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流氓行为

切尔诺夫策州

1979年11月6日，瓦度尔-锡雷特火车站海关检查乘坐布加勒斯特-华沙第26次列车的波兰旅客杜瑙·叶日（1956年生，克拉科夫市民），发现其携带的8条劳动布裤子超出规定限制。因此要求他离开车厢办理将上述物品作为单独行李寄出的手续。该外国人处于醉酒状态，拒绝服从海关人员指示，持小刀和碎酒瓶相威胁。

被警察带下车后，他在候车室当着苏联和波兰旅客的面发表了针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个别领导人的意识形态有害言论，并吹捧Н.齐奥塞斯库和华国锋。11月8日他被遣返回国。

杜瑙的不当行为已通知波兰政府。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

顿涅茨克市

1979年11月7日23时许，顿涅茨克医学院大学生迈波罗·米科·潘捷列伊蒙（1955年生，赤道几内亚）、欧约·翁贡·霍萨（1952年生，赤道几内亚）和几名苏联公民（身份确认中）在“矿工”宾馆餐厅发生争吵，继而扭打。冲突参与者全部处于醉酒状态。打斗期间，前述第一名外国人造成介入劝阻的顿涅茨克工学院大学生С.М.谢赫马梅捷耶夫（1956年生）中等程度受伤（鼻梁骨折）。

警察出面制止了违反公共秩序的行为。两名外国人解释：斗殴原因是其中一名苏联公民对同他们在一起的莫斯科大学女翻译态度粗鲁。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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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后来不同的是，在宇宙探索的最初几年，苏联太空计划领导者对于报道他们的巨大成功十分谨慎，直到百分百相信确实取得了重要成果。可即便如此小心，也未必能够避免声誉受损。

苏美两国太空争霸不仅消耗巨大开支，更要求谨小慎微。毕竟任何疏忽——更不用说失败——都会被对手用作宣传材料。

例如，1965年党和政府指示拉沃奇金机械制造厂设计局专家团队在短时间内研制金星探索任务所需的“金星4号”探测器。该项目之所以被重点关注，首先是因为“第1特种设计局”之前研制的三颗卫星在飞行过程中出现严重故障。拉沃奇金科研生产公司历史档案对此记载如下：
“1965年11月向金星发射了最新的三枚探测器。其中一枚滞留地球轨道，‘金星2号’的任务是拍摄金星照片并环绕轨道飞行研究近行星空间，‘金星3号’应投放着陆仪器。然而在接近金星前不久，这两枚探测器就失联了，原因是机载设备过热”。

所以1967年决定发射两枚而不是一枚“金星4号”。拉沃奇金公司记载：
“1967年6月12日，拜科努尔发射场使用‘闪电-М’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金星4号’探测器。1967年6月17日5时36分38秒又用‘闪电-М’运载火箭发射第二枚‘В-67’探测器，其设计、机载系统和科学仪器与6月12日发射的‘金星4号’基本相同。运载火箭前三级工作正常，顺利将头部提升至预定地球轨道。但由于第四级助推器故障，探测器未进入行星际空间，于是被命名为‘宇宙-167’停留在地球轨道上”。

1967年10月18日“金星4号”抵达目标，下降舱分离进入行星大气层，将收集到的数据传回地球，通信时间长达93分钟。然而苏联领导人并未急于向全世界宣布好消息。根据计算，下降舱应该已经着陆在金星表面，这算是巨大的成功，但当时没人知道实际情况。

同日，路透社记者写道：
“苏联科学家对其‘金星4号’探测器的命运保持沉默，虽然英国卓瑞尔河岸天文台已经报告他们在探测器着陆后收到了来自金星表面的信号”。

莫斯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并未提及探测器情况，报纸也没有这方面消息。前一天苏联科学院院长姆斯季斯拉夫·克尔德什曾向记者们宣布了探测器着陆金星表面的预计时间：格林尼治时间04:30。

美国人同样困惑，不懂苏联人为何不大肆宣扬任务成功。毕竟正如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所称：“来自英国的报道表明，探测器很可能在这颗星球上实现了世界首次软着陆”。

事实上苏联的广播、电视新闻简报和报纸特刊都在紧锣密鼓准备着，因为探测器首次着陆金星被认为是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最好的献礼。但很快路透社又播发一条爆炸性消息：
“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今天从莫斯科致电卓瑞尔河岸天文台主任伯纳德·洛维尔爵士，询问‘金星4号’发生了什么事”。

美联社报道同样耸人听闻：
“卓瑞尔河岸天文台主任伯纳德·洛维尔今天接到《真理报》编辑部来电，电话那头的人想知道苏联‘金星4号’探测器情况如何。洛维尔说：‘我把情况原原本本告知对方，并表示祝贺。他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在卓瑞尔河岸天文台报告有迹象表明探测器在金星表面部署科学仪器后两小时，共产党机关报就打来了这通电话”。

当时分管国防工业的苏共中央书记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要求《真理报》编辑部查找并惩罚将苏联科学技术胜利变为宣传失败的责任人。《真理报》国际信息处职员古尔诺夫在解释性报告中称：“我奉命电话采访卓瑞尔河岸天文台主任B·洛维尔的前一天，本报刊登了B·洛维尔应苏联科学院请求参与接收‘金星4号’回传信号的报道。因此，本次采访的正当性无可怀疑。电话拨通后，我先做自我介绍，并为这么早打电话致歉。B·洛维尔大度表示他和同事们整夜没睡，探讨了‘金星4号’飞行的重大意义。他接着问莫斯科关于着陆的最新正式报道是怎样，我回答我们正随时等待一份官方声明”。

古尔诺夫接着引用外国通讯社报道，称：“几分钟后我接听路透社莫斯科分社代表的电话，我对各通讯社报道把我没说过的话硬安到我头上表示莫名其妙。路透社迅速电传转发了我的声明……路透社的迅速更正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此事件中歪曲事实的人不是记者，而是B·洛维尔，他过去曾使用非正统手段证明自己接收和解译苏联太空实验数据方面的优先权”。

随后苏联继续进军太空，致电洛维尔教授产生的负面影响被消除了。1967年10月30日代号“宇宙-186”、“宇宙-188”的两艘“联盟号”飞船完成世界首次自动对接和分离，苏共中央向参与任务准备和实施的全体人员发去贺电。

不过档案材料显示，从那时起中央采取了更加严格措施，确保太空探索成功的报道必须经过最细致审查才公布，避免损害国家声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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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不久前人民决定赶超美国”

苏联的UFO研究机构

（译注：电文是波兰文，据俄文译本翻译）

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1637/III
19.08.1991
18.2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注：克日什托夫·扬·斯库比雪夫斯基，波兰政治家、国务活动家，1989-1993任波兰外交部长）‘

1.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实行紧急状态的现有事实表明，我们面对的是由军工联合体的保守势力发动的一次军事政变（叛乱）。迄今为止委员会发布的所有声明和公告都强调了保持苏联统一的思想（……）

这些文件的意图特征是民粹主义（例如降低儿童用品价格、在两周内提高工资、为有需求的人分配半公顷土地、提供社会援助、解决住房问题）。

2.军事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军队延迟部署，这表明只有最高领导层知晓这些计划。各军队单位的行动并不协调。根据我们自己的观察，有两次坦克纵队穿过人群返回。街上有军队、OMON，没有警察。士兵们坐在汽车和公交车内。

3.戈尔巴乔夫的命运仍无任何消息。

4.叶利钦公开支持戈尔巴乔夫，反对委员会。他警告说他打算签署法令取消委员会活动。他号召人民举行总罢工，呼吁军队不服从 ГКЧП（译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缩写）的命令。俄罗斯政府举行紧急会议通过了立即举行总罢工的号召，并决定由政府成员到地方上组织总罢工。

5.社会情绪表现出极度的不安和忧虑。有人担心可能爆发内战。民众对戈尔巴乔夫的命运丝毫不感兴趣。几千名示威者聚集在马涅日广场要求将ГКЧП成员绳之以法。还有人在俄罗斯政府大楼附近自发修筑路障。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临时代办 涅鲁别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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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1661/III
20.08.1991
01.0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1.我们尝试初步评估苏联发生的事件，结论是：保守势力发动的政变不仅是一次宫廷政变（赶戈尔巴乔夫下台），更重要的是，目的在于遏制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愿望，并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新联盟条约的签署。戈尔巴乔夫犯了一个错误，他忽视了最近党政机关和军工联合体反攻的信号。叶利钦关于非政治化的法令是事件引爆点。不排除在不久的将来，叶利钦的支持者与所谓委员会的后台势力之间可能会爆发公开的实力较量。

目前暂不清楚大型工业中心（采矿企业）员工的反应，以及叶利钦号召的总罢工的规模和首都以外各州的反应。我们收到许多信号，表明知识分子普遍排斥苏联的新领导层。在莫斯科实施“逢场作戏式”戒严可能导致军队内部深刻分裂。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的立场尚不明确。在8月19日阿富汗人和印尼人组织的招待会上，一些苏军将领毫不掩饰他们对戈尔巴乔夫被推翻的满意之情。关于这一切都是戈尔巴乔夫自导自演的传言，我们认为似乎并不那么离谱。明天苏联社会将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那才是决定性时刻。另一方面，社会已经对“改革”及其结果深感厌倦，因此委员会可能带来的某些秩序和纪律要素或许能得到所谓沉默的大多数的认可，尤其老年人群体。

2.我们还不知道官方对Л.瓦文萨总统立场的反应。外交部没有像以前那样向外国使团团长发出邀请。

3.我们认为，波兰媒体最好在近段时间表现得更加克制。记者招待会上亚纳耶夫对苏军撤出波兰的问题保持沉默，值得关注。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临时代办 涅鲁别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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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1702/III
20.08.1991
23.5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莫斯科的紧张局势迅速升温。叶利钦的态度更加坚定（有传言称他已接管俄罗斯武装部队领导权并下令组建国民近卫军）。虽然我们未确认这一消息，但收到可靠信号显示一些部队（包括来自萨哈林岛的部队）已经效忠叶利钦一方。亚纳耶夫领导的委员会内部出现了更多不确定性（帕夫洛夫生病，有关亚佐夫辞职的传言越来越多）。在沉默一整天后，委员会公布了一系列严厉命令，包括在莫斯科实施宵禁。

亚纳耶夫的委员会因事态发展出乎意料未能掌控局面，并面临越来越大阻力。人们对其领导能力产生怀疑，最终可能会由更果断的领导人接手主导权。

独立电台“莫斯科回声”报道：据说纳扎尔巴耶夫和克拉夫丘克拒绝支持ГКЧП。

我们的波罗的海对话者也预计接下来几个小时局势将发生重大转折。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不排除今晚就会发生重大转折。我们认为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武力解决或谈判妥协。由于信息噪音巨大，我们将继续仅基于经过验证的来源提供信息。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注：斯坦尼斯拉夫·乔塞克，波兰外交官，1989-1996年任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和俄联邦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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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1703/III
21.08.1991
01.3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我们通过电话证实了关于可能进攻俄罗斯议会大楼的猜测。对路障和包围大楼人群的袭击正在继续。也就是说已经决定采取我在上一份电报中提到的武力手段。从装甲运兵车前逃跑的人报告说已出现致命伤亡。

我们将在晚些时候确认这些信息。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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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1725/III
21.08.1991
11.0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1.袭击俄罗斯议会大楼不幸导致人员伤亡。此次袭击是情绪积累、军事力量集中，还可能包括领导层犹豫不决的结果。

2.我们尚未看到局势明显转变的迹象。出现了一些表明亚纳耶夫的委员会支持率下降的信号（有军队转向支持叶利钦的情况，虽不是大规模的。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摩尔多瓦重申遵守宪法）。关于亚佐夫被免职的传言越来越多。

3.一小时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将举行会议，这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本质。我们将出席该会议。

将随时为您提供最新消息。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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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1765/III
21.08.1991
17.0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期间直播被封锁，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等人发表讲话。他们评估了政变的前提和原因，介绍了他们采取的措施，并要求审判参加政变者。叶利钦坚决不相信卢基扬诺夫的诚意，观察家认为后者采取了观望态度。叶利钦着重强调布什、密特朗、梅杰、撒切尔、哈维尔和热列夫在电话交谈中给予他的支持的重要性。会议决定委派西拉耶夫和鲁茨科伊与克留奇科夫一同前往克里米亚去见隔离状态中的戈尔巴乔夫。
（译注：热柳·热列夫，1990-1997年保加利亚总统）

从巴尔与涅鲁布茨（包括与卡卢金、武装部队和民主俄罗斯的代表）的幕后谈话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仍不能排除事件武力发展的危险。克留奇科夫和克格勃特种部队随时准备采取任何行动，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军内日益加剧的分裂和领导层的犹豫立场将对事件进一步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观察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和议会大楼前人们的行为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对叶利钦的支持没有减弱，但他还未获得大型劳动集体的支持（无人响应他的总罢工号召）。局势瞬息万变，我们几乎没时间编写急电。

将使用电话随时通报情况。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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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0811/III
22.08.91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外国驻苏联大使交换关于未遂政变的评估观点）

1.关于当前社会政治体制的变化，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央任命干部的威望和影响已被直接破坏。新奥加廖沃会议关于国家分权管理的决定是引爆点。另一个促使阴谋家发动政变的因素是对市场经济的普遍恐惧，因为市场经济限制了官僚机器的运作基础。

2.政变的直接实施者是克格勃和军队领导层，并得到党和政府中央官僚机构的支持。卢基扬诺夫被广泛认为是反宪法阴谋的核心人物，对解除戈尔巴乔夫的权力负有个人责任。最初方案是让苏联总统亲自批准实行紧急状态，但这一方案失败了。因此，除其他原因外，政变企图从一开始就是即兴仓促、前后矛盾的。在政变过程中，政变分子内部缺乏团结的问题（如帕夫洛夫“生病”）变得显而易见。各加盟共和国先是小心翼翼，之后更加坚决地开始与亚纳耶夫委员会的活动保持距离。莫斯科比其他地方更积极地呼吁社会抵制阴谋家，动员起知识分子、青年人和一些工人。叶利钦号召举行总罢工，但未得到群众响应。

3.一党执政的国家体制已经成为过去。安全部门和党的机关无所不能的神话已经破灭。然而这些机构并未消失，将继续给病弱的经济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政变失败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动态变革以及国家机关的更替提供了可能性。联盟国家模式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叶利钦的威望和俄罗斯的作用大大增强。然而，这也可能成为其他共和国担忧俄罗斯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因素。

目前戈尔巴乔夫面临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无实权的君主。他事实上已沦为叶利钦和俄罗斯的人质。如果他成功获得其他共和国的支持，将管理一个结构比新奥加廖沃会议设想的更松散的国家。

4.在国际政治方面，可以预期将转向谢瓦尔德纳泽所倡导的“新思维”。中东欧国家也有更多机会与苏联建立伙伴关系和互利关系。

然而，苏联对中东欧国家在不保证苏联利益和安全的前提下融入西欧国家政治结构的努力仍持不信任态度。可以预见的是，西方对苏联民主化的兴趣增加，这可能会减少波兰与苏联建立经济关系的机会。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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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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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电报0-0848/III
23.08.1991
12.0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六国大使对苏联局势的评估。

1.我们在昨日№298号急电中传达的评估已被证实。

2.意大利大使通报了十二个国家的大使与戈尔巴乔夫会晤的情况。这次会晤是简短的、象征性的，实际只说了几句客气话而已。戈尔巴乔夫感谢“12国”的坚定立场。

3.大家共同的看法是，改革路线取得胜利的事态发展不仅没有解决苏联的全部老问题，反而加剧了这些问题，尤其是国家结构问题（联盟制，以及从核军备的实际角度来看，联盟结构的不可能性），这需要时间和全社会团结一致。

4.“七国集团”和欧共体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表示愿意在伦敦给予苏联的经济改革进程比以前预期的更有力的支持。我们也得知了“12国”对于波兰共和国、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不久的将来加入欧盟的立场。

5.欧共体，可能还有美国，对于哪一种形式的苏联——整体式国家结构或独立国家联盟，其中俄罗斯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对世界更有利的问题尚无肯定答案。与会者向各自政府传达了他们对第二种形式前景的担忧。

6.至于物质能力无法满足激增的消费需求的问题，最可能的结果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进一步升级，以致苏联有“巴尔干化”的危险。

7.与会者达成结论：最现实的方案是解决波罗的海国家独立问题，并同日本签订库里尔群岛（译注：千岛群岛）归属的协议。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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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电报0-0863/III
23.08.1991
19.40

波兰外交部副部长Е.马卡尔奇克：
（注：叶芝·马卡尔奇克，波兰律师、政治家，1989-1992年波兰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政治危机的后续阶段仍在继续。叶利钦和俄罗斯当局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力图在苏联新的力量分配中最大限度提高己方地位。所有迹象都表明叶利钦并不怀疑联盟统一的必要性，且希望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他要求由俄罗斯人担任一系列职务，包括苏联总理。内务部长、克格勃主席等职务已经由叶利钦身边的人员接管。不能排除俄罗斯的上述愿望会遭到其他共和国抵制。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可以扮演仲裁者和调停者角色。目前新一轮“9+1”谈判正在进行，这些问题将会得到明确。普遍看法认为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返回后直到现在都未能掌握主动权。他的两次公开讲话所引起的反响证实了这一点。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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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电报0-0866/III
24.08.1991
21.0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苏联旧的国家模式正在土崩瓦解。首先，苏联共产党正在解体，不可避免地退出政治舞台。在苏联共产党和克格勃机关遭受抨击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军队将如何行事。预计克格勃将进行大规模重组。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派表现软弱无力，它们在这些事件中未构成独立的因素。清算过程正在开始，可能会非常深入。在此背景下，干部人事变动和预期中的民主阵营争论可能会延缓在经济改革领域采取激进决策。目前的事态发展证实，叶利钦成功招揽了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有效人才。俄罗斯领导层公开寻求掌握中央大权，并且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表明他们不愿与其他共和国分享权力。

可以预计，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26日）叶利钦的支持者们将要求解除卢基扬诺夫的职务，并加快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选举日期。

当前形势下最主要的问题是苏联未来的结构。最近几天的事件增加了波罗的海共和国迅速退出苏联的可能性。关于“9+1”谈判的进展目前笼罩着神秘面纱。

有传言称，估计戈尔巴乔夫将辞去党内职务，并任命彼得罗夫斯基（现任外交部副部长）接替别斯梅尔特内赫（译注：政变期间此人采取消极抵制态度，担任苏联外交部长直到8月28日，事实上的继任者是鲍里斯·潘金）。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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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0888/III
25.08.91
12.0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莫斯科有传言说预计戈尔巴乔夫明天辞职、总统选举日期提前，选举之前叶利钦代行总统职权，他将通过一个由各共和国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来管理苏联。我们未从可靠渠道证实这一消息。然而，一切都表明戈尔巴乔夫没有机会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有效行使权力。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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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0891/III
25.08.1991
20.33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与地区间小组秘书穆拉绍夫的谈话内容。

1.明天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将异常艰难，因为改革派仅占其中少数。叶利钦和他的团队担心保守派试图发动宪法政变。他们在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前也有同样的担忧。明天的会议上将有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代表和各共和国民主派成员出席，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施压。叶利钦在会议上将坚持宣布人民代表选举，以防止他们以现有的构成进入大会。

2.民主力量的胜利尚未最终到来。许多地方的党委不服从叶利钦命令。亚洲各共和国的情况尚不明朗。叶利钦将力争彻底摧毁党和克格勃的组织机构，因为迄今为止它们仅仅陷入瘫痪和震惊而已。他可能会尝试进行动员和反击。

3.各共和国将利用这种局势宣布主权。苏联将不再以其现有形式存在。然而将保留各独立国家的整体结构，例如统一领导的军队和经济空间。我的对话者无法明确说明可以期待什么，他说不指望存在共同边界，但同时也断言（这些共和国）将采取不同的货币体系。他认为需要寻找类似于欧共体和北约那种结构来解决问题。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戈尔巴乔夫，因为他不会参加与各共和国签署新的联盟条约。

4.戈尔巴乔夫不会在全民大选中获胜，而是由各共和国授予他权力、各共和国的议会任命他做总统。他将领导武装力量，并在世界舞台上代表焕然一新的苏联。至少有九个共和国可能加入这样的苏联。

5.最有可能形成两大政治派系——民主俄罗斯运动（自由派）和民主改革运动（社会民主党）。喜悦之后将进入困难时期，社会需要一个现代化的且有效的政治结构。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延伸阅读：

十个词助您了解“八月政变”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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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道菜很适合作一顿丰盛早餐。最好直接在沙拉碗上方切柚子，尽量保留果汁。如果您不喜欢咸的熏鱼，可以改用淡盐鱼肉。

所需食材：
熏三文鱼：150克
葡萄柚：1个
黄瓜：1个
生菜：70克
小红辣椒：1个
细葱：2棵
橄榄油：1大勺
黑胡椒粉：酌量
盐：酌量

凉拌腌汁所需：
生姜：1小块
芥末籽：2小勺
米醋：1大勺
八角：1颗
盐：酌量

步骤：

生姜去皮，擦成细末，取姜末一小勺混合芥末籽、八角、盐、米醋，再加一勺水，搅匀。

黄瓜切薄片（或用刮皮器），留下带籽的瓜瓤不用。

葱细切，辣椒去籽细切。

葱、辣椒和黄瓜片浇上姜醋汁拌匀。

用一个沙拉碗装生菜叶，淋橄榄油，葡萄柚去皮切入，撒盐、胡椒粉。

三文鱼尽量切薄。

所有食材混合拌匀，鱼肉放在顶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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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尼斯拉夫·列卡列夫

时至今日，原“卢比扬卡分子”参加纪念活动，总要回顾萨哈罗夫院士对克格勃的评价：“……由于其人员万里挑一，克格勃差不多是苏联唯一不受贪腐影响的力量”。惯性使然，院士认为克格勃部门“清正廉洁”的观点长期存在，而实际有机会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即使这种精英机关也不会不生蠹虫。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谈谈苏联国家安全部门有没有贪腐现象。

反腐斗争的起点

苏联劳动和国防委员会1919年2月的一项决议授权契卡“将犯有受贿、伪造和贪污的官员处以极刑或送交军事法庭”。不久，由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伊万·克谢诺丰托夫主持的一个法庭就判处了44名受贿免人兵役者不同刑期监禁。那些年全俄肃反委员会经济局负责惩治机关和企业中的职务犯罪。

1920年代打击反革命分子的斗争遏制了犯罪蔓延，但全俄肃反委员会也侦办过布尔什维克分子贪腐案件。苏联驻波兰全权代办彼得·拉扎列维奇·沃伊科夫滥权腐败，利用自己“弑君者”的恐怖光环制造丑闻、收受贿赂，搞坏了苏波外交关系。大使馆一笔款项失踪，中央监察委员会派员到华沙调查沃伊科夫嫌疑，却迟了一步——“弑君者”在华沙火车站被20岁“小白匪”鲍里斯·科维达开枪打伤，不治身亡。这是不是“契卡”派刺客抢先动手杀人灭口呀？（译注：彼得·沃伊科夫曾投票赞成处决尼古拉二世皇帝全家。科维达被波兰法院判处终身苦役，服刑十年遇大赦获释）

沃伊科夫既死，莫斯科当局非但不深入调查他生前劣迹，反而在监狱内处决了20名旧俄罗斯帝国贵族成员。沃伊科夫的骨灰隆重葬入克里姆林宫墙，一个地铁站以他的姓氏命名（译注：莫斯科地铁“沃伊科夫站”）。此事告终，反腐斗争却未停步，1939年国家机关开除了7372人，其中66.5%参与职务犯罪。

克格勃初期

1954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伊万·谢罗夫将军出任首任主席，采取新的用人策略，撤换贝利亚旧部，安插自己“亲信”和“侍从”。这样一来，贪腐自然难免。他们建立了干部后备队，挑选最合适者提拔到高位。于是心术不正之辈削尖脑袋往上钻，克格勃领导层出现“宗派集团”。1958年底亚历山大·谢列平执掌克格勃，这些共青团头子被安排到各个部门，大部分表现不称职，不得不把他们平调至没那么显眼的“外围”。

曾有一段时间通过党组织聘用人员，但最终决定权在克格勃，借助“黑材料”和娴熟诋毁手段，“外人”一律被排除在候选名单外。“自己人”尽管能力较差，可自吹自擂的水平高啊。克格勃的“说客”、职员亲属和情报员遍布政府各机关，这使得克格勃不仅清楚掌握政府机关的工作进程，还能积极影响这些机关朝着希望的方向发展。

安德罗波夫时期

1967年安德罗波夫就任克格勃主席，苏联的腐败实际已经公开化，大大小小的贪污司空见惯。政府官员们为增加自身收入，建立了一套特权和福利的分级掠夺体系。涨薪、“年资”补贴、奖金、休假双倍津贴及往返休假地旅费、住房补贴、别墅、食堂、门诊部和内部医院造成官员额外收入无从确定数字，而且大家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互相勾连庇护。这种现象名唤“特殊油水”，模糊了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逐渐成为将整个国家拖入腐败深渊的因素。

大环境污浊，克格勃岂能不染，它们也有自己的“特殊油水”。从大小特务及其头子的角度来看，最能“捞油水”的还不是直接参与打击外国间谍的反情报部门，那些能在诸如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等机构说上话的岗位才是肥差（促成大人物子女入读好学校，酬谢丰厚）。监督卫生部的官员安排“急重病号”住院和使用贵重药品几乎不受限制，对口苏联民航和交通部的官员从不缺机票、火车票。想让体委送几张国际大赛贵宾席入场券吗？说句话就行啦！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向疗养院等开具介绍信，国营商店设立小仓库接收节前供应的稀缺消费品。

从事商业贸易工作的人惯于“柜台下勾当”，所以有动机去收买有权阻止他们这样做的人。当年约二十几名拿高薪的驻外国克格勃特务被金钱诱惑叛逃投敌，那么那些身在国内、待遇差得远的一般同事，面对送上门的贿赂，又如何保证不动摇呢？这完全取决于克格勃特务能否与服务对象的管理层搭上关系，擅长不擅长使用意义深远且断然坚决的“应该”。

1960年代初，这类丑恶现象重灾区是克格勃第2总局第10处（译注：监视苏联境内外交使团）。后来该部门无法继续胜任“供应”职能，解散并移交给克格勃第7局。同时，人人都假装这些部门不是腐败的温床，而是为履行保卫国家安全任务创造便利条件的机构。

真刀真枪反过腐吗？当然没有，倒不如说顺水推舟利用之。上级不会屈尊纡贵亲口索贿，因为某些特务只要你吩咐，他就能帮你搞来，然后俩人等价交换、各取所需。如前所述，既得利益把官员们绑在一条绳上，令他们仇视市场改革。所以任何废除现行制度的尝试必然遭遇激烈反对，正如后来发生的。

尤里·安德罗波夫就任总书记，决心首先恢复法制，然而这一桩大事却扭曲成了运动式赶任务。“扳道工们”巧妙移动铁轨，“装甲列车”渐渐偏离打击蠹虫和贪官污吏的主要方向。他们开始在工作时间突击搜查商店、电影院、理发馆甚至澡堂，显然认为这是迫使中央高层妥协的好方法。

安德罗波夫死后，由于公职人员工资低、发薪不规范、给付额外福利的法律规定不明确，加之国家机关及其职员事实上参与私营企业活动，助长了腐败现象“蓬勃发展”。犯罪团伙开始勾结当局，继续试图将某些执法机构收入自己麾下。

1986年4月莫斯科的一次宣传员大会上，鲍里斯·叶利钦直言不讳公开描述党管干部们的奢华生活。他的揭露明确而尖锐，把全部责任归咎于前任领导人，承诺将迅速解决一切问题。

这次发言之后，著名反腐斗士泰尔曼·戈德扬、尼古拉·伊万诺夫将矛头对准克格勃。在苏共中央委员无休止的腐败争论中，某些国安部门领导事实上站在了街垒另一边。戈德扬成功动摇了国民心中“正直穷人被匪劫掠，反黑战士神兵天降”的童话观念，但有识之士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克格勃的一些人怒气冲冲，地方克格勃分局的个别积极分子企图举报“长期不换人的分局领导十几年持续执行本地党委私下指示”的丑恶嘴脸，要求拨乱反正。于是克格勃机关开会研究，做出模糊决定：整顿某些问题、消除某些问题、改进某些问题。结果，签名举报者被指控滥用职权和受贿，最顽固者锒铛入狱，鸣冤叫屈、声称被报复根本无人理睬，只好随波逐流。

然而个人贪腐比起克格勃渗透利润丰厚的商业领域、攫取控制资金流的工具和促成寡头政治诞生，显然属于小儿科了。国安部门最先察觉共产主义体制即将崩溃，克格勃特务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发出预警信号。出现了关于克格勃正在放松遏制犯罪集团的不详报道。国安机构的一些成员着手建立合营企业，按照地下社会的不成文规矩运作。这种形势影响到了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他们起初认为俄罗斯公司广泛的全球经营——尤其通过工商协会这条线——将掩护克格勃的海外业务。但不久之后，对外情报活动开始被用于中饱私囊。

当国内出现一批拥有来源不明巨额财产的新财主之后，克格勃官员也希望效仿人家的生活水平。这需要调动权力资源、专业技能和企业内部联系，对于“国安官商”而言，搞一笔钱自己管理并不困难。

克格勃的非法金融业务

1980年代末克格勃试图暗中控制正在形成的经济结构，向每个大型商业组织派出其官员。企业家说他们跟克格勃打交道的方式几乎都一样，路数很简单：首先敲诈勒索制造压力，接着克格勃伸出援手，帮企业建立安全部门——由从前的克格勃监护人发挥主导作用。然后，克格勃官员作为新合伙人跻身公司管理层，企业的独立性就此终结。起初这些商业组织往往会遭遇某种财务困难，但他们同意被“招安”之后，突然获得梦幻般的优待和许可证，允许经营铝、锌、铜、番茄酱之类。企业以签字交出控制权为代价，迅速在市场上高歌猛进。

党推动了经济改革进程。1987年1月苏共中央取消外贸限制，允许企业和其他法人向外国出口短缺商品，如食品、原料、电力、黄金、化学品之类。1987年9月、10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允许下达行政指令“强制性”出口短缺商品。1988年责成克格勃建立资本主义结构、商业结构、混合所有制企业。总之，到了1990年中期，仅苏联工商会(ТПП)就参与创建了约500家合营企业。

所以克格勃的金融活动经验十分丰富。1991年8月发生二十世纪最严重刑事犯罪之一，苏共中央资金不翼而飞。后来及时找回，当然，克格勃出了力了。激进的民主派要求公布陷入腐败泥潭的党员干部姓名，但为时已晚。一众官员相继“自杀”：1991年8月26日苏共中央事务局(Управление делами)主任尼古拉·克鲁奇纳坠楼身亡，10月6日其前任格奥尔基·巴甫洛夫坠楼身亡，十一天后苏共中央国际部美国处处长德米特里·利索沃利克坠楼身亡。曾有人讲：苏共中央国际部和苏共中央事务局是苏联历史上最具实权的部门，大到几十亿美元合同，小到弄死一个人，他们都说了算。八月份到十月份，苏联共发生1746起原党员干部非正常死亡案件，合营企业死的人差不多也这个数。

一番调查，在苏共中央档案室发现一张秘密收据：“……本人苏共党员，承诺保管托付予我的党的资金直到……”，同时发现约600个国内银行账户及约500个国外银行账户。1992年叶戈尔·盖达尔跟美国私人侦探社“科罗拉”签订轰动一时的合同，委托其搜集俄罗斯人在境外的货币资产和存款信息。三个月后美国侦探交给盖达尔一份报告，此报告随即消失，据说其中列出约三十位著名政治家的账户。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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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Д.特维尔久科娃（历史学博士，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副教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公民拥有私人汽车是相当奢侈的事情。1920年代苏联尚未批量化进口汽车和零配件，因此国内汽车数量少且品牌繁多，据现代研究者估计，1925年苏联境内24218辆汽车仅5792辆是乘用车，大多数品牌只有1-10辆，惟福特牌销售了330辆以上。至1930年代初，公民个人拥有的汽车只占15.5%。由于同福特公司合作，苏联获得了发展本国大规模汽车制造业所需的计划、专利和图纸，但1930年代苏联的轻、重工业主要面向国防需求（相应地，注重生产生产资料），这就决定了战前主要制造的是跑运输的货车而非乘用车。小汽车成为个人财产的途径十分有限——比如奖励辛勤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当年的私家车所代表的与其说是财富，不如说是“神秘而强大的力量，上级利益分配的气息”。

此外还有机会经由“发展汽车运输事业及改善公路促进协会”或“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赢得一辆私家车。前者旨在促进国内汽车工业、改善运输和道路，不仅组织专业驾驶员，还号召汽车爱好者参加各种活动，包括驾驶技术培训、传播关于汽车及汽修的知识及开展宣传（如反对道路破败）等。1935年党的监察委员会的一次检查发现苏联公路处于“极度失修”状态，多数路面是沥青、沙土和碎石混合物，被称作“黑马路”，于是发行彩票为公路建设和养护筹集资金。1930年代买彩票几乎是普通公民正式获得车主身份的唯一机会。1935年 “汽发促进会”注销解散，“国航化促进会”成了通过彩票系统销售汽车的主角。据著名剧作家尤里·格尔曼儿子米哈伊尔·格尔曼回忆：他爸爸既具备财务自由条件，又有大作家的名气，被迫买了一张“汽发促进会”的彩票，开回家“嘎斯”车一辆，因为这款车不准自由交易。显然，买彩票的钱大大高于票面售价，尽管米哈伊尔·格尔曼并未提及此项细节。但他确实记得1936年的那场运动——开“嘎斯”的车主们不断被要求用М-1型轿车（“М牌”）替换他们的车（需支付差价），理由是旧车影响大城市街道美观。这些旧车经过小修将被送往各州中小城市和集体农庄。正如美国研究员刘易斯·西格尔鲍姆所言，“以旧换新”过程中约400余名私家车主声称有权获得М-1，而且被列入了更换名单，但他们这样做的权利非常“可疑”。其中包括几名前“汽发促进会”积极分子、已解散的“公路、土路和汽车运输中央管理局”官员，以及“汽车拖拉机工业管理总局”代表，尤其是该总局车库主任亚库宁，此人仅在1936年就私下出售了价值2.8万卢布的10辆卡车、8辆轿车和零配件。

到了1940年，全国仅产出5500辆“小轿车”，属于个人的（以莫斯科为例）不超过500辆。战争爆发后为填补国防需求，私家车几乎都被政府征用。世界大战结束，1940年代后期全球汽车工业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从那时起汽车工业的大多数技术发展都以提高驾驶体验为导向。缴获的战利品汽车受到苏联普通民众广泛推崇，例如作家叶夫根尼·施瓦茨就谈过令他惊讶的各个品牌：“从低矮得仿佛乘客坐浴缸的‘ДРВ’，到‘欧宝-海军上将’、‘霍希’或‘奔驰’。美国车也出现了，‘别克’漂亮得前所未见……”

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谢尔盖·克鲁格洛夫的报告，随着战争结束，官员和平民向ГАИ（国家汽车检查局）申请登记他们无法证明获取来源的汽车和摩托车的案件数量有所增加。这主要涉及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在这些地区，侵占战利品机动车的案件特别多。谢尔盖·克鲁格洛夫指出，国家拒绝登记并不能解决滥权舞弊问题，因为这种情况下汽车或摩托车仍然属于不被法律承认的所有者，他可以随意储存、使用、交换和出售。因此，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有必要赋予ГАИ通过行政程序扣押此类机动车的权力。政府讨论了这一建议，1945年4月2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授权ГАИ扣押车主无法证明其来源合法的汽车和摩托车。

然而侵占战利品机动车的现象仍在持续，而且往往是掌权者自己所为。例如1947年2月某匿名人向党的监察委员会举报称：乌克兰第1方面军汽车服务站第三处的Ю.М.明金大尉以361卢布的价钱买了一辆“欧宝”，花450卢布修好，在ГАИ登记注册为自己的车。一个月后他又注册了一辆“奔驰”，尽管没有任何购买或所有权文件。ГАИ检查员马克西莫夫允许非法登记，以换取乌克兰第1方面军汽车服务站维修他本人的M-1型轿车，并允许他借用“奔驰”。

战后苏联从德国汽车制造商那里获得设备和技术，开始大规模生产乘用车。由于国产车日益增多，并且发展了合法的国内市场，侵占战利品的问题终于得以遏制。

根据1947年5月16日苏联部长会议之决议，允许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市面向个人销售“莫斯科人牌”轿车，同时建议给予科学和艺术工作者、先进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优先购买权。又据1947年9月2日和1948年2月12日的后续决议，政府建议“汽车拖拉机和农机管理总局”增设8 家汽车专营店。该总局负责人乌马涅茨呈送苏联商业部副部长С.А.特里福诺夫的报告称：汽车专营店的最小商品种类包括“莫斯科人牌”轿车、摩托车、自行车及其零配件，还计划销售工具、玻璃加热器、抛光膏、擦拭麂皮等用品，今后将筹办维修车间，对非因消费者过失出现故障的汽车和零件提供保修和换件服务。

1946年6月高尔基汽车厂造出ГАЗ М-20“胜利”，售价高达1.6万卢布，绝大多数苏联人买不起——1945年全国工人和职员平均月工资442 卢布、1955年711卢布。所以好车的实际买家往往是黑市商人。例如1952年侦办的“采购员案”和“巨头案”，塔什干、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两市逮捕23人，包括塔什干商业仓库副主管布罗德斯基和采购代表阿法纳西耶夫，收缴赃款727189卢布及价值115200卢布的债券，两辆“胜利”、两辆“莫斯科人”，上述合计总价值三百余万卢布。

当然高级干部也有购买“胜利”的经济实力，尤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他们的正式工资（根据1947.12.9政治局决议）为一万卢布，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联共（布）中央书记正式工资八千卢布。但高级干部有权使用公务车，例如1947年的苏联司法部长尼古拉·雷奇科夫日常乘坐5辆公车和自己的一辆私车，都停放在司法部车库维护保养。

对于普通公民，攒钱买辆“莫斯科人”更现实，1940年代末售价“仅”9000卢布。按照刘易斯·西格尔鲍姆的说法，即使1960年代中期苏联国产乘用车品牌增多，“莫斯科人”依然是千百万群众的首选座驾——如果说“扎波罗热人”太小，“伏尔加”太大，那么“莫斯科人-408”就好比童话“三只熊”家里米舒特卡的床，不大不小刚刚好！

1947年“汽车与拖拉机工业销售管理总局”专营店网络向客户售出1350辆“莫斯科人”，大部分是在首都，具体来说：莫斯科1070+列宁格勒259+第比利斯21。1948年第一季度：莫斯科623、列宁格勒318、第比利斯94、巴库84、埃里温80。大型工业城市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里雅宾斯克、莫洛托夫（彼尔姆市）、顿巴斯的居民没有官方购车渠道，所以政府1948年6月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讨论形成了《关于组织销售乘用汽车》的决议（1948.6.22）。从1948年9月1日开始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通过自己的专营店网络面向公众销售“莫斯科人”和“胜利”，而个人车主只有按照规定程序注册登记之后才能以现金购买零配件，为此专门成立办公室。开设专营店的首批12个城市包括首都和最大的州首府：莫斯科、列宁格勒、第比利斯、基辅、明斯克、巴库、里加、阿拉木图、塔什干、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后来又增加其他城市。

部长会议责成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确保1948年下半年向个人售出6500辆“莫斯科人”与900辆“胜利”，以及价值70万卢布的零配件。另外苏联商业部还将从市场储备中拨付价值16万卢布的4000辆“莫斯科牌”和“基辅人牌”摩托车和零配件交予该部。

1948年5月高尔基汽车厂接上级任务，要求研制一款六座乘用车，遂于1950年推出ГАЗ-12“吉姆”。1950年代中期这款车售价约4万卢布（译注：生产成本8000卢布），所以不限购，但由于价格过高，罕有问津。著名芭蕾舞演员娜塔莉亚·杜金斯卡娅和康斯坦丁·谢尔吉耶夫两口子、艺术摄影师弗拉基米尔·斯特列卡洛夫-奥博连斯基（曾拍摄冬宫博物馆收藏的罗马肖像画系列）在列宁格勒开过“吉姆”。

尽管苏联宣称人人平等，但特定品牌的汽车常常与个人身份相对应。有大作家谢尔盖·米哈尔科夫1950年代初期一首诗为证：

“……绿色ЗИЛ-110，驾驶员身旁坐着老科学家。
“海鸥”的后排，载着白发苍苍中将，
驾驶员右边是他的副官。
开白色“伏尔加”的矿工来自顿巴斯，
名声赫赫、技艺精湛。
开灰色“胜利”的小提琴家，举世闻名。
开“莫斯科人”的，是一位医生……”

ОБХСС工作人员定期核对购车者名单，查清了买家无固定职业者居多的现象，发现他们多数是各机关退休老头。阅读莫斯科的这份名单，得知1953年和1954年第一季度该市购买“吉姆”的包括：14位神职人员、10位作家、16位科学家（包括院士、教授等）、6位军人、5位演员、8位职员、1位家庭主妇、2位职业驾驶员。1954年第一季度购买“胜利”的1159位莫斯科市民包括：15名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329名军人、203名职员、138名工程师、103名家庭主妇、69名职业驾驶员、68名工人、58名教师和医务工作者、29名残疾人和退休者、22名大学生、64名科学家、9名作家、23名演员、27名画家、2名神职人员。

即便攒够钱，个人买车的另一大问题是排长队，除了翘首以盼的新车主，那些已经拿到车的幸运儿也会在同一天报名预约买第二辆，因为还要再等几年时间。想买新车，排队名单上的人必须出示前一辆的销售凭证，而且通常不允许同时拥有两辆。恰如某评论家所言：汽车专营店的队伍仿佛“切尔诺莫尔的胡子那么长”（译注：切尔诺莫尔是普希金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邪恶巫师）。例如1954年5月15日在莫斯科专营店登记求购“胜利”的名单约13000人，平均每月售出不超过625辆。列宁格勒排队买“胜利”和“莫斯科人”的约22000人，顿河畔罗斯托夫4100人、第比利斯2800人，基辅和里加各约2000人，埃里温1200人。

由于民间对乘用车和挎斗摩托车需求巨大，几乎在组织零售之初ОБХСС就开始调查统计高价转卖（实为投机倒把）汽车、摩托车及交易过程中的营私舞弊现象，重点关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里加和埃里温。例如1952年7月19日基辅市逮捕四名公民，他们转卖了自1950年以来从乌克兰本地专营店和个人手中购得的9辆汽车。这些车在公证处存留的交易合同是登记凭据，然而团伙成员每出手一辆标价1.6万卢布的“胜利”都可获得2.5万卢布。警察逮捕四人后缴获三辆全新“胜利”、16个备胎和8000卢布现金。

为了维持秩序，排队购车者自行推选委员会和负责人，比如莫斯科的“文化体育用品批发总局”商店委员会专门研究制定了《排队购买“胜利”汽车条例》，有效遏制向投机者出售排队名额的行为。条例规定每周日9-12点是出示证件报名排队时间，8-11点是资格评估时间。每名家庭成员可凭公证书和护照最多排队一次。如果你的号到了，必须及时付款，否则取消购车资格。

ОБХСС建议各地借鉴莫斯科经验。但也有一些城市（莫斯科、里加、基辅）的居民身为“排队委员会”委员，收受贿赂改变号码，助人更快购车。据莫斯科市ГАИ统计，仅本市五个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基区、鲍曼区、铁路区、列宁格勒区、五一区）就发现了115个这种家伙，例如苏联建筑材料部驾驶员Г.列翁京（多次刑事犯罪前科）购买并倒卖5辆“胜利”、2辆“莫斯科人”，当他被ОБХСС查获的时候，正在排队买下一俩“胜利”。

问题的实质在于汽车专营店少，有心买车者多，外地顾客大量涌入设专营店的城市，他们无法长时间排队等待，不得不寻找投机商买现车或靠前的名额。另一种挣钱门路是替已经报名登记但必须返回常住地的顾客排队，甚至提车票都成了投机倒把目标。1954年2月顿河畔罗斯托夫市，机器制造业产品销售总局罗斯托夫办事处主任皮罗戈夫、摩托车专营店经理东巴耶夫和州执委会驾驶员伊格纳坚科被追究刑事责任，查明皮罗戈夫从商店经理特卡琴科、东巴耶夫处收取“莫斯科人”和М-72型摩托车的提车票，再以每票1500-1850卢布售出，伊格纳坚科充当交易介绍人，售货员们受贿免人排队。

警方打击营私舞弊现象的工作收效平平，因为难以揭露销售人员投机行为。接受讯问时证人通常坚称自己是以政府规定价格甚至低于规定价格购买的汽车，然而据ОБХСС估计，倒卖一辆“胜利”可得6000-18000卢布、“莫斯科人”可得3000-5000卢布。

几乎每个大城市皆有专门的二手车市场，但市场上也有新车待售。例如顾客可以在克拉斯诺达尔的旧车市场花2-2.5万卢布买辆“胜利”，或1.2-1.8万卢布买辆“莫斯科人”，且多半并非自用而是继续倒卖至偏远地区。克拉斯诺达尔居民列别金斯基1954-1960年一直从事投机倒把活动，法院能够证明其至少倒卖三辆汽车的事实，1959年10月花4万卢布买辆“伏尔加”，1960年2月准备以8万卢布售出时被捕。

苏联内务部警察总局代理局长博杜诺夫1954年5月20日的报告指出有必要增加汽车专营店数量，实行报名订车阶段就支付全款的预售制度（该制度未完全落实，但后来的购车者必须预缴四分之一车款）。他还建议制定汽车销售规范：一位公民两年内只许购买一辆某个品牌的汽车，以及到ГАИ登记上牌的前提是车主在专营店开具的发票上签字。

但实际情况是，战后年月汽车、黄金和毛皮制品越来越多地进入投机市场。所以法律学家建议修改《РСФСР刑法典》第107条，因为该条只规定了倒卖民生消费品的法律责任，倒卖其他商品者反而无罪。1957年9月12日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法令扩大了投机倒把概念的范围，囊括日用消费品、农产品、现金、提货券和支票、演出和各类娱乐活动门票、书籍、债券和其他贵重物品，即法律正式确定了倒卖机动车属于投机倒把犯罪。1961年3月23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打击倒卖载人汽车的补充措施》的特别决议，1962年10月23日又通过《关于打击倒卖重型挎斗摩托车的补充措施》，这两份文件规定属于个人的小轿车和摩托车只能寄存国营商店代售，否则ГАИ拒绝予以登记。

各大城市奉命设立代售商店，销售个人车主送来的旧车，这反过来扩大了二手车交易量。价格由店方同车主协商确定（不得高于委托时的政府定价），虽然明面手续费7%，但代售店员工往往私下向潜在买主索取更多佣金，买主也乐意多掏点钱要一辆状况良好且免排队的车。

同早些年一样，苏联公民依旧能够买彩票中车，比如1961年的一则报纸广告呼吁人们积极买彩票，花30戈比有望开回家一辆“莫斯科人”！稍次的奖品也有钢琴、冰箱、地毯等。

1950年代中期苏联出境旅游蓬勃发展，仅1956年就有56.1万苏联公民出国休假。欧洲城市街头闪闪发光的汽车展厅橱窗吸引他们驻足关注：“店内弥漫着香水气味，带真皮内饰的亮漆面豪华敞篷车在展台上缓缓旋转，制服笔挺整洁的销售员无论表情或姿态都传达出对于富裕顾客的礼貌喜悦期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提车点给人留下的印象：“木屋，大叔，黑压压躁动人群和脚下泥泞”。

话虽如此，1950年代仍然是城市居民形成新消费观念的里程碑（苏联汽车运动无疑是城市文化产物）。全苏服装模特之家的重要艺术理论家艾琳·安德烈耶娃撰写名为《社会主义个人生活：苏联凡人报告》的回忆录，开篇先写“私家车”，之后罗列苏联平凡人永恒的日常关切：公寓、别墅、服装，最后才是工作。活在苏联，拥有私家车几乎是实现个人财产权的最大机会（毕竟私有财产是不可能的），因为“住宅和家庭副业、家常用具和必需品、个人消费品和舒适设备品的个人所有权”早已被1936年斯大林宪法保护。个人财产（按照普遍接受的解释）不同于私有财产，因为它不能用于暴利、致富和挣钱。尼基塔·赫鲁晓夫曾公开主张把小轿车集中到租赁车库，认为乘用车“私有化”不利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并且正是在这十年间，不仅苏联乘用车产量高涨，个人购买量也显著增加。1950年苏联企业制造64554辆乘用车，出口5176（8%），分配给各部门和组织36378（56%），剩余23000（36%）卖给个人。1956年后一个数字变成64000，占总产量的59%。1965年12月，刚上任不久的苏联汽车工业部长亚历山大·塔拉索夫报告苏联每238人拥有一辆乘用车，美国是2.7人。虽然保有量赶不上老美，但停放楼院的汽车仍会成为邻里纠纷焦点。文学评论家贝内迪克特·萨尔诺夫曾在地方法院旁听两户打官司，原告的“莫斯科人”长期停在被告窗下（被告仍在苦苦等待宝贵的提车通知单），因此它不仅占据了一个车位，还“用其卑鄙丑恶的外观”毒害被告生活。被告“情急失态”泼出一瓶墨水，于是二人对簿公堂。

总的来说，苏联汽车爱好者只有两项乐趣：买车和卖车，因为修车比买车更艰难。1966年莫斯科市仅设12个市区汽修站和2个公路汽修站为车主提供服务，虽然五年计划准备将乘用车年产量提高到80万，但零配件严重匮乏。例如莫斯科小型汽车制造厂的生产计划未包括挡泥板、保险杠等配件，经过各方持续要求，终于开始冲压制造挡泥板，但基于某种缘故只造右侧的。

车主面临的另一大难题是给车加油。汽油（1956年油价每公升1卢布50戈比）可以用煤油店销售的油票购买，但煤油店往往距离加油站数十千米。今人大概很难相信，1963年列宁格勒市只有四座加油站，还屡屡限购：每车5升。许多车主被迫求购“地下汽油”，不用票，无限制，也无需跑煤油店。

米哈伊尔·格尔曼写道：苏联“可悲的‘物质主义’的诱发因素不仅仅是社会身份的形成、某些物品的‘声望’、寻常势利眼或仅仅是收入增加……在我们国家，追求商品是一种遗忘手段，是一项全民运动……即使去食品店购物也是一番冒险，顾客化身为征服者，既渴望胜利又做好了失败准备，无论结果怎样，终归精疲力竭、血迹斑斑而返”。苏联人的整体生活方式虽不利于将汽车视为日常生活用品，却让人魂牵梦绕、无比向往。

延伸阅读：

苏联时代的基辅人怎样换房

ВАЗ–2106购车邀请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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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列格·苏维尼洛夫上校(1917 – 1999)是苏联和俄罗斯军事历史学家，史学博士(1978)，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名誉院士(1993)，俄联邦军事科学院院士(1994)。以下数字引自他的著作《1937：红军的悲剧》：

1937-1941.6被消灭的工农红军团级指挥员：
在役总人数(1936)：2693。逮捕镇压478，其中枪毙379，庾死22，自杀3，出狱74。

1936-1941年被消灭的工农红军旅级指挥员：
在役总人数(1936)：877。逮捕镇压478，其中：枪毙373，庾死35，自杀4，出狱66.

1937-1941年被消灭的工农红军师级指挥员：
在役总人数(1936)：352。逮捕镇压293，其中：枪毙222，庾死18，自杀2，出狱51.

1937-1941年被消灭的工农红军军级指挥员：
在役总人数(1936)：85。逮捕镇压：108，其中：枪毙88，庾死7，自杀2，出狱11.

1937-1940年被消灭的工农红军最高级指挥员（集团军司令员/元帅）：
在役总人数(1936)：41。逮捕镇压：46，其中：枪毙41，庾死2，自杀2，出狱1。
（1936年工农红军最高级指挥员41人，大战前夕和头几个月枪毙的正好也是41人。谢尔盖·加米涅夫病死，谢苗·布琼尼、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列夫·加列尔、瓦西里·乌尔里希、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幸免。1937-1939年戴“四菱章”的扬·别尔金、米哈伊尔·韦利卡诺夫、格里戈利·基列耶夫、彼得·斯米尔诺夫-斯威特洛夫斯基、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瑙姆·罗佐夫斯基枪毙。陆军和海军最高级指挥员屠戮净尽。）

1936-1941年被消灭的工农红军高级政治人员（旅级-元帅）：
旅级-元帅在役总人数(1936)：1355。逮捕镇压：932，其中枪毙729，庾死63，自杀10，出狱130。

注：
1.在役军官总数是截止1936年的数字，而被逮捕数是1936-1940年的数字。由于此期间提拔任命了新的军官接替死亡的，他们又被逮捕，而且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多次，因此受害者数超过1936年人数。例如1936年军级指挥员共85人，至1940年逮捕镇压108人。
2.未统计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委员会和其他非司法机关定罪的中级和高级指挥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1937-1938年，指挥员尤其最高级指挥员被判有罪后立即执行枪决的比例非常高。

根据苏维尼洛夫书中的数据，得知1936-1940年被判所谓“反革命罪”的军人共20668人，包括：
高级和中级军官：3682人，
低级军官：3342人，
士兵：13644人。

两次“苏联英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生前接受康斯坦丁·西蒙诺夫采访时表示：“对于三七年、三八年给军队造成的后果，我还能讲什么呢？您说若没有三七年就没有四一年的失败。要我说啊，没有三七年，四一年可能不会发生战争。希特勒之所以决定四一年开战，很大程度上基于对我军干部损失情况的评估。这么说吧，霍津三九年离开列宁格勒军区，梅列茨科夫接他的班，我是军委成员，当时好几个师的师长是大尉，因为高级军官都被抓了”。（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我们这代人的目光》）

两次“苏联英雄”科涅夫元帅表示：“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三七年、三八年，那么四一年的时候不仅军队，整个党和国家的力量肯定要强大得多”。（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与苏联元帅И.С.科涅夫的谈话》）

“苏联英雄”、传奇指挥员亚历山大·格尔巴托夫说：“……那么多忠诚、负责的各专业人士被捕，实乃整个国家的灾难。考虑到战争无可避免且迫在眉睫，我想，刚刚被提拔到高位的、经验欠缺的新指挥员怎么样带兵打仗啊？……毕竟，如果让原先的营长指挥师，原先的团长指挥军，而集团军和舰队交给师长或副师长……将会有多少不必要的伤亡和失败呀！国家不得不经受这一切！”（亚历山大·格尔巴托夫《岁月和战争》）

工农红军“首席破坏专家”伊利亚·斯塔利诺夫自称“希特勒的仇敌”，说：“1937-1938年的镇压给国家造成毁灭性打击，影响了战争进程…… 镇压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红军许多部队、单位，兵团、军团，说得难听点儿，都是由未经训练之人指挥的”（伊利亚·斯塔利诺夫《破坏者文集》）

“苏联英雄”西蒙·伊万诺夫写道：“军队实际被斩首了。你自己判断吧。1935年9月22日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在红军中实行个人军衔制，授予苏联元帅称号5人、一级集团军司令5人、二级集团军司令10人、兵团司令67人、师长186人、旅长397人、团长456人。政治人员优秀代表：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委16人、军、师和旅政委128人。海军一级和二级舰队司令8人。到了1937-1938年，这些‘优秀代表’大部分被宣布为人民公敌……约1300名高级指挥员只剩350人……全部16个军区、5个舰队、33个军、76个师、291个团、12个航空兵师无人指挥”。

尼古拉·沃洛诺夫谈1937-1938年干部政策：“军队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指挥员对自己的活动没底气，任何下属都可以随时对他在党的路线上、特别机关的路线上的任何举措指手画脚，跑去找政治指导员或政委告状，而指挥员本人根本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被立即处理。很多‘机灵鬼’巧妙利用这点，旁敲侧击、上蹿下跳，成为积极分子，本职工作一点儿不做”。

1957年苏联国防部长格奥尔基·朱可夫在一次军事科学会议上发言：“1937-1939年间我们的干部情况特别不利，从军区司令员到师长包括团长，因为被捕频频换人……希特勒的情报机关巧妙利用斯大林的过度猜疑，使我军干部在战前被毫无道理地杀害。苏联武装力量实际上被斩首了，所以部队参战时没有经验丰富的方面军司令员、军司令员、师长和团长。大家知道波罗的海方面军司令库兹涅佐夫是学院教师，早年只带过一个团。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曾指挥过机械化团和坦克旅。西南方面军的基尔波诺斯只会管学校”。

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员、兵团司令尼古拉·古比雪夫（瓦列里安·古比雪夫弟弟）在1937年11月21日-27日举行的军委会议上的发言：
古比雪夫：我们军区严重失血。
伏罗希洛夫：不比其他军区严重。
古比雪夫：我把事实告诉你们。如今我们三个师由大尉指挥。但这不是军衔的问题，关键在于，人民委员同志，比如说亚美尼亚师的师长是个大尉，他以前不仅没指挥过团，也没指挥过营，只带过一个炮兵连。
伏罗希洛夫：那为什么任命他？
古比雪夫：为什么任命他？我向您保证，人民委员同志，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我们有个少校是阿塞拜疆师师长，以前从未指挥过团或营，在学校教了六年书。格鲁吉亚师的贾巴希泽做过两年连长，他怎么能胜任师长呢？

尼古拉·古比雪夫1938年2月被捕，同年8月枪决。

德军将领谈及工农红军大规模镇压，如威廉·凯特尔元帅说：“希特勒经常基于一点考虑问题，即：斯大林1937年消灭了整个第一梯队的高级军事长官，取而代之者缺乏能人。”后来升为元帅的费多尔·冯·博克则说：“俄罗斯军队不能被视为一支军事力量，因为血腥镇压损害了它的精神，使其变为怠惰机器”。德国陆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亦有类似结论，1941年5月他听取驻苏联武官克雷布斯的汇报，写日记曰：“俄罗斯军官队伍十分糟糕，给人留下悲惨印象。比1933年差远了。俄罗斯需要二十年时间才能让军官队伍恢复到原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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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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