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关于列宁出身起源的许多讨论都被禁止。比如官方传记不会提到列宁身上有犹太人和卡尔梅克人血统，尽管其亲属对此并不否认。另一个被禁止的话题则是：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的生物学父亲可能不是他母亲的丈夫。

列宁母亲名叫玛丽亚·亚历山德洛芙娜·布兰克，1863年嫁给伊利亚·乌里扬诺夫。她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桩婚事“门不当户不对”——她父亲是医生，当过宫廷顾问，享受世袭贵族权利。而丈夫伊利亚出身阿斯特拉罕裁缝家庭，祖上原系农奴，时任数学老师。夫妻间的这种关系难免影响乌里扬诺夫的繁忙工作，他担任公立学校督学期间经常去省城出差。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对家庭生活不感兴趣，几乎不管子女培养。

婚后没几年，家庭医生伊万·波克罗夫斯基成为玛丽亚·乌里扬诺娃生命中的重要人物。这位单身汉频繁出入乌里扬诺夫家，甚至在家里住过挺长一段时间。毫无疑问，波克罗夫斯基与乌里扬诺夫全家关系密切，证明之一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出生前一年他们从奔萨搬到辛比尔斯克（儿按：此说不确），波克罗夫斯基同行。部分历史学家猜测：他才是列宁的真正生父。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曾经发现一张全家福照片，照片中玛丽亚·亚历山德洛芙娜身边坐的不是丈夫，而是波克罗夫斯基！历史学家阿基姆·阿鲁秋诺夫援引19世纪末辛比尔斯克一位熟悉乌里扬诺夫家情况的皮肤病大夫的描述称:

“玛丽亚·亚历山德洛芙娜和家庭医生伊万·波克罗夫斯基的风流韵事多年来一直是我们那儿闲话爱好者的永恒话题，虽然这座城市没人怀疑他们是恋人。俩人经常结伴散步，并无遮遮掩掩的打算。”

阿鲁秋诺夫认为，当伊利亚·尼古拉耶维奇终于察觉波克罗夫斯基跟妻子的关系、并以“房客”身份给他戴绿帽之后，情绪愤懑引发脑出血，55岁早逝。

至于儿子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对待伊利亚的态度，只能用“冷漠”二字形容。伊利亚死的时候列宁16岁，写信绝口不提父亲。这种避谈特别引人瞩目，因为他对其他亲属是频频过问的——无论远近。现存列宁书信中，提及母亲200多次。1917年列宁结束长期侨居，回国领导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只到母亲墓前祭扫，却没去父亲的墓。

列宁大概知道自己生父是伊万·波克罗夫斯基，因此上学时自称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他的彼得堡大学1892年走读生毕业证书起初写着“弗拉米基尔·伊万诺夫·乌里扬诺夫”，后来发现被人把“伊万诺夫”手写改成“伊利宁”或“伊里奇”——笔迹鉴定指出改动者非列宁，很可能是革命后列宁博物馆工作人员所为。

然而，这位“最仁慈的人”对待前家庭医生却不热情。伊万·波克罗夫斯基晚年在赤贫中双目失明，1922年死于辛比尔斯克。彼时列宁早已执掌大权，但从未施以援手，似乎不关心老汉境遇。

反对“革命领袖非婚生”的人，提出了外表方面的理据：列宁容貌确实像伊利亚·尼古拉耶维奇，而且有着同样的谢顶问题。如果您相信这点，那么不妨推测，乌里扬诺夫家当初发生“偷情疑案”的时候，列宁坚定站在母亲一边，并采取回避态度，把“父亲”的概念从生活中删除，既不搭理伊利亚·尼古拉耶夫、也不考虑伊万·波克罗夫斯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所需食材：

猪肉（猪颈肉或猪排肉）：500克
黄圆葱：4个
大蒜：1头
榅桲果（或苹果）：2个
茄子：1根
土豆：9个
猪肝：400克
小甜椒：14个（视大小酌减）
樱桃番茄：14个
口蘑：250克
盐、油：适量
绿色蔬菜：随意

步骤：

首先准备食材：猪肉切大块；圆葱、蒜剥洗净，圆葱切圈；榅桲果（或苹果）去核切块；茄子、土豆去皮切大块；猪肝切大块。

热锅多倒点儿油，首先把猪肉煎至金黄色，再放土豆、果子和洋葱圈，翻炒至土豆变软，放茄子。

然后依次放甜椒、蘑菇、猪肝、樱桃番茄和大蒜，每放一样都要翻炒，适量用盐调味。另取一锅煎几个荷包蛋，铺在菜盆四周。最后别忘了撒些绿色蔬菜。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绝密
联共（布）中央秘书处
斯大林同志

由于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的反革命活动日渐增多，近来我们针对此类人员进行了效果显著的沉重打击。

1937年8月-11月，逮捕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共计31359人，其中：
都主教和主教……….166
教士……….9116
修道士……….2173
富农阶级教派积极分子……….19904

上述人员判处死刑者……….13671
其中：
主教……….81
教士……….4629
修道士……….934
富农阶级教派积极分子……….7004

特别针对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反苏积极分子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进行了打击。我们的行动措施造成东正教会高级神职人员几乎被彻底消灭，大大削弱了教会的力量，使之出现混乱。

至于残余的个别主教，在当前形势下，需要我们防止任何人培养、提拔新的主教或都主教。教士和传教士的数量减少了二分之一，应该足以促使教会和教派分子今后分裂瓦解。

然而，并不是所有共和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边疆区和州的内务人民委员局都采取了恰当的行动镇压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的反革命活动。这些措施不力的内务人民委员局包括：加里宁州、奥廖尔州、库尔斯克州、列宁格勒州、伊万诺沃州、莫斯科州等17个州，其境内仍有许多教士、传教士，以及相当数量的教堂在活动。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全联盟共有6990座合法教堂、9570名教士和超过2000名传教士。

被捕主教、教士、修士、传教士、富农积极分子和教派分子构成的大型反苏组织和团体，已经被我们大部分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安全机关揭露并肃清。通过分析这些案件的侦查与审讯材料，证明各教派反革命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是为了建立统一的反苏阵线。

吉洪诺夫派、革新派和格里戈利耶夫派（译注：东正教主要派别）为了恢复教会的统一，招徕人手、建立团伙。对此查明，这些不同派别间原有的界限实际已不复存在，教会领袖和教派分子领袖只是基于策略考虑才在表面上予以支持。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4处会同西西伯利亚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了“托尔斯泰主义派”、“星期六派”等宗教法西斯反苏组织。组织领导人：著名托尔斯泰主义者霍洛什和布雷金在审讯中供述，他们的主要使命是成立“信徒联盟”，即囊括所有教派团体在内的统一反苏阵线。
托尔斯泰主义组织大肆宣扬失败主义思想，吸收青年成员、唆使他们拒绝到工农红军服役。

古比雪夫州内务人民委员局也肃清了相似性质的反苏组织，系各教派主教和传教士基于共同的反苏事业合谋形成。调查得知，该组织领导者是古比雪夫州革新派都主教维诺格拉多夫和西伯利亚州吉洪诺夫派都主教布利诺夫（日本特务），在古比雪夫、伊尔库斯克、普斯科夫、雅罗斯拉夫尔、奔萨、乌里扬诺夫斯克、塞兹兰等城市设有分支机构。教派分子方面，屡次因反革命活动被判刑的传教士列文丹托也是领导人之一。

肃清上述案件的材料指出，神职人员及教派分子反革命活动的滋生，是建立在叛乱、特务破坏和恐怖组织的基础之上。应当注意，大部分被肃清的组织都具有十分明显的法西斯主义特征。

巴什基尔内务人民委员部今年十月肃清了一个宗教叛乱组织，为首者是科兹洛夫主教。该科兹洛夫主教身为吉洪诺夫派分子，以成立法西斯主义暴乱组织为基础，招徕、容纳革新派教士和信众。在科兹洛夫的授意下，教士杰格佳廖夫、维泽尔斯基、博戈柳博夫等人成立了500多人的白匪军叛乱队伍。此案共逮捕341人，缴获步枪152支、手枪16支。

奥伦堡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了一个由教士和教派分子构成的叛乱组织，逮捕213人，其中包括4名主教、38名原军队神甫、4名旧军官。搜查缴获步枪、手枪、2千克炸药及诸多君主制书籍。该组织头目瑟乔夫供称，他早在1910年就跟日本情报机关建立联系，受其指示组建叛乱队伍。据瑟乔夫和其他参与者的口供显示，远东、西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流域存在一个教士组成的大型叛乱组织网络。

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今年九月肃清了以所谓“乌克兰教区长”季亚科夫都主教（德国、波兰特务）为首的吉洪诺夫派教士法西斯组织。按照季亚科夫的指令，组织参与者——神甫林切夫斯基和杰利耶夫在乌克兰的教区成立了法西斯分部，准备在战争爆发时纠集叛乱队伍，并在适龄入伍者中间开展腐化宣传。

乌兹别克斯坦内务人民委员部今年十月揭露并肃清了一个教士-修道士间谍组织，系英国特务、伊朗驻阿什哈巴德领馆员工波塔图耶夫于1936年7月创建。此人将吉洪诺夫派主教希普林和神甫巴格良斯基招入英国情报机关麾下，委派他俩找人从事间谍活动，在大型工业企业培植破坏分子，并在教会中建立反革命小组。

西西伯利亚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一个由教派分子、福音会成员和浸信会成员构成的法西斯间谍破坏组织。其头目：传教士库赫曼在西伯利亚库兹巴斯各工业部门成立了19个恐怖和叛乱小组。库赫曼与其他传教士计划，当德国进攻苏联之际，以爆炸手段同时摧毁库兹巴斯的全部矿井、冶金厂基础设备及斯大林斯克市和克麦罗沃市的化工厂。该案已逮捕337名积极成员。

库尔斯克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一个法西斯宗教恐怖组织，逮捕涉案者297人，包括：主教、教士、修士、旧地主等。他们在库尔斯克州17个区建立分部，分部又在教区拥有基层单元。该组织最积极的活动表现为在姆岑斯克、奥廖尔、别尔哥罗德成立教士恐怖作战小组，妄图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发动恐怖袭击。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4处会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一个分支广泛的法西斯宗教间谍恐怖组织，即所谓格里戈利耶夫派，逮捕400余名积极成员。该组织头目佐林（盖世太保特务）供称，该组织的宗旨是向成员灌输恐怖主义思想，以怂恿他们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发动恐怖袭击。

教士和教派分子针对新宪法和即将到来的最高苏维埃选举发动了十分猖狂的反苏进攻，目的在于运用合法手段加强教会和宗教主义的地位。许多被我们逮捕的都主教和主教们向信众发出呼吁，号召为教会的政治权利而斗争。一些地下教士和教派分子被揭露并肃清，其中的积极分子在信众中间开展反苏活动，企图耍各种花招安插他们的代表参加选举。同时，教士和传教士积极分子也从事反苏活动，设法败坏候选人的名声，准备在选举期间发动反苏进攻。

沃罗涅日州内务人民委员局今年八月在利佩茨克区肃清一个君主主义教会组织。组织头目托波罗夫主教曾询问成员，是否需要为即将到来的最高苏维埃选举“准备纲领”，企图安插该组织的谢戈廖夫神甫参选。

古比雪夫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一个教派组织，其成员受维诺格拉多夫主教指使，秘密举行非法集会，决定散布关于某候选人的恶毒谣言，从而达到让自己候选人取而代之的目的。最近他们又在信徒中间进行宣传，号召抵制选举。同时该组织成员还讨论了在选举期间对斯大林同志发动恐怖袭击的问题。

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今年十月在基洛沃市肃清一个革新派教士反苏组织，抓获主要头目科瓦申科主教、乔卡诺夫斯基都主教。该组织成员针对即将到来的苏维埃选举开展大量工作，企图推出他们的候选人，并为此在信教群众中间百般宣传。列宁格勒州一个被肃清的反苏宗教组织（逮捕205人）头目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主教在审讯时供称，他受斯特拉戈罗德斯基都主教指使，企图利用即将到来的苏维埃工人代表选举，安插自己的教士候选人。

坦波夫州肃清一个以阿连托夫主教为首的教会组织，其目标是“为教会赢得政治自由，争取召集大会、发行宗教书刊、开办神学教育机构等权利”。国家安全总局第4处侦查材料显示，一些活跃的教士企图在信教群众中间开展宣传，号召在最高苏维埃选举时支持他们的候选人：谢尔吉和维金斯基都主教，此二人分别是吉洪诺夫派和革新派的领袖。
据悉，谢尔吉都主教跟神职人员谈话时也曾鼓励这种反苏活动，并怂恿他们在选举期间采取反苏进攻。特别是，谢尔吉都主教建议把印有反苏漫画的选票投入票箱。

上述材料还指出，一些教士、传教士利用合法活动的教会和所谓“二十人教会”（译注：在苏联注册一个宗教团体的最低法定人数为20人）培养反苏骨干，同时加强创办各种“地下教会”的工作，通过这些组织大肆吸纳持反苏观点的信众。

斯摩棱斯克州内务人民委员局今年九月查封、肃清斯摩棱斯克市一所非法修道院。现已查明，斯摩棱斯克市几名教士为达到纠集反苏信徒之目的，秘密成立该非法修道院，在其中安置修士和修女充当代理人。他们传播离间谣言——教士们成功吸引了大批信徒前往修院朝圣——导致周边地区集体农民谎称“做礼拜”脱离集体农庄。在此类案件中，我们面对的是教士和信徒们明确且严重的反革命活动，那些最不可调和的教士甚至部分信众，受到这种神职人员及一些教派分子的挑唆，转入地下，从狂热者中形成新的反苏骨干，并暗中举行宗教仪式。

外国情报机构，尤其意大利和梵蒂冈的秘密间谍，都在密切关注这一进程，甚至煽风点火，试图在东正教狂热者中间培植对天主教会有利的团体。在此基础上，罗马教宗的代表还希望组建秘密修士团，很像天主教的耶稣会和道明会。

伊万诺沃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就肃清了这样一个名为“全俄修士兄弟会”的反苏组织。其头目是著名教会活动家波兹捷耶夫斯基大主教，他身为天主教拥护者，向狂热者灌输天主教思想。此外，波兹捷耶夫斯基还跟东正教会的列莫夫大主教有来往，后者早前被逮捕审讯时供称，他受罗马教廷驻莫斯科秘密使节、法国主教涅维的指使，在东正教教士中间成立耶稣会，传播恐怖主义思想。

国家安全总局第4处侦查材料显示，生活在莫斯科的法国司铎布朗亦是梵蒂冈秘密代表，在进行情报搜集的同时积极筹建耶稣会，工作对象主要是旧知识分子中间的信教者。

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局的多份报告指出，很多地方根本没有进行反宗教工作，并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许多地方未切实建立战斗无神论者同盟，轻视对群众的反宗教教育，采取放任自流态度。因为这个缘故，近期查封教堂的工作几乎停滞。据同盟称，我们现有7123座闲置教堂未被正式查封，即现存教堂总数的一半多。

这方面做得特别不理想的地区是：
伊万诺沃州——509座闲置而非正式查封的教堂；
列宁格勒州——360座；
沃罗涅日州——325座；
古比雪夫州——389座；
坦波夫州——379座；
高尔基州——237座；
雅罗斯拉夫尔州——322座；
车里雅宾斯克州——205座

地方的、党的和苏维埃的干部，以及战斗无神论者同盟，未能利用眼下关闭这么多闲置教堂的好机会——阻力小、速度快，也显然没考虑到，每座这种教堂都是信徒眼里的可乘之机、是教会反革命积极分子煽动挑拨各种反苏表现的借口。教士、修士和教会长老竭力唆使信徒在闲置未正式查封的教堂从事反苏活动。事实上，这种活动近来已经在摩尔多瓦和楚瓦什自治共和国出现了。教堂被地方、边疆区和州苏维埃决定关闭后，改造再利用充当公共文化活动场所的情况同样令人遗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约有10000座原教堂建筑未被再利用或拆除。

追究反宗教工作停顿、混乱的原因，正如我们现在判明，是由于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人民公敌混入战斗无神论者同盟（包括中央委员会）所导致的。被国家安全总局第4处逮捕的战斗无神论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卢卡乔夫斯基在审讯时供认，他在无神论者同盟委员会内建立了托派组织，并遵照德国盖世太保的命令破坏反宗教工作。托派分子为了制造假象、混淆视听，专门在无神论者中间开展反宗教工作，他们的算计是：决不能向信教群众揭穿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的反革命活动。为遏制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已经给工作成绩不佳的17个州的内务人民委员局下发了特别指示，要求立即肃清全部教会-教派分子反革命组织。

（儿按：原文出自《1936-1938年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和镇压》，В.郝斯托夫、Л.萨缪尔森 著。研读报告内容，可以判断撰写、呈交于1937年11月末 — 12月初）

延伸阅读：

俄国革命后大规模没收教会财产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

工厂拔地起，教堂钟鸣息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67年秋季白俄罗斯古城斯卢茨克发生骚乱，起因是群众不认可一桩斗杀案的判决结果。骚乱导致一名警察、一名法官死亡，法院被烧毁。

案件主要被告名叫根纳季·加帕诺维奇，28岁，共产党员，在斯卢茨克市苏维埃执委会主管文化工作。1967年4月9日他在家和25岁亲戚（可能是小舅子）列昂尼德·希科喝酒，之后站在单元门口抽烟。建筑维修部门工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夫斯基醉酒后行至此处，加帕诺维奇和希科试图把他赶走，三人发生撕扯，尼古拉耶夫斯基被推下台阶。加帕诺维奇和希科继续殴打，尼古拉耶夫斯基逃跑，次日发现死于公园喷泉内。官方说法：尼古拉耶夫斯基患胃溃疡，强力击打导致出血，摸黑进入公园后失去意识，跌落喷泉溺毙。

警方并未对外公布案情，流言在四万人的城市中不胫而走，称尼古拉耶夫斯基“实际”死于刺伤或扼颈（据说尸检发现颈椎骨折、半裸的尸体旁有木桩）。被告身份传开后更加火上浇油，变成了党员干部残杀普通工人。一些市民私下议论，说尼古拉耶夫斯基家战争年代是游击队员，而加帕诺维奇父亲是（为纳粹效力的）伪警察，两家旧有世仇。其实，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加帕诺维奇是警察之子。

加帕诺维奇和希科被控“流氓罪”，1967年10月10日第一次开庭，主审法官是亚历山大·克里斯克耶维奇。尼古拉耶夫斯基之父表示不相信地方法院的公正性，要求到明斯克（首都）审判。

大批工人群众站在死者家属一边，希望判处凶手死刑。但法院认为该案属于日常斗殴，应判处8年监禁。10月11日中午12点，约1.5万名市民聚集在法院大楼周边。由于拒绝设置大喇叭广播庭审实况，各种失真的消息口口相传。人们愤怒高喊“共产党官官相护！”、“交出凶手！”，并阻拦加帕诺维奇的妻子进入法庭作证。

10月12号情况变得愈发不可收拾。加帕诺维奇穿正装打领带、乘坐救护车出庭——因为拘留所某囚犯自杀，唯一一辆警车被调走；正装领带则是便于未成年目击者辨认。结果围观群众以为这是他将被无罪释放的信号，深感愤慨，互相传说“共产党要包庇杀害普通工人的凶手了”。

随着群众越聚越多，法庭担心出事儿，决定提前结束审判。当法警押解加帕诺维奇和希科出大楼时，人群爆发骚动，扬言除非交出被告私刑处置，否则谁也别想离开。

这时市内各企业已经下班，聚集人数很快增长到三千多。工人们收集铺路石，拆除篱笆做成棍棒，又拦截一辆运菜车，向法院投掷土豆和甜菜。情况立即报告给明斯克，接着上报莫斯科，内务部派出350名内卫部队官兵前来处置。

士兵们拉起警戒线阻止人群未果，形势更加严峻，遂发射催泪瓦斯强行驱散（系白俄罗斯战后首次使用催泪瓦斯）。人群散开，一辆囚车将被告救出，加帕诺维奇身穿拘留所负责人斯坦尼斯拉夫·塔图尔上尉的警服做掩护，仍遭乱石丛击，囚车大灯及车窗碎裂，凹痕数十处。

当愤怒的群众意识到两被告已不在楼内，转而向士兵扔石头、打棍子、扬沙土，合力冲破警戒线。由于现场士兵没有武装，导致7人受重伤、35人受轻伤。有人从附近汽车油箱接出汽油，做成简易燃烧弹投向法院木墙，随即被灭火器扑灭。人群冲上二楼，泼洒汽油纵火，把没穿制服的斯坦尼斯拉夫·塔图尔上尉暴揍一顿，扔出窗外（或称自行跳楼），很快死于送医途中。

大火熊熊蔓延，人群不准消防车靠近，直接把水龙带剪断了。女法官加琳娜·阿列克谢耶娃困在楼内无法逃生，不幸葬身烈焰。之后人群觉得正义已经伸张，各自散去回家。斯卢茨克河大桥附近，当地驻军首长斯科罗杜莫夫上校拒绝出动军队镇压市民，赶赴现场劝说，结果也遭殴打。

为防范最坏的情况出现，斯卢茨克市党政主要领导集中在一处，20名持枪军人保护。

骚乱次日当局展开调查。斯卢茨克区委书记称该事件是“工作中的巨大污点”，当地党委企图把责任推诿给执法部门，指责他们未能采取有效措施维护社会秩序。10月13日夜晚来自明斯克、莫斯科的联合委员会抵达，斯卢茨克市警察局长和检察长被就地免职。法院废墟彻底拆除，夷为平地，以免再“引起联想”。

70多名市民因参与骚乱被捕，大部分是工人、学生和退休者。其中，纵火的两人（尼古拉·格里纽克、伊万·波波夫）执行死刑，另外15人分别判处3-15年监禁。

杀人案被告加帕诺维奇最终获刑8年，刑满释放后居住在巴拉诺维奇市，2006年亡故。至于无辜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夫斯基究竟遭遇了什么，至今无法核实确知。

延伸阅读：

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警民冲突骚乱

1961年比斯克警民冲突骚乱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苏联解散之后的25年里，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国家虽然失去了中央拨款和各共和国的资源，但其GDP水平和经济潜力都很高。

苏联一直试图把波罗的海国家打造成“社会主义橱窗”，收效显著。这三个社会主义共和国恰恰证明：苏联并非西方认为的传统意义上的“帝国”——汲取、压榨边远省份资源供应首都，而是投入巨额资金发展边远地区的“反帝国”。我们不妨简单看一看，波罗的海国家在“俄罗斯人统治下”半个世纪的经济情况。

苏联政府积极发展波罗的海国家工业，兴修基础设施（公路、港口、机场、发电厂等）。三国被苏联吞并的头二十年间，尽管遭受战争破坏，但制造业在战后重建浪潮中获得大规模提升。根据《苏联预算法》，战后第一个十年俄罗斯保留50%收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保留55%，其他各共和国允许保留100%。1965年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工业品产量高于战前（即并入苏联之前）水平15倍。

在这二十年里，仅拉脱维亚一国就新建了20多家工业企业。再比如，苏联政府曾拨款两亿卢布恢复立陶宛国民经济，这在当年是天文数字，且不包括其他共和国提供的建材、器械、机床和运输工具等。

这些在苏联时期蓬勃发展的企业当中就包括1999年倒闭的“里加国立电工器材厂”(ВЭФ)，其产品有收音机、交换机、电灯、电话、熨斗等，雇员一万四千多，年利润五亿八千万。而”ВЭФ”仅是众多例证之一。应该说，波罗的海共和国整个工业部门都享受着苏联其他共和国的输血供应，巨款建造的基础设施至今仍然造福三国人民。

尤其那些极具战略和经济价值的海港，重要性毋庸置疑，足够支付因“俄罗斯占领”而声索的赔偿。波罗的海国家公路质量当年名列全苏第一，俄罗斯只排12~13位。此三国公路、铁路覆盖面积广大，内河航运发达，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获得的拨款甚多。

此外，苏联时期波罗的海国家的农业先进程度和粮食消费也很高，闻名遐迩。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每公顷耕地财政拨款高于苏联平均水平3.5倍。牛的数量比战前增加1.8倍、猪增加2.3倍、家禽增加2.8倍。1957年底立陶宛拥有拖拉机1219台，十五年后（1972）增加到拖拉机4.47万台、联合收割机9.8万台、卡车2.8万辆，农业机械化率高达86%。在农业生产能源保障方面，波罗的海国家同样优于其他共和国，立陶宛1964年12月实现了全国集体农庄电气化，而莫斯科周边直到1980年代才实现。分析那些年的统计数字不难发现，涉及农业发展之各项指标，如土壤改良、化肥供应等，波罗的海“社会主义橱窗”确实从苏联各共和国中脱颖而出。

也就是说，苏联政府不仅全力发展波罗的海国家工业和基建，在粮食保障方面同样不遗余力，使该地区农产品丰富，运出较少、自留较多。例如肉类消费：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公民明显领先苏联其他地区，每年消费84-90千克（苏联平均64千克）。

三个共和国的人均财政拨款额度，在危机四伏的1989年从830卢布提高到872卢布，苏联平均值约789卢布。而在1961年苏联全盛时期，三国人均财政拨款额度717-720卢布，苏联平均值约589卢布。

当然，以上提供的数据无法反映整体情况，但可以从侧面管窥苏联政府怎样对待被吞并的波罗的海国家。

对于俄罗斯人而言，一笔笔扶持各共和国的资金首先来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自己出了钱，却落个“侵略者”名号，可能会感到难以接受。

同时，我们不能忽略，表面光鲜亮丽的“社会主义橱窗”实际是集全苏各共和国之力补贴的成果，优越的经济政策有着让当地人民感受到加入苏联的实际好处、提升人民忠诚度的用意。当年的国家繁荣建立在整体经济繁荣之上，其他部分一旦衰退、死亡，旧局面难以为继，势必谋求新发展道路。

延伸阅读：

“亦有百人是男儿”——反抗拉脱维亚独立的特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61年3月发生在基辅市库列涅夫卡区的“洪水”，被认为是仅次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苏联第二大人为灾难。尽管如此，基辅以外的人对此事知之甚少，因为关于灾难的消息长期被当局严格保密。

官方竭力掩盖关于这起可怕事件的真相，报纸和电台只字不提，毕竟导致灾难发生的责任完全在于政府。今天人们通常把时任基辅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的阿列克谢·达维多夫视为库列涅夫卡洪水的主要责任人，具体而言，就是他签字同意在市区旁设置规模巨大的废料场。

没人知道为什么危险的废料场会毗邻居民区，指责达维多夫犯下致命疏忽的人更是极少了解这位官员曾经的功劳。1947年约瑟夫·斯大林派遣达维多夫接手废墟中的基辅市，并亲自监督其工作。在达维多夫领导期间，共和国首都修建了帕顿桥、新马戏院、第一条地铁线和鲍里斯波尔机场。

1950年代密集的基建工程产生巨量建筑废料，砖厂排放的泥浆尤多，所以需要相应规模的储存场地。市执委会选址在娘子谷(Бабий Яр)，事后看这是第一个错误，因为这里非常接近地势低洼、人口稠密的库列涅夫卡区。

泥浆库只有一道堆积坝，这是第二个错误，因为出现了严重的设计缺陷：首先，设计者低估了泥浆对水利工程结构的压力，这种半液态粘稠物质作用在坝体上的压强比水大得多；其次，也未考虑到融雪和春雨汇入后，内容物体积大大增加的问题。

1961年3月12日，市执委会接到令人担忧的报告，称坝体出现明显可见裂缝，有水渗出。12日夜间到13日早晨情况不断恶化，上午灾难发生。

库涅夫卡是基辅的工人区，每天的忙碌始于早六点。有人刚刚起床，有人已经站在公交车站翘首等候。在距离溃坝最近的伏龙芝街，水沟的水位最近几天一直在涨，可惜无人警觉。再往高处不足一公里，“斯巴达克”体育场附近的泥浆已经冲毁了第一批民房。

当地居民紧急致电市执委会，说大坝就在他们眼前决口，然而为时已晚。八点三十分坝体彻底溃裂，泥浆骤然涌出，形成宽20米、高14米的巨浪，裹挟着固体建筑垃圾、残砖断瓦和沿途树木冲向有轨电车库。那里的工人早已打开高压电闸，死亡近在咫尺。

泥浆洪流迅速淹没整个车库，损毁部分建筑。一些人爬上房顶侥幸躲避，其他人或被泥浆憋死、或被电击而死。洪流继续前进，袭击公交车行驶的马路，此处的一位幸存者描述道：

“我刚坐上一辆拥挤的公车，忽然大水涌来。有人高声叫喊，人们意识到自己被困。四周一下子黑暗起来，一道灰蒙蒙的、冒着泡泡的汹涌巨浪出现，比房顶都高。站我前面的年轻人拽开车门撒腿就跑，我紧跟其后。我被冲翻，但幸运地飘在水面，玩命游到‘斯巴达克’体育场附近抓住围栏。然后扭身一看，发现公交车起火了。”

“斯巴达克”体育场完全泡在水中，甚至屋顶护栏都看不见了。库列涅夫卡区整体被淹，几乎无处逃生。浓稠泥浆轻松击碎红砖房、推翻水泥房。罹难者不仅死于溺水，也有受冲撞挤压、骨骼断裂而死的。

暂未被波及的街道开始紧急疏散，但由于组织极其混乱，进一步增加了死亡人数。驻军乘坐履带车辆和轮式车辆赶来救援，随即发现自己被泥泞困住，进退不得。

另外，洪流的性质令库列涅夫卡区的情况更加恶化。泥浆迅速干燥变成致密土块，隔绝了空气，导致房屋瓦砾下被掩埋者缺氧窒息，几乎无人生还。

根据基辅市公布的官方数字，这起人祸仅有150名遇难者。但事发现场的人心里都明白，真实数字被严重低估了。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阿西莫夫常年研究人为灾难，他相信至少1500基辅市民死于库涅夫卡泥浆洪流。

政府报告指出，事故共摧毁68栋住宅楼、13栋政府建筑、163处平房，1228人无家可归。由于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掩盖灾难规模，文件中没有死伤者名单信息。

3月13日基辅切断国内、国际通讯联系，三天后（1961年3月16日）才发表官方声明。死者被分散送往市内各区的停尸间，之后葬在各个墓地，并未辨识死者身份，更未寻找、通知家属亲朋。墓碑上刻着不同的死亡日期。公墓档案或者不登记、或者故意错记，除了真实死亡原因外，死因五花八门。今人可能永远无法确知具体死难者人数。

持续一个半小时的洪流平息后，立即动用建筑设备和工兵装备清除街道上局部厚达四米的污泥。士兵们没有处理这种现场的知识、经验，结果又发生废墟下少数幸存者被挖掘机或起重机致死的悲剧。

事情结束后，莫斯科成立委员会调查这起人祸。调查在最严格的保密状态下进行，结论是事故完全系废料场水坝工程计算错误导致。据称六名设计者被秘密法庭判决有罪，市执委会主席阿列克谢·达维多夫日后死于心脏病发作（也有传言称自杀）。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