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波尔塔瓦担任师长的В. И.圣罗兰少将是法国移民后代。1826年在违背他意愿的情况下被任命去管理人口稀少的鄂木斯克省。他后来说，当时他恳请尼古拉一世收回成命，不要派他做无法胜任的职位。皇帝答复：
— 你既善于指挥一个师，亦能治理一片国土，此非难事。我曾做师长（译注：近卫第2步兵师，1825年3月），今治理全国，且如你所见，干的并不比别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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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莫斯科首次出现霍乱，尼古拉一世得知消息决定去视察。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畏惧这种未知疾病，请求丈夫切勿身临险境，但皇帝坚持己见。于是皇后把两个孩子带进办公室，希望丈夫看在儿女面上回心转意，结果皇帝说：
— 朕的莫斯科有三万儿童生命垂危！
说完就动身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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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地主希望送儿子去一所学校上学，为此向尼古拉一世请愿。他从没写过这种请愿书，更要命的是不知道该怎样称呼皇帝。这个呆头呆脑的家伙想起曾听过“至尊”一词，恰时值九月份，于是提笔就写：“九尊陛下！”尼古拉一世展信读完，笑着说：
— 务必送儿子去念书，好教他别像父亲这般愚蠢！
（译注：августейший形容“至尊、至圣”，地主望文生义，误以为“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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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年尼古拉一世任命亚历山大·古里耶夫伯爵做基辅总督，叮嘱说：
— 你知道的，波兰造反之后我就不喜欢波兰人。但是如果我出于偏见和激动，将要对他们采取什么不公正措施，你有义务立即提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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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代俄罗斯再次遭遇农作物歉收。尼古拉一世立即命令免除粮食进口税，暂停赋税和征兵，又发拨大笔资金购买粮食种子。
当时有人禀告皇帝：一位大商人囤积粮食甚多，以不合理高价销售。尼古拉一世派自己的侍从武官去问大商人能否降价，商人说：
— 我不能，本来买的就贵，岂可赔本做生意。
皇帝闻言，表示：
— 既然如此，我也不愿强人所难令他破家毁业，但我要求，必不许他低于自己定的价格卖粮。
同时皇帝下令开放国家粮仓，以采购价销售。商人的贵价粮全部砸在手里，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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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尼古拉一世途径客栈，正好看见一个军官步履蹒跚走出来，明显喝多了。皇帝命令停车，传那军官过来问话。从人摇摇摆摆几乎跌倒，扶着头盔勉强跑上前挨训：
— 如果你是我，遇见这副模样的军官，你会怎么说？
— 我……我会，陛下，我才不跟这样的猪说话呢。
皇帝被逗笑了：
— 赶紧叫辆车，回家睡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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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莫斯科周边闹狼灾，甚至窜入城区街道。步兵将军、莫斯科总督阿列克谢·谢尔巴托夫是个勇敢且鲁莽之人，给皇帝打报告禀明此事，请旨：“部署围猎消灭狼，或，至少把它们撵到邻近省份”。尼古拉一世读了报告，哈哈大笑：
— 行啊，他大概会把狼撵到彼得堡啊！
但皇帝并未因此责备受信赖的谢尔巴托夫，随即命令设立省和县一级猎兽人职务捕杀害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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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画家弗朗茨·克吕格为尼古拉一世画像，皇帝说：
— 亲爱的克吕格，你能要多少钱就要多少钱，因为那个吝啬鬼（指宫廷部大臣彼得·沃尔孔斯基亲王）生怕我们穷成乞丐，必然强迫你降低工价。
肖像画成（译注：见本文题图），尼古拉一世非常满意，吩咐赏赐克吕格镶钻石金表，但表上的钻石经过宫廷部官员层层转手之后消失了。后来皇帝再看见这块表，对克吕格说：
— 知道了吧，朕就是这样子被偷的！可朕若惩办全帝国的窃贼，西伯利亚也不够地方，而整个俄罗斯将会如西伯利亚般荒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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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诗人、作家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索洛乌欣活跃在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他1924年生于弗拉基米尔省弗拉基米尔县阿列皮诺村（今弗拉基米尔州索宾斯基地区）农民家庭，是第十个孩子（老幺）。
俄罗斯农村始终是索洛乌欣文学作品的主题。苏共中央刊物《共产主义》杂志1982年第二期登载了对索洛乌欣的严厉批评，指责他“跟上帝调情”。索洛乌欣是最早公开提出重新思考列宁在俄罗斯历史中形象的人之一。“改革”年代流行一种观点，谓斯大林时代的罪行属于“歪曲列宁理论”，而索洛乌欣针锋相对指出：那其实是列宁政策的必然延续。

以下段落摘自他1976年散文集《最后的阶梯（同时代人的自白）》：

农民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怎么变成今天这样？大家自己心里都清楚，我们的集体农庄一片狼藉，庄稼收成很少，冬天用树枝子(веточный корм)喂牛，牛就站在齐膝深屎尿里，人都跑进城了，没跑的终日烂醉……

复活节那天我决定去教堂，去叶洛霍沃大教堂。复活节夜晚教堂附近总是噪杂吵嚷如巴别塔底：大客车围成圈，警察拉警戒线，共青团小组、纠察队——尽一切手段阻拦年轻人进教堂。而在每座教堂周围，都有十座这种大教堂无法容纳的人群。

您知道吗，如今的女人想买点儿漂亮东西（短衫、裙子、高跟鞋），最简单的途径就是上厕所。对，没错，走进彼得罗夫卡街或“古姆”的某个公共厕所，里头是二道贩子倒卖外国服装的兴盛处。关键在于，警察不想管女厕所的事。这难道不是俄罗斯妇女的耻辱吗，这难道不丢脸吗！俄罗斯曾经遍地羊皮，如今我国女人为了求购一件保加利亚或加拿大的所谓熟羊皮大衣，不惜支付离谱价钱，一件上千卢布。这可是俄罗斯——毛皮之国。亚洲人来莫斯科排好几天队，买地毯带回地毯之乡中亚。

您知道吗，莫斯科的供应多多少少算体面了，其他几个大城市也差不多。奥廖尔人、库尔斯克人、坦波夫人、沃罗涅日人、弗拉基米尔人、喀山人、沃洛格达人到莫斯科采购，用网兜装着香肠、肉、鸡、蛋、奶渣、荞麦粒，有时甚至白面包回家。您知道吗，距离莫斯科50千米的地方买不着香肠和肉。更别提一个文明国家所应有的三十、四十种花样香肠了。就算在莫斯科您也买不着美味肠、熏肠、布伦瑞克肠等各式香肠，专为“有名有姓”之人服务的内部供应店除外。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个谁说的：“人民和党团结一心”。
您知道吗，有的城市整月不卖肉，油和奶经常断货。人家告诉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委凭票发给病人和儿童牛奶。这可是西伯利亚，曾经泡在黄油里的地方。（还有两件小事。我朋友热尼亚·马利采夫1976年4月在叶列茨肉类市场亲眼目睹他们以每千克17戈比的价钱卖牛骨，天天如此。除了这些骨头，叶列茨不销售任何肉。我本人在纳尔奇克市见到如下场景：大型肉品商店，镀锌板柜台干干净净，顾客不见踪影，售货员闲得翻书。店内除了猪蹄一概全无，在这个穆斯林居民为主的城市，形同羞辱人。）
沃罗涅日人、奥廖尔人去莫斯科搬运香肠、鸡肉、鸡蛋。又托我买牛舌、买小牛肉，6卢布1千克的话就不要了。想想这价钱，再想想如今工资。您看看农村的国营店、村办商店，瞧瞧卖的都是些什么。这就是人民的幸福吗？这就是忍受煎熬折磨所换得的吗？

您打算做晚饭，心里想着：要么买两块牛里脊、小牛肉、牛肝、牛舌、牛肚，要么买猪蹄、猪肉、乳猪、鸡杂、火鸡、牛乳房、兔子。结果您进进出出二十间商店，只见一级牛肉和二级牛肉，且是冰冻的，或者一级、二级羊肉，最可能的情况是：光有牛腰子。这就是您的全部选项了。活在莫斯科您就偷着乐吧，外埠岂有这等好事。
您打算买蘑菇（我国森林盛产蘑菇），心里想着买哪种好呢：卷边乳菇、绒毛乳菇、丑乳菇、乳牛肝菌、红菇、鸡油菌、白菇、桦蘑、香菇，或者买块松露，或者买瓶酸腌凯撒菇？您连问一百间商店，要么根本没蘑菇，要么只有一种今天刚好进货的蘑菇。最可能的情况是：只卖酸腌牛肝菌。
唉，别考虑吃的啦。去花店吧。人家今天只卖菊花，虽然您很想要兰花、玫瑰、报春花、风信子、石竹花、鸢尾花、郁金香。您不能这样高要求，您正经历花卉短缺呢。

咱国家向工人销售汽车的时候，就跟投机商人没两样。一台‘日古利’（仿‘菲亚特124’）外销价1000美元左右，国内售价7500卢布；一台‘伏尔加’外销价2000块，卖给国内工人15000，就这还买不着呢。缺货啊，缺货，亲爱的朋友。

而这种专为“贵人”开的店，这些“小白桦”，难道不是天天打老百姓脸吗？同样的伏特加，为什么卖50卢布而不是4.12卢布？为什么搞得那么高级那么纯净？为什么店里一切东西都比外头贵至少五倍？而且，为什么这种商店有的国内其他商店没有呢？这也是为了劳动者利益吗？

全体国民，除了高级领导，都被屈辱的、难以忍受的排长队困住了。事实上这种情况已持续约六十年。不仅商品短缺，精神上也受损害。一位经济学家曾告诉我，即使到今天我国消费领域仍存在故意的“剪刀差”，即需求大于供给。这不仅是个商业问题，也是政策问题。毕竟求大于供的情况下顾客无从挑选，任何破烂货、残次品总归有人买。但最要紧的是，排长队的人不再是完整的人，他沦为忍气吞声、低三下四的“半人”，忘了尊严，忘记自己是个自由、自尊的人。

莫斯科有个泳池，名字就叫“莫斯科”泳池。没错，广大劳动群众是在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原址上游泳。但泳池边的小木屋怎么回事？知情者叫它“木房子”，是个专门的芬兰浴室，有地毯和捷克啤酒，前厅还有壁炉。来吧，随便什么工人、农民甚至知识分子都进来享受吧，可惜人家只招待少数人。这类人还有特别汽车、特供食品（所谓“黄米”）、公家别墅、特权疗养院（第4局）（译注：指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为党的最高层干部服务，今俄联邦总统事务管理局之前身）、特殊门诊部和医院、特级多房间优质住宅、内部影片、免排队买电影票的入场券、专门保留的火车票，以及一拨就通、免着急上火的服务电话，不用像我们打“09”的时候永远占线忙音。这算哪门子平等啊？

— 但是人民有休假的权利，有去疗养院和休养所(Дом отдыха)的权利。
— 我本想告诉你：这些休养所一个房间睡四个人，闲极无聊沿着公园小路乱走，喝点儿酒，钻进灌木丛寻开心，在所谓“群众文化工作者”带领下合唱《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跳麻袋。但我想说另一个问题。著名的工会工作者В. В.波尔托拉诺夫曾对我讲，我国每年仅2%的工人和职员能够踏入疗养院、休养所。就是说，一个工人如果老实排号不走后门的话，五十年才有一次疗养休假机会，而且别忘了集体农民压根不在这2%范围内。所以真正享受这套福利的人微乎其微。

社会主义竞赛最荒谬可笑的情况：警察部门为了减少发案率，对某些违法犯罪行为不登记、不立案、不处理，采取纵容和隐匿的态度。

此外，我跟一些厂子的工人聊过…… 他们憎恨那些比自己工作卖力好几倍的同事。此中缘由很简单，就是生产指标。比方说本来一个班次制造一百个零件，工资4卢布。如果其中某人造出三百个零件，并且证明现用的机床具备这个能力，那么生产指标将立即翻三番。从此每个人都必须挥汗如雨制造三百个零件，而工资却没增加，更别说翻三番了。革新者和突击手无非在第一天能拿到产量翻三番的额外奖励，之后他们也得完成增长了的指标。所以这种“定额”制度本质上是保守的，悖谬之处在于其目的不是发展和繁荣，而是隐藏生产潜力。
同样道理，生产主管也对用新工艺取代旧工艺，或新产品替换旧产品兴趣寡淡。既然冲压制造老式勺子既能完成计划又对他有利（拿奖金），干嘛花时间研发新式勺子、完不成计划、拿不到奖金呢。何况没有哪个工人会因为新工艺取代了旧工艺而收入增加。所以何苦费时费力去冒险呢？冲压制造老式勺子岂非更安全吗？
库存过多怎么办？已经滞销好几个月了。但愿能从某个地方获知我国每年积压多少产品……

诚然，如今中等教育尤其高等教育惠及民众的程度远远超过革命前。但当年办教育注重实效，而非在宣传上大哄大嗡。农艺师、工程师、桥梁和船舶建设者、医生和教授都是根据需要培养的，不是为了统计报表好看，也不是为了追求持文凭的人数。
那时候教出来一个农艺师，他就是农艺师；教出来一个兽医，他就做兽医。现在大量女青年从农艺专业和畜牧专业毕了业，报表交上去，实际分配到集体农庄无所事事，随便干个什么职务，每月领区区九十卢布工资。

以前我在《星火》杂志做记者的时候，某个拥有四万九千工人、七千工程技术人员的大型冶金厂厂长对我讲：如果他自己说了算，宁可每10-15位工程师里头只保留1位真才实学的。倘若给这个人开1000甚至2000卢布月薪，而不是现在的150卢布，你让他干什么他就能干什么。但即使从生产效益上考虑，也不会允许厂长这样处置工程师们。他们已经培训出来了，已经拿到文凭了，总得有地方就业吧。于是塞给各生产企业，收入比工人少，整天混日子，在工人面前毫无权威，东戳一下西戳一下，实际成了企业躯体的寄生虫。您可能会问他们究竟干些什么？请看：“社会学家采访了某大型机床制造厂领导，发现该厂每月开56次业务问题会、15次特别问题会”。等于说每月开会70多次。而且厂领导肯定少算了，减去周末的话平均每天开三次会。每次开会连到齐带解散至少一小时，多则两小时，纯属浪费光阴。这是我从1975年10月《鳄鱼》杂志上读到的。
这种情况遍及我国整个经济部门，都是些平庸、平淡的半吊子，因为我们的教育似大水漫灌，不努力追求高度和深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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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70年代末-80年代初彼尔姆州人民来信

今天这道菜的主料是去骨猪扒，看着就有食欲，口感更丰富。既适合家常也适合宴请。

所需食材：

猪扒：1.5千克
菠萝：1罐
硬奶酪：140克
蜂蜜：3勺
盐、黑胡椒粉等调料：酌量

步骤：

奶酪切薄片。

菠萝倒出汁水，切丁。

猪扒洗净、去骨，视大小改刀，用保鲜膜包覆，两面轻轻捶打使其软嫩。

猪扒置于容器，撒盐、黑胡椒粉等调料，加蜂蜜3勺，用手翻拌均匀，腌渍30分钟。

腌好的猪扒移入烤盘，先放菠萝再放奶酪片。沿边缘加少许水预防肉底部焦糊，烤箱烘烤1小时左右即可。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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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生前是苏联持不同政见群体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虽然居住莫斯科（1980年被驱逐到高尔基市），却是全国异议人士的榜样（亦是克格勃的眼中钉）。许多人从各地给院士寄信、打电话、呈送手稿、咨询意见，所以萨哈罗夫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中。解体后这些文件存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档案库，记者摘抄整理了其中部分内容，并试着同院士的回忆录进行对比。

1971年12月，五十岁的安德烈·萨哈罗夫飞往基辅。这年他已经是苏联科学界超级巨星（32岁成为苏联历史上最年轻院士、三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但这年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萨哈罗夫1950年代曾参与制造氢弹，后来反对核武器试验，最终成为苏联制度的坚定而审慎的批评者。他撰写揭露苏联侵犯人权的文章和小册子，公开呼吁冷战各方沟通对话，并在法庭内外为政治犯辩护。

此次基辅之行的原因是乌克兰诗人、持不同政见者阿纳托利·卢皮诺斯的审判即将开庭。早先他已经因“反苏”罪名被判刑十年，在劳改营健康严重受损。这一回他又因为在基辅的塔拉斯·舍甫琴科纪念碑前朗诵诗：“我见过，母亲如何饱受凌辱……”而被捕，“母亲”显然是指苏联制度下的乌克兰。

萨哈罗夫前往基辅声援卢皮诺斯并监督审判是否公正，陪他一起来的是同行（核物理学家）兼未婚妻叶莲娜·邦纳，二人相识不久——也是在法庭上遇见的。《回忆录》提到俩人入住宾馆时发生的怪事：“前台安排我们睡在不同楼层，因为我们护照上没写结婚，而苏联的宾馆在道德方面把关把得可紧。尾随我们身后那人，想必是个克格勃分子，试图提出抗议——应该为功勋科学家行个方便。当然，这样也方便他监视我们，只是不能明说罢了。”

12月16日萨哈罗夫和邦纳在宾馆跟当地的两位持不同政见者列昂尼德·皮柳什（打电话通报卢皮诺斯案件的人）、伊万·斯韦特利奇内碰面，四人共同前往基辅州法院。“应援团”（更别说是莫斯科名人）现身法庭绝非克格勃所乐见，被告可能因此拒绝认罪，案子也会引来更多关注。法庭上的“正确气氛”通常是由共青团员旁听者提供的，他们将齐声谴责被告。结果法院宣布当天庭审取消。
乌克兰克格勃向共和国党中央汇报：“为了预防卢皮诺斯刑事案件审理期间可能出现的过激行为，以审判长生病为借口延期开庭”。然而萨哈罗夫回忆，他们有人看见“生病的”法官在照常上班。

既然庭审取消，萨哈罗夫和邦纳当天飞回莫斯科，三周后再度赴基辅询问审判何时恢复，这天是二人登记结婚次日。结果事实证明大家都被耍了，不会再有什么审判——12月底法院已经宣布卢皮诺斯是“精神病患者”，押送特种精神病院强制治疗。卢皮诺斯沦为苏联惩罚性精神病学众多受害者之一，所谓“治疗”实乃报复异议者的手段。

事已至此，萨哈罗夫和邦纳借宿基辅著名作家维克多·涅克拉索夫家，此人也因持有“非法出版物”和结交“叛徒”被克格勃长期监视。公寓很可能遭窃听，因为克格勃档案记录了萨哈罗夫和涅克拉索夫的对话，院士强调他打算为争取卢皮诺斯获释而斗争。

卢皮诺斯“被治疗”期间医疗委员会多次提出让他出院，屡遭法院拒绝，辗转多个精神病院，直到1983年才重获自由。

卢皮诺斯案审结后不久（1972年1月）列昂尼德·皮柳什和伊万·斯韦特利奇内也被捕，对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浪潮开始了！包括诗人瓦西里·斯图斯和编辑维亚切斯拉夫·切尔诺沃尔在内的几十人受到当局“反苏煽动和宣传”的指控。皮柳什经不公开审判押送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精神病院（萨哈罗夫称其为最恶劣病院之一，卢皮诺斯也在里头住过）关了几年，强迫他大剂量服用氟哌啶醇，1976年获释后移民法国。斯韦特利奇内在严管劳改营服刑7年、流放5年，1983年返回基辅生活。维克多·涅克拉索夫被屡次逮捕屡次释放，又被作家联盟开除，遂于1974年偕妻飞往苏黎世，后定居巴黎。

但当局不敢把萨哈罗夫关监狱，也不敢让他“被精神病”。起初忌惮他的科学成就和院士头衔，后来世界级声誉和诺贝尔奖更令政府感觉棘手。于是克格勃发起抹黑行动，无休止纠缠、骚扰萨哈罗夫两口子。

1973年萨哈罗夫接受瑞典记者采访，批评苏联体制方方面面。他的话被世界各国媒体引用，而苏联政府的回应是：安排塔斯社发评论进行对外宣传、安排《文学报》刊文《诽谤的提供者》进行对内宣传。同时苏联克格勃领导向各共和国发出指令：给院士“写信”。

组织”热心公民”给团体或个人寄信是当年克格勃的常用伎俩之一。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信件属于对外行动，比如白宫陆续收到几千封抗议美国外交政策的苏联来信，写信者很可能是听命于克格勃的工农出身大学生，也不排除是克格勃员工自己所写。理论上此类行动应该能起到点儿针对性作用——动摇收件者士气、散播怀疑种子、游说改弦更张等，但很难讲究竟产生过多大效果，尽管克格勃偶尔会把成绩算在自己头上并向党中央邀功。

关于“写信行动”的档案同样保存至今。乌克兰克格勃报告上级：“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示，为了对萨哈罗夫形成正面影响，УССР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了一些共和国公民给他的地址寄信，对他在‘采访’中表达的观点表示否定态度”。

《回忆录》提到有时每天竟收到十通这种信件，其中不乏威胁。比如1974年一封打字匿名信恶狠狠地说：
“如果你不停止（你的活动），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跟你想的一样，我们先从扬克列维奇下手——老的小的一窝端。（落款）俄罗斯基督教党中央”。

所谓“老的和小的”是指叶莲娜·邦纳的女婿叶菲姆·扬克列维奇（译注：邦纳跟前夫生的女儿塔季扬娜·伊万诺芙娜嫁叶菲姆）与他儿子马特维（也就是院士老两口的外孙），当时只有15个月大。萨哈罗夫谈论这封匿名信说：“毫无疑问，此等强盗恫吓肯定出自克格勃”。

萨哈罗夫还认为拦截朋友和同志来信、塞入血腥恐怖照片（信封原样未变）也是克格勃特务所为：“圣诞问候信里装着车祸、开颅手术、猴脑插入电极的照片，一两天收到几十通”。

但另一方面，真正声援支持的信件很可能到不了院士信箱。1973年乌克兰克格勃截获两封信，第一封发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亲爱的萨哈罗夫院士，我，亚历山大·希波夫，钦佩您的行为。我国很少有人能够如实说出真相。大多数人要么在被动期待中保持沉默，要么因恐惧噤口不言”。第二封自称克里米亚大学生代表，曰：“我们和大多数克里米亚人与您同在”。
克格勃分子当然会搜寻这两封信的作者。

1975年院士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他为争取苏联的人权、裁军和促进所有国家之间合作上做出的努力”。这件事大概是对苏联“反萨哈罗夫宣传”的最沉重一击。萨哈罗夫回忆，当他得知获奖消息回家，“走在楼梯间就听见电话铃响——有熟人和陌生人的祝贺，有莫斯科和其他苏联城市的祝贺，还有许多来自国外的祝贺……外国记者也纷纷打来电话”。

在这些致贺电的人之中，乌克兰克格勃专门点名正在被强制治疗的列昂尼德·皮柳什之妻塔季扬娜·日特尼科娃，以及曾来过基辅并跟日特尼科娃保持联系的莫斯科异议人士塔季扬娜·霍多罗维奇。档案显示她俩没拨通院士电话，于是发祝贺电报。

当时的情况正如莫斯科艺术家鲍里斯·阿马兰托夫所言：“萨哈罗夫获奖激发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全苏持不同政见者都被来自奥斯陆的好消息鼓舞，克格勃报告：“……个别敌对分子对萨哈罗夫获奖表达赞同，视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胜利，是他们继续开展反苏活动而不受惩罚的重要动因，纷纷向萨哈罗夫致以声援”。
维克多·涅克拉索夫的一位密友：被克格勃监视的基辅工程师奥列格·拉平说“如今没人敢动萨哈罗夫”，假如禁止他出国领奖，“全世界都要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然而院士终究未获批准出席颁奖典礼，理由是他掌握机密太多。叶莲娜·邦纳代表他去了奥斯陆。

乌克兰政治犯米哈伊尔·戈伦不仅欢迎萨哈罗夫获奖，甚至“散布政治谣言”，说“克尔德什院士辞去苏联科学院院长职务，因为国家要求他开除萨哈罗夫”。关于这个问题，反对派和科学界各种说法满天飞。领导苏联科学院十四年的姆斯季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克尔德什的确拒绝留任，但原因不是萨哈罗夫而是其本人健康不佳。许多书刊都曾提到：虽然克尔德什1973年公开谴责过萨哈罗夫院士，但当政府施压要求开除萨哈罗夫的时候，克尔德什却站出来为他辩护，亲自面见安德罗波夫说好话。
如果读者愿意相信，有个小故事可以分享：据说克尔德什召集少数几位大科学家开会讨论要不要驱逐萨哈罗夫。物理化学家尼古拉·谢苗诺夫指出从无开除科学院院士的先例，物理学家彼得·卡皮察反驳称有先例——希特勒就把爱因斯坦撵出普鲁士科学院。这句话促使克尔德什下定决心保留萨哈罗夫的院士席位。即使这次小规模会议真的发生过，谢苗诺夫和卡皮察的表述也是不准确的（或许他俩故意声援萨哈罗夫亦未可知）：苏联不止一次以“人民公敌”为由驱逐院士，爱因斯坦则是1933年主动放弃普鲁士科学院和巴伐利亚科学院的成员资格。

前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政治犯叶夫根尼·切列德尼琴科认为诺贝尔和平奖把萨哈罗夫变成了“圣徒”，现在全世界都会听他说话。为克格勃效力的语言学家康德拉特·斯托查克估计萨哈罗夫获奖“会促进持不同政见者数量增长，使得对党和代表大会制度冷漠的人数增加，或者隐藏他们的敌对情绪”。

苏联政府应对萨哈罗夫获奖的手段与他们应对其他类似事件一样——操纵新闻界发起宣传。安德烈·萨哈罗夫回忆：“1973年的情况（瑞典记者采访）重演，出现了许多‘揭穿’我活动的文章，对我进行讽刺和嘲笑，还把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决定说成是敌意的、挑衅性的举动”。

克格勃再次担起寄发“愤怒公民”来信的重任，这次不仅针对萨哈罗夫本人，还瞄准了远在奥斯陆的诺奖委员会。乌克兰克格勃报告：“为了向全世界揭露萨哈罗夫是个狂热反苏分子，以及诺贝尔奖委员会挑衅、仇视苏联行动的本来面目，УССР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应当组织共和国工人代表、知名科学家和文艺界人士向该委员会及苏联科学院（为开除萨哈罗夫事）寄送抗议信，同时通过可能的国外新闻机构公布这些材料”。

至于大多数苏联普通人的态度，克格勃保证：“共和国劳动人民愤怒谴责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这一敌视我国的行动，认为等于给叛国贼发酬金，乃是对诚实人民的亵渎，目的在于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煽动境外反苏运动、激励境内反苏分子”。报告援引哈尔科夫师范学院高级讲师А.沙拉波夫对某特务讲的话作为“劳动人民谴责敌视行动”的证据：“一个抛弃科学、诋毁祖国、拥护智利法西斯政权暴行的人，不配获奖”。

萨哈罗夫“拥护智利法西斯政权暴行”是对他最常见的指责之一。1973年秋天皮诺切特在智利发动政变，患癌症的诗人巴伯罗·聂鲁达被抄家及软禁。萨哈罗夫、诗人亚历山大·加利奇和作家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向智利军政府发出呼吁，替聂鲁达辩护，文中委婉、克制地表示：“这位伟人的骤然死亡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你所宣称的智利复兴和团结的时代蒙上阴影”。苏联党媒断章取义，把这句话说成同情智利军政府。

克格勃又引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Я.布卡特尼科夫的言论：“西方反对派给了萨哈罗夫诺贝尔奖，因为他替他们工作反对我们，把各种渣滓、异类、缓和的敌人全都聚集到他旗下，而所有进步人士都在与之作斗争。这个叛徒在桌上吃我们面包，在桌下拉屎”。
基辅工程师В. 列夫琴科觉得萨哈罗夫获奖毫不令人惊讶，他认为这是一种“老旧的反共策略”，目的是保护该院士不受“国家制裁”，并将其与另两位被政府厌恶的获奖者：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相提并论。

有趣的是，克格勃文件显示似乎连外国人也加入谴责大合唱，尤其在乌克兰留学的非洲和南美洲学生，比如哥斯达黎加人鲁道夫·奥班多·阿库诺就将萨哈罗夫称为“著名极端主义分子”。

总而言之，文件提到的“受访者”们齐声表示太便宜萨哈罗夫了，应该剥夺其公民权、遣送出国（比照索尔仁尼琴的待遇）或逮捕入狱。艺术学家尤里·瓦尔瓦列茨基说：“我不懂我国政府的立场，简直是在‘娇惯’他，虽然大家都清楚他是个敌人，不应该住莫斯科而应该住西伯利亚”。敖德萨工程师Н.图尼茨基感叹：“捷尔任斯基若在，必能让这些人学会怎么尊重我们，令混蛋们个个不敢乱张口”。

1980年1月萨哈罗夫被剥夺全部苏联奖章和头衔（院士除外），流放到外国人禁入的城市高尔基（下诺夫哥罗德）。克格勃及时汇报群众对此事观感，称这是该异议人士接受采访、发表声明的报应，谁让他谴责苏联对阿富汗开战、呼吁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克格勃报告各界人士“积极讨论”政府的决定，包括在工作场所公开发言。比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电力机车厂电工Б.黎孙说：“剥夺萨哈罗夫全部奖项是对他的最后警告。现在西方的有组织宣传将围绕这件事唾沫星子横飞。然而，应苏联人民多次请求而采取的这一措施将对资产阶级蛊惑人心的阴谋给予必要回击。车间工人们议论、赞成我国政府决定就是铁证。”
切尔诺夫策市少先队员和中学生宫女负责人Л.图列夫斯卡娅也表示，希望把萨哈罗夫“当作罪犯”押送偏远地方，他就听不见海外的“敌对声音”了。
罗夫诺市文化部门检查员В.萨宗京相信，萨哈罗夫早就应该“作为中情局间谍”抓进监狱。他补充说：“无需什么证据。这人给谁打工明摆着呢”。

虽然政府宣称流放萨哈罗夫与莫斯科奥运会无关，但许多反对人士坚信这是奥运会开幕前“清理社会”的重要一步。克格勃报告了乌克兰诗人、政治犯瓦西里·斯图斯的意见（称其为“民族主义分子，服刑后返回基辅市，无业”），说他在同伙圈子里扬言：“政府对萨哈罗夫的行动是暂时性的。奥运会后如果他表现老实，就会被送回去”。几个月后斯图萨本人再次被捕，判处十年劳改，1985年绝食死于劳改营囚室。

被流放高尔基市的萨哈罗夫表现并不“老实”，他和叶莲娜·邦纳在当地居住七年，三次绝食抗议，争取到出国看病的权利。直到改革年间才被允许搬回莫斯科——1986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通知这一消息。64岁的萨哈罗夫在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担任首席研究员，又活了三载，当选苏联人民代表，提出苏联新《宪法》草案。1989年12月14日夜晚心脏骤停逝世，至死未能拿回自己的奖章和荣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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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加夫里洛夫1900年生于喀山省莱舍夫斯基县阿尔韦迪诺村一户受洗鞑靼人家庭。幼年失怙，15岁进厂做工。1918年自愿参加红军，先后与高尔察克军、邓尼金军交战，内战结束留在部队。1922年成为俄共(布)党员。1925年结婚并收养一名孤儿。

1939年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授少校军衔，任步兵42师44团团长。参加了1939-1940年冬季战争，战后该团移防白俄罗斯西部，1941年5月起驻扎布列斯特要塞。

德军重兵围攻要塞，加夫里洛夫率领约400人据守待援。6月29日夜晚要塞东部被重炮炸毁，少校和12名幸存者携带四挺机枪顽强抵抗，最终被德军打散。7月23日加夫里洛夫独自一人伤重被俘，治疗他的医生介绍：该人全身军装破旧，瘦骨嶙峋，胡子拉碴，满脸灰土，处于昏迷状态，体力极其虚弱，甚至难以做吞咽动作。德军士兵说加夫里洛夫被俘前一刻仍然勉力投掷手榴弹、持手枪射击，打死打伤多人。

之后加夫里洛夫关押于哈默尔堡战俘营、拉斯文布吕克集中营，1945年5月被解放该地的红军救出。

加夫里洛夫进入远东的“过滤营”，审查工作1946年6月结束。未发现他同纳粹合作的证据，所谓“自愿投降”无法证实。决定以“丢失党员证”为由开除党籍，剥夺军衔和“工农红军二十年”纪念奖章。

重获自由的加夫里洛夫返回鞑靼自治共和国，受到老乡带着疑虑的欢迎。因为有过被俘经历，不允许他在集体农庄工作，只好到区中心谋了份陶器厂的差事。一年后加夫里洛夫搬到克拉斯诺达尔，同样因前战俘身份碰壁，起初只能干杂工，后经朋友介绍在克拉斯诺达尔仪表厂当发货员。

加夫里洛夫在当地遇见一位同样命运艰难的失去家庭的妇女，遂成半路夫妻，住在市郊的半地穴土坯房内。附近生活着许多当过战俘或进过集中营的退役军人，他们尽力团结起来互帮互助。加夫里洛夫的第二次婚姻无子女，认为发妻叶卡捷琳娜·格里戈利耶娃和养子早就死了。

1955年电台播出《寻找布列斯特要塞的英雄》系列节目，节目作者：作家谢尔盖·斯米尔诺夫1957年出版了《布列斯特要塞》一书，加夫里洛夫很快家喻户晓。党籍、军衔恢复，发还奖章。1956年布列斯特要塞幸存者重聚首，一位当地妇女透露了加夫里洛夫原来家庭的遭遇。这才得知第一任妻子和养子未死，两人1941年7月被德军安置营收容，营内人数众多德军无力看管，叶卡捷琳娜和尼古拉伺机逃出，栖身偏远村庄，之后尼古拉参加游击队。1952年叶卡捷琳娜瘫痪，1956年进入残疾人之家。国家安全部门发现尼古拉在军队服现役。彼得·加夫里洛夫把叶卡捷琳娜接到克拉斯诺达尔，可惜她只活了几个月，1956年12月逝世，葬当地公墓，具体位置今已不详，死前未见养子最后一面。

1957年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授予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加夫里洛夫“苏联英雄”称号、列宁勋章和“金星”奖章。加夫里洛夫开始在全国各地旅行，积极从事社会活动，访问单位、学校，接受代表团、电影制作人和记者采访，撰写回忆录。从1968年直到生命结束一直住在克拉斯诺达尔市光明街（1980年改名加夫里洛夫街）的新建三居室公寓。

1979年1月26日加夫里洛夫去世，遵照其遗嘱以军礼安葬在布列斯特卫戍部队纪念公墓，与早年的战友们永远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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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级枪杀的战斗英雄斯捷潘·谢德赫少校

空军元帅谢尔盖·胡佳科夫身份之谜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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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9月中旬-10月中旬短短一个月时间，有个残忍罪犯连续作案，绑架、杀死五名婴儿，引起莫斯科警察局史上最大规模搜索之一。当警察成功抓获凶手并查明其身份后，众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早在1971年，某个叫阿纳托利·尼古拉耶维奇·比留科夫的人曾被警局短暂拘留。当时该男子企图在儿童诊所门口偷走里面有个婴儿的小推车，所幸母亲及时发现大喊大叫。比留科夫告诉警察他并无恶意，只因见婴儿车无人看管，打算搞“恶作剧”吓唬吓唬孩子娘，让她以后别这么粗心。由于比留科夫认错态度好，警察对他进行预防性谈话（训诫），罚款了事。岂料一年后再次因盗窃婴儿车被捕，判处三年监禁——尽管他辩称只想偷婴儿车卖钱，没发现装着孩子。比留科夫服刑期间老婆提出离婚（亦有说法称他设法免于服刑），获释后在建筑部门工作，过着貌似平静的生活。

阿纳托利·比留科夫童年时代发生意外，容貌受损。关于这件事，最常见的版本是他偷了父亲弹药箱的子弹，敲打切割过程中爆炸，脸、胸口和双手烧伤并留疤。而比留科夫自己对身边人的解释是：“小时候不慎打翻热锅”。无论怎样，这些明显的疤痕令他的成长阴云密布，在学校屡遭同学欺侮，没朋友，逐渐养成孤僻、低调之性格。婚后育有两女（或说一子），被同事、邻居形容为善良、礼貌的人。

1977年9月16号，莫斯科妇女叶莲娜·捷尼修克推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娜塔莎出去买牛奶，像其他母亲一样把婴儿车停在店门外。等她买完出来，赫然发现连车带孩子都不见了！附近人听到尖叫声纷纷赶来帮忙，警察也加入搜寻，很快找到遗弃在附近比留佐夫元帅街22号公寓楼下灌木丛的空婴儿车。楼管员此时正准备挨家挨户敲门询问，竟在楼道窗台上惊见腹部被锐器严重砍伤的娜塔莎，未及送医即死亡。

警察接手此案，一时找不准侦查方向。究竟什么样的狂人会谋杀三个月大婴儿？会不会是父母自己遇上麻烦决心摆脱孩子？或是患季节性疯病的人偶然作案？经过初步调查，这两种猜测都被否定：孩子被照顾得很好，家庭也很稳定，父母没得罪过人。娜塔莎被拐走时妈妈仅仅离开几分钟而已。
后来比留科夫被捕，交待9月16日经过，承认自己当时正准备在楼梯间窗台性虐婴儿，忽然被楼上开门声惊吓，慌乱中斩了一刀便跑。事后回想才意识到根本没必要杀人，扔下她赶快逃就行了。

第一起案件三天后的9月19日，莫斯科年轻妈妈古丽孜甘·阿纳耶娃也将装有三个月女儿尤利娅的小车留在和平大街“儿童世界”店门外，出来不见孩子。经过一番搜索，在距离失踪位置较远的大花园街垃圾桶旁拾获婴儿衣帽，小车扔在汽车库后面。又过了一星期，在莫斯科郊外某垃圾场找到尤利娅尸体，有遭性虐待痕迹。这次几名目击者声称见过罪犯，但描述十分模糊，最重要的是没人指出显著特征：面部疤痕。

三天发生两起同类案件，肯定不是巧合。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亲自督办，向勃列日涅夫做了汇报。警察在莫斯科展开大排查，拦截盘问每个抱小孩的单身男性，又将受害者信息和嫌疑人情况发给全国各地协查。可惜过了三周又有一名六个月男婴被抢走，带孩子的老人无力追赶，只记得凶手穿格子衬衫、灰裤，帽檐遮眼。几天后发现男婴被性虐的尸体。于是进一步加强巡逻，部署便衣侦探，直到某天在一处儿童操场抓获尾随推婴儿车妇女的可疑男子。但此人不是警察要找的人，他刚跟老婆吵完架，所以跟着她想等她消了气再谈谈。万万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阿纳托利·比留科夫当时就蹲在灌木丛内全程目睹，感觉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

莫斯科待不下去了，比留科夫决定去他出生的地方：距离首都55千米的契诃夫镇，在那里继续搜寻猎物。当警方发现契诃夫镇两名女婴被性虐、杀害，才反应过来凶手已经转移。由于迟迟抓不到人，晓洛科夫部长愈发恼火，要求全力破案。目前比留科夫已夺走五条性命，但接下来的案子对他本人来说是致命错误。

10月21日比留科夫再次伸黑手从商店门外偷婴儿。活该他倒霉，婴儿刚抱进怀里就被母亲发现，撵出来呼救。几个路人穷追猛赶，比留科夫平日疏于运动，抱着孩子越跑越气喘，不得不扔下孤身逃离，帽子掉落。此期间几十名目击者看到他，提供了相当准确的外貌描述，以及标志性记号：左脸伤疤。

莫斯科警察拿着嫌犯画像走访全市企业，10月24日在某建筑部门锁定38岁钳工阿纳托利·比留科夫。首先令大家惊讶的是，多数同事评价比留科夫安静、谦逊、顾家，无任何恶习。之后，警方查明该比留科夫竟是退役中将、战功赫赫的“苏联英雄”、两次列宁勋章、四次红旗勋章获得者尼古拉·比留科夫的独生子！

侦查人员想不通老将军何以生养出这种残暴儿子。阿纳托利·比留科夫本人的解释是：婚姻破裂前一切正常，但孩子出生后老婆拒绝跟他过夫妻生活，于是脑海中涌现出各种最疯狂的幻想。起初尝试找个情妇，失败了，因为他不擅长浪漫和调情。之后比留科夫打算诱奸十来岁少女，考虑到被发现的后果而放弃。此时正赶上老婆打离婚，于是比留科夫下定主意绑架、性虐婴儿——首先她们不会讲话，其次无法反抗。总之，比留科夫坚称老婆拒绝行房是自己作案的主要动机。

比留科夫承认谋杀，指望老爹救他免死，尼古拉·比留科夫也觉得有冤情，找了最好的律师辩护。但这并没改变什么，医疗委员会认为阿纳托利·比留科夫精神正常，但对婴儿有一种特殊渴望。1978年法院作出死刑判决，比留科夫关押期间自杀未遂，上诉被驳回，他老爹多次旁听庭审，最终也宣布放弃。1979年2月24日在莫斯科执行枪决，当时刚过完四十岁生日没几天。

1980年6月30日尼古拉·比留科夫逝世，终年78岁，葬昆采沃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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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抓获的第一个连环杀人犯

斯摩棱斯克连环奸杀妇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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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德米拉·格洛克

1972年6月25日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发生一起骚乱，数百民众反抗警察。
因为已经过去半个世纪，那个星期日下午所发生的事情有着各种不同说法。我写本文引用的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内务局官方调查材料副本，州局局长И.Д.格拉杜什签字，由时任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内务局侦查科长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卡塔利尼科夫转交予我。此人在骚乱中被木板猛击头部，奇迹般幸存，十二年后因健康问题退休并申请残疾鉴定，所以持有材料副本。

背景和缘由

据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介绍，骚乱之所以发生的社会大背景是“拧紧螺帽”政策，即1966年部长会议《关于加强打击犯罪的措施》的决议，重点惩治醉酒和轻微流氓无赖行为。凡被醒酒所收容的人一律剃秃头，通知其工作单位处理——取消奖金、口头训斥、分房子排最后、推迟休假、开会批评等…… 在实施轻微流氓行为时，醉酒属于加重情节，行政拘留15日。

内部调查还原了1972年6月25日事件的本来面目。23岁警员列昂尼德·维诺格拉德与24岁警员尤里·科列斯尼克（警车驾驶）共同外出执勤，列昂尼德第一年上班，尤里第二年。他俩的任务是押送醉酒的公民到醒酒所，首先在市局接上54岁的彼得·迈奥连科，又去火车站接49岁的萨韦利·库罗普亚特尼克，然后到工厂区内务处接25岁的瓦连京·拉宁——此人酒后偷车被抓。

按照执勤规定，警员维诺格拉德应该在后车厢与被拘留者同坐，但两人中途停车买汽水喝，维诺格拉德就坐进驾驶室了。警员科列斯尼克平常爱攒东西，违反规定在后车厢放置一罐汽油。三个被拘留者表现很安静，没吵没闹，然而谁也没发现拉宁藏着打火机。当驶过一个公交站，忽听后车厢爆炸声，整辆车颠起来。俩警察赶快下车查看，只见车后部着火，三人被炽焰包围。关于起火原因，一种说法称某人想泼洒汽油吓唬警察，另一种说法则称某人点烟引爆了汽油蒸汽。

科列斯尼克从驾驶室抓过一条毯子蒙住自己，将54岁的彼得·迈奥连科拽出侧窗。此时附近群众围拢过来，混乱中科列斯尼克拽掉后车厢把手，导致门打不开，两位出租车司机用铁钎子撬门，猛喷灭火器，救出一息尚存的拉宁和库罗普亚特尼克。

人群越聚越多，都意识到发生了何等可怕的事情，而肇事者就在眼前。有人大声说警察从街上抓捕三个参加婚礼出来买酒的人（当天是青年节），几十双手开始撕扯维诺格拉德和科列斯尼克，根本不关心科列斯尼克营救迈奥连科时烧伤了脸部和手。有人企图把这俩警员塞进后车厢点火烧死，其他民警及时赶来，奋力抢回同事。

库罗普亚特尼克在被救护车送往第9医院途中死亡，一小时后拉宁死亡，迈奥连科坚持了不到一天。

骚乱开始

随着消息越传越远，奔赴事发现场的人越来越多。执勤警察严格按规定办事，检察院值班人员抵达前不准碰任何东西——可迟迟找不来。群众要求采取行动，愤怒在寻找发泄口。当警察终于决定将爆燃车辆转移时已经太晚。

到了傍晚6点局面愈发紧张，明显要出大事。全市苏维埃、党组织和共青团工作者紧急动员起来，警察领取武器但禁止开枪。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亲自指示不要让事件蒙上政治色彩、更不准流血。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持续关注情况进展。

爆燃警车停在原地的时候，一队特别愤慨的民众走向工厂区内务处。某值班警官领着几个同事出来劝说，希望大家自行散去。但民众怒气冲天，大吼大叫，逐渐向前逼近。突然有人鸣枪，子弹打到路面弹起，带着啸声飞走了。枪声响后才正式提出射杀警告，警告参与骚乱要负法律责任，务必尽快解散。

此处人群虽退，列宁大街那边又发生新一轮冲突。爆燃警车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它被推倒并二次点着，有人说来灭火的消防车被阻挡，水带被割破。格鲁舍夫斯基少校极力安抚最冲动的人，自己肩章反被扯掉。劝说保留犯罪证据以待日后调查是徒劳的，因为愤怒民众眼里穿警服的都是罪犯。于是爆燃警车被绑在一辆路过卡车尾部拖向捷尔任斯基广场（今卡尔尼雪夫斯基广场）。事发现场每个穿警服的人都被扣留，州地区分局的一个警察来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出差也被殃及。市局副局长杜德岑科中校空着手进入广场跟群众沟通，对方要求立即严惩害死被拘留者的警员，随即揍了中校一顿。

“可耻！”、“可耻！”——众人异口同声，要求基辅、莫斯科的记者和大领导快来。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Н.М.克提塔耶夫不得不露面，话没说几句，脸上被投掷一颗燃烧的烟头。副主席库兹涅佐夫后来说很多“醉鬼”冲进执委会大楼，转了一圈不知怎么办，又跑出来了。

从下午到现在数个小时，足够州委调遣内卫部队进入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今天的防暴警察普遍装备催泪弹和橡皮子弹，但当年出于政治考虑没有给警察研制非致命武器。苏联人民认为催泪瓦斯是帝国主义象征，用于镇压劳动者争取权利的斗争，直到1970年代中期才开始列装盾牌和“稠李”催泪手榴弹等驱散骚乱的装备。所以内卫部队官兵只能挥舞金属扣皮带，靠着卡车两边架着的机枪（空枪）成功切断通往中心现场的街道，阻止更多民众增援广场上几百号人。不愿听劝回家者统统送上大客车，拉到10千米外的地方“喘口气冷静冷静”。

广场群众回想“无产阶级斗争史”，捡拾路砖和石块当武器，即便以前没有抗议示威经验，总有打架斗殴经验嘛。内卫部队官兵的皮带在人头顶飞旋，砖石纷纷砸来，棍棒如鸡啄米。尽管双方都不示弱，却没因此引发大规模对战。

之后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广场高喊“可耻”，一部分人走向列宁格勒街警察局。无人提出任何要求，怒火正在逐渐消退，似乎对市政府和警察的怨气都发出来了。正当他们严阵以待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时，第聂伯捷尔任斯基冶金联合企业厂长、战争年代传奇游击队指挥员尼古拉·沃罗布耶夫率领大批下班工人走向捷尔任斯基广场，许多旁观者仍然记得他们靴子的咚咚声。
之前民众和警察、部队剑拔弩张、多次交手。而这些穿工作服的却没抡拳头，开始呼唤熟人名字，规劝各位回家。也许正是他们的出现最终挽救局面，气氛迅速缓解，再没人使用暴力，三三两两散去了。

罪与罚

天亮之前所有被砸破的窗玻璃都修复，城市又一次迎来朝阳。街头随处可见巡逻队：三个兵加一个警察，凡有人聚集就走过去礼貌要求解散。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接到指示，列出没上班的人和皮肤带淤青、擦伤的人——这是昨天打架的记号。

骚乱共导致22名军人、7名警察、几十名平民受伤。估计经济损失12012卢布4戈比。

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第71条之规定，9人因组织大规模骚乱被定罪，最年轻者18岁（五年监禁）、最年长者38岁（十五年监禁）。约20人因流氓行为被判刑。

肇事警员科列斯尼克、维诺格拉德被开除，出庭受审，处以八年监禁。市局高级警官一律降职，骚乱一个月后该局也被降级。市党委和共青团的若干领导解除职务。

后记

就像本文开头所言，1972年6月25日骚乱参与者和目击者的回忆、描述各不相同，往往互相矛盾。本文引用的官方调查材料我认为是可信的，因为调查的目的乃是查明公职人员罪责，从事后结果看他们也确实受到相应处理。市警局负责人和其他官员被处罚，对三名被拘留者死亡负有责任的两个警员也被判刑，没人替他们辩解或开脱。

我曾在一份出版物上读到，为某涉案者（从指控来看是骚乱组织者之一：他掀翻车辆拖走、号召冲击政府大楼、扔石头砸窗等）出具证明材料的档案馆员工听闻该人获判十二年，表示现在连一年时间都没有了。

而卡塔利尼科夫少校看到了骚乱真正原因：你不能把螺帽拧太紧，不能把人们逼迫到怒不可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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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比斯克警民冲突骚乱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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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恋苏之人常说“苏联没有乞丐”。但历史资料显示，直到1960年代乞讨现象不仅随处可见，而且是许多人糊口的唯一方式。

国内战争导致平民赤贫化，工业产值下降到1913年水平的20%。余粮征集政策断绝了农民进城卖粮之路，1921-1922年饥荒夺去约500万条人命。全国几百万营养不良的儿童嗷嗷待哺，但布尔什维克当局似乎更关心世界革命大势。

打击富农的行动和强制推广集体化造成第二轮贫民/饥民浪潮，1931-1933年大饥荒惨不忍睹，农民被迫食草甚至食人。1933年4月基辅州委开会通过秘密决议，“为减轻基辅市的负担，不允许无家可归者、流浪儿和乞丐在市内活动”，禁止无特别通行证的人员进入这座苏联第三大城市。当局断绝道路，市郊50千米范围内停售一切车船票，派警察封锁火车站，每晚搜查门洞、阁楼和地下室。

那时候的许多材料保存至今。比如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1935年2月份报告伟大领袖：“近期发现莫斯科多个地区行乞现象成倍增加……莫斯科街头年复一年出现的乞丐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首都而言越来越无法容忍”。但最令雅罗斯拉夫斯基恼火的还不是叫花子招摇过市有碍社会主义观瞻，而是这些饥民喜欢聚集大使馆周边，因为富裕的外国人比本国同胞更慷慨。这种行为无异于进行“反苏宣传”，损害了国家形象。雅罗斯拉夫斯基总结说：“依我看，消灭这种丑恶现象的时机已到”，建议斯大林大规模围捕乞丐，之后再“采取具体措施”。

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信被转给时任内务人民委员亨利希·雅戈达，他提交斯大林的报告承认情况确实令人惊讶：“1934年莫斯科抓获乞丐12848人，其中男性4399人、女性4515人、儿童3934人。1935年一月抓获702人，二月抓获893人”。国安头子注意到游走首都大街求施舍的基本是来自乌克兰和苏联西部各州的农民，并表示围捕手段是徒然的，因为近期已经有1.4万人通过这种方式被逐出莫斯科，可他们又设法回来了。所以雅戈达建议应该将乞丐们押送至哈萨克斯坦的特别安置点——肯定无法从那么远的地方返回美丽的莫斯科。

战争结束之后苏联出现第三轮行乞浪潮。正如叶莲娜·祖布科娃教授所言：“人民赤贫化，几百万人无家可归，孤儿数不胜数，残废退伍兵成群结队——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大规模乞讨现象复苏的土壤”。首先（也是最关键的），大批集体农民再次涌入城市，因为被战火反复蹂躏的、人手短缺的集体农庄生活艰难。比如科斯特罗马州“为自由劳动”集体农庄仅剩18个劳动力，包括1名男性、7名女性和2名青少年，显然不能正常耕种土地。再者，外省人民甚至到了战后第七年仍在忍饥挨饿，比如1952年梁赞州地方党组织书记捷基纳向斯大林求助：“现在是十月份，可我们无法获得黑面包，没有黄油或植物油。商店没肉、没谷物、没糖。我请求派委员会过来追究该对此负责的人。毕竟饱汉不知饿汉饥。”同一时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集体农民每年仅食用13千克肉类，远低于医学上建议的维持健康的最低数量，再外加220克鱼类。

于是为了生活，农民们纷纷到城市行乞。以下案例很有说明意义：1954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市抓获来自卡卢加州的乞丐数百人，调查发现当地六个集体农庄的庄员定期到首都求施舍，甚至带着因此辍学的孩子。其中不仅包括普通农民，还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养牛场和乳品农场负责人的老婆。报告谓集体农民“为了个人致富”进城乞讨，这话部分正确，乞讨确实成了一门工作，比土里刨食强得多——但不要忘记1953年一些地方的集体农民劳动日报酬只有现金13戈比、粮食500克、干草3.5千克，还得缴税。因此集体农庄不愿沦为别人累赘的老人、病人、残疾人自己走去养老院或进城为丐。

1954年苏联内务部呈交中央的秘密报告称：尽管采取了防止和消除乞讨的措施，此类现象仍然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城市屡见不鲜。1951年下半年城市、铁路和水运部门的警察抓获乞丐逾10.7万人、1952年15.6万人、1953年18.6万人。被抓获的人当中，战争和劳动伤残者占70%，“临时因贫行乞者”（集体农民）占20%，职业乞丐仅10%（其中3%是健全人）。

虽然因保卫祖国而身体伤残的人能领取养老金，但这点钱在物资全面匮乏、黑市繁荣昌盛的大背景下很难过日子。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健全男性退伍回家，缺胳膊断腿之人怎么在劳动市场上跟他们竞争？战争中失明的莫斯科人麦德维杰夫在电车内乞讨被抓，交“人民法院”(Народный суд)审判，他当场表示560卢布养不活妻子和四个孩子，而自己在盲人协会所属企业工资甚少，还不如行乞呢。

面对实际情况，当局决定动用镇压手段。1951年7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秘密决议《关于消除莫斯科和莫斯科州乞讨现象以及加强对反社会分子、寄生分子进行打击的措施》，规定身体健全的乞丐流放偏远地区五年，无劳动能力者托付亲属扶养或由残疾人之家收容。驱逐当然很简单，收容却遭遇困难——本应在1952年竣工的35处残疾人之家和集体宿舍至1954年初只建成4处。于是苏联内务部长谢尔盖·克鲁格洛夫报告中央：因为没地方安置，警察被迫释放绝大多数抓到的乞丐。他在提议采取更严厉惩罚措施（传唤乞丐亲属、延长拘留调查期限）的同时，也希望加速福利机构建设、增加残疾人和孤老补助金额、允许铁路部门免费运送乞丐返乡等。

经过各方努力，尤其赫鲁晓夫总书记的推动，1956年10月通过了苏联国家养老金立法，规定工人和职员、军人、天生残疾或因公致残者、失去家庭顶梁柱而生活无着者等人群享受国家养老金。八年后这项制度终于惠及农民，同时为参战老兵提供福利。大城市街头的乞丐渐渐消失，解体前后再次变得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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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苏联内务部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预防和消除乞讨的报告》

1954.02.20

秘密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Г.М.马林科夫同志
Н.С.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内务部报告，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但乞讨这种令人无法容忍的现象仍然在苏联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继续发生。

在1951年7月2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打击反社会分子、寄生分子的措施》命令有效期内，城市、铁路和水运部门被警察拘留的乞丐人数为：

1951年下半年：107766人
1952年：156817人
1953年：182342人

在被拘留的乞丐中，70%是战争和劳动致残者，20%是陷入暂时贫困者，10%是职业乞丐——其中3%是身体健康的公民。

这些数字并不能说明全国乞丐的实际人数，因为其中许多人被警察多次拘留。例如，列宁格勒市有2160名乞丐被拘留过5次、100多人被拘留过30次，高尔基市有1060人被拘留两次以上，斯大林纳巴德市有1060人被拘留两次以上。

社会保障机构和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对预防和消除乞讨现象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未能做好将乞讨者安置于残疾人和老年人之家、雇佣他们、以及为他们提供养老金和教养监护的工作。

例如，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罗斯托夫被拘留的乞丐中，只有不超过2%-3%的人被雇佣并被安置于残疾人和老年人之家。

乞丐安置不能令人满意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足够数量的残疾人和老年人之家及盲残人寄宿学校，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7月19日№2590-1264c号决议之规定，这些设施的建设进度极其缓慢，专门划拨的资金每年都用不完。原定1952年竣工的35所残疾人宿舍和寄宿学校，截至1954年1月1日仅建成4所。

因此警察机关不得不释放绝大多数被捕的乞丐。

一些行乞的残疾人和老人拒绝被送往残疾人之家，已经被安置的残疾人和老人往往擅自离开、继续行乞，使得打击乞讨活动更加复杂困难。

目前还没有关于将这些人强制留置在残疾人之家的法律。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打击反社会分子、寄生分子的措施》命令规定，将从事乞讨、逃避有利于社会的劳动、过寄生生活的人，以及没有固定职业和居住地的流浪者送往苏联偏远地区的特殊安置点，强制参加劳动。

然而，警察机关不能在消除赤贫的斗争中广泛运用该命令，因为大多数乞讨者是残疾人和老年人，不属于该命令的适用范围。另外，调查和核实这些人的材料需要长时间拘留，但对此并无法律规定。

由于上述原因，行乞之人仍然很多，某些地方有增无减。

从1951年到1953年，苏联政府、РСФСР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部长会议发布了一系列旨在预防和消除乞讨的决议。然而地方上采取的措施是不够的。

在这方面最好采取额外措施来预防和消除乞讨。

苏联内务部认为有必要规定以下措施：

1.在市执行委员会工人代表苏维埃下设立反乞讨委员会，成员包括执委会副主席、社会保障和卫生部门负责人、警察机关负责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及检察官。

赋予委员会以下职责：为残疾人和老年人提供劳动和生活安排，提请人民法院(Народный суд)剥夺强迫儿童乞讨者的监护权，传唤从事乞讨人员的亲属出席委员会会议。

委员会有权决定将长期从事乞讨、无劳动能力且不服从社会感化的人员强制安置于残疾人和老年人之家。

2.在1954年内完成1951年7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2590–1264с号决议规定的РСФСР境内残疾人宿舍和寄宿学校的建设任务。

同时责成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在1954-1955年建设足够数量的老年人和残疾人之家。

3.为了防止不愿意住在残疾人和老年人之家者擅自离开，从而剥夺他们行乞的机会，应将现有的残疾人和老年人之家的一部分改造为实行特殊制度的封闭式收容所。

4.责成社会保障机关在10天内为被警方拘留并关押在收容/分流设施的乞丐做出适当安排。

责成执委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各州、各边疆区和共和国中心开设乞丐收容/分流设施。

5.经检察官批准，允许警察机关将根据1951年7月2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打击反社会分子、寄生分子的措施》命令抓捕的人关押在审前拘留所，期限为调查和核实所需的时间，但最长不超过30天。

6.赋予市执委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和社会保障机构权力，根据无劳动能力乞讨者被拘留的地点分配他们进残疾人和老年人之家，而不考虑其居住地在何处。

7.责成地方执委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发布规定：追究公民放任其有法律义务供养之人乞讨应承担的行政责任，以及官员允许乞丐在市场、商店、食堂、小吃店、茶馆、电影院、铁路、水路和城市交通等公共场所行乞应承担的行政责任。

8.修订现行养老金法规，提高养老金标准。

规定：向自幼残疾或因事故致残的人士，以及无其他生活来源的单身老人发放养老金。

9.授权苏联交通部将因贫困而被领土和运输部门警察机关拘留的暂时陷入物质困难之人免费送回其长期居住地。

1953年12月，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由A.M.普扎诺夫同志、А.Л.杰多夫同志、С.Н.克鲁格洛夫同志、Р.А.鲁坚科同志、К.П.戈尔舍宁同志和Н.А.穆拉维约娃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全面审议了全国乞讨现象的状况，制定了为预防和消除乞讨现象所需的具体措施。

РСФСР部长会议目前正在落实委员会建议的各项提案。

苏联内务部长（签名）С.克鲁格洛夫
警察总局局长（签名）Н.斯达汉诺夫

（俄罗斯国家当代历史档案馆 全宗5.目录30.案卷78.41页）

附录2：

《Е.А.福尔采娃致Н.С.赫鲁晓夫关于莫斯科市同赤贫现象作斗争的措施的报告》

1954.04.10

Н.С.赫鲁晓夫同志

莫斯科的行乞人数最近有所增加。6个月来莫斯科警察局共拘留了约3500名乞讨者，其中包括554名莫斯科市居民，其余来自卡卢加州、莫斯科州和其他州，还有一些人无固定住所。

在所有被拘留者中，约1000人已被送往长期居住地，54名曾被多次拘留者的案件正在调查中。

社会保障机构已将255人安置在残疾人之家、医院和监护人的监管之下，并向赤贫者提供物质援助和就业。

然而，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城市街道和公共场所每天仍会出现乞丐。

检查发现，妇女携带年幼孩子乞讨的情况很多。例如今年4月7日被拘留的34名妇女有13人携带小孩，其中3名是集体农民；4月8日被拘留的12名妇女有5人是集体农民。从事乞讨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年人和残疾人，其中许多人逃避就业援助和残疾人之家的引导。

目前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警察和社会保障部门正在采取措施，加强与赤贫作斗争的力度。

苏共莫斯科市委对这些措施的实施进行日常监督。

莫斯科市委书记（签名）Е.福尔采娃

（俄罗斯国家当代历史档案馆 全宗5.目录30.案卷78.92页）

延伸阅读：

赤贫的胜利者：卫国战争后的苏联伤残军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提到“历史”这个词，我们往往联想起档案馆和图书馆尘封的书架，想起那些久远、陈旧的东西。似乎很少意识到“历史”也可以在我们身边，在寻常日用品中，甚至餐桌上。

那么，今人的餐桌还有什么苏联人吃过的东西吗？有的：博罗金斯基面包、冰淇淋、“贝加尔”牌汽水、“鸭梨”牌汽水…… 名单可以列很长，但最为人知的要数“医生”香肠，它早已成为苏联象征之一，并一直存在到如今。而且“医生”香肠的历史几乎完整反映了苏联复杂曲折的历史。

1930年代初的苏联，自相残杀的内战终于结束，国民经济缓慢恢复，各地农村逐渐实现集体化，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被彻底镇压。宏伟的建设项目进行中，强大的工业发展中，但包括肉类的副食品短缺问题困扰着全社会。人民需要恢复健康，共产主义建设者必须保证身强力壮，于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创造一种高蛋白含量食品以代替肉类的想法。

从1934年开始，苏联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阿纳斯纳斯·米高扬决定借鉴高度发达的美国模式来整顿苏联食品工业。在他领导下苏联开始兴建大型食品厂，若干种香肠、灌肠、瓶装牛奶、罐头和冰淇淋现身平民百姓餐桌。1936年4月29日А.И.米高扬签署命令生产多个品种的香肠，其中一种专门“用于受内战摧残和皇权专制压迫的人恢复健康”，也就是为在医院、疗养院康复治疗的病号准备的。

这种香肠的配方由全国顶尖专家、医生和全联盟肉食工业研究所共同确定，根据国家标准（ГОСТ 23670-79 “最高级熟食医生香肠”）规定，每100千克成品应当含有25千克高级牛肉、70千克半肥猪肉、3千克鸡蛋或混合蛋类、2千克全脂或脱脂奶粉。肉馅必须新鲜精制，可用盐、砂糖或葡萄糖、肉豆蔻或小豆蔻粉调味，辛辣调料除外。

民间传说，他们最初打算取名“斯大林香肠”，后考虑可能会被“全知全能”的НКВД误解，于是想出这个流传至今的名字，准确传达了产品之功效和目的。

“医生”香肠的配方和品质直到五十年代都没改变，虽然不同厂家的产品难免会因原料和员工技能的不同而有些许差异。而首都米高扬诺夫斯基肉联厂出品的“医生”香肠无疑是样板产品，选料昂贵、工艺精细。但“医生”香肠并不属于特供食品，任何人都可以在国营食品店（有货的时候）购买。

也正是由于国家规定的高标准，“医生”香肠实际是成本大于售价亏着卖的。2卢布20戈比多数家庭能够接受，这些钱在1970年代可买220盒火柴或11个华夫筒奶油冰激凌或11包“白海牌”卷烟等。
到了1970年代，由于干旱、管理低效等原因造成的农、牧业困难，新规定允许掺入不超过2%的淀粉或面粉，可执行起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从大约1979年开始香肠品质明显退步，顾客怨声载道，说口感就像“吃厕纸”——虽然厕纸同样缺货。

1980年代中期苏联国运急转，香肠自然跟着剧变。1997年出现新国标，“医生”也成了注册商标。各种非肉类原料和食品添加剂广泛使用，曾经的美名一落千丈。但时至今日，很多人走进超市选购香肠的时候，仍然习惯性地先找找有没有“医生”……

延伸阅读：

俄罗斯肉罐头极简史

苏联鸡尾酒极简史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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