1980年代针对在吸引力较低岗位工作者的补偿机制包括：涨工资、各种形式的晋升机会、优先安排疗养院和休养所、优先保障儿童入托及优先考虑改善居住条件等。建议的改变是：降低工资的作用，优化劳动与休息制度，同时保留在医学服务、治疗和休养方面的优待。

在就业领域，主要的社会和经济任务是实现就业岗位的质量平衡，提高劳动者的就业流动性，创造更多样化的条件使劳动者融入社会生产。作为实现有效充分就业的一种方案，曾考虑建立包含广泛特征的全联盟人口登记系统。

克服城乡差异

从长远看，国家面临一项重要任务：在农村劳动力数量减少的背景下增加农业生产规模。预计到1990年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150-200万人，到2000年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将只剩约4600万人。与此同时，脱产学习的学生比例将大幅上升，进城打工的农村人口（通勤式流动人口）的比重将显著增加，从事服务业及农工综合体非农部门（工业、基本建设、交通、采购）的人口比例也将升高。

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下，集体农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将从1989年的2290万人减少到1990年的1700–1800万人，2000年进一步减少到1200–1300 万人。这就意味着，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保持不变，那么到2000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产量相比1960年仅能提高1.1倍。但要完全满足社会需求，2006年产量至少应提高1.7倍——这个数字考虑了人口数量的可能增长、按照合理营养标准保障居民食品供应的必要性、工业对农业原料需求的增加以及苏联外贸的利益。

在长远时期，克服城乡社会经济差异的主要途径是缩小城乡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差距。农村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不能满足居民需求的增长，大多数农村居民点缺乏基础设施。根据1979年人口普查结果，苏联有超过49%的农村人口居住在不足1000人的小村庄，1970年平均每个农村居民点有226 人，1979年这一数字是259人。然而，只有人口超过一千的村庄才具备建立综合服务设施的基础，即使是最简单的生活服务机构（小俱乐部、小学校、杂货店）的正常运行也至少需要300名居民。

1996-2005年这十年，应该继续加强城乡一体化，建立相应的生产、社会和生活联系体系。到这十年结束时，预计将会完成村庄之间道路交通网络的建设。这将改善城市居民点的发展条件，扩大城市居民利用农村地区进行休闲、社会文化和日常活动的可能性。从长远来看，能够促使城乡居民形成统一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生活方式。

到2005年提高人民福祉的主要任务

展望至2005年远景时期，社会主义生产的最高目标在于满足全体居民对主要消费品的（人均）需求，同时大幅缩小社会各群体需求满足程度上的差距。

为合理化居民消费，政府提出了以下远景时期任务：
— 确保居民获得优质、均衡营养，在适当降低膳食热量的同时，提高动物蛋白比例并加强食物的维生素化。届时全苏平均每人每年消费：肉类和肉制品超过80千克、鱼类和鱼制品20千克，牛奶及奶制品（折算成牛奶）380千克、鸡蛋超过270个、蔬菜和瓜类140千克、水果约75千克。同时，面包和小麦制品的消费量降低到110千克，土豆降低到105千克；
— 满足居民对各类服装鞋靴的需求，扩大品种并提高衣裤品质。平均而言，男性的衣柜应包括：各类大衣、风衣和夹克3.5件、西装3.5套，外加裤子3条、夹克1件、衬衫9件等；女性的衣柜应包括：大衣类服装4件，连衣裙约10件等。这些需要每年人均消耗超过50平方米的织物和无纺布。此外，合理标准还要求每年人均购买外衣4件、针织内衣9.5件、长袜短袜8双以上、鞋靴5双（包括皮鞋3.6双）；
— 为家庭配备整套家用电器，以减少家务时间、减轻劳动强度；生产各类日用品、家电和家具，保证居住环境合理舒适。平均每100户家庭应拥有：112台冰箱、85台洗衣机、60台电动吸尘器、82台缝纫机；
— 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用品，满足居民在精神和身体发展、出行和交流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平均每100户家庭应拥有：600个钟表、160台收音机和收音电唱机、130台电视机、60台照相机、25辆摩托车和踏板式摩托车、74辆自行车；
— 稳定并逐步降低酒精饮料的总体消费水平，同时显著改善其消费结构；
— 为每个家庭提供一套独立住宅（或公寓），房间数量要比家庭成员人数多1个；改善住房质量，提升公共设施的配备程度。这要求将人均住房面积提高到21-22平方米水平。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希望控制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发展，防止出现物质主义、囤积、奢侈品购买过度增长等现象。其中一种控制手段是累进税制。

至2005年的文化发展

1960-1980年，面向居民的几乎所有种类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应都呈现稳定增长。比如，报纸、杂志和图书的年发行量分别从150亿份、7.8亿份和12.4亿份增长到400亿份、32.3亿份和17.6亿份；国家公共图书馆数量从6.87万间增加到10.75万间；电视机、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居民用户数分别从580万、2780万和3080万增加到7500万、6750万和8160万；电影放映设备总数从12.05万台（1962年）减少到10.26万台，但在国家电影事业委员会系统内的年放映场次从3710万增加到4490万；文化部系统内的音乐会数量从31.7万场增加到58.8万场；俱乐部机构数量从12.43万个（1965年）增加到13.64万个；博物馆从929间增加到1465间；文化部系统内的公园从616个增加到1063个；旅游参观服务规模从17.6百万卢布激增至1448.8百万卢布等。

但文化服务供应的品质逐渐下降，文化工作者队伍不合格是重要因素，这表现在他们受教育水平普遍不足（例如1980年文化部系统俱乐部工作人员中仅6.5%拥有高等教育学历）、许多人缺乏专业培训（1983年近40%的剧院演员未受过专业培训）、人员流动率极高（1978-1980年分配到РСФСР国立俱乐部机构工作的高等和中等专业院校毕业生，到1981年初仅有50.9%留任）等方面。

苏联经济学家预计，在未来阶段应当以最快速度发展的是多种形式的积极活动——非职业性教育与创作、各种类型的业余活动（首重集体组织、俱乐部形式的）、旅游与参观、体育和竞技。

预计1986-2005年各种印刷品的出版发行将大幅度增加。政府并未预期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应用会出现任何大规模革命性变化（即以某种新形式信息载体取代传统刊印文本）。当然，1983已经有电子计算机了，但无人料到互联网普及全球，电子书取代纸质书。

由于苏联人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降低中年人群（尤其男性）的意外死亡率，并将意外及其他外因导致的青壮年死亡尽量推迟到老年和高龄阶段。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加盟共和国，传染病是主要死亡原因；在РСФСР，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其次是中年遭遇意外事故，而日常受伤最常见的祸根是酗酒。总体上看，二十年来情况几乎没有变化，2004年俄联邦人口的主要死亡原因依然是循环系统疾病和意外事故，人均预期寿命从1992年的67.9岁下降到2003年的65.1岁。早在1960年代寿命缩短的趋势就已显现，而在规划远景阶段，苏联经济学家预计这些指标不会改善。

回顾苏联政府当年设定的任务，我们看到，许多问题在21世纪初的俄联邦仍然没有解决。尽管国家的发展道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某些解决方案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城乡差距依旧巨大：城市在发展，农村却在衰落。人才短缺、专业能力不足（尤其在地方上）、基础设施薄弱仍然是突出问题。居民消费状况有所改善，短缺问题不复存在。总体而言，若要完全实现苏联的综合发展规划，就需要对当时的生产体制进行根本性改变——1985-1991年的“改革”时期曾进行过尝试，但如我们所知，未成功。

延伸阅读：

苏联的统计和意识形态

略谈六十年代后期苏联物价

1970年代强力而低效的反酗酒运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安德烈·沙瓦耶夫

21世纪初各国媒体开始广泛使用一个新词：“跨境行动”，它的含义是在邻国领土实施一系列军事与侦察行动，保障本国边境安全。促使这个新概念被广泛公开使用的契机是，土耳其武装力量和特战部队在土伊边境地带（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针对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分子开展的联合行动。

说起来，早在1980-1989年期间，苏联边防军和国家安全机关就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境内实施了有战略意义的长期跨境行动，规模覆盖整个苏阿边境接壤地区：从伊朗、苏联和阿富汗三国交界的祖尔菲加尔峡谷到小阿富汗帕米尔，包括阿富汗九个省份：赫拉特、巴德吉斯、法里亚布、朱兹詹、巴尔赫、萨曼甘、昆都士、塔哈尔和巴达赫尚。

开展此项行动的必要性缘于武装团伙在上述地区的活跃侦察、破坏和恐怖袭击，以及阿富汗正规军、情报机关和边防部队无法控制阿富汗北部局势的现实情况。这些武装团伙的威胁在于，他们仿效圣战者的游击战术，向苏联境内居民点开火，越界实施盗匪袭扰，并在苏联边防巡逻路线沿途设伏，企图俘虏或杀害苏联边防军人。

苏联边防部队责任区内武装匪帮的人数在4000-16000之间波动，使得他们有能力控制阿富汗北部大片土地。例如，在苏阿边境塔吉克段相邻的达什提·卡拉县，二十七个村庄只有五个受阿富汗政府控制，其余均被反政府武装掌握。当地居民即使不公开协助匪徒，也被他们彻底吓服，按时向武装分子交税，并且因为害怕肉体惩罚或巨额罚款，坚决拒绝接触苏联边防军。

阿富汗武装团伙倚仗北约国家、巴基斯坦和几个亚洲国家情报机关的定期支援，除拥有常规轻武器外，还装备了大口径机枪、加农炮和迫击炮、火箭发射器、反坦克与爆破装置、喷火器、便携式低空导弹及现代化通信设备。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境内建立的部队与情报行动掩护体系沿着长达2000千米的苏阿边界延伸，纵深约100-150千米，覆盖了阿富汗与中国、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部分边境地带。由此，苏联边防军负责的区域面积超过二十万平方千米，涵盖邻国境内广大地区。

军事反情报的任务

战时苏联特别处工作人员主要致力于揭露敌方的计划和阴谋，挫败其针对边防部队官兵的刺探及恐怖破坏活动。至于和平时期的日常任务：发现军人中可能实施犯罪的个别人员，已非当务之急，因为边防军的选拔与综合训练水平极高，官兵道德品质、意志力、对祖国的忠诚几乎从未受过怀疑。

足以说明问题的是，苏联边防军的军事反情报机构未设侦缉单位，因为根本没有必要——苏联边防军在阿富汗驻扎九年，没有一名边防军人开小差、临阵逃脱、丢失武器、被俘、失踪，或被抛弃任由叛乱分子杀害。在长时间连续战斗的条件下，部队展现出如此独特而无与伦比的战斗准备与可靠性，不仅是部队指挥员和政工干部的巨大功劳，也离不开几十名边防部队军事反情报人员的贡献。在跨境行动期间，驻中亚地区的反情报工作由О.Н.舍甫琴科将军、В.Н.谢列达将军、А.Д.瓦辛将军、В.М.罗马申将军及С.Н.斯塔罗斯京上校直接领导；而在苏联国安委第三总局第八处层面，则是Ю.А.卡尔加诺夫、А.И.科尼克将军与А.Ф.列兹尼琴科、В.И.雅斯特列布科夫上校进行指挥。（译注：第三总局第八处专司边防部队反间谍，Ю.А.卡尔加诺夫曾任处长二年，升任第三总局局长）

在阿富汗作战期间，边防军特别处工作人员不仅从事国家安全机关特有的“纯粹”反间谍工作——揭露敌方特务、阻止其策反边防军官兵，还要渗入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网络，开展假消息欺骗行动，及时挫败劝诱我方军人叛国投敌的阴谋。这些人不仅是在官兵身边活动，而且与官兵并肩战斗，在空降突击队和摩托机械化分队中、在战士、军士、准尉和干部队伍中展现勇敢与英雄气概，与他们共同经历胜利和失败、悲痛和荣耀、软弱和坚强，在作战行动中同样流血牺牲，同样失去战友。每当面对战争中不可避免的挫折，或在侦察中受阻时，这些人从未与边防军拉开距离，更不会抢夺功劳。

日常作战任务

特别处人员Ю.А.阿丰尼切夫在阿富汗服役期间参加了二十多次侦察、追击和歼灭武装团伙的行动，他作为空降突击队成员，在敌方顽强抵抗的条件下执行了十七次战斗着陆。阿丰尼切夫回忆：“1981年本人从苏联国安委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到远东边防区特别处做侦查员。1986年5月根据国安委主席的命令，边防区组建了专门分队赴阿富汗参加战斗行动。按照要求，执行此项任务的人员必须具有不少于五年的反间谍工作经验，而我符合这一标准，因此被指派承担该分队的作战保障工作。自1986年6月至1988年9月，我与中亚边防区莫斯科边防支队的空降突击机动队全体人员共同参加了在阿富汗境内实施的全部作战与行动。
机动队的行动具有特殊性，全体人员仅在基地内集中，而在周边地区执行任务时则分散为若干小组完成共同目标。由于作战中经常要吸收阿富汗正规部队及签了合同的武装团伙，从而为接触阿富汗人创造了条件。期间也发现对方试图搜集我方干部与战士个人信息、贩运毒品、交换生活物品和武器，以及盗窃武器、特种装备和私人物品等行为。
必须指出的是，战斗行动持续全年，作战地点各不相同——既有“绿地”，也有山岭和山麓，身体与精神承受巨大压力。1987年10-11月，在消灭又一名武装团伙头目的行动中，我队十二或十五次飞赴新地点。具体来说就是傍晚飞抵一个位置，立即挖掩体过夜，天亮继续飞行。最终在喷赤支队管辖的边境接壤地区追上敌头目，包围了一百二十六人的武装团伙，歼敌一半，俘虏其余。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装有五百万阿富汗尼现金的保险箱，我方无人伤亡。
行动中所有单位——参谋部、侦察科、反间谍、政工干部、工程兵、通信兵都在为胜利付出努力。为了获取敌人情报，必须对俘虏进行过滤，识别活跃的匪徒、匪帮的完整编制、武器装备、活动路线、撤退通道及头目藏匿位置等。情报对所有人：指挥员、炮兵、工兵、飞行员都很重要，尤其在行动初期。俘虏通常不肯招供，能对他们施加的手段又很有限，审讯时不得不求助同我们合作的阿富汗人。他们深谙此道，运用自己的特殊技术审讯，但最好不要亲眼目睹。某个省的国安部首长随身携带这样一位专家，逼供大师，但眼神令人心里发毛。
至于恐惧……只有蠢人不知道害怕，但必须克服恐惧。最重要的是不能在战友面前表现慌乱、犹豫，特别处人员的言行对于战士和军官而言，始终是判断战场形势的指标。
为了掌握一切动态，我不得不与指挥所待在一起，或在各据点之间穿梭。构筑驻扎地点的安全体系是单独话题了。例如，厕所必须设在防线之内、壕沟后方，严禁任何人越界外出。严禁战士们拿信件擦屁股（译注：防止敌人捡拾）。转移之前要亲自检查壕沟，命令填埋厕所。行动往往持续多日，人们在有限空间停留很长时间，会逐渐适应环境，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警惕性下降。由此产生了冒险冲动，比如有人想去最近的村庄——声称那边“有枪声”。任何脱队外出的企图必须被严厉制止。
关于武器和存放。有一次收到一批手榴弹，在投弹训练中发现爆炸时间不一致，延迟2-7秒不等，约10%的产品根本不爆炸。调查发现是引信有缺陷，这批手榴弹不得不退回。在战斗中这样的细微问题可能导致多个战士丧生。另一个例子：我们经常使用一种带云爆弹头的火箭筒，将其置于待发射状态的动作是扳动手柄。正准备起飞转移阵地之际，一个兵跑来告诉我，火箭筒射手扳动了手柄，又想扳回原位，这意味着筒内的弹头可能窜出来爆炸。只好推迟起飞，用炸药销毁火箭筒。
激烈的战斗结束后经常会缴获一些稀有贵重物品，包括火器与刀枪、弹药、宗教物品、食品和毒品。这些东西务必严加看管，因为将其私自带入苏联境内构成犯罪，需要采取包括人身搜查和物品检查在内的各种措施。为防范此类事故，定期邀请指挥部和政治部派员参与开展综合性预防工作。总之，在日常工作中已建立起一整套保障安全、确保任务顺利完成的制度性措施。
负责登记报废在战斗中损失装备的小组必须有特别处人员参加。当由于某些原因无法出示实物，就需要专门核查。例如，1986年9月检查一架烧毁的直升机，我们不得不手工拆解残骸，直到寻回一支AK-74步枪，即便在场的一位高级军官对此表示不满。另一项特殊程序是向阿富汗人移交物资、武器、弹药和粮食，同样要求特别处人员予以确认。”

我承担指挥

另举几个特别处人员被迫临时承担指挥角色的事例，再次引用Ю.А.阿丰尼切夫的回忆：“1988年4月，根据指挥部计划，一支车队被派往境外目标，空中突击机动队提前在沿途可能遭遇武装分子袭击的位置占据阵地。实施机降时队长负致命伤牺牲，随后机动队指挥员被地雷炸成重伤，政治副长断了一条腿。撤离死者和伤员后，我成了现场军衔最高的人，只得接手指挥。我立即下令停止阵地上的一切行动，组织工兵在周边排雷、设防和警戒。工兵挖出十余枚地雷，其中一枚就在一个紧挨地雷坐着的中士膝盖下。第二天，工兵自己也踩地雷了。天气恶化，阴云笼罩，直升机无法飞行。伤员需要特殊救助——某个战士的眼睛和耳朵被泥土堵塞，脑震荡。我派人到云层下方寻找医疗直升机降落场地，最终成功找到。伤员和脑震荡顺利撤离，挽救了他们的视力和健康。
1988年2月空中突击机动队被派去支援一支陷入激战的车队。直升机在着陆场降落时被地面火力射击，严重受损。随即爆发战斗，武装分子占据制高点，用榴弹发射器和机枪猛打。我掩护着行动指挥员，把他拖出枪林弹雨。”

另一次战斗事迹涉及特勤处高级代表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格里戈利耶夫上尉的英勇举动。谢尔盖·格里戈利耶夫1975年毕业于“伏罗希洛夫”边防军事政治高等学校，三年后读完高级军事反间谍课程。虽然年龄不大，却已成为中亚边防区最优秀的反间谍人员之一，1980年成功阻止一起特别严重的政治犯罪，荣获勋章。边防军进入阿富汗境内之初他就在当地服役。

1981年10月25日，谢尔盖·格里戈利耶夫所在的作战分队在库法布峡谷遇伏击，不慎进入敌人预先设置的杀伤区，顶着猛烈火力与数量占优的对手展开力量悬殊的战斗。分队长阵亡后，特别处人员格里戈利耶夫接管指挥，组织部队有序撤退。在战斗关键时刻，他顶替牺牲的机枪手，用精确射击掩护部队后撤，阻止圣战者再次进攻。敌狙击手先后击中格里戈利耶夫头部和胸部，但身负重伤的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继续操作机枪射击，直至失去意识。

因在战斗中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精神及掩护部队撤离、拯救官兵生命的功绩，上级追授谢尔盖·格里戈利耶夫红旗勋章，葬于车里雅宾斯克州米阿斯市。他携带的沾染鲜血的军事反间谍人员工作笔记长期珍藏在苏联国安委中亚边防区特别处办公室。

与突击队同生死

接下来我想单独讲讲苏联国安委莫斯科边防支队特别处高级代表格里戈利·彼得罗维奇·索洛维约夫少校的事迹。1986年4月16日，少校随机动部队进入阿富汗境内，因装甲运兵车被炸牺牲。军事反间谍老兵В.И.亚斯特列布科夫上校回忆：“我第一次遇见格里戈利·彼得罗维奇·索洛维约夫是在1976年春天，当时他在布拉戈维申斯克边防支队特别处工作。他比我早一年从苏联国安委高等学校毕业调来。他很快就熟悉了各哨所情况及周边环境，成功预防了多起边境突发事件，擅长及时发现隐患。指挥部高度评价这位年轻业务人员的成绩。各哨所军官尊重他的专业态度，感谢他在解决工作问题上提供的切实帮助。基于优异表现，仅一年后他就被任命为保障独立航空中队安全的高级代表。他在部门同事中间从不自吹自擂，与大家保持平等关系，战友遇到困难总会伸出援手。”

1986年格里戈利·彼得罗维奇被调往塔吉克共和国库利亚布州“莫斯科”村，隶属太平洋边防区机动队。当时在该队负责的边境地段对面阿富汗境内活跃着一股顽固反政府武装，头目是阿富汗伊斯兰党领袖、后来成为阿富汗总理的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此人1994年率军攻打喀布尔，导致数千平民死亡，人送外号“喀布尔屠夫”。198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巴基斯坦军事情报机关支持希克马蒂亚尔的反叛运动，为其提供武器、弹药、通信设备、食品和军装。

还有一支号称“工程师巴希尔”的武装匪帮同样令边防部队十分头疼。此人的武装分子经常在路边设伏，袭击我方车队、小股军人和哨站，在公路和通往村庄的土路埋雷，多次尝试以恐怖袭击小组的形式突破国界，还跨境运送大宗毒品。边防支队指挥部被迫在距离国界数十千米外的前沿地区开展行动，提前制止敌人袭击。基于这一考虑，机动队被重新部署到距边境约六十千米靠近图提村的防御阵地，此处在战术与行动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通往法伊扎巴德、塔卢坎和昆都士的道路都经过图提村。格里戈利·索洛维约夫少校巧妙组织了反间谍与安全工作，保障任务顺利完成，并多次随机动队参加实战。

1986年春天格里戈利·彼得罗维奇像往常一样随车队出发，向图提村据点输送物资。车队接近村庄时，道路从平原蜿蜒上升至山区，圣战分子在此秘密埋设了一颗大威力地雷。第一辆装甲运兵车平安驶过，第二辆也驶过，但第三辆触发了地雷。爆炸冲击波和车内弹药的连环殉爆将坐在车身外面的索洛维约夫少校掀飞几十米远，身受致命伤当场牺牲。

格里戈利·彼得罗维奇·索洛维约夫少校履行军人职责，表现英勇无畏，追授红星勋章，葬于弗拉基米尔州佩图什基市公墓，亲属至今居住在那里。

在作战中果敢坚定

再介绍一位特别处高级侦查员根纳季·阿纳托利耶维奇·塔塔乌罗夫少校。军事反情报老兵、法学博士、教授В.Н.谢列达回忆：“在克尔津边防支队特别处高级侦查员根纳季·阿纳托利耶维奇·塔塔乌罗夫的战斗鉴定中有这样一句话：‘参加过十六次作战行动，被推荐授予国家奖章……’战争把根纳季·阿纳托利耶维奇抛向了无数战场：兴都库什的山麓、赫拉特的荒漠，巴尔赫河谷、昆都士河谷……无论身处何地，他都展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作为一名军官，能在复杂环境中迅速判断形势、在作战中果敢坚定，表现出明智的积极性。”

以下是他履行业务的一个事例。我方通过情报渠道获悉敌对武装正准备使用火箭弹袭击苏联境内目标，经过周密侦察与拟定计划，塔塔乌罗夫少校随空降分队出发，摧毁敌高海拔基地。作为军衔最高的军官，他在战斗中亲自指挥作战，表现出超凡的勇气与冷静。他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冲上前援救负重伤的战士А.帕拉申茨。他亲手击毙四名武装分子，又在随后对俘虏的审讯中获取了敌БМ-12火箭炮阵地的确切位置，并立即报告指挥部。部队根据新情报仔细搜寻，在村庄边缘发现装填完毕但没来得及发射的火箭炮。

1988年部队反间谍部门首长曾提议授予根纳季·阿纳托利耶维奇·塔塔乌罗夫“苏联英雄”称号。然而，正如早已司空见惯的不公现象，上级认为不必授予最高荣誉，最终决定颁发红旗勋章和国安机关内部最高奖项：“国家安全荣誉工作人员”徽章以表彰塔塔乌罗夫的功绩。

老练的反间谍人员

在执行多层次作战任务时，反间谍工作能否取得预期成果，关键在于直接驻扎边境的部队反间谍部门的组织与管理水平。在这方面，边防支队特勤处处长发挥了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采普科夫中校曾任塔赫塔-巴扎尔边防支队（中亚边防区，负责阿富汗赫拉特省、巴德吉斯省北部）苏联国安委特别处处长，是一位老练的反间谍人员，调往中亚之前曾在苏中边境的外贝加尔服役，能够坚定掌握行动态势，准确评估情况并作出正确结论。他交办任务的风格简明扼要，在督促执行命令的同时给予下属实际帮助，定期亲自巡视本部门业务保障对象（数量众多），包括：三个边防指挥所、十五个边防哨所、“库什卡”检查站、迫击炮营、三个后勤保障连，以及最重要的——阿富汗境内的六个机动队：“卡雷齐-伊利亚斯”、“查卡夫”、“卡拉巴格”、“卡莱伊-瑙”、“凯萨尔”和“巴拉穆尔加布”。

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采普科夫也是一位尽职的独立部队首长，把自己领导的特勤处管理得井然有序——无论是办公楼与车辆的维护，还是机密文件、武器与弹药的登记与保管。他性格冷静，即便在最危急、看似绝望的局面中也能保持雕塑般的镇定与克制，堪称坚韧与沉着典范。分配给他负责的地段是整个中亚边防区最复杂最危险的地段之一：1982-1986年间苏联边防哨所受到二十六次破坏袭击，其中十八次发生在塔赫塔-巴扎尔边防支队辖区。

除阿富汗武装团伙外，伊朗情报机关也在塔赫塔-巴扎尔边防支队辖区积极活动，它们为此在伊朗境内设立十三个训练营，专门培训阿富汗武装分子。特勤处1986年在“卡雷齐-伊利亚斯”境外据点周边破获了伊朗情报机关的谍报小组，成员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役军官与特工，又逮捕了六名阿富汗武装分子。

在维克托·采普科夫领导下，特勤处开始系统性侦察一个针对苏联边防部队活动的外国情报中心，成功渗透其间谍网络，截获了策反苏联边防军人的诡计，查明并切断了从阿富汗边境走私毒品进入土库曼的渠道。

总之，跨境行动的最主要成果在于：苏军有限部队驻扎阿富汗整十年间，苏联南部边境的安全得到了有力保障。敌方企图将战火蔓延到苏联领土的阴谋彻底破产。尽管武装团伙及其赞助者竭尽全力，除少数边境挑衅和对苏联境内目标的零星炮击之外，他们始终未能更进一步。

1989年苏军第40集团军撤出阿富汗的阶段，苏联国安委边防军的摩托化机动分队是最后一批撤出的部队，掩护第40集团军后方。边防军的身后没有留下一个苏联战士。

延伸阅读：

苏联公民对阿富汗战争的看法

观点：出兵阿富汗的决定是怎样做出的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佚名

我祖父有兄弟姐妹七个，我父亲有五个，我只有两个兄弟。曾祖父的所有孩子都生在乌克兰，祖父的孩子们生在滨海边疆区，战前一直住列芬卡村——现在改名叫戈尔巴特卡村。后来各家各户逐渐迁到乌苏里斯克，再后来散居全国各地甚至更远的地方。亲戚们偶尔聚会，但必定是重要事件：婚礼、添丁、葬礼。拉多尼察节基本全员到齐，几乎没什么正当理由缺席这一哀伤的活动。扫墓结束后大家到某位亲戚家长时间谈话，回忆每一位亲人。
（译注：拉多尼察节是东斯拉夫人民在复活节后缅怀逝者的日子）

漫长的宴席上都聊什么呢？先交换各种消息：谁结婚了、谁离婚了、谁亡故了、最近去哪儿旅游了……接着开始重复各种趣事和糗事，有些我大概听过四十遍了。

“瓦西里老爹在田间收麦。平地刮起龙卷风，卷起麦捆上九霄。老爹东奔西跑试图用身体压住，累得精疲力尽。他脱下裤子，撅屁股对着天空喊：冲我来呀！”

“瓦莉娅奶奶曾经饱受丈夫酗酒之苦，他一喝伏特加就发疯，折腾全家不得安宁。女人的耐心终于耗尽，有一天她听到丈夫踉踉跄跄脚步声，拎着斧头躲在门后……猛地砍在他头顶！削掉一片颅骨，大脑未受损，医生给装了钢板。从此夫妻之间的爱情生根发芽了！两个人简直形影不离，出门都要一起走！”

“伊万爷爷曾在‘契卡’的某个单位上班，退休后总穿一件长款皮大衣在村里晃来晃去。他酗酒严重，把老婆也传染成了酒鬼。有一次两人走入猪圈，发现猪躺着不动了。于是去挖坑准备掩埋，等返回猪圈，猪全部复活了！原来两人在家酿私酒，剩下的酒糟倒给猪吃。猪吃不惯，醉倒了。
还有一次，爷爷回家看见锅里没饭，老婆玛尔法躺床上。他对她说：玛尔法，你是个懒婆娘，我判你枪毙！玛尔法二话不说穿衣服往谷仓走。爷爷果真用猎枪打了一枪，也不知道是故意打偏呢还是喝多了没准头。但玛尔法的表现就像游击队员，绝不哭喊求饶！说来也怪，他们的儿子后来竟然在银行工作，成为莫斯科某银行的管理层。如今孙子也投身这个行业。”

“维拉姨妈的鼻尖很滑稽。她年轻时可漂亮了，嫁给驻扎在她们村的航空兵指挥员。虽然丈夫很宠她，但比她年长二十二岁。后来维拉爱上一位年轻中尉，偷偷溜出去约会，可维拉始终不肯抛弃丈夫。任凭中尉百般劝说，就是下不了决心。有一回告别之际，他竟然咬掉她的鼻尖！送医院确实缝上了，但那个年代整形技术不发达，仅仅是‘缝上’而已。维拉姨妈和这个中尉生了三个孩子，后来他在莫斯科总部退休时已经做了上校。两夫妻合葬在昆采沃公墓，墓碑的照片经过修饰，终于让她的鼻子变好看了。”

“瓦夏叔叔经历整场战争，到过柏林——这是他自己的说法，因为他们是在友军部队攻克柏林之后才进入的。他受过伤，右手没了两根手指。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几个人在战壕打牌，叔叔亮出王牌，一时兴奋胳膊抬得太高。紧接着他惊讶地问：伙计们，我手指头呢？战后瓦夏叔叔做了几年记者，后来成为本地报社的编辑。他擅长用普通铅笔画画——就是那只缺两根手指的右手。他儿子在阿穆尔河共青城航空厂做总设计师，女儿在陶里亚蒂市做医生。”

我之所以重提这段家族旧话，是因为缅怀亡人的日子又快到了。上面那张合照，如今在世的仅剩三位。堂兄托利亚只比我大三个月，所以父母把我们都交给奶奶抚养，自己去上班。那些年的产假只有五十六天。托利亚旁边的是他妈妈，即我父亲的姐姐。瓦莉娅姑姑九十六了，住在儿子家，儿子特别孝敬她，去年出钱为瓦莉娅姑姑做了心脏瓣膜置换手术。系蝴蝶结的小女孩是妹妹列娜，曾在克格勃工作，后来在联邦安全局，她的丈夫甩掉她重组家庭，又因为袭击自己年轻妻子的旧情人入狱服刑。列娜不愿再婚，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如今全力照顾孙辈。

为什么这些趣事记忆犹新？我不知道，但每次想起来心里都暖暖的。

延伸阅读：

唉，当年的妇女节礼物啊

悭吝的科利亚叔叔

我的祖辈是契卡

▢ 格里戈利·帕斯科

1982年发生在摩尔曼斯克州乏核燃料贮存基地的事故后果至今未彻底消除。记忆淡薄了，清理人员相继离世。这个核大国到现在也没处理妥当相当于五十列火车的放射性“垃圾”。

缩写词”БТБ”对于非军人而言毫无意义，但军人都知道一旦被派去“БТБ”（海岸技术基地）服役，无异于守坟场。并非因为这些设施原本就建在荒无人烟之境，而是因为这些地方不干净：自1960年代初以来此类基地一直储存核潜艇的鲜燃料和乏燃料，同时也堆放液体(ЖРО)和固体(ТРО)放射性废物。

БТБ-569

安德烈耶夫湾（译注：纪念“巴坎号”帆船医生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安德烈耶夫）距离保密城镇扎奥泽尔斯克约五千米。即使潜艇官兵去那边也只能乘坐基地的快艇，或者走一条设有多个检查哨的军用道路。安德烈耶夫湾БТБ-569基地一直名声不佳，潜艇兵称之为“酒鬼窝子”，因为专门“流放”那些不靠谱的人：酗酒被开除的、“政治上”立场不稳的或跟上级闹翻的……这个地方不仅被上帝遗忘，也被各级首长抛在脑后。

所以1980年代中期БТБ-569的生活有自己的规则和习俗，曾在基地服役的人对我透露了一些。某位立陶宛水兵被“载入史册”，因为他自酿私酒供应整个舰队（据说从无一人中毒）；另一位能工巧匠拆卸德国反坦克地雷（战后遗留许多）熔化，把炸药卖给摩尔曼斯克的匪帮；还有一位“专家”是老囚犯的后代，竟在锅炉房开设地下牙科诊所，用锌铜合金薄板（“茨冈金”）制作假牙，顾客络绎不绝。

本人虽未踏足安德烈耶夫湾的海岸技术基地，但对那边的基地和昔日住户有清晰印象。因为我多次去过太平洋舰队同类基地，就是滨海边疆区西索耶夫湾和堪察加克拉申尼尼科夫湾的那些。我还记得随身携带辐射计的水兵和军官，记得设施的凄惨状况，以及“不祥之地”特有的麻烦。死亡统计是从来没有的：辐射剂量卡片上的数字被刻意低估，而且绝不会发到官兵手里。

如果只看部门专家的官方报告（外人进不去），这些基地的状况一直处于可控状态。偶尔会流出个别“不愉快”的传闻。至于1980年代中期发生的严重事故，那是绝口不提的，尤其苏联媒体不可能报道。知道这次事故的人至今仍然寥寥无几，而且随着时间推移知情者只会越来越少，因为事实被淡忘，清理人员相继离世。

БТБ-569当然还在那儿，怀着所有那些可怕的内容物，遗憾的是，也怀着几十年的无解积弊。

我在奥布宁斯克见到的预备役大尉阿纳托利·萨福诺夫曾是1982年安德烈耶夫湾基地事故善后工作负责人之一，他1983-1990年在那边服役，任作业小组长，恰逢主要清理阶段。

“锐利的海军之眼”

萨福诺夫介绍：“5号贮存库，1962年投入使用。它设计采用湿式贮存（在水池中）存放550个装有乏核燃料的容器。但很快发现这样容量远远不够，于是1973年又在主建筑旁加盖了附属库房，可再容纳2000个容器。基建工程营干的活。”

当萨福诺夫第一次看见附属仓库时惊呆了。那是一栋巨大的无窗黑色建筑，电气设备状况危急，屋顶破破烂烂。多个位置的β粒子污染水平极高。由于萨福诺夫负责从该贮存库接收、保存乏核燃料并发送给“玛雅克”化工联合厂做最终处理，他对建筑进行了彻底研究，发现二十年运行期间发生过种种不可思议的疏忽大意。燃料容器曾多次脱落坠入池底，究竟掉下去多少谁也说不清，书面记录纯属敷衍。偶尔才会把这些容器打捞出来送往“玛雅克”。高放射性物质容器被随意堆叠，极易引起严重事故，甚至可能导致自发链式反应：“小型”核爆炸。

顺便提一句，我到过的堪察加克拉申尼尼科夫湾和滨海边疆区西索耶夫湾的海岸技术基地，建设时间与安德烈耶夫湾基地差不多，“工艺”也是一样的。我感觉原子能项目的执行者脑子里根本没想过把事情串成完整链条：“苏共中央秘密会议——科学家设计图——核潜艇组装——贮存库建设——潜艇官兵及基础设施人员宿舍建设——核潜艇和放射性废物处理”，链条到这儿就断了。接下来，按照俄罗斯风格，能啥样就啥样吧。

核潜艇是我国最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设计、组装的。贮存库则是文化水平很低甚至没上几年学的基建工程兵垒砌的。潜艇设计者在这个复杂系统（核潜艇）中考虑了每一个细节。而在贮存库中，起重机、挂钩、吊具、锁扣等其他许多装置都是粗制滥造的。

1982年2月附属水池水位开始下降，居然是偶然发现的：外墙结冰。高放射性液体流入巴伦支海，究竟泄漏多少无人确切知道，因为根本没有测量水位的仪器。为此派了一个兵，让他每隔两小时拎一根长棍进入危险区域测量水池水位。与此同时，该处伽马辐射强度高达每小时15-20伦琴（译注：约等于150-200毫西弗）。

发现漏水后，起初往水池里撒了……面粉！海岸技术基地参谋长想起海军封堵裂缝的古老办法。接着他又提议派潜水员进入水池，当时水池内辐射水平已达17000伦琴，有人明智地劝阻了他。显然，袋装面粉毫无效果。决定暂时观察情况，大概估算——或者用海军的话说，“凭锐利的海军之眼”——认为到1982年4月总漏水量约每天150升。辐射测量计更精确：外墙伽马背景值每小时1.5伦琴，贮存库地下室伽马背景值也是每小时1.5伦琴，土壤放射活性约2×10居里/升。

9月份漏水量达到每天30-40吨（依旧凭“海军眼”目测）。放热组件上部有暴露在外的真实风险。原本起隔离作用的水漏掉了，导致伽马辐射急剧增高，切实威胁工作人员。于是在水池顶安装了铁-铅-混凝土顶盖。虽然辐射仍然很强，但勉强可以工作。每班次作业官兵受辐射剂量200毫雷姆—即五分之一雷姆，年上限是5雷姆。

广岛死亡单元

1982年秋天决定将左侧水池乏核燃料紧急拆除，因为也开始渗漏了（放弃右侧水池——水已经完全流光）。从锅炉房拉来消防水管补充水，也就是囚犯儿子制作假牙的锅炉房。同时，装乏核燃料的容器用列车火速运往车里雅宾斯克的“玛雅克”化工联合厂。又开始加快建设临时干式贮存设施：干式贮存单元，海军戏称“广岛式死亡单元”。为此他们改造了废弃未使用的液体放射性废物储罐。为什么未使用？因为液体废物早已用油轮排放到新地岛附近海域了。

乏核燃料被装入金属管，置于储罐内，管与管之间填充混凝土。经过计算：3a号储罐可放置900个容器，2a号和2b号各放置1200个。准备了240个储物格埋藏被沾染的衣物、抹布及工具。原计划是让乏核燃料在这种状态下存放3-4年，直到建成正规的贮存设施。然而，这些装劣化乏核燃料的容器至今仍在原位。

另外，渗漏事故的真正原因始终不能确定。流传的推测包括：水池外壳焊缝品质差；岩石地基移动导致焊缝开裂；水温变化引起焊缝产生温度应力；最后还有一种假设，认为左侧水池渗漏原因是右侧水池上方安装的大型生物防护罩造成结构倾斜，继而影响了左侧水池。有一种专家观点称水温变化导致事故的可能性最大——最初的设计师认为乏核燃料会释放热量加热水体，因此未配备独立的加温系统，但北极冬季严寒令水面结冰20厘米。于是违反安全规定，在冰面打洞置入管道并引来锅炉房的蒸汽，却因此令放射性气溶胶弥漫整个建筑。

1993年4月，鲍利斯·叶利钦总统的生态顾问阿列克谢·雅布罗科夫主持的政府委员发布了关于放射性废物海洋倾倒问题的报告，首次正式通报此次事故。我曾写过关于海军舰艇火灾的报道，那种情况下损管小组反应极快，分秒必争（例如存在弹药爆炸的可能性时），人们面对的是“可见的”危险。但辐射却是无形的，仅看见漏水而已，只有专家才能真正评估危险严重程度。

萨福诺夫回忆，当时的局面令海岸技术基地和北方舰队的整个领导层非常忧虑，害怕发生核爆炸。于是请来一位核安全领域最顶尖专家，此人详细研究现场后表示：“我几乎可以肯定，清理这堆核危害废物的过程中不会发生核爆炸。但我不排除作业期间出现自发链式反应的可能性。”后来萨福诺夫确实多次看到蓝色闪光伴有声响，就是微弱核爆。“在场的水兵们也目睹了这一现象。当然，我们并未提交任何书面报告，因为海军的规矩是出了事能瞒就瞒，免得自己背黑锅。”

左侧水池拆除工作全部由海岸技术基地内部人员完成，1987年9月结束。清理人员取出超过1114个容器（也就是至少7800个乏核燃料组件），相当一部分是从池底打捞起来的。为什么耗时如此之久？萨福诺夫解释说，因为陈旧的起重设备故障频发，电气系统破败不堪，老化的电缆需要不停更换，水位也大幅下降（规定6米，有时降至4米）。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导致作业区伽马辐射水平上升，使清理人员承受了不合理的过量辐射。

萨福诺夫推测，流入巴伦支海的高放射性水绝非日后官方宣布的三千吨，而是高达七十万吨。

奥布宁斯克市，我坐在阿纳托利·萨福诺夫的斗室，他给我看他与一级舰长亚历山大·尼基京合著的关于那场事故的书，印数极少。他给我展示照片，不时浏览前潜艇兵伊万·哈拉莫夫创建的事故专题网站，看看有没有战友的新消息。通过这些消息，他得知又有一名水兵或军官死于辐射病。

萨福诺夫说：“直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我的起重机驾驶员是怎样在有时相距40多米，而且自己还坐在20米高的驾驶舱，看懂并准确执行指挥员手势指令的。有一次电视上播出吊车技能比赛，选手们要在15米距离上把火柴盒的小抽屉推回去。而我的战友：亚历山大·普罗宁和康斯坦丁·克雷洛夫却能在强烈辐射和极差能见度下一次就把直径24.2厘米、装有乏核燃料的容器盒准确放入直径25厘米的孔眼，相距43米。这简直是奇迹啊，足够写进《吉尼斯纪录》了。”

这位克雷洛夫曾参与处理连续发生的一系列放射性事故，退役仅仅两个月就去世了。萨福诺夫是从他朋友瓦西里·科列斯尼琴科的电子邮件中得知噩耗的。

萨福诺夫继续说道:“没有对人员健康进行像样的医学监控，专用防护服严重短缺。清理人员的装备和囚犯没什么区别：棉袄、帆布靴或硬邦邦的毡靴。为了防止腰部受凉，用绳子紧紧扎着。伙食特别差，十四个年轻力壮水兵在危险区域作业完毕，凌晨3点能吞下一桶土豆和几罐番茄沙丁鱼罐头。他们戴着橡胶手套吃饭、睡觉，身体无法进行洗消。又额外调拨两个连的基建工程兵到安德烈耶夫湾，他们日夜不停干活，伙食比我们还糟。额外口粮竟然是我们餐桌的剩饭，这些原本是给附属农场喂猪的……”

萨福诺夫回忆，有时用起重机吊起乏核燃料容器，燃料组件撒漏掉落在水泥地面。这些“废物”每小时发出高达17000伦琴辐射，水兵们用铁锹和扫帚清理。作业现场没有国防部核安全局代表，也没有任何监督。毫无疑问，这是人类与死亡玩的恐怖游戏。

辐射浴

阿纳托利·萨福诺夫在一次值班中足足承受了相当于2雷姆的辐射剂量，和平时期允许的剂量上限是一年5雷姆。第二天他瞧见人员个人监测日志中自己名字后面标注的数字是0.1雷姆，深感震惊。他指出，如果连干部的记录都被篡改成这个样，那么士官和水兵们实际承受的辐射剂量就可想而知了……

“在五号建筑作业时，一级军士叶夫根尼·塔布诺夫掉落装核燃料容器的水池，腿被挤住不能脱身。二级军士谢苗诺夫非常清楚那是什么水，却毅然跳下去搭救几乎溺死的战友。简而言之，他做了一件英雄壮举。但咱们国家的英雄主义，从电影上看似乎无处不在，唯独不会出现在海岸技术基地这种枯燥的地方。”

跳入放射性深渊带来的后果只能用“简便手段”处理：两名水兵被彻底剃光全身毛发，吃饭和睡觉都戴橡胶手套、垫着油布，与其他人员隔离，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伽马射线源。由于随身剂量计沉入池底，无人知晓他们与乏燃料容器近距离接触究竟承受了多少。一个月后他们终于把身上的放射性物质清理干净。脚跟和部分手部皮肤不得不用刀片刮出血，因为这些部位无法洗消去污。塔布诺夫和谢苗诺夫大概成了全世界惟二曾在高放射性水池“游泳”的人，被每小时释放几万伦琴射线的乏燃料容器环绕……

萨福诺夫总结：事故处理期间90299部队及临时调来的人员中，有1500多名水兵和军官受到遭受严重辐射。被派往基地的一级舰长康斯坦丁·布雷金告诉他，“上面”决定了，可以调动整个北方舰队的军人消除事故后果，不惜任何代价，不怕人员伤亡。也就是说，工艺技术改进的问题不在考虑之列。毕竟俄罗斯何曾珍视过人命呢？

然而我们国家向来不愿为这种事情颁发奖章，尤其对那些最值得嘉奖的人。部分参加清理的水兵只获得短期休假。安德烈耶夫湾事故清理工作接近尾声时，上级部门的军官开始频繁造访，他们身穿崭新防护服，与清理人员一同进入严格管制区拍照合影。后来发现这些照片成了他们申领奖章的凭据。

领导整个清理工作的舰队辐射事故专家弗拉基米尔·布雷金荣获“苏联英雄”金星奖章。萨福诺夫中尉服役期间获得红星勋章和勇气勋章，但“够不上”苏联英雄的标准，因为他对授予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胜利勋章”公开表达不满，被开除了党籍。萨福诺夫给我看一份他亲手编写的名单，列着他认为应当受嘉奖和褒扬的军官与民间专家，包括63名军官、112名水兵，许多名字用括号标注“已故”。他仍然希望国家能够铭记这些英雄，表彰这些当年“上级顾不上”的人，而且不只是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人。

50列火车的乏核燃料

2008年本人偶然过目一份题为《西北放射性废物管理中心第一分部（安德烈耶夫湾）地方放射性废物处理中心》的公文。文件引用了“尼古拉· 多列扎利”能源科学研究与设计院专家意见，称：“目前无法对固体放射性废物进行检查……；尚未开展地下室勘察……；在一些问题上无定论……”末尾的结论是：“目前无法勘察的固体放射性废物对设计方案的选择无实质影响”。

如今在安德烈耶夫湾贮存设施中存放着不少于90个反应堆的堆芯。第一代核潜艇反应堆堆芯（每个）含有约50千克铀-235，第二代70千克，第三代115千克，而且第二代和第三代堆芯的铀总量约为300-350千克。

1998年俄联邦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快退役海军核潜艇和核动力水面舰艇的拆解，以及对海军辐射危险设施进行生态修复的措施》的决议。此后所有海岸技术基地（包括安德烈耶夫湾基地）一律移交原子能部（今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管辖。俄罗斯被迫在声名狼藉的保密制度上稍作让步，允许外国专家进入这些问题严重的地区开展工作。

1999-2005年，安德烈耶夫湾地区共实施了十四项与挪威合作的国际合同，总金额约1亿挪威克朗（约合1500万美元）。截至2010年挪威在该地区的相关工作上共投资约1.4亿克朗。

据环保组织“贝罗纳”专家亚历山大·尼基丁介绍，直到2007年该地区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仅间接涉及核心问题，即从干式储存区移出乏核燃料。此地目前存放着2.3万个燃料组件（相当于50个乏核燃料列车编组）、逾1万吨固体放射性废物、约6000立方米液体放射性废物。

与阿纳托利·萨福诺夫告别时，看着那份英雄名单，我想起另一些人的命运和遭遇，回忆起恰日马湾船厂核潜艇事故（1985年）的清理人员讲述的种种艰辛。他们当中许多人至今未获得“特殊风险部队退役军人”证书。为了依法享受规定的福利，他们不仅要亲自前往兵役局说明自己是放射性事故的清理者，还需按冗长清单集齐所有证明文件，邮寄给圣彼得堡的特殊风险部队退役军人委员会，再耐心等待。这一过程往往耗时数年，对文件的苛刻要求导致许多人半途放弃。哪怕告上法庭亦难免失望，战胜官僚主义仅仅获得微薄补助。但买药的时候，几戈比也不嫌少。

阿纳托利·萨福诺夫的牙齿问题很严重，辐射后果纠缠着他。国家每年支付给这位“非英雄”1500卢布(!)健康补偿金，相当于补一颗牙的费用。

（儿按：本文发表于2010年。2017年媒体报道：技术基地2a号和2b号储罐的拆除工作将持续到2023年，之后才是3a号——由于该储罐风险最高，必须研制机器人。三个储罐内放射性核素总量等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残骸。安德烈耶夫湾距离挪威55千米，故挪威积极参与清理，瑞典、芬兰、比利时、法国、加拿大、德国、荷兰、挪威、意大利和英国也有资助）

延伸阅读：

克拉马托尔斯克居民楼辐射事故

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安全运行的秘密报告

克格勃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建设违反标准的报告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哪位苏联政治家在解体进程中起的作用最大？鲍利斯·叶利钦是否真想让鲍利斯·涅姆佐夫接自己的班？叶利钦的家族是否“富可敌国”？神秘死亡的俄罗斯寡头鲍利斯·别列佐夫斯基可能还活着吗？俄联邦首任总统的前卫士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2017年接受电视台专访，谈了这些问题。下面是采访的文字版。

—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晚上好！

— 晚上好！

— 很高兴见到您，还记得我们那次难忘的会面……

— ……我在我的新书里提到了那次会面，写了对你的评价，引用了你的采访。

— 谢谢！请问，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您觉得自己是历史人物吗？

— 哦……记者采访我的时候，大概会有一点感觉吧。其实他们经常来采访。只不过……我已经在乡下居住十三年了，不需要成为什么“历史人物”。（笑）我只是过着一种美好、正常的生活——亲近大自然。

— 您当年保护政治局委员的时候，可以几天不吃饭、几小时站立，整天不上厕所。请问，这是不是很耗费体力？

— 嗯，要事先做好准备。工作前为什么要吃太饱喝太多呢？（笑）再说那时候身体好得很。

— 说到这儿，这些考验有没有影响您的健康呢？

— 您知道，在苏联，“服役一年算一年半、两年、甚至三年”这种优待可不是随便给的。而我整个服役生涯都是这样算的，有时候一年算三年，有时候算两年……所以，如今肯定体现出影响来了。

— 我记得您曾经告诉我，政治局委员不把自己的卫士当人看：其中一位甚至当着您的面放屁。他是谁啊？

— 就不说了吧，因为我以前服务的政治局委员都逝世了。何必说名字呢？

— 但您当时感觉委屈吗？

— 开始是有点奇怪。（笑）嗯，就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确实不把我们当人对待。

— 您真的亲眼见证安德罗波夫临终吗？

— 是真的，他病危了几个星期。只有他去世当天，也就是医疗设备关机的时候我没在场。之前我一直守着他。

— 1985年，经历了一连串葬礼，以及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逝世之后，年轻而精力充沛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您曾在各种场合多次与他接触。请问，今天您怎样评价他？

— 总体而言大家对他的评价不一。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最大的功绩是“公开性”。“改革”纯属做做样子，“公开性”才是伟大的举措。我非常感激他，只要我还能写字就会一直这样写。我也不知道还能写多久，因为现在正在用各种手段扼杀“公开性”——无论互联网上或报纸上。如今很难找到一家能够如实报道我国现状的报社了。

— 据说赖莎·马克西莫芙娜·戈尔巴乔娃动手打丈夫，真的吗？

— 您知道，我在他家只工作了两星期。期间发生过一次这种事，所以不清楚是不是经常出现。

— 怎么打的？

— 打脸。

— 扇耳光啊？

— 他那天回家很晚，快半夜了，身上有酒味，工作的时候喝了点白兰地。而她对此非常介意，不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饮酒。可他仍然要喝，包括跟叶利钦一起喝。当时他们在起草新版《联盟条约》，经常小酌，但两人知道分寸，不滥饮。

— 您是俄罗斯首任总统鲍利斯·叶利钦的前任警卫处长。请问，在俄罗斯，谁的影响力更大：您、叶利钦，还是切尔诺梅尔金？

— 嗯，你大概读过《消息报》塔玛拉·扎米亚京娜的文章吧？她乱写了一大堆，分析究竟是谁在掌管国家。我想，该问问她本人是怎么得出这些结论的……

— 不过，您并不否认有几年实际是您在掌管俄罗斯吧？

— 这是胡言乱语，是基谢廖夫这样的人编造的。我指的是在你们乌克兰风生水起那一位，还有我们这边领导“俄罗斯电视台”的家伙，属于另一类极端爱国者罢了。

— 但叶利钦的身体不允许他执政的时候，不是您掌握国家的控制按钮吗？

— 我们哪有什么国家的控制按钮啊——只有核按钮。那是一个手提箱，军官拎着，只允许他们和他们手下的人接触。我能有什么按钮呢？电话按钮而已。我在叶利钦书桌前接电话可不是一次两次，至少十几次吧。有时我还会问对方：“要我转告他什么？”

— 有人说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实际是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项目，克留奇科夫本想让他取代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总统，是真的吗？

— 这是近年新出现的说法。早些年叶利钦在世的时候，甚至他去世后一段时间都没人说这话。直到克留奇科夫也死了才有人讲，因为没法找他求证了嘛。

— 那张经典照片：政变期间您和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在坦克上。请问当时你们有生命危险吗？

— 当然随时可能被干掉：墙经常会倒，砖头有时飞得很低……肯定有生命危险了：人家全副武装的！周围不仅有坦克兵，还有战士、军官，荷枪实弹。狙击手也可能开火。但话又说回来，幸好没到那一步。如果不是死了三个民众，政变很可能继续……

— 1996年总统选举之前叶利钦的支持率仅4%。您曾告诉我：“我对久加诺夫、日里诺夫斯基和雅夫林斯基都说过：‘伙计们，我们不会让你们上台，也不会移交权力。’”那么1996年究竟谁赢了大选——叶利钦还是久加诺夫？

— 这不是一个问题，是多个问题。首先，叶利钦的低支持率是大选前一年的，不是临近选举的。他把支持率拉高了。我曾对雅夫林斯基说过：“你永远做不了总统，因为你是犹太人。”日里诺夫斯基根本无需多言：他情愿做渔业部长，他明白自己没希望做总统。至于久加诺夫，我和党内第三或第四号人物，管意识形态的佐尔卡尔采夫谈了四次，请他带话给久加诺夫。确实有许多要谈的，我直截了当表示：“我们不允许你们共产党员上台，因为你们执政过了，所谓的光明大道根本走不通，现在该我们来掌舵。”
（译注：根纳季·久加诺夫是俄联邦共产党中央执委主席，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是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格里戈利·雅夫林斯基是俄罗斯统一民主党领袖）

— 谁真正赢了呢？叶利钦还是久加诺夫？

— 这个问题只有两个人确切知道。第一个是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斯塔罗沃伊托夫，他创建了这一套全新系统，那个时候电子技术刚开始进入日常生活——他应该知道。另一个是负责计票的科利亚·利亚博夫，他当时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公布选举结果几天后他命令销毁所有投票站的记录。这两位才确切知道他们各自得了多少票。

— 俄罗斯前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曾说过：“我们都非常清楚，那次选举实际是久加诺夫赢了。”他是在正式场合说的。

— 我们的总理吗？

— 是的。

— 这位总理我叫他“健达出奇蛋二号”：他离不开自己的平板电脑！说不出什么，也拿不出什么新东西来。咱们别听这位总理的吧，我估计他也干不了几天了……

—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您当时几乎算是叶利钦的家人了。您和叶利钦曾经割腕子歃血，是真的吗？

— 大概他们把我视为家人吧，也可能现在说漂亮话。当年不是这样的：我只是叶利钦的部下。甚至有时候他夫人也想使唤我，但没成功——叶利钦总是站在我这边，说：“你少管他，别插手，别碍事！”他保护我不受她那些废话影响。至于割腕，确有其事，两次。一次是在雅库特的浴室，另一次是在总统俱乐部。两次都是叶利钦主动提议的。我的左臂两边至今有疤痕，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留下的。而他手上没疤，因为我只能轻轻划他一道。

— 在您看来，他是个爽快男人吗？

— 是有点放浪不羁。那时候的苏联街头是好学校。我们都挺彪悍的，我也不例外（笑）。

— 您爱叶利钦吗？

— 怎么讲？男性对男性的爱吗？

— 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

— 人可以爱女性、爱祖国，也许还可以爱美味佳肴。我尊敬他。跟他共事之初挺辛苦的，但逐渐进入状态之后就对他产生敬意了。何况他被不公正地罢免、被愚弄，又不让他辩解的时候，他很痛苦，我也不好受。我人生中第一次得了荨麻疹。后来治好了，再没复发，医生说是神经紧张引起的。

— 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喝酒厉害吗？

— 对。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爱喝。直到解雇我之前他几乎天天喝。

— 他喝多少算是创纪录呢？

— 在市委工作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三分钟喝光一瓶白兰地。后来进了克里姆林宫工作，一人喝六瓶。

— 白兰地？

— 不，他那时候已经改喝伏特加了。

— 每人六瓶伏特加？

— 对啊，三升。不然咋办？他就乐意找我喝酒。我不知为什么从来不醉，全往下走了，根本不上头。但别忘了以前我们一瓶白兰地三分钟见底；后来在那边从11点开始喝，一直喝到夜里10点或11点。第二天早晨我的厨师对我说：看看你们昨天喝了多少瓶。

— 您太让我佩服了：三升不醉，这得多么强壮的体格！

— 哎，你知道他身体本来就好，我父母都是农村的，体格也不差。我刚到叶利钦身边工作时一口气十八个引体向上，俯卧撑一百个，是本部门的运动能手之一。

— 您总得陪他喝吗？

— 也不尽然。他喊我喝酒，就说：“满上！”有时候也不用——比如他叫索斯科韦茨（译注：时任俄联邦第一副总理）陪他喝。索斯科韦茨还夸过我，说我掩护他，给他倒了掺水伏特加。我们同时开瓶，叶利钦以为我拿的是新的，其实兑水了。索斯科韦茨说：“天爷，萨沙，你救了我！我今天开重要会议，不知如何是好。幸亏喝的不是250克伏特加，只有125克，轻松多了。”

— 治理俄罗斯可不是儿戏呀……

— 我没治理过——仅仅看过人家怎么治理。而现在他们对俄罗斯做的……唉，简直是强奸她。

— 您曾告诉我：“在大洋上空奈娜（译注：叶利钦夫人）叫醒我说：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摔倒了，一动不动。醉鬼尿裤了！”发生什么事情？

— 看来你读过我最近那本书。我这次是照实写的，确实尿裤了，不是失禁。我前几本书写“失禁”，有人告诫我不能这样描写总统……可她就是这样骂他的，我引用原话。书写得很尖锐，但只能这样写。发生什么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这种年纪经常飞美国，频繁酗酒、疲劳——各种因素凑一块儿了。但那天晚上他实际没醉，顶多四小杯。发病了。第一次心肌梗死是1995年夏天。

— 请问，在别洛韦日叶利钦也喝酒吗？

— 在那儿人人都喝：首长、助理、警卫……白兰地一大堆！不过白兰地品质不怎么样，因为是白俄罗斯的，那边葡萄不行。但有很多上好的野牛草伏特加……

— 但克拉夫丘克、福金（译注：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舒什科维奇（译注：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和布尔布利斯（译注：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总理）都向我保证，他们在森林的时候压根没喝酒。谁说的是真话，您还是他们？

— 这么说吧：你抓不到我撒谎，因为我书里每个字都是真相。至少目前还没人上法院告我。或许奈娜会说：“科尔扎科夫又胡编乱造了”可我没胡编，我确实记性好，当年学习成绩都是“五分”。另一个问题：“喝酒了”还是“喝醉了”？他们确实喝了，但没醉。因为要讨论重大事项，经常有人送来文件，他们要商量、修改。但文件发出去之后，总有人提议：“喝点儿吧！”只有小酒杯，没有大杯。

— 对了，有这事吗——据说别洛韦日会议上维托尔德·福金和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发生冲突，结果福金打了布尔布利斯？

— 第一次听说，我在场的时候没打架。也许我正在协调叶利钦和布什通电话，所以没看见。

— 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六位领导人——也就是三位总统和三位总理之中，谁对苏联解体起的作用最大？有这个人吗？

— 我认为作用最大的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因为联盟事实上已经解体，各共和国都宣布独立，发表了各自的宣言。这时候只要走完法定程序就行了。当年人们怎么想的呢？可能以为一切都和谐友好，大概还会保留统一货币……无人预料局势变得如此冷酷严峻，没做好这种准备。

— 听说您和叶利钦一起在冰水游泳，是真的吗？

— 数不清多少次了。我们既在冰水游过，也在没冰的冷水游过。真正那一次冰泳是莫斯科河漂着冰块的时候，他把我唬弄下去了。他确实没要求我下水，但我负责他的安全，所以只能跟着。还能怎么办呢？

— 勇者啊！

— 唉，还好啦……

— 相传叶利钦被从人桥上扔进河里，当年人民代表会议曾讨论此事，但实际他是去见一个姑娘，姑娘正好有另一位追求者，那人把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揍得鼻青脸肿？

— 嗯，版本众多，但叶利钦始终坚持一个说法——四个男人抓住他，外套蒙头，塞进车里，然后开到桥上。其他版本我没听他说过。虽然第二天我去看了现场……如果谁把我从那座桥扔下去，我恐怕会死，因为水特别浅。桥挺高，河水最多1米深。

— 您曾对我说：“叶利钦不仅拿球拍子打他老婆后背，甚至捣她眼睛。”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真的经常这样吗？

— 他自己告诉我的，说怎样怎样教训她，因为她话太多……其实，谈这些对于奈娜很不体面。但我记得……曾有两次她戴着墨镜在家整整两星期——又挨揍了。挨揍的原因也很简单：如果一个人正在发怒，别去招惹他，否则会失控……

— 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的女儿塔季扬娜·迪亚琴科（译注：迪亚琴科是第二任丈夫的姓氏）在克里姆林宫权力很大吗？

— 叶利钦老糊涂以后，所有的事都由她决定。

— 所有的事？

— 对，因为父亲只信任她。而她被尤马舍夫、别列佐夫斯基、丘拜斯等人掌控……他们教她给父亲看什么文件、推动什么、促成什么。所以她掌舵了。可能有些事她瞒着父亲，有些事则相反。

— 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家族现在是不是超级有钱？

— 上一个回答，我可以先补充几句吗？

— 当然可以。

— 您刚才说我“治理过国家”——这恰恰是那一家子编出来的：塔妮娅和她的朋友们，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是他们虚构的，目的是在叶利钦面前陷害我。当他毫无理由地解雇我，仅仅因为我替他抓住小偷，我做了一件至今后悔的事：他让我签辞呈我就签了，从此塔妮娅和她的同伙就开始操控国家。他们上台的前半年内从俄罗斯转出三千亿美元，去年只转出三百亿——少了十倍。因为无处可转了：没人接收……

—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这是不是说明叶利钦家族很有钱？

— 如果广义理解“家族”这个词，确实超级富有，但狭义来讲……尤马舍夫家（译注：指塔季扬娜的第三任丈夫）很有钱，况且还跟德里帕斯卡结了亲（译注：尤马舍夫第一次婚姻的女儿波琳娜嫁给铝业大亨奥列格·德里帕斯卡）；奥库洛夫家（译注：叶利钦另一个女儿埃琳娜的丈夫瓦列里·奥库洛夫）属于中等富裕，因为前者做贼，奥库洛夫不做贼。奈娜通常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有几百万养老金……至于“几”究竟是多少，叶利钦1200万，她大概二分之一。所以不用去偷：国家给的足够了。

— 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在世的时候，您写了那本著名的《鲍利斯·叶利钦：从黎明到黄昏》，奈娜·约瑟福芙娜说：“我们爱过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把他当成家人，但他背叛了我们。”究竟背叛没有？

— 怎么可能背叛一个叛徒呢？是叶利钦背叛我，我没背叛他——我去报复、去揭露，随便怎么定义，但就是要惩罚叛徒。至于奈娜……我在新书里多写了一些关于她的真相，虽然我还有五具骷髅藏在衣柜（译注：意为仍有未透露的秘密）——关于这家人，哦哟多的很呢！这绝不是应该执掌我们国家的家族，绝不是！

— 叶利钦逝世的时候，您什么感觉？有没有从人道上同情他？

— 没有。完全没有任何感觉。我被电话和邀请烦死了：您来吧，鞠躬、献花不用排队……我说：“伙计们，搞什么呢？不必了。谁想去就自己去，鞠躬也好抹泪也罢。我早就对他无动于衷了。”本来可以忘掉他，只是你们这些记者不让我忘！（笑）

— 您曾对我说：“我早就原谅叶利钦了。何必跟一个明显出现痴呆症状，要不就是弱智的人斤斤计较？”但您会经常想起他，对吧？

— 我讲了，是别人让我想起的。看来今天也是，比如上床睡觉的时候。不太可能梦见，但睡前总会想一下。

— 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切尔诺梅尔金担任俄罗斯驻乌克兰大使整整八年，我们是朋友，我对他的印象很不错：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请问，叶利钦会不会嫉妒切尔诺梅尔金？

— 谁？我还是俄罗斯？

— 不不，我是问他是否认为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可能竞选总统？

— 叶利钦确信他不会竞选总统。如果您记得我九七年那本书的话，里面有一章《夜谈》，写的就是我揭穿切尔诺梅尔金，他当时让人替他收集签名。后来他吓得要死，倒霉蛋发誓绝不再参选。虽然是可以参选的，他的支持者们希望他去。说实话，我的新书对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的个人看法有所改观。或许我当时应该和他交朋友，因为他从未背叛自己人，而且作为男人他比叶利钦更像真正的俄罗斯人。

— 对啊，是个好人……

— 所以我的新书对他评价很好。不过我可没添油加醋——都是真事儿。

—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咱们回忆一下鲍利斯·涅姆佐夫吧——英俊、高挑、聪明、年轻……据我所知，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曾正式指定他做接班人。涅姆佐夫自己也告诉我，叶利钦对他说：“你在我之后做俄罗斯总统！”请问，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当时果真这样想吗？

— 嗯，那是最初的时候——涅姆佐夫刚担任州长，我们去拜访他，他确实挺能摆门面的，隆重接待，像戈尔巴乔夫时代，阿姨捧着圆面包迎客……那时候叶利钦萌生了接班人的念头。这个念头时不时浮出来，但我不能说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同我讨论过涅姆佐夫继任总统的话题。对此他犹豫了很久——最终，显然决定不这样做。是家里人逼他考虑接班人问题——当时他的支持率仅百分之四……

— 请问，您认为是谁出于什么目的杀害涅姆佐夫？

— 奴才杀的，也是奴才下的命令。我在书里写过，这件事可以和消灭记者霍洛多夫的案子相比照。那帮人是想拍格拉乔夫（译注：俄联邦前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的马屁，而这些人是想拍普京的马屁。呵，拍了，但拍歪了。

— 哪些奴才？从哪儿来的？您知道他们是谁吗？

— 还用问吗？这根本不用编——他们几乎都一个姓氏，来自同一个共和国。那个共和国的生活就像古代的鞑靼—蒙古枷锁：俄罗斯终生向他们纳贡。他们钱多的不知怎么花，买“奔驰”都买腻了。其他共和国只能抹眼泪看着他们。

— 您作为总统警卫部门的前负责人，很清楚无声无息接近克里姆林宫是多么困难。按理说一举一动都被监控记录，应该很好查呀……

— 嗯，他们确实很快被查到了。我知道当时很多摄像头故障，但无论如何还是查出来了。

— 您曾说过，也有人告诉我，别列佐夫斯基劝您杀掉古辛斯基、卢日科夫和科布宗。那么别列佐夫斯基是被杀的、自杀的，还是根本没死呢？

— 首先，他并不是要我一下子干掉科布宗、卢日科夫，还有那个谁来着……忘了。

— 古辛斯基。

— 对。他时不时带来关于这几位的情报，宣称要把他们除掉。其次，关于他的死亡……我听过那种说法，说他设局安排替身去死——全是胡扯！苏格兰场又不是吃素的，若真是行刺早就公布了。他是愁死的。就像童话《小红花》的野兽——等不来姑娘就凋萎了。这位野兽也是一样：钱被夺走，权柄也没了，把自己的小弟阿布拉莫维奇捧上寡头宝座，竟惨败在他手下，脸丢尽啦。太耻辱，没法活了。

— 您不惋惜鲍利斯·阿布拉莫维奇吗？

— 惋惜什么？他为国家做了什么善事吗？

— 我反问您一句：考虑到1990年代中期您在俄罗斯的影响力，您有没有可能取代普京成为总统，也就是接叶利钦的班？

— 理论上讲当然可能，我受教育程度又不差。但是把他推上台的匪帮，我这辈子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所以实际上这种事永不可能发生。

— 被杀的罗赫林将军，据说您曾经参与他的密谋，是真的吗？

— 首先，您说得好像他死于密谋，实际他是被疯老婆害死的。其次，这件事我已经在书里写了。
（译注：官方说法称列夫·罗赫林中将在熟睡中被妻子塔玛拉开枪打死，原因是家庭纠纷，塔玛拉被判入狱。另一种说法称罗赫林死前拉拢人密谋推翻叶利钦、建立军事独裁）

— 就是说，您和他想把俄罗斯的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 不，不是要掌握俄罗斯的政权——我详细写过了，如果你读过的话。国家那时候不是叶利钦管理，而是丘拜斯，还有塔尼娅和尤马舍夫。但人民选的是叶利钦！他发布的第一条命令是任命丘拜斯做总统办公厅主任，人民都震惊了！那次选举太假了，这些“活动家”的话就不能信。他们赢了选举吗？如果老百姓当时知道丘拜斯在叶利钦的竞选总部，他们肯定投票给久加诺夫。

— 丘拜斯现象呢？他是否与叶利钦的女儿塔季扬娜·迪亚琴科有私交？

——当然有。不论在竞选总部或克里姆林宫，他俩毫不避讳。

— 意思是两人有恋情？

— 要知道他们那个圈子没有什么恋情，他们是非常务实的人。

— 请问，谁把普京推上台的？您知道名字吗？

— 别列佐夫斯基不是告诉过你嘛，怎么忘了？你的采访里都有啊。

— 那么，尤马舍夫、别列佐夫斯基，还有谁？

— 嗯，别列佐夫斯基和尤马舍夫算是一个整体。诚然，别列佐夫斯基和普京闹翻之后，尤马舍夫才算是表面上与他疏远了。

— 对于普京您有什么想法？

— 我还能怎么想呢？书里写过一些，但这是个单独的话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我想了很多。

— 普京怕您吗？

— 其实，我觉得他连特朗普都不怕……

— 好家伙！

— 也不怕金正恩。

— 但您说过“普京忌惮绍伊古”……

— 我可没这样说啊。我非常尊重谢尔盖·绍伊古，如果他再谨慎一些就好了……你知不知道，他在军内的支持率比普京高，在全俄范围内的支持率也接近他。所谓的86%支持率……

— 是假的？

— 肯定假的。绍伊古已经非常接近了。

— 不过普京会再次当选总统吗？

— 他是终身总统，这不明摆着吗？

— 那您怎么看卡德罗夫？

— 普京的忠实打手。

— 精辟！现在俄罗斯的权力掌握在克格勃/联邦安全局手中吗？

— 不，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此人建立了垂直的权力体系，自己坐在最顶端。

— 几年前您对我说：“如果媒体公布那些公民熟悉的特务名单，国家将陷入政治危机。若问‘谁在统治我们？’，唯一的答案就是‘情报机关的特务网络’”。现在仍然如此吗？

— 那是十三年前的事，所以我认为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如今统治我们的是那些非法到来的彼得堡人，他们先搞垮了自己的城市，又来重建莫斯科，顺手重建全俄罗斯。

—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我还有五六个问题。能否请您简短答复，咱们快问快答？索布恰克和日里诺夫斯基是克格勃特务吗？

— 不太可能。日里诺夫斯基不是特务，是克格勃的项目。至于索布恰克？他是个正常人，法学家，系主任。为什么当特务？我不信。

— 您曾告诉我索布恰克“死在女人身上”，确有此事吗？

— 加里宁格勒州州长告诉我的。我不敢肯定，也许他在女人身下？据说是因为“伟哥”。

— 现居美国的克格勃将军奥列格·卡卢金曾告诉我，近几任大牧首都是他的人：包括阿列克谢和基里尔。请问，基里尔大牧首真的是克格勃特务吗？

— 嗯，考虑到他年纪不小了，1970-1980年代的职阶远不如现在高，估计当过特务，很可能。现在又何必呢？现在联邦保卫局盯着他（笑）。

— 您曾说克里姆林宫潜伏着“蓝色团队”。他们还在吗？

— 当时的总统新闻秘书科斯季科夫是同性恋，所以他的团队就“蓝”了。佩斯科夫应该是正常性取向，娶了个大美女。我想现在没这种事了。

— 您为自己的书选了塔列朗的名言作为题词：“全民若知道统治他们的是何等小人，必将惊恐万分” 。俄罗斯是个不幸的国家吗？

— 不幸。我把这本书送给许多朋友，问他们的感想。某位朋友对我说：“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我看完后真想逃到僻静乡下，买个旧房子，养山羊不问世事”。

— 最后三个问题，请快速回答。您能想象俄乌之间会爆发战争吗？

— 万事皆有可能，但我觉得不会发生……

— 这一切会怎样收场呢？

— 呃，乌克兰会发生政权更替。我们不会变，但你们那边，我觉得会出现比波罗申科更理智的人。

— 但一切都取决于普京，咱们都明白这一点，对吧？

— 目前看来是的。

— 我想感谢您在莫洛科沃村安排的美好夜晚——真想再重温，也邀请您来基辅。我们一起喝了乌克兰伏特加，吃了猪油，没有任何分歧。感谢您接受本次采访，希望不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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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第九局首长警卫往事

安全机关与黑手党

瓦列利·维利奇科谈苏联国安委第九局警卫工作

斯大林去世后，撤销苏联国家安全部警卫总局，国家安全部并入内务部。1953年3月24日在原先基础上成立第九局，承担保护国家领导人的职责，其中当然包括同年9月继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尼基塔·赫鲁晓夫。有人私下传说这个局的编号并非偶然——昔日有九名随身警卫驻守斯大林的郊外别墅。1954年3月国家安全机关连同第九局一起脱离内务部，新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归苏联部长会议领导。政府高层的警卫工作当时由第九局第一处负责，例如1954年赫鲁晓夫的随身警卫员是国家安全上尉斯托利亚罗夫。

国安委高级学校是培养高级首长卫士的摇篮，只招收有直属上级担保推荐并且在国安机关至少服役三年者。培训课程主要以保护苏联前任领导人的实际经验为基础，但不可避免进行了调整，因为新时代提出新要求。斯大林在位期间出国仅两次，而赫鲁晓夫热衷到其他国家访问，警卫部门必须采取截然不同的工作方式。国安委第九局工作人员米哈伊尔·索尔达托夫的儿子回忆：“我们对国外的情况两眼一抹黑。军官们只能根据自身经验得出某些想法，小心翼翼呈交上级过目，仿佛是上级自己想出来的主意，而这个路子确实奏效。上级看一看、想一想、权衡评估，下令——可以，行得通，照此办理！”

每当“九局”工作人员收到赫鲁晓夫出访的信息，必须预先派人出国打前站。他们要汇报该国特勤部门的工作特点、研究政治与治安形势、制定紧急情况下的撤离方案，根据当地情况筹划警卫方案。赫鲁晓夫抵达前几天，先把车辆和驾驶员空运过来，利用剩余时间在街道来回穿行，熟悉交通状况，牢牢记住车队行驶计划的全部路线。

谈到这儿顺便指出，赫鲁晓夫不信任年轻驾驶员，坚持给自己开车的必须是多年驾龄的老员工。赫鲁晓夫本人坐后排，身边的位置留给他的卫队长——1957年国安委上校尼基福尔·利托夫琴科接替了斯托利亚罗夫。

“赫鲁晓夫的草率想法让我们头疼”

凡涉及苏联领导人出访的信息（无论国外或国内）都要尽可能严格保密，但难免出纰漏。1963年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苏联，赫鲁晓夫本应从皮聪达市上火车与他会面。前往第比利斯的行程按惯例也被严格保密，但就在赫鲁晓夫进入车站前不久，专列附近竟然聚集大批群众。原来是车站员工“热心过度”，提前广播宣布了苏联领导人即将离开的消息，用意是提醒旅客维持秩序。还有一种情况则是，精心安排的种种安全措施因为赫鲁晓夫的突然举动而付诸流水。警卫员之一维克托·库佐夫列夫回忆：“有时他脑子里突发奇想，立刻就要去做，事后才发现根本不该这样做。他这些草率想法真让我们头疼。”

其中一幕发生在1955年11月访问印度期间。赫鲁晓夫在加尔各答广场看见欢迎他的民众，吩咐驾驶员停车，开门就往外跑，与苏联国防部长尼古拉·布尔加宁一起奔向人群。大喜过望的的印度民众瞬间突破警察封锁线，紧紧包围苏联贵宾，出现了混乱拥挤。卫士们能把他俩救出纯属奇迹，别无选择，只好扛起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举过头顶送回车内。

自1960年2月开始，国安委第九局第一处原第一科改称第十八科，编制约二百人，负责国家元首出访（国内和国外）期间的安全保障。这些人员分成十个小组，在公开活动、剧院、体育场等场合保护赫鲁晓夫及其党内同事。卫士们还要监督报道苏联领导人活动的记者的工作，若有贵宾造访莫斯科也派他们出勤保护。

战斗蛙人

从1956年开始，赫鲁晓夫的空中安全由特种航空支队负责（1959年改称第235航空支队），基地设在“伏努科沃”机场，两个伊尔-14机组成员都是全国最优秀的飞行员。如果海上旅行，除“九局”工作人员外，还会抽调特种水下工作队的战斗蛙人支援。1956年4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远赴英国，乘坐的交通工具是最新型“奥尔忠尼启则号”巡洋舰，由两艘驱逐舰护航抵达朴次茅斯。战斗蛙人于此发挥了关键作用。

巡洋舰在港口停泊，某天夜晚甲板值班水兵发现水下有人影轮廓，立即报告上级。随即派出潜水员爱德华·科利佐夫前去侦察，他很快发现了入侵者——英国潜水员、同时也是军情六处（MI6）的莱昂内尔·克拉布。随后发生的事情两国说法不一：英国声称克拉布的任务是研究苏联最新军舰的船底和螺旋桨结构，但科利佐夫坚持认为“英国同行”正在安装一枚水雷，并且挑选了最佳位置——靠近所谓弹药舱，也就是军舰的炮弹库。由于赫鲁晓夫此次出访半年前发生了“新罗西斯克号”战列舰爆炸事件，约五百水兵遇难，一种说法认为是恐怖袭击。科利佐夫当机立断让螺旋桨旋转一圈，克拉布死矣。赫鲁晓夫得知此事，命令授予苏联战斗蛙人科利佐夫“红星勋章”。

另外，国安委第九局出动潜水员（这次不是战斗蛙人，是运动潜水员）不仅限于执行警卫任务。热衷钓鱼的赫鲁晓夫喜欢和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垂纶，但他很不喜欢别人比他钓的鱼更多。于是第九局叫来潜水员，在水下把鱼悄悄挂在钩上。这个安排没告诉赫鲁晓夫，因为他本人试图缩减卫队规模。赫鲁晓夫曾亲眼目睹斯大林提出（在他看来属于过分的）警卫要求，认为那种行为是“病态思维的产物”。

赫鲁晓夫相信自己深受人民爱戴，不必担心任何威胁。怀着这种信念，他有一次竟下令撤走利瓦季亚（译注：克里木半岛南部）别墅外围的警戒。这一轻率举动立刻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一对本地夫妻深夜翻越围墙，藏身灌木丛。次日早晨赫鲁晓夫去海滩，两口子趁警卫员正在游泳毫无防备之机，突然跑向总书记。万幸的是二人无意行刺，只是请求分配一套独立住房。但这并没有让警卫员免于惩罚，第九局局长尼古拉·扎哈罗夫紧急赶赴别墅，彻底清理卫队，许多人被立即遣返莫斯科并解雇。

“他已经在心里与所有人告别”

另一位警卫员米哈伊尔·索尔达托夫也不止一次处置过“请愿者”的突发举动。在白俄罗斯的一次活动中，某个女演员走近赫鲁晓夫，试图从自己的低胸上衣内掏出一封信。索尔达托夫把她的动作视为威胁，迅速抓住此女手腕。“嫌疑人”虽被控制，但后果是她衣服的上半部分被扯裂、胸部裸露。场面搞得挺尴尬，赫鲁晓夫非常满意随身警卫的专业反应。

1961年访问奥地利期间发生的事情更吓人。当时在维也纳火车站，一个圆柱形类似炸弹的物体突然飞到赫鲁晓夫脚边。米哈伊尔·索尔达托夫儿子回忆：“父亲完全明白自己在做什么，飞身扑在‘炸弹’上。他知道自己除此之外做不了别的，那一刻脑子飞快运转，他甚至已经在心里与所有人告别。”有惊无险，金属圆筒不是自制炸弹，而是罗马尼亚侨民的一封信，请求赫鲁晓夫帮他返回祖国。

有惊有险的情况也出现过。1961年底基辅召开又一次农业工作者会议，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小卖部的女服务员持刀硬闯警戒线，被赫鲁晓夫的卫士及时阻截。同年访问第比利斯期间，政府车队被市民袭击，因为当地人对苏联领导人下令拆除斯大林纪念碑深感愤怒。石块如雨点般飞来，警卫员拼尽全力将首长从暴民的围攻中救出。

此类险情在赫鲁晓夫视察新西伯利亚、卡拉干达、戈尔基等城市时屡屡发生，民众基于各种原因想要把怒火发泄到总书记身上。即便出了这么多意外，赫鲁晓夫仍坚持冒险坐敞篷车出行。警卫员维克托·库佐夫列夫回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孙子）常常走到守卫他祖父别墅的卫士身边，对我们说：斯大林坐防弹车，因为他害怕自己的人民；而我爷爷坐普通汽车，他相信自己的人民，人民也尊敬他。”

1961年国安部门逮捕了莫斯科大学的几个学生，他们正准备刺杀赫鲁晓夫，同案犯之一瓦列利·列姆尼科夫最终被认定为精神病人，他计划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乘坐敞篷车出行时用狙击步枪射击。此事未引起赫鲁晓夫重视，真正让他提高警惕的是1963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正是利用总统乘坐敞篷车的机会，架起狙击步枪远距离命中。然而，赫鲁晓夫依旧在国事访问期间站立豪华敞篷轿车内挥手致意，例如1964年5-7月远赴埃及、瑞典、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和挪威。不过，这些场合的安保力量经过加强，车队由首长座车、警卫车及载有卫士的小客车组成，摩托车手一个挨着一个行驶，形成两侧隔离线。随身警卫在赫鲁晓夫座车内近距离掩护他。

另一方面，肯尼迪遇刺事件促使苏联国安机关开始排查潜藏的阴谋。不久，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六名学生被押上法庭，最初的指控是“阴谋刺杀苏联领导人”。侦察人员把他们的讲座笔记当成“组织的加密章程”，把一大瓶办公胶水认定为“张贴反苏传单的工具”，嫌疑人之一持有的报时挂钟摆锤则被说成是“准备投向赫鲁晓夫太阳穴的凶器”。由于所谓的刺杀证据荒谬至极，指控最终被撤销，但其中三人仍被判处三到五年不等刑期，罪名是“反苏宣传与鼓动”。

“赫鲁晓夫对待卫士粗鲁”

赫鲁晓夫与身边警卫员的关系不很融洽。比如忠心耿耿的索尔达托夫深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青睐，而其他人常常因为他的急躁脾气挨训。克格勃将军米哈伊尔·多库恰耶夫回忆：“国家安全人员记得赫鲁晓夫是个对他们永远不满意的人。他严苛要求属下，有时甚至态度粗鲁，不关心这些随时可能为他献出生命的人。”

总书记对于围身边的卫士颇不耐烦，他们不得不与赫鲁晓夫保持相当距离，工作因此变得更加困难。赫鲁晓夫往往不提前告知自己的行程安排，经常在最后一刻才讲。既然无法事先勘察环境，就只好现场随机应变了。任何一个警卫员如果忘记穿传统的白衬衫上班，都可能惹怒赫鲁晓夫，只有在酷暑季节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才允许穿稍微宽松的短袖衣服。

参加公开活动的时候，警卫员还扮演联络员角色，不动声色地将来自不同渠道的重要信息传递给赫鲁晓夫。有时警卫员必须承担洗衣工职责，在出国访问时替苏联领导人洗内衣。第九局工作人员阿列克谢·萨利尼科夫回忆：“首先是基于安全考虑，其次是避免国家蒙羞。那时候的内衣实在不体面，送出去洗太难堪。公家发的，裤腰系绳子，长衬裤的前开门钉纽扣。如果送洗衣房，被人看见可就丢脸了。”

警卫员的另一项棘手职责是在各种宴会上控制赫鲁晓夫的饮酒量。如果是国内场合，专门为赫鲁晓夫准备厚壁的特制酒杯，盛放的酒比普通玻璃杯少很多。出国访问期间警卫员采用另一种办法，事先征得赫鲁晓夫同意，往他的酒杯倒茶水，总书记戏称：“茶味白兰地”。

尽管赫鲁晓夫总体上不是滥饮之人，但也难免失控，给警卫员徒增额外麻烦。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参加非正式友谊聚餐时，轻松的气氛最适合“再满上”。一次在扎维多沃，赫鲁晓夫与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在官邸附近的林中餐桌推杯换盏。阿列克谢·萨利尼科夫回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喊：‘阿廖沙，阿廖沙！’我上前说：‘这边没有啦，都在屋里呢。’我们的目的是让他俩进屋，引导二人回去。这话不能当面直说吧。他就开始骂我……但危机时刻还是过去了，任务完成，赫鲁晓夫与客人起身走向房子。”

到了最后，唯一让赫鲁晓夫随身警卫无能为力的是推翻他下台的阴谋。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伊格纳托夫的卫士长曾秘密警告赫鲁晓夫党内同事的暗中勾搭，但赫鲁晓夫却轻率认为他说的是昏话。在克里姆林宫闭门决定赫鲁晓夫命运的那些日子里，持自动武器的警卫员日夜把守官邸，准备好应对任何突变，包括可能有人发动袭击、刺杀。

1964年10月被迫下台并移居莫斯科州彼得罗沃-达尔内别墅之后，赫鲁晓夫的安全依然由国安委第九局派员轮班负责。但这份工作已不再被视为荣誉，担任退休领导人警卫的多半是曾因某些过失受处分的国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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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卫勃列日涅夫轶事

警卫戈尔巴乔夫轶事

1924年列宁病故，约瑟夫·斯大林成为苏联新领袖，布达佩斯轻歌剧院理发师兼化妆师出身的卡尔·保克尔开始负责斯大林的安全。时年31岁的保克尔曾在撒马尔罕州“契卡”机关工作，搜查和逮捕“人民公敌”，但理发手艺帮助保克尔获得了管理斯大林卫队的机会——他本是“契卡”副主席维亚切斯拉夫·缅任斯基的私人理发师和亲信，副主席把这位勤勉同事推荐给总书记，令他官运亨通。前情报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回忆：凡是与斯大林及其家人有关的一切事务，皆由保克尔处理。未经保克尔知悉，任何一块食物不准端上领袖餐桌；未经保克尔批准，任何人不得进入斯大林住所或郊外别墅。

保克尔在短时间内成功赢取斯大林充分信任，而且这种信任不仅体现在言语上——他刮胡子的时候敢于把咽喉暴露给手持锋利剃刀的保克尔。保克尔还向斯大林敬献了自己的发明：带内增高鞋跟的靴子，让身材不算魁梧的领袖看起来更高些。保克尔甚至充当“宫廷小丑”角色，用笑话、滑稽小品和在克里姆林宫新年枞树庆典上扮演“严寒老人”来取悦斯大林。作为对阿谀奉承的赏赐，保克尔获得了豪华轿车、敞篷车及多个政府奖项。

“我们来保护您，可您呢？

保克尔管理斯大林警卫工作期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随身警卫员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特派员、曾保护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伊万·尤西斯，他是1927年夏天开始担任新职务的。尤西斯身材矮小、体格瘦弱，根本不符合今天公认的警卫员体格标准。然而，当时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维亚切斯拉夫·缅任斯基亲自挑选、批准尤西斯做斯大林的随身警卫。1927年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阅兵式上，尤西斯经历了第一次“战斗洗礼”。

由于斯大林等领导人要在观礼台致意，为了加强警卫力量，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挑选数名学员，其中包括阿尔卡季·盖勒、弗拉基米尔·别坚科和雅科夫·奥霍特尼科夫三人。仨小子抵达红场迟到，因此被ОГПУ工作人员盘问，三人强闯观礼台，值勤的卫士立即迎头拦截。一阵扭打，学员奥霍特尼科夫奋力挣脱（他是狂热的托洛茨基分子，憎恨斯大林），冲到斯大林面前高喊：“我们来保护您，可您呢？”说完挥拳重击斯大林后脑。奥霍特尼科夫抬手准备打第二下，尤西斯抓住他手腕，用匕首把他刺成轻伤，被随后赶到的卫士控制。奥霍特尼科夫奇迹般暂时逃过了殴打斯大林的惩罚，但十年后被镇压、处决。

此后，斯大林出席红场活动时警卫力量大幅度增强：在紧挨列宁墓观礼台的位置部署机枪火力点，周围楼顶埋伏狙击手，游行队伍最靠近观礼台的方阵则由国安机关工作人员组成。

1928年尤西斯一家喜迁新居，分给他们克里姆林宫内的一套住房，位于大克里姆林宫底层公寓，毗邻斯大林的住所。斯大林本人对尤西斯态度亲切，时常邀请尤西斯和老婆孩子到他郊外别墅作客。忠心耿耿的尤西斯陪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旅行，无论乘坐装甲列车或客轮，斯大林最终选择的出发时间与交通方式在动身之前都是严格保密的。

1930年，十年前为保护国家最高领导人设立的“契卡”主席团特别处被撤销，ОГПУ行动处取而代之，负责人当然仍是卡尔·保克尔。保克尔用短短数年成功把克里姆林宫的卫戍部门排除在外，大幅强化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警卫。例如，保克尔将克里姆林宫内一些接待大量访客的机构撤出，还搬迁了兼职驻防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校，因为保克尔十分担心发生政变，认为这所学校构成严重威胁，1500名受训学员完全有机会轻而易举劫持国家最高领导人做人质。不过，虽然保克尔竭尽全力，喜欢徒步遛弯的斯大林却经常无视“乘坐防弹轿车在莫斯科市内移动”的要求。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某天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收到一份简报，内容令他深感不安，从此开始乘坐防弹车出行。呈送斯大林的简报写道：“11月16日15时35分，我们的人员与您一起行经伊林卡街，走到5/2号旧客栈院子对面，英国情报机关的一名间谍偶然与您迎面相遇，试图拔出转轮手枪。据我方人员报告，他成功抓住英国间谍的手并将其拽向自己，阻止了危险企图……”

“这项工作不是人做的”

1931年尤西斯心脏病发作逝世，斯大林深感悲痛。不久之后，出身贫农家庭、经验丰富的“契卡”人员尼古拉·弗拉西克接任卫队长，此前弗拉西克一直是斯大林的普通警卫员之一，负责管理他的郊外别墅等事务。与前任不同，弗拉西克体格强壮、膂力惊人：有一次一个小贼想偷他钱包，他紧紧抓住小贼的手，将对方整只掌骨捏碎。警察赶来，弗拉西克反倒请求警察不要拘捕小贼，说：这家伙永远不能偷东西了。

为确保斯大林的安全，弗拉西克设计了一套保密制度：在指定时刻，数辆外观一模一样的公务车与领袖座驾同时驶出克里姆林宫，有时竟多达十五辆，分别往不同方向开，外人无从判断斯大林究竟坐哪辆。或者采取类似措施，安排两列完全一致的公务车队同时出发。从1932年起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座驾始终跟随两辆警卫车，每车四名警卫员。

更绝的是，弗拉西克命令下属给斯大林频繁途经街道的所有住户登记建档，凡被弗拉西克认为“不可靠”的家庭一律搬去其他地方，国安人员入住他们的公寓。弗拉西克任内还建立了苏联领导人的“替身”制度：在一些只需要斯大林短暂露面的场合，由化妆成总书记模样的人替他出席。尼古拉·弗拉西克之女娜杰日达回忆：“那时确实有安排替身的做法。我有艺术家的眼睛，作为一名肖像画家，我可以精准分辨面部特征，所以能瞧出外貌上的差别。所有分散注意力的招数都是我父亲想出来的。”

如果斯大林决定亲自出席某个重要活动，活动现场就要采取最严格警卫措施。在重要日期前几天彻底检查整座建筑及周边房屋，并在其中设立岗哨，派人昼夜轮班执勤，进入这些区域者按照事先拟定的名单核验放行。警卫部门尤其担心斯大林到大剧院看戏，领袖专用包厢在他抵达之前要仔细检查，斯大林进出剧院的时候彻底清空走廊和休息区，闲杂人等不得逗留。

可是尼古拉·弗拉西克不仅仅保护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1932年斯大林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死后，照料三个孩子的责任也落在了弗拉西克肩上。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不喜欢尼古拉，认为他“特别没文化、粗鲁、愚蠢又狂妄自大”。斯大林亲儿子瓦西里和养子阿尔乔姆则对弗拉西克颇为欣赏，也理解他背负的重担。阿尔乔姆曾言：“保卫斯大林安全是他主要职责，这个活儿真不是人干的。要对一切负总责，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十分了解斯大林的朋友和敌人……弗拉西克平常怎么履职？通宵达旦，不存在6-8小时换班这种说法。他毕生工作，不离斯大林左右，斯大林房间隔壁就是弗拉西克房间……”

1931年（或称1935年）弗拉西克舍身替斯大林挡子弹。此事发生在加格拉市郊外坐汽艇观光期间，岸边忽然有人向小船开枪，据称是边防军人所为，他们“不知道”今天有高级首长出行。弗拉西克瞬间跳起，用身体遮掩斯大林，所幸二人毫发无损。命令射击汽艇的边防军官先被判处五年徒刑，之后枪决。另外，弗拉西克从不相信这是边防军“误会”，他认为是有预谋的刺杀。

特殊的别墅

经过弗拉西克不懈努力，在莫斯科郊外及苏联南部为斯大林建立起一整套别墅和行宫体系，按最高标准进行生活服务与保卫。1933年斯大林决定离开首都的城市喧嚣到乡间居住，选择了位于莫斯科州沃伦斯科耶村的“近郊别墅”作为自己长期住所。在别墅直接保卫领袖的共九人：尼古拉·弗拉西克本人以及从驻守此地的三十五名卫士中精选出的七人，外加一名来自国安机关的专职驾驶员；不久之后这支队伍被扩充到十二人。别墅外面设置双重围栏，共约二百人时刻警戒。尼古拉·弗拉西克回忆：“我们的职责是斯大林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就算他在自家花园闲逛，也始终有三、四个卫士跟随。”

斯大林对警卫员的态度冷热不一。有些人回忆说某同事在下班时间喝多了，被扭送警察局，但斯大林拒绝解雇他；另一个警卫员上班爱打瞌睡，斯大林也表示宽容，经过调查，得知此人疲倦的原因是生活条件差——他与妻子和生病的女儿挤在一居室，没多久便根据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亲自指示分给他一套住房。斯大林有时还会邀请个别警卫员下棋，或者送给他们别墅旁边柠檬树结的果子。另一方面，据其他卫士回忆，斯大林对他们的态度十分轻蔑。比如卫士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就说：“领袖并不把我们这些随时准备为他献身、替他挡子弹的警卫员视作活生生的人。他与我们碰面时目光直接穿过我们，看我们如同空气。主动跟他说话是被禁止的，我们甚至签过保证书承诺不向他提出任何个人请求。”

1934年夏天在ОГПУ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下属部门：国家安全总局（ГУГБ）。为了加强对斯大林（他经常在莫斯科市内短暂逗留）与其他政府要员的警卫，1936年在克里姆林宫建立了巡逻制度，为此抽调一千二百名军人组成内务人民委员部特种团。

不祥之地

克里姆林宫的“灰衣主教”卡尔·保克尔1936年11月出任ГУГБ第一处处长，管理政府要员的警卫工作。次年1937年春天，乌云开始在他头顶聚集，从斯大林的宠臣沦为人民公敌。保克尔跌入深渊的原因是他过分卖力，积极参与政治审判，包括促成消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反苏中心”案的被告，即反对派分子列夫·加米涅夫和格里戈利·季诺维也夫。谁知短短一年时间他自己竟也落得同样下场，被指控为“德国间谍”、甚至说他谋害斯大林，1937年夏天枪决。多年后，保克尔成了极少数未获得追认平反的“大恐怖”受害者之一。

继任的两位第一处处长亦未善终：弗拉基米尔·库尔斯基只做了几个月，1937年6月调任第三处（反间谍）处长，同月不明不白“自杀”身亡；下一任处长伊兹列·达金任职约一年被逮捕、枪决，而且与保克尔一样未获平反。

那么从1938年至1952年，国家安全总局第一处处长长期由尼古拉·弗拉西克担任。他用较短时间建立起近乎完美的斯大林警卫制度，希特勒的随从们筹划纳粹德国的政府要员警卫制度时正是参考模仿了“弗拉西克模式”。

“有学问的人想太多”

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弗拉西克又要承担以斯大林为首的政府成员疏散后送任务。他确保了党内高层迁往古比雪夫，并在当地着手新建警卫体系。这个忠诚的卫士始终伴随斯大林左右，仅凭他的行踪人们就能推断出苏联最高领袖的位置。因此，斯大林赴前线视察的时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贝利亚严禁弗拉西克随行。

战争年代，苏联情报人员和特工在保卫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他们在苏联境内拦截了企图暗杀斯大林的纳粹间谍与杀手。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期间，领袖的警卫队伍扩大到几千人，动用几十台技术装备。例如斯大林乘坐道格拉斯C-47运输机飞往德黑兰途中，指派二十四架战斗机护航。弗拉西克在德黑兰为斯大林安排了三层警卫，包括部队的军人和国安特工。

1946年特勤部门再次重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警卫局与两个警卫机构合并，成立苏联国家安全部警卫总局，年度工作预算最初为1.7亿卢布。此时已晋升将军的尼古拉·弗拉西克出任新机构负责人，掌管着几千人的队伍。其中部分人员（不同年份约400-600人）被编入警卫总局1队，任务是保护斯大林本人。1952年给警卫总局的拨款已超过6亿卢布，队伍规模扩充到1.5万人。

有意进入国家领袖卫队者纷至沓来，因为这个职位既光荣又高薪。但门槛很高，筛选极其严格，没有党委推荐信根本不可能。莫斯科市民入选的机会最大，因为审查他们的政治背景最容易。候选者已有住房或未婚显然是加分项——单身汉不用分房子，给他一个集体宿舍房间就行。同时，高等教育不仅不是必需的，反而会成为减分项。警卫总局负责人事的副局长谢拉菲姆·戈雷舍夫曾言：“我们工作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不能超过十年制中学，有学问的人想太多。”

幸运入选者必须接受业务培训，为此在诺金斯克地区设立了专门的训练中心和军营。

“斯大林把我交到敌人手里”

尼古拉·弗拉西克多年来忠心耿耿、鞍前马后，终究未能躲过暗算——他的潜藏仇家竟然是拉夫连季·贝利亚。弗拉西克女儿娜杰日达回忆：“他就是妨碍了贝利亚接近斯大林，因为父亲绝不会让他死掉。他不可能像1953年3月1日值班的那些警卫员在门外傻等一整天，等着斯大林‘睡醒’。”

第一次尝试扳倒弗拉西克是在波茨坦会议之后，指控他从德国运出一头公牛、一匹马和两头奶牛，交给自己家人使用。弗拉西克对此不否认，他说战争期间德军洗劫了姐姐家村子，不仅把外甥女抓去德国做劳工，还把家中牲口都抢走了。所以，他这是恢复公道。那时斯大林仍站在弗拉西克一边，命令停止调查。

第二次尝试发生在1948年。斯大林别墅的卫队长被捕，他在审讯中供称弗拉西克“阴谋毒杀领袖”。斯大林得知亲信遭人检举，认为纯属胡言乱语。但贝利亚不罢休，1952年提议对弗拉西克领导的国家安全部警卫总局进行工作检查，结果查出了职务侵占的事实：斯大林不在的时候，警卫员和服务员狂欢聚饮，大吃大喝储备食品与昂贵名酒。丑闻既发，弗拉西克被免职，外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巴热诺夫斯基劳改营做副主任。

不久之后，1952年5月，苏联国家安全部警卫总局改组为国家安全部警卫局，国家安全部长谢苗·伊格纳季耶夫兼任局长。但是对弗拉西克的迫害并未停止，最终压垮这位斯大林前卫队长的是所谓“医生案”。某些人借这个案子指控尼古拉未将克里姆林宫心脏科医生莉迪娅·季马舒克的信件转交斯大林，她在信中举报她的同事进行破坏活动并篡改诊断结果。

弗拉西克被逮捕、审查，劳改营关押五年，1957年12月重获自由。十年后他逝世，2000年亲属才为这位将军争取到平反。弗拉西克至死无法原谅斯大林不愿说句话保护自己，他的回忆录写道：“我被斯大林深深伤害了。我在二十五年无可指责的工作中从未受过任何处罚，只有表扬和奖励，却被开除党籍、扔进牢狱。我付出了无限忠诚，他把我交到敌人手里……”

难逃一死

斯大林生命最后几年都在“近郊别墅”度过。此时别墅及周边地区的警卫措施比早年又有了显著加强，进出的道路始终有警察驻守，而且不是“一般警察”，都是挂上尉、少校警衔的执法人员。环绕别墅的森林加装铁丝网，警卫员牵着大狗巡视。最靠近别墅的两层围栏，第一层安装了从德国缴获的运动感应器，能够让值班员确定闯入者具体位置。两层围栏之间则安装了船用信号探照灯。

别墅上空划为禁飞区，预置了防空武器以备突然袭击。如有必要，领袖可以进入地下十七米、面积十二平方米的防空洞，这个设施建于1942年。斯大林警卫员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回忆：“……住所附近值守的是随身警卫’九人组’。在安保措施的复杂程度与精密性方面，他的别墅恐怕只有希特勒的Wolfsschanze（“狼穴”）能够相提并论。”由于规定要求全天紧闭窗帘，即使守在院子的警卫也不知道斯大林某个时刻坐在哪个房间。

可惜一切警卫手段在疾病面前都显得无能为力。1953年3月1日斯大林突发中风（他被投毒的说法始终是无凭据猜测），四天后不治身亡。当年有些人把他的死归咎于随身警卫——明明看见斯大林深夜饮酒，却对斯大林一整天闭门不出、无声无息的反常情况不做反应，还以为他睡过头了。警卫员直到深夜22点才敢推门去看，病人已经奄奄一息。不过最后未追究警卫员责任，贝利亚解散斯大林的卫队，其中许多人员被分配到莫斯科之外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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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俄罗斯对弗拉基米尔·列宁的人身保护可以追溯到1917年4月，即他从瑞士归国之时。最初负责领袖和随行布尔什维克安全的是芬兰人，彼得格勒“芬兰火车站”的所谓工农警察。不久之后，警察队副队长——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埃诺·拉希亚承担时任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列宁的随身警卫。

1917年7月临时政府开始动真格的搜捕列宁，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的拉希亚被委以将领袖紧急撤离至芬兰的重任。拉希亚不负众望，动用自己全部人脉，与志同道合者一起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伪装成蒸汽火车司炉工，秘密送至目的地。

十月初拉希亚又护送列宁平安返回彼得格勒。这一次革命领袖变身芬兰牧师，在忠诚的拉希亚陪同下几乎没遭遇什么险情，顺利回到俄罗斯。把革命总部设在斯莫尔尼宫之后，负责此建筑以及在其中活动的布尔什维克安全工作的是列宁战友弗拉基米尔·邦奇-布鲁耶维奇。

由于历经几百年培养训练的皇室卫队此时已经分崩离析，只能从零开始重建。斯莫尔尼宫卫队长帕维尔·马尔科夫凭借自身努力，建立了由六十名水兵和赤卫队员组成的警卫队伍，随后拉脱维亚步兵也被吸收进来。大楼的外部边界有装甲车把守，列宁办公室门口设了一个岗位，派两名持机枪的武装哨兵站岗，其勤务由领袖本人编写的《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警卫职责》明确规定。其中有这样一条：“除人民委员外，任何人一律不准放行，如果传令兵（即哨兵）不认识来者，应当要求其出示证件。对于其他访客，必须请他们在纸上写明姓名和来访目的。传令兵把纸条交给主席，未经许可不准放任何人进房间。”

1917年底，决定在12月20日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框架内设立专门警卫小组，其职责除了主要任务——保卫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之外，也包括打击投机者和匪帮。

“我小心翼翼不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转轮枪”

负责保护革命领袖的还有驾驶员斯捷潘·季利，但要说他是贴身警卫员则未免有点夸张，因为这位驾驶员完全不懂警卫业务。列宁对此十分满意，毕竟他从最开始就坚决反对身边跟随专职警卫。季利并不同意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据他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数次面临致命危险”。列宁从不携带武器——除了那支从未射击过的小型勃朗宁手枪，并且要求季利也不带武器。季利回忆录写道：“有一次他瞅见我腰间皮套的纳甘转轮手枪，温和但相当坚定地对我说：‘季利同志，你为什么带这玩意儿？快收起来吧！’不过我仍然把转轮枪带在身边，小心翼翼不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

顺便指出，斯捷潘·季利早年曾给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皇后开过车，这段经历并未妨碍他接近列宁，因为那个年代要寻找一位称职驾驶员颇不容易。另一位给领袖开车的专业驾驶员是经验同样丰富的塔拉斯·戈罗霍维克，此人在列宁遭遇的第一次刺杀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18年1月初，领袖乘坐的Turcat-Mery牌汽车在驶往斯莫尔尼宫途中被德米特里·沙霍夫斯基公爵的追随者枪击，列宁身边的瑞士共产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普拉特滕及时按低列宁头部。列宁妹妹玛丽亚·乌里扬诺娃后来回忆：紧握方向盘的戈罗霍维克用尽全力踩油门，短短几秒加速冲出射击区。拐过街角，他停车开门查看：“都活着吗？”伊里奇问他：“真的开枪了吗？”“那还用说！我以为你们早就没了，可真走运。如果子弹打中轮胎，咱们都跑不掉。”

由于德国政府要求俄罗斯割让部分领土并从芬兰和乌克兰撤军，导致两国关系恶化，布尔什维克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之间的国内政治斗争随之加剧，后者要求逮捕同意接受德国最后通牒的列宁。为此加强了对家最高领袖的警卫力量，1918年2月底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组建了第一支“汽车战斗队”。他们使用加装“马克沁”机枪的装甲车和卡车，以及多辆摩托车和小汽车，驾驶员都随身携带轻机枪。战斗人员共三十名，除俄罗斯人也有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德国人，全部配备转轮手枪、毛瑟手枪和手榴弹。除了驻守斯莫尔尼宫，“汽车战斗队”还负责保护政府成员在市内交通时的安全。

“无政府主义者开始逃跑并跳过车厢”

与此同时，芬兰内战也对列宁和同志们造成了威胁，因为该国毗邻彼得格勒，所以1918年3月作出了政府成员迁往莫斯科的决定。旅途中的警卫任务由邦奇-布鲁耶维奇承担，他严肃认真地筹划布置。由于准备出行的消息已经在城内传开，故意释放假新闻，让报纸刊登布尔什维克将于3月11日出发。实际上列宁是3月10日傍晚动身赴莫斯科，乘坐的是预先安排好的三列火车中的一列。

除汽车战斗队和“契卡”人员外，保卫列车及领袖车厢安全的还有一支拉脱维亚步兵小队，其中许多人曾在斯莫尔尼宫做过哨兵。列宁的警卫员配备了机枪、日本步枪和手榴弹。当列车驶入小维舍拉站，他们不得不动用武器——此站已被态度咄咄逼人的无政府主义者（陆军和海军逃兵）占据。为了保卫政府专列，步兵将一挺机枪架到某节车厢顶部准备扫射。

保护列宁车厢的拉脱维亚步兵爱德华·斯米格拉回忆：“当无政府主义者冲向列车时，我们对空鸣枪以示震慑。袭击者显然没料到会这样，他们成群跳下站台让开道路，躲避面前的步兵……刚开始很害怕，后来就无所谓了，无政府主义者开始逃跑并跳过车厢的时候，甚至感觉挺好玩。”

党的高级干部抵达莫斯科后，参照斯莫尔尼宫模式成立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卫戍局，局长马尔科夫。第4拉脱维亚步兵团（后来改由第9团接替）和第1汽车战斗队共同保卫建筑周边与内部安全，总兵力约一千。

列宁本人依然不接受随身警卫。曾在马利采沃-布罗多沃村疗养期间保卫列宁的老警察在回忆中有所提及，据此人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面告知随身警卫员“他个人不需要任何特殊保护”。邦奇-布鲁耶维奇只好耍点手段，给列宁配了四个拉脱维亚人，严令他们务必不能被领袖看见。

“对伊里奇动手的畜生”

1918年8月30日傍晚，列宁在米歇尔逊工厂参加集会并发表讲话，正要返回汽车。当天早晨彼得格勒传来噩耗：彼得格勒“契卡”主席莫伊谢·乌利茨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内被枪杀。有人建议列宁取消所有计划活动，可他不听同志劝告，照常在无警卫的情况下现身集会。距离汽车仅几步之遥，忽然听见一声枪响，紧接着第二声——开枪的是站在汽车左前翼子板旁边的社会革命党员范妮·卡普兰。事后驾驶员季利报告：集会前卡普兰曾问他列宁来没来，季利谨遵规定未给她明确回答。

一颗子弹击中列宁左上胸部，第二颗射入左肩。卡普兰继续瞄准，季利迅速跳出驾驶室，拔出自己的纳甘转轮枪对准女刺客头部，稍稍分散了她的注意。斯捷潘·季利回忆录写道：“她的手抖了一下，就在那一瞬间，第三声枪响，后来发现第三颗子弹击中了站在那边的一个妇女的肩膀。再过一秒我也要开枪了，但那个打列宁的女刺客把她的勃朗宁手枪扔到我脚下，迅速转身冲进人群，朝出口方向奔跑。”

一位恰巧在附近的医生迅速赶到受伤的列宁身边，协助季利把他抬上汽车。大家决定不送医院，直接返回克里姆林宫，找全国最优秀的外科医生救治。顺便一提，子弹并未立刻取出，其中一颗直到1922年才拿出来，另一颗则是在列宁死后取出的。

女刺客当天落网。在搜捕过程中，一些出于好奇心长时间尾随卡普兰的孩子提供了线索，告知执法人员卡普兰逃窜的方向。此女在克里姆林宫院内被枪毙，执行死刑的是克里姆林宫卫戍局长帕维尔·马尔科夫，此人在回忆录声称：“如果历史重演，如果再次有畜生对伊里奇动手，而我的枪口正瞄准他，我扣动扳机时绝不会迟疑，正如我当年一样。”

“躲进灌木丛不见啦”

在这次轰动性的刺杀之后，强化了领袖的保卫措施，专门从德国为他订制一件防弹衣，用金属丝织成，穿在普通西装底下几乎无法察觉。1918年9月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在“契卡”斯韦亚堡分队的战士中亲自挑选二十人，全部以随身警卫的身份派往戈尔基庄园（波多利斯克县），列宁正在这个地方恢复健康，实施了最严格的保密制度。

但麻烦的是，即使遭遇枪击之后，列宁仍然对配备随身警卫不满，认为这二十个身强力壮的“契卡”人员围着他纯属无所事事。尽管波多利斯克县附近闹土匪，列宁却偏爱独自外出散步，令警卫人员的工作十分难做。革命家季莫菲·萨普罗诺夫回忆：“列宁同志总是甩开警卫员，躲进灌木丛或森林不见啦，消失的无影无踪。只好去寻找列宁同志，但又不能被他察觉。”

领袖在小河游泳乃是对警卫员真正的考验——列宁游泳技术高超，随身警卫都不太擅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凭借此项优势不止一次孤身游过河去，在对岸悠闲享受独处时光。

列宁返回莫斯科之前，克里姆林宫的警卫制度有了变化：1918年12月拉脱维亚步兵被派赴前线，其岗位由莫斯科机枪班第1期学员接替，他们三班轮岗，每个岗位两小时一换人。学员之一米哈伊尔·佐托夫说：“最光荣、最要紧的工作是保卫政府大楼，尤其是保卫列宁的住所。”

列宁的随身警卫对这些学员多少带点儿轻视态度，如果有人称呼他们是领袖卫士，“契卡”人员就说：“他们是看门的，我们是看列宁的”。与此同时，领袖的贴身保护仍不尽人意，他常常从大家眼皮底下溜走。但纵然跟着警卫员，列宁也未能躲过1919年1月的一次抢劫式袭击。

那天，列宁、他妹妹和随身警卫出门办事（据一种说法：去疗养院探望老婆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由忠实的驾驶员季利开车前往索科利尼基。他们在某个啤酒厂附近发现一群人，这群人打手势示意停车。列宁误以为陌生人是巡逻队，吩咐驾驶员停下。岂料车刚停稳，车内所有人立即被手枪威胁，匪徒要求他们下车。警卫员无法抵抗，因为此时他正捧着一只牛奶罐子。

幸运的是匪徒没有立即发现拦截的是谁，他们听错了姓氏，把惊愕的领袖和随行者撇在路边，抢了车逃离。几分钟后恍然大悟，匪首雅科夫·科舍利科夫命令掉头，打算劫持列宁做人质。但为时已晚，匪徒返回刚才分手的地方，警察已经赶到，科舍利科夫侥幸脱身，数月后拒捕被击毙。

追赶和保护

1919年4月根据中央组织局的提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警卫力度再次加强。根据新规定：列宁每次离开克里姆林宫必须有两辆车跟随，每车配备五人小组，并且领袖身边要有一名持枪警卫。住宅和办公室的哨兵必须是共产党员（党龄不低于一年），哨兵身边有脚踏式报警按钮（遇袭时使用）。访客进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宅，必须持有列宁同志本人签发的特别通行证。

无政府主义者不会放弃消灭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图谋，1919年9月他们炸毁了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大楼，目标是当天本应出现在这儿的列宁。恐怖袭击造成12人死亡、55人受伤，但列宁临时改变行程，幸运躲过一劫。不久之后，决定让莫斯科特别委员会派员保护列宁经常发表演讲的工会大厦（联盟宫），于是这些人也切身体会到了列宁随心所欲甩脱警卫的习惯。领袖顽固地无视安全建议，动辄走备用出口离开。针对这种情况，在街上部署了机动分队，队员们随时准备好在几分钟内行动起来寻找列宁。

承担领袖警卫任务的另一个部门是1921年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特殊任务支队，编制包括一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营、一个机枪小队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装甲车小队。自1922年起列宁频繁居住在戈尔基庄园，由于脑部重病他几乎丧失语言能力，记忆衰退，行走困难，右手无法写字。在庄园保护他的仍是二十人小组，这些“契卡”人员一直陪伴他直至1924年1月逝世。

列宁的随身警卫乘坐灵车护送遗体，身穿为追悼仪式特别定制的带银色纽扣的大衣出席葬礼。告别了领袖，“契卡”二十人小组宣告解散，但守护列宁的任务并未就此结束。

死后的袭击

人们决定不埋葬领袖遗体，而是进行防腐处理并停放在克里姆林宫参议院塔楼附近的临时墓室供人瞻仰。这座墓室门前设立了著名的荣誉岗哨（第一岗），最初的执勤者是普通农民和工人志愿者，几天后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校学员接替。学员们也在墓室内部执勤，他们与特殊任务支队的战士并肩承担警卫任务。1924年8月列宁遗体被转移至红场的木制陵墓内，如今人人皆知的那座花岗岩建筑直到1930年才竣工启用。

1934年发生了第一起针对领袖陵寝的袭击：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农民两次向列宁墓开枪，均未击中，并在警察将其逮捕之前自杀身亡。此后加强了保卫：国家警卫团接替工农警察执勤，站岗的军校学员把任务移交给红军战士，玻璃棺旁边永远有“契卡”值守。相对平静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59年，当时一名精神病患者进入列宁墓，用携带的锤子砸破玻璃棺。一年后特意换装的厚玻璃棺又被另一名仇视列宁的人大力踢碎。

自1960年代初开始，破坏列宁遗体的企图增多，有人向玻璃棺吐唾沫，有人扔石头，甚至用信号枪射击。由于每天前来瞻仰遗容的队伍十分庞大，安保人员无法对每一位“朝圣者”进行彻底安检。结果在1967年发生了第一次爆炸事件，作案者是立陶宛游客，他制作了“自杀式腰带”，在陵墓入口处引爆，造成数人死亡，部分伤者终身残疾。1973年9月1日又有一颗炸弹在陵墓内部爆炸，当时正好有一群学童在参观。幸运的是没有小孩丧生，但恐怖分子身旁的一对夫妇受致命伤。作案人尸体损坏严重无法辨认，至今身份不明。

1992年某个教派的信徒试图强闯列宁墓，执勤战士及时封闭内部门，玻璃棺安然无恙。1993年“第一岗”被撤销，1997年哨兵重回红场，但站岗位置挪到了无名烈士墓“长明火”前方。

目前，俄联邦警卫局下属单位：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警卫处负责保护列宁墓。昔日在陵墓入口大排长龙的热潮早已无存，但必要时仍会将参观者分组，每组都要接受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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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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