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尔盖·丘利雅科夫
（莫斯科记者联盟成员）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庭院一角伫立着献给伊万·屠格涅夫和宝琳·维亚尔朵的纪念碑。据学院院长介绍，屠格涅夫虽未正式担任过外交官，实际上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他是一位具有爱国精神的国家主义者，尽管他坚持自由主义观点，而且对俄罗斯的国家体制发表过批评性意见。

但众所周知，有外交的地方就有情报工作。因此，有报道称屠格涅夫差不多是俄罗斯驻法国情报机关的负责人。然而反对者指出，如果这样的话，档案中应该会有记录，可并未看到。甚至有人写道：“克格勃领导层无非是高兴地认为，有屠格涅夫这样的老前辈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事实上，俄罗斯爱国者屠格涅夫在欧洲文艺界和政界人士中享有很高声望，为什么不能利用他为俄罗斯收集政治情报呢？

历史学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采访苏联国安委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得知，屠格涅夫曾经以“宝琳·维亚尔朵为掩护”，担任俄罗斯情报机关头子。这一信息写在雅科夫列夫著《1914年8月1日》一书中，乍看有点难以置信。需要指出的是，这位作者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亲自推荐给安德罗波夫的。乌斯季诺夫非常熟悉他的父亲：炮兵元帅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

尽管缺乏证明屠格涅夫从事情报活动的文献记录，但该领域专家们通过分析这位作家海外生活的种种细节，认同他曾是情报人员的说法。那么，还有哪些历史事例和事实佐证这一观点呢？

维护俄罗斯的形象

屠格涅夫旅居法国期间，法、俄关系明显改善。例如，两国共同反对土耳其对巴尔干人民的血腥镇压，这削弱了英国对俄罗斯的压力。此外，屠格涅夫和其他俄罗斯作家及文化人物使许多欧洲人惊讶地发现，原来俄罗斯的文化水平不仅不逊于欧洲各国，某些方面甚至比较优越。

伊万·屠格涅夫在国外与欧洲最优秀的学者交往，好友包括法国著名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埃米尔·左拉、维克多·雨果、居伊·德·莫泊桑等。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文学大会上，屠格涅夫当选副主席。之后他成为牛津大学荣誉博士，还将普希金等多位俄罗斯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法文。至于红极一时的歌唱家宝琳·维亚尔朵，她在自宅接待法国和欧洲各国的众多杰出知识分子，也招待过一些知名政治人物，比如后来成为统一强大德国君主的普鲁士国王和王后，以及德国首相俾斯麦。

再讲个有趣的事实：伊万·屠格涅夫会说五种外语，其中西班牙语学得特别快，而宝琳·维亚尔朵生于西班牙裔家庭。据说屠格涅夫故意装出英语不熟练的样子，混用德语或法语单词代替英语词汇。实际上他英语非常好。这是老练情报人员的典型行为方式。

有一次，屠格涅夫受邀参加英国文学基金的聚会，得知俄罗斯的死敌：帕默斯顿子爵亨利·坦普尔也会出席。屠格涅夫在聚会上与当地政治家和文学家喝酒交谈，获悉亨利·坦普尔正试图重新担任首相，计划包括与普鲁士合作，而普鲁士正努力将全部德意志领土统一为一个帝国。法国对此持负面态度。屠格涅夫及时将这一重要信息传递给了俄罗斯驻法国大使帕维尔·基谢廖夫伯爵。

政治家和情报员的高超活动

1863-1864年，俄罗斯统治下的波兰爆发的起义在没有欧洲列强明显干预的情况下被平息。俄罗斯外交巧妙利用了当时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敌对关系，普鲁士则为俄罗斯镇压起义提供政治甚至军事支持。普鲁士的军队和警察封锁了俄普边界，因此即使是当地波兰人组成的小规模起义队伍也无法进入俄罗斯统治的波兰境内。普鲁士军队不仅缴获这些起义小分队的武器，更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消灭。须知：与俄罗斯统治的波兰不同，普鲁士统治的波兰不设地方自治机构，公开实施德国化（同化）政策。

尽管欧洲舆论将波兰起义者理想化，视其为纯粹的英雄和理想主义者，但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列强实质上帮助过波兰起义。可叹波兰贵族始终怀抱着法国和英国将伸出援手的渴望，翘首期盼西方列强与俄罗斯开战。就连英国报纸也承认，如果起义领袖不指望西方军事援助，那么起义就会自行结束，甚至压根不会爆发。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公然的不干涉呢？俄罗斯大使馆通过其情报机关和外国线人广泛传播关于俄罗斯和“理想化的波兰起义者”所犯下的可怕暴行的真实材料，包括他们对波兰农民的暴行。起义者实行掠夺性征粮政策，杀害那些拒绝交出粮食的人，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农民则拿起棍棒、草叉和镰刀协助俄罗斯军队剿灭这些血腥的叛匪。与城市居民、乡村神职人员和小贵族不同，波兰农民几乎没参与本次起义。

作为对伦敦的无理抗议的回应，两支俄罗斯舰队驶向美国海岸，而美国当时是俄罗斯实际上的盟友。两艘俄罗斯护卫舰也进入地中海，扼控英国的交通要道。奥伦堡省长开始组建远征军，准备开赴英属印度边界，因为当地居民正在反抗英国统治。俄罗斯军事力量的这种展示对英国人产生了影响，促使后者放弃对波兰的直接援助。与此同时，那些从法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出发支持波兰起义的志愿者也麻烦缠身，欧洲报刊开始管他们叫“雇佣杀手”。

俄罗斯流亡革命者支持波兰起义，尤其亚历山大·赫尔岑，他以自己的《钟声报》和口号“为了我们的和你们的自由”大力声援。共济会成员、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组织了一支志愿者队伍，秘密乘坐轮船从英国前往波兰，船上还运载着供应起义军的武器弹药。但在瑞典马尔默港，这艘船应俄罗斯的要求被拦截。后来发现情报是一名俄罗斯特务泄露的。巴枯宁设法返回英国，之后他与赫尔岑及其他战友逐渐被许多俄罗斯流亡者视为“不可接触之人”。1876年二百位弔客出席巴枯宁葬礼，没有一个俄罗斯人。

因为俄罗斯流亡者们听说1863年1月的某个深夜，华沙市民持械闯入俄军军营，残忍杀害了熟睡的俄罗斯士兵，这让流亡者们十分愤怒。当时的情况是：在许多俄罗斯驻军中负责执勤的军官大多是波兰裔俄罗斯人，他们故意选择这一天当值。俄罗斯士兵在肉搏战中冲向街头，敲打房门和教堂门试图寻求庇护。然而无人开门放他们进去，结果被狂暴起义者的所谓“匕首队”捅死。

那么，与秘密间谍和爱国者屠格涅夫的报告相比，作为作家和自由主义者的屠格涅夫对这次起义写了什么呢？“恢复波兰的独立是一回事，而它将拥有哪些边界、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独立则是另一回事！”屠格涅夫完全无法接受1772年边界内的波兰，反对在不举行全民公决的情况下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土地并入复兴的波兰版图。

“三十二人审判”

还有一个例子表明屠格涅夫可能确实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工作。他被牵涉（不可能不被牵涉）进1862年的一桩关于“涉嫌与伦敦宣传者有联系的人”的案件调查中，后来以“三十二人审判”之名载入史册。

巴枯宁的一个亲密助手跨越俄罗斯边境时被扣留，搜出他携带的革命者行动“守则”，以及写着密码和代号的通信簿。巴枯宁被称作“列昂季·布里卡洛夫”，屠格涅夫被称作“拉里昂·安德烈耶维奇”，赫尔岑被称作“蒂森豪森男爵”，其他反专制战士各有化名。

屠格涅夫被指控犯叛国罪，应当服苦役。为了挽救一位宝贵的情报员，俄罗斯驻法国大使建议屠格涅夫写信给皇帝，向其保证自己持有“温和”的信仰，忠心耿耿为祖国服务。这封信被赫尔岑知道了，屠格涅夫估计自己与赫尔岑及其圈子的关系会因此破裂，但他确信不会破裂太久。果然，三年后他们恢复了关系，赫尔岑等人仅仅指责屠格涅夫个人意志薄弱。赫尔岑在《钟声》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讽刺地写道：“有一位白头发的抹大拉女子（男性），写信给皇帝，说她因皇帝尚未知晓她的悔过而失去了睡眠、胃口和平静，齿发皆白，度日如年……”

赫尔岑的讽刺激怒了屠格涅夫，却避免了前者加深怀疑。屠格涅夫的秘密工作继续进行！

潜伏之路

在研究关于屠格涅夫生平与作品的鲜为人知的资料时，我发现了一些来源可靠的文献，决定挖掘研究。其中一份文献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它包含了非常有趣的信息：1858年5月，伊万·屠格涅夫作为伴郎参加了将军、军事历史学家、外交官兼作家尼古拉·奥尔洛夫的婚礼。在巴黎俄罗斯大使馆教堂的婚礼仪式上，屠格涅夫意外瞧见乔治·丹特斯（译注：此人与普希金决斗后被驱逐出境）。原来，丹特斯一直是俄罗斯大使馆的长期线人，可能是在离开俄罗斯后身处困境时被招募的。俄罗斯档案中保存着两份相关文件：分别是俄驻法大使基谢廖夫伯爵和继任大使尼古拉·奥尔洛夫亲王向俄罗斯外交部提交的报告，涉及从丹特斯处获得的重要情报。

打死普希金的凶手丹特斯之所以能够出席婚礼，是因为皇帝秘书处第三部门强势领导者、后来晋爵亲王的阿列克谢·奥尔洛夫伯爵的强烈要求，他是新郎的父亲。而且也是他下令向屠格涅夫签发了出国护照，尽管后者当时正被警察监视并处于流放状态。

大概，正是奥尔洛夫努力说服屠格涅夫接受为祖国俄罗斯效力的想法，更确切地讲，是投身意识形态战争的前线战斗。起初屠格涅夫被委派的任务是监视外国报刊中关于俄罗斯的不实和诽谤性信息，并且在西方塑造俄罗斯的良好形象。

屠格涅夫在巴黎与尼古拉·奥尔洛夫建立了友好关系，当时尼古拉被父亲阿列克谢派往法国组建新的俄罗斯情报机关。为了避开法国和英国反情报部门的严密监视，他暂时将长期驻扎俄罗斯大使馆的间谍头子雅科夫·托尔斯泰留下。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托尔斯泰在克里米亚战争前未能向俄罗斯政府提供可靠情报，结果俄罗斯战败。最终，一个新的俄罗斯情报机关建立起来。尼古拉·奥尔洛夫改任驻比利时大使，随后又担任驻德国、英国和法国大使。

俄驻法大使帕维尔·基谢廖夫伯爵通常不知道屠格涅夫从法国突然前往英国、意大利或德国的原因。换句话说，尼古拉·奥尔洛夫或他爹阿列克谢·奥尔洛夫（日后成为帝国议会主席）需要从屠格涅夫那里获知的事情，连基谢廖夫也无权知晓！

尼古拉·奥尔洛夫亲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还是一位作家和著名军事历史学家，他跟屠格涅夫保持着密切联系，并经由屠格涅夫介绍结识赫尔岑本人。屠格涅夫与部分俄国流亡者过从甚密惹恼了一些人。著名的俄罗斯律师、历史学家兼哲学家鲍里斯·奇奇林和许多人一样，无法原谅屠格涅夫，表示：“占据俄国文学首位的他，对俄国社会渣滓——各种各样的虚无主义者和其他被作家称为其作品中英雄的人物，表现出奴颜婢膝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屠格涅夫以作家身份同这些人交往，反而有助于情报员屠格涅夫顺利地为保护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机关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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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室”——俄帝国秘密邮检机构

俄罗斯帝国是“警察国家”吗？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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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3月27日，第一个进入地球轨道的人类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与45岁的飞行教官、空军一级飞行员弗拉基米尔·谢廖金驾驶米格-15УТИ战斗机不幸失事遇难。政府宣布国丧，这是苏联历史上首次为逝世时不是现任国家元首的人举行全国悼念。

官方对这次空难的调查材料在苏联时期从未公布。关于加加林的死有许多传言，有些甚至是奇谈怪论。茹科夫斯基博物馆航空历史学家安德烈·西蒙诺夫在“跑道”俱乐部的一次例会上对此做了最客观的描述：

在完成了令人惊叹的轨道任务后，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开始担任苏联宇航员分队长兼宇航员培训中心副主任的职务，但他对行政工作感到厌倦。加加林是一名飞行员，不开飞机的“飞行员”又算什么呢？负责航天事务的空军副总司令尼古拉·卡马宁将军也担心宇航员分队的军官们长期不练习飞行会失去驾驶技能。

为了保持飞行状态，1962年决定成立一支混合航空中队，由经验丰富的试飞员、苏联英雄弗拉基米尔·谢廖金担任指挥员。1967年又以谢廖金中队为基础成立了独立试验训练团，重点解决与宇航员分队相关的问题，包括基础和复杂特技飞行训练、跳伞及短时失重任务。

加加林在一架米格-15УТИ飞机（双座教练型）上进行了飞行练习。1968年3月底加加林与一名教官的飞行计划基本完成，他本应获准单独驾驶米格-17战斗机。但在此之前，决定于3月27日对加加林的飞行技术进行检查，同样使用双座型米格-15，担任教官的即谢廖金。如果一切顺利没有问题，计划允许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单独飞行。

1968年3月27日10时18分，加加林和谢廖金驾驶米格-15УТИ教练机升空。虽然天气不理想，但对于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来说没什么困难。何况任务并不复杂，在特技飞行区的活动时限被定为20分钟。10时32分加加林向地面报告任务完成，请求允许返航。此后加加林和谢廖金再无任何联系。由于估计飞机燃料即将耗尽，展开了大面积搜索。14时50分，米-4直升机驾驶员扎米奇金少校报告：“发现加加林飞机残骸，距离奇卡洛夫斯基机场64千米，距离新谢洛沃村3千米。”

卡马宁将军在日记中写道：“飞机坠落在茂密森林，撞击地面时的速度为每小时700-800千米。发动机和驾驶舱前座埋入地下6、7米深。机翼、尾翼、油箱和驾驶舱炸成细小碎片，散落在200米×100米区域内。我们在高高的树枝上发现许多飞机部件、降落伞和飞行员衣物的碎片。不久又发现一块上颌骨碎片，有一颗金牙和一颗钢牙。医生报告说这是谢廖金的颌骨。”

加加林本可能更早遇难——这已经不算秘密了。他乘坐的“东方号”宇宙飞船是专为进行近地轨道载人飞行设计的，曾进行过五次实验飞行，只成功了三次，而且1961年4月12日任务期间险象环生。4月10日尤里·加加林曾给家属写了一封告别信，长时间以来这封信一直保密，直到他空难丧生后才交给妻子瓦莲京娜·加加林娜。

空难的真正原因至今仍存在争议。例如，宇航员А.А.列昂诺夫将加加林和谢廖金之死归咎于格罗莫夫飞行研究所的一名试飞员违规操作。但是，格罗莫夫飞行研究所资深专家、加加林和谢廖金飞机失事调查委员会成员阿尔谢尼·德米特里耶维奇·米罗诺夫公开否定了这一说法，他写道：“我确认，1968年3月27日在格罗莫夫飞行研究所进行了两架苏-15战斗机的测试飞行。第一位飞行员是功勋试飞员阿尔卡季·帕夫洛维奇·博戈罗德斯基，他在18000米高空测试新型发动机，起飞时间为9时45分，降落时间为10时24分。由于飞行高度较高且发动机可能停转导致座舱失压，飞行员穿着宇航服，这套装备虽然严重限制了飞行员的行动，但也减少了偏离任务规程的可能性。第二次飞行由功勋试飞员、苏联英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谢尔巴科夫执行，飞行高度为14000米。他的起飞时间是11时20分，已经在米格-15УТИ坠机发生之后。时间分析表明，博戈罗德斯基降落时，加加林的飞机仍在爬升。而谢尔巴科夫的起飞时间远远晚于米格-15УТИ坠机。因此这两架苏-15的飞行测试根本不可能对米格-15УТИ造成任何干扰。”

2011年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公布了原始调查材料，其中并未包含任何轰动性内容——最可能的坠机原因被认为是加加林和谢廖金的飞机急剧机动，规避突然出现的气象气球。这种急剧机动导致飞机失速，进入尾旋状态，旋转了三到五圈。机组人员在此过程中承受10-11倍过载，但他们没有放弃挽救飞机的努力。如果再有200-300米高度或2秒钟时间，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经验丰富的试飞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加加林和谢廖金已经拼尽最大努力，更准确地说，是加加林一个人在操控。事实是，这架米格-15УТИ并非专门用于飞行训练，而是被改装用于演示宇航飞行员的弹射训练。为了方便弹射，教官座舱内阻碍弹射的飞机操纵杆被拆除，后舱舱盖基于同样目的也进行了改装。

正因为这个原因，谢廖金与加加林一同飞行时坐在教官座椅上无法控制飞机——操纵杆没了，另外战斗机的操纵踏板也被断开。再者，米格-15的座舱结构是：如果前座飞行员（加加林）先弹射，后座飞行员（谢廖金）的舱盖不会打开，注定与飞机同归于尽。所以这大概就是加加林不肯独自跳伞逃生的关键。

阿尔谢尼·德米特里耶维奇·米罗诺夫认为，所谓气象气球导致加加林和谢廖金遇难的说法只是一个让大家都能满意的解释，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奇卡洛夫斯基机场和航天航空团内部飞行组织方面的缺陷。这些缺陷确实可能导致危险的空中接触，但对象并非苏-15，而是从奇卡洛夫斯基机场起飞的另一架米格-15УТИ。

然而国家委员会并未公开事故调查的真实结果。因为已获得确凿证据表明出现了人为失误——可能是教官谢廖金、或尤里·加加林、或两人的共同失误，也可能是负责组织和执行航空团飞行的管理人员、甚至更高级别指挥员监督方面的失误，或者以上原因的某种致命组合。但这次事故毫不减损尤里·加加林和弗拉基米尔·谢廖金的功绩。

“飞行员不会死，他们只是飞走不再归来……”这句话出自作家兼飞行员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精炼地概括了许多未能返航者的命运，包括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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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烈焰中飞行的亚历山大·马姆金

英雄飞行员斯捷潘·苏普伦之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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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读者发来电邮，询问：1963年苏联外贸部长“斯捷潘诺维奇”会晤印度“贸易部长辛格”，谈到中国领土问题云云……是否属实？

答复：

第一，苏联外贸部从无姓“斯捷潘诺维奇”的部长，1958-1985年部长叫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帕托利切夫(Николай Семёнович Патоличев)。

第二，印度政府无“贸易部”，承担职能的是商业和工业部(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1963年部长先后是K. Chengalaraya Reddy、Nityanand Kanungo（我不会翻译印度姓名）。1964年有一位仅做了四天部长的Ram Subhag Singh，之后是Tribhuvan Narain Singh。

1945年2月18日，伟大卫国战争最著名英雄之一：德米特里·卡尔比舍夫将军在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死亡。苏联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位象征着钢铁意志和坚忍精神的英雄是怎样牺牲的：根据典型的苏联传说，纳粹在严寒天气用冷水浇淋这位被俘将军，直到他冻成一块冰。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1941年8月，工程兵中将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卡尔比舍夫在白俄罗斯多布雷卡村附近战斗中受炮弹震伤被俘。他辗转多个集中营，最终被关押在毛特豪森，1945年2月18日夜间在此地死亡。本文将探讨最富传奇色彩的部分——关于他牺牲的具体情况。

1946年8月16日，根据提交给苏联国防部的两份证人证言，德米特里·卡尔比舍夫将军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以下是证言内容。

前战俘索罗金中校的报告：
“1945年2月21日我与12名被俘军官一同抵达毛特豪森集中营。刚进去我就听说，2月17日从全体战俘中挑出了一批400个人，其中包括卡尔比舍夫中将。这400人被脱光衣服，强制站在户外，身体虚弱者冻死后立即抬去集中营火葬场焚烧，其余人则被棍棒驱赶到冷水下冲淋。这种折磨反复多次进行，直到午夜12点。12点的又一次酷刑中，卡尔比舍夫同志试图避开冷水，被棍棒击中头部死亡。卡尔比舍夫的遗体在集中营火葬场焚烧。”

第二份文件是加拿大陆军少校塞登·德·圣克莱尔致苏联遣返委员会代表的一封信：
“1945年1月我与1000名被俘人员从亨克尔工厂押送至毛特豪森灭绝营。这支队伍中有卡尔比舍夫将军和几名苏联军官。抵达毛特豪森后，我们在寒冷中待了整整一天。傍晚全部1000人被冷水冲淋，之后仅穿着衬衣和木鞋在操场站立到早晨6点。这1000名抵达毛特豪森的俘虏死亡480人，包括德米特里·卡尔比舍夫将军。”

两份证言总体上充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卡尔比舍夫将军或者是户外长时间站立、体温过低而死，或者是被棍棒打头而死。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军官的证言更可信。因为卡尔比舍夫牺牲时索罗金中校并不在毛特豪森，他是几天后才到的，所以他关于将军牺牲的说法显然是转述，可能存在“信息失真”的情况。而圣克莱尔是直接目击者。

但对于苏联宣传机构来说，英雄死于体温过低显得太“平淡”了。于是将军的牺牲过程很快被添油加醋，变得更生动。早在1948年就出版过一本名为《苏联英雄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卡尔比舍夫》的书，引用了圣克莱尔的证言，但这位加拿大军官的叙述经过苏联记者修改已然面目全非。由于其时圣克莱尔不幸病故，进行这种改动没什么阻碍。

那么，改动之后的“圣克莱尔描述卡尔比舍夫之死”如下：
“我们一进入集中营，德国人就将我们赶进淋浴室，命令脱光衣服，从头顶洒下冰冷水柱……随后他们只让我们穿内衣和木鞋，把我们驱赶到院子。卡尔比舍夫将军站在离我不远的一群苏联同志中间……这时，我们身后手持消防水管的盖世太保开始用向我们喷射冷水。那些试图躲避水柱的人被棍棒击打头部。数百人因冻僵或头骨碎裂倒地。我看见卡尔比舍夫将军也倒下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新传说的第一个组成部分：重点不再只是冷水浇淋和严寒罚站，而是“盖世太保”用“消防水管”向将军和其他战俘喷水。不过，为什么是突然冒出来的“盖世太保”（秘密政治警察）而非集中营普通守卫喷水虐待战俘呢？显然苏联作者认为这样写可读性更好。

这还没结束。1955年《红星报》刊登了传说的核心情节：
“1945年2月17-18日的寒冷夜晚，半裸的卡尔比舍夫被带到毛特豪森集中营内墙。在这里他被用消防水管浇水，直到变成一座冰雕。”

现在将军不仅不是与几百名难友同时牺牲，而是孤独死去，并且还变成了冰雕。不得不称赞记者的想象力——他发明的结局极其壮观。苏联将军冻成冰块的画面立即获得了最广泛传播。

这种情况下，迅速涌现出大量“目击者”，声称亲眼看见将军变冰块。其中一些人的叙述堪比恐怖电影：
“零下12度严寒。消防水管喷出的冷水纵横交错。卡尔比舍夫渐渐被冰覆盖，临死前他对毛特豪森的战俘们说道：‘振作些，同志们，想想自己的祖国，勇气就不会离开你们。’”（《毛特豪森的囚笼》，1959年）

既然提到严寒，我们已经知道卡尔比舍夫临死并未结冰，但客观上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呢？毛特豪森集中营位于奥地利——并不是欧洲最北端的国家，零下12度气温在那边比较罕见。1945年冬天究竟怎样？

记录毛特豪森地区天气变化的气象报告保存至今。当年二月下半月，毛特豪森相对无风，早晨气温在-2到+3度之间，白天气温在+4到+10度之间。这种环境即便一具尸体也不可能变成冰块，更不用说大活人了。

附：卡尔比舍夫将军小传

德米特里·卡尔比舍夫（1880–1945）曾就读于西伯利亚军官学校、彼得堡尼古拉耶夫军事工程学院。

俄日战争期间他参加过奉天会战，以中尉军衔结束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了普热梅希尔围城战，腿部受伤，晋升中校。1916年又参加了著名的布鲁西洛夫攻势。

1918年他加入红军。国内战争期间负责建设防御工事。1920年他领导了佩雷科普-崇加尔战役的工程保障工作。自1926年起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担任教师。1929年被任命为“莫洛托夫和斯大林防线”项目负责人。

1939-1940年芬兰战争期间，他为突破曼纳海姆防线提出了工程支援方面的建议。1940年晋升为工程兵中将。1941年获得军事学博士学位。

1941年6月初卡尔比舍夫被派往西部特别军事区。1941年8月起被列为失踪。被俘期间曾关押在多个集中营：扎莫希奇、哈默尔堡、弗洛森比格、马伊达内克（卢布林灭绝营）、奥斯维辛、萨克森豪森和毛特豪森。他拒绝纳粹劝降，还被推举为集中营抵抗运动领袖之一，动员各国战俘不忘祖国，切勿投敌。

生前荣获红旗勋章、红星勋章，追授“苏联英雄”称号、列宁勋章。全苏各地有纪念他的雕塑、半身像和牌匾，许多公共建筑以他的姓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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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级枪杀的战斗英雄斯捷潘·谢德赫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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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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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晕”的粮食人民委员丘鲁帕

12月20日是所谓“契卡日”（译注：今天叫“俄联邦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日”）。大恐怖年间，那些在卢比扬卡上班的人——带着搜查命令和死刑判决出现的人——将这一天视为他们的职业节日。三位苏联镇压机器参与者的后代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得知祖辈作为，以及这一认知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

伊戈尔·萨仁，55岁，瑟克特夫卡尔市

在我心目中祖父一直是个非常正面的人，十分和蔼可亲，他去世时我大概十五岁。我记得他不爱说话，总是忙些手工活。但当我开始整理家族历史时，许多过去的观念有了变化。我寻找关于他军功的文件，发现了他的获奖证书，得知我祖父谢苗·米哈伊洛维奇·萨仁曾在“锄奸部”(СМЕРШ)服役。您看，我原本想探寻一位英雄爷爷，却发现他是阻绝队（译注：即督战队）的一员。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1913年出生在距离瑟克特夫卡尔60公里的梅扎多尔村。受洗时取名“佐西马”，后来改名谢苗。祖父上过学，战争前他和父母一样住在村里务农，在集体农庄劳动，从未离开过家乡。

1941年他应征入伍，分配到最著名的那个科米师：涅韦尔师（译注：近卫第21步兵师），官兵主要是科米人。祖父经历了整场战争，后来被安排到锄奸部，由于在阻绝队的表现而获奖。证书是这样写的：
“……今年1月5日，当本师部分士兵因敌人反攻试图逃离阵地时，萨任同志率领他的阻绝小队，不顾敌人猛烈的迫击炮火和机枪扫射，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了逃离战场的企图，从而协助指挥部恢复战场秩序……”
——”СМЕРШ”反间谍机关负责人斯克沃尔佐夫上尉
1945年2月20日

祖父不喜欢谈论战争，我问他总是不回答。但我记得每年5月9日我们会一起去中央广场，也就是涅韦尔师老兵们聚首的地方。爷爷走到每个人面前，冷淡地握个手打声招呼，然后退到旁边坐在石栏杆上。我小时候很惊讶：大家都谈笑风生，他却谁独自待在一边。直到后来我得知他曾在阻绝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5月9日没人搭理他——当年他站在这些人背后，兴许还朝自己人开过枪。

战后他立即搬离家乡。起初在洛克奇姆劳改营服役，早先为祖父施洗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克洛奇科夫神甫被关押在那里。虽然这位神甫战前就去世了，但事实证明，祖父守卫的劳改营就是当年为他施洗之人坐牢的地方。

他在劳改营服役大约两年，这段经历家中从未有人谈论，我也是过了很久才知道。然后他在城市监狱担任射手直到退休。我对那段时间有点零碎记忆：我和妈妈来到一堵巨大围墙前，爷爷面带微笑扛着步枪走出来……退休后他住在瑟克特夫卡尔郊区的一间小房子，是他亲手盖的。这个人木匠活儿很棒，自己打家具。

我觉得，他把服役看作一份普通工作——有薪水、内容明确。祖父并不认为其中有什么好坏之分，叫你做你就做，没有黑白对错，只有服从和执行。那时候不都这样嘛。反思这件事，我得出结论：爷爷只是被分配到了锄奸部，没考虑太多——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我自己也在部队当过兵，在侦察大队三年，并未特别在意我们直接隶属于克格勃。服从分配而已。

我母亲门上，外祖父瓦西里·格拉西莫维奇·科尔塔夫斯基被打成富农，他原本跟他爸爸和兄弟住在沃罗涅日州鲁巴舍夫卡村，1931年被驱逐到科米的一个特殊定居点。

于是我意识到：我一边的祖辈守监牢，另一边的坐监牢。

伊万·П.，76岁，莫斯科市

我父亲出身迪亚特科沃，1907年生人。家庭是受过教育的：我祖父在工厂做工，叔祖曾在彼得堡上学，他是第一批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人，革命前甚至跟斯大林一起流放。

新经济政策时期，我父亲在布提尔卡监狱工作，亲眼目睹了那些耐普曼（译注：新经济政策时期私营商人）被关进石牢——也就是极狭小的囚室，人在里面甚至无法坐下，只能日夜站着。他说他实在无法坦然面对这些人。其中一位囚犯令他印象深刻，那是个肥胖、年老、身患疾病的人，受了很大折磨。有一次他甚至对另一位囚犯动了恻隐之心，那人请求他给家属带纸条。父亲说他当时真想接过纸条，岂料押送队正好走过来，他无奈说句：“不允许”，转身走开。

布提尔卡监狱之后，父亲到卢比扬卡工作，参与搜查行动。他管那些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最愚忠的执行者叫“痞子”。他自己在搜查行动中负责写笔录，“痞子”们翻箱倒柜。他讲过一次搜查某位教授家：用刺刀捅穿书籍，打碎餐具，横冲直撞、满目狼藉。搜查之后，被捕的人会被押送卢比扬卡，父亲将他们领进地牢。地牢阴暗的走廊有一些凹进去的壁龛，里面站一个人，瞄准被捕者太阳穴开枪。父亲说，一宿处决好几卡车的人，而他也不总是知道哪天杀人哪天不杀。

关于这些他都是断断续续提起。我们平时不敢多问，因为一说起来他就立刻神经紧绷、皱起眉头——这时候最好别靠近他。但偶尔他会自己开口，可能某些回忆压在心头太沉重吧。有一次我问他：“你在那儿工作那么多年，怎么还能保住自己的命？”他震惊地看着我，说：“我不知道。”妈妈有一次直接问：“或许你自己就是那个刽子手？”他只回答：“不是。”

他有一句口头禅叫“墙壁有耳”。所以他和妈妈谈话一定低声细语，不想让孩子们听见，因为他知道如果有人破门搜查没抓着父母，就会盘问孩子——谁来过你们家？他们叫什么名字？你父母说过什么？因此他从不提及任何人的姓名。

爸爸对我们也有很残忍的时候。看来，他经历的一切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印记。有两三次，他在深夜把我们几个孩子从床上叫起来，坐到桌前，把工作时配发的手枪和匕首放桌上，对妈妈说：“现在我要杀了你的孩子。看看他们长得多么丑。”我非常害怕，只能盯着匕首瞧，暗想：“要是用枪就好了，疼的轻点儿。”我们就这样坐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也记不清具体多久。早晨还得照样去上学。之后某一天我们去见一位人民代表，把情况告诉他。第二天莫斯科НКВД的人拜访我家，带走父亲。第三天他就回来了，他去了谢尔布斯基研究所接受精神方面的检查。

他憎恨国家政权，蔑视列宁。斯大林死后我们全家喜出望外。我不觉得父亲认为自己有罪，他认为整个体制都有错。但他说他不能脱离机关，因为已经卷入太深了。他也常说：体制不会放他走的。

当我们还上学时，并不明白这个体制仿佛巨大的磨盘将人们像谷粒一样碾碎。认识到父亲曾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对我而言特别痛苦。我至今仍有一种情结：如果谁看着我，我就想像蜗牛一样躲进壳里，总觉得自己又丑又可怕。我总感觉邻居们盯着我，好像他们都知道我爸爸是谁，认为我和他一样，进而责备我。虽然实际上没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无法逃离那段过去，有种绝望感，因为它始终伴随着我，就在我家中。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感觉逐渐消散。他老了以后我试图与他修复关系，却始终未成功，他依然是个陌生人。我们怕他，直到今天我讲述这些仍然心有余悸，似乎他会出现。小时候我常梦见自己梦中飞翔，飞离他。我飞啊飞啊，心想着：子弹终究能够击中我，但匕首不能。

谢尔盖·列别杰夫，37岁，柏林市

我22岁搬进外婆留下的房子。我知道她的遗物中肯定有各种有意思的家庭文件，于是动手翻找。我主要是对亲外公的材料感兴趣——也就是外婆的第一任丈夫，一名红军军官，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上尉。外婆保留了许多勋章和奖章，小时候我一直以为都属于他。搬进这套房子后，我很想找到证明他因何获勋获奖的文书。

找了好久，我越找越起疑心——为什么要把丈夫的文件藏这么严实？最终被我从阁楼夹层翻出来了，装在冷冻花椰菜的包装袋里，藏在干涸的油漆罐和旧木地板后面。显然这些文件是特意藏起来的，不希望别人发现。

我找到两本而不是一本军官证，包括亲外公的和继外公——也就是外婆第二任丈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叶尔金的。我从未想过他会与军队或武器有任何联系。他在我六个月大时去世，而我对他的印象完全是一个穿帆布夹克、热爱自然、不得罪人的、安静的反战老头。我家经常在乡间别墅消磨时光，那里回荡着老先生的音容笑貌。

然而事实证明，他竟然是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的中校。1918年十五岁入伍，1954年退休。这时我才明白了他是谁，是个什么人坐在我家跟我爸妈喝伏特加、陪伴我外婆生活。我意识到我找到的是杀人凶手的文件。

说起来这都是十三年前的事，但那时我已经充分知道了关于镇压的一切。我父母是地质学家，他们刚参加工作时正值“古拉格”关闭。我母亲那个地质队六十名队员，全部是释放的劳改犯。后来我自己也从事地质工作，去过那些劳改营旧址，看过腐朽的营房、成卷的铁丝网和警卫塔——所谓“劳改营的亚特兰蒂斯”。另外，我父亲这边的祖母出身德国血统贵族家庭。她写过一部详尽的回忆录，1990年代交给我保管。这部回忆录大概写到1930年代戛然而止，因为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不言而喻。对我来说，关于镇压的话题一直清晰明了。但我曾经感觉释然，因为我以为我家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

当我找到这些文件，感觉自己被骗了一辈子。在我的苏联童年时代，这些勋章意义重大，我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效仿外公在战争中立功……然而这些勋章其实属于后外公，他曾在НКВД服役，做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巴热诺夫斯基劳改营主任（译注：材料显示实际未就职），1938年因为“37年的工作”获得红旗勋章。于是我去问父母：“你们知道吗？”他们说知道，并向我复述了一些外公喝醉后在别墅讲过的故事。

比如，1918年他在特种任务部队（译注：征粮队），负责征收农民的粮食。他们执勤的那个地区出现了某种抵抗运动，与当地供奉的圣像有关。总之，他们决定夺取并捣毁圣像。夜晚他和一个战友出去，把圣像从教堂偷出来，砸碎投入水井，但基于某种原因外公保留了挂圣像的绳。这根绳他收藏一辈子，我也拿过——我们在乡间别墅锯树的时候用，绳上缠着铜线，是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那一刻我忽然发觉自己无法再信任周围任何东西，每一件都可能暗藏毒刺，是“两面派”。

然后我问父母：“你们怎么直到今天才告诉我？”答：想让我少点儿心理负担。我们从此再没聊过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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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尤里耶芙娜·贝图林斯卡娅1917年10月30日生于圣彼得堡，她的父亲尤里·贝图林斯基出身贵族家庭，与俄帝国首相彼得·斯托雷平、诗人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和哲学家尼古拉斯·别尔嘉耶夫有亲戚关系，母亲玛丽亚·米哈伊洛芙娜·阿尔费拉基是希腊/俄罗斯贵族阿尔费拉基家族后人，这个家族曾住在塔甘罗格的阿尔费拉基宫，后迁居圣彼得堡。1918年尤里·贝图林斯基在革命后的红色恐怖中被捕并枪决，当时安娜还不满周岁。寡母带着一位保姆和两个女儿跨越芬兰边境暂住捷里约基（译注：泽列诺戈尔斯克），一段时间后逃到法国南部的芒通镇安定下来。安娜曾在尼斯的“亚历山大俄侨子弟学校”念书，师从著名芭蕾舞演员尤利娅·谢多娃，同时在大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门下学音乐。

安娜17岁离开学校，搬到巴黎郊区，在市内歌舞厅表演挣钱。由于“贝图林斯卡娅”这个姓氏对于说法语的人很难发音，于是翻电话簿随便选了个“马利”当化名。

1940年法国沦陷，安娜·马利与荷兰外交官丈夫逃往伦敦。在伦敦期间她跟自由法国的抵抗者建立了联系，写出俄语的《游击队员之歌》。1943年，法国抵抗运动杰出人物埃马纽埃尔·达斯蒂尔·德·拉·维热里访问伦敦，听闻安娜用俄语演唱《游击队员之歌》，请同行的作家约瑟夫·凯瑟尔和莫里斯·德鲁翁将歌词翻译成法语，希望用这首歌代替被纳粹禁止的《马赛曲》。法语版《游击队员之歌》经BBC播出，迅速流传开，成为法国和英国抵抗运动支持者的“替代国歌”。然而凯瑟尔和德鲁翁声称是他们创作了这首歌，直到几年后安娜·马利才获得她应得的原创认可。戴高乐将军称赞她：“您已经把才华变成了法国的武器”。

（1942年安娜·马利《游击队员之歌》俄文歌词：

От леса до леса
Дорога идет
Вдоль обрыва,
从森林到森林
悬崖路蜿蜒，

А там высоко
Где-то месяц плывёт
Торопливо…
一轮月空中挂
步履太匆匆……

Пойдём мы туда,
Куда ворон не влетит,
Зверь не входит,
我们将去那
乌鸦不飞、野兽不到之地，

Никто, никакая сила
Нас не покорит,
Не отгонит!
无人能够征服我们，
不动如山！

Народные мстители,
Мы отобьем
Злую силу,
我们是人民的复仇者，
击退邪恶，

Пусть ветер свободы
Засыпет
И нашу могилу…
让自由之风轻轻吹拂
我们的坟墓……

Пойдем мы туда
И разрушим до конца
Вражьи сети,
我们要彻底摧毁敌人的罗网，

Пусть знают как много
За правду нас легло
Наши дети!…
让我们的孩子知晓
多少人为真理献身！……）

战争即将结束时马利加入娱乐业全国服务协会，为欧洲各地盟军演唱。

战后安娜·马利与荷兰丈夫离婚，改嫁俄罗斯侨民冶金工程师尤里·斯米尔诺夫——两人是安娜在南美洲巡演时认识的。婚后夫妻迁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丈夫做教授。退休后老两口又搬到纽约州里奇菲尔德斯普林斯，因为本地有北美洲唯一的俄罗斯东正修道院，尤里·斯米尔诺夫辞世后即葬于此。安娜·马利孤身去了遥远且冷清的阿拉斯加州拉齐芒廷。

1985年庆祝法国解放40周年之际，安娜·马利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2000年6月17日，即戴高乐将军发表“六月十八日呼吁”60周年前夕，她与法国陆军合唱团在先贤祠联袂演唱《游击队员之歌》，并荣幸成为第二位在凯旋门下无名烈士墓点火的女性（第一位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

除《游击队员之歌》外，安娜·马利还创作了另外300多首歌曲，其中较著名的有《游击队员哀歌》(La Complainte du partisan)、《三拍之歌》(Une chanson à trois temps)等。

2006年2月15日在拉齐芒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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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出身乌拉尔小村庄的男孩是否曾预料自己有朝一日会变成活生生的传奇，就读七年的母校以他姓氏命名，亲手带出来的部队名闻天下？或许不曾想过吧。

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扎伊采夫1934年9月11日生于莫洛托夫州（今彼尔姆边疆区）安蒂巴雷村，和三位姊妹一同长大。父亲是木工，战争爆发奔赴前线，战后未归。根纳季·扎伊采夫读到七年级，作为家中唯一的男人开始学徒生涯，1949年到父亲工作过的木工厂做电工。虽然年轻，仍被推选为工会委员会委员和企业共青团委书记。

1953年9月25日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应征入伍，在苏联内务部独立特种任务团（驻守克里姆林宫）服役。六个月后该团转隶新成立的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家安全委员会，归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部指挥。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先后做过步枪兵和班长，服完义务兵役拒绝退伍，继续在团当兵，晋升准尉。1958年通过校外学习考试完成8-10年级中学课程，获得中学毕业证。同年被推荐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部独立军官大队。1959年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部与苏联国安委第9局合并，扎伊采夫调动到国安委第7总局工作。

1966年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读完国安委“捷尔任斯基”高等学校函授课程，获得法学学位。1967年9-10月短暂带领第7局的一组工作人员贴身保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安委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

1968年8月苏军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扎伊采夫和第7局同事飞赴布拉格为“多瑙河行动”提供业务保障，率队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大楼。事后被授予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三级“武装加强兄弟情谊”奖章。

1969年4月扎伊采夫开始担任国安委第7局5处（监视和保护外交使团）副处长。1974年国安委主席命令组建特战”А”组，后来被媒体称为“阿尔法”反恐小组。条例规定：”А”组是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国安委第7局5处的分支机构，执行国安委主席或其代理人委派的特殊任务，镇压敌方极端分子针对外国人和苏联公民实施的恐怖、破坏、绑架外国使团及其雇员、特别重要和其他重要设施及苏联境内运输工具上的乘务员和乘客等其他特别危险犯罪。

1977年11月10日尤里·安德罗波夫命令扎伊采夫中校出任”А”组第三任指挥员，带领手下30名队员。该部队随即升格，人员扩充至52名。

扎伊采夫在接手这支部队之初与每位军官进行了详细交谈，不久即开始为官兵制定综合培训计划，分班运行：第一班昼夜战备执勤，第二班休息，第三班准备接替执勤，第四班训练。

在众多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下，随着经验积累，培训计划也在不断改进。尤其是安排特战队员学习心理学，懂得与恐怖分子进行条理清晰的对话比任何武器更有效，而”А”组仅在极端迫切的情况下才允许使用武器。战斗训练时特别注意掌握和反复演练各种环境中（建筑物、车辆、飞机、火车站等）解救人质、抓捕犯罪嫌疑人所需的技能。场地设置愈发复杂。

部队勤务经验表明其人员需要特殊武器和设备。例如早在1970年代末他们就配发了模拟寻呼机，用于下达“集合！”、“警报！”等指令，这在奥运会前的繁忙时期大大提高了部队机动性。

1978年夏天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率领”А”组和黑海舰队的战斗潜水员往哈瓦那，保护“格鲁吉亚号”、“列昂尼德·索比诺夫号”两艘客轮及乘船来参加第十一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联欢节的苏联代表团的安全。许多年后，在与扎伊采夫的一次谈话中，原英国海军情报局长迪克·沃利斯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派您到古巴是有原因的！”

每次行动前扎伊采夫亲自挑选参战队员，并参与制定和协调行动计划。鉴于这些行动的特殊重要性，都有国安委主席的授权。

1979年2月，12名”А”组队员飞赴喀布尔，强化保卫苏联大使А.普扎诺夫和苏联国安委代表Б.伊瓦诺夫的工作。3月28日”А”组执行首次实战任务，挫败了恐怖分子破坏美国大使馆的图谋（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亲自出面同恐怖分子谈判，日后多次行动也是如此）。4月30日苏联用政治犯格奥尔基·文斯、亚历山大·金兹堡、特赦劫机犯马克·德姆希茨、爱德华·库兹涅佐夫和乌克兰民族主义活动家瓦连京·莫罗兹在纽约肯尼迪机场交换被捕的苏联间谍В.恩格尔和Р.切尔尼亚耶夫，”А”组队员监视护送。

为了保障明年举办的莫斯科夏季奥运会和塔林海上帆船赛安全，”А”组开始进行针对性训练，包括模拟恐怖分子夺占奥运场馆可能采取的行动，制定解救场馆的计划和战术。

1979年12月21日”А”组副指挥员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少校率领单独成立的“雷霆”小组进入战备状态，12月27日该小组22名队员参加了攻打阿富汗塔吉别克宫的“风暴-333”行动。这次持续43分钟的特种作战震惊世界，被编入各国特种部队教科书。”А”组阵亡两人，其他参战官兵不同程度负伤。队员瓦列里·叶梅舍夫失去右手，应当退役，但扎伊采夫请求留下他，后来在1982-1988年间担任分管政治教育工作的副指挥员。维克多·费奥多罗维奇·卡尔普欣上尉因其“成功执行向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提供国际援助任务及在此过程中表现出的勇敢和英雄主义”，荣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苏联英雄”称号和列宁勋章、“金星”奖章。

此外，1979年12月-1980年6月”А”组曾保卫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高级官员，并在1980年1月27日-30日保卫秘密访问喀布尔的尤里·安德罗波夫。”А”组军官还被抽调参加在阿富汗轮战的“瀑布”支队。

鉴于上述作战任务需要，1980年1月”А”组编制扩充为122人，1981年12月扩充为222人。

1983年11月18日-19日，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率领”А”组战士在第比利斯机场突袭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图-134飞机，救出57名乘客和7名机组成员。1985-1986年”А”组武装逮捕了12名被揭露的美国中情局特务。1988年12月1日在奥尔忠尼启则市解救公交车上被劫持的33名学童、老师和驾驶员。

1986年12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根纳季·扎伊采夫上校“苏联英雄”称号，表彰他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卓越功勋及在消灭特别危险罪犯时表现出的英勇无畏。

1988年11月4日扎伊采夫上校被任命为国安委第7局副局长（1990年10月22日晋升少将）。他推荐副官：苏联英雄维克多·卡尔普欣接替自己领导”А”组，事实证明此人十分称职。

扎伊采夫在新工作岗位上忙于保卫外交使团安全。虽然监督”А”组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但仍需要他直接协调作战行动。

1992年初，原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全面重组后，扎伊采夫被任命为俄联邦安全部业务侦察局副局长兼外交使团保卫处处长。同年7月4日俄联邦总统叶利钦命令扎伊采夫再次出任”А”组指挥员——部队此时隶属于俄联邦保卫总局。

1992年底扎伊采夫率”А”组战士前往北奥塞梯普里戈罗德内地区处置奥塞梯-印古什冲突。之后一段时期他领导的反恐行动包括：
1992年12月5日在伏努科沃机场解救矿水城-莫斯科航班上被劫持的347人；
1993年12月23日-26日解救被“哥萨克”团伙绑架的顿河畔罗斯托夫第25中学15名九年级学生；
1994年5月26日-27日在坎加雷村和巴奇尤尔特村解救一辆游览车上被恐怖团伙绑架的中学生、父母和老师。

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10月扎伊采夫原本休假，但面对急剧恶化的国家政治局势他无法袖手旁观。”А”组官兵拒绝攻打“白宫”，主动与最高苏维埃和反对派领导人谈判并达成共识，确保人们及时撤离着火的大楼。

1994年12月-1995年初”А”组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作战，抓捕武装匪徒。

1995年3月1日扎伊采夫少将退休。后担任“阿尔法-95”私营保安公司主管、俄联邦安全局咨询委员会委员、莫斯科市内务总局协调委员会委员、俄联邦会议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专家委员等职，并积极从事社会公共活动。

2000年7月29日根据扎伊采夫的倡议并由他出资，苏联国安委/俄联邦安全局“阿尔法”和“信号旗”特种部队阵亡人员纪念碑在莫斯科市尼科洛·阿尔罕戈尔公墓揭幕，由此为国家安全机关特种部队纪念碑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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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第九局首长警卫往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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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娜·瓦西里耶芙娜·康德拉坚科，1934年生于苏联白俄罗斯，以下是她的战时疏散生活回忆：

人人诅咒的那场可怕战争结束六十五年了，但童年的艰苦岁月直到今天仍不能使我的记忆和心灵平静。作为身处大后方（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小孩，我们感受、经历和理解了许多。妈妈每晚哄我们睡觉，故意不看我们饥饿的目光，尽可能安抚我们说：
— 孩子们，现在是战争时期，几乎没什么吃的，天寒地冻，但那些打仗地方的孩子比咱更艰难。咱这儿没有子弹呼啸，没有炸弹落地，小孩和父母不会被杀。睡吧，我的宝贝，我给你们唱摇篮曲。

妈妈的声音非常好听，会唱的歌可多可多。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我们身体十分虚弱，听着妈妈的摇篮曲，迷迷糊糊就睡着了……梦里全是各种吃的。梦见了战前各种食物，毕竟还记得，想忘也忘不掉，因为食物占据我们全部思绪，无论做什么，满脑子都想着怎么吃到真正的食物。可真正的食物只出现在梦里：泡过牛奶的热气腾腾松软蒸土豆、天然脂肪、用真正肉骨头熬的漂油花的红菜汤，真正的肉饼和饺子。而我们每天吃的是代食品：人造黄油、含各种杂质的劣等面包、藜草等……

上学啦，一年级。父亲在前线的小朋友每人发一个油炸圈。我只咬了一口就把它放进桌洞，整节课神魂颠倒，听不清我最喜欢的老师讲些什么，因为香喷喷的油炸圈太诱人了。放学飞奔回家，兜里装着咬过的油炸圈，我要拿给小弟弟保拉和尤拉。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很幸福，手紧紧抓着那块熟面团，世间任何力量无法令我撒开。开门的是我最可爱的奶奶，她看见我手中的油炸圈，坚决说道：
— 我不放你进去！这是给你的，你自己吃，弟弟们在幼儿园会吃。
我在家门口哽咽着啃咬这油炸圈，顿时变得味如嚼蜡，吃完最后一口奶奶才让我进屋。

我堂兄从前线回来了——伤兵，脑震荡，手和头颤抖。他自己在针织厂找个活儿，某天拿回来一罐鱼汤。老天爷，散发着浓郁香气的鱼汤啊，大家心里已经不是快乐了，是幸福！爷爷、妈妈和三个小孩郑重入座，爷爷用铁勺子吃饭，其他人用木勺，每人面前一小块面包。我们坐着，期待着，喜悦地看着彼此。奶奶烧热鱼汤，端汤往餐桌走的时候滑了一跤，汤全洒了……奶奶哭得伤心欲绝，因为她没让全家吃上一顿真正的皇室大餐。

有一回塞米巴拉金斯克安装了旋转木马，我真羡慕上去玩的小朋友啊！一张门票5卢布。妈妈凭军属证领了400卢布，全数用来糊口，因为集市上一条面包就要400卢布。妈妈对我说：
— 闺女，你这么想玩的话，自己挣钱吧。
我拿一个大号水壶，装满冰凉的井水（当时气温30度），去集市卖水，一杯20戈比。瘦小的我背着死沉死沉的水壶，身体弯成虾米。最后，哈哈！我挣了5卢布！梦想终于实现啦！但在坐旋转木马的过程中，我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头晕目眩，咕咚晕倒了。人家停下木马把我抱至阴凉处，正好被附近的邻居认出，她跑去找我妈，我妈弄我回家。本人从此再不敢看旋转木马，虽然已经过去许多许多年了。

我家附近有个小菜园，种了西红柿、南瓜、洋葱和黄瓜。收成很好，尤其西红柿特别棒，没人种过这么大的！而南瓜，有时需要两三个大人合力抬走。如果没有这菜园，真不知怎样活下去。我们赶集卖一部分蔬菜，就有钱买点儿牛奶和至少一块黄油。灌溉用水要从老远的深井打，那口井根本望不见底，我的任务是打满一桶，等水温升高就可以浇地了。当然，我可能不慎掉井里，也可能拿不动水桶摔伤，甚至热出病来，但别无选择。妈妈要上班，爷爷奶奶年老多病，打水是我的责任，水桶永远满满的。又分给我家一块田种土豆，也离得远。我记得妈妈喊我起床，扛着锄头去种土豆。下次再来看：土豆完蛋了，全被烈日晒死了。

我家每年隆重过两个大节：圣诞节和复活节。当初疏散后撤时设法携带的东西送去外宾商店(Торгсин)变卖了，换钱买食物和圣诞节礼物。过节期间我总有新连衣裙穿：妈妈把她自己的改小给我，或者买布头缝制，还要给弟弟们做衬衫、裤子，奶奶也有过节新头巾。哎呀，我真的爱我奶奶乌利扬卡·斯捷潘诺夫娜！我家祖上是莫吉廖夫省人氏，在故乡没有土地，被迫远赴他乡，一个定居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个定居塞米巴拉金斯克，所以我们逃离法西斯铁蹄投奔这儿。那么，我家准备了一桌按当时标准算是丰盛的节日宴，有肉菜、糕点和馅饼。小孩不上大人桌，拿着礼物各自吃饭，然后看大人做什么。他们的歌声悠扬动听，从没见过谁喝多了耍酒疯。欢欢喜喜过一天！但我再说一遍，仅限圣诞节和复活节。

说到这儿我要向奶奶道歉：“对不起，亲爱的奶奶，我骗了您！”事情是这样的：奶奶在窗台玻璃杯放了一支温度计，我很好奇，不知道里头闪闪发光的“条纹”究竟是什么神奇玩意儿。有一天实在忍不住，咬了温度计顶端，水银流进嘴，呸呸吐半天。我把水银珠推到橱柜下，玻璃碴扔箱子背面。奶奶找温度计，我一概不承认。然后她发现了碎玻璃，盯着我说：
— 娃娃，我把温度计摔啦，在箱子后头呐。
奶奶清楚记得母语，即使讲俄语也夹杂一些白俄罗斯单词。我同样喜欢自己的母语，遗憾没什么人和我说。当你尝试跟人家交谈，对方立刻问：“你哪儿的？白俄罗斯人？”

另一次，分给我们一棵巨大的松树烧柴用，在额尔齐斯河对岸。人家替你伐倒，然后自己解决吧。我们动手锯树，用滑橇把大木头运回家。大人们拖拽，我也帮着拉，摔跤滚落坡下。妈妈撵我走，可我坚持帮忙。爷爷已经感冒病死了，只有我俩……

我爸爸搭乘前线军列遭遇轰炸。人家说把他从残骸底下挖出来纯粹是因为要寻回某些重要文件。他被送到一个仓促改成救护站的板棚，四周老鼠乱窜。他腿部多处骨折，两条肋骨必须摘除，之后辗转多个医院治伤，甚至送去古尔祖夫做复健。虽然产生过各种并发症，但幸运的是身体经受住一切考验，返回我们身边，活了85岁。

要讲的故事太多太多啦。比如，来了一列满载车臣人的火车，他们对整个城市造成了多么大的威胁。还有，装满死尸的马车经常从我家门前过，蓝色的光脚伸出车外。以及附近有个医院，治不好的病患也经过我家门前葬入墓地。

愿这种恐怖永远不要重现在我国人民身上，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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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莉娜·叶菲莫娃

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一名原克格勃官员死后，同事们发现他的人生自白，也就是下面这个故事：

一个男人在海滩悠闲散步，看大姑娘小媳妇。苏联并不禁止休假放松。他走到一位享受日光浴的女士面前，她发现了他的目光，急忙扯一件长浴袍遮身。谢尔盖咧嘴微笑：她的匆忙可以理解，因为他已经瞧见那两条瘦削的丑腿了。他不想认识她，但必须认识她。

为了这次会面，他特意打扮一番，找投机倒把贩子买了条腰间带拉链的外国泳裤。这条泳裤十分搭配他晒黑的皮肤，相比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黑色缎纹短裤毫不逊色。1950年8月的阿纳帕，谢尔盖看起来像个大力士。

他在瘦腿女人旁边铺一条长毛巾，咕咚躺下，用墨镜挡住眼睛，无声叹息——他根本不喜欢这种女人。

白衬衫上的金龟子

谢尔盖·阿尔帕钦革命前生于圣彼得堡富裕家庭。父亲是顿河田庄出身的哥萨克大尉，死于俄日战争，寡母携儿迁居雅尔塔投靠亲属。谢尔盖长大后按照传统送圣彼得堡军校受训，希望他成为帝国军队栋梁之材。然而革命爆发，年轻人被迫紧急返家。

政权频频更迭，有时一个月变换多次。谢尔盖曾险些被布尔什维克枪毙，临刑前白军打过来。之后英国情报机关注意到这位有才华的青年，委派他潜入已被布尔什维克占领的顿河畔罗斯托夫联络白军地下组织。结果他在接头地点被捕，顿河“契卡”提议跟新政府合作，谢尔盖同意了，因为他不想去逼仄的地下室等候枪决。

1920年6月16日谢尔盖手写一份声明：“本人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阿尔帕钦承诺与顿河特别委员会秘密合作，以最严格保密方式执行一切任务并严守任务秘密……为便于签署书面报告，自选化名‘大尉’”。

女同事维拉·瓦隆陪同谢尔盖执行第一次任务，她身穿英式女西装、白衬衫，翻领和金龟子形状胸针给谢尔盖留下深刻印象。维拉现年30岁，已在顿河特委工作了挺长时间，带新人不在话下。于是小特务谢尔盖假扮卫生员潜入市立医院谋职，通过日常谈话识别出多位白军军官，使这些人被立即逮捕、枪决。

任务结束谢尔盖罹患伤寒，维拉悉心照料他痊愈，关系随之升温，二人开始同居。虽然一个是下属一个是上级，但顿河特委的领导对此视若无睹。然而几年后维拉忽然被主管部门紧急召见，命令立即赴英国执行任务——原来维拉失踪的前夫意外现身，必须尽快把他弄回苏联情报机关。

分别之际谢尔盖最后一次拥抱维拉，她穿一件带金龟子的白衬衫。两人再未见过面。

被毙的指挥员

1937年斯大林镇压最残酷时期，НКВД大小官员亦不能免。谢尔盖之所以保住脑袋，仅仅是被人家当作了“耳目”使用。他被故意送进关押НКВД官员的牢房，探听对方言论。这些人虔诚相信斯大林同志会搞清楚一切问题，自己总有获释之日，然而事实是许多人被枪毙了。

伊万·门什科夫中尉的遭遇尤其令谢尔盖震惊。此人原系维申斯基地区НКВД部门主管，被捕后其上级伊万·费多罗夫负责侦查，逼迫前下属承认阴谋勾结维申斯基镇哥萨克合唱团，利用赴莫斯科巡回演出之机“发动恐怖袭击”杀害领袖。据查：维申斯基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彼得·卢戈沃伊和区执委会主席吉洪·罗加乔夫合伙掩盖合唱团的“险恶用心”，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知情，因为几个人经常相约喝酒。

门什科夫被捕，矢口否认参与这件骇人听闻阴谋，把真实想法说给谢尔盖·阿尔帕钦。谢尔盖就门什科夫的精神状态和对正义的信念撰写详细报告呈上，几天后门什科夫执行枪决。

卫国战争爆发，谢尔盖到普通步兵部队服役，与指挥员亚历山大·索基尔科成为朋友。这位朋友口无遮拦，把上级领导统统抨击一遍，包括斯大林。谢尔盖告密，索基尔科被捕处死，谢尔盖因此获得平生第一枚奖章：“战功”奖章。

战后谢尔盖被任命为罗斯托夫州文化局局长，做了一阵子文职。直到上司召唤他开始第二段生活。

无爱之恋

玛格丽塔·鲁索斯家住亚速海边城市塔甘罗格，可她不喜欢故乡的海，时常利用自己上班的音乐学校工会便利，公费去黑海度假休闲。

这位女士单身生活了四十年，身形又瘦又小，精神紧绷，看上去活像一只惨兮兮掉毛麻雀。阿纳帕沙滩上，谢尔盖大剌剌躺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冷眼观瞧，仿佛看海鸥尖叫蹦跳争抢游客施舍的面包。心想：这人找不着地方了吗？

谢尔盖主动搭讪：“您读的是什么？”

玛格丽塔嘴唇挤出三个字：“贝朗瑞”。

谢尔盖微微一笑，他的法语不错，用纯正发音讲了几句。两人攀谈起来……

几天后，按照疗养区的惯例，男女散步、闲聊变成拥抱、亲吻。谢尔盖请玛格丽塔下馆子，听施特劳斯、卡尔曼的乐曲小酌。玛格丽塔酒后吐真言，哽咽说道：“你一定别告诉旁人，1938年我爸爸被特务抓走，勒令一周内离开苏联，不准带家属。那时候我妈妈已经死了，我是保姆照顾的。虽然爸爸申请批准带我走，但没成功。我算幸运了，没一起被抓，还和保姆住在家里。之后发生了可怕的事情。1940年，我晚上在公园散步，被一个男人袭击，把我拖进灌木丛强奸了。我吓得不敢抵抗或喊叫。跑回家，我的保姆，我的好保姆，抱着我一起哭！她扔掉撕碎的衣服，帮我洗澡，给我倒茶。早晨我们决定不报案：怕音乐学校的同事会听说。我怀孕了，但命运没让我生下强奸犯的孩子，我下楼梯摔跤，流产了。这一跤等于救了我。战时一位德国老少校和勤务兵住我家，这也救了我，他在我家办钢琴演奏会，所以我没被送去德国。这些就是我的生活，谢廖扎。”

服务员走过来，谢尔盖伸手摸钱包。玛格丽塔说：“等等，我结账！”服务员走后，玛格丽塔低声说：“我很快就会发财了，谢廖扎。我可怜的爸爸，我再没见过他，但他没忘记我，遗产都留给我了。有几条轮船在土耳其的港口。我收到外国律师事务所的一封信，信上说需要我把妈妈的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以及我爸住在塔甘罗格的户口注册页寄去。我该怎么处理这笔财富啊？”

“找个律师嘛，经验丰富的好律师。你自己想怎么花怎么花。”

一番推心置腹谈下来，约会气氛几乎达到谢尔盖想要的程度。但最后时刻玛格丽塔抽身离去：“咱们塔甘罗格见吧，到我家”。

任务完成

返回罗斯托夫，谢尔盖·阿尔帕钦致电上级：“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我回来了。咱们该庆祝一下。”

“今晚你家。”

当晚谢尔盖见到了费奥多尔·布汉佐夫及新同事伊万·约希福维奇。上级好奇地笑问：“怎么样？拿到没？”

“没呀，没拿到。”

上级教训他：“你疏忽了，大尉。她必须对你百分之百敞开心扉，这样才会信任你！你必须去塔甘罗格找她。”

谢尔盖抵达塔甘罗格，玛格丽塔热情招待。番茄炒蛋、醋栗甜酒、自家果园的成熟香梨，一切都那么美好。夜色迷人，暖风习习，床单散发薰衣草香。玛格丽塔又哭鼻子：“现在，就像人家说的，气氛到了，谢廖扎，我想要你，可我害怕。毕竟除了强奸犯，我没有过任何男人。强奸犯毁了一切。”谢尔盖在报告中如此叙述他和玛格丽塔共处的夜晚，最终设法消除了她的焦虑……

玛格丽塔的理智被爱情冲昏，频频征求谢尔盖意见，事事听从他安排——比如轻易就答应把自己继承的土耳其财产“捐赠”给苏联。罗斯托夫克格勃本次任务圆满落幕，玛格丽塔的“情郎”瞬间消失。

真正后果

谢尔盖从此拒接她的电话、不回她的信。为了让女人彻底死心，上级建议谢尔盖远走他乡，于是去北方出长差。约一年后谢尔盖重回顿河畔罗斯托夫，首先拜见克格勃领导。

布汉佐夫眯着眼睛问道：“你怎么不去塔甘罗格呀？”

“我也不知道，您让我去我就去。”

“去吧！”领导吩咐。

于是谢尔盖就去了，虽然他不愿再见被自己勾引的女人，更不喜欢这种会面。

敲开门，老保姆冷冷地说：“玛格丽特不在。”屋内传出孩子哭声，老保姆又说：“进来看看你女儿吧。玛格丽塔叫她卡佳。”

走进卧室，抱起孩子。小娃娃的眼睛也是蓝色的，鼻尖也微微翘起，处处像自己。谢尔盖抱着女儿，这么多年第一次失声恸哭，泪水顺着衣领流下来……

谢尔盖·阿尔帕钦1980年5月初逝世，享年81岁。少数几位罗斯托夫克格勃同事操办低调丧事。这些人在他的单身公寓发现一个秘密匣子，无任何值钱物品，惟有带泪痕的纸页。老特务谢尔盖选择写下自己回忆，希望有人得知他的第二段生活，也许还能报以理解。

谢尔盖的故事收录于其上司Ф.布汉佐夫著《秘密道路四十年》，该书2003年经由罗斯托夫州联邦安全局许可出版。本文使用了书中内容。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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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莲京娜·科尔宾娜

我父亲的堂弟科利亚叔叔生性吝啬，惜财如命，属于冬天问他讨一捧雪都不给的那种人。年纪大了又瘦又矮，脾气暴躁，坐不住也闲不住。早年把第一任老婆扔在农村，自己搬到镇上，买个两扇窗的小房子，和新欢卡捷琳娜一直住到死。科利亚叔叔喜欢挑毛病，老太婆铲子放错地方，或者收土豆的桶没搁好，必定吹毛求疵不原谅。其他“错误”就更不必说了。

斗室虽小，收拾得井井有条。地面铺着干净的浅色手织地毯，窗户挂着白色绣花窗帘。一个墙角放张桌，台布带长流苏；另一个墙角摆张床，蓝色床罩带针织花边。灶旁有个挂锁大箱子，厨房还有一张桌和两个破凳子，架上餐具无非若干搪瓷盘子和水杯。炉灶擦得锃亮，卡捷琳娜知道这是做女人的本分，尽了最大努力。科利亚叔叔无非偶尔上房顶捅捅烟囱而已。

两位老人午餐、晚餐一般喝菜汤，入冬自家熏了肉才开荤。主食吃粥，有时候煮大麦粒，或者燕麦，甚少稻米或荞麦，小米粥为多。邻居们窗外经过，见此粗茶淡饭，难免开主人的玩笑，说他俩把自己当鸡养。老两口听了毫不介意。

卡捷琳娜隔三岔五用果酱或糖泡茶，偶尔用更便宜的果冻(кисель)。一块方糖本就不大，切成更小颗，一次一颗，两颗也行，但不能伸手三次——老头子目光如寒霜。

整条街的民宅全部三扇窗，唯独科利亚叔叔家两扇，无论从外看、从内看都显得小了，房子和住在里面的人活像儿童玩具。不过主人自己觉得空间足够，尤其俩人没生育。叔叔和原配夫人的女儿女婿住在邻街，有空来看一眼干点儿活就走了，外孙们来的更少，因为外公给不了他们什么，外婆更别指望——又不是亲的，而且她不太欢迎小孩。每逢大节，卡佳婆婆固然会烤些荚蒾馅饼(Пирог с калиной)或白菜饼、奶渣饼之类，开箱子拿出蜜饼和糖果，堆放小铝碟内显得丰盛，但外孙们从不吃——有股樟脑球味儿，谁知道压箱底多久了！

科利亚叔叔亲自管钱，老伴儿用钱实报实销，反正花不了多少。一切生活物资：面包、谷物、糖之类老头子负责采购，买回家锁进箱子，严格按定量发给老太婆。她不敢跟丈夫作对，因为深知铁公鸡发怒的后果，二人相处多年，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科利亚叔叔有个怪癖持续终生：心里不满意就开始冷笑、吸鼻子，邻居都知道听见这个声音表示要出事儿，这时候卡捷琳娜比小草更安静。

不打不闹的日子，生活平淡如水：做家务、种菜、照料后院牲口：母羊和小羊、十几只母鸡和一只公鸡。金秋丰收，动手腌黄瓜和西红柿，煮醋栗果酱，但煮的不多，因为糖不便宜，但总归有两三个密封罐吧。老太婆喜欢把各种东西换算成升，高兴地说：“不是三罐是九升，差不多一维德罗”。那年月盐不用罐装——罐子少不够用，放进小桶或小盒子。入冬前备好全部食物，天冷了煮酸菜汤，撒点儿猪油渣调味，或用腌黄瓜、腌西红柿炖土豆吃。

除了去商店和女儿家，科利亚叔叔几乎足不出户。他不欢迎街坊邻居，邻居也害怕小个子活阎王，瞅他没在家的时候找卡捷琳娜坐会儿闲聊天。如果老头忽然返回，邻居只好说是来借火柴或借盐的。但这样也有错：科利亚叔叔不允许给邻居任何东西，因为东西都是花钱买的。所以大家尽量避免此类借口。

科利亚叔叔不嗜酒，偶尔饮两杯自己酿的。他严格按标准放糖，绝不多一克，倒水、添酵母，静置一段时间。老两口酒量有限，一瓶够喝很久。亲戚来串门，叔叔喜欢夸耀他和老太婆日子滋润：都领退休金，不愁吃不愁穿，还有积蓄以备不时之需。这话不假，他确实擅长从微薄的退休金当中俭省出应急款子。

邻居们只记得卡捷琳娜常年穿一身长毛绒外套、深色裙子，包蓝花纹头巾。科利亚的衣柜也十分单调。如果有了破洞，老太婆就踩缝纫机整整齐齐打上补丁，这样还可以接着穿，能翻改的话她也会翻改：看起来几乎像一件新衣服。

某天一位女邻居拿瓶酒拜访卡捷琳娜，二人喝完，卡捷琳娜收拾干净桌面，熬粥、煎鸡蛋。叔叔回家，一切如常，老伴坐在墙角小桌缝补。谁知老狐狸敏锐察觉出异样，看卡捷琳娜表情像刚喝过酒的。四下搜查一番，发现箱子里点心少了。阴森森走向老太婆：

— 去哪儿了？

老太婆几乎哭出来：

— 没去哪儿啊。在家给你烧饭呢。

叔叔不信，干脆换新锁。早晨亲手舀出本日所需之粮食，放上糖，再重新锁好。卡捷琳娜不是不能忍，两人过日子怎么都好说，可邻居登门，难道不请人家吃饭喝茶吗？她手里没钱，也不敢问旁人借——借了没法还。街坊都笑话她：“你自己又不是没退休金，凭什么听他摆布！”老太婆满肚子火，干生气无奈何，人家来要点儿东西还得照价付钱，太丢脸了。科利亚叔叔对此视若无睹，冷笑着晃来晃去。卡捷琳娜一忍再忍，苦思冥想怎样不开锁取食物。

终于想到办法。趁叔叔去农村走亲戚之机，使劲儿推挪箱子，拧下合页，拿些粮食和糖，再把零件原样归位。煮一锅粥，邀请那位时不时分享酒的女邻居，开开心心玩半天。科利亚叔叔完全没起疑，箱子还在、锁还在，惟老太婆心情越来越好。直到一段时间后发觉邻居登门的次数似乎太多了。

再次检查箱子，终于发现粮食袋明显变轻，糖也少了一大块。反复审问老太婆吃的去哪了，最重要的是：怎么拿出来的？卡捷琳娜被迫承认错误，科利亚叔叔又将她教育一番，保证绝不再犯。

从那天开始，规定的每日口粮配额放宽了。

延伸阅读：

两袋青贮饲料的故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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