妮娜·瓦西里耶芙娜·康德拉坚科，1934年生于苏联白俄罗斯，以下是她的战时疏散生活回忆：

人人诅咒的那场可怕战争结束六十五年了，但童年的艰苦岁月直到今天仍不能使我的记忆和心灵平静。作为身处大后方（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小孩，我们感受、经历和理解了许多。妈妈每晚哄我们睡觉，故意不看我们饥饿的目光，尽可能安抚我们说：
— 孩子们，现在是战争时期，几乎没什么吃的，天寒地冻，但那些打仗地方的孩子比咱更艰难。咱这儿没有子弹呼啸，没有炸弹落地，小孩和父母不会被杀。睡吧，我的宝贝，我给你们唱摇篮曲。

妈妈的声音非常好听，会唱的歌可多可多。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我们身体十分虚弱，听着妈妈的摇篮曲，迷迷糊糊就睡着了……梦里全是各种吃的。梦见了战前各种食物，毕竟还记得，想忘也忘不掉，因为食物占据我们全部思绪，无论做什么，满脑子都想着怎么吃到真正的食物。可真正的食物只出现在梦里：泡过牛奶的热气腾腾松软蒸土豆、天然脂肪、用真正肉骨头熬的漂油花的红菜汤，真正的肉饼和饺子。而我们每天吃的是代食品：人造黄油、含各种杂质的劣等面包、藜草等……

上学啦，一年级。父亲在前线的小朋友每人发一个油炸圈。我只咬了一口就把它放进桌洞，整节课神魂颠倒，听不清我最喜欢的老师讲些什么，因为香喷喷的油炸圈太诱人了。放学飞奔回家，兜里装着咬过的油炸圈，我要拿给小弟弟保拉和尤拉。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很幸福，手紧紧抓着那块熟面团，世间任何力量无法令我撒开。开门的是我最可爱的奶奶，她看见我手中的油炸圈，坚决说道：
— 我不放你进去！这是给你的，你自己吃，弟弟们在幼儿园会吃。
我在家门口哽咽着啃咬这油炸圈，顿时变得味如嚼蜡，吃完最后一口奶奶才让我进屋。

我堂兄从前线回来了——伤兵，脑震荡，手和头颤抖。他自己在针织厂找个活儿，某天拿回来一罐鱼汤。老天爷，散发着浓郁香气的鱼汤啊，大家心里已经不是快乐了，是幸福！爷爷、妈妈和三个小孩郑重入座，爷爷用铁勺子吃饭，其他人用木勺，每人面前一小块面包。我们坐着，期待着，喜悦地看着彼此。奶奶烧热鱼汤，端汤往餐桌走的时候滑了一跤，汤全洒了……奶奶哭得伤心欲绝，因为她没让全家吃上一顿真正的皇室大餐。

有一回塞米巴拉金斯克安装了旋转木马，我真羡慕上去玩的小朋友啊！一张门票5卢布。妈妈凭军属证领了400卢布，全数用来糊口，因为集市上一条面包就要400卢布。妈妈对我说：
— 闺女，你这么想玩的话，自己挣钱吧。
我拿一个大号水壶，装满冰凉的井水（当时气温30度），去集市卖水，一杯20戈比。瘦小的我背着死沉死沉的水壶，身体弯成虾米。最后，哈哈！我挣了5卢布！梦想终于实现啦！但在坐旋转木马的过程中，我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头晕目眩，咕咚晕倒了。人家停下木马把我抱至阴凉处，正好被附近的邻居认出，她跑去找我妈，我妈弄我回家。本人从此再不敢看旋转木马，虽然已经过去许多许多年了。

我家附近有个小菜园，种了西红柿、南瓜、洋葱和黄瓜。收成很好，尤其西红柿特别棒，没人种过这么大的！而南瓜，有时需要两三个大人合力抬走。如果没有这菜园，真不知怎样活下去。我们赶集卖一部分蔬菜，就有钱买点儿牛奶和至少一块黄油。灌溉用水要从老远的深井打，那口井根本望不见底，我的任务是打满一桶，等水温升高就可以浇地了。当然，我可能不慎掉井里，也可能拿不动水桶摔伤，甚至热出病来，但别无选择。妈妈要上班，爷爷奶奶年老多病，打水是我的责任，水桶永远满满的。又分给我家一块田种土豆，也离得远。我记得妈妈喊我起床，扛着锄头去种土豆。下次再来看：土豆完蛋了，全被烈日晒死了。

我家每年隆重过两个大节：圣诞节和复活节。当初疏散后撤时设法携带的东西送去外宾商店(Торгсин)变卖了，换钱买食物和圣诞节礼物。过节期间我总有新连衣裙穿：妈妈把她自己的改小给我，或者买布头缝制，还要给弟弟们做衬衫、裤子，奶奶也有过节新头巾。哎呀，我真的爱我奶奶乌利扬卡·斯捷潘诺夫娜！我家祖上是莫吉廖夫省人氏，在故乡没有土地，被迫远赴他乡，一个定居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个定居塞米巴拉金斯克，所以我们逃离法西斯铁蹄投奔这儿。那么，我家准备了一桌按当时标准算是丰盛的节日宴，有肉菜、糕点和馅饼。小孩不上大人桌，拿着礼物各自吃饭，然后看大人做什么。他们的歌声悠扬动听，从没见过谁喝多了耍酒疯。欢欢喜喜过一天！但我再说一遍，仅限圣诞节和复活节。

说到这儿我要向奶奶道歉：“对不起，亲爱的奶奶，我骗了您！”事情是这样的：奶奶在窗台玻璃杯放了一支温度计，我很好奇，不知道里头闪闪发光的“条纹”究竟是什么神奇玩意儿。有一天实在忍不住，咬了温度计顶端，水银流进嘴，呸呸吐半天。我把水银珠推到橱柜下，玻璃碴扔箱子背面。奶奶找温度计，我一概不承认。然后她发现了碎玻璃，盯着我说：
— 娃娃，我把温度计摔啦，在箱子后头呐。
奶奶清楚记得母语，即使讲俄语也夹杂一些白俄罗斯单词。我同样喜欢自己的母语，遗憾没什么人和我说。当你尝试跟人家交谈，对方立刻问：“你哪儿的？白俄罗斯人？”

另一次，分给我们一棵巨大的松树烧柴用，在额尔齐斯河对岸。人家替你伐倒，然后自己解决吧。我们动手锯树，用滑橇把大木头运回家。大人们拖拽，我也帮着拉，摔跤滚落坡下。妈妈撵我走，可我坚持帮忙。爷爷已经感冒病死了，只有我俩……

我爸爸搭乘前线军列遭遇轰炸。人家说把他从残骸底下挖出来纯粹是因为要寻回某些重要文件。他被送到一个仓促改成救护站的板棚，四周老鼠乱窜。他腿部多处骨折，两条肋骨必须摘除，之后辗转多个医院治伤，甚至送去古尔祖夫做复健。虽然产生过各种并发症，但幸运的是身体经受住一切考验，返回我们身边，活了85岁。

要讲的故事太多太多啦。比如，来了一列满载车臣人的火车，他们对整个城市造成了多么大的威胁。还有，装满死尸的马车经常从我家门前过，蓝色的光脚伸出车外。以及附近有个医院，治不好的病患也经过我家门前葬入墓地。

愿这种恐怖永远不要重现在我国人民身上，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身上！

延伸阅读：

1943年基洛夫州教师物质待遇情况

一个基辅女人的战时日记

НКВД官员的1942年围城日记

序言

本文试图描述我个人的斯大林主义经历，并对整个斯大林主义现象进行批判性分析，同时探讨专研该领域历史学家的某些论述中存在的问题。读者可能会认为，研究斯大林主义对我来说要比西方历史学家容易得多。实际上，有几种情况使我对这一时期的分析变得异常困难。首先，几十年来，我作为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将我的注意力从苏联吸引到了其他国家，尤其大西洋彼岸的国家。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斯大林主义最恶劣的特征对我而言不是什么学术研究对象，而是生命中至少前二十四年的自然环境。因此我在成长过程中难免出现某些机能障碍，这些障碍或多或少阻碍了我形成正常人格。我希望我的读者记得，我不仅生活在斯大林主义的中心地带，更生活在斯大林最亲密助手的家庭中——不幸的是我就住在克里姆林宫围墙内而非围墙外，这堵墙似乎将“古往今来各民族的伟大天才”与大约两亿人安全地隔离开来。我经常近距离观看一位身穿元帅制服的矮个子男人，身后跟着或簇拥着一群人，其中包括自己的父亲，我做梦都不敢想见他一面。虽然几乎每天深夜，或者说每天清晨，我父亲都会从他住处直接回家。

这些情况——以及许多限于篇幅我无法在此逐一详述的其他情况——是否允许我保持冷静、客观和具有学术精神的学者身份，去研究一门多年来一直是我生存之本的课题？自1929年出生至今，我的存在与不存在始终不分昼夜地拼命斗争，直到1953年3月5日独裁者去世。

本文读者不必担心会对“斯大林与我”这一主题进行无休止回忆，但我希望请你们做好准备，因为我的行文方式——思想和论点——可能显得有偏见，或者至少不是绝对客观。当然，人们总可以争辩说一个人永远无法做到绝对客观，但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没有谁能够不带感情地审视斯大林主义这种独特现象。我感谢上帝，电脑没有像被编程下国际象棋那样被编程来玩“斯大林主义”。因此我想明确指出，我并不声称自己是公正无偏私的。何况，我也不希望自己是公正无偏私的。我生活中有太多事情与斯大林、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习气相关联，因此我无法以冷静、平衡的态度来对待这样一个巨大且充满感情的话题……

延伸阅读：

六位斯大林镇压受害者的自述

斯大林主义者十项特征

《25人公开信》和《13人公开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猪肉馅和鸡肉馅一样适合各种配料，这就是我爱用它的原因。圆葱当然也行，但我认为韭葱的甜味跟这道菜（饭）整体更搭。

所需食材：

猪肉馅：400克
大米面条（宽）：按人头酌量
茄子：1条
西葫芦：1条
韭葱：1棵
红甜椒：半个
生姜：1小块
大蒜：2瓣
小葱：3棵
香菜：2棵
植物油：4勺
酱油：3勺
蜂蜜：2小勺
辣椒酱：1小勺
盐：少许

步骤：

茄子去蒂，切丁；西葫芦削皮，切丁；甜椒去蒂去籽，切块不宜太小。

韭葱的葱白部分切圆片，大蒜和生姜切片。

炒锅烧热2勺植物油，煎炒茄子变软，盛出待用。

猪肉馅加蜂蜜、酱油、辣椒酱、盐，拌匀。

炒锅烧热2勺植物油，翻炒甜椒、生姜、韭葱、大蒜，再放西葫芦，略微撒盐，最后加入肉馅一起炒熟。

提前按照包装的说明煮好大米面条，置于深碗，浇上炒熟的肉馅和茄子。

香菜叶和小葱细切，撒上点缀。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波莉娜·叶菲莫娃

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一名原克格勃官员死后，同事们发现他的人生自白，也就是下面这个故事：

一个男人在海滩悠闲散步，看大姑娘小媳妇。苏联并不禁止休假放松。他走到一位享受日光浴的女士面前，她发现了他的目光，急忙扯一件长浴袍遮身。谢尔盖咧嘴微笑：她的匆忙可以理解，因为他已经瞧见那两条瘦削的丑腿了。他不想认识她，但必须认识她。

为了这次会面，他特意打扮一番，找投机倒把贩子买了条腰间带拉链的外国泳裤。这条泳裤十分搭配他晒黑的皮肤，相比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黑色缎纹短裤毫不逊色。1950年8月的阿纳帕，谢尔盖看起来像个大力士。

他在瘦腿女人旁边铺一条长毛巾，咕咚躺下，用墨镜挡住眼睛，无声叹息——他根本不喜欢这种女人。

白衬衫上的金龟子

谢尔盖·阿尔帕钦革命前生于圣彼得堡富裕家庭。父亲是顿河田庄出身的哥萨克大尉，死于俄日战争，寡母携儿迁居雅尔塔投靠亲属。谢尔盖长大后按照传统送圣彼得堡军校受训，希望他成为帝国军队栋梁之材。然而革命爆发，年轻人被迫紧急返家。

政权频频更迭，有时一个月变换多次。谢尔盖曾险些被布尔什维克枪毙，临刑前白军打过来。之后英国情报机关注意到这位有才华的青年，委派他潜入已被布尔什维克占领的顿河畔罗斯托夫联络白军地下组织。结果他在接头地点被捕，顿河“契卡”提议跟新政府合作，谢尔盖同意了，因为他不想去逼仄的地下室等候枪决。

1920年6月16日谢尔盖手写一份声明：“本人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阿尔帕钦承诺与顿河特别委员会秘密合作，以最严格保密方式执行一切任务并严守任务秘密……为便于签署书面报告，自选化名‘大尉’”。

女同事维拉·瓦隆陪同谢尔盖执行第一次任务，她身穿英式女西装、白衬衫，翻领和金龟子形状胸针给谢尔盖留下深刻印象。维拉现年30岁，已在顿河特委工作了挺长时间，带新人不在话下。于是小特务谢尔盖假扮卫生员潜入市立医院谋职，通过日常谈话识别出多位白军军官，使这些人被立即逮捕、枪决。

任务结束谢尔盖罹患伤寒，维拉悉心照料他痊愈，关系随之升温，二人开始同居。虽然一个是下属一个是上级，但顿河特委的领导对此视若无睹。然而几年后维拉忽然被主管部门紧急召见，命令立即赴英国执行任务——原来维拉失踪的前夫意外现身，必须尽快把他弄回苏联情报机关。

分别之际谢尔盖最后一次拥抱维拉，她穿一件带金龟子的白衬衫。两人再未见过面。

被毙的指挥员

1937年斯大林镇压最残酷时期，НКВД大小官员亦不能免。谢尔盖之所以保住脑袋，仅仅是被人家当作了“耳目”使用。他被故意送进关押НКВД官员的牢房，探听对方言论。这些人虔诚相信斯大林同志会搞清楚一切问题，自己总有获释之日，然而事实是许多人被枪毙了。

伊万·门什科夫中尉的遭遇尤其令谢尔盖震惊。此人原系维申斯基地区НКВД部门主管，被捕后其上级伊万·费多罗夫负责侦查，逼迫前下属承认阴谋勾结维申斯基镇哥萨克合唱团，利用赴莫斯科巡回演出之机“发动恐怖袭击”杀害领袖。据查：维申斯基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彼得·卢戈沃伊和区执委会主席吉洪·罗加乔夫合伙掩盖合唱团的“险恶用心”，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知情，因为几个人经常相约喝酒。

门什科夫被捕，矢口否认参与这件骇人听闻阴谋，把真实想法说给谢尔盖·阿尔帕钦。谢尔盖就门什科夫的精神状态和对正义的信念撰写详细报告呈上，几天后门什科夫执行枪决。

卫国战争爆发，谢尔盖到普通步兵部队服役，与指挥员亚历山大·索基尔科成为朋友。这位朋友口无遮拦，把上级领导统统抨击一遍，包括斯大林。谢尔盖告密，索基尔科被捕处死，谢尔盖因此获得平生第一枚奖章：“战功”奖章。

战后谢尔盖被任命为罗斯托夫州文化局局长，做了一阵子文职。直到上司召唤他开始第二段生活。

无爱之恋

玛格丽塔·鲁索斯家住亚速海边城市塔甘罗格，可她不喜欢故乡的海，时常利用自己上班的音乐学校工会便利，公费去黑海度假休闲。

这位女士单身生活了四十年，身形又瘦又小，精神紧绷，看上去活像一只惨兮兮掉毛麻雀。阿纳帕沙滩上，谢尔盖大剌剌躺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冷眼观瞧，仿佛看海鸥尖叫蹦跳争抢游客施舍的面包。心想：这人找不着地方了吗？

谢尔盖主动搭讪：“您读的是什么？”

玛格丽塔嘴唇挤出三个字：“贝朗瑞”。

谢尔盖微微一笑，他的法语不错，用纯正发音讲了几句。两人攀谈起来……

几天后，按照疗养区的惯例，男女散步、闲聊变成拥抱、亲吻。谢尔盖请玛格丽塔下馆子，听施特劳斯、卡尔曼的乐曲小酌。玛格丽塔酒后吐真言，哽咽说道：“你一定别告诉旁人，1938年我爸爸被特务抓走，勒令一周内离开苏联，不准带家属。那时候我妈妈已经死了，我是保姆照顾的。虽然爸爸申请批准带我走，但没成功。我算幸运了，没一起被抓，还和保姆住在家里。之后发生了可怕的事情。1940年，我晚上在公园散步，被一个男人袭击，把我拖进灌木丛强奸了。我吓得不敢抵抗或喊叫。跑回家，我的保姆，我的好保姆，抱着我一起哭！她扔掉撕碎的衣服，帮我洗澡，给我倒茶。早晨我们决定不报案：怕音乐学校的同事会听说。我怀孕了，但命运没让我生下强奸犯的孩子，我下楼梯摔跤，流产了。这一跤等于救了我。战时一位德国老少校和勤务兵住我家，这也救了我，他在我家办钢琴演奏会，所以我没被送去德国。这些就是我的生活，谢廖扎。”

服务员走过来，谢尔盖伸手摸钱包。玛格丽塔说：“等等，我结账！”服务员走后，玛格丽塔低声说：“我很快就会发财了，谢廖扎。我可怜的爸爸，我再没见过他，但他没忘记我，遗产都留给我了。有几条轮船在土耳其的港口。我收到外国律师事务所的一封信，信上说需要我把妈妈的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以及我爸住在塔甘罗格的户口注册页寄去。我该怎么处理这笔财富啊？”

“找个律师嘛，经验丰富的好律师。你自己想怎么花怎么花。”

一番推心置腹谈下来，约会气氛几乎达到谢尔盖想要的程度。但最后时刻玛格丽塔抽身离去：“咱们塔甘罗格见吧，到我家”。

任务完成

返回罗斯托夫，谢尔盖·阿尔帕钦致电上级：“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我回来了。咱们该庆祝一下。”

“今晚你家。”

当晚谢尔盖见到了费奥多尔·布汉佐夫及新同事伊万·约希福维奇。上级好奇地笑问：“怎么样？拿到没？”

“没呀，没拿到。”

上级教训他：“你疏忽了，大尉。她必须对你百分之百敞开心扉，这样才会信任你！你必须去塔甘罗格找她。”

谢尔盖抵达塔甘罗格，玛格丽塔热情招待。番茄炒蛋、醋栗甜酒、自家果园的成熟香梨，一切都那么美好。夜色迷人，暖风习习，床单散发薰衣草香。玛格丽塔又哭鼻子：“现在，就像人家说的，气氛到了，谢廖扎，我想要你，可我害怕。毕竟除了强奸犯，我没有过任何男人。强奸犯毁了一切。”谢尔盖在报告中如此叙述他和玛格丽塔共处的夜晚，最终设法消除了她的焦虑……

玛格丽塔的理智被爱情冲昏，频频征求谢尔盖意见，事事听从他安排——比如轻易就答应把自己继承的土耳其财产“捐赠”给苏联。罗斯托夫克格勃本次任务圆满落幕，玛格丽塔的“情郎”瞬间消失。

真正后果

谢尔盖从此拒接她的电话、不回她的信。为了让女人彻底死心，上级建议谢尔盖远走他乡，于是去北方出长差。约一年后谢尔盖重回顿河畔罗斯托夫，首先拜见克格勃领导。

布汉佐夫眯着眼睛问道：“你怎么不去塔甘罗格呀？”

“我也不知道，您让我去我就去。”

“去吧！”领导吩咐。

于是谢尔盖就去了，虽然他不愿再见被自己勾引的女人，更不喜欢这种会面。

敲开门，老保姆冷冷地说：“玛格丽特不在。”屋内传出孩子哭声，老保姆又说：“进来看看你女儿吧。玛格丽塔叫她卡佳。”

走进卧室，抱起孩子。小娃娃的眼睛也是蓝色的，鼻尖也微微翘起，处处像自己。谢尔盖抱着女儿，这么多年第一次失声恸哭，泪水顺着衣领流下来……

谢尔盖·阿尔帕钦1980年5月初逝世，享年81岁。少数几位罗斯托夫克格勃同事操办低调丧事。这些人在他的单身公寓发现一个秘密匣子，无任何值钱物品，惟有带泪痕的纸页。老特务谢尔盖选择写下自己回忆，希望有人得知他的第二段生活，也许还能报以理解。

谢尔盖的故事收录于其上司Ф.布汉佐夫著《秘密道路四十年》，该书2003年经由罗斯托夫州联邦安全局许可出版。本文使用了书中内容。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社会主义的夏天，普通人在郊区“六百平米”挥汗劳作，上等人在精英别墅悠哉游哉。冬天，流浪汉和刑满释放人员跑来鸠占鹊巢。

1949年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工人和职员的集体与个人蔬菜水果栽培》的决议，别墅(дача)热潮并未立即流行开来。1950年代末食品问题日益严峻，市民纷纷涌向市郊。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国家一度禁止城郊土地拥有者建造任何“设施”，只许开垦菜园，这似乎是为了鼓励耕种、反对撂荒。简而言之，人民非工作时间来此不该休息，应该继续做体力活。之后国家允许搭建存放农具的小亭子，继而允许盖过夜的小房子——“约10平方米的夏季凉棚，不带取暖设备”。勃列日涅夫时代放宽限制到25平米，仍强调夏季专用，不可供暖，意思是仅温暖季节来此收割，入秋必须回城居住，因为别墅不是市民的额外生活空间，偶尔休憩而已。1970年代别墅热潮达至顶峰，也恰恰在这十年间上映了若干部反应别墅生活乐趣和困难的影片，如《别墅》(1973)、《蓝色肖像》(1976)、《一个家庭的别墅小屋》(1978)等。

此外，还禁止盖两层（实际很多人在高顶阁楼开大窗，等于第二层），不准建浴室（肥皂水排放问题）、不准挖地窖。别墅居民有义务保证土地处于耕种状态，如果荒废就会被收回。果树的数量亦有限制：不得超过15棵。政府认为该数量的收获足够满足普通家庭需要，再多的话容易滋长私下售卖，而根据苏联法律，私下售卖属于“投机”或“非劳动收入”。

当一个人获得别墅之后，木屋主体完工不等于大功告成，事实证明绝对有必要再建一座板棚当仓库，以及一座温室。露天休息或吃饭需要带长凳的桌子，凉亭更好，孩子们想要秋千。等这一切都忙完，木屋也该修缮了，接着修缮板棚顶、扶正栅栏、油漆秋千……总之，别墅之歌是唱不完的。同时要操心拿什么来布置。买新家具太贵，把城里的旧货搬来？仍然得再买一套新的。倘若运气好，某个邻居添置了新家具，兴许乐意把旧的白送你，那没这样邻居怎么办呢？所以许多别墅居民（包括知识分子）开始探索城外的……垃圾场！往往能拾获不少东西：床头带金属球的床、有彩色玻璃和铰链门的柜子、层架，甚至坏冰箱。坏冰箱搬回去可以存放工具、罐头和杂志，杂志看完了烧火用。

身份普通的基辅别墅居民大多乘坐公共汽车或电力火车到自己的郊区陋舍，少数幸运儿自驾前往。开辆难看的“扎波罗热人”已经很不错啦，关于这款车性能的笑话不下几十个。虽然同属“陋舍”，地理位置却大相径庭。一般的平民别墅位于第聂伯河左岸平地，如奥索科尔基、鲁萨诺夫斯基花园、下花园等，优势是毗邻河水，方便钓鱼、游泳。但右岸也有若干别墅区，如普沙、贝尔科维茨、恰巴内等。

斯大林时代的“老派别墅客”——党魁和文化界名流——到郊外别墅无非放松休闲，玩羽毛球、足球、纸牌、多米诺骨牌、钓鱼、读书、填字猜谜。这些人的别墅宽敞够用：带家眷者7-8个房间，单身者4-5个房间。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别墅居民——普通工程师、医生、教员、小官僚、大学教授、工厂工人——到郊外别墅辛勤劳作，为过冬储备蔬菜水果（须知那个年代有块自留地才能保证全家冬季吃上好土豆，国营商店的土豆天冷就烂，别说吃，看一眼都犯恶心），而且还能收获果酱、罐头原材料。大雪纷飞，主人在家招待客人，端出香喷喷果酱，自豪地说：“自家马林果！跟工厂的不一回事儿。”

忙碌之余结交新朋友，分享种子和扦插苗，互相交流丰收秘诀（城里人擅长种地的不多）。通常别墅邻居会发展成最好的朋友，不仅夏天，全年互有往来。各家菜园虽小，品类丰富：土豆、卷心菜、胡萝卜、红萝卜、黄瓜、西红柿、辣椒、西葫芦、草莓、马林果、醋栗、李子、苹果、梨、核桃、杏。

说实在的，能歇会儿谁不愿意啊？可老百姓不像有权进出特供商店的上等人，只能依靠自己，诚如奥斯塔普·本德尔所言：“溺水者的解救应该是溺水者自己的事情”。普通人到别墅睡大觉的固然存在，但不是主流。水果罐头之外，还会做腌卷心菜、腌西葫芦、腌黄瓜和香辣酱（译注：红辣椒加西红柿）。

瓶瓶罐罐准备完毕，怎样运回城又成了问题。有车自己开车，没车拜托朋友，公寓阳台、夹层和小储藏室塞得满满当当。

季节交替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别墅内多少有点价值的东西都要再次搬回城，因为冬季无人留守。虽然园艺合作社名义上聘请了看门的，但他一个人如何照管那么大一片社区呢？寒冬时节小偷会破门而入拿走包括餐具、衣服、工具、设备在内的一切，无家可归者和刑满释放人员闯入“借住”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抢劫、谋杀园艺合作社附近居民点的人。天气转暖不住了，索性一把火给你全烧光。

看到这里，您是否认为苏联人的别墅一律是建在臭名昭著的“六百平米”上的丑陋木板房？错啦。首先，并非每个别墅居民都被国家限定了0.06公顷面积。其次，并非每座别墅都是木板胶合板、厕所在户外、燃料用气罐、吃水靠打井，高级的也不少呢。尤其特权在握的党政高官，例如苏联意识形态主管、勃列日涅夫之后的二号人物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就有一片占地7公顷的郊外土地，种植400棵云杉、30棵枫树，以及一栋面积2400平米的双层砖砌豪宅。

乌克兰领导人品级稍低，只配享受梅日希里亚的“庄园”。例如当年共和国“大老板”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在此地拥有大片土地和一栋两层别墅，但别墅是木制的，且比较老旧，因为原先属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杰米扬·科罗琴科。谢尔比茨基接手后拆除旧房，突击新造符合现代标准、坚固耐用的石质建筑，低调命名为“1号国有别墅”。这房子富丽堂皇到什么程度呢？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后来选择在此与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秘密商谈拆除柏林墙和未来新欧洲格局的问题。

然而说句公道话，谨慎的谢尔比茨基并不喜欢他的新别墅——太扎眼了！打从斯大林时代起，乌克兰的党魁就学会了必须表现出（哪怕是假装的）艰苦朴素作风。

其他大官享受的别墅虽不奢华，但舒适性毫无问题。例如剧作家亚历山大·柯涅楚克（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中央委员）在基辅南郊普柳季村盖房，按照自己心愿造了一栋漂亮的双层带花园别墅（建筑师是最高拉达大楼设计者弗拉基米尔·扎博洛特内），又顺便铺设一条从奥布霍伊斯基高速公路通向别墅的柏油路。

往北不远，孔查湖作家别墅区同样两层小楼、设施齐全、地皮宽敞。安德烈·马雷什科、奥列西·冈察尔、米科拉·巴赞、帕夫洛·扎格列别利内、伊万·德拉奇等人曾在此地避暑（其他季节亦来）。他们的待遇固然不如柯涅楚克，但没什么可抱怨的，官方笔杆子的别墅堪比将军级别。

精英别墅居民乘坐私家车或公务车往返，谢尔比茨基速度最快——倒不是因为车好或距离近，而是警察封锁整条高速公路，让他的车队优先通行。所以，一场足球比赛结束后，20:45从奥林匹克体育场出发，15分钟即可抵达梅日希里亚，正好赶上电视台21:00播放的“时代”栏目。

当然，同党政高官相比，普通别墅居民有个无可争议的优势。如果一位“负责同志”失去职位，往往会失去与职位关联的一切待遇，包括国有别墅。普通人则终身享有“六百平米”，无论工作事业顺利不顺利。

延伸阅读：

苏联时代的基辅人怎样换房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严格来说，瓦西里·科马洛夫不是苏联最早的连环杀手，在他之前已有一些血债累累的罪犯：瓦西里·科托夫匪帮杀害了 100多人，西伯利亚的米哈伊尔·奥西波夫匪帮杀害了70多人。但他们都是团伙作案，而瓦西里·科马洛夫是个独狼，帮凶只有偶然目睹他犯罪的妻子。

必须指出，科马洛夫杀人的那几年新政府警察部门正处于萌芽状态。1917年革命清算了朝廷的宪兵队和警察厅，结果正如邓尼金将军所言：“从前内政部实际掌握着专制权力，人人憎恨，后来却走向极端反面：事实上自我消解了。也就是说内政部的职能被分散给了地方上自封的机关”。十月革命刚结束时根本没有什么警察部门，军队“自发”从事执法活动。1918年警察正规化，但组建工作到了1920年代初仍在进行中。刑事侦查员既要出现场、又要问供、又要预审，忙得不可开交，工作很难出成果。这也许就是“沙伯罗夫卡杀手”两年才被抓获的原因吧。

科马洛夫的作案手法

话说1921年莫斯科警方陆续接到人员失踪报案，情况如出一辙：某人到谢尔普霍夫卡的骡马市办事，一去不归。过了一段时间，偶然在莫斯科河南岸区(Замоскворечье)的残砖断瓦下或建筑工地发现用麻袋“精心包裹”的尸骸。毫无疑问，这是同一个凶手犯下的系列案件——尸体用特定方式打包以减少占地空间，杀人方式也是相同的：击打头部和勒颈。

检查麻袋发现燕麦颗粒，警察立刻想到凶手可能是天天照顾牲口的载客马车夫或擅于紧凑堆放货物的大车夫。但当时莫斯科有两千多赶车的，这还仅包括注册执照者。另一个小细节提供了额外线索：某死者头绑婴儿尿布，意味着凶手家可能刚生孩子。虽不足以确定身份，但总算是个侦破方向。

经过一番艰苦工作，瓦西里·科马洛夫的嫌疑上升。此人行为很奇怪，站在街边仿佛打量寻找什么人，不像其他同行急赤白脸抢乘客，而且老婆生完孩子不久。1923年5月18日夜晚警察造访位于沙伯罗夫卡街的科马洛夫家，借口搜查有没有酿私酒器具。警员不紧不慢四处翻看，准备伸手拉开一个小储藏间的时候，科马洛夫纵身跳窗逃窜。原来储藏间躺着刚刚遇害的伊万·拉平，也像其他死者一样捆绑打包好了。

科马洛夫没跑多远，当晚在市郊村庄落网。

科马洛夫其人

于是关于此案的传言和猜测迅速成为市民谈资，像往常一样，血腥程度远远超过事实。街头巷尾议论说在凶手家缴获装钱和贵重物品的枕套，受害者内脏“喂猪了”…… 但此人真正的背景和作案经过根本没这么夸张。

1877或1878年瓦西里·捷连季耶维奇·彼得洛夫生于维捷布斯克省铁路工人家庭，未入学，12岁进地主家打工，15岁沦为酒鬼——毕竟他家人人酗酒。1897年到帝国军队当兵，28岁结婚，俄日战争期间跑远东发了一笔财，很快挥霍净尽。又在军用仓库谋职，盗窃两箱食品，服刑一年，期间妻子病死。刑满释放后瓦西里·彼得洛夫移居里加，娶“拖油瓶”寡妇索菲娅，1915年到伏尔加河地区生活。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学会读写，升任排长，战斗中被邓尼金军队俘虏，设法逃脱，为了免受审判化名“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科马洛夫”。内战结束迁居莫斯科沙伯罗夫卡街26号，赶车为业，偶尔偷东西卖，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1921年列宁施行新经济政策，人民熬过几年困难之后生活变得相对宽松，私营生意开始出现。科马洛夫后来受审时表示：“老婆喜欢吃甜，我吃苦，我养着马，酒不够喝”。杀人成了快速敛财的手段。他到骡马市场，专门在农民中寻找单身买主（便于下手），询问有无意愿买马，提出十分优惠的价格。买主往往认为马匹来路不正，疑是赃物，不便众目睽睽下付钱，同意到科马洛夫家“私下商谈”。回了家，科马洛夫假意请买主喝酒，趁其不备先用铁锤敲头，再用绳索勒死、捆绑，接着藏匿尸体，“整个过程不消半小时”。

罪有应得

1921年科马洛夫谋杀不少于17人，次年至少12人。1922年索菲娅又生一个儿子，偶然目睹丈夫杀人，坦然接受，帮助打扫房间、擦拭血迹，每次带人来家她就领孩子出去一会儿。侦讯期间科马洛夫不悔罪，自称作案动机出于贪婪，且“只杀投机者”，承认杀害33人，计划“再杀60人”。警察押解科马洛夫指认抛尸地点，险些被围观群众打死。

鉴于此案社会关注度高，两夫妻的审判安排在莫斯科工艺博物馆，持续三天，指控科马洛夫谋杀29人（部分尸体是其落网后才发现，部分抛入莫斯科河）。法医认为科马洛夫有刑事责任能力，但“酗酒堕落”、心理变态。最终法庭判决瓦西里·科马洛夫和索菲娅死刑，1923年6月18日（一说7月）双双枪毙。一岁的儿子送孤儿院抚养。

大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当年在莫斯科做报社记者，观看了凶手指认现场和庭审过程，写出专题报道《科马洛夫案》。

延伸阅读：

连环杀人犯尼古拉·拉德克维奇

斯摩棱斯克连环奸杀妇女案

昔日俄罗斯的出租马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