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维列季诺夫案/古姆案”在苏联时代报道宣传不多，解体后又被其他更恶劣、更臭名昭著的刑事案件所“遮掩”。然而正是八十年代初期对该案及类似案件的侦查，揭穿了苏联官场从上到下糟朽溃烂的现实。人们发现原来大受吹捧的苏联贸易行业早已千疮百孔，自从1970年代就成了腐败的“领头羊”。

1983年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尤里· 安德罗波夫上台掌权。作为克格勃前主席，他深知苏联社会贪污腐败之猖獗，决心采取典型“苏式手段”予以铲除：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总检察长牵头实施大规模惩治行动。具体来说就是克格勃提供行动支持，总检察长完全负责调查。另一方面调动各地检察干部增强力量，这些人都是克格勃精挑细选的。

当时的执法机关，凡有资格参加“安德罗波夫大队”的侦查员和特工必须具备极高职业道德、表现出熟练业务水准。专门委员会对这些候选人的过往经历进行严格审查，哪怕有最轻微“瑕疵”者也被拒之门外。因为他们要对付的“苏联黑手党”乃是浸泡在贪腐臭水之中的党和政府机关本身。

莫斯科、列宁格勒及周边地方先后组建这种侦察组，调查特别复杂的大型案件。随着工作开展，一起涉及莫斯科市执委会商业总局、莫斯科“食品店”公司和国营百货商店（“古姆”）负责人的受贿、贪污窝案被揭露出来。

上梁不正

Б.С.特列维季诺夫当了十四年（1969-1983）的首都国营百货商店常任总经理，受过高等教育，有家室，老党员（调查期间开除党籍），各方面评价一贯不错。但这个人定期收取下属“贡品”，比如肉品部经理Ю.А.祝可夫就以贿款“感恩”老板四年来不间断给他们部门提供“高需求商品”，并且否决了旨在抑制商品销售中价格操纵行为的一切措施（提醒读者：苏联国营贸易实行政府定价，下级无权擅改）。

刑侦案卷显示，特列维季诺夫前后共收受祝可夫300卢布贿款30笔、200卢布贿款10笔。这些钱在苏联算得上天文数字。作为参考：同时期高等院校毕业工程师月薪120卢布（足够生活），高级车工月薪200卢布，从事危险岗位者（化工、井下作业等）300卢布。而一个国营商店（虽然是苏联最有名的“门面”商店）的总经理，每个月从众多下属之一手里拿到的贿赂居然超过他固定工资，简直骇人听闻！

此外，美食部经理В.И.雅科夫列夫在1969-1983年间基于同样原因（提供稀缺商品+纵容员工犯罪）共“孝敬”总经理10000卢布，这笔钱1970年代中期可买两辆“拉达”小车加一个车库。

特列维季诺夫任职期间“古姆”鱼类部换了三任经理，而这三个人全向他行过贿。

有意思的是，各部门经理行贿钱数高度一致：每个月100-300卢布不等，取决于油水之多寡。而且这些钱不仅仅是对总经理庇护的感谢，也用来购买他的善意和对他们部门需求的关注。谋求新职位（“副经理”晋升“经理”）要花1000卢布，流动红旗（或流动奖章）、“优秀售货员”称号甚至社会主义竞赛第一名也有相应标价。当引入“模范部门”荣誉称号（400卢布）之后，“古姆”的每个部门都迅速变成“模范”。

贿款送到总经理办公室，用干净白纸包好（半数行贿者提到这个细节：特列维季诺夫不喜欢脏乎乎的纸，也不喜欢包装纸，只收白纸）或装于信封内，要么放办公桌左角，要么放侧边抽屉，要么放衣柜。之后总经理大力握手，说声：“谢谢你！”就完事儿了。如果有人稀里糊涂坏了规矩，纳贡时间超出限度，那么总经理一定亲临其部门“突击检查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面拣骨头，直到谁悄悄把纸包或信封塞进他白大褂口袋才离开。

事后查明特列维季诺夫十四年受贿合计58350卢布。与之相比，1970年代航天员冒着生命危险在地球轨道工作奖金15000卢布——有人说特列维季诺夫短短半年就拿了这么多脏钱，但无法证实。В.В.伊万诺夫是“古姆”的装卸工人，他指出：“这就像个照章运转的系统”。

花样百出

各部门经理给特列维季诺夫上完贡，也要给自己留点儿“生活费”，那么数以万计的款项从何而来？羊毛自然不能出在牛身上。苏联贸易体系中有许许多多“筹措资金”的路子，调查人员发现此类伎俩三十多种，下面简单举几例。

余额贸易：这可是门学问。比如肉馅掺水，比如把特级商品当作1级品销售（理由是品质下降了必须处理掉），也可以把任何商品“调整”为特级品或1级品（甚至2级、3级品）售出。更简单的办法是改秤，少个10-30克谁能察觉？这样一弄，每个班最多能有25-30千克鸡肉和40-50千克畜肉被列入“未核算余额”，卖了私下分钱即可。
莫斯科市果品蔬菜第28号（或第30号）基地按照地区果品蔬菜办公室主任安巴尔楚米扬的指示，定期将数吨水果、蔬菜列入“自然损耗”（干缩、洒漏），随后将这些果蔬运到“古姆”销售。果蔬基地的人拿到好处，“古姆”白赚利润，皆大欢喜。（“安巴尔楚米扬案”另案处理，此人获刑15年，再高就得枪毙了）

倒卖：这一招太古老了。稀缺的高级食品分批加价卖给“外边”，有时是朋友和亲戚，有时是列车员。比如在莫斯科-敖德萨班列上贩卖稀罕的红鱼子酱和黑鱼子酱罐头，列车员肯定要再加价。而“古姆”自己是没办法占领这块市场的。
平日负责监督国营商店的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局（ОБХСС，隶属内务部）按照地区分工，而火车跨州甚至跨共和国开行，他们几乎无法跟踪车厢内发生的事情。不检查列车员的话，怎样去揭露并证实声名狼藉的“投机犯罪”？所以客运列车一定程度缓解了普通苏联公民买不到东西的困扰，您过节请客需要鱼子酱吗？找列车员买吧——很贵而已。

缺斤短两：同样是老把戏。刑事案卷显示“古姆”的部门经理强迫店员偷窃、少称分量或故意少算钱，损害顾客利益，付给他们食物充当封口费。比如允许肉品部全体员工下班时每人免费拿走1.5-2千克肉，甚至保洁人员每班也有10-15卢布“假装看不见钱”（当年在餐馆吃顿好饭也就花这么多：包括头道菜、二道菜、沙拉和饮料）。给肉品部装卸工的好处是免费午餐，每人1.5-2卢布现金，四个人一瓶伏特加，再发1千克不好买的熏香肠当下酒菜。

其他部门情况大致如此。反正一番操作下来众人都开心，小圈子越来越密切，前路一片光明。

但人们不禁要问：此等犯罪行为是如何免受惩罚长达十四年的？就发生在祖国首都莫斯科的中心，距离克里姆林宫三分钟脚程的地方！不能不说这一事实完美解释了什么叫“发达社会主义”，什么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今天的共产党员提起来可自豪了。

蛇鼠一窝

Б.С.特列维季诺夫收受贿赂，纵容下属犯罪，有组织侵吞国家财产，查明涉案金额不少于353710卢布，这笔钱对于当年的国营商店来说堪称巨款。但特列维季诺夫绝非只进不出，他要把各种商品分给手下，发放社会主义竞赛的奖金和奖品，更重要的是：邀买上级支持和庇护。

早在被任命为“古姆”总经理之前，特列维季诺夫就已经和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商业总局主任Н.П.特列古博夫交了朋友。1968年他俩建立起相当密切的关系，特列维季诺夫曾孝敬主任一组价值超过100卢布的普通食品：送上门，慷慨地拒绝收钱。

特列维季诺夫如此恭顺，特列古博夫自然对他青睐有加，因为找的就是这号人。六个月后主任派他管理给党和政府高官输送“特供”并保障外国大使馆需求的首都著名商店。特列维季诺夫感恩戴德，定期把昂贵的伏特加酒套装送往主任家，最后一次的酒箱内藏着13把银勺子和一套越南产咖啡过滤器（调查时作为证据没收）。

一年过去，特列维季诺夫评估自己职位的丰厚油水，决定进一步增强与特列古博夫的友好关系。这次直接行贿1000卢布现款，用他最喜欢的白纸包好。但特列古博夫竟然拒收！意思是这点儿钱还不够打发要饭的。特列维季诺夫赶紧改正错误，几天后给主任办公室送去8000卢布（相当于一辆“伏尔加”小车），蒙笑纳。

特列维季诺夫受审期间曾羞愧反思：“现金行贿终究不好看……”。1971年为了彻底稳住靠山他送过一块金表和一只手镯，当年价值760卢布。1977年他和靠山去南联邦首都贝尔格莱德出公差，靠山见他穿件新毛衣，张口就说：“给我吧！”特列维季诺夫立即答应：“归您了！”

所谓人身依附正是此等嘴脸。

精明的“古姆”总经理心里很清楚，光跟商业总局领导本人搞好关系还不够，必须把领导身边的喽啰们挨个打点好，否则琐碎的不满、争吵和猜忌必不能免，最终影响自己实际利益。1969-1982年间他在办公室多次向包括商业总局副局长А.А.彼得里科夫（查明5700卢布）、商业总局贸易组织处Г.М.霍赫罗夫（至少600卢布）、“食品店”公司经理И.Д.科罗夫金（至少8500卢布）等几十人行贿。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钱能令人愉悦亦能使人难堪。特列维季诺夫和部下拉里奥诺夫从1964年合作共事，相处的还算可以，直到走上被告席为止。
为了索贿，特列维季诺夫先让拉里奥诺夫当上鱼类部副经理，这个部门的油水毫不逊于“盗窃标兵”肉品部。鱼类部很快成为社会主义竞赛冠军，拉里奥诺夫顺理成章提拔经理。他意识到在进贡这件事情上其实不必经由“二道贩子”转手的，于是开始绕过特列维季诺夫直接给彼得里科夫、叶列梅耶夫等人送钱。效果立竿见影：他摇身变作莫斯科“食品店”公司经理。特列维季诺夫反而成了下属，内心什么滋味可想而知。虽然如此，总不能撕破脸皮，关系该维持还得维持，特列维季诺夫只好定期送信封和纸包到那位曾经被他斥责“玩忽职守”的人的办公室。

东窗事发

苏联检察院派出整组审计人员花费近一年时间理清这个错综复杂的案子。压力大把握也大，专案组将核心被告特列维季诺夫关进苏联克格勃自己的审前看守所，确保外界任何人接触不到他。莫斯科商业部门在政府高层的“保护伞”开始给专案组负责人打电话，但无论来自何方的干预企图都被克格勃最高领导驳回，苏共中央层面则是尤里·安德罗波夫本人在撑腰。调查本案的人员及“安德罗波夫大队”其他成员集体住在莫斯科市内专门包下的一家宾馆，克格勃派员驻守，公务出差有警卫随行，既防止他们私下跟外界接触泄露案情，又保护他们免遭“黑手”

与此同时，被审讯的人渐渐坐不住了，找借口百般抵赖，把罪责推到别人身上。狗咬狗一嘴毛，咬着咬着就暴露出该案不仅牵涉“古姆”、莫斯科市“食品店”公司和莫斯科执委会商业总局，部分贿款竟然进了莫斯科市党委领导甚至某些中央领导的口袋……

勾连牵扯另外多起“安德罗波夫案”的“特列维季诺夫案”虽然遭遇重重困难，1984年终于侦查终结。全部被告都被法院判处长期监禁，Б.С.特列维季诺夫本人除外——死刑。多数被盗公款（412000卢布之265972卢布）和贵重物品返还国库，抄没莫斯科地区多卧室合作公寓若干、“伏尔加”小车、别墅、黄金、银行存款等若干。

但“社会主义法制”并未从此发扬光大。安德罗波夫病重不治，苏共中央新领导层悄悄解散他组建的调查队伍。本应获得进一步支持的侦查员和特工们被“扔”到边远地区工作，因为他们知道了苏联和苏共的腐败深入骨髓，掌握了最高层贪墨人员的姓名，许多证据已经被采集固定，一些人已经被审过。安德罗波夫骤然病逝，蛀虫们终于可以松口气啦。

延伸阅读：

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原主席纳斯里丁诺娃贪腐案

1970年代苏联渔业部腐败案

苏联各行业的小偷小摸

略谈苏联的盗窃肉类现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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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一盘明亮多汁的沙拉。新鲜菠萝或罐头菠萝皆可，搭配鲜嫩的黄瓜、撕碎的生菜和芥末，夏日刺激你的味蕾和胃口。

所需食材：

菠萝：150克
黄瓜：1根
生菜：半棵
第戎芥末酱：1小勺
柠檬：半个
橄榄油：2大勺
盐：酌量

步骤：

调制酱汁：橄榄油、半个柠檬的汁、芥末酱和盐充分搅拌，如果感觉浓稠，可舀几勺菠萝罐头的糖水稀释。

洗净生菜和黄瓜，纸巾擦干。手撕生菜，黄瓜切小片。

菠萝改刀，与生菜、黄瓜混合，浇上酱汁拌匀。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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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名

中学毕业，妈妈非常希望我考大学，但这很难，因为我九年级、十年级几乎没怎么念书。我本来拿不到毕业证的，考了三个2分，可当年的人不会把2分写在毕业证上，得要“维护学校声誉”，所以给我改成3分。妈妈坚持让我到外语学院上预备班，我确实去了一次，倍感无聊，遂在一家工厂找个钳工学徒的活儿。那时候阿富汗战事正激烈着，许多人被派往前线。妈妈整天忧心忡忡，邻居儿子就装在“200号货物”里送回来了。

说来也巧，妈妈有个朋友叫沃洛嘉叔叔，是“赫罗马特隆”彩电显像管厂总工程师。妈妈请他安排我去厂里上班，其中奥妙在于沃洛嘉叔叔托关系让显像管厂的兵役部门不把我列入登记册——这在以前是强制性的。于是我顺理成章进了生产组。

这份工作太酷了！生产组里都是些壮实汉子，年龄比我大，技能比我强。刚入职就拿120卢布月薪，相当于青年工程师的工资。上班第一天，一台铸铁车床翻倒，机械剪刀差点切掉我三根脚趾。我一只脚踏进盐酸桶，幸亏穿着帆布靴，十分钟后靴子几乎化没了。有惊无险捱到收工，大家认为最适合我的工作是排队买伏特加。此后约一年时间我常帮他们买酒，他们也教我技术。

莫斯科“赫罗马特隆”厂为苏联电视机生产人所共知的有瑕疵彩色显像管。数千人致力于改良这些残次品。一批产品下线，挑出最好的供应电视机维修店更换烧坏的屏幕，最差的（为数不少）拆卸砸碎，送专用垃圾场，最后装船卖给意大利。其中奥妙在于，意大利人很需要高品质含铅屏幕玻璃，他们进口我们的“玻璃碴子”生产水晶玻璃器皿。所以，外销碎玻璃比向国家交售显像管利润更高。

我们组负责修理工厂传送带，这项工作只在预防检修日或突然发生故障时进行。预防检修安排在周末，我们很乐意干这事儿，因为是收入主要来源。周末工资两倍到三倍，我的月薪也从120卢布涨到300卢布。这笔钱可丰厚，相当于大学教授水平。同组工友甚至更高，达700卢布，因为他们专业技术更熟练。与之相比，北方边疆地区的直升机飞行员挣800卢布。这里头奥妙在于：“工作日出工少出力，留着劲儿休息日大干”。

所以我们工作日上班玩多米诺牌，一把接一把。朋友，别拿这个游戏挑战我，你赢不了的。

按规定只许午休时间玩牌，而我们一玩一整天，必须有人望风以防主任时不时出现。为了吓跑他，我们在地面铺一大块钢板，厚1厘米。一旦望风的发现主任朝这边走来，立即发暗号，另一位工友迅速跳下桌子，手握铁锤使出吃奶的力气猛砸钢板。那种声音无法用言语形容，好似世界末日地狱钟鸣。我们死死堵住耳朵，脑子简直要爆炸。主任忽闻巨响，先是放慢脚步，接着立定不前，半分钟后拔腿往回走。我们继续玩牌，谁输了谁去商店买东西。

玩归玩，其他事情总要做的。照顾和装饰家庭为重。

组里男人俱是酒徒，擅长顺手牵羊。但他们的妻子爱他们，因为每家的住房总要比邻居好一点。这不仅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屋里几乎每样东西都是手工自制的。比如我们会做漂亮的刀具、餐具、门把手和走廊、浴室用的挂钩，优质不锈钢找工具车间的同事交换就行，鲜艳的彩色塑料聚苯乙烯怎么办呢？从隔壁“茨维特”厂偷嘛。

“茨维特”厂和我们是同行，使用敝厂出品的瑕疵显像管生产劣质小型彩色电视。珍贵的彩色聚苯乙烯塑料用在机身外壳上，得想办法盗窃、折断、偷运至敝厂。问题在于，绝大部分机身外壳是难看的灰色，约10%的特别款通体彩色，它们既是狩猎目标也是重点保卫对象。

“茨维特”厂与敝厂之间有一堵五米高水泥墙，我们挖了隧道。每次都要重新挖，因为会被保安发现填平。隧道挖好，最灵活的人钻进去，片刻之后电视机外壳“逾墙而过”。这边的“接收方”用脚踩碎中间部分，只留两面侧板——此即挂钩原料。

我们返回车间，分赃完毕，开始创作阶段。先画草图并讨论，做出模子来，把聚苯乙烯切成片状坯件，涂抹丙酮粘住，再用夹具小心翼翼固定。过个两三天，得到三层或五层的聚苯乙烯块，直接切割、车削并抛光即可。抛光好的钩子交给焊工梅杰尔金，他用乙炔喷枪来回烧两遍，钩子就像刷了漆似的闪闪亮。这种毛巾挂钩一套三个，价值半升工业酒精——“赫罗马特隆”厂的“硬通货”。

另外我们也自制“碳化木板”。这种东西今天司空见惯，当年不容易买到，被视为世界上最漂亮的装饰材料。所以我们自己造，为此需要日本高精度程控车床、木工刨子、清漆和焊工梅杰尔金。

厂里曾进口十几台日本高精度程控车床，堆在院子角落吃灰，并不着急安装，因为可能会搅黄卖碎玻璃给意大利人的好生意。

日本车床非常精确，不依赖人手操控，加工出来的成品优质达标。但无瑕疵的显像管无利可图，何必行此蠢事，所以听凭车床在空地日晒雨淋生锈。首先，外包装被人剥去（如你所知，用来制作“家用板材”），又陆陆续续拧下“日本产”操作杆、旋钮和LED灯管。车床失去了二次出售的可能，遂遭公开肢解。员工无法带回家或郊外别墅的零部件散落泥淖，实在不像样子。几个月后上级秘密召见我们，要求我们签署保密承诺，许以三倍工资和酒，让我们乘着夜黑风高把车床切割、填埋到工厂院子后面。可惜啊，每台车床售价200万-800万美元。

跑题了，说回木板。日本车床的包装板子也是好东西，标准长度2.60！立起来完全贴合我们宿舍的墙壁高度。把这些木板拿砂纸额外打磨抛光一遍，两侧用木工刨子仔仔细细做出斜面，照样交给我们的超级焊工梅杰尔金。乙炔喷枪烧一烧，表面就呈现焦黑纹路了。之后以十比一的比例用酒精换点儿清漆刷上，偷运出厂即可——有“投手”专门干这个。

“投手”属于装卸队，本就在院子工作，人人都认识，无论晃到哪儿都没人怀疑，而且他们出入自由，不必在门岗交出和领回通行证。其中奥妙在于，我们厂十分偶然的时候可能会有极少量一批高品质、无瑕疵显像管离开流水线。这往往是那些年轻刚毕业的工艺师所为，他们进厂时间短，尚不了解真正的生产任务，更不知道卖给意大利碎玻璃的事情。

反正只要出现这种1级显像管，就绝不可能让它们运出工厂大门。一律堆放墙角，等打包好了交给“投手”。“投手”为挣酒精酬劳，利用午餐时间扛着1级显像管走到秘密位置，大力抛过刚才说的5米围墙。墙另一侧也有“投手”，他接住显像管藏在灌木丛下，并将具体位置告知“货主”，后者下班直接来取。

能当“投手”的工友少之又少，因为需要极大臂力和高超灵活性。显像管重达20千克，这边扔过去那边必须准确接住，否则1级品当场变废品，毕竟电视属于精密电器。“投手”扔显像管的酬劳是1升工业酒精，相当于6个塑料钩子；扔1立方木板2升酒精。我们组必须埋头苦干才行。

工业酒精只发给精密制造车间，用来擦拭娇贵的零部件。当然，没人真用酒精擦它们，精密制造车间的也是些普通人，同样想要挂钩、雕花金属柄小刀和碳化木墙板等奢侈生活用品。怎么要？拿酒精换。

我们组每天人均饮酒150克、拿去做交易150克，另备50克以应不时之需。八个人每天合计2800克。考虑到来源只能是跟人家交换，有点儿头疼…… 可也并非完全没办法。

别忘了我们的主业是机械装配，工厂养我们就是摆弄金属的：给我们铁，把它折弯、拉直、焊接…… 我们发挥特长，帮厂办托儿所做搁东西的架子、给工会委员会和共青团委做架子、为五一节游行活动焊接道具、为宣传画制造画框，甚至给我们的“小鹤”少先队夏令营做了高20米的铁制新年枞树。这些是我们的骄傲，酬劳只收酒精。

回想那阵子，每天傍晚我们像被掏空的行尸走肉，耷拉着胳膊醉醺醺往家挪。哎呀！黄金岁月啊……

（儿按：可能有读者疑惑：喝工业酒精不会死吗？其实少量饮用甲醇含量低的优质工业酒精，并不会立即中毒，但肯定有慢性的健康损害）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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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苏联轻工业为什么一直落后

苏联各行业的小偷小摸

命令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 145

1968年8月24日

内容：

关于实施向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在劳动条件有害之岗位、车间、地段等各部门工作的克格勃工人及职员免费供应牛奶或同等食品的规定。

莫斯科，1968

命令
苏联部长会议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1968年

内容：
№145 关于实施向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在劳动条件有害之岗位、车间、地段等各部门工作的克格勃工人及职员免费供应牛奶或同等食品的规定。

№ 145 1968年8月24日 莫斯科市

公布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薪酬委员会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1968年7月1日№ 186/П-14《关于批准向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在劳动条件有害之岗位、车间、地段等各部门工作的克格勃工人及职员免费供应牛奶或同等食品》的决议。

命令：

1. 苏联部长会议、自治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各边疆区、各州国家安全委员局、处，克格勃边防区军首长、部队指挥员，培训机构负责人，企业、机关和组织领导，管理局首长，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独立克格勃局处：根据苏联卫生部制定的供应牛奶或其他同类食品的医学指示，以及向在劳动条件有害之岗位、车间、地段等各部门工作的工人和职员免费供应牛奶或其他同类食品的规定，与地方工会委员会协商，制定有资格领取牛奶或其他同类食品的劳动条件有害工种、工人和职员名单。

2.免费供应牛奶的开支来源：

克格勃机关——依照克格勃预算第1条之规定（额外类型货币工资）；

克格勃部队——依照部队预算第8条之规定；

培训机构——依照预算第11条”и”款之规定；

依靠财政维持运转的医疗、科学研究和其他部门及组织——依照国家预算相应开支；

实行经济核算制及未列入预算的企业和单位——来自商品产品、建筑安装工程或服务收费。

苏联部长会议
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А.马雷金少将

▢ 阿纳托利·哈马耶夫

我是一个曾在苏联食堂吃了多年饭的人。起初作为大学生吃学校食堂，上班当了普通工程师吃单位食堂，最后到各地出差考察苏联经济——吃全国的食堂。今天打算写写我印象中苏联的食堂什么样子。

本人第一次亲身体验“非家庭餐厨”是在部队食堂，简直太可怕。第二道菜是煮大麦米，汤里飘着油脂块，糖渍水果暗褐色，茶淡而无味。我在部队减重15千克，其他跟我一样吃战士灶的伙伴也都迅速掉肉。军队里唯一像点样的吃食是白面包加少许黄油和两个鸡蛋当早餐，很单调，第二道菜几乎不放调料，味同嚼蜡且不健康。军官在另一间食堂用餐，干部灶当然好得多了。按照规定，值班人员应该在大食堂开饭前过来检查食物，但这个程序纯属应付公差，伙房给他单做一份，跟战士们的不一样。比方说吧，军官吃的粥用黄油调味，搁大肉块，战士的粥只有油脂块，偶尔见小肉丁。晚餐永远鱼肉配大麦米粥或黏糊糊粘成一坨的意大利面。后来我开始大学生涯，渐渐了解地方上的情况。有意思的是，在电影、书刊、宣传画里，苏联人喜欢把公共餐饮视为社会主义的福祉和伟大成就来介绍，那副图景总是：苏联公民端坐铺白布的桌旁，翻看美味健康菜单点餐，享受优质可口佳肴！但实际上，苏联的公共餐饮业相当恶劣。

正如苏联几乎整个劳动领域，那些从事公共餐饮的人毫不在乎自身服务水准，毕竟苏联没有私营企业，也就是说缺少同行竞争。国家垄断了餐饮系统，甭管你乐意不乐意，只能走进5号食堂解决午饭问题。当年没多少替代选项，那么基于上述原因，一家餐饮机构不会由于饭菜质量低下突然流失客人、面临倒闭。导致公共餐饮恶劣的第二大原因在于普遍性贫穷和匮乏，各行各业充斥各种形式的腐败。凡有机会参与任何资源（食物、鞋子、衣服、燃料、建材等）分配的人十之八九监守自盗、从中渔利，罕有例外。

由于这种小偷小摸横行，本该美味可口的饭菜沦为勉强下咽的糟糠。例如半肉半素的“肉馅”、稀释到“酸牛奶程度”的酸奶油、“视条件”放或不放茶叶的茶水之类。我上大学那会儿通常来不及在宿舍吃早饭，第一节、第二节课中间跑去小吃部买个模样难看的露馅小圆饼充饥，售价15戈比，搞不清里头什么肉。大三、大四我就不吃露馅小圆饼了，买另一种糕饼，名字忘记，22戈比，消费得起，味道挺好。上午课全部结束，我就去大学地下室的学生食堂吃午饭，那儿永远排队。花75-80戈比能吃两道菜，搭配沙拉和糖渍水果。花90戈比或1卢布可吃甜蛋糕。一杯酸奶油1卢布20戈比，半杯有时候卖1卢比10戈比。酸奶油+甜蛋糕属于最高级、最令人满意的学生午餐了。

汤类有红菜汤、咸黄瓜肉汤、豌豆汤和加了稻米或面条的牛奶汤，似乎还有一种细面条和肉丸子汤。红菜汤特别难喝，压根比不上小时候妈妈在家做的。我记得豌豆汤还算可以接受。
我的第二道菜通常是煎肉饼(котлета)，什么肉不记得，口感跟烧牛肉有点儿像。多年后我出差到维尔纽斯、里加，第一次见识了人家餐厅的肉食什么水平。几乎整个苏联的煎肉饼都是油腻的碎面包干混合30-40%碎肉，蒜味浓烈。据当年的食堂工作人员介绍，每当肉馅开始变质，就加入大量蒜末掩盖异味。还有一种煎肉排(шницель)，同肉饼的区别之处在于形状更扁、售价更贵，穷学生领到助学金才会去吃，毕竟不是人人肯多花25戈比。食堂也有饺子，比肉饼贵10戈比，莫名唤起我对自家饺子的思念之情，虽然跟妈妈包的相比有云泥之别。

鱼糜制作的炸鱼排不知何故味道发苦，能吃出细碎的鱼骨。配菜一般是各种粥、通心粉和土豆泥。粥往往被熬成凝胶状，通心粉端出来也是这副形象。土豆泥令人倒胃口，经常是“带眼的”，也就是土豆皮没削干净，谁肯买有黑点点的土豆泥啊。
对了，我忘了提，苏联人煮稻米不可反复加热，否则品质最好的米也会碎裂如浆糊。

再说沙拉。苏联市面没多少高品质新鲜蔬菜，做不出什么好沙拉。我记得有一种醋拌卷心菜沙拉还可以。手头宽裕的时候买一份“苏式奥利维耶”(оливье)，对学生而言很高级了，满满一碗熟土豆、甜菜和绿豌豆，大量蛋黄酱，滋味丰富。还有一种熟甜菜、土豆、腌黄瓜、胡萝卜和洋葱拌的大杂烩，淋上植物油和醋，广受欢迎。至于新鲜黄瓜沙拉或番茄沙拉，非常非常少见。茶叶用大锅煮，长柄勺舀进杯子，咖啡也照此办理，当时一种用菊苣粉做的“代咖啡”十分流行。可想而知，你喝进嘴的茶和咖啡都被水严重稀释了。

糖渍苹果或糖渍其他干果不缺。间歇性供应甜点，酥皮点心、果酱馅饼之类，馋学生见了一扫而空。

大四、大五我在某研究所实习，那儿有个职工内部食堂，饭菜品质属于正常水平。虽然选择不多，但远胜大学生食堂。土豆泥就是土豆泥该有的样子，通心粉颗粒分明不黏糊。我记得在研究所吃“海军通心粉”很高兴，因为有碎肉末。小面包、小蛋糕也是现烤现卖的，味道佳。

毕业后正式参加工作，我千方百计避免在食堂吃饭。腰包有钱了下馆子，来一盘“塔巴卡鸡”，贵则贵矣，美味可口。饭店的菜单应该说不差，但我记得总想点基辅鸡，也很好吃。我在摩尔多维亚尝过玉米糊糊（“马马利加”），在立陶宛尝过“齐柏林奈”（译注：土豆内塞肉馅、奶酪馅，因形似齐柏林飞艇得名），虽是人家的“国菜”，我却不喜欢，印象不深。在格鲁吉亚吃了苏联最顶级佳肴——烤羊肉串，贵的要死，但肉质天然。七十年代末到阿拉木图部队单位出差，顺便喝羊肉汤，很满意。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也躲开食堂，去马雅科夫斯基广场的“北京饭店”，跟讽刺剧院一街之隔，当年午餐时段大厅供应简餐。饭菜好，价钱更“好”，不过对于工程师和办公室职员来说不算什么…… 工人群体或许感觉头沉。

总而言之，就像前面讲的，苏联公共食堂菜式稀少、品质低下，比起今天的正规餐厅何啻霄壤。

延伸阅读：

略谈苏联的盗窃肉类现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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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名

我小的时候，需要一部手风琴。但乌苏里斯克没有乐器店，大家都去符拉迪沃斯托克，那里有整个滨海边疆区唯一销售巴拉莱卡、胶合板吉他和铜管乐器的店。售货员说：键盘式手风琴和键钮式手风琴（巴扬琴）每年会有一两次小批量进货，想买的话报名排队。但不是在店里报名，有个人每星期来一趟统计数量。我们空着手回家了，我继续在学校学琴，每周练习两次，每次一小时，白白荒废在家时间。

直到有一天爸爸说：“我们今天去买手风琴！”于是带着我坐公交车抵达城市另一头，下车过小街穿小巷。爸爸也没来过这边，经常停步问路。终于找着地方，敲开木门，原来是乌苏里斯克警备区仓库。人家拿出手风琴，我选了一部樱桃红色带”Weltmeister”商标的。爸爸教德文，说这是“世界大师”的意思，德国货。

回家路上爸爸突然严肃叮嘱：“你千万别告诉别人在哪儿买的手风琴”。我听了很惊讶：那么友善的一个阿姨抱出四部手风琴任我选，有什么不妥吗？

“咱是找门路买的，不光彩”。

我又问关于“门路”的问题，爸爸就避而不谈了。当天的细节虽然时隔多年记忆模糊，但我觉得爸爸胡说，平常他总是条理清晰地把事情讲明白。

音乐学校每半年举行一次汇报演出，全班合奏几首曲子，然后每个学生独奏一曲。提前一个月排练，各人带自己乐器参加。我赫然发现：本班几乎一半人都抱着”Weltmeister”手风琴！

还记得“社会主义六个基本悖论”老笑话吗？
1.没有失业者，但无人在工作。
2.无人在工作，但计划都完成。
3.计划都完成，但货架总空空。
4.货架总空空，但人民皆富足。
5.人民皆富足，但个个不开心。
6.个个不开心，但全投赞成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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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夺取俄罗斯政权后，为了向人民提供食品和工业消费品，迅速推行“票证供应制度”。这套制度事实上断断续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才消亡。早在1918年春季的彼得堡，每证发放的每日定量面包甚至低于后来著名的“大封锁”125克。苏联政府战后大力宣扬125克，借此控诉战争之残酷，却“忘记”告诉人民1918年4月彼得堡工人每天所得口粮比这更少，甚至有停发的情况。同时期莫斯科工人平均每天100克面包，读者回忆一下彼得堡和莫斯科遭德军猛攻时的困境，不难想象这两座大城市1918年是个什么样子。

1918年12月颁发的票证大致分四类，第一类：从事重体力劳动者，第二类：从事轻体力劳动者，第三类：从事一切脑力劳动者，第四类：不参加劳动者。但由于粮食紧缺，票面规定的微薄食品不一定能够领到手。彼得堡“高温车间”工人的标准是每天半俄磅（227克）面包、每月一俄磅糖、半俄磅油脂和四俄磅鲱鱼。被扶养人、知识分子和各种“失势落魄者”领取供应时排在最后，而且往往什么也得不到。实际票证供应制度十分细致复杂，那时候彼得堡至少发行了33种有效期一个月的票证。

1919年3月又实行所谓“保留劳动定量配给”：特别重要企业（军工）的工人可以得到固定数量的面包，超额完成计划者发给实物奖金——也就是额外最高100%的个人口粮。1920年11月6日企业和机关工人、文员被统一划为一个群体，面包供应提高到每天400克，但出差到外地的话就未必是这个数了。举例来说，某人1920年秋季出差去叶卡捷琳堡，每天可得1俄磅面包（453克），去下塔吉尔：1.5俄磅，去上图拉：2俄磅，去库什瓦：四分之一俄磅。1921年2月《劳动报》刊文指出：“在今天的生活中，定量配给几乎是排在第一位的。越来越多人因为口粮原因选择去这个或那个单位上班，去这个或那个工厂劳动。几乎每个人在求职之前总要问问自己：他们给你什么?”

随着列宁颁布新经济政策，票证供应制被暂时地、局部地停止。斯大林1929年彻底取缔私营企业，该制度再次广泛施行。

有意思的是，面包票证制度始于粮食丰产的乌克兰大地，那里土地肥沃，就像老话说的：喂养半个世界。1929年3月该制度推广到莫斯科，面包之外的其他稀缺副食品如糖、肉、油、茶等也被囊括进来。莫斯科、列宁格勒工人及从事生产的文员每人每天900克，家属和其余人等500克。国内其他城市的定量总体低于此数，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能力和决心，比如梁赞二月份特别规定工人每天650克黑面包加150克白面包、家属500克，单位文员200黑面包加300克白面包。其余人等如果参加了中央工人合作社(ЦРК)——每天500克，没参加者没份。工人群体每月供应肉类4.4千克、谷物3千克、面粉1千克、鱼类2.5千克、牛油400克、植物油600克、糖1.5千克、鸡蛋10个。茶叶供应量是每年300克。

1931年中期工业消费品凭票供应，1932-1933年甚至土豆也用票购买。苏联历史上最惨重的大饥荒恰在这段时期，个别地方出现人吃人现象。

苏联人唯一不用票敞开买的东西是伏特加。1930年代初打击酗酒的运动渐渐偃旗息鼓，酒类商店数量急剧增长——1933年头六个月列宁格勒市酒类商店从444家增至625家（1926年全市仅200家）。1930年9月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表示：“在我看来，应当尽可能提高伏特加产量。有必要抛弃虚伪的惭愧，直接、公开地最大限度增加伏特加产量，以保障真实的、严肃的国防”。

相比平民百姓凭证领取微薄食品，“红色贵族”们的餐饮水平好太多了。当时莫斯科吃食堂的高级干部74300名，吃特供的45000名，列宁格勒分别是12370名、10500名。高级干部坐火车出差，公务车厢饮食免费；逢着开大会，出席者一律尽情吃喝。例如1932年大饥荒时期，参加联共（布）中央九月全会各级干部消耗的食品在种类和价值方面着实令人瞠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为500名与会者供应93种食品，满足18天会期所需，包括：4吨肉，6.9吨香肠、公鸡、榛鸡、火鸡、鹅及各类火腿，鱼4吨（鲑鱼、鲟鱼、梭鲈鱼等），黑鱼子酱300千克，瑞士奶酪600千克，1.5吨黄油、无水黄油和含盐黄油，鸡蛋15000个，以及谷物、水果、蔬菜、浆果、蘑菇、乳制品、茶叶、咖啡、可可饮料、巧克力糖、烟卷、烟斗等……

官办分销商、工人合作社、工人供应部门开具的所谓“栅栏公文”和票据取代了自由贸易，盗窃行为变得司空见惯。1932年春天供应人民委员米高扬承认：“人人都在偷东西，直到共产党员。党员做贼比旁人更容易，他揣着党证，一般怀疑不到他”。据米高扬说，对莫斯科市内国营食品店全面检查发现每天12车皮物资被盗。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也提到这种情况，是这样描述的：“在分发购买食物和商品的票证时，有许多欺诈行为。因为总是这样，既然搞票证，就说明短缺，短缺就促使人，尤其是不坚定的人不按规矩办事。在这种情况下浑水摸鱼的人很多。卡冈诺维奇对我说：‘您准备一下，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个报告，讲讲莫斯科整顿票证制度的斗争。凡是以不合法手段、以浑水摸鱼的办法搞到票证的人，他们手中的票证要统统没收。’票证五花八门，一种发给上班的人，一种发给不上班的人。发给上班的人的票证也各不一样，这也是促使人们去玩弄花招甚至滥用权力的动力之一。当时我们会同所有的机关，包括工会、民警和肃反工作者在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节省了或者没收了数十万张票证，没收无权享受者手中的票证。因为当时正在为了粮食、为了食品、为了完成五年计划进行激烈斗争。要首先向那些亲自促进五年计划完成的人提供食物。”

之后赫鲁晓夫进宫当着斯大林的面作报告，讲“我们取得了多大的成绩”。而斯大林插话说：“别夸口，别夸口，赫鲁晓夫同志。浑水摸鱼的人还多着呢，多得很，您还以为全都抓光了”。（译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934年10月中央决定在全苏联废除票证供应制，12月做出决议从1935年1月1日起停用面包票证（第二天面包和面粉价格翻了一倍），1935年9月决定从本年10月1日起停用肉、糖、油和土豆票证。然而食品和工业消费品的供应依然困难。这段时期访苏的外国人表示很佩服苏联人民从最平凡事物中寻找发现快乐的能力：“他们排几个小时的队；面包、蔬菜和水果你大概觉得不好，但没别的可挑；布料和衣服你或许认为丑死了，但没别的可买。由于没有任何可供横向比较的东西——除了万恶的旧社会——你心满意足地接受了拿给你的”。

说起莫斯科排队，那真是老生常谈。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1930年代末在莫斯科各处排队的人员莫斯科户籍的不超过三分之一。1938年大批外地顾客涌入莫斯科购物，到1939年春季简直像遭了灾。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称：“4月13夜间-14日，商店开门时排队顾客多达30000人。4月16日夜间-17日43800人……”。每个大百货公司门外总有成千上万人排队，关门也不散，熬一宿静候次日开门。商品几个小时全部售罄，但人们继续排队“等第二天进货”。外地人或投奔朋友家借住，或到火车站、门洞蜷缩，在首都度过整个假日。

当局试图采取措施扭转抢购局面，手段自然是镇压为主。警察出面将违反护照制度的“外省人”拖出队伍，带往火车站，那里有送他们回老家的专列。对超额购买商品的人进行罚款和刑事处分。政治家甚至一度打算彻底取缔排队，1940年1月1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反对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排队购买食物商品》的决议，同年春、夏又扩大到俄罗斯联邦及各共和国境内一长串城市。按照最新规定，现在只允许顾客在商店营业时段进行店内排队，不准排出门还拐几个弯儿。内务人民委员部定期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多少人违反排队规定，抓住多少惩治多少。但苏联人民毫不退缩，他们很能适应任何新情况。顾客躲在“热门商店”附近的门洞、公园，聚集在有轨电车站观望，随时准备冲向垂涎已久的稀缺货。限购条例也执行不下去，为了避免警察没收自己超额购买的面包，人们一拿到面包立刻掰碎、捏碎，跟刚买的谷物混合搅拌。

一位斯大林格勒居民投书报社诉说1940年粮食供应情况，曰：
“亲爱的同志们好！我要告诉你们最近几个月斯大林格勒出现的困难局面。我们现在没时间睡觉。凌晨2点出门排队买面包，5、6点钟店门外已排了600、700-1000人。傍晚下班的时候面包都卖完了，天黑后根本不营业。斯大林格勒市中心有个粮食市场，但小贩们7点收摊，而且未必有面包卖。开门开到凌晨3、4点钟的值班商店，我们这儿是没有的。那么请问，一个劳动者什么时候能够买到面包，尤其年轻母亲，怎样才能不叫孩子饿着肚子哭一天？大家不得不饥肠辘辘去工作，充其量在车间食堂吃些小点心垫垫，即便这儿的午餐也不一定供应面包。您打听打听，如今工人们在食堂吃的什么玩意儿，把过去喂猪的端给我们了。燕麦粥不放油，大麦米泛着青蓝色，碎麦粥也不见油星…… 每天挣7-10卢布，维持生活需要20-25卢布。处处买东西花高价，怎么从没见人来给我们涨工资啊。我们进商店买不着油。就像在（以前）波兰似的，互相借别人的脏肥皂沫洗衣服，更没东西给孩子洗澡。虱子浑身爬，癞子满大街。自从去年五一至今，我们没见过白糖、没见过稻米、没见过面粉，什么都没有…… 对人来说饥饿最可怕，这种深刻的恐惧使人心神不宁，失去理性，继而产生极大不满。无论在家、在单位、在任何地方，人们议论的都是同样话题：关于排队、关于短缺。谈到最后无非一声长叹，发发牢骚。而那些收入150-200卢布的家庭，五口人吃饭，真真切切是忍饥挨饿呀——都浮肿了。革命胜利22年，好日子来了，欢呼吧！务必赶在（人民）爆发前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落款：维拉·伊格纳季耶娃，联共（布）党员。

随着伟大卫国战争到来，新一轮全面短缺席卷苏联。1941年7月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再次发放食品票和某些工业消费品票（有意思的是，每份票证收取工本费10戈比），至1942年11月全国58个大城市实施票证供应。战时食品配给限额（面包）是：工人每天800克、文员500克、受人扶养者400克、儿童400克。糖（每个月）工人500克、文员300克、受人扶养者200克、儿童300克。但实际可能打折扣甚至断供。苏联政府根据《租借法案》订购了糖、肉罐头、黄油、蛋粉等重要物资，而布尔什维克心心念念图谋消灭的“世界资产阶级”：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从1941年6月22日开始向苏联发货，至1945年9月合计提供4915818净吨，总热量约67502474.4百万卡路里。如果按照每个现役军人每天摄入4000千卡计算，不难算出盟国通过《租借法案》向红军提供的食物足够1000万人部队食用1688天。

由于全国主要产粮区被德军占领，苏联战时粮食产量甚至低于1932-1933年饥荒时期。不难理解饥饿导致的苏联人口损失更甚于兵燹。

食品和工业消费品票证配给制度一直延续到1947年12月，那时苏联发生最后一次饥荒，许多人遇难。巴什基尔人扎伊图娜·库斯亚波娃回忆：“我最深刻的童年记忆是家里有面包吃的时候，每人50克，如同过节。我不舍得吃，毕竟太少，就藏在地毯下面。结果被妹妹找到吃了。我不生气也没哭，因为我觉得她更需要吃那块面包。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当时怎么就不觉得饿。我小时候唯一一次因为食物哭泣是囫囵吞了一块硬糖，好伤心啊，还没咂砸什么味儿呢。妈妈安慰说：糖已经下肚啦，可这话并没让我感觉好受些。15岁我第一次吃到碎麦米做的粥，至今不忘那美妙滋味…… 1947年春天我们下地捡拾烂土豆，只准在自留地寻找，踏入集体农庄田地会被立即逮捕。有一年秋天收割之后我们下田搜索，被赶走了，捡到的吃的也被没收。第一场雪后我们再次下田，拾起麦穗用衣襟兜着，可照样没留住，被农艺师拿走了。手脚冻得通红，我只穿了一件衣服。我们当时只是五六岁的小孩，被鞭打、驱赶，就为了捡几个麦穗……”

1953年7月苏共中央开全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言一针见血：
赫鲁晓夫：“忍不下去了。奶没有、黄油没有…… 我们的牛比战前减少350万头，牛少了意味着肉少、黄油少、皮子少……”
卡冈诺维奇：“……我之前在乌拉尔……食物问题当然也严重：肉很稀少，香肠不够……”
米高扬：“去年春天已经遭遇肉类供应危机了，说白了就是肉和动物油严重短缺。情况报给斯大林同志，他问：为什么短缺？我答：因为畜牧业不好，储备很差，但需求在增加…… 去年发生的我们都看到了，没肉吃，也许能给莫斯科、列宁格勒、顿巴斯和其他地方挤出点儿来…… 今年我们积攒肉类库存，加紧收购，年初的储备几乎是去年的两倍…… 但仅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保证上市，顿巴斯和乌拉尔马马虎虎，其他地方间断性供应……”

1955年苏联医学科学院营养研究所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打报告说：“……苏联人民饮食中的动物产品比例严重不足…… 牛奶和奶制品、肉类、鱼类和蛋类的实际消费量显著低于科学标准，导致通过饮食摄取的动物蛋白、脂肪和维生素A大大不足…… 蛋白质及维生素A、C的缺乏降低了人体免疫力，威胁少年儿童正常发育…… 俄罗斯联邦全部地区的动物产品消费都显著不足……”

1980年代中期由于基本食品和工业消费品短缺，政府“应劳动人民要求”又一次发行票证，但某些地区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经局部恢复了肉、黄油和糖的供应票。1983年包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内的一些城市开始使用特定类型食品（如香肠）供应票，到1989年大部分城市和乡村广泛使用各种类型票证。凭票购买的食品有：伏特加和葡萄酒、茶叶和糖、面粉和肉制品等，蛋黄酱、糖果也在其中。工业消费品则包含肥皂、洗衣粉、火柴、烟草、套鞋（塔什干，1991）和女式内衣（叶列茨，1991）等。票证名称五花八门，从直截了当的“面包票”、“土豆票”，到拐弯抹角的“购货订单”（伊尔比特，1992）、“采办请帖”（伊尔库茨克，1985）、“新婚本子”（塔什干）、“顾客名片”（莫斯科，1991）、“限额卡”（下诺夫哥罗德，1991），甚至“酒精是您健康的敌人”（库尔干伏特加票，1991）！一些不喝酒的人也会买几瓶伏特加存着以备客人来访或叫水管工登门维修，还可以过几个月加价售出。

苏联解体之后，票证供应制度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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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8月6日凌晨2时许，莫斯科州德洛夫尼诺火车站附近村庄的居民被震动晃醒。许多人立即想起卫国战争期间的轰炸，却没听见爆炸声。很快有人挨家挨户敲门通知：“车站出大事儿啦！死人啦！需要帮助！”

全村老少皆颠倒衣裳去救，抱着可以撕做绷带的干净床单、碘酒、绿药水（一种含酒精的消毒水）等奔向铁路道口。眼前场景吓了他们一跳：歪歪扭扭的车厢散落铁轨旁，血淋淋的尸体四肢不全，还有些重伤者浑身鲜血趴在地面。集体农庄庄员们大多经历过战争，迅速行动起来。男人寻找幸存者，女人包扎涂药，就连孩子也有工作——提桶打水喂给伤员喝。

医疗队和部队官兵随后赶到。他们首先抢救那些容易拖出车厢的人，然后小心翼翼清理残骸，避免造成二次伤害，仔细搜索被困者。大家很快发现死伤者基本都是年轻男子，尸体暂时停放路边，伤者转送医院。

日出天亮，人们得知出事故的是从西伯利亚出发经莫斯科开向西部的№751次列车，乘客绝大部分是来自鄂木斯克州、阿尔泰边疆区的义务兵及陪同军官，另外还有喀山航空学院的几个高年级学生。

现场清点共发现99具遗体，254人重伤。伤者分别送到维亚济马、莫扎伊斯克、格扎茨克（加加林市）、乌瓦洛夫卡的医院，两天后又有13人治疗无效身亡。死者包括送兵的军官：两位中士和军列负责人弗拉基米尔·塔莫舍维奇上校——这本应是他临退役前最后一次执行任务。直接经济损失约30万卢布。

第二天附近村庄的女集体农民被上级要求替死者缝制长裤和衬衫，政府为此运来几卷布料。男集体农民被派往距离铁路2千米的德洛夫尼诺公墓挖坑、打棺材。死者就在道口旁的草地擦洗干净，套穿寿衣。

由于难以在短时间内逐一通知死者家属，更无法等待他们抵达，死掉的义务兵和学员都就近埋葬了。只有一对来自拉脱维亚的夫妻及时赶到莫斯科州领回儿子廖瓦·扬库斯的遗体，其他西伯利亚父母就没这个能力了。那么军列为什么会脱轨？它并未撞击第二辆火车，现场也没有轿车或卡车被撞，究竟发生了什么？

第一次审讯期间751次列车司机科斯帕罗维奇承认他当时摸黑驾驶，因为蒸汽机车头部的探照灯泡在之前途径乌瓦罗夫卡站时烧坏了。科斯帕罗维奇考虑停车修理将延误时刻，认为自己很熟悉这条路线，又没什么危险，所以并未放慢车速，仍保持时速35-40千米。

然而即将驶入德洛夫尼诺站之际，他忽然看见正前方黑暗中有个“不明物体”，赶快紧急制动。可惜为时已晚，车头因撞击脱轨，身后载有义务兵及学员的旅客车厢和“取暖货车”（战争年代生炉子取暖运输旅客的货车厢）一个接一个被甩出轨道。当天的车厢编组顺序是：2节旅客车厢+28节装义务兵的取暖货车+1节食品冷藏车+19节取暖货车+18节载煤货车。由于重载车厢在后，巨大惯性使它们冲撞挤压前方木制取暖货车，断裂的木板导致乘客或死或伤或残。

而那个“不明物体”的身份也被查明。根据《事故原因初步报告》，1952年8月6日火车脱轨的直接肇事者居然是农村的一匹拉车马！这匹马离群独自闲逛，不慎走上铁轨，很可能毛色偏暗所以司机没能提前发现它。当两者相距15-20米时科斯帕罗维奇采取紧急制动，接着相撞，蒸汽机车顶着马尸冲过9米铁路桥，继续向前滑行76米至交叉道口。此时一根马骨卡入道岔，于是列车脱轨。

倒霉的马属于莫斯科州乌瓦罗夫斯基地区“斯维尔德洛夫”集体农庄牧场，农庄主席是科瓦利科夫同志，当夜值班的马夫是女庄员阿尔乔莫娃。直到几十年后记者亚历山大·多布罗沃利斯基才终于搞清楚为什么这匹马会自己溜达到铁轨上闯大祸。原来，战后几年开始了巩固扩大集体农庄的运动，周边几个村庄合并成一个大型集体农庄，中心在茨维特科夫斯基村。大牧场就位于那里，马匹集中统一管理，天黑了派个人带出来吃草。8月6日夜晚老年女庄员阿尔乔莫娃被委派干这个活儿，她本身有病行动迟缓，照管不过来。其中一匹老马兴许思念自己在卡卢日斯基村的旧家旧马厩，凭着记忆往回走，结果上了铁轨。

政府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提交部长会议讨论，斯大林也在场。有人拿出一份长长的名单，要求审判若干名铁路职工和集体农民。但据时任西部铁路局负责人康斯坦丁·菲利波夫说，这一回斯大林出乎意料地表现“仁慈”，提出减少应对此负责的人数。1952年9月2日斯大林签发《关于德洛夫尼诺站№751次列车事故》的秘密决议，起诉三个人：莫扎伊斯克铁路区段负责人瓦雷兹金、养路领工员泽列诺夫（“二人未采取适当措施保护铁轨”）和“斯维尔德洛夫”集体农庄主席科瓦利科夫（“未采取措施监督集体农庄牲畜在铁路旁吃草”）。法院分别判处他们2-7年监禁，可能是考虑到斯大林的态度故而从轻发落。老妇阿尔乔莫娃未受谴责，毕竟她体弱多病，根本不能胜任放马工作。科斯帕罗维奇也没被牵连，因为技术鉴定指出“№751次列车的司机正确操作刹车”。

决议同时要求采取措施保证铁路安全。责成铁道部1个月内向每个遇难者的家属支付2000卢布一次性补偿金，并提供一次免费往返旅行，每个家庭限2人。

2012年俄罗斯铁路公司响应当地村民倡议，拨款为埋葬于德洛夫尼诺公墓的事故遇难者更换新墓碑。102块墓碑中有16块无姓名，只写了生卒年1933-1952，另几块墓碑只写姓氏或只写名字。也就是说，事故过去半个多世纪，仍有少部分死者真实身份未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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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8日莫斯科不同地点遭遇三次炸弹袭击：17:33正在“伊斯梅洛沃”站和“五一”站之间运行的地铁车厢发生爆炸，18:05捷尔任斯基街（大卢比扬卡街）15号食品店（邻近克格勃大楼）发生爆炸，18:10十月二十五日街（尼古拉街）5号食品店爆炸。袭击共造成7人死亡（全部是地铁车厢内乘客），37人受伤。捷尔任斯基街食品店的炸弹放在坚固的柜台下，十月二十五日街食品店的炸弹丢在铸铁垃圾桶内，可能是这两处无人死亡的原因。

媒体照例保持沉默。社会上流传小道消息，称“死伤数百”，引起市民恐慌。

苏联总检察院、内务部和克格勃派出精干人员侦办，国家安全少将瓦季姆·乌迪洛夫统筹领导，专案代号“爆破手行动”。六个多月陆续询问了有可能看到犯罪分子的目击证人500余名，但没人能够清楚描述作案者形貌，许多证人提供的情况自相矛盾。

专案组成员之一阿尔卡季·雅洛沃伊回忆：“我们部门的领导尼古拉·马尔科夫斯基命令彻底清理十月二十五日街爆炸地点旁边的历史古文献研究所屋顶积雪，不少人埋怨说这么干也太蠢了吧”。结果竟找到一根闹钟指针，系埃里温钟表厂产品。

专家团队又发现三枚炸弹是用一种带氟化钙涂层的特殊电焊条焊接制造，这种焊条仅限军工企业使用，判断至少一名犯罪分子从事国防工业工作。

综合收集到的各项物证，专案组圈出生产销售这些材料的“可疑”城市：埃里温、顿河畔罗斯托夫和哈尔科夫。于是有人提出作案者可能是亚美尼亚或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后来一位克格勃人员在塔什干机场注意到某旅客携带的提包与犯罪分子使用的提包相同，赶快买个新包跟人家交换，查明是埃里温皮革制品厂出产。

1977年10月底犯罪分子再次发动袭击，他们进入莫斯科市“库尔斯克”火车站，购买莫斯科-埃里温返程车票后将炸弹提包留在候车大厅。过了一会儿一位旅客见提包无人看管，打开发现电线和计时装置，遂通知值班警察。调查组在包内寻获重要证据：埃里温生产的带奥林匹克标志蓝色运动服和护耳皮帽，帽子上沾着几根黑头发。

于是立即指示外高加索方向各火车站、机场警察仔细寻找没穿外衣、黑色卷发的男子，果然在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边境往返莫斯科和埃里温的№55次列车上抓获一名只穿蓝色运动长裤的年轻黑发男子，随身无相应上衣、证件和旅行用品。此人叫阿科普·斯捷潘尼扬（1947年生，工人），与画家朋友扎文·巴格达萨良（1954年生）同行，不能说明他们去莫斯科的目的。后来斯捷潘尼扬母亲指认“库尔斯克”火车站装炸弹的包确是她儿子之物，搜查公寓发现与莫斯科爆炸案类似的爆炸物。

专案组继续调查，认定一个叫斯捷潘·扎提克扬的人是恐怖袭击幕后主谋。此人在埃里温机电厂工作，有妻子和两个年幼孩子，学生时代秘密创建了主张亚美尼亚独立的地下党，四处散发传单，认为“压迫亚美尼亚人民”的俄罗斯人应受惩罚。阿科普和扎文是他邻居，也被吸收为党员。

苏联最高法院1979年1月16-20日不公开审理三名被告，根据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指示制作成纪录片，所以被告的部分发言得以保存，比如扎提克扬当庭宣称：“我已多次声明，我不承认你们的审判，不需要任何辩护律师。我是原告，不是被告。你们无权审判我，因为犹太-共济会俄罗斯帝国不是个法制国家！好好记住这一点吧”。
庭审结束，扎提克扬最后用亚美尼亚语高呼：“转告别人，这是斯捷潘的遗言：复仇、复仇、再复仇”。

1月24日法院宣判三名被告有罪，处以枪决。1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驳回请求宽大处理的申请，当天执行死刑。次日全苏联只有《消息报》简短报道审理和判决，仅提及扎提克扬姓氏。需要指出的是，苏联最高法院做出死刑判决后通常需要六个月时间审议上诉，或依法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赦免请求。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一判决，尤其苏联各地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1月30日致信勃列日涅夫：“有充分理由担心此案出现了司法错误或故意造假。地铁爆炸案发时扎提克扬不在莫斯科，许多目击者可以证明他不在场，但侦查员对澄清这一点及其他重要案情并无兴趣。法院审理不必要地完全封闭和秘密，甚至不通知家属。这种彻底违背公开原则的庭审不可能查明真相”。要求暂停执行判决，依法重审。

萨哈罗夫院士打电话告知外国记者和机构写给勃列日涅夫信的内容。几小时后他单位陆续接到电话，来电者纷纷表示自己参加了扎提克扬庭审，对萨哈罗夫辩囿杀人犯行径深感愤慨。《消息报》刊登谴责萨哈罗夫的文章，继而引起更多“群众来信”，包含对萨哈罗夫的人格侮辱和死亡威胁。

到了1980年代，苏联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和历史学家指出有理由怀疑扎提克扬是否确实参与爆炸案。比如：安德烈·萨哈罗夫说扎提克扬跟兄弟见面时称：“除了让我的孩子变成孤儿，我再无任何罪过”，认识扎提克扬的人则表示恐怖主义不是扎提克扬的行事风格。一些人权活动家透露埃里温监狱的囚犯们受到压力，被迫作证扎提克扬策划恐怖袭击。米哈伊尔·赫勒和亚历山大·涅克里奇1996年合著出版的一本书说三名被告都有不在场证明。

苏联地下组织“新共产党”领袖之一亚历山大·塔拉索夫在自己回忆录中写道，莫斯科爆炸四个月后他因涉案嫌疑被捕，最终“百分之三百”自证清白（案发时住院卧床）才被释放。因此塔拉索夫说他“强烈怀疑扎提克扬与同案枪决的两名同志是否真的引爆了炸弹”。

1985年7月逃往西方的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原上校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专案组找不到莫斯科爆炸真凶，只好抓三个亚美尼亚人当“替罪羊”。持不同政见者谢尔盖·格里戈良茨甚至提出该案系安德罗波夫和时任克格勃五局局长菲利普·波布科夫秘密指示“阿尔法”特种部队所为，借此镇压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摧毁异见运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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