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瓦列里·科奇克
193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报部门一直保持密切合作。一些研究者声称这种情报合作关系是苏联首先提议的，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本世纪初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解密的部分材料使我们发现了以前不为人知的某些细节。
布拉格倡议
1935年5月16日《苏捷互助条约》在布拉格签署，该协定对两国军队强化联络产生了积极影响。5月底苏联接待雅罗斯拉夫·法菲尔将军率领的捷克空军代表团，5月31日参观中央流体空气力学研究所。访问研究所之后第二天晚间，法菲尔与苏联同行交谈时说了如下一段话：“我国周围环绕着德国、波兰、法国等国家，我们十分了解这些国家发生的事情。关于德国的消息尤其灵通，因为一个讲德语的捷克人和一个土生土长的德国人几乎分不出来。如果贵国需要，我们可以与您分享这些德国情报。”
谈话报告呈交国防人民委员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他用红笔把将军的话划掉了。也许这就是捷克人最早的提议，或者最早的提议之一。
同年基辅军区大演习期间（9月12-17日）和演习之后（9月24日），红军情报部长谢苗·乌利茨基多次会见捷克同行：捷克斯洛伐克总参谋长路德维克·克列奇将军和总参第二局局长西蒙·德尔佳奇上校，两人多次提出与苏联建立情报合作对付德国。
演习中德尔佳奇首先暗示“苏捷情报机关有必要更密切联络”，后直接表示：“总参谋长克列奇委托我向您正式提议交换德国的情报材料”，并进一步介绍他们的能力：“我们有许多捷克人在德国工作，德语熟练，不少德国军官跟捷克人友善——同乡、亲眷等各种关系，我们的人很容易适应德国生活。最后，我们可以广泛利用痛恨希特勒政权的德国移民……在我看来，我们拥有德国陆军和空军的优质情报来源，也有德国化学工业的情报，但没有海军的材料，对东普鲁士所知甚少”。
上校接着说：“以前我们的工作主要针对匈牙利，现在的重点是德国。我们同法国分享德国情报，同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分享匈牙利的情报。但把材料交给罗马尼亚人风险很高，因为他们吃里扒外的多”。
捷克情报机关希望尽快达成协议，开始实际交换材料并建立互助关系，于是率先释放善意。谈话过程中德尔佳奇提请苏方注意，他已经通过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武官叶梅利亚诺夫-苏立克转交了德国飞机的部分情报，以便“开个好头”，又宣布他愿意将掌握的全套飞机情报奉送，但条件是苏联要和他的第二局分享德国信息。话说到这儿，上校甚至直接挑明了德国航空部某个负责官员就是他的线人。
德尔佳奇还暗示可能帮助苏联在德国组建“破坏小组”，就像当时他们已经为法国做的那样：“如今局势向战争发展，我们发现法国人在德国境内完全没有破坏小组。应法方要求，我们正在替他们、或者说帮助他们在铁路和军工企业中潜伏人员”。话锋一转，又说：“……你们俄罗斯人，凭借自己的情报能力，处境并不比法国人更轻松。我们知道你们讲外语的人少，适应外国生活困难重重”。
德尔佳奇接着谈论德国共产党员，表示完全理解为什么苏联同行不利用那些人，因为“盖世太保在他们中间安插了许多奸细”。对此，乌利茨基“以最大的诚意”澄清，拒绝找德国共产党人合作另有原因：“我明确告诉您，倘若我们谁胆敢在工作中利用外国共产党员的话，我国政府不会饶恕他。但实际上，正如目前大家都知道的，尽管联共（布）中央明令禁止，此类工作仍在进行”。
德尔佳奇不忘提及苏联在捷克境内的活动：“我们知道，贵国早已停止针对我国的秘密情报活动，我们表示感谢，你们可能不了解我们多么珍视你们的忠诚。然而，你们的对德情报工作离不开捷克斯洛伐克，哪怕只是作为一个起点或中间点。所以，你们既然不搞我们了，就该再向前迈一步：携起手来搞德国”。
捷克斯洛伐克总参谋部第二处开始与苏联合作后，多年拒绝配合波兰针对苏联。德尔佳奇举了一个例子：英国情报机关在布拉格的站点针对德国和苏联开展工作，“我的机构，包括第二局反间谍局，破获了这个站点。我召见领导布拉格秘密站点的英国上校，要求他把对德情报搜集公开化……因为他们对苏情报搜集是公开的，我指出了在我国境内这样做的种种不便”。乌利茨基试图追问英国人活动的具体性质，但没问出答案，“德尔佳奇直接说他不能详谈了”。
总参谋长克列奇补充道：苏联给予他热情接待，“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两国情报机关合作将不再有障碍——“这是两支军队正常的、最密切的接触。我认为，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我们可以为你所用。德国就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必须并肩作战。我国无法充分利用自己搜集的德国情报”。
总参谋长接着谈及可能交换情报的关键时间点，乌利茨基呈送伏罗希洛夫的报告着重强调了这段内容：“因此，为了让人民委员满意，或者我们每六个月交出自己掌握的德国情报，你们也交给我们。或者仿照我国与法国的合作模式，您和德尔佳奇每六个月轮流去莫斯科和布拉格出差，共同交换信息……我们还能够在其他方面协助你们，比如安排你们的人在德国公开活动。总之，我和德尔佳奇随时听候差遣”。
商谈合作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军方希望“彼此百分之百坦率”和高度保密，提出：“除了您本人、贵国总参谋长和人民委员之外，任何人不可知晓这项合作”。
1935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驻莫斯科武官弗兰季谢克·达斯蒂希上校访问情报部外联处，再次提出“相互交流军队情报”和“交换见习人员”的问题。当时他询问了一些红军的情况，宣称苏联武官叶梅利亚诺夫-苏立克“除了最高机密之外，能够看到、得到他想知晓的任何事”。此言非虚，因为国防人民委员批准答复捷克斯洛伐克总参谋部的一切提问。
1935年12月红军情报部副部长阿尔图尔·阿尔图佐夫访问布拉格，签署合作协议，于1936年新年正式生效。1936年2月14日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全权代办亚历山德罗夫斯基报告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最近在布拉格会见了我军来此公干的阿尔图佐夫同志和休假路过的乌博列维奇同志。前者告诉我，他从捷克人那里得到了很多东西，总体而言对本次出差十分满意”。
国破情报在
1939年3月希特勒发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苏捷情报合作的的一个重要站点设在伦敦，所以弗兰季谢克·莫拉维克带领的一批捷克情报人员及时撤往英国，在新地方同时开展各领域工作，恢复与苏联同行的联系。捷克斯洛伐克总参谋部情报部第二局埃米尔·施特兰克缪勒尔上校回忆：“早在3月16或17日，我们就在我国武官卡拉上校家中会见了苏联驻伦敦大使馆武官切尔内少将。在包括本人在内的整个特别军事小组在场的情况下，莫拉维克上校向切尔内将军通报了捷克斯洛伐克最新的事态发展，并介绍了我们的使命。他承诺，将以我们小组研究成果的形式向他提供第二局搜集的纳粹德国情报材料。我们收到英国情报机关哈罗德·吉布森少校从布拉格带出来的材料后，又在他家或卡拉家同这位苏联代表见过几次面”。
作为盟国（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驻伦敦成员，武官兼大使斯基亚罗夫、武官兼参赞希佐夫少校和苏联对外情报机关驻伦敦代表伊万·奇恰耶夫促成了双方情报机关的进一步合作。施特兰克缪勒尔多年后透露：“我们把‘弗兰塔’（注：阿勃维尔人员保罗·图梅尔）的情报和自己搜集的其他材料交给定期见面的希佐夫少校。希佐夫或他的同事奇恰耶夫把我们的情报和他们掌握的情况交叉对比，从他们自己的角度进行评估，再把结论传递给我们的人。贝奈斯总统亲自将最要紧的材料交给苏联大使迈斯基”。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一些研究者认为莫拉维克上校系苏联军事情报机关招募，代号“男爵”。此人的部门神通广大：耳目遍布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土和其他国家，甚至欧洲之外。许多重要情报都是从他那儿传到莫斯科的，1940-1941年苏联国防人民委员谢苗·铁木辛哥回忆：“我国驻伦敦武官的情报一到就立即报告我。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机关也提供一些材料给我们。毫不夸张地讲，其中某些情况似乎难以置信，甚至有挑衅性。然而，我们对这些情况的核查以及时间证明了它们大部分是真实的，准确程度令人惊讶”。
莫拉维克的手下通常在当地工作，如瑞典、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土耳其、瑞士和伊朗。此外，莫拉维克的伦敦情报站至少有一位苏联军情人员，名叫贝德里赫·比哈尔，是1939年红军第五局局长伊万·普洛斯库洛夫亲自派驻西方的。贝德里赫·比哈尔和妻子通过无线电与中心保持联络，战后（1966）被授予苏联一级卫国战争勋章。
苏联情报部门还与捷克斯洛伐克非共产主义抵抗运动的军事团体合作。苏联驻布拉格总领事馆人员莫霍弗（米哈伊洛夫）、雅科夫列夫、比尔（康拉德）或亲自、或通过中间人接触抵抗运动的个人和团体。所谓中间人之一是1937-1941年莫霍弗苏联情报小组成员：捷克斯洛伐克军情人员鲁道夫·叶德利奇克（又名约瑟夫·叶德利奇克，绰号“鲁迪”）。战争前夕大使给了他一部电台、密码表和发报时刻表（无线电呼号“马格达”），除自己的情报外，叶德利奇克还向中心传递其他间谍和抵抗组织的情报，包括与捷克流亡政府有关的组织，例如规模最大的”UVOD”（国内抵抗运动指挥中心）。
UVOD领导人1940年7月30日发给贝奈斯总统（伦敦）的电报称叶德利奇克是“我国少校，为他们服务的捷克人”。从1940年夏天开始UVOD和另一个军事组织PVVZ（“忠心耿耿”五人委员会）同苏联军事情报机关的联系更加密切，在此之前，抵抗运动的一位重要人物约瑟夫·巴拉班（“伯古什”）与代号“专员”的苏联情报人员（显然是苏联总领馆新闻专员库尔特·比尔）会晤，后者向巴拉班保证：苏联很愿意恢复捷克独立和保持两国友好关系。至于苏德冲突，已经迫在眉睫，有必要做好准备。“专员”提出了情报领域的合作方案，包括传递关于德国情报网络和反苏特务的信息、德国部队和机关在被保护国（被侵略国）的位置、斯柯达、ČKD、兹布罗约夫卡工厂军械制造（重点关注新型坦克下线）等信息，为苏联间谍铺设穿越苏台德地区进入德国的通道，与苏联建立可靠的信使和无线电联络，制定空投兵员和武器的计划，冲突状态下的敌后破坏行动以及苏捷两国间谍在德国境内的直接合作。
如此庞大的合作方案未必件件落实，在被保护国领土上最有效的做法是情报交换。UVOD传递给苏联同行的情报显示对苏战争将于1941年下半年开始，地面进攻前先实施强大的空中打击，此外还报告了德军向东部集结地移动的情况。此类文件中有相当准确的涉及被保护国领土上军械、燃料和其他物资运输的信息，关于纳粹准备在巴尔干发动攻势和在苏联活动的德国特务等信息也很有价值。1941年6月6日、14日，鲁道夫收到关于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新情报。根据4月27日的一份报告：纳粹禁止比尔森的斯柯达公司向苏联运送产品，给了它一个月时间办理苏联订单退款业务。
自1939年5月起，鲁道夫还从雅罗斯拉夫·帕普舍克（“博日卡”）手中获取关键情报。此人是历史学家兼政论家，也是非共产主义抵抗运动的一位重要成员，1936-1938年与苏联军情机关保持联系，他妻子纳杰日达全力协助丈夫的地下活动，包括担任联络员。战后（1948）贝奈斯写道：帕普舍克是了解德国对苏备战情况的最佳信息来源之一。
伟大卫国战争前夕
1941年1月12日，曾在波兰抗击德军，后被软禁在苏联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指挥官卢德维克·斯沃博达突然现身伊斯坦布尔，他向捷克驻土耳其武官（兼任捷克驻巴尔干地区军情负责人）格利奥多·皮克将军介绍说陪同他来的人是“莫斯科中心代表福金将军”，此行目的是商谈苏德战争前的情报合作。
克里姆林宫的使者究竟是谁？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官员弗兰季谢克·吉克（“斯托伊”）后来回忆伊斯坦布尔事件表示：“当时我正在生病住院，入院没多久斯沃博达来探望，告知我苏联内务部情报局长福金将军已经抵达伊斯坦布尔”。1941年2月之前这个职务的准确名称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五处（外国处）处长，正如我们今天所知，时任该职的是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京。此人后来荣获“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奖状，奖状写明“福金将军”，斯沃博达签名，证实了访问土耳其的就是他。
商谈从抵达次日开始，一直谈到1月23日。苏联方面出席的是菲京和驻伊斯坦布尔副领事维尔尚斯基（显然是列夫·彼得洛维奇·瓦西里耶夫斯基），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出席的是格利奥多·皮克将军及副手普罗科普·库姆波希特。据捷克斯洛伐克情报部门之报告，“福金”提出的主要建议涉及选派捷克斯洛伐克军事情报代表团进入莫斯科，“在苏联总参谋部指导下组织捷克境内、巴尔干和德国的情报活动”，以及在苏联领土组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军队（“在国际形势允许的前提下”）。
苏联将军要求尽快答复，因为他说德国对苏联的侵略“可能在几个月内发生”，并表示坚信自己祖国能够战胜德国、解放“捷克人民”。伊斯坦布尔会谈终于有了结果，皮克将军率领的代表团1941年4月底已在莫斯科开始工作，但直到同年7月18日两国在伦敦签署《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军事协定》后该代表团才正式宣布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第1军团第1独立旅第1独立营）1942年底组建，1943年3月投入卫国战争前线战斗。1945年红军解放捷克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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