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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1923年生于莫斯科牧首池塘。父亲在工厂上班，母亲是家庭主妇。1940年我十年级毕业，考入莫斯科市“В.В.古比雪夫”建筑工程学院。
1941年夏天，学院整个二年级集体报名参加莫斯科民兵。大家在布提尔卡街兵役委员会集合登记姓名，送往莫斯科郊区的军训夏令营。我在那里领取一件套头军上衣、一顶船型帽和一条腰带——鞋子和裤子是我自己的。我们在营地进行队列训练，学习刺刀格斗，只有一支带刺刀的步枪，轮流用它捅假人。还给我们讲授如何射击，但整个训练期间没打过一颗实弹。夏末，我们被编成预备连，派往前线补充一个步兵团。在斯摩棱斯克地区，我们宿营在谢苗诺夫斯基国营农场，吃了一顿饭，发了步枪和子弹。一个“老兵”看看我的枪膛，说我用这枪打不中德国人。说实话，我没太在意，仍旧以为战争很快即可结束，急着上战场看看打仗究竟什么样。第二天来了军队干部，预备连被拆成排，我和另两位同学分到一个排，此后我们一直在一起。大家排成纵队奔赴前线，很快编入某个部队。可我们究竟在哪儿、隶属哪个部队，我完全不明白。阵地位置极其不利：前面是一片森林，本该在西侧构筑工事，却在东边挖了战壕。第二天或第三天，几架德国飞机掠过我们头顶，不久，附近公路尘土飞扬，有人说是德军侦察队。我们开火，他们撤了。之后我再没见过我们的指挥员。德军迅速在树林后方架起迫击炮，轰击我们的战壕。起初他们集中火力打左翼，接着打右翼，当所有人从两翼跑到战壕中部躲避时，他们又炮轰中部。弹片击伤我胳膊，被震得不轻，鲜血哗哗流，可没有任何东西包扎——没有止血带也没有绷带。战友架起我往外走，拖进一个村子，找根绳给我捆扎，继续搀着我往前走。我们上了大路，到处都是人，各走各的，全然搞不清方向。
好不容易找到一辆车拉我，送我进医院。我在医院一直躺到秋季，伙食好治疗也好，无可挑剔。胳膊伤口愈合，但花了挺长时间恢复功能。因为我是轻伤员，还得协助医护人员照顾卧床的重伤员。
1941年12月底我拿着出院证明，被送到兵役委员会。我试图进厂工作——因为当初的浪漫主义早就消退了，我压根不想回前线——但事与愿违。1942年2月我被征入工农红军，派往罗斯托夫炮兵学校，学习做一名反坦克炮排长。
学校已经疏散到了尼亚泽彼得罗夫斯克郊区（译注：1942年10月-1943年7月）。我们动手修复彼得一世年间遗留的厂房，改造成学员营房。整个夏天我们干完了砖瓦活儿，搭建了三层铺位，还砌了取暖火炉，但厨房和厕所，尤其澡堂没来得及盖完，所以1942—1943年的冬天饱受严寒折磨。更何况我们穿的还是破旧夏季军装：马裤、军上衣、大衣、裹腿、靴子，只有帽子是冬帽。又饿又冷，全身长虱子。最折磨人的是每晚五千米森林行军，每个学员必须扛木头回来供营房和教员宿舍取暖。
到了1943年1月，学员们开始因饥饿浮肿。某一天，全体炮兵连拒绝离开营房，要求立即上前线。军官们试图赶我们出去，但我们抵抗。之后乌拉尔军区司令员来了，同行的还有兰佩尔上校，据说此人曾在西班牙战争期间指挥过马德里防御。他们劝我们到操场列队集合，兰佩尔上校抓起一把雪，递给最右边的人，请他依次传下去。雪很快就化了。他说：学员的口粮就是这样到达你们嘴里。他最后一句话是：“我会解决问题！”
确实，开春的时候我们暖和起来，课程变得更规律，伙食也改善了。兰佩尔上校亲自检查投入大锅的食材。军校每天吹号，早晨六点起床号叫醒所有学员，新的一天从做操开始。我们赤脚、穿长衬裤跑出营房，引体向上，然后冷水洗脸。穿好衣服，操场集合点名，列队去食堂吃早饭。早饭有面包、粥和茶，所谓的茶其实是带颜色的水。每个学员在食堂有固定座位，值日生背对餐桌站立，另一名值日生切面包、盛粥，问：“这是谁的？”前一个人报出某个学员的名字或绰号，这份食物就递给他。分发完毕，喊口令，全体开始吃饭，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吃完。午饭和晚饭也是这套程序。
早饭后第一节课是两小时队列训练，接着是两小时课堂学习：条令、政治等课程表安排的内容。等到号声通知“拿勺子、拿饭缸”，我们列队唱歌去吃午饭。午饭后野外战术训练，教员裹着皮大衣，而我们却穿着单薄大衣打哆嗦。之后返回温暖教室，所有人无一例外昏昏欲睡。兰佩尔上校讲课最有意思，他介绍德军的坦克、他们的作战战术和薄弱环节。我记得他定义“闪电战”是三兵种协同作战：空军、坦克和机械化步兵。他说，只要击溃德国坦克，闪电战就“完蛋”。必须承认，他确实分享了实战经验，这些经验日后对我个人很有用，学习那些条令则毫无意义。
除了通用科目和炮兵训练，我们还学习开汽车、骑马，担负学校的警卫任务，日常值勤，还要为教员服务。忙得不可开交。
我记得1943年5月的一天夜晚，全校突然拉警报。列队点名，叫出1922年和1923年出生的学员。给了我们三天干粮，但我们在赶赴火车站的路上就吃光了。随后把我们送到切巴尔库尔（译注：车里雅宾斯克州中部城市）的军营。刚到没几天，又让我们坐加热车厢，挂在一列运送坦克的火车后面，直奔前线。火车开了很久，我们在彼尔姆附近吃一顿饱饭，之后加热车厢被挂到另一列火车上，平车装的是覆盖篷布的SU-152自行火炮。我们就此被分配进不同车组，我是装填手，一切脏活累活都落到我和无线电员头上——虽然我们的自行火炮并没有电台。车组分工：机械驾驶员是老大，车长是老大，炮手算“二当家”，而我和无线电员是苦力。我俩负责给火炮加柴油、搬运炮弹、跑腿打饭、站岗放哨等等。浑身脏兮兮的，沾满油污……这些人姓什么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驾驶员叫格里沙，车长叫伊万内奇，炮手叫萨沙（他和我一样也是学员），无线电员就叫“报务员”，不喊名字。
有一次我们的排长来视察，他说我们的装备是秘密武器，这款自行火炮被运到克里姆林宫，最高统帅斯大林看后表示这是我们取胜的法宝。之后还来过一位政工人员，我们都叫他“牧师”，他读报纸，找我们谈话。
另一次，我们在自行火炮篷布底下发现两个老太婆。我们允许她们藏着，她们表示感谢，送我们随身携带的两袋猪油。她们顺利抵达目的地，而我们吃了个饱，感觉更有力气……
车长伊万内奇性格阴沉，对任何事情无动于衷，所以格里沙说了算。他教导我和无线电员怎样打开炮闩、怎样装弹之类。由于我自己抬不起三普特重（译注：1普特约16.38千克）的炮弹，需要两人合作装填。
总之，卸车之后我们连夜开赴前线，走了一整夜加一天。虽然舱口敞开，舱内仍然热得难受。伊万内奇禁止脑袋露出舱口，我们只好几乎全裸坐着。傍晚抵达出发阵地，开始挖掩体，整个车组都干活。前方传来炮声轰鸣，不时有飞机掠过。夜幕笼罩，天边红光闪闪。天一亮，枪炮骤然密集，远处升起黑色烟柱——坦克在燃烧。我透过舱口望见田野，一条浅沟挨着我们的掩体，田野尽头是小村庄，更远处有几栋高大建筑。指挥员命令自行火炮开上小丘。伊万内奇大喊：“装填！”我们把炮弹推入炮膛，车身一哆嗦，炮手射击了。又喊：“装填！”又射击，差点来不及张口（译注：防止震破耳膜）。火药味呛得人喘不动气。炮手大喊：“命中！命中！”车长探出上半身也喊：“打中了！”我们想爬出去看看战果，被一脚踢下来：“你们他娘的装填！”就在这时，一发德军炮弹击穿车体装甲，正中驾驶座，格里沙当场牺牲，我们的破布被点燃。伊万内奇吼叫：“着火了！快跑兄弟们！马上爆炸了！”我们扔下准备装填的炮弹，拼命钻出舱口。我和无线电员先滚进浅沟，沟里居然冒出一辆“虎”式坦克！我们又往灌木丛逃窜。“虎”式向我们左侧的坦克开火，我方还击。四周烈焰熊熊，弹药爆炸，人像火炬似的从燃烧的坦克跳出。简直是地狱……我们钻进灌木丛玩命狂奔。子弹呼啸，炮弹乱飞。不知从哪冒出敌机开始投弹。我全力奔跑，但两腿发软，全身发抖，多次摔倒。回头一看——那不是战斗了，是彻底的互相毁灭。怎么逃出来的我自己也说不清，反正没死，甚至没受伤。撤到后方，我在高炮部队的厨房找个差事。营长答应收编我，但团部很快叫我去，一个上尉对我说：“听着，亲爱的，有人点名要你。去军官预备队报到吧”。我反复解释自己确实是鲍利斯·纳扎罗夫，不是军官，不该去那个地方——没人理会。严格执行国防人民委员部第0528号命令（译注：1942.7.1命令组建歼击反坦克炮部队，提高军官和士兵待遇）。于是我揣着证明文书，徒步兼搭车来到军官预备队。在一个大村子，有糖厂，敞开肚皮吃糖蜜，过了几天舒服日子。但幸福没持续太久，来了一位少校，发给我授予少尉军衔的公文。我和另五个人换穿新军装，佩戴肩章，随即接到命令去集团军司令部，自行前往荣获红旗勋章的近卫第163歼击反坦克团（后来称“华沙团”）。
我抵达第163歼击反坦克团团部，部队刚刚在温尼察市、卡扎金市附近与德军坦克激战后撤出战斗，损失大量火炮和炮组人员，只剩火力排残部。团部派我立刻上前线，担任火力排的排长。炮兵连已经在战斗中完全溃散了，仅剩不完整的火力排，由波波夫上士和炮手柳比莫夫大士带领。等我赶到这个排的位置，他们捡到步兵丢下的一门师属火炮和几发炮弹，外加一挺德军轻机枪。用这点东西武装起来，在德军预计撤退的一条公路边设埋伏。不久出现一支德军卡车纵队，一辆坦克前方开路。柳比莫夫击毁坦克，我们用机枪扫射卡车，德军调头后撤。他们引爆了被打坏的坦克，走另一条乡间小路绕过我们。我们放弃阵地，从掩体救出之前战斗的伤员，拖着他们返回团部，团部在一个村子内。经过这些战斗，部队被拉到日托米尔附近整编。我们连补充了新连长，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的老兵陆续出院归队，征兵站送来没有实战经验的新兵。
开始做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柳比莫夫大士给我们讲了第163团的许多故事，他从1941年就在这儿当兵。那时部队装备的是45毫米马拉反坦克炮。在一次战斗中全团覆没，团部投降，柳比莫夫携带团旗和战斗日志逃出包围圈。
他教导我战斗知识。怎么教的？部队整编的时候，他问我：“少尉，你在哪儿打过仗？”我回答了。“那你什么都不懂啊。来，自己挖个坑坐进去，我教你”。我挖好坑坐下，他拿一支德国冲锋枪，瞄准我坐的小坑短点射，然后喊：“我在哪儿？探出头来，我不开枪”。“我不知道啊？”“你再听一遍”。就这样反复训练，直到我能准确判断开枪方向。这些知识非常重要，因为幸存的炮兵常常会身陷德军后方，必须想办法突围。他把我教会了，后来他牺牲，我又教别人。
不久我们直接从工厂收到ZIS-3加农炮，又配发了崭新的美国斯图贝克卡车。炮组成员补齐了，一个班五个人：炮长、瞄准手、装填手和两位搬运炮弹的，所有成员可以互相替换。即便如此，五个人要想抬起炮架把它挂到斯图贝克的牵引钩上，力量也很勉强。必须让体格最壮的人双手攀附炮口制退器，充当“秤砣”，才能抬起来。
我也领取了个人武器。但如果说团部军官配发的是TT手枪，那么我拿到的却是纳甘转轮枪，锈迹斑斑，弹膛根本不旋转，无论怎么扣扳机死活打不响。不过没多久我弄到一支缴获的“瓦尔特”，日子轻松多了。炮组配发的是“波波沙”冲锋枪。用过这些武器吗？确实……用过，快别提了……那次在科韦利附近（译注：乌克兰西北部城市），我们爬到中立地带挖土豆，碰见德军警戒哨。那个德国傻冒朝我们扔了一颗手榴弹，他要是聪明点，就该蹲着别露头。但显然他想打一仗消灭我们，手榴弹没炸准，他伸头张望，我扫了一梭子。紧接着我们爬过去，他血淋淋躺在那儿。我浑身发抖，不知道怎么办……很不舒服……
我有了一个勤务兵，他负责到厨房打饭，也帮我处理一些杂事。团长换成中校，随后晋升上校，就是С.П.阿尔希波夫。直到最近我才看材料得知他是苏联英雄，此人在前线从未佩戴金星奖章，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他是苏联英雄。
人员补充齐全，团以炮连为单位自行开赴科韦利方向。途中我们遭遇敌军机枪兵伏击，全员立刻跳车，大士判断出火力点位置，几次射击就把他们打哑巴了。那地方的树上挂着欢快标语：“杀光盖世太保和НКВД”。
在一个村子，内务部队正在打扫战场。我走进一间房子，一名少校正在审问一个年轻人。他指着窗外拖拽大炮的车队说：“你们究竟在跟谁作战？！这可是强大的力量！”年轻人回答：“我们会载入史册！”
行军途中几乎没怎么发吃的，老百姓家只能弄到牛奶，其余的他们都藏起来了。当时互相猜忌，喝牛奶也要强迫主人先喝一口，怕中毒……在一处民宅，主人全家跟着德军走了，猪圈留下两头猪。我开枪打死一头，路上我们就吃生猪肉，甚至团长都派来参谋军官要一条后腿，最后只给他半条……
火力排长的作用是什么？
我的任务是正确选择阵地、正确布置火炮。因为我们的炮弹只有在近距离才能击穿坦克装甲，这意味着坦克有机会碾压火炮。所以必须挑选既容易做伪装，又不容易被坦克碾压的位置。我喜欢把炮藏在粗大树木之间，坦克无论如何也推不倒。此外，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打出第一发炮弹，击毁第一辆坦克。如果我们能抢先打掉一两台坦克，剩余坦克通常会绕过我们阵地。当然，他们也会发现我们位置，开始射击。只要有炮弹从头顶飞过，我们就迅速跑进壕沟，等待炮弹落地。可他们已经不敢往前冲了——怕再次被击中，开始绕道。这给了我们时间包扎伤员、掩埋死者。每一场战斗我们总有人牺牲。
怎样构筑火力阵地？
我们先挖炮坑，深约五十厘米，直径约五米。坑边缘堆砌胸墙。炮驻锄下方埋入方木或小段圆木，让它们死死顶住，否则即使把驻锄打进土里，大炮仍然会往后滑。弹药地窖在二十五米开外，挖交通壕连接。炮位左右两侧各挖一个掩体：左边放置缴获的机枪，右边是哨兵和观察员。我们通常在傍晚进入阵地，一夜之间必须挖好工事并伪装。人人干活，无论军衔、身份。
我们第一次参战是在科韦利附近。德军企图解救城外被围困的部队，我们被派往坦克可能突破的方向。傍晚占据火力阵地，我的排掩护道路。这个地方的道路拐了一个九十度直角弯。距离道路大约三百米，稀疏小树林边缘长着两棵大树，我把自己排的第一门炮藏在两树之间。营长命令第二门炮部署在弯道后大约五百米处。夜里近卫军的“安德柳沙”火箭炮开来增援。道路对面可以看见被毁的石头房子，往前不远耸立着一座类似厂房的建筑，建筑内部间隔打照明弹、机枪扫射。我们背后有条沟，有一段废弃的铁路路基，铁轨和枕木几乎垂直着像篱笆。次日早晨空袭过后，坦克沿右侧道路杀来，正面有步兵从工厂那边借着房屋掩护发动进攻。很远处一辆坦克射击“安德柳沙”火箭炮，打爆一台，后来才知道脱轨的火箭弹击中我们排的第二门炮，连人带炮都炸烂了。坦克逼近我方阵地，我们击毁其中两辆，但第三辆向我们开火，战友负伤。我们跳进壕沟躲避，等待炮击停止。坦克没有继续靠近，驶出道路进入田野，消失在我们后方。这一天我们坚守自己火力阵地。战斗转移到左侧，道路空荡荡。天黑时分战士们把伤员拖到后方，我留下来掩护他们翻越铁路路基。夜晚他们开着另一个炮连的斯图贝克卡车返回，冒着敌人炮火费尽力气把大炮挂上车钩，我刚想抓住车边，被一枚近距离爆炸的炮弹碎片击中腹部。我被抬上车送到卫生营，医生来看一眼，吩咐卫生员：“把他抬停尸房去”。我想说话，可剧痛难忍，嘴里冒白沫发不出声。听到他这话后我就晕过去了。等我苏醒，已经在停尸房，他们正在抬死人。一个年纪大的卫生兵说：“哎，这个睁着眼呢！”另一个说：“睁什么眼？扔出去”。不过他们终究把我抬进手术室，医生看了看说：“哎呦，居然没死！”接着给我做手术。我治疗了很长时间，但没完全恢复就被送回部队。我全身缠绷带，必须定期换药。团长同情我，正好旅部来电要一名有实战经验的军官去第47集团军司令部做联络员，他就派我去了。团里给我配备一名勤务兵索谢德科夫和开一吨半卡车的驾驶员，到了军部又加派两名红军战士。好像说给一辆小装甲车，后来又变卦，所以我们只有一辆一吨半。我们住进一个谷仓，里头住着主人全家，他家房子被军政治部的一位大官和警卫员占了。从没见过这人，而且我们很少待在谷仓，因为整天执行任务、递送文件。
一次出任务途中遇见一件趣事。当时我们在寻找文件的收件人，开上公路，是一条死路，尽头矗立一座豪华公馆。公馆周围长满马林果树丛。小伙子们饿了，说：“首长，让我们吃点儿马林果吧”。我同意了，但要求一次只能去一个，必须带冲锋枪。于是他们轮流下车摘果子吃。忽然公馆内走出一位绅士，得知我是军官，邀请我进屋。我不好拒绝，跟着他走进一楼大厅。宽大的安乐椅坐一位老夫人，我向她问好，她用俄语请我坐旁边罩白布的椅子，问我：“您不是来自利佩茨克吧？”我回答：很遗憾我是莫斯科人，从未去过利佩茨克。她有点失望，说自己生在利佩茨克。随便谈了几句我告辞离开，起身时发现白布椅套被我的脏军服蹭黑了。
军部开晚会跳舞，但我不去。为什么？我告诉你原因。第一天到军部报到，看见附近有个湖。我脱下破旧上衣、裤子、裹腿和鞋，简单搓洗——当然没有肥皂，然后摊开晾干，再穿上，感觉自己像国王。我走到军部，听见传出音乐声，问一个路过的战士：“那边做什么呢？”“跳舞呢”。我走近一看，果然军官们正在跳舞，个个衣冠楚楚、皮靴锃亮，气派极了。我瞅见一位漂亮女通信员独自坐在旁边，心想：“既然她一个人，我就过去坐吧”。于是我走过去坐下，说：“你们这边还有舞会啊，真不错”。寒暄几句，提议认识一下。她却沉默不语。我凑近些揽着她说：“咱们认识认识吧”。她轻轻把我手推开，放在我自己膝盖上，说：“听着，追求我的大星星多的很，你一个小星星靠边吧”。就这样！从此我再没去过舞会。唯一例外是去看了一场美国电影，就那一次。说实话，我并不憎恶或嫉恨这些光鲜亮丽的司令部军官，但我强烈渴望成为他们一员：能睡在干净温暖的床上，而不是睡在虱子横行的肮脏战壕，吃得好，穿得好，身边也少些死亡。所以，一个月后命令我返回炮团继续做排长，我内心特别苦涩、委屈。真是厌倦了战斗、泥泞、鲜血、死亡！这算什么？！这算什么生活？！
回到团里，听说柳比莫夫大士某次战斗牺牲了。
1944年华沙附近局势严峻。我们被调往利吉奥努夫市一带，在利吉奥努夫高地的一次战斗中，我失去了炮手米佳·多林斯基和装填手蔡……米佳是我莫斯科老乡，我俩好朋友。他特别喜欢开炮！那小子——哎呀呀。当时他蹲在壕沟，一枚火箭弹从天而降，正好落入壕沟。我过去一看，血肉模糊，吓得我头皮发麻，奇怪的是血肉顶上居然躺着一枚“英勇”奖章。米佳·多林斯基就这么没了，我只能把他掩埋在壕沟。
2005年胜利日我重回华沙。俄罗斯联邦大使协助我前往利吉奥努夫市，寻找当年我亲手掩埋的多林斯基和蔡的坟墓。这座城市我已经不认识了，很难确定高地究竟在西边、北边还是东边。当地居民Р.贝斯库尔斯基先生和本市学校的中学生指点迷津，原来他们这么多年一直照顾墓地，不仅用四根混凝土柱子围起来，还在长高长粗的树干凿刻基督教十字架。
有一次团部找我，派我去波兰军队担任新组建的SU-76自行火炮团的排长。到了那儿我只找到三位红军战士，机械驾驶员，是他们把几台自行火炮开来的。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换穿波军尖顶方帽和英国呢绒大衣。某天我进村，正走着，忽然一扇窗开了，波兰女人探出头来说：“波兰军队！请进，请进，先生！”那么我就进屋吧。她叽里呱啦安顿我坐下，可我感觉很不自在，靴子淌泥水，大衣底下是我们红军的旧军装。这时她看见窗外走来另一个人——是个中尉，她又喊：“强大的波兰军队，中尉先生！”好嘛，正牌波兰人出现了，说纯正波兰语，女主人也请他坐。他俩一齐对我说话，我不知所措，想溜之大吉。到走廊一看，他的尖顶帽真气派：鹰帽徽，亮漆帽檐。我把自己的帽子和大衣留下，穿戴他的悄悄溜了。返回住处，战友们惊呼：“哎呦，中尉大人！”当然，我这样做不妥……总体来说，两方面关系不咋样，我们叫他们“波兰佬”，他们叫我们“草鞋佬”。
我决定试驾一台自行火炮。到了一个小城镇，这地方半边还在德国人手里。沿街行驶，前方十字路口冒出一台德国坦克，我们近距离射击把它打坏了。之后在一栋房子外停车，驾驶员格里沙说（译注：另一位叫格奥尔吉的战友）：“我去地窖看看有没有果汁”。因为当地人喜欢做罐装果汁，对我们而言挺稀奇的。我说：“你去找吧”。他说：“一块儿去吧，你帮我掩护”。于是我们进屋，刚进门我就感觉里头有人。下到地窖，果汁没找到，发现大活人。我们以为是德军，格里沙喊：”Halt!”墙后走出一个女人，不知是波兰人还是德国人，带俩小孩。她在半地下室窗边的桌子旁坐下，惊恐地盯着我说：“完蛋了，完蛋了!”我在她对面坐下说：“等打完仗，我也回莫斯科娶个媳妇”。她瞅瞅我，瞅瞅窗外，看远处燃烧冒烟的德军坦克。格里沙问她：“你看窗外干什么？那是我们刚炸掉的”。她说：“上尉刚才坐在你的位置，他也说战争快结束了，要回柏林结婚……现在你们从莫斯科来，坐在他的位置，说一样的话。不知道他死没死？”格里沙说：“可以去看看”。女人带孩子和格里沙一起出去看，没见坦克里有人，全体乘员都跑了，他们很高兴地回来。我们稍坐片刻就回部队了。这台自行火炮的炮手叫古伊曼，我们刚回去，总部打电话：“古伊曼爸爸来了，他是个名医，想把儿子接走”。当时我们正和古伊曼吃野战口粮，我对他说：“听见没？你爸来了，去总部吧”。他说：“我不去，我害怕”。我劝他：“怕什么呀？我叫人陪你”。他说：“我怕我走不到”。所以他就没去。半夜，战友叫醒我：“古伊曼炸死了”。他当时坐在自行火炮旁边，飞来一颗炮弹在他脚边爆炸，脑袋炸没了。所以天黑那会儿为什么不走呢？兴许就活下来了……我记得我们调防的时候，看见那些小伙子面如死灰，不像正常人。还有一次，我下了战场，走进一栋房子，墙上挂着镜子。我一进屋，镜子闪现陌生人，我下意识抓起“瓦尔特”手枪，那人也掏枪……停了一会儿我才认出是自己，差点就开枪了！你看看，人被逼到什么程度？！
跟平民的关系怎样？
劫掠和强奸多数是后方部队所为，我没见过自己战友做这种事。在前线的人一般不会欺负当地居民，老百姓对我们都不坏。万一你受了伤，被包围，除了平民还有谁收留你？正是这种念头让前线士兵不敢强奸、抢劫。当然，我们也会用通条寻找藏匿的粮食，翻出来自然就吃掉了。不靠这些活不下去。
我自己有一次因为失去两个兵，差点被送上军事法庭。营长叫我，说：“团里派来两个侦察兵，带着电台。你领他们去城市边缘，找步兵营长建立联系”。当时是秋季，毛毛细雨，我们穿过小树林，抵达那个小城，果然在郊外找到所谓的“营”，实际不能叫营了——顶多二十个兵。我们按照命令传达完情况，动身往回走。这两个被惯坏的侦察兵嚷嚷：“走之前找个房子，弄点私酒和香肠吧。我们知道他们藏在哪儿。喝完再走”。我也是没忍住，进了屋。他们钻炉膛掏出私酒，又从阁楼翻出香肠和面包，坐在地窖吃喝。他们喝酒，我没喝。天色渐暗，我说：“别喝了，兄弟们，你们已经醉了”。“走吧！”我们刚出门，迎面撞见德国兵：”Halt!”我们连忙退回去。往窗外一看：德国人厨房都摆好了。原来德军进城，我们的步兵营早溜了。德国兵喊”Halt! Halt!”，没开枪。我们躲进地窖。这个城镇像农村，民居有菜园，种土豆之类，后面有围墙，墙边有个棚子。我钻出地窖窗户，匍匐爬过去，两个侦察兵紧跟身后。爬到棚子，我刚翻上去就被扫射，滚落另一边。菜园枪声大作，我等了片刻，俩侦察兵没影了，我只好自己走。天已经全黑，月光明亮。我贴着围墙走，街对面有些烧毁的民房。忽然听见“啪嗒啪嗒”靴掌子声，德国兵！还是我听错了？不确定。我紧贴着围墙，墙上的门忽然开了，有人挨着我身边往外泼水。我立刻钻进去，一个小伙子站在那儿，吓得双眼圆睁。关好门，外头“啪嗒啪嗒”走远了。
我进屋，饭桌旁坐着一位先生和他女儿，正在喝汤。我也坐下，拿起碗勺从锅里舀汤吃。他们盯着我。吃完，心想：“接下来怎么办？他们怕我，不会喊叫。但往哪走呢？”我问波兰先生：“德国人在哪儿？”“到处都有德国人”。“那我怎么逃？哪儿能绕开？”“我明白，到处都有德国人。军官先生，您逃不了。如果在我家被抓住，我们也会被枪毙。我们要离开”。“不行，我不放你们走”。
波兰人在一楼天花板和二楼地板之间做夹层，用来藏粮食、物品、女人或逃亡者。我到走廊看清楚了。上梯子撬开木板，果然能藏人。我把那姑娘拽过来，说：“进去！”她不肯，我用手枪敲她头：“进去！”她只好钻进去。我对波兰先生说：“我拿她做人质，如果你敢出卖我，我先干掉她。我等你带便装回来”。小姑娘哭，先生也哭，但没法子。我跟着她爬进夹层，她爹把木板钉好，带儿子走了。我俩躺在里头，听见外面德国兵脚步声和断断续续说话声，渐渐安静了。躺着没别的事可做，我就和小姑娘闲聊，还强迫她记住我家在莫斯科的地址：“如果我死了，你得给我家人写信”。
波兰先生带回来平民便帽和外套。我脱军帽戴便帽，外套底下藏冲锋枪，和他往外走。半路碰见德国兵：”Halt!”波兰人说几句德语应付，放我们过去了。他领我到一片沼泽地，指个方向，我继续往前走，身后已经打出照明弹了。我走啊走啊，终于走到小树林，听见有人喊：“唉呀去他妈的！”——这是自己人。
回到团里，СМЕРШ立刻找我问话：“把人丢哪儿去了？”“他们喝得烂醉，我还能拖着走吗？！你们派的什么人啊！”“好吧好吧，我们查查”。后来我军拿下那座小城，我跟人坐威利斯吉普回去，找到喝酒的房子、围墙、我翻越的棚子，连那个波兰人也找到了，团长当场任命他做警察局长。我们继续往前打。
组建新团进展不顺，没有兵员补充，也没有自行火炮。我在后方稍事休整，被调回原来的火力排。
冬天我们坚守防线，住老百姓遗弃的房屋和地窖。我记得东风凛冽刺骨，大雪纷飞，前沿阵地一片死寂，敌人偶尔打冷枪。我的火力排得到人员补充：扎哈罗夫、叶尔莫连科、瓦尔拉什金、霍列茨基和马休克。
替换了两门大炮：其一炮管磨损，另一门被炮弹打坏。我指挥过的三个火力排报废了超过12门大炮，但没有被坦克碾压或被遗弃的。
新年过后，全团组成纵队，新上任的团部首长穿迷彩服检阅，他们是：团长邦达连科中校、政委查留克和参谋长霍洛坚科。
我们踏过冰面强渡维斯瓦河，在通往华沙的大道旁的一个村庄暂停，房舍已成废墟。夜晚我开斯图贝克卡车进入华沙，因为之前收到家信，我父亲的好朋友托我寻找住在马萨科斯卡大街2号的女儿。华沙空荡荡的，四处起火。房子我是找到了，但无人居住。
炮团随坦克纵队沿着与维斯瓦河平行的道路开赴比得哥什方向，俘获大量敌人。在比得哥什郊外，纵队遭遇路边村庄机枪和冲锋枪射击。炮长霍列茨基大士调转炮口轰击附近房屋的阁楼，但在交火中牺牲。战斗结束后我们把他葬在城堡塔楼边。纵队在后续坦克掩护下入城，德军未抵抗。
我团向什切青推进。难民和为德国人工作的各国平民与我们一路同行。部队抵达什切青，展开阵地，从隐蔽位置炮轰一座桥，德军正使用这座桥从普鲁士撤退。我们炮兵阵地周围聚集着大量德国难民家庭，还有掉队的空手德军士兵。我们与他们和平相处，他们甚至分给我们食物，还说希特勒完蛋了，自从一月起就不在柏林，也没在电台讲话。他们听了戈培尔的广播非常害怕，担心会被全部流放西伯利亚。消灭了这个防御据点，我们通过浮桥横渡奥得河。
在波美拉尼亚的德意志-克罗内（译注：今属波兰，瓦乌奇市）附近与德军坦克打了最后一仗。命令我们占领赫列波沃庄园后方阵地。我的排走在纵队最后，大约在距离庄园一千米的位置，纵队遇到一些步兵，他们挥手大喊：“你们往哪儿冲？！前面有德国人！”纵队最前面的炮连及时从道路右侧转入树林躲藏，我们却被德军坦克射击。一排的车辆试图从路右侧机动，轮子陷入沟渠。我跳出驾驶室，示意第二门炮转向路左，在一大堆马铃薯后方占据阵地。那边有一队准备轰炸庄园的“喀秋莎”。我自己又向前开了一段，看见路右侧有个出口。我们冒着炮火卸下大炮推入树林，在树木间占据阵地，打开弹药箱。面前有一道壕沟，一头连着公路，另一头通向小湖。瞄准手瓦尔拉什金上士发现壕沟内挤满德国兵，开炮射击，他们抱头鼠窜。我和瓦尔拉什金正要旋转大炮瞄准逼近的德军坦克，一发实心弹打断他的小腿。我把他拖进壕沟，用裤腰带给他止血。尼古拉的小腿挂在靴子上，血流如注。我扛着他想远离大炮，战友们赶来把他抬到斯图贝克卡车。我返回阵地时，正好看见德军炮弹击中一台“喀秋莎”，引起连环爆炸，全队覆灭。我的第二门火炮和所有炮手也在大爆炸中损失了。此时德军坦克和自行火炮从公路与湖泊之间的通道冲击我军步兵阵地，我等它们逼近至二三百米，瞄准侧翼，击毁两辆，其余的掉头后撤。
在波美拉尼亚击溃坦克集群后，我团随即进军柏林。德军在我们眼前分崩离析，1941年的场景正在重演，只是形势逆转了……德军众多，无法全部俘虏，他们列队向未知方向徒步。这次行军途中我的排失去了炮长马修克。夜晚他在炮兵连长屋外站岗，一支德军小队经过，其中一人问马修克借火。意识到对方是德军军官，他将此人俘获拖入屋内。正当营长与这个德军中尉交涉时，马修克用缴获对方的鲁格手枪自杀。
准备进攻柏林期间，最终决定我团改编为重型自行火炮团。及时接收了四台绰号“母牛”的ISU-152自行火炮，我成为其中一台的车长。指派了步兵和工兵组成的突击小组掩护自行火炮。柏林战役开始后我们随突击小组沿街推进，主要用机枪扫射高楼敞开的窗户和地下室。前进方向上遭遇的抵抗零散且薄弱。5月1日我们沿街道向市中心推进，自行火炮忽然猛烈震荡。我打开舱盖出去查看情况，发现履带被炮弹或地雷炸断了。就在这时，不远处又一枚炮弹爆炸，弹片打碎我的膝盖骨、撕裂了韧带，我倒下了。战友们扶我起来，拖到一个地下室包扎。他们用两根木棍做夹板，铁丝缠绕，想教我用这玩意儿走路，可我完全走不动。我在地下室一直待到5月2日夜晚，战友们进进出出，带来雪茄和法国白兰地。后来他们拖来一个大桶，说：“给你带冰激凌了！”递给我勺子，我挖一勺尝了尝——是石灰！他们自己尝都没尝就请我吃冰激凌！不久后我被送进波茨坦的医院，德国医生做了手术，安装膝关节假体。康复后，1946年我根据1A条款成为复员军人，只能拄拐杖行走。
返回久别的学院，人家告诉我：“没有你的学籍档案。我们疏散的时候把一切都丢失了”。“请见谅，那我该怎么办呢？”只好重新参加入学考试。说起来我自己都惊讶，虽然四年过去，我仍然考上了。莫斯科市“В.В.古比雪夫”建筑工程学院毕业，我先后在电子和航空工业部门参与设计、建造了全联盟多个国防企业。
对待伤残老兵的态度？那个时期非常沉重啊。许多人缺胳膊少腿，只能在电气列车上乞讨。抚恤金很少，家庭不想接纳残废。常常能听到责骂：“你回来干什么？你应该死在那儿，反而回家了”。我实在不明白这么多的怨恨从何而来。战争结束后头几年，电影只拍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你问我怎么看《战如战时》、《热雪》这种电影，我觉得就像看侦探片和历史小说。完全脱离现实嘛。你想想，怎么可能像邦达列夫电影那样把大炮一字排开？坦克从侧翼迂回就把它们统统压制了，它们总不能横着打友邻吧！将军走来走去发勋章——乱放屁！我们团长都很少露面，就连营长也尽量远离车辆三百米。
会梦见战争吗？
现在不会了。刚回家那阵子，做梦似乎一切平静，睡着了，忽然梦见草丛，接着爆炸。我满身冷汗惊醒，喘不过气，就跟快死了似的。折腾三年，熬过来了。后来一切都淡忘了，不再回忆那些。如今老了，可以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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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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