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兹别克式炖菜在俄语里边也叫“多姆拉玛”或“迪姆利亚马”，因人而异，本质是一种蔬菜和肉类（通常是牛肉）制作的炖菜，使用厚底锅不加水慢火炖煮。这道菜的做法并不复杂：将菜和肉切块，分层放入炖锅，用最小火至少煮两个小时。但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盖上锅盖之前会在食材上铺上一层卷心菜叶，帮助锁住汁水。而卷心菜叶本身吸收了香气，炖熟后非常好吃。

您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增减、改换蔬菜的种类，也可以用火鸡大腿肉或羊肉代替牛肉。

所需食材：

牛肋条肉：500克
卷心菜：350克
土豆：300克
红甜椒：300克
茄子：200克
西红柿：200克
圆葱：150克
胡萝卜：120克
大蒜：4瓣
植物油：2勺
炖肉调料：随意
干香草：随意
黑胡椒粉：酌量
盐：酌量

预备各样食材：土豆去皮切片，胡萝卜去皮切成稍厚的圆片，圆葱切成半圈，蒜瓣切片，西红柿片不宜太大，茄子片至少厚7毫米。

甜椒对半分开，去籽，切成大片或条。牛肉改刀小块。卷心菜只要外层大叶，切除下端肥厚部分。

准备一个厚底、厚壁大炖锅，倒植物油，铺一层牛肉，酌量撒盐和胡椒粉调味。

牛肉上面铺圆葱，用手轻轻按压，撒上你喜欢的炖肉调料。接着将胡萝卜、土豆、大蒜和茄子层层放入，撒干香草。

西红柿和甜椒混合放入——算是同一层。再撒少许盐和胡椒粉。把各样蔬菜按压紧实。

取卷心菜叶盖在顶部，它可以防止最上面的食材干硬。也要用手按一按。

盖紧锅盖，慢火加热，炖煮2小时。期间要注意查看，如果感觉有熬干糊锅的危险，可少量添水。

完成后，按照相反的顺序盛出：先卷心菜叶，再各种蔬菜，肉最后。上桌前可用切碎的香菜点缀。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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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出生的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巴甫洛夫回忆他的战斗岁月：

本人1926年生于沃罗涅日州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地区克尔诺沃耶村。母亲拉扯我长大，我根本不记得父亲是谁。我妈是残疾人，集体农庄供养我们生活，给一口吃的。战争开始时我正在沃罗涅日一所工厂职校学习。1942年前线逐渐逼近沃罗涅日，人们四处逃散。我满街流浪，举目无亲，也没人能帮助我，找到什么就吃什么。1942年12月27日，我在塔洛瓦亚车站看见我们的部队正在卸载大炮——巨大的炮。我走近一名士兵，请求人家收留。他们商量一会儿，一位姓叶法诺夫的上尉可怜我，说：“好吧，你就做我们团的儿子吧。”

当时我十六岁半。他们发给我衣服和鞋，给了士兵该有的一切，安排了我的岗位。我们部队叫：荣膺红旗勋章的第27“亚索夫”榴弹炮旅，旅长是近卫军上校维克托·伊万诺维奇·古申。下辖两个团：193团和142团，都装备了牵引式152毫米火炮。这种火炮在行军状态下的重量为7.9吨，仅双轮前车就有600千克。炮弹重48千克，加上弹箱总重76千克。我的任务是在战斗前准备炮弹，包括：拆箱、擦拭、设置引爆模式。炮弹共有四种模式：“О”——破片，“Ф”——埋设，“З”——延时，“Б”——高爆。炮弹上装有铜制防护帽，我需要将其取下，使用专门工具选择相应的字母进行设定。火炮最初由苏联的ЧТЗ拖拉机牵引，后来换成美制ТД-10。每辆牵引车加满满两桶400升柴油。牵引速度每小时10千米。我是142团3营1连的列兵，连长叶法诺夫上尉。我们旅隶属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被派往最重要、战斗最激烈的前线地区执行任务。

1943年夏天我们在库尔斯克突出部战斗，先后配属瓦图京大将的沃罗涅日方面军、科涅夫的草原方面军和其他方面军。战斗异常激烈，我们密集开炮，炮管烧得通红。有一次，一名军官跑来大喊，让我们立即向我军“喀秋莎”火箭炮连的位置开火。因为德军坦克正在逼近，可能会夺取我们的火箭武器。德国人对“喀秋莎”非常感兴趣，尤其它的火箭弹。我们不得不开火摧毁了自己的“喀秋莎”连，炸得粉碎。还有一次，我们被迫用直瞄方式射击突破防线的坦克。我们使用特制穿甲弹，命中后能掀翻坦克炮塔或引爆其弹药。那次战斗我们击退了德军进攻，消灭7辆坦克。不久之后我军开始反攻，收复别尔哥罗德市。整场战争我记得四次用直瞄方式消灭突破的德军。为了在紧急情况下开火，我们在炮架上永远放着四枚炮弹。我们部队参加了解放乌克兰、白俄罗斯、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战斗，1945年5月在德国易北河结束战争。当时我们把黑面包送给美国兵，他们回赠口香糖。1944年我们还参与了收复莫吉廖夫的战斗。

1942年那会儿我们的伙食很差，只能吃面包和煮熟的干卷心菜。1943年开始好转，有了肉和美国肉罐头。解放乌克兰时我们的伙食也还不错，但最好的时候是跨越国境线之后，我们总能搞到猪油、肉和酒，都是从当地居民手里“征用”的。而且整场战争期间我们每天都有酒喝。

我们在巴拉顿湖附近陷入困境。德军在那里集结精锐坦克部队发起反扑，突破了前线。他们还用飞机撒传单，威胁要把我们扔进多瑙河淹死。我们勉强抵挡住他们，那时也不得不进行直瞄射击。

胜利后我继续在部队做炮兵侦察员。我们在距离火炮阵地3-4千米的位置建立观察哨，架设通信设备。观察哨上5个人：一个炮兵侦察组加一名军官——炮连连长。

后来我们部队从乌克兰调往文尼察州。当时我（已经是中士）担任一名特别处中校的副官，协助他盘问战士和军官。特别处会详细调查他们的个人背景：身份、籍贯、出身什么家庭，家族里面是否有“富农”。如果有，这个兵就不可信任，更不会送他去学校深造。我记得我们曾经把一个人的案子移交军事法庭，这人是个中士，站岗时擅自跑去村里找朋友。结果被判了7年刑，审判就在部队内部进行。那时候班杰拉分子活动猖獗，但我们部队没有遭遇他们，主要是НКВД的内卫部队跟他们作战。

之后我从文尼察炮兵学校毕业，到切尔诺夫策州的炮兵靶场做副主任。再后来我被调往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又从那儿去了莫吉廖夫州的戈尔基，在戈尔基农业学院军事教研室工作。我在戈尔基结了婚，此前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成家。我和妻子一起养育两个儿子。我在教研室上班的工资是250卢布。戈尔巴乔夫时期许多高校的军事教研室被关闭，我们亦不例外。退休后拿200卢布养老金，当年算不错了。我还在储蓄银行做保安，每月额外挣70卢布。所以我能够帮助孩子、孙辈和重孙辈。虽然如今我85岁了，还能支援他们。

延伸阅读：

伊万·沙巴林少校的战地日记

略论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酗酒问题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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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读者发来电邮，询问：1963年苏联外贸部长“斯捷潘诺维奇”会晤印度“贸易部长辛格”，谈到中国领土问题云云……是否属实？

答复：

第一，苏联外贸部从无姓“斯捷潘诺维奇”的部长，1958-1985年部长叫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帕托利切夫(Николай Семёнович Патоличев)。

第二，印度政府无“贸易部”，承担职能的是商业和工业部(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1963年部长先后是K. Chengalaraya Reddy、Nityanand Kanungo（我不会翻译印度姓名）。1964年有一位仅做了四天部长的Ram Subhag Singh，之后是Tribhuvan Narain Singh。

俄罗斯国立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学院2021年7月举行研讨会，讨论苏联的统计数据如何形成、研究者处理数据遭遇的难题、卢布汇率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等话题。

高等经济学院历史科学研究部副教授、”苏联晚期社会人类学制度”项目负责人尼古拉·司索林-柴科夫致开幕词，强调了全面研究苏联晚期社会及其个别现象的重要性。社会科学系政治与管理系教授马克·乌尔诺夫在会上发表了题为《苏联经济的三大支柱：闭关排外、军事化、信息缺乏》的报告。

马克·乌尔诺夫解释说，在研究苏联经济和社会领域时，很难找到客观反映某个行业及整体情况的数据。他举自己为例，当年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读书，需要查阅相关部委财务管理部门的资料撰写“苏联对外贸易效率”的毕业论文。由于他的论文基于保密数据，所以被盖上了“秘密”章子。研究表明，如果说1960年代初期每投入1卢布制造的出口产品大约能产生1卢布收入，那么到1960年代末，投入1卢布只能产生10戈比收入，下降了10倍。

涉及苏联经济的大部分数据都是保密的，获取它们非常困难。而处理公开数据的工作既痛苦又枯燥。为了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指标，有时需要徒劳忙碌两、三个月。同时，“国家以计划经济为荣”，根据官方理论，计划经济不存在“市场混乱”。

问题不仅在于许多材料的保密性，还在于各部门之间甚至部门内部的信息壁垒。马克·乌尔诺夫说，在提供材料方面没有明确规则：“假如你直接跑来说我需要某某材料，三言两语就把你打发走了。即使某个部委的甲科室分享材料给乙科室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正式的。这就是非正式信息市场上非正式关系的问题。”

验证经由非正式渠道获得的信息同样很复杂，因为计算这些数据的方法也保密。中情局花了大力气分析、核实关于苏联经济的信息。教授讽刺地说：“各位谁有兴趣的话，不妨看看这些倒霉蛋都忙了些什么”。

教授表示他对苏联解体毫不惊讶：一个国家的领导层不了解（或不想了解）真实情况，必然坠入深渊。

另一大麻烦是将数据从卢布换算为外币。按照购买力换算并不可靠，因为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价格的确定方式不清楚：可能基于直接或间接成本，但通常不明说。汇率人为设定，1960年代的官方汇率约1美元兑换60戈比，黑市可达8卢布。所以，想找任何可靠的东西只能“凭感觉”。

马克·乌尔诺夫认为苏联经济的绝对指标不可靠，但动态指标反映了一些实际的东西，因为这些是通过比较包含大致相同偏差和错误的数据得出的。由于缺乏足够信息，他尽量避免研究苏联经济，选择撰写关于世界铜价长期预测的副博士论文——全球范围内的优质公开数据使他得以开发出一个比较可靠的预测模型。

乌尔诺夫教授介绍，苏联的许多部委和机关都设立研究所为己服务，同时也提高本机关声望。这些专业研究所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准备所需的参考材料，平时则从事常规分析工作。例如，外贸部的行情研究所编写上一年度全球商品市场报告并预测来年走势，其他研究所也会撰写其“所属行业”的发展报告，提交关于国外技术和管理制度的简报。教授说：“这算一种启蒙教育，有时会被采纳，有时不会。但如果说科学在决策中起了决定性作用，那就太夸张了。”

一位听众询问：部分研究者提出苏联有发达的需求研究体系，这种观点是否正确？马克·乌尔诺夫讲述了他1979年夏天访问布良斯克州与乌克兰交界城市谢夫斯克一家商店的经历。这家店基本空荡荡的，只在柜台远端的托盘内放着几块不带肉的牛骨，搁一块纸板注明：“仅供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教授明确回答：“因此，我不敢苟同所谓苏联很好考虑了需求。虽然借助统计数据可以写出漂亮报告，但这与现实毫无关系。”

教授还指出人为因素的影响。如果向高层领导展示某部委工作低效的材料，他们会感觉沮丧或愤怒。而至少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人们尽量不让领导不开心。呈交难看的指标可能会让人丢掉职位，这也促使了对统计材料的“粉饰”。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专家主要依赖中央统计局和各部委提供的数据。然而部委从工厂和制造厂收到的却是经过美化的数据，何况部委自己也会向上级提交“戳不穿”的材料。于是国家计委和各部委的许多工作人员使用自己的信息来源，例如亲自考察各地区和建设项目。据说能源部的一位副部长每年花250天出差。至于这种亲力亲为收集信息的特点，果戈里名著《钦差大臣》早已详细描写过了。

获取信息的另一条渠道是国家机关收到的人民来信。他们明白，如果反映某个问题的信件数量急剧增加，表明问题正在恶化。报纸刊登的读者来信，以及中央委员会讲师和“知识”协会讲师赴偏远地区授课后的报告也都是信息来源。

研讨会另一位参与者问道：“您了解苏联经济的实际损失吗？这些数据是否让您和其他人沮丧？您个人对这种情况有什么感受？”

马克·乌尔诺夫说：“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让卡夫卡（的荒诞）成真”，这种感觉心理上很难接受。早在1960年代已没几个人相信这套体制，但许多人认为它可以被迅速纠正。与斯大林的恐怖和镇压、赫鲁晓夫的胡乱折腾相比，勃列日涅夫时期——尤其在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要更加自由和稳定。1968年8月之前可以不受干扰地收听西方广播电台，马克·乌尔诺夫本人订阅了同情“布拉格之春”的南斯拉夫《政治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订的报纸“丢失”了，广播电台再次被干扰，就像1950年代-1960年代初期那样。

然而，苏联体制正逐步朝着戈尔巴乔夫的出现迈进，因为社会各阶层，包括掌握实权的人，都越来越察觉到事态的荒诞和超现实。部分知识分子天真地希望政治体制的变革能够迅速扭转社会现状。

再者，很多人没有考虑到长期身处独裁统治下的影响。乌尔诺夫说，1987年他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领导的委托，对内部员工进行了社会学调查。结果显示，这家研究所（被认为是国内最自由的学术机构之一）30%的数学物理学副博士及博士表示：不应允许因政治原因出国的科学家返回。“我深感惊讶，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不宽容和专横综合症已经深深扎根于苏联人民的心底，并且会长期影响国家局势。”

延伸阅读：

苏联的统计和意识形态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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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18日，伟大卫国战争最著名英雄之一：德米特里·卡尔比舍夫将军在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死亡。苏联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位象征着钢铁意志和坚忍精神的英雄是怎样牺牲的：根据典型的苏联传说，纳粹在严寒天气用冷水浇淋这位被俘将军，直到他冻成一块冰。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1941年8月，工程兵中将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卡尔比舍夫在白俄罗斯多布雷卡村附近战斗中受炮弹震伤被俘。他辗转多个集中营，最终被关押在毛特豪森，1945年2月18日夜间在此地死亡。本文将探讨最富传奇色彩的部分——关于他牺牲的具体情况。

1946年8月16日，根据提交给苏联国防部的两份证人证言，德米特里·卡尔比舍夫将军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以下是证言内容。

前战俘索罗金中校的报告：
“1945年2月21日我与12名被俘军官一同抵达毛特豪森集中营。刚进去我就听说，2月17日从全体战俘中挑出了一批400个人，其中包括卡尔比舍夫中将。这400人被脱光衣服，强制站在户外，身体虚弱者冻死后立即抬去集中营火葬场焚烧，其余人则被棍棒驱赶到冷水下冲淋。这种折磨反复多次进行，直到午夜12点。12点的又一次酷刑中，卡尔比舍夫同志试图避开冷水，被棍棒击中头部死亡。卡尔比舍夫的遗体在集中营火葬场焚烧。”

第二份文件是加拿大陆军少校塞登·德·圣克莱尔致苏联遣返委员会代表的一封信：
“1945年1月我与1000名被俘人员从亨克尔工厂押送至毛特豪森灭绝营。这支队伍中有卡尔比舍夫将军和几名苏联军官。抵达毛特豪森后，我们在寒冷中待了整整一天。傍晚全部1000人被冷水冲淋，之后仅穿着衬衣和木鞋在操场站立到早晨6点。这1000名抵达毛特豪森的俘虏死亡480人，包括德米特里·卡尔比舍夫将军。”

两份证言总体上充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卡尔比舍夫将军或者是户外长时间站立、体温过低而死，或者是被棍棒打头而死。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军官的证言更可信。因为卡尔比舍夫牺牲时索罗金中校并不在毛特豪森，他是几天后才到的，所以他关于将军牺牲的说法显然是转述，可能存在“信息失真”的情况。而圣克莱尔是直接目击者。

但对于苏联宣传机构来说，英雄死于体温过低显得太“平淡”了。于是将军的牺牲过程很快被添油加醋，变得更生动。早在1948年就出版过一本名为《苏联英雄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卡尔比舍夫》的书，引用了圣克莱尔的证言，但这位加拿大军官的叙述经过苏联记者修改已然面目全非。由于其时圣克莱尔不幸病故，进行这种改动没什么阻碍。

那么，改动之后的“圣克莱尔描述卡尔比舍夫之死”如下：
“我们一进入集中营，德国人就将我们赶进淋浴室，命令脱光衣服，从头顶洒下冰冷水柱……随后他们只让我们穿内衣和木鞋，把我们驱赶到院子。卡尔比舍夫将军站在离我不远的一群苏联同志中间……这时，我们身后手持消防水管的盖世太保开始用向我们喷射冷水。那些试图躲避水柱的人被棍棒击打头部。数百人因冻僵或头骨碎裂倒地。我看见卡尔比舍夫将军也倒下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新传说的第一个组成部分：重点不再只是冷水浇淋和严寒罚站，而是“盖世太保”用“消防水管”向将军和其他战俘喷水。不过，为什么是突然冒出来的“盖世太保”（秘密政治警察）而非集中营普通守卫喷水虐待战俘呢？显然苏联作者认为这样写可读性更好。

这还没结束。1955年《红星报》刊登了传说的核心情节：
“1945年2月17-18日的寒冷夜晚，半裸的卡尔比舍夫被带到毛特豪森集中营内墙。在这里他被用消防水管浇水，直到变成一座冰雕。”

现在将军不仅不是与几百名难友同时牺牲，而是孤独死去，并且还变成了冰雕。不得不称赞记者的想象力——他发明的结局极其壮观。苏联将军冻成冰块的画面立即获得了最广泛传播。

这种情况下，迅速涌现出大量“目击者”，声称亲眼看见将军变冰块。其中一些人的叙述堪比恐怖电影：
“零下12度严寒。消防水管喷出的冷水纵横交错。卡尔比舍夫渐渐被冰覆盖，临死前他对毛特豪森的战俘们说道：‘振作些，同志们，想想自己的祖国，勇气就不会离开你们。’”（《毛特豪森的囚笼》，1959年）

既然提到严寒，我们已经知道卡尔比舍夫临死并未结冰，但客观上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呢？毛特豪森集中营位于奥地利——并不是欧洲最北端的国家，零下12度气温在那边比较罕见。1945年冬天究竟怎样？

记录毛特豪森地区天气变化的气象报告保存至今。当年二月下半月，毛特豪森相对无风，早晨气温在-2到+3度之间，白天气温在+4到+10度之间。这种环境即便一具尸体也不可能变成冰块，更不用说大活人了。

附：卡尔比舍夫将军小传

德米特里·卡尔比舍夫（1880–1945）曾就读于西伯利亚军官学校、彼得堡尼古拉耶夫军事工程学院。

俄日战争期间他参加过奉天会战，以中尉军衔结束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了普热梅希尔围城战，腿部受伤，晋升中校。1916年又参加了著名的布鲁西洛夫攻势。

1918年他加入红军。国内战争期间负责建设防御工事。1920年他领导了佩雷科普-崇加尔战役的工程保障工作。自1926年起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担任教师。1929年被任命为“莫洛托夫和斯大林防线”项目负责人。

1939-1940年芬兰战争期间，他为突破曼纳海姆防线提出了工程支援方面的建议。1940年晋升为工程兵中将。1941年获得军事学博士学位。

1941年6月初卡尔比舍夫被派往西部特别军事区。1941年8月起被列为失踪。被俘期间曾关押在多个集中营：扎莫希奇、哈默尔堡、弗洛森比格、马伊达内克（卢布林灭绝营）、奥斯维辛、萨克森豪森和毛特豪森。他拒绝纳粹劝降，还被推举为集中营抵抗运动领袖之一，动员各国战俘不忘祖国，切勿投敌。

生前荣获红旗勋章、红星勋章，追授“苏联英雄”称号、列宁勋章。全苏各地有纪念他的雕塑、半身像和牌匾，许多公共建筑以他的姓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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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卢金将军

被上级枪杀的战斗英雄斯捷潘·谢德赫少校

加夫里洛夫少校的战后命运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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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晕”的粮食人民委员丘鲁帕

▢ 奥斯卡·舍伊宁
（国际统计学会会员，英国皇家统计学会名誉会员）

1.导言

1.1. В.И.列宁

革命前的俄国，地方经济（尤其农业）由地方统计学家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农民是单一的阶级，而列宁[1]则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基于这一认识，苏联宣布统计学是一门社会学科。没人记得，至少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统计学家就认为自己有责任研究收集回来的材料，从中寻找规律并分类，即在社会学中扮演积极作用。当然，苏联的专家们也没注意到列宁存在所谓的“错误使用平均数”或“带偏见的应用统计材料”[2]。

[1]В.И.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2]S.科茨、E.塞内塔：《作为统计学家的列宁》，《皇家统计学会期刊》1990. Vol.A153

列宁的哲学观点[3]亦间接损害了统计学家。他称卡尔·皮尔逊（译注：“毕尔生”）为“唯物主义的认真而诚实的敌人”和“最彻底且最明显的马赫主义者之一”，因此苏联统计学家一开始就拒绝了这位英国学者的统计研究。至于А.А.丘普罗夫[4]试图将大陆统计学派与英国生物统计学派相结合的努力，也无人提及。

[3]В.И.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4]亚历山大·丘普罗夫：《关于统计序列稳定性的理论》、《关于偏差理论》

1.2. 平静了几年

不过，俄罗斯/苏联的统计学家还能以1917年前的方式工作几年。С.С.扎尔科维奇得出结论，1930年代初期俄罗斯的统计学“接近其他国家最佳水平”[5]，S.科茨[6]也同意这一观点。N.亚斯内指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统计达到很高的水平，并获得了崇高地位——只是后来被奴化”[7]。

[5]С.С.扎尔科维奇：《关于俄罗斯抽样方法历史的笔记》，《皇家统计学会期刊》1956. Vol.A119
[6]S.科茨：《苏联的统计学》
[7]N.亚斯内：《苏联1956年统计手册：评论》

实际上这段好日子到1927年就结束了（见2.1节），而1922年之前的情况非常严峻。甚至连最重要的统计数据都不存在，33名被动员参与地方人口普查的统计学家死亡。另外，统计学家频频面临“由日益加剧的破坏造成的的不可克服的困难……”[8]。

[8]亚历山大·丘普罗夫：《统计学家公报1920–1922》

1.3. 乌托邦

从1927年起，随着“大转折之年”临近，富农阶级被铲除，整个国家蒙受重大损失。统计学领域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显著下降，学术批评变成了危险的政治指控[9]，许多统计学家因此受镇压。在一些重要领域，统计研究被直接禁止。为什么要研究犯罪呢？它很快就会消失。卖淫？它根本不存在了[10]。毒品成瘾问题？过了几十年才勉强承认。

[9]А.布哈诺夫：《瓦列里安·奥辛斯基》，《统计学家公报》1988年第9期
[10]Д.戈尔芬：“卖淫”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40年版

即使在“公开”领域，统计数据也变得不可靠。工业中的虚报现象愈发普遍，而大规模的成本操纵使得财务报告与实际生产指标脱节（В.谢留宁和Г.汉宁[11]）。这两位作者还提到，早在1926年（参见1.2节），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主席Ф.Э.捷尔任斯基[12]就直言工业统计数字是“虚幻的”¹，更不用说后来了。

[11]В.谢留宁、Г.汉宁：《狡诈的数字》，《新世界》1987年第2期
[12]Ф.Э.捷尔任斯基：《1926年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根据官方数字，1952年谷物产量为1.3亿吨，但实际上，如后来Н.С.赫鲁晓夫所言，真实产量比官方数字低33%。В.Н.斯塔罗夫斯基[13]解释说只考虑了生物产量²。后来的А.奥尔洛夫[15]表示：“广泛的可靠统计数据不仅是不需要的，更是危险的”。他进一步说，既没必要调研市场，也没必要提高商品品质，更没必要采取现代统计方法——因为所有的统计研究都被垄断了。此外，官方意识形态阻碍了对随机性的正确理解（参见4.1节和6节）。最后，甚至有人提议[16]将统计职能收归最高苏维埃，但该机构并无实权。统计工作的现状导致了重要的国家任务不仅得不到解决，有时甚至根本没意识到（见第5节和6节）。直到1989年新思想才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例如1989年第5期《经济学与数学方法》杂志上的统计与改革讨论）。

[13]В.Н.斯塔罗夫斯基：《苏联统计科学与实践的四十年发展》，《统计学家公报》1958年第1期
[15]А.奥尔洛夫：《关于统计学及其应用的改革》，《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1期
[16]С.迪卡洛夫：《统计学应当服从谁》，《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5期

1.4. 数理统计学

1948年或1949年，威廉·费勒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示：“俄罗斯几乎没有统计学；令人惊讶的是，一个在概率论上如此强大的国家居然对数理统计学几乎毫无贡献。显然，政治气候对这类应用（注：指概率论）十分不利”[17]。

[17]朱利安·赫胥黎：《苏联遗传学与世界科学》

费勒的观点并不完全准确。虽然苏联没有数理统计学派，但В.И.罗曼诺夫确实继承了丘普罗夫的传统，将统计学的两个方向结合起来（见1.1节），尽管1948年此人不得不忏悔自己的错误（见2.3节）³。总体而言，苏联当时的成就可以从Б.В.格涅坚科的教科书[18]一窥端倪。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作者对国外数学家的介绍非常简略，而且只写了一个例子涉及统计学的应用——不得罪人的产品品质统计控制。在后续版本中格涅坚科基本没怎么修改这一章。

[18]Б.В.格涅坚科：《概率论教程》1950年版

2. 破坏分子

2.1. А.А.丘普罗夫和他的学生

1917年10月前不久，俄罗斯最著名的统计学家之一A.A.丘普罗夫出国数月，最终一去不归。他的至少三位前学生（以及几十甚至近百名其他统计学家）被镇压。Н.С.切特韦利科夫坐牢四年（大约在1931—1935年），1937或1938年被二次镇压[19]。В.И.霍季姆斯基“在数学上非常有才华，政治上非常左倾”（О.安德森语[20]），1937年被捕，“不久之后就去世了”[21]。Б.И.卡尔片科1938年被捕，一直流放到1943年[22]。安德森本人也是丘普罗夫的学生，他1920年移民海外，回忆说：“我可以列举出一长串在俄罗斯受到高度重视的早期统计学家和许多前途无量的青年学生……丘普罗夫的名字在1930年后忽然从苏联/俄罗斯的科学文献中彻底消失了”[20]。

[19]无名氏：《周年纪念和难忘的日子》，《统计问题》1995年第11期
[20]O.安德森《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家的数学》，《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1959年
[21]卡尔曼·阿尔诺什特（欧内斯特）：《我们不该这样生活》
[22]Е.卡普利克《Б.И.卡尔片科》，《统计学家公报》1992年第8期

让我们将这一说法与丘普罗夫本人早期的话进行比较：
“杰出的统计人才……其中一些是我的优秀学生，他们与它（指俄罗斯中央统计局”ЦСУ”）有关”[8]。

2.2. 大混乱

前地方自治会统计学家（如В.Г.格罗曼，见下文）被认为意识形态可疑⁴，不消说，他们大多属于那些突然消失的人群（见2.1节）。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小组——与统计学密切相关的行情研究所也被摧毁。早在1926年，该机构主任Н.Д.孔德拉季耶夫曾邀请А.А.丘普罗夫回国，并承诺给他安排研究所工作。此项邀请由孔德拉季耶夫的助手Н.С.切特韦利科夫转达，信中表示“对研究人员的良心没有丝毫强迫”，并且研究所员工“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有时最最艰难的任务”[25]。

[25]奥斯卡·舍伊宁：《A.A.丘普罗夫：生活、工作与书信》

然而丘普罗夫当时重病缠身（或许他根本没活到见信）。如果他接受了孔德拉季耶夫的邀请，则很可能会像许多其他杰出科学家一样罹难。切特韦利科夫曾警告丘普罗夫国内局势尚不明朗。事实证明，孔德拉季耶夫很快就被排挤出科学界，1931年被捕，1938年处决[26]。

[26]Н.Д.孔德拉季耶夫：《特别意见》，莫斯科1993年版

1920年代末，新一代的统计学家已经成长起来。许多人对自己的工作只有模糊认识，但他们都严守党的路线，尽力揭发“破坏分子”。在主持一场关于“计划性破坏活动”的会议时，反对“资产阶级统计学”的玛丽亚·纳塔诺夫娜·斯密特-法尔克纳宣称：老专家进行破坏活动是因为新干部尚未成熟。在总结发言中，她号召与会者“在统计学领域及其计划应用方面成为科学思想上的ОГПУ”[27]⁵。

[27]М.斯密特：《计划性破坏与统计理论》，《计划经济》1930年第10期

另一位OGPU思想上的支持者是Б.С.雅斯特列姆斯基[27]。他对已被捕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前主席В.Г.格罗曼⁶进行了照本宣科的（甚至不充分的）批评，且声称“问题不仅仅在于方法论”。不出所料，雅斯特列姆斯基还提到了Д.Ф.叶戈罗夫，提供了这位杰出数学家阴谋造反的最详细证言：
“我最近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听了叶戈罗夫教授的发言，当时他还未被揭露为破坏分子。他发表了一种纲领性的讲话，情绪非常激动，甚至声泪俱下：‘你们说什么破坏分子……没有比你们更坏的破坏者了，同志们，因为你们宣扬马克思主义，使思想标准化……’”[27]。

然而，苏联第一本（也是最初级的）统计学教材的作者表现出了最大的麻利劲儿。在前言中他们宣称数学是资产阶级科学的仆人，并称Н.Д.孔德拉季耶夫和其他被捕的经济学家为资产阶级奴才和法国间谍[30]⁷。

[30]Л.Я.博雅尔斯基、Б.С.雅斯特列姆斯基等：《数理统计法理论》，1930年第2版（后续版本改名《统计学》）

2.3. 不是数学，是政治经济学

所以，统计学的基础不应该是数学，而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Л.布兰德[32]对此直言不讳，许多作者[33]在1970年代中期之前反复重申这一主张，甚至最近仍有人老调重弹[34]。早在布兰德之前，A.Я.博亚尔斯基与其合著者就声明：统计学的作用“仅仅是对该学科的特定分析（注：指马克思主义分析）揭示的规律性进行测量” [30]。

[32]Л.布兰德：《论Л.Я.博雅尔斯基、Б.С.雅斯特列姆斯基等<数理统计法理论>》，《计划经济》1931年第4期
[33]С.Г.斯特鲁米林主编：《计划经济》莫斯科1969年版
[34]М.О.纳扎罗夫：《关于社会经济统计的根本性改革》，《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8期

В.Н.斯塔罗夫斯基[35]和М.Р.埃伊德尔曼（半个世纪之后！）[36]也提出类似想法。В.И.霍季姆斯基亦然，尽管他曾说：“不能再容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数学领域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知”⁸，然而他似乎持有相同观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广泛利用数学解释来为其伪理论披上科学的外衣”[27]。那么，我们还能期望М.斯密特说什么呢？她直接说：数理统计法不能成为经济统计学的基础，因为还需要进行初步的定性分析，而概率论无法描述大规模的社会进程，因为它是从相等概率的概念出发的，而在计划经济中并不存在这种相等概率[37]⁹。之后是她极庸俗的主张：皮尔逊的曲线系统不可接受，主要是因为它建立在“对数字的盲目崇拜……并且它的分类仅基于数学计算。虽然皮尔逊不像高斯那样想要把整个现实世界强制归入一条单一的分布曲线（注：原文如此），但他的系统仍然仅仅依赖数学基础，而这样根本无法研究具体世界” [37]。

[35]В.Н.斯塔罗夫斯基：“经济统计学”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33年第1版
[36]М.Р.埃伊德尔曼：“经济统计学”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78年第3版
[37]М.斯密特：《反对苏联统计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理论》，《计划经济》1934年第7期

1939年斯密特女士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纯数学的统计序列稳定性理论尤其不受欢迎，其主要作者包括В.И.博尔特克维奇、А.А.马尔科夫和А.А.丘普罗夫。博亚尔斯基等人对此声称，“彻底孤立无援的意识迫使资产阶级学者在应用数学方法时心生恐惧”[30]¹⁰。相比之下，В.Н.斯塔罗夫斯基的言辞更尖锐：资产阶级统计学的理论家（他把丘普罗夫也扯进来）试图证明资本主义不可动摇性及其法律的稳定性[35]¹¹。他在更晚的时候提到了威尔赫姆·莱克希斯和皮尔逊理论的“反科学本质”[40]。Л.布兰德[32]亦持类似立场，声称“破坏分子”继承了约翰·彼得·舒斯米尔奇和阿道夫·凯特尔之流的“典型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事业。

[40]В.Н.斯塔罗夫斯基：《苏联统计科学与实践》，《苏联国家统计史》莫斯科1960年版

1948年，伴随着反“世界主义”运动，开始再次追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英美数理统计学派。同年统计学家们开大会，谴责“奴颜婢膝崇拜外国货”，担忧地指出“有时宣扬并采用了资产阶级统计学的方法”，同时对В.И.罗曼诺夫斯基承认自己“在某些早期著作中犯下的意识形态错误”表示满意[41]¹²。凡针对经济问题的数学或纯统计研究，如果其结果不符合党的方针，一改予以否决。下面举两个1930年代的例子。

[41]《第二次全联盟数理统计学会议决议》，1948年塔什干

例一，А.Я.博亚尔斯基[27]尖锐批评了被揭露为“人民公敌”的В.巴扎罗夫（В.А.鲁德涅夫）的结论。巴扎罗夫建立并解出了一个描述国家工业生产增长的微分方程，该方程的特解渐近地趋近于“水平”直线。博亚尔斯基要么表示同意、承认工业增长将放缓，要么就该检验巴扎罗夫的前提，但他却声称巴扎罗夫是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准备。此外，博亚尔斯基导出的某个特解的图形并不符合其解析解，而且他关于该直线属于“衰减速率线”的说法[27]也颇令人费解。

例二，1935年联共（布）中央决议认为[43]工业中的统计产量定额阻碍了技术进步。是啊，不然呢？毕竟当时的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已多次突破了定额。然而不清楚的是，为什么技术人员未发现巨大的潜力，以及如此宏伟的成就为什么没破坏经济平衡？

拒绝基于统计的定额意味着平均产量的概念完全失去意义——这话明明白白讲出来了[39]。这些及类似的言论[44]实际上为计划中的唯意志论提供了依据。关于统计学的从属地位论点并未获得普遍认可。早在19世纪上半叶[45]，一些统计学家（如1831年Т.Ф.斯捷潘诺夫、1847年К.С.维谢洛夫斯基）就认为统计学与政治经济学地位平等，而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1839年）则表示统计学可以独立共存。

[39]А.洛佐沃伊：《关于统计科学中破坏活动的后果》，《布尔什维克》1938年第23期
[44]А.彼得罗夫：《对Л.В.涅克拉什<统计学总论>课程的评论》，《计划经济》1940年第5期
[45]Б.Г.普洛什柯：《关于统计学课程的理论史》，《统计学家公报》1964年第5期

1926年Н.奥辛斯基（注：瓦列里安·奥辛斯基的化名）¹³反对用统计数据佐证“预设的政治结论”[9]，С.Г.斯特鲁米林则指出统计学不应被勉强塞入“狭窄的政治经济学框架”[46、47]，认为统计学与政治经济学不一回事，不必臣服于它[48]。В.С.涅姆钦诺夫也谈过类似观点[49]。自然，这些言论遭到了坚决驳斥（见4.1节）。

[46]С.Г.斯特鲁米林：《关于将统计学定义为科学的问题》，《统计学家公报》1952年第1期
[47]С.Г.斯特鲁米林：《统计经济学论文集》
[48]С.Г.斯特鲁米林：《统计学讨论总结》、《统计经济学论文集》
[49]B.C.涅姆钦诺夫：《作为科学的统计学》，《经济问题》1952年第10期

2.4. “破坏分子的”普查

1917年革命后，俄罗斯/苏联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别在1920年和1926年进行。然而1937年的再次人口普查被认为不合格，1939年重新进行。В.К.沃布雷和П.И.普斯托霍德描述这一事件时声称人民公敌“阻挠”了这次普查[50]。据他们所言，大量人口未被统计，因为发给统计员的手册不堪用，导致居民的社会和职业构成也因此被“歪曲”。

[50]В.К.沃布雷、П.И.普斯托霍德：《人口普查》，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版

官方声明指出：人口普查“严重违反了统计科学的基本原则，也违反了政府批准的指示”，苏联人民委员会承认“人口普查的组织工作不合格，统计材料本身有缺陷” [51]。

[51]《关于全联盟人口普查》，1937年9月26日《政府公报》

但真实情况根本不是这样[52、53]。首先，人口普查原定1933年进行，因故多次推迟——社会主义建设本应伴随人口的快速增长，却出现了人口灾难。1936年年中为了挽救局面下令禁止堕胎[54]。其次，人口普查的方案和实施办法是党中央制定的，最重要的决策系斯大林本人决断，而统计学家几乎没有时间对人口统计员进行培训。虽然只有0.3%-0.4%的人口未登记造册，但最终查出人口1.62亿，低于“预期”的1.70-1.72亿。

[52]В.В.查普林：《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受害者统计》，《历史问题》1989年第4期
[53]А.沃尔科夫：《1937年人口普查的历史》，《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8期
[54]无名氏：“堕胎”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49年第2版

当然，“破坏分子”必须负全责。国家统计机构被打垮，Л.布兰德（布兰德根德勒）是受害者之一。А.洛佐沃伊[39]列举了包括他在内的几位统计学家，称这些人是人民公敌，但没提人口普查¹⁴。1930年科学院下设人口研究所，1934年即解散。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解释后一个决定时指出：“在人口研究所的工作中引入社会经济因素的尝试失败了……”[55]。著名人口学家С.А.诺沃塞利斯基和В.В.帕耶夫斯基曾在该所工作，主任是И.М.维诺格拉多夫，但他似乎对人口学没有任何贡献。

[55]А.Н.季波尔特：《苏联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历史》，《半个世纪的苏联统计学》第2辑

3.核算

1920年代末，统计学家们相信他们的学科“正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核算”[32]。不过，斯密特虽然没提核算，却总体上反对统计学：“旧的统计理论实际是随机变量波动的理论……¹⁵这一理论……是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及其经济的绝妙反映……统计学家利用这一工具故意破坏计划”[27]。新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是Н.奥辛斯基：“市场因素被直接服从计划管理的组织活动所取代……统计方法开始在直接核算方法面前退让”[56]。他也确实补充说（虽然未作充分解释）：但统计学仍继续发挥一定作用，并将其定义为“关于计划和调控过程的定性/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很难理解这句话，尤其联系到他同时期（1932年）称国民经济核算是“对有意识的拟定活动及其结果进行定性/定量概括”[56、57]的观点¹⁶。奥辛斯基的观点在几年内被认可[35]。不过随后一切都变了：А.洛佐韦抛出“关于统计学衰退的破坏性论点”[39]，而В.Н.斯塔罗夫斯基后来表示，这一“极左”理论最早由院士（注：不再称呼“人民公敌”了！）奥辛斯基提出 [40]。

[56]Н.奥辛斯基：《国民经济核算的现状和任务》，莫斯科/列宁格勒1932年版
[57]С.Г.斯特鲁米林：《苏联统计学的任务与前景》、《统计经济学论文集》

尽管官方观点发生了变化，1930年改组为中央国民经济核算局的中央统计局(ЦСУ)直到1948年才得以重建[13]。主要的专业期刊《统计学家公报》1930-1948年间停刊，那几年仅在《计划经济》杂志上发表了少量统计学文章。

无论如何，核算——即初级数据的汇总——而不是神秘的“定性/定量概括”，无法提供可靠信息。即使是统计，即数据的汇总和研究，也发现不可靠（见第1.3节）。更重要的是，苏联的统计学实际上仍主要依赖全面核算[15]。

4.官方的统计立场

4.1. 会议

1954年，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和中央统计局在莫斯科组织召开统计问题会议[59]，1952-1954年《统计学家公报》和《经济问题》杂志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制造氛围。

[59]无名氏：《统计问题科学会议综述》，《统计学家公报》1954年第5期

部分与会者提出了理智的观点。例如，М.В.普图哈表示统计学“并不从属于其他科学”，С.Г.斯特鲁米林则声称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¹⁷。然而会议主要观点是相反的：“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统计学作为社会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А.М.沃斯特里科娃）；统计学不研究大规模随机现象（В.А.索博尔），这些现象通常没有任何特殊规律性（С.П.帕尔蒂古尔）；稳定性理论是资产阶级理论，甚至连诚实的“资产阶级统计学”代表也不得不篡改现实（М.Н.斯密特）[59]。

需要特别指出苏联科学院副院长К.В.奥斯特罗维佳诺夫的指导意见：“列宁完全使（统计方法）服从于阶级分析农村的任务（注：更确切地讲：使之适应这项任务）”[59]。他又说：“不能认为，在研究星座群和经济群体时可以采用同一套方法。¹⁸”因此，统计学应当在数量上描述预设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参见第2.3节），这里要提醒一下，早在18世纪（И.П.舒斯米尔奇）统计学就被赋予了更重要的任务：揭示人口流动中未知的神圣法则。

这次大会有助于促使统计学家们服从官方政策。比如，В.Н.斯塔罗夫斯基表示会议帮助“澄清”了许多问题[13]，并且会后随之出现了团结和睦的工作[61]。另一些作者注意到，大多数统计学家遵循会议通过的统计学定义[33]，即：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研究大众社会现象的量的方面，并与质的方面密不可分[33]¹⁹。时至今日该定义早就被抛弃了。А.奥尔洛夫早已表示拒绝接受大会决议[15]²⁰，称决议显然是该学科“取消派”和进步统计学家之间的妥协，前者认为只需细化落实预设方针，而进步统计学家（尤其В.С.涅姆钦诺夫）持不同观点[64]。

[61]В.Н.斯塔罗夫斯基：1968年全苏统计学家会议《报告》
[64]Ф.Д.利夫希茨：《作为统计学家的В.С.涅姆钦诺夫》

4.2. А.Н.柯尔莫哥洛夫的发言

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在会议上发言，指出必须“严厉反击……在研究社会现象时滥用数学，这是资产阶级科学的典型特征”。他又说：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毫无依据”地使用时间序列的固定性和稳定性假设 [59]（见第5.1节）。

他也不同意除了数理统计学和作为社会经济科学的统计学之外，还存在某种非数理的、但却是通用的“一般性”统计理论，其实质可以归结为数理统计以及一些收集和处理统计数据的技术方法[59]²¹。最后，柯尔莫哥洛夫列举了统计学的重要应用领域[65]，即与某些专家的意见相反，他强调计划经济条件下大规模随机现象的重要性（见第4.1节）²²。

[65]无名氏《大数法则在统计学中的作用》，《统计学论文集》1955年

4.3. 追求和现实

早在会议前很久，苏联统计学家得出必然结论：“他们的”科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68]，并认为“只有在苏联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下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科学的统计”（А.Я.博亚尔斯基和Л.齐尔林[69]）²³。毫无疑问，此类言论不仅会议期间出现，会议之后也将继续存在下去 [33、59、70]。综合来看，这些论调令人联想起鲁德亚德·吉卜林《丛林之书》猴群的叫喊：“我们伟大。我们自由。我们卓越。我们是整个丛林中最了不起的生物。我们都这样说，所以肯定是真的。”

[68]С.古列维奇：《为布尔什维克的统计理论辩护》，《计划经济》1938年第4期
[69]А.Я.博亚尔斯基、Л.齐尔林：《资产阶级统计学是辩囿资本主义的工具》，《计划经济》1947年第6期
[70]А.Я.博亚尔斯基：《关于统计对象的问题》，《统计学家公报》1953年第2期

但对1957年出版的一种教材有如下冷静评价[71]：“……本书读者无法理解现代数理经济学或计量经济学的相关著作”[20]。此外，西方作者虽然不一定批评“他们自己的”统计学，却对社会学整体提出了尖锐批评。S.安德列斯基指出，在这门学科中“人人都可以不负责任地为所欲为”，并将其解释为“普遍的官僚病”导致了“安全的平庸” [72]。

[71]А.Я.博亚尔斯基：《经济学家的数学》莫斯科1957年版
[72]S.安德列斯基：《视社会学如巫术》伦敦1972年版

克里弗德·特鲁斯戴尔引用他的老前辈Е.沙尔加夫的话指出：“凡油水丰厚处必孳生骗子”[73]。他称现代社会学为“平民科学”，并警告说它的下一个也是最终阶段将是“无产阶级”科学，它“通过确认一切被命令相信的东西来安抚无产阶级”。可惜啊，这人不熟悉苏联的统计学！

[73]克里弗德·特鲁斯戴尔：《数学在科学中的作用》纽约1984年版

5.计量经济学

5.1. 不成功的创举

滥用数学确实在国外发生过，这里有个与А.Н.柯尔莫哥罗夫论点（见4.2节）相关的显著例子，虽然说的是1920年代末。哈佛政治经济学派纯粹基于经验预测经济指标，未能预见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В.И.霍季姆斯基[27]正确指出了这一点，却忘了补充一句：用正牌经济理论武装起来的苏联专家同样束手无策。惟Н.Д.孔德拉季耶夫（见2.2节）在1923年部分正确地描绘了即将到来的事件。大约二十年后，统计数据的经验外推法被经济模型研究——也就是计量经济学——取代。

1910-1911年В.И.博尔特克维奇“独自尝试创建马克思主义的计量经济学（!）”，遭遇失败，虽然是另一种意义的失败。他的“枯燥表述方式使马克思主义者（除克里普特之外）无法接受”[74]²⁴。苏联学者肯定会重复类似尝试，但意识形态上的创新被绝对禁止。即使是19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纪念版也仅包含书目注释。

[74]E.贡贝尔：“L.J.博尔特克维奇”词条，《国际统计学百科全书》纽约/伦敦1978年版

5.2. 艰难之路

第一位试图将国外已有的计量经济学引入苏联科学界的人是В.С.涅姆钦诺夫，但他的努力被视为企图将“最资产阶级”的学派引入国内[66]。尽管如此，1959年还是召开了一次会议，以确定对这一新趋势的态度[76]。与会者遵循时代精神，一致认为经济学需要更广泛地应用数学方法，但主要报告人А.Я.博亚尔斯基和另几位统计学家拒绝将计量经济学视为一门独立学科。博亚尔斯基指出该学科仍然属于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似乎并不局限于“纯粹的定性判断”。他还说马克思主义不会发生质的变化[76]——当然了，并未称其为僵化的理论。

[76]无名氏：《关于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及计量经济学会议》，《统计学家公报》1959年第9期

А.Х.卡拉佩特扬声称资产阶级计量经济学家立足于“庸俗的”（注：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76]，而Ю.А.克隆罗德谴责Л.В.坎托罗维奇（显然指的是他那本书[77]）偏离马克思主义。坎托罗维奇的结论基于“客观条件评估”，正如В.С.涅姆钦诺夫[78]所言，其评估与市场价格非常接近。

[77]Л.В.坎托罗维奇：《以计量经济学计算资源的最佳利用》莫斯科1959年版
[78]В.С.涅姆钦诺夫：《编者的话》，Л.В.坎托罗维奇《以计量经济学计算资源的最佳利用》

1960年举行了又一次此类会议，请来领先学者出席[79、80]。会议上听取了涅姆钦诺夫、坎托罗维奇和В.В.诺沃日洛夫的报告。涅姆钦诺夫讨论了实现某些目标所需投资最小化等问题；坎托罗维奇表示需要新的计划方法、新的经济和统计指标以及在经济学、统计学和数学领域的进一步研究。А.Н.柯尔莫戈罗夫在讨论中甚至指出，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的共同工作应当引领经济理论（注：即政治经济学！）进入一个实质性的全新阶段[79]，又说：显然经济学必须根据数学的应用所提出的要求来澄清自己的许多表述和概念²⁵。不久后形势有了一些变化：1963年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成立，到了1965年，1960年会议上的三位报告者都荣获列宁奖（涅姆钦诺夫为追授）以表彰他们在线性规划方法和经济模型方面的科学研究[82]²⁶。

[79]Я.Л.格克尔丘克、Л.Е.明茨：《关于数学方法在经济研究和计划中的应用的科学会议》，《统计学论文集》1961年第6卷，
[80]《数学在经济和计划中应用的一般问题》莫斯科1961年版
[82]1965年4月22日《政府公报》

但我们仍然怀疑是否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首先，政治考虑始终被置于经济理由之上；其次，几乎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见第1.3节）；第三，经济学家们不打算重新审视他们对数学的病态怀疑态度（见第2.3节），并继续指责计量经济学家拒绝马克思主义[83]。他们还事实上否认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научная дисциплина)（参见第4.1节），在面对新机遇和新要求时束手无策。坎托罗维奇明确讲：
“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第42年，我们的经济学尚不清楚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意义及其应用方式，什么是社会主义利息，是否应该计算资本投资的效率以及以何种方式计算。比如，经济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告诉我们，‘价值规律不起作用，仅仅是在施加影响’，或者‘生产资料不仅仅是商品，而且是特殊种类的商品’，等等。” [84]

[83]Л.В.坎托罗维奇：《关于经济科学的现状和任务》
[84]Л.В.坎托罗维奇：《在科学院年会上的辩论发言》，《苏联科学院公报》1959年

坎托罗维奇算什么！柯尔莫哥洛夫又算什么！听听玛丽亚·斯密特的话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信徒在他们所畏惧的现实面前完全无能为力。相反，马克思和列宁经济学说的力量和生命力恰恰在于深刻洞察了支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85]。何其幼稚啊！

[85]М.斯密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概论》莫斯科1961年版

6.遗传学

到1935年，苏联已成为“研究孟德尔定律的主要中心，并得到世界公认”[86]。但从1939年起，苏联遗传学的发展开始放缓，到1948年被彻底摧毁。苏联最杰出的遗传学家Н.И.瓦维洛夫自1935年起受迫害，当时遗传学被贴上“唯心主义科学”标签，称其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87]。1939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编辑部组织了一场关于遗传学和育种学的会议（参见该杂志1939年第10期、第11期），瓦维洛夫在会上被礼貌但尖锐地批评一通。1940年瓦维洛夫被捕，1943年庾死[87]。

[86]《李森科争议报告》，无名氏小册子，科学工作者协会，伦敦1951年版
[87]М.В.亚当斯：“瓦维洛夫”词条，《科学传记辞典》纽约1981年版

遗传学的最终崩溃发生在1948年²⁷的全苏会议上，出席者主要是反对遗传学的高级专家。Т.Д.李森科是最敌视这门学科的人，他对概率论的看法是：“由于无法揭示自然界生物的规律性，摩尔根学派被迫求助于概率论(!)。物理学和化学已经摆脱偶然性，因此它们成为了精确科学……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89、90]²⁸。苏联对遗传学家的迫害也引起了国外关注[92、93]。

[89]Т.Д.李森科：《关于生物科学的现状》莫斯科1948年版
[90]《关于生物科学的现状》莫斯科1948年版
[92]R.С.库克：《李森科的马克思主义遗传学》，《遗传学杂志》1949年第40期
[93]M.C.莱金德：《遗传学争议书目概览》，《遗传学杂志》1949年第40期

在此背景下，J.赫胥黎推测苏联领导人既不承认意识形态中的偶然性，也不承认自然科学中的偶然性[17]。著名统计学家R.A.费雪发表了一篇尖锐声明：“在他（注：李森科）的攻击下，许多俄罗斯遗传学家，包括功勋最卓著的遗传学家，都被杀害”。又说：“他（注：李森科）贪婪追求的奖赏是权力，是他自己的权力——用来恐吓和杀戮的权力”[94]。

[94]R.A.费雪：《李森科是个什么样的人？》，《R.A.费雪文集》阿德莱德1974年版

Б.В.格涅坚科证明，“一些头脑发热之人人”开始驯服地否定概率论[95]。他还谴责А.Н.柯尔莫哥洛夫和其他著名数学家们此前支持孟德尔学说的立场，并耐心地解释李森科关于科学与偶然性的无知论点（他既不敢指名道姓，也未直接反驳此人对物理学的看法）。

[95]Б.В.格涅坚科：《概率论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

В.С.涅姆钦诺夫也在1948年的会议上讲了话。虽然发言多次被粗暴的喊叫打断，但他仍然表示：“染色体遗传理论已经进入科学的黄金宝库”。并说：“我有机会从统计学的角度检验这一理论。它也符合我的观点”[90]。

难怪他不久后不得不辞去“К.А.季米里亚泽夫”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并推辞担任该学院统计学教研室主任[64]，公开认错[49]。更有甚者，1948年前述第2.3节提到的数学统计学会议“坚决谴责”了涅姆钦诺夫企图（注：更准确地说是准备）用统计学来证明“反动的魏斯曼主义理论”，以及他从“马赫主义的英美学派立场”发言的行为，因为该学派赋予了统计学它本不应有的仲裁者角色，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注：上升到意识形态教条）[41]。

С.Н.伯恩斯坦在遗传学领域做出过重要贡献[96]，但1949年或1950年，“数学出版社”重新考虑了其出版伯恩斯坦关于概率论的第五版新书的计划，因为他“坚决拒绝”删除书中几页涉及孟德尔定律的内容²⁹。伯恩斯坦死后，悼词执笔者之一Б.В.格涅坚科在悼词中表达了自己真实看法，另一位执笔者А.Н.柯尔莫哥洛夫1940年发表一篇文章[97]，从统计学角度证实了孟德尔定律。这就不难理解，1948年柯尔莫哥洛夫也出席的数学统计会议的决议实际意义有多大！

[96]П.С.亚历山德罗夫、Н.И.阿赫伊泽尔、Б.В.格涅坚科、А.Н.柯尔莫哥洛夫：《С.Н.伯恩斯坦的悼词》
[97]А.Н.柯尔莫哥洛夫：《关于孟德尔定律的一项新证明》

1955年，刚刚出狱不久的В.П.埃弗罗伊姆松撰写了一份长篇报告[98]，揭露李森科的罪行，天真地希望将他告上法庭。埃弗罗伊姆松评估了李森科在未经过任何初步统计验证的情况下推行其创新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结论之一是：到1955年粮食损失高达1.5亿吨，而且未来至少十年的损失仍无可避免。值得一提的是（参见第1.3节），1952年粮食的生物产量为1.3亿吨³⁰。埃弗罗伊姆松最后提到（虽然没提供任何引用依据），遗传学在纳粹德国也被摧毁了。

[98]В.П.埃弗罗伊姆松：《李森科和李森科主义》，《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1989年第1、2、3、4期

作者致谢：
本文是最初英文版的修改版，起先发表在《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该刊编辑部与“卢修斯和卢修斯”出版社慷慨地允许以俄文本发表。

1. 通过另一个来源，我们找到了Ф.Э.捷尔任斯基1926年对这些统计数据的无情批判 [12]
   
   [12]Ф.Э.捷尔任斯基在1926年俄共（布）中央全会上的讲话，《选集》莫斯科1967年版
   ↩︎
2. 关于苏联统计学家的生平资料，见[14]。此外，关于А.Я.博亚尔斯基、В.С.涅姆钦诺夫、Н.奥辛斯基、М.Н.斯密特-法尔克纳、В.Н.斯塔罗韦尔的条目收录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而В.巴扎罗夫的传记则收录在该百科全书第一版中。
   
   [14]В.П.科尔别夫：《国家统计领域的杰出人士》
   ↩︎
3. 其他概率论专家也不得不为他们的遗传学研究付出代价（见第6节）
   ↩︎
4. 让我们回顾一下Ф.恩格斯的预见[23]：“如果我们因为战争而在没有做好准备以前执掌政权，技术专家就将对我们采取原则上对立的态度，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随时随地欺骗和出卖我们；我们将不得不对他们采取威慑手段”。Н.С.叶尔莫拉耶娃[24]引用了最后一个动词的两种俄语译文，但似乎都不准确。无论如何，恩格斯这段话的意思是明确的。
   
   [23]Ф.恩格斯：1891年10月24-26日《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
   [24]Н.С.叶尔莫拉耶娃：《关于所谓的“列宁格勒数学阵线”》，《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1995年第4期
   ↩︎
5. 一年后斯密特注意到“被捕的破坏分子中充斥着统计学家”[28]。她自己在此过程中可能也有贡献，而她做人风格上的贡献是无疑的。即便如此，1931年一封匿名检举信指控博亚尔斯基、斯塔罗夫斯基、霍季姆斯基和亚特列姆斯基是“波兰白匪”，大家皆一笑置之。可到了1937年，霍季姆斯基因“同样有根据的诬告”被捕[21]（见第2.4节）。当然，每个科学领域都揪出了“破坏分子”（见Э.科尔曼[29]）。滑稽的是，他将斯密特与真正的科学家一并归入了在经济学中“传播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的类别。
   
   [28]М.斯密特：《苏联统计理论与实践》1930年第二版新增序言《作为一种破坏工具的统计》
   [29]Э.科尔曼：《科学中的破坏活动》，《布尔什维克》1931年第2期
   ↩︎
6. В.Г.格罗曼根据往年数据预测谷物产量，认为它是随机的（取决于天气的偶然变化）。他对1929年的预测某种程度上应验了，但对1930年的预测失败了。亚特列姆斯基只是指出，以这种方式可以预料任何随机变量的行为，但并未说明它们的后续值原则上是不可预测的。
   ↩︎
7. 这本教材提到了“形而上学家莱布尼茨-沃尔夫”[30]！后来成为世界知名学者的С.А.亚诺夫斯卡娅溢美赞扬了А.Я.博亚尔斯基、Б.С.亚斯特列姆斯基、В.И.霍季姆斯基、В.Н.斯塔罗夫斯基合著的书第一版，声称这些作者首次“摸索”出如何将辩证唯物主义引入数理统计学（以及如何抵抗“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形而上学”）。亚诺夫斯卡娅还补充说，在计划经济中，概率论的方法(!)不足以为这一学科提供根据[31]。
   
   [31]С.А.亚诺夫斯卡娅：《在共产主义大学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930.12-1931.1）》
   ↩︎
8. Л.布兰德也间接说了同样意思的话[32]。
   ↩︎
9. Л.布兰德和В.Н.斯塔罗夫斯基[38]为等概率(равновозможный)（因此也为概率的经典定义）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进行了辩护。不过他们并未提及统计概率，而统计概率在大数法则的意义上等同于理论概率。他们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某些缺乏说服力的间接言论。有趣的是，А.洛佐沃伊[39]独立地重复了针对等概率的批评。
   
   [38]Л.布兰德、В.Н.斯塔罗夫斯基：《关于М.斯密特的文章<反对苏联统计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和机械论>》，《计划经济》1935年第8期
   ↩︎
10. 他们还坚决批判了A.A.库尔诺和Р.米塞斯。
    ↩︎
11. 没人愿意看到，自从莱克希斯1870年代开始研究统计序列稳定性至今，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
12. 一年前，出席会议的А.Н.柯尔莫哥洛夫高度评价В.И.罗曼诺夫的贡献，特别指出他是“这一伟大潮流（注：指英国统计学家的工作）在苏联的第一个宣传者”[42]。
    
    [42]А.Н.柯尔莫哥洛夫：《俄罗斯科学在概率论发展中的作用》
    ↩︎
13. 此人原名В.В.奥博连斯基，曾担任多个职务（1926-1928年中央统计局局长），1935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1937 年被捕，1938年死亡[9]。另据其他资料，1935年被捕[11]并枪决[14]。
    ↩︎
14. 1939年的人口普查听话地查出了1.701亿人，比实际人口多出1.6%[53]。
    ↩︎
15. 几年后，她忘记了关于“波动”的问题，开始抨击“资产阶级的统计序列稳定论”（见第2.3节）。
    ↩︎
16. 有必要引用莫里斯·乔治·肯德尔的观点，他明确但间接地区分了会计与统计的目标。他在描述15世纪意大利时写道：“会计仅仅是连续的记录，主要还是对（社会）状态的登记，而不是对发展中经济的评估或预测的基础。”
    
    [58]M.G.肯德尔：《统计史从何而起？》
    ↩︎
17. В.Н.斯塔罗夫斯基[59]主张采用取样法，而这种方法在А.А.丘普罗夫的家乡几乎没人用了。
    ↩︎
18. 奥斯特罗维佳诺夫曾训斥过一位参加会议者——А.С.门德尔松[59]。他也可以点名Б.С.亚斯特列姆斯基和А.Н.柯尔莫戈罗夫！后来，奥斯特罗维佳诺夫稍微缓和了他的意识形态攻讦[60]。
    
    [60]К.В.奥斯特罗维佳诺夫：《关于统计问题的讨论》，《苏联科学院公报》1954年第8期
    ↩︎
19. 怎能不让人想起Н.奥辛斯基的 “定性/定量”研究和概括！（见第3节）
    ↩︎
20. T.B.里亚布什金重复了官方定义[62]，但后来改变自己的观点：再次引用该定义后，他表示还有另一种定义已经放弃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并承认统计学与数学的密切关系[63]。
    
    [62]T.B.里亚布什金：“统计学”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76年第3版
    [63]T.B.里亚布什金：“统计学”词条，《经济学百科全书》1980年版
    ↩︎
21. 这一观点并未得到普遍认可。许多西方数理统计学家称自己的学科为统计理论，而不使用“数理统计”一词。
    ↩︎
22. 一些统计学家提出了关于随机性的荒谬想法。С.Г.斯特鲁米林[66]声称，实际指标与计划之间的偏差是随机的，而А.Я.博亚尔斯基指出，计划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超额[67]。看来，他们对谎报数据一无所知（见第1.3节）。
    
    [66]无名氏：《关于统计学领域的理论工作》，《经济问题》1948年第5期
    [67]А.Я.博亚尔斯基：《苏联计划经济与大数法则》，《统计理论研究》莫斯科1974年版
    ↩︎
23. 这些作者还声称，资产阶级统计学故意美化失业率，对美国黑人预期寿命低于白人的事实无动于衷，等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另外，他们还不恭地指责卡尔·皮尔逊宣扬种族主义思想，“胜过戈培尔的部门”[68]。
    ↩︎
24. Г.А.费尔德曼(1884—1958)接触到了计量经济学的思想，但他被镇压，似乎在这个领域没能做出任何实质性贡献[75]。同样很有可能的是，如果Е.Е.斯卢茨基曾供职的行情研究所未被解散的话，他本可以成为苏联计量经济学的开创者（见2.2节）。
    
    [75]А.Д.奈施坦因、Г.И.哈宁：《纪念Г.А.费尔德曼》
    ↩︎
25. 在关于会议的另一份报告中，柯尔莫哥洛夫这样讲：“主要的、困难的但必要的任务是用一个统一的指标来表示国家经济的理想最佳状态”[81]。
    
    [81]И.比尔曼：《数学方法在经济研究和计划中的应用科学会议》，《统计学家公报》1960年第7期
    ↩︎
26. 1975年坎托罗维奇因提出线性规划理论，荣获诺贝尔奖。
    ↩︎
27. 1947年冷战开始，国际关系骤然中断，这也是选择此时迫害遗传学家的原因[88]。
    
    [88]Н.Л.克列缅佐夫：《1945-1947年苏联遗传学中的“美国帮助”》，《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1996年第3期
    ↩︎
28. 部分作者[91]驳斥了这一言论，但他们没几个人敢直接点名李森科。克德罗夫还提到了《哲学问题》杂志（1948年第2期）的一篇社论，文章正确地将单个事件的偶然性与大数中的必然性联系起来。李森科的演讲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但他要么没读过，要么选择无视之。
    
    [91]Б.М.克德罗夫：《作为统计科学方法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范畴》
    ↩︎
29.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Л.Н.博利舍夫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告诉我，出版社是在校对了该书的新版本后拒绝的。
    ↩︎
30.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Н.С.赫鲁晓夫的玉米推广，同样没有任何实验依据，而且耗费了大量资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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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乌尔诺夫教授谈苏联的统计数据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弗拉基米尔·索罗柯拉特（报社记者）

“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内燃机船的船东是波罗的海航运公司，船籍港：列宁格勒。1972年东德船厂建造，排水量18.82千吨，长176米，宽23.6米。拥有带电梯的五层乘客甲板，239个舒适客舱共550张床位。休闲设施包括5个酒吧、餐厅、电影放映室、音乐厅、赌场、泳池、网球场健身房、美容院、购物店、图书馆、豢养奇珍鸟类的冬季花园等，装修风格依照莱蒙托夫诗作中的高加索主题。该船1982年进行过一次耗资约1100万英磅的改造，随后被英国Charter Travel旅游公司包租，经营欧洲和环球水路航线。

1986年2月16日，新西兰海岸附近，堪称苏联客运船队旗舰的“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豪华邮轮不幸沉没。这艘船不仅比同年沉没的“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更大，技术设施和舒适度方面也远远优于后者。苏联时期和后苏联时期几乎没有关于此次船难及相关国际法律纠纷的报道，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死亡人数较少，仅一人丧生；其次事故发生在远离苏联的地方，乘客只有外国人；最后，198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七大将在莫斯科召开，报道如此严重事故不适合大会前的社会氛围。

今天我们看到，当时新西兰交通部进行的初步调查材料及“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事故诉讼的和解材料都表明，苏联官员隐瞒邮轮沉没的真相有其自身原因。

向礁石全速前进！

1986年2月6日，“莱蒙托夫号”告别澳大利亚悉尼港，开始环新西兰岛航行。在访问了北岛的几个港口后，2月15日抵达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接下来的路线将穿过南岛的岩礁群。“莱蒙托夫号”夜间驶离首都码头，穿越库克海峡，2月16日8时抵达位于夏洛特皇后湾的皮克顿镇，该峡湾是南岛北端马尔堡峡湾中最大的一条。

此时船上共有330名船员和408名乘客，其中327人是澳大利亚游客，而且绝大多数乘客是老年人。

从惠灵顿到皮克顿的航行由马尔堡水域资深引水员唐纳德·贾米森负责。他对新西兰沿海情况非常熟悉，一年前曾引导同级别内燃机船 “亚历山大·普希金”号在此安全通行。

2月16日15点，“莱蒙托夫号”离开皮克顿驶向南岛西海岸，通过海峡后原计划绕过杰克逊角。

16:00，高级领航员谢尔盖·斯捷潘尼谢夫、二副谢尔盖·古谢夫、舵手和瞭望水手开始值班。天空下着小雨。引水员建议船速增加到15节（约28公里/小时），逐渐靠近海岸。

16:30，船长弗拉季斯拉夫·沃罗比约夫设定好绕过海角的航线，暂离驾驶舱，告知引水员由大副（谢尔盖·斯捷潘尼谢夫）接替他的位置。接近杰克逊角之际，引水员突然改变设定好的航线，将邮轮引入海角与峭壁浅滩之间的狭窄水道，那里有一座灯塔。大副并未取消引水员指令，只是问他：“为什么你把我们带得这么近？” 二副提醒说他看到白色碎浪已经非常近。引水员贾米森安抚驾驶舱众人，表示“此处水深足够”。

17:38， “莱蒙托夫号”撞击水下暗礁，沃罗比耶夫船长和大部分高级船员纷纷跑上舰桥。

客舱服务员瓦列里·沃罗诺夫回忆：“与车祸不同，当时的冲击持续了几秒钟，而不是仅一瞬间。船速并不快，仿佛在平坦的道路开车，突然冲到路肩上继续颠簸两百米。那时候粪便收集装置被撞破了，污水涌入健身房，人们逃出来时裹着脏乎乎的毛巾，场面太可怕了。破洞很大，一切发生得非常快”。

澳大利亚游客琼·诺玛·迪伦回忆：“撞击发生时我正在自己舱房浴室洗澡，我女儿躺床上休息。冲击力把我甩向浴室对面的墙壁，同时听见一阵巨大的沉闷摩擦声。之后，我和女儿去了正在进行民间舞蹈表演和俄罗斯葡萄酒品鉴的大厅。过了片刻，邮轮经理通过广播系统告诉大家出了点问题，让我们等待进一步通知。我们返回客舱，我顺便收拾了些东西以防万一，又回到大厅。途中我们注意到船开始倾斜，楼梯井下方已经进水”。

女服务员柳德米拉·沙季洛娃回忆：“当时乘客们正在音乐厅边看俄罗斯舞蹈表演边等晚餐，突如其来的剧烈震动打断了舞蹈。但船上活动又持续约半小时，随后响起警报，召集船员到员工食堂。大副说轮船触礁，没必要担心，因为这种级别的船是不会沉的。他建议我们穿好救生衣预备着，等候进一步指示。又宣布晚餐将推迟一小时”。

17:43，船长命令关闭舱室之间的水密门。

18:01，“惠灵顿电台”收到求救信号。距离现场17海里的“塔利希霍号”油轮赶赴救援。

18:04，为了挽救船只，船长决定实施搁浅。经过多次机动，“莱蒙托夫号”驶向戈尔湾。

18:20，辅助轮机舱漏水。

19:00，主配电室进水。倾斜达到12度。船长下达了“全速前进”的命令。

19:13，主配电箱断电，水泵停转，电机关闭。

19:32，船员放弃轮机舱撤离。

19:41，“塔利希霍号”看见失事邮轮，惠灵顿电台联络附近所有船只提供援助。

19:54，沃罗比约夫船长请求一艘拖船拖拽（最近的拖船至少五个小时才能抵达），并告知“塔利希霍号”不需要派出救生艇。

20:19，终究要求援救。

柳德米拉·沙季洛娃说：“事态紧急时服务员必须召集所负责舱室的乘客，协助他们穿救生衣并护送至疏散地点。相关的指导和演习在每次启航之初都会进行，所以乘客可能一开始没意识到情况严重性。四处都有游客们兴高采烈的面孔，穿着橙色救生衣互相拍照。为了不让乘客瞅见被淹没的下层甲板，楼梯间紧急加盖了防水布”。

迪伦夫人说：“再次广播后，我和女儿前往集合地点，过了一会儿，一位乘务员带领我们这队人穿过走廊和上下的楼梯。我们多次从船的一个区域进入另一个区域，一直走到通往甲板的门前。我们站立门前墙边，抓着木扶手等候好久，终于收到命令开始向门口移动”。

扔包入水

柳德米拉·沙季洛娃回忆：“尽管船员们竭尽全力，但终究无法避免恐慌，随着船体向右倾斜的角度越来越大，船上所有人都意识到‘莱蒙托夫号’正在下沉。许多人惊慌失措。爬到倾斜甲板边缘本就不容易，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变得愈发困难，因为斜度增加了，甲板也被雨水打湿。老人们被人推着向船舷爬去，那里有固定的绳梯。对于那些不明情况的老年女士们，不得不把她们的提包夺走，好让她们腾出手来顺着绳梯下去。逃命要紧啊，所以没人关心那些飞落到甲板和水中的提包”。

迪伦夫人也说：“我们必须抓住绳索向扶手移动，即使脚不打滑也很难站稳。我们身边有两名船员协助翻越船舷并下到绳梯，其中一人从我肩上扯下两只包，丢到船外。我们必须转过身，脚试探着往下爬。到达绳梯末端时我跌跤了，因为梯子没够到救生艇表面”。

柳德米拉·沙季洛娃接着回忆：“梯子下方有一艘小艇（苏联报纸后来报道是充气艇，全部飘在水面接收了部分乘客和船员），但不知为何入水后后没有自动展开……由于船体严重倾斜，绳梯末端比救生艇高出两米多。为了帮助下来的乘客登艇，船员们肩并肩站在一起。值得称赞的是，所有乘客都靠自己的力量爬下绳梯”。

瓦列里·沃罗诺夫说：“为了确保船上无人滞留，我必须检查从音乐沙龙到餐厅的所有商店，以及从厨房到船艏的每个区域。船已经严重倾斜，船头开始下沉。我跑向前面，看见令人恐惧的场景：一片死寂，只有灯光闪烁，走近餐厅，那边也是一片死寂。桌上的东西统统掉落在地，厨房炉子上还放着热菜。就跟恐怖电影一模一样。一位轮机员检查房间时发现了一个正在睡觉的人，事故发生时他正在机舱值班，下班后去洗澡，坚信船绝对不会沉，以至于洗完就从容上床睡觉了，直到最后一刻被叫醒带走”。

1986年2月22日的《共青团真理报》登载一位勇敢水手伊万·丹尼尔金疏散乘客时摔断手。船上酒保奥列格·戈列布佐夫回忆这个情节称：“事情并不完全是那样，万尼亚不是救乘客受伤的……当广播弃船时，天又黑又冷，我们只穿着那会儿身上的衣服，但预计要在荒凉岸边过夜。所以我们决定带些酒暖身。我们沿着黑乎乎的船舷行走，走到我的酒吧，但门变形了推不开，只好去音乐厅的酒吧。打碎玻璃柜，装了满满一袋子白兰地和草药酒……我们把袋子交给万尼亚·丹尼尔金，警告他这些酒他得用命保护。下船时万尼亚滑倒了，手被梯子卡住。搀扶他的乘客助理劝他丢掉袋子，他回答说没接到指令……”

女服务员奥莉加·克利莫娃回忆：“我们的救生艇下降时卡住了，半空摇晃，仿佛介于天地之间。吓死人了，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跳下去。虽然神经几乎崩溃，但我还是努力控制住自己。后来救生艇继续下降，我们被放到海面。大家从邮轮旁划开，被一艘客船接起。邮轮沉没那一刻我们还在救生艇上，亲眼目睹这一切，确实太可怕了”。

柳德米拉·沙季洛娃则比较冷静：“我们疏散乘客的过程中根本没时间害怕。真正感到害怕的是，最后只剩几名船员站在绳梯旁，船内突然一声巨响，随后是水涌入的声音。旁边一名轮机员说发动机从支架脱落了。告别同志们之际，我经历了那种脑子里回放一生的瞬间。多年后观看电影《泰坦尼克号》时，我又一次体验了这种感觉”。

20:59，约100名乘客登上来援救的油轮。

21:35，库克海峡渡轮 “阿拉胡拉号”从皮克顿驶向事故现场。

22:07，渡轮望见第一艘救生艇。

22:15，邮轮右舷倾斜达40度。视野中不断出现新的救生艇。

22:40，“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右舷倾斜至85度沉没，沉没深度43米。

“塔利希霍号”点数人头，共救起356人。唯一失踪者是制冷设备工程师帕维尔·扎格利亚季莫夫，他在触礁后被瞬间淹没的舱室岗位上遇难。

“塔利希霍号”和“阿拉胡拉号”驶向惠灵顿，那里的救援协调中心会同警察局、交通部、军队、医疗和民间服务机构，准备在国际乘客航站楼安置失事邮轮的乘客和船员。

失踪的向导

事故发生后两天，即2月18日，新西兰交通部开始对“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沉没事件进行非公开初步调查，主要目的是找出两个关键问题的答案：邮轮为什么触礁、为什么沉没。

事故当晚在惠灵顿中央警察局值班的警督欧文·丹斯回忆：“渡轮‘阿拉胡拉’号刚刚靠岸，引水员唐·贾米森就消失了，我们很长时间不知道去哪儿找他。在渡轮上贾米森由苏联高级船员看守，他没被正式逮捕，只是由苏联人陪同。但船一到惠灵顿，贾米森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了。我听过一种说法：他通过船长室的厕所逃走，苏联船员根本不知道那间厕所有两扇门”。

之后贾米森现身，接受调查人员问讯并做供。他在碰撞事件中的过失无可争议，但国际海事法并未规定引水员对船舶负有行政责任(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航行期间负责的是船长或受委派管理船舶的船员。具体到本案，临时接替船长的高级领航员兼大副斯捷潘尼谢夫有权取消引水员的指令，继续按照船长设定的航线行驶。

贾米森是新西兰三位持有在峡湾水道引导大型船舶执照者之一，且在马尔堡海峡享有很高声誉。可这位毫无疑问的干练专家却在邮轮驶离海峡时做了出人意料的决定，引导“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通过杰克逊角与礁石浅滩之间的狭窄水道。他这样做的动机至今是个谜。无人理解引水员因何会把大船引向自己担任港务长的那个港口区域的礁石。初步调查期间贾米森表示转向决定是自发做出的，他唯一的解释是“想让乘客有机会更近距离观赏”杰克逊角和海峡入口北侧的灯塔。
（儿按：解释十分牵强。雨天，且临近晚餐、大厅有集体活动，甲板此时能有几个乘客？）

初步调查中贾米森承认在苏联海员举办的皮克顿港招待会上喝了“两杯伏特加和一杯啤酒”。究竟喝多少只能任凭他自己说，而且他完全有理由少报，因为国际海事法禁止摄入任何数量酒精的引水员上岗工作。

“莱蒙托夫号”失事后，港口酒吧流传一则笑话：“贾米森最喜欢什么酒？”答：”Vodka on the Rocks.”这是新西兰人对加冰伏特加的称呼。

贾米森以健康不佳为由自愿交出引水员执照和近海航行执照，但保留了英国商务部颁发的船长证书。这样一来，他就避免了被法院通过程序吊销执照，随时可以要求领回。这位事故责任人紧接着被免除岸上职务，坚决拒绝采访或发表公开声明。几年后贾米森自称已经康复，请求发还执照，最终如愿，担任一艘小型货轮船长在惠灵顿和皮克顿之间运送家畜。据说2006年退休。

克格勃展开调查

苏联方面怀疑沉船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破坏活动。“莱蒙托夫号”常任船长阿拉姆·奥加诺夫在被问及这种可能性时表示：“我无法肯定，但我们确实妨碍了外国公司赚钱。作为船长，我收到过书面和口头威胁，船也多次出事故。有一回我们停靠旧金山港，我收到消息说‘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被放了水雷。不得不承认，美国海军基地的指挥部反应真迅速——潜水员在船底发现一枚磁性水雷，诚然，没装雷管。这件事引起了很大轰动。我认为西方竞争者需要在潜在乘客中制造恐慌。另一次他们威胁要炸毁‘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迫使我们退出一条国际航线。后来我们开始在澳大利亚运营，又遭遇竞争者。那次航行时我正在休假，事故发生前两小时我还通过无线电与替班船长联系。将船引上礁石的引水员后来甚至不掩饰自己的过错。邮轮在距离海岸800-900米处沉没在43米深的水域。这种事故绝非偶然”。

波罗的海轮船公司旗舰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夕翻沉，当然引起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关注。几位“官方人士”前往惠灵顿正在进行的事故初步调查现场了解情况。目前尚不清楚克格勃工作人员是否找到破坏活动证据，但有意思的是，如今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联邦安全局分局都否认他们的档案中存有关于“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沉船事件的记录。

每艘执行海外航线的客轮上都有几个克格勃雇员充当乘客助理，这不算什么秘密。他们当然也参与了1986年国安委内部调查。然而，即使在沉船事件发生这么多年后，那些曾在“莱蒙托夫号”上的乘客助理早已脱离克格勃系统，仍然没能获得联邦安全局批准，以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接受采访。

新西兰交通部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初步调查。由于已经查明所有情况，交通部决定不再进行正式调查，同时决定不对引水员提起刑事诉讼。传言称新西兰交通部放弃正式调查的决定是迫于苏联方面压力，因为苏联当局基于某种原因坚决不希望此案上法庭进行公开审理。1986年4月列宁格勒市法院认定大副谢尔盖·斯捷潘尼谢夫在“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沉船事故中负有责任，判处四年劳改缓期执行，并在此期间暂停其航海执照。另外责令他赔偿波罗的海轮船公司两万卢布。

1987年，澳大利亚法院审理了一百多起该国公民针对Charter Travel公司和波罗的海轮船公司的起诉。这些案件的原告都是当时乘坐“莱蒙托夫号”的乘客，全部胜诉，每位乘客获得2万-3万美元赔偿金。两年后Charter Travel公司和波罗的海轮船公司提起诉讼，要求马尔堡港务局赔偿船只损失、租赁/运费损失、船员遣返费用和沉船抽取燃油费用，索赔逾4500万美元。但这次案件同样未进入公开审理，1989年8月达成秘密和解，原告同意接受275万美元结案。由于协议包含保密条款，其内容直到庭审十年后才被公布。

无保险的出航

在“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沉船事故这个看似不太复杂的案件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事实导致了联邦安全局禁令与秘密和解协议？为什么苏联律师同意接受的赔偿金额比申索的金额少17倍？

或许，轮船公司官员和律师并未认清沉船的真实情况。如果说他们依赖于初步调查报告的表述，认为“既定事实绝对无可争议”，那么马尔堡港务局的董事会成员，包括唐·贾米森，事实上清楚在戈尔港湾发生了什么。尽管他们承认可能对船只的初步损伤负有责任，但他们认为邮轮本不该沉没。董事会将沉船责任归咎于俄罗斯船长，认为他未及时求援或未尽全力挽救船只。审判中可信证人的证词能够证实这番推测，寻找证据也不困难：无线电通话记录、潜水员报告、照片文件和目击者陈述俱全。

俄罗斯公司的律师由此面临在公开审判中公布与官方说法大相径庭的证词的可能，所以同意了一个比船的价值低得多的数额。

那么船长有什么责任呢？首先，撞击发生时舱室之间水密门是开启的，触礁五分钟后他才下令关闭，足以让海水进入各个舱室危及船舶漂浮能力。当时邮轮向右倾斜，因此官方推测系右舷触礁，然而在沉没邮轮左舷有个12米大窟窿，即使今天也可以亲自到戈尔港湾 潜入水下40米验证。这种事实和解释上的差异难道不是水密门未锁闭造成的吗？

另一个谜团是关于邮轮和戈尔港湾陆地的距离估计。船员证词表示距离8链（约1.5千米），引水员和乘客的证词及照片显示的距离约200米。这种情况下只需抛下船艏锚就足以拯救邮轮，但并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后来邮轮远离岸边，进入了更深的水域。

虽然听起来离奇，但波罗的海轮船公司的旗舰并未投保。法院判决的275万美元仅够支付乘客索赔，邮轮白白损失掉了。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保险公司和船的拥有者都是“国家”，而苏联不习惯为船投保。可即使那个年代也有“国家对外保险公司”，承保国外一切需要投保的东西。波罗的海轮船公司纯粹太吝啬，最后一次航程甚至连乘客都没投保。同样矛盾的是，Charter Travel公司表面上是英国公司，实际是苏联假借虚构的英国人身份购买的，实打实赚外币卢布(Инвалютный рубль)。

你好，英雄的国度……

柳德米拉·沙季洛娃说：“在惠灵顿的几天，我们入住一家很棒的宾馆，享受冰箱美食，观看电视新闻中的自己。可能因为领导厌倦了反复强调为省钱不准从冰箱拿东西，所以他们让部分船员搬到体育馆。我们在那边睡地板上的体操垫，直到2月21日飞往新加坡”。

瓦列里·沃罗诺夫也说：“我们从惠灵顿乘坐当地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悉尼，在悉尼换乘一架波音747。上了飞机，人家对待我们就跟普通乘客一样，知道我们是失事邮轮的船员，还提供了饮料，我们全喝光了。到了新加坡，我们又换乘当时最时髦的伊尔-86班机，但这次态度却截然不同：空姐们一个个显得很冷淡。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机组人员是俄罗斯同胞，却没人跟我们说话。既没有‘你好’，也没有‘再见’。过后有位空姐解释说：她们被禁止与我们谈话。他们使用军用机场把我们送回来，在巴基斯坦中转，不准下飞机，整个加油期间我们坐在炎热的机舱，枪口对着我们。抵达塔什干后，我们匆匆穿过大厅，惟恐遇见熟人。这边没人知道沉船的消息，仿佛这次海难从未发生过。我们的海员护照上注明：出发——列宁格勒，抵达——塔什干……”

柳德米拉·沙季洛娃继续回忆：“我们飞完了新加坡-河内-加尔各答-卡拉奇-塔什干-列宁格勒航程，最后降落普尔科沃机场。经历海上夏季回到家乡，迎接我们的是零下二十度的俄罗斯寒冬和更加冷漠的接待。飞机舷梯旁停一辆大巴车，在车上向回家的每个人发放保暖衣物。显然这辆车是从附近监狱借调的，因为装满了绗缝棉袄、大码毡靴和带护耳帽子。几乎没人肯穿这种东西，这让迎接我们的大官儿们非常惊讶：‘怎么啦，姑娘们？干嘛不穿衣服？车上都给你们准备好啦！”

瓦列里·沃罗诺夫最后说：“我们的鼓手瓦西金穿着白鞋、浅蓝裤子和白衬衫走了出来，外头零下二十度，而他就穿着这些衣服，皮肤晒得黝黑，非常帅气。差不多每个人都被亲属朋友接走了，但他需要去莫斯科火车站，所以就穿成这样。想象一下，一个晒得黝黑的人，穿白鞋、蓝裤子、带护耳帽子和棉大衣，自然成了全体警察的目标，每走一步都要被检查证件，差点关进拘留所。他不能说自己是沉船的船员。毕竟这是英雄的国度，怎么会有灾难呢？根本没发生任何事故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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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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