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匿名信

捷尔诺波尔州

1975年7月3日，国家安全局在检查通信过程中发现了寄给作家М.肖洛霍夫的带有敌意诽谤内容的匿名信（文本见附件一）。此信件已拍照并按原址投递。

情况已通报罗斯托夫州国家安全局。

寄给作家М.肖洛霍夫的匿名信文本

“肖洛霍夫！现在轮到你来听听最真实的判决了。你这个当‘作家’的、人道主义者，为什么不写真相，为什么粉饰一切，无耻撒谎。你看没看见我们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你知道有多少人正在死去，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了所谓‘共产主义’这个可笑的词丧命吗。你明明知道，大家都在嘲笑这个共产主义，你明明知道，没有人再相信这个共产主义。还能嘲弄俄罗斯人民多久，还能继续毁灭俄罗斯人民和其他民族多久。你明明知道集体化期间毁掉多少人……现在这些集体农庄，快六十年了，毫无意义，你这个获奖者、人道主义者为什么不写这些，你在捍卫什么……没有任何信任，没有任何信仰。不信上帝，嘲笑共产党，毫无信任，党和党员们都糟糕。太可怕了。
你往哪儿看，为什么沉默……醒悟吧坏蛋。为什么我们只能一党制。如果再有一个党你们的党会立刻垮掉……为什么其他国家不怕，他们甚至也有共产党。人民的愤怒极大。本地领导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甚至自己开妓院，每天玩新女人……他们给自己创造条件，用机关把自己围起来……难道可以这样生活下去什么都不信吗。我去过民主德国，那边有教堂，人们能去。为什么他们活得比我们好？而我们自己每月才拿60-70卢布。我们要靠60-70卢布过日子养孩子……你个坏蛋看不见这些，你害怕发出自己的声音，害怕支持索尔仁尼琴……总有一天轮到你这个撒谎的无赖……人人都在咒骂这个‘共产主义’。”

（拼写和行文保持原样）

校对：УССР部长会议国安委工作人员
（签名 塞梅连科）

延伸阅读：

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危险情人

一份“打倒斯大林及其党羽”檄文

肖斯塔科维奇收到的群众来信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维塔利·多莫申金
（退役一级舰长，曾任黑海舰队司令部作战处长）

自从太平洋舰队成功实施一次罕见且出色的行动，发现并追踪侵入苏联领海的美国柴电潜艇以来，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此事件发生在所谓“冷战”高峰时期，当时舰队司令部情报部门频频接到商船和渔船船长的报告，声称在苏联领海发现潜艇潜望镜，但该海域并无苏联潜艇活动。

此外，舰队司令部掌握的情报表明：美国潜艇定期抵达日本横须贺港临时驻扎。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毫不怀疑，这些美军潜艇正在对苏联海军进行武器试验和战斗训练的封闭海域（位于舰队主基地以南）从事侦察活动。

日本海西北部辽阔无垠，舰队不进行针对性搜寻就无法发现外国潜艇。为了在任务区域保持隐蔽，美国潜艇采取无线电静默，因此舰队的无线电侦察不能探测到它们。但他们保持完全隐蔽存在两个薄弱环节，第一，潜艇需要为蓄电池充电，此时必须上浮；第二，它们需要开启艇上雷达确定自己的位置，虽然时间很短，仍然要浮出水面。

对此，美国潜艇通常会移动到探测手段难以覆盖的海域上浮充电，既无法被部署在沿海的水面监视雷达发现，也超出了设在阿斯科尔德岛、波沃罗特内岬的无线电技术侦察站的探测范围。由于这些无线电侦察站之间距离过大，形成“盲区”，美军潜艇即可在此启动艇上雷达进行导航，同时不被岸基无线电侦察发现。

太平洋舰队制定本次行动方案时，为了消除阿斯科尔德岛与波沃罗特内岬岸基无线电侦察站之间的盲区，决定在两者之间等距的一座岩石小岛上秘密部署携带轻便设备的机动小组，专门探测美国潜艇SJ-1型雷达的辐射信号。一旦捕捉到雷达短暂辐射，立即将目标位置通知舰队的反潜兵力。

为完成本次任务，舰队情报部门所属的独立无线电技术大队专门组建并训练一个机动无线电技术侦察小组，成员：小组长В.多莫申金上尉（本文作者）、三名无线电测向员、两名通信员——均为一级专业人员。

1960年7月初，机动小组乘坐舰队的一艘侦察船，秘密登陆某个方圆约500–600米的无人陡峭小岛，这个荒岛距离海岸线较远。登陆选择在夜间，确保行动隐蔽。几乎整个夜晚都用来搬运侦察设备、电池组和生活物资到较高处，同时选择合适地点构筑岗哨。天亮之际岗哨投入使用，小组向上级拍发第一份电报，标志着舰队在日本海开展的搜寻、侦测美国潜艇的任务正式开始。

岗哨的三名无线电测向员受过良好训练，熟知美军SJ-1型雷达的辐射参数，他们需要从该频段接收到的大量信号中准确识别出属于艇上雷达的信号。预计潜艇将在极短时间内开启雷达，而且最可能是夜间充电期间。

在持续紧张的搜索中，时间一秒、一分、一小时、一天流逝……终于，任务第22天夜间22点，截获了出现在预期频段的短暂信号：频率约3000兆赫，脉冲重复频率1500赫兹（正是SJ-1型雷达的典型特征），方位角相对于岗哨位置160°。雷达以扇区模式运行，表明其主要用于自身定位。开机仅15秒，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隐蔽性。

由于发现的雷达技术参数及其使用方式完全匹配，我们将该信号判定为SJ-1型雷达辐射。立即将这一发现通知舰队无线电技术侦察大队值班军官Ю.П.丘马科夫上尉，他随即将所获得的目标指示报告太平洋舰队侦察指挥部。然而舰队司令部当时对这条潜艇位置情报的可靠性存疑，暂未向全舰队发布警报。

几分钟后，机动小组再次捕捉到SJ-1型雷达的第二次辐射，并将重复确认的目标指示报告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侦察大队值班军官坚决主张机动小组提供的数据真实可靠，已发现美军潜艇。于是舰队拉响战斗警报，反潜航空兵Бе-6飞机立即升空，四艘反潜舰扑向美军潜艇所在海域。

空中的Бе-6巡逻机借助投放的声呐浮标定位了可疑外国潜艇（当时该海域并无苏联潜艇活动），并引导赶来的两个舰艇搜索打击组（共4艘反潜舰）展开行动。水面舰利用主动声呐探测到潜艇，开始进行跟踪，因为它位于苏联领海。反潜舰在本国领海内可以实施深水炸弹攻击，为此他们向舰队司令部申请批准。但舰队司令部决定谨慎行事，报苏联海军总司令部请求指示。

与此同时，可疑潜艇继续在水下航行，向苏联领海外撤离。允许攻击的命令下达时它已经驶入公海并浮出水面。太平洋舰队反潜舰在日本海全程跟随，直至其进入津轻海峡。

外国潜艇在中立水域上浮后，通过美国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的无线电网络在4253千赫频率上向总部发报，报告其已被发现并被苏联太平洋舰队四艘反潜舰追踪。根据截获的无线电报，确认是美国海军“白杨鱼号”潜艇(SS-567)发出的。太平洋舰队的测向网络此前曾多次测得该潜艇位置。

由此，针对美国“白杨鱼号”潜艇在太平洋舰队主基地以南的日本海实施侦察并侵入苏联领海，我方通过综合运用无线电侦察与电子侦察手段，配合舰队反潜兵力有效行动，圆满完成了发现和识别任务。

在本次成功行动中，临时组建的机动无线电技术侦察小组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首先提供了美军“白杨鱼号”潜艇的目标位置指示。在向舰队反潜兵力发出第一次目标指示并促使舰队拉响战斗警报之后，机动小组继续坚守岗位长达八天，直到“吃完最后一口通心粉”——小组长就是这样发回电报的，描述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所以，结束任务后的第九天小组才撤离荒岛。

此次侦察行动的构思与计划是太平洋舰队情报处高级军官、曾在黑海舰队情报部门服役的一级舰长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戈洛温制定，他亲自指导机动小组的组长并下达任务。太平洋舰队情报处处长费奥多尔·叶菲莫维奇·托卡尔海军少将领导实施本次任务。

身为太平洋舰队临时机动无线电技术侦察小组的组长，我必须向五名水兵表达感谢。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恪尽职守，光荣完成作战任务。可以说，他们连续22天“大海捞针”，无论白昼黑夜不敢片刻分心，否则可能错过唯一的信号。而这些天的天气一直是：绵绵细雨、大雨、大雾、大风……我们的岗哨位于海拔约100米的狭小岩石平台。

如今年代久远，我遗憾地无法准确说出小组中每个水兵的名字和姓氏，但他们的身影、眼中的神采、那种无论遭遇何种困难都渴望并随时准备完成任何作战任务的精神，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顺便一提，机动小组配备了个人武器和弹药，行动方式完全如战时一般。

因成功实施本次侦察行动，寻找、发现并追踪在日本海太平洋舰队主基地附近刺探的美国潜艇“白杨鱼号”，舰队反潜航空兵和水面舰艇的多位军官、水兵获得政府嘉奖。然而，获奖名单中却没有任何一位直接参与此次行动的机动小组人员……

附注：1983年“白杨鱼号”潜艇移交土耳其海军，更名为“黑兹尔·雷伊斯”号(S-342)。2004年退役，永久停泊在伊斯坦布尔海军博物馆。

延伸阅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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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
苏联国安委主席
В.В.巴卡京中将
1991年9月__日

苏联国安委官员在1991年8月19-21日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的调查材料
结论

根据苏联国安委主席1991年9月1日第140号令，苏联国安委特别委员会针对苏联国安委官员、国家安全机关和苏联国安委部队在今年8月反宪法政变前夕及期间的行为进行了正式调查。

调查材料显示，В.А.克留奇科夫早在1990年12月就指示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前副局长В.И.日津和苏联国安委原第一副主席В.Ф.格鲁什科的助手А.Г.叶戈罗夫，研究进入紧急状态情况下可能采取的稳定局势的初步措施。这些材料虽已准备好，但据执行人所言，直到1991年8月初之前并未被使用。

可以相当确信地推测，自1990年末至1991年8月初，鉴于当时的国内局势，В.А.克留奇科夫和其他后来的ГКЧП（译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一道采取了可能的政治及其他措施，试图通过宪法途径在苏联实施紧急状态。然而，由于未获得苏联总统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支持，这些人从1991年8月初开始采取具体行动，准备以非法手段实施紧急状态。

从8月7日至15日，В.А.克留奇科夫多次在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代号”АБЦ”的秘密设施内与后来ГКЧП的部分成员会面。同一时期，В.И.日津和А.Г.叶戈罗夫遵照克留奇科夫的指示，修订了关于在国内实施紧急状态的十二月文件。他们还与时任空降兵部队司令员П.С.格拉乔夫 中将一起为克留奇科夫准备了在宪法框架内实施紧急状态时全国人民可能产生的反应的材料。上述文件的内容后来被纳入ГКЧП的正式命令、声明和指示。В.И.日津8月17日还参与准备了В.А.克留奇科夫拟在紧急状态下使用的电视讲话稿。

调查获得的材料表明，阴谋参与者在实施其计划的不同阶段都指派苏联国安委在执行以下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
隔离苏联总统，剥夺其权力；
阻止РСФСР总统可能对ГКЧП活动进行的抵抗；
对РСФСР和莫斯科市权力机关负责人，以民主立场著称的苏联、РСФСР和莫斯科市苏维埃人民代表，以及重要社会活动家的行踪进行持续监控，目的是随后拘留他们；
与苏军部队及内务部的部队联合，强攻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抓捕包括俄罗斯领导层在内的人员。

为此，苏联国安委前主席В.А.克留奇科夫利用职务之便，招徕了包括特种部队、中央机关所属部队和苏联国安委部队在内的个别力量。

因而在8月17-19日期间，苏联国安委的若干特种部队和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的特种部队被提升至战备状态，重新部署到预定地点，准备与苏军和内卫部队联合执行保卫紧急状态政权的行动。

1991年8月18日苏联总统М.С.戈尔巴乔夫被专门组建的队伍隔离于福罗斯休假地，РСФСР总统Б.Н.叶利钦和其他持反对政变立场的人员被外勤监视。

在苏联国安委的力量和手段参与下，还开展了为实施阴谋创造有利条件的其他一系列行动。

例如，1991年8月19日宣布成立ГКЧП并实行紧急状态后，国安委领导层采取了旨在提高机关和部队战备状态、确保他们参与执行ГКЧП的决定和指令的各项措施。并利用苏联国安委的力量监控新闻媒体的活动，研究分析了苏联国内外对事件的反应。

1991年8月20日，苏联国安委的特种部队开始准备原计划外的强攻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行动，意图在此次行动中动用苏军、内卫部队和国安委特种部队。然而，由于无法避免平民重大伤亡，强攻被取消了。

В.А.克留奇科夫是这一切行动的总指挥，积极利用他在苏联国安委领导层中的亲信，让这些人根据他的指示在具体地段和方向上组织部署个别力量及中央机关所属部队和苏联国安委部队。

具体来说：

苏联国安委第一副主席Ф.В.格鲁什科上将（译注：1991.1.29-1991.8.28）

他是阴谋的直接参与者，多次与В.А.克留奇科夫共同出席跟ГКЧП成员的会面。还经常参加所谓О.Д.巴克拉诺夫工作小组的活动。

与В.А.克留奇科夫一样，他也下达了关于动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手段实现阴谋家意图的最重要指令。他曾直接要求准备隔离РСФСР总统的行动，使用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的特种部队，加强对苏联电视和广播国家委员会的管制措施。

苏联国安委第一副主席Г.Е.阿戈耶夫上将（译注：1990.8.8-1991.8.28）

他直接领导了隔离苏联总统的行动，切断福罗斯“曙光”设施（译注：总统别墅）的通讯设备，并命令第79边防总队和独立第5边防警卫艇支队改受苏联国安委警卫局局长Ю.С.普列哈诺夫及副局长В.В.根涅拉洛夫指挥。

根据他的直接指示，曾经准备拘留并隔离РСФСР总统及俄罗斯联邦领导层，联合苏军部队和苏联内务部的部队封锁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随后强攻大楼、解除楼内人员的武装并将他们拘留。

他组建行动小组，派赴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实施紧急状态。

8月15日他亲自指示被从休假中召回的苏联国安委第12处处长Е.И.卡尔金少将和国安委政府通信局局长А.Г.贝达中将，部署对苏联和РСФСР部分领导人进行监听监控。这些领导人使用的是绝密、机密和民用电话线路，监控范围涵盖其工作地与住所。

从8月18日开始他一直全面负责参与阴谋活动的中央机关的力量和手段及苏联国安委部队的使用。他作为苏联国安委的代表参加了今年8月 19日的苏联部长内阁会议，主持编写了在紧急状态下苏联国安委机关和部队派驻地方活动的个别文件。

苏联国安委副主席В.Ф.列别捷夫少将

8月18日他指示对苏联和РСФСР的某些领导人、苏联和РСФСР的人民代表、著名社会活动家实施外部监视，并行政拘留其中部分人员。特别是，根据他的直接命令，动用了国安委”З”局和第7局的力量，拘留了乌拉日采夫、格德良、普罗谢尔科夫和堪察托夫等人。

他组建了紧急状态信息保障小组，掌管ГКЧП文件的准备和传播工作，以及涉及新闻媒体活动的措施，包括干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

苏联国安委副主席И.К.彼得罗瓦斯中将

他命令特种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向国安委机关和部队下达了具体指令，规定其在提高战备状态下的行动方式。他还负责与苏联国防部协调指挥部队向莫斯科推进，包括准备强攻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根据他的命令第103空降师的300名士兵被调往波罗的海地区。

苏联国安委副主席、苏联国安委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分局长В.М.普利卢科夫中将

8月17日他聆听了В.А.克留奇科夫亲自告知的阴谋主要计划，并于8月18日起采取实际措施调动国安局的力量和手段参与实施阴谋。他本人参加了苏联国安委和苏联国防部领导层召开的所有会议，参与制定了在莫斯科市使用部队、特种部队和情报人员的具体方案，并向其副手下达了执行指令。

调查委员会掌握的关于上述人员的材料表明，早在8月19日之前数天，他们已或多或少知晓阴谋家的计划，并有意识地为其利益行事。

同时调查材料还显示，苏联国安委中央机关部门和部队的一些领导人积极执行阴谋家的指示。其中部分人甚至在事发前已经掌握他们行动的方向和目的，但在阴谋失败迹象出现之前未采取任何具体措施加以阻止。在委员会的工作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表现出不老实的态度，企图减轻自己在事件中的责任。

具体来说：

苏联国安委”З”局局长В.П.沃罗特尼科夫少将

据”З”局副局长А.В.莫罗兹称，沃罗特尼科夫曾通知他国家将会在8月18日18时进入紧急状态。当天16时前他已组织召集了该局工作人员，连同第三总局的代表搭乘专机飞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同时根据他的指示，组建了由”З”局11名工作人员和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国家安全局7名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负责执行行政拘留任务。（在部署时向每位小组成员发放了空白的行政拘留命令，计划与”НН”分队配合行动）

8月19日他从В.Ф.列别捷夫那里拿到了应进行秘密监视和拘留的人员的名单，转交给Г.В.多布罗沃尔斯基。

苏联国安委“З”局副局长Г.В.多布罗沃尔斯基少将

身为该局领导，他直接监督了拘留乌拉日采夫、格德良、堪察托夫、普罗谢尔科夫的行动。

“З”局副局长И.В.别尔费利耶夫少将

8月19日他与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国安局副局长И.В.库切洛夫合作，执行了ГКЧП关于暂停某些报社和杂志社出版活动的决定。8月19日晚间有关决定被送达《真理报》、《莫斯科真理报》、《文学报》、《消息报》等20家报社的印刷厂。

苏联国安委边防部队首长И.Я.加里宁琴科上将

8月18日他向辛菲罗波尔边防总队和巴拉科沃边防巡逻艇支队下达任务，要求加强苏联总统休假区周边的警戒，并指示这些部队的指挥员只听从警卫局局长Ю·С.普列哈诺夫中将和副局长В·В.根涅拉洛夫少将的命令。

8月19日得知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他要求加强国境线的警戒，并在首长会议上宣布将部队转入高度战备状态。他签署了边防部队军事政治局主任Н.В.布利特文上将起草的命令并发往各部队，该命令建议在各级军人中广泛宣传ГКЧП的文件、参与在各地组建的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工作，执行其任务。边防部队党委书记В.Г.安楚波夫少将联名签署了该命令，建议在党组织会议上讨论落实ГКЧП决定的措施。

第三总局局长А.В.扎尔捷茨基海军中将

他自8月18日起就已知晓ГКЧП的存在及其计划。他亲自参加了苏联国安委和苏联国防部领导层会议，共同讨论了组织兵力封锁及强攻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的问题，并向他的副局长们下达了实施计划的指示。

总局遵照他的指示组建了多支作战小队：苏联国安委驻苏联内务部内卫部队特别局(УОО)副局长Ю.А.古沙少将带领一队在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周边行动；第三总局副局长Н.И.雷扎克少将带领一队前往波罗的海地区；另设一个负责分析作战局势的小组，以及一支预备队。

苏联国安委第三总局副局长Ю.Е.布雷金少将
（译注：政变后此人短暂接任第三总局局长）

他领导总局下属各部门，指示苏联国安委驻各军区特别处负责人：鉴于《联盟条约》签署前夕一些地区局势恶化，苏联国防部已派出全权代表前往这些地区，各负责人应当与代表们取得联系，听取进一步行动的相关说明。

苏联国安委第三总局副局长 Ю.А.卡尔加诺夫少将

为了完成委派他监督部队在莫斯科活动的任务，两次拜访莫斯科军区原司令员加里宁上将，并向苏联国安委副主席И.К.彼得罗瓦斯中将报告了会晤结果。

苏联国安委第三总局副局长Н.И.雷扎克少将

他全面指挥了8月18日由其亲自率领前往波罗的海沿岸的作战小队。8月19-20日他主动以国安委驻波罗的海军区特别处的名义，向波罗的海沿岸的军事反间谍机关和苏联国安委发送三份密码电报，其中明确表达了对ГКЧП行动的实质支持，并建议在波罗的海地区实施紧急状态。

苏联国安委驻苏联内务部内卫部队特别局副局长Ю.А.古沙少将

8月19日他率领一支队伍与空降兵营共同向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开进，8月20日接受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国安局副局长А.Б.科尔萨克的指挥。当他得知即将于8月21日凌晨3点强攻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在”А”小组（译注：即“阿尔法”特战队）指挥员卡尔普欣的会议上拒绝参加该行动，并将此事报告扎尔捷茨基。

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国安局副局长Е.П.卡拉巴诺夫上校

他亲自参加了苏联国安委和国防部领导层会议，参与研究强攻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行政拘留其中若干人员的问题。他直接负责制定在莫斯科实施紧急状态的保障方案，亲自指示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国安局参与强攻行动的筹划与准备工作。

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国安局副局长В.К.库切洛夫少将

他从8月19日起领导在国安局内成立的行动指挥部。根据他的指示，8月19日向市（区）机关发出了一份密码电报，内容是“核查是否存在印刷基地和有线电视，掌控其运行”。

他指派国家安全局”З”处的工作小组向出版社送达关于关闭部分中央、莫斯科市及州级报刊发行的通知。他还指示”З”处负责人А.И.梁赞诺夫参加苏联国安委副主席В.Ф.列别捷夫召开的会议，讨论限制“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活动的问题，并为此指派了几名国安局的工作人员。

8月19日早晨他分拨了7个人交由苏联国安委”З”局副局长Г.В.多布罗沃利斯基指挥，参加行政拘留部分人民代表的行动。

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国安局副局长А.Б.科尔萨克少将

他是行动指挥部副指挥，负责协调与空降兵部队的行动，封锁莫斯科市苏维埃、奥斯坦金诺电视中心、苏联国家银行和国家贵重品保管局。

他指示为7名国安局工作人员配发制式武器。他亲自参加了苏联国安委和苏联国防部高层的会议，会上讨论了在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周边开展军事行动的问题。他下达了关于准备国安局工作人员参与强攻大楼的必要命令。尽管国安局行动部门负责人坚决拒绝参与该行动，他仍然指示继续为强攻做好必要准备。

阿尔费罗夫将军、科尔萨克将军、库切罗夫将军未把联络官传递的、由俄罗斯及莫斯科领导层发出的文件交给本局工作人员，直到8月20日傍晚他们也未尝试对ГКЧП的行动作出原则性评价。

苏联国安委第7局局长Е.М.拉斯谢波夫中将

在筹备和实施紧急状态期间，他直接参与组织了针对РСФСР和莫斯科市权力机关领导人，以及针对苏联、РСФСР和莫斯科市苏维埃人民代表的秘密监视，并指示下属参与对其中四人的行政拘留。

8月18日14时他亲手将一份苏联公民名单交给外勤监视部门的几位负责人，指示他们立即对这些人员实施外勤监视。名单共有63人，包括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布尔布利斯、波波夫、卢日科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沙赫赖、斯坦克维奇。

8月17日РСФСР总统从阿拉木图返回前夕，他与苏联国安委第七局”A”组指挥员В.Ф.卡尔普欣少将一起研究了在“契卡洛夫斯基”机场扣留Б.Н.叶利钦的可能性。为此他亲自前往现场，要求准备25-30名”A”组队员待命，并与苏联国防部协调行动。第二天又在“索先基-4”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2”设施进行了类似活动。

按照Е.М.拉斯谢波夫的特别指示，外勤监视人员8月18日记录了Б.Н.叶利钦抵达伏努科沃机场，以及前往“阿尔汉格尔斯科耶-2”居住区的情况。

此外，Е.М.拉斯谢波夫还要求准备必要力量对В.В.巴卡京进行外勤监视，但在未接到特别命令前不准行动。

苏联国安委第七局”A”组指挥员В.Ф.卡尔普欣少将

按照В.А.克留奇科夫、В.Ф.格鲁什科、阿戈耶夫和拉斯谢波夫的指示，他于8月17日、18日率领组员进入战备状态，准备对РСФСР总统采取特别措施，并在“契卡洛夫斯基”机场、“索先基”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居住区进行了侦察。

在他的指挥下，”A”组60名成员8月19日开赴“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地区。

根据阿戈耶夫的指示，他准备指挥”A”组与苏军部队和苏联内务部部队联合强攻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但考虑到最高苏维埃大楼周围的局势、本单位人员及附属部队的负面态度，他向阿戈耶夫报告不宜实施行动。

苏联国安委独立培训中心主任Б.П.别斯科夫上校

他根据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局长Л.В.谢巴尔申中将的指示，于8月18日命令战斗小组和各分队进入高度战备状态，服从阿戈耶夫的指挥。

8月20日他接到强攻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的指令后，向谢巴尔申汇报，后者禁止他在没有其命令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

他在关键时刻支持卡尔普欣和其他附属部队指挥员的立场，认为不宜强攻。

苏联国安委第15总局局长В.Н.戈尔什科夫中将和他的副局长В.Я.伊奥诺夫少将也持相同立场。此二人根据阿戈耶夫的指示，于8月20日组建了一支200人预备队。

苏联克格勃第12处处长Е.И.卡尔金少将

根据В.А.克留奇科夫的个人命令，在Г.Е.阿戈耶夫的授意下，他违反苏联法律和现行规定，要求第12处第一副处长Г.В.古斯科夫少将对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实施技术监控。

8月18-21日实施了监听监视，获得的材料口头汇报给卡尔金，并根据他的指示以书面形式陈述了一部分，未作相应登记归档。卡尔金将获得的材料通报给克留奇科夫，克留奇科夫不在时通报阿戈耶夫。

卡尔金与他的副手古斯科夫将军、斯米尔诺夫将军、库特内上校、阿巴库莫夫上校和费季索夫上校在正式调查期间态度不老实，直到面对证明了他们违法行为的事实后才吐露真实情况。

苏联国安委政府通信局局长А.Г.贝达中将

他遵照克留奇科夫的个人指示，于8月15-17日安排将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使用的政府通信线路接入苏联国安委第12处。

他遵照阿戈耶夫的指示，8月15日派遣其副局长А.С.格卢申科少将率领一组政府通信局工作人员飞赴克里米亚，编入苏联国安委警卫局组成的行动小组，并服从苏联国安委警卫局长指挥。

А.С.格卢申科遵照Ю.С.普列哈诺夫的指示，8月18日16时30分命令苏联国安委政府通信局第21处处长С.В.帕鲁斯尼科夫切断位于福罗斯的苏联总统别墅（“曙光”设施）的所有通信。
（译注：第21处的职责就是保障克里米亚国家别墅通信）

并且从8月18日18时至8月22日9时，苏联国安委警卫局切断了与驻守苏联总统别墅外围警戒线的边防部队各分队的通信联系。

8月19日他又遵照В.А.克留奇科夫的命令，指示切断Б.Н.叶利钦、И.С.西拉耶夫和Г.Э.布尔布利斯的政府长途通信设备。

苏联国安委第二总局副局长В.И.科诺诺夫少将

8月19日他遵照В.Ф.格鲁什科的指示，命令总局各处长加强塔斯社(ТАСС)和新闻通信社(АПН)在紧急状态下的安全保卫工作。

苏联国安委法律仲裁处主任В.И.阿列克谢耶夫司法少将

8月20日他与苏联国安委主席顾问组高级顾问А.Г.西多连科、苏联国安委秘书处主任В.А.希达克共同起草了亚纳耶夫的《关于1991年8月19日РСФСР第59号、第61号和第63号总统令》的命令草案。

他还受国安委领导的指派，参与了其他一些规范性文件的法律评估和咨询工作。

至于国安委中央机关和部队的其他公职人员在准备和参与1991年8月19-21日事件中的作用，应当指出，他们是在8月19日早晨通过新闻媒体报道或抵达苏联国安委上班时才得知事发的。随后他们严格按照各自的职能职责行事。他们所领导的各部门照常工作，只是加强了人员值班和执行苏联国安委领导布置的个别任务。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国安委中央机关和部队的绝大多数普通工作人员、基层和中层领导并未支持阴谋团伙。在关系到国家、人民和民主命运的关键时刻，他们实际上阻止了ГКЧП计划得逞，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政变失败。

还应当指出，莫斯科及莫斯科州国安局的部分人员、苏联国安委第7局”А”组、第二总局”Б”组、特种部队、边防部队和其他部队的部分人员，坚决拒绝参与可能针对人民及其合法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的行动，表现出了原则性和坚定立场。

委员会主席
А.А.奥列伊尼科夫 少将（签名）

委员会副主席
И.А.梅扎科夫 少将（签名）

委员会成员：
Г.И.拉夫兰丘克 中将（签名）
В.И.希波夫斯基 少将（签名）
С.П.皮亚塔科夫 少将（签名）
В.К.帕京 少将（签名）
Ю.В.克尼亚泽夫 少将（签名）
Н.А.沙姆 少将（签名）
В.И.别兹列普津 上校（签名）
С.Н.阿尔马佐夫 上校（签名）
А.П.普罗宁 上校（签名）

1991年12月12日

延伸阅读：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架构

波兰大使馆关于1991年8月19-25日莫斯科局势的密电

十个词助您了解“八月政变”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72年11月19日 №990-1 基辅市

绝密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信息通报

基辅大学收到寄给大学生报社编辑部的信件，内容是：

“编辑部：随函所附的世界公民身份证申请，已通过全球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发布。请尽快在贵校的校报上刊登此通知，必要时可进行翻译。”并随信附带“世界公民身份证”样本及文字两纸：

“您是世界公民吗？
如需获得下图所示的世界公民身份证，请将您的姓名和地址发送至：
WORLD CITIZEN
邮政信箱26109
旧金山
加利福尼亚州 94109
美国

您的世界公民身份证将立即寄给您。
立即为您寄出证件，欢迎加入世界公民行列！”

上述信函已经没收。

根据所获得信息进行报告。

附件：含3页纸的信封，仅寄给收信人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签名）В.费多尔丘克

此件抄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尼古拉·多尔戈博洛夫
（曾任《劳动报》副主编）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科兹洛夫是全世界稀有的“情报家族”成员之一。他们注定要过着多重人生，每一重都充满危险与不可思议，而且大多被剥夺了人类最基本的幸福——家庭和天伦之乐。这些人从不抱怨自己选择或被迫接受的命运，很少有机会或意愿与外界分享自己充满波澜的生活，哪怕只言片语。

阿列克谢·科兹洛夫自述：

“本人1934年出生在基洛夫州奥帕林斯基地区奥帕里诺村，不过我对这个村庄没有印象，因为一岁半就被祖母领走了。我从1936年起住在沃洛格达，在那里完成了十年制学校的学习。由于一些原因，我是爷爷奶奶拉扯大的，我父母当时很年轻，除我以外还要养育三个孩子。母亲在集体农庄做会计，父亲1941年参军，战争年代他是近卫第五军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麾下坦克营的政委，参加过库尔斯克会战。

我1943年入学念书，遇上一位出色的德语老师泽尔曼·什穆列维奇·谢尔佐夫斯基。1939年德国攻占波兰，他躲避纳粹逃亡苏联，后来人家安排他住在沃洛格达，师范学院毕业到我们学校教德语。此人精通德语，对我们要求也很高。我和他关系非常好，他在我准备报考高校时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前往首都，带着一个挂锁的木箱子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下车，那是我头一次进莫斯科。抵达后我在车站问询处问的第一件事就是：‘国际关系学院怎么走？’人家告诉我地址：地铁建设街53号，也就是现在的外交学院。入学考试我全部考了‘优秀’。

我在学院学习丹麦语和德语。1958年12月派我去驻丹麦大使馆领事处实习，回国后被建议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为什么会有这种建议？这话应该问问国际关系学院人事处。当然，并不是所有毕业生都会进国家安全机关。比如我的同学尤利·克维钦斯基，后来成了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鼎鼎有名的大使，以及其他许多知名人士。不过我还记得，1984年我执行多年海外工作后第一次回到亚谢涅沃（注：对外情报局总部），遇见的几乎每个人我都拥抱问候，因为他们是我学院的同学。

那么，1959年，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叫到卢比扬卡——当时是捷尔任斯基街2号。他们问我：‘你想在哪儿工作？’我回答：‘只想做业务工作，绝不做文书工作。’于是他们提议我做一名秘密情报员。然而直到现在我都可以炫耀手指上的老茧——不做这份该死的业务工作，我也不用写这么多东西。”

— 地下潜伏工作难道不需要熟练掌握外语吗？

— 那时候我的德语已经很不错了，在学院和实习期间也学过丹麦语。于是他们挑选我进行培训，不过培训时间非常短。我是1959年8月1日开始学习的，1962年10月2日就被派往某个西方国家执行任务了。在此之前我曾赴东德进行预备训练，这对我们很有帮助，但也不是没毛病，因为我在莱比锡染上了萨克森口音。我永远不忘后来在西德的一个咖啡馆偶然与一位刑警闲聊，他突然问我：“您大概不是本地人，不是布伦瑞克的？”我回答：“不是，我是奥地利人。”他摇头说：“奇怪，我打赌您是萨克森人。”那么我只好解释说母亲是萨克森人，父亲是奥地利人。幸好当时我邻桌的年轻人对旁边的女士更感兴趣。后来，我又被派往丹麦。

— 除了主要任务外，您在那边还做些什么？

— 每个地下情报员都需要一份掩护职业。当时在莫斯科他们可以让我做汽车维修工、冰箱或电视机修理工之类。最终他们让我做技术绘图员。我内心极其厌恶这份工作，因为本性更钟爱人文学科。但没办法，只能接受，好在这个职业还算干净，至少不用趴车底。在哥本哈根，我去了一个技术学院，他们也培养制图员，课程通常需要三年。我对校长说，我想在三个月内毕业。他惊讶地看着我，我不慌不忙解释说我会制图，只需要毕业证。他找来一位老师商议，最终决定：收我三年学费，但如果能在三个月内通过全部考试，直接发毕业证。于是我每天都去学院，有时一天去几次，完成所有作业，顺利拿了丹麦的毕业证。

— 您持哪种护照？

— 我的身份是德国人，持西德护照，当然是假的啦。我需要辗转几个国家进行磨合，选择一个国家作为根据地，冒充在那边生活了多年，以外国人的身份赚了不少钱。一开始他们建议我去黎巴嫩，我从那不勒斯乘船前往途中认识了一位英语流利的姑娘，她教了我六个月英语，效果相当不错。

到黎巴嫩后，我发现黎巴嫩的阿拉伯人非常喜欢德国人，至于我到过的丹麦，几乎没人知道丹麦在哪儿。之后根据中心的指示我去了阿尔及利亚，计划长期定居。当时阿尔及利亚仍有法国驻军，但总统已经是艾哈迈德·本·贝拉。

这个国家几乎没人懂英语、德语，更别提丹麦语了。我通过一位会说德语的法国熟人，准确地说是通过他的朋友，谋了一份技术绘图员工作。单位的工程师和建筑师都是瑞士人，而瑞士人会说英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当时的阿尔及利亚，甚至许多阿拉伯人也只会说法语，闹出不少笑话。有一次本·贝拉决定重新命名所有街道，用阿拉伯文字书写新街名，引发一阵混乱。总之，我不得不在阿尔及利亚学会法语，后来又学意大利语，直到现在我还能流利使用这些语言。

再后来，我老婆也到阿尔及利亚与我会合。

— 您如何向当地人解释她的到来？

— 我离开莫斯科前夕我俩结的婚，当时她在苏联受训。她来了之后，我们为她编了一套相应的身份背景。我认识一些法国老人，有的搬走了，有的逝世了。所以我们拿到一个地址，就说我老婆曾在那儿住过。她的掩护身份是德国人，但法语是后来在阿尔及利亚学的。我在这个国家挺幸运：独立后两年，阿尔及利亚开始销毁独立之前的外国人档案，于是我就可以轻松地对其他国家的人说我在阿尔及利亚居住20年，赚了不少钱。

然后老婆怀孕了，上级要求我们去西德，在那边正式登记我们的婚姻，因为我俩护照都是伪造的。我们先到突尼斯，然后去荷兰，再去法国。之后我去了斯图加特，老婆留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边境。

— 您为什么一个人进入西德？

— 我没法带她，因为不知道事情将怎样发展。

如您所知，我是技术制图员，需要找一份工作才能在联邦德国某个地方定居。斯图加特是个大城市，有几十家机构。但我到的时候正值八月份暑假高峰期，只能在干洗店当杂工，只有他们愿意聘用我。不过他们承诺付我熟练工的工资，如果我肯卖力气，三个月转正——结果也确实如此。当时这个城市的规章十分宽松，我们很快领取国内身份证，正式登记结婚。之后我们搬去慕尼黑，我又在一家干洗店谋职。先后生了一儿一女，孩子出生后我们换掉以前的国内身份证，拿了真正的西德护照。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被召回俄罗斯。在家歇两个月，派遣我去比荷卢联盟的某个国家长期定居。我在该国首都安顿下来开始找工作，无论绘图员或干洗店都行。花费六个月，工作特别难找。最终我入职一家大型酒店的干洗和洗衣部门，顺便说一句，我确实是熟练工，很快被提拔为部门主管。我租了公寓，老婆带俩孩子与我团聚。

— 孩子们知道自己是哪国人吗？

— 不知道。儿子上幼儿园，女儿上托儿所。他俩之间只说法语，跟我们两夫妻只说德语。

— 不会俄语呀？

— 没机会学呀。

— 不是在俄罗斯住了两个月吗？

— 根本不让他们学。他们一句都听不懂。

老婆过来之后，在首都的一所德语学校上班。这所学校是北约认证的，教的是北约工作人员子女。起初她以家教形式辅导这些小孩，后来在学校教他们德语。至于我，做了一家大型干洗店的总经理。

— 比荷卢，北约……想必您收集了这个军事联盟的情报？

– 是在收集情报。

– 您夫人在北约学校教书对您有帮助吗？

– 当然了。不过，即使在干洗店工作也能获取有价值信息。

– 您有自己的特务吗？

– 没有，我手下没人，那边只有我自己。但到了1970年，我妻子病得很重，不得不回国，没多久去世了。后来安排我独自处理一些危机地点的工作。

— 什么样的危机地点？

— 那些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且爆发了危机的地方。1970年代主要是中东地区，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我在意大利取得合法居留权，同几家生产干洗材料的公司，比如化学品和机器制造商，建立了良好关系。他们邀请我做全球代理，跑一跑意大利本土之外各国的业务。我很满意。虽然我户籍注册在罗马，实际每年只在罗马住两三个月，其余时间都在外地奔波，例如埃及、约旦、以色列、科威特、黎巴嫩，后来还跑沙特阿拉伯等国。

— 您能轻松出入这些地方吗？签证怎么办？

—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如果某人的护照上有以色列海关的入境章，他就无法进入任何阿拉伯国家。所以我去西德大使馆，说：“朋友们，我该怎么办？”他们告诉我：“去申请一本新护照，副本。”于是我拿着西德护照的副本周游阿拉伯东部，也就是说，用一本护照去以色列，用另一本跑阿拉伯国家。我在那个地区有一些有用的关系，比如黎巴嫩的部长亲属、以色列的军官，以及以色列和埃及的政治家。

有一次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件趣事。我傍晚去餐馆，点了50克伏特加——其实是40克，他们说的双份是这个量，又要了一杯啤酒。我环顾四周，没座了，那边一张桌坐着三位老先生，只有他们那儿有空位。我走过去用德语问：“我可以坐下吗？”犹太人多数会德语。他们说：“请吧。”又问我：“德国人？”我说：“是的。”其中一位开始和我闲聊：“你知道吗，战争期间我在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工作，有一次被派到德国后方执行任务，我可把你们这些恶棍整惨啦。”他说这话的时候充满自豪，特别怀念和尊敬苏联情报部门。

对情报员来说，必须能够随时适应环境。有一次在特拉维夫，大概五点钟我去吃晚饭，要了炖牛肉和一杯啤酒。一位全身穿牛仔服的小伙子坐我旁边，看得出来是常客，因为服务员没问他就端来200克冰镇的浅色酒，杯子表面迅速结了霜。接着给他端上一盘两片黑面包和一盘细切腌鲱鱼，上面盖着几个白洋葱圈。这小混蛋就在我耳边嘎吱嘎吱大吃大嚼，弄得我也咽口水……

— 您在中东的活动成功吗？

– 应该说，不无收益。在那边达成了许多目标，但至今我仍无权谈论。我因功获得了红星勋章。

从1974年起我也常去伊朗，当时还是沙阿统治时期。我们对伊朗很感兴趣，我在那边行动非常自由，结交不少朋友，包括警界和各种圈子的人士。

— 他们的安全机关很恐怖啊，萨瓦克……（译注：巴列维王朝时期的国安部门）

— 那也没办法。不过我肯定不是用苏联护照在伊朗活动。

— 那您怎样把情报送回国内？

— 怎么送？主要是把未曝光的胶卷放在藏匿点。最紧急的情报则用密写方式写信，寄给特定地址，地址是中心给我的，三、四天信就能到我指定的地方。后来我想出另一种办法：用小型记事本，跟瓷砖差不多大小，可以写多达50页内容，这招也很好使。

— 您一直靠自己吗？

— 当然。但我有很多阿拉伯朋友和犹太朋友。这些是真朋友，他们不知道我究竟是谁，但信任我，我也信任他们。

我刚才提过危机地点。1974年葡萄牙革命之前我们和这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而我早在卡埃塔诺法西斯政权时期就去过，收集了很有意思的情报。“康乃馨革命”爆发，我再次前往葡萄牙住了几个月，几乎走遍全国。

— 您和同胞见过面吗？

— 我每两年回国休假一次。当时老婆已经住院了，孩子上寄宿学校。休假期间我把所有时间都用于陪孩子，老婆偶尔从医院出来探望。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会面了。

至于在国外，我们很少有机会见同胞。比如在意大利十年吧，总共只见过两次，都是中心派来的联络员，会面通常是在中立地带进行的。有一次新年前夕，也是我准备回国的时候——我的假期从一月开始——我从德黑兰飞哥本哈根，去见情报站主管。我们互换护照，我给他的是我长期使用的“铁护照”，他给了我一张备用护照，将来可以销毁。他祝我新年快乐，并祝贺我获得“国安人员荣誉勋章”。随后他补充道：“还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向你表示祝贺，眼下他也在这儿。”我问：“谁啊？”他说：“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我又问：“戈尔季耶夫斯基怎么知道我来了？是你告诉他的，还是你把我的新护照给他看了？”其时戈尔季耶夫斯基正是他的副手。这就是我要说的，秘密情报员除非万不得已绝不能和情报站的同事交往。

— 您有收音机吗？

— 当然有，就是一台普通收音机。每周一次收听中心指令，按照指令行事，把密写信转寄欧洲的地址，或者放在藏匿点。

— 朋友们不怀疑您吗？

— 怀疑我什么？

— 您满世界出差啊……

— 我卖机器嘛，干洗设备。我代表公司联络了大量的人，拜访过香港和台湾的各个干洗店。

— 是谁给您提供资金的？

– 自然是中心。

– 那么罗马的老板没催促过吗？比如让你更积极点，多卖一些……

– 很简单：卖了拿佣金，卖不出去分文没有。至于老板，我根本没有老板，我是自由代理人。

— 您一个人四处奔波，这些频繁的旅行从没引起谁怀疑吗？

— 我从未听说有人因为频繁旅行被怀疑。我可是欧洲人，德国人，对我而言四处都畅通无阻。

— 然而困难终究出现了……

— 1977年我第一次被派往南非——当时还是种族隔离的国家。在公园长椅上，街道上，处处写着“仅限白人”。商店只为白人服务，黑人禁入。傍晚六点黑人必须返回自己城区。这对我来说匪夷所思。那时苏联正在支持非洲国民大会，情报部门更感兴趣的是南非与西方的秘密联系。我第一次访问纳米比亚时，还叫德属西南非洲，是南非的殖民地。我走遍整个国家，各地都需要联络。

那里开采铀已经浓缩到到80%，一律运往美国。要知道那时候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已经正式对南非实施了经济抵制。我在纳米比亚只说德语，因为即使是黑人说德语的水平也毫不逊色德国人。何况那边德国人非常多，宾馆都是德国风格，宾馆名字也是纯德语，随处可见德国农场主。

1978年我自己提议前往边境地区，靠近前线的国家——赞比亚、博茨瓦纳、马拉维。他们似乎支持南非国会，但实际上经济依然受南非人控制。例如博茨瓦纳的钻石矿完全掌握在“戴比尔斯”公司手中。

— 苏联情报部门还关注南非的什么？

— 想知道他们究竟有没有原子弹。佩兰达巴的科研所进行核领域研究，我们和美国人都怀疑那里正在制造核弹，因为1978年的某一天曾经侦测到南半球开普敦附近出现了一次类似核爆炸的闪光。于是我将马拉维纳入行程，因为这是当时唯一与南非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我抵达布兰太尔市，这些国家的白人们很容易打成一片。一个新来的欧洲人，尤其德国人，会受到热情接待，聊天无所不谈。一次我们议论原子弹，我说：“哎呦，还以为南非有原子弹，闹了半天没有啊。”一位老夫人忽然激动起来：“谁说没有？我们1976年12月庆祝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时候开了香槟呢！”

— 此事正式确认了吗？

— 我立刻将情况告知中心。后来听说，各部门各科室的负责人被连夜召集起来讨论我这条情报。但归根到底无凭无据。而且，那位老夫人还告诉我她曾是佩兰达巴基地主管的秘书，退休移居马拉维。

— 后来证实了吗？

— 确实证实了。1980年我再次被派往南非，我飞过去，然后去纳米比亚，在温得和克（译注：纳米比亚首都）我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 第一次遭遇这种情况吗？

— 是的。无处可藏，只能继续飞南非。我们在约翰内斯堡降落，我看见一辆黑色轿车直接冲向飞机，停在舷梯旁。南非反间谍部门的人向我出示证件，给我戴上手铐，押进机场的专门房间，强迫我脱到只剩内裤。然后他们取来我的行李，让我穿好衣服，把我押送比勒陀利亚。我在南非安全警察——就是南非反间谍机构——的内部监狱关了一个月，昼夜不停受审问。第一个星期根本不让我睡一秒钟，我站着也能睡着，有时直接摔倒。顺便说一句，审我的那个人办公室挂着希特勒画像，而他本人是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译注：纳粹德国国家安全总局局长）的崇拜者。审讯基本在地下室进行。总之，糟透了。

— 您被上刑了吗？

— 这怎么躲得掉呢？一星期后他们忽然让我睡觉，可安排我睡的牢房却充满人声，像是有人在旁边被拷打。尖叫声、撞击声、哭泣声此起彼伏，好像在揍谁。我意识到是录音，但逃不掉这种噪音。每隔半小时狱警进来看我，我必须起立。另一次他们带我去审讯室，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西德宪法保卫局的，另一个是联邦情报局的特务。

— 审讯用德语还是英语？

— 英语。我记得他们打开我的行李箱，拿出我的收音机，是那种任何商店都能买到的普通款，可他们立刻兴奋大喊：“啊哈！”又翻出了一本记事簿，里面有几张复写纸。我什么都不说，他们自己去检查，确实发现一张有笔痕的，写的是俄文。但这不是重点。那两个西德人坐着问我：“你为什么不要求西德领事馆的人来？”我回答：“我一直在要求，但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帮我去请。”又问：“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捕吗？”我回答：“不知道，我什么都没做。”接着他们给我看我妻子的照片：“认识吗？”又给我看一张我的照片，我翻过来，背面写着“А.М.科兹洛夫”。之后我说：“是的，我是苏联军官，苏联情报人员。”我就这样承认了身份。但接下来的两年，不管他们怎么折磨我，我再没说过一句。

一个多月后把我转到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关进死囚牢。监狱有几个区域叫星形区，每个区域13间囚室。但关我的那个区域只有我自己，其他牢房全是空的。旁边有个绞刑架，每周五清晨五点行刑。有几次他们故意带我去看怎样绞死人，在二楼，行刑后绞架下面的活板打开，犯人掉下去。楼下站着一个最坏的恶棍，叫马尔赫巴医生，他给犯人的心脏打一针确保彻底死亡，最后把尸体拖走。有一回这个医生还给我做过检查。

对我来说最可怕的是总部不知道我在哪，他们连着三个月给我发无线电讯息。

我在死囚牢关了六个月。囚室只有一个便桶、一张床和一把椅子，长宽三步乘四步。墙上用钉子刻满了之前被处决的人留下的遗言。唯一送进来的东西是食物。早餐五点半，一杯像咖啡或茶的液体，但更像刷锅水，外加两片面包和一碗粥。午餐十一点，晚餐下午三点。总共四片面包、一小块人造黄油、一点果酱和一碗汤。夜晚十点熄灯，到这个时候我饿得出现幻觉，满脑子煮土豆、番茄和黄瓜。记得出狱时他们给我称体重，原本接近90千克，只剩59或58千克。没有报纸，没有广播，完全与世隔绝。我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任何放风的机会。

— 他们不审您了吗？

— 偶尔也会审。

— 具体指控您什么呢？

— 说我是根据《反恐怖法》第九条被关押的。这意味着他们没有义务通知我被捕的原因。明确告诉我无权聘请律师，也不能与外界接触。就是《反恐怖法》第九条，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尽管我没携带武器或类似物品。最终，1981年12月1日，被关押六个月后，典狱长告诉我：博塔总理已通过电视和广播正式宣布我被捕。

— 怎么说您的？俄罗斯间谍？

— 对，宣布我是苏联间谍阿列克谢·科兹洛夫。典狱长告诉我，博塔正式宣布我的案件之后，我现在可以每天在监狱院子由狱警陪同散步半小时。他们还终于允许我吸烟。我整整两个月没吸烟了，平常每天两包半呢。

— 德国领事馆呢？来找过您吗？

— 起初德国人每三个月来询问一次，后来变成半年一次。他们来了嘀嘀咕咕几句，看上去茫然无措，然后就走了。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而我还是继续关在同一个囚室。1981年底我的手出现皮肤开裂，于是他们叫来那个马尔赫巴医生。他说：“深呼吸。”我深呼吸。“再来，深一点。”我继续深呼吸。他说：“你的呼吸很好。”我问：“你都没听怎么能说我呼吸很好呢？”他的听诊器挂在脖子上，根本没塞进耳朵。他大发雷霆……后来他们给我一双人造革手套，可我的皮肤还是不停裂开。最后找来监狱医院的院长范·罗恩少校，他看了说是缺乏叶绿素。问题在于我的囚室只有一个小天窗，阳光根本照不进来。他说：“有阳光才有叶绿素，那样就好了。”所以在我服刑一年半后，把我转到了比勒陀利亚监狱的惩戒区。

— 为什么关到惩戒区了？

— 因为那边的囚犯大多是违反监狱纪律的人。有人偷了别人的东西，有人打架，还有人抽了狱警私下提供的大麻。惩戒区也是单人囚室，但至少我不是孤身一人了。其他囚室的人会吵架、大笑、骂脏话。我这儿还是同样的便桶，同样的床，但至少每天都能见阳光，皮肤开始愈合。

就这样一直关到1982年5月。有一天典狱长拿来一套相当体面的西装，正好是我的尺码，还有衬衫、领带。此前他们量过我的尺寸，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之后他们送我去见反间谍副主管布罗德里克少将，他是个仪表堂堂、说话风趣的家伙。一见面他就告诉我：准备把你交换出去。但他提醒我：你会先被移交国家情报局，不要让他们瞧出你知道这次交换的事。我的审讯官，就是前面提过的格洛伊上校，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很抱歉你经历这一切。现在我们知道你是个正常人，是真正的男子汉。”握手的时候他塞了个徽章给我，上飞机我才看清楚是南非安全警察有逮捕权的徽章。

— 情报局的人怎样对待您的？

— 先带我去一处巨大的山崖顶，那儿有一座南非开拓者布尔人纪念碑，附近是祖鲁人和白人浴血拼杀的遗址。他们吓唬我：“今天在这儿枪毙你。”真的吗？我站了一会儿，又把我塞回车里开往机场，登上一架波音747“珍宝”客机，连我带押送的总共八人。一路飞到德国法兰克福。

下了飞机，把我转移到西德边防局的直升机。直升机降落在“黑勒斯豪森”检查站附近（译注：东西德交界处），换俘在此进行。

首先拉来那些跟我交换的人，共11位——10个德国人和1个南非军官，这个军官是南非军队突袭安哥拉时被俘的。他们每人都拎行李箱，而我呢，什么东西都没给我，只有一个装绿色肥皂的小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监狱拿出来。还有一条囚犯裤子的布腰带，是我离开牢房时卷起来塞进包的。我唯一值钱的东西是南非狱友送我的卷烟器。

他们把我领到一间机库附近，我瞧见里面有两个熟悉的身影：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纳加耶夫（现在已经是退役少将）和鲍利斯·阿列克谢耶维奇·索洛沃夫，安全部门前负责人（译注：实为克格勃第一总局”С”局九处处长）。我们当然拥抱亲吻一番。他们让我上车，带我去柏林，开了大约30千米，车里静得出奇。开到爱森纳赫市还没人说话，我忍不住了：“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我回到祖国了啊。”他点点头：“是啊，那又怎么样？”我说：“怎么叫‘又怎么样’呢？得庆祝一下啊。”他一拍自己的光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难怪一路没话说。”告诉驾驶员：“走吧，看见第一个餐厅就停，喝100克，再来杯啤酒！”喝完酒，直到柏林都没再沉默。

到了柏林，同事们预备好一桌丰盛欢迎宴，有鱼子酱和三文鱼，可我只顾着把土豆和鲱鱼全消灭了。后来，我们的驻东德代表瓦西里·季莫费耶维奇·舒米洛夫（已去世）笑话我说：“阿廖沙，你把我们招待用的鲱鱼都吃没了……”

另外大家还凑些钱给我，让我回家给孩子们买点东西。毕竟离家已经很久了……

— 我们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吧，您究竟怎么暴露身份的？

— 很长一段时间谁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被捕。我是1982年被交换回来的，直到1985年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叛逃，事情才真相大白。当时他是伦敦情报站的站长，这可是将军衔啊，请见谅（译注：实为国家安全上校）。而且我和奥列格以前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他比我低两级，我们还曾在共青团委共事。我毕业比他早，他不知道我的去向。但后来他在我们档案室工作，所以才变成这样。一切都是因为背叛。

— 您在丹麦换护照的事，以及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问候，并非偶然吧……

— 早就可以抓我了，虽然并不容易。我问过审讯我的德国人：“你们是不是故意让我在南非被捕的？”他们直接回答：“当然是。”

— 您回国之后呢？

— 回家休息几个月，又开始工作了。在中心干了四年。后来我给尤里·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译注：时任”С”局局长）打电话，说我受不了了。德罗兹多夫问我：“你还能怎样？现在谁都知道你了，怎么派你出去执行任务？”说完他思索一会儿：“其实没人关注你，因为你是交换回来的。而且哪个傻瓜会相信刚从绞索逃生的人愿意再把头伸进去呢？你去吧。”于是发给我一本护照，以前用的是德国护照，这次换成另一个欧洲国家的。从那之后我又外勤工作了十年。1997年我彻底回国，不过到现在我还在工作，经常和年轻人交流。我已经走遍俄罗斯的三十个地区，比如符拉迪沃斯托克、纳霍德卡、摩尔曼斯克、鄂木斯克、托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哈巴罗夫斯克……每年出差5、6次。

— 您什么时候荣获英雄称号的（译注：“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

— 那早了，2000年。

– 因为什么？怎么说的？

– 那上面写的是：表彰在执行特殊任务中的勇气和英雄气概。

延伸阅读：

波兰上校、北约间谍理查德·库克林斯基

七十年代克格勃识别敌方情报人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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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

关于截至86.04.29在基辅市逗留的外国人的情况

根据情报员、受托人士及“国际旅行社”和“旅伴”宾馆管理部门的消息，86.04.29在基辅市的外国人表现出焦虑情绪，试图联系大使馆、旅行社代表等获取进一步行动的指示。

例如，11点40分从英国来参加俄语课程的女学员：1924年出生的加拿大公民玛丽·考特，曾于1985年在基辅参加类似课程，并被怀疑与海外民族主义中心有关联，打电话向加拿大驻莫斯科大使馆官员丹尼斯·古勒通报了基辅州北部核电站事故的消息，并询问应采取的防护措施。这位外交官要求她向大使馆报告基辅市内是否出现异常情况（例如公交车停运，因为可能会征用交通工具实施疏散）。考特表示她“很乐意照办”。

[……]（阙文）

一组学员向主管Х.В.伯恩鲍姆提出请求，希望他联系美国大使馆以了解在基辅市停留的可能性。

晚间19点在“利比季”宾馆将召开俄语课程学员全体会议，以稳定小组的情况（“旅伴”宾馆管理部门，基辅国立外语师范学院）。

据情报员消息，一组来自加拿大的学员（14名），通过“祖国”协会渠道在基辅国立外语师范学院学习，在一节课上闹事，要求立即送他们回加拿大。他们对苏联媒体“掩盖真实情况”持负面看法。现正在采取措施通过情报员控制事态，并利用УССР国安委在“乌克兰”协会内的渠道对外国人施加积极影响。

美国旅行团（31人），通知单号I-4812，入住“罗斯”宾馆，于86.04.29上午试图购买飞往列宁格勒的机票提前离开基辅市，并向宾馆管理层施压。通过ОДР（译注：“现役预备役官员”，克格勃派赴文职部门和民间机构卧底的人员）和情报员采取的措施稳定了局面，随后该团按原计划进行参观游览。

当天各宾馆接到美国、英国等外国驻莫斯科机构打来的大量电话，这些机构的代表试图通过外国游客和宾馆工作人员了解基辅的情况，并询问是否进行了居民疏散、是否有人员伤亡等问题。

为防止歪曲和传播负面信息，向各旅行团领队进行了解释工作。在同美国旅行团领队Д.特洛伊谈话后，芬兰航空公司驻莫斯科代表与其接触，提出了一些挑衅性问题[……]。

在ОДР的见证下，特洛伊对基辅的情况作出客观评价，表示企业、交通等均正常运行。随后特洛伊接受了美国电视广播公司CNN代表Л.斯图尔特的电话采访，斯图尔特表示：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基辅正处于紧急状态，城市陷入恐慌、发生抢劫事件等。特洛伊对此予以坚决否认。

瑞典《快报》记者约翰森、法新社代表等人亦曾致电“利比季”和“罗斯”宾馆。都得到了相应的解释说明。

美国国务院雇员Т.米勒致电“利比季”宾馆，要求找任何一位会讲英语的外国游客接电话。被请来的1916年出生的英国公民Д.史密斯报告说：基辅情况正常，游览项目按计划进行，城市没有关闭，外国游客进出自由。

第2处工作人员在有外国人住宿的地方昼夜值班，宾馆管理层和情报来源已获得行动指示。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基辅州和基辅市安全局第2处
（签名：С.纳吉比）
86.04.29

（乌克兰安全局国家档案馆分部 全宗11.卷宗992.案卷37.201-202页 打字稿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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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30日 № 94
秘密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В.В.谢尔比茨基同志

特别报告

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有关的外国人状况

根据УССР国安委获得的业务和官方材料，今年4月29日美国、法国和加拿大驻莫斯科外交及其他机构工作人员、记者等外国人不断尝试获取有关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信息。

法国驻苏联大使馆人员万托与在基辅市见习的同胞А.波尔电话交谈时要求了解关于爆炸的任何信息；询问他基辅市内有没有异常的交通动向；又表示，作为预防措施，大使馆认为在获得更准确的爆炸后果评估之前最好将见习人员召回莫斯科。

被怀疑与海外民族主义中心有联系的来自英国的俄语课程学生：加拿大女公民М.考特通过电话向加拿大大使馆雇员Д.古勒通报了事故情况。该外交官要求她向大使馆报告基辅市内的任何变化，特别是公交车是否停运，因为这可能表明交通工具被征用疏散居民。

美国大使馆某人（姓名不详）曾致电州流行病学站，企图了解事故地区和基辅州的辐射水平，又向“第聂伯”宾馆工作人员询问市民情况。

英国、法国、瑞典的报社记者及瑞士“布劳恩波瓦利”公司的员工也向乌克兰科学院、乌克兰国家电视台和“第聂伯”、“利比季”、“罗斯”宾馆咨询了类似问题。

意大利“达涅利”公司的专家正在建设重型钻管厂，他们的主管通过厂办询问所发生的事件是否会影响外籍专家的健康、是否会妨碍他们施工。

在基辅市“高尔基”缝纫联合企业的芬兰“列姆康”公司专家组负责人试图未经许可驾车前往事故区域，他向交通警察解释称自己打算去了解事故情况和严重性。

鉴于一些西方国家机构的官方人士试图与入住“国际旅行社”宾馆的本国公民取得联系，为防止歪曲和传播负面信息，对旅行团领队及部分外国游客进行了解释说明工作。结果，在面对芬兰航空公司驻莫斯科代表的挑衅性提问时，美国旅行团领队Д.特洛伊客观介绍了基辅的情况，表示企业和交通均正常运行。随后特洛伊接受了美国CNN电视台代表Л.斯图尔特的电话采访，后者表示美国舆论认为基辅进入紧急状态，发生恐慌和抢劫等情况。特洛伊断然反驳了这些说法。

入住“利比季”宾馆的英国游客Д.史密斯在与美国国务院雇员Т.米勒通电话时表示，基辅情况正常，旅游行程按计划进行，城市未封锁，外国人可以自由进出。

在基辅的一部分外国人（6060名）表现出焦虑情绪，并试图紧急离开城市。一组来自英国的俄语课程学生请求其负责人联系美国大使馆，问明白他们是否还能继续逗留基辅。美国旅行团（31人）打算通过“罗斯”宾馆管理部门提前购买飞往列宁格勒的机票。使用业务手段稳定了该团的形势。

通过“祖国”协会渠道来苏联的个别加拿大见习生（共14名），对“掩盖真实情况”的苏联媒体发表了负面言论，并要求立即被送回加拿大。正在使用业务和官方手段对这些外国人施加积极影响。

绝大多数外国大学生未将事件视为严重问题，认为是“谁都无法避免”的意外情况。其中部分人对西方媒体围绕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制造紧张氛围的行径表示愤慨。

继续使用业务和官方手段监控外国人群体的情况，以防范可能出现的负面表现、查明并制止个别人员的敌对活动，从而确保五月一日庆祝期间的安全。

根据所得信息进行报告。已报告苏联国安委。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签名：С.穆哈）

（注：这份文件上面有В.谢尔比茨基的批示：“报送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知悉 86.04.30”，及相关人员的阅知签名）

（乌克兰安全局国家档案馆分部 全宗16.目录1.案卷1238.69-71页 打字稿原件）

延伸阅读：

在车站忽悠外国人的克格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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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9

秘密

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家安全委员会命令
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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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 065. 开除国家安全上尉В.Д.克列托夫的职务，给予А.Ф.戈尔科利采夫上尉和医务上校Н.Г.利斯托夫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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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

1957年4月20日

莫斯科市

国家安全委员会收到情报，称一些国安委机关工作人员在“东方”疗养院（雅尔塔市）休假期间行为不端。

今年2月17日，国安委第2总局外交使团保护局工作人员А.В.切斯诺科夫上尉、А.С.迪卡林少尉、Н.А格里申准尉、第4机要处初级无线电操作员О.В.沃尔科夫中士，以及国安委托木斯克州分局值班军官А.Ф.戈尔科利采夫上尉组织了一次集体酗酒活动，随后在雅尔塔市街头与“彼得大帝号”内燃机船的实习海员发生斗殴。

3月16日，国安委卡卢加州分局第1处副处长М.А.舒托夫上尉醉酒不冷静，在妇女疗养沙滩浴场行为不端，因此被警备司令部巡逻队逮捕并送进醒酒所。

3月18日，国安委第10局勤务与培训处的值班军官В.Д.克列托夫上尉醉酒不冷静，实施了侮辱妇女尊严的行为，因此被送到雅尔塔警备司令部。克列托夫休假返回后不久，因扰乱公共秩序被莫斯科警察局拘留。

“东方”疗养院院长、医务上校Н.Г.利斯托夫明知部分疗养人员行为不端，且接到警备司令的惩罚指示后，未对这些人员采取任何措施，签发虚假命令要求为戈尔科利采夫、切斯诺科夫、沃尔科夫和迪卡林办理提前出院手续。

国家安全机构某些工作人员不进行文明疗养，反而酗酒并做出有损军官尊严的行为，事实上在国安委的其他疗养院中也存在。

这种情况不能容许，

我命令：

1.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克列托夫上尉因酗酒和公共场所行为不端，损害军官尊严，开除出国家安全机关并转入苏军预备役；对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戈尔科利采夫上尉处以15天拘留，在禁闭室执行。
2.“东方”疗养院院长、医务上校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利斯托夫因未对扰乱公共秩序者采取措施并签发虚假命令，给予警告处分。
3.至于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舒托夫上尉，国家安全委员会卡卢加州分局局长做出的处分（15天禁闭）已足够严厉。
4.责成О.М.格里巴诺夫少将和П.Ф.库兹涅佐夫少将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处罚А.В.切斯诺科夫上尉、А.С.迪卡林少尉、Н.А格里申准尉及О.В.沃尔科夫中士。

本命令将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机构和部队的全体业务人员宣布。

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И.谢罗夫大将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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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防部队

1957年4月2日苏联内务部和国安委联合命令：苏联边防部队由内务部移交国安委。国安委边防部队总局1957年4月成立，指挥全国边防军，总局局长兼边防军司令员。1969年8月组建边防部队军事委员会。起初依据1927年的《苏联国家边境保护条例》活动，1960年8月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新条例取代旧条例。1982年11月24日苏联颁布《苏联国界法》。

1989年3月2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国安委边防部队（以及内务部内卫军和铁道兵）撤出苏联武装部队序列。

边防部队由边防区、边防支队、边防指挥所、机动中队、检查站等单位构成，另有海上部队、航空兵和特种兵。经过多次改革，1991年8月边防部队下辖：
第75摩托化步兵师
近卫第103空降师
荣膺红旗勋章的东部边防区
荣膺红旗勋章的远东边防区
荣膺红旗勋章的外贝加尔边防区
荣膺红旗勋章的外高加索边防区
荣膺红旗勋章的西部边防区
荣膺红旗勋章的波罗的海沿岸边防区
东北边防区
荣膺红旗勋章的西北边防区
荣膺红旗勋章的中亚边防区
第4阿尔汉格尔斯克边防支队
独立北极边防支队
荣膺红旗勋章的独立第105特种支队（团级单位，驻东德）
独立“莫斯科”边防检查支队（驻谢列梅捷沃机场）
航空兵
海上部队

人数：

1957年4月	125490
1958年8月-1960年1月	141490
1960年2月	89500
1961年9月	91800
1991年8月	220000

装备：

年份	飞机和直升机	船舶和小艇	雷达	探照灯站	汽车	装甲车
1974	228	355	990	850	16378	1165
1975	230	367	1067	870	16592	1297
1976	235	380	1076	890	16678	1338
1979	246	436	1265	1018	18444	1432
1980	293	455	1356	1086	20118	1571
1982	302	510	1544	1242	22267	2045
1984	343	545	1608	1294	22328	2213

政府高频通信部队

1954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苏联内务部将内卫和车队保卫局政府高频通信部队处转交国安委。除这些部队外，同年10月26日国安委命令这支部队更名为“政府高频通信部队”，各师改编为独立营，小队和小组分别成立连和排。

1959年6月23日起该部队首长兼任国安委政府联络处处长，同年7月9日成立司令部和政治部。1991年8月29日政府高频通信部队被剥离出苏联国安委，转入苏联总统下属之政府通信委员会。

国安委政府部队由独立团、营、连和站点组成（1980年代某些团扩充为旅），1979-1985年组建了战区政府通信部队局：
远东战区政府通信部队局（自1979年）
南部战区政府通信部队局（自1985年）
西南战区政府通信部队局（自1985年）
西部战区政府通信部队局（自1985）
苏军驻德集群/西方集群政府通信部队处（自1960年）
北方集群政府通信部队处（自1960年）
中央集群政府通信部队处（自1968年）
南方集群政府通信部队处（自1960年）
远东军区政府通信部队处
外贝加尔军区政府通信部队处
喀尔巴阡军区政府通信部队处
中亚军区政府通信部队处（1969-1989年）
突厥斯坦军区政府通信部队处

特种部队

对外情报特种部队：
独立特战营（特殊时期从事破坏和侦察）
独立培训中心（非正式名称：“信号旗”，1981年在原独立特战营基础上组建）

政府保卫：
荣膺红旗勋章的独立特种任务团（自1973年驻扎克里姆林宫）
独立军官营（属于国安委原第10局，驻守克里姆林宫，1963年3月撤销）

反恐怖：
特种作战团（1957-1959，打击民族主义地下组织）
苏联国安委第7局5处”А”小组（1974年成立，非正式名称“阿尔法”）

根据任务需要临时组建的：
“泽尼特-1”小组（1979.7.5-1979.10.20在阿富汗活动）
“泽尼特-2”小组（1979.9.10-1980.2.5在阿富汗活动）
“泽尼特-3”小组
“雷霆”小组（1979年12月抽调”А”小组人员临时组建，攻打阿富汗总统阿明行宫）
“瀑布”支队（共约二千人，1980-1983年在阿富汗轮战）
“欧米茄”特种支队（正式名称：“阿富汗培训中心”，1983年3月-1984年4月驻扎在阿富汗，主要提供顾问和咨询服务）

边防军特战部队：
荣膺红旗勋章的独立第105特种支队
自1982年开始组建空降强击机动群，用于充实边防支队。这种机动群共建立了7个。

国安委地区机构之特种部队：
根据1978年4月4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及1978年5月26日苏联国安委命令，各领土地区国安委和国安局组建在非常时期开展活动的编外特种作战队伍。
1983年列宁格勒州国安局成立了编外小队，代号“波罗的海”，1989年开始战备值班，1991年8月政变后迅速解散。
1990年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安委临时组建了快速反应小队。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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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架构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驻外机构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教学机构

国安委高级学校

前身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高级学校。1962年7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批准冠以Ф.Э.捷尔任斯基之名，1967年授予学校红旗勋章，1980年5月22日授予十月革命勋章。对外称“33965部队”。

起初学制三年，招生600人（1954年毕业189人），条件为有三年或三年以上肃反工作经历且符合普通高等院校入学要求者。1955年5月开始实行四年学制，之后各院系自行确定学习年限，最长五年。

1991年学校组织架构：
主要领导（校长、副校长，党委）
第1学院（军事反间谍）
第2学院（培训掌握西方外语的业务人员）
第3学院（培训掌握东方外语的业务人员）
第4学院（培训翻译人员）
第5学院（管理人员进修培训）
第6学院（友好国家安全机关业务和管理人员进修培训）
第8学院（函授）
第10学院（侦查审讯）
技术学院（又称“特种技术学院”，前身是第8局密码译员高级学校，1960年并入。开设密码学、无线电情报和高等数学课程）
研究生院
全校教研组
教务处
教学技术设备处
科研处
编辑出版处
干部处
物资保障处
财务处
医务室
保卫处
图书馆
肃反人员办公室

第101学校（荣膺红旗勋章的国安委Ю.В.安德罗波夫学院）

前身是第1总局高级侦察学校，1968年10月升格为国安委高级培训机构，同年12月授予红旗勋章。1984年3月冠以尤里·安德罗波夫之名。1967年之前对外称“14590部队”，之后称“64510部队”。由于第一任校长叫维亚切斯拉夫·格利德涅夫，所以1950年代开始戏称该校“格利德涅夫卡村”、“森林”或“森林学校”。

高级侦察学校时期学制二年，学院时期学制三年（进修学院一年）。学员们主要受训特种科目（侦察技能、情报搜集等）、国别地理学、外国语、外交事务基础、政治科学等。每年在城市环境进行两次实践（冬季和夏季）：与国安委第7局外勤监视大队进行对抗性演练。1950年代首期培训班招生数约200人，之后不断增加，1980年代达300人。

1986年发现曾任校党委书记的亚历山大·皮古佐夫叛变（1976年被CIA招募，1986年枪决），敌方情报机关一度掌握学员的全部个人资料。

1991年组织架构：
主要领导（校长、副校长，党委）
第1学院（基础）
第7学院（政治情报）
科技情报学院
进修学院
特种学院（培训友好国家情报官员）
业务人员进修班（培训潜伏国外的秘密情报员）
教务处
科研和编辑出版处

戈利奇诺“К.Е.伏罗希洛夫”高级边防军政学院

1970年5月1日在莫斯科州戈利奇诺市成立，学制四年，招生800人。1968年6月校舍开工建设，1972年9月1日一年级开学。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抽调阿拉木图和莫斯科高级边防指挥学校的二年级、三年级学员组成第3大队17-24小队（偶数队来自阿拉木图，奇数队来自莫斯科），这些学员1972年9月23日开课，1974年6月25日首批毕业。自1976年3月29日学院开始为政府通信部队培训政治工作人员。

1991年10月30日改称“荣膺红旗勋章和十月革命勋章的苏联国安委高级边防学校”。

组织架构：
行政部门
教务处
政治处
马克思列宁主义系
苏共历史系
党政工作系
边防军勤务战术系
诸兵种合成学科系
火力培训系
外国语系
军事技术培训系
体育训练和运动系

1974年8月开办准尉学校；
1975年开办政工军官再培训班；
1981年成立通信系；
1984年成立特别学院（留学生院）。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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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架构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驻外机构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部队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外国情报搜集工作由国安委第一总局及其区域处领导，第一总局”С”局的秘密情报员负责执行。国安委全委会参考主席的推荐任命驻外情报站站长，是国安委派驻该国的高级官员。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一些大型情报站转变为总情报站（华盛顿、纽约、德里），总情报站的活动由站长主持，所在国的其他情报站听其指挥。第一总局除第1处（美国-加拿大处）外，各区域处在各自辖区内的总情报站仅限一座。

1955年4月驻外情报站建立了”Ф”组（直接行动），后来被撤销。1960年代建立了”КР”组（国外反间谍），组长是副站长。1963年开始在情报站进行无线电监听，驻美国情报站也有监听FBI通信线路的无线电站。

1965年苏联外交机构工作人员中间出现隶属于国安委驻外情报站”КР”组的安全官员，他们依据苏联国安委和苏联外交部批准的《安全官员条例》活动。同年开始在驻第三国情报站”КР”组内设立专门针对美国情报机关的反间谍小组，第一个这种小组出现在贝鲁特。

至1980年代，驻外情报站组织架构如下：

站长
分管”ПР”组（政治情报）的副站长
分管”КР”组（国外反间谍）的副站长
分管”Х”组（科技情报）的副站长
“Н”组（支援秘密情报员）
“РП”组（无线电侦察）
“И”组（计算机）
译电员
报务员
打字女秘书
会计员
驾驶员

某些情况下”Н”组长也可以是副站长或站长助理。许多情报站还有”ГП”组（意为“主要敌人”，在第三国境内搜集关于美国的情报）和”К”组（搜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报）。

西半球情报站：

国安委华盛顿（美国）情报站
国安委纽约（美国）情报站
国安委旧金山（美国）情报站
国安委渥太华（加拿大）情报站
国安委蒙特利尔（加拿大）情报站
国安委墨西哥城（墨西哥）情报站
国安委里约热内卢（巴西）情报站
国安委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情报站
国安委蒙得维的亚（乌拉圭）情报站
国安委圣何塞（哥斯达黎加）情报站
国安委波哥大（哥伦比亚）情报站
国安委基多（厄瓜多尔）情报站
国安委马那瓜（尼加拉瓜）情报站
国安委巴拿马情报站
国安委加拉加斯（委内瑞拉）情报站
国安委拉巴斯（玻利维亚）情报站
国安委乔治敦（圭亚那）情报站
国安委哈瓦那（古巴）情报站
国安委圣地亚哥（智利）情报站（1961-1973年）
国安委利马（秘鲁）情报站

欧洲情报站：
（比较特殊的是，由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英联邦国家，所以受分管欧洲事务的第一总局副局长兼3处（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处长领导）

国安委堪培拉（澳大利亚）情报站
国安委伦敦（英国）情报站
国安委都柏林（爱尔兰）情报站
国安委瓦莱塔（马耳他）情报站
国安委惠灵顿（新西兰）情报站
国安委赫尔辛基（芬兰）情报站
国安委斯德哥尔摩（瑞典）情报站
国安委哥本哈根（丹麦）情报站
国安委奥斯陆（挪威）情报站
国安委雷克雅未克（冰岛）情报站
国安委巴伦支堡（斯瓦尔巴群岛）情报站
国安委波恩（西德）情报站
国安委科隆（西德）情报站
国安委维也纳（奥地利）情报站
国安委萨尔茨堡（奥地利）情报站
国安委巴黎（法国）情报站
国安委布鲁塞尔（比利时）情报站
国安委海牙（荷兰）情报站
国安委卢森堡情报站
国安委伯尔尼（瑞士）情报站
国安委日内瓦（瑞士）情报站
国安委罗马（意大利）情报站
国安委马德里（西班牙）情报站
国安委里斯本（葡萄牙）情报站
国安委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情报站
国安委雅典（希腊）情报站
国安委尼科西亚（塞浦路斯）情报站

远东情报站：

国安委北京（中国）情报站
国安委乌鲁木齐（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情报站
国安委平壤（朝鲜）情报站
国安委金边（柬埔寨）情报站
国安委万象（老挝）情报站
国安委东京（日本）情报站
国安委大阪（日本）情报站
国安委札幌（日本）情报站
国安委雅加达（印度尼西亚）情报站
国安委苏腊巴亚（印度尼西亚）情报站
国安委曼谷（泰国）情报站
国安委吉隆坡（马来西亚）情报站
国安委新加坡情报站
国安委仰光（缅甸）情报站
国安委德里（印度）情报站
国安委孟买（印度）情报站
国安委加尔各答（印度）情报站
国安委钦奈（印度）情报站
国安委加德满都（尼泊尔）情报站
国安委卡拉奇-拉瓦尔品第-伊斯兰堡（巴基斯坦）情报站
国安委卡拉奇（巴基斯坦）情报分站
国安委达卡（巴基斯坦，1971年后孟加拉）情报站
国安委科伦坡（锡兰，1972年后斯里兰卡）情报站

近东、中东和非洲情报站：

国安委喀布尔（阿富汗）情报站
国安委特拉维夫（以色列）情报站
国安委德黑兰（伊朗）情报站
国安委安卡拉（土耳其）情报站
国安委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情报站
国安委阿克拉（加纳）情报站
国安委内罗毕（肯尼亚）情报站
国安委蒙罗维亚（利比里亚）情报站
国安委拉各斯（尼日利亚）情报站
国安委科纳克里（几内亚）情报站
国安委金沙萨（刚果民主共和国）情报站
国安委布拉扎维（刚果共和国）情报站
国安委开罗（埃及）情报站
国安委安曼（约旦）情报站
国安委巴格达（伊拉克）情报站
国安委科威特城（科威特）情报站
国安委拉巴特（摩洛哥）情报站
国安委贝鲁特（黎巴嫩）情报站
国安委的黎波里（利比亚）情报站
国安委大马士革（叙利亚）情报站
国安委摩加迪沙（索马里）情报站
国安委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情报站
国安委萨那（北也门）情报站
国安委亚丁（南也门）情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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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委在友好国家（华沙条约组织、中国、古巴、朝鲜、蒙古等）的国家安全机关驻有代表，1950年代末称为“高级顾问”，1962年之后称为“代表”，由国安委各部门和部队的高级官员充任。起初代表处的活动受国安委第1总局11处领导，1966年改为国安委第11处领导，1968年又改回国安委第1总局11处。另外，1979年成立了第1总局20处，负责管理驻友好国家安全机关代表的活动。

国安委驻外代表处：

国安委驻德国全权代表处，又称国安委与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协调和联络代表处（位于柏林卡尔霍斯特）
国安委驻波兰内政部/国安部代表处（位于华沙，1990年迁入苏联使馆内，下辖格但斯克代表处）
国安委驻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处（1962-1990）
国安委驻罗马尼亚代表处（1965年撤销，1980年代末恢复）
国安委驻匈牙利代表处
国安委驻保加利亚代表处
国安委驻中国国安部代表处（1954-1960）
国安委驻蒙古国代表处
国安委驻朝鲜代表处
国安委驻阿尔及利亚代表处
国安委驻安哥拉代表处
国安委驻阿富汗代表处（1978-1992，苏军撤出后继续活动了一段时间）
国安委驻越南代表处
国安委驻叙利亚代表处
国安委驻古巴代表处
国安委驻索马里代表处

通常在友好国家既有代表处亦有情报站，其存在是公开的，仅针对第三国进行情报活动。驻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处首长是高级业务主管，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是情报站站长。阿富汗例外。

延伸阅读：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架构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教学机构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部队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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