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出一项调查的初步结论，该调查涉及一份泄露至西方的文件，反映了号称“政教分离”的苏联政府如何干预俄罗斯东正教会事务。结论并未提及一名高级国安官员在此次泄密中扮演的角色。

摘自1975年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宗教事务委员会呈交苏共中央的《教会人员及依法限制其活动的措施》的报告，1979年在法国公开发表：

……主教职位作为教会等级制度的最高级别，在俄罗斯东正教中仍然享有很大权力。然而应当谨记的是，在苏维埃国家新的社会条件下，主教被剥夺了从前的多项特权，其活动受到关于宗教崇拜法律的特定限制。在实践中，掌权的高级僧侣如今必须同委员会（译注：指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宗教事务委员会）全权代表商议之后，应宗教团体之吁请按立和任命神甫与助祭，并指导教区神甫们的礼拜活动。

同时不能忽视的事实是，神甫和众多信徒将主教、大主教视为神在人间的代表，是信众的精神领袖，力求无条件服从他们的训诫和指示。因此，国家必须研究主教群体的组成和活动，与他们一起组织政治活动，最重要的是培养他们对苏联宗教立法的正确态度。

众所周知，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最高权力属于地方会议(Поместный собор)，该会议在必要时候召开，邀请全体主教、神甫代表和平信徒代表列席。地方会议闭会期间，俄罗斯东正教会由莫斯科及全罗斯牧首领导（自1971年6月3日起为皮缅大牧首，俗名：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伊兹维科夫）。牧首与东正教最高会议(Синод)共同管理教会，最高会议由六名常任成员组成，也就是大牧首（最高会议主席）和主教区主教，即：列宁格勒都主教尼科季姆、基辅都主教菲拉列特、克鲁季茨基都主教塞拉菲姆、塔林都主教阿列克西、图拉都主教尤韦纳利。此外，还从主教中选拔两名非常任成员轮流参加半年一次的（冬季和夏季）最高会议例会。

委员会掌管最高会议。其常任成员的遴选和任命问题现在和将来都完全由委员会决定，至于非常任成员的候选资格也要预先征求委员会领导人同意。凡将要在最高会议上讨论的议题，皮缅大牧首和最高会议常任成员一概事先找委员会及各部门领导交换意见，形成最终的《最高会议裁决》。

委员会负责人员对最高会议的活动实施持续不懈控制，对最高会议成员进行系统性的教育说服工作，同他们建立互信关系，形成爱国观点和情感，通过他们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对整个主教群体施加必要影响……

委员会及其地方代表不仅持续密切注意最高会议成员的组成和活动，亦关注更广泛的主教群体。只有当委员会领导人细致审查候选人资格，同全权代表、地方机关和利害相关组织密切联系之后，方可按立或调任一名主教……

目前神甫人数少于教堂数量。例如1975年1月1日登记在册之教堂7062座，神甫仅5994名。人员短缺是许多宗教团体停止运作的原因之一。某些神甫现在兼职两个甚至三个教堂的服务……

人事危机令教会上层和主教们十分不安。他们正在寻找出路，按立未受过神学教育的教会积极分子担任神甫和助祭。目前教会尚有不足600名助祭，这类神职人员被充作填补神甫队伍的后备力量，因为没有神甫教堂无法运行。一些主教坦率地说：一个教区哪怕有一个坏神甫，教会也能够生存下去不至于关闭。按立的恰恰是这种神甫。过去三年（1972-1974）成圣了438人，其中297人做了神甫。

然而教会上层的这些努力未产生预期效果。统计数字显示，1972年注册神甫6234人，截止今年1月1日为5904人。过去三年中自然流失的神甫（逝世、退休等）共计537人，所以新任命的神甫仅补充了流失的67%，其余141人成为助祭和诵经士(псаломщик)。

即便如此，人员短缺并不能令我们放心。教会的生命力十分顽强，有众多信徒和积极分子援助支持。执掌最高权力的主教们也没打瞌睡。他们正在尽一切努力推迟教堂祭拜活动，寻找能够主持圣礼、带领祷告的人选……

1974年亚罗斯拉夫教区管事主教请求按立莫斯科居民В.А.瓦拉绍夫为神甫，此人1947年生，1972年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函授毕业。并附上07373部队1连连长洛普欣大尉1974年5月做出的评定意见，称：
“瓦拉绍夫曾任政治学习小组长，讲课浅显易懂、条理清晰。他经常就各类主题为战友们举办座谈，负责墙报和宣传画绘制。多次获得部队指挥员鼓励嘉奖，被授予‘1973年竞赛胜利’奖章。能够正确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

显然，这些“新成圣”的祭拜助手和神甫候选人需要委员会驻地方机构的代表特别关注他们，对他们的状态加以适当控制。

当代的神职人员是一个特殊种姓，其声望近年来不仅在社会上，甚至在信徒中都有所降低。然而这个种姓仍能够塑造宗教世界观，维护对上帝的盲目信仰，散播神秘主义……

分析人事问题使我们得出某种政治结论，包括：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神职人员虽然忠于苏维埃政权，但仍是一个意识形态同我们的世界观水火不容的团体。

教会目前经历着深刻且日益尖锐的人事危机，正积极寻求出路。主教们放宽了从宗教团体积极分子中按立神甫和助祭的做法。近年来此类神甫的作用显著增强。最活跃的神职人员时不时表露极端言论，希望恢复东正教昔日权威。

委员会以及驻各共和国、各州、各边疆区的代表在日常实际工作中始终考虑神职人员的不同特点、构成和活动，设法限制和抵消他们对信众的影响，坚决制止狂热和过激行为，了解神甫们的观点和态度、年龄、普通教育和文化水平等。从而能够及时制止违法活动，制定和落实加强控制神职人员的具体措施，牢牢掌控教会不松手……

委员会通过神学院校长对神学院施加多方面影响，努力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苏联祖国的热爱。

我们施加影响的形式和方法是：参与神学院管理和教学人员的选拔与任命，依据苏联宪法修订神学院教材，引入苏联历史课程，扩大文化教育措施，为国家利益修改一些宗教课程教材。当然，这一切都是由教会人士自己完成的。

摘自1982年1月15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维克多·切布利亚科夫呈交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伊尔·齐米亚宁的报告：

1979年秋天一些反苏出版物刊登了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宗教事务委员会1967-1974年期间的个别文件，其中包含关于教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信息，敌人的意识形态中心最近对这些信息产生了浓厚兴趣。

鉴于此种情况，为找出导致向西方泄密的原因，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81年11月对宗教事务委员会收存的国家机密进行检查。检查发现，该委员会流失了1967、1968、1970、1972、1973、1974和1975共七个年度的东正教会事务报告，以及该委员会负责人与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秘密谈话的六份材料。

此外，还发现这些文件的编写和移交使用严重违反了苏联部长会议1972年7月11日第511-166号决议批准的《保守国家机密和苏联机关与企业工作保密制度条例》。

根据对国家机密保存情况的检查结果，建议宗教事务委员会按照既定程序正式调查文件流失的情况和原因，并向主管机关报告调查结论。

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采取措施调查上述文件泄漏至国外的渠道，查明参与此事的人员……

（2011年，教会持不同政见者格列布·亚枯宁承认，他交给西方的宗教事务委员会文件是从委员会原副主席、国家安全少将В.Н.季托夫手中购买的，这位克格勃老兵之前因卷入丑闻被委员会辞退）

延伸阅读：

苏联时代的东正教会

2000年蒙古国首都乌拉巴托郊外新建居民小区，工人们掘开地面，惊见埋藏几百具人类遗骸的乱葬坑。其中多数颅骨前顶和额头有两个直径不足一厘米的圆孔。于是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发现人骨属于1930年代被镇压杀害的蒙古僧侣。乱葬坑清理工作持续三年，运走满满两卡车骨骸。虽然规模令人触目惊心，但这些死者仅仅是受害者的一小部分。

为什么佛僧会变成“阻碍蒙古走向社会主义光明未来”的群体？简短回顾蒙古独立后的现代史，将有助回答这个问题。

从神权政治到共产主义

尽管蒙古是世界上最古老国家之一，13世纪成吉思汗开拓的疆域东至太平洋、西至黑海，但直到20世纪初依然被濒死的大清帝国统治。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帝制传统，也推动了蒙古民族革命。同年12月蒙古宣布独立，佛教领袖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登基，称“博克多汗”，蒙古成为政教合一国家。

蒙古人寻求独立，靠的是俄罗斯帝国支持。虽然圣彼得堡只承认蒙古在清帝国内广泛自治，仍派兵进入蒙古首都京城库伦。八年后即1919年，中国军队趁俄国内战之机重新占领蒙古，废除博克多汗。1921年白军将领罗曼·冯·恩琴男爵挥师进入蒙古，打退中国驻军，再次扶植博克多汗即位。

就在1919-1921年中国短暂占领期间，蒙古出现了两个亲共产主义的革命团体，一个叫“领事坡”，一个叫“东库伦”，目的都是推翻中国统治。在与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后，两个革命团体采纳建议联合组党，于1920年形成蒙古人民党。1921年春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俄蒙边境城镇恰克图组建临时政府，号召蒙古人民同白军决裂。

1921年7月恩琴男爵兵败逃亡布里亚特。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布尔什维克军队支持下开进京城库伦，迫使博克多汗承认临时政府，只保留其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职位。1924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逝世，蒙古政府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按照藏传佛教传统，宗教领袖圆寂后须在民间寻找转世灵童，但蒙古人民党百般拖延，1928年12月决议“禁止哲布尊丹巴转世”。之后在苏联政府指示下着手消灭藏传佛教。

躲得过资本主义躲不过枪毙

废除君主立宪后，蒙古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快步前进：实施政教分离，没收大地主、大牧主的生产手段和土地，对富裕居民和僧众征收附加税，开始集体化，宣布“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

初掌政权的蒙古人民党员普遍不会管理现代国家，所以从一开始政府各部门就充斥着苏联“顾问”。克里姆林宫尤其关心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安机关，1922年7月仿照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样板组建了蒙古国内卫队(ГВО)，成立之初几乎半数成员是苏联国安特务。

ГВО内部苏联顾问过多导致两国情报部门龃龉：ГВО的蒙古人员抱怨外国专家不仅只顾自己利益、公然越权干涉他们工作，甚至试图将ГВО领导转变为苏联代理人。作为回应，苏联国安特务反过来指责蒙古同事宗教思想太重、希望在佛教基础上复兴成吉思汗帝国，并向莫斯科报告白军分子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高层“占主导地位”。虽然早在1926年已经要求严格管理和限制苏联顾问在ГВО的活动，但苏联人、尤其国安人员对蒙古政治的影响依然巨大。

所以，按照苏联模板建立的蒙古国家安全机关十分适合进行权力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一个又一个党的领导人被宣布为“反革命”：1922年8月总理兼外交部长道格索姆·鲍道及14名支持者被枪决，1924年道格索姆生前主要政治对手索林·丹增被指控为“叛徒”，逮捕次日枪决……

1920-1930年代，除持续镇压党内干部、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之外，散居蒙古的布里亚特人亦遭迫害。1910年代末-1920年代初俄国内战激烈，许多布里亚特人逃入邻国蒙古。现在苏联政府将躲避内战的布里亚特人（许多是富裕养牛户）视为“白匪”，НКВД联手蒙古同行编制了这些人的名单。1929年6月苏联驻乌兰巴托大使馆报告莫斯科：蒙古境内一万五千余名布里亚特人是反革命分子。一年后苏蒙两国签署协议，同意将布里亚特“罪犯”引渡苏联受审。

蒙古政府自己当然也有能力消灭“罪犯”，曾枪毙数十名布里亚特移民，囚禁数百，其中包括被指控协助日本间谍活动，企图将布里亚特从苏联分离出去并在日本保护下建立“泛蒙古国”者。例如曾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镇压过反共暴动的姜巴·勒库姆被控勾结日本，1934年6月处决。

总而言之，随着1930年代日本在远东地区实力增强，“防范日谍”成了苏联和蒙古实施镇压的主要理由。为应对日本在周边不断上升的地位和日军对满洲的侵略，苏联开始重点关注蒙古局势。1932年联共（布）中央成立常设蒙古委员会，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任委员会主席。1933年斯大林接见蒙古总理博勒吉德·根登，亲自过问蒙古僧侣情况。

斯大林反喇嘛

20世纪初的蒙古是世界佛教中心之一，哲布尊丹巴是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之后藏传佛教第三号领袖。俄联邦鄂木斯克州安全局资料显示：1930年蒙古五省共有妇女345350人、世俗男性260905人、喇嘛104106人，即僧侣约占男性人口的30%、总人口的15%。1920年代蒙古人民党领导层内部有过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拉拢蒙古精英阶层而不是恐吓他们。鄂木斯克州安全局档案材料留有扎木斯朗·策本（译注：学者、政治家）的一篇讲话，他建议吸收“喇嘛中最优秀的部分”入党，表示“党的目标和宗教的基础是一样的——帮助广大人民团结起来谋求共同利益”。

可惜克里姆林宫幕僚们不这样想。彼时苏联政府抓“间谍”上瘾，认为蒙古喇嘛是日本利益的代理人，不仅威胁蒙古人民革命，更威胁苏联在整个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党内权斗、НКВД监督和“左倾”卓有成效，主张善待僧众的党员被国安机关打成反革命分子，宗教政策变得愈发高压。政府开始强迫佛僧从事违背教义的世俗活动，比如服兵役。由于税收负担加重和信徒捐款减少，寺院财政难以为继，还要面临政府从法律层面施加的侵犯。

1929年10月召开第六次省党代会，决议将僧侣彻底排除于国家经济生活之外。禁止寺院从事农耕、手工业、贸易和未成年人教育活动。不准农耕和贸易是对僧众的沉重打击，等于砸碎他们饭碗，因为这道禁令既剥夺了富裕喇嘛的主要收入来源，也让穷人的生活变得难以为继……

即便做到这种程度，克里姆林宫仍然对蒙古同志的宗教政策感觉不满。1933年斯大林晓谕蒙古领导层：“这是国中之国。成吉思汗绝不会同意这样做，他一定会残酷惩罚他们（喇嘛）”。总理根登拒绝斯大林提出的肉体消灭僧侣的要求，后来他付出了生命代价。

到了1936年，霍尔洛·乔巴山成为权力斗争后幸存的少数几位建党元老之一。斯大林支持他掌权，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全体会议上废黜根登，礼送苏联软禁。

霍尔洛·乔巴山1919年组织革命小组，次年同达木丁·苏赫巴托尔的革命小组合并，本人曾赴伊尔库茨克军官学校进修。恩琴男爵兵败，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乔巴山开始担当要职：1924年至1929年任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30年任外交部长，1931年至1935年任畜牧和农业部长，1936-1939年任内务部长，1937年至1952年再次出任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直到1952年逝世前一直是部长会议主席。他仰仗斯大林进行独裁统治。

至于失宠的前总理根登，软禁黑海度假地“疗养”一年，1937年被迫承认勾结日本“进行阴谋活动”，11月在莫斯科秘密处决。

勤奋的学生

乔巴山力压党内同僚，实施个人专权，开始执行斯大林消灭“不可靠分子”的计划。为此，斯大林专门把苏联大镇压“功臣”之一：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派往乌拉巴托。弗里诺夫斯基根据既往经验，提出不由法院改由“三人小组”审案的做法。其中一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乔巴山本人、蒙古司法部长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7年蒙古审理所谓“中央反革命集团案”，被告是几位高级僧侣，刑讯逼供之下无奈承认参与1932年暴动、从事有利于日本的间谍活动、阴谋反抗现政府。公审在剧院举行，电台、报社大肆宣传。同年斯大林批准乔巴山镇压党内同志、军队将领和普通民众，以政治恐怖手段巩固个人地位。187名高级军官、36名中央委员、25名政府高级干部被处决，乔巴山常常亲自出席对昔日同志的残酷审讯。

1937-1939年为“最终解决”喇嘛问题，蒙古逮捕17434名僧人，其中14201名根据乔巴山“三人小组”命令处决。僧人们既有后脑中弹逐一枪毙的，亦有在寺院墙下排队被机枪扫射的。检查发现的遗骸，部分僧人并非死于枪击——头骨开裂表明可能曾遭枪托打砸，另有一些遗骸胫骨断裂。本文开头提到的乌兰巴托郊外汉宾敖博乱葬坑，除人骨外还拾获遇害者个人物品，包括衣服和鞋子残片、陶器和宗教用具等。这些个人物品与尸体推入大坑掩埋，当时显然动用了建筑机械。

“最终解决”之结果：全国800多座佛教寺院关闭殆尽，大部分被拆毁，寺产收归国有，宗教法器回炉熔炼，木制建筑沦为劈柴。斯大林宠臣乔巴山打着追捕“日本间谍”的幌子，两年时间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了蒙古文化阶层。1938年9月-1939年4月期间26000名蒙古人被定性为“人民公敌”，其中20474人处决。各方估算镇压受害者总数多达5万-10万，当年全国人口仅70多万。1921-1939年近2.8万人死于非命，绝大部分是男性，等于说镇压机器消灭了十分之一的男性人口。

蒙古镇压既然效仿苏联开启，收尾自然也跟苏联一样——刽子手和党内高官被陆续卸磨杀驴。最大的不同或许在于蒙古镇压组织者是在外国判决、处死的。

1939年斯大林命令乔巴山停止镇压，因为党内反对派已然全灭，日本军事入侵威胁日益严重。1939年4月内务部开会，乔巴山为首的“三人小组”认为苏联教师爷和过于积极的“实地执行者”应当对国内恐怖状态负责。于是大镇压直接组织者被迅速逮捕押送莫斯科，包括内务部长和副部长、ГВО领导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干部。最终乔巴山“三人小组”之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道尔扎布·鲁布桑沙拉布也被逮捕，指控他从事反革命活动，在莫斯科囚禁两年，1941年7月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死刑，同日陪斩的还有斯大林认为不忠于莫斯科的几位蒙古人民革命党干部。

1952年乔巴山逝世，蒙古镇压偃旗息鼓。1990年代民主化之后这些话题得以公开讨论，数千蒙冤者获平反。然而广袤的蒙古国大地埋藏了太多恐怖历史，两卡车人骨只是小小缩影。

延伸阅读：

苏联时代的东正教会

工厂拔地起，教堂钟鸣息

俄国革命后大规模没收教会财产

1953年3月9日

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逝世了。一种伟大的、道德的、社会的力量消失了，我国人民在这种力量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并在其指导下从事建设性劳动和经营，享受多年平安喜乐。伟大领袖的深邃目光深入每一个领域，科学界惊讶于他对各种科学知识的领会贯通，以及他天才的科学概括；军人们服膺他的军事才能；各行各业的人总会从他那里获得坚强支持和宝贵指导。作为一个才华卓越的人，他每每能够见常人所不能见、及常人所不能及。

他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紧张操劳，运筹帷幄，巧妙指挥军事行动，使我们战胜了强大的敌人，战胜了法西斯主义。他每日面对浩繁的治国政务，发表的讲话和文章详尽又令人信服，尤其是在这最后告别的今天，在他的葬礼上，在他的亲密同事中间。作为世界和平的捍卫者，他的姓名和光辉事迹将永世长存。

当我们聚在一起为他祷告时，无法回避他对我们教会需求的一贯友善、关切的态度。我们向他提出的任何问题，他都不拒绝，他满足我们的全部请求。由于他的崇高威望，我国政府也为我们教会做了许多有益的好事。

他的音容笑貌令我们难以忘怀，我们俄罗斯东正教会沉痛哀悼他的离去，衷心祈祷愿他最后的旅程“行遍全地”。

在这悲伤的日子里，我们收到来自祖国各地高级僧侣、普通神职人员和信徒，以及外国东正教会、非东正教会领袖和代表的大量电报，联系我们为他祷告，并对我们的不幸损失表示慰问。

当他病重的消息传来时，我们曾祈祷他康健。现在他走了，我们祈祷他不朽的灵魂安宁。

昨天由以下人员组成的东正教会代表团：尼古拉都主教，西伯利亚高级僧侣、普通神职人员和信徒代表，帕拉季大主教，乌克兰高级僧侣、普通神职人员和信徒代表，尼洪大主教和尼古拉大神甫，在他棺前敬献花圈，并代表俄罗斯东正教会向他尊贵的遗体鞠躬。

信主之人充满爱的祈祷可以直达神前。我们相信，我们为已故之人的祷告也能蒙上帝悦纳。

我们怀着深切而热烈的爱宣告无限追忆，为亲爱的、永志不忘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祈祷。

《莫斯科教区杂志》，1953年4月第4期。

• 苏联时代的东正教会
• 工厂拔地起，教堂钟鸣息
• 俄国革命后大规模没收教会财产
• 尼古拉·叶若夫关于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的特别报告

1965年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五一大游行”期间，来自圣三一大教堂的加夫里尔修士司祭（俗名:格杰尔季·乌尔戈巴泽）焚烧了悬挂在最高苏维埃大楼外的12米长巨幅列宁像，并向群众宣讲福音。他当场遭到殴打，被克格勃以“反苏”罪名隔离关押。

加夫里尔修士拒绝承认自己“受教会最高层指使”，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们必当敬拜受难的耶稣基督，而非列宁。岂可神化一介凡人？没有‘列宁光荣’，只有‘荣耀归于上帝！’”审讯期间他被多次用刑，全身十八处骨折，奄奄一息。同年八月送精神病院检查，结论为“类似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患者，相信上帝和天使”。十月份获释后，当地教会害怕触怒当局，禁止加夫里尔修士踏足教堂，不许他参加礼拜、领圣餐。

1980年代加夫里尔修士定居萨穆塔夫洛女修院，行为举止异于常人。有一段时间他睡有裂缝的鸡舍，冬天赤脚走路。他会“强迫”修女跟他一起进城乞讨，然后把讨来东西分给穷人，如果坐出租车返回，他可能冲着司机大吼大叫不给钱，也可能多付几倍车费……但是大家渐渐发现，老修士眼中始终闪耀着温柔爱意，他从内心深处爱着每一个人。复活节前受难周，加夫里尔修士的独居房间常常传出哭声。一些人作证说看到他祈祷时离地悬空40、50厘米，周身放光。信徒们称颂他是伟大的苦修者、活圣人，纷纷聚到他身边。老修士待客总是让别人吃饱吃好，自己却进食很少。有一回，数名武装匪徒气势汹汹闯入修道院，加夫里尔修士立即上前说：“朝我开枪！”对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尴尬转身离去。

1995年11月2日加夫里尔修士死于长期腹水（66岁），尽管遭受很多痛苦，却从未抱怨。遵其遗愿，仅用粗布裹尸，下葬修道院变容教堂。2012年12月24日被册封圣人，教历10月10日（11月2日）是其纪念日，2014年隆重迁葬镶嵌缟玛瑙的新墓。多年来约有70万信众拜访圣加夫里尔坟墓，包括疑难病患者、残障者和儿童，部分人声称涂抹圣加夫里尔的油膏和墓土后恢复健康。

格杰尔季·乌尔戈巴泽2岁时，其父瓦西里（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被杀，母亲瓦尔瓦拉是虔诚信女，后来以“安娜”为名发愿修道，2000年4月辞世，葬于萨穆塔夫洛修院。

绝密
联共（布）中央秘书处
斯大林同志

由于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的反革命活动日渐增多，近来我们针对此类人员进行了效果显著的沉重打击。

1937年8月-11月，逮捕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共计31359人，其中：
都主教和主教……….166
教士……….9116
修道士……….2173
富农阶级教派积极分子……….19904

上述人员判处死刑者……….13671
其中：
主教……….81
教士……….4629
修道士……….934
富农阶级教派积极分子……….7004

特别针对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反苏积极分子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进行了打击。我们的行动措施造成东正教会高级神职人员几乎被彻底消灭，大大削弱了教会的力量，使之出现混乱。

至于残余的个别主教，在当前形势下，需要我们防止任何人培养、提拔新的主教或都主教。教士和传教士的数量减少了二分之一，应该足以促使教会和教派分子今后分裂瓦解。

然而，并不是所有共和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边疆区和州的内务人民委员局都采取了恰当的行动镇压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的反革命活动。这些措施不力的内务人民委员局包括：加里宁州、奥廖尔州、库尔斯克州、列宁格勒州、伊万诺沃州、莫斯科州等17个州，其境内仍有许多教士、传教士，以及相当数量的教堂在活动。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全联盟共有6990座合法教堂、9570名教士和超过2000名传教士。

被捕主教、教士、修士、传教士、富农积极分子和教派分子构成的大型反苏组织和团体，已经被我们大部分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安全机关揭露并肃清。通过分析这些案件的侦查与审讯材料，证明各教派反革命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是为了建立统一的反苏阵线。

吉洪诺夫派、革新派和格里戈利耶夫派（译注：东正教主要派别）为了恢复教会的统一，招徕人手、建立团伙。对此查明，这些不同派别间原有的界限实际已不复存在，教会领袖和教派分子领袖只是基于策略考虑才在表面上予以支持。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4处会同西西伯利亚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了“托尔斯泰主义派”、“星期六派”等宗教法西斯反苏组织。组织领导人：著名托尔斯泰主义者霍洛什和布雷金在审讯中供述，他们的主要使命是成立“信徒联盟”，即囊括所有教派团体在内的统一反苏阵线。
托尔斯泰主义组织大肆宣扬失败主义思想，吸收青年成员、唆使他们拒绝到工农红军服役。

古比雪夫州内务人民委员局也肃清了相似性质的反苏组织，系各教派主教和传教士基于共同的反苏事业合谋形成。调查得知，该组织领导者是古比雪夫州革新派都主教维诺格拉多夫和西伯利亚州吉洪诺夫派都主教布利诺夫（日本特务），在古比雪夫、伊尔库斯克、普斯科夫、雅罗斯拉夫尔、奔萨、乌里扬诺夫斯克、塞兹兰等城市设有分支机构。教派分子方面，屡次因反革命活动被判刑的传教士列文丹托也是领导人之一。

肃清上述案件的材料指出，神职人员及教派分子反革命活动的滋生，是建立在叛乱、特务破坏和恐怖组织的基础之上。应当注意，大部分被肃清的组织都具有十分明显的法西斯主义特征。

巴什基尔内务人民委员部今年十月肃清了一个宗教叛乱组织，为首者是科兹洛夫主教。该科兹洛夫主教身为吉洪诺夫派分子，以成立法西斯主义暴乱组织为基础，招徕、容纳革新派教士和信众。在科兹洛夫的授意下，教士杰格佳廖夫、维泽尔斯基、博戈柳博夫等人成立了500多人的白匪军叛乱队伍。此案共逮捕341人，缴获步枪152支、手枪16支。

奥伦堡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了一个由教士和教派分子构成的叛乱组织，逮捕213人，其中包括4名主教、38名原军队神甫、4名旧军官。搜查缴获步枪、手枪、2千克炸药及诸多君主制书籍。该组织头目瑟乔夫供称，他早在1910年就跟日本情报机关建立联系，受其指示组建叛乱队伍。据瑟乔夫和其他参与者的口供显示，远东、西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流域存在一个教士组成的大型叛乱组织网络。

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今年九月肃清了以所谓“乌克兰教区长”季亚科夫都主教（德国、波兰特务）为首的吉洪诺夫派教士法西斯组织。按照季亚科夫的指令，组织参与者——神甫林切夫斯基和杰利耶夫在乌克兰的教区成立了法西斯分部，准备在战争爆发时纠集叛乱队伍，并在适龄入伍者中间开展腐化宣传。

乌兹别克斯坦内务人民委员部今年十月揭露并肃清了一个教士-修道士间谍组织，系英国特务、伊朗驻阿什哈巴德领馆员工波塔图耶夫于1936年7月创建。此人将吉洪诺夫派主教希普林和神甫巴格良斯基招入英国情报机关麾下，委派他俩找人从事间谍活动，在大型工业企业培植破坏分子，并在教会中建立反革命小组。

西西伯利亚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一个由教派分子、福音会成员和浸信会成员构成的法西斯间谍破坏组织。其头目：传教士库赫曼在西伯利亚库兹巴斯各工业部门成立了19个恐怖和叛乱小组。库赫曼与其他传教士计划，当德国进攻苏联之际，以爆炸手段同时摧毁库兹巴斯的全部矿井、冶金厂基础设备及斯大林斯克市和克麦罗沃市的化工厂。该案已逮捕337名积极成员。

库尔斯克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一个法西斯宗教恐怖组织，逮捕涉案者297人，包括：主教、教士、修士、旧地主等。他们在库尔斯克州17个区建立分部，分部又在教区拥有基层单元。该组织最积极的活动表现为在姆岑斯克、奥廖尔、别尔哥罗德成立教士恐怖作战小组，妄图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发动恐怖袭击。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4处会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一个分支广泛的法西斯宗教间谍恐怖组织，即所谓格里戈利耶夫派，逮捕400余名积极成员。该组织头目佐林（盖世太保特务）供称，该组织的宗旨是向成员灌输恐怖主义思想，以怂恿他们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发动恐怖袭击。

教士和教派分子针对新宪法和即将到来的最高苏维埃选举发动了十分猖狂的反苏进攻，目的在于运用合法手段加强教会和宗教主义的地位。许多被我们逮捕的都主教和主教们向信众发出呼吁，号召为教会的政治权利而斗争。一些地下教士和教派分子被揭露并肃清，其中的积极分子在信众中间开展反苏活动，企图耍各种花招安插他们的代表参加选举。同时，教士和传教士积极分子也从事反苏活动，设法败坏候选人的名声，准备在选举期间发动反苏进攻。

沃罗涅日州内务人民委员局今年八月在利佩茨克区肃清一个君主主义教会组织。组织头目托波罗夫主教曾询问成员，是否需要为即将到来的最高苏维埃选举“准备纲领”，企图安插该组织的谢戈廖夫神甫参选。

古比雪夫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一个教派组织，其成员受维诺格拉多夫主教指使，秘密举行非法集会，决定散布关于某候选人的恶毒谣言，从而达到让自己候选人取而代之的目的。最近他们又在信徒中间进行宣传，号召抵制选举。同时该组织成员还讨论了在选举期间对斯大林同志发动恐怖袭击的问题。

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今年十月在基洛沃市肃清一个革新派教士反苏组织，抓获主要头目科瓦申科主教、乔卡诺夫斯基都主教。该组织成员针对即将到来的苏维埃选举开展大量工作，企图推出他们的候选人，并为此在信教群众中间百般宣传。列宁格勒州一个被肃清的反苏宗教组织（逮捕205人）头目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主教在审讯时供称，他受斯特拉戈罗德斯基都主教指使，企图利用即将到来的苏维埃工人代表选举，安插自己的教士候选人。

坦波夫州肃清一个以阿连托夫主教为首的教会组织，其目标是“为教会赢得政治自由，争取召集大会、发行宗教书刊、开办神学教育机构等权利”。国家安全总局第4处侦查材料显示，一些活跃的教士企图在信教群众中间开展宣传，号召在最高苏维埃选举时支持他们的候选人：谢尔吉和维金斯基都主教，此二人分别是吉洪诺夫派和革新派的领袖。
据悉，谢尔吉都主教跟神职人员谈话时也曾鼓励这种反苏活动，并怂恿他们在选举期间采取反苏进攻。特别是，谢尔吉都主教建议把印有反苏漫画的选票投入票箱。

上述材料还指出，一些教士、传教士利用合法活动的教会和所谓“二十人教会”（译注：在苏联注册一个宗教团体的最低法定人数为20人）培养反苏骨干，同时加强创办各种“地下教会”的工作，通过这些组织大肆吸纳持反苏观点的信众。

斯摩棱斯克州内务人民委员局今年九月查封、肃清斯摩棱斯克市一所非法修道院。现已查明，斯摩棱斯克市几名教士为达到纠集反苏信徒之目的，秘密成立该非法修道院，在其中安置修士和修女充当代理人。他们传播离间谣言——教士们成功吸引了大批信徒前往修院朝圣——导致周边地区集体农民谎称“做礼拜”脱离集体农庄。在此类案件中，我们面对的是教士和信徒们明确且严重的反革命活动，那些最不可调和的教士甚至部分信众，受到这种神职人员及一些教派分子的挑唆，转入地下，从狂热者中形成新的反苏骨干，并暗中举行宗教仪式。

外国情报机构，尤其意大利和梵蒂冈的秘密间谍，都在密切关注这一进程，甚至煽风点火，试图在东正教狂热者中间培植对天主教会有利的团体。在此基础上，罗马教宗的代表还希望组建秘密修士团，很像天主教的耶稣会和道明会。

伊万诺沃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就肃清了这样一个名为“全俄修士兄弟会”的反苏组织。其头目是著名教会活动家波兹捷耶夫斯基大主教，他身为天主教拥护者，向狂热者灌输天主教思想。此外，波兹捷耶夫斯基还跟东正教会的列莫夫大主教有来往，后者早前被逮捕审讯时供称，他受罗马教廷驻莫斯科秘密使节、法国主教涅维的指使，在东正教教士中间成立耶稣会，传播恐怖主义思想。

国家安全总局第4处侦查材料显示，生活在莫斯科的法国司铎布朗亦是梵蒂冈秘密代表，在进行情报搜集的同时积极筹建耶稣会，工作对象主要是旧知识分子中间的信教者。

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局的多份报告指出，很多地方根本没有进行反宗教工作，并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许多地方未切实建立战斗无神论者同盟，轻视对群众的反宗教教育，采取放任自流态度。因为这个缘故，近期查封教堂的工作几乎停滞。据同盟称，我们现有7123座闲置教堂未被正式查封，即现存教堂总数的一半多。

这方面做得特别不理想的地区是：
伊万诺沃州——509座闲置而非正式查封的教堂；
列宁格勒州——360座；
沃罗涅日州——325座；
古比雪夫州——389座；
坦波夫州——379座；
高尔基州——237座；
雅罗斯拉夫尔州——322座；
车里雅宾斯克州——205座

地方的、党的和苏维埃的干部，以及战斗无神论者同盟，未能利用眼下关闭这么多闲置教堂的好机会——阻力小、速度快，也显然没考虑到，每座这种教堂都是信徒眼里的可乘之机、是教会反革命积极分子煽动挑拨各种反苏表现的借口。教士、修士和教会长老竭力唆使信徒在闲置未正式查封的教堂从事反苏活动。事实上，这种活动近来已经在摩尔多瓦和楚瓦什自治共和国出现了。教堂被地方、边疆区和州苏维埃决定关闭后，改造再利用充当公共文化活动场所的情况同样令人遗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约有10000座原教堂建筑未被再利用或拆除。

追究反宗教工作停顿、混乱的原因，正如我们现在判明，是由于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人民公敌混入战斗无神论者同盟（包括中央委员会）所导致的。被国家安全总局第4处逮捕的战斗无神论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卢卡乔夫斯基在审讯时供认，他在无神论者同盟委员会内建立了托派组织，并遵照德国盖世太保的命令破坏反宗教工作。托派分子为了制造假象、混淆视听，专门在无神论者中间开展反宗教工作，他们的算计是：决不能向信教群众揭穿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的反革命活动。为遏制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已经给工作成绩不佳的17个州的内务人民委员局下发了特别指示，要求立即肃清全部教会-教派分子反革命组织。

（儿按：原文出自《1936-1938年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和镇压》，В.郝斯托夫、Л.萨缪尔森 著。研读报告内容，可以判断撰写、呈交于1937年11月末 — 12月初）

延伸阅读：

俄国革命后大规模没收教会财产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

工厂拔地起，教堂钟鸣息

东正教传统道德要求女人婚前无条件守贞。“妇节”的概念包含了闺阁的纯洁和对婚姻的忠诚。

可是少女的婚前性行为并不总能被人察觉，所以才有“好貂皮揉搓坏了”这句俗话。直到二十世纪初，无论农村或城市，婚前失贞的女子都有可能受罚。责任通常归咎于女子本人及其父母，较少谴责情夫甚至性侵者。作为婚姻的另一方，男子不受“守贞”约束。

“不洁”的新娘一旦被揭发，羞辱随即而至：门窗被涂抹焦油或污泥，贴身衣衫也被涂污，蓬头垢面押着游街，强迫她膝行到丈夫家（公婆家）乞求宽恕，并反复扇她耳光，直到丈夫出言制止。有时候还会让新娘当牛马拖大车，忍受皮鞭抽打。请注意：积极怂恿煽动惩罚的人往往是新娘的仇人，比如求婚不成的男子或心怀嫉妒的女友。

此外，“失贞”新娘的亲属也可能被牵连。十九世纪初卡缅涅茨县法院曾判令新娘父亲挨树条鞭笞，卡卢加地区则强迫新娘的母亲拉着耙子在村里来回走。

如果出现非婚生子，地方教会通常指示村长进行调查，涉事女子被命令膝行爬进教堂三次。在中部省份，“失节女”必须诵读赎罪祷文之后才能缔结婚姻，立陶宛和小俄罗斯地区则是用锁链拴在教堂门前台阶，鞭打或不鞭打。

同时必须指出，民间社会对某些情况的婚前失贞的宽容度其实高于婚后出轨。比如贵族老爷、少爷勾搭美貌农女，乡亲们可以假装看不见，因为其中涉及利益交换，女方也有“好处”。但淫乱放荡万万无法原谅。

检查童贞有各种方式——新娘被带进某个房间，强制要求讲述生活细节，一旦被认定“不洁”就要受辱。如果她进房间前主动“招供”，则免于惩罚。新郎把新娘的睡衣或打破的器皿当作“贞洁证据”向宾客们展示，表明他是第一个得到此女的人。但更多情况下，年轻丈夫会主动隐藏妻子的“污点”，此中逻辑是：“虽然羞耻，总比没有强！上哪再弄个老婆？”

距离俄罗斯中心越远的农村看待“童贞”的态度越宽松。特维尔省偏远地区从不以此为由惩罚女人，喀山、彼尔姆的乡村不认为这种事算“家丑”，缅泽林斯基县“拖油瓶”女人出嫁的机会反而更多。俄罗斯北部虽然也重视“贞洁”，但不进行羞辱性仪式。

因此可以说，广大农村地区对“失贞”问题多数视而不见，尤其受新郎喜悦、且平素无“淫荡”恶习者。至于商人阶级，他们更不看重虚名，想方设法打发女儿出门子才是正经，无非给一大笔嫁妆，好教新郎及其家族永远闭嘴。

贵族阶层小姐失贞堪称真正的悲剧。上流家庭闺门森严，从不和女儿谈论性话题，也不准阅读“坏书”，婚前禁止同男人单独相处。所以贵族小姐自幼活在大人密切监视之下，后者也可说是某种“贞洁守护者”。上流阶级文化习俗与农村本来就有许多相似，比如新娘如果是处女，那么她父母是会被感谢的。

因此，贵族阶层女儿婚前失贞的现象极少——她们会立即被娘家抛弃，送往农村或偏远庄园，多数以嫁给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男人了事。然而讽刺的是，已婚贵族女性的行为更加开放，通奸或“精神出轨”屡见不鲜。

文章最后，我们要说宗教界在择妻问题上是最严格的。神职人员新娘毫无疑问必须是贞洁女，否则将成为他抹不掉的污点：或者进修道院苦修，或者被开除教职。

因为神甫的婚姻是教区居民的榜样，而这亦是他们只能结婚一次的缘故。神职人员不可娶丧偶者、不可娶离异者（曾属于另一个男人）。新娘不仅在要身体上保持“纯洁”，精神同样如此：必得“守妇道”、爱上帝，尊敬丈夫、完全顺从他。

结婚后，神甫之妻应当继续起模范带头作用。直到今天，东正教会仍然严厉禁止神职人员婚内出轨。如果妻子背叛丈夫，或丈夫背叛妻子，那么此神甫在犯下这等罪过之后，即便不进修院，也只能终身当个诵经士或执事，永无晋升之望。

当需要在某个严肃问题上祝人好运或支持其做决定时，基督徒通常会说：“上帝保佑你！”。意思是希望上帝帮助此人进行正确抉择，或护佑此人免遭困顿苦厄。东正教徒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会向神职人员寻求祝福，但并非所有人都知道祝福的真正含义，以及谁有资格予人祝福。

俄语“祝福”一词由“幸福”+“言语”两个词组成。神学家认为“福”是神的名称之一，毕竟：“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也就是说，神的言语即是神自己，“祝福”乃是神的援助与赞许。

那么，信徒们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寻求祝福以解决问题或达成目标，也就是寻求神的援助和训导。神的援助可以通过进教堂或自行祷告来求得，但为了确实“听见”，就有必要请神职人员施予祝福。

阿姆夫罗西（尤拉索夫）修士大司祭曾这样解释：“教士是上帝恩典的传播者”。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向神职人员寻求祝福，上帝首先赐福后者，再由后者将他的的赐福转达给请求者。常见的“吻手礼”不意味着该人亲吻教士之手，实际是在亲吻上帝之手。

求福的人并不确知神的赐福是否降诸己身。因此神在地上设立自己的代表，赋予他们充当神、人之间媒介的权柄。所以阿姆夫罗西讲：“上帝的恩典经由教士降至信徒”。神职人员说“上帝保佑”给予求告者祝福，如同指出神意对某个特定问题的最终决断。

并非每位神职人员都有资格予人祝福，仅限有权举行礼拜（或圣餐礼）者，也就是司祭和主教，后者包括主教、大主教、都主教和大牧首（东正教会最高神职）。辅祭、执事等低阶神职人员无权予人祝福。

都主教和大主教尊称为“主教大人”。如果你不清楚他们的身份，可以通过服饰特征来推测：大主教黑色高筒帽上带宝石十字架、衣服带圣像，都主教白色高筒帽上带缝制十字架。

但“普通教士”和“高级教士”施予的祝福有什么不同吗？亚历山大·利亚布科夫大司祭援引圣依格那修的见解：“主教不在万事勿为”，认为这句话放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遥想古代教会发展壮大时期，主教确实需要助手在自己缺席的情况下举行圣礼，司祭等于是信众和主教之间的联系人。时至今日，司祭仍是主教的助手，必须执行他们的指示，并在必要时寻求关于祝福的建议。尽管亚历山大·利亚布科夫承认主教或司祭主持的礼拜并无本质差别，但有时仍需在涉及圣礼的复杂问题上咨询主教，例如死因特殊者的安魂弥撒等。

谢尔吉·普拉夫铎柳博夫辅祭进一步解释道：“东正教会保留了使徒事工的连续性。使徒亲手将五旬节那天降临的圣灵传给门人，门人再传门人，直到今日。因此主教的祝福等于使徒的祝福。”他又补充说：“主教的祝福和司祭的祝福同样美满，但我们只有在主教身上才能看见活生生的使徒统绪。”

每个人无论宗教信仰如何，总要从事某种职业为生。然而并非每种职业都能获得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赞许，尤其是“增长人类恶习”者。

古时候宗教界人士对演员的态度一直很消极，艺人死后甚至不许葬入教堂外的墓地。产生此种偏见的原因，是由于许多舞台剧目起源于异教舞蹈和游戏。所以喀琅施塔得的约安（大司祭）相信戏剧能诱惑基督徒进行异教生活，而金口圣若望认为舞台是魔鬼的造物，并且声称剧院是“激情之学校”、女演员是“娼妓”。

教会对各类戏剧表演的负面态度同样体现在他们制定的章程、仪典中。例如第六次大公会议第51条教规禁止一切演出与“下流舞蹈”，教士违规者予以解职，信徒违规者逐出教会。而在此之前，演员为了受洗礼必须放弃自己的职业，如果他重返舞台，所受处罚最多不过禁止出席圣餐仪式而已。

不过，今天的神职人员发现越来越多的演艺人员对职业更加忠诚。所以马克西姆·科兹洛夫大司祭说，对基督徒而言，不可容忍的并非演职本身，而是进行不道德表演引诱观众、演员堕落犯罪。

一般来讲，东正教会没有给信徒明确划定“禁止的职业”——圣母圣像教堂的涅克塔里（莫洛佐夫）大司祭就持这种观点。而且他说，职业分为“有害”、“有益”，区别是诱人堕落或促人向善，并且二者之间有灰色地带。

亚历山大·阿布拉莫夫大司祭认为，那些涉及“罪的再生”（译注：原罪之上添新罪）的职业乃是有害职业，比如赌博业（赌场老板）。因为赌博只会令人的心灵产生淫欲（《加拉太书》5: 19–21、《以弗所书》5: 3–5），第六次大公会议第50条教规规定：沉迷赌博的教士应该“解除职务”，信徒应该逐出教会。

许多神职人员（尤其安德烈·米哈廖夫神甫）坚称，信教的人永远不能在夜总会工作，因为那种地方有脱衣舞和酒吧；也不能到从事堕胎的医院上班。

圣约翰东正教学院的彼得·科洛梅伊采夫老师亦表示，从信仰角度出发，信徒不可在脱衣舞俱乐部或赌场任职。科洛梅伊采夫同时认为，工作无“正统”或“非正统”之分，在他看来，重要的是人怎样履行自身职责。

举施洗者约翰的故事为例。某次他为兵士们施洗，兵士问:“今后我们再不能战斗了吗？”约翰回答：“不能乘火打劫，而要保护孤儿寡妇。”

一条古代修士条例是这样说的：“应端庄谨慎履行自己的事工，就如同你在服侍基督”。金口圣若望也曾呼吁大家不要因任何行业感到羞耻，而要以懒惰和闲散为耻。

1930年代苏联各地教堂或关闭或拆毁，工业化政策是主要原因之一。经济发展要求巨量的铜，教堂大钟正好可以提供这种有色金属。1931年全国铜需求量约六万吨，开采冶炼量仅二万七千吨，缺口甚大。当时苏联境内钟楼林立，铜钟合计约二十五万吨，90%可用于工业化建设，“有效填补”1930年代有色金属巨额赤字。对于拆除铜钟这件事，当年的一些苏联人说：“就要把麻醉民众的钟换成拖拉机！”作家普里什文则在日记中写道：“外地佬，什么珍宝都敢卖”。

1929年反教会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这一年也是工业化开局之年。在人才和货币严重短缺的背景下，新建数百座现代化工厂必须大量进口成套设备（主要从美国采购），并支付15000~20000名外国专家的薪金。建设材料同样匮乏，电气设备必不可少的铜尤其吃紧。

那时候苏联主要出口货物是粮食和木材，利润仅够满足20~25%的工业化需求。政府发现只有教会能快速“供应”国家急需的通货与铜器，于是布尔什维克开始明目张胆地（“为大善不避小恶”）抄没教会财产。“矿物、金属、矿石、废金属贸易股份公司”（以下简称“金属公司”）制定了移交铜钟的五年计划，预定1929~1930年应交付1.5万吨青铜，1930~1931年3万吨，1931~1932年4.5万吨，1932~1933年4万吨。

查阅文献可知“拆钟运动”的规模。1930~1931年“金属公司”仅从谢尔吉耶夫圣三一修道院一处就获得19口大钟，合8165普特（130吨），熔化烛台、枝形烛台、神幡、洗礼盆、铜栅栏及各种装饰物获得约10吨有色金属。莫斯科自1929年开始陆续封闭了30~50间教堂，每间教堂都“提供”了大量铜。比如“金属公司”员工在1929年被关闭的大谢尔普霍夫耶稣升天教堂拆钟14口、重达17吨，莫斯科河南岸区的圣凯瑟琳教堂拆钟21吨，1930年被关闭的阿列克西都主教教堂拆钟10吨……

需要指出的是，拆钟运动往往伴随着“劳动人民呼声”，举奥伦堡的情况为例：

《奥伦堡公社》报编辑部连续刊登人民会议关于拆除教堂钟的决议，又开辟“反钟鸣”专栏，发表农民来信称：“集体农庄庄员不爱钟声叮当，快给他们拖拉机！”、“废除上帝和一切圣人！”、“彼得大帝化钟铸炮，我们现在化钟造拖拉机！”

《联系报》的军队通讯员要求“化钟造拖拉机”十分热切：“我国目前急需金属。在我们的田野上，贫中农集体农庄需要千千万万辆拖拉机。与此同时，正有大量贵重金属徒然空悬教堂钟楼，仅奥伦堡的教堂就有一万普特金属闲置没用。我们要求把这些教堂大钟统统摘下，送去生产拖拉机。结束钟鸣的时候到了！”

奥伦堡第22中学的代表也呼吁同乡们：“在我们这座无产阶级边疆城市的纯洁中心，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13年后的今天，依然有着可耻的污点，那就是作为蒙昧主义发源地的教会仍在对抗新生活方式。没听见工厂喇叭呼唤大家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却听见钟声鸣响为腐朽黑暗的过去招魂。学校是社会主义文明和新生活方式的一支先锋队，特此邀请广大劳动人民参与到关闭红色城市教堂的行动中来，拆下铜钟，贡献给祖国苏联的工业化吧。”

“我们是最后听过教堂钟鸣的人。从今往后，傍晚的钟声、贵族的诗歌、复活节时教堂的胡言乱语、送别死者时阴森森的哀乐都将远离我们的子孙。教会哑然，宗教入土，末了的钟声乃是宣告他们千年统治终结的丧钟。然而铜钟经过无神论者冶炼厂的洗礼，也会唱起赞美劳动之响亮颂歌，机器运转的雄伟节奏取代了昔日孱弱的祈祷钟鸣。”

作家米哈伊尔·普里什文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对扎戈尔斯克、莫斯科两地拆除教堂钟的观察：

1929年11月22日。修道院4000普特的巨钟被取下，这件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珍品同样被送去重铸。纯属暴行，无人能挡：每天都有许多生命为保护巨钟而惨遭杀害。

1929年12月12日。如今对生活有两种理解。其一是全国工业化、五年计划和拖拉机队伍，他们深信，只要成功地将农民团结起来，生产粮食乃至一切生活必需品都不再是问题。所以他们固持这种信念，有时一想起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如此伟大的集体，就禁不住得意洋洋。另一些人认为这种粮食/拖拉机集体毫无意义，自己不劳动，甚至懒得去思考问题本质。他们惊恐地看着圣三一门廊被打碎，铜钟轰然坠地，教堂变成电影院和休息场所，人民必须相信无神论，以及，机械化农业耕地收粮的顶尖成就。

1930年1月4日。昨天巴甫洛芙娜看见钟落了地，今天又去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钟表面的浅浮雕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彼得大帝的鼻子被锤敲过，大概是早年间工匠恶作剧。思考我们的艺术财富也是个沉重的问题：既然工业“存在或不存在”，那为什么不把伦勃朗转让给轴承厂呢？毫无疑问，会卖得一件不剩。巴甫洛夫娜说：“外地佬，什么珍宝都敢卖。”

1930年1月24日。罗斯大地愈发不敬神了。
-我问一个年轻工人：“你是东正教徒吗？”
-他答：“是东正教徒。”
-“第一次砸钟不感觉难受吗？”
-“不会，”他说，“我刚开始跟着年纪大的人干，后来自己干。”
-他又说，一队人工资50戈比，每天敲下一普特铜可得八个半卢布。

1930年3月16日。我还记得加米涅夫在我汇报日常犯罪情况的时候，平静回复说，我们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仁慈的。
-我问他：“错的是谁？”
-加米涅夫答：“那就是这种人民。”
（译注：列夫·加米涅夫，老布尔什维克，时任苏联中央租让委员会主席。）

苏联政府谋求根除宗教信仰，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取而代之。然而这却促使很多人成为虔诚教徒，他们手抄宗教典籍、暗中进行宗教活动。当局的努力适得其反，着实可笑。

这是Т.И.普列特尼奥娃转交在押人员的一件物品，意图将其缝入棉袄衬里，送往拘押机构。制作者用绣花绷子把布料绷紧，再用印色油书写。织物的手感与纸张不同，难以在例行检查时被摸到察觉，而且印色油字迹不会因出汗或受潮漫漶模糊。选择《马可福音》是因为它是四福音书中篇幅最短的。在织物上书写福音书和祈祷文册的做法1930~1950年代逐渐传开，直到宗教迫害停止后才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