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帕维尔·格尼罗利博夫（莫斯科历史学家）
苏联无疑是全世界最爱阅读的国家之一，关于公共交通的老照片上总能看见乘客捧着报纸。以前书籍发行量远多于当代，如果说今天某种严肃学术著作印刷1000-2000册，那么苏联时代50000册都打不住。薄薄的儿童读物动辄发行一百万、两百万。1988年苏联共印刷各类文艺书籍11.5亿册，2008年俄罗斯仅3.04亿册。
当然不能仅通过印数来衡量书籍市场。例如，1988年苏联出版了10500种文艺书籍，2008年俄罗斯出版了31000种文艺书籍。现代俄罗斯在艺术、经济、医学和体育、教育和文化领域的书籍品种上稳超苏联，技术和农业书籍远不及苏联，但在自然科学领域几乎不相上下。
苏联书店整洁的货架乍看琳琅满目，细看却内容贫乏。几乎没人对党的代表大会决议集和难忘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小地》感兴趣。恰如罗曼·阿尔比特曼总结的那样：“（书店）主要是朝气蓬勃的农业诗歌和地方性的描写生产的散文，虽然也有一些经过考验的人民民主国家作家的作品。我回忆不起他们姓名，看来，这些书都有一个奇妙特点，就是当偶然走进书店的访客羞愧地把目光从书架移开时，它们就会立刻被遗忘。”为了收藏几本好书，人们纷纷投身找书大战。我们调查了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书籍是怎样进入普通家庭的。
废纸换书
1974年苏联开展用废纸换书的实验。公民在废品回收站每上交20公斤废纸可领取一张特制票券，然后用来兑换书。如欲兑换经典的两卷本，则需要送来40公斤废纸。一位著名俄罗斯博主分享回忆：“显然，不想交售废纸的人可以找那些专门倒腾大量废纸的活泛老人购买票券。也就是说，废纸票券成了某种代币。我们小时候还冒充完成学校任务的少先队员，挨家挨户搜集废纸，然后上交，再把票券卖掉。”
并非每家每户都愿意给少先队员开门，但奶奶们会毫不犹豫拿出旧报纸。纸箱子最受青睐，需要在商店乞求才能得到，但这种废纸能一下子增加很多重量。回收站营业时间各不相同：列宁格勒13点-21点，阿什哈巴德9点-19点。苏联共出版过117种书籍充实“废纸换书”活动，包括大仲马、凡尔纳、萨巴蒂尼、特尼亚诺夫、库柏、吉卜林、圣埃克絮佩里、罗大里、施蒂尔马克、德莱塞、福伊希特万格、显克微支等。侦探小说、冒险小说和历史小说非常受欢迎。某位基辅居民发愿集齐莫里斯·德鲁翁描写法国国王的书（译注：七卷历史小说《被诅咒的国王》），竟把整套列宁和高尔基全集送往废品回收站。
塔季扬娜·德尔维兹也讲过发生在列宁格勒的趣事：“……某人坐出租车运来100公斤罕见的革命前旧书，但保存状态很差，高兴地领到了《玛尔戈王后》兑换券。”废纸兑换的书都有“枞树”标志，表示这些书是用再生纸张印刷的。政府宣称60公斤废纸可挽救一棵大树免遭砍伐。计划经济时代的这项活动同时解决了多个问题：既帮助节约资源，又为公民提供好书，还能清理储藏室堆积的垃圾。苏共中央分管印刷业的瓦季姆·科斯特罗夫证实苏联经常面临木材原料短缺：最好的木材优先供应铁路枕木和矿井支架，然后才轮到造纸厂。
黑市
优质文学书籍的匮乏刺激了投机行为。许多知识分子几乎花掉月工资的一半买书，例如1980年代初《中提琴家达尼洛夫》和《大师与玛格丽特》要价35卢布。于是每个大城市都有自发形成的“书市”，高尔基（今下诺夫哥罗德）的书市位于佩乔尔斯基修道院墙外，人们谈论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不得不称之为《神秘岛》。莫斯科的珍本爱好者聚集在铁匠桥，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人图书馆》丛书在首都中心地区售价高达250卢布。茨维塔耶娃的两卷本售价50卢布，阿加莎·克里斯蒂选集30-40卢布之间。知道这些背景，您就能体会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的深情诗句了：
“试着去买一本阿赫玛托娃吧。
旧书商会告诉你，
她那黑玛瑙色的集子
比真玛瑙贵得多。”
1976年韦纳兄弟意外现身铁匠桥，想看看他俩的新小说《仁慈时代》受欢迎程度如何。书市上常有酒鬼以某种紧急理由（“喉咙着火了”）低价售卖珍本，克格勃暗探偶尔也来转转。但书迷们最主要的朝圣地还是列宁山，警察驱赶投机者，他们就去地铁站附近聚集。本地卖家与各加盟共和国出版社建立了私人联系，以便第一时间获取稀缺版本。
苏联图书热潮恰逢居民收入相对增长的时期。1970年代，家庭图书馆成为与捷克水晶玻璃器皿、南斯拉夫壁柜和芬兰洁具并列的自豪之源。М.涅姆琴科描述家庭图书馆现象说：“这不仅显示出文化修养（或至少对文化的渴望），也是室内装饰的体面之选，更是主人获取稀缺书籍之能力的证明。几乎所有文学作品都稀缺，除了堆满仓库和货架的宣传品，这些宣传品充斥着对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及其他敌对‘主义’的数不清的揭露”。他说的不错，有些人确实能搞到手！例如红色封皮精装12卷大仲马贵得离谱——每册售价高达300甚至500卢布。
Л.斯维特拉科夫写道：书籍在警察的护送下从一个车间运到另一个车间，但仍有部分被偷。工人们把封面和内页带出印刷厂，晚上回家装订起来。
远途旅行
苏联边陲地区的意识形态压力明显弱于中心地区，因此允许加盟共和国出版社发行外国作家的作品，比如中亚各共和国愿意出版菲茨杰拉德、雷马克之类。游客和登山者经常从那边满载书籍归来，或者寄回家沉重包裹。于是产生了“中亚大仲马”的说法，南方阳光下印刷的《玛尔戈王后》会突然出现在列宁格勒或基辅。
1970年代，基希讷乌成为书籍收藏者地图上的另一文化圣地，出版的相对自由可能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曾在摩尔达维亚担任领导职务有关。当地发行了梅恩·里德和史蒂文森的作品，“卢米纳”出版社推出了《冒险世界》丛书。尽管纸张品质和其他地区的出版社一样不尽如人意，但在黑市上统统被抢购一空。正是摩尔达维亚和中亚向苏联中心地区供应了女冒险家安琪莉卡的故事（译注：即《百劫红颜》）。维克托·米亚斯尼科夫写道，国家出版委员会限定此类“商业”出版物每年80种，于是人们耍起花招：“詹姆斯·菲尼莫尔·库柏的书可以作为儿童读物或外国经典文学出版，而本土侦探小说集可以当作苏联警察周年纪念的献礼，以社会政治文学的类别按计划出版。”
俄罗斯偏远乡村偶尔也会出现白银时代诗人大作，爱书之人闻讯往购。罗曼·阿尔比特曼回忆道：“我永远忘不了曾在萨拉托夫州新布拉斯基地区乔普洛夫卡村买到一本巨大且昂贵的赫列勃尼科夫著作。售货员开收据的时候同情地看着我，仿佛看残疾人。”全国各地流传着“……基希讷乌版的格雷厄姆·格林和彼得罗扎沃茨克版的儒勒·凡尔纳，阿拉木图版的阿瑟·柯南·道尔和克麦罗沃版的卡雷尔·恰佩克，明斯克版的库尔特·冯内古特和伊热夫斯克版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许多人还跑去外国求购罕见书，如《荆棘鸟》、《美国的悲剧》可能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书店”，或苏联军事城镇的销售点买到。
订阅丛书
缓解阅读饥渴的另一条可靠途径是订阅多卷本丛书。1967-1977年苏联发行过200卷的《世界文学书库》，印数30万（后来莫名其妙增加到30.3万）对于幅员辽阔的国家似乎微不足道，以致书迷流传有人用这200卷换回一辆“莫斯科人”轿车。《世界文学书库》在今天的拍卖网站上大约6万-7万卢布可入手。
《世界儿童文学书库》1976-1987年出了50卷，人口百万的大城市萨马拉仅仅配货二百套，于是重视子女教育的父母提前三天站书店门外排长队。这套一度稀缺的丛书2015年售价一万卢布。《冒险故事书库》从1936年开始出版，因其封面设计极具辨识度，民间昵称：“小画框”。
人们还可以在书店登记订阅特定作者的全集。谢尔盖·姆纳察卡尼扬回忆1989年排队购买帕斯捷尔纳克五卷全集的情景——铁匠桥的作家书店被文化人挤得水泄不通：“所谓‘爱国力量’的作家们也排在队伍里。他们讥讽地互相询问着，似乎对于自己排队购买这位他们并不喜欢的‘非俄罗斯族俄语诗人’的五卷全集感到尴尬，调侃着‘帕斯捷尔纳克’究竟是旱芹还是西葫芦（译注：пастернак也有‘欧防风属植物’之意），但玩笑归玩笑，队依然要排的。显然，他们关心的不是鲍利斯·列昂尼多维奇的文学，而是这套丛书的市场价值。”亚历山德拉·巴拉什将订阅丛书称为她童年时期的亮点之一：“蓝色的柯南·道尔，黑色的斯蒂文森，黄色的卡雷尔·恰佩克，它们整齐地装饰着上层书架；最顶层，‘科学幻想’的活泼海洋溅起点点阳光。”维亚切斯拉夫·格拉兹切夫谈起他青年时期喜爱的丛书，提到了通过订阅获得的屠格涅夫和狄更斯。
为了阅读优秀作品，人们订阅厚厚的文学杂志，将需要的页面撕下来，连着收集几期再装订成册。这种“单行本”小说占据书架光荣位置。机关刊物的编辑部通常附带刊登侦探小说，这样订阅者数量会暴涨。比如原本非常小众的《人与法》杂志连载热门作家尤利安·谢苗诺夫的作品，大家匆忙翻阅干巴巴文章，寻找心仪作家的名字。
伴随苏联居民的书籍短缺现象直到改革最后几年才消失。家庭图书馆——1960-1980年代苏联日常生活的鲜明特征——如今越来越多地沦落垃圾场，契诃夫和司汤达被雨浇淋。“高档”楼栋的住户则自发放置书籍交换架。作家德米特里·巴维尔斯基在他的一部书中写道：“如今谁还需要三十卷的狄更斯啊？”现代的小学生已经无法体会一名12岁少先队员用20公斤废纸换回《三个火枪手》的那种喜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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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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