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基塔·彼得洛夫

1935年6月法国左翼作家罗曼·罗兰有幸拜会斯大林座谈，此人像当时许多西方知识分子一样对苏联颇具好感。除了谈及争取全世界和平，法国作家还十分关注同年4月7日苏联政府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十二岁以上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处罚，最高可判死刑。罗曼忧虑地说：“极刑临到了这些孩子头上”。

“儿童和运动员之友”严肃答复：“这项法令纯属示范意义。我们借此震慑的不是流氓儿童，而是儿童流氓行为的组织者”。此外在谈到学校发生的“可怕案件”时，斯大林补充说：主要目的是“保护我们的儿童不被流氓伤害”。

罗兰听了很困惑，问为什么不向全社会开诚布公，好让大家都明白通过法律的用意呢？斯大林习惯性地自问自答说：“我们能不能说明，颁布该法是出于示范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震慑犯罪分子？当然不能，因为如果这样的话，罪犯就不会畏惧法律了。”罗兰表示赞成：“当然不能这样做”。斯大林随即保证说：“迄今还没有对儿童罪犯适用最高刑罚的案例，我们希望以后也不会有”（对话发表于1996年《源泉》杂志）。

但斯大林再一次公然撒谎，很快就“为了示范意义”开始枪毙儿童。苏联捍卫者极力否认一切，声称绝没有儿童被处决的事，并引用《РСФСР刑法典》第22条：实施犯罪时未满18岁者不得判处死刑……

老兄，法律规定是死的，镇压手段是活的！1937-1938年НКВД“大规模行动”杀害数百名未成年人，下面仅举几个15、16岁的例子：

米哈伊尔·彼德罗维奇·沃罗年科夫 (1923–1938)，1938年3月16日在布托沃射击场枪决；

瓦西里·叶夫列莫维奇·维诺格拉多夫 (1922–1937)，1937年8月23日在布托沃射击场枪决；

帕维尔·安东诺维奇·库兹梅诺克(1923–1937)，波兰人，曾在阿西诺村（今托木斯克州）做照相员，1937.8.4被捕，指控其参加波兰民族主义反革命组织，1937.11.9枪决，1960年平反恢复名誉（《托木斯克州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册》）；

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萨帕 (1921–1937)，乌克兰人，斯拉夫戈罗德中等师范学校学生，1937.9.5被捕，依据《刑法》58-8、58-11条起诉，1937.9.18枪决，1990年平反恢复名誉（《阿尔泰边疆区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册》）；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托尔佩舍夫(1921–1937)，俄罗斯人，家住韦列夏金斯基地区库德利诺村（今彼尔姆边疆区），1937.7.2被捕，指控其从事反苏煽动和反革命活动，1937.8.28枪决（《彼尔姆边疆区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册》）；

维肯季·维肯季耶维奇·赫沃伊尼茨基(1922–1938)，波兰人，曾在格扎茨克“斯托尔波沃”休养所做地板打蜡工，1938.2.13被捕，依据《刑法》58-6、58-10条起诉，1938.7.28枪决，1988年平反恢复名誉（《斯摩棱斯克州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册》）。

此类案例数以百计，都刊登在各地区编纂的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册上，苏联和斯大林捍卫者只是懒得去看。

НКВД大镇压结束之后，父母被捕的未成年人仍不安全。中央劳动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谢·卡皮托诺维奇·加斯捷夫1939年4月14日被军事委员会判处死刑，次日在莫斯科枪决。他15岁的儿子到检察机关查问父亲下落，军事总检察院第2处处长、一级军法学家索菲娅·乌里扬诺娃大动肝火——这个少年多次来访，烦透了！于是她写一份报告，检察院根据这份报告于1939年7月9日致函НКВД侦查部门首长博格丹·科布洛夫，称“需要对加斯捷夫儿子积极开展有关工作”。
（译注：此处指的是加斯捷夫次子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1923年生，1941年被捕判刑十年，释放后禁止在国内十个大型城市居住，后来成为电影编剧和作家）

1941年初НКВД开设十五个劳改营，可容纳2400名“少年犯”，凡根据1940年12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技工学校、铁路技校和工厂学校学生违反纪律及擅自离校的责任》的法令被判刑的少年都送往此处。由于抓的多判的多，1941年4月份十五个劳改营床位仅余50%，按照НКВД计划，这种劳改营将扩充到二十六个。

强迫人依附于工业设施、剥夺自由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是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另一个显著特征。1940年9月2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工厂学校和劳动力储备问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回忆，会上斯大林抱怨说“人们进厂办学校接受培训全凭自愿”，提议规定每年动员若干青年到技工学校和工厂学校受训：“劳动力储备计划的基础在于，给一个人穿衣、穿鞋，让他受教育，那么他就有义务响应动员在我们需要的地方工作四年”。

接着斯大林把他提议的措施“政治化”：“我们不能对谁进入工人阶级漠不关心。如果放任自流，工人阶级的成分就可能变坏，作为工人阶级专政的权力也可能因此变坏…… 我们不能让工人阶级的成分听凭其成员的意志”。

所以斯大林认为，措施除了能够规划工业中劳动力的使用，“还使我们有机会管理工人阶级的成分，保持工人阶级成分的稳定性”，并在讲话结束时断言：“唯一的措施就是动员起来”。（《源泉》杂志1997年刊载）

几乎同时，1940年10月2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劳动力储备管理总局成立。不久通过类比企业工人、职员擅自脱岗的严厉惩罚措施，规定了不愿在技校和工厂学校培训的青少年的刑事责任。根据法令，“严重违反学校纪律”的学生同样要受罚。

许多苏联学童都曾幻想参加某个“秘密社团”，这是孩子们对教育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学校管理官僚主义和少先队组织假大空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苏联电影《我的朋友科利卡》（1961）描写了典型的校园生活故事：几位少先队员组建“及格生秘社”，誓言帮助弱小、打击书呆子和自命不凡者。这部电影的创作是为响应1958年12月颁布的《加强学校和生活联系法》，在演员阵容与写实性方面取得了难能可贵成功。

另一些顽童游戏则是政府无法容忍的。战争电影中的纳粹党徒衣着考究、风度翩翩，虽邪恶却又令人倾慕，引起少不经事小孩的幻想。1960年代初部分学校流行“盖世太保游戏”，互称对方为各级“党卫队长”，自制带帝国鹰图案和万字符的各种“证件”、“命令”。从当局角度看显然十分可憎，希特勒曾给国家造成深重灾难，何况很多学生父母还上过前线呢。

所以“第三帝国游戏”必然玩不长。可斯大林时代毕竟远去了，如今没人囚禁儿童，即便他们的出格行为在意识形态上不可接受。虽然克格勃会传唤涉事小孩父母，进行严厉的“预防性谈话”，但也仅此而已。顺便说一句，严词申斥确实有效，尽管并未增加孩子们对苏联政府的爱，却坚定了他们不挑衅当局、不表达真实想法之意志。

此外还有“印第安人”。1980年8月克格勃负责学生事务的第五局第三处部署行动收拾一群自称“美国印第安人权利斗士”、追随人家文化和审美的青年。这些年轻的“苏联印第安”计划在列宁格勒附近集会，犯了政府忌讳。克格勃中央机关命令莫斯科分局采取广泛“预防措施”，于是集会被破坏，“印第安青年”被驱散，个别人“被克格勃官员带走进行私下接触，以便为国安部门的利益做进一步研究”。你看，整件事似乎自始至终不离苏联路线，毕竟党媒三天两头提醒人们勿忘美国“压迫”印第安人，呼吁释放伦纳德·佩尔蒂尔——还有人记得他是谁吗？
（译注：Leonard Peltier,美国原住民活动家，因涉嫌枪杀两名FBI探员被判处无期徒刑）

后来流行读托尔金，那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事情。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克格勃不再关注手持竹剑、林中狂奔的疯癫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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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代抓人杀人的荒诞理由

苏联都市传说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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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美国政府决定扩建莫斯科大使馆，克格勃反间谍官员闻讯感觉头疼——他们这病只有肛肠科大夫能治好。由于中央情报局放出话说新馆舍铜墙铁壁、风雨不透，诊断变得更加复杂。本文简单谈谈克格勃最终是如何借助一种最古老手段——美人计——去攻破中情局防线的。

1982年6月，卢比扬卡某著名建筑物七层，克格勃第二总局第一处处长、对外反间谍老手雷姆·克拉西利尼科夫少将办公室内正召开一次业务会议，讨论怎样渗透CIA和DIA严防死守的大使馆。决定使用传统但可靠的办法，寻找将会中标为美国使馆供应建材的外国公司下手。

克格勃招募人员没费多少工夫就瞄准一家芬兰公司，施展重金利诱，芬兰人无法拒绝。随后他们向莫斯科市发运了一批建筑构件，其中暗藏克格勃技术部门的“休眠式”窃听设备。待馆舍竣工落成，FBI、NSA全面检查之后，这些设备才会激活启用。但之前必须确保设备有效性，毕竟美国佬入驻后再发现故障就晚了。

众所周知，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也是海军陆战队负责保卫的。从1960年代起未婚大兵派驻苏联服役两年，奇怪的是竟然可以在市内自由活动。当然，上级严令禁止与苏联妇女发生亲密关系，违者将被遣送回国，甚至面临协助间谍活动指控、入狱二十五年的悲惨命运。不过人性从来都有可利用的漏洞。

雷姆·克拉西利尼科夫老谋深算，择定刚到莫斯科不久的22岁海军陆战队中士克莱顿·隆垂为策反目标。为什么选他？首先，此人既姓“孤树”，看脸孔可知系北美原住民后裔，推测不太可能是“沙文主义爱国者”。其次，克莱顿·隆垂的岗位在大使馆禁区入口，必须认识进进出出的CIA间谍，即便叫不上名字，也可从外交使团人员相册中指点出来——所以招募他一石二鸟。

策反行动分段进行。隆垂岗位不远处，视线范围内有一张办公桌，年轻貌美的乌克兰女翻译“维奥莱塔·希耶娜”受雇接待讲俄语的使馆访客，每天跟海军陆战队小伙子们低头不见抬头见。某日隆垂逛街，坐地铁“偶遇”维奥莱塔，打个招呼各走各路。一个月后再次“偶遇”，隆垂主动提出喝杯咖啡聊聊，结果被维奥莱塔的魅力彻底征服，同事关系跨越一大步。

一段时间后维奥莱塔介绍隆垂认识自家“萨沙叔叔”，实为克格勃官员阿列克谢·叶菲莫夫。几番往来，美女要求隆垂帮萨沙叔叔一个小忙，否则断绝情人关系。迫于压力，隆垂最终答应协助测试使馆新楼暗藏的窃听设备，又交出一些秘密文件，包括以外交身份为掩护在莫斯科活动的CIA间谍名单。两年后根据轮换规定，隆垂被派赴维也纳，临行前手写一张纸条留给克格勃，曰：“我是苏联的朋友，并将永远是苏联的朋友”。

如果莫斯科不再跟他联系的话，此事到此也就结束了。谁知萨沙叔叔1986年现身维也纳，要求“苏联永远的朋友”继续合作，出卖奥地利的CIA间谍身份甚至尝试窃听他们谈话，付给酬金2500美元。1986年12月另一位克格勃官员许诺协助隆垂和维奥莱塔团聚，岂料两天后克莱顿·隆垂自首，坦白交代一切，被押回弗吉尼亚州匡提科基地受审。1987年8月重判三十年监禁，罚款5000美元，开除军籍。

受其连累，莫斯科美国使馆的海军陆战队员全体撤换，两名战友被捕（后撤销指控）。中情局加密办公室被拆卸，用120个集装箱运回国，发现“遍布”克格勃的窃听装置。

1994年底一个美国电视摄制组到莫斯科探寻克莱顿·隆垂事件，想听听原克格勃专家看法。于是采访了退役的奥列格·卡卢金将军和另一位自称“退役反间谍上校”的人，获悉：美国公民隆垂“被美国政府安置于条件不合适的地方”，这个年轻人在无家眷陪伴的情况下被派到反间谍氛围严格的国家服役两年，放任他在完全由克格勃控制的环境中自由活动。最终，当这个没经验的青年成为情报机关老把戏的牺牲品后，不得不自己背负重刑。他的忏悔本应成为其他“迷途者”的借鉴和警示，却没人利用这一点。美国官僚机构的直接错误在于，他们已经知晓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所处环境，却未将海军陆战队员轮换时间缩短为一年（一年内招募这种对象是不现实的）。

1989年经海军陆战队司令说项，并考虑其悔罪、配合调查之态度，克莱顿·隆垂被减刑至十五年，1996年2月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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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怀疑是“美国间谍”的女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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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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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列里·科奇克

193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报部门一直保持密切合作。一些研究者声称这种情报合作关系是苏联首先提议的，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本世纪初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解密的部分材料使我们发现了以前不为人知的某些细节。

布拉格倡议

1935年5月16日《苏捷互助条约》在布拉格签署，该协定对两国军队强化联络产生了积极影响。5月底苏联接待雅罗斯拉夫·法菲尔将军率领的捷克空军代表团，5月31日参观中央流体空气力学研究所。访问研究所之后第二天晚间，法菲尔与苏联同行交谈时说了如下一段话：“我国周围环绕着德国、波兰、法国等国家，我们十分了解这些国家发生的事情。关于德国的消息尤其灵通，因为一个讲德语的捷克人和一个土生土长的德国人几乎分不出来。如果贵国需要，我们可以与您分享这些德国情报。”

谈话报告呈交国防人民委员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他用红笔把将军的话划掉了。也许这就是捷克人最早的提议，或者最早的提议之一。

同年基辅军区大演习期间（9月12-17日）和演习之后（9月24日），红军情报部长谢苗·乌利茨基多次会见捷克同行：捷克斯洛伐克总参谋长路德维克·克列奇将军和总参第二局局长西蒙·德尔佳奇上校，两人多次提出与苏联建立情报合作对付德国。

演习中德尔佳奇首先暗示“苏捷情报机关有必要更密切联络”，后直接表示：“总参谋长克列奇委托我向您正式提议交换德国的情报材料”，并进一步介绍他们的能力：“我们有许多捷克人在德国工作，德语熟练，不少德国军官跟捷克人友善——同乡、亲眷等各种关系，我们的人很容易适应德国生活。最后，我们可以广泛利用痛恨希特勒政权的德国移民……在我看来，我们拥有德国陆军和空军的优质情报来源，也有德国化学工业的情报，但没有海军的材料，对东普鲁士所知甚少”。

上校接着说：“以前我们的工作主要针对匈牙利，现在的重点是德国。我们同法国分享德国情报，同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分享匈牙利的情报。但把材料交给罗马尼亚人风险很高，因为他们吃里扒外的多”。

捷克情报机关希望尽快达成协议，开始实际交换材料并建立互助关系，于是率先释放善意。谈话过程中德尔佳奇提请苏方注意，他已经通过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武官叶梅利亚诺夫-苏立克转交了德国飞机的部分情报，以便“开个好头”，又宣布他愿意将掌握的全套飞机情报奉送，但条件是苏联要和他的第二局分享德国信息。话说到这儿，上校甚至直接挑明了德国航空部某个负责官员就是他的线人。

德尔佳奇还暗示可能帮助苏联在德国组建“破坏小组”，就像当时他们已经为法国做的那样：“如今局势向战争发展，我们发现法国人在德国境内完全没有破坏小组。应法方要求，我们正在替他们、或者说帮助他们在铁路和军工企业中潜伏人员”。话锋一转，又说：“……你们俄罗斯人，凭借自己的情报能力，处境并不比法国人更轻松。我们知道你们讲外语的人少，适应外国生活困难重重”。

德尔佳奇接着谈论德国共产党员，表示完全理解为什么苏联同行不利用那些人，因为“盖世太保在他们中间安插了许多奸细”。对此，乌利茨基“以最大的诚意”澄清，拒绝找德国共产党人合作另有原因：“我明确告诉您，倘若我们谁胆敢在工作中利用外国共产党员的话，我国政府不会饶恕他。但实际上，正如目前大家都知道的，尽管联共（布）中央明令禁止，此类工作仍在进行”。

德尔佳奇不忘提及苏联在捷克境内的活动：“我们知道，贵国早已停止针对我国的秘密情报活动，我们表示感谢，你们可能不了解我们多么珍视你们的忠诚。然而，你们的对德情报工作离不开捷克斯洛伐克，哪怕只是作为一个起点或中间点。所以，你们既然不搞我们了，就该再向前迈一步：携起手来搞德国”。

捷克斯洛伐克总参谋部第二处开始与苏联合作后，多年拒绝配合波兰针对苏联。德尔佳奇举了一个例子：英国情报机关在布拉格的站点针对德国和苏联开展工作，“我的机构，包括第二局反间谍局，破获了这个站点。我召见领导布拉格秘密站点的英国上校，要求他把对德情报搜集公开化……因为他们对苏情报搜集是公开的，我指出了在我国境内这样做的种种不便”。乌利茨基试图追问英国人活动的具体性质，但没问出答案，“德尔佳奇直接说他不能详谈了”。

总参谋长克列奇补充道：苏联给予他热情接待，“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两国情报机关合作将不再有障碍——“这是两支军队正常的、最密切的接触。我认为，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我们可以为你所用。德国就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必须并肩作战。我国无法充分利用自己搜集的德国情报”。

总参谋长接着谈及可能交换情报的关键时间点，乌利茨基呈送伏罗希洛夫的报告着重强调了这段内容：“因此，为了让人民委员满意，或者我们每六个月交出自己掌握的德国情报，你们也交给我们。或者仿照我国与法国的合作模式，您和德尔佳奇每六个月轮流去莫斯科和布拉格出差，共同交换信息……我们还能够在其他方面协助你们，比如安排你们的人在德国公开活动。总之，我和德尔佳奇随时听候差遣”。

商谈合作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军方希望“彼此百分之百坦率”和高度保密，提出：“除了您本人、贵国总参谋长和人民委员之外，任何人不可知晓这项合作”。

1935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驻莫斯科武官弗兰季谢克·达斯蒂希上校访问情报部外联处，再次提出“相互交流军队情报”和“交换见习人员”的问题。当时他询问了一些红军的情况，宣称苏联武官叶梅利亚诺夫-苏立克“除了最高机密之外，能够看到、得到他想知晓的任何事”。此言非虚，因为国防人民委员批准答复捷克斯洛伐克总参谋部的一切提问。

1935年12月红军情报部副部长阿尔图尔·阿尔图佐夫访问布拉格，签署合作协议，于1936年新年正式生效。1936年2月14日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全权代办亚历山德罗夫斯基报告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最近在布拉格会见了我军来此公干的阿尔图佐夫同志和休假路过的乌博列维奇同志。前者告诉我，他从捷克人那里得到了很多东西，总体而言对本次出差十分满意”。

国破情报在

1939年3月希特勒发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苏捷情报合作的的一个重要站点设在伦敦，所以弗兰季谢克·莫拉维克带领的一批捷克情报人员及时撤往英国，在新地方同时开展各领域工作，恢复与苏联同行的联系。捷克斯洛伐克总参谋部情报部第二局埃米尔·施特兰克缪勒尔上校回忆：“早在3月16或17日，我们就在我国武官卡拉上校家中会见了苏联驻伦敦大使馆武官切尔内少将。在包括本人在内的整个特别军事小组在场的情况下，莫拉维克上校向切尔内将军通报了捷克斯洛伐克最新的事态发展，并介绍了我们的使命。他承诺，将以我们小组研究成果的形式向他提供第二局搜集的纳粹德国情报材料。我们收到英国情报机关哈罗德·吉布森少校从布拉格带出来的材料后，又在他家或卡拉家同这位苏联代表见过几次面”。

作为盟国（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驻伦敦成员，武官兼大使斯基亚罗夫、武官兼参赞希佐夫少校和苏联对外情报机关驻伦敦代表伊万·奇恰耶夫促成了双方情报机关的进一步合作。施特兰克缪勒尔多年后透露：“我们把‘弗兰塔’（注：阿勃维尔人员保罗·图梅尔）的情报和自己搜集的其他材料交给定期见面的希佐夫少校。希佐夫或他的同事奇恰耶夫把我们的情报和他们掌握的情况交叉对比，从他们自己的角度进行评估，再把结论传递给我们的人。贝奈斯总统亲自将最要紧的材料交给苏联大使迈斯基”。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一些研究者认为莫拉维克上校系苏联军事情报机关招募，代号“男爵”。此人的部门神通广大：耳目遍布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土和其他国家，甚至欧洲之外。许多重要情报都是从他那儿传到莫斯科的，1940-1941年苏联国防人民委员谢苗·铁木辛哥回忆：“我国驻伦敦武官的情报一到就立即报告我。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机关也提供一些材料给我们。毫不夸张地讲，其中某些情况似乎难以置信，甚至有挑衅性。然而，我们对这些情况的核查以及时间证明了它们大部分是真实的，准确程度令人惊讶”。

莫拉维克的手下通常在当地工作，如瑞典、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土耳其、瑞士和伊朗。此外，莫拉维克的伦敦情报站至少有一位苏联军情人员，名叫贝德里赫·比哈尔，是1939年红军第五局局长伊万·普洛斯库洛夫亲自派驻西方的。贝德里赫·比哈尔和妻子通过无线电与中心保持联络，战后（1966）被授予苏联一级卫国战争勋章。

苏联情报部门还与捷克斯洛伐克非共产主义抵抗运动的军事团体合作。苏联驻布拉格总领事馆人员莫霍弗（米哈伊洛夫）、雅科夫列夫、比尔（康拉德）或亲自、或通过中间人接触抵抗运动的个人和团体。所谓中间人之一是1937-1941年莫霍弗苏联情报小组成员：捷克斯洛伐克军情人员鲁道夫·叶德利奇克（又名约瑟夫·叶德利奇克，绰号“鲁迪”）。战争前夕大使给了他一部电台、密码表和发报时刻表（无线电呼号“马格达”），除自己的情报外，叶德利奇克还向中心传递其他间谍和抵抗组织的情报，包括与捷克流亡政府有关的组织，例如规模最大的”UVOD”（国内抵抗运动指挥中心）。

UVOD领导人1940年7月30日发给贝奈斯总统（伦敦）的电报称叶德利奇克是“我国少校，为他们服务的捷克人”。从1940年夏天开始UVOD和另一个军事组织PVVZ（“忠心耿耿”五人委员会）同苏联军事情报机关的联系更加密切，在此之前，抵抗运动的一位重要人物约瑟夫·巴拉班（“伯古什”）与代号“专员”的苏联情报人员（显然是苏联总领馆新闻专员库尔特·比尔）会晤，后者向巴拉班保证：苏联很愿意恢复捷克独立和保持两国友好关系。至于苏德冲突，已经迫在眉睫，有必要做好准备。“专员”提出了情报领域的合作方案，包括传递关于德国情报网络和反苏特务的信息、德国部队和机关在被保护国（被侵略国）的位置、斯柯达、ČKD、兹布罗约夫卡工厂军械制造（重点关注新型坦克下线）等信息，为苏联间谍铺设穿越苏台德地区进入德国的通道，与苏联建立可靠的信使和无线电联络，制定空投兵员和武器的计划，冲突状态下的敌后破坏行动以及苏捷两国间谍在德国境内的直接合作。

如此庞大的合作方案未必件件落实，在被保护国领土上最有效的做法是情报交换。UVOD传递给苏联同行的情报显示对苏战争将于1941年下半年开始，地面进攻前先实施强大的空中打击，此外还报告了德军向东部集结地移动的情况。此类文件中有相当准确的涉及被保护国领土上军械、燃料和其他物资运输的信息，关于纳粹准备在巴尔干发动攻势和在苏联活动的德国特务等信息也很有价值。1941年6月6日、14日，鲁道夫收到关于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新情报。根据4月27日的一份报告：纳粹禁止比尔森的斯柯达公司向苏联运送产品，给了它一个月时间办理苏联订单退款业务。

自1939年5月起，鲁道夫还从雅罗斯拉夫·帕普舍克（“博日卡”）手中获取关键情报。此人是历史学家兼政论家，也是非共产主义抵抗运动的一位重要成员，1936-1938年与苏联军情机关保持联系，他妻子纳杰日达全力协助丈夫的地下活动，包括担任联络员。战后（1948）贝奈斯写道：帕普舍克是了解德国对苏备战情况的最佳信息来源之一。

伟大卫国战争前夕

1941年1月12日，曾在波兰抗击德军，后被软禁在苏联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指挥官卢德维克·斯沃博达突然现身伊斯坦布尔，他向捷克驻土耳其武官（兼任捷克驻巴尔干地区军情负责人）格利奥多·皮克将军介绍说陪同他来的人是“莫斯科中心代表福金将军”，此行目的是商谈苏德战争前的情报合作。

克里姆林宫的使者究竟是谁？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官员弗兰季谢克·吉克（“斯托伊”）后来回忆伊斯坦布尔事件表示：“当时我正在生病住院，入院没多久斯沃博达来探望，告知我苏联内务部情报局长福金将军已经抵达伊斯坦布尔”。1941年2月之前这个职务的准确名称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五处（外国处）处长，正如我们今天所知，时任该职的是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京。此人后来荣获“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奖状，奖状写明“福金将军”，斯沃博达签名，证实了访问土耳其的就是他。

商谈从抵达次日开始，一直谈到1月23日。苏联方面出席的是菲京和驻伊斯坦布尔副领事维尔尚斯基（显然是列夫·彼得洛维奇·瓦西里耶夫斯基），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出席的是格利奥多·皮克将军及副手普罗科普·库姆波希特。据捷克斯洛伐克情报部门之报告，“福金”提出的主要建议涉及选派捷克斯洛伐克军事情报代表团进入莫斯科，“在苏联总参谋部指导下组织捷克境内、巴尔干和德国的情报活动”，以及在苏联领土组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军队（“在国际形势允许的前提下”）。

苏联将军要求尽快答复，因为他说德国对苏联的侵略“可能在几个月内发生”，并表示坚信自己祖国能够战胜德国、解放“捷克人民”。伊斯坦布尔会谈终于有了结果，皮克将军率领的代表团1941年4月底已在莫斯科开始工作，但直到同年7月18日两国在伦敦签署《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军事协定》后该代表团才正式宣布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第1军团第1独立旅第1独立营）1942年底组建，1943年3月投入卫国战争前线战斗。1945年红军解放捷克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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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1936-1946年抓获“间谍”人数概述

苏联情报员手册

如果您不爱吃肉，建议在节日餐桌上呈现一盘烤南瓜。这道菜既新奇又美味，无肉不欢的客人也会喜欢。

所需食材：

小南瓜：1个
绿葱：1棵
大蒜：1瓣
核桃：50克
肉豆蔻粉：1.5勺
奶油：300毫升
硬奶酪：50克
植物油：20毫升
盐、胡椒粉：酌量
绿色蔬菜：点缀用

步骤：

绿葱细切，下油锅煸炒。

奶油和肉豆蔻粉、大蒜碎、盐、黑胡椒粉混合搅匀，加入炒好的葱花。

烤盘底部倒一点奶油，放一层南瓜片和碎奶酪，再倒奶油，再放南瓜片和碎奶酪，直到装满。保证最顶层是碎奶酪和碎核桃。

使用蒸汽烤箱，100℃烘烤四十分钟。撒绿色蔬菜点缀。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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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过去常吸‘自卷烟’。劳累一天之后，老头子喜欢坐到门廊台阶，边卷烟边咕哝些什么。只见他摸口袋掏出一张报纸，仔仔细细把烟丝包进去。身为小孩，我被这一幕深深吸引住了。爷爷慢悠悠卷着，有种特别的安详感，天色暗下来的时候点燃烟卷，一团烟雾笼罩全身。也许这就是我至今喜欢纯粹烟草的原因吧”。

苏联的香烟品牌比香肠、伏特加等各种消费品更多，什么“爪哇牌”、“首都牌”、“宇宙牌”、“阿波罗-联盟牌”、“普里马牌”、“莱卡牌”……无论吸烟或不吸烟者人人耳熟能详。尽管可选项如此丰富，许多烟民仍对劣质烟草的糟糕口感深恶痛绝。国内卷烟厂有公家支持，不愁卖也不愁买，直到1980年代末不祥的改革降临，全联盟大规模烟草危机随之而来。

20世纪初俄罗斯人抽烟的不多。“一战”时期情况起了变化，“人民的尼古丁”被赋予崇高国防意义，从高层到民间人人烟不离手。苏联成立头几年烟草严重短缺，国家领导人立刻意识到烟不够抽将引发动乱，迅速着手振兴烟草工业。

但苏联香烟史实际始于伟大卫国战争之后。战争期间六分之一国土上出现了盟军和德国侵略者的盒装烟，之前几乎完全是手卷烟、马哈烟和纸管烟(Папироса)的天下。1966年各种香烟拥有了符合国际标准的滤嘴和尺寸，先驱者是莫斯科“爪哇”卷烟厂出品的“爪哇”牌。（译注：该厂1864年成立，1912年开始使用印尼爪哇岛的烟叶，故名。1918年国有化，1920年印尼工人代表团来访，为加强友好关系，沿用旧称）短短九年之后，工农国家苏联成为世界第三大香烟生产国，仅次于美国和中国，每年制造3650亿支，约占全球总产量十分之一。

烟的白雾

量大未必品质好。苏联卷烟厂的产品往往潮湿易熄灭，必须频频抽吸，原因是配料不含助燃成分。而且通常卷得太紧，吸第一口前要用手指揉捏。

为进一步丰富国内烟民选择，为他们提供更高档产品，政府从1970年代开始进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香烟。保加利亚烟脱颖而出，他们的“女服务员牌”、“罗多彼牌”、“ВТ牌”和“蛋白石牌”等明显优于国产货，广受苏联烟民青睐。但真正令“鉴赏家”们击节称赞的是遥远古巴舶来的稀罕货，味道出奇浓烈，带雪茄风味——因为是用卷制雪茄的残渣制作的（有些人受不了，味儿太冲了）。

另一方面，苏联香烟（确切说是香烟包装盒）构成了一部国家生活百科全书，既可研究官方史和意识形态之特殊性，亦可研究地理学和社会学。不仅有纪念太空飞行、节日、各共和国大城市和地区的品牌，从诗人到矿工几乎各阶层人士都有自己的“专属香烟”。名称望文知义、一目了然：“狩猎牌”、“旋律牌”、“内河航务局牌”、“南方牌”、“北方牌”、“航线牌”、“近卫军牌”……当年甚至有一种基辅卷烟厂出品的“老板牌”，叹为观止。

烟的秘方

苏联卷烟厂根据烟草的等级和味道浓淡给产品标注等级（1-7级），但消费者选购并不看等级，只看厂家和包装软硬。绝大多数吸烟者都同意：同一品牌香烟，硬纸盒的比软纸包的更好。

叶夫根尼·雷日科夫在基辅从事IT行业，曾是一名老烟民，后来下决心戒了。他说抽遍乌克兰各卷烟厂产品，基辅和利沃夫的品质上乘，最好的被认为是首都某个厂甚至具体某个车间出来的硬纸盒香烟。莫斯科、列宁格勒香烟足堪与之媲美，但乌克兰不容易买到，著名的“爪哇牌”对基辅市民而言属于“异国珍品”。

反过来，俄罗斯人则对乌克兰烟致以敬意。原先住在捷尔诺波尔的基辅市民阿列克谢·瓦辛回忆：“莫斯科朋友以自己的‘爪哇’为荣，试过利沃夫香烟之后表示还不错，挺好的。但跟‘爪哇’比起来……我可以再抽两根品品吗？”

瓦辛补充说：利沃夫出产的烟味道柔和，“轨道牌”略带甜香，而“利沃夫牌”如果干燥充分不潮湿的话，还会带点儿其他特殊滋味。“缺钱的时候我就买‘普里马’。记得曾经靠每天45戈比活了一星期——2包‘普里马’、2杯克瓦斯，1盒火柴。浪漫！”

雷日科夫偶尔也会放纵一下：父母家酒柜藏着正牌进口烟，他悄悄偷着抽。那些年美国烟是成功人士身份象征，原装“万宝路”或“骆驼牌”只能找投机商花大价钱购买，一包10卢布，约等于苏联工程师月工资的12%。

但苏联确实有打得过外国烟的高级货，我指的不是“基希讷乌万宝路”，那是在摩尔达维亚首都特许生产的。瓦辛回忆：“我有一位同班女同学，爸爸绝对算个人物。某次她请我抽一种基辅烟，丝毫不输‘首都牌’。而且外边买不到，仅限特供商店销售。怎么说呢……万宝路之类的跟它一比就像狗屎。”

瓦辛从苏联时期在哈萨克斯坦工作的同事口中得知党的领导人特供香烟是如何生产的。精英“肺癌棒”的烟叶由特殊小组负责采摘，严格遵照时间表，天未亮进入种植园，只取最顶端三片叶子，见晨露即回。勃列日涅夫专用摄影师穆萨埃良说，因为勃列日涅夫戒不了烟，特地为他制作了加长滤嘴的，可人家根本不碰，只抽“新奇牌”。但勃列日涅夫等极少数大官享用的“新奇牌”本身就是特供品，普通老百姓在市面购买的“新奇牌”仅仅名称相同而已。

早在1980年代初无滤嘴香烟已被公认为“穷人烟”，士兵、贫困大学生和部分老烟民借此续命。后者多半是战时和战后马哈烟熏陶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一天抽几包，他们眼里即便带滤嘴的烈性烟也不过是“女士消遣品”而已。

烟的创作

香烟不仅是苏联人生活必需品，也是幽默的灵感来源。品牌名称被冠以绰号，拿它们编段子说笑话。以最受欢迎的保加利亚烟为例，“女服务员牌”别名“泼妇”，“ВТ牌”的缩写引申为“人行道小公牛”，“希普卡牌”由于烟盒印着方尖碑唤作“烈士公墓”，“图-134牌”最精辟：“起飞死”。亚洲友好国家如中国、越南和朝鲜的香烟遭人嫌弃，其中越南烟因味道可憎被称为“胡志明的包脚布”，以此怀念越南民主共和国第一任主席。

除了鄙俗滑稽绰号，香烟还成为街头传说的一部分。许多烟民相信撕开硬盒装“宇宙牌”侧面，有机会找到两层纸之间的特殊标记，如果集齐若干个这种标记，可以到书报亭兑奖，就像中彩票。有人告诉我，他曾撕开一盒“宇宙牌”，发现侧面印着一条方程式，据说解开方程即可“再来一盒”。然而他从未成功，亲戚朋友也都解不开。

最后一口

到了改革危机和物资全面短缺时代，苏联烟民发现整条香烟（20盒）变成某种硬通货，常用于支付商品或服务费用。香烟地位陡增的原因很简单：当时这种大包装十分稀罕，合法销售的香烟凭票限购五盒。投机商或认识卷烟厂职工者私下贩卖，开价不菲，而且往往不是正规包装，自制纸筒每筒20支。投机商还出售另一种未切割的香烟，即所谓“报废品”，在黑市按卷或称重贩卖。雷日科夫回忆：“那年月你实际能买到一米长的香烟，唯一问题是不带滤嘴”。烟草制品短缺最严重时，精明的苏联公民甚至出售烟屁股，半升罐装的卖3卢布。

卷烟厂产品也越来越差，厂家千方百计削减成本，纸滤嘴代替绵滤嘴，几乎不烘烤烟叶。苏联香烟至此气数已尽，最终被外国货彻底挤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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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鸡尾酒极简史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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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丘鲁帕(А.Д.Цюрупа 1870-1928)，布尔什维克，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

苏联第1-4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3—1928)。国内粮食专政发起者（1918.5.13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法令通过），征粮队(продотряд)和“贫农委员会”组织者之一。 РСФСР第三任粮食人民委员(1918-1921)。

1939年电影《列宁在1918》中，原型为亚历山大·丘鲁帕的角色饥饿晕倒。那么，这事果真发生过吗？

1991年八月政变后曾组建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保密的列宁文件，历史学家、党校教师阿纳托利·拉特舍夫是委员会顾问之一。内部档案馆的文件令他大吃一惊，后来接受一次采访透露其中部分内容。

但今天我们只谈一个话题，就是这位历史学家介绍的领袖（和领袖们）的盛宴，即列宁时代克里姆林宫大量供应红、黑鱼子酱、熟食鱼和各种小点心的事实。当然，某些布尔什维克分子、虔诚相信粮食人民委员丘鲁帕“饿晕”、困难年代列宁喝胡萝卜茶啃面包的人，早就宣称此次采访是卑鄙谎言，根本没有这号“历史学家”。

1920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立了一个由М.К.姆拉诺夫领导的专门委员会，检查克里姆林宫住户的特权。这种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那个短暂的党内民主阶段确实发生过——党的基层组织有权要求成立委员会检查他们的领袖。

当时克里姆林宫内常住1112人，其中58人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外加125名职工。姆拉诺夫委员会检查这些人居住条件，发现党的领导干部不仅雇保姆（如果有小孩的话），还有佣人。为了多占公寓房间，其他城市的近亲、远亲都被登记在册。（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 全宗17.目录84.卷111.31页）

检查三餐发现，领导干部食品供应方式分两种：1.在克里姆林宫食堂就餐，2.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给养处仓库领取。品种包括肉类、野味、鱼类、谷物、土豆、油脂等。此外还为值班人员和加班人员（几乎包括全体领导干部）提供黄油、肉、奶酪、火腿、香肠、鸡蛋、沙丁鱼、黑鱼子酱等（同上，23页）。

此处插一句：据加米涅夫儿媳加林娜·克拉夫琴科的回忆，1920年代末每人每月午餐费是500卢布；她出门旅行，领取二人份午餐，但食物太多足够九个人吃。克里姆林宫住户的午饭必有0.5千克黄油及同等分量黑鱼子酱，午餐之外也可领取“干口粮”，包括熟食鱼、炸肉排、酒、糖果。仍不够的话随时订货。

继续谈姆拉诺夫委员会，1921年2月检查发现下列家庭定期在人民委员会食堂用餐：列宁家吃双人餐、尼古拉·克列斯京斯基家双人餐、卡尔·拉狄克家三人餐、加里宁家五人餐、托洛茨基家五人餐、加米涅夫家五人餐、阿列克谢·李可夫家五人餐，卢那察尔斯基家和粮食人民委员丘鲁帕家吃七人餐——别笑，他家人口多，无可指责。患病的领导有权加餐，加米涅夫屡次装病（同上，15页）。

午餐之外还有早餐、晚餐，姆拉诺夫委员会同样予以检查，得知1920年11月列宁家领取24.5千克肉、60枚鸡蛋、7.2千克奶酪、1.5千克黄油、2千克颗粒鱼子酱、4千克黄瓜、30千克面粉及谷物、5千克糖、1.2千克水果糖块、1千克猪油、100支香烟（同上，08页）。至于丘鲁帕，连续两天（11月3日、4日）从仓库领取20千克面包、8千克肉、5千克糖、3.4千克奶酪、1.2千克咖啡、22个罐头、4千克苹果等（同上，13页）——照此看来，“饿晕”显然不太可能吧。

克里姆林宫住户最“俭省”的要数斯大林，1920年11月仅领取4千克面粉、2千克肉、800克盐、2千克糖、1.6千克黄油、1.2千克奶酪、1.2千克稻米、50克胡椒粉（同上，13页）。部分原因或许是1920年斯大林夫妇只有一个儿子，次子和女儿尚未出生。

委员会核算休假费用发现其他领导人到海滨休假的开销比斯大林多5倍甚至10倍。领导人本人及家庭成员滥用公务车的情况显著，包括列宁家、托洛茨基家、加米涅夫家、丘鲁帕家……卢那察尔斯基家尤其突出：1920年7月用车38次，260小时15分钟行驶2640俄里。季诺维耶夫、布哈林和斯大林该月仅用车一次，行驶35-60俄里（同上，62页）。

姆拉诺夫委员会认为查明的上述情况违背共产主义道德，要求整顿领导干部享受之特权，对仓库发放物资数量设定限额，并建议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宣读报告。但1921年正值国内战争、饥饿、燃料供应短缺，年初彼得格勒工人大示威，加之喀琅施塔得起义，报告最终未公布。开完大会，4月份丘鲁帕心脏病恶化送德国医治，1928年在福罗斯休假期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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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斯大林生活待遇管窥

战前苏联上等人的生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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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琳娜·克柳科娃

一百五十年前乌克兰都城曾被称作“教堂和妓院之城”，卖淫业正经历它的黄金时代。

宽容之家

19世纪初提供有偿性服务尚不合法，但基辅已经出现了卖淫女聚居区，其中之一距离修道院不远，莫斯科街和奥梅利亚诺维奇-帕夫连科街（原苏沃洛夫街）附近。这个地方名曰“克雷斯蒂”，在此居住、工作的年轻女子就被叫做“克雷斯蒂妞儿”，主要客户群体是附近军营的兵卒。

从外表看，她们与寻常的城市妇女别无二致——当时基辅还没开始流行西欧服饰，所以“克雷斯蒂妞儿”穿得就像果戈里笔下女角色：花衬衫、方格裙或羊毛长裙。她们各自住在小木屋，男人登门不仅仅为了求欢，也想短暂享受家庭温暖。嫖资甚至可以用食物支付，比如自制灌肠、猪油和伏特加。进了屋，吃一桌好饭菜，睡一宿女主人，当修道院钟声敲响第二下，昨晚热情的女人拉开帘子，把客人推到街上。

1843年，“人类最古老职业”发展到新阶段，女性卖淫被朝廷非罪化，但前提是受严格监管。由于暗娼导致性病流行，官府深感头疼，所以那时候出现了第一批妓院，即所谓的“宽容之家”，经营者必须是30-60岁妇女，卖身者定期做体检——警察收走妓女的证件，另发“黄票”，注明姓名、职业并附照片，还有一栏供医生填写健康检查结果。妓院禁售烈酒，可惜这项规定往往得不到执行。另一项规定是妓院地址必须远离教堂、学校和法律机构至少300步。

基辅市内第一片“红灯区”位于安德烈斜坡，圣安德烈教堂的神甫对此义愤填膺，试图规劝妓女从良，好话歹话说尽。小妞儿们投桃报李，以一种别出心裁方式作答：又一个暴风雨之夜后集体进教堂忏悔，详细讲述自己的“罪孽”……

后来穆拉维耶夫将军在安德烈山对面买地置宅，希望有个清静环境，凭借与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私人交情迁走妓院，从而结束了这条街的不光彩历史。部分妓院搬到“沟后”，也就是上瓦尔街、下瓦尔街一带，赫鲁博奇察河流经之处。其他妓院则搬到拉丁区（舍甫琴科大学红楼附近），因为学生哥是主力客户。

1885年另一桩丑闻迫使基辅的妓女再度外迁：民间传言基辅省长谢尔盖·古季姆-列夫科维奇死在某窑姐床上，当局虽极力掩盖，但羞耻的悲剧根本瞒不住人，遂决定把妓院继续往市郊撵。驿站街居民主动提出愿意接纳风月女子落户。一种说法认为，从街道名称看这边儿住的多数是马车夫，随着铁路发展，畜力交通式微，收入下降，房子租给老鸨无疑更有利可图。19世纪末驿站街遍布娼馆，亚历山大·库普林小说《亚玛街》即以此地为背景。

孤勇者

法律禁止妓院外卖淫，可总有人情愿私下接客，这就需要开动脑筋吸引客户了。一些“流莺”在娱乐场所周边徘徊，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今天迪纳摩体育馆位置上的“百花城堡”俱乐部，看见合适男人就缠住媚态百出。“库库什金娜别墅”（无家可归者聚居地）的卖淫女则引诱男人走出马林斯基公园，因为禁止她们入内。有人说库库什金娜别墅之名即来自躲在树后嗲着嗓子学布谷鸟咕咕叫的女人。（译注：另有说法称小酒馆女老板叫“库库什金娜”，她跟做皮肉生意的井水不犯河水）

1878年市杜马从波迪尔区迁至赫雷夏蒂克广场（今独立广场），大约同时期赫雷夏蒂克街出现了站街女，自觉在街边排成一条线。尽管她们很容易被识别出来，但基辅的良家妇女仍然避免孤身从这儿走。另一类站街女是带小姑娘的妇人，自己没生育的花钱租孩子，全身黑衣，扮演一种“体面寡妇”形象。男人找这样妇女搭讪似乎更容易些，请她吃顿饭，回家深入交流。次日天亮，赠予“车马费”若干。

至于廉价的“苍蝇馆子”，食客们常常会遇见“饭馆女士”，大大方方要求男人请她们喝酒。此类女士多半以“女歌舞演员”或“假日演员”自居，毕竟二流女艺人赴外省演出属于司空见惯之事，演出结束玩几天没什么大不了的。顺便说一句，马车夫也会用“女声合唱”招徕客人坐车到“女演员”出没的饭馆。

私娼、暗娼卖身的另一种隐秘地点叫“矿泉水店”，顾名思义，对外宣传销售矿泉水或克瓦斯，但熟客想买烈性饮料的话，请跟随热情女店员往后头走。

职业精英

可想而知，革命前基辅的大多数窑姐儿和站街女不具备较高的教育和文化程度，普遍出身残破家庭或失地农民，迫于贫穷卖淫。甚至有被亲戚和原雇主强拐硬拽来的。所以有文化的少女身价倍增，老鸨子千方百计勾引她们下海为娼，勒索、威胁无所不用其极。警察曾查获米哈伊洛夫街某淫窟，一个名叫克列缅京娜·韦希瓦塔娅的女人打着牙科诊所幌子开办非法妓院，容纳几位正派家庭的女子接客。不知什么原因促使她们走上这条路，家里缺钱吗？渴望冒险吗？

文化妓女中最贵的要数“布谷鸟”，也叫“山茶花”，言谈举止文雅，衣着打扮时髦，陪伴上流阶层有钱佬出入沙龙和剧院。带这种女伴招摇过市不仅不丢脸，反而可以显摆炫耀，例如决斗中打死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的尼古拉·马丁诺夫在基辅“服刑”期间，公开带着某著名“山茶花”逛公园散步。

“山茶花”登峰造极者，如基辅交际名媛艾米莉亚·斯韦伊科芙斯卡娅，甚至在情人（基辅总督德米特里·比比科夫）安排下成功嫁给波兰贵族大财主梅奇斯拉夫·波托茨基，还收了波托茨基一百万卢布“生儿子钱”。儿子出生后两人闹翻，婚姻濒临破裂，尼古拉一世皇帝降旨流放波托茨基去萨拉托夫（译注：罪名是行为不端，此人一贯惹是生非），斯韦伊科芙斯卡娅在基辅跟比比科夫旧情复燃。但到了生命最后阶段，夫妻重归于好，共同逃亡巴黎并走向坟墓。

无法回头

另一方面，虽然妓院一本万利，但真正赚钱的仅限经营者，卖身者处于半奴隶地位，事实上无力脱困。此外，父权制社会鄙视妓女，惟极少数被富豪包养者能够抬起头做人。

找妓女玩耍一小时的费用取决于妓院档次。在那些白色家具、镀金窗框的精装修妓院，一个女人收费3卢布，略低档的收费2卢布，最低等娼馆花1卢布即可开心一次。而且场所等级不同，妓女每晚接客数也不同：收费昂贵的每人每晚接客4-6名，便宜的每晚多达十几名。所得嫖资老鸨抽成四分之三维持运营，余钱换成“消费券”，用于支付食物、衣裳和鞋子等费用。多数时候妓女很快就会欠下老鸨巨额债务，纵然有富翁替她赎身，等人家玩够了，结局往往是被踢回“原单位”或沦为更低等烂货。

所以从事卖淫这一行纯属吃青春饭。性病和意外怀孕侵蚀着她们的身体，由于行贿受贿，官方医生的体检多半流于形式。绝望的妓女尝试不借助医疗手段堕胎，敢于采取最危险手段，三十岁年纪事业乃至生命就早早告终了。

1917年之后基辅的妓院渐渐消失，德国占领期间短暂开张两家以满足军人需要，皆白天营业，官兵凭票来嫖。第一家位于弗拉基米尔斜坡，今“国家爱乐厅”楼内，第二家在萨克萨甘斯基街72号，今市立皮肤病性病防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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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杀人犯尼古拉·拉德克维奇

知情者谈为克格勃工作的失足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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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东·利亚古什金（机械制造工程师）

1991年6月7日本来可能成为乌克兰铁路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若非赫尼万车站工作人员敬业、机敏和英勇献身，事故遇难者恐怕多达几百甚至上千……

1991年6月初，我和妈妈乘坐“利沃夫”91/92次列车前往基辅（当时途径捷尔诺波尔和日梅林卡），由于种种原因严重晚点近两个小时，天亮才驶入赫尼万站。机车头发出一声长鸣，缓缓减速。12岁的我透过窗玻璃看到外面散落的煤块、残破的车厢和站台，混凝土枕木和支座横七竖八。妈妈问女列车员发生了什么，答：“出大事儿了……本来会更大的……”

许多年后我访问退休铁路工人弗拉基米尔·科洛托夫金，了解到这次铁路事故的一些细节。

1991年6月7日晨6时05分，一列45个车皮组成的满载煤炭的3225次货运列车抵达西南铁路局日梅林卡站，在这里做例行检查并更换机车头。事后查明本站值班员瓦莲京娜·基利亚耶娃指示信号员玛丽亚·马祖尔安装三个制动块，但未确认执行，10分钟后照常通知机车司机可以摘钩。玛丽亚·马祖尔承认跑去灌木丛方便了，根本没放制动块。车厢检查员В.С.米哈伊洛夫斯基和Б.М.什普利亚尔毫不知情，松开刹车进行他们的工作。

从日梅林卡延伸至文尼察方向的铁轨有自然坡度，脱离机车头的煤炭车厢缓缓溜逸。米哈伊洛夫斯基和什普利亚尔察觉险情，迅速警告值班员基利亚耶娃，基利亚耶娃立即通知距离七千米的布莱洛夫站值班员科兹洛夫斯基（布莱洛夫站位于日梅林卡站和文尼察站之间）。调车机车司机契斯季雅克目睹串联车厢溜逸，也迅速通知调车员和基利亚耶娃。那么，最早知晓这次事故的人除了基利亚耶娃，还包括车站调度员沃伊托夫、调车员库兹米奇和日梅林卡站另两位值班员斯洛博江和谢罗娃等。大家一时手足无措，忘了赶快扳道岔把煤车引入尽头线（也叫死岔线），那样的话事故结局将只是车厢慢速脱轨而已。另外，派出内燃机车拦截溜逸煤车的尝试也未成功……

这时正在布莱洛夫站内的625次旅客列车（基辅-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基）收到煤车溜逸警告。该车显然严重延误了，因为按照时刻表它早就应该驶过日梅林卡站并经由1号铁轨通过比留列夫站。3号、4号铁轨停着未挂机车的货运车厢。由于36次旅客列车（敖德萨-基辅）即将进入2号铁轨，布莱洛夫站值班员科兹洛夫斯基立即命令625次列车发车，腾出空间让溜逸煤车通过。又命令车厢挂钩员沃洛沃德在1号铁轨安装制动块，尝试将煤车拦截在布莱洛夫站内。

挂钩员尚未来得及安装制动块，晨7点溜逸煤车高速通过布莱洛夫站。众人束手无策，科兹洛夫斯基只好将情况通报日梅林卡区段调度员帕热特诺娃。赫尼万站、秋什基站、文尼察站工作人员也收到科兹洛夫斯基发来的事故信息，警报系统随即启动。赫尼万站值班员科瓦利斯卡娅07:02得知煤车溜逸失控。

雪上加霜的是，9号国际快车（莫斯科-贝尔格莱德）刚刚以53千米时速通过赫尼万站驶向日梅林卡站，并且与溜逸煤车同在一条铁轨。后者时速已经高达100千米，一旦迎面撞击载有九百多名旅客的9号国际快车，死伤将难以估算！

07:03国际快车司机收到紧急制动指令并执行，遵照调度员指令高速倒车约两千米返回赫尼万站1号铁轨，停靠站台。日梅林卡区段调度员帕热特诺娃与赫尼万站值班员科瓦利斯卡娅考虑在秋什基站进行拦截的风险太大，决定利用赫尼万站2号铁轨实施拦截。于是派遣调车员沃洛季米尔·克罗诺兹冒着巨大风险安装制动块，迫使溜逸煤车停在2号铁轨。同时指示一台调车柴油机车（司机萨夫琴科）摘钩并缓缓开到坡道低处。至于煤车一旦溜入文尼察站会发生什么，大家想都不敢想。

07:09失控煤车高速溜入赫尼万站。第一节车皮因速度太快直接侧翻，其后所有车皮跟着倾覆。煤炭和金属“巨浪”在惯性作用下向前移动，席卷一切。萨夫琴科成功逃跑，柴油机车和未摘钩的五节车厢随即被挤压变形。不幸的是，在2号轨道奋力安装制动块的调车员沃洛季米尔·克罗诺兹无法及时逃离，以身殉职。

事故最终造成1人死亡。约300米铁轨、500米接触网、5个道岔被毁，一台柴油机车和47节货运车厢（42节煤炭+5节钢筋混凝土构件）完全报废。按1991年物价计算经济损失约130万卢布。

据说9号国际快车上很多旅客目睹此情此景，吓得精神崩溃、大喊大叫。但他们得救了！为此要衷心感谢值班员科瓦利斯卡娅、司机萨夫琴科和罹难的30岁调车员克罗诺兹。

春去秋来，社会大众对西南铁路局赫尼万站事故仍然知之甚少。现场至今矗立一座朴素的沃洛季米尔·克罗诺兹纪念碑，上面刻着：“献出自己生命，挽救几百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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