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去世后，撤销苏联国家安全部警卫总局，国家安全部并入内务部。1953年3月24日在原先基础上成立第九局，承担保护国家领导人的职责，其中当然包括同年9月继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尼基塔·赫鲁晓夫。有人私下传说这个局的编号并非偶然——昔日有九名随身警卫驻守斯大林的郊外别墅。1954年3月国家安全机关连同第九局一起脱离内务部，新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归苏联部长会议领导。政府高层的警卫工作当时由第九局第一处负责，例如1954年赫鲁晓夫的随身警卫员是国家安全上尉斯托利亚罗夫。

国安委高级学校是培养高级首长卫士的摇篮，只招收有直属上级担保推荐并且在国安机关至少服役三年者。培训课程主要以保护苏联前任领导人的实际经验为基础，但不可避免进行了调整，因为新时代提出新要求。斯大林在位期间出国仅两次，而赫鲁晓夫热衷到其他国家访问，警卫部门必须采取截然不同的工作方式。国安委第九局工作人员米哈伊尔·索尔达托夫的儿子回忆：“我们对国外的情况两眼一抹黑。军官们只能根据自身经验得出某些想法，小心翼翼呈交上级过目，仿佛是上级自己想出来的主意，而这个路子确实奏效。上级看一看、想一想、权衡评估，下令——可以，行得通，照此办理！”

每当“九局”工作人员收到赫鲁晓夫出访的信息，必须预先派人出国打前站。他们要汇报该国特勤部门的工作特点、研究政治与治安形势、制定紧急情况下的撤离方案，根据当地情况筹划警卫方案。赫鲁晓夫抵达前几天，先把车辆和驾驶员空运过来，利用剩余时间在街道来回穿行，熟悉交通状况，牢牢记住车队行驶计划的全部路线。

谈到这儿顺便指出，赫鲁晓夫不信任年轻驾驶员，坚持给自己开车的必须是多年驾龄的老员工。赫鲁晓夫本人坐后排，身边的位置留给他的卫队长——1957年国安委上校尼基福尔·利托夫琴科接替了斯托利亚罗夫。

“赫鲁晓夫的草率想法让我们头疼”

凡涉及苏联领导人出访的信息（无论国外或国内）都要尽可能严格保密，但难免出纰漏。1963年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苏联，赫鲁晓夫本应从皮聪达市上火车与他会面。前往第比利斯的行程按惯例也被严格保密，但就在赫鲁晓夫进入车站前不久，专列附近竟然聚集大批群众。原来是车站员工“热心过度”，提前广播宣布了苏联领导人即将离开的消息，用意是提醒旅客维持秩序。还有一种情况则是，精心安排的种种安全措施因为赫鲁晓夫的突然举动而付诸流水。警卫员之一维克托·库佐夫列夫回忆：“有时他脑子里突发奇想，立刻就要去做，事后才发现根本不该这样做。他这些草率想法真让我们头疼。”

其中一幕发生在1955年11月访问印度期间。赫鲁晓夫在加尔各答广场看见欢迎他的民众，吩咐驾驶员停车，开门就往外跑，与苏联国防部长尼古拉·布尔加宁一起奔向人群。大喜过望的的印度民众瞬间突破警察封锁线，紧紧包围苏联贵宾，出现了混乱拥挤。卫士们能把他俩救出纯属奇迹，别无选择，只好扛起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举过头顶送回车内。

自1960年2月开始，国安委第九局第一处原第一科改称第十八科，编制约二百人，负责国家元首出访（国内和国外）期间的安全保障。这些人员分成十个小组，在公开活动、剧院、体育场等场合保护赫鲁晓夫及其党内同事。卫士们还要监督报道苏联领导人活动的记者的工作，若有贵宾造访莫斯科也派他们出勤保护。

战斗蛙人

从1956年开始，赫鲁晓夫的空中安全由特种航空支队负责（1959年改称第235航空支队），基地设在“伏努科沃”机场，两个伊尔-14机组成员都是全国最优秀的飞行员。如果海上旅行，除“九局”工作人员外，还会抽调特种水下工作队的战斗蛙人支援。1956年4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远赴英国，乘坐的交通工具是最新型“奥尔忠尼启则号”巡洋舰，由两艘驱逐舰护航抵达朴次茅斯。战斗蛙人于此发挥了关键作用。

巡洋舰在港口停泊，某天夜晚甲板值班水兵发现水下有人影轮廓，立即报告上级。随即派出潜水员爱德华·科利佐夫前去侦察，他很快发现了入侵者——英国潜水员、同时也是军情六处（MI6）的莱昂内尔·克拉布。随后发生的事情两国说法不一：英国声称克拉布的任务是研究苏联最新军舰的船底和螺旋桨结构，但科利佐夫坚持认为“英国同行”正在安装一枚水雷，并且挑选了最佳位置——靠近所谓弹药舱，也就是军舰的炮弹库。由于赫鲁晓夫此次出访半年前发生了“新罗西斯克号”战列舰爆炸事件，约五百水兵遇难，一种说法认为是恐怖袭击。科利佐夫当机立断让螺旋桨旋转一圈，克拉布死矣。赫鲁晓夫得知此事，命令授予苏联战斗蛙人科利佐夫“红星勋章”。

另外，国安委第九局出动潜水员（这次不是战斗蛙人，是运动潜水员）不仅限于执行警卫任务。热衷钓鱼的赫鲁晓夫喜欢和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垂纶，但他很不喜欢别人比他钓的鱼更多。于是第九局叫来潜水员，在水下把鱼悄悄挂在钩上。这个安排没告诉赫鲁晓夫，因为他本人试图缩减卫队规模。赫鲁晓夫曾亲眼目睹斯大林提出（在他看来属于过分的）警卫要求，认为那种行为是“病态思维的产物”。

赫鲁晓夫相信自己深受人民爱戴，不必担心任何威胁。怀着这种信念，他有一次竟下令撤走利瓦季亚（译注：克里木半岛南部）别墅外围的警戒。这一轻率举动立刻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一对本地夫妻深夜翻越围墙，藏身灌木丛。次日早晨赫鲁晓夫去海滩，两口子趁警卫员正在游泳毫无防备之机，突然跑向总书记。万幸的是二人无意行刺，只是请求分配一套独立住房。但这并没有让警卫员免于惩罚，第九局局长尼古拉·扎哈罗夫紧急赶赴别墅，彻底清理卫队，许多人被立即遣返莫斯科并解雇。

“他已经在心里与所有人告别”

另一位警卫员米哈伊尔·索尔达托夫也不止一次处置过“请愿者”的突发举动。在白俄罗斯的一次活动中，某个女演员走近赫鲁晓夫，试图从自己的低胸上衣内掏出一封信。索尔达托夫把她的动作视为威胁，迅速抓住此女手腕。“嫌疑人”虽被控制，但后果是她衣服的上半部分被扯裂、胸部裸露。场面搞得挺尴尬，赫鲁晓夫非常满意随身警卫的专业反应。

1961年访问奥地利期间发生的事情更吓人。当时在维也纳火车站，一个圆柱形类似炸弹的物体突然飞到赫鲁晓夫脚边。米哈伊尔·索尔达托夫儿子回忆：“父亲完全明白自己在做什么，飞身扑在‘炸弹’上。他知道自己除此之外做不了别的，那一刻脑子飞快运转，他甚至已经在心里与所有人告别。”有惊无险，金属圆筒不是自制炸弹，而是罗马尼亚侨民的一封信，请求赫鲁晓夫帮他返回祖国。

有惊有险的情况也出现过。1961年底基辅召开又一次农业工作者会议，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小卖部的女服务员持刀硬闯警戒线，被赫鲁晓夫的卫士及时阻截。同年访问第比利斯期间，政府车队被市民袭击，因为当地人对苏联领导人下令拆除斯大林纪念碑深感愤怒。石块如雨点般飞来，警卫员拼尽全力将首长从暴民的围攻中救出。

此类险情在赫鲁晓夫视察新西伯利亚、卡拉干达、戈尔基等城市时屡屡发生，民众基于各种原因想要把怒火发泄到总书记身上。即便出了这么多意外，赫鲁晓夫仍坚持冒险坐敞篷车出行。警卫员维克托·库佐夫列夫回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孙子）常常走到守卫他祖父别墅的卫士身边，对我们说：斯大林坐防弹车，因为他害怕自己的人民；而我爷爷坐普通汽车，他相信自己的人民，人民也尊敬他。”

1961年国安部门逮捕了莫斯科大学的几个学生，他们正准备刺杀赫鲁晓夫，同案犯之一瓦列利·列姆尼科夫最终被认定为精神病人，他计划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乘坐敞篷车出行时用狙击步枪射击。此事未引起赫鲁晓夫重视，真正让他提高警惕的是1963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正是利用总统乘坐敞篷车的机会，架起狙击步枪远距离命中。然而，赫鲁晓夫依旧在国事访问期间站立豪华敞篷轿车内挥手致意，例如1964年5-7月远赴埃及、瑞典、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和挪威。不过，这些场合的安保力量经过加强，车队由首长座车、警卫车及载有卫士的小客车组成，摩托车手一个挨着一个行驶，形成两侧隔离线。随身警卫在赫鲁晓夫座车内近距离掩护他。

另一方面，肯尼迪遇刺事件促使苏联国安机关开始排查潜藏的阴谋。不久，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六名学生被押上法庭，最初的指控是“阴谋刺杀苏联领导人”。侦察人员把他们的讲座笔记当成“组织的加密章程”，把一大瓶办公胶水认定为“张贴反苏传单的工具”，嫌疑人之一持有的报时挂钟摆锤则被说成是“准备投向赫鲁晓夫太阳穴的凶器”。由于所谓的刺杀证据荒谬至极，指控最终被撤销，但其中三人仍被判处三到五年不等刑期，罪名是“反苏宣传与鼓动”。

“赫鲁晓夫对待卫士粗鲁”

赫鲁晓夫与身边警卫员的关系不很融洽。比如忠心耿耿的索尔达托夫深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青睐，而其他人常常因为他的急躁脾气挨训。克格勃将军米哈伊尔·多库恰耶夫回忆：“国家安全人员记得赫鲁晓夫是个对他们永远不满意的人。他严苛要求属下，有时甚至态度粗鲁，不关心这些随时可能为他献出生命的人。”

总书记对于围身边的卫士颇不耐烦，他们不得不与赫鲁晓夫保持相当距离，工作因此变得更加困难。赫鲁晓夫往往不提前告知自己的行程安排，经常在最后一刻才讲。既然无法事先勘察环境，就只好现场随机应变了。任何一个警卫员如果忘记穿传统的白衬衫上班，都可能惹怒赫鲁晓夫，只有在酷暑季节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才允许穿稍微宽松的短袖衣服。

参加公开活动的时候，警卫员还扮演联络员角色，不动声色地将来自不同渠道的重要信息传递给赫鲁晓夫。有时警卫员必须承担洗衣工职责，在出国访问时替苏联领导人洗内衣。第九局工作人员阿列克谢·萨利尼科夫回忆：“首先是基于安全考虑，其次是避免国家蒙羞。那时候的内衣实在不体面，送出去洗太难堪。公家发的，裤腰系绳子，长衬裤的前开门钉纽扣。如果送洗衣房，被人看见可就丢脸了。”

警卫员的另一项棘手职责是在各种宴会上控制赫鲁晓夫的饮酒量。如果是国内场合，专门为赫鲁晓夫准备厚壁的特制酒杯，盛放的酒比普通玻璃杯少很多。出国访问期间警卫员采用另一种办法，事先征得赫鲁晓夫同意，往他的酒杯倒茶水，总书记戏称：“茶味白兰地”。

尽管赫鲁晓夫总体上不是滥饮之人，但也难免失控，给警卫员徒增额外麻烦。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参加非正式友谊聚餐时，轻松的气氛最适合“再满上”。一次在扎维多沃，赫鲁晓夫与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在官邸附近的林中餐桌推杯换盏。阿列克谢·萨利尼科夫回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喊：‘阿廖沙，阿廖沙！’我上前说：‘这边没有啦，都在屋里呢。’我们的目的是让他俩进屋，引导二人回去。这话不能当面直说吧。他就开始骂我……但危机时刻还是过去了，任务完成，赫鲁晓夫与客人起身走向房子。”

到了最后，唯一让赫鲁晓夫随身警卫无能为力的是推翻他下台的阴谋。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伊格纳托夫的卫士长曾秘密警告赫鲁晓夫党内同事的暗中勾搭，但赫鲁晓夫却轻率认为他说的是昏话。在克里姆林宫闭门决定赫鲁晓夫命运的那些日子里，持自动武器的警卫员日夜把守官邸，准备好应对任何突变，包括可能有人发动袭击、刺杀。

1964年10月被迫下台并移居莫斯科州彼得罗沃-达尔内别墅之后，赫鲁晓夫的安全依然由国安委第九局派员轮班负责。但这份工作已不再被视为荣誉，担任退休领导人警卫的多半是曾因某些过失受处分的国安人员。

延伸阅读：

警卫列宁轶事

警卫斯大林轶事

警卫勃列日涅夫轶事

1924年列宁病故，约瑟夫·斯大林成为苏联新领袖，布达佩斯轻歌剧院理发师兼化妆师出身的卡尔·保克尔开始负责斯大林的安全。时年31岁的保克尔曾在撒马尔罕州“契卡”机关工作，搜查和逮捕“人民公敌”，但理发手艺帮助保克尔获得了管理斯大林卫队的机会——他本是“契卡”副主席维亚切斯拉夫·缅任斯基的私人理发师和亲信，副主席把这位勤勉同事推荐给总书记，令他官运亨通。前情报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回忆：凡是与斯大林及其家人有关的一切事务，皆由保克尔处理。未经保克尔知悉，任何一块食物不准端上领袖餐桌；未经保克尔批准，任何人不得进入斯大林住所或郊外别墅。

保克尔在短时间内成功赢取斯大林充分信任，而且这种信任不仅体现在言语上——他刮胡子的时候敢于把咽喉暴露给手持锋利剃刀的保克尔。保克尔还向斯大林敬献了自己的发明：带内增高鞋跟的靴子，让身材不算魁梧的领袖看起来更高些。保克尔甚至充当“宫廷小丑”角色，用笑话、滑稽小品和在克里姆林宫新年枞树庆典上扮演“严寒老人”来取悦斯大林。作为对阿谀奉承的赏赐，保克尔获得了豪华轿车、敞篷车及多个政府奖项。

“我们来保护您，可您呢？

保克尔管理斯大林警卫工作期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随身警卫员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特派员、曾保护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伊万·尤西斯，他是1927年夏天开始担任新职务的。尤西斯身材矮小、体格瘦弱，根本不符合今天公认的警卫员体格标准。然而，当时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维亚切斯拉夫·缅任斯基亲自挑选、批准尤西斯做斯大林的随身警卫。1927年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阅兵式上，尤西斯经历了第一次“战斗洗礼”。

由于斯大林等领导人要在观礼台致意，为了加强警卫力量，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挑选数名学员，其中包括阿尔卡季·盖勒、弗拉基米尔·别坚科和雅科夫·奥霍特尼科夫三人。仨小子抵达红场迟到，因此被ОГПУ工作人员盘问，三人强闯观礼台，值勤的卫士立即迎头拦截。一阵扭打，学员奥霍特尼科夫奋力挣脱（他是狂热的托洛茨基分子，憎恨斯大林），冲到斯大林面前高喊：“我们来保护您，可您呢？”说完挥拳重击斯大林后脑。奥霍特尼科夫抬手准备打第二下，尤西斯抓住他手腕，用匕首把他刺成轻伤，被随后赶到的卫士控制。奥霍特尼科夫奇迹般暂时逃过了殴打斯大林的惩罚，但十年后被镇压、处决。

此后，斯大林出席红场活动时警卫力量大幅度增强：在紧挨列宁墓观礼台的位置部署机枪火力点，周围楼顶埋伏狙击手，游行队伍最靠近观礼台的方阵则由国安机关工作人员组成。

1928年尤西斯一家喜迁新居，分给他们克里姆林宫内的一套住房，位于大克里姆林宫底层公寓，毗邻斯大林的住所。斯大林本人对尤西斯态度亲切，时常邀请尤西斯和老婆孩子到他郊外别墅作客。忠心耿耿的尤西斯陪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旅行，无论乘坐装甲列车或客轮，斯大林最终选择的出发时间与交通方式在动身之前都是严格保密的。

1930年，十年前为保护国家最高领导人设立的“契卡”主席团特别处被撤销，ОГПУ行动处取而代之，负责人当然仍是卡尔·保克尔。保克尔用短短数年成功把克里姆林宫的卫戍部门排除在外，大幅强化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警卫。例如，保克尔将克里姆林宫内一些接待大量访客的机构撤出，还搬迁了兼职驻防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校，因为保克尔十分担心发生政变，认为这所学校构成严重威胁，1500名受训学员完全有机会轻而易举劫持国家最高领导人做人质。不过，虽然保克尔竭尽全力，喜欢徒步遛弯的斯大林却经常无视“乘坐防弹轿车在莫斯科市内移动”的要求。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某天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收到一份简报，内容令他深感不安，从此开始乘坐防弹车出行。呈送斯大林的简报写道：“11月16日15时35分，我们的人员与您一起行经伊林卡街，走到5/2号旧客栈院子对面，英国情报机关的一名间谍偶然与您迎面相遇，试图拔出转轮手枪。据我方人员报告，他成功抓住英国间谍的手并将其拽向自己，阻止了危险企图……”

“这项工作不是人做的”

1931年尤西斯心脏病发作逝世，斯大林深感悲痛。不久之后，出身贫农家庭、经验丰富的“契卡”人员尼古拉·弗拉西克接任卫队长，此前弗拉西克一直是斯大林的普通警卫员之一，负责管理他的郊外别墅等事务。与前任不同，弗拉西克体格强壮、膂力惊人：有一次一个小贼想偷他钱包，他紧紧抓住小贼的手，将对方整只掌骨捏碎。警察赶来，弗拉西克反倒请求警察不要拘捕小贼，说：这家伙永远不能偷东西了。

为确保斯大林的安全，弗拉西克设计了一套保密制度：在指定时刻，数辆外观一模一样的公务车与领袖座驾同时驶出克里姆林宫，有时竟多达十五辆，分别往不同方向开，外人无从判断斯大林究竟坐哪辆。或者采取类似措施，安排两列完全一致的公务车队同时出发。从1932年起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座驾始终跟随两辆警卫车，每车四名警卫员。

更绝的是，弗拉西克命令下属给斯大林频繁途经街道的所有住户登记建档，凡被弗拉西克认为“不可靠”的家庭一律搬去其他地方，国安人员入住他们的公寓。弗拉西克任内还建立了苏联领导人的“替身”制度：在一些只需要斯大林短暂露面的场合，由化妆成总书记模样的人替他出席。尼古拉·弗拉西克之女娜杰日达回忆：“那时确实有安排替身的做法。我有艺术家的眼睛，作为一名肖像画家，我可以精准分辨面部特征，所以能瞧出外貌上的差别。所有分散注意力的招数都是我父亲想出来的。”

如果斯大林决定亲自出席某个重要活动，活动现场就要采取最严格警卫措施。在重要日期前几天彻底检查整座建筑及周边房屋，并在其中设立岗哨，派人昼夜轮班执勤，进入这些区域者按照事先拟定的名单核验放行。警卫部门尤其担心斯大林到大剧院看戏，领袖专用包厢在他抵达之前要仔细检查，斯大林进出剧院的时候彻底清空走廊和休息区，闲杂人等不得逗留。

可是尼古拉·弗拉西克不仅仅保护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1932年斯大林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死后，照料三个孩子的责任也落在了弗拉西克肩上。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不喜欢尼古拉，认为他“特别没文化、粗鲁、愚蠢又狂妄自大”。斯大林亲儿子瓦西里和养子阿尔乔姆则对弗拉西克颇为欣赏，也理解他背负的重担。阿尔乔姆曾言：“保卫斯大林安全是他主要职责，这个活儿真不是人干的。要对一切负总责，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十分了解斯大林的朋友和敌人……弗拉西克平常怎么履职？通宵达旦，不存在6-8小时换班这种说法。他毕生工作，不离斯大林左右，斯大林房间隔壁就是弗拉西克房间……”

1931年（或称1935年）弗拉西克舍身替斯大林挡子弹。此事发生在加格拉市郊外坐汽艇观光期间，岸边忽然有人向小船开枪，据称是边防军人所为，他们“不知道”今天有高级首长出行。弗拉西克瞬间跳起，用身体遮掩斯大林，所幸二人毫发无损。命令射击汽艇的边防军官先被判处五年徒刑，之后枪决。另外，弗拉西克从不相信这是边防军“误会”，他认为是有预谋的刺杀。

特殊的别墅

经过弗拉西克不懈努力，在莫斯科郊外及苏联南部为斯大林建立起一整套别墅和行宫体系，按最高标准进行生活服务与保卫。1933年斯大林决定离开首都的城市喧嚣到乡间居住，选择了位于莫斯科州沃伦斯科耶村的“近郊别墅”作为自己长期住所。在别墅直接保卫领袖的共九人：尼古拉·弗拉西克本人以及从驻守此地的三十五名卫士中精选出的七人，外加一名来自国安机关的专职驾驶员；不久之后这支队伍被扩充到十二人。别墅外面设置双重围栏，共约二百人时刻警戒。尼古拉·弗拉西克回忆：“我们的职责是斯大林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就算他在自家花园闲逛，也始终有三、四个卫士跟随。”

斯大林对警卫员的态度冷热不一。有些人回忆说某同事在下班时间喝多了，被扭送警察局，但斯大林拒绝解雇他；另一个警卫员上班爱打瞌睡，斯大林也表示宽容，经过调查，得知此人疲倦的原因是生活条件差——他与妻子和生病的女儿挤在一居室，没多久便根据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亲自指示分给他一套住房。斯大林有时还会邀请个别警卫员下棋，或者送给他们别墅旁边柠檬树结的果子。另一方面，据其他卫士回忆，斯大林对他们的态度十分轻蔑。比如卫士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就说：“领袖并不把我们这些随时准备为他献身、替他挡子弹的警卫员视作活生生的人。他与我们碰面时目光直接穿过我们，看我们如同空气。主动跟他说话是被禁止的，我们甚至签过保证书承诺不向他提出任何个人请求。”

1934年夏天在ОГПУ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下属部门：国家安全总局（ГУГБ）。为了加强对斯大林（他经常在莫斯科市内短暂逗留）与其他政府要员的警卫，1936年在克里姆林宫建立了巡逻制度，为此抽调一千二百名军人组成内务人民委员部特种团。

不祥之地

克里姆林宫的“灰衣主教”卡尔·保克尔1936年11月出任ГУГБ第一处处长，管理政府要员的警卫工作。次年1937年春天，乌云开始在他头顶聚集，从斯大林的宠臣沦为人民公敌。保克尔跌入深渊的原因是他过分卖力，积极参与政治审判，包括促成消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反苏中心”案的被告，即反对派分子列夫·加米涅夫和格里戈利·季诺维也夫。谁知短短一年时间他自己竟也落得同样下场，被指控为“德国间谍”、甚至说他谋害斯大林，1937年夏天枪决。多年后，保克尔成了极少数未获得追认平反的“大恐怖”受害者之一。

继任的两位第一处处长亦未善终：弗拉基米尔·库尔斯基只做了几个月，1937年6月调任第三处（反间谍）处长，同月不明不白“自杀”身亡；下一任处长伊兹列·达金任职约一年被逮捕、枪决，而且与保克尔一样未获平反。

那么从1938年至1952年，国家安全总局第一处处长长期由尼古拉·弗拉西克担任。他用较短时间建立起近乎完美的斯大林警卫制度，希特勒的随从们筹划纳粹德国的政府要员警卫制度时正是参考模仿了“弗拉西克模式”。

“有学问的人想太多”

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弗拉西克又要承担以斯大林为首的政府成员疏散后送任务。他确保了党内高层迁往古比雪夫，并在当地着手新建警卫体系。这个忠诚的卫士始终伴随斯大林左右，仅凭他的行踪人们就能推断出苏联最高领袖的位置。因此，斯大林赴前线视察的时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贝利亚严禁弗拉西克随行。

战争年代，苏联情报人员和特工在保卫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他们在苏联境内拦截了企图暗杀斯大林的纳粹间谍与杀手。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期间，领袖的警卫队伍扩大到几千人，动用几十台技术装备。例如斯大林乘坐道格拉斯C-47运输机飞往德黑兰途中，指派二十四架战斗机护航。弗拉西克在德黑兰为斯大林安排了三层警卫，包括部队的军人和国安特工。

1946年特勤部门再次重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警卫局与两个警卫机构合并，成立苏联国家安全部警卫总局，年度工作预算最初为1.7亿卢布。此时已晋升将军的尼古拉·弗拉西克出任新机构负责人，掌管着几千人的队伍。其中部分人员（不同年份约400-600人）被编入警卫总局1队，任务是保护斯大林本人。1952年给警卫总局的拨款已超过6亿卢布，队伍规模扩充到1.5万人。

有意进入国家领袖卫队者纷至沓来，因为这个职位既光荣又高薪。但门槛很高，筛选极其严格，没有党委推荐信根本不可能。莫斯科市民入选的机会最大，因为审查他们的政治背景最容易。候选者已有住房或未婚显然是加分项——单身汉不用分房子，给他一个集体宿舍房间就行。同时，高等教育不仅不是必需的，反而会成为减分项。警卫总局负责人事的副局长谢拉菲姆·戈雷舍夫曾言：“我们工作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不能超过十年制中学，有学问的人想太多。”

幸运入选者必须接受业务培训，为此在诺金斯克地区设立了专门的训练中心和军营。

“斯大林把我交到敌人手里”

尼古拉·弗拉西克多年来忠心耿耿、鞍前马后，终究未能躲过暗算——他的潜藏仇家竟然是拉夫连季·贝利亚。弗拉西克女儿娜杰日达回忆：“他就是妨碍了贝利亚接近斯大林，因为父亲绝不会让他死掉。他不可能像1953年3月1日值班的那些警卫员在门外傻等一整天，等着斯大林‘睡醒’。”

第一次尝试扳倒弗拉西克是在波茨坦会议之后，指控他从德国运出一头公牛、一匹马和两头奶牛，交给自己家人使用。弗拉西克对此不否认，他说战争期间德军洗劫了姐姐家村子，不仅把外甥女抓去德国做劳工，还把家中牲口都抢走了。所以，他这是恢复公道。那时斯大林仍站在弗拉西克一边，命令停止调查。

第二次尝试发生在1948年。斯大林别墅的卫队长被捕，他在审讯中供称弗拉西克“阴谋毒杀领袖”。斯大林得知亲信遭人检举，认为纯属胡言乱语。但贝利亚不罢休，1952年提议对弗拉西克领导的国家安全部警卫总局进行工作检查，结果查出了职务侵占的事实：斯大林不在的时候，警卫员和服务员狂欢聚饮，大吃大喝储备食品与昂贵名酒。丑闻既发，弗拉西克被免职，外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巴热诺夫斯基劳改营做副主任。

不久之后，1952年5月，苏联国家安全部警卫总局改组为国家安全部警卫局，国家安全部长谢苗·伊格纳季耶夫兼任局长。但是对弗拉西克的迫害并未停止，最终压垮这位斯大林前卫队长的是所谓“医生案”。某些人借这个案子指控尼古拉未将克里姆林宫心脏科医生莉迪娅·季马舒克的信件转交斯大林，她在信中举报她的同事进行破坏活动并篡改诊断结果。

弗拉西克被逮捕、审查，劳改营关押五年，1957年12月重获自由。十年后他逝世，2000年亲属才为这位将军争取到平反。弗拉西克至死无法原谅斯大林不愿说句话保护自己，他的回忆录写道：“我被斯大林深深伤害了。我在二十五年无可指责的工作中从未受过任何处罚，只有表扬和奖励，却被开除党籍、扔进牢狱。我付出了无限忠诚，他把我交到敌人手里……”

难逃一死

斯大林生命最后几年都在“近郊别墅”度过。此时别墅及周边地区的警卫措施比早年又有了显著加强，进出的道路始终有警察驻守，而且不是“一般警察”，都是挂上尉、少校警衔的执法人员。环绕别墅的森林加装铁丝网，警卫员牵着大狗巡视。最靠近别墅的两层围栏，第一层安装了从德国缴获的运动感应器，能够让值班员确定闯入者具体位置。两层围栏之间则安装了船用信号探照灯。

别墅上空划为禁飞区，预置了防空武器以备突然袭击。如有必要，领袖可以进入地下十七米、面积十二平方米的防空洞，这个设施建于1942年。斯大林警卫员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回忆：“……住所附近值守的是随身警卫’九人组’。在安保措施的复杂程度与精密性方面，他的别墅恐怕只有希特勒的Wolfsschanze（“狼穴”）能够相提并论。”由于规定要求全天紧闭窗帘，即使守在院子的警卫也不知道斯大林某个时刻坐在哪个房间。

可惜一切警卫手段在疾病面前都显得无能为力。1953年3月1日斯大林突发中风（他被投毒的说法始终是无凭据猜测），四天后不治身亡。当年有些人把他的死归咎于随身警卫——明明看见斯大林深夜饮酒，却对斯大林一整天闭门不出、无声无息的反常情况不做反应，还以为他睡过头了。警卫员直到深夜22点才敢推门去看，病人已经奄奄一息。不过最后未追究警卫员责任，贝利亚解散斯大林的卫队，其中许多人员被分配到莫斯科之外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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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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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对弗拉基米尔·列宁的人身保护可以追溯到1917年4月，即他从瑞士归国之时。最初负责领袖和随行布尔什维克安全的是芬兰人，彼得格勒“芬兰火车站”的所谓工农警察。不久之后，警察队副队长——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埃诺·拉希亚承担时任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列宁的随身警卫。

1917年7月临时政府开始动真格的搜捕列宁，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的拉希亚被委以将领袖紧急撤离至芬兰的重任。拉希亚不负众望，动用自己全部人脉，与志同道合者一起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伪装成蒸汽火车司炉工，秘密送至目的地。

十月初拉希亚又护送列宁平安返回彼得格勒。这一次革命领袖变身芬兰牧师，在忠诚的拉希亚陪同下几乎没遭遇什么险情，顺利回到俄罗斯。把革命总部设在斯莫尔尼宫之后，负责此建筑以及在其中活动的布尔什维克安全工作的是列宁战友弗拉基米尔·邦奇-布鲁耶维奇。

由于历经几百年培养训练的皇室卫队此时已经分崩离析，只能从零开始重建。斯莫尔尼宫卫队长帕维尔·马尔科夫凭借自身努力，建立了由六十名水兵和赤卫队员组成的警卫队伍，随后拉脱维亚步兵也被吸收进来。大楼的外部边界有装甲车把守，列宁办公室门口设了一个岗位，派两名持机枪的武装哨兵站岗，其勤务由领袖本人编写的《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警卫职责》明确规定。其中有这样一条：“除人民委员外，任何人一律不准放行，如果传令兵（即哨兵）不认识来者，应当要求其出示证件。对于其他访客，必须请他们在纸上写明姓名和来访目的。传令兵把纸条交给主席，未经许可不准放任何人进房间。”

1917年底，决定在12月20日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框架内设立专门警卫小组，其职责除了主要任务——保卫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之外，也包括打击投机者和匪帮。

“我小心翼翼不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转轮枪”

负责保护革命领袖的还有驾驶员斯捷潘·季利，但要说他是贴身警卫员则未免有点夸张，因为这位驾驶员完全不懂警卫业务。列宁对此十分满意，毕竟他从最开始就坚决反对身边跟随专职警卫。季利并不同意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据他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数次面临致命危险”。列宁从不携带武器——除了那支从未射击过的小型勃朗宁手枪，并且要求季利也不带武器。季利回忆录写道：“有一次他瞅见我腰间皮套的纳甘转轮手枪，温和但相当坚定地对我说：‘季利同志，你为什么带这玩意儿？快收起来吧！’不过我仍然把转轮枪带在身边，小心翼翼不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

顺便指出，斯捷潘·季利早年曾给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皇后开过车，这段经历并未妨碍他接近列宁，因为那个年代要寻找一位称职驾驶员颇不容易。另一位给领袖开车的专业驾驶员是经验同样丰富的塔拉斯·戈罗霍维克，此人在列宁遭遇的第一次刺杀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18年1月初，领袖乘坐的Turcat-Mery牌汽车在驶往斯莫尔尼宫途中被德米特里·沙霍夫斯基公爵的追随者枪击，列宁身边的瑞士共产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普拉特滕及时按低列宁头部。列宁妹妹玛丽亚·乌里扬诺娃后来回忆：紧握方向盘的戈罗霍维克用尽全力踩油门，短短几秒加速冲出射击区。拐过街角，他停车开门查看：“都活着吗？”伊里奇问他：“真的开枪了吗？”“那还用说！我以为你们早就没了，可真走运。如果子弹打中轮胎，咱们都跑不掉。”

由于德国政府要求俄罗斯割让部分领土并从芬兰和乌克兰撤军，导致两国关系恶化，布尔什维克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之间的国内政治斗争随之加剧，后者要求逮捕同意接受德国最后通牒的列宁。为此加强了对家最高领袖的警卫力量，1918年2月底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组建了第一支“汽车战斗队”。他们使用加装“马克沁”机枪的装甲车和卡车，以及多辆摩托车和小汽车，驾驶员都随身携带轻机枪。战斗人员共三十名，除俄罗斯人也有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德国人，全部配备转轮手枪、毛瑟手枪和手榴弹。除了驻守斯莫尔尼宫，“汽车战斗队”还负责保护政府成员在市内交通时的安全。

“无政府主义者开始逃跑并跳过车厢”

与此同时，芬兰内战也对列宁和同志们造成了威胁，因为该国毗邻彼得格勒，所以1918年3月作出了政府成员迁往莫斯科的决定。旅途中的警卫任务由邦奇-布鲁耶维奇承担，他严肃认真地筹划布置。由于准备出行的消息已经在城内传开，故意释放假新闻，让报纸刊登布尔什维克将于3月11日出发。实际上列宁是3月10日傍晚动身赴莫斯科，乘坐的是预先安排好的三列火车中的一列。

除汽车战斗队和“契卡”人员外，保卫列车及领袖车厢安全的还有一支拉脱维亚步兵小队，其中许多人曾在斯莫尔尼宫做过哨兵。列宁的警卫员配备了机枪、日本步枪和手榴弹。当列车驶入小维舍拉站，他们不得不动用武器——此站已被态度咄咄逼人的无政府主义者（陆军和海军逃兵）占据。为了保卫政府专列，步兵将一挺机枪架到某节车厢顶部准备扫射。

保护列宁车厢的拉脱维亚步兵爱德华·斯米格拉回忆：“当无政府主义者冲向列车时，我们对空鸣枪以示震慑。袭击者显然没料到会这样，他们成群跳下站台让开道路，躲避面前的步兵……刚开始很害怕，后来就无所谓了，无政府主义者开始逃跑并跳过车厢的时候，甚至感觉挺好玩。”

党的高级干部抵达莫斯科后，参照斯莫尔尼宫模式成立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卫戍局，局长马尔科夫。第4拉脱维亚步兵团（后来改由第9团接替）和第1汽车战斗队共同保卫建筑周边与内部安全，总兵力约一千。

列宁本人依然不接受随身警卫。曾在马利采沃-布罗多沃村疗养期间保卫列宁的老警察在回忆中有所提及，据此人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面告知随身警卫员“他个人不需要任何特殊保护”。邦奇-布鲁耶维奇只好耍点手段，给列宁配了四个拉脱维亚人，严令他们务必不能被领袖看见。

“对伊里奇动手的畜生”

1918年8月30日傍晚，列宁在米歇尔逊工厂参加集会并发表讲话，正要返回汽车。当天早晨彼得格勒传来噩耗：彼得格勒“契卡”主席莫伊谢·乌利茨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内被枪杀。有人建议列宁取消所有计划活动，可他不听同志劝告，照常在无警卫的情况下现身集会。距离汽车仅几步之遥，忽然听见一声枪响，紧接着第二声——开枪的是站在汽车左前翼子板旁边的社会革命党员范妮·卡普兰。事后驾驶员季利报告：集会前卡普兰曾问他列宁来没来，季利谨遵规定未给她明确回答。

一颗子弹击中列宁左上胸部，第二颗射入左肩。卡普兰继续瞄准，季利迅速跳出驾驶室，拔出自己的纳甘转轮枪对准女刺客头部，稍稍分散了她的注意。斯捷潘·季利回忆录写道：“她的手抖了一下，就在那一瞬间，第三声枪响，后来发现第三颗子弹击中了站在那边的一个妇女的肩膀。再过一秒我也要开枪了，但那个打列宁的女刺客把她的勃朗宁手枪扔到我脚下，迅速转身冲进人群，朝出口方向奔跑。”

一位恰巧在附近的医生迅速赶到受伤的列宁身边，协助季利把他抬上汽车。大家决定不送医院，直接返回克里姆林宫，找全国最优秀的外科医生救治。顺便一提，子弹并未立刻取出，其中一颗直到1922年才拿出来，另一颗则是在列宁死后取出的。

女刺客当天落网。在搜捕过程中，一些出于好奇心长时间尾随卡普兰的孩子提供了线索，告知执法人员卡普兰逃窜的方向。此女在克里姆林宫院内被枪毙，执行死刑的是克里姆林宫卫戍局长帕维尔·马尔科夫，此人在回忆录声称：“如果历史重演，如果再次有畜生对伊里奇动手，而我的枪口正瞄准他，我扣动扳机时绝不会迟疑，正如我当年一样。”

“躲进灌木丛不见啦”

在这次轰动性的刺杀之后，强化了领袖的保卫措施，专门从德国为他订制一件防弹衣，用金属丝织成，穿在普通西装底下几乎无法察觉。1918年9月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在“契卡”斯韦亚堡分队的战士中亲自挑选二十人，全部以随身警卫的身份派往戈尔基庄园（波多利斯克县），列宁正在这个地方恢复健康，实施了最严格的保密制度。

但麻烦的是，即使遭遇枪击之后，列宁仍然对配备随身警卫不满，认为这二十个身强力壮的“契卡”人员围着他纯属无所事事。尽管波多利斯克县附近闹土匪，列宁却偏爱独自外出散步，令警卫人员的工作十分难做。革命家季莫菲·萨普罗诺夫回忆：“列宁同志总是甩开警卫员，躲进灌木丛或森林不见啦，消失的无影无踪。只好去寻找列宁同志，但又不能被他察觉。”

领袖在小河游泳乃是对警卫员真正的考验——列宁游泳技术高超，随身警卫都不太擅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凭借此项优势不止一次孤身游过河去，在对岸悠闲享受独处时光。

列宁返回莫斯科之前，克里姆林宫的警卫制度有了变化：1918年12月拉脱维亚步兵被派赴前线，其岗位由莫斯科机枪班第1期学员接替，他们三班轮岗，每个岗位两小时一换人。学员之一米哈伊尔·佐托夫说：“最光荣、最要紧的工作是保卫政府大楼，尤其是保卫列宁的住所。”

列宁的随身警卫对这些学员多少带点儿轻视态度，如果有人称呼他们是领袖卫士，“契卡”人员就说：“他们是看门的，我们是看列宁的”。与此同时，领袖的贴身保护仍不尽人意，他常常从大家眼皮底下溜走。但纵然跟着警卫员，列宁也未能躲过1919年1月的一次抢劫式袭击。

那天，列宁、他妹妹和随身警卫出门办事（据一种说法：去疗养院探望老婆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由忠实的驾驶员季利开车前往索科利尼基。他们在某个啤酒厂附近发现一群人，这群人打手势示意停车。列宁误以为陌生人是巡逻队，吩咐驾驶员停下。岂料车刚停稳，车内所有人立即被手枪威胁，匪徒要求他们下车。警卫员无法抵抗，因为此时他正捧着一只牛奶罐子。

幸运的是匪徒没有立即发现拦截的是谁，他们听错了姓氏，把惊愕的领袖和随行者撇在路边，抢了车逃离。几分钟后恍然大悟，匪首雅科夫·科舍利科夫命令掉头，打算劫持列宁做人质。但为时已晚，匪徒返回刚才分手的地方，警察已经赶到，科舍利科夫侥幸脱身，数月后拒捕被击毙。

追赶和保护

1919年4月根据中央组织局的提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警卫力度再次加强。根据新规定：列宁每次离开克里姆林宫必须有两辆车跟随，每车配备五人小组，并且领袖身边要有一名持枪警卫。住宅和办公室的哨兵必须是共产党员（党龄不低于一年），哨兵身边有脚踏式报警按钮（遇袭时使用）。访客进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宅，必须持有列宁同志本人签发的特别通行证。

无政府主义者不会放弃消灭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图谋，1919年9月他们炸毁了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大楼，目标是当天本应出现在这儿的列宁。恐怖袭击造成12人死亡、55人受伤，但列宁临时改变行程，幸运躲过一劫。不久之后，决定让莫斯科特别委员会派员保护列宁经常发表演讲的工会大厦（联盟宫），于是这些人也切身体会到了列宁随心所欲甩脱警卫的习惯。领袖顽固地无视安全建议，动辄走备用出口离开。针对这种情况，在街上部署了机动分队，队员们随时准备好在几分钟内行动起来寻找列宁。

承担领袖警卫任务的另一个部门是1921年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特殊任务支队，编制包括一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营、一个机枪小队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装甲车小队。自1922年起列宁频繁居住在戈尔基庄园，由于脑部重病他几乎丧失语言能力，记忆衰退，行走困难，右手无法写字。在庄园保护他的仍是二十人小组，这些“契卡”人员一直陪伴他直至1924年1月逝世。

列宁的随身警卫乘坐灵车护送遗体，身穿为追悼仪式特别定制的带银色纽扣的大衣出席葬礼。告别了领袖，“契卡”二十人小组宣告解散，但守护列宁的任务并未就此结束。

死后的袭击

人们决定不埋葬领袖遗体，而是进行防腐处理并停放在克里姆林宫参议院塔楼附近的临时墓室供人瞻仰。这座墓室门前设立了著名的荣誉岗哨（第一岗），最初的执勤者是普通农民和工人志愿者，几天后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校学员接替。学员们也在墓室内部执勤，他们与特殊任务支队的战士并肩承担警卫任务。1924年8月列宁遗体被转移至红场的木制陵墓内，如今人人皆知的那座花岗岩建筑直到1930年才竣工启用。

1934年发生了第一起针对领袖陵寝的袭击：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农民两次向列宁墓开枪，均未击中，并在警察将其逮捕之前自杀身亡。此后加强了保卫：国家警卫团接替工农警察执勤，站岗的军校学员把任务移交给红军战士，玻璃棺旁边永远有“契卡”值守。相对平静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59年，当时一名精神病患者进入列宁墓，用携带的锤子砸破玻璃棺。一年后特意换装的厚玻璃棺又被另一名仇视列宁的人大力踢碎。

自1960年代初开始，破坏列宁遗体的企图增多，有人向玻璃棺吐唾沫，有人扔石头，甚至用信号枪射击。由于每天前来瞻仰遗容的队伍十分庞大，安保人员无法对每一位“朝圣者”进行彻底安检。结果在1967年发生了第一次爆炸事件，作案者是立陶宛游客，他制作了“自杀式腰带”，在陵墓入口处引爆，造成数人死亡，部分伤者终身残疾。1973年9月1日又有一颗炸弹在陵墓内部爆炸，当时正好有一群学童在参观。幸运的是没有小孩丧生，但恐怖分子身旁的一对夫妇受致命伤。作案人尸体损坏严重无法辨认，至今身份不明。

1992年某个教派的信徒试图强闯列宁墓，执勤战士及时封闭内部门，玻璃棺安然无恙。1993年“第一岗”被撤销，1997年哨兵重回红场，但站岗位置挪到了无名烈士墓“长明火”前方。

目前，俄联邦警卫局下属单位：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警卫处负责保护列宁墓。昔日在陵墓入口大排长龙的热潮早已无存，但必要时仍会将参观者分组，每组都要接受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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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勃罗戈夫

1953年3月5日，苏联“万民慈父”约瑟夫·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别墅去世。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个人崇拜似乎还将持续很久，但仅仅四个月后，7月份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已经开始揭穿他的神话形象。昔日战友纷纷批评斯大林的领导方式，报告人列举的昔日“不犯错的”领袖犯下的主要错误之一就是修建土库曼运河——此项工程的计划规模超过苏联的所有建设项目，意图把卡拉库姆沙漠变成繁花似锦的园圃。本文回顾这一项目及后来出现的替代方案：卡拉库姆运河，并思考最终导致中亚生态灾难的原因。

昔日荣光

今天位于现代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北部的花剌子模绿洲，只不过是千年前那个各方面高度发达文明的黯淡影子。古代和中世纪的花剌子模是从中国到里海之间辽阔土地上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这里商路交汇，各种重要行业云集，伊本·西那（译注：中世纪波斯哲学家、医学家）与比鲁尼（译注：波斯学者，生于花剌子模，擅长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曾在此工作。花剌子模王朝的统治从绿洲向外延伸至边陲，几百年之后才出现阿拉木图、比什凯克、杜尚别、阿什哈巴德。

花剌子模的国家形态早在公元前已经形成。比鲁尼写道：“他们（花剌子模的居民）从有人定居本国之初开始纪年，事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980年”，也就是说大约公元前十四世纪。随着时间推移，花剌子模文明吸收了希腊、波斯、突厥等文化的元素，尽管其立国根基是琐罗亚斯德教。自公元四世纪起统治该地的君王号称“花剌子模沙阿”，逐渐在十二世纪中期至十三世纪初达到鼎盛，最后被成吉思汗的毁灭大军终结。

十三世纪蒙古入侵、十四世纪帖木儿征服，加之随后的政治动荡和气候变化，导致二十世纪初的花剌子模只剩无数堡垒废墟与黄沙掩埋的古老灌溉设施，徒增访客铜驼荆棘之思。苏维埃政权到来之前，统治这片土地的希瓦汗国无论怎么说也只是一个偏远小国，既没有充足人力，也缺乏坚实财源。花剌子模已沦为落后边陲：古尔干杰和克亚特这两座大型古城的人口昔年堪比巴格达或大马士革，如今仅存几座简陋乡镇。

对历史学家而言，这片土地长期以来一直是未知之地，几乎没有好古之人能够踏足咸海之南。直到1937年，由苏联青年学者谢尔盖·托尔斯托夫率领的考古队抵达此处，他们重新发现古代花剌子模的意义不亚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托尔斯托夫的挖掘揭示出该地区曾经存在规模宏大的城市建设、灌溉工程与农业体系，而在当时学者眼中这里不过是一片荒凉贫瘠之地，局部适合放牧。

1942年8月托尔斯托夫题为《古代花剌子模》的博士论文答辩通过，1949年凭借该论文出版专著获得一级斯大林奖——他最初被提名二级奖，但领袖本人对托尔斯托夫的研究产生兴趣，亲自提升为一级奖。

活河与死河

咸海地区的实地考察成果，以及学界提出的古埃及与古花剌子模的相似性，显然给苏联大元帅留下深刻印象，并很可能坚定了他要让该地区重振昔日繁华的愿望。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是拥有充足淡水资源，而当地淡水短缺一直是老大难问题。

《真理报》1951年第106期文章《在乌兹博伊河谷》写道：“诚然，在这片荒漠之地将建起大城市和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充足的水源与电力不仅会改变周边地区，还将为整个土库曼斯坦西南部注入强大生命力，催生亚热带果园和棉花种植园，推动地下财富的开发利用。但要实现这一切，需要苏联人民付出巨大的努力与能量”。

花剌子模绿洲最主要的灌溉水源是阿姆河，这是一条极不稳定的河流，时常改道。阿姆河之于花剌子模就好比尼罗河之于埃及，虽然水量稍逊那条非洲大河，但阿姆河携带了更多矿物质，在中下游沉积，为农业创造出优越条件。阿姆河淤积物的石灰含量是尼罗河的2倍，钾含量更是后者4倍。尼罗河水可为每公顷灌溉面积提供367千克天然矿物肥，阿姆河水能提供1914千克。

乌兹博伊河的研究成果也对苏联领导层的计划产生重要影响。这是一条早已干涸的河流，故河道将咸海地区的萨雷卡米什盆地与土库曼斯坦西南的里海相连。早在此地出现最初的文明中心之前，阿姆河水曾注入咸海和萨雷卡米什，再沿着长达700千米的乌兹博伊河道流入里海，勾勒出卡拉库姆沙漠的北部边界。历史上乌兹博伊的水量时大时小，中世纪彻底断流——在河岸发现了可追溯至十七世纪的定居点遗迹。如今这里零星散落一些盐碱化小湖泊，定期接受萨雷卡米什出来的水。

1929年，在阿姆河上游更远处、今日土库曼斯坦东南部，长100千米的巴萨加—凯尔京斯基运河深入卡拉库姆沙漠。自1932年起关于修建一条直通里海运河的勘测工作已经启动，但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斯大林手中，领袖更倾向于北部方案——几乎从花剌子模腹地出发。此运河原计划的起点位于塔希亚塔什地区，距离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首都努库斯约12千米。最初设想是花八年时间把萨雷卡米什盆地注满水，为此要从阿姆河分流高达40立方千米。为了便于理解，这个水量约等于现代中亚最大水体：巴尔喀什湖的三分之一。但后来放弃该方案，最终决定让运河绕过萨雷卡米什，沿乌兹博伊故河道延伸至克拉斯诺沃茨克（译注：土库曼巴希市）。同时阿姆河水不会直接注入里海。

世纪工程

1950年9月12日报纸公布了苏联政府《关于修建阿姆河-克拉斯诺沃茨克土库曼主干运河，灌溉和供水西土库曼里海沿岸南部地区、阿姆河下游及卡拉库姆沙漠西部土地的决议》。除建设长达1100千米的干渠外，文件还规划了三座大坝、两座水库、三座总装机功率10万千瓦时的水力发电站、若干水闸与总长超过1万千米的排水渠和管道系统。运河宽度计划超过100米，深度6-7米。

修建土库曼运河预计花费300亿卢布。1947年苏联进行货币改革：10个旧卢布兑换1个新卢布。1950年之前卢布对美元汇率1:5.3，也就是说工程造价约56亿美元，按今天币值相当于600亿美元——几乎是白俄罗斯、克罗地亚或委内瑞拉的国家年度预算。

再看规模。土库曼运河的设计目标是分流阿姆河总水量四分之一，建成后将成为当时世界上长度第二的同类工程，仅次于中国的大运河。只不过中国人用了近两千年完善大运河，而苏联政府却准备在七年内（到1957年）完成，速度之快令人咋舌。长227千米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在斯大林年间仅用两年建成，长100千米的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则花了近三年。诚然，土库曼运河的施工难度有所降低，因为其走向与天然形成的乌兹博伊故河道基本重合。

苏联媒体夸耀运河建设为“世纪工程”，是斯大林改造自然计划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苏联将因此新增约130万公顷耕地（主要种植棉花），外加700万公顷新牧场。形象地说，此水利工程带来的灌溉面积相当于捷克或阿塞拜疆国土面积。另外莫斯科还设想用这条通航运河建立中亚和俄罗斯中部的水路联系，也就是说从列宁格勒或莫斯科出发的船只最终能够停靠努库斯或铁尔米兹。

早在1947年斯大林已决定使用铁路将花剌子模地区与外界连接起来。这条铁路计划经过咸海地区，具体而言是从南部的查尔朱（译注：土库曼纳巴德）延伸至昆格勒，最终在斯大林去世后的1957年建成。而咸海南部与苏联欧洲领土的铁路连接直到1972年才实现，当时铺设铁轨穿过乌斯秋尔特高原和曼吉什拉克半岛。

起始

当然，正如斯大林年间的其他“世纪工程”一样，囚徒将是主要劳动力。1950年铁路已延伸至乌尔根奇（译注：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首府），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在此成立内务部“中亚水利建设联合体”负责开凿运河。1950年12月在阿姆河收窄至600米的塔希亚塔什岬开始修建两座各可容纳1500人的劳改营。与此同时，当地居民也被强制征召参与施工，但自愿报名者同样不少：仅1952年第一季度就提交了1000多份申请，第二季度697份。

1952年新建的塔希亚塔什工人新村拥有平房住宅80栋、两层的八户住宅楼4栋、食堂、澡堂、面包房和砖厂，其中部分房屋是用驳船从查尔朱沿阿姆河运来的。1953年随着铁路开通，塔希亚塔什正式升格为城市，人口约1万，其中半数是囚徒。

约1.7万人参加运河与塔希亚塔什水电站建设，包括1万劳改犯，他们大多因“盗窃国家财产”判刑。规定劳改犯工人的居住面积每人2平方米，实际甚至不足1平方米。工地上无论干活的或看守的同样饱受严寒、酷暑、沙尘、蚊虫、痢疾和淡水短缺折磨。

1953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发言：“再来谈谈关于土库曼运河的决策。是否事先明确了修建这条运河的必要性？是否测算过所需开支和经济效益？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有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没有。一切都是个人决定，没经过任何经济计算。后来发现，这条运河及其灌溉系统造价高达300亿卢布。运河沿线本来无人居住，必须从中亚已有人定居的地区迁移居民，而这些地方却有大量尚未开发的土地非常适合发展棉花种植。中亚的同志们及农业工作者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1953年3月初斯大林去世时，工人们才刚开始挖掘运河主干道，多数人仍在修建工地、进出道路、仓库和供应基地。虽然工程实际未正式开工，但不可挽回的损失已高达约210亿卢布。然而，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获得了价值1.53亿卢布的完工与未完工建筑、工程设备和交通工具，整个战前时期投入该地区工业发展的资金仅为该数字的一半。工程宣告结束时——此前施工现场已经充斥着典型的苏联式敷衍和盗窃——剩余的未登记设备，包括拖拉机和推土机，相当一部分被盗卖。

运河已死，运河万岁！

接替斯大林的苏联领导人深知这些“世纪工程”会给国家财政和老百姓钱包带来沉重负担。何况大元帅去世后，他们必须设法巩固自己在贫困民众心目中的声望，哪怕略微接近斯大林曾享有的那种信任程度也好——尽管他的统治手段备受争议。

最终1953年3月底，在内务部长拉夫连季·贝利亚的书面倡议下，部长会议根据其信函作出决议：放弃修建土库曼运河。工程事实上被废弃，因为即便封存维护也要额外耗费几十亿卢布。除土库曼运河外，斯大林的继任者们还放弃了：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运河、延伸至鄂霍次克海和楚科奇的跨北极铁路、穿越鞑靼海峡通往萨哈林的海底隧道，以及通往堪察加的铁路。

苏联政府并没有彻底埋葬灌溉卡拉库姆沙漠的构想，虽然因循旧路线修建新运河在意识形态层面是不可能的。继任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不仅揭露了个人崇拜，还发动了“垦荒运动”，把克里米亚划给乌克兰。在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层许诺将来用当地棉花供应全苏联的鼓动下，赫鲁晓夫决定：在阿姆河南部、已有巴萨加—凯尔京斯基运河的地区修建排水管。

1959年卡拉库姆运河首段（从阿姆河至穆尔加布400千米段）正式投入使用。第二年起咸海水位开始灾难性下降，最终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生态灾难。1971年运河第四期工程开工时，阿姆河45%的水量被土库曼方面截流用于农业，导致这条河未流入咸海却灌满萨雷卡米什盆地。这种情况自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从未发生过。

此后萨雷卡米什湖虽然不再干涸，但湖岸并没出现“繁花似锦的园圃”——灌溉后二次排入湖中的水含有大量农药、苯酚和重金属。结果这些水既未补充咸海，也未能拯救萨雷卡米什湖，因为它既不宜浇灌庄稼也不能养鱼。1990年代初土库曼斯坦首任总统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认为萨雷卡米什的水完全适合种植扎扫帚的剑麻，但这一“战略构想”是否顺利发展，不得而知。

消逝

进入二十一世纪，土库曼政府重启了苏联1970年代提出的计划：向位于卡拉库姆西北部的卡拉绍尔盆地注水。依旧要利用饱受折腾的阿姆河，经由绕过萨雷卡米什的集流-排水系统注入卡拉绍尔。土库曼政府以其一贯的浮夸作风将该项目命名为“黄金时代湖”。

似乎从2013年开始，受污染的阿姆河水被排入该湖。2019年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甚至视察了“黄金时代湖”岸边，表示：“目前这一地区已成为生态清洁区，应当在此建设居民点”。此后几乎没有关于开发这篇染毒湖岸的报道见诸报端，但阿什哈巴德方面不断强调“项目正在实施中”。

1400千米的卡拉库姆运河至今仍然为土库曼斯坦提供淡水，尽管正是它的修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阿姆河和咸海的命运。当然，还有对水资源的极度低效利用。注入运河的水大约四分之一因渗漏流失，加之河道不断淤积、泛滥，宝贵的淡水白白蒸发。

尽管政府曾多次承诺推广现代化灌溉技术，比如滴灌，但今天土库曼斯坦的农业大多仍沿用传统方式。结果，在灌溉上真正应用1升淡水，背后却要浪费掉110-170升。目前土库曼斯坦国土面积五分之四被沙漠覆盖，人均每日耗水量逾16000升，稳居全球第一，比美国高4倍，比中国和俄罗斯分别高15倍和14倍。该国年耗水量甚至超过德国，如果中国人以土库曼人的速度消耗水资源，那么一年之后地球就“干涸了”。

不过，阿什哈巴德兴建的豪华喷泉已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必须承认，古代花剌子模对淡水的利用更合理。当尼罗河持续滋养数千万埃及人、苏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时，苏联领导人及其继任者却在短短半个世纪内就把流量与之相当的阿姆河摧残殆尽。

延伸阅读：

斯大林“排干里海”的狂想

彼尔姆境内的十次“生产性”核爆炸

（全文一万二千余字，阅读时间一小时）

本人1923年生于莫斯科牧首池塘。父亲在工厂上班，母亲是家庭主妇。1940年我十年级毕业，考入莫斯科市“В.В.古比雪夫”建筑工程学院。

1941年夏天，学院整个二年级集体报名参加莫斯科民兵。大家在布提尔卡街兵役委员会集合登记姓名，送往莫斯科郊区的军训夏令营。我在那里领取一件套头军上衣、一顶船型帽和一条腰带——鞋子和裤子是我自己的。我们在营地进行队列训练，学习刺刀格斗，只有一支带刺刀的步枪，轮流用它捅假人。还给我们讲授如何射击，但整个训练期间没打过一颗实弹。夏末，我们被编成预备连，派往前线补充一个步兵团。在斯摩棱斯克地区，我们宿营在谢苗诺夫斯基国营农场，吃了一顿饭，发了步枪和子弹。一个“老兵”看看我的枪膛，说我用这枪打不中德国人。说实话，我没太在意，仍旧以为战争很快即可结束，急着上战场看看打仗究竟什么样。第二天来了军队干部，预备连被拆成排，我和另两位同学分到一个排，此后我们一直在一起。大家排成纵队奔赴前线，很快编入某个部队。可我们究竟在哪儿、隶属哪个部队，我完全不明白。阵地位置极其不利：前面是一片森林，本该在西侧构筑工事，却在东边挖了战壕。第二天或第三天，几架德国飞机掠过我们头顶，不久，附近公路尘土飞扬，有人说是德军侦察队。我们开火，他们撤了。之后我再没见过我们的指挥员。德军迅速在树林后方架起迫击炮，轰击我们的战壕。起初他们集中火力打左翼，接着打右翼，当所有人从两翼跑到战壕中部躲避时，他们又炮轰中部。弹片击伤我胳膊，被震得不轻，鲜血哗哗流，可没有任何东西包扎——没有止血带也没有绷带。战友架起我往外走，拖进一个村子，找根绳给我捆扎，继续搀着我往前走。我们上了大路，到处都是人，各走各的，全然搞不清方向。

好不容易找到一辆车拉我，送我进医院。我在医院一直躺到秋季，伙食好治疗也好，无可挑剔。胳膊伤口愈合，但花了挺长时间恢复功能。因为我是轻伤员，还得协助医护人员照顾卧床的重伤员。

1941年12月底我拿着出院证明，被送到兵役委员会。我试图进厂工作——因为当初的浪漫主义早就消退了，我压根不想回前线——但事与愿违。1942年2月我被征入工农红军，派往罗斯托夫炮兵学校，学习做一名反坦克炮排长。

学校已经疏散到了尼亚泽彼得罗夫斯克郊区（译注：1942年10月-1943年7月）。我们动手修复彼得一世年间遗留的厂房，改造成学员营房。整个夏天我们干完了砖瓦活儿，搭建了三层铺位，还砌了取暖火炉，但厨房和厕所，尤其澡堂没来得及盖完，所以1942—1943年的冬天饱受严寒折磨。更何况我们穿的还是破旧夏季军装：马裤、军上衣、大衣、裹腿、靴子，只有帽子是冬帽。又饿又冷，全身长虱子。最折磨人的是每晚五千米森林行军，每个学员必须扛木头回来供营房和教员宿舍取暖。

到了1943年1月，学员们开始因饥饿浮肿。某一天，全体炮兵连拒绝离开营房，要求立即上前线。军官们试图赶我们出去，但我们抵抗。之后乌拉尔军区司令员来了，同行的还有兰佩尔上校，据说此人曾在西班牙战争期间指挥过马德里防御。他们劝我们到操场列队集合，兰佩尔上校抓起一把雪，递给最右边的人，请他依次传下去。雪很快就化了。他说：学员的口粮就是这样到达你们嘴里。他最后一句话是：“我会解决问题！”

确实，开春的时候我们暖和起来，课程变得更规律，伙食也改善了。兰佩尔上校亲自检查投入大锅的食材。军校每天吹号，早晨六点起床号叫醒所有学员，新的一天从做操开始。我们赤脚、穿长衬裤跑出营房，引体向上，然后冷水洗脸。穿好衣服，操场集合点名，列队去食堂吃早饭。早饭有面包、粥和茶，所谓的茶其实是带颜色的水。每个学员在食堂有固定座位，值日生背对餐桌站立，另一名值日生切面包、盛粥，问：“这是谁的？”前一个人报出某个学员的名字或绰号，这份食物就递给他。分发完毕，喊口令，全体开始吃饭，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吃完。午饭和晚饭也是这套程序。

早饭后第一节课是两小时队列训练，接着是两小时课堂学习：条令、政治等课程表安排的内容。等到号声通知“拿勺子、拿饭缸”，我们列队唱歌去吃午饭。午饭后野外战术训练，教员裹着皮大衣，而我们却穿着单薄大衣打哆嗦。之后返回温暖教室，所有人无一例外昏昏欲睡。兰佩尔上校讲课最有意思，他介绍德军的坦克、他们的作战战术和薄弱环节。我记得他定义“闪电战”是三兵种协同作战：空军、坦克和机械化步兵。他说，只要击溃德国坦克，闪电战就“完蛋”。必须承认，他确实分享了实战经验，这些经验日后对我个人很有用，学习那些条令则毫无意义。

除了通用科目和炮兵训练，我们还学习开汽车、骑马，担负学校的警卫任务，日常值勤，还要为教员服务。忙得不可开交。

我记得1943年5月的一天夜晚，全校突然拉警报。列队点名，叫出1922年和1923年出生的学员。给了我们三天干粮，但我们在赶赴火车站的路上就吃光了。随后把我们送到切巴尔库尔（译注：车里雅宾斯克州中部城市）的军营。刚到没几天，又让我们坐加热车厢，挂在一列运送坦克的火车后面，直奔前线。火车开了很久，我们在彼尔姆附近吃一顿饱饭，之后加热车厢被挂到另一列火车上，平车装的是覆盖篷布的SU-152自行火炮。我们就此被分配进不同车组，我是装填手，一切脏活累活都落到我和无线电员头上——虽然我们的自行火炮并没有电台。车组分工：机械驾驶员是老大，车长是老大，炮手算“二当家”，而我和无线电员是苦力。我俩负责给火炮加柴油、搬运炮弹、跑腿打饭、站岗放哨等等。浑身脏兮兮的，沾满油污……这些人姓什么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驾驶员叫格里沙，车长叫伊万内奇，炮手叫萨沙（他和我一样也是学员），无线电员就叫“报务员”，不喊名字。

有一次我们的排长来视察，他说我们的装备是秘密武器，这款自行火炮被运到克里姆林宫，最高统帅斯大林看后表示这是我们取胜的法宝。之后还来过一位政工人员，我们都叫他“牧师”，他读报纸，找我们谈话。

另一次，我们在自行火炮篷布底下发现两个老太婆。我们允许她们藏着，她们表示感谢，送我们随身携带的两袋猪油。她们顺利抵达目的地，而我们吃了个饱，感觉更有力气……

车长伊万内奇性格阴沉，对任何事情无动于衷，所以格里沙说了算。他教导我和无线电员怎样打开炮闩、怎样装弹之类。由于我自己抬不起三普特重（译注：1普特约16.38千克）的炮弹，需要两人合作装填。

总之，卸车之后我们连夜开赴前线，走了一整夜加一天。虽然舱口敞开，舱内仍然热得难受。伊万内奇禁止脑袋露出舱口，我们只好几乎全裸坐着。傍晚抵达出发阵地，开始挖掩体，整个车组都干活。前方传来炮声轰鸣，不时有飞机掠过。夜幕笼罩，天边红光闪闪。天一亮，枪炮骤然密集，远处升起黑色烟柱——坦克在燃烧。我透过舱口望见田野，一条浅沟挨着我们的掩体，田野尽头是小村庄，更远处有几栋高大建筑。指挥员命令自行火炮开上小丘。伊万内奇大喊：“装填！”我们把炮弹推入炮膛，车身一哆嗦，炮手射击了。又喊：“装填！”又射击，差点来不及张口（译注：防止震破耳膜）。火药味呛得人喘不动气。炮手大喊：“命中！命中！”车长探出上半身也喊：“打中了！”我们想爬出去看看战果，被一脚踢下来：“你们他娘的装填！”就在这时，一发德军炮弹击穿车体装甲，正中驾驶座，格里沙当场牺牲，我们的破布被点燃。伊万内奇吼叫：“着火了！快跑兄弟们！马上爆炸了！”我们扔下准备装填的炮弹，拼命钻出舱口。我和无线电员先滚进浅沟，沟里居然冒出一辆“虎”式坦克！我们又往灌木丛逃窜。“虎”式向我们左侧的坦克开火，我方还击。四周烈焰熊熊，弹药爆炸，人像火炬似的从燃烧的坦克跳出。简直是地狱……我们钻进灌木丛玩命狂奔。子弹呼啸，炮弹乱飞。不知从哪冒出敌机开始投弹。我全力奔跑，但两腿发软，全身发抖，多次摔倒。回头一看——那不是战斗了，是彻底的互相毁灭。怎么逃出来的我自己也说不清，反正没死，甚至没受伤。撤到后方，我在高炮部队的厨房找个差事。营长答应收编我，但团部很快叫我去，一个上尉对我说：“听着，亲爱的，有人点名要你。去军官预备队报到吧”。我反复解释自己确实是鲍利斯·纳扎罗夫，不是军官，不该去那个地方——没人理会。严格执行国防人民委员部第0528号命令（译注：1942.7.1命令组建歼击反坦克炮部队，提高军官和士兵待遇）。于是我揣着证明文书，徒步兼搭车来到军官预备队。在一个大村子，有糖厂，敞开肚皮吃糖蜜，过了几天舒服日子。但幸福没持续太久，来了一位少校，发给我授予少尉军衔的公文。我和另五个人换穿新军装，佩戴肩章，随即接到命令去集团军司令部，自行前往荣获红旗勋章的近卫第163歼击反坦克团（后来称“华沙团”）。

我抵达第163歼击反坦克团团部，部队刚刚在温尼察市、卡扎金市附近与德军坦克激战后撤出战斗，损失大量火炮和炮组人员，只剩火力排残部。团部派我立刻上前线，担任火力排的排长。炮兵连已经在战斗中完全溃散了，仅剩不完整的火力排，由波波夫上士和炮手柳比莫夫大士带领。等我赶到这个排的位置，他们捡到步兵丢下的一门师属火炮和几发炮弹，外加一挺德军轻机枪。用这点东西武装起来，在德军预计撤退的一条公路边设埋伏。不久出现一支德军卡车纵队，一辆坦克前方开路。柳比莫夫击毁坦克，我们用机枪扫射卡车，德军调头后撤。他们引爆了被打坏的坦克，走另一条乡间小路绕过我们。我们放弃阵地，从掩体救出之前战斗的伤员，拖着他们返回团部，团部在一个村子内。经过这些战斗，部队被拉到日托米尔附近整编。我们连补充了新连长，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的老兵陆续出院归队，征兵站送来没有实战经验的新兵。

开始做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柳比莫夫大士给我们讲了第163团的许多故事，他从1941年就在这儿当兵。那时部队装备的是45毫米马拉反坦克炮。在一次战斗中全团覆没，团部投降，柳比莫夫携带团旗和战斗日志逃出包围圈。

他教导我战斗知识。怎么教的？部队整编的时候，他问我：“少尉，你在哪儿打过仗？”我回答了。“那你什么都不懂啊。来，自己挖个坑坐进去，我教你”。我挖好坑坐下，他拿一支德国冲锋枪，瞄准我坐的小坑短点射，然后喊：“我在哪儿？探出头来，我不开枪”。“我不知道啊？”“你再听一遍”。就这样反复训练，直到我能准确判断开枪方向。这些知识非常重要，因为幸存的炮兵常常会身陷德军后方，必须想办法突围。他把我教会了，后来他牺牲，我又教别人。

不久我们直接从工厂收到ZIS-3加农炮，又配发了崭新的美国斯图贝克卡车。炮组成员补齐了，一个班五个人：炮长、瞄准手、装填手和两位搬运炮弹的，所有成员可以互相替换。即便如此，五个人要想抬起炮架把它挂到斯图贝克的牵引钩上，力量也很勉强。必须让体格最壮的人双手攀附炮口制退器，充当“秤砣”，才能抬起来。

我也领取了个人武器。但如果说团部军官配发的是TT手枪，那么我拿到的却是纳甘转轮枪，锈迹斑斑，弹膛根本不旋转，无论怎么扣扳机死活打不响。不过没多久我弄到一支缴获的“瓦尔特”，日子轻松多了。炮组配发的是“波波沙”冲锋枪。用过这些武器吗？确实……用过，快别提了……那次在科韦利附近（译注：乌克兰西北部城市），我们爬到中立地带挖土豆，碰见德军警戒哨。那个德国傻冒朝我们扔了一颗手榴弹，他要是聪明点，就该蹲着别露头。但显然他想打一仗消灭我们，手榴弹没炸准，他伸头张望，我扫了一梭子。紧接着我们爬过去，他血淋淋躺在那儿。我浑身发抖，不知道怎么办……很不舒服……

我有了一个勤务兵，他负责到厨房打饭，也帮我处理一些杂事。团长换成中校，随后晋升上校，就是С.П.阿尔希波夫。直到最近我才看材料得知他是苏联英雄，此人在前线从未佩戴金星奖章，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他是苏联英雄。

人员补充齐全，团以炮连为单位自行开赴科韦利方向。途中我们遭遇敌军机枪兵伏击，全员立刻跳车，大士判断出火力点位置，几次射击就把他们打哑巴了。那地方的树上挂着欢快标语：“杀光盖世太保和НКВД”。

在一个村子，内务部队正在打扫战场。我走进一间房子，一名少校正在审问一个年轻人。他指着窗外拖拽大炮的车队说：“你们究竟在跟谁作战？！这可是强大的力量！”年轻人回答：“我们会载入史册！”

行军途中几乎没怎么发吃的，老百姓家只能弄到牛奶，其余的他们都藏起来了。当时互相猜忌，喝牛奶也要强迫主人先喝一口，怕中毒……在一处民宅，主人全家跟着德军走了，猪圈留下两头猪。我开枪打死一头，路上我们就吃生猪肉，甚至团长都派来参谋军官要一条后腿，最后只给他半条……

火力排长的作用是什么？

我的任务是正确选择阵地、正确布置火炮。因为我们的炮弹只有在近距离才能击穿坦克装甲，这意味着坦克有机会碾压火炮。所以必须挑选既容易做伪装，又不容易被坦克碾压的位置。我喜欢把炮藏在粗大树木之间，坦克无论如何也推不倒。此外，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打出第一发炮弹，击毁第一辆坦克。如果我们能抢先打掉一两台坦克，剩余坦克通常会绕过我们阵地。当然，他们也会发现我们位置，开始射击。只要有炮弹从头顶飞过，我们就迅速跑进壕沟，等待炮弹落地。可他们已经不敢往前冲了——怕再次被击中，开始绕道。这给了我们时间包扎伤员、掩埋死者。每一场战斗我们总有人牺牲。

怎样构筑火力阵地？

我们先挖炮坑，深约五十厘米，直径约五米。坑边缘堆砌胸墙。炮驻锄下方埋入方木或小段圆木，让它们死死顶住，否则即使把驻锄打进土里，大炮仍然会往后滑。弹药地窖在二十五米开外，挖交通壕连接。炮位左右两侧各挖一个掩体：左边放置缴获的机枪，右边是哨兵和观察员。我们通常在傍晚进入阵地，一夜之间必须挖好工事并伪装。人人干活，无论军衔、身份。

我们第一次参战是在科韦利附近。德军企图解救城外被围困的部队，我们被派往坦克可能突破的方向。傍晚占据火力阵地，我的排掩护道路。这个地方的道路拐了一个九十度直角弯。距离道路大约三百米，稀疏小树林边缘长着两棵大树，我把自己排的第一门炮藏在两树之间。营长命令第二门炮部署在弯道后大约五百米处。夜里近卫军的“安德柳沙”火箭炮开来增援。道路对面可以看见被毁的石头房子，往前不远耸立着一座类似厂房的建筑，建筑内部间隔打照明弹、机枪扫射。我们背后有条沟，有一段废弃的铁路路基，铁轨和枕木几乎垂直着像篱笆。次日早晨空袭过后，坦克沿右侧道路杀来，正面有步兵从工厂那边借着房屋掩护发动进攻。很远处一辆坦克射击“安德柳沙”火箭炮，打爆一台，后来才知道脱轨的火箭弹击中我们排的第二门炮，连人带炮都炸烂了。坦克逼近我方阵地，我们击毁其中两辆，但第三辆向我们开火，战友负伤。我们跳进壕沟躲避，等待炮击停止。坦克没有继续靠近，驶出道路进入田野，消失在我们后方。这一天我们坚守自己火力阵地。战斗转移到左侧，道路空荡荡。天黑时分战士们把伤员拖到后方，我留下来掩护他们翻越铁路路基。夜晚他们开着另一个炮连的斯图贝克卡车返回，冒着敌人炮火费尽力气把大炮挂上车钩，我刚想抓住车边，被一枚近距离爆炸的炮弹碎片击中腹部。我被抬上车送到卫生营，医生来看一眼，吩咐卫生员：“把他抬停尸房去”。我想说话，可剧痛难忍，嘴里冒白沫发不出声。听到他这话后我就晕过去了。等我苏醒，已经在停尸房，他们正在抬死人。一个年纪大的卫生兵说：“哎，这个睁着眼呢！”另一个说：“睁什么眼？扔出去”。不过他们终究把我抬进手术室，医生看了看说：“哎呦，居然没死！”接着给我做手术。我治疗了很长时间，但没完全恢复就被送回部队。我全身缠绷带，必须定期换药。团长同情我，正好旅部来电要一名有实战经验的军官去第47集团军司令部做联络员，他就派我去了。团里给我配备一名勤务兵索谢德科夫和开一吨半卡车的驾驶员，到了军部又加派两名红军战士。好像说给一辆小装甲车，后来又变卦，所以我们只有一辆一吨半。我们住进一个谷仓，里头住着主人全家，他家房子被军政治部的一位大官和警卫员占了。从没见过这人，而且我们很少待在谷仓，因为整天执行任务、递送文件。

一次出任务途中遇见一件趣事。当时我们在寻找文件的收件人，开上公路，是一条死路，尽头矗立一座豪华公馆。公馆周围长满马林果树丛。小伙子们饿了，说：“首长，让我们吃点儿马林果吧”。我同意了，但要求一次只能去一个，必须带冲锋枪。于是他们轮流下车摘果子吃。忽然公馆内走出一位绅士，得知我是军官，邀请我进屋。我不好拒绝，跟着他走进一楼大厅。宽大的安乐椅坐一位老夫人，我向她问好，她用俄语请我坐旁边罩白布的椅子，问我：“您不是来自利佩茨克吧？”我回答：很遗憾我是莫斯科人，从未去过利佩茨克。她有点失望，说自己生在利佩茨克。随便谈了几句我告辞离开，起身时发现白布椅套被我的脏军服蹭黑了。

军部开晚会跳舞，但我不去。为什么？我告诉你原因。第一天到军部报到，看见附近有个湖。我脱下破旧上衣、裤子、裹腿和鞋，简单搓洗——当然没有肥皂，然后摊开晾干，再穿上，感觉自己像国王。我走到军部，听见传出音乐声，问一个路过的战士：“那边做什么呢？”“跳舞呢”。我走近一看，果然军官们正在跳舞，个个衣冠楚楚、皮靴锃亮，气派极了。我瞅见一位漂亮女通信员独自坐在旁边，心想：“既然她一个人，我就过去坐吧”。于是我走过去坐下，说：“你们这边还有舞会啊，真不错”。寒暄几句，提议认识一下。她却沉默不语。我凑近些揽着她说：“咱们认识认识吧”。她轻轻把我手推开，放在我自己膝盖上，说：“听着，追求我的大星星多的很，你一个小星星靠边吧”。就这样！从此我再没去过舞会。唯一例外是去看了一场美国电影，就那一次。说实话，我并不憎恶或嫉恨这些光鲜亮丽的司令部军官，但我强烈渴望成为他们一员：能睡在干净温暖的床上，而不是睡在虱子横行的肮脏战壕，吃得好，穿得好，身边也少些死亡。所以，一个月后命令我返回炮团继续做排长，我内心特别苦涩、委屈。真是厌倦了战斗、泥泞、鲜血、死亡！这算什么？！这算什么生活？！

回到团里，听说柳比莫夫大士某次战斗牺牲了。

1944年华沙附近局势严峻。我们被调往利吉奥努夫市一带，在利吉奥努夫高地的一次战斗中，我失去了炮手米佳·多林斯基和装填手蔡……米佳是我莫斯科老乡，我俩好朋友。他特别喜欢开炮！那小子——哎呀呀。当时他蹲在壕沟，一枚火箭弹从天而降，正好落入壕沟。我过去一看，血肉模糊，吓得我头皮发麻，奇怪的是血肉顶上居然躺着一枚“英勇”奖章。米佳·多林斯基就这么没了，我只能把他掩埋在壕沟。

2005年胜利日我重回华沙。俄罗斯联邦大使协助我前往利吉奥努夫市，寻找当年我亲手掩埋的多林斯基和蔡的坟墓。这座城市我已经不认识了，很难确定高地究竟在西边、北边还是东边。当地居民Р.贝斯库尔斯基先生和本市学校的中学生指点迷津，原来他们这么多年一直照顾墓地，不仅用四根混凝土柱子围起来，还在长高长粗的树干凿刻基督教十字架。

有一次团部找我，派我去波兰军队担任新组建的SU-76自行火炮团的排长。到了那儿我只找到三位红军战士，机械驾驶员，是他们把几台自行火炮开来的。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换穿波军尖顶方帽和英国呢绒大衣。某天我进村，正走着，忽然一扇窗开了，波兰女人探出头来说：“波兰军队！请进，请进，先生！”那么我就进屋吧。她叽里呱啦安顿我坐下，可我感觉很不自在，靴子淌泥水，大衣底下是我们红军的旧军装。这时她看见窗外走来另一个人——是个中尉，她又喊：“强大的波兰军队，中尉先生！”好嘛，正牌波兰人出现了，说纯正波兰语，女主人也请他坐。他俩一齐对我说话，我不知所措，想溜之大吉。到走廊一看，他的尖顶帽真气派：鹰帽徽，亮漆帽檐。我把自己的帽子和大衣留下，穿戴他的悄悄溜了。返回住处，战友们惊呼：“哎呦，中尉大人！”当然，我这样做不妥……总体来说，两方面关系不咋样，我们叫他们“波兰佬”，他们叫我们“草鞋佬”。

我决定试驾一台自行火炮。到了一个小城镇，这地方半边还在德国人手里。沿街行驶，前方十字路口冒出一台德国坦克，我们近距离射击把它打坏了。之后在一栋房子外停车，驾驶员格里沙说（译注：另一位叫格奥尔吉的战友）：“我去地窖看看有没有果汁”。因为当地人喜欢做罐装果汁，对我们而言挺稀奇的。我说：“你去找吧”。他说：“一块儿去吧，你帮我掩护”。于是我们进屋，刚进门我就感觉里头有人。下到地窖，果汁没找到，发现大活人。我们以为是德军，格里沙喊：”Halt!”墙后走出一个女人，不知是波兰人还是德国人，带俩小孩。她在半地下室窗边的桌子旁坐下，惊恐地盯着我说：“完蛋了，完蛋了!”我在她对面坐下说：“等打完仗，我也回莫斯科娶个媳妇”。她瞅瞅我，瞅瞅窗外，看远处燃烧冒烟的德军坦克。格里沙问她：“你看窗外干什么？那是我们刚炸掉的”。她说：“上尉刚才坐在你的位置，他也说战争快结束了，要回柏林结婚……现在你们从莫斯科来，坐在他的位置，说一样的话。不知道他死没死？”格里沙说：“可以去看看”。女人带孩子和格里沙一起出去看，没见坦克里有人，全体乘员都跑了，他们很高兴地回来。我们稍坐片刻就回部队了。这台自行火炮的炮手叫古伊曼，我们刚回去，总部打电话：“古伊曼爸爸来了，他是个名医，想把儿子接走”。当时我们正和古伊曼吃野战口粮，我对他说：“听见没？你爸来了，去总部吧”。他说：“我不去，我害怕”。我劝他：“怕什么呀？我叫人陪你”。他说：“我怕我走不到”。所以他就没去。半夜，战友叫醒我：“古伊曼炸死了”。他当时坐在自行火炮旁边，飞来一颗炮弹在他脚边爆炸，脑袋炸没了。所以天黑那会儿为什么不走呢？兴许就活下来了……我记得我们调防的时候，看见那些小伙子面如死灰，不像正常人。还有一次，我下了战场，走进一栋房子，墙上挂着镜子。我一进屋，镜子闪现陌生人，我下意识抓起“瓦尔特”手枪，那人也掏枪……停了一会儿我才认出是自己，差点就开枪了！你看看，人被逼到什么程度？！

跟平民的关系怎样？

劫掠和强奸多数是后方部队所为，我没见过自己战友做这种事。在前线的人一般不会欺负当地居民，老百姓对我们都不坏。万一你受了伤，被包围，除了平民还有谁收留你？正是这种念头让前线士兵不敢强奸、抢劫。当然，我们也会用通条寻找藏匿的粮食，翻出来自然就吃掉了。不靠这些活不下去。
我自己有一次因为失去两个兵，差点被送上军事法庭。营长叫我，说：“团里派来两个侦察兵，带着电台。你领他们去城市边缘，找步兵营长建立联系”。当时是秋季，毛毛细雨，我们穿过小树林，抵达那个小城，果然在郊外找到所谓的“营”，实际不能叫营了——顶多二十个兵。我们按照命令传达完情况，动身往回走。这两个被惯坏的侦察兵嚷嚷：“走之前找个房子，弄点私酒和香肠吧。我们知道他们藏在哪儿。喝完再走”。我也是没忍住，进了屋。他们钻炉膛掏出私酒，又从阁楼翻出香肠和面包，坐在地窖吃喝。他们喝酒，我没喝。天色渐暗，我说：“别喝了，兄弟们，你们已经醉了”。“走吧！”我们刚出门，迎面撞见德国兵：”Halt!”我们连忙退回去。往窗外一看：德国人厨房都摆好了。原来德军进城，我们的步兵营早溜了。德国兵喊”Halt! Halt!”，没开枪。我们躲进地窖。这个城镇像农村，民居有菜园，种土豆之类，后面有围墙，墙边有个棚子。我钻出地窖窗户，匍匐爬过去，两个侦察兵紧跟身后。爬到棚子，我刚翻上去就被扫射，滚落另一边。菜园枪声大作，我等了片刻，俩侦察兵没影了，我只好自己走。天已经全黑，月光明亮。我贴着围墙走，街对面有些烧毁的民房。忽然听见“啪嗒啪嗒”靴掌子声，德国兵！还是我听错了？不确定。我紧贴着围墙，墙上的门忽然开了，有人挨着我身边往外泼水。我立刻钻进去，一个小伙子站在那儿，吓得双眼圆睁。关好门，外头“啪嗒啪嗒”走远了。
我进屋，饭桌旁坐着一位先生和他女儿，正在喝汤。我也坐下，拿起碗勺从锅里舀汤吃。他们盯着我。吃完，心想：“接下来怎么办？他们怕我，不会喊叫。但往哪走呢？”我问波兰先生：“德国人在哪儿？”“到处都有德国人”。“那我怎么逃？哪儿能绕开？”“我明白，到处都有德国人。军官先生，您逃不了。如果在我家被抓住，我们也会被枪毙。我们要离开”。“不行，我不放你们走”。
波兰人在一楼天花板和二楼地板之间做夹层，用来藏粮食、物品、女人或逃亡者。我到走廊看清楚了。上梯子撬开木板，果然能藏人。我把那姑娘拽过来，说：“进去！”她不肯，我用手枪敲她头：“进去！”她只好钻进去。我对波兰先生说：“我拿她做人质，如果你敢出卖我，我先干掉她。我等你带便装回来”。小姑娘哭，先生也哭，但没法子。我跟着她爬进夹层，她爹把木板钉好，带儿子走了。我俩躺在里头，听见外面德国兵脚步声和断断续续说话声，渐渐安静了。躺着没别的事可做，我就和小姑娘闲聊，还强迫她记住我家在莫斯科的地址：“如果我死了，你得给我家人写信”。
波兰先生带回来平民便帽和外套。我脱军帽戴便帽，外套底下藏冲锋枪，和他往外走。半路碰见德国兵：”Halt!”波兰人说几句德语应付，放我们过去了。他领我到一片沼泽地，指个方向，我继续往前走，身后已经打出照明弹了。我走啊走啊，终于走到小树林，听见有人喊：“唉呀去他妈的！”——这是自己人。
回到团里，СМЕРШ立刻找我问话：“把人丢哪儿去了？”“他们喝得烂醉，我还能拖着走吗？！你们派的什么人啊！”“好吧好吧，我们查查”。后来我军拿下那座小城，我跟人坐威利斯吉普回去，找到喝酒的房子、围墙、我翻越的棚子，连那个波兰人也找到了，团长当场任命他做警察局长。我们继续往前打。

组建新团进展不顺，没有兵员补充，也没有自行火炮。我在后方稍事休整，被调回原来的火力排。

冬天我们坚守防线，住老百姓遗弃的房屋和地窖。我记得东风凛冽刺骨，大雪纷飞，前沿阵地一片死寂，敌人偶尔打冷枪。我的火力排得到人员补充：扎哈罗夫、叶尔莫连科、瓦尔拉什金、霍列茨基和马休克。

替换了两门大炮：其一炮管磨损，另一门被炮弹打坏。我指挥过的三个火力排报废了超过12门大炮，但没有被坦克碾压或被遗弃的。

新年过后，全团组成纵队，新上任的团部首长穿迷彩服检阅，他们是：团长邦达连科中校、政委查留克和参谋长霍洛坚科。

我们踏过冰面强渡维斯瓦河，在通往华沙的大道旁的一个村庄暂停，房舍已成废墟。夜晚我开斯图贝克卡车进入华沙，因为之前收到家信，我父亲的好朋友托我寻找住在马萨科斯卡大街2号的女儿。华沙空荡荡的，四处起火。房子我是找到了，但无人居住。

炮团随坦克纵队沿着与维斯瓦河平行的道路开赴比得哥什方向，俘获大量敌人。在比得哥什郊外，纵队遭遇路边村庄机枪和冲锋枪射击。炮长霍列茨基大士调转炮口轰击附近房屋的阁楼，但在交火中牺牲。战斗结束后我们把他葬在城堡塔楼边。纵队在后续坦克掩护下入城，德军未抵抗。

我团向什切青推进。难民和为德国人工作的各国平民与我们一路同行。部队抵达什切青，展开阵地，从隐蔽位置炮轰一座桥，德军正使用这座桥从普鲁士撤退。我们炮兵阵地周围聚集着大量德国难民家庭，还有掉队的空手德军士兵。我们与他们和平相处，他们甚至分给我们食物，还说希特勒完蛋了，自从一月起就不在柏林，也没在电台讲话。他们听了戈培尔的广播非常害怕，担心会被全部流放西伯利亚。消灭了这个防御据点，我们通过浮桥横渡奥得河。

在波美拉尼亚的德意志-克罗内（译注：今属波兰，瓦乌奇市）附近与德军坦克打了最后一仗。命令我们占领赫列波沃庄园后方阵地。我的排走在纵队最后，大约在距离庄园一千米的位置，纵队遇到一些步兵，他们挥手大喊：“你们往哪儿冲？！前面有德国人！”纵队最前面的炮连及时从道路右侧转入树林躲藏，我们却被德军坦克射击。一排的车辆试图从路右侧机动，轮子陷入沟渠。我跳出驾驶室，示意第二门炮转向路左，在一大堆马铃薯后方占据阵地。那边有一队准备轰炸庄园的“喀秋莎”。我自己又向前开了一段，看见路右侧有个出口。我们冒着炮火卸下大炮推入树林，在树木间占据阵地，打开弹药箱。面前有一道壕沟，一头连着公路，另一头通向小湖。瞄准手瓦尔拉什金上士发现壕沟内挤满德国兵，开炮射击，他们抱头鼠窜。我和瓦尔拉什金正要旋转大炮瞄准逼近的德军坦克，一发实心弹打断他的小腿。我把他拖进壕沟，用裤腰带给他止血。尼古拉的小腿挂在靴子上，血流如注。我扛着他想远离大炮，战友们赶来把他抬到斯图贝克卡车。我返回阵地时，正好看见德军炮弹击中一台“喀秋莎”，引起连环爆炸，全队覆灭。我的第二门火炮和所有炮手也在大爆炸中损失了。此时德军坦克和自行火炮从公路与湖泊之间的通道冲击我军步兵阵地，我等它们逼近至二三百米，瞄准侧翼，击毁两辆，其余的掉头后撤。

在波美拉尼亚击溃坦克集群后，我团随即进军柏林。德军在我们眼前分崩离析，1941年的场景正在重演，只是形势逆转了……德军众多，无法全部俘虏，他们列队向未知方向徒步。这次行军途中我的排失去了炮长马修克。夜晚他在炮兵连长屋外站岗，一支德军小队经过，其中一人问马修克借火。意识到对方是德军军官，他将此人俘获拖入屋内。正当营长与这个德军中尉交涉时，马修克用缴获对方的鲁格手枪自杀。

准备进攻柏林期间，最终决定我团改编为重型自行火炮团。及时接收了四台绰号“母牛”的ISU-152自行火炮，我成为其中一台的车长。指派了步兵和工兵组成的突击小组掩护自行火炮。柏林战役开始后我们随突击小组沿街推进，主要用机枪扫射高楼敞开的窗户和地下室。前进方向上遭遇的抵抗零散且薄弱。5月1日我们沿街道向市中心推进，自行火炮忽然猛烈震荡。我打开舱盖出去查看情况，发现履带被炮弹或地雷炸断了。就在这时，不远处又一枚炮弹爆炸，弹片打碎我的膝盖骨、撕裂了韧带，我倒下了。战友们扶我起来，拖到一个地下室包扎。他们用两根木棍做夹板，铁丝缠绕，想教我用这玩意儿走路，可我完全走不动。我在地下室一直待到5月2日夜晚，战友们进进出出，带来雪茄和法国白兰地。后来他们拖来一个大桶，说：“给你带冰激凌了！”递给我勺子，我挖一勺尝了尝——是石灰！他们自己尝都没尝就请我吃冰激凌！不久后我被送进波茨坦的医院，德国医生做了手术，安装膝关节假体。康复后，1946年我根据1A条款成为复员军人，只能拄拐杖行走。

返回久别的学院，人家告诉我：“没有你的学籍档案。我们疏散的时候把一切都丢失了”。“请见谅，那我该怎么办呢？”只好重新参加入学考试。说起来我自己都惊讶，虽然四年过去，我仍然考上了。莫斯科市“В.В.古比雪夫”建筑工程学院毕业，我先后在电子和航空工业部门参与设计、建造了全联盟多个国防企业。

对待伤残老兵的态度？那个时期非常沉重啊。许多人缺胳膊少腿，只能在电气列车上乞讨。抚恤金很少，家庭不想接纳残废。常常能听到责骂：“你回来干什么？你应该死在那儿，反而回家了”。我实在不明白这么多的怨恨从何而来。战争结束后头几年，电影只拍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你问我怎么看《战如战时》、《热雪》这种电影，我觉得就像看侦探片和历史小说。完全脱离现实嘛。你想想，怎么可能像邦达列夫电影那样把大炮一字排开？坦克从侧翼迂回就把它们统统压制了，它们总不能横着打友邻吧！将军走来走去发勋章——乱放屁！我们团长都很少露面，就连营长也尽量远离车辆三百米。

会梦见战争吗？

现在不会了。刚回家那阵子，做梦似乎一切平静，睡着了，忽然梦见草丛，接着爆炸。我满身冷汗惊醒，喘不过气，就跟快死了似的。折腾三年，熬过来了。后来一切都淡忘了，不再回忆那些。如今老了，可以谈谈。

延伸阅读：

伊万·巴甫洛夫回忆战斗岁月

伊万·沙巴林少校的战地日记

红军战士口中的冬季战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罗斯季斯拉夫·卡梅利斯托夫

2007年乌克兰总统维克多·尤先科签署命令，追授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乌克兰英雄”称号。许多人提出疑问：这位“红色”将军是否配得上这项荣誉？然而此人确实值得尊敬与铭记，1945年9月2日正是他代表苏联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名——不是朱可夫、不是罗科索夫斯基、也不是科涅夫，虽然他们的军衔和职务似乎更适合承担这项光荣使命。但问题在于：把这位前线将军派往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是对杰列维扬科战功的嘉奖，还是斯大林本人另有打算？

天性好学

库兹马·杰列维扬科1904年11月14日生于乌曼地区科谢诺夫卡村，父亲尼古拉·杰列维扬科在花岗岩采石场工作。库兹马从小梦想获得良好教育，1917年之前他在乡村的教区中学念书，之后考入乌曼第1乌克兰语中学。这个年轻人利用一切空闲时间阅读，在父母的果园搭起帐篷，免得有人打扰他学习。

有一次发生了一件趣事：大姐出嫁时库兹马竟然不参加婚礼，因为他正在准备毕业考试。亲友们好言相劝、冷语斥责，但都没说动他。库兹马宁愿与书为伴也不愿参加热闹的宴席：“什么婚礼啊，我马上就考试了！”

可惜家里没有余力供儿子继续深造。1922年库兹马参加红军，尽管他在日记中坦言其实不想当兵。这或许是基于现实考虑：在军事化的苏联，军官薪水丰厚，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养活大家庭。这个农村兵起初在基辅军校上课，之后进入哈尔科夫军校，后来成为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员，选修军事情报课程。但杰列维扬科最感兴趣的是学英语和日语。

他的日记表明那时他尚未考虑职业前途。可他始终勤奋好学，还为自己确立了最重要的理想和原则，认为这些远比事业和名利更宝贵。年轻的杰列维扬科写道：“要活得无愧，无愧于自己的人生和时代，无愧于前辈和后人”。在他看来，拥有健康和智慧就足以拥有幸福，此外，还需要具备批判性思维、善于制定计划。

饥荒年间，杰列维扬科全家尽力互助，库兹马把母亲和两个年幼妹妹接到哈尔科夫照顾，哥哥尼古拉在卢甘斯克带着弟弟托多希，老父独自留在家乡，靠微薄的石匠工资艰难拉扯其他子女和孙辈，却未能挽救其中两个孩子的生命。

学业结束后库兹马毫无预兆失踪两年（1936-1938）。对家人和朋友而言，他成了一个“邮箱”，只收信无回音。后来亲人们才得知，库兹马当时在中国执行重要使命，向抗击日本的中国军队供应武器。他因此荣获列宁勋章，由米哈伊尔·加里宁在克里姆林宫亲手颁发。几乎同时，杰列维扬科被授予少校军衔。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段经历，并配上自己画的中国百姓生活素描。他写道，这样的旅程需要高超的体力和专注，因为穿越哈萨克斯坦和中国近5000千米的荒漠绝非易事。

从未出卖

1938年5月完成秘密任务重返莫斯科，当时全国笼罩在“大清洗”的恐怖阴霾中。斯大林害怕有人造反，大肆屠戮军队高层，构陷库兹马·杰列维扬科的冤案也被捏造出来。这是一场针对“间谍”和“人民公敌”的残酷追捕，情报人员首当其冲，被指控替德国、波兰、法国、中国和日本搜集机密。外交官兼红军情报局第15处处长杰列维扬科突然被任命为某疗养院后勤负责人……1939年初他被正式告知：已对他提起了刑事诉讼。之前不久，他的两个叔叔：约阿夫和马特维已被镇压。关于库兹马的老爹是“富农”的流言蜚语不胫而走，告密者口说、笔写他老爹竟然砌了一堵花岗岩院墙，属于“地主的奢侈”。然而他们刻意忽略了一个事实：尼古拉上班的工厂会把花岗岩边角料分给每个工人。

杰列维扬科明白，迫害他亲属和同乡的目的是企图施压他本人，迫使他作伪证指控战友。他被反复审讯，侦查员追问他与这些人的关系有多密切、对他们了解多少。库兹马未出卖任何人，没写任何告密信，更没在任何一份指控亲友的文件上签字。相反，他尽力为每个人辩护。冒着不仅会丢掉前程，更可能丢掉脑袋的危险，他给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克里缅特·伏罗希洛夫写了一封坦率的信：“上级与下属之间、朋友之间的冷漠无情，毫无根据的怀疑，无缘无故的不信任，把我从一个健康、乐观、准备承担任何工作和困难的人，变成了微不足道的人。就像一只牲畜，虽刀斧临头，却只能绝望地垂下双眼”。

与亲人谈话时他表示，如果失去职务，就回乡盖一座日本风格的房子：墙壁可以滑动，叫全家住在一起。但人人都明白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如果洗不清嫌疑，结局必然是枪毙。

战争英雄

库兹马·杰列维扬科没有被枪决，但1940年被派往芬兰战场，负责训练滑雪侦察兵。一旦这些欠缺实战经验的战士陷入埋伏或当了俘虏，杰列维扬科总会亲自救他们脱险。凭借英勇表现，库兹马晋升上校，获得红星勋章。之后他踏上漫长征程：强渡第聂伯河、科尔松-舍甫琴科战役……被任命为第57集团军参谋长，晋升少将，两次获得红旗勋章。战争期间，杰列维扬科先后获得最高等级军事荣誉——赫梅利尼茨基勋章、二级苏沃洛夫勋章、一级库图佐夫勋章，这些见证了他的卓越战功。

有趣的是，杰列维扬科的少年儿子也在他身边并肩作战。早在1942年5月，这个15岁的男孩奇迹般地逃出疏散队伍，辗转来到前线找父亲。虽然父亲想尽办法把儿子送回母亲身边，始终没成功——儿子和他一样倔强。当爹的只能接受现实，于是父子俩共同经历整个战争岁月。

从1944年2月4日起，库兹马·杰列维扬科少将担任第2和第3乌克兰方面军近卫第4集团军参谋长，指挥了科尔松-舍甫琴科战役、乌曼—博托沙尼战役、雅西—基希讷乌战役、强渡多瑙河、解放布达佩斯，塞克什白堡和巴拉顿湖地区战役、维也纳战役，直到最后在林茨市附近战斗中迎来胜利。当时，近卫第4集团军的部队在此地与乔治·巴顿将军的美军第3集团军会师。

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作风不像典型的苏联将军，为打胜仗不惜一切牺牲。战友们都说他是一位睿智、果断且关心部下的指挥员，常常拿起武器参战。例如在巴拉顿湖战役，敌人突破防线威胁军部，杰列维扬科少将亲自组织防御，危急关头稳住局面。据杰列维扬科自己说，战争对他而言在维也纳就算结束了。他受命从莫斯科飞往同盟国奥地利事务委员会任职，但在莫扎特与施特劳斯的家乡待的时间并不长。他日记中写道：“我见过许多民族，去过许多国家。但无论哪儿都比不上我的祖国。无法想象自己属于别处，除了我的故土”。

使命/判决

1945年9月2日，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以中将军衔代表苏联最高统帅部接受日本投降，他的签名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结束的文件上。为什么是他？可以推测，约瑟夫·斯大林想借此敲打自己的元帅们，毕竟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在战后染上了“明星病”，需要有人提醒他们摆正位置。

选择他的另一个同样重要因素是，库兹马·杰列维扬科既是军人，也是擅长与盟国谈判的优秀外交官，精通英语、日语。所以让他肩负起国家最高利益任务：商定日本、朝鲜、满洲的未来，并且对北海道北部地区和东京的军事基地提出要求。

但有一个细节令人警惕。斯大林派杰列维扬科将军赴日本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出席仪式，要求他不仅签署日本国投降书，还必须提交关于被美国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和长崎的详细考察报告。斯大林非常清楚那些城市已化为废墟，而且有强烈的辐射污染。难道他不明白这是把自己的将军送上绝路吗？他当然明白！那么为何既授予库兹马·杰列维扬科光荣使命，又安排他赴死呢？

斯大林一直记得杰列维扬科的战前经历，知道他刚正不阿，担心这个遵照良心与荣誉行事的人可能变得不服从。毕竟他是一名优秀军官，在部下中享有极高威望——斯大林认为这种人威胁最大。但库兹马·杰列维扬科忠实执行命令，多次探访核污染区亲手拍照，没有让摄影师进入辐射地带。他后来回忆：“斯大林询问了原子弹爆炸的后果……对此我早已做好准备，因为我去过受灾城市，亲眼见证一切。我还把自己拍摄的记录破坏情况的相册交给斯大林……第二天听说政治局批准了我的报告，我在日本的工作得到了正面评价”。

“灾难性地衰老”

在日本承受了致命剂量辐射，杰列维扬科将军拖着病体返国。医生们诊断出癌症，他给兄弟写信报告说：“我正在灾难性地衰老”。原本健康强壮的男人，正值中年却已老态龙钟，日渐消瘦。尽管医生们预计不乐观，他仍坚持抗击病魔，又活了痛苦而艰难的九年，期间曾担任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格鲁乌”）信息处处长。

1954年夏季杰列维扬科回到乌克兰与亲戚诀别。下车后，他因疲惫直接躺在故乡的土地上。临走时他说说笑笑，给孩子们讲日本趣闻。几天后一架医疗飞机从莫斯科飞抵乌曼，将军请求最后一次飞越故乡和自家房屋，于是飞行员盘旋了两圈。1954年12月30日库兹马·杰列维扬科离世，享年五十岁。1月3日葬于莫斯科新圣女公墓，遗愿：埋在出生的村庄——被克里姆林宫无视。

如今村里有一座故居博物馆纪念杰列维扬科，馆内保存着文件、照片和个人物品，他的侄女拉丽萨·特罗菲缅科负责管理。哈尔科夫市有一条“杰列维扬科街”。2017年2月，根据俄联邦政府总理命令，千岛群岛的一个岛屿以库兹马·尼古拉耶维奇·杰列维扬科之名命名。

延伸阅读：

《访谈卢金将军》

伊万·巴甫洛夫回忆战斗岁月

卡尔比舍夫将军之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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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历山大·索契涅夫

1990年9月9日，俄罗斯最著名神甫之一亚历山大·莫恩（大司祭）被害。他倒在自家住宅门外、莫斯科州扎戈尔斯克地区谢姆霍兹车站附近，医生确认死因为头部被打击致失血过多，时年五十五岁。著名神甫之死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利斯·叶利钦亲自督办调查。然而，此案至今仍未侦破。

当天清晨6点30分莫恩神甫离开家，前往他的教区——位于普希金区地区新村的奉献节教堂。通向谢姆霍兹站的小路几乎空无一人，他身后不远有几位带孩子的妇女也朝车站行走。一名或多名凶手在“视线盲区”，也就是道路唯一拐弯的位置袭击神甫，亚历山大·莫恩头部被利斧重击，袭击者夺走他的手提包，随即逃离。浑身是血的神甫以为手提包掉落，四处寻找，之后踉跄往家走。

赶火车的妇女未目睹案发经过，仅看见神甫转身往回走。双方擦肩而过，孩子们最先发现他脸上有血。妇女们伸出援手，但神甫表示可以自己解决，继续走到自家篱笆外，力竭而死。亚历山大的妻子娜塔莉娅·格利戈连科听见大门口传来呻吟声，推开入户门查看，隐约望见一个血淋淋的男人，但她没能立即认出是自己丈夫（雾气浓重，而且他家房子在小树林内）。娜塔莉娅急忙回屋打电话叫救护车，急救人员20分钟赶到，但正如后来调查所确认的——打击手法十分专业，已经无法挽救。

1993年娜塔莉娅·格利戈连科回忆说：“我听见某种声音，仿佛临终前的喘息，但我刚睡醒，一时不知道怎么了。我从窗户里喊：‘谁在那儿？发生什么事了？’然后我跑出去，走近一看，天色半明半暗，有个人倒在篱笆门外地上。我没认出是谁，光线不好，而且我近视”。

据邻居回忆，莫恩遇害前一天傍晚，他们曾发现两个陌生人在他家附近徘徊，后来被一辆巡逻警车惊走，猜测可能原本打算9月8日夜间杀人。《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谢尔盖·比奇科夫写道：侦查人员找到了莫恩遇害时火车站月台上的每个人，逐一问话，之后得出结论：当时站台上有两名年轻男子（30-35岁），但本地人都不认识他们。比奇科夫写道：“看起来，应该立即绘制嫌疑人画像。毕竟目击者见过疑凶，已经掌握他们的体貌特征！”但侦查人员并未画像。当地居民尼古拉·西拉耶夫（后来被列为嫌疑人之一）的母亲回忆说：“那天早晨人们要去上班，很多人看见这两个人坐在站台长椅上喝葡萄酒”。

寻仇谋杀？

社会各界催促案件调查，舆论追问“是谁对神甫下毒手？”——塔斯社甚至以此为标题发表报道。警方逐一排查全镇居民，9月12日逮捕莫恩家邻居：有前科的根纳季·博布科夫。上级部门收到报告称案件已侦破，凶手已落网。博布科夫确实承认谋杀，按照他最初的供述，杀人动机是亚历山大神甫曾向警方举报他，又供称把手提包和斧头扔进了谢姆霍兹的池塘。

俄联邦总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透露：“博布科夫是在催眠状态下承认谋杀的，全程摄影记录，顶尖专家密切监视”。之后，该嫌疑犯推翻供词，开始讲述完全不同的故事：案发前十天有个“穿黑衣的人”找过他，怂恿他杀死神父，实施犯罪的同伙是他的酒友尼古拉·西拉耶夫。在博布科夫的进一步证词中，所谓“黑衣人”逐渐变成谢姆霍兹镇居民、莫斯科牧首区教会对外关系部工作人员约瑟夫修士大司祭（俗名亚历山大·普斯托乌托夫），以及后者的“同伙”——乌杰利纳村教堂执事米哈伊尔·罗加乔夫。侦查员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回忆博布科夫的供词：“那个黑衣人问我：‘你是不是俄罗斯人？’我答：‘是俄罗斯人。’那人说：‘你觉得该怎样杀掉一个犹太裔神甫？’答：‘得想一想……’”

于此同时，潜水员探摸池塘底，又请消防员连续三天抽干池塘，同样花费三天寻找斧头和手提包，一无所获。做侦查实验重现案情，博布科夫前言不搭后语，说辞自相矛盾。内务部和检察院的“破案成果”很快被РСФСР国安委专家们质疑：“分析调查过程中获得的材料以及通过业务渠道获取的信息表明，Г.А.博布科夫、Н.А.西拉耶夫、А.П.普斯托乌托夫和М.П.罗加乔夫参与此案的指控系故意伪造（……）Г.А.博布科夫愿意承担杀害А.莫恩罪名的最可能原因是，某个警察曾对他施加心理与肉体逼迫”。国安委专家的结论得到了测谎结果的印证，此外，法医精神病学鉴定表明博布科夫心智不正常。更蹊跷的是，博布科夫的口供录像和侦查实验的录像竟然从案卷中消失了。乡亲们回忆：“他被捕后在隔离侦讯室被殴打，他自己说被人拽着走过一队人，边走边挨揍，被迫认罪。凶案发生后侦查人员走访全体住户，询问：‘你觉得谁可能杀人？’还把大家的斧头都没收了”。

1990年10月底，专案组负责人阿纳托利·久巴接受《工人论坛报》采访时表示亚历山大神甫遇害是预谋犯罪，对博布科夫的涉案表示怀疑。1991年2月底久巴领导的专案组被解散，久巴本人也辞职离开检察院。

一包黑材料

除了日常生活矛盾这一说法外，还出现了另外四种猜测。第一种认为此案是出于大国民族主义动机实施；第二种假设亲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行凶，目的是制造舆论宣称苏联存在严重反犹主义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谋杀神甫有利于他在社会宗教活动中的意识形态论敌；第四种怀疑可能是极端主义倾向者或精神病狂热分子所为。

所谓莫恩在教会内部的对头可能涉案的说法，是《论据与事实报》率先提出的。1991年秋该报称：“在遇害前不久，亚历山大·莫恩神甫获得了一些材料，足以败坏教会高层、党政机关和国安委领导人的名声。这些文件放在莫恩的手提包，在那场由两名不明身份者实施并导致悲剧的袭击后，手提包神秘消失了”。据说消息来源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安委“教会口”前工作人员，按照此人说法：“亚历山大之死，以及后来发生的莫恩的两位朋友（同为神甫）遇害，都是国安机关受某些利益相关者指使所为”。侦查人员核实过这一说法，未发现任何确凿证据。亚历山大的亲属也认为可能性极低，他们不相信他曾持有任何“黑材料”，因为他本人对这种东西持强烈否定态度，并告诫熟识的神甫勿使用此类材料，应当付之一炬。

阴谋

莫斯科州检察院特别重大国家案件侦查员伊万·列先科夫被任命为专案组新组长。他比前任更具创造性地侦办此案，开始研究“亲犹复国主义”和“反犹复国主义”两种谋杀版本。这样做的原因是出现了一些匿名者和狂人的挑衅性来信，尤其是“记忆”民族爱国阵线领导人德米特里·瓦西里耶夫的声明。瓦西里耶夫公然宣称亚历山大神甫是异端，说他作为布道者“不仅有害，而且非常危险”。

据谢尔吉耶夫镇历史学家奥列格·乌斯季诺夫透露，“记忆”组织的成员曾到亚历山大·莫恩的教区找他理论。国家杜马议员格列布·亚库宁神甫发表声明说谋杀案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所为。民族主义者拒绝承担罪责，指控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杀害莫恩。尽管这些说辞看似荒谬，但当时的人们相当重视——许多人相信“记忆”组织有能力实施谋杀（值得注意的是，民族爱国运动认为摩萨德也是当时俄罗斯政治的实际参与者）。各路媒体纷纷热炒此类“线索”，导致专案组成员陷入其中。

列先科夫专案组编写调查问卷，要求亚历山大神甫教区的信众填写，但前者似乎关注一切，唯独不关注神甫之死。49个问题没有一个基于案卷材料，仅3个问题涉及犯罪本身。其余问题无不受到某些报纸文章的影响，这些文章宣称亚历山大神甫的教区存在“犹太人阴谋”，旨在从内部摧毁俄罗斯东正教会。列先科夫本人亲自收集了这个主题的剪报。

但此中悖论在于，抹黑莫恩的许多出版物实际是国安委“教会口”策划炮制的，包括所谓莫恩在俄罗斯东正教内部建立“犹太会堂”的流言。结果，专案组几乎像宗教裁判官一样认真追问诸如：“在东正教会中能否恪守犹太会堂的仪礼？”、“犹太人生而被视为天选之民，这是否体现了种族主义理论？”、“受传统犹太教教育之人如何看待亚历山大·莫恩神甫？”甚至出现了这样的问题：“1985年梵蒂冈宗座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其中第12条：‘罗马号召天主教徒与犹太人共同准备弥赛亚降临。’您是否知道这个决议？同意吗？”侦查人员也提到了自“贝利斯案”以来越传越邪门的“仪式谋杀”，声称拉比犹太教一贯采用这种行为。显然，如果这样办案的话，列先科夫专案组更有可能找到钉死基督的人，而不是谢姆霍兹神甫谋杀案的凶手。
（译注：“贝利斯案”指的是1913年3月世俗化犹太人梅纳赫姆·门德尔·贝利斯被指控“仪式谋杀”基辅-索菲亚神学院12岁学生安德烈·尤希钦斯基。庭审后贝利斯无罪释放，真凶至今不明）

奥尔加·柴科夫斯卡娅在《文学报》发文描述新专案组的工作风格：“侦查人员冗长的推论违反法律规定，其中没有一处引用案卷页码，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任何证据。”事实上，调查并未找到任何证据证明犹太复国主义或反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参与谋杀神甫——显然是在故意拖延。列先科夫则巧妙运用侦破其他案件的“成绩”来掩盖谋杀调查的彻底失败，他接受《公开报》采访时说：“顺便提一下，在调查莫恩谋杀案的同时，侦查行动小组侦破了141起案件：包括1起谋杀案、6起重伤害案、3起强奸案、73起个人财产被盗案和16起国家财产被盗案，收缴枪支4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起盗窃案的被告不是别人，正是前文提过的博布科夫。

1991-1994年列先科夫不断安抚社会舆论，声称凶手“已经接近忏悔，准备自首，但因为害怕不敢下决心。”然而始终无人自首。拖延调查的策略原本有些作用，但1994年10月《共青团真理报》记者德米特里·霍洛多夫在莫斯科遇害（巧的是他也生于扎戈尔斯克），此案在媒体和社会上引起强烈愤慨，声讨浪潮中人们再次谈论谋杀亚历山大·莫恩的凶手至今未落网。结果，俄罗斯总统鲍利斯·叶利钦直接要求内务部长必须查明两起轰动性案件的真相。

重归琐碎

1994年，莫斯科州检察院侦查员维亚切斯拉夫·卡利宁接替沉迷“犹太复国主义谋杀”的伊万·列先科夫，成为专案组负责人。卡利宁否定了前任的调查方向，并于1994年7月8日中止案件侦查。然而正如前文所说，此案并未就此搁置，1994年12月2日发表声明称：杀害亚历山大·莫恩神甫的凶手已被逮捕并认罪，此人被宣布为伊戈尔·布什涅夫，是个嗜酒如命的前科人员。历史再次重演。

据专案组说：莫斯科居民布什涅夫和未婚妻加莉娜·阿尼凯伊奇克9月8日前往霍季科沃探望岳母。他们当时喝醉了，在电气列车上被几个青年人找茬，后者把布什涅夫推出车厢扔到“伊里奇遗训”车站月台（距霍季科沃还有八站），加莉娜则留在车厢内。布什涅夫搭乘下一班电气列车赶往阿尼凯伊奇克娘家，但未婚妻不在。事后查明加莉娜·阿尼凯伊奇克的遗体当晚（9月8日至9日夜间）在谢姆霍兹站铁轨上被发现，系电气列车撞死。布什涅夫暂不知情，留宿岳母家。次日晨宿醉未醒，拎着一把斧头寻找欺负他的人。但由于头脑昏沉坐错方向，到谢姆霍兹站后忽然瞥见一个人，以为是昨天推搡他的人之一，抡起斧头砍砸。

但他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遇见莫恩，必须先从站台攀爬一个小坡，再沿着林带疾走五分钟才能到达案发地点。这个矛盾之处未引起侦查人员怀疑，他们认为人情绪冲动的时候什么都做得出来。

在自己的“认罪供词”中，两次前科者布什涅夫展现文学才华，表示：“我因失误实施了非故意杀人……我神智混乱，两耳轰轰作响，仿佛被巨浪吞没，我没搞清楚就挥舞斧头扑向一个好人，以为他是坏人”。这种高度艺术化的顿悟，来源和当年的博布科夫如出一辙。

布什涅夫案开庭之前，侦查员卡利宁意外宣称“布什涅夫无罪”，于是被撤换，莫斯科州检察院重大国家案件侦查员米哈伊尔·别洛图罗夫接任专案组负责人。布什涅夫终究站上被告席，尽管他在侦查实验中不能指认确切行凶地点，而且律师成功证明了他不在场——9月9日清晨布什涅夫并未从霍季科沃乘车前往谢姆霍兹，而是返回莫斯科寻找未婚妻，甚至向她的邻居借过钱。

1996年6月5日，俄罗斯的法院发生了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检察官费利克斯·萨迪科夫当庭发言：“被告伊戈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布什涅夫没有实施亚历山大·莫恩神甫谋杀案。我请求法院对被告作出无罪判决。”辩护律师当然支持检察官的主张，请求法院向莫斯科州检察院发出特别裁定。1996年6月10日布什涅夫被宣告无罪。

刨根问底委员会

再次试图将亚历山大·莫恩之死嫁祸给偶然者的做法，让亚历山大的朋友和社会公众愈发坚信此案与克格勃有关。国家内部发生的变化：镇压ГКЧП、苏联解体以及叶利钦本人对克格勃的负面态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成立了一个议会委员会，负责接收苏共中央和苏联国安委档案。亚历山大神甫的挚友格列布·亚库宁神甫也参加该委员会，使得国安机关的若干秘密文件被民主派人士掌握。

由此获得真凭实据证明：早在1960年代初已经开始监视亚历山大神甫，莫恩被国安机关称为”ДОН”（长期观察对象），在“教会口”档案中的代号是“传教士”。不仅跟踪监视他，还通过安插在媒体的“记者特务”抹黑、打压他。以下是一份克格勃文件的典型示例：“针对ДОН传教士，继续通过代表开展工作，研究因马库斯在中央电视台演讲而形成的态势。代表尼基京前往扎戈尔斯克地区接触传教士，与其进行多次谈话。就此问题获得了值得国安委关注的信息。（落款）西切夫”。

不仅亚历山大·莫恩本人被监视，也监视他朋友们的聚会地点、教区信徒和各种社会关系。特务窃听、观察莫恩的住宅和教区，出席他的公开演讲。这套做法持续多年，可以推测：亚历山大神甫的社会声望越高，监视的力度就越强。

或许，当国家陷入动荡，国安委对莫恩的关注可能减弱，以至于外勤特务未察觉正在策划谋杀的极端分子？但当地居民的证词反驳了这种推测，他们至今仍记得克格勃特务一直监视神甫直到最后一天。案发前不久，谢姆霍兹镇委会主席米哈伊尔·奥斯特列诺克曾在莫恩家附近遇见一名克格勃特务，对方出示证件，长时间询问神甫的情况。历史学家奥列格·乌斯季诺夫说：“他想知道一切细节，包括院子里养的猫的毛色”。

俄联邦总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接受“第五频道”采访时提到，他们曾核实国安机关涉案的说法，但查不出结果。这并不奇怪，因为关于“传教士”的多个卷宗至今仍未解密，国安委也未主动提供监视莫恩住宅的任何材料。以当时那种严密、细致的监视力度，在亚历山大神甫身边出现的所有人，无论他们策划谋杀几星期或几个月，应该都被窃听、拍摄所记录，当然也会引起外勤特务警惕。内务部和总检察院侦查员的结论是：谋杀经过长期准备、精心筹划，以高度专业的手法实施（完全没留下物证）。

最终，调查仅限于讯问原国安委“教会口”工作人员，而他们的供词仅允许记者谢尔盖·比奇科夫一人接触。下面引用负责监督新村教区的原国安委上校弗拉基米尔·谢乔夫1992年5月18日的讯问笔录：“莫恩进入我们的视线，是因为他与外国公民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有联系。莫恩接触过访问他供职教堂的外国公民，并与他们保持私人交往。我们关心的是交往的内容和性质”。

谢乔夫承认至少两名特务：尼基京和福金被安插在神甫身边。这不是他们的真名，他们也没有接受讯问。假设克格勃确实与谋杀有关，那么此二人应当以隐蔽或公开的方式参与准备工作——记录神甫的行动轨迹、掌握他的日程安排，同时不引起怀疑。雅科夫·克罗托夫神甫在自己网站写道：“社会舆论早已对本案件作出了裁决：亚历山大神甫是被克格勃指使杀害的。责备民意没有意义：对于卢比扬卡不存在无罪推定”。亚历山大神甫的弟弟帕维尔·莫恩也支持克格勃涉案的说法。

国立莫斯科大学世界文化研究所所长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间接证实：“我和亚历山大神甫关系亲密，他在1990年遇害，很可能是克格勃所为——至少巴卡京在短暂担任部长期间曾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证实过”。伊万诺夫说的巴卡京就是苏联国安委最后一任主席瓦季姆·巴卡京，但他的回忆录和公开访谈从未提及此事。所以，在关于教会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国安机关档案未全部解密之前，我们无法知晓克格勃参与谋杀的程度。

2000年9月9日，亚历山大·莫恩神甫遇害案终止侦查，俄联邦总检察院新闻与公共关系中心的官方解释是：“由于所有可能的侦查行动已经完全用尽”。

亚历山大·莫恩的女儿叶莲娜是圣像画家，儿子米哈伊尔2005-2013年任伊万诺沃州州长，2013-2018年任俄罗斯联邦建设、住房和公用事业部长。

延伸阅读：

彼得·修达之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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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4月美国游客泰迪·罗从华盛顿抵达莫斯科，刚下飞机就被严密监视。克格勃早已知晓这名游客是美国著名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助手，不能排除他此行是否从事“间谍活动”。罗在苏联游览三个月，自西向东穿越全国，写日记详细记录所见所闻。这些游记是独特的历史文献，让人能够以美国人的视角看待苏联。数百页打印稿此前从未公开发表，除了克格勃特务之外没几个人知道泰迪·罗在写游记，也就是说克格勃是少数读者之一。

在克格勃内部报告中偶然发现关于这次旅行和游记的材料之后，记者设法在美国约见了泰迪·罗，请他过目这些报告，并听他回忆当年的苏联之行。同时，首次公开他游记的部分摘录。

行李箱的细线

1968年4月26日星期五，泰迪·罗上午在明斯克参加完参观活动，返回旅馆吃饭。短暂走进房间，习惯性扫一眼行李箱，瞬间明白自己出门的时候除了清洁工还有别人来过。而且，不速之客动过他的行李箱。

34岁的美国人没感觉很意外，相反，在开始为期三个月的苏联旅行之前泰迪已经知道会被监视。毕竟他也不是完全普通的游客。旅程的头两周，罗发觉神秘人在跟踪自己。所以每次离开房间都会用一个简单的小办法：在行李箱表面和内部放几根细线，记住它们的位置。今天，这些线的位置第一次改变。

泰迪心想：“如果这些不速之客是苏联当局（比如克格勃）派遣的，那么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一定是那本游记”。未完成的旅途还很漫长，美国游客明白这绝不是他们最后一次翻自己行李，于是拿起笔，在日记簿写了一段话留给“潜在读者”：“我的行李箱被打开过。如果当局希望看看我带了什么或写了什么，我很乐意亲自展示”。

泰迪在留言中补充说，自己作为一名来宾和游客，在苏联未做任何违法之事，也不像某些同胞那样丑化这个国家，要求尊重自己的权利和私人财产。罗最后写道：“我知道我的行李箱每次被打开的情况，也知道这段话一定会被阅读，如果再发生，我将对此类行为提出坚决抗议”。

泰迪·罗的怀疑是正确的。

“宣传美国生活方式”

“1968年4月-5月期间，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1934年出生的泰迪·罗以美国游客身份访问苏联，其中包括乌克兰的一些城市。他被怀疑与美国情报机构有关。据其本人说，此次访问苏联的正式目的是巩固俄语知识，通过与本地人交流、比较其观点以了解苏联现实，并选择我国最有趣的一些地方，为日后再次访问做准备。”

以上是当年6月（即明斯克宾馆事件发生两个月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安委主席维塔利·尼基坚科致共和国中央的报告节选。报告指出，关于罗的情况已直接向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汇报。类似的备忘录很可能也被送交其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甚至可能上报苏联最高层。乌克兰安全局解密档案中的这份报告正是撰写本文的基础。

美国人泰迪·罗1968年4月11日进入苏联，他确实是美国参议员的助手，而且这位迈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担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十六年，创造了美国历史纪录。迈克·曼斯菲尔德的肖像登上1964年《时代》杂志封面。

克格勃在7月份提交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的另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民主党打算提名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出任国务卿，所以有必要对罗进行特别关注和进一步研究”。不过曼斯菲尔德最终没当上为国务卿——1968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失败，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成为总统。

无论如何，苏联国安委对这位34岁美国游客的浓厚兴趣完全可以理解，因此罗甫一抵达莫斯科（4月11日）就立刻被监视。克格勃人员在报告中指出，泰迪·罗俄语流利（有时人们甚至把他误认为捷克人或波罗的海国家居民），还注意到该美国人打算在苏联停留整整三个月，计划日后再次来访。

在同一报告中克格勃人员称：“通过秘密手段翻拍了罗的详细日记，其中他批判性评价了苏联社会生活和活动的某些方面”。报告附件是翻译成俄文的大段日记摘录，共27页打字稿，内容涵盖约一个月的旅途（即整个行程的三分之一），路线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塔林-里加-维尔纽斯-明斯克-基辅-哈尔科夫-扎波罗热-雅尔塔。国安人员专门挑出涉及政治或评价苏联现实的片段呈送党的领导人。

此外，克格勃也注意到罗与苏联公民“长时间且详细交谈”。在他们看来，美国人不仅仅是结识本地居民，还试图通过谈话“宣传美国生活方式”。

秘密复制间谍嫌疑人的文件是国安机关的常规操作，特务通常会潜入目标的宾馆房间或住所。泰迪·罗在明斯克察觉的正是其中一次行动，至于他留下的“宣言”，克格勃报告完全未谈及，仅在一段日记引文中顺便且毫无解释地提到“行李箱事件”。

穿过铁幕

泰迪·罗能够访问苏联，得益于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对方为他提供了两次为期三个月的出国机会。而这位年轻人之所以选择苏联，是因为他在国会工作期间考取了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俄语硕士学位。资助方没有给他安排任何特殊任务，也不要求他提交考察报告，目的是让这位国会助理在国外见识几个月，更好地理解世界局势并提升自身能力。

不过，罗也没有一定能入境苏联的把握，更没奢望想玩哪就玩哪——苏联当局将几乎每一位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客人视为潜在威胁，外国人的行程受到严格限制。可喜的是罗的旅行最终获得批准，其中原因或许正如克格勃报告所言：罗对于苏联情报机关有研究价值。而泰迪本人则认为，苏联当时急需外汇，因此敞开国门欢迎外宾。确实，根据《穿越铁幕》一书引用的官方数据，从1960年到1980年进入苏联的外国游客人数增长七倍（从70万增加到500万），尤其1960年代苏联的某些地区首次向外国人开放。

本次访问，苏联方面的组织者是“国际旅行社”，一家专门接待外国人在苏联观光的国营旅游公司。“国际旅行社”为美国人提供住宿、交通、导游服务，以及在指定餐厅吃饭的餐券。城市之间，泰迪坐过飞机、火车，甚至坐过船（游览伏尔加河），共领略了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三十座城市。西部地区游览完毕，他的路线继续途径摩尔达维亚、伏尔加河流域、顿河流域、外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体验了西伯利亚大铁路），最后抵达远东。

至于整个行程究竟花费几何，他已记不清了，但肯定相当昂贵。按照官方汇率把美元换成卢布，使美国人的钱包大大出血。他用讽刺口吻写道：“管理员（……）问我，为什么不带妻子同行。我回答，如果苏联政府按照美元的实际价值兑换卢布，我不仅能带妻子，还能剩下一笔钱呢！”

在比灵斯见面

除了两份报告和附件抄录的部分日记外，乌克兰安全局档案中未找到更多关于泰迪·罗此行的材料。记者向俄联邦安全局档案馆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档案馆发出查询函，未获答复。拉脱维亚国家档案馆则表示，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安委的大部分档案已于1980年代末运往莫斯科，在剩余档案中（仅限内部查阅）未找到泰迪·罗的姓名。

不过，记者成功联系了泰迪·罗本人，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前任助手如今住在蒙大拿州。帮助建立联系的人是美国历史学家、匹兹堡大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肖恩·吉洛里。吉洛里对这位美国游客在苏联旅行的故事很感兴趣，并且对他在苏联的广泛游览路线及其日记中详细记录的人民生活方式印象深刻，决心记录下罗的回忆，遂专程前往蒙大拿州比灵斯镇，在罗的家中采访他。

“泰迪·罗，1934年生，被怀疑与美国情报机构有关。”他读完描述自己的报告节选，表示：“我想立刻声明，本人从未以任何形式与美国情报部门有过联系。”泰迪·罗说他至今仍常常想起那次旅行。而当他收到电子邮件，告知他在基辅发现了他的相关档案并请求采访时，感到“有点吃惊”。

泰迪·罗的第一学位是新闻学，曾到阿根廷实习，大学毕业后在蒙大拿州和爱荷华州本地报社工作了几年。1961年这位年轻记者获得国会实习奖学金，成为参议员助理。在为迈克·曼斯菲尔德工作期间，他劝说实习生放弃新闻业，留在他的团队效力。

“不抱幻想”

关于资助，以及自己的国会工作，罗在苏联时只字未提。他也隐瞒了自己的新闻从业经历和俄语学背景。泰迪确信，如果把这些情况全部讲出来，那么在每个城市都会被安排官方接见、参观那些模范工厂。而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可以自由行动——至少是有机会的。

当然，隐瞒个人经历无法使他避开克格勃的目光。尤其国安部门的文件显示，他们对上述情况几乎了如指掌。罗接受肖恩·吉洛里采访时回忆：“我去苏联的时候不抱任何幻想，我对自己说：‘他们会翻我的行李，会在街上尾随我，会去找我偶然交谈过的人问话”。不过，这些“偶然交谈”，真的是“偶然”吗？

与此同时，泰迪对自己的命运并不特别担忧，毕竟他的旅行计划不包括任何违法内容。跟人交谈他从不说多余的话，拍照也注意避开桥梁、军用设施之类物体。泰迪还指望，万一真的被苏联当局找麻烦，迈克·曼斯菲尔德作为越南战争反对者的声誉或许能帮上忙。

至于泰迪·罗在苏联期间怎样打发时间，以及他与本地居民谈话的内容，克格勃通常通过特务和线人获知。最常找的是“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但克格勃的消息来源不限于导游和宾馆员工，也包括一些奉上级指令在街头“偶然”与监视对象搭讪的人。特务们不仅要聆听，也要主动表达必需传递的内容，正如一份克格勃报告所言：“在我国其他地区针对罗·泰迪的后续工作，主要方向是对该游客施加有利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影响，促使其形成对苏联的积极印象”。

谈到自己在苏联旅行期间的一些“偶遇”很可能是国安委的精心安排（文件证实了这种假设），泰迪谨慎表达了对两次“偶遇”的怀疑。第一次是在从莫斯科去列宁格勒的火车上，他认识了一位同车厢的工程师乘客；第二次是在基辅歌剧院，身边坐着一对科学家夫妇。两次认识的新朋友都彬彬有礼、态度友善，还邀请这位外国人到家中做客。但并无直接证据证明他们是克格勃的人，罗更多是出于直觉判断。

泰迪阅读“有关部门”关于自己的报告，发现其中既有真实内容，也有半真半假内容，更有特务或国安人员的纯粹虚构。尤其令他惊讶的是，在报告中读到这样一句话，说他“试图从一名苏联公民手中获取手稿，带回美国用笔名发表，并声称他不会落得西尼亚夫斯基等人那样的下场”。罗表示，实际根本没发生类似事情。
（译注：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俄罗斯作家，持不同政见者，政治犯，曾化名在西方出版作品，1966年被苏联最高法院判刑七年，获释后移居法国）

泰迪·罗持续记录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闻，直到行程结束。由于日记免不了遭人窥探，他刻意省略某些敏感细节，回国后凭记忆补写。最终形成篇幅宏大的作品——448页打字稿。几十年来这部游记一直存放在罗的家中，出版的想法始终未实现。五十多年过去，读者除了泰迪的少数密友，就只有本文作者了。

美国人看苏联

泰迪在游记中展现出一位深思熟虑的观察者形象，能够理解苏联生活，能够分辨“橱窗展示”和真实情况的差别。虽然对政权持批判态度，但他对大多数本地居民给出了温情评价。历史学家肖恩·吉洛里与罗见面后说他“反共但不教条”，这同样十分适用于1968年的他。

克格勃报告摘录的片段当然也出现于游记完整版。经作者允许，其中一些片段已翻译成俄文，在本文下方公开。为了方便读者，这些内容被分成几个主题板块，必要处附有本文作者的评论。

一旦得知泰迪·罗来自何方，几乎每个苏联对话者总会立刻开始围绕两个话题提出询问或发表观点：越南战争和美国黑人群体处境，这是当年苏联反美宣传的热门内容。泰迪耐心解释自己立场：他反对美军参与越南冲突，并支持保障非裔美国人的各项权利。第三个老生常谈话题是美国的“全面失业与贫困”。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无休无止的议论让美国游客感觉愈发疲惫。同样使他厌倦的还有那些歌颂苏联建国五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的陈词滥调。

泰迪记录与一位苏联城市居民的谈话时写道：“我说自己来自华盛顿，请求她不要讨论越南问题，因为我俄语说得不好，但她多次重复：应该停止屠杀无辜的越南人了。她问美国的领土是否已经够大？并且为了证明苏联的良好意图，声称：‘我们国家的领土已经足够大，所以我们才不会发动战争’”。

罗本人尽力去理解苏联体制的细节，对人们看待内政、外交问题的态度兴趣浓厚。游记中转述的这些谈话得出一个明确结论：他在苏联遇到的绝大多数人不关心政治问题——他们要么确实不懂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要么假装不懂，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党员和非党员。另外，大多数加入苏共的人是为了职业前途。

罗与哈尔科夫导游莱拉谈话：“像我遇到的所有与党有关系的人一样（她是共青团员），她坚持认为苏联的真正权力机关是最高苏维埃。我问她，最高苏维埃两院总共多少人，她不知道。我又问他们多久开一次会，她想了想说两年一次。我告诉她，他们通常每年开两、三次会，每次会期10天至两星期”。
（译注：根据1936年苏联《宪法》，每三十万个公民选举产生一名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代表；民族院代表：每个加盟共和国25名、每个自治共和国11名、每个自治州5名、每个民族州1名）

与泰迪交谈过的几乎每个人都强调自己忠于政权。三个月旅行期间，本地人提出批评意见者屈指可数。罗在第比利斯遇见一位叫康斯坦丁的30岁男士，此人同意与美国人谈谈苏联政治体制的问题，他宣称其中主要症结是“小共和国的民族主义”。

泰迪遇见的最激进的谈话对象是索契的一位21岁学生——游记没写他名字，以免危及他安全。该年轻人向美国人介绍了1956年第比利斯、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的抗议活动，表示支持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甚至承认自己参加某个“学生地下组织”——“地下党”，旨在为苏联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甚至正在筹备起义。根据罗的回忆，主动发起谈话的是学生本人，所以不排除他为克格勃工作的可能性。
（译注：尤里·丹尼尔，作家，诗人，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的“同案犯”，被判刑五年）

而且，许多交谈者告诉罗他们收听《美国之音》。一位约莫18岁的年轻人承认自己不会英语，但每晚收听“敌台”的“节拍音乐”。泰迪写道：“他十分逼真地模仿《美国之音》主持人的声音，表明他确实听过一阵子”。

哈尔科夫导游莱拉承认她没读过帕斯捷尔纳克小说《日瓦戈医生》，摆出一副“我没读过，但我谴责”的架势，补充说：根据她耳闻的这本书的内容，这部作品“在她看来并不客观”。同时，她举了几个“有前途的苏联作家”的例子——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伊利亚·埃伦堡，以及“年轻且才华横溢的”瓦西里·阿克肖诺夫。

泰迪·罗的笔记有很大篇幅提及苏联服务业。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与本国公民相比，外国人在苏联享受的是最高规格服务，但这种服务却让美国游客感到震惊。泰迪对苏联服务业的第一印象来自莫斯科“国家”宾馆的电梯工，后者坚持电梯挤满人才开动，于是乘客不得不等待相当长时间。这种情况出现在全国最好的宾馆之一，在美国人看来简直是胡闹。但与其他城市的客房品质相比，这算小事一桩。

罗如此描写基希讷乌的宾馆：“当我入住（房间）时，浴室既没有厕纸也没有肥皂，直到我退房一直如此。房门的把手是斜插入孔洞的一根普通钉子。通向阳台的双开门之一只有一个自制门闩，很不牢靠”。

游记作者坦言：他曾在拉丁美洲条件更差劲的地方住宿，但费用低廉。而在苏联，却要为了名不副实的舒适付出不菲代价。

罗在基希讷乌领略苏联的排队现象：“儿童服装柜台简直是疯人院。婴幼儿用品摆在比主楼层高三阶的台面销售，大多数妇女乖乖排长队，队伍蜿蜒向上，绕过通往二楼的楼梯。但一如既往，总有人从下方硬挤插队，试图在三阶台阶上占位置。结果一片混乱，非常喧嚣，非常闷热，非常令人焦躁。一位从下方挤上来的妇女背着三岁左右的孩子，孩子被噪音吓得哇哇大哭，但我敢肯定，那位母亲在人声鼎沸中根本听不见孩子嚎啕”。

排队给泰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游记写道，任何商品一旦上架都可能立即引发顾客骚动——先是两个人跑过去争抢，其他顾客察觉热潮也蜂拥而至。罗回忆说甚至有一次他仅仅在柜台边无所事事站着，竟引来人群聚集。“当你进行个人购物时，总有人越过你肩膀张望，这很烦，但瞧瞧他们的处境，我同情他们”。

宾馆、餐厅、火车、商店（包括普通市民无权进入的“特供商店”）工作人员的冷漠态度甚至粗鲁行为让罗愤怒，在这种背景下，明斯克的一位礼貌女售货员却让他由衷惊喜：女售货员耐心地让他为妻子挑选琥珀首饰，甚至拿出多个款式供比较。“我对她感激万分，不只因为她提供了任何美国顾客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服务，还因为她使我重新相信了苏联公民具备的善意和人情。不能收发邮件、餐厅服务员和宾馆职员的冷漠、行李箱事件、屡次拒绝我查看最寻常东西的请求，以及‘你存在只是为了让他们获利，而非相反’的感觉，种种不快在某种程度上都被这位小姑娘的善意冲淡了。愿神保佑她！”

苏联人的形象

“西方人最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是许多苏联公民的体型，尤其女性。对我而言，这一点在莫斯科尤为明显，因为是全新的环境。但直到现在我仍不能习以为常。这是战后以土豆和面食为主的饮食留下的痕迹”。

泰迪·罗不仅观察苏联人外貌，也留心行为习惯。他注意到当地人（尤其男性）习惯直接在海滩换衣服，多数苏联女性不剃腿毛，“也许金发女性不容易看出来，但某些黑发女性——她们的腿毛和我的一样浓密”。

罗坦言自己看不透苏联人的男女关系：“我试图去观察这种关系，收效甚微。在北方城市，我见过年轻情侣偶尔手牵手散步，或并肩坐在公园长椅。但除此之外，我很少看见公开的示爱举动”。

即便到了氛围似乎更适合放松的雅尔塔，美国人依旧没看见多少亲密举止：“美丽的春季夜晚，僻静的林间小径，身为‘普通游客’的匿名性——这一切本该促进更自然的反应。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些显然未婚的年轻情侣，看起来倒像是好朋友。这地方年轻女性比男性多，她们大多成双成对旅行，你能看见她们在傍晚时分手拉手漫步海滨……我特意观察，看她们会不会找年轻单身男子调情——结果一次也没瞧见”。

罗还提到另一个问题——醉酒者数量。“阿尔弗雷德在基辅问我，美国的醉鬼是不是也像苏联这么多。我告诉他，酗酒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严重问题，但我在苏联大马路和公共场所看到的醉汉，要比在美国多得多”。

泰迪在旅途中见证了苏联生活的各种场景，比如塔林主教座堂的复活节礼拜（很可能由塔林和爱沙尼亚大主教阿列克谢主持，即后来的阿列克谢二世大牧首），比如在雅尔塔海滨拍摄的《新难以捉摸的历险记》。

他写了苏联的户籍制度不允许居民自由迁居莫斯科和其他城市，也写了个人崇拜与国家宣传的表现（“唱片价格从1卢布25戈比到4卢布不等，但列宁讲话录音却只要17戈比。这就是国家希望某些东西进入人民手中时的做法”），还提到胜利日的庆祝活动和《真理报》的相关社论：“社论以简短标题刊出：《节日快乐，亲爱的朋友们，胜利日快乐！》其中有格列奇科元帅对武装力量的致辞、有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致意（那是他们解放的第23周年），以及一篇长文指责美国‘帝国主义’和‘侵略’。对《真理报》来说这当然很罕见。社论篇幅不大，且没有一张士兵照片。这或许可以解释为国家已经厌倦庆祝”。

1968年6月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遇刺，泰迪·罗同样从苏联新闻获悉：“是莫斯科的电视播音员第一个向我传达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遇刺噩耗。该如何描述我的情绪呢？一个美国人，正坐在俄罗斯人中间，得知这样的消息，尤其在我花了整整两个月的艰苦努力向苏联公民解释暴力并非美国生活的常态之后？我的心在羞愧中燃烧！”

回家

1968年7月2日泰迪·罗抵达苏联旅行之终点：纳霍德卡。接下来他将乘船前往日本，再转机回美国。动身前他多少有些担心照片和日记会被海关没收，结果平安无事。

罗此次旅行正好与“布拉格之春”，即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的自由化运动同时发生。经过沿途耳闻目睹，他完全确信苏联一定会入侵这个“兄弟邻邦”。泰迪将自己的判断告诉曼斯菲尔德。许多赞成布拉格之春的人都相信如果北约积极支持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就不敢贸然动手。而泰迪认为，他上司的有力表态或许能对美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产生某种影响。然而参议员未采纳助手意见，更糟糕的是，就在他们谈话不久前，曼斯菲尔德在新闻招待会上自信宣称“苏联绝不会入侵”。此时距离华约国家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终结布拉格之春只剩一个半月。

几年后泰迪结束了与曼斯菲尔德的合作。此后，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研究生、撰写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政策的论文、为另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李·梅特卡夫工作、在各个政府机构任职，最终于1994年美国世界杯举办前夕进入国际足联。

罗在苏联旅行时曾将自己的地址留给许多新朋友，邀请他们访美并保持通信。他果然收到新西伯利亚导游斯维特兰娜的一封信，她当时正准备跟学者丈夫一起前往美国，请求泰迪协助发邀请函。夫妻二人抵达美国，斯维特兰娜与泰迪重聚首，两人结下长久友谊。

至于泰迪本人，他再次踏上苏联土地已是另一个时代：1986年他以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到访。文末，让我们用泰迪·罗多年后重读游记时说的一句话来为这个故事收尾：“回首往事，我如今能看出预示着曾经强大的苏维埃帝国行将崩溃的许多迹象。虽然我当时只是这片广袤土地的资浅研究者，但我在那时就已经明白当局不可能永远抗拒变革。我一回到家，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解体自此开始，而其过程仅持续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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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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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塔利·多莫申金
（退役一级舰长，曾任黑海舰队司令部作战处长）

自从太平洋舰队成功实施一次罕见且出色的行动，发现并追踪侵入苏联领海的美国柴电潜艇以来，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此事件发生在所谓“冷战”高峰时期，当时舰队司令部情报部门频频接到商船和渔船船长的报告，声称在苏联领海发现潜艇潜望镜，但该海域并无苏联潜艇活动。

此外，舰队司令部掌握的情报表明：美国潜艇定期抵达日本横须贺港临时驻扎。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毫不怀疑，这些美军潜艇正在对苏联海军进行武器试验和战斗训练的封闭海域（位于舰队主基地以南）从事侦察活动。

日本海西北部辽阔无垠，舰队不进行针对性搜寻就无法发现外国潜艇。为了在任务区域保持隐蔽，美国潜艇采取无线电静默，因此舰队的无线电侦察不能探测到它们。但他们保持完全隐蔽存在两个薄弱环节，第一，潜艇需要为蓄电池充电，此时必须上浮；第二，它们需要开启艇上雷达确定自己的位置，虽然时间很短，仍然要浮出水面。

对此，美国潜艇通常会移动到探测手段难以覆盖的海域上浮充电，既无法被部署在沿海的水面监视雷达发现，也超出了设在阿斯科尔德岛、波沃罗特内岬的无线电技术侦察站的探测范围。由于这些无线电侦察站之间距离过大，形成“盲区”，美军潜艇即可在此启动艇上雷达进行导航，同时不被岸基无线电侦察发现。

太平洋舰队制定本次行动方案时，为了消除阿斯科尔德岛与波沃罗特内岬岸基无线电侦察站之间的盲区，决定在两者之间等距的一座岩石小岛上秘密部署携带轻便设备的机动小组，专门探测美国潜艇SJ-1型雷达的辐射信号。一旦捕捉到雷达短暂辐射，立即将目标位置通知舰队的反潜兵力。

为完成本次任务，舰队情报部门所属的独立无线电技术大队专门组建并训练一个机动无线电技术侦察小组，成员：小组长В.多莫申金上尉（本文作者）、三名无线电测向员、两名通信员——均为一级专业人员。

1960年7月初，机动小组乘坐舰队的一艘侦察船，秘密登陆某个方圆约500–600米的无人陡峭小岛，这个荒岛距离海岸线较远。登陆选择在夜间，确保行动隐蔽。几乎整个夜晚都用来搬运侦察设备、电池组和生活物资到较高处，同时选择合适地点构筑岗哨。天亮之际岗哨投入使用，小组向上级拍发第一份电报，标志着舰队在日本海开展的搜寻、侦测美国潜艇的任务正式开始。

岗哨的三名无线电测向员受过良好训练，熟知美军SJ-1型雷达的辐射参数，他们需要从该频段接收到的大量信号中准确识别出属于艇上雷达的信号。预计潜艇将在极短时间内开启雷达，而且最可能是夜间充电期间。

在持续紧张的搜索中，时间一秒、一分、一小时、一天流逝……终于，任务第22天夜间22点，截获了出现在预期频段的短暂信号：频率约3000兆赫，脉冲重复频率1500赫兹（正是SJ-1型雷达的典型特征），方位角相对于岗哨位置160°。雷达以扇区模式运行，表明其主要用于自身定位。开机仅15秒，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隐蔽性。

由于发现的雷达技术参数及其使用方式完全匹配，我们将该信号判定为SJ-1型雷达辐射。立即将这一发现通知舰队无线电技术侦察大队值班军官Ю.П.丘马科夫上尉，他随即将所获得的目标指示报告太平洋舰队侦察指挥部。然而舰队司令部当时对这条潜艇位置情报的可靠性存疑，暂未向全舰队发布警报。

几分钟后，机动小组再次捕捉到SJ-1型雷达的第二次辐射，并将重复确认的目标指示报告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侦察大队值班军官坚决主张机动小组提供的数据真实可靠，已发现美军潜艇。于是舰队拉响战斗警报，反潜航空兵Бе-6飞机立即升空，四艘反潜舰扑向美军潜艇所在海域。

空中的Бе-6巡逻机借助投放的声呐浮标定位了可疑外国潜艇（当时该海域并无苏联潜艇活动），并引导赶来的两个舰艇搜索打击组（共4艘反潜舰）展开行动。水面舰利用主动声呐探测到潜艇，开始进行跟踪，因为它位于苏联领海。反潜舰在本国领海内可以实施深水炸弹攻击，为此他们向舰队司令部申请批准。但舰队司令部决定谨慎行事，报苏联海军总司令部请求指示。

与此同时，可疑潜艇继续在水下航行，向苏联领海外撤离。允许攻击的命令下达时它已经驶入公海并浮出水面。太平洋舰队反潜舰在日本海全程跟随，直至其进入津轻海峡。

外国潜艇在中立水域上浮后，通过美国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的无线电网络在4253千赫频率上向总部发报，报告其已被发现并被苏联太平洋舰队四艘反潜舰追踪。根据截获的无线电报，确认是美国海军“白杨鱼号”潜艇(SS-567)发出的。太平洋舰队的测向网络此前曾多次测得该潜艇位置。

由此，针对美国“白杨鱼号”潜艇在太平洋舰队主基地以南的日本海实施侦察并侵入苏联领海，我方通过综合运用无线电侦察与电子侦察手段，配合舰队反潜兵力有效行动，圆满完成了发现和识别任务。

在本次成功行动中，临时组建的机动无线电技术侦察小组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首先提供了美军“白杨鱼号”潜艇的目标位置指示。在向舰队反潜兵力发出第一次目标指示并促使舰队拉响战斗警报之后，机动小组继续坚守岗位长达八天，直到“吃完最后一口通心粉”——小组长就是这样发回电报的，描述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所以，结束任务后的第九天小组才撤离荒岛。

此次侦察行动的构思与计划是太平洋舰队情报处高级军官、曾在黑海舰队情报部门服役的一级舰长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戈洛温制定，他亲自指导机动小组的组长并下达任务。太平洋舰队情报处处长费奥多尔·叶菲莫维奇·托卡尔海军少将领导实施本次任务。

身为太平洋舰队临时机动无线电技术侦察小组的组长，我必须向五名水兵表达感谢。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恪尽职守，光荣完成作战任务。可以说，他们连续22天“大海捞针”，无论白昼黑夜不敢片刻分心，否则可能错过唯一的信号。而这些天的天气一直是：绵绵细雨、大雨、大雾、大风……我们的岗哨位于海拔约100米的狭小岩石平台。

如今年代久远，我遗憾地无法准确说出小组中每个水兵的名字和姓氏，但他们的身影、眼中的神采、那种无论遭遇何种困难都渴望并随时准备完成任何作战任务的精神，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顺便一提，机动小组配备了个人武器和弹药，行动方式完全如战时一般。

因成功实施本次侦察行动，寻找、发现并追踪在日本海太平洋舰队主基地附近刺探的美国潜艇“白杨鱼号”，舰队反潜航空兵和水面舰艇的多位军官、水兵获得政府嘉奖。然而，获奖名单中却没有任何一位直接参与此次行动的机动小组人员……

附注：1983年“白杨鱼号”潜艇移交土耳其海军，更名为“黑兹尔·雷伊斯”号(S-342)。2004年退役，永久停泊在伊斯坦布尔海军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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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8月7日，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季佩阿村（拉克韦雷地区）附近的芬兰湾岸边，燃气工业工人家庭联谊会在此召开。这项为期两三天的活动深受燃气工人喜爱，自1970年以来已成为传统，每年在共和国不同地区成功举办。本次大会选在拉克韦雷的公用汽车监察员疗养基地举行，该基地毗邻苏芬两国海上边界，边界约1.5千米处有一座苏联边防哨所。正因如此，主办方事先与苏联边防局协调了活动时间和其他细节，并征得地区执行委员会批准。

记者恩诺·塔梅尔介绍：“当地管控非常严格。去疗养基地度假的人一律登记造册，克格勃全程掌握。若逢休息日，会有两名边防战士执勤。列季佩阿的情况也是如此——两名边防战士在岗”。

专为召开本次联谊会划出了大片区域——参加者不得擅自离开，游泳只允许在岸边指定地点。344名度假者中的大部分于1976年8月6日傍晚抵达，搭起帐篷，余者次日早晨抵达。8月7日的活动从主楼前的隆重集会开始，领导讲话完毕，游客们分散在场地，根据兴趣参加为他们准备的各种娱乐项目。拉克韦雷燃气公司职员、1976年的营地体育活动组织者托马斯·克伊夫回忆：“我是星期六见到边防军的。当时他们的一位军官来此（帐篷营地），询问我们共多少人，活动进行得怎样。他对一切都很满意，甚至祝大家玩得开心”。

临近傍晚，燃气工人点燃篝火，摆出简单的野餐小吃。疗养基地内销售酒精饮料——商品清单显示联谊大会前当地商店共储备820瓶伏特加、160瓶白兰地和利口酒、776瓶葡萄酒及1740瓶啤酒。

正当晚会如火如荼，度假者瞧见两名边防战士朝这边晃来，他们是第6边防总队第3哨所的列兵：维克多·巴吉热夫、尼古拉·波维舍夫。20岁的巴吉热夫来自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他的同龄好友波维舍夫来自彼尔姆。两人1974年同时入伍，原定1976年退伍。

后来查明，这两个现身爱沙尼亚度假者篝火旁的边防战士已经连续酗酒几天了。8月3日其中一人收到亲属寄来的大额汇款，全数用于购买伏特加和“老塔林牌”利口酒。8月7日早晨执勤时两名列兵继续饮酒，几乎整天都在疗养基地附近土豆田酣睡。天擦黑，他们没等换岗战友出现，认为本日执勤已经结束，决定参加爱沙尼亚燃气工人聚会。根据一种说法，列兵向度假者要酒喝，蛮横态度惹恼了爱沙尼亚人。1976年参加此次联谊大会的列季佩阿村村民泰玛·基维洛回忆：“我们把他们撵走好几次。我们说，我们有许可，别打扰。你们有你们的工作，我们在这里自娱自乐”。

两个兵痞暂时走开，随即返回营地继续勒索酒水，再次遭拒绝，巴吉热夫和波维舍夫举起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威胁。但也有另一种说法：度假者起初热情地把他们拉到身边入座，招待零食和酒。大约午夜时分，波维舍夫和巴吉热夫烂醉，开始骚扰已婚妇女、讲下流笑话。爱沙尼亚妇女的丈夫们试图劝阻，二人不肯收敛，直接提出要与度假女性“发生亲密关系”。燃气工人们叫二人离开，二人举起步枪。8月8日凌晨1点30分左右，度假者阿纳托利·瓦尔基最后一次尝试息事宁人。托马斯·克伊夫说：“我们燃气公司主任、夏季活动的组织者阿纳托利·瓦尔基上前劝阻边防战士，他们却用枪托揍他”。

这一击十分凶狠，阿纳托利·瓦尔基应声倒地昏迷。同事们立刻冲上去，用担架把他抬进主楼，呼叫值班医生。不久瓦尔基睁眼，但长时间不清醒，后来诊断他脑震荡了。

外面草地上，四名燃气工人与兵痞爆发冲突，第一声枪响，子弹击中拉克韦雷燃气公司24岁员工阿纳托利·帕亚斯，他只喊了一句：“你们干什么？我们都是年轻人！”当场死亡。营地多数度假者未亲眼目睹，仅听见枪声，确实想不到发生了杀人案件。泰玛·基维洛说：“我根本没想到那是枪声，还以为谁把石棉水泥板扔进篝火烧炸了呢”。

经过一番搏斗，燃气工人们缴获波维舍夫的步枪，扔进灌木丛。但他们来不及夺下巴吉热夫的武器，他调转枪口对准帐篷开火。托马斯·克伊夫说：“两次连射，中间短暂停顿——显然换了一次弹匣。子弹击中监察员宿舍的石头地基，我和我儿子就在屋内”。

巴吉热夫打光两个30发子弹的弹匣，波维舍夫扑过去夺枪，却被巴吉热夫射中胸口，子弹擦着心脏穿过，波维舍夫栽倒。巴吉热夫醒悟自己犯下重罪，向头部开枪自杀。

与此同时，帐篷营地的度假者陷入恐慌。阿纳托利·帕亚斯的遗孀卡琳·帕亚斯说：“男人们大声命令大家趴在地上，匍匐往森林撤离。子弹打得低，有些击中了帐篷。直到第二天我才流眼泪，亲戚们以为我会疯掉，我坐着不说话也不哭”。

部分度假者跌跌撞撞跑向主楼，组织者在门廊用扩音器试图安抚乱跑乱窜的人。一些冷静的燃气工人与赶至现场的医生冲进被扫射帐篷，抢救痛苦呻吟的伤员。参加联谊大会的胡托尔·恩·涅梅拉说：“我的帐篷有七个弹孔。我本人没受伤，但我们这一组的两个人中枪了。有人伤得很重，子弹打进肺部，活下去不容易”。

度假者用自己汽车的前灯照亮草地，把车载急救箱统统拿出来，因为许多伤员需要立即止血。胡托尔·恩·涅梅拉说：“受到惊吓的人大声尖叫，但直到我亲眼看见打绷带的伤员和死者尸体，才真正意识到这场悲剧的严重性”。草地上人们七手八脚救治伤员，主楼内有人尝试打电话叫救护车，因线路问题未立即拨通。意识到许多伤者可能等不到救护车，大家决定用自己的车送伤员去拉克韦雷和塔尔图的医院。

这一果断决定挽救了拉克韦雷燃气公司24岁驾驶员马蒂·普萨，一颗步枪子弹击中他的胸腔，卡在肺部，医护团队将他从死亡边缘拉回。但并非人人都这样幸运。巴吉热夫扫射帐篷，子弹掠过在帐篷内休息的21岁安德烈斯·努尔克和妻子头顶，安德烈斯的弟弟——16岁的蒂尼斯当时正坐在帐篷入口处脱鞋。这个少年原本不该出现，他听说将有篮球比赛，说服哥哥带他一起。托马斯·克伊夫回忆：“安德烈斯后来告诉我，蒂尼斯告诉他自己中弹了。安德烈斯把弟弟抱上车开往医院，可惜蒂尼斯不治身亡”。

度假者也设法拯救被战友击伤、鲜血淋漓的列兵波维舍夫，但努力均告失败，此人8月8日晨6点死于医院。另据难以证实的说法：列季佩阿边防检查站站长获悉疗养基地发生的惨案，一时想不开，拔枪自尽。

边防战士维克多·巴吉热夫实施的大屠杀导致七人遇难（不包括他本人），年龄从16岁到57岁。受伤人数根据不同资料显示在14-18人之间。死者之一：萨雷马岛23岁居民费尔迪南德·图利特的亲属回忆，图利特似乎有不祥预感，本不想参加联谊会，但他没什么选择，因为他是登台表演的乐队成员。图利特下葬之后，他父亲成为墓地管理员，直到四年后葬在儿子身旁。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部队首长紧急飞赴当地，将军们抵达之前，疗养基地被封锁，严令游客不准离开。遇难者和凶手的遗体临时存放在主楼，直到下午15-16点才运往停尸房。苏联国安委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亲自掌握边境地带枪击事件的调查工作，火速飞临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位苏联最高国安官员首先下令：关于悲剧及其肇事者的所有信息均列为机密。

因此，苏联媒体未报道列季佩阿村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仅“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广播了消息。遇难者遗属收到公款补偿金——150卢布，国家全额承担丧葬费。六名爱沙尼亚遇难者的葬礼在警察和克格勃监视下进行，为避免民众骚动，哀悼仪式严格限定了时间。苏联政府曾试图禁止出殡队伍上街，因家属强烈反抗，最终不得不妥协。

然而，在蒂尼斯·努尔克就读的学校，本应举行的师生告别仪式却被取消。蒂尼斯的爸爸始终无法接受这一沉重打击。安德烈斯·努尔克透露：“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最惨痛的。我父亲因失去小儿子备受煎熬，十年后自己也辞世了”。

在政府的调查文件中，这场悲剧被称为“日常纠纷引发的使用勤务自动武器的冲突”。由于肇事者死亡，其上级代受惩处：参谋长和一些军官降职，巡逻队队长3年半监禁。负责联谊会安全的爱沙尼亚燃气工业总局副局长阿多·佩苏尔受党纪处分，他的上级弗谢沃洛德·格拉西莫夫和拉克韦雷地区领导仅受口头警告。

苏联政府吸取教训，驻扎爱沙尼亚的边防战士值勤时改为携带空枪，遭遇突发情况允许使用刺刀。夏令营内禁止销售酒水，禁止在边境地区举办任何大型集会活动。1977年苏联边防军司令瓦季姆·马特洛索夫上将视察，谈及民族构成问题，建议安排说爱沙尼亚语的军官进边防巡逻队。

1991年在发生枪击的草地竖立了纪念石碑，五年后石碑刻上了被维克多·巴吉热夫夺去生命的所有遇难者姓名。但立碑地点在爱沙尼亚社会引起争议，许多人坚信凶手正是在该位置开枪，所以立在这儿不合适。

回首历史，列季佩阿村的悲剧绝非孤例，爱沙尼亚曾有过多起类似事件。例如，1968年在维尔桑迪岛，27岁的边防部队副指挥员多布罗杰耶夫在一次酒席纠纷中，用马卡洛夫手枪射杀气象学家玛耶·兰布特和灯塔管理员列姆比特·基维，多布罗杰耶夫被判死刑，后改为十五年监禁。四年后的1972年，萨雷马岛又出事，一个边防战士醉酒寻找昨天吵架的女友，闯入她家企图强奸，女友的妈妈和两位姐妹阻拦，他开枪杀害四人，随即自杀。

延伸阅读：

1968年库尔斯克逃兵杀人案

1970年季托夫卡军营枪击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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