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80年代苏联的新纳粹

新纳粹

▢ 谢苗·查尔内
(历史学家,记者)

今天经常听闻、读到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击败希特勒的国家居然有希特勒崇拜者公开上街?”提这问题的人显然以为他看见的纳粹分子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出现的。实际上,如今俄罗斯新纳粹分子的前身在苏联时代就已产生。只不过那时候他们被迫从事地下活动,秘密表达观点,而且不同于其他民族主义团体,他们没有自己的“史官”,所以流传下来的事迹不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青年部、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纪念”档案馆、1979-1991年《苏联公报》等来源找到一些资料,足以查考俄罗斯境内希特勒徒子徒孙的主要活动。

“怪咖”和“政治家”

关于苏联纳粹主义团体的最早材料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后期,从那时起直到1980年代末可以找到几十个案例,记录了不同年龄段和社会地位的人(尽可能)公开宣称自己是纳粹主义支持者。这批人大致可分为两类,即所谓“怪咖”(стиляга)和“政治家”。“怪咖”基本是在校学生和青年人,在纳粹主义群体中占多数,精神上认同纳粹主义美学及其列队游行、对形体美的崇拜和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

目前所知第一个“玩票”性质的新纳粹团体是Ю.П.尤尔琴科(1939年生人)领导一群基辅中学生创建的。他们最初只把法西斯主义当游戏玩,后来决定组成纳粹主义青年团(形式上是法西斯主义,因为当时的苏联人很少懂得区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之区别),名唤“SS维京”,宗旨是在苏联建立“国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强制实行社会主义,并且认为希特勒是个天才。侦办他们的刑事案件1957年12月终止,因为查明该“维京”团体成员除了胡打胡闹之外没有进一步行动。

1960年4月在巴库查获另一个亲纳粹团体。该团体成员是两所本地学校的九年级学生,他们开会讨论纳粹主义“优越性”和元首的“杰出思想”,反思德国“意外”战败的原因。其中几位学生家长社会地位颇高(阿塞拜疆地方工业部长、阿塞拜疆内务部核心机关成员),没料到孩子居然对希特勒生平兴趣浓厚,四处收集德国1930年代老照片,又缝制了一面带卐字的旗帜。然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游戏,所以他们最多能做到5月9日佩戴纳粹臂章去上学。

效仿纳粹的习气到了1970-1980年代蓬勃发展,一些中学生秘密成立“法西斯主义组织”。此种潮流的催化剂是电视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它是苏联影视业最早展示纳粹主义“宏大风格”的作品之一,同时将之“人性化”了。苏联当局很快意识到这种爱好相对无害,所以大多数“怪咖”一旦被党组织或共青团抓住,惩罚仅限预防措施,也就是叫到克格勃和区委/州委办公室训话。1985年克拉斯诺达尔逮捕的С.Л.谢尔巴耶夫大概是最后一个这种“怪咖”,此人听重摇滚,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自由人的敌意联盟”,而非“奴隶的友爱联盟”——也就是他所指的苏联制度。

跟“怪咖”不同,“政治家”不是被纳粹主义美学、而是被希特勒本人所吸引。“政治家”多数是心智成熟之人,个别人可能属于某个持不同政见团体。然而,由于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纲领的了解十分模糊,往往只钟情于一条:消灭犹太人。例如维亚切斯拉夫·索列涅夫,他退出维克多·波列诺夫的“俄罗斯人民民主党”之后,1957年制定“俄罗斯民族党”党纲,但根据波列诺夫的说法,索列涅夫的观点后来趋向缓和,1980年代后期开始呼吁区别对待“有害犹太人”和“有益犹太人”。

阿列克谢·多布罗夫斯基结伙成立的“俄罗斯国家社会主义党”也是亲纳粹团体,1950年代后期活跃在莫斯科。尽管多布罗夫斯基1990年代初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不崇拜希特勒,可后来又声称对“纳粹党的手势和礼仪、德国人的精确性”印象深刻,他的朋友们则喜欢“战斗力、坚定言语、纪律、服从、符号和举臂行礼”。虽然他们的父兄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且战争结束不久,却丝毫不影响该党党员。多布罗夫斯基说他的支持者(当然还有他自己)认为害死百姓的不是希特勒或斯大林,而是另有其人(换句话说,抱持战争对美国或“世界犹太人”有利的观点)。

既然如此,就不可能不迷恋希特勒人格。当回忆自己1958-1961年第一次在摩尔多瓦劳改营服刑以及同俄罗斯党卫军的关系时,多布罗夫斯基否认纳粹大屠杀,遗憾表示希特勒“是大自由主义者”。而按照波列诺夫的说法,多布罗斯基进了劳改营仍主张效仿法西斯路线杀光犹太人。同时多布罗夫斯基也有崇拜纳粹“宏大风格”的一面——曾在劳改营身穿党卫军制服拍照。

1963年沃罗涅日查获三名17-19岁青年人一年前成立的团体,自称:“国家社会主义秘密军事组织”,摆出一副要见血的架势。他们不仅庆祝希特勒生日、佩戴从战场遗址拾获的纳粹勋章,还渐渐囤积武器,准备战争爆发后打击苏联政府。搜查中至少缴获一支用自动步枪改造的短管枪。由于缺少资料,无从确定该团体被捕后的命运。

类似情况还有不少。例如1970年12月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某个姓连塔耶夫的工人张贴传单,写着:“我们的理想: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万岁!”1973年在押人员В.М.克拉斯诺夫向联邦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投寄“纳粹党纲领提要”,1974年另一名在押人员Ю.Е.巴库宁制订“国家社会主义党章程”——但不清楚这究竟属于头脑发热,还是为了被转移到政治犯监区而故意耍的手段。1981年阿列克谢·维坚金在莫斯科郊外的加里宁格勒(译注:今科罗廖夫市)成立“俄罗斯新工人民族主义党”,1990年代此人声名狼藉。

虚虚实实之间,还有个尼古拉·布劳恩(1938年生人,1969年被捕),当局对他的指控包括庆祝希特勒生日等。布劳恩同案犯之一阿纳托利·伯格后来说布劳恩一方面很喜欢研究希特勒,愿意听人家私下称呼他“元首”,但另一方面,庆祝希特勒生日是故意游走危险边缘的把戏,布劳恩似乎对此情有独钟。21世纪初布劳恩本人也自辩说庆祝希特勒生日乃是“为了让人注意他的反布尔什维克活动”,而在法庭上这项指控被添油加醋变成了:企图炸毁列宁墓。

希特勒是艾森豪威尔变体?

翻阅这些刑事案件和回忆,不禁要问:为什么全国几十(甚至几百)人选择第三帝国元首做偶像?抗击第三帝国战争的硝烟才刚刚散去呀!

大胆猜想,这种选择是出于“逆反”。他们不相信苏联官方宣传成天妖魔化对手,抹黑杜鲁门、铁托、1956年匈牙利起义者和希特勒是一类坏蛋。他们视希特勒为共产主义死敌,认为他遭受了不公正诋毁,就好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样——许多“普通反苏人士”在此公身上寄予厚望。一些“纳粹分子”刑事案件能够直接证实上述猜想,比如1957年3月查尔朱市逮捕的М.Ф.日罗霍夫,他朝警察大叫:“希特勒万岁!法西斯主义万岁!美国万岁!”1958年7月逮捕的另一名被告干脆高呼:“艾森豪威尔万岁!希特勒万岁!”

而不清晰的反纳粹宣传导致这些人错误认知加深,例如1959年巴布什金市逮捕的某锅炉工相信:“希特勒是个聪明人,他想解放俄罗斯人民脱离奴役”。

结果,纳粹主义(确切说是法西斯主义,但那时候概念模糊)被当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成熟替代品,主张坚决斗争共产主义,直到杀光苏共中央为止。我们可以在莫斯科石匠Б.С.布利诺夫案中看出这种认同,该人1957年被捕,曾议论匈牙利事件说:“如果我们有苏维埃-法西斯党,本人第一个参加,揍扁共产党员”。1967年第比利斯市三名中学生案(分别是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俄罗斯人)则表明法西斯主义在反政府者眼中多么光辉:仨小子决心为终结苏联对格鲁吉亚的占领而奋斗,自称:“秘密法西斯组织”。

必须指出,许多希特勒崇拜者,包括“怪咖”在内,对希特勒思想之真意半懂不懂。举例来说,正牌国社党员几乎不可能接纳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但1960年查获的“巴库集团”成员大多数是这俩民族的人。1963年2月被定罪的犹太裔工程师格罗霍夫十分遗憾希特勒没能征服苏联,他这种思想更令人哭笑不得。

特殊国情……

波罗的海地区亲纳粹团体的发展又跟苏联其他地方不大一样,这儿的个别人崇拜希特勒有其特殊性,同当地民族独立运动,以及辩白战争时期服务党卫军、伪警察的所谓“战争英雄”的思潮紧密相连。例如1962年1月一群青年人在塔尔图市散发传单,帮当地法院审判的战时附敌分子说好话;1966年拉脱维亚民族运动一名成员在拉脱维亚国立大学教室画卐字;1967年两个立陶宛青年在利耶帕亚市跳伞塔顶悬挂卐字旗。1986年,拉脱维亚最后一个因反苏宣传被定罪的人:Р.希拉腊乌普斯称得上是这种情绪的最佳代表,他遗憾德国战败,因为波罗的海地区激进民族主义分子认为如果希特勒战胜的话,他们的国家将有可能独立。

所以这些地方的亲纳粹言行表现得最突出。1969年4月11日塔林“莱奥莱奥”歌舞团在某集体农庄音乐会上表演了一支党卫军爱沙尼亚军团战歌。1980年9月22日塔林举办音乐会纪念本市解放,一群约20-30名青少年佩戴卐字袖章闯入会场,喊叫:“希特勒万岁!”

此外还有德裔苏联人和战时附敌分子惋惜德国战败的少数案例。

走向广场

虽然五十年代-七十年代的苏联纳粹分子倾向于潜伏地下,但他们的“后人”八十年代初却突然高调亮相。目前可确认的是,莫斯科市新纳粹进行过两次公开活动。

1980年4月,10年级学生维克多·亚库舍夫(17岁)和一群同班同学跑去“巡查”莫斯科犹太教堂,他们身上仅有的纳粹服饰是靴子和黑衫。亚库舍夫本人表示他和朋友(10-12人)“只是看看”,表达“俄罗斯人对犹太人的兴趣”。他们的行为当时并未引起公众注意。

两年后发生的另一次事件,即普希金广场新纳粹分子示威,却被各家报纸广泛报道。最先刊登此事的是《苏联公报》,它是异议人士克罗尼德·柳巴尔斯基在慕尼黑运营的。《苏联公报》报道说:10-15名高中生身穿带卐字的黑衫于17点、19点两次现身普希金广场,其中二人(或称六人)被警察抓捕。后来的报道进一步称:示威期间“俄罗斯”电影院有人散发新法西斯传单,这些人的头目稳坐高尔基街对面的“里拉”餐馆指挥手下,后者很快跟围观群众扭打撕扯。巴黎出版的《俄罗斯思想报》对此报道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一群青年企图在莫斯科市举行‘法西斯主义’示威。当天傍晚普希金广场聚集大批年轻人,一边是穿黑衫、剃短发的‘法西斯分子’,其中一些人佩戴卐字徽章;另一边则是各足球队、冰球队的球迷。本次示威活动事先已传扬开来(莫斯科学校老师警告学生4月20号不要去普希金广场,结果起了反作用——而这可能在当局意料之中)。据目击者讲,示威刚开始,‘法西斯分子’和球迷就打成一团,引起路人驻足。警方长时间观察不干预,最终抓捕了一些‘法西斯分子’和球迷”。

有传闻说苏联存在几个小型法西斯主义青年团体,其成员主要是党内高级干部家子女。可想而知,此类团体在曾被战争重创的国家肯定不受欢迎。与其说“官二代”们同情希特勒,倒不如说他们同情这个缺乏真正领袖、强大权力和钢铁纪律的国家。

无论如何,这些“表演”终究具有很强挑衅意味,后果可能十分严重。如前文所言,普希金广场示威事先已广为人知,当局很可能会利用他们的“法西斯主义”性质来诋毁人权运动。

然而著名的俄罗斯右翼激进分子研究者弗拉基米尔·普里贝洛夫斯基对此事的描述要平淡许多:“……一群高年级学生,人数不超过15个,在人权活动家最喜欢的普希金广场举行‘示威’。孩子们多次同时抬右臂行‘罗马礼’,一字一顿地(小声)说‘希特勒万岁!’。事后亚库舍夫自吹自擂,称他本人虽未在那个光荣的日子亲临普希金广场,但示威者都是他的徒弟和追随者。”

总结上面三种描述,不难发现这次新纳粹示威事件真是一场烂戏。几乎刚开始就变成对立年轻人互殴,有人受重伤了才被警察制止。虽然逮捕若干名,却不知是否起诉定罪。

但无论如何,普希金广场这种地方闹出这种风波,本身就冲击着首都知识分子和西方媒体的观感。亚库舍夫1980年“巡查”犹太教堂的旧案被迅速翻出来。同时《苏联公报》开始连续报道1980年莫扎伊斯克市审判18名新纳粹分子案、1981年11月1日库尔干市百余名高年级学生穿戴卐字服装和袖章呼喊“法西斯主义救俄罗斯”示威事件,以及南乌拉尔斯克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列宁格勒市(喀山大教堂附近)“等其他地方”发生的新法西斯主义活动。尽管正如弗拉基米尔·普里贝洛夫斯基所言,这些报道往往基于未核实消息,也就是道听途说,但经由“西方之口”重复,就成了言之凿凿的事实迅速传遍苏联,仿佛境内存在一种强大的法西斯主义军事化组织。1983年1月已经有人询问“知识”协会的讲师:下塔吉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基辅是否真有青年人“呼喊纳粹口号”。虽然亚库舍夫自己说过:“没有组织,没有名称,没有结构,什么都没有。就这么简单,无非读几本关于德国、关于当代新法西斯主义的书……”后来,种种传言彻底扭曲了普希金广场示威事件目击者的印象,例如在亚历山大·列克姆丘克的回忆录中,案发现场变成了“纪念希特勒生日大会……大家都穿一种衣服,互致‘希特勒万岁!’,佩戴卐字袖章”——这种场景更符合1990年代的实际情况。

另一方面,根据弗拉基米尔·普里贝洛夫斯基的证言,1983-1986年每年4月20号之前莫斯科大学集体宿舍都会传出风声说“普希金广场将有法西斯示威”。于是最活跃的大一新生并肩奔赴诗人纪念碑“打纳粹”,到了地方发现除警察和共青团员巡防队之外概无闲人。有时热心学生会被抓去警察局,发生如下对话:
— 你来干什么?给希特勒过生日?
— 不,恰恰相反,我来打击法西斯分子!
— 傻冒!苏联没有法西斯。你如果想跟他们斗争,去你们学校共青团员巡防队报名吧。

“反法西斯斗士”警惕性高涨,1982年差点儿揍了一个名叫“奇怪游戏”的新组建乐团。观众被乐团成员的装扮惊到了,因为社会流传纳粹分子也喜欢打细领带、两鬓剃光。结果,“奇怪游戏”很长时间不敢演奏进行曲,惟恐洗不清嫌疑。

那么问题来了:尽管1982年不是进行示威的最好时机,究竟什么原因促使苏联的“希特勒迷”公然走上广场?为什么之后不再重复呢?

西方的苏联研究者宣称这次示威是苏联体制开始法西斯化的征兆,认为党和克格勃内部的集团是青少年纳粹背后推手。但后来的事情表明这种论断站不住脚,因为研究者们无论如何找不到组织内部存在这种“集团”,当年的领导人们也没在回忆录中提起过。

然而考虑到新纳粹分子的高调举动和强力部门的消极态度,不妨假设幕后有克格勃身影。此外,根据当年内务部消息灵通人士口头提供的情况,国安部门代表早在1970年代末就禁止内务部对现存的法西斯主义团体采取行动。所以,示威是否另有目的,即新纳粹只是稻草人,用来吓唬那些对生活条件不断恶化深感不满的民众。

有意思的是,当局千方百计不让人议论新纳粹示威。例如1982年4月26日莫斯科印刷学院预科班政治消息课上,学生П.马斯洛夫开始谈论新纳粹示威,说他本人也在现场。党史女教师立刻找来克格勃官员格拉乔夫,后者告诫马斯洛夫和朋友:“学生不该参与打击法西斯,有专职部门负责”。最后马斯洛夫险些被开除学籍。同时,从官方渠道泄露的消息辗转登上国外俄文报纸。对纳粹德国暴行记忆犹新的老前辈自然更愿意站在政府一边,暂时忘记“生活困难”。

改革后时期发生的事情使我们相信上述推测确实可信。根据《俄罗斯的纳粹主义》作者维亚切斯拉夫·利哈乔夫的说法,安全部门曾经照此炮制“俄罗斯民族团结”(РНЕ),增强该组织实力,在某些时候(如1993年10月)派其扮演稻草人。当其创始人、头目亚历山大·巴尔卡绍夫独立单干之后,РНЕ被迅速边缘化。

除利用示威者扮演稻草人外,新纳粹表演也是当局全面加强管控青年社会团体的好借口。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体育爱好者、尤其练武的“守规矩”。根据《苏联公报》一篇报道:早在学生示威前,家长们就在开家长会的时候被警告说目前有些亲纳粹团体打着各种体育俱乐部旗号成立。1984年政府下令禁止教授空手道。于是乎,原先散播的所谓体育社团是法西斯“干部熔炉”的说法也成了坚实论据。随后,党的意识形态专家和情报机关开始打击不合心意的音乐,宣布一些乐队是“法西斯主义”。

浮出水面之前

至1980年代中期,纳粹分子已经成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市传说的常见角色。甚至有关于法西斯妖怪的儿童恐怖故事。可惜,除了一篇1982年6月一群穿卐字夹克衫流氓破坏夏园大部分雕塑的费解证词之外,没找到1980年代前期列宁格勒新纳粹活动的其他文献证据。随着改革开始,新纳粹不再是神话。我记忆里,《鳄鱼》杂志1980年代末发过几篇文章绘声绘色描述他们,但那时候形势已经完全不同。开放政策唤醒了政治生活方方面面。少数“纳粹分子”很容易融进“纪念碑”、“维涅季”、”РНЕ”之类社会团体中。纳粹分子在城市传说中的地位则被“柳别尔”取代。

1987年新纳粹自己浮出水面,4月20号希特勒生日,两队17-22岁青少年身穿黑衫、臂带卐字,沿涅瓦大街和“起义广场”地铁站附近齐步游行。同日彼得戈夫也出现类似示威。新纳粹大规模亵渎犹太人墓地的墓碑昭示他们“出水”,4月17、20日两天140个墓碑遭破坏或涂污。4月25日一群青少年呼喊“打倒犹太人,拯救俄罗斯!”企图砸烂列宁格勒犹太教堂。参加这些行动的以职校学生居多。列宁格勒新纳粹头目叫罗曼·博伊佐夫。前一年也就是1986年,列宁格勒警察局对本地新纳粹游行示威、亵渎坟墓和打砸企图熟视无睹。

当局对新纳粹的追捕也几乎停止了。苏联最后一起侦办的纳粹宣传案1988年立案——塔林市逮捕策划组织“爱沙尼亚民族法西斯党”的С.若尔丁,但“由于情况变化”而撤案。

引用和参考:
(译注:太长,略)

延伸阅读:

苏联1953-1984年部分社会骚动

苏联都市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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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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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情报员手册:《芬兰人民日常生活和习惯》(节选)

关于饮食

餐桌摆设
请注意:如果桌上没放烟灰缸,则不准吸烟(尤其餐厅、酒吧、咖啡馆)

两人桌摆设
餐刀在右,叉子在左,第一道菜前有勺子。左边小碟子是放面包和黄油、胡椒粉、芥末、盐的。

餐巾的用法:置于腿上,不可塞入衣领,用于擦拭手和嘴唇。

刀叉的用法:烤肉和菜肴用刀切小,叉起一小块食用。

叉子永远用左手拿着。

用手拿面包,然后放在左边的小碟子上。
刀叉置于餐盘两侧表示客人用餐未毕。

吃面包配黄油:用刀从小碟子取少量黄油涂抹面包上,然后将黄油刀放回碟子。

抓握高脚杯身(不可捏着杯脚)。葡萄酒、伏特加和其他酒精饮料都是分次饮用的(一杯喝2-3口)。不可碰杯,举到嘴边,说祝酒词。

食毕,刀叉并排放在餐盘内,表示已经吃完。服务员送下一道菜。

有自助餐的餐馆:午饭约400-500芬兰马克。客人自选冷盘、头道菜、二道菜、三道菜,吃饱为止。
餐盘、刀叉和冷盘摆在长桌上,热菜在炉灶上或另一张桌上。个人餐盘不可堆满食物,应少量多次取用。

户外就餐区:务必脱帽。这里不可催促服务员,耐心等待,因为您是来放松休息的。

在饭店、餐厅和旅馆,顾客习惯为衣帽寄存服务支付30-40马克小费。

咖啡桌的摆设:有一个糖罐和一把取糖的小勺,可以用它取糖块,但不可放入自己杯中搅拌。

别碰咖啡壶,那是服务员的事情。坐好,有人来帮您倒。

根据自己喜好添加鲜奶油给咖啡调味(不可滥用奶油和糖)。很多人爱喝黑咖啡。

用糖勺取一块糖,用咖啡杯底下杯碟旁自己的勺子搅拌。糖通常放2-3块。

搅拌咖啡不可叮当作响。安静做每件事,勿引人注意。

吃小蛋糕:用搅拌咖啡的勺子取食。

关于衣着

打领带:请注意领结应该系得短小。

穿正装读书时不可四仰八叉,要保持个人仪表。

可在西装下穿一件毛背心(无袖)。注意发型和胡须。

有袖毛衣(羊毛衫)全部扣子都系好,穿西装上衣通常不这样做。

毛衣下摆不可塞入裤腰。

穿有扣有领的毛衣,要在衬衫上打领带。

穿套头毛衣(运动式)无需打领带。
可用薄围巾代替领带。

双排扣西装,通常只系一颗内纽扣。衣兜浅,裤腿瘦。

穿三件套西装,背心纽扣一定要系。
外衣口袋盖要放在外侧。

集市购物,即便穿着漂亮衣服,也要背上背包。

鞋子必须始终保持清洁。对男性而言,衬衫领口、袖口和鞋子要特别关注,应当及时清洗擦拭。

长外套很少人穿,多数是老年男性。

戒指通常戴在左手无名指。

关于国内移动

自行车是农村地区和小城镇普遍的交通工具。
如果没有专用车棚,自行车就直接停在路边墙下。

公共汽车座位头顶有带编织网的架子,你可以放置个人物品如帽子、报纸、杂志、手套等,但提箱除外,车厢后部有存放行李的专门空间。落座别人身边之前要先征得同意。

到花园(公园)休息,坐在“老汉”或妇女身边有失体面,最好找个空位子。

关于住宿

旅馆双人间费用2500-3500芬兰马克。房间门旁有三个呼叫服务的按钮。

旅馆单人间费用1500-2000芬兰马克。

关于宗教

路德教会的礼拜仪式:做礼拜者手拿祈祷书坐长椅,不在胸前画十字也不鞠躬。

延伸阅读:

七十年代克格勃识别敌方情报人员指南

苏联1936-1946年抓获“间谍”人数概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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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冻”时期举报警察滥权的群众来信

不管什么时代,一些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滥用权力,无论他身为国家领导人或基层执法者。现存信件显示,苏联部分警察把赫鲁晓夫的“解冻”歪曲成了“劫动”。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古科沃市Н.波利亚科夫的信:

6月15日星期六,“古科沃煤业”托拉斯15/16矿井的几位工人决定出城玩一天。就在去兹韦列沃站途中,我们的车被兹韦列沃警察局醉酒警员拦截,没收司机的行程单。当我试图询问他为何这样做时,叶尔米洛夫警员用皮靴踢我胸口,接着把我拖下车。然后叶尔米洛夫拔出手枪要杀人,同志们冲过来把他的枪打掉了。此事报告给兹韦列沃警察局长,但他处于酒后不冷静状态,未查明情由,反而在小孩面前(我们和家人共同出行)破口大骂,威胁让我们坐牢。事实上,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本人,以及古科沃第1建筑工程局高级施工员И.Я.博利涅尔和同一部门施工员С.С.希多格利泽被殴打并拘留。后来叶尔米洛夫警员持铁器打我左眼,传唤审讯时又多次打我。直到凌晨2点录取书面口供后才放我们回家。我被打得失去工作能力,在古科沃门诊部治疗很长时间。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莫斯科市Н.谢廖金的信:

6月24日我和兄弟去电视机修理部。在巴巴耶夫工厂站登上40路公交车时,突然有人抓我头发向下摁我头、反剪我双手。我问为什么袭击我,听到一通脏话回应。然后我发现袭击者是警察,其中包括警员叶尔绍夫上尉。他们把我拖到沥青路上,打断我的胳膊和腿,把我扔进一辆车。后来我在莫斯科第98警察局苏醒,他们对我进行搜查,拿走我的共青团员证和通行证。我在警察局关了几个小时,有人告诉我抓错人了。第二天早上救护车把我送到奥斯特罗乌莫夫医院,我被诊断为“脑震荡”,住院10天。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诺夫哥罗德州赫沃伊诺耶镇Н.П.斯坦丘科夫的信:

1957年7月2日在赫沃伊诺耶镇“海燕”体育场,警员晓戈列夫走到我面前让我给他买伏特加。我没给他买伏特加,然后警员斯米尔诺夫把我抓进警察局。他二人都喝醉了,砸坏我的假肢,撕破我的外套、上衣和内衣,把我赤身裸体用绳捆着打。
我向地区和州警察局投诉,可他们未采取任何措施,斯米尔诺夫警员反而对我立案,威胁要驱逐我和全家。请保护我不被警察欺辱。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莫洛杰奇诺市Г.С.达什克维奇的信:

1938年出生的共青团员В.П.斯卡宾被打伤,住进莫洛杰奇诺铁路医院。他说,打人者是莫洛杰奇诺警察局警员。
他说:1957年8月18日跟同事们分手后,独自从市公园回家。快到家的时候遇见一个警察,反扭他胳膊打他,接着吹响哨子,又跑来三个警察群殴斯卡宾。打他的腹部、后背和脸,昏迷失去知觉,在警察局剧痛苏醒。
市警察局长说可以放过他,警告斯卡宾不准把挨揍的事告诉任何人,甚至让他写了字据,表示他斯卡宾不对警察局提出任何索赔。
我们惯常认为警察是秩序维护者,但胡乱打人算什么秩序?这是第二起案件。1938年出生的В.П.维亚尔6月22或24日也被警察殴打,抢走随身手表一块,至今未归还。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科特拉斯市Е.А.沃罗比约夫的信:

1957年7月18日,我和“诺金斯克号”轮船水手В.库尔涅科夫、Н.П.马肯、Д.斯米尔诺夫四人在科特拉斯市河运站。
17点左右一个少校(不知其姓名)领着7-9个警察走向我们。不警告,也没检查我们证件就扭我们胳膊。我们问什么事,对方不答,反而打我们脸,把我们拽进科特拉斯市河运站派出所狠揍,拳打脚踢。我和同事呼救,河运站派出所外人群越聚越多,这时殴打才停止。警察把我们塞进一辆封闭式汽车,拉去市警察局。我们在车内继续遭殴打。
我两眼乌青,左臂肘部破裂,鼻子断了,同事们和我的衣服上血迹斑斑。我两天站不起身,还咳血。
被抓之后五天才送我们到科特拉斯第2监狱,十天后才让我们去科特拉斯医院诊治,但接诊大夫跟警察谈了很长时间话,没给我做检查,写证明说我未受伤。
科特拉斯警察打人的事情并不罕见。1957年4月15日公民В.扎波尔斯基(家住卢那察尔斯基街53号)在看守所被殴打,1957年7月6日施皮岑斯基厂工人М.Д.波波夫和其他几名公民也遭殴打。
本人至今仍在科特拉斯第2监狱。没有任何调查。请帮助加急处理我的投诉。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利沃夫市А.К.萨兰丘克的信:

利沃夫市发生如下案件:4月6日-7日公民Б.П.沃隆离家未归,4月7日他夫人卓雅·沃隆娜得知噩耗,丈夫因突发心脏病死于利沃夫第2警察局醒酒所,遗体在停尸房。
沃隆的夫人和母亲看到死者遍体鳞伤,几乎无法辨认,当时只有36岁。
于是死者亲属从基辅请来法医检验,发现:两根肋骨骨折、肾脏受损、鼻梁断裂。
对负责该醒酒所的警员提出刑事诉讼。
庭审期间查明,Б.П.沃隆在醒酒所遭三名警员殴打。庭审中出示两份文书:第一份声称沃隆是在轻度醉酒的健康状态下进入醒酒所的,第二份则称沃隆被送到醒酒所时烂醉如泥,死于心脏病。
这两份文书都是古尚斯基医生在同一天起草的,但第二份晚了几个小时,也就是沃隆死亡之后。大概他们忘记销毁第一份文书。
许多曾进过醒酒所的出庭证人描述了警察如何殴打被拘留者、如何在男人面前剥光女人衣服,以及不归还查扣的公民贵重物品和钱款。庭审还发现许多被拘留者抓进醒酒所时并未饮酒。
现已查明,醒酒所是经济核算制单位,有特殊的“生产财务计划”,因为每接收一个人可得40卢布。
一些证人告诉法庭,他们曾向市和州警察部门投诉醒酒中心的虐待行为,但投诉没得到回应。
法庭判决导致Б.П.沃隆死亡的罪犯刑期不等的监禁,但纵容此等恶行和胡作非为的领导干部也应受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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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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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各行业的小偷小摸

▢ 佚名

亲爱的读者,我在上一篇文章提到苏联餐饮业后厨偷肉、偷酸奶油的黑幕。今天咱们放眼观瞧,看看苏联其他经济部门从业者是怎样职务侵占的。

首先,从理论上谈谈社会主义条件下大规模盗窃的不可避免性:

国有化、集体化、取消私有财产权之后,苏维埃国家一切都归党的官僚掌握。百姓除镣铐外一无所有,苏联之父列宁同志看着是好的。根据他的伟大教导,恰恰是穷困潦倒的乞丐、无产者正确看清了人类历史必由之路。而那些资本家、有产者,整天吃野味、吃菠萝,猪油迷了眼。农民,由于其生产的私人性质,倾向于成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妓女,卑劣又腐朽,甚至不算个阶级。

为擦亮双眼,特规定全体苏联人属于身无长物之无产阶级。资本家枪毙一部分——免得妨碍人类福祉,“剥夺”一部分——很快淡化为遥远记忆。农民不再拥有土地和奶牛,成为农村无产者;知识分子不再享受非劳动报酬(例如发明奖励上限20000卢布),成为脑力无产者。

由于被剥夺了私有财产权,无产阶级群众领悟到“周围一切都是人民的,人民的就是我的”,对此深信不疑。无产者拿点儿东西,怎么能叫偷呢?叫“共产”!当然了,共产什么主要取决于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

苏联商业工作者

食品售货员耍各种花招坑害顾客,比如包装材料计入重量和缺斤短两。撒漏、干缩、破碎、腐烂……都是销账好名目。“省”出来的生鲜货带回家自己享用,耐储存的拿去换日用工业品。

工业品售货员擅长“后门交易”、“柜台下交易”。比如商店进货一批捷克鞋,显然苏联人人都爱捷克鞋,但除了“布尔什维克厂”的“老头鞋”,买不到别的,因为外国货根本不上架销售。捷克鞋私下加价转让给熟悉的“贩子”、“倒爷”,他们拿去莫斯科之外的大小城市跳蚤市场,二次加价兜售。爱美的、赶时髦的人省吃俭用打扮自己,逛市场逛出了精品店扫货的感觉。

更巧妙的办法是走寄卖商店。这种商店转售“小白桦”出来的高级货,远洋水手捎带的舶来品、走私货,从住宅偷的好东西(赃物),以及国营店售货员私藏的稀缺品。

售货员做贼的另一种特殊形式叫“以物易物”。就是你把某件稀罕东西藏在你的商店,以“国家牌价”卖给她,她也把某件稀罕东西藏在她的店里,以“国家牌价”卖给你。这样一来就不必去跳蚤市场找投机商加价购买,所以你俩都“赚了”。

苏联工人

你说,要怎样从机器制造厂偷点儿有用东西,又如何在保密企业神不知鬼不觉盗窃?

我曾在一位受尊敬的苏联工人的储藏室看见如下物品:硬质合金钻头、各种目数金刚砂纸、氧化铬研磨膏、昂贵的成套针矬、切削螺纹的丝攻和丝板、凿子、各式金属丝(包括镀铬丝等)。您可能会问:他要这些干什么?不是每样东西都能随便买到。此人喜欢在家做手工,几乎每件家具都是自己亲手造的,还会用白铁丝给女人打首饰。顺便告诉您:别人家餐具橱放小象玩具,他家放涡轮叶片。

汽车工厂零配件失窃的数量很大。打个比方,假如“日古利”特别容易断裂的凸轮轴又缺货了,请到全国任意跳蚤市场选购。

简言之,广大人民群众从工厂盗取一切自家可用的东西。社会上管这号人叫“孽孙”,当年创作不少讽刺作品揭露他们。当然,肯定不是人人都甘愿做贼,毕竟这种行为既犯法又丢脸,可架不住许多人不在乎。

举本人经历为例,我不止一次见过占小便宜的家伙端出糖果店偷的大块巧克力,还曾买过一米长未切割香烟,显然是卷烟厂流失的。

熟食店员工把小灌肠缠绕身上,外面套件衣服——这时候就知道胖婶的妙处啦,不显眼嘛。汽车厂员工想要曲轴和配重块,曲轴挂后背,配重块挂前胸,皮袄一裹慢慢走,少眨眼,要看起来轻松愉快。您如果跟本厂开卡车运垃圾的驾驶员搞好关系,能偷的就更多了。

盖别墅的工人偷建材、工具和工作服,直接拎走就行。您家附近若有建筑工地,花几十卢布随随便便就能找他们买几立方混凝土砂浆和砖头。砖头按“碎裂”在账目上注销,但我认为砂浆根本没法算,天天有凝固浪费的。

货车车厢不挂锁,否则钥匙就得两地送。车门用铅封,但铁路工人懂得怎样撬开拿点儿东西再原样封好。众所周知枕木是建造温室、澡堂地基甚至整间别墅的优质材料,所以丢得特多。

某位装卸工对我讲过他的故事,当时我俩边休息边喝刚从卡车上偷的梨汁汽水。此人曾在乳品厂工作,围墙隔壁是酒厂。午休的时候,一袋袋牛奶和奶渣扔过去,装满酒的橡胶容器飞过来,喝完掷还人家。他是酒鬼,遂在邻厂谋个职位,畅饮之余用热水袋往家偷。有一次他跟司机合伙偷走一大桶,俩人连喝一星期,被开除。

再讲个活生生的例子:炼油厂开出装满汽油的罐车,驶入调车场。场站检查发现有泄漏,指示司机移动到另一条铁轨,同时通知炼油厂。厂代表今天过不来,60吨汽油泄漏到树林附近小沟,漫溢周边空地。铁路编组员和调车场司机看到这种情况,自己拎着油桶走向罐车……不久他们出现在调车场旁边公交站,把汽油卖给私家车主。既然罐车泄漏屡屡发生,调度员和场站经理也参与进来分一杯羹,只要尝到甜头,就开始蓄意破坏罐车。

苏联集体农民

集体农庄庄员也是能偷尽偷,包括粪便,这玩意儿在别墅度假者中间是畅销货,每车大约50-100卢布。有一回我和朋友喝醉了,临时起意到某个国营农场的大学同学家拜访。次日酒醒,我们六个人饱餐一顿丰盛午饭,有鸡肉沙拉、鸡杂面条和炸鸡块。同学他爸自豪地问:“你们猜猜老爹在哪儿上班?”我们说:“养鸡场啊!”

庄稼汉要盖房,就到当地林业局的土地上锯树,或者到木材厂偷板子。我小时候跟村中顽童偷过黄瓜,还曾在克里米亚偷葵花子,装满了“扎波罗热人”的后备箱。还有一次偷玉米,因为想煮着吃。当年我虽是小孩,但记得并不认为偷国营农场大田是犯罪。到别人后院偷才叫犯罪,我也干过——偷人家苹果。但其中动机是故意犯浑,我们知道自己在做贼,感觉很刺激。

驾驶员

驾驶员们拉什么偷什么,无论苹果或伏特加。然而最主要的是偷时间和汽油,把公家车用于私人营生,叫做“赚外快”。您搬家没车试试?而且找不着搬运工?这时候朋友托朋友,花几个钱就能解决难题。谁家有辆“伏尔加”,简直是香饽饽。出租车供不应求,收费便宜得多。

说到开出租的,没几个清白。首先,出车不开计价器,钱直接装自己兜里;其次,他们要按照各项规定向车队维修工和清洁工付费;第三,在汽油和零配件上动手脚。他们根据需要贿赂身边所有人,包括警察。

甚至电力机车司机也赚外快,想不到吧。有一次我坐在电力机车驾驶室跨城旅行,因为车票难买,多给司机十卢布无所谓啦。

苏联知识分子

您以为医生不偷吗?我朋友的妈妈当大夫,她不在家的时候,我和朋友悄悄喝她拿回家的医用酒精!

但我觉得老师不偷,学校有什么可偷的?

动物园员工偷饲料,还记得“狮子吃不饱”的传闻否?肉的情况我不敢乱讲,但亲眼见过女员工白天拿胡萝卜、卷心菜喂猴子,自己晚餐吃胡萝卜卷心菜沙拉。说实话,我没法责备她们,这些人大学文凭,开80卢布薪水,纯粹凭着一腔热忱忙工作。

如果设计师没机会到试验单位就职,只好偷“科希诺”牌铅笔、橡皮和回形针。如果有机会,那就随大流偷各种钻头和“美国真金”做首饰。

大客车载着工程师们到集体农庄菜地收卷心菜,巡逻队在外围监视。回城途中客车被截停,搜出一包又一包卷心菜。数以千计的工程师帮集体农庄无偿劳动,拿点儿胡萝卜、土豆是大家普遍默许的,连领导都不说什么。

不过总体而言,知识分子偷公家东西的机会较少。

手工业者

由于商品和服务短缺,一些手工业者略尽绵薄加以填补。他们从工厂车间偷出材料,制造不同于苏联垃圾的东西,或者修补这些垃圾,或者复制垃圾。

比如一切电器都有周期性故障。今天的消费者早已习惯一台电视一直用到坏换新的,可苏联电视每年至少坏一次。如果您说您家的“地平线”到现在还能看,请解释解释为什么当年开了那么多修理店,店内堆满那么多家用电器。

等候电视修好少则一月、多则一年——您翻翻旧报纸就知道了,“生活服务社”差劲到允许大家顺便批评的程度。所以某位工程师从军用通信设备厂偷点儿星级元件,收少许费用帮人装到电器上,可以延长使用寿命。业外人士看到这儿或许不明白,是这样:材料生产中的零件品质取决于公差,比如标称值百分比。苏联电器元件使用同样的流水线生产,但品质最好的(比如电阻接近标称值)打上星号供军工厂,次好的供民用工厂,最劣的进入修理店和零配件商店。所以,使用盗窃零件的家庭修理师傅只需更换四只功率晶体管,就能显著改善您“奥德赛”牌放大器的可靠性。

还有给脆弱、弯折的苏联木门包裹保温材料的师傅,用的是赃物人造革、工业用棉和家具铁钉。我记得这些东西直到九几年才有公开销售。您找找老房子看看,门几乎都包过,除非换过铁门。

地下商人

苏联式盗窃的最高境界是建立秘密制造业。关键在于那年头无需营销、品牌和什么推广招徕顾客。普通人有钱买不着好货,任何比苏联国标狗屎稍强点儿的东西必有人求购——当然国标狗屎也不愁卖啦。地下商人用失窃材料造出东西,通过已买通的商店经理销售。

干这种事不要求高超智慧,您所需的一切东西都由于管理不善摆在明处。写到这儿必须指出,计划经济时期始终存在库存过剩问题。国家计委规定产品目录,如果长筒女靴过时了,还可以继续生产两年,送去减价商店和农村商店再卖四年。

九十年代我结识几位曾经的地下商人,他们为苏联石油工业制造设备,其网络包括研究所和工厂。我不清楚人家怎么运作的,但从本质上讲,譬如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闸阀,想办法把它卖给采油的就行了。九十年代他们直接收购工厂,告别了管理不善,却又遭遇新问题:敲诈、征税、保护伞……

总结

写这篇文章绝非贬低苏联各族群众,我的用意恰恰相反。某甲偷某乙历来是犯罪行为。只有把国家厚颜无耻攫取人民的全部财富偷回来,才不受人民谴责。

苏联人集体盗窃,因为没有主人,劳苦大众沦为赤贫乞丐,排队入住国有公寓,在国营工厂打工糊口,失去发小财的权利,留不下像样东西给子女,攒够棺材本就是好奔头。从本质上讲,干部官僚同样是乞丐花子,对工厂或集体农庄态度冷漠。苏共中央委员领导一切,但什么也卖不出去,所以拿着国家纯粹用于炫耀,比如导弹越造越多,跟美国人争风吃醋。

共产党人自己明白这一点,甚至想出个术语“管理不善”(бесхозяйственность)。真奇怪,起初把主人赶尽杀绝,之后又抱怨主人缺席。

您会说今天他们偷的比过去多万倍,不错,但如果他们在大半个世纪生活中,偷国家一点东西贴补家用不以为耻反为荣,怎么拦着人不偷呢?大家都知道,全苏联的消防柜除悬挂灭火器、长杆钩、斧头之类应急用品外,必备一两个倒锥形水桶。这种桶子底部尖尖,不是寻常那种平底,不能直立放置,应该没人偷。可我亲眼见过奥尔忠尼启则市(弗拉季高加索)中央市场旁边“赫鲁晓夫楼”某户阳台外面挂着一排尖底桶,当花箱用,颜色涂的很欢快。再过一个世纪原苏联的人民才会停止盗窃,开始认同国家、爱护国家,因为它对自己有益。

而且,唯有这种苏联残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新一代人继续糟蹋住宅楼刚装的单元门。似乎入户门里面的才是自己的,外面的都是“国家的”、“无主的”、“敌对的”。

再者,骂苏联不必然等于赞扬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反而可能意味着不希望再出现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

延伸阅读:

苏联人民是否“更诚实”?

莫斯科显像管厂打工趣事

走后门买手风琴的一段经历

肉贩暴富殒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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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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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风味番茄沙拉

制作这道菜最重要的是买到酸甜可口有香气、柔软且个头较小的番茄。把番茄切成“滚刀块”而非片状,有助于保持它的完整,减少出水。核桃仁要拣摘干净,否则发苦。做酱汁可以用研钵,也可以用搅拌机,但前者风味更佳。

所需食材:

(主料)
番茄:3个
黄瓜:2个
绿甜椒:半个
红圆葱:半个
欧芹:5小棵
香菜:3小棵
罗勒:3小棵

(酱汁)
核桃:50克
大蒜:1瓣
苹果醋:2匙
水:1汤勺
植物油:2汤勺
盐:酌量

步骤:

黄瓜削皮切圆片。番茄对半分开,去蒂,切滚刀块,跟黄瓜放一起。

绿甜椒切丁,也放在一起,再加入洋葱薄片。

绿色蔬菜随意切碎。

核桃压碎、大蒜切碎,放入研钵加盐、水和醋,慢慢碾做糊状,即成酱汁。

蔬菜碗内先淋植物油充分搅匀,再拌入核桃酱汁,然后上桌。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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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局的政策受到正面影响”——1988年苏联克格勃工作报告

对任何一个“情报机关”而言,经常向上级展示真实或假想的成绩,其重要性不亚于执行业务。克格勃提交国家领导层的工作报告就是这方面最突出事例之一,比如他们提到的在苏联最后几年取得的保护社会主义制度重大成就。

以下内容摘自苏联克格勃主席В.А.克留奇科夫1989年2月17日呈交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1988年工作报告》: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业务工作活动中一贯遵循共产党的政策和党的改革方针,始终坚持在克格勃机关和部队中推行深化改革的路线……

委员会情报机关积极支持苏联国家外交政策,同时调整自己的活动,以便为建立全面国际安全体系、为国家深化改革进程创造有利条件的任务做出更显著贡献。

优先保障苏联领导人出国访问、参加会议及其他重大国际活动(准备了15组公文材料)。持续跟踪全球军事/政治局势发展。

情报机关力求深入阐明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日本和中国针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计划,疏通地区冲突、经济、生态环境和宇宙空间方面的问题,获取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军事/政治集团的机密情报,包括拦截和破译经由各种通信系统传递的信息。

已经向各机关、各部委和部门发送了七千多份情报,其中包括642件分析报告。

开展了一系列旨在对外国政要、巨头产生长期影响的大规模积极措施,目的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苏联在国际舞台的地位。美国当局的政策受到了正面影响,主张对苏政策连续性的势力被我推动、促进,揭露了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在关于北约的工作中努力抵制军国主义者图谋,使美国与该集团盟友之间产生矛盾。开展了对联邦德国施加有益影响的行动。采取特别措施促进苏联-中国关系正常化,调停阿富汗局势和柬埔寨问题。

已实施的各种措施使我们有可能筹措获得一些禁运物资满足工业需要,并在签订合同时避免重大经济损失,为经贸往来创造便利环境。

科技方面,情报机关成功获取一批国防工业领域急需的技术样品和文件材料,对加快基础和应用科学研究、掌握新工艺、增强国家经济潜力做出贡献。合计落实了1.18万种、2.45万件样品。呈送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73份分析报告。为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军事工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和使命落实4千多种、1万余件材料。转交国防部482种、873件样品。根据初步计算,运用情报机关获取的科技材料创造的经济效益超过10亿卢布。

来自国内和秘密战线情报工作的质量和成果都有所提升。

苏联驻外机关和公民的安全得到保障。挫败大量敌方挑衅,包括针对侦察员的挑衅。防止了一系列情报机关工作人员及其代理人的失败。据克格勃数据,提前从国外召回364名行为不当的苏联公民。未能预防75名公民滞留不归。出现一名情报人员叛变的案子,对其进行了详细调查,采取措施控制事件后果。

与此同时,情报机关工作中感到在政治战线上缺乏前瞻性、预见性的文件情报,在科技领域获取材料和样品明显不够。应当认真提高对主要敌人和中国的、以及经济领域积极行动的有效性。

过去一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反情报工作进行了重大调整,寻找在新形势下更有效的情报搜集手段和形式。反情报工作的主要目的是:预防和挫败敌间谍机关、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各类敌方人员破坏国家稳定局面、煽动民众对党进行的改革的不信任,以及积极实施间谍活动、恐怖活动、破坏活动和其他暴力活动之图谋。

去年在苏联公民当中查获并消灭4名间谍。另有9人因向外国组织传递国家秘密和经济情报被追究刑事责任。

镇压了一些尝试主动联络外国情报组织的个人。

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的情报组织继续积极利用各种国际交往渠道向苏联派遣自己的间谍和代理人。

对美国专家检查组进行的反情报工作发现了50多名职业间谍。三名从事非法活动的美国专家被揭发并驱逐出苏联。

反情报机关在外国公司和银行代表、科学家、专家中发现31名敌方职业间谍及代理人。驱逐从事非法活动的12人出境,禁止另一些人再次入境我国。

在苏联国防部高等院校学习的外国军事人员中,有69名间谍和代理人被我方监视。18人因从事敌对活动被驱逐出境。

北约国家军事外交人员9次企图进入保密设施地区,都被制止并记录在案。已就他们的非法行为向相关大使馆提出正式交涉。

边防检查阻止了18名国际恐怖组织成员进入苏联。一些涉嫌参与这些组织的外国人受到业务控制。同内务部机关合作揭发了27起涉及使用爆炸物的犯罪。对奥维奇金家族企图劫持ТУ-154客机出境案和基辅-古比雪夫航班上发现土制炸弹案采取了行动和调查。成功展开行动解救了奥尔忠尼启则市被罪犯扣为人质、意图劫机出国的30名学生和教师。

在美国”DES”公司供应苏联的电子计算机内发现敌方新型破坏手段,即一种可在敌设定时间使电子计算机失效的特殊装置(共发现8个)。在检测国内使用的外国造个人电子计算机“病毒”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采取措施防止国民经济目标和苏联武装力量可能发生的破坏及严重事故。

委员会根据党的要求,根本性改革了保密机构和保密手段,使其不成为进行经济改革和科技创新道路上的阻碍。在这方面,确定知密权限工作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行政权限有所扩大。同时国家安全机关的精力集中在防止重要武器制造计划的数据泄露给敌方、对其进行虚假宣传、以及用假目标诱骗方面。考虑到可能同美国达成削减战略进攻武器和销毁化学武器协议,确定了保密组织的工作方法。

国家安全委员会与苏联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防部工业部门共同参与制定措施,以改善全国范围的保密系统,使之免受外国技术侦察影响。

3000多节运载特殊物品的列车得到安全保障。

国家安全委员会积极反对间谍机构、外国反苏中心、反社会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极端主义者和国内其他分子借着民主改革进程之机破坏国内安定局面的企图。在这方面,尤其注意对国内一些地区建立的“党派”、“联盟”及各类团体采取措施,这些团体意图利用民族化和公开性宣传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煽动各民族间不睦,散播反社会主义纲领和口号,某些情况下还试图转向暴力、极端主义活动(例如亚美尼亚的“卡拉巴赫委员会”)。已采取措施遏制他们的敌对活动,切断那些意志不坚、误入歧途之人同他们的联系。一些团体的活动已被成功终结。同其他执法机构一道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局势的正常化给予极大关注。

向苏共中央,以及联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各共和国和形势特别严峻边区、州(外高加索与波罗的海沿岸)的各级党委持续发送预测性、警告性信息……

在委员会、克格勃机关和部队进行的党政公务、代表会议和会谈总结报告都证实,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深切信赖党的路线、忠于党的政策。这就是成功完成党中央部署任务的有力保障。

延伸阅读:

克格勃在军内反间谍的一个案例

苏联公民对阿富汗战争的看法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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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帕拉扎诺夫导演政治有害言论的举报材料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情况通报

公民А.А.米哈伊洛夫关于“А.П.多夫任科”电影制片厂导演С.И.帕拉扎诺夫发表政治有害言论一事致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声明书,米哈伊洛夫坐火车偶遇帕拉扎诺夫。

А.А.米哈伊洛夫的声明附后

附件:3页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签名):В.尼基琴科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克格勃:

1967年1月22日本人乘坐火车从莫斯科市前往基辅市。车厢旅伴是公民С.И.帕拉扎诺夫。如平常一样,我俩开始“旅途闲话”。

公民С.И.帕拉扎诺夫自我介绍(我没主动问他)是“多夫任科”电影制片厂导演,拍过电影《远祖的阴影》(“Тени забытых предков”)。

他在谈话中公开表示我国制度不好,电影革新者们受钳制:导演喜欢的影片没机会公映,而艺术应该是无党派的,他很乐意到国外(法国)播放几部他喜欢的电影,他在那些地方感觉自由,只要找到制片人、再办下出国签证就行。又说:他的电影在苏联有放映时限,但是在国外(巴黎、纽约等)拿过7个金奖,并且在巴黎的大银幕上映约一年半时间。听说巴黎的观众要求见一见导演,结果苏联有关部门弄了个他的替身去巴黎露面。

他接着说:卡尔·马克思的理论没有全面准确反映社会发展,所以马克思是错的。我问他为什么对陌生人如此坦诚,他回答:我看你顺眼,因为你长得有点像已故导演萨夫琴科(译注:伊戈尔·萨夫琴科,1906-1950,帕拉扎诺夫的导师)。

他告诉我,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已在法国付梓。我问为什么在那儿出版不在国内出版,他回答基辅的出版社拒稿。我又问他为什么不去找找乌克兰党中央意识形态部门,他反问:何必?现在他们跑来巴结他,说他的作品在法国出版后,其中几篇刊登在乌克兰的两本杂志上了。

他接着告诉我,别人指责他是乌克兰民族独立分子(因为他拍的电影),他儿子在乌克兰念书的时候受到基辅大学表扬、肯定。

下车分别之际他告诉我他家电话号码,万一我找不到旅馆,可去他那儿借宿。

同一天,1月23号,我办完一些事情并在旅馆安顿好,夜里22-23:30左右从旅馆给他打电话,因为跟我合住的几位同志尖锐批评他的影片。他坚持要我立即登门拜访。他就住在我旅馆不远的地方(列宁格勒街)。我到了之后,他迎接我说:“你不害怕来找我吗?毕竟我家和我本人都被当局监视”。我说我既不怕神也不怕鬼。

当晚他家有七八个人在场,包括一位女士,据介绍是乌克兰某位有前途艺术家的妻子。另几位是亚美尼亚人,还有一位要么是乌克兰人要么是犹太人,此人耳语告诉我帕拉扎诺夫是高加索犹太人。公寓两个房间,摆满宗教用品(圣像、圣器、教堂长凳之类)。谈话内容跟火车上一样,但我光听不说,他们极力想吸引我参加讨论。

不久艺术家和妻子离开了(我不方便问人家姓名,也没人告诉我)。等所有人都走了之后,我又重提我俩之前的话题。他再次对我重复车厢里讲的话,但有差别,而且更谨慎了。我的印象是他对自己讲过的话感到懊悔。顺便提一下,他留了一位客人过夜(据说此人从埃里温来、摄影师、无处可去等等)。我警告他如果再说这种话就揍他。他显得很害怕,说他不该挨揍……

除上述之外,他还告诉我他是梅毒患者、鸡奸者。我说:虽然他是个有能力的人,但很令人厌恶。出门时他又说公寓被监视,来的每个人都被登记或拘留——我没注意这些。

临别时他表示自己要离开基辅市去埃里温,在那儿拍一部新电影,剧本前几天通过了。

第二天我打电话找他,他又邀请我去,但不像第一次那么坚决,说今天会来很多漂亮女人。

我借口身体不适,拒绝了,另外他不抽烟不喝酒。他自己是这么说的,而且他朋友们喝伏特加的时候他确实没喝。

А.А.米哈伊洛夫

67.2.6

延伸阅读:

克格勃迫害索尔仁尼琴的尝试

克格勃怎样纠缠萨哈罗夫院士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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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真理报1986年4月30日简讯

苏联部长会议消息

正如之前报道,基辅北方130千米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Б.Е.谢尔宾率领的政府委员会正在现场工作,其中包括部委和主管部门领导、著名科学家和专家。

据初步消息,事故发生在4号发电机组的一个单元,导致反应堆建筑结构部分破损,一些放射性物质从破损处泄漏。另外三个发电机组已经关闭,处于备用运行状态。两人因事故死亡。

已经采取优先措施消除事故后果。目前电站及邻近地区辐射状态稳定,受害者获得必需的医疗救助。核电站生活区和周边三个居民点已被疏散。

正在持续检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及周边地带的辐射情况。

延伸阅读:

核电站主任维克多·布留哈诺夫简介

亲历者回忆普利皮亚季疏散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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