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弗拉基米尔·伊万尼泽（资深记者）
在2000年11月会议上的报告
我认为，克格勃对过去十五年在俄罗斯和前苏联诸共和国发生的许多罪行负有巨大的道义责任。但我也认为，这一切对安全机关本身来说是一场戏，对许多从业人员来说更是人间悲剧。一方面，为了躲避获得解放的人民，党内高层和克格勃领导人忙于转移所谓“党的资金”出国，然后突然冒出一个意外暴富的“外国合作伙伴”，如鲍利斯·比尔施泰因。另一方面，到1992年，卢比扬卡的厕所开始缺灯泡、水龙头和卷纸。前克格勃官员们押运护送走私者的卡车仅收费100美元。大家都过得不愉快，一些普通员工无法忍受。这是一种真正的痛苦，与我们这个不幸的犯罪化国家的命运有着直接关系。
（译注：鲍利斯·比尔施泰因，立陶宛人，1980年代初移民加拿大并入籍，成立”Seabeco”集团中介销售苏联的石油、黄金等原材料，后投资俄罗斯房地产市场。1993年叶利钦总统曾要求调查比尔施泰因利用”Seabeco”集团盗窃国库的嫌疑）
如今，一名前克格勃官员成为俄罗斯总统——虽然他们这个机构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前”成员——我个人想弄明白的是：他上台是那些藏匿所谓“党的资金”的人期待已久的翻本，还是“家族”的又一次操控？我想今天很多人都在问类似问题，截至目前暂无公认答案。我唯一没有问自己的是，普京是否是来终结腐败的？我还没有理由相信他已经准备好这样做了。我无法忘记他谈到前总统事务管理局局长帕维尔·鲍罗金说的那句“无罪推定”。这句话出现在普京那本奇怪的选前读物中，当时有人问他关于鲍罗金的情况。
（译注：2001年1月帕维尔·鲍罗金在纽约因瑞士政府的通缉令被捕，指控其涉嫌洗钱，交保后返回俄罗斯。2002年3月瑞士法庭判决他有罪，罚款三十万瑞士法郎）
说实话，为什么提议一个被瑞士警方通缉的人担任国家重要公职呢？而且这个人面临的不是一般刑事指控，是涉嫌在俄罗斯盗窃数亿美元的指控。这难道不令人震惊吗？但普京没有给出明确回答，大谈其无罪推定。
而在那之前几个月，当他还是联邦安全局局长时，他与斯捷帕申一起发表电视讲话，实际上宣布斯库拉托夫检察长犯有渎职罪。当时不仅法院，甚至侦查人员都没有斯库拉托夫犯罪的确凿证据。普京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在镜头前发表这些言论，无罪推定原则被他抛诸脑后。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终止 “克里姆林宫门”。这种奇怪的虚伪表现得过于轻巧、近乎机械，在其他事件中也有所体现。
（译注：1998年10月俄联邦总检察长尤里·斯库拉托夫根据瑞士总检察长转交的犯罪证据，对俄联邦总统行政部门官员提起刑事诉讼，指控诸被告涉嫌在签订克里姆林宫修复工程合同时滥用职权。1999年4月斯库拉托夫因所谓“性丑闻”被停职，次年4月正式免职）
这一切令我无法相信新总统是来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正是这两种因素造就了俄罗斯黑手党，但普京认为我国没有黑手党。
同时，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普京担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长和该市最有影响力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时的指令，就会发现一幅非常清晰的图景。这些指令帮助该市最强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获得了赌场、港口、加油站等连锁经营网络的所有权。而且直到最近，媒体上还没有关于现任俄罗斯总统与有组织犯罪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报道。诚然，我为《消息报》报撰写的关于1992年初战略物资出口许可证和配额欺诈案的文章也未发表，普京与此案有直接关系。普京非法发放许可证的对象就包括有组织犯罪成员。本人的调查只是对玛丽娜·萨利耶领导的圣彼得堡市人民代表委员会的调查材料的补充。
（译注：1992年玛丽娜·萨利耶和尤里·格拉德科夫领导的委员会调查了在市长索布恰克手下工作的普京的活动，做出调查报告。人民代表委员会据此要求市长解雇普京，并指示检察机关侦查其贪腐嫌疑，但被市长无视）
然而我最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细节。若不是列支敦士登的金融丑闻，可能没人知道在2000年春天宣誓就职之前，普京曾是德国SPAG公司的“顾问”。这家公司与圣彼得堡市政府多年来保持最密切的经济联系，而公司领导层的个别人与哥伦比亚最著名的毒枭家族有联系。另一位“顾问”是赫尔曼·格列夫。《世界报》和《绝密报》刊发本人报道后，总统府并未对此进行任何驳斥。另一条有趣的细节是，SPAG在圣彼得堡创建的一些关键公司的领导层中包括坦波夫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头目。而SPAG的一位经理，普京的多年朋友和合作伙伴，最近成为总统府高级官员。
（译注：赫尔曼·格列夫曾任俄联邦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长。“坦波夫犯罪头目”指的是弗拉基米尔·库玛林）
我不是安全机关历史方面的专家。我的新闻调查主要涉及经济犯罪。我起初没留意，但后来意识到了一件本该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的事情。在许多重大经济犯罪中总有前任和现任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身影。仅1990年代初伪造汇款通知单的案子就足以让人觉得这些前克格勃成员在俄罗斯像在敌对领土上一样活动，破坏国内本已动荡的经济。问题还不仅在于他们参与，更在于他们作壁上观。
我明白，叶利钦的西拉耶夫政府也是以同样方式行事的。俄罗斯第一任对外经济关系部长维克托·亚罗申科在其书的第一版中对此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解释，列举了一些公然宣传和操纵社会舆论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例子。然而亚罗申科赋予这些行为不同的意义，将其解释为反对政权的政治斗争。但这种解释没有任何历史价值。
苏联和俄罗斯的安全部门必须对多年来犯下的种种罪行承担责任。不过问题还在于谁能代表这些安全部门。我认为，似乎找不出人来做代表。没有所谓的集体意志，也没有一个对每位下属负责的领导。俄罗斯安全部门的衰退并不是因为其工作人员力量不足。面目狰狞倒是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意志。过去的苏维埃政权，以及后来的微薄薪金使我们的安全部门习惯于依附某种权力。
我早先在《俄罗斯电讯报》工作时，曾找联邦安全局新闻处协调了一次采访，采访对象是缉毒部门负责人。当天我在卢比扬卡大楼的大厅等候，偶然注意到安检口旁边的一台自动取款机，看上去普普通通，像俄罗斯国防工业的产品。让我惊讶的是，这台自动取款机隶属于某家银行，而经营这家银行之人与有组织犯罪直接相关。具体来说，这些人服务于维亚切斯拉夫·伊万科夫（绰号“日本佬”）的利益。后来我得知，这家银行还为对外情报机构、其他情报部门，甚至为一家国有军火销售公司提供服务。
（译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科夫多年从事敲诈勒索、绑架、抢劫等犯罪活动，2009年被仇家暗杀）
这台荒谬的自动取款机对我而言成了俄罗斯安全部门腐化变质的象征。我明白有时言语也能杀人，某些事不宜公开讨论。不过还有另一个这种变质的例子。联邦安全局中央机关的一个部门好像两个月没发工资了，职员窃窃私语，部门领导决定查明情况。他没有大张旗鼓，只是开始检查本应支付给本部门员工的薪金的流动情况。很快，一些高层相关人士察觉了他的探寻，立刻有人告诉他：“伸鼻子”到不该靠近的地方是很危险的。最终工资发下去了，但这些钱已经为某人服务了一段时间。这可不是什么两个月的无息贷款啊。
最近媒体上最令人惊讶的消息，是关于寡头们集体加入阿尔卡季·沃尔斯基的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РСПП)的报道。一些政治分析家按照时下流行的观点声称，寡头们需要一位能够与普京对话的说客。然而没人提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被大家抛弃了几百次的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沃尔斯基突然成了唯一能够替寡头和大型企业（随你怎么称呼）代言的人？没人问这个问题，尽管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消息是这么说的：“据悉，上周五在莫斯科举行的РСПП董事会议上，弗拉基米尔·波塔宁（’Interros’）、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尤科斯’）、米哈伊尔·弗里德曼（‘阿尔法集团’）、阿纳托利·丘拜斯（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弗拉基米尔·叶夫图申科夫（‘系统化’股份制金融公司）、亚历山大·马穆特（‘MDM银行’）、奥列格·德里帕斯卡（‘俄罗斯铝业’）、卡哈·本杜基泽（‘联合机械制造厂’）等大型企业代表被选为该组织成员。”
引用沃尔斯基的两句话，第一句：“……国家必须积极干预经济进程，因为有些问题原则上是无法仅靠市场机制解决的。”第二句：沃尔斯基将他的联盟的优先任务定为“建立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真想替他补充一句——“正确的关系”。
沃尔斯基先生是经历了漫长的“苏联克格勃与军工综合体转制”时代的真正元老。如果今天谁想知道苏共党款和苏联经济巨头的预算资金去向，问问阿尔卡季·沃尔斯基就行了。除了曾担任已故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助手外，沃尔斯基还属于目睹苏联解体的特权阶层。我敢肯定他确切知道我们今天称为寡头的那批人的成长历程，包括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这两位不愿返回俄罗斯的变节者。而其他寡头则恭顺地回到了所谓的出身根源之地。
为了理解这一点，咱们需要简单谈谈苏联最终解体前夕的混乱气氛。众所周知没人编写过关于我即将谈论的历史问题的教科书，因此我请行家们不要把可能出现的时间顺序错误视为我故意扭曲事实。
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指示苏联情报机关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和科技情报而非政治情报上。为了贯彻这一指示并延续冷战传统，军事情报机关和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开始在国外设立企业。于是一家名为”Seabeco”的公司在世界各地——意大利、瑞士、比利时和加拿大等国——建立开来。该公司一开始就从事非法向俄罗斯出口有毒废物的业务（甚至因此被绿色和平组织列入黑名单），还曾组织阿拉·普加乔娃海外巡演，顺便提一句，布莱顿海滩至今有人记得她。后来，”Seabeco”成为苏联最大贸易商之一。鲍利斯·比尔施泰因的腐败丑闻和与有组织犯罪联系的指控此时还是后话。
从1987年起，不仅在国外注册公司，苏联内部也成立了一些小型公司，通常是合作社或对外经济合作协会。这些小企业基于“自筹资金”原则创办，在苏联对外贸易领域非常活跃。除了安全机关的人员外，苏联科学院的研究所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员工也在这些企业中任职，这两个机构是克格勃、格鲁乌经济和科技情报领域的主要客户。同时，还成立了与党和共青团系统相关的小型企业和青年科技中心。许多“小企业”和“青科中心”通过苏联情报人员创建的公司在西方采购电脑，运回苏联销售。
这些“官办”企业相比普通公民成立的普通合作社拥有特权。例如“青科中心”可以从国家银行获取现金进行商业活动结算，而当年现金极为稀缺。几乎所有普通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都被迫使用非现金支付系统，这样可能会扼杀任何商业活动积极性。结果共青团商人经常运用这些特权进行盗窃或兑现影子经济赚的钱，影子经济则因“黑市”价格与官方价格之间的差异蓬勃壮大。如”Менатеп”银行就是由“青科中心”发展而来的，其创办者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后来成为俄罗斯大寡头之一。同样的特权和腐败的共青团活动家迅速导致“青科中心”受到“影子经济商”的影响，这些人属于迅速发展的经济犯罪团伙之一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Алиса”交易所的故事，它在1993年破产前一直充当“黑市”资金与国家资金的混合器，这类行为今天被称为洗钱。”Алиса”交易所的创建也涉及安全机关。当时很多东西都是安全机关参与创建的。
戈尔巴乔夫通过的一些法律，例如《企业法》，成为经济活动犯罪化的催化剂。问题在于这部法律使企业摆脱了中央集权的控制，却没有为它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法律基础。前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被拉扯进全面掠夺国有资产的阴谋。执法机构陷入瘫痪。早在1980年代末期，因金融和经济犯罪被捕的骗子们就释放出狱，许多经济犯罪案件甚至未能移交法院审理。传统的“刑事犯”们察觉到了这股潮流，开始积极投身其中。既然执法机构形同虚设，组织化的犯罪集团就开始涌现，越来越多地扮演起经济仲裁者的角色。他们对小商贩实施肆无忌惮的敲诈勒索，这些小商贩本可以形成新自由正常经济的基础，但他们要么因虚假债务冤死黑手党枪下，要么被迫入伙替黑手党打工。那时出现了契约杀人现象，后来变成俄罗斯“市场经济”的惯用手段。
1990年12月，当苏联国安机关强烈感觉到即将发生混乱和帝国崩溃之际，两名中央政治局高官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尼古拉·克鲁奇纳协同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的官员，在克格勃内部成立了一个新部门，负责协调将苏共的大量资金转移到以前在西方银行设立的“掩护”企业账户上。
像”Seabeco”这样的公司很快就成为向国外转移大部分国有资金和资源的主要中介。通常来说，其手段与资助外国共产党的方式如出一辙：通过进出口业务和克格勃的空壳公司，此类公司被媒体称为 “西方合作伙伴”，稍后又被称为 “西方投资者”。
同样在1990年12月，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命令下属部门创建许多商业组织，目的是一旦事态如东德那样发展，这些组织可以成为党、共青团和安全机关高层领导人的避风港，并为安全机关提供打击那些准备掌权的“破坏分子”的资金；又动员国内外的特务打击“破坏国家稳定”的现象。
一份非常有趣的德国报告有根有据地声称，1991年3月，即波罗的海事件和该地区共和国事实上脱离苏联之后，苏联对外情报部门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项计划，建议成立大约600家由“辞职”克格勃员工管理的合资企业。其中许多合资企业是在波罗的海国家或第三国（如印度或以色列）成立的。1991年8月政变后，成立这些企业的速度加快了，海外特务接到指示，要“利用一切关系”、以任何方式在当地立足，并在刚成立的商业组织中谋得职位。
在国内，许多克格勃官员开始到国家行政机构、媒体等单位任职。俄罗斯现总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克留奇科夫命令下达后不久他就开始担任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助手，此后一直是克格勃在职人员。索布恰克当上市长不满一个月，普京就开始领导新成立的市政府对外关系委员会，掌握了巨大权力。不过，我稍后再谈普京先生的话题。
（译注：1990年5月普京成为索布恰克的助手。1991年6月索布恰克出任市长，7月份普京成为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20日由于索布恰克拒绝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普京打报告从苏联国安委辞职）
根据克留奇科夫命令建立的庞大商业组织网络为正在进行的情报侦察、洗钱和发展广泛对外经济联系提供了资金。为此他们越来越多地利用避税港，以便将该商业网络中的大量资金流动置于监管之外。
俄罗斯的犯罪经济就是这样开始的。像世界上一切最著名的黑手党组织一样，俄罗斯黑手党也是从在公开对抗中败给更强大对手起家的。具体而言，这个“强大对手”乃是人民追求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愿望。可惜，许多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并未立即想明白这一点。
1992-1993年斯科科夫、沃尔斯基和鲁茨科伊创建了“公民联盟”运动，首次尝试政治翻本。然而社会尚未准备好接受这些“改头换面”的中左翼人士，尝试彻底失败。随后开始经济斗争，沃尔斯基与谢尔巴科夫领导的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根据同样的政治对抗逻辑，前任和现任克格勃人员暗中扶持有组织犯罪头目，尤其那些不是出自传统犯罪环境，而是出自1980年代初流氓团伙的人。这些团伙有本事通过跟克格勃相关的机构和银行洗白勒索小商人获得的赃款。安全机关收买、操纵有组织犯罪撕咬对手，自己也逐渐变成了有组织犯罪的一部分。
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安全机关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相互吸收融合。“国家信贷”银行参与了经由俄罗斯转运哥伦比亚可卡因的大规模交易，并洗白犯罪团伙赃款。这可不是空口无凭的指控，甚至也不是照搬某些西方情报机关的说法。我花费不少时间研究”ОЛБИ”集团的业务，该集团由被西方媒体称为叶利钦总统最喜爱的银行家奥列格·博伊科领导。该银行与”ОЛБИ”集团的许多子公司和银行一样，是在安全机关及其组织的企业参与下成立的。而且可卡因并不是”ОЛБИ”创始人的唯一犯罪项目。”ОЛБИ”员工及合作伙伴参与的各种诈骗活动，包括在国外进行的诈骗活动，充分反映了俄罗斯过去十年的经济史。其中一些人至今仍被国际通缉，例如被FBI。同时，“国家信贷”还参与资助叶戈尔·盖达尔的“民主党”，银行老总奥列格·博伊科则被视为“克里姆林宫家族”的一员。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说明不仅公众舆论被操控，甚至某些政客（不光俄罗斯的政客）也被操控。这个例子涉及阿尔卡季·沃尔斯基和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的“同事”之一：格里戈利·卢昌斯基。关于此人的报道已数不胜数，他的名字出现在西方情报机关的报告中，也出现在西方消息最灵通媒体的报道中。据上述消息来源称，此人领导了一家根据我之前提过的克留奇科夫命令创建的最大型公司之一，也就是在奥地利、瑞士和欧洲其他国家注册的”Nordex”集团。卢昌斯基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但三年前，以色列内政部的一位官员发表声明说政府正式拒绝延长他的护照有效期，主要原因包括他涉嫌国际武器走私（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部件）、洗钱（包括所谓的苏共资金）等。该官员没有提供证据，只是宣布以色列政府官方立场。但在我的报告中，我想讲述一个与卢昌斯基有关的故事。
几年前，在CIA前局长多伊奇公开声明”Nordex”与俄罗斯有组织犯罪有关系之后，卢昌斯基试图踏入美国政治舞台，甚至成功购买了与克林顿总统在其第一次竞选活动期间共进早餐的机会。美国情报机关的强烈反对迫使卢昌斯基采取行动。接下来我要谈的就是这件事。
1994年5月，米哈伊尔·叶戈罗夫赴美国出席关于在美国境内活动的国际有组织犯罪的听证会，并发言。叶戈罗夫提到”Nordex”公司，原因是早些时候在莫斯科因涉嫌杀害警察而被警方拘留的某嫌疑人是”Nordex”的一名管理层。该嫌疑人在审讯时亲口供认了这一点，米哈伊尔·叶戈罗夫甚至点了他的名字——乌马尔·沃科夫（英文Vokov）。这可能是第一次有如此高级别的俄罗斯执法官员提到”Nordex”公司与犯罪的关联，消息立即被公开报道。然而几个月后，1994年12月2日，主持这次听证会的著名参议员萨姆·南恩收到了格里戈利·卢昌斯基发自维也纳的一封信，曰：
“亲爱的南恩参议员，内务部副部长的讲话中提到：‘沃科夫的兄弟乌马尔是位于维也纳的奥地利公司’Nordex’的总裁，并且涉嫌非法活动。’我们对这一声明及其暗示感到非常不安，因为沃科夫及其兄弟乌马尔不是也从未是本公司或任何关联公司的股东、负责人或员工。为此，我们联系了俄罗斯内务部，并将他们于1994年11月9日给我们的回复附在这封信中，并附译文，我相信这能够澄清事实（……）”
（译注：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叶戈罗夫曾任俄联邦内务部副部长兼打击有组织犯罪总局局长、联邦海关总署第一副主席等职。萨姆·南恩即佐治亚州参议员小塞缪尔·奥古斯都·南恩）
卢昌斯基进一步向参议员解释说，”Nordex”是一家位于维也纳的大型贸易公司，与有组织犯罪或任何非法活动无丝毫联系。在信件的结尾，卢昌斯基请求将他的信及俄罗斯内务部的官方回复纳入听证会的正式记录中，以便在公布前“澄清Nordex及其合作伙伴的声誉。”
格里戈利·埃曼努伊洛维奇显然拥有非常强大的神经或足够深厚的关系，才能让内务部因英文“翻译错误”向他道歉。俄联邦内务部国际关系司司长戈尔恰科夫将军代表内务部向卢昌斯基表达深切遗憾，声称在把叶戈罗夫的发言翻译成英文时遗漏了一些重要词语，因此导致原意被曲解。
瓦列里·戈尔恰科夫告知卢昌斯基：乌马尔·博科夫在询问时提到自己与”Nordex”有关系，但他仅仅是以证人身份接受关于警察被杀案的询问的。戈尔恰科夫说：“对于出现的不严谨之处，我们表示歉意。我们声明，俄罗斯内务部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意图将’Nordex’公司及其总裁格里戈利·卢昌斯基与非法业务，尤其是与国际非法贸易联系起来。”
卢昌斯基的神经之所以强壮，是因为内务部这份相当奇怪的回复中写是“博科夫”而非“沃科夫”。如果参议员南恩稍微思考一下，纠正英文姓氏的首字母，很多事情就会变得截然不同。我确实没在奥地利”Nordex”公司的创办文件中找到“博科夫”。
但查询莫斯科登记机构的信息得知，“乌马尔·博科夫”系莫斯科”БНМ”公司负责人。某些迹象显示”БНМ”公司是一家从事特定业务的“掩护”或“睡眠”公司，由总部设在维也纳的奥地利”B&N”公司全资持有，后者位于与”Nordex”集团完全相同的地址：欧根亲王大街32号。当时那栋大楼内除了”Nordex”之外似乎没有其他公司。
这些情况当然可以说是惊人的巧合。例如布达佩斯也有一家同名公司，但它只是一个带银行账户的邮政信箱，松采沃犯罪集团通过这个账户洗钱。该公司还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谢苗·莫吉列维奇组织”和“伊万科夫组织”的材料中出现过。
最后，仿佛为了彻底解决“巧合”，博科夫先生1995年2月初现身以色列埃拉特“公主酒店”，出席卢昌斯基举办的盛大生日宴会。宾客名单上有许多有趣的人，包括约150名来自俄罗斯的客人，其中有今天人所共知的寡头们。
最可悲或者说最可笑的是，就在埃拉特生日宴会热闹非凡的时候，尴尬的南恩参议员正在发出指示，要求将卢昌斯基否认自己与 “博科夫”有关的书面材料，连同内务部的回复函，列入有组织犯罪听证会的正式文件。可怜的、毫无戒心的南恩甚至亲自给卢昌斯基写信，感谢他提供俄罗斯内务部的函。
不久之后，曾为卢昌斯基提供过宝贵服务的内务部瓦列里·帕夫洛维奇·戈尔恰科夫将军成了“黄玉”保安公司的共同创始人。该公司96% 的股份属于“实现项目成果转化科学生产综合体”股份公司，其唯一创办者是奥地利”Nordex”公司。最有趣的是，“黄玉”安保公司的成立时间，恰好是在参议员南恩被迫“亲自”反驳俄罗斯内务部打击有组织犯罪总局局长米哈伊尔·叶戈罗夫的声明的几天之后。
到那个时候，联邦调查局已经有一份关于俄罗斯有组织犯罪的分析报告，涉及伊万科夫（日本佬）织，”Nordex”公司被提到13次，已故的奥塔里·克万特里什维利（与”ОЛБИ”集团有直接业务关系）亦被提及。这就是现实。
以上只是苏联/俄罗斯安全机关犯罪史上的插曲之一。说的客气点儿，自1990年代初以来情况没有任何改善。
作为结论，我想说，如果普京先生是被“家族”任命的，那么我建议他担心一下寡头们加入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的情况。但如果他本身就是“安全机关渗透俄罗斯政府”行动的参与者，那他就没什么可担心的。倘若上述情况属实，那么他恢复国家秩序所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大出血，摆脱寡头船上的巨大犯罪压舱物。法律独裁于此已经无济于事。至于那些鬼鬼祟祟的“国家强力政权拥护者”和“俄罗斯拯救者”，他们所要做的只是用克格勃训练有素的低沉嗓音说点什么。在这种“国家治理”下再过几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居民将陷入天昏地暗，国家变得强大，世界再次两极化。腐败将消失，幸存的“律贼”重循贼道住回已被遗忘的监狱，官员们将以收敛且低调的方式收受贿赂。
至于我们大家，我甚至不知该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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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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