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娜·卡瓦利

到1950年，苏联劳改营系统（“古拉格”）关押着五十多万女性——相当于一个州中心城市的人口。对于“政治犯”而言，“女犯营”就像恐怖的镜中世界，她们在此经历了暴力、饥饿、绝望，以及竭力自保的挣扎。幸存者中有一位维拉·普罗霍洛娃，她是莫斯科老字号企业“三山纺织厂”末任厂主伊万·普罗霍洛夫的女儿。

“我没有诬蔑，我只是同情人们”

我第一次看见维拉·伊万诺芙娜，最难以想象的就是她曾是囚犯。她完全不像在劳改营熬过六年的人：矮个子，体型纤弱。九十四岁的维拉·伊万诺芙娜仍在自己位于阿尔巴特巷的斗室教英语课，屋里堆满书籍和圣像，陪伴她的还有一只名唤“尖嗓”的温柔猫咪。

我们每周见面一次。维拉·伊万诺芙娜总会做好准备：精心打扮，把短发烫成小卷，还会买些“曲奇”——她只用英语称呼这种喝茶的小点心。

我们先花一个小时学习单词和语法，之后随意闲聊。我偶然得知维拉·伊万诺芙娜坐过牢是她随口提起的，语气十分平淡。然后她笑了：“在劳改营的时候，我会梦见中学代数课。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木板床上，就松了口气，心想：‘我没在黑板前！’那一刻感觉很幸福。”

1951年8月维拉·普罗霍洛娃被捕时三十三岁。特务抓人的手段可谓“巧妙”，维拉听过这样的故事：某妇女去了郊外别墅，忽然有人通知她必须立刻赶回，她穿着做家务的裙子急忙返城，国安人员早已在家等候。另一位妇女则是在家门口被抓的，她正抱着年幼孩子休息，有人敲门说有一封信请她本人签收，妇女刚踏出门，立即被塞进公务车逮捕。

维拉被捕同样很突然。某天有人打电话给她：“他们找您呢，想邀请您到部里工作”。我一打听，所谓的“部里”竟是内务部，据说他们需要维拉帮助提高英语水平。“很快有个年轻人打来电话。我说：‘您知道，这可是非常神秘又保密的部，而我不擅长保守秘密’。他回答：‘您肯定没问题’。态度相当客气”。

后来才明白，其实没人学英语，所谓面试只是借口。维拉被骗到卢比扬卡，立即逮捕。“有人举报我，说我诬蔑苏维埃政权，根据第58条把我判了最轻刑期十年。批评苏维埃政权。我没签字，我说：‘我没有诬蔑苏联现状，我只是同情人们’”。

“我暗自认定：生命结束了”

维拉被根据《刑法典》第58条“叛国罪”判处十年劳改，押送“奥泽尔拉格”——古拉格群岛的一座“孤岛”。她自嘲刑期是“儿童票”，因为第58条通常判得更重。

古拉格博物馆科研处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塔季扬娜·波良斯卡娅介绍：严格来说，维拉被送去的地方不能叫做“女子劳改营”。古拉格系统并不存在类似现代女子监狱的专门女犯营，每一个劳改营都是由多个营区、营站组成，往往分布在相当广阔的地域。“实际上几乎每个劳改营都有妇女，关在所谓‘女区’。女区异常庞大，往往同时关押数千名妇女，有住宿的板棚、食堂和其他生活设施，与男区之间用铁丝网围栏隔离。男女囚犯仅在外出劳动时有机会碰面”。

除了普通劳改营，还有特别劳改营，“奥泽尔拉格”就属于后者——又称“湖泊劳改营”或“第7特别劳改营”。此类特别劳改营从1948年开始设立，专门关押因政治罪名被判刑的人——比如维拉。

特别劳改营前后设立十二个，而它们的名称，据波良斯卡娅说，“都很美，甚至略带诗意”。除了湖泊劳改营之外，还有“山区”（第2特别劳改营）、“阔叶林”（第3特别劳改营）、“河流”（第6特别劳改营）等。好听的名字实质是掩饰真实用途。

波良斯卡娅继续介绍：“奥泽尔拉格是规模最大的劳改营之一，曾同时关押五万多人。到1951年初共有36843名囚犯，其中女性8351人。特别劳改营实行严格制度，在押人员只能从事最繁重的劳动”。

维拉第一次进入“奥泽尔拉格”，惊叹不已——周围是“壮观的自然美景，森林高耸如穹顶，河流奔涌”。然而哪有闲情欣赏风光呢？抵达营地之后，维拉被编号为АБ294，立刻派出去劳动。维拉感慨地说：“对我而言，劳改营仿佛某种镜中世界，我暗自认定：就这样了，生命结束了”。

“对啊，有我在建不成共产主义”

“奥泽尔拉格”的女囚和男囚一样承担修路、伐木，维拉对发生的一切坦然接受。押送人员有时候批评她干活没干好——伐木她的确不擅长。面对所有批评，维拉总是回答：“对啊，有我在建不成共产主义”。所以，后来没人安排她砍树了，通常只是守着押送人员的火堆添柴。

和维拉同营区的妇女“年龄、民族、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维拉回忆：“营区有吉尔吉斯人、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有些美国女人嫁给我国男人，当然，她们的丈夫被判了间谍罪，她们（美国女人）也一样。总之，来自五湖四海。还有一大群朝鲜姑娘被押来我们这儿。一个德国老太婆，当时七十多了”。

“政治犯”之中也有刑事犯，对后者来说，“变成政治犯”算是“一种消遣”。维拉解释：“她们会耍一个很简单的把戏，在纸上画带胡子的脸，下面写斯大林的姓名和一句脏话，把纸钉在铁锹把上，举着走一圈。立刻就会被抓，以政治条款定罪，转到我们营区来”。

与“政治犯”不同，犯刑事罪的人被认为“社会上更接近”现政权，所以她们通常能得到最轻松、最有油水的岗位：劳动队长、医务室或厨房。

女犯睡两层大通铺，彼此紧挨。夜晚成了“纯粹的折磨”：根本不可能舒服躺着，想翻身就得叫醒身边狱友。

尽管有种种苦难，但在劳改营无人公开谈论将来的生活，因为出去没有未来。维拉回忆：“释放之后会面对什么？还不是同样的西伯利亚。但工作没了，因为前科政治犯几乎不可能找到工作。甚至有人说，在劳改营反而还好些：早上喝稀菜汤，中午一勺粥，晚餐喝鱼汤，起码饿不死”。

看管维拉和其他囚犯的狱卒尤其恼火一些女人仍想保持整洁、体面，他怒吼：“你们不是女人，是败类！谁都不可能活着出去，你们会死在这儿！”

维拉说：“德国女人千方百计改造丑陋、不合身的黑色囚服，用碎玻璃片代替剪刀（因为禁止剪刀）。她们裁出系腰带的小裙子，正是当时流行的样式。营地管理者非常生气。我当然没这么做，狱卒甚至表扬我：‘看，这才是知道好好劳改的女人——而你们不懂！’”

并不是每个狱卒都仅限口头讥讽和奚落。“那时候他们阻止越狱能拿到最高奖赏，实际是：囚犯只要接近写着‘禁止’的标牌十步远，他们就直接开枪击毙，由此获得一个月假期、两倍工资的奖金和一块银表。在我被关押期间，只有一个狱卒真正开枪打死过女囚，他故意让她去标牌外面捡柴火，随即扣动扳机——他太想休假找老婆了”。

事后听说，该狱卒回来上班，竟产生幻觉，看见被他杀害的那个女囚从空中飘来。当时他正站在岗楼上，被“鬼魂”吓得失足跌落，严重受伤，几天后死在医院。

“上帝平等对待我们所有人——赐予囚禁”

某一天，劳改营押来一批“新囚犯”，其中有一位十七岁少女玛雅·乌拉诺夫斯卡娅，她因为参加“革命事业斗争联盟”被判二十五年劳改。按照维拉的说法，他们只是一群“渴望纠正体制内某些错误——纵容暴力和镇压的错误——的年轻人”。

“为此他们读书（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写报告，辩论，试图寻找能够影响当局、改变现状的手段。他们虽然入了迷，可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甚至不曾公开演讲。结果却被军事法庭当作恐怖分子审判”。年轻男成员枪决，女成员分别处以二十五年劳改。“革命事业斗争联盟”的成员几乎都是刚毕业的：最年轻者判决时仅16岁，年纪最大的也不过21岁。

玛雅进了“奥泽尔拉格”，几乎立刻在人群中注意到维拉：身材高挑，头戴男式护耳皮帽，走路一瘸一拐（维拉在押送途中脚冻伤），眼神恍惚疏离。玛雅回忆：“维拉年轻时代是共青团员，曾痛骂自己的资本家祖先，认为正因如此上帝才用囚禁惩罚她。我当时没说什么，但内心惊讶这种逻辑：囚禁怎么会既是惩罚，又是奖赏——平等赐予我们所有！可这并不妨碍我敬佩她极其顺从、温良忍耐囚禁的态度。在我看来，她仿佛基督教殉道者”。

维拉亲切称呼玛雅·乌拉诺夫斯卡娅“玛伊乔克”、“玛伊克”、“玛伊卡”，或者干脆叫她“我在劳改营的女儿”。女犯营的人确实都把维拉视为玛雅的母亲，甚至会有人跑来告状：“你家玛雅说脏话”。维拉就把玛雅叫到身边，严厉警告：“如果你再这样，我不理你了”。玛雅乖乖听命。

玛雅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体格弱，面容稚嫩。她在庭审期间表现镇定，审讯时甚至当面对侦查员说：“我恨你们”。玛雅在劳改营同样坚强，她和维拉一样不认为自己能够活着出去，接受了在“镜中世界”度过余生。

维拉说：“玛伊卡在劳改营试图将自己的道德观念灌输给身边人，也就是：人应当互助、体谅、分享。我记得当时铺铁路，我俩跟着其他营区的囚犯一起干活。囚犯们一致推选我做队长，要挖一条沟。手下谁都不干，只有玛伊卡。玛伊卡站在沟底挥锹挖土，骂那些狱友：‘你们怎么不肯帮忙呢？’”

外头偶尔寄来干面包和糖块，玛雅就坐下，先数数板棚一共几个人，把食品均分。玛雅说：“维拉认为收到包裹就该把一切分给大家，而我的做法不同：有时只跟关系好的朋友分享，有时则分给那些收不到东西的人。我曾把半公斤糖拿给一位德国女人，让她分给伙伴，因为复活节快到了，她们没东西可以庆祝。我奇怪为什么无人来谢我，询问另一位德国女人糖是不是拿到手，结果发现被前一位独吞了”。

“毫不留情惩罚恋爱”

维拉·普罗霍洛娃在劳改营没有任何爱情经历——无论偶然的还是认真的。她被捕前谈过一位名叫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的年轻人，他日后成为著名钢琴家、苏联国家奖得主，而在当时，他只是维拉的“斯维特尼克”。维拉深爱里赫特整整五十七年，直到生命终点，她在劳改营根本无法想象爱别人。与她不同，其他妇女在囚禁岁月确实有恋爱关系。

囚犯之间交朋友不受限制，但谈恋爱是严令禁止的。男人进入女犯营，或女人进入男犯营，都被视为“最严重罪行，给予最严厉惩罚”。

某位出狱者这样回忆：“恋爱会被毫不留情地惩罚：十天单独监禁，不准出工，每日口粮只有三百克面包和水，中午一碗稀菜汤”。尽管惩罚严厉，劳改营的性关系却不受约束——犯人们从未试图对彼此隐瞒。卖淫、强暴，以及在挤满人的板棚内突如其来的欲望，都在囚犯之间习以为常。

有一次，一队女犯到锯木场干活，忽然来了一群男刑事犯，开始粗暴纠缠女人。出狱者描述：“他们随意抓住看中的女人，直接推倒在雪地，或者把她们压在原木堆上。女人们好像早已习惯了，并不反抗。她们的女队长也不干预，仿佛把这当成另一种形式的劳动”。

劳改营的“浪漫故事”鲜少有圆满结果。一位叫塔季扬娜的女犯收到青年男犯萨沙写的字条，他是制鞋作坊小头头，属于“劳改贵族”，也就是掌握些许特权之人。萨沙问她：“咱俩一起过吧，我帮助你”。塔季扬娜拒绝。愤怒的萨沙用铁棍打她一顿，把她送进营区医院，吩咐护士照料。等塔季扬娜康复，只好答应和萨沙同居。她别无选择，害怕二次拒绝会丧命。再后来，萨沙被调到另一个营地，塔季扬娜又“跟了”一名长官。她写道：“我被迫和这个渣滓同居，没有别的出路”。

劳改营女犯区亦有同性伴侣，与男同性恋不同，她们通常公开亲昵。劳改营女同性恋伴侣分别扮演“妻子”和“丈夫”，“丈夫”的黑话叫“眼镜蛇”，大多剪男人发型，还会用男性名自称。对此现象，流传着四句顺口溜：
“哎呀感谢斯大林：
把我变成贵妇人。
我是牡牛也是牝，
既是女人又是男。”

劳改营的镜中世界对大多数“政治犯”来说结束得很突然。那时候维拉已经逐渐适应劳改生活，她和自己的“干女儿”玛雅共同参加演出。有一次，她们在食堂舞台排演《雪姑娘》：维拉饰演沙皇别连捷、玛雅饰演牧女列莉。

两位女性都明白，只有斯大林死了她们才可能重获自由。但在她们看来，斯大林几乎是“永生的”。玛雅回忆：“我渴望并期待着斯大林的死亡。我一直坚信，他死了会带来积极变化。许多人都这样想，但我们每次谈论这个话题，总是以一句话结束：‘格鲁吉亚人寿命长’。我们没指望能活过他”。

斯大林一旦去世，国家开始释放“政治犯”，劳改营管理制度也逐渐放松。现在允许不同劳改营之间通信，可以寄送包裹，板棚门夜晚不锁了。维拉的挚友尤里·纳吉宾一直在社会上为她的重审奔走。最终，维拉获释并平反，回到“莫里斯·多列士”外国语学院上班（译注：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的前身）。

维拉说：“在劳改营，有人告诉我，我可以不把六年囚禁时间算进去，但我拒绝了：怎么能不计算这么多年人生呢？人家又说：‘那好吧，您可以说这些年是在与克格勃合作。’这我就更不能同意了”。

维拉·伊万诺夫娜2013年1月去世，葬礼在莫斯科市中心希夫采夫·伏拉日克巷一座不大的黄色教堂举行。她去世后，我曾想跑一趟昔日的“奥泽尔拉格”，妈妈劝阻我：“你去那儿看什么？那边只有废墟、腐朽和空地。什么都没了，仿佛一切从未存在”。

延伸阅读：

久经关押的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

1935年西伯利亚检察长关于劳改营状况的报告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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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历山大·索科洛夫（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档案馆）

伟大卫国战争在我们祖国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悲惨篇章，其中之一就是从遭受敌人袭击的地区撤离居民。

1941年7月彼得罗扎沃茨克开始疏散工作，平民百姓被送上汽船和驳船，横渡奥涅加湖前往波韦涅茨和普多日。敌航空兵屡次轰炸无武装民船，运载索洛缅斯克水电站设备的463号驳船遇袭沉没，485号驳船疏散城市居民的任务也以悲剧告终。

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着一批文件，能够还原城市撤离最后一天悲惨事件的详细经过：既有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疏散委员会书记Т.Ф.瓦库利金、彼得罗扎沃茨克市苏维埃主席Ф.В.巴拉古罗夫呈交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也有目击者的回忆。其中最具价值的是М.Д.库库什金船长1943年回忆录《在敌火下——战时的“金吉谢普号”汽船》。

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库库什金1913年生于沃洛格达省格里亚佐韦茨县切尔诺沃村农民家庭。喀琅施塔得航海学校和沃洛格达河运技术学校毕业，从1920年代中期起在彼得罗扎沃茨克和波韦涅茨港做船长，1940-1975年他一直在白海-奥涅加轮船公司任职。曾获红星勋章、“保卫北极”奖章、“伟大卫国战争战胜德国”奖章和“劳动优秀”奖章。

战争初期，米哈伊尔·库库什金是“金吉谢普号”拖船的船长，这些“伊若列茨”型小船常常处于作战行动中心。白海-奥涅加轮船公司大约有30艘此型号拖船，平时主要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奥涅加湖和白海水域作业，战争开始后几乎都被征用，改装为扫雷舰和炮艇。它们编入荣膺红旗勋章的波罗的海舰队和拉多加-奥涅加区舰队，与敌方舰艇和炮兵作战，并抢救触雷沉没船只的水手。1947年5月22日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员В.Ф.特里布茨通令表彰卡累利阿“伊若列茨”拖船水手的英勇事迹。为纪念他们保卫祖国的功绩，白海-奥涅加轮船公司的四艘船上曾挂纪念牌，铭记其参战历史。仅一艘“伊若列茨-30号”保留至今，于1953年被移交给北方海运轮船公司。

话说1941年6月，“金吉谢普号”拖船受命执行特殊任务，将军事物资从奥涅加湖运送至白海港口别洛莫尔斯克。尽管敌军不停空袭，重要的国家任务仍准时完成了。1941年9月24日“金吉谢普号”又接到命令：从波韦涅茨前往彼得罗扎沃茨克接应485号驳船——计划用这艘驳船撤离平民，还要运阿诺欣印刷厂的设备、索洛缅斯克电站的设备、少年宫的器材、彼得罗扎沃茨克贸易组织的商品等。

在风力增强至7-8级、航标因敌军进攻而拆除、且没有引水员的情况下，驶入彼得罗扎沃茨克湾变得十分困难，然而凭借船长М.Д.库库什金的丰富经验，成功避免了一切不幸事故。由于战斗正在城市外围进行，船进湾时始终贴着西岸航行。

9月25日拂晓“金吉谢普号”靠泊码头，9月27日14时30分拖带着停靠在洛伊奥斯特洛夫岛的485号驳船驶往伊万诺夫斯基群岛。当时值班的是二副斯捷潘年科。突然炮声响起，敌军岸炮的炮弹呼啸掠过桅杆。船员们娴熟操作，使拖船未被炮弹击中，但机动性较差的驳船却未幸免，被直接命中。

据当时搭乘驳船的联共（布）彼得罗扎沃茨克市委副书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尼古拉耶夫斯基回忆：“离岸大约4-5千米时驳船突然遭到岸上芬兰炮兵射击。第一发炮弹轰然落入驳船附近水中。船上的人都感觉不安，但并未惊慌，因为没人知道这是打的什么炮。敌人冷血瞄准驳船，尽管它们能够清楚看到（因为是清晨）甲板上奔跑的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

炮弹击中船长室和酒精罐（载着40吨酒精），引发火灾。儿童、妇女和老人纷纷跳水逃生。拖船随即拉响警报，充气艇和救生器材按照指令迅速投入水中。“金吉谢普号”切断缆绳，开始营救落水者。另一部分船员从正在沉没的船上接应人员，充气艇则在水中打捞。

苏联飞机对敌军炮兵发动空袭，掩护了救援工作，使炮击短暂停止。“萨科和万泽蒂号”汽船及时赶来，救了滞留在驳船尾舵和船头的四人。“金吉谢普号”共救出56人，将他们送到奥涅加湖对岸。

确切遇难人数不详，因为登船名册和驳船船长康帕涅伊采夫保管的其他文件已随船沉没。目击者称当时船上共有160-170人，仅三分之一获救，其余的人或被弹片击伤或溺水身亡。已知死者中包括地区党委工作人员、城市教育和文化机构职工及家属，比如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艺术家、彼得罗扎沃茨克少年宫副主任兼艺术指导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兰戈沃伊。此外，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帕夫洛夫中士带领的彼得罗扎沃茨克地方防空部队某分队也在驳船上遇难，他们负责押运防空部队的物资。

距离胜利还有漫长四年。彼得罗扎沃茨克平民撤离最后一天的这场悲剧在卡累利阿保卫者的心中痛苦回响。时至今日，人们仍不忘在奥涅加湖平静的水面上投放花环，缅怀、悼念那些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牺牲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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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蒙托夫号”邮轮沉船始末

“胜利号”火灾和冯玉祥之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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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道夫·奥斯特洛夫斯基

我曾多次问自己：我们一家是如何在封锁期间以最小代价活下来的？为此，不能不与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档案材料。本文出自我的回忆录，收在2005年出版的文集《勇气从何而来》，是一部由生活在卡累利阿的列宁格勒围城幸存者共同撰写的书。我主要写三件惨事：饥饿、寒冷和恐惧。

饥饿

我家有没有储备食物？大概并不比其他列宁格勒家庭多。在食品票制度实施前的最后一天，我这个9岁的孩子东奔西走买食物。我买到几个小卷心菜，还有两三包每包100克的黄油。处处都要排长队，各种东西限量供应……

此外我们还有一桶糖，被妈妈藏在取暖的荷兰炉后面。每年夏天从乌克兰外婆家返回，我们总要带一些樱桃熬果酱，所以那年照旧预备了一桶糖，当时市面上只卖碎糖块。但是，令人不安的1941年夏天我们没去乌克兰，糖也就没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度过难关。我记得某天请医生登门看病，妈妈为了表示感谢请他喝茶，在茶碟上放两小块糖。医生喝完茶，用手指抹抹放糖的地方，舔舔手指。

我想引用我朋友А.С.列维娜（现居澳大利亚）的一句话：“今年（注：2012年）是我成为孤儿整整50年——我的妈妈已去世，她非常爱护我。战争时期她把自己的面包让给我吃，我当时吃着，却还不明白不应该吃。”唉，我父母也是这样做的。

我家有一位很远的亲戚鲍利斯·阿布拉莫维奇，住的地方离我们不远。大封锁的那个冬天，饥饿开始蔓延的时候，他偶尔会来我家。那时全部谈话内容都围绕着吃什么和上哪儿搞吃的。我仍记得谈话中提到的两道“菜”：第一道是“密特帕皮尔”汤，也就是“纸片汤”，这是为了让汤里除水之外还有点“料”。第二道是用细木工胶做的“羹”，这种胶像砖块，溶解开搅拌，变成一种稠糊糊，类似肉冻，小口小口吃。（木匠用的胶是动物骨头制作的，主要成分是明胶，形状通常是深棕色砖块状）

许多年后，大约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吧，我的岳父、列宁格勒记者Б.А.察茨科回忆起这样一件事：他曾在列宁格勒方面军服役，封锁期间到列宁格勒市出公差。返回部队的路上，他满脑子幻想吃一碗小米粥。好容易回到部队，勤务兵正端着粥，失足绊了一下，粥全洒了。察茨科差点儿哭出来。勤务兵跪在地上用勺子把粥一点点舀起，抬头问：“上尉同志，您还吃吗？”得到否定的回答，他才开始自己吃。

寒冷

我家五口人住在集体公寓的一个房间，客人留宿睡沙发或睡地板。房间有两扇窗，其中一扇装的是整块大玻璃。开战之初给每个窗玻璃都贴了纸条，防止被爆炸冲击破震碎时伤人。内窗框（备用窗框）取下来妥善保存，后来果然派上用场：玻璃震碎时我们就把备用窗框装上。不过，在列宁格勒最初几次空袭中，有一次爆炸冲击波把那扇大玻璃震碎了，所以我们用胶合板把窗户封死，杜绝后患。

城内多数房屋都是烧炉子取暖，我父母每年总要提前储备过冬柴火。当敌人逼近城市，人人开始做准备保卫家园，地下室和阁楼的储藏间都被拆除。在房屋管理处的号召下，凡愿意拆除木造储藏间的人纷纷加入。我和父亲也在其中，设法储备了足够的柴火。人们不仅会死于饥饿，也会死于寒冷。我们为“布尔乔亚炉”（铸铁炉）储备的柴火足够撑过严冬，这是我们得以幸存的重要原因之一。“布尔乔亚炉”放在房间中央，烟囱穿过小气窗伸到外面。这个炉子是全家生活的中心，靠它取暖，用它做饭。

恐惧

我们显然没力气恐惧。刚开始空袭的时候，我们还会从三楼跑进防毒掩体（我们楼的防毒掩体也是防空洞）。但后来渐渐不再下去了，即使广播响起警报，也已经没劲儿下楼了。有时我们会挪到走廊，因为走廊的墙壁又厚又结实。

战争爆发和莫洛托夫的讲话对我们小孩并没产生多大影响。那天列宁格勒阳光明媚，我们跑来跑去，唱着符合当时社会氛围和大人们情绪的歌。歌词好像提到战争将很快结束，还提到希特勒。

如何幸存

早在九月份列宁格勒就开始被轰炸。巴达耶夫斯基仓库起火，冲天烈焰全城都能瞧见。此后人们就有了一种看法：火灾烧毁了大批粮食储备，导致饥荒，因此实施了食品票制度。许多年后我们才得知全部真相。一座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根本不可能储备很长时间的粮食。其次，无人想到列宁格勒会这么快被包围。如今透过时间的棱镜回望过去，实在难以相信我们一家竟然挺过来了。我无数次问自己，这是怎样做到的……

从秋天开始人们在屋顶值守，防范燃烧弹临头。有一次空袭，敌机在我出生那条街：雷列耶夫街附近投下176枚燃烧弹——这个数字我至今记得，尽管不敢保证准确。那时候屋顶的值班人员会用专门的钳子夹住燃烧弹扔到街上，我和父亲也一起参加过夜间值守。城市每天都被轰炸，由于缺水，火灾蔓延，往往整栋楼被烧光。

城内停水，排水系统瘫痪，也没有电。我们要到涅瓦河的冰窟窿舀水，再用小雪橇拉回家。脏水只能拎出去泼在院子，有时甚至直接开窗往外倒。冬天这些污物冻成厚厚一层冰，开春季节城市将面临传染病威胁。政府命令所有成年市民必须完成规定小时数的清扫工作（好像是8小时）。人们在院子凿开混合了脏东西的冰块，把它们搬到街上，用卡车运走，倾倒进涅瓦河和市内运河。

各家各户用罐头瓶子自制小油灯照明。城市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窗户必须拉厚窗帘严密遮挡。房屋管理处派专人仔细检查，确保从外面看不见一丝亮光。违反灯火管制的行为会遭受严厉惩罚。

宵禁规定无通行证不得夜间外出，必须走夜路的人会在外衣翻领佩戴反光的圆形徽章，以免迎头撞着别人。还规定行人必须随身携带防毒面具，但虚弱不堪的人们把防毒面具拿出来放在家，用面具包携带杂物和食物。大家心知肚明，假装没看见。

我活到这个岁数，童年记忆所剩不多，但饥饿的感觉伴随终生。妈妈想尽一切办法，用纸片和木工胶煮汤。如前所述，那时的木工胶是砖块状的，非常珍贵。城内已经没有牲畜了，许多人甚至吃掉自己的猫狗。如果还有人家坚持养猫，带出去必须拴绳牵着。增加面包配额是最愉快的节日，第一次增加把每人每天的125克提高到150克。增加面包配额和恢复供应某些食品是“生命之路”的功劳——那是一条穿越拉多加湖的补给通道。

我家住在战神广场附近，从广场和夏花园路过的时候经常看见伪装好的高射炮阵地。我的学校在卡里亚耶夫街，已经停课。记忆犹新的是新年在涅克拉索夫街木偶剧院举办的一场新年庆祝会和一场音乐会，尤其珍贵的是发的新年礼物，让人想起遥远的和平年代。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一部分礼物带回家，因为太饿了，走在路上总想吃一口。

春天，大概四、五月份，学校复课。我们全体被集中到佩斯捷利亚街某学校，首先进行体检。我被查出一级或二级营养不良，学校每天给同学们喂一点加餐。

冰雪既消，凡能耕作的小块土地都被翻松、耕耘，栽种各种药草和蔬菜。人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荨麻和榆钱菠菜(Лебеда)长出来了。我记得冬天为了防治坏血病，有人运来松针建议大家泡水喝。是谁运来的我已记不清，能够打听的人也都不在了。

疏散

1942年7月，我们全家，也就是父亲、母亲和三个孩子被疏散后送。父亲因患肾病是残疾人，原本免服兵役，但在疏散期间总动员的时候被征召入伍，作为普通士兵一路打到柏林，后来又调防去了东方的满洲，1945年11月退役。战争加重了他的慢性肾病，后来死于这种病。

我们是通过“生命之路”疏散的。先坐火车到拉多加湖，又坐小汽艇横渡湖面。穿越湖泊过程中我们遭遇炮击，那是一片开阔水域，场面十分可怕。之后在拉多加湖对岸再次被炮击。接着把我们装进供暖货车厢，颠簸近一个月时间来到新西伯利亚。最后在鄂毕河坐轮船，抵达奥尔丁斯科耶村——整个卫国战争期间这儿就是我们的家园。

延伸阅读：

列宁格勒围城时期食物分配不均

НКВД官员的1942年围城日记

妮娜·康德拉坚科回忆战时岁月

一个基辅女人的战时日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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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米哈伊洛夫（退役航空兵上校）

政治形势

1982年9月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战斗群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演习，计划在苏联北部领土附近挑衅，制造军事紧张局势，进而引发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对抗。美国的目标是：在西欧部署“潘兴-2”弹道导弹和BGM-109陆基巡航导弹，削减中程和短程导弹，从而使欧洲免受低空飞行且飞近阶段时间几乎为零的巡航导弹核打击的威胁。这些目标很快将在1983年和1988年实现。

启动”Fleetex-82″演习

1982年9月12日，第219独立远程侦察航空团的图-16Р侦察机进入警戒状态。机组人员迅速到指挥调度中心集合，进入飞行前准备会议室。团长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比奇科夫上校通报了当前形势，下达任务：
根据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搜集的美国西海岸圣迭戈附近海域动态，以“企业号”航空母舰为核心的航母战斗群已沿大圆距离秘密驶过南部航线，目前正前往西北方向堪察加和库里尔群岛海域。第二支“中途岛号”航母战斗群已于9月9日从日本横须贺基地出发，正秘密向“企业号/中途岛号”航母编队集结区域靠近。自9月11日至今一直没有航母具体位置信息。它们在太平洋水域保持无线电静默，关闭舰载雷达，以民用船只作掩护。因此搜寻这些军舰的主要任务将落在飞行员和电子侦察操作员的肩上。

我们曾多次经历过这种状况，所以我相信本次任务也一定能顺利完成。第一组两架飞机是本人的机组和什卡诺夫中校的机组，后备组是安东诺夫中校和叶利谢耶夫少校的机组。空中加油的是格穆佐夫少校和库列绍夫大尉的机组。万事俱备，上飞机吧。

飞向搜索区域

机组成员每个人都有一丝丝隐忧：约3000平方公里的搜索区域内民船、渔船和其他各类船舰密布，在不知道精确坐标的情况下，能否迅速发现目标航母？起飞前向全体机组成员下达最后指令。随着咔哒一声锁响，舱门紧闭。头盔耳机中的噼啪杂音渐渐被喷气发动机的轰鸣掩盖。放行机械师观察初始滑行阶段，无异常报告。飞机进入起飞位置，耳机传来指挥员口令：允许起飞！

两架侦察机和两架加油机以三分钟间隔依次起飞，前往加油区——科尔萨科夫正切方向，希科坦岛（译注：色丹岛）。在6000米高度顺利加注9吨燃油之后，加油机左转调头返回基地，两架图-16Р侦察机继续前往堪察加和库里尔群岛海域搜索航母。单程航程超过1500千米，边飞边找目标。第二领航员的雷达轰炸瞄准器显示屏和电子侦察操作员的设备屏幕一片空白，暂未发现海上目标踪迹，也没有美军航母或护航舰远程雷达的信号。但侦察兵们知道航母不可能长久隐藏，尤其是已经在该海域停留了两天。美国人的目的是窥探我国防空系统的位置，并在我国边境附近演练航母编队协同作战。

侦察机的机长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预计图-16Р将遭遇从“中途岛号”起飞的F-4“鬼怪II”战斗机和从“企业号”起飞的F-14“雄猫”战斗机拦截。但这反而成为线索：看见战斗机，航母也就不远了。

必须指出，美国人伪装其航母编队的手段十分周密。太平洋舰队的侦察力量（包括飞机、舰船和潜艇）一度将其误认为民船。由于云层密布，侦察卫星几乎失去意义。寻找美军航母编队的任务极其困难，有时甚至根本无法完成。

找到目标

我们在无言沉默中飞行了半程。第二领航员突然报告说雷达瞄准器上出现大面积亮斑，看起来像是一群舰船。僚机也发现了亮斑，却是在东北方向。机长询问电子侦察操作员，回答令大家失望——屏幕上未见任何信号，也没发现已知频率的航母舰载雷达辐射。僚机右座飞行员尤里·尼基秋克通过外部通讯请求同意什卡诺夫机组改变飞行高度，目视识别目标。于是两架侦察机下降至云层下方，高度5000米，仍然有亮斑无舰船。我们决定”Z”字形飞行，尽可能扩大搜索范围。又发现一些亮斑，但大海空空荡荡。

这就搞清楚了：我们上当了。对方抛出金属箔条诱饵，使我们偏离航线，白白消耗燃料。接下来必须判断：究竟是美国人故意给我们带路，引导我们接近一艘幌子航母，让它做掩护，使另一艘航母能够不受干扰地大规模空袭远东地区军事目标？还是说他们在伪装并有意将我们引离目标区域，直到我们耗尽燃料？大海茫茫，无处着陆。机长使用内部通话系统命令电子侦察操作员继续搜索舰载雷达信号。我明白，舰载雷达终究要开机——但只会在危险迫近时开。此时报务员接收指挥所通报：今天9月12日，太平洋舰队航空兵的两架图-16Р侦察机被“中途岛号”航母起飞的“鬼怪”战斗机拦截，但不知什么原因这艘航母始终未被发现。

机长感叹：“今天谁能给我带来好消息吗？”

电子侦察操作员报告：已发现雷达辐射的准确方位。经过数据分析，确认频率、脉冲长度、波形和工作距离完全符合“中途岛号”航母远程预警雷达的参数特征。雷达工作两分钟即关闭，但这已经足够了——就在当前航向，右侧20度、距离约300千米处是“中途岛号”航母。在更右侧35-40度方向，屏幕上又短暂闪现另一个亮斑，是偶然吗？五秒钟后亮斑消失，无法分析电磁波谱，之后未再重现。侦察机的雷达告警接收器突然报警，显示有战斗机正在对我进行雷达锁定，火控指挥员报告观察到“鬼怪”接近。

机长恼火地说：“他们到底抓住我们了，而且来路出乎意料。”

他一直暗暗担心操作员是否判断失误，正把这两架侦察机引向发射航母雷达频率的假信号源。此时两架“鬼怪”战斗机贴近，相距仅几米。美国飞行员透过闪亮的座舱盖面露微笑，打手势示意我们跟上。紧接着猛然拉升，右转飞向南方他们过来的方向。领航员立刻提议跟上他们，肯定能把我们引向航母。机长说：“各种情况都有可能。‘鬼怪’战斗机只部署在‘中途岛号’上，距离200千米拦截侦察机是转移注意力的常见手段，好把我们带到相反方向”。

太平洋舰队的图-16Р就是这样上当的。但我们不会再被骗，干脆陪他们玩一玩。两架侦察机假意跟随“鬼怪”战斗机往南飞，知道他们希望我们这样做。一旦战斗机消失在视野中，侦察机立刻转回原本航向，继续往北飞，根据电子侦察操作员提供的数据寻找“中途岛号”。机长的决策很快得到验证——第二领航员报告在雷达瞄准器屏幕上发现了航母及其护航舰队，距离180千米。一切不安瞬间消散。两架侦察机迅速下降至2000米高度。前方的目标如同磁铁般强烈吸引着我们。

看见目标

距离目标150千米，对方开启近程雷达，侦察机下降至600米高度。距离目标50千米，长机命令僚机升至1200米高度，形成“盒式编队”，打开干扰装置并密切监视对方——除此之外不得擅自行动，将作为一个机组执行任务。

机长突然想起，1968年5月普利耶夫的机组在挪威海搜索美国“埃塞克斯号”航母时不幸失事，全员遇难。他的僚机说不清楚长机是被击落的，还是转向时机翼触海坠毁的。

无论怎样，陷阱已经合拢，没有战斗机来拦截，再过五分钟我们将飞临“中途岛号”头顶。领航员报告照相设备已准备好进行飞越航母上空的计划拍摄，请求保持航向。海面的轻微波浪变成发光的航迹，地平线与泛白的泡沫融为一体。肾上腺素飙升。右座飞行员报告前方航线发现两架直升机，这才明白为何开启了近程雷达。机长判断抵近航母拍摄的计划受挫，决定降低高度至100米，左转以“盒式队形”从侧面进行一高一低摄影，然后再爬升至600米执行原计划俯拍。战斗机没来干扰。“中途岛号”的舰载航空兵已撤出该区域，不干扰图-16Р的任务。报务员立即将目标所在地图方格和精确坐标报告指挥所。现在值班的图-16Р机组可以绕着航母“跳圆圈舞”，“战略轰炸”图-95К也不会错过啄食海上猎物的机会。但天色渐暗，他们明早将会赶到。

外部通讯频道传来命令：“我们回家，我们回家”。

两架“鬼怪”战斗机贴近右侧十米距离对侦察机拍照。机组成员尽量表现礼貌，努力朝着美国飞行员的镜头微笑。我们知道五角大楼的高层要看战斗机飞行员拍的照片，这个环节不能不进行。

我开始汇报情况：在飞往“中途岛号”期间有另一部雷达在同一方向上对我们进行了约五秒钟照射，只是更近些。目前判断其位置大概在帕拉穆希尔岛（译注：幌筵岛）周边。虽是好消息，但太晚了——燃油所剩无几。

任务既已完成，我们返航进入我方防空区，打开应答机识别码。僚机报告长机：下方发现两架战斗机借他们当掩护，疑似是韩国或日本空军基地飞来的F-15。从哪来其实无所谓，只要行为良好、别耍花招就行。也许这是“中途岛号”的海军给他们下了工单，想报复我们识破航母的踪迹？我由此想起两年前的往事：1980年6月在佐渡岛附近空中侦察日本舰艇时，卡拉科佐夫少校的飞机被击落。因为云层遮挡，僚机失去对长机的目视跟踪，只见一道亮光闪过，紧接着看见机翼脱落的长机尾旋下坠。

长机向防空指挥所报告空中态势：进入浓密云层时两架战斗机紧贴我们下方飞。指挥所答复：“我们已发现他们。如果他们侵犯领空，就打掉这些无赖。”

两架米格机迎面向图-16Р飞来，F-15迅速左转拉升脱离。

后记

9月13日晨，太平洋舰队的图-16Р侦察机飞赴已确认目标——“中途岛号”。但这次出动毫无收获，未能发现该航母。原来“中途岛号”已于夜间起锚驶往航母编队集结区。直到9月14日，无线电测向才显示“企业号”与“中途岛号”正在帕拉穆希尔岛以东海域演习。之后它们沿东海岸缓缓航行，试探我军防空系统的能力，并侵犯小库里尔群岛山脊区域我国领空，实施舰载机飞行。最后在未受到我方战斗机有效拦截的情况下，通过津轻海峡进入日本海。

此次”Fleetex-82″演习的结果促成了更加激进的”Fleetex-83″演习，继而导致国际局势因“波音-747”客机被击落而严重恶化。

附注：远东是与假想敌直接接触的地区，周边从北到南分布着美军和盟国的大量基地。整个冷战期间西方损失了至少21架飞机，其中18架为各种侦察机，250名飞行员丧生。在海洋上空的较量中，我方也有不少飞行员牺牲，但关于他们的材料至今仍未解密。

延伸阅读：

卡列夫谈苏联海军应对美国Fleetex-82演习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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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一万余字，阅读时间一小时）

▢ 弗拉基米尔·阿尼西莫维奇·卡列夫（退役海军少将）

1.基本情况

1982年，美苏“冷战”正酣，双方都力求在核对峙中占据优势。之前苏联在俄罗斯西部部署了“SS-20”（北约代号）中程导弹，美国人的回应是从1981年中期开始试图在西欧国家部署可携带核弹头的“潘兴”中程导弹，这种导弹能够在5-7分钟内打击苏联境内远至乌拉尔山的所有目标。主要目标当然是莫斯科。

西欧各国人民掀起大规模抗议浪潮，人们对苏联日益增长的报复威胁深感忧虑。英国数千名激进分子长期封锁计划部署“潘兴”导弹发射器的基地。在某些方面，这与今天在东欧国家（波兰、捷克、罗马尼亚）部署反导系统引发的局势有几分类似。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最新型“洛杉矶”级多用途核潜艇和水面舰艇）开始装备箱式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射程达2500千米，既包括携带核弹头的型号，也包括集束弹头和钻地弹头的常规型号。后者能够“切开”机场跑道、压制防空系统、钻入敌方纵深摧毁指挥控制中心和海军基地。

但美国海军面临的主要任务还是对抗苏联弹道导弹核潜艇。这类潜艇按照苏联的分类叫做“战略导弹潜水巡洋舰”，缩写”РПКСН”。属于667项目及其改进型：667Б、667БД、667БДР、667БДРМ，特点是装备了越来越先进的弹道导弹，包括带分导式弹头的导弹。至1981年共建造14艘667БДР型潜艇，5艘在北方舰队、9艘在太平洋舰队服役。

进入1982年，美国明显正试图打破美苏之间核平衡，谋求自身优势。斗争的矛头转移到水下领域，后来经过学者兼分析家斯蒂芬尼克的推动，这一战略被称为“战略反潜作战”。其设想是：
— 确保100%探测发现在太平洋、大西洋广阔海域活动及在海军基地内的苏联核潜艇；
— 通过事先收集的“噪声图谱”来识别潜艇的噪声特征，精确到舷号（类似用指纹识别罪犯）；
— 直接尾随跟踪目标潜艇，随时准备将其摧毁。

甚至还曾考虑对苏联РПКСН可能执行战斗巡逻的海域实施核轰炸。这些任务源于一个基本假设：“核战争中哪怕只有一艘苏联弹道导弹潜艇幸存，它都可能对美国造成严重打击。”

美国和盟友面临的第二大严重威胁被认为是苏联的多用途核潜艇，这种潜艇装备了射程达500千米的反舰巡航导弹及先进鱼雷。它们的任务是：
— 进入美军装备“北极星/波塞冬”弹道导弹的“乔治·华盛顿”级、“伊桑·艾伦”级核潜艇的战斗巡逻区域，摧毁它们；
— 对美国航母打击群发动导弹攻击；
— 另外，有效打击印度洋、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美国及盟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海上交通线。

为了执行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与苏联核潜艇作战的各种任务，美国从1960年代末开始部署（儿按：实际从1950年代已开始部署）一种独特的远程水声监听系统——”SOSUS”。”SOSUS”系统包括几十个水声天线，暗藏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底，搭配位于美国、加拿大、英国、挪威、冰岛、日本、百慕大、巴哈马、安的列斯群岛、夏威夷、阿留申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及中途岛等地的岸基接收站。该系统能够在数百海里之外探测到潜艇螺旋桨和机械运行发出的噪声。”SOSUS”的水声传感器与接收站相连，布设在苏联潜艇最可能的巡逻航线上，旨在发现、识别潜艇并为“猎户座”反潜巡逻机、己方多用途核潜艇和舰艇搜索打击群提供目标指示。

另外，装备了”SURTASS”拖曳水声探测器的美国“洛杉矶”级多用途核潜艇长期在苏联潜艇基地的出口处执行搜索和拦截任务。

总目标就是：美国的潜艇必须更安静，水声探测距离更远，反潜武器系统更先进，机动性更强。

那时候美国“洛杉矶”级多用途核潜艇开始装备最新型MK-48自导鱼雷，射程更远、命中精度更高。“猎户座”反潜飞机与”SOSUS”系统和多用途核潜艇密切协同，前者从北约国家、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沿海机场以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岛屿起飞，活动范围几乎覆盖整个大洋水域和苏联沿海。这些飞机为探测苏联潜艇配备了最新型水声浮标和其他设备，包括磁力探测设备，能够通过多种物理场发现水下目标。

使用雷达侦察卫星和光电侦察卫星每天两次窥视苏联潜艇基地，以确认停泊在码头的潜艇数量和编号（识别其轮廓）。

今天的人们常说：加勒比危机期间世界濒临核战争边缘。但很少有人提及在“战略反潜作战”期间，世界也一度站在这条危险的边缘上。

举个例子。本文作者曾听闻在印度洋共同服役过的老战友讲述一段令人信服的经历。我不便透露他的姓氏，他当年是柴电潜艇上ОСНАЗ小组（特种勤务，确切说是无线电侦察）的组长。他毕业于列宁格勒“列宁共青团”海军水下航行高等学校，后来又在彼得戈夫的“А.С.波波夫”海军无线电电子学高等学校接受了无线电侦察科目再培训。执行完印度洋任务后，我建议他在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继续自己的事业，但他拒绝了，说想做一个纯粹的潜艇兵。最终他被提升为”К-500″号战略导弹潜艇的大副(старпом)。

他那段经历是这样：”К-500″潜艇从滨海边疆区帕夫洛夫斯克潜艇基地出发，前往美国西海岸附近的战斗巡逻区。几乎刚刚驶离彼得大帝湾基地，他们就发现有一艘外国潜艇跟踪他们。穿越太平洋的全过程中对方一直尾随，他们采取多种措施试图甩掉跟踪者，但都没有成功。根据我军的条令和指示，战略导弹核潜艇在执行战斗任务期间首先要保持隐蔽，所以艇员们不急于报告这一情况，否则将被视为任务失败，带来各种后果。战斗巡逻期间”К-500″号定期接收来自太平洋舰队政治部的简报，内容包括国家和舰队的情况、战斗与政治训练进展，以及其他废话。关于国际局势的情报非常少。

有一天，声纳兵报告说他听见跟踪潜艇开启鱼雷管的声音，而且鱼雷似乎发射了。实际那只是人家的干扰装置。但艇长慌了，在自己舱室与大副和政治副艇长商量对策。怎么办？难道战争爆发了？要不要发射鱼雷还击？最终大副和政治副艇长说服艇长切勿莽撞。”К-500″浮出水面，悻悻然返回基地。那一刻世界就在战争边缘——因为大家都认为战略导弹核潜艇被击沉等于开战。
（译注：根据其他资料，此事发生在1984年，艇长是Е.Б.科佩金。航行至太平洋北部海域被美国反潜力量发现，对方发动模拟鱼雷攻击（使用干扰弹）驱离。”К-500″号被迫上浮至规定深度向海军总参谋部发报，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同时也已准备好鱼雷还击。所幸双方都没有真正开火。）

必须承认，美国人确实从根本上解决了其弹道导弹核潜艇（苏联术语叫ПЛАРБ）安全保障的问题。原先部署在关岛阿普拉湾、隶属第15潜艇中队的十艘“乔治·华盛顿”级或“伊桑·艾伦”级“北极星/波塞冬”弹道导弹核潜艇被解散（译注：1981年9月），因为它们容易遭受太平洋舰队的武力和情报侦察威胁。之后美国新组建了第17潜艇中队，配备8艘装备“三叉戟”导弹的“俄亥俄”级核潜艇，导弹射程可达12000千米。这些潜艇部署在华盛顿州班戈基地，地处美国/加拿大边境，便于从班戈基地出发、隐蔽通过胡安·德·富卡海峡进入太平洋执行战斗巡逻任务，几乎不会被苏联反潜力量发现。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反潜部队多次尝试侦测和跟踪这些美军核潜艇，始终未成功。

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甚至考虑过美军弹道导弹核潜艇可能穿越印尼海峡部署到印度洋，从而开辟一个新的南方导弹/航天打击方向。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曾经掌握了此类准备工作的一些迹象。

考虑到上述因素，1982年美国制定并采纳了极具进攻性的新版《美国海军战略》，其推动者和主要作者是年轻且傲慢的海军部长雷曼（译注：John Francis Lehman Jr.）。内容包括：
— 全面监视苏联РПКСН，随时准备进行摧毁；
— 使用“战斧”巡航导弹对敌方全部军用地面设施（防空系统、指挥所、海军基地、海军导弹航空兵机场、军队集群、燃滑油料库等）实施先发制人打击；
— 当“战斧”导弹完成第一波打击，压制住敌防空系统并摧毁主要目标（尤其是苏联РПКСН基地和指挥所）之后，出动航母舰载飞机对敌全境军事设施实施大规模空袭。

主要任务是：夺取空中、海面和水下优势，在对美国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争。同时也不排除在敌方海岸实施登陆作战的可能性。

作为对美国在西欧部署“潘兴”导弹的回应，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后来是尤里·安德罗波夫）领导的苏联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苏联决定向美国西海岸派遣能够核打击美国战略目标（包括城市）的РПКСН。美国海军部长雷曼对此讽刺地说：“让苏联人把他们的‘咆哮母牛’（这里指的是苏联667型РПКСН，噪音大）派来吧。来一个我们追踪一个，必要时统统摧毁”。”К-500″号潜艇的例子表明这种情况确实有可能发生。

这段时期的苏联太平洋舰队正处于战斗力巅峰，在编部队能够执行现代海军所能执行的全部任务。为了打击美国核潜艇，特别是进入其海上发射阵位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以及对抗部署在反潜线的水下和水面部队，苏联太平洋舰队配备了671型、671РТ型和671РТМ型多用途核潜艇。这些潜艇不仅装备着最新反潜系统，还拥有现代化反舰武器，可以发射“石榴石”巡航导弹打击美军航母。

太平洋舰队还编有专门对抗航母的巡航导弹核潜艇（缩写ПЛАРК），包括670-А、661、670-М和675-М型，装备“紫石英”、“孔雀石”和“玄武岩”等导弹。

当时在堪察加半岛，苏联英雄、海军少将巴尔京指挥的第2潜艇支队正在演练对抗航母打击群的作战任务。日后巴尔京升任太平洋舰队第一副司令，又调任黑海舰队司令员，因在两国划分黑海舰队期间所持的强硬立场而家喻户晓。那时候谁能想到我们竟会走到这一步呢？除了装备巡航导弹的多用途核潜艇外，海军导弹航空兵也承担着消灭敌航母打击群的任务，包括配备图-16和图-95导弹轰炸机的两个航空兵师，分别部署在滨海边疆区（克涅维奇）和堪察加（叶利佐沃）。这些轰炸机部队负责对航母编队实施大规模导弹/炸弹空袭。

但最让美国人头疼的是搭载了雅克-38垂直起降战斗机的重型航空巡洋舰“明斯克”号、“新罗西斯克”号，以及1144型“伏龙芝号”核动力重型导弹巡洋舰，装备有“花岗岩”导弹，最大射程500千米。

为了执行大规模跨海登陆作战，太平洋舰队编有第55海军陆战师，登陆舰总队拥有“伊万·罗戈夫”级大型登陆舰。如此强大的作战潜力也要求相应的作战运用原则。当时已组建了第10和第8战役分舰队，分别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活动。苏联太平洋舰队驶入辽阔的世界海洋，成为国家在亚太地区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太平洋舰队的舰船参与了印巴冲突后孟加拉国港口扫雷任务、阿以冲突后苏伊士运河扫雷任务，第8战役分舰队常驻印度洋地区对伊朗-伊拉克冲突起到了遏制作用……这些都显著提升了苏联在该地区的国际声望。

根据苏联太平洋舰队承担的任务，建立了相应的舰队情报（侦察）系统，责任区从美国西海岸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直至非洲东海岸，包括亚丁湾和红海。情报系统由下面几个部分构成：
— 三支无线电部队组成的岸基无线电侦察力量，分别部署在滨海边疆区、苏维埃港(Советская Гавань)和堪察加；在伊图鲁普岛（译注：择捉岛）、普罗维杰尼亚湾、金兰湾和亚丁湾拥有广泛的无线电测向网络。这一系统监控着整个短波波段，能够实现从美国西海岸到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的全目标测向。
— 第38侦察舰支队构成的海上侦察力量，共14艘舰艇，常年执行战备值班任务，活动区域包括美国西海岸、夏威夷群岛、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自1979年起该支队编入一艘核动力大型战略侦察舰“乌拉尔”号，用于侦察美军在西部导弹试验场（从范登堡空军基地到夸贾林环礁）进行的弹道导弹发射，还要对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的部署情况进行侦察。
— 空中侦察力量：第304独立远程侦察航空团基地设在滨海边疆区霍罗尔机场，装备图-95РЦ侦察机，不仅能发现300千米之外的水上目标，还能为潜艇和水面舰艇提供真实目标的精确指引。太平洋舰队第169合成航空团的图-16Р侦察机分别驻扎在滨海边疆区克涅维奇机场和堪察加半岛叶利佐沃机场。近程侦察任务则由第593独立运输航空团的安-12РР侦察机承担。整个空中侦察力量的覆盖范围从苏联海岸线一直延伸到中途岛。
— 太空侦察手段：由雷达侦察卫星和光电侦察卫星组成的“神话”太空侦察系统也被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有效利用。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卫星提供的数据是唯一可供定位美军航母的情报来源。

此外也使用民船和情报员，但在整个情报（侦察）系统中所占比例很小。

多年以后回顾1982年9月发生的事件，我开始理解太平洋舰队情报系统是多么合理而高效。除了情报处长，还包括专门的情报计划部门（包括情报员）、独立于舰队指挥部之外的情报指挥所（因其任务特殊性），以及舰队情报信息中心——整个系统的“大脑”。与隶属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陆军情报机构不同，海军情报机构隶属海军情报局，从而能够不受上级压力自主完成任务。我当时从未想过有朝一日我们会被卢比扬卡的人指挥。但现实就是这样——在谢尔久科夫先生担任国防部长推行一系列改革后，俄罗斯的军事情报系统已不复存在。这几句话权作旁注吧。

当然，“人”的因素在苏联太平洋舰队的战争准备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那几年舰队由真正的专业人士领导：
— 太平洋舰队司令：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西多罗夫上将（1981–1986），具有丰富的合成舰队指挥经验；
— 第一副司令：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亚萨科夫海军中将（1979–1987），曾任第8战役分舰队司令，是一位作风极强硬但能够达成目标的指挥员；
— 太平洋舰队参谋长：根纳季·亚历山德罗维奇·赫瓦托夫海军中将，从核潜艇艇长一路成长为堪察加舰队司令员，调任太平洋舰队参谋长，后于1986年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1987年晋升海军上将；

以及，苏联海军总司令、苏联海军元帅谢尔盖·格奥尔基耶维奇·戈尔什科夫，他将苏联海军建设成为一支具备远洋作战能力的导弹/核武器舰队，在辽阔的世界大洋上挑战美国霸权。

我那时候身为一名年轻中尉，为自己能在这样一位总司令的指挥下当兵而感到无比自豪。正如战争年代和战后岁月里我的父亲：一位太平洋舰队海军军官，也曾因自己在苏联海军元帅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的指挥下当兵而感到自豪一样。

就在上述的“冷战”形势中，时间进入了1982年9月。此时美国太平洋舰队开始在太平洋区域开展积极行动，正如我们后来所知，这些行动其实是美国太平洋舰队代号”Fleetex-82″的大型演习，目的是演练美国新海军战略规定的各项任务。

而我之所以把本文描述的事件称为“苏联的珍珠港”，是因为1941年12月7日所发生的与1982年9月所发生的极为相似，只不过形式上现代化了而已。

2.美国太平洋舰队”Fleetex-82″海上演习（1982年9月）

我身为事件的亲历者，接下来必须用第一人称写作。

需要说明的是，彼时苏联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已经掌握了美国新版海军战略的全文。这份文件是我国情报员从一艘在美国西海岸圣迭戈附近海域执行任务的侦察舰上获取的。我本人亲自翻译了文本，但我们当时还未能完全领会其全部实质，因为缺乏关于“战斧”巡航导弹作战能力、舰载航空兵在新条件下的使用、装备“战斧”导弹的多用途核潜艇的角色和地位等其他材料。

此外，苏联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与美国太平洋舰队之间的对抗也达到顶峰。前者的主要侦察目标是美国航空母舰，如果在西太平洋地区24小时内未能获取航母位置信息，那就是一场灾难。全体岸基无线电侦察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所有在海上的侦察舰收到警报，图-95РЦ侦察机随时准备升空，情报指挥中心也转入了高度戒备。

与此同时美国太平洋舰队也在采取措施，确保航母打击群从圣迭戈秘密部署至西太平洋。当时认为隐蔽性是突然实施第一波先发制人打击的首要条件。

让我们回想一下1941年。1982年的隐蔽性表现在哪些方面？首先，当苏联“神话”侦察卫星飞越期间，美军舰关闭雷达，互相通信仅使用超短波波段；其次，航母打击群向西太平洋部署的路线改变，原本沿大圆距离航行，现在改走南航线或北航线；第三，实施无线电静默；再辅以媒体虚假信息传播等多种佯动与误导手段。

1982年9月11日，星期六。我国太平洋舰队刚刚完成年度总结性演习，所有舰艇已返回基地。本次演习完成了多项任务，包括：在我国沿海对抗敌方航母打击群、保障我军РПКСН顺利出海执行战斗巡逻任务、实施登陆作战、海岸防御等。

舰队作战辖区内实际态势如下：根据苏联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的最新消息，以“企业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为核心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已从圣迭戈出发进入珍珠港，为护航舰补给加油后开始往西北移动，直奔堪察加方向（极其异常，但当时未引起特别重视）。关于该航母编队的情报得到了来自太空侦察、岸基无线电侦察和我军在夏威夷附近执行任务的侦察舰的共同确认。

二号主要侦察目标：以“中途岛号”为核心的航母编队已于9月9日星期四从日本横须贺基地出海，被我军“库尔索戈拉夫号”侦察舰发现，但随即甩脱了监视。“库尔索戈拉夫号”的最后一次报告称该编队正朝西南方向驶往马六甲海峡。也就是说“中途岛号”已经连续两天未被无线电手段监测到，太空侦察也没找着它。

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值班军官打电话到我家：“太平洋舰队情报处长尤里·斯皮里多诺维奇·马克西缅科海军少将紧急召见您和情报中心第一组组长丘丁。请立即前往舰队总部。”我们赶到情报处长办公室——“‘中途岛’在哪儿？整整两天不知道它位置了！立刻分析所有材料，一小时后向我汇报。”

我们坐在太平洋舰队情报中心第一现况分析组办公室，我当时是太平洋舰队情报中心副主任，丘丁是第一组组长。我们重新审阅了来自各部队和舰船的报告，以及太空侦察的材料，无法得出其他结论——“中途岛号”航空母舰要么驶往印度洋，要么去菲律宾海参加演习。此事暂时放下了。

“事后”，我们听取“总结报告”时才得知，我国岸基侦察部队在监听美军作战指挥通信网时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些通信网停止了传输演习用的指挥信号。意思就是美军通信网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准备好传输实战命令。

再后来，我又悟出另一个道理：“不可依赖刻板印象，必须设想最坏情况——例如航母打击群秘密部署到滨海边疆区或堪察加方向。如果我们要准备好应对这种威胁，那么我们就要全副武装。”经过1982年9月事件，我确信，这就像概率论：“宁可虚惊一场，不可遗漏目标。”但事发之初头脑没这么清醒。紧接着一连串的疏忽接踵而来，正是这些疏忽让我有理由将此事件称为“苏联的珍珠港”。

就在同一天，第304独立远程侦察航空团的两架图-95РЦ侦察机从霍罗尔机场升空，飞往太平洋中部查明“企业号”航母打击群的确切位置。日后得知，当飞机抵达千岛群岛以东时，雷达操作员通过舷窗看见一群灯光，未引起重视，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寻找“企业号”航母打击群。机组圆满完成了这项任务，但事实上他们当时恰好飞过“中途岛号”航母打击群上空，后者正秘密向堪察加方向移动，与“企业号”会合，组成航空母舰突击编队。

周六夜晚接连传来报告，称我军在伊图鲁普岛和普罗维杰尼亚湾的无线电测向站营房失火，两次起火间隔10小时，严重影响了我们测向网络的运行。我不排除这是美国“海豹”特种部队在我国领土进行实地演练。

1982年9月12日（星期天）上午，根据海军总参谋部命令，太平洋舰队第169合成航空团的两架图-16Р侦察机从叶利佐沃机场（堪察加半岛）起飞，对“企业号”战斗群进行侦察。机组报告他们在任务中遭遇舰载战斗机拦截。此时又发生了一次疏忽——飞行员的报告未说明拦截他们的战斗机型号，后来分析照片才发现他们是被F-4“鬼怪”战斗机拦截的。该型战机当时仅部署在“中途岛号”航母上，其余航母已换装新型F-14“雄猫”战斗机。

所以，我们仍然不清楚“中途岛号”航母战斗群具体位置。直到星期天下午，堪察加的我军岸基无线电侦察部队才报告：监听站发现有舰船使用“中途岛号”航母打击群内部无线电通信频率活动。

哎呀，晴天霹雳啊。无线电测向结果显示，新组建的航母突击编队（“企业号”和“中途岛号”）共计30余艘舰艇，正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堪察加东南方向300海里之海域机动，并在距离我国海岸150千米范围内实施舰载航空器飞行。

火速报告海军总参谋部。苏联海军总司令С.Г.戈尔什科夫元帅立即决策：急派“警戒号”护卫舰和三艘671РТМ多用途核潜艇跟踪监视航母突击编队，并组织不间断的空中侦察；太平洋舰队所属全部海军导弹航空兵进入全面战备状态，与远东防空系统建立紧密协同；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的所有部队和舰艇进入全面战备状态。

同时，作为对美国挑衅行径的回应，命令海军导弹航空兵师做好起飞准备，于星期一对航母编队进行一次空对舰导弹打击模拟演练。装备巡航导弹的多用途核潜艇也做好了攻击准备。

9月13日星期一，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面临的挑战是必须揭露航母突击编队的位置，引导海军导弹航空兵师实施打击。但此时美国航母编队已进入无线电静默状态，雷达全部关闭。我们仔细研究光电侦察卫星的数据，但没有航母所在位置的可信情报。尽管如此，驻扎在堪察加的海军导弹航空兵仍按原计划起飞——飞向一片空荡荡海域。

仅仅过了一天，也就是9月14日星期二，我们又接到库里尔斯克岛（译注：库页岛）防空兵哨所报告：航母突击编队正在帕拉穆希尔岛（译注：幌筵岛）以东海域机动、开展甲板起降飞行。

随后我们成功地将“警戒号”护卫舰引导至航母编队（“警戒号”因1975年在波罗的海舰队发生的事件而在海军总参谋部声名狼藉。当时该舰的政治副舰长萨布林不同意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带人劫持舰艇。萨布林被枪决，旧船员被解散。“警戒号”从波罗的海调往堪察加半岛）。如今这艘船成了直接监视航母突击编队的主力。被派遣去监视美国航母编队的多用途潜艇未能完成全部任务，因为这对艇长而言太艰巨了——尾随编队且不被察觉是很困难的。

最终，美军航母编队（“企业号”和“中途岛号”）从千岛群岛以东海域通过，暴露了苏联防空系统保卫国境的能力。这次行动的高潮是航母舰载机在小千岛群岛一带侵犯苏联领空。结果表明我军的“全天候”歼击航空兵（主要是老旧的米格-19和米格-21战斗机）无法对抗美军“鬼怪”战斗机和“入侵者”攻击机，天气条件不允许它们起飞。蔑视了我们之后，美国航母编队穿越津轻海峡进入日本海。我方一整套反制力量当然在此等候他们：海军导弹航空独立师、多用途核潜艇总队、“明斯克号”和“新罗西斯克号”航母、“伏龙芝号”重型导弹核巡洋舰。美国航母编队在日本海演练完毕对滨海边疆区的模拟打击，从朝鲜海峡顺利驶入黄海。至此美国太平洋舰队”FleetEx-82″演习结束，美军武装力量作战指挥系统恢复原有模式。而我们则组建了特别委员会总结自身错误，调查结论至今未公布。

3.苏联“珍珠港事件”的教训

首先，装备核弹头导弹、驰骋四海的太平洋舰队已经不复存在。如今它的能力仅限于在亚丁湾打击索马里海盗，而这竟然被说成是舰队的伟大成绩。

其次，当1990年代宣布军转民、允许将我国军舰和潜艇商业出售时，许多高级军官趁机大捞一笔。“明斯克号”和“新罗西斯克号”被贱卖了。核动力军舰的问题更复杂：“伏龙芝号”重型导弹巡洋舰和“乌拉尔号”大型侦察舰无法出售，它们早就需要更换核燃料，但俄罗斯政府无人勇于承担责任。怎样报废这些军舰？怎样处理它们的核反应堆？这个问题二十多年未能解决，任凭它们在码头锈烂，成为辉煌八十年代的记忆。

第三，当时美国海军首次在俄罗斯远东海域演练了一种新型空中进攻模式。过后我们才得知，五艘“洛杉矶”级多用途核潜艇从距离堪察加海岸约1500千米的阵地发起首轮“战斧”巡航导弹模拟密集打击，主要目标是位于叶利佐沃的海军导弹航空兵基地、堪察加的潜艇基地、防空系统及苏联武装力量在堪察加的指挥中心。这样做的用意是，当“企业号”和“中途岛号”航母舰载机从距离堪察加约1200千米（译注：原文如此）的位置发动后续空袭时，保证受损失最小。两轮打击之间的间隔约半小时。

我们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研究了这种空中进攻模式，很多事情变得清晰了。顺便说一句，后来在对伊拉克发动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沙漠风暴”和第二次军事行动“伊拉克自由”中，美国人采用的正是该模式：首先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随后舰载航空兵和战术航空兵密集轰炸敌方目标，最后地面战。

第四，”Fleetex-82″演习的结果推动了在我国沿海开展更具侵略性的”Fleetex-83″演习和”PASSEX”联合演习，三个航母打击群参加，分别是“尼米兹号”、“企业号”和“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从布雷默顿新海军基地（位于美加边境）和圣迭戈基地出发，沿阿留申群岛向堪察加方向运动。但那时我们已经做好了全面迎战准备，两艘高速侦察舰、反航母作战的核潜艇总队、海军远程导弹航空兵师、远程侦察航空兵和直接跟踪航母的舰船蓄势待发，因此美军未能取得出其不意之效果。但是，1983年我国战斗机在萨哈林岛以南的莫涅龙岛附近击落大韩航空公司007号波音-747民航飞机，导致国际局势急剧恶化。我相信这是在两轮”Fleetex”演习之后精心策划的另一次挑衅行动，本文按下不表。

最后，我认为现在有必要搞清楚如今的俄罗斯海军究竟成了什么模样，为什么俄罗斯海军军官的眼神如此忧伤？

你参加海军服役，明白国家站在你背后，你保卫国家，国家永远不会背叛你、欺骗你，并且认可你的功绩，你和国家是一体的。而另一种情况则是完全反过来。很不幸，目前恰恰是第二种情况。所以我描述的这段太平洋舰队历史，今天听来就像“玛特廖娜婆婆的童话”一样。“本来应该多拿钱给美国人，一切都好说。”

但我相信这不是真的。肯定有些俄罗斯人能够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写于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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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热心读者留言告知，有一位署名亚历山大·谢苗诺夫的太平洋舰队老兵对卡列夫的说法提出反驳意见。这位谢苗诺夫写的比较零散，择要编译如下，供读者参考：

1.亚历山大·谢苗诺夫服役的单位是第77独立反潜航空团，驻地在纳霍德卡市东北方向的尼古拉耶夫卡军用机场，装备伊尔-38飞机。此人曾以第三领航员、第二领航员和（短暂地）第一领航员的身份乘坐伊尔-38执行侦察任务，处理过文件、规划过飞行路线，后又做过第77航空团和第317航空团的代理侦察科长。

2.谢苗诺夫指出卡列夫文章笔误，堪察加半岛的叶利佐沃机场没有“太平洋舰队第169合成航空团”，当地驻扎的是第317独立合成航空团（26972部队），其下属的第266独立远程侦察中队装备图-16飞机。
译者搜索公开资料，得知第169合成航空团1982年12月在滨海边疆区霍罗尔机场组建，隶属海军第25导弹航空师，该团1983年12月驻扎到越南金兰机场，1989年12月撤销编制。

3.谢苗诺夫认为侦察机组不报告敌机和舰船型号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报告用标准格式填写，有照片、有描述、有技术设备的数据。如果填写不符合规定，报告向上呈送过程中被不同层级的聪明人审阅，机长和其他该负责的人会被叫到办公室狠狠批评。

4.谢苗诺夫认为：伊尔-38机组履行了职责，没有懈怠；美国海军在战术上部分击败苏联；“苏联珍珠港事件”的说法太夸张。

延伸阅读：

米哈伊洛夫谈侦察机搜索美国航母

1943年苏联货轮“被美国潜艇误击”之谜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不在俄罗斯洗衣”

19世纪的洗衣劳动堪比苦役，就连尼古拉一世的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也深知这一点。她曾想尽办法减少两都（译注：即圣彼得堡、莫斯科）孤儿院内私生婴儿的数量，效果不彰。于是她1829年降旨：为了遏制孤儿的主要来源——士兵之妻抛弃孩子，必须严格调查弃婴是否为士兵子女，如果是，那么小孩长大后男的强制当兵、女的做洗衣工。因为在当时的洗衣技术条件下，不仅衣物磨损得快，洗衣女工本人也会因劳累迅速耗尽体力，所以医院、疗养院、救济机构和学校对这些人的需求很大。

医学博士А.Н.尼基京写道：“人们发现洗衣女工罹患与其职业有关的各种疾病。她们生活在潮湿环境，手脚总是湿的，很快就会变得虚弱……环绕她们周围的潮湿空气阻碍了汗液蒸发，其后果就是……感冒、风湿病、腹痛等。”

地主家的女仆犯了错，惩罚她去洗衣房干活：筛草木灰用来熬制碱液，把脏衣服塞进木桶，浇上热碱水，之后放入大锅加肥皂煮沸，还要在大盆内揉搓——全部工序都在高温与刺激性蒸汽中进行，门必须常开，好歹有一点通风。最后把衣服搬去河边或池塘，抡起木棒敲打、漂洗。待衣服晾干，还有一项艰苦活：用滚筒碾压以使布料柔软、便于熨烫。

诚然，俄罗斯地主里面也有一些古怪的人，他们府上甚至没有洗衣房。与列夫·托尔斯泰关系友善的记者П.А.谢尔盖延科写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祖父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是他那个时代的豪掷千金之人，不仅花光了自己的万贯家产，还挥霍了妻子——戈尔恰科娃公爵小姐的更大一笔财富。此公生活之奢靡，只需举一例：他家脏衣服不是在俄罗斯洗的，而是用专门的马车送去荷兰洗。”

不过，这或许不仅仅是地主老爷虚荣摆谱，农奴洗衣工技术拙劣也是原因之一，她们常常洗坏了珍贵精巧的桌布、床单和衬衣。粗手大脚的女人哪里知道，荷兰麻布或细麻纱布缝制的衣物既不能放进陶罐整夜蒸，也不能放进大锅煮一个小时，更不能在漂洗时木棒子猛敲……

甚至将近一个世纪后的1884年，П.П.卡尔佐夫中将编写建议手册告诫赴外省服役的新任军官，谆谆嘱咐道：“定制或购买过于精细的衬衣纯属浪费钱，因为你不知道在小城镇或乡村会遇到什么样的洗衣工。比起普通布料，这种精细衣服更容易被洗坏，而普通布料的处理方式，每个女人多多少少还是懂一些的。”

“其设施毫不讲究”

整个19世纪，无论首都或外省，普通洗衣店的布局大同小异：第一间屋生炉子，常年烧着几口锅：一口用来煮碱液，其他的用来蒸或煮衣服，旁边再搁几只木桶和大盆。第二间屋摆放滚筒、熨衣桌，以及收纳干净衣服的架子。漂洗一年四季在河边或池塘进行，洗衣店老板通常与“漂衣筏”（一种专门搭建的平台）主人签订合同，讲好每篮衣物支付多少钱。而这些“筏主”则要向市政府缴纳小生意营业税。寒冬季节，许多城市的“漂衣筏”不能使用，于是漂洗工作交给凿冰窟窿的人，也就是“冰洞老板”。

经济学家А.С.乌沙科夫1862年如此描述莫斯科的漂衣筏：“在莫斯科这种商业城市，河上也有各种商业设施。市杜马出租水面，从筏子、浴棚和汛期摆渡中获得收入……漂衣筏被视为末流的行当，因此其设施毫不讲究，就只是一些木筏子，暴露在水与空气的各种影响之下。它们多次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因为那场景纯粹是一派祖国风情。深冬严寒，气温约在零下二十度，满目冰霜，脚下雪吱吱响，风像刀一样，冰窟窿不时浮起一层薄冰。你站立桥边，身穿温暖皮袄，拉低帽檐，双脚跺地，远远欣赏着。木筏上，露天作业正进行中：女人们有的穿光面皮袄，有的穿兔皮袄，还有的只穿短棉袄或麻布外套，脚穿靴子、套鞋或低帮鞋，取决于业主的经济状况……她们挥动木棒，水在布上结冰，粘住了木棒——苦啊！这些劳动者们累得哼哧哼哧，双脚湿冷受煎熬，木筏表面不时被水覆盖，手酸、腰痛、头发热，随便包一张纸或毛布头巾……”

而在当时的警方报告中，常有洗衣女工不慎落水被救起或淹死的记载。

到了19世纪末，此类漂衣筏的结构没有太大变化。北都圣彼得堡警察局的首席医生И.叶列梅耶夫曾见过这样一处设施：“在渡口下方有一座漂衣筏，长约8俄丈（译注：1俄丈约2.13米），宽约4俄丈，四周有平台，通过木梯与堤岸斜坡相连。漂衣筏的中央是4个水池，莫伊卡河水直接流入，水池四边围着4个长槽，洗衣女工就在其中漂洗。水池两侧各有一间房屋，供筏子经营者和看门女人使用，内设取暖的铸铁炉，排烟管贯穿整个房间。在与洗衣筏齐平、略高于筏子入口处的堤岸有一根城市污水管。夏季停靠在漂衣筏上游的驳船和渡口平台减缓了堤岸边河水流速，造成水面遍布污泥及动物、植物的残渣污物。加上污水管排出的脏水，漂衣筏水池中的水污浊不堪。要在这样的脏水中漂洗刚洗好的衣物，非得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干净的人才行。”

1908年莫斯科当局要求提高妇女在漂衣筏工作的安全性，发布了一份指示文件，写道：
“用于洗濯的漂衣筏应由经营者自费建造，并使用结实缆绳加固；固定洗衣筏严禁在河中打桩，必须用锚或缆绳连接到河岸……
要用坚固木材建造带屋顶的漂洗间，设有采光窗和洗衣槽……应保持漂洗间状态良好、外观体面，自费用油漆粉刷，不可在漂洗间外洗衣。
经营者还应当在漂衣筏旁常备一艘专用小船，预防意外发生。小船的设施包括：在船内座位下方沿着整条船舷固定一条帆布长袋，横截面为三又四分之三俄寸（译注：1俄寸约4.4厘米），内部紧实填充软木碎屑；或用帆布紧密捆扎的芦苇代替长袋。长袋须用油漆涂刷两遍，确保防水……”

另外，漂衣筏150米范围内任何人无权开设另一个漂衣筏，但沿岸居民自用的小筏和冬天的冰窟窿不禁止。

“不使用挤压捶打”

1830年俄罗斯首次尝试开办“文明洗衣房”，在圣彼得堡“成立了一家股份公司”，旨在“效仿外国同类机构”设立私营机器蒸汽洗衣房。俄帝国臣民、工厂主德林格向内政部递交了申请。获批的机构章程写道，该洗衣房的业务“是利用水蒸气和肥皂溶液洗涤各类衣物，完全不使用对衣物有害的任何揉搓、强力挤压或捶打”。章程还说：“这种用蒸汽洗涤衣物的方法，已被最著名的实用化学家经由实验证实为最有利于保护和彻底清洁衣物的方式，因此已在欧洲许多国家的首都及城市广泛运用。”

洗衣房开张需要30万卢布，决定发行1500股，每股500卢布，但认购时每股只需先缴纳200卢布。之后此事停留在筹备阶段，无果而终。

1859年在莫斯科进行了第二次尝试。当时正在从事首都供水系统改良工作的А.И.杰尔维格男爵回忆：“莫斯科洗衣公司章程获批后，我认购了相当数量的股份，目的是在公司中拥有表决权，以便推选А.И.纳雷什金（注：退役准尉，男爵的朋友）为经理。他急需一份工作维持生计，并且做事向来勤恳。但尽管如此，洗衣公司仍然经营失败，大概两年后便被清算，股东们只拿回四分之一的投资款，我也损失惨重。”

这些年间在莫斯科为那些“需要大量洗涤”的客户（如富裕人家、餐馆和旅馆）提供服务的是位于巴比格罗多克的“库舍列维切娃夫人蒸汽洗衣房”。虽然仍由人工揉搓，但舍弃草木灰，只用肥皂。其进步之处是：洗衣水来自河流，马拉装置带动滚筒，把经过蒸汽漂白的衣物在滚筒中再漂洗六分钟。接着送入“拧干机”，时间也不超过五分钟，又用蒸汽烘干五分钟。最终从洗衣槽到熨斗整个过程仅需几小时而已。然而这家店的服务价格不菲，被旅行指南和参考手册反复提醒。

1871年，彼得堡的针织袜子厂主В.П.克尔斯滕效仿西欧，在本市开办蒸汽机械化洗衣房。正如此人传记所写，他“未能发展这一事业，因为当时仍须顾及人们对机器洗衣的成见”。1884年В.П.克尔斯滕去世后，由Е.П.克尔斯滕接手，在儿子А.С.克尔斯滕（译注：原文如此）的积极协助下成功壮大了两家企业。至19世纪末，织袜厂与洗衣房已拥有三台蒸汽机、五台蒸汽锅炉，雇佣工人400名。不过，克尔斯滕家洗衣房的主要客户是圣彼得堡的教育机构和高档旅馆、餐厅。

普通市民仍然把衣物交给女工用碱液浸泡和煮洗。根据1882年人口普查，莫斯科共有8439名女性个体洗衣工，以及127名男性洗衣工。但城市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负担不起这种本就不算贵的服务。工人、手艺人和日结短工只得在澡堂洗澡时简单洗一下衣服，尽管法律禁止这样做。彼得堡警察局首席医生И.叶列梅耶夫写道：“除了‘沃罗宁澡堂’之外，各澡堂的廉价浴室照常有人洗衣服，肥皂上带一股发霉的、几近恶臭的气味，即便是非洗浴日也弥漫不散。虽然这种洗衣方式对穷人而言很便利，但从卫生角度来看却严重破坏了澡堂环境，助长了肮脏、破旧衣物引发的恶臭传播。若能在澡堂内专设一些附属空间，让贫民能够免费或以极低费用洗自己的衣服，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按照英国物价水平简直太便宜啦”

目光投向西欧。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大城市就出现了所谓公共洗衣房，贫民妇女只需花一便士即可洗六小时衣服，使用锅炉、温水和任意数量的冷水，还可使用公用烘干房的蒸汽设备。法国政治家莱昂·福谢赞赏说：“利物浦的工人阶级踊跃使用公共洗衣房，证明该设施对他们来说十分必要；第一年就洗了三十多万件衣服。现在他们按照同样方案又建造了第二座”。

自1856年起，柏林的澡堂与公共洗衣房合并经营，每年为每位业主带来约3700塔勒收入。到了1860年代，法国、德国和瑞士几乎所有的公共洗衣房都使用蒸汽代替手洗。妇女们按小时付费租用蒸汽、水、大盆、挤压机、烘干室和熨烫设备。这些场所既有专职洗衣妇，也有勤勉的家庭主妇。例如巴黎最大的公共洗衣房可同时容纳120名妇女。

1890年代，英国多个城市的市政当局为贫困人口开设洗衣房。经济学家И.Х.奥泽罗夫描述格拉斯哥时写道：“这座城市拥有自己的洗衣房和澡堂……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洗衣房的组织有个特点：市政府不仅提供洗衣房供民众洗衣，自己也承接业务，雇佣专门的员工在这里代客洗衣。妇女进门来只需花费2便士，就可以使用各种先进设备洗衣整整一个小时……格拉斯哥已投资13万英镑建设工人住宅，如今，人们甚至可以花每年5英镑10先令（约合45卢布）租住一间布置良好的公租房，按照英国物价水平简直太便宜啦，而两个房间的价格是6英镑16先令。公租房有附属的洗衣间，使用费是每小时1便士（4戈比）。”

同样在19世纪末，许多俄罗斯旅行者都对德累斯顿合作协会的住宅赞不绝口，因为该建筑公司每栋民宅的地下室必备洗衣间。经济学家В.В.斯维亚特洛夫斯基写道：“住户有权在每月特定的日子使用一次洗衣间。每位住户应当向管理员支付10便士以维持洗衣间的清洁和秩序。关于操作各种洗涤设备的规定十分严格，要求住户谨慎小心。如果哪个家庭希望每月清洗衣物超过一次，则要额外付费。另一个单独的房间有挤压机，供全体住户免费使用。”

1914年10月，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杜马开会讨论城市冰洞的收费问题。市政当局的报告写道：“直到1914年，在叶尼塞河上开凿露天冰洞一直由市政府承担费用，但由于维护这些冰洞并非城市的必要开支，而是一种通过向居民收取使用费从而获得收入的普通财源，因此市政府认为，将冰洞和筏子（包括封闭的暖房和露天的冷房）的建设、维护和运营，招标出租给有意承租者，是可行且适宜的。”

插一句，说这话的背景是：自1903年起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暖房冰洞漂洗衣物要收费——小手提篮3戈比、大衣物筐10戈比。

市政府报告继续写道：“随着城市自来水系统建设，上述收费正逐渐失去意义，与此同时，冰洞带来的收入也开始下降，这可以从1913年最新财报中看出。而1914年的预计收入仅为233卢布。”

辩论期间议员们各抒己见。Л·П·捷尔斯基提出不应对在冷冰洞漂洗收取费用；М·П·米哈伊洛夫则表示不应对小提篮收费，因为使用这种小篮子的多半是贫困群体；А·И·格罗姆切夫斯基则说：“洁净的衣物是保持卫生之必需。因此城市不应将冰窟窿作为财源项目。更不应对那些虽然是由城市专门设立、但属于开放空间的区域收费。”最终，市杜马决定以每年1500卢布的价格出租冰洞和筏子，无加热设施的冷冰洞免费提供给所有人。

“下面必定是脏内衣”

但在一些省城，某些最需要洗衣服务的场所——比如医院——直到20世纪初都很少拥有欧式洗衣设备。后来，各省和县的政府终于意识到建设洗衣设施之必要性。1907年叶列茨地方会议作出结论：“叶列茨县医院的洗衣工作存在严重不足。随着医院逐渐发展成为正规医疗机构，用原始的方法来洗衣，已经完全不能满足按时供应洁净衣物的需求，并且洗出的衣物极其不合格……病人卫生状况不佳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如一条红线贯穿叶列茨医院的历史，显著影响着术后恢复情况……为了充分说明医院的洗衣工序，我们用几句话来描述：换下的脏衣被放入铸铁锅加碱煮沸，由于很少换水，看起来仿佛泥汤一般，血渍因而固定下来根本洗不掉。接着放进木盆揉搓，再照常运到河边漂洗，部分在阁楼晾干，部分在户外晾干，最后送到洗衣工的房间折叠整理——就在她们吃饭的餐桌和她们睡觉的床上。”

叶列茨县管理局决定：随着新式现代化洗衣房的建成，医院全体职工的洗衣费用政府全包。会议记录指出：“将这些衣物外送清洗，即便费用由职工承担，在一个设施完善的医院中也是实现不了的，毕竟院方无法要求职工保持衣物内外清洁，这一要求将会被视为侵犯职工的个人经济利益。职工为了节省一些薪水，宁愿尽可能长时间地穿同一件内衣。制定严格措施也许能勉强保持杂役和助理护士外衣的洁净，但外衣下面必定是脏内衣。如果由医院洗衣房负责清洗，政府出费用，则可以轻而易举地迫使职工保持清洁。”

但在为洗衣房采购新设备时，医院管理层却面临尴尬矛盾：国产洗衣机不仅短缺，且价格远高于进口产品。从事部队洗衣房现代化工作的军事工程师К.В.马尔科夫描述彼得堡的企业：“我们参观工厂后得出如下结论：圣加利公司改造进口机器并贴上自己商标，但只接受定制订单，生产周期不少于两个半月，设备连同运至现场的总报价明显高于进口机器。彼得堡金属厂根本不生产洗衣机，仅承担中介业务。其他较小的公司也是如此，比如兰根齐彭公司从事洗衣房全套设备的中介采购。”

另一种尴尬情况是：地方政府已经购置了洗衣机，但洗衣仍沿袭老办法。1904年科斯特罗马省布伊县管理局有过一次失败的尝试：“去年为布伊县医院购入一台‘蜜蜂牌’洗衣机，配备圣彼得堡沃尔考的挤压脱水机，连同运费共计63卢布70戈比。但这台机器至今闲置，原因是医院的洗衣女工用不惯，更乐意手洗。对这台机器进行专门试用后发现，只有熟练工人才能够操作……”

无产阶级革命亦未能让洗衣店真正贴近人民。1927年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任职的老布尔什维克С.Н.斯米多维奇（译注：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的嫂子，1905年孀居，后再婚）谈莫斯科的情况：“公共洗衣房非常少，费用仍然昂贵，所以大多数女工和男工家属无法将自己的衣物送到公共洗衣房清洗。女工们目前的要求仅仅是希望在工厂内开设一处场所，方便她们或男工家属洗衣，这样就不必在住宅房间或公共厨房洗衣，避免肥皂水蒸汽污染居住环境。”

又过了十年，莫斯科鲍曼区苏维埃的一次全体会议愤慨指出，大多数洗衣房只为国家机关服务：“全会指出我区洗衣房数量不足，服务能力有限，洗衣水平低劣，对待顾客衣物粗心大意，有时甚至态度野蛮。全会责成主席团专门讨论扩大洗衣房网络和改善其服务的问题。”

此后年复一年，大会堂讨论如火如荼，公共厨房肥皂泡漫天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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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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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名

任何研究苏联经济的人不免会遇到一个乍看十分费解的悖论。如果以作战装备这种相当复杂的产品为例，那么总的来说，苏联新型号作战装备能够达到当时的世界水平，并且出厂时间通常比西方同类产品差不太多。这些装备的品质普遍不错，数量也足够，所以苏军从不缺乏坦克、战斗机、潜艇等，反而过剩。在军工发展的基础上，苏联甚至造出了月球探测车这种高精尖产品。然而在生产所谓“民用商品”（而且绝对是任何种类的民用商品）时，情况整个颠倒了。苏联为老百姓制造的一切（绝对是一切）都品质不佳，无法与西方同类产品媲美，款式也落后，亦即上市更晚。饶是如此，任何稍微有点需求的民用商品还都短缺。苏联庞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证明国内拥有足够数量的工程设计人员和相当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为什么轻工业给人的印象却完全相反呢？另外，如果说苏联军工复合体的产品通常是原创发明，那么苏联轻工业的产品无论外观或功能往往剽窃西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苏联经济出现如此怪异甚至畸形局面的首要因素是竞争。共产党人一直以来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竞争理念斥为“邪恶资本家”的虚构，说他们借此来愚弄“单纯的劳动人民”，以便“榨干他们最后一滴血”。然而，在自己最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武器生产部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行为却恰似一位同其他资本家展开竞争的大资本家。

苏联军工领域的竞争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首先，苏联坦克、作战飞机和直升机等主要武器装备至少存在两个甚至更多设计机构，例如新型坦克的设计局分别位于哈尔科夫和下塔吉尔，它们之间互相竞争。直升机的设计局也是两个——即“米”系列和“卡”系列。战斗机则是苏霍伊设计局和米高扬-格列维奇设计局负责研制。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同设计机构之间可以开展智力竞赛，最终选出最佳方案。

显然，仅靠国内竞赛难以促成苏联军工复合体大踏步追赶世界水平。因为如果每个设计局的任务都仅仅是造出比旧款苏联产品更好的新式坦克/飞机/直升机/潜艇，那么很快就会导致苏联最新型作战装备落后别国。事实上，相互竞赛的苏联设计局和科研所开始构思新产品时总会接到所谓政府任务，而政府任务的制定考虑了外部竞争——也就是与西方先进同类武器的竞争。苏共中央政治局不需要一种仅仅比老款苏联战斗机更好的战斗机，他们要的是比美国或西欧最新产品更好或至少不差太多的战斗机。在这方面，苏联情报部门始终保持敏锐洞察力，一旦联邦国防军开始绘制某种“豹”式坦克的初步草图，苏共中央政治局就会迫切希望获得新坦克。

由于西方的保密程度远低于苏联，研制新型武器的决定可以在媒体上宣布，而且最初的讨论也相当公开（毕竟早在设计师开始画图之前，专业刊物已经热火朝天讨论了），苏联能够几乎同时推出自己的同类产品，甚至比对应的西方产品更早。何况苏联军工产品绝非简单照抄，而是完全独立的工程设计方案。

综上所述，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公司的竞争，以及军火贸易领域的竞争，乃是苏联军工复合体能够制造“拿得出手”的产品的保证。

不消说，苏联轻工业压根没有类似情况。苏联的民用品市场一直处于极度匮乏状态，苏联公民一直被本国工业“亏待”。当他们想买一台电视机的时候，他们要的就是个带屏幕、能显影的盒子，对这个盒子的外观、功能和品质没有任何特殊需求。大概直到197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苏联顾客才希望屏幕是彩色的，仅此而已。相应地，苏联的电视机厂为顾客生产的也不是世界一流电视，仅仅是品质难以描述的“带屏幕盒子”。苏联经济的领导者们当然知道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讲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尽量激励苏联工厂推陈出新。但激励措施并不强，因此苏联工厂制造新产品的方式非常简单——摹仿西方同类产品外观，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山寨其功能。可惜，由于整个体制的惰性和计划经济的缺陷，照猫画虎之新产品（通常还丢失了一部分功能）开始充斥苏联市场时，它已经在西方市场上落后了。

资本主义世界几乎每一家公司——无论它生产牛仔裤、口香糖、可口可乐、电视机或电脑——总是通过销售网络间接接触最终消费者。资本主义的销售网络贩卖那些大众欢迎的商品，不卖不受欢迎的商品。同时对于制造商而言，东西造出来不会立即变现，卖出去了才能收到钱。当然，口碑良好的大品牌可能与销售网络建立了一些特殊合作关系，但总体而言，资本主义的模式是：仅仅造出好商品还不够，需要说服销售网络进行分销，并说服潜在顾客进店购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商才能从其产品中获得收入。

苏联的制造企业运作模式完全不同。国家给企业（国家拥有企业）下达生产计划，东西造出来之后立即支付全款。如果企业超额完成计划将得到额外奖金（超额完成奖）。至于产品出厂之后怎样，企业不关心。

那么商店呢？商店也是国有的，根本无法影响国家给它们下达什么样的销售计划，反而有义务完成营收计划。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下达给商店的营收计划本该刺激销售，但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制造商（工厂或企业）不关心其产品的品质和吸引力，一门心思完成计划，故而造出来的东西参差不齐，往往奉行非正式口号：“三等品不算次品”，意思是“东西不好，但毕竟没坏”。国家全额支付货款给制造商，之后将产品运往国营商店，并给商店下达营收计划，这个计划是根据商店收到的商品种类和价格制定的。但商店无法强迫或刺激苏联公民购买品质不高的商品，结果出现了“积压”，也就是商店的仓库堆满无人问津的玩意儿。工厂才不管商店销路怎样，它们继续生产没人买的废物。或者，如果工厂生产的是虽然品质不高但稀缺的产品——比如磁带录音机，那么这样的工厂就更没有动力去改变了。新型号十分罕见，而且正如前文讲过的，通常已经过时。

商店完成营收计划的途径是什么？纯粹通过销售稀缺商品——有时候是苏联国产货，比如磁带录音机或单反相机。但从1970年代开始，进口商品逐渐成为苏联零售业的“救命稻草”。尽管苏联轻工业企业和商店都是国有的，但它们的运作方式却像完全独立的机构。何况苏联工业的本质是破坏性的——向苏联零售业大量倾销无人购买的东西。但正如前面讲过的，苏联零售业有自己的计划——营收计划，也就是卖东西的营业额。由于苏联消费者不爱购买大部分国产商品，苏联零售业不得不设法摆脱这种困境。于是苏联相关机构从国外进口商品的数量越来越大，包括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苏联民众采购。这些舶来品帮助苏联零售业完成了国家下达的计划。

勃列日涅夫年间，随便一家苏联零售企业都是这样经营的：货架上整整一个月摆放着不受欢迎、几乎卖不动的国产货，完成计划似乎无望。但在月末的最后几天，商店经理会命令销售之前预留的紧俏货——如果有舶来品那就更好了。这立刻引发抢购热潮，门外排起长队，本店本月营收计划就在最后几天突击完成了。所以，苏联国营商店的经营模式是：1.每个月大部分时间销售积压的、过时的、品质不佳的国产货；2.月底最后几天出售紧俏货，引发抢购热潮，大笔现金涌入收银台。可想而知，第一种模式店内没几个人排队，而转为第二种模式时，排队的人甚至要站在街上，队伍长达几十米。

但如果进口产品（主要是服装鞋靴）确实进入了苏联的零售网络，岂不是可以同苏联轻工业建立起良性竞争吗？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只有当苏联轻工业产品和外国公司产品共同在国营商店货架上争夺顾客时，竞争才有可能出现。可事实是苏联产品“按计划”进入商店、按计划在仓库积压数月甚至数年，直到被下架注销。进口产品纯粹是苏联国营店的救命稻草，依靠它们“完成计划”而已——根本不存在竞争。这两种商品：苏联国产的和进口的，仿佛存在于平行世界，尽管它们形式上是同一家店销售的。

当然，还得考虑到所谓的“舶来品”，也就是苏联商店销售的进口商品，种类非常有限：无非服装、鞋靴、香水等。1980年代初莫斯科的商店出现了一次性圆珠笔和日本录音带这种稀罕物，但日本录音机从未在普通商店售卖过。更确切地说，仅限在专门商店（“小白桦”等）使用外汇和外汇券（外贸银行支票）购买。绝大多数苏联人与这些商店无缘，因为他们没有外汇。

于是就导致生产稀缺商品的企业对提高品质和推出新款不感兴趣。例如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苏联，泽尼特-E单反相机十分抢手，价钱不算贵，一旦上市就有人排队求购。但它已经是过时型号了，制造商（莫斯科西郊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工厂”和白俄罗斯的“维列卡工厂”）却懒得生产同等价位之新产品。这款相机从1965年开始在苏联制造了约二十年，1980年代初顾客在莫斯科的“木星”商店为它挤破头的时候，它实际更像是博物馆收藏品。

既然谈到泽尼特-E，就不能不提苏联轻工业销往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这样看来，似乎既然有某些苏联产品（例如泽尼特-E）在西方销售，是否意味着苏联轻工业毕竟能够生产出具备世界竞争力的产品呢？答案既“是”又“不完全是”。首先，苏联产品在西方是以倾销价格出售的，有点像现代中国的廉价商品。唯一区别在于中国廉价商品确实占领了世界市场，而极个别苏联产品（泽尼特-E、“指挥官牌”腕表等）实际是“异域奇珍”，在西方销量很低，少数人买回家玩个新奇。说白了这就是苏联提升形象的一种手段——看吧，我国产品甚至远销资本主义国家！

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出口国外的苏联轻工业产品，与那些在苏联国内市场上以相同名称销售的产品有着本质不同。这又是“最有效率的”苏联计划经济的又一个奇迹。商家不愿投入精力保证产品的整体品质，而是设置单独车间组装出口货。他们为“自己人”生产“不是次品的三等品”，为外销生产至少达到可接受标准的商品。因此，这种小批量生产出口版本的模式对整体生产水平的提高没有任何影响。尽管某些产品有出口型号，但国内市场上卖的仍然劣质。

顺便说一句，出口产品偶尔也会“转内销”，售价当然比国内市场的贵很多。

最后，苏联轻工业一直落后的另一项重要因素是钱。这话听起来可能老生常谈吧。一方面，苏联轻工业根据所谓剩余原则获得拨款和资源，意思是上级在制定计划时首先要保障国防工业的一切需求，剩下的才分配给轻工业。所以苏联轻工业企业的设备往往非常陈旧，很多甚至是1945年从德国运回的战争赔偿，偶尔还能见到“博物馆级”的革命前古董机床。不用说，即使决心再大，1970、1980年代使用这些老旧设备生产高品质现代化产品也是办不到的。

还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科技企业通常先针对富裕人群推出最新型号产品，因为生产这些产品需要漫长且投入巨大的研究和实验，开发新技术，甚至要创建新生产线。然而第一批高价产品为公司带来收入，随后的同类产品则会以较低价格出售。购买昂贵新品的顾客本质上是高科技产业的捐助者——这个因素在苏联不起作用。1970年代末尤其1980年代中期，苏联已经形成相当明显的“有几个闲钱”的群体。可这个时候，上述之种种已经使苏联人民对国货产生强烈厌恶感，只希望购买西方或日本货，尤其高科技产品。虽然19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争取到西方贷款，一定程度上振兴了苏联轻工业，使其至少能够用外观和品质还凑合的国货稍微满足国内市场，但时机已经错过了。十年前就该这样做啊。1980年代末的人们渴望进口货，进口货也越来越深入地渗透苏联国内市场。约摸1989年左右，如果一个人有钱，买一台日本原装进口录音机甚至录像机，或者进口游戏机，已经不是什么大难题了。结果西方贷款都白白浪费，苏联产品——即使品质比1970年代好得多——已经少有人问津了。1990年经济几乎停滞。苏联军工复合体历年来制造的大量坦克，纵然性能不孬，亦无力挽救垂死的苏联经济。

这一切都是因为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谬论基础上的国家经济从最开始就有缺陷。当然，它可以获得最初的巨大推动力，造成它能够独立有效运行的错觉。但推动的力量迟早会耗尽，经济随之停滞。苏联经济就是如此，除了把它彻底拆解之外没有其他选项。1960年代末如果过渡到新的轨道相对不太困难，即使1970年代仍然是有可能的。到了1980年代末，任何拯救苏联经济的行动都好比是一队急救员的不舍不弃：他们自己很明白病人快完蛋了，但职业自尊心，或许还有对奇迹的一丝期盼，让他们无法停止徒劳的心脏按压。而最让他们感觉委屈的是，死者亲属反而指责他们，指责这些一直坚持到最后、希望哪怕能延长病人半分钟生命的人，是导致死亡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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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乌欣笔下的七十年代生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在苏联这个没有也不可能有大型个人资本的国家，存款百万是严重犯罪，政府对这种有头脑的“能耐人”打击极为严厉。说句公道话，他们大多数确实是通过不正当手段积累了巨额财富，虽然其中一些人具备卓越的经营才能——若在不同的体制下，绝对有望跻身寡头榜首。他们善于分析市场，寻找最稀缺的商品种类（多的很呢），然后向消费者提供自己的产品，冒着倾家荡产甚至杀头的风险搏一把。因为他们的生意在当时被视为“数额特别巨大的盗窃”，而对于这种“进取行为”，刑法规定了死刑。

诚然，苏联百万富翁中也有一些彻头彻尾的骗子。例如，伊利夫和彼得罗夫小说《金牛犊》角色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科雷伊科的原型，据说是俄帝国最著名地下百万富翁之一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科罗夫科。此人并不从事消费品生产，“格局”大得多。他喜欢创办各式各样的“公司”，以此为幌子骗取贷款和股东投资。他吃准了那些幻想不劳而获、拿利息发财之人的心理，总能够用同样的方式忽悠他们。“公司”通常开设在高档街区的办公楼，进门就瞧见奢华家具、水晶吊灯和其他象征财富的装饰品，唬得访客深信不疑。投资门槛可承受、许诺高额回报、再来点儿知名人士推荐，哈哈，钱财如流水般源源不绝！一家“公司”刚停业，辽阔国土的另一端立刻冒出另一家换汤不换面的新公司……

但我们还是说回并不单靠欺诈发财的苏联百万富翁吧。他们主要的赚钱方式是生产和销售日用消费品，尤其服装。

伊萨克·金格尔与齐格弗里德·贾森弗朗茨

1950年代初，苏联的战后重建热火朝天。轻工业发展不是优先考虑方向，服装和鞋靴严重短缺，但民众都希望穿得漂亮、时髦。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两位合伙人连手做起生意。他们在伏龙芝市（苏联时代的吉尔吉斯首都）开展业务，自掏腰包购置旧缝纫设备，利用废弃的军用仓库设立作坊，雇佣本地犹太社区工人，参照外国时尚杂志的款式仿制服装。产品一时间供不应求，生意热得像炉火，利润如泉水般流入金格尔和贾森弗朗茨的口袋，每人年收入大约40万卢布（当时一辆小汽车售价5000卢布）。

他俩不愿像前文提到的科雷伊科那样甘愿长期低调，几乎从一开始就大手笔购买房屋、汽车和各种奢侈品。以至于ОБХСС几乎不用再侦查什么，因为炫富炫得实在过于明显了。于是指控他们盗窃社会主义财产数额巨大，后来改为侵吞和利用国家财产。

虽然两位“寡头”反复强调他们没偷国家一个卢布，反而是用自己的钱建立生产、用自己的收入支付工人工资，但司法机关不采信他们的辩解。伊萨克·金格尔、齐格弗里德·贾森弗朗茨和该企业21名工人最终被枪决。

鲍利斯·罗伊夫曼

鲍利斯·罗伊夫曼起初也是一位安分守法的苏联公民。他参加过前线战斗、获得过勋章，1960年代初在一家针织厂担任高级技术员，深受同事们尊敬。

为了理解社会背景，必须指出此时苏联已经开始重视轻工业发展，“时尚”一词频频出现，全苏服装模特之家在莫斯科铁匠桥开业，1959年甚至举办克里斯汀·迪奥服装秀。由于苏联轻工业无法满足人们对漂亮衣服的需求，赫鲁晓夫颁布法令允许精神神经病院患者参加服装生产，作为劳动疗法的一部分。

苏联的“可以”往往意味着“必须”，但医生们不懂时装行业，更不知道怎样开办这种车间。哎，鲍利斯·罗伊夫曼懂啊，他第一个车间就设在加里宁（特维尔）的聋人协会。工人们都很开心，因为听力障碍不好找工作，罗伊夫曼不仅雇佣他们，还按时发放优渥工资。

在加里宁捞到沉甸甸第一桶金之后，罗伊夫曼花了2000卢布行贿，设法调动到莫斯科担任一家精神神经病防治所的负责人。他在那里迅速开设多个车间，打着“劳动治疗”的名义生产时髦的针织服装。患者们在昏暗灯光下轮班工作，曾有员工试图向执法部门举报，但没人愿意认真听“疯子”说话。渐渐地，全国有几十家企业同时运作，形成真正的生产网络，但主要产品是在红普列斯尼亚区卫生局下属的疾病防治所制造。这个车间的主管叫沙伊·沙克尔曼，早先做过警察局线人，在各机关各部门认识不少人。可惜这些关系最终未能挽救他和他的合伙人免受惩罚。

1962年初执法机关收到匿名举报信：“查查吧，他的生活水平超出正常收入。”信中还附有一张详细标注罗伊夫曼住宅秘密藏物处的地图。案子办得很快，主治医生、会计和仓库管理员被判处最高刑期，鲍利斯·罗伊夫曼和沙伊·沙克尔曼死刑。罗伊夫曼挣扎求生，供出了大量同伙与合作者的姓名，全案牵涉超过25人，包括内务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官员。然而“针织品案”造成的影响太大了，罗伊夫曼再怎么配合调查也无法被“从宽处理”。

扬·罗科托夫

这一位苏联富翁不是靠生产服装发大财，而是通过成功的转售赚了几百万。可以说扬·罗科托夫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位个体分销商，也是莫斯科的进口货贩子和外币贩子的祖师爷。其事业巅峰时期在1950-1960年代。

罗科托夫出身犹太裔良家，原姓奥尔利科夫。因母亲早逝，交给姨妈拉扯，后来被姨父收养并改姓。扬·罗科托夫的“倒卖生涯”始于……艺术。少年时期他痴迷摄影，高品质的相纸和显影液只能到黑市求购。起初扬只是一位经常光顾的买家，随着他对摄影耗材逐渐熟悉，开始买卖这些用品，摇身变成投机倒把分子，生意越做越顺。19岁那年，这位法学院学生第一次被搜查，定罪后送进劳改营。罗科托夫居然设法组织了狱中交易网络，说起来还算不孬。狱友们普遍认为扬性格温和，还有一张“天真无邪娃娃脸”。

1954年罗科托夫刑满释放，不但没打算过老实人的生活，反而将自己在狱中组织交易网络以及与黑道头目接触的经验用作前进的助力，推动他发展自己的生意。倒卖衣服其实不难——几乎所有能从外国人手中收购的统统都要，经由中间人转手，在旧货市场、黑市专用公寓甚至著名男、女演员的化妆间内销售。

倒卖外币则比较复杂——罗科托夫建立了成熟的地下网络，最底层的是所谓“跑腿”或“飞毛腿”，他们风雨无阻在高尔基街往来徘徊，拦住外国人交易马克、英镑或美元。“飞毛腿”将换来的外币交给“上级”，“上级”再转交“买主”。买主负责接触富裕的苏联公民，兜售外币、黄金和钻石。此外，罗科托夫的网络还积极招募外国留学生，因为通晓多国语言的年轻人更容易跟外宾打交道。这套体系有严格的等级结构，每一级成员都能分到可观酬劳。

总之没多久，扬·罗科托夫就成为进口货贩子和外币贩子之王，过着奢华生活：在“阿拉格维”餐厅吃午餐和晚餐，交通全靠出租车，找首都最漂亮的时装模特做情妇。与此同时，他的穿着却非常低调，仍然和年迈姨妈一起住在老旧的“团结户”公寓。尽管如此，餐馆常客、绰号“斜眼”的罗科托夫早已被执法机关盯上。他是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行李寄存处被逮捕的，当时正准备领回装满外币和珠宝的手提箱。经搜查，从他身上缴获34.4万卢布，但他建立的外汇黑市网络的涉案金额估计至少二千万卢布。

罗科托夫第二次出庭受审，判决相对较轻：八年劳改。但1961年访问东德返回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得知此事，勃然大怒。案件迅速重审，罗科托夫最终被改判死刑立即执行。他的同伙：年仅24岁的弗拉季斯拉夫·法比申科也被枪决。

曾有人统计，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仅仅因为经济犯罪被枪毙的就超过8000人。勃列日涅夫年间的政府对这些“地下老板”态度比较宽容，他们的生意属于半合法状态。直到1990年代初实行新政策，这类企业家才走出地下，正如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科雷科一直梦想的那样。

公认的第一位苏联合法百万富翁叫阿尔乔姆·塔拉索夫，1989年他从自己创办的合作社获得300万卢布利润。塔拉索夫按规定为这笔工资缴了税，又向他所属的党组织缴了党费。许多人听闻此事大受震动，但塔拉索夫的生命与自由已经不再受威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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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年间的外汇黑市案

斯大林时代的“私酒之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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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4月俄罗斯国务委员会作出决定，旨在一劳永逸解决一项长期存在的问题——贫困居民几乎得不到医疗救助，即便是在首都。整个“杂工阶层”被加征特别税，用于建立和维持专门医院。虽然这笔资金征收顺利，但到了七十年后的1912年，却仍有超过三分之一需要住院治疗的莫斯科贫民被拒之门外。

“仅剩700张床位”

1785年夏天叶卡捷琳娜二世沿伏尔加河视察期间途经莫斯科，对旧都的医院数量深感不满。全城仅有两家医院：一家是建于1763年、纪念她儿子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大公平安康复的“帕夫洛夫医院”，设有50张病床；另一家是1775年遵照她旨意成立的“叶卡捷琳娜医院”，设有150张病床。

军事委员会秘书П.С.科洛托夫写道：“从莫斯科返回途中，女皇萌生了一个想法，要为这座都城配备一切必要且有益的机构。为此，她在克林（译注：莫斯科州古城）写信给时任莫斯科驻军总司令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鲁斯伯爵，内容如下：第一，增加医院和残废人收容所的数量，用于照顾体弱者和生活无着者，使其规模与城市人口相匹配……”

但无论叶卡捷琳娜二世年间，或历代俄罗斯皇帝在位年间，莫斯科医院的床位数量从未“与城市人口相匹配”。平民患者的处境更艰难，因为许多人负担不起治疗费用。十八世纪末在叶卡捷琳娜医院住院一个月需支付5卢布（相当于低级官员月薪），这笔钱通常由患者本人、他供职的机关部门或社会团体承担。到1815年住院费涨至每月10卢布，1830年进一步涨至15卢布。

统计学家В.П.安德罗索夫1832年指出：“总体而言，可以注意到医院的床位数量远远无法满足民众需求。如果从2827张编制床位中扣除1850张军医院床位，以及为医院所属地方患者保留的303张床位，那么供首都其余25万居民使用床位恐怕仅剩700张。”

1833年设有450张床位的市立医院投入使用，但只是略微改善了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该医院接收农奴患者，“只要他们持有合法的身份证明”。医院还另外辟出100张免费床位供贫困自由民使用，前提是他们出示警方签发的贫困证明。其余患者则需支付每月15卢布纸币的治疗费。

同样在1833年，叶卡捷琳娜医院从地角偏远的旧木房迁至彼得罗夫斯基门附近，搬入为其修复重建的加加林公爵旧府邸（译注：昔年拿破仑军队撤离后失火），拥有220张床位。1846年医院在花园新建可容纳70名患者的夏季病房，但由于此处毗邻厕所，入住体验不佳。民政部门的莫斯科医院监察员А.И.奥维尔写道：“夏季病房内必经之地几乎直接与走廊相连，由于厕所简陋，潮湿天气恶臭弥漫整条走廊，尤其夜间关门关窗时情况更严重。”

建筑主体也存在缺陷。А.И.奥维尔指出：“医院附近彼得罗夫卡街形成大片积水，甚至浸泡了建筑底层部分基座。这些积水与厕所排放的污物在管道混合，散发刺鼻气体，即使没有大量积水也一样，夏季令人无法忍受，甚至冬季也难免。整个建筑这一侧的底层都被剧烈臭气笼罩。”

莫斯科当然还有其他医院，比如慈善家资助的豪华的戈利岑医院和谢列梅捷夫医院。1824年莱科恩·德·拉沃所撰《莫斯科旅行指南》对前者大加赞赏，曰：“医院内部设施和管理制度与其富丽堂皇外观相匹配。本院药品卓越，护理细致。”又介绍后者：“这座建筑以其宏伟而简约的风格令人倾心，其宗旨和使命更令人敬畏……在这里患者能够获得一切必要的医疗救助。”

这些医疗机构的高水平服务几十年如一日。1857年监察员А.И.奥维尔对谢列梅捷夫伯爵创办的医院赞不绝口：“患者饮食品质极佳，听凭自由选择。只要对病人有益，医生可以自行判断提供任何食物，无论其价值如何；甚至患者的特殊需求也能满足，前提是不妨碍治疗。药品种类亦无限制，不受既定配额的约束……无论最新款药物、矿泉水或昂贵的治疗手段——凡属医生认为必要，都可用于救治病人。”

可想而知，尽管这些机构被视为“公立医院”，但贫穷之人入院的机会渺茫。

“便利且基本免费”

由于贫民医院床位短缺，穷人患者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而公共救济机构忽然发觉：早在1775年设立省份时就曾规定医院应免费接收和救治所有贫苦之人。但该法令并未明确界定“贫苦”的具体标准。1834年内政大臣就此问题向部长委员会呈交报告：“从某些省长的通报中可以看出，由于无法明确区分哪些住院者属于有产者、哪些享受贫民优待，公共救济机构面临诸多不便，并且在追收治疗费时常常陷入徒劳扯皮之中，有时甚至持续数年。”

尼古拉一世皇帝命令：将1804年批准用于圣彼得堡市立医院的规定推广至全体公共救济机构所属的医院。有权免费入院者包括：
а) 各官衙送来的行政机关雇员及低级文书官僚，若其单位未设专职医生；
б) 国家机关退休人员；
в) 无专门医院及医生的士兵、水手和其他军人的妻子与无工作子女；
г) 国家机关所属农民及获得永久自由的男女；
д) 在医院所在城市无不动产的小市民和外地小市民。但对于这些人，公共救济机构应在接收时查验详细财产证明，并据此决定是否免除医院规定的治疗费用；
е) 拥有不动产的本地商人和小市民，前提是本地的公共救济机构接受商人和小市民社团捐赠之款项用于医院运营（如同1804年2月26日法令对圣彼得堡市立医院的规定），而非依赖城市财政拨款。

此外，这些医院还被允许接收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前提是“他们的工资或小营生收入微薄，并且负担大家庭生计”。但医院在接收此类患者后“必须核实其贫困状况”，随后“申请内政部批准免除其应支付的医疗和住院费用”。

到了1836年，莫斯科和其他省会城市被拒绝住院的人数逐年增加。当时的首都名医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伊诺泽姆采夫声名籍甚，他在斯皮里多诺夫卡街的宅邸广为人知。俄罗斯医生协会创始人之一Н.Е.马蒙诺夫大夫曾写道：“在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的接诊室，医疗救护迅速、便利且基本免费。这个接诊室成了门诊部。每天至少有十位大夫来此坐诊，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检查求医问药的患者，提供建议并开具处方，处方有特殊标记，可到博尔特药房拿药，它们承诺以优惠价格销售药品并且确实如此……这一俄罗斯最早的私人门诊部实现了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和朋友们的双重目标：既帮助贫困患者，也通过这些患者向公众介绍他门下培训出来的医生。”

伊诺泽姆采夫的“门诊部”每年接待6000余人。19世纪上半叶的莫斯科贫困患者还曾获得首都监狱总医师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加阿斯的免费医疗建议和药品，他因此被民众尊称“圣医”。

公共救济机构不得不效仿这些无私行医的大夫们的先进经验。医院意识到自身无法收治所有患者，向内政大臣提出请求，言明公共救济机构“经常因床位不足或患者承担家庭责任不愿入院，尤其是那些罹患长期治疗之慢性病者，故而难以提供此种救助”。内政部长“认为可以批准为这些患者免费供应药品，费用计入机构开支”。

大臣部长决定：“贫困患者为了领取药品，必须提供其居住地警察官员出具的书面证明，核实其身份、经济状况与家庭人口”。患者经过医生检查并开具处方后，将证明文书送交医院办公室。该患者的姓名单独登记造册，发给“享受治疗”之凭证，注明年、月、日。每次回医院复诊拿药，患者需出示该凭证，康复后再换回自己的证明文书。

“每年付给医生达2000卢布”

然而，有支付能力的莫斯科人不喜欢医院。作家兼剧作家П.Д.博博雷金通过笔下一位女主人公之口生动传达了当时人们的住院观感：“她亲历了对医院的特殊恐惧，这种恐惧是平头百姓和贵族老爷共有的。医院意味着必死无疑，是贫乏的、普通的、冷淡的；有可怕的手术，有粗暴冷漠的医生、医助和护士。在那狭长的、摆满单人床的病房一躺好几个月，弥漫着医院的腐臭和石炭酸味儿，身边的人呻吟、打鼾、哭喊，做一切使病弱之人变得肮脏可憎之事。在医院，一位士官早晨巡查病房，大声询问：谁要领圣餐？”

故而手头宽裕的莫斯科人更愿意在家治疗，请家庭医生照护，或偶尔找名医咨询意见。自1789年起俄罗斯法律正式规定了自由执业医生的收费标准。医学博士K.戈林格写道：“如果医生把全部时间用在病人身上，却不能获得至少满足他和家人生计的最基本报酬，那是不公正的。因此我国法律甚至允许医生对其劳动提出某种程度的收费要求，例如：城市内出诊每次半卢布至1卢布，市外出诊每次1至2卢布，口头或书面咨询3至5卢布，在难产时提供助产服务收费5卢布，接生婆的分娩服务及九天探视同样5卢布；至于重大外科手术之费用未作硬性规定，由医患双方自行商定——如果收费过高，医疗管理局也不会袖手旁观”。

但并不是所有医生都遵守规定的收费标准。1820年代一个月住院费15卢布，而名医（例如Г.Я.维索茨基或М.Я.穆德罗夫）一次出诊费高达25卢布。然而富裕病人相信这钱花得值。同时代的人说穆德罗夫能用放血疗法和水蛭吸血创造奇迹。有些家庭连续二十年聘请穆德罗夫看病，尤其感激他能记住每位患者的状况，秘诀就在于这位医生保存几十年的病历。穆德罗夫向自己的学生们解释：“这些全是我亲手撰写，不是在家而是在患者床边写的。姓氏数量一千多个，每个姓氏下面可能有多位病人，每个病人也可能生病多次。档案依照字母顺序排列，一个字母单独一册，翻开就能迅速查找每位病人的病史和全部处方。这件宝藏对我而言比我的整个图书馆更珍贵……1812年，我所有的书——那些构成我财富和学术奢侈品的书都留在这里任敌人掠夺，但病历档案无论走到哪儿我必随身带着。”

穆德罗夫讨厌“故弄玄虚”，不愿做那种为了忽悠病人而给他开出25种成分混合药膏的医生。他会毫不犹豫地建议病人“敷芥末籽、辣根膏，使用西班牙苍蝇”，还会推荐“摩擦、蒸汽浴、普通浴或药浴，用水、醋、葡萄汁或葡萄酒洗脸、洗手、洗脚乃至洗全身”。穆德罗夫说过一句日后成为名言的话：“治病不能只看病名……应着眼病人本身，治疗他的体质、他的器官、他的精力……这就是我行医的全部秘诀。”

简单的治疗方法为首都最好的医生带来不菲收入。曾访问俄罗斯的英国医学博士A.B.格兰维尔1828年写道：“有声望的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一年挣5万至7万卢布，某些人家每年付给家庭医生600-1000甚至1500卢布，且据我所知，还有两个显赫家族每年付给医生高达2000卢布。”

但无论首都或其他城市，绝大多数人做梦也不敢想拥有私人医生。

“三个人睡两张床”

1840年代初随着手工制造业发展和歉收地区农民大量涌入，两都平民数量持续增长，无论公共救济机构或慈善医生都难以给他们提供医疗救助。于是1842年4月圣彼得堡正式宣布了皇帝恩准的一项国务委员会决议，开办一所“为杂工阶层设立的医院”。

莫斯科民政总督（译注：相当于“市长”）И.Г.谢尼亚温指出：“鉴于莫斯科所有面向平民阶层的医院几乎全年满员，每天都有几十名患者被拒之门外——导致劳工们在此地找不到容身之处，只能带病离开都城，未抵家乡即死于途中”。他也提议在莫斯科开办一所专门收治杂工阶层的医院，当时这类工人城内约有11.5万。

国务委员会的决议称：“在圣彼得堡开办常设医院，服务在此居住的杂工阶层，决定每年向每位杂工，无论男女，征收60个银戈比。”——莫斯科则是每人每年收70个银戈比（当年老百姓的主要食物黑面包，在1842年的价格是一俄磅1.25银戈比，约合每千克3个银戈比）。

这笔钱绝不是自愿缴纳，属于强制性税费。凡有缴费义务者的身份证上都会注明缴费情况，若某人掏不出这钱，发给其一张凭证，限期一个月离开首都。《刑罚汇编》还新增一条规定：“城市的房主或其房产管理人……若容许未缴纳杂工医院所设定费用之杂工、或已领取未缴费凭证之杂工居住于其房屋内，一旦凭证期满，受如下处罚：第一种情况——每人处以各首都所定缴费金额的十倍罚款；第二种情况——每逾期一日罚款三十戈比。”

1844年9月1日莫斯科正式开收“住院捐”，一个月后首批患者入住隶属公共福利机构的杂工临时医院。该机构历史文献显示，这家医院设在苏谢夫区旧叶卡捷琳娜医院年久失修的老楼内，因为“只有监狱医院首席医生加阿斯无条件同意为杂工提供病房”。虽然新叶卡捷琳娜医院同意每月接收20名患者、市医院同意接收70名，但每位患者的月住院费高达4.3个银卢布，公共救济机构感觉负担太重，毕竟杂工医院收治一名患者的月开销仅70戈比。不久，旧叶卡捷琳娜医院的200张病床每月已有400余人排队申请。

此外，很快又向居住在市内工厂宿舍的工人们征收“住院捐”，由此增加了2万名潜在患者。

莫斯科的地主擅长精打细算，他们在城内拥有5.8万名奴仆。为逃避支付每位患病农奴在市医院治疗的4.3银卢布费用，他们开始将病人送往旧叶卡捷琳娜医院，并在送院前一天给他们支付70戈比的年费，尽管该医院条件特别恶劣。药品、床单、仆役和食物仅按200名患者之标准配备，而实际接受治疗人数远超此数。

医学博士A·I·奥韦尔写道：“旧叶卡捷琳娜医院建于城市北端……正迎着北风。所以地理位置有利于形成雾气和大量露水，使得空气潮湿，容易引发间歇性热病。根据杂工医院的医生观察，这种热病在院内很难治愈，动辄复发，患有其他病症的病人也会发作”。

后来逐渐向莫斯科市民租用七间民房，但寻求医疗帮助的人持续增加。遂决定开设门诊部接收求诊者。

着手筹备杂工临时医院之际，官员们曾承诺将在三年内建造一座现代化的砖石结构永久医院。临时医院高级医生亚尼亨被派往圣彼得堡详细考察当地杂工医院及其他医疗机构的设施和运作方式。随后，建筑师М.Д.比科夫斯基1845年5月前往北都，以圣彼得堡的医院建筑为蓝本画图，因为“其外部和内部设计几臻完美”。最终，1846年М.Д.比科夫斯基完成医院施工方案，预计耗资一百万银卢布。公共救济机构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莫斯科民政总督遂委托建筑师П.П.布连宁“以最经济、最便利的方式设计永久医院预算案”。1847年此人提出的总造价为927325卢布66戈比。

省级官员计划举债70万卢布，期限为37年，从70戈比捐税中慢慢偿还。又考虑将每位工人的70戈比年费提高到90戈比。但在提高缴费标准之前，官员们想要查明医院的建设方案是否包含了“超出最底层人民需求的奢侈与豪华”？争论此事的公文往来持续十年之久，广大患者继续咬牙硬撑。

А.И.奥维尔报告说：“住院治疗的杂工被安置在医院的五座独立小楼、走廊和厕所内。夏天潮湿，冬天寒冷，即便健康人也难忍受。地板、窗框甚至墙壁皆腐朽不堪，纵然消耗大量燃料也无法给病房供暖和维持健康空气流通。但就连这种病房都不够用，每年患者激增时由于缺乏空间和病床，直到1857年患者们不得不三人合用两张床，甚至睡在床与床之间的地板上。病房短缺导致一些病人被安置在浴室、烘干室等位置”。

在这家医院上班同样很辛苦。一位助理护士要照料15个患者，而在其他医院通常不超过5个。每位住院医生负责100个患者。不仅患者的三餐被缩减，甚至工作人员的饮食也得不到保障。医院十四年累死了十三位大夫。

1855年11月亚历山大二世命令将已故出版商、慈善家П.П.别克托夫捐赠的全部财产用于建设莫斯科的杂工医院。这些财产包括位于各省份的庄园、莫斯科的房屋和度假别墅、现款及一些小银器，总估价约50万卢布。肉贩街的别克托夫家雅宅成了杂工医院的一个分院，1879年市政府又购得谢佩列夫豪宅，开设亚乌扎分院（译注：即后来的市立第23临床医院）。然而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修缮改造旧叶卡捷琳娜医院，承蒙С.Т.莫罗佐夫、Л.И.蒂米斯特、Ю.Т.克雷斯托夫尼科娃、М.Ф.莫罗佐夫和А.П.卡维林等人捐资赞助。

19世纪末《莫斯科市杜马公报》写道：”尽管商人们为医院和收容院慷慨捐款，但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医疗援助的事业远未达到理想水平。1894年1月市医院拒收病人的数字依然令人震惊。拒收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床位。某些医院的拒收比例高达50%”。

1912年莫斯科市医院合计收治73441名患者，仍有39494名患者被拒。原因：满员了。

延伸阅读：

纪念外科名医谢尔盖·尤丁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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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名

在苏联，一个人的收入不能超过他的身份地位，例如工程技术人员几乎挣不着任何“非官方”额外收入，水管工却可以；清洁工兼职两、三份差事，教师最多兼职一份半，尽管苏联的教师一直略有短缺，尤其自然学科和外语。那些年高校的主要优势之一是有机会进行官方科研项目，当然，此项薪酬不得超过本职工资的一半。任何超出国家规定水平的收入都被称为“非劳动收入”，遭受严厉惩罚。

所谓“非劳动收入”，既包括通过犯罪手段（盗窃、贿赂、贪污）获得的赃款，也包括在正常国家被视为完全合法的酬劳。关于苏联的盗窃和职务侵占，您不妨自行阅读这篇文章。我今天想谈谈其他类型的“非劳动收入”。

本人偶尔读到和听到这样的论断：“在苏联，私人买卖想做就能做。”而且讲这话的人是完全认真的。实际上，苏联“非劳动收入”的主要特征就是：这些收入不来自个人在社会主义部门（国有企业、国家机构或国家批准的合作社）的工作。下面略举几个事例说明。

门饰——非法经营

材料都是在国营商店正式购买的，必然保留小票。但您肯定得先认识商店售货员才行，而且要支付高于原价的货款。

本人当时是个“侦探”，就是今天的客户经理。我挨家挨户推销这项业务，如果客户订购了30卢布的门，我能拿5卢布提成，如果订购35卢布的门，我拿6卢布。这样一天下来挣60-90卢布，对于大学生而言可不是小数目啊。

您知道一位有十年经验的师傅包一扇门要多久吗？说了您肯定不信——从按响客户家门铃到收钱走人，总共二十五分钟！简直不可思议！那些技艺精湛的人把每道工序细化到极致，真了不起。

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则自行摸索如何与客户正确攀谈，如何笑眯眯劝人掏钱，如何按门铃。总之，这就是苏联式直销。

此事的时代背景是1985、1986年左右。如果被抓到，初犯罚款25卢布，进警察局聆听一番教育，通知工作单位。党委和共青团也会进行批评……但这些都不算什么。并且一年内不允许在同一地区再犯——如果二次被抓，可能上法庭。当然，材料必须是“合法采购的”，否则立刻会被指控投机倒把。

我们在莫斯科周边的各州城市干活，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被抓住过。

投机倒把

说到投机倒把，我想起当年报纸上广泛报道的一个案例。某男子在中亚（那边的西红柿卖不完都烂了）以每千克10戈比的价格收购西红柿，运到摩尔曼斯克以每千克3卢布甚至6卢布销售。顾客趋之若鹜，因为他们有钱，但西红柿不常有。结果该男子被抓并判刑——投机倒把罪！

这个坏蛋判了几年？十年。吃一粒“花生米”也有可能，可他赚的钱不多，不够判死刑的程度……

另一个学生也因此被开除。他给自己买条裤子（印度牛仔裤），尺码小了。朋友和熟人好像也不需要，他就拿去市场转手，结果“投机倒把”被抓。真是个傻冒，应该送去寄卖商店嘛，就不会落入ОБХСС的圈套了。

个体经营活动

1980年代初的莫斯科曾有一支广受欢迎的摇滚乐队叫“复活”，其巅峰时期也是在1980年代初。当时几乎每个拥有磁带录音机的人都有他们的歌，比如《谁的错》、《小提琴手》等大热曲目。假使这支乐队在今天拥有如此多歌迷，肯定要走遍全国开演唱会，发行专辑，大赚特赚。但苏联时期情况完全不同。在苏联，只有“专业团体”，也就是隶属某个音乐团或在餐厅工作的乐队才可以公开表演挣钱，区区几个人随手拿起吉他演奏自己写的歌挣钱就是犯罪！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犯罪。

但“复活”乐队人气火爆，他们的录音带在国内的流传数量十分可观。尽管乐队阵容几经变动，还改过名，人们依然喜爱他们的歌。最后乐队开始举办所谓“地下演唱会”，当然不是在地下室又蹦又跳，主要是在共青团组织提供的正经音乐厅进行。虽然许可文件上写明“青年晚会”，乐手们也没明着拿钱，实际他们通过卖门票变相收取报酬。终于有一次被ОБХСС抓住，刑事立案，1983年8月乐队主唱阿列克谢·罗曼诺夫和录音师亚历山大·阿鲁丘诺夫被逮捕，指控他们“以举办演唱会和发行自己歌曲录音带的形式从事个体经营活动”。好在他俩都被判了缓刑。

私家车营运

那些年也不允许私人出租车。用自己的车免费载人没问题，收费绝对不行，因为这是与国家竞争。甚至有随机检查的——便衣警察招手拦车，要求搭车，最后递上钱。如果司机收钱，当场被抓现行。我记不清具体什么时候允许这门行业的了，似乎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顺便说一句，那时在莫斯科打车会被要求付“两端”（计价器显示车费之双倍）。

另外，我曾有个出租车司机朋友，已经亡故了。1991年初我需要借钱，他不但借给我，而且看在朋友份上不收利息。此人从郊外别墅的杂物堆翻出一个苏联时代的塑料盒子，装满苏联卢布，大部分是100元面额的，递给我两捆，总共2万卢布，当年可是巨款哦……他晚上做小生意卖伏特加，属于出租车司机的另一条发财之道，商店卖4.7-5.5卢布一瓶，他们有本事卖到10-15卢布。老兄后来就是死于酗酒。这些人偶尔也会被抓典型，但通常有“内线”通风报信，收25-30%的“信息费”。

自制设备等于非法经营

1980年代初还有一桩更离奇的事，发生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吟游诗人亚历山大·诺维科夫身上。1984年之前诺维科夫混过几个摇滚乐队，之后他突然拥抱另一种风格（今天叫“香颂”，法国民歌），录制专辑《车夫，拉我走吧》，迅速风靡全国，歌曲《古代城市》更是成为超级热门单曲。但1984年新上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下大力气整顿摇滚乐和一切非官方音乐家，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乃是充满各种奇思妙想的城市。如果您还记得，时任市委书记正是Б.Н.叶利钦。反正一通整顿下来，个别人很幸运，低眉顺眼承认自己“误入歧途”就轻松脱身了，比如“乌尔芬·朱斯乐队”的作词人伊利亚·科尔米尔采夫，他后来给“鹦鹉螺乐队”作词声名鹊起。

亚历山大·诺维科夫却没那么幸运，1984年10月5日被捕，他的歌曲几乎被认为是反苏宣传（当年可不是闹着玩的）。但他被判刑竟不是因为他的歌——苏联政府不喜欢政治审判招惹《美国之音》评论——而是因为他制造和销售电子音乐设备。诺维科夫自制的放大器和扬声器品质远超苏联同类产品，所以不愁顾客。正如您可能猜到的，这在苏联是犯罪行为，因为苏联人允许定制服装（尽管也很麻烦），但禁止自制设备。

结果亚历山大·诺维科夫被判刑。您认为“全世界最人道的法院”会因为他制造并销售优质设备（实际是因为写歌）判他几年？别犹豫，猜猜看嘛。一年？两年？五年？错了。1985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法院判处亚历山大·诺维科夫十年严管劳改。直到1990年2月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发布命令，诺维科夫重获自由，之后俄罗斯最高法院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撤销原判。

课外辅导

如果你有所注意，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教育部门官员。假若当年因此被抓住会被禁止当老师，或者发配去职业技术学校教那些智障孩子，再犯就判刑。我有个熟人，一位天生的好老师，大约在1988年被抓，立即开除。谢天谢地，她只是在学生家里上课，否则还会被扣上滥用国家财产谋利的帽子（别忘了公寓属于国家财产！），也就是说，罚款、解雇和精神折磨已然是“高抬贵手”。如果她是党员，肯定失去党籍。所以1988年的社会环境应该说没那么严苛了……她在某个三流技校继续教书几年并退休，从那之后再没做过家教辅导，只有一次例外，是应我的个人请求。尽管她已经七十多岁，短短三个月把中学的整个数学课程统统塞进某位朋友的儿子的榆木脑袋，结果他入学考试竟然考满分！

大学生企业家

当今许多聪明大学生会替那些手头宽裕但比较笨的同学做作业，挣几个零花钱。苏联时期也有，虽然比较少。我不能说我乐见这种事，但在我看来，如果要惩罚也只应该惩罚“顾客”。但在苏联时期，心怀不满的“顾客”抬腿去系主任办公室举报，“枪手”就会被开除，撵出共青团，然后参军……我能想起来两次大学生代写作业被抓继而被开除的事件，没人能帮他们。其中一位后来通过夜校追赶课程并毕业，另一位的命运不得而知。“顾客”则按时考取了毕业证。

最后的唠叨

回望苏联历史，压制公民个人主动性的斗争一直存在，从1917年夺取政权开始，中间仅新经济政策时期和战后的残疾人劳动合作社时期有过短暂放松。也就是说，国家只在明显无法独力应对的情况下才允许公民稍微表现出一点主动性。更令人吃惊的是1986年5月23日最高苏维埃发布的关于加强打击“非劳动收入”的法令。打击非劳动收入与禁酒运动一起成为国家启动改革的显著标志。但如果说“禁酒令”是基于实际问题——劳动人口的高死亡率，那么在私营企业萌芽之初打击非劳动收入的原因仍然讲不太清楚。颁布这项法令与改革初期的整体氛围格格不入，与旨在鼓励私人创业的政策背道而驰。一年前即1985年上台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加快社会经济发展之构想，其中已经可以窥见私人创业的影子，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额外收入。从那时起，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言，经济领域“出现了微动”：人们尝试创业，哪怕是以最原始的形式——利用自家菜园或私家车。1986年11月将要出台关于发展个体劳动活动的决议，1988年5月将要颁布合作社法。但就在这些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决定中间，却抛出一部法令声称“擅自将交通工具用于牟利，违反手工艺和其他个体劳动活动之规定”，以及“用面包喂牲畜”都将受处罚，从罚款到五年监禁直至没收财产。无论如何，这部法令最终付诸实施，与之前的禁酒运动一样也带有明显的苏联特色，就是说它首先影响的是那些依赖自家菜园“非劳动收入”糊口的人。某些地区的警察开拖拉机推倒温室，铲除早熟蔬菜，削减园艺用地。此外还禁止将农产品从一个地区运往另一个地区，这对当时存在的集体农庄市场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

当局所采取行动的荒谬性有目共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这项奇怪法令呢？一种观点认为它针对的是官僚阶层的财富积累：紧随该法令之后，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规定购买超过二万卢布之商品必须出示税务机关盖章的收入申报单。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打击非劳动收入的运动旨在削弱新兴的初始资本拥有者，在计划将私人创业合法化之前，他们可能会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形成竞争。还有一种戈尔巴乔夫晚年提出的有趣观点：原来，私营部门的“微动”结出硕果，从事小规模创业的人开始致富，而这反过来引起了周围人极其负面的反应——“你们想想，那是些什么反应啊？他们开始烧毁农场，放火，‘红公鸡’在我们身边乱窜（译注：火势蔓延之意）。最主要的、最大的困难是情绪和心态问题。我认为，我们没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本人认为一切都很简单——当时的国家乃至后来的国家都非常害怕，害怕不依赖它的公民不再“给什么吃什么”，反而想要国家嚼过的口香糖之外的东西。而当年被允许开办合作社的那些人，皆是经过考验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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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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