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
（1930年1月30日）

绝密

关于富农问题：批准政治局所属委员会的建议草案（参见附件2）。

附件2
（对政治局第116号记录36条的附件）

绝密

一、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户的措施

从消灭富农这一阶级的政策出发，必需相应地用最有组织的方法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实行已开始的消灭富农经济的过程，并坚决地镇压富农对农民群众的集体农庄运动进行反革命抵抗的企图。鉴于农业运动日益临近，中央委员会认识到这些措施的紧迫性，决议如下：
要在全盘集体化地区立即实行、而在其他地区则根据大规模集体化实际开展的情况实行以下措施：
1. 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废除个体农户租赁土地和在农业中使用雇佣劳动的有关法律（土地使用和土地规划总则第7和第8部分）。这条规定对中农户的例外情况应该由各地区执行委员会在州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下来调整。
2. 吸收这些地区富农的生产资料、牲口、生产和生活用的建筑物、加工企业、饲料及种子的储备。
3. 同时为了彻底粉碎富农对贫农及中农部分阶层的影响和绝对地镇压来自富农方面对苏维埃政权和集体农庄实行的措施的反革命抵抗，对富农采取以下措施：
(1) 第一类即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对他们要立刻用关进集中营的办法予以消灭，对恐怖行为、反革命暴动及暴乱组织的策划者不惜使用镇压手段。
(2) 富农活跃分子的其余部分，尤其是大富农和半地主属于第二类，应把他们驱逐到苏联边远的地方和该边疆区范围内的遥远的地方。
(3) 在各区范围内留下的富农属于第三类，应该把他们移民到集体农庄范围以外的新拨给他们的地段上去。
4. 三类中被消灭的富农户的每一类的数量应当按区、按照每个地区富农户的实际情况严格划分，其目的是为了在所有主要区被消灭的农户总数是平均的，约为3-5%。本指标(3-5%)的目的是为了集中打击真正的富农户并绝对防止这些措施扩大到任何中农户。
红军战士及工农红军指挥员的家属不应被迁移，财产不应被没收。对长期在工厂工作的富农的家属要持特别慎重的态度，对无论是农村的还是有关工厂组织的有关人员都要查明情况。

二、关于驱逐及分迁富农问题

最近的一段时期，要采取以下措施：
1. 建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最近4个月内(2~5月)对第一类及第二类的富农采取镇压措施，按照大概计算：遣送6万人去集中营并迁移15万富农去遥远的地区。要预先设法采取一切办法，以便在4月15日前这些措施能够实行，无论如何不能少于上述数量的一半。采取这些办法一定要依据苏联各州集体化的速度并与联共(布)各边疆区委员会协调一致。
2. 被驱逐及关进集中营的富农家属在本人自愿并得到各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同意时可以临时留下或永远留在原来的区(专区)。
3. 初步计划，根据地方的资料，规定各州分配去集中营和应驱逐的人数如下：

	去集中营	应驱逐
中伏尔加河	3000~4000人	8000~10000人
北高加索及达吉斯坦	6000~8000人	20000人
乌克兰	15000人	30000~35000人
中部黑土地区	3000~5000人	10000~15000人
下伏尔加河	4000~6000人	10000~12000人
白俄罗斯	4000~5000人	6000~7000人
乌拉尔	4000~5000人	10000-15000人
西伯利亚	5000~6000人	25000人
哈萨克斯坦	5000~6000人	10000~15000人

对余下的各州和各共和国委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与有关的边疆区委员会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协同一致制定出类似的初步计划。
4. 驱逐70000户去北方边疆区各专区，驱逐50000户去西伯利亚，驱逐2000~25000户去乌拉尔，驱逐20000~25000户去哈萨克斯坦。驱逐去的地区应该是没有人烟的和很不合适居住的地方，使用被驱逐的人从事农业劳动，或从事手工业（林业、捕鱼等等）。
被驱逐的富农应该移居在这些地区，组成居民区，由指定的管理员对这些居民区进行管理。
5. 在没收被驱逐和被分迁的富农的财产时，应只给他们留下最必要的家庭日用品、根据他们在新的地方的劳动性质的某些最基本的生产工具和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的必需的起码的粮食储备。被驱逐的富农的钱款也要没收，但是要给每个富农手中留有用于路费和当地安家的必需的最低数额的钱款（每户为500卢布）。
6. 对留在原地的富农户，在拨给他们集体农庄耕地以外的新地段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 专区执行委员会应指定移民的地方，目的是为了在划定的移民区只允许组成居民区，由专门的委员会（三人小组）或者是区执行委员会指定的和专区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全权代表对这些居民区进行管理。
(2) 给这类被迁移富农保留的生产资料数量应为其在重新划定的地段上从事生产所必需的最低限度。
(3) 被迁移的人要担负一定的农业生产任务并有义务向国家及合作社机构缴纳产品。
(4) 专区执行委员会应当紧急研究利用被迁移的这批富农劳动力在特殊的劳动组合中和移民区内从事木材加工、道路、土壤改良以及其他劳动的方法问题。
(5) 对迁到区以外的富农家属，尤其必须注意抱有对立情绪的其余部分富农个别青年分化的可能性（在一些地方有可能）。同时，应该利用这样一些方法：让他们收集钱款去订阅报纸及图书、成立图书馆、举办公共食堂及其他文化生活设施。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吸引一部分青年小组以自愿的方式为地方苏维埃、为服务贫农等完成某项工作，以及成立特殊形式的生产组合和农业联合体。例如。成立因建筑和土壤改良工作以及造林、铲除森林的树根等等而组成的生产组合和农业联合体。所有这一切措施必须在地方政权机关最严格的监督下进行。
7. 对迁移到遥远地区去的富农户(第2类)的查抄要由区执行委员会根据集体农庄庄员大会决议和雇农、贫农大会的决议来规定并由专区执行委员会批准。其他富农户（第3类）迁移的方法由专区执行委员会规定。

三、关于没收和分配被没收的财产的问题

1. 没收富农的财产由区执行委员会的特别全权代表来执行，并要有苏维埃、集体农庄主席、贫雇农小组主席和雇农委员会的主席参加。
2. 在没收时要对被没收的财产进行准确的登记和估价，责成苏维埃对被没收的财物负责保存。
3. 被没收的富农的生产资料和财产由区执行委员会转交给集体农庄作为贫农及雇农的经费，列入集体农庄的不可分割的基金，从被没收的财产中全部偿还被消灭的富农经济应向国家及合作社机构缴纳的债务。
4. 集体农庄得到被没收的财产及土地后，应保证全部播种被转交的土地并向国家缴纳全部产品。
5. 被没收的富农的生活用建筑物用于苏维埃和集体农庄的公共的需要或者用于加入集体农庄而没有住房的雇农的集体宿舍。
6. 所有三类富农的存折及公债券都要收回并进行登记，将其送交财政人民委员部有关机构保存时应开出收据。在全盘集体化地区绝对禁止从存入银行的款项中给被迁移的富农户支付任何费用，绝对禁止用公债抵押贷款。
7. 所有三类富农在合作社联合体中的股金和存款转入贫雇农集体化基金，存款和股金的所有人从一切形式的合作社中开除。
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执行消灭富农的现有决定时，中央委员会坚决指示，实行这些措施应该与贫农和中农真正的大规模的集体农庄运动有机地联系起来并成为全盘集体化过程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央对某些地区用赤裸裸地没收富农财产的做法偷换大规模集体化工作的事实坚决地提出警告。只有与最广泛地组织贫农和雇民相结合并在集体化的基础上与贫农和中农群众团结一致，没收富农财产的必要行政措施才能够顺利地解决党所提出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及消灭富农的任务。
中央委员会强调指出，应该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集体农庄群众首先是贫农和雇农的首创精神与积极性的基础上并在他们的支持下来实行上述一切措施。应该先通过集体农庄庄员全体大会和贫农及雇农大会的决议，然后才作出关于没收富农的财产和迁移富农的决定。要防止对实施这些措施的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并要求各地方组织采取一切办法最大限度地组织对这些措施的执行。中央委员会责成边疆区委员会及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实际行动上对贯彻现有的决定进行经常性的领导。

四、特别决议

1. 为了帮助地方党组织实施以上措施，中央委员会决定用4个月时间从工业州（莫斯科、列宁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哈尔科夫一顿巴斯等等）动员不低于专区比例的2500名党员。被动员的人不得迟于2月20日到达目的地。
2. 授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次运动进行期间在法庭外全权审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各州边防站的案件。在这种情况下对案件的审理要与联共(布)边疆区委员会和检察机关的代表共同进行。
3. 1929-1930年预算年度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增加800名特派员编制，并拨付为此所需的经费，使之为那些没有特派员的行政区工作。要允许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首先从预备役的老契卡人员中动员这800人。此外，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部队要增加1100名步兵和骑兵（本预算年度）。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移交相应数量的人员。
4. 建议苏联人民委员会在3天的期限内审核与执行上述措施有关的必需的开支预算，审核迁移富农去遥远地区的开支以及审核在西伯利亚及北方边疆区开办新的集中营的预算。这些预算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
5. 委托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5天的期限内拟定出必要的铁路运输计划。
6. 委托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金会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交通人民委员部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肃清在城市工业企业中的部分富农分子(不许在企业里开展任何的普遍清洗运动)，并采取坚决措施在今后不再允许这类分子回到生产中来。
7. 责成党委（特别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和基辅）、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在高等院校和高等技术院校采取坚决措施反对同农村富农分子有联系的青年反革命集团。
8. 迅速修改关于宗教团体的法令，使这些团体的领导机构（宗教委员会、教派协会等等）完全没有可能变成富农、被剥夺权者及一切反苏分子的据点。
委托中央组织部颁布关于关闭教堂、宗教祈祷所和关于与宗教及教派运动作斗争的法令，目的是为了在苏维埃机构中扫除贯彻绝大多数农民群众作出的关于关闭教堂、宗教祈祷所等等决定的障碍。在这样的法令中也要指明，在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这些措施应特别慎重。
9. 委托苏联人民委员会在5天的期限内根据本决议颁布法律修正案，目的是全盘集体化地区的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及民族共和国政府能够立刻运用修改后的法律，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则要根据这些地方全盘集体化的速度而定。
10. 立刻（在3天的期限内）颁布无须发表的有关法令（不仅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即：
(1) 以立刻没收全部财产为威胁，普遍禁止富农未经区执行委员会的允许从自己的住地自由迁移;
(2) 以没收及其他惩罚手段为威胁，普遍禁止富农卖光其财产和器具。

本文来源：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用现代词语形容，弗拉基米尔·列宁属于典型的“慢活族”——他靠着自家地租一直生活到1916年，每年收入1500卢布。

列宁的生活道路至今仍可作为俄罗斯反对派众志士的好榜样。此公不仅有狂热的革命蓝图，自学能力出色（比如他精通德语、熟练掌握其他五门外语），还擅长管理。而且列宁毕生不受人雇佣（除了短暂做过律师职业），也未曾经商做买卖。身在体制外令他无需仰赖各级官僚生存，各级官僚亦无从对他施加经济压力。经济独立乃是人格独立的基础。

虽然列宁吃地租多年，但也曾短暂参与农业生产。正是在这段时期他做出重要论断：俄罗斯农民阶级（他密切接触的阶级）无法成为推动革命的力量。

让我们从头说起。1889年（儿按：一说1887年）春天列宁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洛芙娜在距离萨马拉40公里远的阿拉卡耶夫卡村廉价买下一处庄园，仅800卢布而已。这笔交易十分划算，十年后玛丽亚又以3500卢布将之售出。

为什么总面积1200公顷的庄园如此便宜？因为卖主是旧礼仪派富豪、金矿主西比里亚科夫。他将土地划分小块，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卖给家境宽裕的民意党人（译注：列宁兄长亚历山大是民意党）。西比里亚科夫本人和民意党友们相信这些小块庄园终将连成社会主义公社网络，意即建设社会主义应当从我做起、亲力亲为。

于是乌里扬诺夫家开始经营这45公顷农田（译注：一说91公顷）和拥有14头牛的乳牛场。奶牛从德国进口，年产奶量高达2500~3000升（伏尔加地区农户非良种奶牛每年产800~1000升）。藉此优势，乌里扬诺夫家学习德国做法（译注：玛丽亚有德国血统）办起小型干酪厂，而当时伏尔加地区农民、甚至俄罗斯许多地方的土著人口都没见过干酪长啥样。此外庄园还有6匹马，其中4匹是拖动重犁的丹麦重挽马（犁沟深度35㎝，本地弱马只能犁10~18㎝的沟）。45公顷土地：30公顷用作牧场和割草场（播种三叶草），15公顷种燕麦和小麦，喂牛喂马。

按照玛丽亚·亚历山德洛芙娜的商业设想，经营这处产业每年可望净赚2000卢布（仅干酪一项产品预计年产量就有1吨）。可惜俄罗斯的现实环境打破了乌里扬诺夫家的德式美梦。六月份一匹重挽马被附近农民偷走，七月份又丢失两头牛。警察侦办无果，想必已被窃贼杀了吃了。至于雇农，基本是周边缺少土地的农民。这批人不太靠谱，如果说种田还肯卖卖力气，伺候德国奶牛和丹麦马就抓瞎了——1889年8月两头牛患乳腺炎，显然照顾不周。

结果乌里扬诺夫家不得不外聘奥地利管家，庄园收入骤降至每年400卢布。

随后五年间弗拉基米尔·列宁曾一度亲自参与经营，比如从东普鲁士邮购三叶草种、张罗购买无机肥料（当时叫化学肥料）等。又过了五年，庄园最终卖给某个叫“丹尼林”的。乌里扬诺夫家的远见于此再度体现出来：1905~1906年革命时期阿拉卡耶夫卡村地产被农民付之一炬，地主丹尼林遇害。愤怒的庄稼汉才不管你们是不是社会主义者，西比里亚科夫先生的实验彻底失败。

幸好乌里扬诺夫家另一处产业——玛丽亚父亲（列宁外祖父）位于科库什基诺村的庄园——收入颇丰，每年约赚2000卢布，由列宁表亲经营，管家是捷克人克鲁什维茨。

弗拉基米尔·列宁的翻译和文字创作时不时有些进项，例如他撰写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版2400册，稿酬120卢布。列宁偶尔也干过好笑的营生，比如1904年在日内瓦，他设法安排从俄罗斯来的布尔什维克分子瓦连廷诺夫到火车站当搬运工。瓦连廷诺夫不懂法语，也不熟悉当地社会人情，于是列宁陪他推了三天小车，一边干活一边“传帮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此次短暂“兼职”的报酬是……3瑞士法郎。

另一笔“意外收入”则来自法国的一次诉讼。1909年12月列宁骑自行车去巴黎郊外15公里的奥尔日河畔瑞维西观看飞行表演，回家途中被汽车撞倒。列宁受伤严重，自行车扭曲报废。幸运的是找到了事故目击者，列宁决心通过法院寻求正义。结果肇事司机是一名子爵，法院判令其赔偿列宁同款自行车一辆、医疗/抚慰金115法郎。（儿按：事见《列宁全集》19卷年表，他复信在莫斯科的妹妹说正打官司中）

随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列宁开始从党内领钱。确切地说，来自党内金融家、马克思主义者亚历山大·博格丹诺夫。但这笔工资既不稳定也不丰厚，通常每月50~70卢布。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时为了党的利益，列宁还不得不谢绝领取，比如拨款印刷出版物、资助从俄罗斯两手空空到瑞士的政治侨民等。

所以列宁的主要收入来源仍然是自家地租，包括科库什基诺庄园的盈利（儿按：资料显示该处庄园1898年出售给农民尼古拉·法捷耶夫，故存疑）和母亲名下的其他不动产。玛丽亚每年给弗拉基米尔寄钱3、4次，每次300~500卢布。

列宁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娘家那边也有“意外之财”。其实老岳家不算富裕，克鲁普斯卡娅父亲是退伍军官，死得早；母亲伊丽莎白是教师、童书作家，靠女儿女婿赡养，曾跟他们侨居国外。1913年底伊丽莎白的姊妹去世，留下7000卢布遗产。他们花3000卢布在伯尔尼请埃米尔·科赫尔教授（19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给娜杰日达动手术（格里夫氏症），术后虽未彻底治愈，但阻止了病情继续恶化。剩余4000卢布遗产，列宁1915年底拿出一千恢复《社会民主报》出版发行。

1916年应该是列宁毕生最拮据的日子：七月份母亲辞世，姐姐安娜继承家业，房地产出租的收益因战争影响严重下降。年底弗拉基米尔和娜杰日达从吃猪肉、牛肉改吃马肉，暂停添置新衣，文具纸张拣最便宜的买。党组织在俄罗斯境内几乎被粉碎，来自政治侨民的款项断绝。

值此艰困岁月，两口子又从意外渠道获得援助。1916年10月~1917年2月间，爱沙尼亚民族主义者亚历山大·克斯库埃尔每月接济他俩约100卢布。后来反布尔什维主义者声称克斯库埃尔的钱实际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成员、商人帕尔武斯，帕尔武斯背后则是德国总参谋部（证据之一是：克斯库埃尔系德国驻伯尔尼公使西斯维特·冯·隆贝格的朋友）。

总而言之，1917年2月之后列宁重新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不过他再也当不成“慢活族”了，从此要为国家努力工作。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未经本人许可禁止转载

1930年代苏联国内酒精消费水平低于帝制时期，总体来说社会还比较“清醒”。伟大卫国战争的爆发中断了这一趋势，斯大林要求伏特加作为前线部队必需品每日供应，各类档案也记载了后方官僚和宪兵警察胡吃海喝的问题。

《罗斯之乐·二十世纪》这本书运用经济统计分析方法，为读者提供了关于俄帝国和苏联酗酒问题的许多材料。该书作者认为，1939~1945年是苏联酿酒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如前所述，1930年代酒精生产、消费量皆低于帝制时期。1936年国民人均消费伏特加（白酒）3.6升，1913年为8.1升；1935年苏联伏特加总产量3.2亿升，1913年总产量4.32亿升。而且斯大林1936年研究决定提高葡萄酒酿造量、逐渐削减伏特加产量，计划到1941年葡萄酒产量将比1913年提高四倍，而伏特加产量减少1.5倍。其结果：1940年苏联加工了30万吨葡萄，产出1.35亿升葡萄酒，提前完成计划。

在1939~1940年苏芬战争中，情况起了变化。后来鼎鼎有名的所谓“人民委员100克”其实就出现于这段时期而非伟大卫国战争（其时已成为普遍做法了）。缺乏训练、士气低下的军队不仅被政工干部和督战队（从1942年开始）驱使前进，而且被烈酒烧坏了脑筋。

1939年12月，苏联当局决定“由于卡累利阿和极圈内地区的低温造成部分红军战士冻伤”，从1940年1月1日起为前线指战员额外配发每天100克伏特加、50克油脂，坦克兵配发双倍量，飞行员用白兰地代替伏特加。

这样就很容易计算出，整个作战期间士兵额定饮用36.5升伏特加（73瓶）。

1941年7月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请求斯大林恢复向前线部队供酒。决定自1941年9月1日开始为红军指战员每人每日配发100克伏特加，逢节庆日配发200克。这些节庆日除传统“红色节日”（5·1、11·7）之外，还包括全苏体育节（7·19）、全苏航空节（8·16）、隶属部队组建纪念日等。米高扬甚至想把国际青年节（9·6）也加进名单，被斯大林否决。

后方部队、前线工程部队和伤员（经医生许可）每人每天50克伏特加。即使严格执行此项“低标准”，一年下来也要饮用18升之多。

1943年4月底又决定停止向部队每日配发伏特加，改为特许供应。库尔斯克战役结束后，部分内务人民委员部作战部队和铁道兵开始享受每天100克伏特加。

1942年红军每月消耗45个铁路槽罐车的伏特加。举前线部队为例，1942年11月25日~12月31日卡累利阿前线共消耗36.4万升伏特加、斯大林格勒前线40.7万升伏特加、外高加索前线（当地供应葡萄酒）120万升。

饮酒的部队事实上变得更勇猛。《罗斯之乐》记载了1943年除夕发生在惩戒部队的一件事：战士们钻进掩体喝酒，感觉意犹未尽。其中某个大胆的家伙匍匐爬近德军壕沟，打入一根拴绳木棍。之后战友把一块写着“我给你们毡靴，你们给我烧酒”的牌牌系在绳端，拽至德军壕沟。德国人果然拿酒来换，很快全连的鞋都不见了。

第二天军官下连队贺新年，却见一群跣足醉汉躺卧掩体地上。军官叫醒全连，命令次日天亮前寻回毡靴。战士们别无选择，趁夜色高呼“乌拉”冲入德军壕沟，只肉搏不开枪，凭着刺刀、拳头占领敌方阵地，随后带着毡靴和几箱酒返回。

部队普遍饮酒同样给政府制造了新麻烦——无政府混乱和反苏行为。每个月都会涌现数十甚至数百名不服管束的士兵。1944年7月27日内务人民委员部首长贝利亚提交斯大林、莫洛托夫、谢尔巴科夫（中央委员会）和安东诺夫（总参谋部）的公函描述了一起（典型）案例：“敖德萨兹纳缅卡火车站。15名喝醉的红海军战士在集市斗殴，其中一人——名叫舍洛赫沃斯特——被警察逮捕关押。一段时间后，一群红海军战士闯入警察局，殴打民警并缴械，释放了13名在押人员，包括根据第58条逮捕的15岁犯人普罗霍洛夫。”（译注：苏联刑法第58条即“反革命罪”）

类似情况全国各地屡见不鲜。以下是贝利亚的部分报告：

“1944年7月7日西南铁路局达尔尼察站，42759号军列。从列车下来的一群醉酒军官袭击了正押送投机倒卖小贩的民警，解散在押人员。一段时间后，醉酒军官团伙再次痛打一名站岗警察并缴械，闯入警局，殴打缴械，甚至企图向局长米古诺夫头部开枪。列车长科列斯尼琴科中校赶赴现场调解无果。在内务部队的支援下，闹事者被全部消灭。”

“6月29日南顿涅茨克铁路局斯拉维扬斯克站。民警押送投机倒卖小贩过程中，突遭十三名醉酒红海军战士持枪威胁、殴打，并将查没物品归还给小贩。其中一名红海军战士——梅利尼克——用手枪射击重伤一名民警头部，又击伤另一名内务部队中士。该梅利尼克暴力拒捕，当场击毙。其余红海军战士被拘留。”

（儿按：上面两个案例中，“闹事者”或许是出于对所谓“投机小贩”艰难讨生活的同情而动手，未必单纯酒后寻衅。否则难以解释为何径直揍警察却不打平民）

“6月29日南顿涅茨克铁路局‘红军’站。一列载有二百名投机倒卖小贩和红海军战士的列车进站，停稳后即被特遣队工作人员包围。投机小贩和红海军战士悍然反抗，殴打两名工作人员。内务部队战士被迫使用武器，导致小贩3人死亡、1人受伤。暴行煽动者红海军战士柯西诺夫、科尔舒诺夫等人被捕。事后查明，红海军战士在途中敲诈勒索，从小贩处获取食品和自酿酒，并承诺保护他们免遭警察抓获。”

与前线相反，战时后方酒类匮乏。烈酒只发给政治积极分子，比如“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每月可领到：几米粗布、一块洗衣皂、一千克盐、一升煤油、两瓶伏特加。

当然，即使在战事艰难的饥饿岁月，藏身后方的官僚们也不会亏待自己。例如34岁的武器人民委员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有资格享用烈酒美食，所以：“1942年6月6日向人民委员的别墅交付3瓶伏特加、8瓶精选红酒及香槟酒、1箱啤酒、黑鱼子、香肠、鲟鱼、甜瓜干、柠檬和成套巧克力”。

1942年9月，车里雅宾斯克女居民罗戈夫斯卡娅致信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罗扎利娅·捷姆利亚奇卡，信中称：“我在市中央食堂工作两个月期间，亲眼目睹了建设人民委员部、联共（布）州委、州执委举办的各种宴会。如今每一克粮食都贵如黄金，车里雅宾斯克市的领导们身处大后方，不愿共同承受战争之苦。前线血流漂杵，而我们这里，流的却是伏特加。”

于是党中央派员调查车里雅宾斯克干部队伍究竟胡吃海塞了多少好东西。结果发现，在1942年6月1日~10月7日举办的四次宴会中，共吃：680千克面包、616千克肉、122千克干酪、102千克酸奶油、84千克奶油、77千克红鱼子，喝：535升伏特加、133升红酒，外加甜食：135千克大蛋糕、108千克冰激凌、1514个小点心。

读者朋友，你认为该怎样惩罚车里雅宾斯克的蝗虫们？宴会组织者、车里雅宾斯克市执委会代理主席В.Д.巴甫洛夫因“丧失党员警惕性”被宣布严重警告处分，罚款3000卢布（估计这厮今后不会在人前暴饮暴食了）。其他同僚？没事儿！

随着战事顺利，胜利临近，当局开始向后方慷慨供酒，但基本限于干部和专家队伍的中、高级成员。根据人民委员部统计，1945年1、2月份的伏特加配发情况如下：交通运输部门2.5万升、航空部门1.3万升、煤炭部门1.8万升、有色金属部门1.4万升……

1942~1944年苏联新建26(!)座酿酒厂，超过1920~1930年代的新建总数。卷烟厂同样发展迅速，1945年比1940年增加了22%（与之相比，糖厂减少79%、面粉厂减少49%、肥皂厂减少67%）（译注：即毁于战火）。

在零售商品结构中，1940年“伏特加”一项仅占11.8%，1943年已占25.1%，1945年占35.1%。

研究者总结道：“伏特加对战时和战后社会造成了方方面面的影响。我们可以举出一系列负面后果，最重要的是大批原本不饮酒者开始贪杯，包括几百万女性和青少年。1920~1930年代上层人士中的清教徒主义被新生贵族的官阶特权体系所取代……”

另外，伟大卫国战争后伏特加的绝对价格（相比平均工资）大幅上涨，当局开始从嗜酒者口袋里榨取钱财。有研究者指出，1939年平均工资331卢布，一瓶伏特加卖6卢布15戈比；1947年平均工资500~1000卢布，一瓶伏特加卖60卢布。也就是说，1939年的收入能买50瓶伏特加，而1947年即便最高水平（1000卢布）也仅能买16、17瓶而已。

醉酒狂热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成为常态，即使战后也未彻底清醒。今天的俄罗斯仍在承受其后果。

延伸阅读：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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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4人份）：

鸡腿：10根
樱桃西红柿：15个
红甜椒：1个
大蒜：5瓣
新鲜罗勒：3枝
去核橄榄：半个
巧巴达面包：3片
培根：10片
橄榄油：适量
黑胡椒粉：适量
红辣椒粉：适量
盐：适量

步骤：

红甜椒切条。

涂抹橄榄油润滑烤盘。鸡腿洗净、擦干，和橄榄果、樱桃西红柿、红甜椒条、罗勒叶、大蒜片一同放入烤盘。巧巴达面包手撕小片，随意撒入。

撒盐，喷壶喷油，均匀撒黑胡椒粉和红辣椒粉。烤箱预热180℃，连续烤45分钟。

之后取出，每根鸡腿上铺一片培根，送回烤箱再烤15分钟。

这样菜就准备好了。鸡肉、猪肉鲜嫩多汁，面包块酥脆，还带着蒜香和西红柿的酸甜，简直要入口即化！

原文：俄文 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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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苏联各地教堂或关闭或拆毁，工业化政策是主要原因之一。经济发展要求巨量的铜，教堂大钟正好可以提供这种有色金属。1931年全国铜需求量约六万吨，开采冶炼量仅二万七千吨，缺口甚大。当时苏联境内钟楼林立，铜钟合计约二十五万吨，90%可用于工业化建设，“有效填补”1930年代有色金属巨额赤字。对于拆除铜钟这件事，当年的一些苏联人说：“就要把麻醉民众的钟换成拖拉机！”作家普里什文则在日记中写道：“外地佬，什么珍宝都敢卖”。

1929年反教会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这一年也是工业化开局之年。在人才和货币严重短缺的背景下，新建数百座现代化工厂必须大量进口成套设备（主要从美国采购），并支付15000~20000名外国专家的薪金。建设材料同样匮乏，电气设备必不可少的铜尤其吃紧。

那时候苏联主要出口货物是粮食和木材，利润仅够满足20~25%的工业化需求。政府发现只有教会能快速“供应”国家急需的通货与铜器，于是布尔什维克开始明目张胆地（“为大善不避小恶”）抄没教会财产。“矿物、金属、矿石、废金属贸易股份公司”（以下简称“金属公司”）制定了移交铜钟的五年计划，预定1929~1930年应交付1.5万吨青铜，1930~1931年3万吨，1931~1932年4.5万吨，1932~1933年4万吨。

查阅文献可知“拆钟运动”的规模。1930~1931年“金属公司”仅从谢尔吉耶夫圣三一修道院一处就获得19口大钟，合8165普特（130吨），熔化烛台、枝形烛台、神幡、洗礼盆、铜栅栏及各种装饰物获得约10吨有色金属。莫斯科自1929年开始陆续封闭了30~50间教堂，每间教堂都“提供”了大量铜。比如“金属公司”员工在1929年被关闭的大谢尔普霍夫耶稣升天教堂拆钟14口、重达17吨，莫斯科河南岸区的圣凯瑟琳教堂拆钟21吨，1930年被关闭的阿列克西都主教教堂拆钟10吨……

需要指出的是，拆钟运动往往伴随着“劳动人民呼声”，举奥伦堡的情况为例：

《奥伦堡公社》报编辑部连续刊登人民会议关于拆除教堂钟的决议，又开辟“反钟鸣”专栏，发表农民来信称：“集体农庄庄员不爱钟声叮当，快给他们拖拉机！”、“废除上帝和一切圣人！”、“彼得大帝化钟铸炮，我们现在化钟造拖拉机！”

《联系报》的军队通讯员要求“化钟造拖拉机”十分热切：“我国目前急需金属。在我们的田野上，贫中农集体农庄需要千千万万辆拖拉机。与此同时，正有大量贵重金属徒然空悬教堂钟楼，仅奥伦堡的教堂就有一万普特金属闲置没用。我们要求把这些教堂大钟统统摘下，送去生产拖拉机。结束钟鸣的时候到了！”

奥伦堡第22中学的代表也呼吁同乡们：“在我们这座无产阶级边疆城市的纯洁中心，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13年后的今天，依然有着可耻的污点，那就是作为蒙昧主义发源地的教会仍在对抗新生活方式。没听见工厂喇叭呼唤大家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却听见钟声鸣响为腐朽黑暗的过去招魂。学校是社会主义文明和新生活方式的一支先锋队，特此邀请广大劳动人民参与到关闭红色城市教堂的行动中来，拆下铜钟，贡献给祖国苏联的工业化吧。”

“我们是最后听过教堂钟鸣的人。从今往后，傍晚的钟声、贵族的诗歌、复活节时教堂的胡言乱语、送别死者时阴森森的哀乐都将远离我们的子孙。教会哑然，宗教入土，末了的钟声乃是宣告他们千年统治终结的丧钟。然而铜钟经过无神论者冶炼厂的洗礼，也会唱起赞美劳动之响亮颂歌，机器运转的雄伟节奏取代了昔日孱弱的祈祷钟鸣。”

作家米哈伊尔·普里什文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对扎戈尔斯克、莫斯科两地拆除教堂钟的观察：

1929年11月22日。修道院4000普特的巨钟被取下，这件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珍品同样被送去重铸。纯属暴行，无人能挡：每天都有许多生命为保护巨钟而惨遭杀害。

1929年12月12日。如今对生活有两种理解。其一是全国工业化、五年计划和拖拉机队伍，他们深信，只要成功地将农民团结起来，生产粮食乃至一切生活必需品都不再是问题。所以他们固持这种信念，有时一想起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如此伟大的集体，就禁不住得意洋洋。另一些人认为这种粮食/拖拉机集体毫无意义，自己不劳动，甚至懒得去思考问题本质。他们惊恐地看着圣三一门廊被打碎，铜钟轰然坠地，教堂变成电影院和休息场所，人民必须相信无神论，以及，机械化农业耕地收粮的顶尖成就。

1930年1月4日。昨天巴甫洛芙娜看见钟落了地，今天又去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钟表面的浅浮雕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彼得大帝的鼻子被锤敲过，大概是早年间工匠恶作剧。思考我们的艺术财富也是个沉重的问题：既然工业“存在或不存在”，那为什么不把伦勃朗转让给轴承厂呢？毫无疑问，会卖得一件不剩。巴甫洛夫娜说：“外地佬，什么珍宝都敢卖。”

1930年1月24日。罗斯大地愈发不敬神了。
-我问一个年轻工人：“你是东正教徒吗？”
-他答：“是东正教徒。”
-“第一次砸钟不感觉难受吗？”
-“不会，”他说，“我刚开始跟着年纪大的人干，后来自己干。”
-他又说，一队人工资50戈比，每天敲下一普特铜可得八个半卢布。

1930年3月16日。我还记得加米涅夫在我汇报日常犯罪情况的时候，平静回复说，我们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仁慈的。
-我问他：“错的是谁？”
-加米涅夫答：“那就是这种人民。”
（译注：列夫·加米涅夫，老布尔什维克，时任苏联中央租让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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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梳理一下关于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的种种误解。笔者认为，过去苏联史学界给这个人制造了太多太多的神话传说——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秘密。其结果，令后人形成对他的顽固误解，包括列宁的族裔、列宁是独立自主的天才哲学家，甚至列宁是“爷爷”。凡此种种，俱属谎言怪谈。

1.关于列宁是“爷爷”的误解

自从苏联建立之初，宣传机构就开始塑造列宁“慈祥爷爷”的形象，尤其突出他的英明才智——声称“爷爷”的智慧与生俱来，晚年时决定发动革命造福人民。而且“爷爷”的形象本身就是一种图腾符号，仿佛古代部落足智多谋的老酋长。为保持这种形象，列宁总是以秃头、蓄须、衣衫整齐的面貌示人。

事实上，列宁根本不算什么“爷爷”！他53岁逝世，并非高龄，乃是多数政治家年富力强的时候。从家庭意义上讲，列宁也不是“爷爷”——既无儿女更无孙辈。

有意思的是，十月革命时期列宁的外观浑然不似后来苏联宣传的秃顶、山羊胡、三件套西装。那段日子的列宁面颊清爽、头戴假发、身着朴素的工人服装。不得不说，这跟“祖父/革命家”的标准形象颇有差距。

2.关于列宁族裔的误解

苏联官修列宁传记声称，列宁是俄罗斯人。委婉地讲，这种说法“不确切”。列宁父亲伊利亚·乌里扬诺夫（改姓之前叫“乌里扬宁”）的妈妈——亦即列宁祖母——安娜·斯米尔诺娃是受洗礼的卡尔梅克人，起源于蒙古，多数居住在今卡尔梅克共和国境内。列宁的母亲玛丽亚·乌里扬诺娃（娘家姓布兰克）通常认为是犹太人，也有观点说有乌克兰或德国血统——即玛丽亚的爸爸、列宁的外祖父是皈依东正教的犹太人。

总之，“俄罗斯革命领袖”绝非纯血俄罗斯人（儿按：当然“纯血”的概念本身就是扭曲的），但出于种种原因这一点在苏联时期被遮盖隐藏了。1938年女作家玛丽埃塔·沙吉尼扬考证并公开发表了乌里扬诺夫家族的卡尔梅克血统，甚至陪伴列宁生活多年的克鲁普斯卡娅（译注：列宁妻子）也表示肯定和赞赏。然而1938年8月5日政治局的一项特别决议禁止继续此类研究，同时谴责克鲁普斯卡娅本人。1956年该决议被撤销。

3.关于“伟大哲人”的误解

这条误解其实是邦奇-布鲁耶维奇和众多列宁“传记作者”们共同制造的，这批人翻来覆去编故事说：列宁经常在书房闭门不出，彻夜读书写字，天亮才起身休息喝茶。于是在苏联大众对列宁的个人崇拜中，自然觉得他如此刻苦学习，必然是个通晓万事的哲人……

其实列宁阅读量并不多，他的丰富著作无非是当时各种流行思想、观点的折衷主义合集，而且经过他特殊性格的筛选加工。尽管苏联历史文献吹捧列宁著述是“延续伟大马克思主义的宏篇巨作”，但却无法隐瞒真相——列宁文章较少引用马克思原文，更有部分自相矛盾之处。

4.关于列宁“自立”“自主”的误解

苏联宣称革命前的列宁是一位自由不羁的哲学家，他游历各国、结交同志，撰写天才著作，全心全意促进革命发生。

其实呢，列宁曾经是个漫无目的闯世界的落魄穷汉，没多少真心朋友，直到40岁仍靠着母亲接济过活。列宁似乎不爱工作，25岁之前他在彼得堡当律师，竟然连吃饭的钱都不够，经常写信给母亲说“如果可以，劳驾再寄我100卢布”。之后列宁彻底辞职，完全依赖母亲和姐妹。所以此人像个没长大的孩子，日常吃穿用度全仗母亲定期支援。

5.关于列宁“为人友善”的误解

这条误解同样源远流长，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了。“慈祥的列宁爷爷”被强行灌输给全国少年儿童，童话书上画着列宁被孩子们簇拥环绕，一则故事里有如下对话：

小莉娜的衣服上别着一枚新胸章。
-胸章上是谁？——孩子们问道。
-列宁爷爷！
-你爷爷吗？
-是我的爷爷！也是我妈妈、爸爸的爷爷，还是我爷爷的爷爷！列宁面带笑容，因为他是好人。

1956年斯大林个人崇拜被击碎，列宁形象反而变得更完美——苏维埃政权的一切过错都推给斯大林承担，“慈祥的列宁爷爷本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

如前所述，列宁既非爷爷，亦非善类。同时代的人回忆起列宁，说他冷漠、小气、暴虐、报复心重，情绪喜怒无常，加之争强好辩，所以很难跟他交朋友。尤其是，接触过列宁的人大多注意到他那双狼顾虎视之眼。

女作家阿里阿德娜·特尔科娃-威廉姆斯这样描述列宁：“列宁是个凶恶的人。眼睛像狼，充满歹意。”俄罗斯政论家、哲学家尼古拉·瓦连京诺夫曾与列宁关系密切，也说他：“双目黝黑细小，确实不好看。面部表情丰富，变化无常：戒备警惕、沉思冥想、讥讽嘲笑、尖酸轻蔑、冷淡漠然、怒目切齿皆有之。每当这种时候，列宁那双眼睛……怎么说呢……就像凶猛的野猪一样。”

社会民主党人格奥尔吉·所罗门，革命后头几年在苏联外贸部门工作，也很熟悉列宁，他回忆道：“（列宁）身材不高，气质阴郁，表情惹人反感……他是个很不高明的演说者，缺乏这方面天分，然而却是出色的煽动者。交往越深，我越看出他的虚弱，坦率说，就是极为恶劣的那一面。他的粗鲁言行最讨厌，怀着极度的狂妄自大轻视对话之人，简直是存心（找不到别的词形容）无视人家，对待异己者尤甚。”

列宁不爱别人，他相信自己能轻易决定别人的生死，只须把他们“非人化”就行了。1918年奔萨农民起义反抗苏维埃政权强征粮食，列宁立刻将这些人定性为“富农”，写道：“应该把这些明摆着的富农、财主、吸血鬼处以绞刑（必须绞死，好让人人都看见）”。在接下来的电文中列宁进一步命令从农民家中掳掠人质，并抄没被怀疑是“同情富农者”的财产。

总而言之，真实的列宁，绝不是苏联官方宣传的那个“列宁”。

原文：俄文 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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