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佚名

我祖父有兄弟姐妹七个，我父亲有五个，我只有两个兄弟。曾祖父的所有孩子都生在乌克兰，祖父的孩子们生在滨海边疆区，战前一直住列芬卡村——现在改名叫戈尔巴特卡村。后来各家各户逐渐迁到乌苏里斯克，再后来散居全国各地甚至更远的地方。亲戚们偶尔聚会，但必定是重要事件：婚礼、添丁、葬礼。拉多尼察节基本全员到齐，几乎没什么正当理由缺席这一哀伤的活动。扫墓结束后大家到某位亲戚家长时间谈话，回忆每一位亲人。
（译注：拉多尼察节是东斯拉夫人民在复活节后缅怀逝者的日子）

漫长的宴席上都聊什么呢？先交换各种消息：谁结婚了、谁离婚了、谁亡故了、最近去哪儿旅游了……接着开始重复各种趣事和糗事，有些我大概听过四十遍了。

“瓦西里老爹在田间收麦。平地刮起龙卷风，卷起麦捆上九霄。老爹东奔西跑试图用身体压住，累得精疲力尽。他脱下裤子，撅屁股对着天空喊：冲我来呀！”

“瓦莉娅奶奶曾经饱受丈夫酗酒之苦，他一喝伏特加就发疯，折腾全家不得安宁。女人的耐心终于耗尽，有一天她听到丈夫踉踉跄跄脚步声，拎着斧头躲在门后……猛地砍在他头顶！削掉一片颅骨，大脑未受损，医生给装了钢板。从此夫妻之间的爱情生根发芽了！两个人简直形影不离，出门都要一起走！”

“伊万爷爷曾在‘契卡’的某个单位上班，退休后总穿一件长款皮大衣在村里晃来晃去。他酗酒严重，把老婆也传染成了酒鬼。有一次两人走入猪圈，发现猪躺着不动了。于是去挖坑准备掩埋，等返回猪圈，猪全部复活了！原来两人在家酿私酒，剩下的酒糟倒给猪吃。猪吃不惯，醉倒了。
还有一次，爷爷回家看见锅里没饭，老婆玛尔法躺床上。他对她说：玛尔法，你是个懒婆娘，我判你枪毙！玛尔法二话不说穿衣服往谷仓走。爷爷果真用猎枪打了一枪，也不知道是故意打偏呢还是喝多了没准头。但玛尔法的表现就像游击队员，绝不哭喊求饶！说来也怪，他们的儿子后来竟然在银行工作，成为莫斯科某银行的管理层。如今孙子也投身这个行业。”

“维拉姨妈的鼻尖很滑稽。她年轻时可漂亮了，嫁给驻扎在她们村的航空兵指挥员。虽然丈夫很宠她，但比她年长二十二岁。后来维拉爱上一位年轻中尉，偷偷溜出去约会，可维拉始终不肯抛弃丈夫。任凭中尉百般劝说，就是下不了决心。有一回告别之际，他竟然咬掉她的鼻尖！送医院确实缝上了，但那个年代整形技术不发达，仅仅是‘缝上’而已。维拉姨妈和这个中尉生了三个孩子，后来他在莫斯科总部退休时已经做了上校。两夫妻合葬在昆采沃公墓，墓碑的照片经过修饰，终于让她的鼻子变好看了。”

“瓦夏叔叔经历整场战争，到过柏林——这是他自己的说法，因为他们是在友军部队攻克柏林之后才进入的。他受过伤，右手没了两根手指。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几个人在战壕打牌，叔叔亮出王牌，一时兴奋胳膊抬得太高。紧接着他惊讶地问：伙计们，我手指头呢？战后瓦夏叔叔做了几年记者，后来成为本地报社的编辑。他擅长用普通铅笔画画——就是那只缺两根手指的右手。他儿子在阿穆尔河共青城航空厂做总设计师，女儿在陶里亚蒂市做医生。”

我之所以重提这段家族旧话，是因为缅怀亡人的日子又快到了。上面那张合照，如今在世的仅剩三位。堂兄托利亚只比我大三个月，所以父母把我们都交给奶奶抚养，自己去上班。那些年的产假只有五十六天。托利亚旁边的是他妈妈，即我父亲的姐姐。瓦莉娅姑姑九十六了，住在儿子家，儿子特别孝敬她，去年出钱为瓦莉娅姑姑做了心脏瓣膜置换手术。系蝴蝶结的小女孩是妹妹列娜，曾在克格勃工作，后来在联邦安全局，她的丈夫甩掉她重组家庭，又因为袭击自己年轻妻子的旧情人入狱服刑。列娜不愿再婚，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如今全力照顾孙辈。

为什么这些趣事记忆犹新？我不知道，但每次想起来心里都暖暖的。

延伸阅读：

唉，当年的妇女节礼物啊

悭吝的科利亚叔叔

我的祖辈是契卡

哪位苏联政治家在解体进程中起的作用最大？鲍利斯·叶利钦是否真想让鲍利斯·涅姆佐夫接自己的班？叶利钦的家族是否“富可敌国”？神秘死亡的俄罗斯寡头鲍利斯·别列佐夫斯基可能还活着吗？俄联邦首任总统的前卫士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2017年接受电视台专访，谈了这些问题。下面是采访的文字版。

—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晚上好！

— 晚上好！

— 很高兴见到您，还记得我们那次难忘的会面……

— ……我在我的新书里提到了那次会面，写了对你的评价，引用了你的采访。

— 谢谢！请问，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您觉得自己是历史人物吗？

— 哦……记者采访我的时候，大概会有一点感觉吧。其实他们经常来采访。只不过……我已经在乡下居住十三年了，不需要成为什么“历史人物”。（笑）我只是过着一种美好、正常的生活——亲近大自然。

— 您当年保护政治局委员的时候，可以几天不吃饭、几小时站立，整天不上厕所。请问，这是不是很耗费体力？

— 嗯，要事先做好准备。工作前为什么要吃太饱喝太多呢？（笑）再说那时候身体好得很。

— 说到这儿，这些考验有没有影响您的健康呢？

— 您知道，在苏联，“服役一年算一年半、两年、甚至三年”这种优待可不是随便给的。而我整个服役生涯都是这样算的，有时候一年算三年，有时候算两年……所以，如今肯定体现出影响来了。

— 我记得您曾经告诉我，政治局委员不把自己的卫士当人看：其中一位甚至当着您的面放屁。他是谁啊？

— 就不说了吧，因为我以前服务的政治局委员都逝世了。何必说名字呢？

— 但您当时感觉委屈吗？

— 开始是有点奇怪。（笑）嗯，就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确实不把我们当人对待。

— 您真的亲眼见证安德罗波夫临终吗？

— 是真的，他病危了几个星期。只有他去世当天，也就是医疗设备关机的时候我没在场。之前我一直守着他。

— 1985年，经历了一连串葬礼，以及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逝世之后，年轻而精力充沛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您曾在各种场合多次与他接触。请问，今天您怎样评价他？

— 总体而言大家对他的评价不一。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最大的功绩是“公开性”。“改革”纯属做做样子，“公开性”才是伟大的举措。我非常感激他，只要我还能写字就会一直这样写。我也不知道还能写多久，因为现在正在用各种手段扼杀“公开性”——无论互联网上或报纸上。如今很难找到一家能够如实报道我国现状的报社了。

— 据说赖莎·马克西莫芙娜·戈尔巴乔娃动手打丈夫，真的吗？

— 您知道，我在他家只工作了两星期。期间发生过一次这种事，所以不清楚是不是经常出现。

— 怎么打的？

— 打脸。

— 扇耳光啊？

— 他那天回家很晚，快半夜了，身上有酒味，工作的时候喝了点白兰地。而她对此非常介意，不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饮酒。可他仍然要喝，包括跟叶利钦一起喝。当时他们在起草新版《联盟条约》，经常小酌，但两人知道分寸，不滥饮。

— 您是俄罗斯首任总统鲍利斯·叶利钦的前任警卫处长。请问，在俄罗斯，谁的影响力更大：您、叶利钦，还是切尔诺梅尔金？

— 嗯，你大概读过《消息报》塔玛拉·扎米亚京娜的文章吧？她乱写了一大堆，分析究竟是谁在掌管国家。我想，该问问她本人是怎么得出这些结论的……

— 不过，您并不否认有几年实际是您在掌管俄罗斯吧？

— 这是胡言乱语，是基谢廖夫这样的人编造的。我指的是在你们乌克兰风生水起那一位，还有我们这边领导“俄罗斯电视台”的家伙，属于另一类极端爱国者罢了。

— 但叶利钦的身体不允许他执政的时候，不是您掌握国家的控制按钮吗？

— 我们哪有什么国家的控制按钮啊——只有核按钮。那是一个手提箱，军官拎着，只允许他们和他们手下的人接触。我能有什么按钮呢？电话按钮而已。我在叶利钦书桌前接电话可不是一次两次，至少十几次吧。有时我还会问对方：“要我转告他什么？”

— 有人说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实际是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项目，克留奇科夫本想让他取代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总统，是真的吗？

— 这是近年新出现的说法。早些年叶利钦在世的时候，甚至他去世后一段时间都没人说这话。直到克留奇科夫也死了才有人讲，因为没法找他求证了嘛。

— 那张经典照片：政变期间您和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在坦克上。请问当时你们有生命危险吗？

— 当然随时可能被干掉：墙经常会倒，砖头有时飞得很低……肯定有生命危险了：人家全副武装的！周围不仅有坦克兵，还有战士、军官，荷枪实弹。狙击手也可能开火。但话又说回来，幸好没到那一步。如果不是死了三个民众，政变很可能继续……

— 1996年总统选举之前叶利钦的支持率仅4%。您曾告诉我：“我对久加诺夫、日里诺夫斯基和雅夫林斯基都说过：‘伙计们，我们不会让你们上台，也不会移交权力。’”那么1996年究竟谁赢了大选——叶利钦还是久加诺夫？

— 这不是一个问题，是多个问题。首先，叶利钦的低支持率是大选前一年的，不是临近选举的。他把支持率拉高了。我曾对雅夫林斯基说过：“你永远做不了总统，因为你是犹太人。”日里诺夫斯基根本无需多言：他情愿做渔业部长，他明白自己没希望做总统。至于久加诺夫，我和党内第三或第四号人物，管意识形态的佐尔卡尔采夫谈了四次，请他带话给久加诺夫。确实有许多要谈的，我直截了当表示：“我们不允许你们共产党员上台，因为你们执政过了，所谓的光明大道根本走不通，现在该我们来掌舵。”
（译注：根纳季·久加诺夫是俄联邦共产党中央执委主席，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是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格里戈利·雅夫林斯基是俄罗斯统一民主党领袖）

— 谁真正赢了呢？叶利钦还是久加诺夫？

— 这个问题只有两个人确切知道。第一个是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斯塔罗沃伊托夫，他创建了这一套全新系统，那个时候电子技术刚开始进入日常生活——他应该知道。另一个是负责计票的科利亚·利亚博夫，他当时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公布选举结果几天后他命令销毁所有投票站的记录。这两位才确切知道他们各自得了多少票。

— 俄罗斯前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曾说过：“我们都非常清楚，那次选举实际是久加诺夫赢了。”他是在正式场合说的。

— 我们的总理吗？

— 是的。

— 这位总理我叫他“健达出奇蛋二号”：他离不开自己的平板电脑！说不出什么，也拿不出什么新东西来。咱们别听这位总理的吧，我估计他也干不了几天了……

—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您当时几乎算是叶利钦的家人了。您和叶利钦曾经割腕子歃血，是真的吗？

— 大概他们把我视为家人吧，也可能现在说漂亮话。当年不是这样的：我只是叶利钦的部下。甚至有时候他夫人也想使唤我，但没成功——叶利钦总是站在我这边，说：“你少管他，别插手，别碍事！”他保护我不受她那些废话影响。至于割腕，确有其事，两次。一次是在雅库特的浴室，另一次是在总统俱乐部。两次都是叶利钦主动提议的。我的左臂两边至今有疤痕，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留下的。而他手上没疤，因为我只能轻轻划他一道。

— 在您看来，他是个爽快男人吗？

— 是有点放浪不羁。那时候的苏联街头是好学校。我们都挺彪悍的，我也不例外（笑）。

— 您爱叶利钦吗？

— 怎么讲？男性对男性的爱吗？

— 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

— 人可以爱女性、爱祖国，也许还可以爱美味佳肴。我尊敬他。跟他共事之初挺辛苦的，但逐渐进入状态之后就对他产生敬意了。何况他被不公正地罢免、被愚弄，又不让他辩解的时候，他很痛苦，我也不好受。我人生中第一次得了荨麻疹。后来治好了，再没复发，医生说是神经紧张引起的。

— 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喝酒厉害吗？

— 对。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爱喝。直到解雇我之前他几乎天天喝。

— 他喝多少算是创纪录呢？

— 在市委工作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三分钟喝光一瓶白兰地。后来进了克里姆林宫工作，一人喝六瓶。

— 白兰地？

— 不，他那时候已经改喝伏特加了。

— 每人六瓶伏特加？

— 对啊，三升。不然咋办？他就乐意找我喝酒。我不知为什么从来不醉，全往下走了，根本不上头。但别忘了以前我们一瓶白兰地三分钟见底；后来在那边从11点开始喝，一直喝到夜里10点或11点。第二天早晨我的厨师对我说：看看你们昨天喝了多少瓶。

— 您太让我佩服了：三升不醉，这得多么强壮的体格！

— 哎，你知道他身体本来就好，我父母都是农村的，体格也不差。我刚到叶利钦身边工作时一口气十八个引体向上，俯卧撑一百个，是本部门的运动能手之一。

— 您总得陪他喝吗？

— 也不尽然。他喊我喝酒，就说：“满上！”有时候也不用——比如他叫索斯科韦茨（译注：时任俄联邦第一副总理）陪他喝。索斯科韦茨还夸过我，说我掩护他，给他倒了掺水伏特加。我们同时开瓶，叶利钦以为我拿的是新的，其实兑水了。索斯科韦茨说：“天爷，萨沙，你救了我！我今天开重要会议，不知如何是好。幸亏喝的不是250克伏特加，只有125克，轻松多了。”

— 治理俄罗斯可不是儿戏呀……

— 我没治理过——仅仅看过人家怎么治理。而现在他们对俄罗斯做的……唉，简直是强奸她。

— 您曾告诉我：“在大洋上空奈娜（译注：叶利钦夫人）叫醒我说：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摔倒了，一动不动。醉鬼尿裤了！”发生什么事情？

— 看来你读过我最近那本书。我这次是照实写的，确实尿裤了，不是失禁。我前几本书写“失禁”，有人告诫我不能这样描写总统……可她就是这样骂他的，我引用原话。书写得很尖锐，但只能这样写。发生什么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这种年纪经常飞美国，频繁酗酒、疲劳——各种因素凑一块儿了。但那天晚上他实际没醉，顶多四小杯。发病了。第一次心肌梗死是1995年夏天。

— 请问，在别洛韦日叶利钦也喝酒吗？

— 在那儿人人都喝：首长、助理、警卫……白兰地一大堆！不过白兰地品质不怎么样，因为是白俄罗斯的，那边葡萄不行。但有很多上好的野牛草伏特加……

— 但克拉夫丘克、福金（译注：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舒什科维奇（译注：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和布尔布利斯（译注：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总理）都向我保证，他们在森林的时候压根没喝酒。谁说的是真话，您还是他们？

— 这么说吧：你抓不到我撒谎，因为我书里每个字都是真相。至少目前还没人上法院告我。或许奈娜会说：“科尔扎科夫又胡编乱造了”可我没胡编，我确实记性好，当年学习成绩都是“五分”。另一个问题：“喝酒了”还是“喝醉了”？他们确实喝了，但没醉。因为要讨论重大事项，经常有人送来文件，他们要商量、修改。但文件发出去之后，总有人提议：“喝点儿吧！”只有小酒杯，没有大杯。

— 对了，有这事吗——据说别洛韦日会议上维托尔德·福金和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发生冲突，结果福金打了布尔布利斯？

— 第一次听说，我在场的时候没打架。也许我正在协调叶利钦和布什通电话，所以没看见。

— 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六位领导人——也就是三位总统和三位总理之中，谁对苏联解体起的作用最大？有这个人吗？

— 我认为作用最大的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因为联盟事实上已经解体，各共和国都宣布独立，发表了各自的宣言。这时候只要走完法定程序就行了。当年人们怎么想的呢？可能以为一切都和谐友好，大概还会保留统一货币……无人预料局势变得如此冷酷严峻，没做好这种准备。

— 听说您和叶利钦一起在冰水游泳，是真的吗？

— 数不清多少次了。我们既在冰水游过，也在没冰的冷水游过。真正那一次冰泳是莫斯科河漂着冰块的时候，他把我唬弄下去了。他确实没要求我下水，但我负责他的安全，所以只能跟着。还能怎么办呢？

— 勇者啊！

— 唉，还好啦……

— 相传叶利钦被从人桥上扔进河里，当年人民代表会议曾讨论此事，但实际他是去见一个姑娘，姑娘正好有另一位追求者，那人把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揍得鼻青脸肿？

— 嗯，版本众多，但叶利钦始终坚持一个说法——四个男人抓住他，外套蒙头，塞进车里，然后开到桥上。其他版本我没听他说过。虽然第二天我去看了现场……如果谁把我从那座桥扔下去，我恐怕会死，因为水特别浅。桥挺高，河水最多1米深。

— 您曾对我说：“叶利钦不仅拿球拍子打他老婆后背，甚至捣她眼睛。”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真的经常这样吗？

— 他自己告诉我的，说怎样怎样教训她，因为她话太多……其实，谈这些对于奈娜很不体面。但我记得……曾有两次她戴着墨镜在家整整两星期——又挨揍了。挨揍的原因也很简单：如果一个人正在发怒，别去招惹他，否则会失控……

— 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的女儿塔季扬娜·迪亚琴科（译注：迪亚琴科是第二任丈夫的姓氏）在克里姆林宫权力很大吗？

— 叶利钦老糊涂以后，所有的事都由她决定。

— 所有的事？

— 对，因为父亲只信任她。而她被尤马舍夫、别列佐夫斯基、丘拜斯等人掌控……他们教她给父亲看什么文件、推动什么、促成什么。所以她掌舵了。可能有些事她瞒着父亲，有些事则相反。

— 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家族现在是不是超级有钱？

— 上一个回答，我可以先补充几句吗？

— 当然可以。

— 您刚才说我“治理过国家”——这恰恰是那一家子编出来的：塔妮娅和她的朋友们，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是他们虚构的，目的是在叶利钦面前陷害我。当他毫无理由地解雇我，仅仅因为我替他抓住小偷，我做了一件至今后悔的事：他让我签辞呈我就签了，从此塔妮娅和她的同伙就开始操控国家。他们上台的前半年内从俄罗斯转出三千亿美元，去年只转出三百亿——少了十倍。因为无处可转了：没人接收……

—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这是不是说明叶利钦家族很有钱？

— 如果广义理解“家族”这个词，确实超级富有，但狭义来讲……尤马舍夫家（译注：指塔季扬娜的第三任丈夫）很有钱，况且还跟德里帕斯卡结了亲（译注：尤马舍夫第一次婚姻的女儿波琳娜嫁给铝业大亨奥列格·德里帕斯卡）；奥库洛夫家（译注：叶利钦另一个女儿埃琳娜的丈夫瓦列里·奥库洛夫）属于中等富裕，因为前者做贼，奥库洛夫不做贼。奈娜通常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有几百万养老金……至于“几”究竟是多少，叶利钦1200万，她大概二分之一。所以不用去偷：国家给的足够了。

— 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在世的时候，您写了那本著名的《鲍利斯·叶利钦：从黎明到黄昏》，奈娜·约瑟福芙娜说：“我们爱过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把他当成家人，但他背叛了我们。”究竟背叛没有？

— 怎么可能背叛一个叛徒呢？是叶利钦背叛我，我没背叛他——我去报复、去揭露，随便怎么定义，但就是要惩罚叛徒。至于奈娜……我在新书里多写了一些关于她的真相，虽然我还有五具骷髅藏在衣柜（译注：意为仍有未透露的秘密）——关于这家人，哦哟多的很呢！这绝不是应该执掌我们国家的家族，绝不是！

— 叶利钦逝世的时候，您什么感觉？有没有从人道上同情他？

— 没有。完全没有任何感觉。我被电话和邀请烦死了：您来吧，鞠躬、献花不用排队……我说：“伙计们，搞什么呢？不必了。谁想去就自己去，鞠躬也好抹泪也罢。我早就对他无动于衷了。”本来可以忘掉他，只是你们这些记者不让我忘！（笑）

— 您曾对我说：“我早就原谅叶利钦了。何必跟一个明显出现痴呆症状，要不就是弱智的人斤斤计较？”但您会经常想起他，对吧？

— 我讲了，是别人让我想起的。看来今天也是，比如上床睡觉的时候。不太可能梦见，但睡前总会想一下。

— 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切尔诺梅尔金担任俄罗斯驻乌克兰大使整整八年，我们是朋友，我对他的印象很不错：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请问，叶利钦会不会嫉妒切尔诺梅尔金？

— 谁？我还是俄罗斯？

— 不不，我是问他是否认为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可能竞选总统？

— 叶利钦确信他不会竞选总统。如果您记得我九七年那本书的话，里面有一章《夜谈》，写的就是我揭穿切尔诺梅尔金，他当时让人替他收集签名。后来他吓得要死，倒霉蛋发誓绝不再参选。虽然是可以参选的，他的支持者们希望他去。说实话，我的新书对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的个人看法有所改观。或许我当时应该和他交朋友，因为他从未背叛自己人，而且作为男人他比叶利钦更像真正的俄罗斯人。

— 对啊，是个好人……

— 所以我的新书对他评价很好。不过我可没添油加醋——都是真事儿。

—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咱们回忆一下鲍利斯·涅姆佐夫吧——英俊、高挑、聪明、年轻……据我所知，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曾正式指定他做接班人。涅姆佐夫自己也告诉我，叶利钦对他说：“你在我之后做俄罗斯总统！”请问，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当时果真这样想吗？

— 嗯，那是最初的时候——涅姆佐夫刚担任州长，我们去拜访他，他确实挺能摆门面的，隆重接待，像戈尔巴乔夫时代，阿姨捧着圆面包迎客……那时候叶利钦萌生了接班人的念头。这个念头时不时浮出来，但我不能说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同我讨论过涅姆佐夫继任总统的话题。对此他犹豫了很久——最终，显然决定不这样做。是家里人逼他考虑接班人问题——当时他的支持率仅百分之四……

— 请问，您认为是谁出于什么目的杀害涅姆佐夫？

— 奴才杀的，也是奴才下的命令。我在书里写过，这件事可以和消灭记者霍洛多夫的案子相比照。那帮人是想拍格拉乔夫（译注：俄联邦前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的马屁，而这些人是想拍普京的马屁。呵，拍了，但拍歪了。

— 哪些奴才？从哪儿来的？您知道他们是谁吗？

— 还用问吗？这根本不用编——他们几乎都一个姓氏，来自同一个共和国。那个共和国的生活就像古代的鞑靼—蒙古枷锁：俄罗斯终生向他们纳贡。他们钱多的不知怎么花，买“奔驰”都买腻了。其他共和国只能抹眼泪看着他们。

— 您作为总统警卫部门的前负责人，很清楚无声无息接近克里姆林宫是多么困难。按理说一举一动都被监控记录，应该很好查呀……

— 嗯，他们确实很快被查到了。我知道当时很多摄像头故障，但无论如何还是查出来了。

— 您曾说过，也有人告诉我，别列佐夫斯基劝您杀掉古辛斯基、卢日科夫和科布宗。那么别列佐夫斯基是被杀的、自杀的，还是根本没死呢？

— 首先，他并不是要我一下子干掉科布宗、卢日科夫，还有那个谁来着……忘了。

— 古辛斯基。

— 对。他时不时带来关于这几位的情报，宣称要把他们除掉。其次，关于他的死亡……我听过那种说法，说他设局安排替身去死——全是胡扯！苏格兰场又不是吃素的，若真是行刺早就公布了。他是愁死的。就像童话《小红花》的野兽——等不来姑娘就凋萎了。这位野兽也是一样：钱被夺走，权柄也没了，把自己的小弟阿布拉莫维奇捧上寡头宝座，竟惨败在他手下，脸丢尽啦。太耻辱，没法活了。

— 您不惋惜鲍利斯·阿布拉莫维奇吗？

— 惋惜什么？他为国家做了什么善事吗？

— 我反问您一句：考虑到1990年代中期您在俄罗斯的影响力，您有没有可能取代普京成为总统，也就是接叶利钦的班？

— 理论上讲当然可能，我受教育程度又不差。但是把他推上台的匪帮，我这辈子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所以实际上这种事永不可能发生。

— 被杀的罗赫林将军，据说您曾经参与他的密谋，是真的吗？

— 首先，您说得好像他死于密谋，实际他是被疯老婆害死的。其次，这件事我已经在书里写了。
（译注：官方说法称列夫·罗赫林中将在熟睡中被妻子塔玛拉开枪打死，原因是家庭纠纷，塔玛拉被判入狱。另一种说法称罗赫林死前拉拢人密谋推翻叶利钦、建立军事独裁）

— 就是说，您和他想把俄罗斯的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 不，不是要掌握俄罗斯的政权——我详细写过了，如果你读过的话。国家那时候不是叶利钦管理，而是丘拜斯，还有塔尼娅和尤马舍夫。但人民选的是叶利钦！他发布的第一条命令是任命丘拜斯做总统办公厅主任，人民都震惊了！那次选举太假了，这些“活动家”的话就不能信。他们赢了选举吗？如果老百姓当时知道丘拜斯在叶利钦的竞选总部，他们肯定投票给久加诺夫。

— 丘拜斯现象呢？他是否与叶利钦的女儿塔季扬娜·迪亚琴科有私交？

——当然有。不论在竞选总部或克里姆林宫，他俩毫不避讳。

— 意思是两人有恋情？

— 要知道他们那个圈子没有什么恋情，他们是非常务实的人。

— 请问，谁把普京推上台的？您知道名字吗？

— 别列佐夫斯基不是告诉过你嘛，怎么忘了？你的采访里都有啊。

— 那么，尤马舍夫、别列佐夫斯基，还有谁？

— 嗯，别列佐夫斯基和尤马舍夫算是一个整体。诚然，别列佐夫斯基和普京闹翻之后，尤马舍夫才算是表面上与他疏远了。

— 对于普京您有什么想法？

— 我还能怎么想呢？书里写过一些，但这是个单独的话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我想了很多。

— 普京怕您吗？

— 其实，我觉得他连特朗普都不怕……

— 好家伙！

— 也不怕金正恩。

— 但您说过“普京忌惮绍伊古”……

— 我可没这样说啊。我非常尊重谢尔盖·绍伊古，如果他再谨慎一些就好了……你知不知道，他在军内的支持率比普京高，在全俄范围内的支持率也接近他。所谓的86%支持率……

— 是假的？

— 肯定假的。绍伊古已经非常接近了。

— 不过普京会再次当选总统吗？

— 他是终身总统，这不明摆着吗？

— 那您怎么看卡德罗夫？

— 普京的忠实打手。

— 精辟！现在俄罗斯的权力掌握在克格勃/联邦安全局手中吗？

— 不，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此人建立了垂直的权力体系，自己坐在最顶端。

— 几年前您对我说：“如果媒体公布那些公民熟悉的特务名单，国家将陷入政治危机。若问‘谁在统治我们？’，唯一的答案就是‘情报机关的特务网络’”。现在仍然如此吗？

— 那是十三年前的事，所以我认为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如今统治我们的是那些非法到来的彼得堡人，他们先搞垮了自己的城市，又来重建莫斯科，顺手重建全俄罗斯。

—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我还有五六个问题。能否请您简短答复，咱们快问快答？索布恰克和日里诺夫斯基是克格勃特务吗？

— 不太可能。日里诺夫斯基不是特务，是克格勃的项目。至于索布恰克？他是个正常人，法学家，系主任。为什么当特务？我不信。

— 您曾告诉我索布恰克“死在女人身上”，确有此事吗？

— 加里宁格勒州州长告诉我的。我不敢肯定，也许他在女人身下？据说是因为“伟哥”。

— 现居美国的克格勃将军奥列格·卡卢金曾告诉我，近几任大牧首都是他的人：包括阿列克谢和基里尔。请问，基里尔大牧首真的是克格勃特务吗？

— 嗯，考虑到他年纪不小了，1970-1980年代的职阶远不如现在高，估计当过特务，很可能。现在又何必呢？现在联邦保卫局盯着他（笑）。

— 您曾说克里姆林宫潜伏着“蓝色团队”。他们还在吗？

— 当时的总统新闻秘书科斯季科夫是同性恋，所以他的团队就“蓝”了。佩斯科夫应该是正常性取向，娶了个大美女。我想现在没这种事了。

— 您为自己的书选了塔列朗的名言作为题词：“全民若知道统治他们的是何等小人，必将惊恐万分” 。俄罗斯是个不幸的国家吗？

— 不幸。我把这本书送给许多朋友，问他们的感想。某位朋友对我说：“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我看完后真想逃到僻静乡下，买个旧房子，养山羊不问世事”。

— 最后三个问题，请快速回答。您能想象俄乌之间会爆发战争吗？

— 万事皆有可能，但我觉得不会发生……

— 这一切会怎样收场呢？

— 呃，乌克兰会发生政权更替。我们不会变，但你们那边，我觉得会出现比波罗申科更理智的人。

— 但一切都取决于普京，咱们都明白这一点，对吧？

— 目前看来是的。

— 我想感谢您在莫洛科沃村安排的美好夜晚——真想再重温，也邀请您来基辅。我们一起喝了乌克兰伏特加，吃了猪油，没有任何分歧。感谢您接受本次采访，希望不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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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乌克兰总统维克多·尤先科签署命令，追授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乌克兰英雄”称号。许多人提出疑问：这位“红色”将军是否配得上这项荣誉？然而此人确实值得尊敬与铭记，1945年9月2日正是他代表苏联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名——不是朱可夫、不是罗科索夫斯基、也不是科涅夫，虽然他们的军衔和职务似乎更适合承担这项光荣使命。但问题在于：把这位前线将军派往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是对杰列维扬科战功的嘉奖，还是斯大林本人另有打算？

天性好学

库兹马·杰列维扬科1904年11月14日生于乌曼地区科谢诺夫卡村，父亲尼古拉·杰列维扬科在花岗岩采石场工作。库兹马从小梦想获得良好教育，1917年之前他在乡村的教区中学念书，之后考入乌曼第1乌克兰语中学。这个年轻人利用一切空闲时间阅读，在父母的果园搭起帐篷，免得有人打扰他学习。

有一次发生了一件趣事：大姐出嫁时库兹马竟然不参加婚礼，因为他正在准备毕业考试。亲友们好言相劝、冷语斥责，但都没说动他。库兹马宁愿与书为伴也不愿参加热闹的宴席：“什么婚礼啊，我马上就考试了！”

可惜家里没有余力供儿子继续深造。1922年库兹马参加红军，尽管他在日记中坦言其实不想当兵。这或许是基于现实考虑：在军事化的苏联，军官薪水丰厚，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养活大家庭。这个农村兵起初在基辅军校上课，之后进入哈尔科夫军校，后来成为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员，选修军事情报课程。但杰列维扬科最感兴趣的是学英语和日语。

他的日记表明那时他尚未考虑职业前途。可他始终勤奋好学，还为自己确立了最重要的理想和原则，认为这些远比事业和名利更宝贵。年轻的杰列维扬科写道：“要活得无愧，无愧于自己的人生和时代，无愧于前辈和后人”。在他看来，拥有健康和智慧就足以拥有幸福，此外，还需要具备批判性思维、善于制定计划。

饥荒年间，杰列维扬科全家尽力互助，库兹马把母亲和两个年幼妹妹接到哈尔科夫照顾，哥哥尼古拉在卢甘斯克带着弟弟托多希，老父独自留在家乡，靠微薄的石匠工资艰难拉扯其他子女和孙辈，却未能挽救其中两个孩子的生命。

学业结束后库兹马毫无预兆失踪两年（1936-1938）。对家人和朋友而言，他成了一个“邮箱”，只收信无回音。后来亲人们才得知，库兹马当时在中国执行重要使命，向抗击日本的中国军队供应武器。他因此荣获列宁勋章，由米哈伊尔·加里宁在克里姆林宫亲手颁发。几乎同时，杰列维扬科被授予少校军衔。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段经历，并配上自己画的中国百姓生活素描。他写道，这样的旅程需要高超的体力和专注，因为穿越哈萨克斯坦和中国近5000千米的荒漠绝非易事。

从未出卖

1938年5月完成秘密任务重返莫斯科，当时全国笼罩在“大清洗”的恐怖阴霾中。斯大林害怕有人造反，大肆屠戮军队高层，构陷库兹马·杰列维扬科的冤案也被捏造出来。这是一场针对“间谍”和“人民公敌”的残酷追捕，情报人员首当其冲，被指控替德国、波兰、法国、中国和日本搜集机密。外交官兼红军情报局第15处处长杰列维扬科突然被任命为某疗养院后勤负责人……1939年初他被正式告知：已对他提起了刑事诉讼。之前不久，他的两个叔叔：约阿夫和马特维已被镇压。关于库兹马的老爹是“富农”的流言蜚语不胫而走，告密者口说、笔写他老爹竟然砌了一堵花岗岩院墙，属于“地主的奢侈”。然而他们刻意忽略了一个事实：尼古拉上班的工厂会把花岗岩边角料分给每个工人。

杰列维扬科明白，迫害他亲属和同乡的目的是企图施压他本人，迫使他作伪证指控战友。他被反复审讯，侦查员追问他与这些人的关系有多密切、对他们了解多少。库兹马未出卖任何人，没写任何告密信，更没在任何一份指控亲友的文件上签字。相反，他尽力为每个人辩护。冒着不仅会丢掉前程，更可能丢掉脑袋的危险，他给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克里缅特·伏罗希洛夫写了一封坦率的信：“上级与下属之间、朋友之间的冷漠无情，毫无根据的怀疑，无缘无故的不信任，把我从一个健康、乐观、准备承担任何工作和困难的人，变成了微不足道的人。就像一只牲畜，虽刀斧临头，却只能绝望地垂下双眼”。

与亲人谈话时他表示，如果失去职务，就回乡盖一座日本风格的房子：墙壁可以滑动，叫全家住在一起。但人人都明白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如果洗不清嫌疑，结局必然是枪毙。

战争英雄

库兹马·杰列维扬科没有被枪决，但1940年被派往芬兰战场，负责训练滑雪侦察兵。一旦这些欠缺实战经验的战士陷入埋伏或当了俘虏，杰列维扬科总会亲自救他们脱险。凭借英勇表现，库兹马晋升上校，获得红星勋章。之后他踏上漫长征程：强渡第聂伯河、科尔松-舍甫琴科战役……被任命为第57集团军参谋长，晋升少将，两次获得红旗勋章。战争期间，杰列维扬科先后获得最高等级军事荣誉——赫梅利尼茨基勋章、二级苏沃洛夫勋章、一级库图佐夫勋章，这些见证了他的卓越战功。

有趣的是，杰列维扬科的少年儿子也在他身边并肩作战。早在1942年5月，这个15岁的男孩奇迹般地逃出疏散队伍，辗转来到前线找父亲。虽然父亲想尽办法把儿子送回母亲身边，始终没成功——儿子和他一样倔强。当爹的只能接受现实，于是父子俩共同经历整个战争岁月。

从1944年2月4日起，库兹马·杰列维扬科少将担任第2和第3乌克兰方面军近卫第4集团军参谋长，指挥了科尔松-舍甫琴科战役、乌曼—博托沙尼战役、雅西—基希讷乌战役、强渡多瑙河、解放布达佩斯，塞克什白堡和巴拉顿湖地区战役、维也纳战役，直到最后在林茨市附近战斗中迎来胜利。当时，近卫第4集团军的部队在此地与乔治·巴顿将军的美军第3集团军会师。

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作风不像典型的苏联将军，为打胜仗不惜一切牺牲。战友们都说他是一位睿智、果断且关心部下的指挥员，常常拿起武器参战。例如在巴拉顿湖战役，敌人突破防线威胁军部，杰列维扬科少将亲自组织防御，危急关头稳住局面。据杰列维扬科自己说，战争对他而言在维也纳就算结束了。他受命从莫斯科飞往同盟国奥地利事务委员会任职，但在莫扎特与施特劳斯的家乡待的时间并不长。他日记中写道：“我见过许多民族，去过许多国家。但无论哪儿都比不上我的祖国。无法想象自己属于别处，除了我的故土”。

使命/判决

1945年9月2日，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以中将军衔代表苏联最高统帅部接受日本投降，他的签名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结束的文件上。为什么是他？可以推测，约瑟夫·斯大林想借此敲打自己的元帅们，毕竟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在战后染上了“明星病”，需要有人提醒他们摆正位置。

选择他的另一个同样重要因素是，库兹马·杰列维扬科既是军人，也是擅长与盟国谈判的优秀外交官，精通英语、日语。所以让他肩负起国家最高利益任务：商定日本、朝鲜、满洲的未来，并且对北海道北部地区和东京的军事基地提出要求。

但有一个细节令人警惕。斯大林派杰列维扬科将军赴日本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出席仪式，要求他不仅签署日本国投降书，还必须提交关于被美国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和长崎的详细考察报告。斯大林非常清楚那些城市已化为废墟，而且有强烈的辐射污染。难道他不明白这是把自己的将军送上绝路吗？他当然明白！那么为何既授予库兹马·杰列维扬科光荣使命，又安排他赴死呢？

斯大林一直记得杰列维扬科的战前经历，知道他刚正不阿，担心这个遵照良心与荣誉行事的人可能变得不服从。毕竟他是一名优秀军官，在部下中享有极高威望——斯大林认为这种人威胁最大。但库兹马·杰列维扬科忠实执行命令，多次探访核污染区亲手拍照，没有让摄影师进入辐射地带。他后来回忆：“斯大林询问了原子弹爆炸的后果……对此我早已做好准备，因为我去过受灾城市，亲眼见证一切。我还把自己拍摄的记录破坏情况的相册交给斯大林……第二天听说政治局批准了我的报告，我在日本的工作得到了正面评价”。

“灾难性地衰老”

在日本承受了致命剂量辐射，杰列维扬科将军拖着病体返国。医生们诊断出癌症，他给兄弟写信报告说：“我正在灾难性地衰老”。原本健康强壮的男人，正值中年却已老态龙钟，日渐消瘦。尽管医生们预计不乐观，他仍坚持抗击病魔，又活了痛苦而艰难的九年，期间曾担任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格鲁乌”）信息处处长。

1954年夏季杰列维扬科回到乌克兰与亲戚诀别。下车后，他因疲惫直接躺在故乡的土地上。临走时他说说笑笑，给孩子们讲日本趣闻。几天后一架医疗飞机从莫斯科飞抵乌曼，将军请求最后一次飞越故乡和自家房屋，于是飞行员盘旋了两圈。1954年12月30日库兹马·杰列维扬科离世，享年五十岁。1月3日葬于莫斯科新圣女公墓，遗愿：埋在出生的村庄——被克里姆林宫无视。

如今村里有一座故居博物馆纪念杰列维扬科，馆内保存着文件、照片和个人物品，他的侄女拉丽萨·特罗菲缅科负责管理。哈尔科夫市有一条“杰列维扬科街”。2017年2月，根据俄联邦政府总理命令，千岛群岛的一个岛屿以库兹马·尼古拉耶维奇·杰列维扬科之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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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比舍夫将军之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安娜·卡瓦利

到1950年，苏联劳改营系统（“古拉格”）关押着五十多万女性——相当于一个州中心城市的人口。对于“政治犯”而言，“女犯营”就像恐怖的镜中世界，她们在此经历了暴力、饥饿、绝望，以及竭力自保的挣扎。幸存者中有一位维拉·普罗霍洛娃，她是莫斯科老字号企业“三山纺织厂”末任厂主伊万·普罗霍洛夫的女儿。

“我没有诬蔑，我只是同情人们”

我第一次看见维拉·伊万诺芙娜，最难以想象的就是她曾是囚犯。她完全不像在劳改营熬过六年的人：矮个子，体型纤弱。九十四岁的维拉·伊万诺芙娜仍在自己位于阿尔巴特巷的斗室教英语课，屋里堆满书籍和圣像，陪伴她的还有一只名唤“尖嗓”的温柔猫咪。

我们每周见面一次。维拉·伊万诺芙娜总会做好准备：精心打扮，把短发烫成小卷，还会买些“曲奇”——她只用英语称呼这种喝茶的小点心。

我们先花一个小时学习单词和语法，之后随意闲聊。我偶然得知维拉·伊万诺芙娜坐过牢是她随口提起的，语气十分平淡。然后她笑了：“在劳改营的时候，我会梦见中学代数课。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木板床上，就松了口气，心想：‘我没在黑板前！’那一刻感觉很幸福。”

1951年8月维拉·普罗霍洛娃被捕时三十三岁。特务抓人的手段可谓“巧妙”，维拉听过这样的故事：某妇女去了郊外别墅，忽然有人通知她必须立刻赶回，她穿着做家务的裙子急忙返城，国安人员早已在家等候。另一位妇女则是在家门口被抓的，她正抱着年幼孩子休息，有人敲门说有一封信请她本人签收，妇女刚踏出门，立即被塞进公务车逮捕。

维拉被捕同样很突然。某天有人打电话给她：“他们找您呢，想邀请您到部里工作”。我一打听，所谓的“部里”竟是内务部，据说他们需要维拉帮助提高英语水平。“很快有个年轻人打来电话。我说：‘您知道，这可是非常神秘又保密的部，而我不擅长保守秘密’。他回答：‘您肯定没问题’。态度相当客气”。

后来才明白，其实没人学英语，所谓面试只是借口。维拉被骗到卢比扬卡，立即逮捕。“有人举报我，说我诬蔑苏维埃政权，根据第58条把我判了最轻刑期十年。批评苏维埃政权。我没签字，我说：‘我没有诬蔑苏联现状，我只是同情人们’”。

“我暗自认定：生命结束了”

维拉被根据《刑法典》第58条“叛国罪”判处十年劳改，押送“奥泽尔拉格”——古拉格群岛的一座“孤岛”。她自嘲刑期是“儿童票”，因为第58条通常判得更重。

古拉格博物馆科研处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塔季扬娜·波良斯卡娅介绍：严格来说，维拉被送去的地方不能叫做“女子劳改营”。古拉格系统并不存在类似现代女子监狱的专门女犯营，每一个劳改营都是由多个营区、营站组成，往往分布在相当广阔的地域。“实际上几乎每个劳改营都有妇女，关在所谓‘女区’。女区异常庞大，往往同时关押数千名妇女，有住宿的板棚、食堂和其他生活设施，与男区之间用铁丝网围栏隔离。男女囚犯仅在外出劳动时有机会碰面”。

除了普通劳改营，还有特别劳改营，“奥泽尔拉格”就属于后者——又称“湖泊劳改营”或“第7特别劳改营”。此类特别劳改营从1948年开始设立，专门关押因政治罪名被判刑的人——比如维拉。

特别劳改营前后设立十二个，而它们的名称，据波良斯卡娅说，“都很美，甚至略带诗意”。除了湖泊劳改营之外，还有“山区”（第2特别劳改营）、“阔叶林”（第3特别劳改营）、“河流”（第6特别劳改营）等。好听的名字实质是掩饰真实用途。

波良斯卡娅继续介绍：“奥泽尔拉格是规模最大的劳改营之一，曾同时关押五万多人。到1951年初共有36843名囚犯，其中女性8351人。特别劳改营实行严格制度，在押人员只能从事最繁重的劳动”。

维拉第一次进入“奥泽尔拉格”，惊叹不已——周围是“壮观的自然美景，森林高耸如穹顶，河流奔涌”。然而哪有闲情欣赏风光呢？抵达营地之后，维拉被编号为АБ294，立刻派出去劳动。维拉感慨地说：“对我而言，劳改营仿佛某种镜中世界，我暗自认定：就这样了，生命结束了”。

“对啊，有我在建不成共产主义”

“奥泽尔拉格”的女囚和男囚一样承担修路、伐木，维拉对发生的一切坦然接受。押送人员有时候批评她干活没干好——伐木她的确不擅长。面对所有批评，维拉总是回答：“对啊，有我在建不成共产主义”。所以，后来没人安排她砍树了，通常只是守着押送人员的火堆添柴。

和维拉同营区的妇女“年龄、民族、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维拉回忆：“营区有吉尔吉斯人、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有些美国女人嫁给我国男人，当然，她们的丈夫被判了间谍罪，她们（美国女人）也一样。总之，来自五湖四海。还有一大群朝鲜姑娘被押来我们这儿。一个德国老太婆，当时七十多了”。

“政治犯”之中也有刑事犯，对后者来说，“变成政治犯”算是“一种消遣”。维拉解释：“她们会耍一个很简单的把戏，在纸上画带胡子的脸，下面写斯大林的姓名和一句脏话，把纸钉在铁锹把上，举着走一圈。立刻就会被抓，以政治条款定罪，转到我们营区来”。

与“政治犯”不同，犯刑事罪的人被认为“社会上更接近”现政权，所以她们通常能得到最轻松、最有油水的岗位：劳动队长、医务室或厨房。

女犯睡两层大通铺，彼此紧挨。夜晚成了“纯粹的折磨”：根本不可能舒服躺着，想翻身就得叫醒身边狱友。

尽管有种种苦难，但在劳改营无人公开谈论将来的生活，因为出去没有未来。维拉回忆：“释放之后会面对什么？还不是同样的西伯利亚。但工作没了，因为前科政治犯几乎不可能找到工作。甚至有人说，在劳改营反而还好些：早上喝稀菜汤，中午一勺粥，晚餐喝鱼汤，起码饿不死”。

看管维拉和其他囚犯的狱卒尤其恼火一些女人仍想保持整洁、体面，他怒吼：“你们不是女人，是败类！谁都不可能活着出去，你们会死在这儿！”

维拉说：“德国女人千方百计改造丑陋、不合身的黑色囚服，用碎玻璃片代替剪刀（因为禁止剪刀）。她们裁出系腰带的小裙子，正是当时流行的样式。营地管理者非常生气。我当然没这么做，狱卒甚至表扬我：‘看，这才是知道好好劳改的女人——而你们不懂！’”

并不是每个狱卒都仅限口头讥讽和奚落。“那时候他们阻止越狱能拿到最高奖赏，实际是：囚犯只要接近写着‘禁止’的标牌十步远，他们就直接开枪击毙，由此获得一个月假期、两倍工资的奖金和一块银表。在我被关押期间，只有一个狱卒真正开枪打死过女囚，他故意让她去标牌外面捡柴火，随即扣动扳机——他太想休假找老婆了”。

事后听说，该狱卒回来上班，竟产生幻觉，看见被他杀害的那个女囚从空中飘来。当时他正站在岗楼上，被“鬼魂”吓得失足跌落，严重受伤，几天后死在医院。

“上帝平等对待我们所有人——赐予囚禁”

某一天，劳改营押来一批“新囚犯”，其中有一位十七岁少女玛雅·乌拉诺夫斯卡娅，她因为参加“革命事业斗争联盟”被判二十五年劳改。按照维拉的说法，他们只是一群“渴望纠正体制内某些错误——纵容暴力和镇压的错误——的年轻人”。

“为此他们读书（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写报告，辩论，试图寻找能够影响当局、改变现状的手段。他们虽然入了迷，可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甚至不曾公开演讲。结果却被军事法庭当作恐怖分子审判”。年轻男成员枪决，女成员分别处以二十五年劳改。“革命事业斗争联盟”的成员几乎都是刚毕业的：最年轻者判决时仅16岁，年纪最大的也不过21岁。

玛雅进了“奥泽尔拉格”，几乎立刻在人群中注意到维拉：身材高挑，头戴男式护耳皮帽，走路一瘸一拐（维拉在押送途中脚冻伤），眼神恍惚疏离。玛雅回忆：“维拉年轻时代是共青团员，曾痛骂自己的资本家祖先，认为正因如此上帝才用囚禁惩罚她。我当时没说什么，但内心惊讶这种逻辑：囚禁怎么会既是惩罚，又是奖赏——平等赐予我们所有！可这并不妨碍我敬佩她极其顺从、温良忍耐囚禁的态度。在我看来，她仿佛基督教殉道者”。

维拉亲切称呼玛雅·乌拉诺夫斯卡娅“玛伊乔克”、“玛伊克”、“玛伊卡”，或者干脆叫她“我在劳改营的女儿”。女犯营的人确实都把维拉视为玛雅的母亲，甚至会有人跑来告状：“你家玛雅说脏话”。维拉就把玛雅叫到身边，严厉警告：“如果你再这样，我不理你了”。玛雅乖乖听命。

玛雅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体格弱，面容稚嫩。她在庭审期间表现镇定，审讯时甚至当面对侦查员说：“我恨你们”。玛雅在劳改营同样坚强，她和维拉一样不认为自己能够活着出去，接受了在“镜中世界”度过余生。

维拉说：“玛伊卡在劳改营试图将自己的道德观念灌输给身边人，也就是：人应当互助、体谅、分享。我记得当时铺铁路，我俩跟着其他营区的囚犯一起干活。囚犯们一致推选我做队长，要挖一条沟。手下谁都不干，只有玛伊卡。玛伊卡站在沟底挥锹挖土，骂那些狱友：‘你们怎么不肯帮忙呢？’”

外头偶尔寄来干面包和糖块，玛雅就坐下，先数数板棚一共几个人，把食品均分。玛雅说：“维拉认为收到包裹就该把一切分给大家，而我的做法不同：有时只跟关系好的朋友分享，有时则分给那些收不到东西的人。我曾把半公斤糖拿给一位德国女人，让她分给伙伴，因为复活节快到了，她们没东西可以庆祝。我奇怪为什么无人来谢我，询问另一位德国女人糖是不是拿到手，结果发现被前一位独吞了”。

“毫不留情惩罚恋爱”

维拉·普罗霍洛娃在劳改营没有任何爱情经历——无论偶然的还是认真的。她被捕前谈过一位名叫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的年轻人，他日后成为著名钢琴家、苏联国家奖得主，而在当时，他只是维拉的“斯维特尼克”。维拉深爱里赫特整整五十七年，直到生命终点，她在劳改营根本无法想象爱别人。与她不同，其他妇女在囚禁岁月确实有恋爱关系。

囚犯之间交朋友不受限制，但谈恋爱是严令禁止的。男人进入女犯营，或女人进入男犯营，都被视为“最严重罪行，给予最严厉惩罚”。

某位出狱者这样回忆：“恋爱会被毫不留情地惩罚：十天单独监禁，不准出工，每日口粮只有三百克面包和水，中午一碗稀菜汤”。尽管惩罚严厉，劳改营的性关系却不受约束——犯人们从未试图对彼此隐瞒。卖淫、强暴，以及在挤满人的板棚内突如其来的欲望，都在囚犯之间习以为常。

有一次，一队女犯到锯木场干活，忽然来了一群男刑事犯，开始粗暴纠缠女人。出狱者描述：“他们随意抓住看中的女人，直接推倒在雪地，或者把她们压在原木堆上。女人们好像早已习惯了，并不反抗。她们的女队长也不干预，仿佛把这当成另一种形式的劳动”。

劳改营的“浪漫故事”鲜少有圆满结果。一位叫塔季扬娜的女犯收到青年男犯萨沙写的字条，他是制鞋作坊小头头，属于“劳改贵族”，也就是掌握些许特权之人。萨沙问她：“咱俩一起过吧，我帮助你”。塔季扬娜拒绝。愤怒的萨沙用铁棍打她一顿，把她送进营区医院，吩咐护士照料。等塔季扬娜康复，只好答应和萨沙同居。她别无选择，害怕二次拒绝会丧命。再后来，萨沙被调到另一个营地，塔季扬娜又“跟了”一名长官。她写道：“我被迫和这个渣滓同居，没有别的出路”。

劳改营女犯区亦有同性伴侣，与男同性恋不同，她们通常公开亲昵。劳改营女同性恋伴侣分别扮演“妻子”和“丈夫”，“丈夫”的黑话叫“眼镜蛇”，大多剪男人发型，还会用男性名自称。对此现象，流传着四句顺口溜：
“哎呀感谢斯大林：
把我变成贵妇人。
我是牡牛也是牝，
既是女人又是男。”

劳改营的镜中世界对大多数“政治犯”来说结束得很突然。那时候维拉已经逐渐适应劳改生活，她和自己的“干女儿”玛雅共同参加演出。有一次，她们在食堂舞台排演《雪姑娘》：维拉饰演沙皇别连捷、玛雅饰演牧女列莉。

两位女性都明白，只有斯大林死了她们才可能重获自由。但在她们看来，斯大林几乎是“永生的”。玛雅回忆：“我渴望并期待着斯大林的死亡。我一直坚信，他死了会带来积极变化。许多人都这样想，但我们每次谈论这个话题，总是以一句话结束：‘格鲁吉亚人寿命长’。我们没指望能活过他”。

斯大林一旦去世，国家开始释放“政治犯”，劳改营管理制度也逐渐放松。现在允许不同劳改营之间通信，可以寄送包裹，板棚门夜晚不锁了。维拉的挚友尤里·纳吉宾一直在社会上为她的重审奔走。最终，维拉获释并平反，回到“莫里斯·多列士”外国语学院上班（译注：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的前身）。

维拉说：“在劳改营，有人告诉我，我可以不把六年囚禁时间算进去，但我拒绝了：怎么能不计算这么多年人生呢？人家又说：‘那好吧，您可以说这些年是在与克格勃合作。’这我就更不能同意了”。

维拉·伊万诺夫娜2013年1月去世，葬礼在莫斯科市中心希夫采夫·伏拉日克巷一座不大的黄色教堂举行。她去世后，我曾想跑一趟昔日的“奥泽尔拉格”，妈妈劝阻我：“你去那儿看什么？那边只有废墟、腐朽和空地。什么都没了，仿佛一切从未存在”。

延伸阅读：

久经关押的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

1935年西伯利亚检察长关于劳改营状况的报告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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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苏联犹太人可怕的五年开始了。1月12日所罗门·米霍埃尔斯遇害，不久之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ЕАК)的成员开始遭到逮捕。但在著名导演横死和ЕАК成员被枪决（1952年）之间，还发生了另一起不幸事件：《团结报》记者米拉·热列兹诺娃之死。

关于杀害米霍埃尔斯和ЕАК成员的始末已经有很多著述。但不知为什么很少提及热列兹诺娃，也许因为她的案件另案处理，未被纳入任何大型审判。

始于1948年之初、随着斯大林逝世而结束的反犹运动的受害者都被逮捕，最终以荒谬且令人厌烦的罪名——叛国、勾结外国情报机构——被镇压。但关键在于，针对热列兹诺娃指控不能完全算是荒谬。她做了一些事——完全合法的事，却被认定为非法。“万民领袖”不敢立刻发起肆无忌惮的反犹运动，热列兹诺娃的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初步试探。

具体而言，米拉·热列兹诺娃只不过是发表了一份犹太裔苏联英雄的名单，整整135位！相对于在伟大卫国战争前线作战的五十万犹太裔战士和军官来说，比例之高令人难以置信。换算一下，等于每十万犹太人中间产生了6.83位苏联英雄。俄罗斯人排名最前：每十万人产生7.66位苏联英雄，名列第三的是乌克兰人：5.88位，以及白俄罗斯人：4.19位。这份名单被欧洲和美国媒体转载，引起热烈反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苏联红军中犹太官兵的固有印象。

根据她女儿娜杰日达·热列兹诺娃-贝尔格森回忆：米拉（米利亚姆）·热列兹诺娃毕业于列宁格勒哲学与文学学院，1934年起在莫斯科担任《文学报》通讯员和《共青团真理报》专栏作家，1942年初被伊利亚·爱伦堡（译注：苏联犹太裔作家、新闻记者）亲自领进《团结报》大门。当年她刚33岁，十分擅长撰写文学和戏剧方面的文章，后来成为该报责任编辑。

米拉·热列兹诺娃于1950年4月被捕（即ЕАК成员被捕一年后），当局指控她泄露军事机密（135人名单）。米拉的丈夫：记者列奥波德·热列兹诺夫设法证明了妻子获得名单之途径完全合法——乃是她向总政治部授奖部门提出查询后获得的答复，但于事无补，他本人反而因“失去警惕性”被单位开除。风华正茂、美丽聪颖的热列兹诺娃1950年11月23日被匆匆枪决，实际上没有与ЕАК的案件合并审理。十三位ЕАК活动家直到1952年8月才被处决，紧接着开始了所谓“医生案”的“侦查”。但另一方面，她的案子又跟所谓“吉斯”汽车厂工程师案有关，惟其如此侦察人员才能证明“吉斯”汽车厂与ЕАК相勾连。

41岁冤死的米拉·热列兹诺娃身后留下女儿娜杰日达，成长为编辑、文学评论家，写了一本书叫《我母亲在二十世纪中期被杀害》。1954年4月，宣判死刑的那位法官签发一纸证明，声称米拉·热列兹诺娃“被判处十年监禁”，1951年10月“因肺炎死于劳改营”。热列兹诺娃所搜集的战争期间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犹太人的数据，至今仍被世界各地历史学家引用，包括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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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一万二千余字，阅读时间一小时）

▢ 伊戈尔·格里戈维奇
（医学博士，曾任彼得罗扎沃茨克国立大学教授）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是一位全能型天才外科医生，他生命的最后六年遭受了政权的不公迫害，被剥夺了工作机会，罹患严重疾病，英年早逝。

我称呼С.С.尤丁为天才外科医生绝非溢美之辞，也没有过分拔高他在本职领域的手艺。这称号实至名归，因为外科医生的首要价值在于他们手上的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带来的成果如何。优秀的外科医生很多，天资卓越的也不少，而旷世奇才寥寥无几。在俄罗斯的外科医生中，我只能举出两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戈夫和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我这话是有客观标准支撑的，那就是他们获得了本国和全世界同行的广泛认可。

关于皮罗戈夫的详细介绍汗牛充栋，尤其是在2010年他诞辰200周年之际，联合国宣布本年为“皮罗戈夫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多个城市拥有以皮罗戈夫姓名命名的街道、医学院和大学、诊所和科室。还设立了“皮罗戈夫奖”，以及其他纪念这位俄罗斯伟大的外科医生、科学家和教育家的方式。

至于С.С.尤丁，明显低调得多，甚至可以说基本没什么纪念：仅在“Н.В.斯克里福索夫斯基”急救医学研究所（尤丁曾任所长）悬挂纪念牌匾，和在新西伯利亚市一间儿童医院前安放纪念碑——该医院是尤丁被流放期间行医两年的地方。可能因为时间还不够长吧，再过两百年，我们的后代是否会重新想起伟大的外科医生尤丁，想起他们的曾曾祖父辈在20世纪所崇敬的偶像？也许吧。到1991年尤丁百年诞辰时，研究他工作的书籍约50多种，诚然其中大部分是尤丁的学生在外科期刊和专著中撰写的，但也有一些文章是由非学生撰写且发表在非医学类刊物上的。

在面向大众读者的传记作品中，最吸引人是尤丁学生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西蒙扬1963年出版的《外科医生之路》。此外，当然还有2008年发布在互联网上的《关于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的回忆》，系尤丁的侄子：肿瘤学教授伊戈尔·尤里耶维奇·尤丁，和他的侄孙：医学博士、肛肠科医生瓦季姆·伊戈尔耶维奇·尤丁共同撰写。

遗憾啊，我不仅与С.С.尤丁无缘相识，甚至未曾见面。不过在大学期间和毕业后最初几年，我从老师们口中听闻了他的许多事迹。本人之所以选择这个职业，同师长们热情洋溢描述这位闪亮的奇人有很大关系。1950年代的人们经常谈论尤丁，他是当时苏联最受欢迎的外科医生，备受当局青睐：两次荣获斯大林奖，荣膺院士，几乎是每一个欧洲国家及美国外科学会的成员。岂料突然被以“间谍罪”逮捕，流放西伯利亚。虽然“人民领袖”去世后，尤丁在1953年获平反，被召回莫斯科，再次在“斯克里福索夫斯基”工作和行医，但仅仅十一个月便因心肌梗塞去世。

尽管老师们对于发生这一切的时代刻骨铭心，但“解冻”毕竟到来了，他们开始更自由地议论这些话题，包括一些当时还不便写成文字的细节。当然尤丁并不是唯一经历如此悲惨命运的人，还有外科医生В.Ф.沃伊诺-雅谢涅茨基（路加大主教）、院士Н.И.瓦维洛夫、飞机设计师А.А.图波列夫、火箭科学家С.П.科罗廖夫、院士Д.С.利哈乔夫等无数人，不胜枚举。

我的系主任费奥多尔·马尔科维奇·达诺维奇教授屡次向我讲述尤丁的事迹。达诺维奇教授来到彼得罗扎沃茨克之前曾在军事医学院的海军外科系工作，系主任是И.И.贾内利泽，此人是尤丁被捕后少数几位仍与他保持联系的人之一。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学生阿尔卡季·阿列克谢耶维奇·博察洛夫和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阿拉波夫也在这个系上班，阿拉波夫曾任北方舰队首席外科医生，后来由我的主任接替这一职位。我还与斯坦尼斯拉夫·雅科夫列维奇·多列茨基关系密切，友谊持续多年。他也跟尤丁十分熟悉，因为多列茨基具有艺术气质，热衷写作并结交富有创造力的人士，人送外号“小尤丁”——此二位确实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所以，即便在尤丁的学生和亲属的著作发表之前，我已通过这些交谈知晓了С.С.尤丁的许多故事。

我之所以动笔撰文纪念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也是因为今天这一代外科医生，更不用说医学生，只记得“有一位尤丁大夫”，再多的一概不知了。

С.С.尤丁1891年9月27日（旧历）生于莫斯科富裕家庭。他父亲是“荣誉公民”和开办金银线厂的“一等商人”，经营着多家销售军官制服和军用配件的商店。他母亲同样出身莫斯科河南岸区商人家庭，曾在莫斯科德国区著名的“冯·梅克”德语中学接受良好教育，毕生致力于养育子女。老尤丁夫妇膝下七个孩子（四儿三女），谢尔盖是家中第二个孩子，也是长子。

请允许我稍微偏离一下主人公的传记，说几句仍与主要主题直接相关的话。前面提到的С.Я.多列茨基写过一本关于教育和健康生活方式的书，题为《一切始于童年》。作者有力论证了——我也完全赞同——许多疾病及性格和行为特征在很大程度是从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的童年时期就开始形成。俄罗斯著名科学家伊利亚·伊利奇·梅契尼科夫在撰写路易·巴斯德传记时，也指出了关于杰出人才家庭的一个有趣现象：他们往往不是家中老大。例如，莫扎特和瓦格纳在家行七，肖邦行四，博马舍行七，莎士比亚、伏尔泰和雨果都行三，彼得一世也行三，拿破仑行四。以及：皮罗戈夫在他家十四个孩子中排行第十三，С.С.尤丁在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二。这些结论固然从数学角度并不可靠，却颇令人好奇。

尤丁家的孩子们进入中学之前主要由母亲教育。女孩学习语言、乐器和操持家务，四个男孩学做细木工活，锯矬、装饰家具、烙画、描摹。谢尔盖是兄弟姐妹中最出色的艺术家，刺绣精湛，能演奏小提琴和吉他，法语和德语流利（后来又掌握英语），喜欢参观博物馆，对绘画有深入了解。小小年纪，手指已表现出非凡灵活性。

尤丁上中学时在自家的储藏室布置了一间化学实验室，做实验并研究配方。他独立制作了一台高压感应线圈，还收集各种昆虫标本。他在乡间别墅饲养雉鸡并照料家庭动物园的动物，深入研究狩猎规则，酷爱钓鱼，亲手造一条小船。16岁时他在富豪莫罗佐夫家做家教老师，挣钱买了一台显微镜。之后他成为斯摩棱斯克州某地主家四个小孩的家庭教师。

当年谢尔盖·尤丁就读的是莫斯科最好的一所双语中学，因其非凡记忆力和惊人的学习能力引人注目。这所中学除了拥有优秀教师，还邀请莫斯科大学教授参与讲课。谢尔盖不仅爱好人文学科，亦对学校额外开设的物理、数学和化学课程兴趣浓厚。说起来，那时候典型的的普通中学对精密科学的关注通常少于实用中学。谢尔盖的文学知识也极为出色，能背诵贺拉斯、维吉尔、凯撒的演讲等作品。

提前插一句，非凡记忆力在С.С.尤丁人生的艰难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在蹲监狱无法接触任何书籍的困境中写出巨著《外科医生的沉思》，全凭记忆引用伟大思想家和科学家的大量名言。顺便说一下，这本书是他用厕纸写成的，拿面包屑粘连成册，幸运地保存出狱，并在平反后交给了他喜爱的手术室护士玛丽娜·彼得罗芙娜·戈利科娃。作者逝世后，1968年该书印行出版。

1911年С.С.尤丁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就读期间他的专注、勤奋特质，以及关于霍乱和痢疾的首批论文引起大家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尤丁的学业，1914年他应征入伍，成为现役军人，在医院做普通医生。他为伤员动手术，甚至亲自参加战斗。因英勇表现被授予圣乔治十字勋章，三次负伤，其中一次重伤。1919年他通过毕业考试获得文凭，将余生35年全部献给了他热爱的事业——外科学。

С.С.尤丁的独立外科生涯起步于莫斯科郊外的一些小型诊疗机构，这些地方设备简陋，规模远不及首都的医院。他工作的第一家机构是“扎哈里诺”疗养院，原本主要收治患骨关节结核和胃结核的病人。许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的士兵因手、腿枪伤骨折后出现化脓性并发症，或因胸腔损伤导致化脓感染，迫使疗养院调整收治方向，既接纳结核病人也接纳创伤后化脓性并发症患者。年轻的外科医生尤丁并没有抱怨条件简陋或设备、器械短缺，拿出饱满的工作热情，开展了多样化、高强度的积极诊疗活动。

首先是行政和后勤工作：他结识了卫生人民委员Н.А.谢马什科，在他的帮助下获取了患者外科治疗所需之设备、器械。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亲手制作部分设备，刚开始人民委员竟误以为他是某个管总务的而非大夫。

其次，尤丁开展了活跃的外科工作：他进行骨骼和关节手术，实施了俄罗斯最早的胃慢性溃疡切除术之一。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34例胸腔脓肿手术，出席第十六届全俄外科医生大会作相关报告，获得同行高度评价。

第三，尤丁经常出入莫斯科的博物馆和书店，收藏珍稀书籍和艺术品。这段时期他设法参观了欧洲的几家大型诊所，了解这些国家顶尖外科医生的成就，尤其是德国的几位世界外科领域泰斗，如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教授和奥古斯特·比尔教授的诊所。尤丁在“扎哈里诺”疗养院前后工作了四年。

1922年С.С.尤丁搬到莫斯科郊外小城谢尔普霍夫，出任当地工厂医院外科主任。他在这里度过了意义非凡的六年！阅读这一时期的经历，不禁惊讶于他兴趣之广泛和工作之规模，那时候他才刚刚31岁呀。这六年中尤丁完成了500多例胃部手术，1000多例在脊髓麻醉下进行的各种外科手术。他改进了А.比尔提出的脊髓麻醉法，扩大应用范围，使其几乎涵盖了胸部和腹部各器官的手术。

这一阶段的另一项成果是撰写了《脊髓麻醉法》专著，他将这本书献给他深爱的母亲叶卡捷琳娜·彼得罗芙娜。几年后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尤丁为母亲施行胃癌手术，让她的生命又延续多年。一位学生问为什么不委托其他外科医生开刀，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回答：“因为当时只有我知道怎样正确完成这台手术。”

关于脊髓麻醉的专著被公认为苏联医学领域最佳著作之一，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因此荣获“费奥多尔·赖因奖”。他使用部分奖金远赴美国，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访学之旅，参观最顶尖外科诊所。美国的外科水平——无论其组织管理、技术装备或娴熟的手术技巧——无不给尤丁留下深刻印象。回国后尤丁撰写了《访问美国外科医》系列文章，连载在1927-1928年的《新外科档案》期刊上。

博学多识的文章，代表大会和外科学会会议上的演讲，以及最重要的——精湛的手术技巧，使С.С.尤丁在同行和整个文艺界群体中享有极高声誉。许多俄罗斯外科领域的权威，如С.И.斯帕索库科茨基、В.И.拉祖莫夫斯基、П.А.赫尔岑（肿瘤学教授，作家赫尔岑的孙子）等，包括来自国内不同城市的知名或无名外科医生，都曾专程造访这位没有头衔与职称的年轻外科医生工作的普通医院，观摩他做手术。

后来尤丁出任“Н.В.斯克里福索夫斯基”急救医学研究所首席外科医生，依然不断有人慕名找来。访客不仅表达口头赞赏，还在留言簿写下热情洋溢的话。И.И.贾内利泽教授在全俄外科医生大会会议间隙写道：“每次我来莫斯科，总觉得有义务看看艺术剧院和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艺术工作室，就连那些在大会上批评他的人也会跑来欣赏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工作。”В.Ф.沃伊诺-雅谢涅茨基教授写道：“过去的外科医生，现在和未来的外科大师。我对他的精湛医术和为建设我们伟大祖国新外科的无限精力深表敬佩。” 这样的留言多达数百条。

当然，一位来自莫斯科郊区某工厂医院的年轻外科医生在大型医学会议上慷慨陈词，难免引起别人不满，他在同年龄段外科医生中的声望也招惹了一些嫉妒情绪。同行相轻，司空见惯。不过尤丁总能在这样的辩论中胜出。我的导师，当时的青年研究生Ф.М.达诺维奇教授回忆说，尽管论敌对尤丁的报告唇枪舌剑，但在他总结发言之后，无论支持者或反对者皆报以热烈鼓掌。

尤丁还是一位风趣幽默的辩论家。1922年他在第十六次全俄外科医生大会上报告了34例慢性化脓性疾病的胸腔手术结果。列宁格勒著名外科医生伊万·伊万诺维奇·格列科夫教授提出异议，认为这种手术切除肋骨会使患者胸部变形，造成明显的外观缺陷。在总结发言中尤丁回应：“是的，确实不美观，但与其带着漂亮的躯体死亡，不如带着残废的胸廓活下去。”后来在一次非正式招待会上，格列科夫端着香槟向尤丁敬酒，感谢他出色的工作和对自己意见的精彩答复。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充满艺术气息：演讲精彩而富有表现力，表情生动、手势优美，令在场听众为之倾倒。但我们不应忘记，最重要的仍然是外科手术——过程及其结果，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不仅限于我国。

我不得不再次偏离介绍尤丁生平的时间顺序，谈谈他的双手。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手不仅灵巧、有力，而且非常优美。这样的手并不罕见，不仅外科医生，一些音乐家、雕塑家、画家也拥有，我甚至在专业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身上见过。但尤丁的的手指和整只手掌具备常人罕见的生理特征，手指不仅能向掌侧弯曲，还能向反方向也就是手背弯曲。同样地，整个手掌也能以类似方式反向弯曲。停下来试试，用自己的手指和手掌做类似动作，你会发现并不容易。当然，离不开长期练习。正是这些特征和练习，使得尤丁在复杂手术中能够凭借双手完成任何最精密的外科器械都无法实现的工作。

他可以用双手做手术，但自己感觉右手更有把握。他曾写信给尼古拉·尼洛维奇·布尔坚科表示遗憾，称自己无法像布尔坚科那样熟练运用双手。我认为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这是自谦，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恭维这位伟大的苏联神经外科医生。因为这封信是寄给年长且职务更高的布尔坚科的祝贺信。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确实能用双手做手术，他的学生们有记载，许多画家的画作也有“印证”。

在手术中，比如缝合时，为了避免频繁拿起剪刀剪线，尤丁总是用左手第四、第五指固定剪刀。我自己是“右撇子”外科医生，也尝试过用右手的这两根手指夹着剪刀剪线，但完全做不到。只有用第一、第三指像日常使用剪刀那样才能完成操作。关于尤丁的双手，目击者们讲过许多传奇故事，艺术家们也试图在作品中特别强调。画尤丁的人绝非无名之辈，包括П.Д.科林、А.И.拉克季奥诺夫、М.В.涅斯捷罗夫、库克雷尼克斯（他们仨在手术室中为他画过一些善意漫画）等。然而这些画家画完了都感觉不满意。许多人认为最成功的作品是目前收藏于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涅斯捷罗夫的两幅肖像画。

还有一则趣事。某次，美国女记者尼拉·M与尤丁交谈时，突然惊呼一声一把抓住他的手。她为自己的失态辩解说，以前只在查理·卓别林、著名德国演员康拉德·维特和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身上见过这样的手。后来尤丁的学生之一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西蒙扬教授补充说，亚历山大·维尔京斯基也有这样的手。我在列宁格勒上学期间两次有机会聆听亚历山大·维尔京斯基音乐会，坐在近处仔细观察：他的手确实很大且富于表现力，但我没注意到他手指动作上有何特殊之处。

言归正传。在谢尔普霍夫工作的年轻外科医生闻名遐迩，其成就自然不会被官方忽视。如前所述，1928年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研究所首席外科医生去世，卫生人民委员Н.А.谢马什科邀请С.С.尤丁继任。当年该研究所并非以外科为主，拥有96张各科室病床。对于37岁的尤丁来说，这是一个可以将他无穷精力投入事业发展的绝佳机会。

我不会详细描述这位新任首席外科医生经办的全部专业问题，谨引用他的亲属兼传记作者的话来概括此时期的情况：“尤丁没有照搬当时已经普遍熟知的美国外科医生在急诊外科服务组织方面的经验。所有创新中，他始终走自己的独特道路。研究所短短一年内成为全联盟急性病、创伤和急诊外科治疗的研究中心，成为全国的‘外科麦加’。今天‘斯克里福’的声誉和一切优良传统，很大程度上是С.С.尤丁的功劳。”1928-1948年间尤丁的人生经历足以令任何勤勉、热爱自己事业的人羡慕不已，尤其是像医学这样讲究知识与技能的领域。

要说С.С.尤丁备受同事、当权者和文艺界人士宠爱、享受国内外盛名，这还远远不够。他简直是沐浴在荣耀之中。他未经论文答辩就被授予医学博士（“名誉学位”），被任命为医院外科教授，荣获众多勋章、专业奖和国家奖（生前两次被授予斯大林奖，追授列宁奖）。他当选为新成立的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还是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外科学会与科学院名誉会员。他被授予“功勋科学工作者”称号，获准出国做报告。党政权贵及亲属需要开刀动手术基本都找他。然而，这一切荣誉与成就并非由于惯性或个人同情，而是用艰苦的体力与智力劳动换来的。这种付出消耗了他的健康，牺牲了睡眠，放弃了休假等安逸生活。

多年来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亲自为数千名胃肠病患者和数百名食道损伤患者（大部分是儿童）实施手术。他因开发和应用食管重建手术第二次获得一级斯大林奖。他在“斯克里福索夫斯基”创建了最现代化的诊所和实验室，带领助手们进行动物实验，测试新想法。

早在1928年，С.С.尤丁听了列宁格勒著名外科医生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沙莫夫教授的一场报告，得知在动物实验中通过输注死亡犬的血液可以挽救犬的生命。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对此观点深感兴趣，继续进行实验研究，查阅了与输血历史相关几乎全部文献，最终得出结论：这种输血方式也可以应用于人类。1930年尤丁决定对一名自杀未遂几乎全身失血的年轻人进行尸体输血。当时捐献血液的库存已经耗尽，伤者在医生们面前奄奄一息，而“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的一名同血型老年男性因伤势过重去世。尤丁毅然决定使用死者血液，但此举违反了法律：禁止使用未经梅毒检测的血液。尤丁清楚风险，仍大胆地……救回了伤者。幸运的是老年男性的血液未被感染。此一病例报告发表后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该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当时对大量输血的需求急剧增加，献血者却十分稀少，通过输注尸体血液挽救了数千名伤员。据统计，仅在“斯克里福索夫斯基”（专门接收重伤员的机构）每年就输注约2000升尸体血液。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为此写了一部专著，首先被翻译成法文，随后又被译成多种语言。
（儿按：尸体输血法2001年被俄罗斯卫生部禁止）

1962年，С.С.尤丁去世八年后，他与В.Н.沙莫夫因这一创举被授予列宁奖。有趣的是，二战结束几年后（尤丁尚在世），英国坎特伯雷大教堂的杰出和平斗士休利特·约翰逊牧师访问莫斯科，参观了“斯克里福索夫斯基”，在留言簿写下感言：“将逝者的血输给一息尚存、亟待抢救的患者，此乃何等的伟大！所以，我更加坚定地希望，在我去世后我的血也能被用于同样目的。”

С.С.尤丁工作起来殚精竭虑，正如他身边某位同事所言：“一根蜡烛两头烧”。除了单纯的外科手术，他还要撰写并编辑书籍、文章，出席代表大会和研讨会作报告。在搬到莫斯科之前，他就应Н.Н.布尔坚科的邀请担任科系编外讲师，为学生和医生们授课。他还开办了自称“忏悔”的系列讲座，详细分析自己在诊断和治疗中的错误。

全国各地的外科医生都将С.С.尤丁视为导师，虽然更准确地说他们更像是追随者和模仿者。然而尤丁身边确有一个亲近的核心圈子，这些是多年来与尤丁并肩工作，秉承他理念的真正学生，甚至建立了家庭友谊。这些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为教授、院士，其中包括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维奇·阿拉波夫、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罗扎诺夫、阿尔卡季·阿列克谢耶维奇·博察洛夫、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彼得洛夫和帕维尔·约瑟夫维奇·安德洛索夫。不幸的是，尤丁大力栽培、几乎亲手帮其撰写博士论文的一个学生，后来竟然是向当局诬告尤丁、导致其悲剧的始作俑者——尤丁被捕后，Б.А.彼得洛夫接掌了他的职位，并把老师的成果据为己有。在人类历史上他绝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С.С.尤丁还有一份热爱，这份热爱在他进入“斯克里福索夫斯基”工作后得以体现。熟悉莫斯科历史的人或许知道，该急救研究所位于早年的谢列梅捷夫医院大楼（“收容院”），系19世纪初尼古拉·谢列梅捷夫伯爵为纪念其亡妻：农奴女演员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芙娜，聘请意大利建筑师夸伦吉设计建造，内部装饰由意大利画家多梅尼科·斯科蒂亲自绘制完成。1812年卫国战争期间这座建筑幸存下来，用作收治俄军、法军士兵和军官的医院。从1923年起成为急救研究所。

历经百余年岁月侵蚀，建筑物严重破损，壁画被白漆覆盖，许多地方的浮雕装饰剥落。С.С.尤丁争取到政府许可，启动修缮工程。他请来知名艺术家和修复专家，工作如火如荼进行。尤丁本人直接参与天花板壁画的修复，亲手清理覆盖在斯科蒂画作上的白漆层。凌晨时分他爬上高高的脚手架，以他一贯的严谨态度小心翼翼刮除灰泥层，清洗壁画。当保存下来的色彩显现，他会像孩子般欣喜。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坚信斯科蒂的杰作应当为我国人民流传后世，而且有助患者康复。

如今的“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的新楼是一座现代化建筑，为员工和患者配备了最新医疗设备和便利设施，老楼则是一座美妙的建筑、绘画和历史博物馆，展示着谢列梅捷夫伯爵收容院的风采。若非尤丁的努力，这座博物馆肯定不可能存在，更不用说今天的辉煌了。

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对С.С.尤丁本人和整个急救研究所的工作产生了影响，尽管急诊外科和急性创伤在和平时期也被称为“无声的战争”。只是受伤原因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枪伤，伤患数量也发生了变化——人数急剧增加且同时涌入。当然还有其他不同，但和平时期的外科经验总能够应用于战时，反之亦然。

С.С.尤丁被任命为红军总外科医生尼古拉·尼洛维奇·布尔坚科的高级监察顾问。整个战争期间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未疏散后撤，留在莫斯科坚守岗位，也经常赶赴战地医院为重伤患者动手术，并向年轻医生（不仅限于年轻医生）传授战地外科的规则和原则。毕竟早在1941年他就编辑出版了两卷本《战地外科笔记》。由于这项工作，С.С.尤丁获得一级斯大林奖，也是我国首批获得“红星”军功章的医生之一。他的门下弟子在这一时期负责前线和部队的外科医疗服务，他给他们写的信充满了温暖抚慰、对胜利的希望和老师的睿智建议，多么令人感动啊！

1943年，两位世界著名外科医生——英国皇家海军首席外科医生、海军少将戈登·泰勒，和美国首席外科医生、哈佛大学教授埃利奥特·卡特勒专程赴莫斯科，授予С.С.尤丁英、美外科学会的荣誉会员证书。这是外国外科学会负责人首次为颁发此类殊荣前往别国，通常这样的隆重仪式是在本国举行的。

尽管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获得众多奖项、荣誉和表彰，但有两个理应引起担忧的情况他似乎并未在意，或只是装作不在意。其一，战争初期前线、部队乃至大型医院外科的大多数负责人都已授予将军衔，而尤丁直到战争结束仍是中校。其二，他的国际旅行被中断，不再应邀出国在大型会议上作报告。我认为，1943年泰勒和卡特勒来到莫斯科，与我国政府禁止尤丁前往美国和英国有关。我国许多领导人对他与美国大使哈里曼的私人接触、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及其他知名外国人士的私人通信深感不满。

1948年12月23日，一切都明朗了。傍晚一辆车来接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请他去会诊“重病人”，此人职位很高，姓名不便透露。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于是尤丁上了车，被带到……卢比扬卡的侦查员面前。

同一天，尤丁的高级手术护士玛丽娜·彼得罗芙娜·戈利科娃也以同样方式被捕。她不仅是高级手术护士，也是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密友，帮他处理手稿印刷和编辑事宜，代笔回复一些信件，是一位文化程度很高的美丽女士。每当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需要从尤丁那里得到什么，总会向她求助。尤丁常说她是 “圣洁的女人”。

关于尤丁监狱三年、流放两年所经历的一切，今天的人们已听过、看过不少。阅读这些内容令人痛心且恐惧。被捕当晚，高级侦查员科马罗夫上校在贝利亚的副官阿巴库莫夫陪同下开始审讯尤丁。科马罗夫上校刑讯逼供，几乎将尤丁的牙齿全部打掉，扒光他衣服按在地板上用橡胶棍猛击。还对他采用了臭名昭著的“传送带”审讯法，即由多位侦查员昼夜不停接力。尤丁勇敢忍受着对他的种种折磨，除了一件事——当特殊的夹子将眼睑卷成小管时，剧烈疼痛令他痛苦尖叫、失去知觉。

侦查员指控尤丁从事反苏敌对活动、为英国情报机构进行间谍活动。审讯期间还要求他提供关于几位部队高级指挥员（如朱可夫、科涅夫、托尔布欣等）的黑材料。尤丁很熟悉这些指挥员，访问前线时经常与他们见面，高度评价他们的军事才能，尤其Г.А.朱可夫——甚至将他与苏沃洛夫相提并论。可尤丁始终未说过任何人的不利供词。但在三年折磨后，他最终无法忍受国家安全部的刑讯，被迫签字承认自己搞“间谍活动”。1952年被判处十年流放，遣送新西伯利亚州别尔德斯克市，妻子娜塔莉亚·弗拉基米罗芙娜陪伴他一同前往过苦日子。

在别尔德斯克，医院管理部门起初不允许尤丁给人治病，后来本地外科医生开始主动邀请他，于是尤丁经过长时间“歇业”重返手术台，在本地医生的簇拥观摩下开刀。不久他被调往新西伯利亚市，原因是州党委第二书记向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请求帮他患严重胃病的妻子做手术，对方答复：“何必送她来莫斯科呢，全国最好的一把刀就在你们60千米外。”

尽管新西伯利亚允许尤丁做手术，但卫生管理人员（医院院长、医学院院长）还是千方百计阻碍他从事正常的外科工作、胃液分泌研究，不让他接触年轻人。然而学生们仍尽力帮助尤丁进行动物实验，送他回家，询问各种外科问题，还普遍喜欢找他谈论文学与艺术。

1952年，当局特批С.С.尤丁到莫斯科几天，送别他的中学同学：著名外科医生Ф.Д.奥奇金。在新圣女公墓葬礼现场，尤丁穿一件破旧外套，孤独地远离一群同事哭泣，瘦弱身影格外扎眼。无人与他谈话。借着这次莫斯科之行，尤丁设法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交给在医学科学院担任要职的К.С.比科夫，希望比科夫在政府中替他美言几句，争取允许他返回莫斯科。后来得知，比科夫高度评价尤丁的研究，但并未替他说情。当时国内出现了由“全人类的最好朋友”发动的反对“杀人医生”的运动，尤丁摆脱流放的希望彻底破灭。

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被彻底平反，回到自己熟悉的“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研究所，但职位已不再是首席外科医生，而是外科主任。他还不得不经历一次艰难的全体员工会议，在会上，他的学生Б.А.彼得洛夫及其少数支持者试图证明尤丁罪有应得，理由是他从来不喜欢政权，赞赏一切国外事物，整个研究所都只为了他的名声工作。不过正义终究得以伸张，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恢复了他应得的职位。

再谈几句关于М.П.戈利科娃的命运。她同样遭受酷刑，强迫提供С.С.尤丁所谓反苏活动的材料。他们威胁要处决她的丈夫，把她亲爱的女儿送进孤儿院。玛丽娜·彼得罗芙娜无奈屈服，拿来什么就签什么，但这并未使她免于被流放。平反之后，她因为诬陷了自己敬爱的上司而痛苦自责，请求宽恕。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表示理解，当然也原谅了她。在这场可怕的悲剧之后，她又做了许多贡献，编辑并筹备出版尤丁在狱中完成的《外科医生的沉思》，作者身故十四年后这本书终于面世。

恢复自由身的С.С.尤丁仅活了短短十一个月。1954年6月，他在乌克兰外科医生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纲领性报告，探讨外科发展之前景。这次会议在基辅进行，他感觉胸口疼痛，表示自己等不到大会结束，打算回家。启程前他请求去一趟老精神病院（译注：基辅市“巴甫洛夫”医院，成立于1786年），在弗鲁贝尔未完成的壁画前驻足良久。坐飞机返程途中，他的胸痛加剧，飞行员不得不降低高度。抵达莫斯科后他似乎恢复振作，拒绝住院，说要回家休息，歇一歇再去诊所接诊。几小时后妻子走进书房，发现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已经去世。遗体安葬在新圣女公墓。

准备这篇文章时我注意到有关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家庭的信息极少，尤其他妻子娜塔莉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普拉托诺娃的资料几乎没有。两人1916年结婚，娜塔莉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是某所私立大学的学生，父亲腰缠万贯，在伏尔加河上拥有多艘货运和客运轮船。她曾在医院照顾身受重伤的尤丁，几张照片显示她容貌十分美丽。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材料可查。是的，据说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一位兄弟曾透露普拉托诺夫家族与阿列克谢耶夫家族有亲戚关系。伟大的俄罗斯导演和演员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艺名）就出自阿列克谢耶夫家族，是莫斯科艺术剧院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家和尤丁家族的其他孩子称呼他“科卡叔叔”。

1917年尤丁家生了一个儿子，按照家族传统，长子都叫“谢尔盖”。关于小谢尔盖的资料仅限1943年他从前线返回莫斯科，父亲指责他借用自己名声脱离部队，把小谢尔盖逐出家门，甚至扬言：“我再也没儿子了。”这位年轻人的日后遭遇无从知晓。尤丁坐牢期间曾提到一个名叫“加利娅”的孙女，侦查员威胁抓走她送孤儿院，但这个小孩的后续情况同样没有任何信息。

关于С.С.尤丁复杂的性格已有许多文字记载，他的学生、同事和目击者也有不少口头描述。这并不值得惊怪：大多数伟人都有复杂甚至难以相处的性格，常常给身边人造成痛苦和不便，尤丁也不例外。那么是否应当关注天才或俊杰的生活细节？我认为应当，因为这有助于理解和解释这些人物的生平。诚然，像А.比托夫这样严肃的作者曾表示：“了解一个人的细节而非他的作为是庸俗的。”如果他指的是对“阴私暗事”的过度关注，那么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希望，如果我讲述一些能反映С.С.尤丁复杂性格的片段，不会被指责为庸俗。

如前文所述，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与许多艺术家友善，他们经常赠送自己的作品给他。他将其中一些作品挂在病房，因为他正确地认为优秀艺术是促进患者康复的因素之一。有一次尤丁让某位青年外科医生把礼物挂在病房墙上。第二天早晨查房，尤丁发现画挂歪了，当即解雇此人，说：“不会往墙上打钉子的外科医生不配做这一行”。

有时尤丁甚至对自己的老师也毫不留情。当他已是名扬四方的院士时，与曾经在“扎哈里诺”疗养院工作期间指导过他的Т.П.克拉斯诺巴耶夫争论。克拉斯诺巴耶夫对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说了些难听的话，尤丁的回敬也很不客气。克拉斯诺巴耶夫抗议说，对像他这样有功绩的人不该这样讲话。尤丁却说了一句刺耳的话：“然而是我让您当上院士，不是您让我当上院士”。考虑到他受过的良好教育，我认为这种程度的无礼很不可思议。

众所周知，Н.Н.布尔坚科（时任苏联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与更年轻、地位更低的С.С.尤丁之间有过一些便条交流。比如，布尔坚科在官方信纸上写便条请求尤丁会诊一位胃病患者，开头写“亲爱的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落款却列出一连串头衔：“苏联医学科学院院长、苏联军队首席外科医生、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斯大林奖获得者”等等。尤丁的回复则显得幽默且简短，开头写：“敬爱的尼古拉·尼洛维奇”，接着是诊断意见，最后落款：“伏罗希洛夫射手С.尤丁”。

人们通常对天才抱以宽容，这无疑是公平的。С.С.尤丁并非心胸狭隘之辈，但他始终无法原谅学生的举报。当尤丁再次出任“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研究所首席外科医生，而那名学生被调任外科主任时，秘书拿工资表给尤丁签字，他在那名学生的姓名旁批注：“此人不在我们这里工作”。

文章写到这儿，谈谈我自己的看法。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这一生最令我惊讶的是什么？首先，当然是他以不懈之勤奋发挥其卓越天资，似乎无一日不动手术、不读书或不研究科学。在任何条件下他都为自己创造条件，哪怕是他外科技巧丝毫无关的体力劳动。

其次，是他的广泛兴趣远远超出专业领域，不仅丰富了生活，也促成他对主要事业：外科工作的创造性态度。

第三个让我惊讶的事实不再是尤丁本人，而是他头上的那个政权。我一生读过不少名医传记，从未见过这种事情：“国家最好的一双手”，随时可能（字面意义）为每个人——包括领导人——提供医疗救助，却横遭摧残或被抛弃到无法使用这双手的地方。毕竟，多少人命得以挽救，正因为在那突发时刻附近碰巧有一位医生，他的知识和技能让人重拾生命喜悦。即便这位医生是“持不同政见者”。

我想以С.С.尤丁参观新圣女公墓后喜欢吟诵的诗句作为结尾：

“我再次走过坟地，
在墓碑间徘徊、哀悼。
我对一个说：你为何死去！
又问另一个：你为何活着？”

延伸阅读：

“无名女郎”的曲折命运

斯大林镇压受害者的家史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90年5月5日夜晚，资深工运活动家彼得·修达被发现昏迷在新切尔卡斯克市自家附近，送医途中不治身亡。彼得·修达是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参与者和研究者，也是苏联的政治犯。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揭露新切尔卡斯克枪击工人群众事件的真相。据人权活动人士称，修达之所以遇害正是因为找到了关于1962年枪击事件和受害者命运的证据。修达谋杀案至今未侦破，凶手究竟是谁？

彼得·彼得罗维奇·修达1937年12月出生于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他的父亲彼得·伊里奇·修达（1877-1939?）是老革命，1903年成为俄共（布）党员，1932年起成为全联盟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北高加索分会会员（会员证号№1465）。资料显示此人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巴库秘密组织的出纳员，后来在格罗兹尼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从事地下活动。1917年二月革命后当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委会委员和巴库市杜马候选人。1923-1937年先后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格罗兹尼、卡季耶夫卡、顿河畔罗斯托夫工作，被授予个人武器和红旗勋章。

1937年12月23日彼得·伊里奇·修达被开除联共（布）党籍，29日被罗斯托夫州内务部门逮捕。根据狱友的证词，彼得·伊里奇遭受了残酷折磨，刑讯后无力行走，被人托着腋下拖入牢房。1938年9月12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针对罗斯托夫州的审判名单中，彼得·伊里奇·修达的名字列在第73号，属于“第一类”人员（判处极刑者）。1939年1月7日枪决或死于酷刑（其他消息来源称1937年已死），同年追认平反。

遥想昔日，彼得·伊里奇·修达与米高扬、绍米扬、贾帕里泽和斯大林一起在巴库闹革命之时，他能预料自己最终会被苏维埃政权枪决，而他同样名叫彼得的儿子却会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将那些被共产党人杀害之人的名字从遗忘的黑暗中重新唤回吗？

所以，彼得·彼得罗维奇·修达为自己的出身自豪。他常说：“我父亲1903年就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错了，布尔什维克正确”。他的母亲玛尔塔·修达是顿河航运公司幼儿园园长，战争期间留在罗斯托夫照顾孩子们，德军占领时期设法重新开办了幼儿园。1943年8月她被苏联政府逮捕，判刑七年。彼得被送往孤儿院，直到母亲获释后团聚。彼得·彼得罗维奇早早离家生活，一度流浪，参军前做过多种工作，曾在哈萨克斯坦的矿井劳动，还进过技校学习。1960年代初他来到母亲和兄弟们居住的新切尔卡斯克市，在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谋了一份差事。

1962年6月1日苏联再次宣布“临时”提高肉类、黄油、牛奶等食品价格，同时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的计件工资被降低30%-35%。另外，城市和工厂的住房问题未得到解决——住宅建设规模很小，个人租房每月开销35-50卢布，相当于工人工资的20%-30%。国营商店几乎没有肉类，而集市的食品价格太高。

于是，1962年6月2日新切尔卡斯克市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军队枪击示威群众惨案。6月3日晚间开始大规模逮捕，克格勃特务拍摄了数千张示威参与者的照片，利用这些照片抓获一些人。两个月后，七名示威领袖被判处死刑。

彼得·修达一度面临死刑威胁，母亲救了他。她联系上米高扬，指出彼得之父曾是“26个巴库委员”的战友。众所周知，米高扬是唯一幸存的“巴库委员”，也是“从伊里奇到伊里奇”的党内不倒翁。彼得·修达说：“她在信中提到我的父亲，他自1903年起就是党员，1902年在巴统开始革命活动，是斯大林和26位巴库委员中的许多人的亲密同志。他在巴库闹革命长达十一年，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领导了格罗兹尼的革命运动，是贾帕里泽和菲奥列托夫的挚友。1937年他在顿河畔罗斯托夫遭迫害，受了一年多酷刑死于罗斯托夫的监狱。母亲的信让米高扬想起了早年的党内同志和巴库革命战友。而且米高扬‘回应了’。”

彼得·修达被判处十二年监禁，先是在他父亲遇难的罗斯托夫监狱服刑，后转入科米自治共和国的一个严管劳改营。在伐木场，新切尔卡斯克的囚徒们频频与管理人员和警卫发生冲突，其中一次以自动步枪扫射修达告终。紧要关头另一名警卫打掉了同事的步枪，子弹射向天空。还有一次，一名上尉警卫确认周围没有其他人后，咬着牙激动地低声告诉修达在穆罗姆也发生过类似新切尔卡斯克的悲剧。

1964年赫鲁晓夫退出政治舞台，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参与者逐渐被悄悄释放。修达的刑期减至六年，并成为1966年最后一批获释者之一。恢复自由身的彼得·彼得罗维奇回到原单位上班，开始收集关于1962年枪击事件的文件和目击者证词。

1970年代末修达投书《真理报》反对苏军入侵阿富汗。1983年他向党中央、最高法院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交申请，要求为自己和其他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参与者平反，还将枪击事件的证据寄给《真理报》和《文学报》。修达的妻子艾玛写道：“那些曾向手无寸铁之人开枪的法西斯分子”在监视彼得。

1980年他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公开信抗议入侵阿富汗，随后遭到“不明身份者”毒打，继而失去工作，很长一段时间被迫失业，又多次遭殴打。但他一直坚持收集新切尔卡斯克枪击事件的材料。1989年2月彼得·修达在一封信中表示：“我对苏联共产党持极其否定的态度，我断言，它不仅与十月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毫无关系，而且是对后者的犯罪。”

到1980年代末，修达确信尽管党的领袖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但他们“却使斯大林主义本身保持不动摇，国家暴力机关——克格勃和内务部的活动依然不受社会监督”。他成了一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相信国家可以由“无党派的工人运动”来领导，曾前往莫斯科参加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大会。当他与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波德拉比涅克在老阿尔巴特街摆摊宣扬人权和左翼报刊时被逮捕，关押两天释放。

彼得·修达半辈子自认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与苏联共产党领导层和党国体制判若水火。人生后半段他的政治自我定位有所变化，1988年2月参加了历史政治俱乐部“公社”，后又加入苏联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联盟。修达收集的材料曾在《公社》杂志上发表（如第22、25、27期，以及1988年6月关于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特刊）。

苏联政府严密隐瞒这场悲剧的信息，新切尔卡斯克的真相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才开始被媒体披露。修达协助记者撰写关于惨案的文章，由于他曾与那些亲眼目睹人群被扫射的人一同关押，因此了解许多细节。他收集目击者的证词，转述他们透露的市党委楼顶的机枪和遇难儿童的故事。修达的材料促使《文学报》和《共青团真理报》首次发表描述枪击事件的文章，1989年6月《纽约时报》也刊登了一篇短文。

但官方报刊的内容并不能让修达满意，他有理由相信仍有真相未被讲述。被秘密埋葬的遇难者确切人数至今未知。1962年拒绝命令部属向民众开枪的М.沙波什尼科夫将军在1989年的采访中透露，共22人被杀，包括“一名学龄男孩”。修达联系上这位将军，得知他引用的是负责埋尸的军官的话。但他凭什么认定只埋了这一次呢？

修达愤慨地说：“例如，新切尔卡斯克全市都知道一个小女孩是在母亲怀抱中被杀的，难道她是‘学龄男孩’吗？”他还掌握其他死难者的情况，比如一则悄悄流传的阴暗而神秘的消息称：伤员最初安置在市医院，不久后被集体转移，据称送往了监狱医院。然而修达与当时在监狱医院住院的囚犯谈过，他们一致否认曾有伤员送进来。“这些人消失了，无人知晓其下落。更确切地讲，也许仍然健在的亚历山大·谢列平知道，1962年他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监督国家安全机关活动，专程飞赴新切尔卡斯克。当年的其他负责人可能也知道真相，但他们恐怕不会说出来。”

修达甚至怀疑伤员被直接处决。去世前一个月他对亲属透露已经找到了相关线索，或许还发现了其他重要事实。无论如何，那个时候他告诉妻子自己可能只剩几周的生命了。

那几年全国正掀起恢复历史记忆的浪潮。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出版，其中提到枪击事件。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必须调查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问题，随后市执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信息收集”委员会。1990年4月总检察长命令对使用武器和人员死亡的情况展开正式调查。“追寻”组织的活动人士决定在枪击事件发生日：6月2日举行纪念集会。

人们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修达是1990年5月4日，就在他十年前曾被殴打的地方。之后他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与他的性格完全不符。5月5日晚“纪念”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修达寄来的信件，他声称找到了死难者的埋葬地点，包括1962年6月2日-3日夜间从市医院神秘失踪的伤员。当夜，有人在修达家附近发现他奄奄一息。

人权活动家В.图皮金回忆：“彼得·彼得罗维奇对新切尔卡斯克伤员的神秘遭遇很感兴趣。如果考虑到人群是被自动武器扫射的，伤员想必不少，客观的说应该比死者多。他们被送往医院后全部消失，修达试图寻找但毫无结果，很可能是在什么地方被处决了。修达抓住这一点不放，坚持要答案：伤员去哪儿了？遭遇了什么？如果他们被枪决，谁下的命令？有一天他从新切尔卡斯克打电话给《共青团真理报》驻罗斯托夫的记者（坐电气列车过去大约25-30分钟），说：‘我找到了，一切都在我手上。电话里不方便谈——你来吧。’记者去了，抵达约定地点却发现彼得·彼得罗维奇头被打破，旁边是一个敞开的空公文包。”

装文件的包忙乱中失踪，衣服沾满血迹，脸上有被殴打的伤痕。修达在救护车上去世，始终未恢复意识。妻子艾玛赶往医院，警察已经到了，急诊医生对她说：“这是谋杀。”人家通知她星期一到停尸房参加尸检，但她去了发现尸检和死因鉴定已经结束。闭门得出的官方结论是：这位52岁从未患过高血压的人死于脑出血——死亡证明白纸黑字有记载。尸检显示死者下嘴唇部位有被打击痕迹，但未发现其他暴力迹象。协助清洗尸体的女工告诉艾玛：尸体满身血污，骶骨上方有一块巨大青紫。

艾玛写道。“没人能说服我们这不是一起政治谋杀，案发后的第一晚，修达的支持者们从不同城市赶来，询问目击者追踪新鲜线索；一些人看见了了，这不是什么打斗，而是一次职业化的谋杀。第二天晚上，目击者被人威胁：‘如果再乱说话，就烧你们房子杀你们全家’。”

人权活动家波察洛娃也回忆：“虽然立了案，却一无所获”。于是彼得·修达被安葬在本地公墓。当时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联盟成员的安德烈·伊萨耶夫出席葬礼，多年后他成为“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的第一副主席。来送别的同志们举起无政府主义旗帜，发誓要继续修达的事业——找到新切尔卡斯克惨案受害者的埋葬地点。

1991年，新切尔卡斯克事件中大多数被定罪的人获得平反。1992年5月最高苏维埃做出一项决议，首次指出“当局残酷镇压了工人们的和平示威”。“追寻”组织逐渐转变为“新切尔卡斯克惨案基金会”。在第一次检察官调查期间，一位参与夜间秘密埋葬的警察彼得·格罗门科说：“我等了你们二十八年。”

调查人员成功定位了预想的埋葬地点，1992年活动家们决定迁葬遇难者遗体。专家队伍花了一年半时间研究挖掘过程中出土的遗物，最终于1994年纪念日举办迁葬仪式。在当年扫射人群的广场上搭起小台子，用黑红相间的布料装饰。台子旁边，二十具棺材摆放在凳子上。简短致辞后抬棺到教堂，神甫举行宗教仪式。之后，棺材被埋入本市公墓，竖起一块大理石碑，上面刻着：“纪念新切尔卡斯克惨案受害者”。

但所有的埋葬地点都被找到了吗？早在1991年，活动家们试图向克格勃询问被法院判处枪决的七人的葬身之处。一位警察局高层领导说墓地是“绝密的”，罗斯托夫州克格勃负责人说：“别去找了——找不到。”所以至今不知墓地在哪儿。

2017年波察洛娃首次接待一位当年仅十岁的目击者，这个叫帕维尔·阿弗宁的人讲述了1962年6月2日那天他和同一个楼院的小朋友们都在广场上。枪声响起，两个小朋友从树枝跌落，浑身是血。之后他母亲把他藏在床底三天，食物也是送到床底吃的。那两个小朋友再没出现，他们的父母也从家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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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经关押的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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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多尔戈博洛夫
（曾任《劳动报》副主编）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科兹洛夫是全世界稀有的“情报家族”成员之一。他们注定要过着多重人生，每一重都充满危险与不可思议，而且大多被剥夺了人类最基本的幸福——家庭和天伦之乐。这些人从不抱怨自己选择或被迫接受的命运，很少有机会或意愿与外界分享自己充满波澜的生活，哪怕只言片语。

阿列克谢·科兹洛夫自述：

“本人1934年出生在基洛夫州奥帕林斯基地区奥帕里诺村，不过我对这个村庄没有印象，因为一岁半就被祖母领走了。我从1936年起住在沃洛格达，在那里完成了十年制学校的学习。由于一些原因，我是爷爷奶奶拉扯大的，我父母当时很年轻，除我以外还要养育三个孩子。母亲在集体农庄做会计，父亲1941年参军，战争年代他是近卫第五军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麾下坦克营的政委，参加过库尔斯克会战。

我1943年入学念书，遇上一位出色的德语老师泽尔曼·什穆列维奇·谢尔佐夫斯基。1939年德国攻占波兰，他躲避纳粹逃亡苏联，后来人家安排他住在沃洛格达，师范学院毕业到我们学校教德语。此人精通德语，对我们要求也很高。我和他关系非常好，他在我准备报考高校时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前往首都，带着一个挂锁的木箱子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下车，那是我头一次进莫斯科。抵达后我在车站问询处问的第一件事就是：‘国际关系学院怎么走？’人家告诉我地址：地铁建设街53号，也就是现在的外交学院。入学考试我全部考了‘优秀’。

我在学院学习丹麦语和德语。1958年12月派我去驻丹麦大使馆领事处实习，回国后被建议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为什么会有这种建议？这话应该问问国际关系学院人事处。当然，并不是所有毕业生都会进国家安全机关。比如我的同学尤利·克维钦斯基，后来成了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鼎鼎有名的大使，以及其他许多知名人士。不过我还记得，1984年我执行多年海外工作后第一次回到亚谢涅沃（注：对外情报局总部），遇见的几乎每个人我都拥抱问候，因为他们是我学院的同学。

那么，1959年，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叫到卢比扬卡——当时是捷尔任斯基街2号。他们问我：‘你想在哪儿工作？’我回答：‘只想做业务工作，绝不做文书工作。’于是他们提议我做一名秘密情报员。然而直到现在我都可以炫耀手指上的老茧——不做这份该死的业务工作，我也不用写这么多东西。”

— 地下潜伏工作难道不需要熟练掌握外语吗？

— 那时候我的德语已经很不错了，在学院和实习期间也学过丹麦语。于是他们挑选我进行培训，不过培训时间非常短。我是1959年8月1日开始学习的，1962年10月2日就被派往某个西方国家执行任务了。在此之前我曾赴东德进行预备训练，这对我们很有帮助，但也不是没毛病，因为我在莱比锡染上了萨克森口音。我永远不忘后来在西德的一个咖啡馆偶然与一位刑警闲聊，他突然问我：“您大概不是本地人，不是布伦瑞克的？”我回答：“不是，我是奥地利人。”他摇头说：“奇怪，我打赌您是萨克森人。”那么我只好解释说母亲是萨克森人，父亲是奥地利人。幸好当时我邻桌的年轻人对旁边的女士更感兴趣。后来，我又被派往丹麦。

— 除了主要任务外，您在那边还做些什么？

— 每个地下情报员都需要一份掩护职业。当时在莫斯科他们可以让我做汽车维修工、冰箱或电视机修理工之类。最终他们让我做技术绘图员。我内心极其厌恶这份工作，因为本性更钟爱人文学科。但没办法，只能接受，好在这个职业还算干净，至少不用趴车底。在哥本哈根，我去了一个技术学院，他们也培养制图员，课程通常需要三年。我对校长说，我想在三个月内毕业。他惊讶地看着我，我不慌不忙解释说我会制图，只需要毕业证。他找来一位老师商议，最终决定：收我三年学费，但如果能在三个月内通过全部考试，直接发毕业证。于是我每天都去学院，有时一天去几次，完成所有作业，顺利拿了丹麦的毕业证。

— 您持哪种护照？

— 我的身份是德国人，持西德护照，当然是假的啦。我需要辗转几个国家进行磨合，选择一个国家作为根据地，冒充在那边生活了多年，以外国人的身份赚了不少钱。一开始他们建议我去黎巴嫩，我从那不勒斯乘船前往途中认识了一位英语流利的姑娘，她教了我六个月英语，效果相当不错。

到黎巴嫩后，我发现黎巴嫩的阿拉伯人非常喜欢德国人，至于我到过的丹麦，几乎没人知道丹麦在哪儿。之后根据中心的指示我去了阿尔及利亚，计划长期定居。当时阿尔及利亚仍有法国驻军，但总统已经是艾哈迈德·本·贝拉。

这个国家几乎没人懂英语、德语，更别提丹麦语了。我通过一位会说德语的法国熟人，准确地说是通过他的朋友，谋了一份技术绘图员工作。单位的工程师和建筑师都是瑞士人，而瑞士人会说英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当时的阿尔及利亚，甚至许多阿拉伯人也只会说法语，闹出不少笑话。有一次本·贝拉决定重新命名所有街道，用阿拉伯文字书写新街名，引发一阵混乱。总之，我不得不在阿尔及利亚学会法语，后来又学意大利语，直到现在我还能流利使用这些语言。

再后来，我老婆也到阿尔及利亚与我会合。

— 您如何向当地人解释她的到来？

— 我离开莫斯科前夕我俩结的婚，当时她在苏联受训。她来了之后，我们为她编了一套相应的身份背景。我认识一些法国老人，有的搬走了，有的逝世了。所以我们拿到一个地址，就说我老婆曾在那儿住过。她的掩护身份是德国人，但法语是后来在阿尔及利亚学的。我在这个国家挺幸运：独立后两年，阿尔及利亚开始销毁独立之前的外国人档案，于是我就可以轻松地对其他国家的人说我在阿尔及利亚居住20年，赚了不少钱。

然后老婆怀孕了，上级要求我们去西德，在那边正式登记我们的婚姻，因为我俩护照都是伪造的。我们先到突尼斯，然后去荷兰，再去法国。之后我去了斯图加特，老婆留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边境。

— 您为什么一个人进入西德？

— 我没法带她，因为不知道事情将怎样发展。

如您所知，我是技术制图员，需要找一份工作才能在联邦德国某个地方定居。斯图加特是个大城市，有几十家机构。但我到的时候正值八月份暑假高峰期，只能在干洗店当杂工，只有他们愿意聘用我。不过他们承诺付我熟练工的工资，如果我肯卖力气，三个月转正——结果也确实如此。当时这个城市的规章十分宽松，我们很快领取国内身份证，正式登记结婚。之后我们搬去慕尼黑，我又在一家干洗店谋职。先后生了一儿一女，孩子出生后我们换掉以前的国内身份证，拿了真正的西德护照。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被召回俄罗斯。在家歇两个月，派遣我去比荷卢联盟的某个国家长期定居。我在该国首都安顿下来开始找工作，无论绘图员或干洗店都行。花费六个月，工作特别难找。最终我入职一家大型酒店的干洗和洗衣部门，顺便说一句，我确实是熟练工，很快被提拔为部门主管。我租了公寓，老婆带俩孩子与我团聚。

— 孩子们知道自己是哪国人吗？

— 不知道。儿子上幼儿园，女儿上托儿所。他俩之间只说法语，跟我们两夫妻只说德语。

— 不会俄语呀？

— 没机会学呀。

— 不是在俄罗斯住了两个月吗？

— 根本不让他们学。他们一句都听不懂。

老婆过来之后，在首都的一所德语学校上班。这所学校是北约认证的，教的是北约工作人员子女。起初她以家教形式辅导这些小孩，后来在学校教他们德语。至于我，做了一家大型干洗店的总经理。

— 比荷卢，北约……想必您收集了这个军事联盟的情报？

– 是在收集情报。

– 您夫人在北约学校教书对您有帮助吗？

– 当然了。不过，即使在干洗店工作也能获取有价值信息。

– 您有自己的特务吗？

– 没有，我手下没人，那边只有我自己。但到了1970年，我妻子病得很重，不得不回国，没多久去世了。后来安排我独自处理一些危机地点的工作。

— 什么样的危机地点？

— 那些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且爆发了危机的地方。1970年代主要是中东地区，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我在意大利取得合法居留权，同几家生产干洗材料的公司，比如化学品和机器制造商，建立了良好关系。他们邀请我做全球代理，跑一跑意大利本土之外各国的业务。我很满意。虽然我户籍注册在罗马，实际每年只在罗马住两三个月，其余时间都在外地奔波，例如埃及、约旦、以色列、科威特、黎巴嫩，后来还跑沙特阿拉伯等国。

— 您能轻松出入这些地方吗？签证怎么办？

—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如果某人的护照上有以色列海关的入境章，他就无法进入任何阿拉伯国家。所以我去西德大使馆，说：“朋友们，我该怎么办？”他们告诉我：“去申请一本新护照，副本。”于是我拿着西德护照的副本周游阿拉伯东部，也就是说，用一本护照去以色列，用另一本跑阿拉伯国家。我在那个地区有一些有用的关系，比如黎巴嫩的部长亲属、以色列的军官，以及以色列和埃及的政治家。

有一次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件趣事。我傍晚去餐馆，点了50克伏特加——其实是40克，他们说的双份是这个量，又要了一杯啤酒。我环顾四周，没座了，那边一张桌坐着三位老先生，只有他们那儿有空位。我走过去用德语问：“我可以坐下吗？”犹太人多数会德语。他们说：“请吧。”又问我：“德国人？”我说：“是的。”其中一位开始和我闲聊：“你知道吗，战争期间我在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工作，有一次被派到德国后方执行任务，我可把你们这些恶棍整惨啦。”他说这话的时候充满自豪，特别怀念和尊敬苏联情报部门。

对情报员来说，必须能够随时适应环境。有一次在特拉维夫，大概五点钟我去吃晚饭，要了炖牛肉和一杯啤酒。一位全身穿牛仔服的小伙子坐我旁边，看得出来是常客，因为服务员没问他就端来200克冰镇的浅色酒，杯子表面迅速结了霜。接着给他端上一盘两片黑面包和一盘细切腌鲱鱼，上面盖着几个白洋葱圈。这小混蛋就在我耳边嘎吱嘎吱大吃大嚼，弄得我也咽口水……

— 您在中东的活动成功吗？

– 应该说，不无收益。在那边达成了许多目标，但至今我仍无权谈论。我因功获得了红星勋章。

从1974年起我也常去伊朗，当时还是沙阿统治时期。我们对伊朗很感兴趣，我在那边行动非常自由，结交不少朋友，包括警界和各种圈子的人士。

— 他们的安全机关很恐怖啊，萨瓦克……（译注：巴列维王朝时期的国安部门）

— 那也没办法。不过我肯定不是用苏联护照在伊朗活动。

— 那您怎样把情报送回国内？

— 怎么送？主要是把未曝光的胶卷放在藏匿点。最紧急的情报则用密写方式写信，寄给特定地址，地址是中心给我的，三、四天信就能到我指定的地方。后来我想出另一种办法：用小型记事本，跟瓷砖差不多大小，可以写多达50页内容，这招也很好使。

— 您一直靠自己吗？

— 当然。但我有很多阿拉伯朋友和犹太朋友。这些是真朋友，他们不知道我究竟是谁，但信任我，我也信任他们。

我刚才提过危机地点。1974年葡萄牙革命之前我们和这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而我早在卡埃塔诺法西斯政权时期就去过，收集了很有意思的情报。“康乃馨革命”爆发，我再次前往葡萄牙住了几个月，几乎走遍全国。

— 您和同胞见过面吗？

— 我每两年回国休假一次。当时老婆已经住院了，孩子上寄宿学校。休假期间我把所有时间都用于陪孩子，老婆偶尔从医院出来探望。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会面了。

至于在国外，我们很少有机会见同胞。比如在意大利十年吧，总共只见过两次，都是中心派来的联络员，会面通常是在中立地带进行的。有一次新年前夕，也是我准备回国的时候——我的假期从一月开始——我从德黑兰飞哥本哈根，去见情报站主管。我们互换护照，我给他的是我长期使用的“铁护照”，他给了我一张备用护照，将来可以销毁。他祝我新年快乐，并祝贺我获得“国安人员荣誉勋章”。随后他补充道：“还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向你表示祝贺，眼下他也在这儿。”我问：“谁啊？”他说：“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我又问：“戈尔季耶夫斯基怎么知道我来了？是你告诉他的，还是你把我的新护照给他看了？”其时戈尔季耶夫斯基正是他的副手。这就是我要说的，秘密情报员除非万不得已绝不能和情报站的同事交往。

— 您有收音机吗？

— 当然有，就是一台普通收音机。每周一次收听中心指令，按照指令行事，把密写信转寄欧洲的地址，或者放在藏匿点。

— 朋友们不怀疑您吗？

— 怀疑我什么？

— 您满世界出差啊……

— 我卖机器嘛，干洗设备。我代表公司联络了大量的人，拜访过香港和台湾的各个干洗店。

— 是谁给您提供资金的？

– 自然是中心。

– 那么罗马的老板没催促过吗？比如让你更积极点，多卖一些……

– 很简单：卖了拿佣金，卖不出去分文没有。至于老板，我根本没有老板，我是自由代理人。

— 您一个人四处奔波，这些频繁的旅行从没引起谁怀疑吗？

— 我从未听说有人因为频繁旅行被怀疑。我可是欧洲人，德国人，对我而言四处都畅通无阻。

— 然而困难终究出现了……

— 1977年我第一次被派往南非——当时还是种族隔离的国家。在公园长椅上，街道上，处处写着“仅限白人”。商店只为白人服务，黑人禁入。傍晚六点黑人必须返回自己城区。这对我来说匪夷所思。那时苏联正在支持非洲国民大会，情报部门更感兴趣的是南非与西方的秘密联系。我第一次访问纳米比亚时，还叫德属西南非洲，是南非的殖民地。我走遍整个国家，各地都需要联络。

那里开采铀已经浓缩到到80%，一律运往美国。要知道那时候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已经正式对南非实施了经济抵制。我在纳米比亚只说德语，因为即使是黑人说德语的水平也毫不逊色德国人。何况那边德国人非常多，宾馆都是德国风格，宾馆名字也是纯德语，随处可见德国农场主。

1978年我自己提议前往边境地区，靠近前线的国家——赞比亚、博茨瓦纳、马拉维。他们似乎支持南非国会，但实际上经济依然受南非人控制。例如博茨瓦纳的钻石矿完全掌握在“戴比尔斯”公司手中。

— 苏联情报部门还关注南非的什么？

— 想知道他们究竟有没有原子弹。佩兰达巴的科研所进行核领域研究，我们和美国人都怀疑那里正在制造核弹，因为1978年的某一天曾经侦测到南半球开普敦附近出现了一次类似核爆炸的闪光。于是我将马拉维纳入行程，因为这是当时唯一与南非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我抵达布兰太尔市，这些国家的白人们很容易打成一片。一个新来的欧洲人，尤其德国人，会受到热情接待，聊天无所不谈。一次我们议论原子弹，我说：“哎呦，还以为南非有原子弹，闹了半天没有啊。”一位老夫人忽然激动起来：“谁说没有？我们1976年12月庆祝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时候开了香槟呢！”

— 此事正式确认了吗？

— 我立刻将情况告知中心。后来听说，各部门各科室的负责人被连夜召集起来讨论我这条情报。但归根到底无凭无据。而且，那位老夫人还告诉我她曾是佩兰达巴基地主管的秘书，退休移居马拉维。

— 后来证实了吗？

— 确实证实了。1980年我再次被派往南非，我飞过去，然后去纳米比亚，在温得和克（译注：纳米比亚首都）我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 第一次遭遇这种情况吗？

— 是的。无处可藏，只能继续飞南非。我们在约翰内斯堡降落，我看见一辆黑色轿车直接冲向飞机，停在舷梯旁。南非反间谍部门的人向我出示证件，给我戴上手铐，押进机场的专门房间，强迫我脱到只剩内裤。然后他们取来我的行李，让我穿好衣服，把我押送比勒陀利亚。我在南非安全警察——就是南非反间谍机构——的内部监狱关了一个月，昼夜不停受审问。第一个星期根本不让我睡一秒钟，我站着也能睡着，有时直接摔倒。顺便说一句，审我的那个人办公室挂着希特勒画像，而他本人是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译注：纳粹德国国家安全总局局长）的崇拜者。审讯基本在地下室进行。总之，糟透了。

— 您被上刑了吗？

— 这怎么躲得掉呢？一星期后他们忽然让我睡觉，可安排我睡的牢房却充满人声，像是有人在旁边被拷打。尖叫声、撞击声、哭泣声此起彼伏，好像在揍谁。我意识到是录音，但逃不掉这种噪音。每隔半小时狱警进来看我，我必须起立。另一次他们带我去审讯室，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西德宪法保卫局的，另一个是联邦情报局的特务。

— 审讯用德语还是英语？

— 英语。我记得他们打开我的行李箱，拿出我的收音机，是那种任何商店都能买到的普通款，可他们立刻兴奋大喊：“啊哈！”又翻出了一本记事簿，里面有几张复写纸。我什么都不说，他们自己去检查，确实发现一张有笔痕的，写的是俄文。但这不是重点。那两个西德人坐着问我：“你为什么不要求西德领事馆的人来？”我回答：“我一直在要求，但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帮我去请。”又问：“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捕吗？”我回答：“不知道，我什么都没做。”接着他们给我看我妻子的照片：“认识吗？”又给我看一张我的照片，我翻过来，背面写着“А.М.科兹洛夫”。之后我说：“是的，我是苏联军官，苏联情报人员。”我就这样承认了身份。但接下来的两年，不管他们怎么折磨我，我再没说过一句。

一个多月后把我转到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关进死囚牢。监狱有几个区域叫星形区，每个区域13间囚室。但关我的那个区域只有我自己，其他牢房全是空的。旁边有个绞刑架，每周五清晨五点行刑。有几次他们故意带我去看怎样绞死人，在二楼，行刑后绞架下面的活板打开，犯人掉下去。楼下站着一个最坏的恶棍，叫马尔赫巴医生，他给犯人的心脏打一针确保彻底死亡，最后把尸体拖走。有一回这个医生还给我做过检查。

对我来说最可怕的是总部不知道我在哪，他们连着三个月给我发无线电讯息。

我在死囚牢关了六个月。囚室只有一个便桶、一张床和一把椅子，长宽三步乘四步。墙上用钉子刻满了之前被处决的人留下的遗言。唯一送进来的东西是食物。早餐五点半，一杯像咖啡或茶的液体，但更像刷锅水，外加两片面包和一碗粥。午餐十一点，晚餐下午三点。总共四片面包、一小块人造黄油、一点果酱和一碗汤。夜晚十点熄灯，到这个时候我饿得出现幻觉，满脑子煮土豆、番茄和黄瓜。记得出狱时他们给我称体重，原本接近90千克，只剩59或58千克。没有报纸，没有广播，完全与世隔绝。我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任何放风的机会。

— 他们不审您了吗？

— 偶尔也会审。

— 具体指控您什么呢？

— 说我是根据《反恐怖法》第九条被关押的。这意味着他们没有义务通知我被捕的原因。明确告诉我无权聘请律师，也不能与外界接触。就是《反恐怖法》第九条，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尽管我没携带武器或类似物品。最终，1981年12月1日，被关押六个月后，典狱长告诉我：博塔总理已通过电视和广播正式宣布我被捕。

— 怎么说您的？俄罗斯间谍？

— 对，宣布我是苏联间谍阿列克谢·科兹洛夫。典狱长告诉我，博塔正式宣布我的案件之后，我现在可以每天在监狱院子由狱警陪同散步半小时。他们还终于允许我吸烟。我整整两个月没吸烟了，平常每天两包半呢。

— 德国领事馆呢？来找过您吗？

— 起初德国人每三个月来询问一次，后来变成半年一次。他们来了嘀嘀咕咕几句，看上去茫然无措，然后就走了。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而我还是继续关在同一个囚室。1981年底我的手出现皮肤开裂，于是他们叫来那个马尔赫巴医生。他说：“深呼吸。”我深呼吸。“再来，深一点。”我继续深呼吸。他说：“你的呼吸很好。”我问：“你都没听怎么能说我呼吸很好呢？”他的听诊器挂在脖子上，根本没塞进耳朵。他大发雷霆……后来他们给我一双人造革手套，可我的皮肤还是不停裂开。最后找来监狱医院的院长范·罗恩少校，他看了说是缺乏叶绿素。问题在于我的囚室只有一个小天窗，阳光根本照不进来。他说：“有阳光才有叶绿素，那样就好了。”所以在我服刑一年半后，把我转到了比勒陀利亚监狱的惩戒区。

— 为什么关到惩戒区了？

— 因为那边的囚犯大多是违反监狱纪律的人。有人偷了别人的东西，有人打架，还有人抽了狱警私下提供的大麻。惩戒区也是单人囚室，但至少我不是孤身一人了。其他囚室的人会吵架、大笑、骂脏话。我这儿还是同样的便桶，同样的床，但至少每天都能见阳光，皮肤开始愈合。

就这样一直关到1982年5月。有一天典狱长拿来一套相当体面的西装，正好是我的尺码，还有衬衫、领带。此前他们量过我的尺寸，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之后他们送我去见反间谍副主管布罗德里克少将，他是个仪表堂堂、说话风趣的家伙。一见面他就告诉我：准备把你交换出去。但他提醒我：你会先被移交国家情报局，不要让他们瞧出你知道这次交换的事。我的审讯官，就是前面提过的格洛伊上校，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很抱歉你经历这一切。现在我们知道你是个正常人，是真正的男子汉。”握手的时候他塞了个徽章给我，上飞机我才看清楚是南非安全警察有逮捕权的徽章。

— 情报局的人怎样对待您的？

— 先带我去一处巨大的山崖顶，那儿有一座南非开拓者布尔人纪念碑，附近是祖鲁人和白人浴血拼杀的遗址。他们吓唬我：“今天在这儿枪毙你。”真的吗？我站了一会儿，又把我塞回车里开往机场，登上一架波音747“珍宝”客机，连我带押送的总共八人。一路飞到德国法兰克福。

下了飞机，把我转移到西德边防局的直升机。直升机降落在“黑勒斯豪森”检查站附近（译注：东西德交界处），换俘在此进行。

首先拉来那些跟我交换的人，共11位——10个德国人和1个南非军官，这个军官是南非军队突袭安哥拉时被俘的。他们每人都拎行李箱，而我呢，什么东西都没给我，只有一个装绿色肥皂的小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监狱拿出来。还有一条囚犯裤子的布腰带，是我离开牢房时卷起来塞进包的。我唯一值钱的东西是南非狱友送我的卷烟器。

他们把我领到一间机库附近，我瞧见里面有两个熟悉的身影：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纳加耶夫（现在已经是退役少将）和鲍利斯·阿列克谢耶维奇·索洛沃夫，安全部门前负责人（译注：实为克格勃第一总局”С”局九处处长）。我们当然拥抱亲吻一番。他们让我上车，带我去柏林，开了大约30千米，车里静得出奇。开到爱森纳赫市还没人说话，我忍不住了：“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我回到祖国了啊。”他点点头：“是啊，那又怎么样？”我说：“怎么叫‘又怎么样’呢？得庆祝一下啊。”他一拍自己的光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难怪一路没话说。”告诉驾驶员：“走吧，看见第一个餐厅就停，喝100克，再来杯啤酒！”喝完酒，直到柏林都没再沉默。

到了柏林，同事们预备好一桌丰盛欢迎宴，有鱼子酱和三文鱼，可我只顾着把土豆和鲱鱼全消灭了。后来，我们的驻东德代表瓦西里·季莫费耶维奇·舒米洛夫（已去世）笑话我说：“阿廖沙，你把我们招待用的鲱鱼都吃没了……”

另外大家还凑些钱给我，让我回家给孩子们买点东西。毕竟离家已经很久了……

— 我们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吧，您究竟怎么暴露身份的？

— 很长一段时间谁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被捕。我是1982年被交换回来的，直到1985年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叛逃，事情才真相大白。当时他是伦敦情报站的站长，这可是将军衔啊，请见谅（译注：实为国家安全上校）。而且我和奥列格以前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他比我低两级，我们还曾在共青团委共事。我毕业比他早，他不知道我的去向。但后来他在我们档案室工作，所以才变成这样。一切都是因为背叛。

— 您在丹麦换护照的事，以及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问候，并非偶然吧……

— 早就可以抓我了，虽然并不容易。我问过审讯我的德国人：“你们是不是故意让我在南非被捕的？”他们直接回答：“当然是。”

— 您回国之后呢？

— 回家休息几个月，又开始工作了。在中心干了四年。后来我给尤里·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译注：时任”С”局局长）打电话，说我受不了了。德罗兹多夫问我：“你还能怎样？现在谁都知道你了，怎么派你出去执行任务？”说完他思索一会儿：“其实没人关注你，因为你是交换回来的。而且哪个傻瓜会相信刚从绞索逃生的人愿意再把头伸进去呢？你去吧。”于是发给我一本护照，以前用的是德国护照，这次换成另一个欧洲国家的。从那之后我又外勤工作了十年。1997年我彻底回国，不过到现在我还在工作，经常和年轻人交流。我已经走遍俄罗斯的三十个地区，比如符拉迪沃斯托克、纳霍德卡、摩尔曼斯克、鄂木斯克、托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哈巴罗夫斯克……每年出差5、6次。

— 您什么时候荣获英雄称号的（译注：“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

— 那早了，2000年。

– 因为什么？怎么说的？

– 那上面写的是：表彰在执行特殊任务中的勇气和英雄气概。

延伸阅读：

波兰上校、北约间谍理查德·库克林斯基

七十年代克格勃识别敌方情报人员指南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谢尔盖·丘利雅科夫
（莫斯科记者联盟成员）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庭院一角伫立着献给伊万·屠格涅夫和宝琳·维亚尔朵的纪念碑。据学院院长介绍，屠格涅夫虽未正式担任过外交官，实际上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他是一位具有爱国精神的国家主义者，尽管他坚持自由主义观点，而且对俄罗斯的国家体制发表过批评性意见。

但众所周知，有外交的地方就有情报工作。因此，有报道称屠格涅夫差不多是俄罗斯驻法国情报机关的负责人。然而反对者指出，如果这样的话，档案中应该会有记录，可并未看到。甚至有人写道：“克格勃领导层无非是高兴地认为，有屠格涅夫这样的老前辈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事实上，俄罗斯爱国者屠格涅夫在欧洲文艺界和政界人士中享有很高声望，为什么不能利用他为俄罗斯收集政治情报呢？

历史学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采访苏联国安委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得知，屠格涅夫曾经以“宝琳·维亚尔朵为掩护”，担任俄罗斯情报机关头子。这一信息写在雅科夫列夫著《1914年8月1日》一书中，乍看有点难以置信。需要指出的是，这位作者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亲自推荐给安德罗波夫的。乌斯季诺夫非常熟悉他的父亲：炮兵元帅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

尽管缺乏证明屠格涅夫从事情报活动的文献记录，但该领域专家们通过分析这位作家海外生活的种种细节，认同他曾是情报人员的说法。那么，还有哪些历史事例和事实佐证这一观点呢？

维护俄罗斯的形象

屠格涅夫旅居法国期间，法、俄关系明显改善。例如，两国共同反对土耳其对巴尔干人民的血腥镇压，这削弱了英国对俄罗斯的压力。此外，屠格涅夫和其他俄罗斯作家及文化人物使许多欧洲人惊讶地发现，原来俄罗斯的文化水平不仅不逊于欧洲各国，某些方面甚至比较优越。

伊万·屠格涅夫在国外与欧洲最优秀的学者交往，好友包括法国著名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埃米尔·左拉、维克多·雨果、居伊·德·莫泊桑等。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文学大会上，屠格涅夫当选副主席。之后他成为牛津大学荣誉博士，还将普希金等多位俄罗斯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法文。至于红极一时的歌唱家宝琳·维亚尔朵，她在自宅接待法国和欧洲各国的众多杰出知识分子，也招待过一些知名政治人物，比如后来成为统一强大德国君主的普鲁士国王和王后，以及德国首相俾斯麦。

再讲个有趣的事实：伊万·屠格涅夫会说五种外语，其中西班牙语学得特别快，而宝琳·维亚尔朵生于西班牙裔家庭。据说屠格涅夫故意装出英语不熟练的样子，混用德语或法语单词代替英语词汇。实际上他英语非常好。这是老练情报人员的典型行为方式。

有一次，屠格涅夫受邀参加英国文学基金的聚会，得知俄罗斯的死敌：帕默斯顿子爵亨利·坦普尔也会出席。屠格涅夫在聚会上与当地政治家和文学家喝酒交谈，获悉亨利·坦普尔正试图重新担任首相，计划包括与普鲁士合作，而普鲁士正努力将全部德意志领土统一为一个帝国。法国对此持负面态度。屠格涅夫及时将这一重要信息传递给了俄罗斯驻法国大使帕维尔·基谢廖夫伯爵。

政治家和情报员的高超活动

1863-1864年，俄罗斯统治下的波兰爆发的起义在没有欧洲列强明显干预的情况下被平息。俄罗斯外交巧妙利用了当时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敌对关系，普鲁士则为俄罗斯镇压起义提供政治甚至军事支持。普鲁士的军队和警察封锁了俄普边界，因此即使是当地波兰人组成的小规模起义队伍也无法进入俄罗斯统治的波兰境内。普鲁士军队不仅缴获这些起义小分队的武器，更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消灭。须知：与俄罗斯统治的波兰不同，普鲁士统治的波兰不设地方自治机构，公开实施德国化（同化）政策。

尽管欧洲舆论将波兰起义者理想化，视其为纯粹的英雄和理想主义者，但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列强实质上帮助过波兰起义。可叹波兰贵族始终怀抱着法国和英国将伸出援手的渴望，翘首期盼西方列强与俄罗斯开战。就连英国报纸也承认，如果起义领袖不指望西方军事援助，那么起义就会自行结束，甚至压根不会爆发。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公然的不干涉呢？俄罗斯大使馆通过其情报机关和外国线人广泛传播关于俄罗斯和“理想化的波兰起义者”所犯下的可怕暴行的真实材料，包括他们对波兰农民的暴行。起义者实行掠夺性征粮政策，杀害那些拒绝交出粮食的人，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农民则拿起棍棒、草叉和镰刀协助俄罗斯军队剿灭这些血腥的叛匪。与城市居民、乡村神职人员和小贵族不同，波兰农民几乎没参与本次起义。

作为对伦敦的无理抗议的回应，两支俄罗斯舰队驶向美国海岸，而美国当时是俄罗斯实际上的盟友。两艘俄罗斯护卫舰也进入地中海，扼控英国的交通要道。奥伦堡省长开始组建远征军，准备开赴英属印度边界，因为当地居民正在反抗英国统治。俄罗斯军事力量的这种展示对英国人产生了影响，促使后者放弃对波兰的直接援助。与此同时，那些从法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出发支持波兰起义的志愿者也麻烦缠身，欧洲报刊开始管他们叫“雇佣杀手”。

俄罗斯流亡革命者支持波兰起义，尤其亚历山大·赫尔岑，他以自己的《钟声报》和口号“为了我们的和你们的自由”大力声援。共济会成员、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组织了一支志愿者队伍，秘密乘坐轮船从英国前往波兰，船上还运载着供应起义军的武器弹药。但在瑞典马尔默港，这艘船应俄罗斯的要求被拦截。后来发现情报是一名俄罗斯特务泄露的。巴枯宁设法返回英国，之后他与赫尔岑及其他战友逐渐被许多俄罗斯流亡者视为“不可接触之人”。1876年二百位弔客出席巴枯宁葬礼，没有一个俄罗斯人。

因为俄罗斯流亡者们听说1863年1月的某个深夜，华沙市民持械闯入俄军军营，残忍杀害了熟睡的俄罗斯士兵，这让流亡者们十分愤怒。当时的情况是：在许多俄罗斯驻军中负责执勤的军官大多是波兰裔俄罗斯人，他们故意选择这一天当值。俄罗斯士兵在肉搏战中冲向街头，敲打房门和教堂门试图寻求庇护。然而无人开门放他们进去，结果被狂暴起义者的所谓“匕首队”捅死。

那么，与秘密间谍和爱国者屠格涅夫的报告相比，作为作家和自由主义者的屠格涅夫对这次起义写了什么呢？“恢复波兰的独立是一回事，而它将拥有哪些边界、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独立则是另一回事！”屠格涅夫完全无法接受1772年边界内的波兰，反对在不举行全民公决的情况下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土地并入复兴的波兰版图。

“三十二人审判”

还有一个例子表明屠格涅夫可能确实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工作。他被牵涉（不可能不被牵涉）进1862年的一桩关于“涉嫌与伦敦宣传者有联系的人”的案件调查中，后来以“三十二人审判”之名载入史册。

巴枯宁的一个亲密助手跨越俄罗斯边境时被扣留，搜出他携带的革命者行动“守则”，以及写着密码和代号的通信簿。巴枯宁被称作“列昂季·布里卡洛夫”，屠格涅夫被称作“拉里昂·安德烈耶维奇”，赫尔岑被称作“蒂森豪森男爵”，其他反专制战士各有化名。

屠格涅夫被指控犯叛国罪，应当服苦役。为了挽救一位宝贵的情报员，俄罗斯驻法国大使建议屠格涅夫写信给皇帝，向其保证自己持有“温和”的信仰，忠心耿耿为祖国服务。这封信被赫尔岑知道了，屠格涅夫估计自己与赫尔岑及其圈子的关系会因此破裂，但他确信不会破裂太久。果然，三年后他们恢复了关系，赫尔岑等人仅仅指责屠格涅夫个人意志薄弱。赫尔岑在《钟声》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讽刺地写道：“有一位白头发的抹大拉女子（男性），写信给皇帝，说她因皇帝尚未知晓她的悔过而失去了睡眠、胃口和平静，齿发皆白，度日如年……”

赫尔岑的讽刺激怒了屠格涅夫，却避免了前者加深怀疑。屠格涅夫的秘密工作继续进行！

潜伏之路

在研究关于屠格涅夫生平与作品的鲜为人知的资料时，我发现了一些来源可靠的文献，决定挖掘研究。其中一份文献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它包含了非常有趣的信息：1858年5月，伊万·屠格涅夫作为伴郎参加了将军、军事历史学家、外交官兼作家尼古拉·奥尔洛夫的婚礼。在巴黎俄罗斯大使馆教堂的婚礼仪式上，屠格涅夫意外瞧见乔治·丹特斯（译注：此人与普希金决斗后被驱逐出境）。原来，丹特斯一直是俄罗斯大使馆的长期线人，可能是在离开俄罗斯后身处困境时被招募的。俄罗斯档案中保存着两份相关文件：分别是俄驻法大使基谢廖夫伯爵和继任大使尼古拉·奥尔洛夫亲王向俄罗斯外交部提交的报告，涉及从丹特斯处获得的重要情报。

打死普希金的凶手丹特斯之所以能够出席婚礼，是因为皇帝秘书处第三部门强势领导者、后来晋爵亲王的阿列克谢·奥尔洛夫伯爵的强烈要求，他是新郎的父亲。而且也是他下令向屠格涅夫签发了出国护照，尽管后者当时正被警察监视并处于流放状态。

大概，正是奥尔洛夫努力说服屠格涅夫接受为祖国俄罗斯效力的想法，更确切地讲，是投身意识形态战争的前线战斗。起初屠格涅夫被委派的任务是监视外国报刊中关于俄罗斯的不实和诽谤性信息，并且在西方塑造俄罗斯的良好形象。

屠格涅夫在巴黎与尼古拉·奥尔洛夫建立了友好关系，当时尼古拉被父亲阿列克谢派往法国组建新的俄罗斯情报机关。为了避开法国和英国反情报部门的严密监视，他暂时将长期驻扎俄罗斯大使馆的间谍头子雅科夫·托尔斯泰留下。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托尔斯泰在克里米亚战争前未能向俄罗斯政府提供可靠情报，结果俄罗斯战败。最终，一个新的俄罗斯情报机关建立起来。尼古拉·奥尔洛夫改任驻比利时大使，随后又担任驻德国、英国和法国大使。

俄驻法大使帕维尔·基谢廖夫伯爵通常不知道屠格涅夫从法国突然前往英国、意大利或德国的原因。换句话说，尼古拉·奥尔洛夫或他爹阿列克谢·奥尔洛夫（日后成为帝国议会主席）需要从屠格涅夫那里获知的事情，连基谢廖夫也无权知晓！

尼古拉·奥尔洛夫亲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还是一位作家和著名军事历史学家，他跟屠格涅夫保持着密切联系，并经由屠格涅夫介绍结识赫尔岑本人。屠格涅夫与部分俄国流亡者过从甚密惹恼了一些人。著名的俄罗斯律师、历史学家兼哲学家鲍里斯·奇奇林和许多人一样，无法原谅屠格涅夫，表示：“占据俄国文学首位的他，对俄国社会渣滓——各种各样的虚无主义者和其他被作家称为其作品中英雄的人物，表现出奴颜婢膝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屠格涅夫以作家身份同这些人交往，反而有助于情报员屠格涅夫顺利地为保护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机关效力！

延伸阅读：

“黑室”——俄帝国秘密邮检机构

俄罗斯帝国是“警察国家”吗？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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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3月27日，第一个进入地球轨道的人类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与45岁的飞行教官、空军一级飞行员弗拉基米尔·谢廖金驾驶米格-15УТИ战斗机不幸失事遇难。政府宣布国丧，这是苏联历史上首次为逝世时不是现任国家元首的人举行全国悼念。

官方对这次空难的调查材料在苏联时期从未公布。关于加加林的死有许多传言，有些甚至是奇谈怪论。茹科夫斯基博物馆航空历史学家安德烈·西蒙诺夫在“跑道”俱乐部的一次例会上对此做了最客观的描述：

在完成了令人惊叹的轨道任务后，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开始担任苏联宇航员分队长兼宇航员培训中心副主任的职务，但他对行政工作感到厌倦。加加林是一名飞行员，不开飞机的“飞行员”又算什么呢？负责航天事务的空军副总司令尼古拉·卡马宁将军也担心宇航员分队的军官们长期不练习飞行会失去驾驶技能。

为了保持飞行状态，1962年决定成立一支混合航空中队，由经验丰富的试飞员、苏联英雄弗拉基米尔·谢廖金担任指挥员。1967年又以谢廖金中队为基础成立了独立试验训练团，重点解决与宇航员分队相关的问题，包括基础和复杂特技飞行训练、跳伞及短时失重任务。

加加林在一架米格-15УТИ飞机（双座教练型）上进行了飞行练习。1968年3月底加加林与一名教官的飞行计划基本完成，他本应获准单独驾驶米格-17战斗机。但在此之前，决定于3月27日对加加林的飞行技术进行检查，同样使用双座型米格-15，担任教官的即谢廖金。如果一切顺利没有问题，计划允许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单独飞行。

1968年3月27日10时18分，加加林和谢廖金驾驶米格-15УТИ教练机升空。虽然天气不理想，但对于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来说没什么困难。何况任务并不复杂，在特技飞行区的活动时限被定为20分钟。10时32分加加林向地面报告任务完成，请求允许返航。此后加加林和谢廖金再无任何联系。由于估计飞机燃料即将耗尽，展开了大面积搜索。14时50分，米-4直升机驾驶员扎米奇金少校报告：“发现加加林飞机残骸，距离奇卡洛夫斯基机场64千米，距离新谢洛沃村3千米。”

卡马宁将军在日记中写道：“飞机坠落在茂密森林，撞击地面时的速度为每小时700-800千米。发动机和驾驶舱前座埋入地下6、7米深。机翼、尾翼、油箱和驾驶舱炸成细小碎片，散落在200米×100米区域内。我们在高高的树枝上发现许多飞机部件、降落伞和飞行员衣物的碎片。不久又发现一块上颌骨碎片，有一颗金牙和一颗钢牙。医生报告说这是谢廖金的颌骨。”

加加林本可能更早遇难——这已经不算秘密了。他乘坐的“东方号”宇宙飞船是专为进行近地轨道载人飞行设计的，曾进行过五次实验飞行，只成功了三次，而且1961年4月12日任务期间险象环生。4月10日尤里·加加林曾给家属写了一封告别信，长时间以来这封信一直保密，直到他空难丧生后才交给妻子瓦莲京娜·加加林娜。

空难的真正原因至今仍存在争议。例如，宇航员А.А.列昂诺夫将加加林和谢廖金之死归咎于格罗莫夫飞行研究所的一名试飞员违规操作。但是，格罗莫夫飞行研究所资深专家、加加林和谢廖金飞机失事调查委员会成员阿尔谢尼·德米特里耶维奇·米罗诺夫公开否定了这一说法，他写道：“我确认，1968年3月27日在格罗莫夫飞行研究所进行了两架苏-15战斗机的测试飞行。第一位飞行员是功勋试飞员阿尔卡季·帕夫洛维奇·博戈罗德斯基，他在18000米高空测试新型发动机，起飞时间为9时45分，降落时间为10时24分。由于飞行高度较高且发动机可能停转导致座舱失压，飞行员穿着宇航服，这套装备虽然严重限制了飞行员的行动，但也减少了偏离任务规程的可能性。第二次飞行由功勋试飞员、苏联英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谢尔巴科夫执行，飞行高度为14000米。他的起飞时间是11时20分，已经在米格-15УТИ坠机发生之后。时间分析表明，博戈罗德斯基降落时，加加林的飞机仍在爬升。而谢尔巴科夫的起飞时间远远晚于米格-15УТИ坠机。因此这两架苏-15的飞行测试根本不可能对米格-15УТИ造成任何干扰。”

2011年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公布了原始调查材料，其中并未包含任何轰动性内容——最可能的坠机原因被认为是加加林和谢廖金的飞机急剧机动，规避突然出现的气象气球。这种急剧机动导致飞机失速，进入尾旋状态，旋转了三到五圈。机组人员在此过程中承受10-11倍过载，但他们没有放弃挽救飞机的努力。如果再有200-300米高度或2秒钟时间，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经验丰富的试飞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加加林和谢廖金已经拼尽最大努力，更准确地说，是加加林一个人在操控。事实是，这架米格-15УТИ并非专门用于飞行训练，而是被改装用于演示宇航飞行员的弹射训练。为了方便弹射，教官座舱内阻碍弹射的飞机操纵杆被拆除，后舱舱盖基于同样目的也进行了改装。

正因为这个原因，谢廖金与加加林一同飞行时坐在教官座椅上无法控制飞机——操纵杆没了，另外战斗机的操纵踏板也被断开。再者，米格-15的座舱结构是：如果前座飞行员（加加林）先弹射，后座飞行员（谢廖金）的舱盖不会打开，注定与飞机同归于尽。所以这大概就是加加林不肯独自跳伞逃生的关键。

阿尔谢尼·德米特里耶维奇·米罗诺夫认为，所谓气象气球导致加加林和谢廖金遇难的说法只是一个让大家都能满意的解释，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奇卡洛夫斯基机场和航天航空团内部飞行组织方面的缺陷。这些缺陷确实可能导致危险的空中接触，但对象并非苏-15，而是从奇卡洛夫斯基机场起飞的另一架米格-15УТИ。

然而国家委员会并未公开事故调查的真实结果。因为已获得确凿证据表明出现了人为失误——可能是教官谢廖金、或尤里·加加林、或两人的共同失误，也可能是负责组织和执行航空团飞行的管理人员、甚至更高级别指挥员监督方面的失误，或者以上原因的某种致命组合。但这次事故毫不减损尤里·加加林和弗拉基米尔·谢廖金的功绩。

“飞行员不会死，他们只是飞走不再归来……”这句话出自作家兼飞行员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精炼地概括了许多未能返航者的命运，包括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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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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