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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开头，先来看一段这位妇女的小传：
亚德加·萨迪科芙娜·纳斯里丁诺娃1920年生于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费尔干纳州浩罕，出身装卸工家庭。早年丧父，送人寄养，1931年进入孤儿院。她曾在技工学校和塔什干铁路运输学院速成中学学习，1941年毕业于塔什干铁路运输工程师学院。
从1942年起开始党务活动，最初担任乌兹别克斯坦共青团中央分管学校的书记。1955年2月-1959年3月任乌兹别克ССР部长会议副主席，1959年3月-1970年9月任乌兹别克С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接替Ш.Р.拉希多夫），同时1959年10月-1970年7月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70年7月14日-1974年6月16日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1974-1979年苏联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亚非事务委员会主席。1979年退休，领取苏联个人养老金。她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曾被指控在“棉花案”中受贿。
曾在勃列日涅夫手下担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1982年3月27日的日记写道：
那我们一般是怎样斗争的呢？昨天有人给我讲了纳斯里丁诺娃的事情，她原来是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众所周知，几年前她被撤职，因为收受了总计2300万卢布的贿赂，被特赦。她受到党内严重警告，之后却被任命为建筑材料部副部长。等到退休的时候，又被任命为团结越南委员会的主席。“本地”的一些同志表示反对，但他们先后接到了彼得罗维切夫和卡皮托诺夫本人的电话。她的退休金是300卢布，在委员会的工资是270卢布。我们的顾问给她打电话，礼貌询问她近况如何？回答是：“瞧您说的，我太滋润了！”那2300万卢布贿款她仅退赔了300万……另外，后来还发现她身边存在一整个犯罪集团：这些人故意在根本不需要判死刑的案件中做出死刑判决，以便之后通过纳斯里丁诺娃轻松推翻。
曾任苏联总检察长办公室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的弗拉基米尔·卡利尼琴科2004年接受乌克兰记者德米特里·戈登采访时谈及纳斯里丁诺娃：
乌兹别克斯坦贪污和受贿相关的问题，197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那时还没人谈论“棉花案”。第一起涉及高级干部受贿的刑事案件——鲜有人知！——是1975年立案的。时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译注：实际是1978-1983在任的伊纳姆荣·奥斯曼霍贾耶夫）和乌兹别克斯坦最高法院院长被追究刑事责任。循着线索牵出了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纳斯里丁诺娃。侦查人员掌握了她收受贿赂的确凿证据，并已获准追究其刑事责任。可是在最后关头，她设法联络了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结果最高层叫停侦查。
已故的苏联总检察院侦查部门负责人赫尔曼·彼得罗维奇·卡拉科佐夫负责此案，他告诉我当时他震惊不已，因为罪证确凿、无可辩驳。我问他：“这个案子后来怎么样了？是撤销了还是中止了？”卡拉科佐夫回答：“锁在保险柜一动不动。”
本案一直尘封到1980年代，格德良（译注：苏联总检察长办公室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特尔曼·格德良）试图重启调查。但特尔曼·霍连诺维奇失败了，纳斯里丁诺娃的案子最终被撤销。十年前若非勃列日涅夫的干预，她很可能已经被捕并送上法庭。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媒体也曾报道过纳斯里丁诺娃案，摘抄其中一部分如下：
1.《消息报》副刊《一周》1988年4月18日登载题为《腐败的层级》的文章，内容是对苏联总检察院侦查员特尔曼·格德良、尼古拉·伊万诺夫和奥列格·利特瓦克的采访，三人曾负责调查“棉花案”。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于是在1970年代中期，乌兹别克斯坦付出了巨大努力和高昂代价，将一些因受贿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高级干部定罪，这些人曾试图对抗更危险的拉希多夫犯罪团伙。然而拉希多夫本人及其犯罪团伙未被清除，继续违法乱纪。
同时对共和国的另一名高层领导也展开了调查。但此案未能得到法律处理。上级一声令下，案件被匆忙封存进档案库，而那位身居高位的罪犯仅仅受了一次党内严重警告，记录在案。她至今依然活得无忧无虑，起码没受穷。”
这次采访虽然没明说“身居高位罪犯”的姓名，但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认定文章指的就是她，于是到法院起诉《消息报》，要求维护自己名誉和尊严。1989年3月6日《消息报》副刊《一周》登载题为《法院开庭——最高苏维埃全体会议记事》的文章，其中提到这起官司，内容如下：
……例如，曾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起诉了我们。她认为《一周》发表的《腐败的层级》一文刺激了她。苏联总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奥列格·利特瓦克去年年初接受《一周》采访时谈及“棉花案”，顺便说到了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高级干部中的一位“身居高位的罪犯”（1970年代中期曾对她展开调查），至今没有受到惩处。文章并未提及她的姓名或职务。然而亚德加·萨迪科芙娜“认出了”自己，并到莫斯科伏龙芝区人民法院提告。法院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
《消息报》登载《腐败》一文后不久，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开除纳斯里丁诺娃的党籍。
2.《乡村青年》杂志1988年10月刊登了亚历山大·加夫里柳克的文章《无声的阴谋》，替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辩护。文章声称：针对她的指控是她的政治对手：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原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夫（1959-1983）策划实施的阴谋。
3.作为回应，《消息报》1988年10月31日刊登了阿尔卡季·萨赫宁的文章《腐败》，其中引用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材料，指出纳斯里丁诺娃犯有受贿罪和贪污罪。
4.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1988年11月被开除党籍，针对她的刑事案件重新启动。她继续坚称清白，要求总检察长进行调查。最终，1990年12月总检察长办公室以缺乏犯罪事实为由终止针对她的刑事案件。1991年4月3日苏共中央批准撤销1988年11月18日中央监察委员开除她党籍的决定。
1991年6月13日《消息报》发表纳斯里丁诺娃来信《“腐败”前后》，信中讲述了自己的平反过程和她对案件的看法。
5.2005年5月11日，纳斯里丁诺娃去世前一年，《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刊登了对她的采访，题为《被逐出棉花天堂》，她在采访中再次声明针对她的案件是她的政治对手拉希多夫策划的。我们将在本文后面转载这次采访，并附上纳斯里丁诺娃致《消息报》的信函。
显然，这件事情必有人撒谎——要么是那些指控纳斯里丁诺娃贪腐的人，要么是她自己，以及那些因缺乏犯罪事实而撤案的人。读者可以自行阅读材料并做出判断。
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致《消息报》的信《“腐败”前后》：
1988年第306期《消息报》刊登了阿尔卡季·萨赫宁的文章《腐败》。整篇文章都是针对我——乌兹别克斯坦С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原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原副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原主席——总之“原”亚德加·萨迪科芙娜·纳斯里丁诺娃的。这不是第一篇，也不会是最后一篇诋毁我公民名誉和尊严的文章。在不同时期曾有多位人士公开攻击我，包括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原第一副主席И.古斯托夫、检察院工作人员Г.卡拉科佐夫、А.卡图谢夫、Т.格德良、Н.伊万诺夫、政治学家Ф.布尔拉茨基、记者Е.多多列夫，甚至还有诗人Е.叶甫图申科。他们未经审判和调查，就将我列为怙恶不悛的罪犯。我多次向苏联总检察院、向苏共中央请求彻底调查这些指控，但没有任何结果。于是我转向普通人民法院。尽管我知道，“改革”并不会自动取消电话法（译注：“电话法”指的是上级官员口头施加压力或威胁），也不会使人民法官独立于政府和党组织，但至少还有一点机会为自己的人格进行公开法律辩护。被我起诉的人也明白这一点。
于是把“重炮”拉了出来——《消息报》出现了上述那篇文章，作者通过“事实”和“根据”证明我是罪犯。同时，苏联法律规定：除了法院，任何人都无权做出这样的裁决。值得注意的是，到那时围绕我名字的争议已经喧嚣了十四年，但侦查机关为何没有公开对我立案呢。解释很简单：尽管侦查人员反复尝试，包括使用非法手段逮捕和审讯数十、数百名无辜者，目的是获取他们对我的虚假证词，却始终未找到足以提交法院的证据。毕竟只有到了法庭上，才能够揭露像Г.卡拉科佐夫、Т.格德良和Н.伊万诺夫这种侦查员的工作方法，也包括乌兹别克斯坦ССР内务部原部长X.雅赫雅耶夫。并且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原负责人С.沃洛格扎宁的真实面目也会被揭露出来，此人为了讨好“领导”多年来捏造各种诽谤材料、虚构事实，显然凭借着上级的信任和青睐，两次要求把无辜的我开除出党。
没有合法依据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但又知道我的介入可能会揭露他们的非法行为，所以他们决定向《消息报》提供耸人听闻的材料。令人惊讶的不是他们这样做，而是《消息报》竟然违背自己一贯的办报原则，不经过调查和法院审理就对公民作出新闻判决。
不久后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开除我的党籍，《真理报》对此做了正式报道，而《消息报》不仅发布这一消息，还附上自己的评论。总之我被明确列为高干罪犯，受到了公正的党纪处分。然而监察委员会作出该决定时，不仅没有法院判决，甚至都没有立案侦查。
在我的坚决要求下，苏联总检察院总算启动了正式调查。为确保客观性，案件被移交给РСФСР检察院办理，且在苏联第一副总检察长的直接监督下进行。
这段长达近二十年的残酷历史岂能不影响我的健康和我子女的健康。本人多次发作心肌梗塞，我的女儿因严重血管疾病进了重症监护室，需要常年住院。而我的儿子——我的巴赫季亚尔——无法承受对他母亲的诽谤和侮辱，42岁不幸离世。愿我的事业、那些曾加诸于我的嘉奖和荣誉都被诅咒。果然“老爷的愤怒和老爷的爱是无比的祸灾”。（译注：作家亚历山大·格里鲍耶陀夫语，意近“伴君如伴虎”）
当时《消息报》的编辑告诉我，倘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撤销开除我党籍的决定，就刊登我对那篇文章的回应。好在这决定确实做出了。此前我收到来自РСФСР检察院的正式通知，日期1990年12月26日，编号18/67023—89，内容如下：“特此通知，针对1974—1975年及1985—1989年期间不同人士提交的关于向您行贿及您滥用职权的举报，所展开的刑事调查已于1990年12月25日终止。部分案件因犯罪事实不存在，即《РСФСР刑事诉讼法》第5条第1款之规定而撤销；其他案件因您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即该法第5条第2款之规定而撤销。РСФСР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高级侦查员、高级司法顾问Б.И.乌瓦罗夫。”
1991年4月3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撤销1988年11月18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将我开除出党的决定，恢复我的党籍，党龄自1942年1月我入党之日起计算。公告刊登在1991年5月11日《真理报》上。为了查明真相和伸张正义，难道我必须付出整整17年屈辱、痛苦和无法挽回的损失吗？而这竟然还是经历过1937—1950年恐怖岁月的国家！
相信您能够理解，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我不得不对最初提交给《消息报》的公开信做一些删减和修正，以符合我在法律和党内的平反。现在没必要对《腐败》一文中那些具有犯罪性质的捏造内容逐条辩论，因为它们已被РСФСР检察院和苏联总检察院彻底驳回了。但我仍然想说几句。新闻行业有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按说作者如果没有事先与某个人见面、沟通，就不能径直批判这人。可我与萨赫宁不仅素未谋面，甚至连电话都没打过。那他凭什么不听取我的陈述，就自行扮演侦查员、证人、检察官乃至法官，直接把我定为罪犯！真相何在？无罪推定何在？其他法律原则何在？还是说作者毫无怀疑地相信了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结论？他难道不知道，这个长期以来拥有绝对权力的党内机构在党纪裁判方面也要遵循某种“特定路线”吗？他难道不知道，某个人是如何沦为党内高层不喜悦者的？
《腐败》一文提到了一个“文件”，据称于1974年呈送苏共中央。那么，作者所谓的这份“可信文件”出自何人之手呢？当年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一个小时（这次全会原定再度提名我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Ш.拉希多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针对我的“黑材料”，材料写了什么我至今不知。这份“可信文件”理应进行核实，但当时根本没有时间。事出突然，政治局多数委员倾向于不重新考虑之前提名我担任民族院主席的决定，并建议委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核实这份“文件”的材料。他们认为，如果“黑材料”的内容被证实，再讨论如何处理纳斯里丁诺娃也不晚。于是Ш.拉希多夫又发言，说如果这样的话，乌兹别克斯坦将拒绝保留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席位，并请求将席位转交给其他加盟共和国。显然，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如此强硬表态之后，再没办法拒绝他的提议。他认为再次选举我做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将对他个人不利，可能会对他在共和国的领导地位带来某些麻烦。这场毫不掩饰的报复是多年来针对我的蛮横且无法无天迫害的肇始。（我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会议上——我是委员之一，曾多次就经济、社会文化政策、人事任免及妇女地位等问题与Ш.拉希多夫发生原则性分歧。尽管Ш.拉希多夫对共和国发展的贡献毋庸置疑，但他在党的最高职位上独裁作风过于明显。多年间我对他的任何反对和批评，在他听来都是极度尖锐和痛苦的）
如今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尤其对苏联总检察院而言——许多被捕者，包括那些最终免于刑事责任的人，他们针对我的“证词”都是通过最骇人听闻的非法手段获取的。至于所谓贿赂之情节，我就不多谈了，因为РСФСР检察院关于终止刑事案件的裁定已经详细讲过了。我只想说，许多人在雅赫雅耶夫、卡拉科佐夫等人唆使下诬告我，乃是为了挽救自己的性命和自由。后来他们又否认自己的供词，写下忏悔信恳求我原谅。我不知道我是否原谅了他们。我只知道自己毫无复仇情绪。所以我选择让他们，包括《腐败》一文的作者，面对良心的审判。
Я.纳斯里丁诺娃
《被逐出棉花天堂》
老妇人在色彩鲜艳的画作前停下脚步：“这幅画是胡志明送我的，这个花瓶是毛泽东送的，那个有大象的小匣子是英迪拉·甘地送的，上面还有她的题词，这一个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送的……”
谈话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她的语气才稍微缓和了一些。布满皱纹的脸庞显露微笑，声音也带着几分俏皮。这个女人心事重重。她有充分理由不信任别人。
人们常说：“爬得越高跌得越重”，85岁的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从自身痛苦经历中体会了这句话的真谛。她的仕途令人称奇：一个孤儿院出来的低学历乌兹别克女青年，到1970年代已经成为“名义上的”苏维埃国家第二号人物。可是进入1980年代末，她却被剥夺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该死的荣誉和头衔！我失去了唯一的儿子。我一辈子做工人更好，至少孩子还活着……”
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沉浸在可怕的1980年代回忆中：“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熬过这番折磨的。比如我儿子下班回家，电话铃响。我不接，他拿起话筒：‘喂？谁？鲍利亚，巴赫季亚尔？’儿子答：‘是我’。‘什么？你妈还活着？我们都以为她自杀了呢’。挂断。五分钟后又一个电话：‘人家说她上吊了，是真的吧？’每晚如此。”
1987年（注：笔误，实为1988年）《消息报》发表一篇题为《腐败》的文章，指控一批乌兹别克党的领导人受贿、贪污和虚报政绩。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是文章主角之一。据这篇文章说，在担任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期间，这位“人民贤母”每次特赦罪犯收费十万元，还把几十千克黄金转移到瑞士银行。文章就像一纸判决，被拿到党的监察委员会正式讨论，作出决定：在调查期间解除纳斯里丁诺娃的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剥夺养老金和国家别墅使用权……
85岁的老妇人说道：“长达两年半的搜查和讯问，我经历了八次心肌梗塞。我的女儿长期住院，我儿子承受不住母亲的屈辱，心脏病发作去世。而我还活着，遭受着一切。我想，我是真的迫切希望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不得不背负这些脏污进坟墓。”
拉希多夫的报复
纳斯里丁诺娃回忆：“这一切早在那篇文章发表之前就开始了。自从1970年我被调往莫斯科，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和主席团副主席后，我就成了拉希多夫的眼中钉。他视我为主要竞争对手，知道我随时可能取代他的位置。而他铲除竞争对手向来残忍。幸好当时我人在莫斯科不在塔什干，否则拉希多夫会立即把我送进监狱。”
1974年，已经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四年的纳斯里丁诺娃被叫去波德戈尔内办公室，主席团主席开门见山：“亚德加，我们讨论了你今后的工作问题。政治局决定推荐你连任。你怎么看？”纳斯里丁诺娃习惯性简短答复：“非常感谢信任，我尽力不辜负期望。”确认程序是在没有亚德加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她后来从自己的前上司口中得知内情。因为1977年勃列日涅夫将波德戈尔内免职后，人家也无须隐瞒什么了。正如预料的那样，政治局收到了提议：推荐纳斯里丁诺娃连任民族院主席。大家都已经准备好全票通过，拉希多夫突然开口发言：
— 共和国反对，乌兹别克斯坦不推荐。波德戈尔内很吃惊：
— 怎么啦？纳斯里丁诺娃工作出色，不愧为共和国代表……拉希多夫举起手中沉重的文件夹：
— 我们掌握了她的违法违纪材料。鉴于此，乌兹别克斯坦放弃民族院主席的席位。拉希多夫闹这一出犹如晴天霹雳。然而他亲手点燃导火索的炸弹却在十年后才爆炸，碎片击中拉希多夫本人心窝。
“赶上亚德加”
“亚德加”这个名字在穆斯林国家被赋予生来就是孤儿的男婴、女婴。她父亲在浩罕做搬运工，某一天疲惫不堪回到家，躺在潮湿的泥土地睡着了，罹患肺炎，不久去世。三个月后他13岁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婴，按照习俗取名亚德加。
纳斯里丁诺娃说：“我祖父有好几个老婆，每个老婆都有自己的孩子。妈妈在家能干活时家里还需要她。但她生下我之后就成了累赘。有一天，祖父把我们母女放上马车，带到距离浩罕50千米外的一个村庄，把我妈改嫁出去了。那么我对于继父而言当然是多余的啦。他是个可怕的瘾君子，不做正经营生。我六岁那年他决定摆脱我——牵着我的手带我到大路上，扭头就走。路过的人看见孩子哭，把我领回家。反正11岁之前我就被反复转手：今天这家收留我、明天那家收留我。1931年我被送进乌兹别克斯坦开办的第一所孤儿院。之后我进了技工学校，又读了塔什干铁路运输学院的速成中学……”
从此纳斯里丁诺娃开始在仕途上大踏步前进，人事档案密密麻麻记录的新头衔一年比一年高。她从普通工人做起，成为工长、技术员……18岁建设卡塔库尔干水库时已经是施工员，一年后在塔什干—安格连煤矿公路项目上又被任命为工段主任。1939年共和国领导层决定派容貌漂亮的女共青团员、女运动员亚德加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参加全联盟体育大展演。当时在大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斯大林亲自接见各地代表团。“人民慈父”巡视过诸位体育工作者之后，停在一位苗条的乌兹别克少女面前：“姑娘，你哪儿人？”边问边用手轻轻抚摸亚德加的头发。“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从事体育，工作学习两不误”。这就足够了。纳斯里丁诺娃在塔什干一夜之间成为新时代东方女性的象征。“赶上亚德加”成了乌兹别克斯坦少女们的座右铭。不久，全权在握的乌兹别克斯坦第一书记乌斯曼·尤苏波夫召见民族宠儿。
亚德加·萨迪科芙娜回忆：“第一书记向我问好，问我工作情况。然后说：我们决定任命你做共青团中央书记。我惊讶地回答：‘什么？我对那边一无所知啊？’他说：没关系，你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懂得生活。一学就会。”
再往后就更顺了：刚刚超过共青团员年龄的亚德加被任命为乌兹别克斯坦工业部长，35岁成为部长会议副主席，39岁当上乌兹别克斯坦С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项任命获得了赫鲁晓夫的赞成。话说尤苏波夫去世后，此前已担任主席团主席达十年的沙拉夫·拉希多夫被选为乌兹别克斯坦中央第一书记。那天正在开会讨论让谁接替这个职位，候选人不少。这时电话铃响了，亚德加听见拉希多夫激动地说：
—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正在坐着考虑推荐谁好呢。
— 啊，太好了，看来我打电话正是时候。你问问大家：如果让乌兹别克妇女担任这个职位，同志们会怎么看？就说：赫鲁晓夫推荐亚德加。拉希多夫显然有点慌乱，他故意把电话听筒举高：
— 同志们，现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推荐亚德加·萨迪科芙娜·纳斯里丁诺娃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那么，咱们支持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提议吗？鸦雀无声。
拉希多夫加重语气重复：
— 我再问一遍……会议室仍没人表态。
—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大家一致同意啦。
“这个乌兹别克女人喝酒像鞋匠！”
四枚列宁勋章、一枚十月革命勋章——社会主义祖国充分肯定了“乌兹别克民族贤母”的功绩。然而，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仕途步步高升的同时，也如她自己所说，牺牲了个人生活。她为人妻、为人母，却少有时间陪伴家庭。在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的回忆中，与她共同生活二十年的丈夫扮演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做妻子的说：“他当兵上过前线，做过党的州委书记。那又怎样——我是部长、部长会议副主席或主席团主席。有时候太累了，我就直接上写字台，一摞文件当枕头，扯桌布盖住自己，在办公室睡两三个小时，天亮又投入工作。他介意吗？当然介意。没人愿意娶我这样的老婆。但我能怎么办呢？唯一能做的就是叮嘱女管家：好好照顾谢尔盖·努鲁丁诺维奇，让他全身整洁、衣帽得体。他的形象就是我的脸面。”
纳斯里丁诺娃对付下属们（苏联时代党的干部男性占绝对多数）可谓干脆利落。她说自己非常清楚男人的弱点：给点酒喝、递个眼色就行了。“而且他们怕我”。
纳斯里丁诺娃笑言：“从来没人追求过我，我发誓真的没有。有时候自己都在想我究竟是个白痴还是丑八怪……我这辈子没抽过烟，滴酒不沾。但我有好办法：比如在克里姆林宫办宴会，服务员们提前打了招呼，专门给我准备两瓶空伏特加，里面装满白开水。我举杯祝词：‘同志们，干了吧！’仰头一饮而尽。他们看我喝，也只好跟着喝。那些联盟的部长们，每次从我这儿回家几乎都站不稳。官太太们后来不高兴了：哼，这个乌兹别克女人，喝酒像鞋匠，眼睛都不眨！”
不过，赫鲁晓夫时代的党内高级领导干部普遍喜爱这位面带微笑的乌兹别克妇女。赫鲁晓夫本人出访总带着纳斯里丁诺娃，米高扬喜欢给她讲述自己波澜壮阔的青年时代，柯西金邀请她出席生日宴会，福尔采娃访问外国拉着她一起逛商店。
纳斯里丁诺娃回忆：“我当时陪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去外地，回来后他就‘被退休’了。他对此一无所知，我更不知道。如果我哪怕有一丁点预感，肯定会提醒赫鲁晓夫的。我不是反对勃列日涅夫，但我无法认同这个决定。苏斯洛夫发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提交辞呈，请求卸任’。我又能说什么？说‘不可能’吗？他就坐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一句话不讲。我身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只能投赞成票。”
“腐败前后”
风雨来临毫无预示。即便拉希多夫在政治局扬言的黑材料指控也未对纳斯里丁诺娃造成太大打击，中央并未掀起波澜，民族院主席职位被授予拉脱维亚候选人。勃列日涅夫召见纳斯里丁诺娃谈话，总书记先绕圈子：
— 我们研究决定派你去奥地利当大使，你去吗？
— 不，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哪儿也不去。我是一个寡妇（注：纳斯里丁诺娃丈夫1966年亡故），女儿在这边上学，儿子也在工作……勃列日涅夫无名火起：
— 你真是个傻瓜！
— 好嘛，傻就傻吧，我可以走了吗？时过境迁，纳斯里丁诺娃说：“显然，他们和波德戈尔内商量好了，让我出国，拉希多夫就不闹腾了。但如果当时列昂尼德·伊里奇换个方式讲：‘我建议你去，党的要求，请别拒绝’。我当然会同意去奥地利。可他那样说话，我转身就走了。”
无疑，这是一次公然的贬抑，但却是缓慢的、绝非致命的。纳斯里丁诺娃实现了“软着陆”——先被安排做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之后稍稍降一级：亚非国家事务委员会主席。可是1980年代初臭名昭著的“棉花案”打乱了一切。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夫1983年突然去世，乍看似乎是自杀。然而按照纳斯里丁诺娃的说法，内情是这样的：
“乌兹别克斯坦每年向国家上报300万吨棉花，但实际不足半数。总而言之，尽是谎报、蒙骗、弄虚作假。1983年安德罗波夫给拉希多夫打电话：‘沙拉夫，今年能交上300万吨棉花吗？‘’能，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结果到了十月份，承诺的交付量仅完成20%。于是拉希多夫召集各地区头头开会：‘为什么交不上来？’无人吭声，都知道没棉花了。接下来的三天他亲自坐车跑遍半个乌兹别克斯坦，发现共和国没棉花了。返回塔什干，安德罗波夫的电话又打来：‘怎么样沙拉夫，能交上棉花吗？听着，想想办法。如果不行，你自己过来给我解释清楚’。当天，拉希多夫回家开枪自尽。”随着改革开始，“乌兹别克案”沉渣浮起。那几年大名鼎鼎的侦查员格德良和伊万诺夫对这个阳光普照的共和国进行了“彻查”，每天都有新的腐败、受贿和贪污事实被揪出来——乌兹别克斯坦大部分党的领导人锒铛入狱。城门失火，殃及纳斯里丁诺娃。
亚德加·萨迪科芙娜耸耸肩，说道：“有意思的是，他们写文章说我把35千克散碎黄金交给某个叫阿戈耶娃的，让她经由浩罕把黄金存入瑞士银行。我上哪儿搞这些黄金啊？《消息报》文章发表后，我自己去找党委，要求对我刑事立案。他们调查、讯问、搜查了我两年半。直到1989年，他们发来正式公函：‘不构成犯罪，刑事案件已终止’。许多信件从乌兹别克斯坦寄来，大家都表示：‘我们被迫栽赃诽谤你。一切都不是真的’。这两年半的养老金全额付给我了，也恢复了我的党籍。他们甚至提出让我担任什么职务，但我拒绝了，我说：‘去死吧你们。我不想和你们一起工作’。谁能把儿子还给我呢？他死的时候距离我彻底平凡恢复名誉只有六天时间。”
检察院的无罪结论对于纳斯里丁诺娃远远不够。她打电话给《消息报》主编，表示：“你们不是刊登了《腐败》吗？现在你们得发表我的回应。如果你们不发表，我知道该找谁。”她威胁要诉诸国际法庭。没过多久，报纸刊出另一篇文章：《腐败前后》。亚德加·萨迪科芙娜几乎能全文背诵。
生命的最后几年纳斯里丁诺娃几乎闭门不出，熬过了又一次心脏病发作。但她既不抱怨健康问题也不抱怨经济困难，反而骄傲地说三年前获得了1.25万卢布的个人养老金。正义伸张了吗？谁知道呢。特尔曼·格德良仍然坚信亚德加·萨迪科芙娜有罪，声称“乌兹别克案”是戈尔巴乔夫命令搁置冷处理的，因为1989年爆发了费尔干纳大屠杀，绝不能再火上浇油。如今真相或许永远无法揭晓，而这位老妇人每次回忆起故乡乌兹别克斯坦，总会泪流满面。她愤愤地说：
“回塔什干？我坚决不去。也不会让我女儿去。他们欺负我，侮辱我。我为乌兹别克斯坦做了那么多工作：大费尔干纳运河、卡塔库尔干水库、奇克季姆玻璃厂。我管着各种类型的建设，通信部、民航。做了十一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难道是在玩过家家吗？拉希多夫自己都说：‘我们男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交给亚德加·萨迪科芙娜吧’。可他们写了那么多诽谤和污蔑。我阅读这些告密信，一个俄罗斯人姓氏都没有——只有乌兹别克人。我帮助过其中不少人，救过他们的命。乌兹别克斯坦诽谤我之后，我要对俄罗斯人民说声‘谢谢’。感谢上帝，我在俄罗斯。我得救了。我必须不给自己丢脸，不给孩子丢脸，不给我的人民丢脸。我斗争过，战胜了他们。”
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2006年4月7日在莫斯科去世，葬昆采沃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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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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