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份斯大林指责他的战友之一：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损害了苏联国家利益。今人认为当时的斯大林疑心病愈发严重，身边亲信动辄得咎。那么，斯大林指责政治局委员的理由是否有凭有据？请读者自己判断。

以下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贸部长А.И.米高扬1947年9月30日递交联共（布）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И.В.斯大林的信：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逗留莫斯科期间，1947年7月13日发布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公报》规定：1948年苏联供应捷克斯洛伐克20万吨小麦、20万吨谷物饲料和玉米饲料、油料种子、豌豆、小扁豆。

这些粮食的供应是对外贸易部与捷克斯洛伐克驻莫斯科贸易代表团目前正在谈判的协议的一部分。

捷克斯洛伐克（哥特瓦尔德）政府担心粮食交货会不会拖延至1948年全年，早在今年7月就要求苏联政府澄清指定数量的谷物将从1947年收获中交付，我们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

经您同意，几天前我们着手从匈牙利向捷克斯洛伐克发运作为赔偿物资的小麦（迄今已向捷克斯洛伐克运送了15000吨）。

所附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规定了供应农作物的具体数量和履行期限。这些期限和农作物数量是我们根据捷克斯洛伐克贸易代表团的要求制定的。

上述农作物的费用将由捷克斯洛伐克方面1948年供应我国的商品支付，商品清单目前正在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协商，很快将呈交您批准。然而今年第四季度和1948年第一季度苏联供应的货值会超过捷克斯洛伐克的货值。关于所附决议草案规定的谷物和其他农产品价值，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目前交付的货值不足以补偿苏联，捷克斯洛伐克需要支付3%的年利息直到双方账目平衡。

为确保我国向捷克斯洛伐克运送承诺的全部数量粮食，我请求您批准所附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摘录如下：）

1.根据苏联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即将达成的关于相互交付货物的协议，允许对外贸易部向捷克斯洛伐克出售41.3万吨谷物、豆类和油料作物，包括：

а) 小麦20万吨，其中44000吨来自匈牙利的赔偿物资；

б) 饲料作物20万吨，包括15万吨玉米、3万吨大麦、2万吨燕麦。上述15万吨玉米将从罗马尼亚运出，系罗马尼亚政府偿还的苏联政府1945-1946年贷款，交货期限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4月（含），按月平均分期发运；

в) 小米2000吨；

г) 豆类6000吨，其中芸豆1000吨、小扁豆2000吨、豌豆3000吨；

д) 用于播种的油料种子2500吨，其中亚麻籽2470吨、葵花籽30吨；

е) 用于播种的春野豌豆(Вика яровая)2500吨……

以下摘自И.В.斯大林1947年10月1日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密码电报：

1947年9月30日对外贸易部米高扬同志提交一份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内容是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我国提供40万吨粮食换取对方商品的协议，草案未说明商品的名称和数量。

我们同捷克人达成协议，上述粮食由我国在1948年度运出，捷克人反向运来我们需要的商品，包括原油管道。决议草案中我国交付粮食的期限调整为1947年第四季度，这将使我们感到非常吃力，而捷克人交付原油管道和其他商品的义务问题被排除在我国交付粮食的条件之外，这样一来，我国的赊销原则就取代了以前同捷克人协议中约定的相互供应原则。

那么，苏联有义务向捷克人提供商品，交货期从1948年改为1947年，而捷克斯洛伐克不承担任何向我国交货的责任。同时，不知道我们将以什么价格供应粮食，也不知道我们为何没得到任何补偿，因为我们必须在1947年而非1948年交付粮食，这对捷克人有利对苏联不利。

众所周知捷克人有一座原属德国的大型管道厂，系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被我军缴获并作为战利品赠予捷克。该厂大量生产管道，销往欧洲各国。显然，如果捷克人能把管道卖给其他国家，就可能把我们供应的粮食再卖回给我们。当然捷克斯洛伐克是我们的盟友，应当帮助她，但捷克人也应当在能力范围内帮助我们。我们不能使苏联在苏捷同盟关系中看起来像个无法捍卫自己利益的天真傻瓜，而捷克斯洛伐克像个精明老练的伙伴，把苏联耍得团团转。此外要记住苏联是苏维埃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利益绝不能屈从于某个非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哪怕盟友也不行。

我认为米高扬同志提交的决议草案是反国家的草案，把好处统统赠与捷克斯洛伐克、害处统统留给苏联。我相信没有哪个有自尊心的政府会同意签署这种草案。

这不是米高扬同志第一次把违背我国利益的草案塞给我们。回想一下外贸计划问题和我们资产负债表的问题，以及外汇方案的问题。我想，米高扬同志的行为值得在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上讨论讨论。

以下摘自1947年10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交部长В.М.莫洛托夫致И.В.斯大林的密码电报，抄送А.И.米高扬：

我同意斯大林同志关于米高扬同志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贸易协定草案是反国家行为的评价，我附议他在政治局讨论米高扬同志行为问题的提议。

我建议委托莫洛托夫、米高扬和柯西金组成委员会，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修改米高扬同志草案，并将修改后的草案交中央批准。

延伸阅读：

1981年采购肉类支援波兰

千金难买真朋友

1946-1952年人民致斯大林的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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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季姆·孔德拉季耶夫

本文依据1959年迪亚特洛夫登山队死亡事件刑事案卷及队员日记撰写，括号内数字为刑事案卷页码。悲剧发生六十五年之后，我认为这些信息对于研究这一谜案的人会有帮助。

1959年1月23日
索格林（330页）：1月23日迪亚特洛夫的队伍离开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四个小时后我们队出发。我于2月24日返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译注：谢尔盖·索格林是另一支登山队的领队）

1959年1月24日
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和布利诺夫登山队一起）抵达谢罗夫市。

1959年1月25日
迪亚特洛夫队抵达伊夫杰利，之后坐大客车到维寨村过夜。

1959年1月26日
迪亚特洛夫队从维寨村出发，乘坐卡车到41号伐木区，在此借宿。

1959年1月27日
下午16时迪亚特洛夫队离开41号伐木区，使用滑雪板（马拉大车装运背包）前往已荒废的北方第二定居点，并在此过夜。

1959年1月27日
询问证人迪亚赫雷：1959年1月26日傍晚5时许十名旅行者坐大客车从维寨村来到此地。他们携带滑雪板和其他东西，每人一副滑雪板、一个背包。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他们和工人一起住集体宿舍。晚上我去宿舍看望，同其中一人谈论了他们的旅行路线。那个学生说他们将前往北方二号矿场，接着进入乌拉尔山，但没具体说怎样从乌拉尔山返回维寨村的路线。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1959年1月28日
迪亚特洛夫队从北方二号定居点滑雪出发，尤里·尤金（因病）离队，赶马车返程。

1959年1月29日
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公用日记：59.1.29，第二天，滑雪前进。从洛兹瓦河宿营地到奥斯皮亚河宿营地。走的是曼西人小路。天气不错，零下13度。风不大。洛兹瓦河大面积结冰。以上。科利亚·蒂博。
（译注：科利亚·蒂博全名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蒂博-布里尼奥勒）

1959年1月30日
登山队公用日记：1959年1月3日，这篇日记写于途中、严寒中、行进中。今天第三次在寒冷的奥斯皮亚河岸宿营。渐渐习惯了。炉子是个好东西……

1959年1月30日
吉娜·科尔莫果洛娃日记：59.1.30沿奥斯皮亚河前进，寒冷。曼西人小路已到头了。针叶林。早晨阳光明媚，这会儿冻死人。我们沿奥斯皮亚河走了一天。在曼西人小路宿营。科利亚今天不值班，所以我和鲁斯捷姆值班。我们烧了尤金的手套和第二件毛衣。他总是说脏话。今天可能要搭储物棚了。
（译注：吉娜·科尔莫果洛娃全名吉娜伊达·阿列克谢耶芙娜·科尔莫果洛娃，鲁斯捷姆全名鲁斯捷姆·弗拉基米罗维奇·斯洛博金。分手时尤里·尤金将部分给养和衣物赠予队友）

1959年1月31日
登山队公用日记：1959年1月30日，今日天气较差：刮风（西风），有雪（显然是杉树飘落的），因为天空晴朗无云。我们出发较早（约上午10时）。沿着曼西人小路滑雪痕迹前进。（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走曼西小路，不久前一个猎鹿的猎人走过）。昨天我们遇见他，看来他宿营了，鹿没继续往前跑，猎人自己也没越过老路的记号，我们现在循着他脚印走。今天过夜的感觉出奇好，虽然气温低（零下18-24度），但温暖而干燥。今天走得十分艰难。痕迹不明显，我们常常跟丢或凭直觉摸索。所以每小时行进1.5-2千米。随后想出了更有效率的新走法。第一个人扔下包轻装走5分钟，回来休息10-15分钟，再追赶其他队员。不间断滑雪开路法就这样诞生了。第二个人尤其吃力，因为要背着包走第一个人的滑雪辙印。渐渐远离奥斯皮亚河，连续上坡，但相当平稳。杉树基本看不见了，只有稀疏的桦树林。我们抵达了森林边界。西风温暖强劲，风速类似飞机上升时的气流。雪面冰层光秃秃一片，建立储物棚的问题想都别想啦。约4点钟面临择地宿营。向南下降到奥斯皮亚河谷。这边可能是雪最厚的地方，1.2-2米，风不大。我们精疲力尽，开始搭帐篷。木柴不多，都是细小潮湿的杉树枝。于是用原木搭篝火，不想挖坑。直接在帐篷里面吃晚饭。挺暖和。难以置信在远离居民点几百千米山坡的某个位置，听着呼啸风声，竟能有如此舒适环境。迪亚特洛夫。

1959年2月1日-2日
推测2月1日夜间-2日某个时段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全体遇难。

1959年2月6日
询问证人波波夫（刑事案卷第48页），此人是维寨林工段通信科长（询问在维寨进行，由波鲁诺奇内镇警察局长楚迪诺夫上尉主持）。

1959年2月6日
卡列林搜救队（210页）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出发，沿奇斯托普山、奥伊科恰库尔山、祷告峰一线徒步寻找（共8人，其中包括阿特曼纳基）。

1959年2月16日
布利诺夫给市委打电话，又询问乌菲姆采夫同志，皆未收到迪亚特洛夫登山队的电报。
（译注：尤里·布利诺夫是乌拉尔工学院旅游系教职工）

1959年2月17日
布利诺夫打第二遍电话。

1959年2月17日
卡列林搜救队的阿特曼纳基（211-212页）早晨目睹一枚火箭飞过。

1959年2月18日
市委联系维寨村询问情况。

1959年2月19日
收到维寨村答复，称迪亚特洛夫登山队未归。

1959年2月20日
马斯连尼科夫（64页）：59.02.20我接到体育总委员会乌菲姆采夫同志电话，叫我赶快回电。约下午3时到3时30分我给乌菲姆采夫打电话，他当即告知我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失踪，本应2月12日返回，至今未归。我把我掌握的这条路线的情况给他讲了，因为乌菲姆采夫对路线知之甚少。我还说这条路十分难走，登山队实力很强，不可能迷失方向，所以肯定出大事了……
（译注：叶夫根尼·马斯连尼科夫是苏联“体育健将”称号获得者，上伊赛特冶金厂党委书记）

1959年2月20日
决定派遣布利诺夫同志和乌拉尔工学院运动俱乐部主席戈多同志赶赴伊夫杰利市。

1959年2月21日
马斯连尼科夫（65页）：星期六上午9时厂长切尔纳文接到州工会委员会书记切夫塔耶夫电话，请我去谈谈迪亚特洛夫登山队的事。我于2月21日11时抵达切夫塔耶夫家，一直坐到下班时间。切夫塔耶夫家有五、六位州工会委员会领导同志，我向他们介绍了登山队、登山路线和训练水平等情况。我说，不会因为准备不充分或装备故障发生事故。与会者表示收到伊夫杰利和维寨方面的信息，但登山队情况不明。学院已经成立指挥部进行搜救。我提出可能某个队员腿部受伤，队伍协助此人下撤所以速度放慢。还有人提出某个队员患了流感，整支登山队现在隐蔽处藏身。

1959年2月21日
捷姆帕洛夫的询问笔录：“1959年2月21日苏联共产党伊夫杰利市委书记普罗达诺夫同志告知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工学院九名大学生旅行者远足未归。我采取措施查明大学生旅行者的去向，并在苏共中央工作人员协调下指派迪亚赫雷先生坐直升机寻找学生。迪亚赫雷同志熟知伊夫杰利地区地形，很适合搜寻旅行者及其踪迹、确定他们的移动方向。他用两天时间从伊夫杰利市坐直升机飞往北方”……

1959年2月21日
询问证人迪亚赫雷：2月21日苏共市委И.С.普罗达诺夫同志找我，告诉我一队大学生旅行者走失了。59.02.21本人和一名工学院大学生，我不知其姓名，以及机长斯皮岑和领航员坐‘雅克’飞机飞往维寨村，然后逆洛兹瓦河飞行，越过41号伐木区、北方二号矿区、北鲁德尼克，飞抵奥斯皮亚河口，继续逆奥斯皮亚河飞行。之后我们反向飞过北方二号矿井和41号伐木区，在北托谢姆卡扭头向西，试图飞越乌拉尔山脊搜寻西坡，但乌云密布、风力强劲，我们只好返回伊夫杰利市机场。

1959年2月21日
询问证人迪亚赫雷：59.02.22我和学院代表戈多再次乘坐直升机降落维寨村，接上护林员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飞向北托谢姆卡，去找亚历山大·普罗科皮耶维奇·阿尼亚莫夫（曼西人）的帐篷。阿尼亚莫夫表示没见过任何旅行者路过和停留。之后我们飞到维寨河上游、安丘恰支流上空。我们在此着陆，库兹涅佐夫领我去帐篷，这里有曼西人彼得·雅科夫列维奇·巴赫季亚罗夫、尼基塔和尼古拉的5顶帐篷。我们得知约16天前大学生们曾在此饮茶，但未在曼西人彼得·雅科夫列维奇·巴赫季亚罗夫家过夜。曼西人卡捷琳娜说男人们昨天即59.02.21夜晚骑着驯鹿进乌拉尔森林打肉了。对此，我们不知道巴赫季亚罗夫家9天没在帐篷，也无人告诉我们。我们再次起飞向西飞乌拉尔山，观察到巴赫季亚罗夫家帐篷到维寨河之间1.5千米清晰的曼西人滑雪痕迹。我们未发现旅行者的痕迹。

1959年2月22日
乌拉尔工学院工会委员会成立了斯洛博金（工会主席）领导的指挥部，开始全力搜救。指挥部24小时轮流值班。斯洛博金本人带领一些人飞赴伊夫杰利。

1959年2月22日
阿克谢尔罗德：2月22号星期天，我利用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逗留的机会顺便去了趟乌拉尔工学院10号宿舍楼迪亚特洛夫的房间。我问隔壁的齐戈文采夫，迪亚特洛夫回没回来，他说还没回来，已经开始搜索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场悲剧、听说搜救开始。

1959年2月22日
鲍里斯·斯洛布佐夫（298页）：包括我在内的第二组人于1959年2月22日坐飞机去伊夫杰利市。

1959年2月23日
鲍里斯·斯洛布佐夫（298页）：我于1959年2月23日坐直升机到达现场。我是搜救队领队。

1959年2月23日
马斯连尼科夫（65-66页）：59.02.23中午我接到乌菲姆采夫电话，告知我没有积极结果，学院已经投入力量搜救。之后我给学院工会委员会打电话，又联系维什涅夫斯基，他也给我打了电话。维什涅夫斯基告知我搜索无果，让我到学院跟他们一起商讨这个问题。我在学院一直待到半夜12点，把登山队的训练细节、行进路线、我认为登山队可能遭遇的情况以及我对组织搜救的考虑统统讲了一遍。学院已经派遣斯洛布佐夫率领的一支大学生搜救队，沿着迪亚特洛夫攀登路线搜索。伊夫杰利传来消息说在奥斯皮亚河中游发现迪亚特洛夫宿营地，北方勘察队的一组地质工作者正循迹搜索，还有三组曼西人已经出发：一组搜奥伊科恰库尔山，一组搜河岸，第三组搜奥托尔滕山。学院负责同志认为不应派遣更多队伍。我发表观点，认为应继续增派。在我看来最好派出一组能取得更好结果的大学生搜救队。为此，我致电维什涅夫斯基、工会委员会主席斯洛博金和党委书记扎奥斯托洛夫斯基。9点钟他们在校长办公室碰头，叫我过去。决定派出由大学生格列本尼克率领的一支队伍，搜索奥伊科恰库尔山，之后跟斯洛布佐夫的队伍会师。斯洛布佐夫从奥托尔滕出发走北坡，格列本尼克走南坡，等于之字形搜索。校长西乌诺夫立即向厂长切尔纳文提出希望借调我担任搜索小组顾问。我本人不反对，厂长同意这一请求……

1959年2月24日
季托夫（135页）乘坐雅克-12飞机空中观察搜救区域。

1959年2月24日
马斯连尼科夫（66-67页）：02.24我坐飞机去伊夫杰利，格列本尼克搜救队、维什涅夫斯基和奥尔丘科夫同行。戈多和布利诺夫已经在伊夫杰利，布利诺夫是搜救组织者，戈多负责物资保障。同一天苏共市委开会决定沿着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可能行走的全部路线进行搜索。

1959年2月24、25、26日
马斯连尼科夫（67页）：2月24、25、26三天，搜索奥伊科恰库尔的格列本尼克队展开行动，搜索普尔马河-维舍拉河之间山口的切尔内绍夫队展开行动，搜索奥托尔滕的阿克塞尔罗德队展开行动。要求斯洛布佐夫转往奥斯皮亚河方向。

1959年2月24日
索格林（330页）：1月23日迪亚特洛夫的队伍离开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四个小时后我们队出发。我于2月24日返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1959年2月24日
奥尔丘科夫（307页）：1959年2月24日上级命令我去伊夫杰利组织搜救一队旅行者。同一天军区空军司令接见我，达成了调拨一架飞机、两架直升机保障搜救的协议。2月24日11时我们同乌拉尔工学院副校长Н.Ф.普列特尼奥夫同志、党委书记Ф.П.扎奥斯特洛夫斯基同志，以及运动健将、工程师Е.Н.马斯连尼科夫率领的一队大学生运动员共12人飞往伊夫杰利市。当天抵达伊夫杰利后，市委第一书记И.С.普罗达诺夫同志召集我们开会，与会的包括伊夫杰利劳改营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同志、北方勘察队队长苏雷曼同志、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民航中队负责人，还有伊夫杰利地区检察官В.И.捷姆帕洛夫。决定在迪亚特洛夫和队友行进的整条路线上空降人员。

1959年2月25日
季托夫（135页）：我和一组乌拉尔工学院工作人员乘坐安-2飞机沿乌拉尔山东坡飞往普尔马河、奥斯皮亚河。一队由11名滑雪者组成的搜救队已到达奥斯皮亚河边，我们向其空投信号筒，指示搜索方向。

1959年2月25日
索格林（331页）：2月25日我飞往伊夫杰利。当天阿克塞尔罗德、季皮金、雅布罗夫、齐格林采夫也飞来了，后两位是无线电操作员。他们在阿尔乔莫夫斯克着陆，准备携带电台，却发现电台完全不适合救援工作（重约200千克）。于是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方面、跟无线电厂交涉三个小时，我们只带走两部电台（飞机装不下更多）。晚上委员会开会，我和阿克塞尔罗德应邀出席。我在会上了解到的情况表明，有效的、有计划的搜救行动直到马斯连尼科夫抵达之后才真正开始，因为原先那批人在登山和搜救方面纯属外行。

1959年2月25日
阿克塞尔罗德：我和无线电操作员、登山运动员索格林与季皮金等乌拉尔工学院学生2月25日傍晚飞往伊夫杰利，下了飞机立刻到搜救指挥部开会。我对斯洛布佐夫小队停留奥托尔滕山的决定表示疑虑，提出把我们人数较少但机动性强的小队派往奥托尔滕山——即迪亚特洛夫登山路线的最北端。经过长时间讨论，接受了我的提议……

1959年2月25日
切尔内绍夫（88页）：59.02.25晚7点钟我部指挥员布雷金同志找到我，叫我跟他一起去旅馆。路上他告诉我，我将带领一支队伍搜救失踪旅行者。在宾馆见到许多我之前不认识的同志：奥尔丘科夫上校、马斯连尼科夫、维什涅夫斯基等。大家开始讨论搜救方案，要求我组建5-6人搜救队，准备于59.02.26下午13时动身前往迪亚特洛夫登山队活动区域。我的队员包括：弗拉索夫大尉、西德洛夫准尉、韦尔霍夫斯基中士和文职人员雅布隆斯基，这几位同志都曾在针叶林地区生活过多次，擅长捕猎和追踪。我们的任务是携带七天口粮，搜寻迪亚特洛夫登山队踪迹。我们要在普尔马河上游距离“1079”山口约25千米位置着陆，翻越山口并调查维舍拉河上游，之后紧贴山脊向南进发，计划在维舍拉河上游与斯洛布佐夫小队会合。

1959年2月25日
格列本尼克的小队在奥伊科恰库尔地区着陆，卡列林的小队准备在萨姆帕尔恰赫地区着陆。

1959年2月26日
失踪登山队员亚历山大·科列瓦托夫的姐姐莉玛1959年2月26日给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发电报。

1959年2月26日
鲍里斯·斯洛布佐夫：我们小队于1959年2月26日发现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帐篷。

1959年2月26日
切尔内绍夫：59.02.26我们起飞并在指定路线区域着陆。第二天我们抵达山口，收到飞机空投的关于改变计划的通知书，称在“1079”高地发现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帐篷及两具尸体。要求我们向“1079”和“880”高地移动，距我们所在位置约25千米。我们在上述地点未发现迪亚特洛夫登山队踪迹，途中一架直升机追上我们，把我们直接送到帐篷那边。斯洛布佐夫小队、卡列林和马斯连尼科夫已经到现场了。莫伊谢耶夫和他的犬当天展开搜索，迅速找到科尔莫果洛娃和迪亚特洛夫遗体。

1959年2月26日
马斯连尼科夫（67页）：02.26卡列林小队在科米自治共和国萨姆帕尔恰赫山区着陆。斯捷潘·库利科夫率领一队曼西人离开苏耶瓦特保尔村前往奥斯皮亚河。

1959年2月26日
切尔内绍夫大尉率领的一队伊夫杰利劳改营侦察员抵达山脊，任务是调查奥斯皮亚-普尔马河及普尔马-维舍拉河一带。

1959年2月26日
索格林（331页）：本人参加阿克塞尔罗德小队，于2月26日坐直升机降落在奥托尔滕山东麓。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搜索交界处及各处山坡，因为研判该地区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最大。

1959年2月26日
阿克塞尔罗德：尽管2月26日天气恶劣，由本人、索格林、季皮金、雅布罗夫和齐戈文采夫组成的搜救队（我担任队长）仍然于下午4点钟乘坐直升机降落在距离奥托尔滕东部高地8千米处。由于临近天黑，我决定今日不进行搜索，在苏尔帕河谷林木线以下扎营过夜。

1959年2月26日
阿特曼纳基（214页）：2月26日12时我们登上直升机，在880高地洛兹瓦山口凸峰右侧凹部降落。我队包括四名旅行者、两名携犬向导，任务是分作两组，一组人寻找合适位置宿营，另一组人携犬仔细搜索从帐篷往下到洛兹瓦河之间地带。我、鲍利索夫、向导莫伊谢耶夫和莫斯托沃伊将滑雪板留在第二山口，沿斜坡走向1079高地，在第一山口遇见斯洛布佐夫小队的几个人，他们告知了迪亚特洛夫帐篷的大概位置。斯洛布佐夫小队其余队员位于山口凸峰……

1959年2月26日
证人克拉斯诺巴耶夫的询问笔录（54页）：根据第八林务段主任哈基莫夫同志的指示，1959年2月26日本人前往巴赫季亚罗夫村，那边住着五户曼西人。该村距离第100号林班约36千米。我此行的目的是询问曼西人乌拉尔山和他们村之间有没有过路旅行者留下的窄滑雪板痕迹。

1959年2月26日
捷姆帕洛夫就迪亚特洛夫登山队死亡事件刑事立案。

1959年2月27日
索格林（331-332页）：阿克塞尔罗德、季皮金和我2月27日离开奥托尔滕山苏利帕河营地。我们进一步搜索了每一处斜面和山口，下到南冰斗。经过10小时搜寻，我们认为迪亚特洛夫登山队不在奥托尔滕，斯洛布佐夫的队伍也不在这儿。斯洛布佐夫没上奥托尔滕山，上了1023高地。我们在山顶拾获1956年莫斯科大学登山队留下的字条。同一天，搜索期间我们接到空投通知，称在1079高地区域发现迪亚特洛夫帐篷。

1959年2月27日
阿克塞尔罗德：由我本人、索格林和季皮金组成的搜索小队2月27日晨8时10分出发，为了保持与飞机的联络（事先商量好的），让雅布罗夫和齐戈文采夫留守营地操作无线电台。我们搜索了十个小时，中间休息十五分钟吃午饭，行走约四五十千米，围绕林木线找遍苏尔帕河西部支流整个河谷，检查了奥托尔滕山、1024高地、1039高地、1041高地之间每个山口，自西南向东北横穿奥托尔滕山，绕过奥托尔滕西南峭壁登顶，拾获莫斯科大学登山队所遗留注明日期1956年的字条。大约下午1点钟，飞过我们头顶的飞机投放指令，要求我们继续搜索，并告知在我们南面约12-13千米的1079高地发现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全部行李和滑雪板。我断定他们已经全员遇难，提议脱帽致哀。因为很显然，不带滑雪板的话这支登山队哪也去不了。之前从伊夫杰利出发时已约定直升机2月28日下午4点钟来接我们……

1959年2月27日
马斯连尼科夫：2月27日我们把切尔内绍夫小队从搜索路线上撤下来，转移到“1079”高地，库利科夫小队、阿克塞尔罗德小队和莫伊谢耶夫的劳改营携犬小队也撤了，这样就集合了7队人。59.02.27我被任命为联合搜救指挥部负责人，赶赴“1079”高地，傍晚在高地附近建立了36人搜索营地。克里沃尼申科、多罗申科、伊戈尔·迪亚特洛夫和吉娜·科尔莫果洛娃的尸体都是民间搜救队当天找到的。检察官捷姆帕洛夫同志参与起草了尸体发现地点的勘验记录。

1959年2月27日
卡列林（290页）：2月27日直升机送我们到前一天发现帐篷的地方。我们把背包留在直升机降落的山口，派两个人下到洛兹瓦河谷择地扎营，另两个人和两位向导、两条犬前往帐篷继续搜寻。那天发现四具尸体：科尔莫果洛娃、迪亚特洛夫、克里沃尼申科和多罗申科。

1959年2月27日
询问捷姆帕洛夫的笔录：“1959年2月27日有人通知我在1079山发现一具尸体和大学生旅行者帐篷。我立即坐直升机前往1079高地，又在这个高地找到三具尸体，共四具，后来发现第五具。另外四名大学生暂未找到，因为山区积雪甚厚，但搜索仍在积极进行。我给尸体拍了照片，写了记录，把尸体从现场抬到直升机起降场。我通过无线电要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派来有经验的法医专家解剖尸体。”

1959年2月27日
阿克塞尔罗德：2月28日下午5时左右我的小队返回伊夫杰利，跟我们同机的是地区检察官捷姆帕洛夫，他告知我发现了四具无外衣尸体：迪亚特洛夫、科尔莫果洛娃、克里沃尼申科和佐洛塔廖夫（后来确认是多罗申科）。到了伊夫杰利，阿尔丘科夫问我接下来怎么打算，我说我个人及全队完全服从搜救指挥部的安排……

1959年2月28日
马斯连尼科夫（70页）：59.02.28检查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帐篷。检查发现帐篷内存放着几乎全部的个人物品和公用装备。帐篷距离“1079”高地山脊（海拔900米）150米，系用滑雪板和滑雪仗插进雪地支搭而成。入口朝南，从南面看篷布完整，但北面篷布破损，所以帐篷整个后半段被雪压盖。雪不多，是二月风吹着堆起来的……

1959年2月28日
询问捷姆帕洛夫的笔录：59.02.28我在证人见证下检查旅行者帐篷，位于距离1079高地山脊150米处。我发现帐篷内有大学生的全部个人物品……

1959年2月28日
山口的无线电报（160页）：搬运三具尸体到直升机起降场。第四具明日搬运，其面部难以识别，有人认为是多罗申科而非佐洛塔廖夫，他们都是大块头。检查了帐篷所在位置，形成笔录，搬运帐篷内10套内衣8双鞋子9个背囊等遇难者全部个人物品到直升机起降场以便送交你处，现场口粮2-3天，其余8天口粮显然在奥斯皮亚河上游营地，各小队已在收集。

1959年2月28日
索格林（332页）：第二天（注：2月28日）我队返回伊夫杰利，又得知找到四具遗体：迪亚特洛夫、科尔莫果洛娃、克里沃尼申科、佐洛塔廖夫，后者经辨认实际是多罗申科。既然事故地点已确认，各搜救队纷纷回撤转移到出事位置。任命马斯连尼科夫指挥搜索1079高地。

1959年2月28日
阿特曼纳基（218页）：除了值班人员和收集木柴、整修营地的个别人员之外，2月28日全体出动翻越山口搜索。一部分人陪同伊夫杰利市检察官去帐篷拆卸物品、撰写报告，花了一整天时间。另一部分人搜索雪松前方峡谷、雪松周边地带及昨天发现死难同志的位置。还有一队携犬向导也在工作。上述搜索未取得新成果。五人小队把三具尸体运过山口，之后再运回伊夫杰利。死者遗物也运过山口等待转移。晚间联络伊夫杰利，索要了探杖、必需食物及物资。次日天气十分恶劣（寒冷、刮风、能见度低），小队翻越山口，一架直升机飞来将死者遗物和装备运走。

1959年3月1日
索格林（332-333页）：3月1日我、阿克塞尔罗德、季皮金和Л.Н.伊万诺夫进入事故现场。一大群头戴防寒帽的人迎接我们，风卷着雪扑面而来，企图把人吹下高原。我们迅速把迪亚特洛夫登山队的东西和几个人装进直升机。一块大石头后面三具尸体已经运来直升机起降场。虽然天气恶劣，我们仍展开搜索。开始排查斜面，但由于条件恶劣和人员经验不足，效率并不高。我们经过科尔莫果洛娃和迪亚特洛夫死亡地点，走到一棵雪松旁，穿衬衣、衬裤的克里沃尼申科就是在这儿找到的。树旁散落焚烧残渣，因为缺少足够木柴，火仅燃烧了两小时……之后返回营地帐篷，搬运克里沃尼申科遗体到直升机起降场。

1959年3月1日
阿克塞尔罗德：我和州刑事侦查检察官Л.Н.伊万诺夫及索格林、季皮金坐直升机进入搜索地区。一落地，冻得我们赶快脱掉皮鞋换毡靴，又把迪亚特洛夫登山队的帐篷等物品装进机舱。三具尸体：科尔莫果洛娃、迪亚特洛夫和多罗申科已经运来了。小队随即投入搜索，我很清楚死难的人都在山谷，这么多天过去了，遗体肯定被雪掩埋，要找只能在这儿找。从那天起直到离开（3月9日），我每天都拿着探杖参加搜索。

1959年3月1日
指挥部致马斯连尼科夫无线电报（161页）：送阿克塞尔罗德和小队去伊夫杰利（18:00？）

1959年3月1日
指挥部18:30致马斯连尼科夫无线电报（162页）：有人提议派给你们携带探雷器的工兵。请告知您的意见。

1959年3月1日
马斯连尼科夫18:35回复指挥部无线电报（166页）：因为雪下的人没有金属物品，所以带探杖的工兵比带探雷器的更管用。

1959年3月2日
索格林（333页）：……由于强风、大雪和能见度低无法工作，众人返回营地。在营地附近找到了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储物棚，搭建的并不差，其中物品表明这支队伍行前做了充分准备。

1959年3月2日
马斯连尼科夫（71页）：59.03.02斯洛布佐夫和库利科夫小队发现储物棚，位置在奥斯皮亚河边100米、林木线以下500米。储物棚内各类物资19种，总重55千克。按照登山者每人每天1200克口粮标准，这些物资可支撑6-7天徒步。储物棚搭建的十分可靠，预备了回程时过夜的木柴。除食品外，还存放了攀登中用不到的东西：备用滑雪板1副、备用靴子2双、曼陀林琴、急救箱（药品非常齐全）。

1959年3月2日
马斯连尼科夫18:30致指挥部无线电报（167页）：本日洛兹瓦河谷搜索行动失败。二十二人登上山口，因风雪和能见度低被迫折返。改为收集木柴、加固营地以备增援队伍抵达。斯洛布佐夫和库利科夫小队在我们营地400米外奥斯皮亚河边发现迪亚特洛夫的储物棚，棚内有19类总重55千克的物资，以及药箱、暖靴、一双滑雪鞋、曼陀罗琴、一套带灯泡的电池和备用滑雪板。伊万诺夫的报告列出了这些物资的清单和重量，并按照他的决定留在储物棚不动…… 事故原因可能是某种异常自然现象，也可能是气象火箭飞过——2月1日伊夫杰利有人看见，2月17日卡列林小队亦曾目击。

1959年3月3日
马斯连尼科夫12:30致指挥部无线电报（168页）：第一次飞行将送走伊万诺夫、雅罗沃伊和四具遗体，第二次送走斯洛布佐夫小队六个人…… 最好能够澄清2月1日夜晚是否有新型气象火箭飞越事故地区上空。

1959年3月3日
山口发给指挥部的无线电报（171页）：八人工兵小队抵达，顺利进入营地。直升机运走遗体，检察官和记者也走了。

1959年3月3日
索格林：3月3日天气稍微好转。决定将迪亚特洛夫登山队遇难地点划为若干区域，用探杖细致摸排。这些区域外，派遣民间队伍搜索外围可疑地点。这些是3月8日之前的搜索计划。

1959年3月4日
索格林（334页）：我、阿克塞尔罗德、科罗廖夫和三个莫斯科人去看迪亚特洛夫登山队搭帐篷的地方。大家一致认为帐篷搭建符合旅行及登山的各项准则，所在山坡并不陡峭，斜度约15-18度。

1959年3月4日
无线电报（184页）：舍斯托帕洛夫小队搜完了300×120米的雪松地段。

1959年3月4日
新闻媒体到医院停尸房查看第一批四名死者：多罗申科（104-111页）、克里沃尼申科（112-119页）、迪亚特洛夫（120-126页）、科尔莫果洛娃（127-134页）。

1959年3月5日
索格林（334页）：斯洛博金的遗体于3月5日寻获，穿短上衣、短裤和一双毡靴（第二双在帐篷内）。近几日天气多变，强风、暴雪为主，属于乌拉尔三月份典型天气。
（译注：斯洛博金全名鲁斯捷姆·弗拉基米罗维奇·斯洛博金）

1959年3月5日
阿克塞尔罗德：人们在厚度至少350㎜的积雪下找到遇难者之一鲁斯捷姆·斯洛博金遗体。他脸朝下趴，双臂伸展，一只手（右手）大拇指关节被什么东西擦伤，这只手还戴一块腕表。头戴帽子，凭这一点我认为斯洛博金死亡时没刮大风，否则他咽气后帽子必然被吹跑。一只脚（右脚，也可能记错了）穿毡靴，另一只没穿，压在右脚下面。面容十分平和，体表看不出任何暴力痕迹。

1959年3月5日
无线电报（184页）：小队（舍斯托帕洛夫）工作非常吃力，探查了500米长、250-150米宽的地段。在科尔莫果洛娃和迪亚特洛夫尸体位置之间某处，15厘米积雪下寻获第五具遗体，是鲁斯捷姆·斯洛博金。

1959年3月6日
无线电报（187页）：小队搜查了250×100米的整个河谷，无收获。少数人从急流上方山脊穿越880高地下方林木线……

1959年3月7日
马斯连尼科夫的无线电报（191页）：在帐篷下方450米处发现一盏点燃的灯，在距离帐篷20米处发现一块破损滑雪板。明日三八节休息一天。我认为搜索必须在四月底之前停止。天气正在好转。明天将有三位莫斯科人和我一道坐直升机，但愿能捎带几个平民。

1959年3月7日
索格林（335页）：3月7日完成了预定工作量。我们探查了从帐篷到雪松长1.5千米、宽300-400米的整条谷地，远及雪松后面半径200米范围。民间搜救队排查了直到洛兹瓦河的整条山谷，以及880高地和全部山坡。我自己参加了山谷和880高地的探查活动。

1959年3月8日
马斯连尼科夫飞往伊夫杰利向市委汇报，巴尔津和巴斯金同行。

1959年3月8日
新闻媒体到医院停尸房查看鲁斯捷姆·斯洛博金遗体（刑事案卷95页）。

1959年3月9日-10日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为迪亚特洛夫、斯洛博金、科尔莫果洛娃、克里沃尼申科、多罗申科举行葬礼。

1959年3月9日-10日
巴托洛梅搜索队飞赴搜索现场，卡列林搜索队离开搜索现场。

1959年3月16日
侦察员伊万诺夫要求对帐篷进行技术检验。

1959年4月3日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Г.Е.丘尔金娜对帐篷进行技术检验。

1959年4月16日
帐篷检验完毕。
（译注：查明帐篷破口系自内向外切割等情况）

1959年4月30日
决定将刑事侦查延期至1959年5月28日。

1959年5月5日
找到最后四名遇难者：谢苗·佐洛塔廖夫、柳德米拉·杜宾娜、亚历山大·科列瓦托夫、尼古拉·蒂博-布里尼奥勒。

1959年5月9日
四名遇难者遗体送入医院停尸房。

1959年5月12日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为佐洛塔廖夫、杜宾娜、科列瓦托夫、蒂博-布里尼奥勒举行葬礼。

1959年5月18日-25日
列瓦绍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检查最后四名遇难者遗体的放射性。

1959年5月27日
放射性检查完毕（371-374页）。

1959年5月28日
刑事侦查终结，结论为“旅行者死亡原因是他们无法克服的自然力量”（384-387页）。

1959年5月29日
补充询问放射专家列瓦绍夫（375-377页）。

1959年5月29日
最后四名遇难者的显微解剖学检验（358-361），专家：甘茨，手写在练习簿上，无盖章和签名。

1959年6月1日
刑事案卷从莫斯科发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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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可能有人以为抓饭属于“快餐”，炒、煮、焖一气呵成，没什么难度。但这种匆匆忙忙做出来的抓饭也只是普普通通而已。想吃真正美味抓饭，您得花上三个小时，最后每一勺的口感都会令您心满意足。

所需食材：

大米：400克
羊肉：400克
圆葱：3个
胡萝卜：2个
辣椒：1个
大蒜：1头
植物油：30毫升
羊肥肉：150克
孜然：1小勺
盐：酌量

步骤：

首先，淡盐水浸泡大米1小时。浸泡过程中大米会吸收一部分咸味。

泡米的同时准备配料。羊肥肉切小块，烧热锅，淋入少许清水，肥肉一面煎至金黄色就翻面，直到炼出脂油。

关火，捞出油渣，可撒盐或胡椒粉当零食吃。圆葱切片，在脂油中加入植物油，大火烧热翻炒。

待圆葱焦黄，倒入羊肉块，不宜太多，铺满锅底即可。

等肉的水气蒸发完，倒入胡萝卜条，撒孜然粉——不可搅拌。

去皮大蒜和整个辣椒放在胡萝卜丁上面，注入热水，水量要盖过肉和菜，酌量撒盐。转中火，让水微微冒泡沸腾，炖大约一小时。

沥干大米水分，捞出大蒜和辣椒，小心地将米铺在肉、圆葱和胡萝卜顶部，切勿搅拌，用铲子抹平。

转大火，沿锅边注入热水，水位高于大米约3厘米。油会漂至顶部，随着水分蒸发，在下降过程中包裹米粒。

密切观察水量，当水位与大米等高时转最小火，用铲沿锅边把米向内推，拿筷子戳几下，放回大蒜和辣椒，盖锅盖焖煮约20分钟。

出锅前一定要把抓饭稍稍弄松散，即可装盘食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关于已揭露的收受贿赂签发伪造公文的事实

外喀尔巴阡州

1979年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局得知消息，称佳切夫区兵役局第1处处长第一助手（自由职业者）：

В.А.马尔金，1922年生，俄罗斯族，苏联共产党员，中等教育，已退休，预备役少校，退休前曾任拉霍夫区和佳切夫区兵役局第2处处长，

收受贿赂签发免服兵役证明。他通过拉霍夫区中沃吉亚涅村居民：

И.М.沃洛斯，1930年生，罗马尼亚族，党外人士，五年级教育，拉霍夫区集体农庄林业联合组织护林员，

将这些证明卖给拉霍夫区和佳切夫区企图逃避兵役之人。

所得赃款二人平分。

基于上述材料，1月18日拉霍夫区检察院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第168条П款（多次受贿）之规定立案侦查，并于今年2月移交喀尔巴阡军区军事检察院进行侦查。

经查明，1974-1977年期间马尔金勾结沃洛斯实施犯罪，伪造30余份军用公文，虚构了某些应征者因健康原因免于在苏军服役的记录。

这些应征者的父母将孩子的个人资料交给沃洛斯，沃洛斯转交马尔金以便伪造证明。为此马尔金利用污损的空白军用公文，用药水蚀刻旧记录。每张公文二人收取2000-6000卢布贿款。

马尔金和沃洛斯已被逮捕。侦查进行中。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局正在提供必要协助以全面揭露上述人员所犯罪行并查明他们的同伙。

延伸阅读：

唯一成功骗取“苏联英雄”称号之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利曼塔斯·普莱吉斯
（曾任立陶宛通信部长，议会国安与国防委员会成员）

苏联干扰“反苏广播”持续近60年，其中40年进行高强度干扰。冷战年间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对抗伴随着电子攻防，《世界人权宣言》所谓“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被苏联视为“粗暴干涉本国内政、反苏宣传”。

军事通信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武装部队首创无线电压制。1920年代初德国邮政局(Reichspost)使用一台5千瓦火花间隙发射机干扰彼得格勒-巴黎之间无线电报联络，该装置后来被魏玛国防军接管，放在柏林市鲁勒本区一直用到1926年。1923年法国人也从埃菲尔铁塔上干扰柏林的无线电发射机。1920年代末柏林封锁了共产国际广播。1931年苏联压制罗马尼亚广播信号。1934年奥地利用噪声覆盖柏林的电波。1936年莫斯科和马德里之间爆发无线电攻防战。1938年苏联压制德国对外广播，德国也压制了莫斯科的广播和英国BBC电台德语节目。1940年苏联开始系统性干扰梵蒂冈电台。1941-1945年苏德之间不流血的电子战如火如荼，柏林向莫斯科、伦敦播送敌意评论，后者以同样方式回敬。1946年莫斯科和马德里之间的无线电攻防战仍未罢休。1948年2月3日苏联开始大规模干扰美国之音(VOA)，4月13日干扰伦敦BBC。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建设全苏长波和短波无线电网络》的决议，由通信部负责落实。1948年8月发生了纽约苏联学校老师奥克萨娜·卡森京娜在领事馆坠楼丑闻，此事经美国之音广泛报道，引发社会讨论。1949年外国电台对苏广播的全部频率受到的干扰明显增加。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安塔纳斯·斯涅奇库斯1951年3月30日致函苏联通信部长尼古拉·普苏尔采夫，要求为维尔纽斯“第600号设施”增配发射机，信中提到：“在（每天）06:00-06:45、00:15-00:45和17:15-17:45的大规模反苏广播时段，敌方分别有66台、48台和45台发射机工作，由于缺少设备无法保证完全干扰”。斯涅奇库斯又致函格奥尔基·马林科夫，要求连接克雷廷加海岸线的发射站进行干扰。截止1951年底维尔纽斯已投入使用通信部的18台干扰发射机、民航的1台干扰发射机和渔业部的1台干扰发射机。1953年12月8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通过《关于第60号和61号设施》的决议，要求希奥利艾和克莱佩达的设施1953年12月25日之前开机运转。

至1954年1月1日，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第600号设施”已安装30台干扰机，计划增加到40台（拨款94万卢布购买设备及改造天线）；考纳斯“第603号设施”安装22台（计划增加到30台）；希奥利艾“第60号设施”安装15台（因房舍和土地狭小无法增加，只能择址新建）；克莱佩达“第61号设施”安装21台（计划增加到30台）。立陶宛部长会议请求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责成苏联通信部在帕涅韦日斯“新建设施打击反苏广播”，因为“该市及周边地区已登记的无线电接收设备达3000部”。

苏联向无线电防御投入巨资，干扰设备快速增长就是明证。1949年苏联使用350台短波发射机实施干扰，次年翻倍变成600台、1955年约1000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合计约700台。饶是如此，“堵塞反苏广播”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立陶宛共产党中央1954年9月23日《关于打击反苏宣传广播》的决议指出：“尽管1953年在维尔纽斯、考纳斯、希奥利艾和克莱佩达等城市启用了专项设施，仍未彻底确保防止反苏广播”。除其他措施外，决定“责成立陶宛ССР拥有0.5千瓦及以上功率无线电发射机的部委和机关，响应通信全权代表之要求无偿提供这些发射机，用于干扰反苏广播”。《强化保护立陶宛ССР领土免受反苏广播的计划》规定到1958年“增加受干扰的无线电波数量至45个”。

这种势头之下，苏联无视联合国谴责干扰之决议也就不足为奇了。1960年代初苏联的短波和长波无线电防御网络（不包括社会主义邻国）拥有约1700台干扰设备，总功率16000千瓦。这个数字是多还是少？须知早间和傍晚时段“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开动70部发射机进行对苏广播，总功率约8000千瓦。虽然功率上远胜对方，仍无法完全保护人民“不受大规模反苏广播”影响。1961年1月19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加强打击敌方无线电宣传的措施》的决议，部署大力扩建无线电防御网的任务，为此在苏联通信部设立专职部门。

彼时无线电压制的头号目标是“自由欧洲电台”(RFE)和“自由电台”(RL)。美国“自由欧洲委员会”曾尝试租用卢森堡、蒙特卡洛和“欧洲1号”商业电台的发射机，遭拒绝，美国人只好自建广播网络。1950年7月4日通过安装在曼海姆市附近一辆卡车上的7.5千瓦短波发射机，RFE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节目正式开播。7月14日开播罗马尼亚语节目，8月4日开播匈牙利语和波兰语，8月11日开播保加利亚语。当年RFE的节目在纽约WMCA演播室预先录制，通过航空邮件寄送德国。1951年5月1日晚11点RFE慕尼黑总部播出当天的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节目，5个小时后遭遇持续近40年的干扰。

1953年3月1日RL电台俄语节目使用两台10千瓦发射机开播：“这里是解放电台，请通过31米短波波段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半小时的节目预先在RL电台慕尼黑总部六个演播室之一录制，派专员送往兰佩特海姆市广播站，从莫斯科时间中午重复播放至午夜。除俄语外，RL还有阿塞拜疆语、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塔吉克语、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语和高加索地区六种民族语言节目。1953年12月增加鞑靼-巴什基尔语，1954年8月增加白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1959年5月更名为“自由电台”。

为了突破干扰，1952年2月美国人在里斯本附近的格洛利亚建设一处RFE大功率广播中心，1955年在台湾建设覆盖苏联东部的RL中继站（4台发射机），1959年3月在位于地中海的西班牙小城帕尔马附近建设RL发射设施（6×250千瓦）。RFE和RL的网络还包括曼海姆附近比布利斯、兰佩特海姆的广播站及慕尼黑附近的霍尔茨基兴广播站。

1953年美国之音在巴伐利亚州埃尔兴启用一台1000千瓦功率长波发射机，直接占用了苏联国内广播使用的173千赫频道。这台“大陆-105B”型兆瓦级发射机依靠五台柴油发电机供电，每小时油耗560升。VOA通过它播送俄语（面向驻扎东德和捷克的苏军部队）、英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波兰语和匈牙利语节目，另有德语节目。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立即进行干扰，苏联则在173千赫频率上部署了总功率超过3000千瓦的全联盟广播同步装置。埃尔兴广播站的运行时间是1953-1963年、1968-1973年。

早在1950年代初苏联就和东欧国家在远程无线电压制方面展开协调合作，RFE/RL是他们共同的对手。以同波兰的合作为例：1951年夏末苏联通信部无线电控制主任А.扎洛夫与同事萨夫科夫、巴夫洛维奇参观了华沙、什切青、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克拉科夫、卡托维兹和拉多姆的无线电中心，9月15日А.扎洛夫向通信部长尼古拉·普苏尔采夫提交报告，建议组建联合无线电压制系统。12月24日苏联政府通过决议，称：决定使用苏联境内的发射机“打击反波兰广播”。波兰公安部长斯坦尼斯拉夫·拉德克维奇命令在华沙、克拉科夫、波兹南、弗罗茨瓦夫、罗兹、什切青、比得哥什和卡托维兹设立无线电干扰站。

波兰对RFE的干扰从1952年5月开始，许多城市设有针对RFE广播的1-10千瓦短波发射机。远程站覆盖距离城市30千米以外的地点，发射机功率10-50千瓦。这些干扰设备由波兰安全机关监督运行，1955年总数量249台。1956年12月（波兹南事件）起义民众摧毁了部分干扰设备，52台短波发射机、11台中波发射机转交给波兰电台。之后波兰境内RFE广播信号持续受到保加利亚（至1962年4月）、匈牙利（至1963年3月）、罗马尼亚（至1963年9月）、捷克斯洛伐克（至1964年5月）和苏联的干扰。1964年11月利沃夫的一处设施更换“马雅克”发射机，干扰强度明显减弱。

苏联干扰VOA波兰语广播直到1963年6月止。对罗马尼亚实施的远程无线电压制持续到1963年7月30日，对匈牙利持续到1964年1月（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干扰站除外），对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持续到1988年1月。

1970年3月华沙强烈谴责RFE“歪曲报道”波兰同联邦德国的谈判，中断14年后决定恢复对RFE波兰语节目的干扰。据RFE资料：1970年12月11日-27日位于华沙附近莱辛卡的波兰对外广播中心针对RFE波兰语节目实施了一系列“音乐转播”。但由于波兰在13、16、19和25米波段覆盖率偏低，必须另辟蹊径。波兰国家无线电管理部门奉命测试莫斯科广播信号的接收品质，发现收听良好，遂决定借用“兄弟国家”的发射机实施干扰。

波兰广播电台录制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除外）的乐团演奏，如《大黄蜂的飞行》、探戈舞曲、“甲壳虫”乐队、波尔卡、爵士乐、古巴音乐等，通过苏联的短波广播中心播放这些“音乐节目”。

1971年3月18日苏联发射机开始覆盖波兰上空的RFE节目。根据无线电波传输条件，按频率、时间和季节选择了一些无线电中心，见下表：

波段	第一跳平均距离	合适的无线电中心
4兆赫	800千米	基辅，格里戈里奥波尔
6、7、9兆赫	1200-1500千米	列宁格勒，莫斯科
11兆赫	1800千米	克拉斯诺达尔，古比雪夫
15兆赫	2600千米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埃里温
17、21兆赫	3000-3500千米	塔什干，阿拉木图

管理苏联无线电防御系统二十五载的Н.克列斯季亚妮诺娃1997年与本文作者电话交谈，证实“音乐仅向波兰播送”。每座无线电中心都有2-3部录音机，1970年中期一盘250米长的磁带可连续播放45分钟，倒带时间35-40秒，接力播音。磁带磨损了就换新的。

国际关系回暖期间，苏联曾两次暂停针对BBC、DW（德国之声）和VOA的干扰，时间分别是1963.6.19-1968.8.21、1973.9.10-1980.8.20。作为回应，美国关闭了覆盖苏联西部地区的慕尼黑广播站。苏联则把腾出的短波功率用于干扰RL、“以色列之声”、北京电台和地拉那电台。

1968年初中央情报局曾讨论基于“财政原因”、“受干扰严重”和“向莫斯科示好”关闭RL电台（不关闭RFE），当年八月苏联大军开入捷克斯洛伐克，讨论不了了之。“自由俄罗斯”的节目时长逐渐增加到每天八小时，并在台湾和韩国增设发射台。

1975年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开会讨论是否采取措施干预波兰电视台第五频道。该频道通过苏瓦乌基市新中继站播送的节目在立陶宛西部、南部收视率颇高，地方政府对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电影深感愤怒，因为明显超出了苏联观众“应当收看”的范围。可他们毕竟不敢明目张胆干扰友好邻邦的信号，只是延长本国电视台周五、周六夜间节目至凌晨两点，以期“转移观众注意”。1989年白俄罗斯格罗德诺曾兴建一座压制波兰电视信号的发射站，但1991年完工后改变用途成了短波电台。

各地电视和广播委员会通常拥有自己的无线电监听设备。例如1957年1月17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通过了《关于用立陶宛语记录外国无线电广播》的决议，位于奈梅日斯村附近的无线电中心截获外国广播信号，将声音传送至广播委员会录音机房。节目内容打印在纸上，以通报的形式呈送特定人员阅览。

1977年3月美国卡特总统呼吁国会拨款购买11台新型250千瓦短波发射机。1970年代RFE/RL电台的年度预算约5000万美元，1980年代涨到2.27亿美元。1983年里根总统批准一项扩大VOA和RFE/RL电台网络的计划，拨款13亿美元购买102台250千瓦和500千瓦功率发射机。美国在葡萄牙和摩洛哥新建发射台。1987年6月“国际广播委员会”(Board for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同以色列签署协议，建设大型VOA和RFE/RL广播站（16×500千瓦），由于当地环保人士抗议天线伤害候鸟，工程告吹。西班牙未出现环保问题，帕尔马设施的四台250千瓦短波发射机的功率被叠加到一根天线上，因此必须限制船只沿岸航行，以免渔民驶入向地中海发射的“无线电洪流”之中。

1980年代，人口350万的立陶宛拥有5座干扰发射站（60台发射机），白俄罗斯（1000万人口）90台发射机，乌克兰300余台。全苏联共有13座远程无线电防御站（100-120台发射机）及81个城市干扰站（约1200-1300台发射机）。

原РСФСР无线电管理总局局长С.格鲁博科夫写信给本文作者表示：“联盟无线电广播和通信节点的主要任务是对外广播与干线无线电通信，以及在其所在地区进行本地广播。同时这些技术手段也用于组成远程干扰网络。没有为此建立专门的发射站”。他提到的干扰网络总功率达4万千瓦。

1970-1980年代苏联频繁干扰九个境外电台的亚美尼亚语、巴什基尔语、白俄罗斯语、格鲁吉亚语、希伯来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俄罗斯语、鞑靼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乌克兰语和爱沙尼亚语广播节目，这些电台包括：
RFE/RL（“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阿富汗”电台），慕尼黑；
BBC，伦敦；
DW（德国之声），科隆；
VOA（美国之音），华盛顿；
以色列之声，耶路撒冷；
北京电台，中国；
地拉那电台，阿尔巴尼亚；
朝鲜电台，汉城；
自由俄罗斯，联邦德国/台湾。

有趣的是，苏联似乎“放过”了中国的一个频率，此频率播送的节目录音是反向的。中国方面可能希望苏联不会花费资源干扰“无效广播”，而“亲爱的苏联听众”懂得用录音机录制节目，过后倒放磁带就能正常收听啦。北京电台的另一种手段是广播期间重新调频，因为并非每一台干扰设备都能够及时追踪、覆盖。至于苏中关系恶化之前，1954年12月-1965年5月北京电台发送莫斯科的俄语录制节目是公开在苏联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的。

1984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一项秘密决议，决定建造18座发射站，每站配备15-20台发射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伊戈尔·利加乔夫和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1986年9月25日报告苏共中央，题为《关于压制‘美国之音’、‘BBC’、‘北京电台’和‘朝鲜电台’无线电广播》，指出：“远程和近程屏障装置以不同程度的有效性覆盖了全国约1亿-1.3亿人口居住地区。”那么这就意味着约半数苏联人民能够收听外国广播。按照利加乔夫和切布里科夫所言：“在苏联全境保证实现优质干扰是一项艰难的技术任务，需要大量物质支出”。为了应对RFE/RL不断增强的广播功率，苏联计划在叙利亚和越南建造远程干扰站。

国际无线电联盟查明了列宁格勒、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叶卡捷琳堡）、阿拉木图、塔什干和古比雪夫（萨马拉）的无线电干扰源位置，测向的地理坐标与负责对波兰广播的三座无线电中心所在地相吻合。当波兰的干扰强度过低时会开启额外发射机，播放各种呼号和音乐。1970年代中期曾白白播放音乐一周之久——RFE已弃用某频率，但干扰设备操作员没留意。RFE波兰语节目同时在5-8个频率上播送，有时故障干扰设备发出强烈杂散信号，导致邻近频率也能听见覆盖该频率的音乐。

1985年RFE波兰语节目从莫斯科时间早7:00至凌晨2:10，每天在5-8个频率上播送115个频道小时。要对其进行干扰，必须建立功率优势。例如，针对RFE电台250千瓦发射机的工作频率开启两台位于波波夫卡的干扰设备，总功率400千瓦。每天干扰180个发射小时，以当年物价水平，200千瓦发射机每小时“运行成本”43卢布。那么算下来压制RFE波兰语节目一年耗资280万卢布，十七年耗资近5000万卢布。这钱花的究竟值不值呢？RFE/RL电台定期评估其广播效果，与1970年9月未受干扰时相比，虽然1971年5月份在维也纳和西柏林的收听品质差了一倍，但仍有40%的机会听到无干扰节目。

RFE/RL的工程师使用以下方法突破干扰：
1.把50/100千瓦功率发射机升级换代为250/500千瓦发射机；
2.将四台总功率250千瓦的发射机连接到一根天线上；
3.声音的动态和频率范围大大压缩；
4.同时运行的发射机增加到十台（RL俄语节目十九台）
5.傍晚在13、16、19米的“白天波段”长时间广播，以便夜幕降临前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发射的RFE/RL信号能够抵达苏联西部。从上述位置发出的短波很容易传播到地球上有日光的地方，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强力干扰电波天黑后已无法覆盖欧洲，因为电波路径要经过黑暗，此时电离层无法反射较高频段的电波。
6.每个整点开始时，多个广播频率故意停顿2-3分钟，意图迷惑干扰设备操作员。通常操作员在每小时头几分钟和中段进行监听，如果未找到外国广播，他们直到下一次监听时才会开启发射机。2-3分钟停顿后重新播音，有概率争取到一段无干扰时间。

1986年9月伊戈尔·利加乔夫和维克托·切布里科夫报告苏共中央：“远程保护可对苏联约30%领土上的信号进行干扰……国内大部分地区未被无线电保护覆盖，俄罗斯中部城市、波罗的海国家和外高加索共和国的一些大城市干扰效果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傍晚时分需要同时干扰7个广播节目（35-40个频率），即便拥有3-4倍功率优势亦无法提供100%“覆盖率”。同1960年代相比，1980年代西方主要电台对苏广播的频率减少一半左右，但“战线”两侧发射机功率却大幅增加。

下表列出苏联远程无线电防御设施名单：

代号	所在地	设备功率
№ 800	十月镇（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6х120、3х250、3х500千瓦
№ 808	埃里温	9х50-120, 2х500千瓦
№ 810	尼古拉耶夫	5х500千瓦
№ 811	利沃夫	3х200、 1х500千瓦
№ 840	阿拉木图	17х50-100, 4х500千瓦
№ 850	格里戈利奥波尔	5х500千瓦
№ 903	苏维埃茨克 （加里宁格勒州）	9х80千瓦
№ ?	哈巴罗夫斯克	15х50-100、1х240千瓦
№ ?	新西伯利亚	14х50-100、3х250、3х500千瓦
№ ?	塔什干	12х50-120千瓦
№ ?	伊尔库茨克	5х50-100、2х250、2х500千瓦
№ ?	赤塔	3х500千瓦
№ ?	古比雪夫	10х100-120、6х200-250千瓦

除了苏联境内13座远程无线电防御设施外，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另有10-12座此类设施（配备20-50千瓦功率的发射机100余台）。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远距离干扰最好“击中信号尾部”——意为使干扰来自被干扰信号相同方向，那么东欧国家的地理位置最佳。以双边协议为基础，从1953年开始部署，至1964年基本完成远程无线电防御网络的建设。

1980年代中期立陶宛计划在维尔纽斯和帕涅韦日斯郊区新建干扰设施，仅后者完工。尽管有种种不足，无线电干扰压制系统的整体效率还是很高的。“自由电台”在苏联境内有700多万听众，“德国之声”、BBC、“美国之音”（1973-1980年未受干扰）听众是“自由电台”的1.5-3倍。1991年干扰彻底消失，“自由电台”受欢迎程度猛增四倍，听众达3000万。

据西方专家检测，1981年6月-10月下列受干扰的外国电台在苏联境内可收听程度为（以百分比表示）：

电台	优良	中等	恶劣	不能收听
RFE/RL	1	6	20	73
VOA	3	31	45	22
BBC	1	14	27	58
DW	4	29	20	47

从上表可知遭遇严重干扰的概率平均28%，完全听不到的概率50%。社会主义邻国情况稍好些，下表是1977年RFE/RL电台收听情况：

国家	听众百分比	干扰来源
罗马尼亚	57%	无干扰
匈牙利	49%	一座乌克兰干扰站
波兰	46%	苏联的远程干扰*
捷克斯洛伐克	34%	国内和苏联的强大干扰
保加利亚	24%

1991年“819政变”，维尔纽斯附近某部队压制了立陶宛广播电台1号节目。莫斯科的部队也曾两次干扰“苏维埃之家”电台中波节目（1991.8.19-8.21、1993.9.20-10.4）。1954-1960年维尔纽斯的广播电台夜间节目完毕后会调谐频率到中频465千赫兹，目的不仅在于阻断西方电台，也是为了让普通百姓收不到全部波段。

归根结底，最有效的广播审查是全面禁止无线收音机，代之以有线“广播点”。1954年9月27日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安塔纳斯·斯涅奇库斯致函苏共中央：“为减少农村地区直接接收空中广播的无线电接收器之数量，立陶宛共产党中央请求拉脱维亚ССР部长会议责成‘波波夫’无线电器材厂1954年为立陶宛ССР农村广播事业制造7台、1955年制造40台РТУ-ВРС型（有线广播）设备”。1950年代保加利亚改造进口收音机，使其只能收听首都索菲亚电台的频率。苏联从1958年开始为国内市场生产不带13、16、19米短波波段的收音机，因为难以在这些波段上可靠干扰“敌台”。少数几个稀缺型号的短波收音机仅供外销。尽管如此，想收听国外广播的民众总能够找到巧手之人添加缺失的频率。1964年全国共有3500万台无线收音机，大部分带短波功能。

1984年2月24日总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与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吉洪诺夫签署了《关于对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1983.02.11第142-62号决议第五段进行部分修改》的决议，称：“……接受苏联国家计委、苏联通信设备工业部、无线电工业部和贸易部关于将停止生产大众化短波无线电收音机的任务推迟到十二五期间执行的建议，苏联国家计委应当在编制1986-1990年苏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完成此项任务”。

后期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上述决定未被执行。

1986年苏联“涉外记者”弗拉基米尔·波兹纳现身美国电视节目，表示：“干扰起了反作用”——这是苏联放松无线电审查的最初迹象。同年晚些时候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冰岛会见罗纳德·里根，提出一些交换条件，包括让美国商业电台用英语转播莫斯科广播节目，作为回报，苏联将停止干扰“美国之音”（RFE/RL除外）。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查尔斯·维克（译注：时任美国新闻署长）试图推动、落实这项提议，无果而终。

这里我们必须赞扬戈尔巴乔夫先生，他并未就此止步，很清楚“开放政策”与新闻审查制度水火不容。1987年1月苏联停止干扰BBC，1987年5月停止干扰VOA，198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彻底停止干扰广播节目。1988年11月29日-30日，苏联境内全部无线电干扰站齐刷刷在莫斯科午夜时分关闭，但苏联通信部长《关于自1988年11月30起停止压制对苏广播的外国电台》的命令直到12月19号才正式签署下达。

1997年我们请俄联邦通信和信息化国家委员会主席А.巴丘什金推荐无线电干扰领域专家，可惜终究也没联系上这样的专家。1997年10月巴丘什金回信写道：“由于政府的决定，1988-1989年‘无线电干扰’工作已经完毕，设施被改变用途，业务技术和标准文件已销毁，设备已注销”。

苏联是否曾有人因收听外国广播被干扰而提出投诉？从表面看，如果广播信号不佳，苏联公民可以向居住地的电信管理部门提出书面投诉，然而《接收和审查关于工业无线电干扰投诉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对于接收长波、中波和短波无线电广播的投诉，只有那些指定在特定区域内（边疆区、共和国）提供广播的电台接收情况不佳时，才应采取措施消除干扰”。西方电台旨在向苏联大部分区域“提供广播”，并且可想而知，胆敢提出这种投诉的苏联公民肯定会惹一身麻烦，无论他居住哪个“区域”。

延伸阅读：

自由欧洲电台总部爆炸案

卫国战争初期红军无线电通讯状况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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