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史书记载：1941年11月，红军潘菲洛夫师（步兵316师）28名战士在杜博谢科沃铁道站附近顽强阻击德军坦克部队进攻。战斗幸存者之一名叫伊万·多布罗巴宾，曾因其壮举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然而他在战后却被判刑，这是怎么回事？

多布罗巴宾1913年生于哈尔科夫省佩列科普村，本姓多布罗巴巴。21岁迁居吉尔吉斯，在当地一家报社当摄影师。

据其本人自述，曾于“1937~1939年在红军服役，参加诺门罕战役并负伤”——但部队档案找不到此项记载。伟大卫国战争开始后，1941年7月他应征上前线，编入伊万·潘菲洛夫将军指挥的步兵316师。

1941年11月16日，多布罗巴宾中士随部队位于沃洛科拉姆斯克郊外的杜博谢科沃铁道站。进攻莫斯科的德军坦克师迎面扑来，于是战斗爆发，日后多布罗巴宾声称他击毁了四辆坦克、三辆装甲运兵车。

苏联军方起初认为多布罗巴宾和全连战友统统战死，1942年7月追授所谓“28勇士”“苏联英雄”称号。但多布罗巴宾侥幸生还，从昏迷中苏醒发现自己深陷敌后。

他的遭遇从此开始变得模糊。根据乌克兰第2方面军反间谍部门首长科瓦廖夫中将的报告描述，多布罗巴宾步行数天，误打误撞走入布良斯克州，被某个号称“瓦夏叔叔”指挥的游击队收留。

报告后面的内容犹如惊险电影情节。称多布罗巴宾随游击队作战、被俘，趁着苏联飞机轰炸的机会逃脱，遁入密林。后来再次被德军俘获，押送斯摩棱斯克，结果他又幸运脱身，藏在白俄罗斯森林中，设法抵达敖德萨州塔拉索夫卡村，在那里从事农业生产。

后人考证发现，多布罗巴宾在游击队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存在多处矛盾。

1947年11月的刑事侦查档案则有另一番描述：称多布罗巴宾昏迷苏醒后被德军俘虏，1942年初跳火车逃跑，至迟6月在哈尔科夫州佩列科普村（译注：他老家）现身，因受到“遣送德国”的威胁，自愿加入辅助警察部门帮侵略者维持秩序，工作内容包括巡逻、守卫仓库、搜捕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等。1943年8月德军撤离，该村最终被红军解放，多布罗巴宾担心自己通敌的黑历史被揭发，遂逃往敖德萨州亲戚家。

1944年3月敖德萨解放，多布罗巴宾隐藏了过往经历再次参军奔赴前线。1944年8月他从家信中意外得知自己被追授“苏联英雄”，曾向师政治部门提交报告。多布罗巴宾战斗表现优秀，参加过雅西-奇西瑙攻势、布达佩斯战役、维也纳战役，多次获勋，1945年5月在因斯布鲁克结束伟大卫国战争，复员回到吉尔吉斯。1947年末因叛国罪被捕，押回哈尔科夫老家以便实地侦查。

1947年12月16日的审讯档案显示，多布罗巴宾承认当过德军的乡村警察，但表示自己别无选择，如果拒绝将被遣送德国强制劳动。他向调查人员保证从未杀害或出卖任何同胞，一直在虚与委蛇，等候游击队或红军大部队到来。

可惜法院不相信他的故事。1948年6月9日多布罗巴宾被判处15年徒刑，剥夺一切荣誉和勋章，押赴下诺夫哥罗德某劳改营服刑。

1951年他首次提出宽大处理的申诉，被驳回。1954年斯大林死后他再次提出申诉，1955年3月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改判7年徒刑，并从劳改营释放。

1960年代末多布罗巴宾主张应当为他平反，认为参加解放欧洲的战争足以赎抵通敌罪过。1980年代改革开始后媒体积极讨论多布罗巴宾案，尽管有多方记者支持，但1989年苏联军事总检察院调查后拒绝了平反要求。

1993年乌克兰最高法院裁定撤销对多布罗巴宾的原判决。但多布罗巴宾拥有俄罗斯国籍，俄联邦军事总检察院并不支持该裁定。

1996年12月伊万·多布罗巴宾在齐姆良斯克市逝世，毕生未能彻底洗清“通敌合作”污点。

在当代俄罗斯、尤其在乌克兰史学界，对多布罗巴宾的态度和描述截然不同。某些人坚信他是叛徒，与侵略者合作就该唾骂；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客观环境的牺牲者。

科技发展到二十世纪，人类毁灭同类的方式可谓花样百出。其中极权主义政府最可怕的发明之一是“毒气杀人车”，使用发动机废气窒息“乘客”。很少人知道，早在德国法西斯广泛应用“移动毒气室”处决“人民公敌”之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高官伊赛·贝格就已想出这一招了。

1930年，名为“国家恐怖”的飞轮在苏联六分之一人口的头顶越转越快。无数个三人小组宣布了无数起死刑判决，以至于“契卡”行刑的速度跟不上死囚增加的速度。

以莫斯科地区为例，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部枪毙小队被迫以“斯达汉诺夫式”的效率密集行刑，该州遇害者数量竟占内务人民委员部杀人总数三分之一。且不是个别处决，而是每天拉一批人到布托沃射击场，排队枪毙、掩埋。比如1937年2月28号一天时间就杀了562人。与此同时，枪毙小队的刽子手人数却始终未超过5~7人，死囚发起暴动、抢夺武器、占领射击场的风险与日俱增。

后来，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行政管理部门首长伊赛·贝格提出的方案解决了这一难题。他建议用卡车运送死囚，外观与拉面包的厢式卡车一模一样。此举益处有二：首先外界看不见死囚数量，其次给人造成国内食品充足、“面包车”满街跑的印象。按照“贝格方案”，死囚（每次五十名）强迫脱光衣服（财物被契卡官员私分），绑手堵嘴塞进卡车货厢，然后导入发动机废气。卡车行驶至目的地，即便个别死囚一息尚存，也已经丧失抵抗力，可以轻松令其跪在乱葬坑边。开枪前往往还会对“人民公敌”拳打脚踢，契卡官员鲍里斯·罗德斯尤擅此道。

伊赛·贝格发明毒气杀人车短短两年之后，他自己也迎来了必死命运。当时拉夫连季·贝利亚取代叶若夫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决定再次清理部门内的“旧人”。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入党、拥有“契卡光荣分子”奖章的伊赛·贝格根本无法凭借年资和苦劳挽救自己。

于是这位行政管理首长因“粗暴对待同事”的理由被捕。侦查期间，某个姓卡列特尼科夫的人指认贝格是潜伏在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的托派分子。审讯中贝格发明“移动毒气室”的事实浮出水面，其本人也不否认曾“组织使用机动车辆执行判决”。当然，这个小细节在案件里显得微不足道，因为那时候根本无人追究国家安全机构的“残忍”行为。1939年3月7日伊赛·贝格以“恐怖分子阴谋家”的罪名被枪杀，葬于首都顿斯科伊公墓。1962年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为其平反。

1973年5月18日，当地时间上午九点多（莫斯科时间凌晨三点多），赤塔市郊约100千米地方的伐木场工人正在作业。忽听天空一声巨响，本能地抬头观望，赫然看见飞机碎片和人体从空中四散坠落。这一幕令他们终生难忘……

与此同时，赤塔机场调度员正用颤抖的手指打电话报告：苏联民航109航班在雷达屏幕上突然消失！他很清楚发生了什么，因为数分钟前刚刚收到飞机遭劫持的消息。

遭劫持的Tu-104A客机尾号42379，前一天18:12从莫斯科起飞，目的地是赤塔。途中降落三次，一切都很平静。第三次降落在伊尔库茨克机场后，轮班机组成员登机继续飞往赤塔。机上共81人，包括9名机组成员及4名儿童。该型号飞机原本只有70个座位，经过改造可容纳85位乘客。当时这架飞机已飞行了19329小时、8841次起降。

当飞机进入赤塔航空管制区，调度员允许飞行员下降至3900米高度。然而短短四分钟后（莫斯科时间03:36），机载无线电连续三次发出遇险代码，接着飞行员告知调度员：客舱内有人要求改变航线，机组将维持在6500米高度。正当调度员向上级汇报情况时，再次传来遇险代码，意味着情势陡然加剧，之后Tu-104的雷达光点化为“云雾状”，随即消失……

一个半小时后，搜索直升机在赤塔以西97千米处发现飞机残骸散落10千米范围内。这表示飞机空中爆炸解体，不可能有人生还。随后赶至的搜救人员从地面和树顶收殓了乘客和机组成员尸体。

伐木工人的目击证词也确认飞机凌空发生爆炸。事故原因直接指向恐怖袭击。

1970年10月布拉金斯卡兹父子成功劫持一架An-24客机飞往土耳其，空姐娜杰日达·库尔琴科遇害，导致苏联修改民航安全条例。三年后再次发生类似案件，且导致大量人员死亡，政府感觉难以向人民解释，于是严密封锁消息。结果多年后传出流言，称109航班遭到军机或防空导弹射击坠毁。这实际上不可能，因为即使当局决定击落即将跨越国境的被劫持航班，也无法在警报发出几分钟内“火速完成”。

1970年布拉金斯卡兹案发生后，政府秘密规定：沿国境线飞行的航班必须有内务部或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便衣官员随行。5月18日随行109航班的是警察少尉弗拉基米尔·叶日科夫。地面搜索过程中发现他的配枪，弹匣少了两颗子弹。

死亡乘客中有一男子，后背左下肋骨区域有两个弹孔，查明其身份是1941年出生的成吉斯·尤努斯-奥格雷·勒扎耶夫。难道他就是恐怖分子，所以警察向他开枪吗？或者，弗拉基米尔·叶日科夫瞄准别人，却不幸误伤成吉斯·勒扎耶夫？

侦查人员进入勒扎耶夫的住所搜查，很快确认他就是恐怖分子。房间内起获爆炸装置和松发引信——也就是按下后必须保持按压，否则引爆。尚不清楚勒扎耶夫带上飞机的炸弹是否采用了松发引信。随着调查深入，劫机者动机逐渐明朗。成吉斯·勒扎耶夫生于基洛瓦巴德（今阿塞拜疆国占贾市），毕业于第比利斯，梦想成为外交官。为此他曾到莫斯科报考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可惜未被录取，因其包括俄语在内的语言能力较弱。

勒扎耶夫考学失败，应征入伍当工兵，退役后靠着某种差事为生，但始终未放弃自己的外交梦。勒扎耶夫的一位熟人表示：劫机发生一周前他忽然谈起要移居中国。熟人听闻这话一笑置之，毕竟大家早就习惯了成吉斯的古怪行为。万万没想到勒扎耶夫当真买了109航班的机票，手里拿着一包东西从伊尔库斯克登机落座。抵达赤塔前夕他叫来空姐，表示自己有炸弹，命令改变航线。

专家还原现场情况认为，空姐将劫机消息告知机组人员，很可能也悄悄通知了警察。或者，弗拉基米尔·叶日科夫目睹或听到勒扎耶夫的企图，职责要求他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制服罪犯。然而机上警察只在万不得已时才能开枪。叶日科夫极大可能去抢夺炸弹，却被甩脱，勒扎耶夫跑向驾驶舱，叶日科夫追击并开枪。法医鉴定子弹打中勒扎耶夫的致命部位，但他死前启动了相当于6千克TNT的爆炸物，飞机解体碎裂。

勒扎耶夫当过工兵，技能足以自制炸弹。至于炸药的来源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推测是从无名氏地质学家手里非法购买的。如果系其他来源获取，那么很多官员就要有大麻烦了。

总之，109航班空难造成80人死亡（不包括劫机者），事故原因被确定为一名有精神问题的恐怖分子单独行动导致。但我们无法确认或排除勒扎耶夫有无同伙协助。

部分遇难者亲属获知情况后，将全部责任归咎到警察身上。弗拉基米尔·叶日科夫时年22岁，当天上飞机是帮同事替班。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很会画画，希望有朝一日改行当新闻记者，经常给当地报纸写杂文。熟悉叶日科夫的人确信他一定会开枪，因为那种电光火石的瞬间无从选择。

109航班空难调查结束后，苏联政府再次修订民航安全条例。实践证明内务部或克格勃官员武装护送民航飞机的做法过于冒险，应当着重加强对乘客与行李的安全检查。

至今在赤塔郊外难以接近的土地上，仍遗留有部分飞机残骸，提醒今天的人们勿忘1973年5月发生的苏联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劫机悲剧。

延伸阅读：

1988年基辅炸机未遂案

伏努科沃机场三机坠毁事故

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徽使用了半个世纪，好事者常开玩笑说，这枚国徽象征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没落。

1940年8月，即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布成立一个月后，人民议会批准通过新宪法，确立了共和国的标志。国徽由拉脱维亚艺术家阿尔图尔·阿皮尼斯设计，官方描述为“金色谷穗环绕的镰刀锤子悬挂在海上日出的光芒中”。

许多细心的苏联公民立刻发现国徽图案与现实不符——波罗的海位于拉脱维亚西侧，也就是说共和国在大海东岸，他们永远看不到海上日出，只能观赏日落。这一设计讹误很快催生了一句笑话：“拉脱维亚日落主义共和国”。

另外，国徽图案还有一处细节不同于其他苏维埃共和国，那就是镰刀锤子交叉的方式：各国国徽都是镰在上锤在下，而拉脱维亚是锤在上镰在下。

苏联解体之前，拉脱维亚共和国宪法分别于1978年、1989年进行过两次修订，都保留着“海上日出”的描述。直到1990年拉脱维亚脱离苏联后，新国徽仍有朝阳图案，却已没了海面。

苏联国徽也曾出现过类似设计失误。比如，莫斯科库兹涅茨克大桥附近有一座“革命者瓦茨拉夫·沃罗夫茨基纪念碑”，用来纪念“1923年在洛桑被白卫军分子杀害”的苏联外交官沃罗夫茨基。纪念碑基座有一枚苏联国徽，设计者是苏联艺术家伊万·杜巴索夫。这枚国徽乍一看没什么异常，但镰刀柄非常古怪（见上图）。

事实上，伊万·杜巴索夫出生在莫斯科郊外的奥金佐沃，终生未曾务农，否则他就该知道镰刀手柄一律是向下变粗，而非像1923年国徽那样末端变细——农民根本没法用啊。

1937年，违背现实的镰刀柄终于被修正，可惜在那之前，1923版苏联国徽已印刷了千百万份，包括苏联纸币上。

战争中短短三年时间，谢尔盖·胡佳科夫迅速从上校晋升至元帅。然而战后发现，这位苏联空军最高指挥官之一居然不是他自称的那个人。

今天我们知道，苏联空军元帅谢尔盖·胡佳科夫真名叫阿尔梅纳克·汉费良茨，成功隐瞒真实身份长达数十年之久。亲属一直认为他早在内战时期就已阵亡，甚至新组建的家庭和同事都对此毫无怀疑。

早年经历

阿尔梅纳克·汉费良茨1902年生于伊丽莎白波尔省梅茨塔赫拉尔村（今属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父亲从事渔业生意，1908年逝世。

后来15岁的阿尔梅纳克被送往巴库亲戚家，进入油田打工。当时的巴库正经历社会动荡：红军、白军、达什纳克党人、土耳其人斗得不可开交。1918年阿尔梅纳克曾在报社短暂工作，之后参加工农红军。这是亲戚最后一次看见“汉费良茨”，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于内战。直到三十年后他们发现阿尔梅纳克居然还活着，身份却变成了姓“胡佳科夫”的元帅。

变身之谜

没人知道汉费良茨摇身变成胡佳科夫的具体过程。广为流传的故事版本一称：汉费良茨参军离开巴库，同红军指挥员谢尔盖·胡佳科夫关系友善。在某次与白色哥萨克的战斗中胡佳科夫受致命伤，临死委任汉费良茨带队突出包围。顺利脱险后，汉费良茨就“借用”了已故战友的身份。

而且他不仅“借用”姓名，还杜撰了全新的生平经历。在各种履历表上他总是填写生于沃利斯克市，父亲是火车司机、母亲是格鲁吉亚妇女。二老据说死于内战，此外再无已知亲属。

至于谢尔盖·真·胡佳科夫的具体情况，无论在元帅受审期间或平反后始终未能查明。

广为流传的故事版本二称：阿尔梅纳克·汉费良茨在巴库被土耳其人俘虏，他害怕暴露自己是亚美尼亚人会没命，就报了俄罗斯姓名。

最不可思议的故事版本称：阿尔梅纳克在巴库认识贝利亚，并结仇，由于担心后者报复所以改换姓名。但这个版本的疑点在于，阿尔梅纳克在巴库生活期间，贝利亚只是个19岁的工厂办事员，并无多大权势，似乎犯不着为此改头换面、断绝与亲属的一切联系。

仕途发达

内战结束后胡佳科夫继续当兵服役，曾参加骑兵培训，后担任骑兵团参谋长。

1930年代中期，军队高层越来越意识到骑兵终将淡出未来战场，遂开始改编骑兵部队。胡佳科夫因此调职空军，1936年毕业于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1941年6月战争爆发后担任西部特别军区空军参谋长。

战争初期西部特别军区的空军力量损失惨重，指挥层被整肃清洗，但胡佳科夫不仅奇迹般幸存，更荣升西方面军空军首长。

他的军旅生涯从此进入快速上升期——1942年担任西方面军空军第1集团军司令，1944年担任苏联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1年战争爆发时他只是个上校，1944年已官拜元帅。胡佳科夫职业发展如此顺遂，就连25岁当将军的国家元首之子：瓦西里·斯大林也望尘莫及。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胡佳科夫在反法西斯同盟领导人合影时站立斯大林背后，清楚显示了他在领袖心中的地位。

德国投降后，胡佳科夫立即被任命指挥空军第12集团军参加对日作战，策划了多次机降行动，包括在奉天机场抓获满洲国皇帝溥仪。

黄金之祸

溥仪被俘后，两架载有满洲国黄金储备和各种战利品的飞机前往莫斯科，其中一架离奇失踪。

1945年12月14日胡佳科夫元帅在赤塔被捕、押赴莫斯科。关于被捕原因有两种说法，其一称当局怀疑胡佳科夫图谋侵吞黄金及战利品，故意安排飞机“失踪”。其二称：胡佳科夫卷入空军总司令亚历山大·诺维科夫案，同时被捕的还有若干名空军高级将领。总之，根据《刑法》第58-1条之规定，侦查其“叛国罪”。

审讯期间胡佳科夫并未立即承认自己伪造身份。而当他终于供认不讳后，调查人员如获至宝——盗用他人身份混入军队、升至高层，很可能是外国间谍！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别的解释。

调查人员专门从卡拉巴赫找来胡佳科夫的叔叔，叔叔一下子认出“死了”快三十年的侄子。亲戚们得知他不仅活着，而且成了空军元帅，无不深感震惊。

由于案件极其复杂罕见，胡佳科夫元帅在监狱关押四年多，反复受审受刑。1949年调查终结，1950年正式起诉。检察人员指控他1918年在巴库被英国情报机关招募，受命以“谢尔盖·胡佳科夫”的身份渗透进工农红军。此外他还被指控参与1918年二十六名巴库人民委员被杀案，并从失踪的满洲国黄金运输机上侵吞贵重物品（飞机残骸日后发现坠毁在原始森林深处）。

1950年4月18日，谢尔盖·胡佳科夫元帅被剥夺军衔和一切荣誉，判处死刑。骨灰埋入新顿斯科伊公墓一个不起眼的坟墓。1951年元帅遗孀瓦尔瓦拉·胡佳科娃和小儿子作为“叛国者家属”遭流放（译注：长子战争年代死于空袭），收养的义子弗拉基米尔·胡佳科夫中尉被军队开除，亦遭流放。

斯大林死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大赦令，胡佳科夫遗属被允许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1954年8月军事总检察院复查胡佳科夫元帅案，发现佐证指控的客观证据不足，提请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撤销原判。1965年7月谢尔盖·胡佳科夫元帅正式获得平反，恢复军衔、党籍，生前勋章、奖章归还家属。

尘埃落定，死者已矣。然而无论汉费良茨的亲戚，或胡佳科夫元帅的家人，包括日后的研究者，都无法确知他究竟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决定假借他人之名开始新生活。秘密早就被他带进坟墓了。

1946年9月6日张贴在沃洛格达州基里洛夫区锡济马村的一份檄文

“俄罗斯人民！
我们想要讲述你们生活的真相。无论你是集体农庄庄员，还是林业基干工人，以及其他所有人，都听好了。各位的兄弟、子女和丈夫，那些在战争中死难的千百万同胞，他们的牺牲换回什么？你以为是幸福未来吗？不！是腐烂的土豆、是一磅面包半磅糠、是可望不可及的肉和糖、是一勺不见油星的粥糊糊、是从早到晚苦役般的劳作。我们心里清楚，这样讲可能被宣布为‘人民公敌’，甚至托洛茨基分子之类。

俄罗斯人民啊！不要相信这种话。真正的人民公敌乃是斯大林及其党羽。正是他杀害了数百万人，正是他强迫农民进入集体农庄、进入森林和泥炭挖掘场、进入作坊和工厂。他要绞碎人民的血肉，只因他的目标是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别指望斯大林改善你的生活，肯定事与愿违！所以你何苦继续忍受这地狱般的折磨？缺吃少睡、衣衫褴褛，不敢讲真话，不敢随意旅行。对啦，兴许这混蛋很快就要禁止我们无证上厕所呢？！

俄罗斯人民啊！如今你们已被割裂了。人人互相监视，争先恐后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走狗告发各种“不法行为”。切不可如此，应当团结，要求合乎人道的工作休息条件，要求落在实处的、而非纸面上的自由。

一切敢于斗争斯大林及其党羽的人——团结起来吧！坚持不懈进行宣讲工作，破除浮言粉饰，教那些被驱赶得心惊胆颤的人们看清生活真相，告诉他们日子何以如此，罪魁祸首是谁。

俄罗斯人民啊！我们目标是：将斯大林及其党羽驱离克里姆林宫宝座，解散集体农庄，分配土地、牲畜和生产工具给农民个人使用，作坊和工厂转交工人，令大众享有选择居住地和工作种类的充分自由。之后我们沉默，直到下一次怒吼。

打倒斯大林和他的匪帮！

自由的俄罗斯人民万岁！”

（资料来源：沃洛格达州联邦安全局档案室。В.П.库兹涅佐夫案卷宗，第2卷362页）

附：农民诗

“哎呀感谢斯大林：把我变成贵妇人。
我是牡牛也是牝，既是女人又是男。”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你一头母牛也不给我们留。
可加里宁说： “羊挤奶更多”。

延伸阅读：

斯大林时代抓人杀人的荒诞理由

苏联人发表“不当言论”获罪实录

楚科奇人传统观念认为婚姻是“强制性的”，单身者必遭部落成员耻笑。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鹿皮屋，外人不准进入内帐。孤独的牧人或其他部落来的妇女往往在寒风中露天过夜，熟识者才可能被邀请进入外帐（也叫冷帐）。

楚科奇人的妻子不仅是床伴，更是生活助手。她必须协助丈夫喂养驯鹿、长途迁移后迅速搭建鹿皮屋，并且每天敲落冻结在内帐的薄冰。

苏联民族学家弗拉基米尔·博格拉兹在其著作《楚科奇人》中指出，楚科奇男子除非患生理缺陷，否则必须娶妻。其他一切理由都不是单身的借口，因为生养后代是部族延续的保障。家里必须有人缝衣服、带孩子、敲内帐。

冻原地区条件艰苦，单身女人（寡妇或离婚者）无力独自生存。即便她被允许待在某个部落内，也只能仰赖施舍果腹。寒冷的冻土不讲究人道主义，所以单身女人为免饿死，总会想尽办法找个丈夫。

严峻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与别处不同的审美标准：女人以强壮、坚韧、长期耐劳为美，最重要的是保持健康，因为楚科奇人传统没有“助产”的概念。楚科奇女人分娩时进入一顶小帐篷，自己努力把婴儿生下来，或者难产死在里面，无人帮她。

由于楚科奇人是所谓“异教徒”，自然不看重“童贞”。他们管少女叫“未使用过的女人”，管没丈夫的女人（离婚或丧偶）叫“独居妇”。

楚科奇人热爱性交，对此毫不隐讳，毕竟极夜漫漫，还能做什么有趣的事情？尽管如此，弗拉基米尔·博格拉兹仍认为楚科奇人在性观念方面比半岛其他居民更“纯洁”。他援引资料说，20世纪初楚科奇半岛俄罗斯人及俄罗斯化土著民族当中，婚前处女寥若晨星。“淫荡”现象十分普遍，女孩13岁就有了性生活。

楚科奇少女成熟较晚，而且民族学家指出楚科奇少女相对拘谨和自负。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与未到一定年龄的少女性交是有罪的。楚科奇少女通常回避陌生人，但很多人都有情郎，甚至生下子女。楚科奇人称呼这种关系为“秘密之爱”，不歧视非婚生子女，某些父母还会把全部牲畜遗赠给女儿的头生子。

可惜性行为并非总是基于两情相悦。有时候楚科奇男子会陷入疯狂状态，变成所谓“害人萨满”，试图强奸游牧营地全体女性，老妇亦不放过。另外，如果少女拒绝男子求爱，也可能发生强奸。楚科奇人对于外族女性尤其俄罗斯女性有着异乎寻常的“钟情”。博格拉兹表示，他从没见过强奸不受刑罚的案例。

与堪察加人或科里亚克人不同，楚科奇丈夫对通奸行为看得比较淡。他可能会恼怒，然后跑去睡奸夫的老婆，以此“报复”对方，甚至由此建立新的肉体关系，将来或许发展成群婚。

楚科奇人正式的婚姻大概有如下几种形式：亲属通婚，多为中表之亲，但也有叔伯娶侄女的，亲兄弟姐妹甚至父女秘密同居的现象亦存在。亲属通婚往往在孩子年幼时缔结，从小培养感情，以便长大习惯彼此。另一种做法是娶童养媳，甚至有指腹为婚、预先谈妥的。

婚姻中夫妻双方年龄差距可以很大。比如奥洛伊村某位父亲替五岁儿子娶回二十岁妻子，为此将十二岁女儿嫁给某三十岁男人。此例实际是两个成年男人的再婚行为，但与邪淫无关，因为家庭生存需要劳动力。

而当楚科奇男子真心实意追求爱恋的少女，他可能面临从敌对部落偷出情人或经受一系列考验的窘境。

最常见的婚姻形式应该说是预备婚（或试婚），即年轻小伙到未婚妻家帮准岳父干几年活。当他在未婚妻家生活期间，共住一顶鹿皮屋，频繁跟少女发生肉体关系，最后才把她领回自己的鹿皮屋。

预备婚开始三个月后少女的父亲有权拒绝准女婿，那么这位青年的劳作统统白费，甚至讨口饭吃都不行。试婚失败是巨大的耻辱，一旦被准岳父拒绝，半辈子抬不起头来。

故而楚科奇青年在把女孩“哄到手”之后，会想法设法成为她事实上的丈夫，然后怀着喜悦心情把妻子从娘家部落领回自己鹿皮屋。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岳父家试婚半年到一年后，而且没有任何“初夜问题”，因为新媳妇大概已经怀孕了。

当需要在某个严肃问题上祝人好运或支持其做决定时，基督徒通常会说：“上帝保佑你！”。意思是希望上帝帮助此人进行正确抉择，或护佑此人免遭困顿苦厄。东正教徒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会向神职人员寻求祝福，但并非所有人都知道祝福的真正含义，以及谁有资格予人祝福。

俄语“祝福”一词由“幸福”+“言语”两个词组成。神学家认为“福”是神的名称之一，毕竟：“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也就是说，神的言语即是神自己，“祝福”乃是神的援助与赞许。

那么，信徒们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寻求祝福以解决问题或达成目标，也就是寻求神的援助和训导。神的援助可以通过进教堂或自行祷告来求得，但为了确实“听见”，就有必要请神职人员施予祝福。

阿姆夫罗西（尤拉索夫）修士大司祭曾这样解释：“教士是上帝恩典的传播者”。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向神职人员寻求祝福，上帝首先赐福后者，再由后者将他的的赐福转达给请求者。常见的“吻手礼”不意味着该人亲吻教士之手，实际是在亲吻上帝之手。

求福的人并不确知神的赐福是否降诸己身。因此神在地上设立自己的代表，赋予他们充当神、人之间媒介的权柄。所以阿姆夫罗西讲：“上帝的恩典经由教士降至信徒”。神职人员说“上帝保佑”给予求告者祝福，如同指出神意对某个特定问题的最终决断。

并非每位神职人员都有资格予人祝福，仅限有权举行礼拜（或圣餐礼）者，也就是司祭和主教，后者包括主教、大主教、都主教和大牧首（东正教会最高神职）。辅祭、执事等低阶神职人员无权予人祝福。

都主教和大主教尊称为“主教大人”。如果你不清楚他们的身份，可以通过服饰特征来推测：大主教黑色高筒帽上带宝石十字架、衣服带圣像，都主教白色高筒帽上带缝制十字架。

但“普通教士”和“高级教士”施予的祝福有什么不同吗？亚历山大·利亚布科夫大司祭援引圣依格那修的见解：“主教不在万事勿为”，认为这句话放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遥想古代教会发展壮大时期，主教确实需要助手在自己缺席的情况下举行圣礼，司祭等于是信众和主教之间的联系人。时至今日，司祭仍是主教的助手，必须执行他们的指示，并在必要时寻求关于祝福的建议。尽管亚历山大·利亚布科夫承认主教或司祭主持的礼拜并无本质差别，但有时仍需在涉及圣礼的复杂问题上咨询主教，例如死因特殊者的安魂弥撒等。

谢尔吉·普拉夫铎柳博夫辅祭进一步解释道：“东正教会保留了使徒事工的连续性。使徒亲手将五旬节那天降临的圣灵传给门人，门人再传门人，直到今日。因此主教的祝福等于使徒的祝福。”他又补充说：“主教的祝福和司祭的祝福同样美满，但我们只有在主教身上才能看见活生生的使徒统绪。”

1989年春天在立陶宛城市约纳瓦发生了苏联历史上最严重的生产事故之一，数千吨有毒化学品泄漏。波罗的海国家民族主义者借机指责“俄罗斯占领者”故意破坏生态环境。事后反思，如果当时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能够暂时搁置分歧矛盾，或许事故后果不至于那么严重。

毒云

约纳瓦是立陶宛中部小城，1962年在城市东郊建起一座用天然气提取氮肥的“阿佐特”工厂，安全运行27年。

1989年3月20日正午时分厂区发生爆炸。液氨储罐的盖子出现细小裂口，可能本身就带铸造缺陷，也可能是金属疲劳所致，总之约7500吨零下340摄氏度的液氨爆炸泄漏。重达数吨的储罐向侧面腾空飞起25米，落地时砸毁混凝土墙和天然气管道。液氨形成有毒液体湖，面积约一万平方米，最深处半米，随后被附近正在运转的压缩机点燃。

紧接着化肥仓库起火，几千吨硝磷钾肥料熊熊燃烧，释放出含氯、盐酸和一氧化二氮的剧毒烟雾。工厂消防员立即着手灭火。当晚十九点多民防部门开始疏散约纳瓦市及周边五万居民，组织巡逻队挨户排查，少数必须留守者佩戴防毒面具。又过了一段时间风向转变，毒物朝着北方和东方的乌克梅尔盖、凯代尼艾、希尔温托斯三地缓缓飘去。

3月21日逼近凯代尼艾的毒云长50千米、宽7千米。乌皮尼凯村测得最大铵浓度超标150倍。与此同时，事故现场集中了62辆消防车，821名消防员，在临近地区七个泵站的协助下奋力喷洒灭火，这项工作一直持续三天半。波罗的海军区部队和非军事单位也赶来支援。为防止毒水入河，人们堵塞雨水管道，在河边筑起堤坝，并将毒水抽进90个空罐转移至旧采石场。之后两天铺设了2千米长的临时管道，将2万立方米毒水泵入采石场，配备机械设备的工兵营为此又挖掘一个额外的深坑。

3月23日13点之前明火被扑灭，事故后果得到有效控制，成功避免生态灾难。

后果

爆炸发生后第一分钟厂区内即有五人死于氨中毒——他们当时未遵守规定佩戴防毒面具。其余工人在凄厉的警报声中跑出车间，趟过寒冷刺骨的“液氨湖”逃生，共57人受伤，其中42人住院，29人因吸入有毒气体致残，日后发展为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脏病。

一名住院工人因医治无效死亡，3月21日一名消防员在化肥仓库殉职，最终遇难人数为七名。此外，受污染地区农场的20头小猪和26头牛犊死亡。据专家估计，如果不是客观条件有利、各方力量迅速采取正确措施，遇难者很可能会多达几千人。约纳瓦居民之所以有时间疏散，原因主要是风力不强，几乎没有毒云飘至市中心。

约纳瓦事故造成了规模前所未有的化学物品泄漏。苏联政府公开承认发生“地区性化学污染”，由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之殷鉴不远，当局并未封锁消息。然而新闻媒体也没有对此事深入报道，在戈尔巴乔夫改革重组政策引发的动荡背景下，事故很快被人们遗忘了。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战略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弗拉德连·马雷舍夫接受媒体采访时高度评价值班调度员的反应，使居民得以及时疏散、伤者及时治疗。然而遗憾的是，当年的民族矛盾起了消极作用：讲俄语的工厂调度员致电应急部门通报情况，立陶宛接线员却出于某种原因拒绝服务。该调度员不得不通过当地卫戍司令部将信息“辗转”告知民防指挥部。若非这被延误的25分钟，救援工作本可提早展开。

就危险化学品泄漏数量而言，此次事故规模到目前为止仍然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