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得·勃罗戈夫

1953年3月5日，苏联“万民慈父”约瑟夫·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别墅去世。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个人崇拜似乎还将持续很久，但仅仅四个月后，7月份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已经开始揭穿他的神话形象。昔日战友纷纷批评斯大林的领导方式，报告人列举的昔日“不犯错的”领袖犯下的主要错误之一就是修建土库曼运河——此项工程的计划规模超过苏联的所有建设项目，意图把卡拉库姆沙漠变成繁花似锦的园圃。本文回顾这一项目及后来出现的替代方案：卡拉库姆运河，并思考最终导致中亚生态灾难的原因。

昔日荣光

今天位于现代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北部的花剌子模绿洲，只不过是千年前那个各方面高度发达文明的黯淡影子。古代和中世纪的花剌子模是从中国到里海之间辽阔土地上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这里商路交汇，各种重要行业云集，伊本·西那（译注：中世纪波斯哲学家、医学家）与比鲁尼（译注：波斯学者，生于花剌子模，擅长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曾在此工作。花剌子模王朝的统治从绿洲向外延伸至边陲，几百年之后才出现阿拉木图、比什凯克、杜尚别、阿什哈巴德。

花剌子模的国家形态早在公元前已经形成。比鲁尼写道：“他们（花剌子模的居民）从有人定居本国之初开始纪年，事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980年”，也就是说大约公元前十四世纪。随着时间推移，花剌子模文明吸收了希腊、波斯、突厥等文化的元素，尽管其立国根基是琐罗亚斯德教。自公元四世纪起统治该地的君王号称“花剌子模沙阿”，逐渐在十二世纪中期至十三世纪初达到鼎盛，最后被成吉思汗的毁灭大军终结。

十三世纪蒙古入侵、十四世纪帖木儿征服，加之随后的政治动荡和气候变化，导致二十世纪初的花剌子模只剩无数堡垒废墟与黄沙掩埋的古老灌溉设施，徒增访客铜驼荆棘之思。苏维埃政权到来之前，统治这片土地的希瓦汗国无论怎么说也只是一个偏远小国，既没有充足人力，也缺乏坚实财源。花剌子模已沦为落后边陲：古尔干杰和克亚特这两座大型古城的人口昔年堪比巴格达或大马士革，如今仅存几座简陋乡镇。

对历史学家而言，这片土地长期以来一直是未知之地，几乎没有好古之人能够踏足咸海之南。直到1937年，由苏联青年学者谢尔盖·托尔斯托夫率领的考古队抵达此处，他们重新发现古代花剌子模的意义不亚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托尔斯托夫的挖掘揭示出该地区曾经存在规模宏大的城市建设、灌溉工程与农业体系，而在当时学者眼中这里不过是一片荒凉贫瘠之地，局部适合放牧。

1942年8月托尔斯托夫题为《古代花剌子模》的博士论文答辩通过，1949年凭借该论文出版专著获得一级斯大林奖——他最初被提名二级奖，但领袖本人对托尔斯托夫的研究产生兴趣，亲自提升为一级奖。

活河与死河

咸海地区的实地考察成果，以及学界提出的古埃及与古花剌子模的相似性，显然给苏联大元帅留下深刻印象，并很可能坚定了他要让该地区重振昔日繁华的愿望。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是拥有充足淡水资源，而当地淡水短缺一直是老大难问题。

《真理报》1951年第106期文章《在乌兹博伊河谷》写道：“诚然，在这片荒漠之地将建起大城市和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充足的水源与电力不仅会改变周边地区，还将为整个土库曼斯坦西南部注入强大生命力，催生亚热带果园和棉花种植园，推动地下财富的开发利用。但要实现这一切，需要苏联人民付出巨大的努力与能量”。

花剌子模绿洲最主要的灌溉水源是阿姆河，这是一条极不稳定的河流，时常改道。阿姆河之于花剌子模就好比尼罗河之于埃及，虽然水量稍逊那条非洲大河，但阿姆河携带了更多矿物质，在中下游沉积，为农业创造出优越条件。阿姆河淤积物的石灰含量是尼罗河的2倍，钾含量更是后者4倍。尼罗河水可为每公顷灌溉面积提供367千克天然矿物肥，阿姆河水能提供1914千克。

乌兹博伊河的研究成果也对苏联领导层的计划产生重要影响。这是一条早已干涸的河流，故河道将咸海地区的萨雷卡米什盆地与土库曼斯坦西南的里海相连。早在此地出现最初的文明中心之前，阿姆河水曾注入咸海和萨雷卡米什，再沿着长达700千米的乌兹博伊河道流入里海，勾勒出卡拉库姆沙漠的北部边界。历史上乌兹博伊的水量时大时小，中世纪彻底断流——在河岸发现了可追溯至十七世纪的定居点遗迹。如今这里零星散落一些盐碱化小湖泊，定期接受萨雷卡米什出来的水。

1929年，在阿姆河上游更远处、今日土库曼斯坦东南部，长100千米的巴萨加—凯尔京斯基运河深入卡拉库姆沙漠。自1932年起关于修建一条直通里海运河的勘测工作已经启动，但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斯大林手中，领袖更倾向于北部方案——几乎从花剌子模腹地出发。此运河原计划的起点位于塔希亚塔什地区，距离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首都努库斯约12千米。最初设想是花八年时间把萨雷卡米什盆地注满水，为此要从阿姆河分流高达40立方千米。为了便于理解，这个水量约等于现代中亚最大水体：巴尔喀什湖的三分之一。但后来放弃该方案，最终决定让运河绕过萨雷卡米什，沿乌兹博伊故河道延伸至克拉斯诺沃茨克（译注：土库曼巴希市）。同时阿姆河水不会直接注入里海。

世纪工程

1950年9月12日报纸公布了苏联政府《关于修建阿姆河-克拉斯诺沃茨克土库曼主干运河，灌溉和供水西土库曼里海沿岸南部地区、阿姆河下游及卡拉库姆沙漠西部土地的决议》。除建设长达1100千米的干渠外，文件还规划了三座大坝、两座水库、三座总装机功率10万千瓦时的水力发电站、若干水闸与总长超过1万千米的排水渠和管道系统。运河宽度计划超过100米，深度6-7米。

修建土库曼运河预计花费300亿卢布。1947年苏联进行货币改革：10个旧卢布兑换1个新卢布。1950年之前卢布对美元汇率1:5.3，也就是说工程造价约56亿美元，按今天币值相当于600亿美元——几乎是白俄罗斯、克罗地亚或委内瑞拉的国家年度预算。

再看规模。土库曼运河的设计目标是分流阿姆河总水量四分之一，建成后将成为当时世界上长度第二的同类工程，仅次于中国的大运河。只不过中国人用了近两千年完善大运河，而苏联政府却准备在七年内（到1957年）完成，速度之快令人咋舌。长227千米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在斯大林年间仅用两年建成，长100千米的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则花了近三年。诚然，土库曼运河的施工难度有所降低，因为其走向与天然形成的乌兹博伊故河道基本重合。

苏联媒体夸耀运河建设为“世纪工程”，是斯大林改造自然计划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苏联将因此新增约130万公顷耕地（主要种植棉花），外加700万公顷新牧场。形象地说，此水利工程带来的灌溉面积相当于捷克或阿塞拜疆国土面积。另外莫斯科还设想用这条通航运河建立中亚和俄罗斯中部的水路联系，也就是说从列宁格勒或莫斯科出发的船只最终能够停靠努库斯或铁尔米兹。

早在1947年斯大林已决定使用铁路将花剌子模地区与外界连接起来。这条铁路计划经过咸海地区，具体而言是从南部的查尔朱（译注：土库曼纳巴德）延伸至昆格勒，最终在斯大林去世后的1957年建成。而咸海南部与苏联欧洲领土的铁路连接直到1972年才实现，当时铺设铁轨穿过乌斯秋尔特高原和曼吉什拉克半岛。

起始

当然，正如斯大林年间的其他“世纪工程”一样，囚徒将是主要劳动力。1950年铁路已延伸至乌尔根奇（译注：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首府），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在此成立内务部“中亚水利建设联合体”负责开凿运河。1950年12月在阿姆河收窄至600米的塔希亚塔什岬开始修建两座各可容纳1500人的劳改营。与此同时，当地居民也被强制征召参与施工，但自愿报名者同样不少：仅1952年第一季度就提交了1000多份申请，第二季度697份。

1952年新建的塔希亚塔什工人新村拥有平房住宅80栋、两层的八户住宅楼4栋、食堂、澡堂、面包房和砖厂，其中部分房屋是用驳船从查尔朱沿阿姆河运来的。1953年随着铁路开通，塔希亚塔什正式升格为城市，人口约1万，其中半数是囚徒。

约1.7万人参加运河与塔希亚塔什水电站建设，包括1万劳改犯，他们大多因“盗窃国家财产”判刑。规定劳改犯工人的居住面积每人2平方米，实际甚至不足1平方米。工地上无论干活的或看守的同样饱受严寒、酷暑、沙尘、蚊虫、痢疾和淡水短缺折磨。

1953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发言：“再来谈谈关于土库曼运河的决策。是否事先明确了修建这条运河的必要性？是否测算过所需开支和经济效益？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有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没有。一切都是个人决定，没经过任何经济计算。后来发现，这条运河及其灌溉系统造价高达300亿卢布。运河沿线本来无人居住，必须从中亚已有人定居的地区迁移居民，而这些地方却有大量尚未开发的土地非常适合发展棉花种植。中亚的同志们及农业工作者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1953年3月初斯大林去世时，工人们才刚开始挖掘运河主干道，多数人仍在修建工地、进出道路、仓库和供应基地。虽然工程实际未正式开工，但不可挽回的损失已高达约210亿卢布。然而，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获得了价值1.53亿卢布的完工与未完工建筑、工程设备和交通工具，整个战前时期投入该地区工业发展的资金仅为该数字的一半。工程宣告结束时——此前施工现场已经充斥着典型的苏联式敷衍和盗窃——剩余的未登记设备，包括拖拉机和推土机，相当一部分被盗卖。

运河已死，运河万岁！

接替斯大林的苏联领导人深知这些“世纪工程”会给国家财政和老百姓钱包带来沉重负担。何况大元帅去世后，他们必须设法巩固自己在贫困民众心目中的声望，哪怕略微接近斯大林曾享有的那种信任程度也好——尽管他的统治手段备受争议。

最终1953年3月底，在内务部长拉夫连季·贝利亚的书面倡议下，部长会议根据其信函作出决议：放弃修建土库曼运河。工程事实上被废弃，因为即便封存维护也要额外耗费几十亿卢布。除土库曼运河外，斯大林的继任者们还放弃了：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运河、延伸至鄂霍次克海和楚科奇的跨北极铁路、穿越鞑靼海峡通往萨哈林的海底隧道，以及通往堪察加的铁路。

苏联政府并没有彻底埋葬灌溉卡拉库姆沙漠的构想，虽然因循旧路线修建新运河在意识形态层面是不可能的。继任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不仅揭露了个人崇拜，还发动了“垦荒运动”，把克里米亚划给乌克兰。在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层许诺将来用当地棉花供应全苏联的鼓动下，赫鲁晓夫决定：在阿姆河南部、已有巴萨加—凯尔京斯基运河的地区修建排水管。

1959年卡拉库姆运河首段（从阿姆河至穆尔加布400千米段）正式投入使用。第二年起咸海水位开始灾难性下降，最终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生态灾难。1971年运河第四期工程开工时，阿姆河45%的水量被土库曼方面截流用于农业，导致这条河未流入咸海却灌满萨雷卡米什盆地。这种情况自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从未发生过。

此后萨雷卡米什湖虽然不再干涸，但湖岸并没出现“繁花似锦的园圃”——灌溉后二次排入湖中的水含有大量农药、苯酚和重金属。结果这些水既未补充咸海，也未能拯救萨雷卡米什湖，因为它既不宜浇灌庄稼也不能养鱼。1990年代初土库曼斯坦首任总统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认为萨雷卡米什的水完全适合种植扎扫帚的剑麻，但这一“战略构想”是否顺利发展，不得而知。

消逝

进入二十一世纪，土库曼政府重启了苏联1970年代提出的计划：向位于卡拉库姆西北部的卡拉绍尔盆地注水。依旧要利用饱受折腾的阿姆河，经由绕过萨雷卡米什的集流-排水系统注入卡拉绍尔。土库曼政府以其一贯的浮夸作风将该项目命名为“黄金时代湖”。

似乎从2013年开始，受污染的阿姆河水被排入该湖。2019年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甚至视察了“黄金时代湖”岸边，表示：“目前这一地区已成为生态清洁区，应当在此建设居民点”。此后几乎没有关于开发这篇染毒湖岸的报道见诸报端，但阿什哈巴德方面不断强调“项目正在实施中”。

1400千米的卡拉库姆运河至今仍然为土库曼斯坦提供淡水，尽管正是它的修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阿姆河和咸海的命运。当然，还有对水资源的极度低效利用。注入运河的水大约四分之一因渗漏流失，加之河道不断淤积、泛滥，宝贵的淡水白白蒸发。

尽管政府曾多次承诺推广现代化灌溉技术，比如滴灌，但今天土库曼斯坦的农业大多仍沿用传统方式。结果，在灌溉上真正应用1升淡水，背后却要浪费掉110-170升。目前土库曼斯坦国土面积五分之四被沙漠覆盖，人均每日耗水量逾16000升，稳居全球第一，比美国高4倍，比中国和俄罗斯分别高15倍和14倍。该国年耗水量甚至超过德国，如果中国人以土库曼人的速度消耗水资源，那么一年之后地球就“干涸了”。

不过，阿什哈巴德兴建的豪华喷泉已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必须承认，古代花剌子模对淡水的利用更合理。当尼罗河持续滋养数千万埃及人、苏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时，苏联领导人及其继任者却在短短半个世纪内就把流量与之相当的阿姆河摧残殆尽。

延伸阅读：

斯大林“排干里海”的狂想

彼尔姆境内的十次“生产性”核爆炸

1968年4月美国游客泰迪·罗从华盛顿抵达莫斯科，刚下飞机就被严密监视。克格勃早已知晓这名游客是美国著名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助手，不能排除他此行是否从事“间谍活动”。罗在苏联游览三个月，自西向东穿越全国，写日记详细记录所见所闻。这些游记是独特的历史文献，让人能够以美国人的视角看待苏联。数百页打印稿此前从未公开发表，除了克格勃特务之外没几个人知道泰迪·罗在写游记，也就是说克格勃是少数读者之一。

在克格勃内部报告中偶然发现关于这次旅行和游记的材料之后，记者设法在美国约见了泰迪·罗，请他过目这些报告，并听他回忆当年的苏联之行。同时，首次公开他游记的部分摘录。

行李箱的细线

1968年4月26日星期五，泰迪·罗上午在明斯克参加完参观活动，返回旅馆吃饭。短暂走进房间，习惯性扫一眼行李箱，瞬间明白自己出门的时候除了清洁工还有别人来过。而且，不速之客动过他的行李箱。

34岁的美国人没感觉很意外，相反，在开始为期三个月的苏联旅行之前泰迪已经知道会被监视。毕竟他也不是完全普通的游客。旅程的头两周，罗发觉神秘人在跟踪自己。所以每次离开房间都会用一个简单的小办法：在行李箱表面和内部放几根细线，记住它们的位置。今天，这些线的位置第一次改变。

泰迪心想：“如果这些不速之客是苏联当局（比如克格勃）派遣的，那么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一定是那本游记”。未完成的旅途还很漫长，美国游客明白这绝不是他们最后一次翻自己行李，于是拿起笔，在日记簿写了一段话留给“潜在读者”：“我的行李箱被打开过。如果当局希望看看我带了什么或写了什么，我很乐意亲自展示”。

泰迪在留言中补充说，自己作为一名来宾和游客，在苏联未做任何违法之事，也不像某些同胞那样丑化这个国家，要求尊重自己的权利和私人财产。罗最后写道：“我知道我的行李箱每次被打开的情况，也知道这段话一定会被阅读，如果再发生，我将对此类行为提出坚决抗议”。

泰迪·罗的怀疑是正确的。

“宣传美国生活方式”

“1968年4月-5月期间，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1934年出生的泰迪·罗以美国游客身份访问苏联，其中包括乌克兰的一些城市。他被怀疑与美国情报机构有关。据其本人说，此次访问苏联的正式目的是巩固俄语知识，通过与本地人交流、比较其观点以了解苏联现实，并选择我国最有趣的一些地方，为日后再次访问做准备。”

以上是当年6月（即明斯克宾馆事件发生两个月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安委主席维塔利·尼基坚科致共和国中央的报告节选。报告指出，关于罗的情况已直接向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汇报。类似的备忘录很可能也被送交其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甚至可能上报苏联最高层。乌克兰安全局解密档案中的这份报告正是撰写本文的基础。

美国人泰迪·罗1968年4月11日进入苏联，他确实是美国参议员的助手，而且这位迈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担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十六年，创造了美国历史纪录。迈克·曼斯菲尔德的肖像登上1964年《时代》杂志封面。

克格勃在7月份提交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的另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民主党打算提名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出任国务卿，所以有必要对罗进行特别关注和进一步研究”。不过曼斯菲尔德最终没当上为国务卿——1968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失败，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成为总统。

无论如何，苏联国安委对这位34岁美国游客的浓厚兴趣完全可以理解，因此罗甫一抵达莫斯科（4月11日）就立刻被监视。克格勃人员在报告中指出，泰迪·罗俄语流利（有时人们甚至把他误认为捷克人或波罗的海国家居民），还注意到该美国人打算在苏联停留整整三个月，计划日后再次来访。

在同一报告中克格勃人员称：“通过秘密手段翻拍了罗的详细日记，其中他批判性评价了苏联社会生活和活动的某些方面”。报告附件是翻译成俄文的大段日记摘录，共27页打字稿，内容涵盖约一个月的旅途（即整个行程的三分之一），路线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塔林-里加-维尔纽斯-明斯克-基辅-哈尔科夫-扎波罗热-雅尔塔。国安人员专门挑出涉及政治或评价苏联现实的片段呈送党的领导人。

此外，克格勃也注意到罗与苏联公民“长时间且详细交谈”。在他们看来，美国人不仅仅是结识本地居民，还试图通过谈话“宣传美国生活方式”。

秘密复制间谍嫌疑人的文件是国安机关的常规操作，特务通常会潜入目标的宾馆房间或住所。泰迪·罗在明斯克察觉的正是其中一次行动，至于他留下的“宣言”，克格勃报告完全未谈及，仅在一段日记引文中顺便且毫无解释地提到“行李箱事件”。

穿过铁幕

泰迪·罗能够访问苏联，得益于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对方为他提供了两次为期三个月的出国机会。而这位年轻人之所以选择苏联，是因为他在国会工作期间考取了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俄语硕士学位。资助方没有给他安排任何特殊任务，也不要求他提交考察报告，目的是让这位国会助理在国外见识几个月，更好地理解世界局势并提升自身能力。

不过，罗也没有一定能入境苏联的把握，更没奢望想玩哪就玩哪——苏联当局将几乎每一位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客人视为潜在威胁，外国人的行程受到严格限制。可喜的是罗的旅行最终获得批准，其中原因或许正如克格勃报告所言：罗对于苏联情报机关有研究价值。而泰迪本人则认为，苏联当时急需外汇，因此敞开国门欢迎外宾。确实，根据《穿越铁幕》一书引用的官方数据，从1960年到1980年进入苏联的外国游客人数增长七倍（从70万增加到500万），尤其1960年代苏联的某些地区首次向外国人开放。

本次访问，苏联方面的组织者是“国际旅行社”，一家专门接待外国人在苏联观光的国营旅游公司。“国际旅行社”为美国人提供住宿、交通、导游服务，以及在指定餐厅吃饭的餐券。城市之间，泰迪坐过飞机、火车，甚至坐过船（游览伏尔加河），共领略了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三十座城市。西部地区游览完毕，他的路线继续途径摩尔达维亚、伏尔加河流域、顿河流域、外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体验了西伯利亚大铁路），最后抵达远东。

至于整个行程究竟花费几何，他已记不清了，但肯定相当昂贵。按照官方汇率把美元换成卢布，使美国人的钱包大大出血。他用讽刺口吻写道：“管理员（……）问我，为什么不带妻子同行。我回答，如果苏联政府按照美元的实际价值兑换卢布，我不仅能带妻子，还能剩下一笔钱呢！”

在比灵斯见面

除了两份报告和附件抄录的部分日记外，乌克兰安全局档案中未找到更多关于泰迪·罗此行的材料。记者向俄联邦安全局档案馆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档案馆发出查询函，未获答复。拉脱维亚国家档案馆则表示，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安委的大部分档案已于1980年代末运往莫斯科，在剩余档案中（仅限内部查阅）未找到泰迪·罗的姓名。

不过，记者成功联系了泰迪·罗本人，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前任助手如今住在蒙大拿州。帮助建立联系的人是美国历史学家、匹兹堡大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肖恩·吉洛里。吉洛里对这位美国游客在苏联旅行的故事很感兴趣，并且对他在苏联的广泛游览路线及其日记中详细记录的人民生活方式印象深刻，决心记录下罗的回忆，遂专程前往蒙大拿州比灵斯镇，在罗的家中采访他。

“泰迪·罗，1934年生，被怀疑与美国情报机构有关。”他读完描述自己的报告节选，表示：“我想立刻声明，本人从未以任何形式与美国情报部门有过联系。”泰迪·罗说他至今仍常常想起那次旅行。而当他收到电子邮件，告知他在基辅发现了他的相关档案并请求采访时，感到“有点吃惊”。

泰迪·罗的第一学位是新闻学，曾到阿根廷实习，大学毕业后在蒙大拿州和爱荷华州本地报社工作了几年。1961年这位年轻记者获得国会实习奖学金，成为参议员助理。在为迈克·曼斯菲尔德工作期间，他劝说实习生放弃新闻业，留在他的团队效力。

“不抱幻想”

关于资助，以及自己的国会工作，罗在苏联时只字未提。他也隐瞒了自己的新闻从业经历和俄语学背景。泰迪确信，如果把这些情况全部讲出来，那么在每个城市都会被安排官方接见、参观那些模范工厂。而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可以自由行动——至少是有机会的。

当然，隐瞒个人经历无法使他避开克格勃的目光。尤其国安部门的文件显示，他们对上述情况几乎了如指掌。罗接受肖恩·吉洛里采访时回忆：“我去苏联的时候不抱任何幻想，我对自己说：‘他们会翻我的行李，会在街上尾随我，会去找我偶然交谈过的人问话”。不过，这些“偶然交谈”，真的是“偶然”吗？

与此同时，泰迪对自己的命运并不特别担忧，毕竟他的旅行计划不包括任何违法内容。跟人交谈他从不说多余的话，拍照也注意避开桥梁、军用设施之类物体。泰迪还指望，万一真的被苏联当局找麻烦，迈克·曼斯菲尔德作为越南战争反对者的声誉或许能帮上忙。

至于泰迪·罗在苏联期间怎样打发时间，以及他与本地居民谈话的内容，克格勃通常通过特务和线人获知。最常找的是“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但克格勃的消息来源不限于导游和宾馆员工，也包括一些奉上级指令在街头“偶然”与监视对象搭讪的人。特务们不仅要聆听，也要主动表达必需传递的内容，正如一份克格勃报告所言：“在我国其他地区针对罗·泰迪的后续工作，主要方向是对该游客施加有利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影响，促使其形成对苏联的积极印象”。

谈到自己在苏联旅行期间的一些“偶遇”很可能是国安委的精心安排（文件证实了这种假设），泰迪谨慎表达了对两次“偶遇”的怀疑。第一次是在从莫斯科去列宁格勒的火车上，他认识了一位同车厢的工程师乘客；第二次是在基辅歌剧院，身边坐着一对科学家夫妇。两次认识的新朋友都彬彬有礼、态度友善，还邀请这位外国人到家中做客。但并无直接证据证明他们是克格勃的人，罗更多是出于直觉判断。

泰迪阅读“有关部门”关于自己的报告，发现其中既有真实内容，也有半真半假内容，更有特务或国安人员的纯粹虚构。尤其令他惊讶的是，在报告中读到这样一句话，说他“试图从一名苏联公民手中获取手稿，带回美国用笔名发表，并声称他不会落得西尼亚夫斯基等人那样的下场”。罗表示，实际根本没发生类似事情。
（译注：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俄罗斯作家，持不同政见者，政治犯，曾化名在西方出版作品，1966年被苏联最高法院判刑七年，获释后移居法国）

泰迪·罗持续记录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闻，直到行程结束。由于日记免不了遭人窥探，他刻意省略某些敏感细节，回国后凭记忆补写。最终形成篇幅宏大的作品——448页打字稿。几十年来这部游记一直存放在罗的家中，出版的想法始终未实现。五十多年过去，读者除了泰迪的少数密友，就只有本文作者了。

美国人看苏联

泰迪在游记中展现出一位深思熟虑的观察者形象，能够理解苏联生活，能够分辨“橱窗展示”和真实情况的差别。虽然对政权持批判态度，但他对大多数本地居民给出了温情评价。历史学家肖恩·吉洛里与罗见面后说他“反共但不教条”，这同样十分适用于1968年的他。

克格勃报告摘录的片段当然也出现于游记完整版。经作者允许，其中一些片段已翻译成俄文，在本文下方公开。为了方便读者，这些内容被分成几个主题板块，必要处附有本文作者的评论。

一旦得知泰迪·罗来自何方，几乎每个苏联对话者总会立刻开始围绕两个话题提出询问或发表观点：越南战争和美国黑人群体处境，这是当年苏联反美宣传的热门内容。泰迪耐心解释自己立场：他反对美军参与越南冲突，并支持保障非裔美国人的各项权利。第三个老生常谈话题是美国的“全面失业与贫困”。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无休无止的议论让美国游客感觉愈发疲惫。同样使他厌倦的还有那些歌颂苏联建国五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的陈词滥调。

泰迪记录与一位苏联城市居民的谈话时写道：“我说自己来自华盛顿，请求她不要讨论越南问题，因为我俄语说得不好，但她多次重复：应该停止屠杀无辜的越南人了。她问美国的领土是否已经够大？并且为了证明苏联的良好意图，声称：‘我们国家的领土已经足够大，所以我们才不会发动战争’”。

罗本人尽力去理解苏联体制的细节，对人们看待内政、外交问题的态度兴趣浓厚。游记中转述的这些谈话得出一个明确结论：他在苏联遇到的绝大多数人不关心政治问题——他们要么确实不懂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要么假装不懂，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党员和非党员。另外，大多数加入苏共的人是为了职业前途。

罗与哈尔科夫导游莱拉谈话：“像我遇到的所有与党有关系的人一样（她是共青团员），她坚持认为苏联的真正权力机关是最高苏维埃。我问她，最高苏维埃两院总共多少人，她不知道。我又问他们多久开一次会，她想了想说两年一次。我告诉她，他们通常每年开两、三次会，每次会期10天至两星期”。
（译注：根据1936年苏联《宪法》，每三十万个公民选举产生一名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代表；民族院代表：每个加盟共和国25名、每个自治共和国11名、每个自治州5名、每个民族州1名）

与泰迪交谈过的几乎每个人都强调自己忠于政权。三个月旅行期间，本地人提出批评意见者屈指可数。罗在第比利斯遇见一位叫康斯坦丁的30岁男士，此人同意与美国人谈谈苏联政治体制的问题，他宣称其中主要症结是“小共和国的民族主义”。

泰迪遇见的最激进的谈话对象是索契的一位21岁学生——游记没写他名字，以免危及他安全。该年轻人向美国人介绍了1956年第比利斯、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的抗议活动，表示支持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甚至承认自己参加某个“学生地下组织”——“地下党”，旨在为苏联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甚至正在筹备起义。根据罗的回忆，主动发起谈话的是学生本人，所以不排除他为克格勃工作的可能性。
（译注：尤里·丹尼尔，作家，诗人，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的“同案犯”，被判刑五年）

而且，许多交谈者告诉罗他们收听《美国之音》。一位约莫18岁的年轻人承认自己不会英语，但每晚收听“敌台”的“节拍音乐”。泰迪写道：“他十分逼真地模仿《美国之音》主持人的声音，表明他确实听过一阵子”。

哈尔科夫导游莱拉承认她没读过帕斯捷尔纳克小说《日瓦戈医生》，摆出一副“我没读过，但我谴责”的架势，补充说：根据她耳闻的这本书的内容，这部作品“在她看来并不客观”。同时，她举了几个“有前途的苏联作家”的例子——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伊利亚·埃伦堡，以及“年轻且才华横溢的”瓦西里·阿克肖诺夫。

泰迪·罗的笔记有很大篇幅提及苏联服务业。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与本国公民相比，外国人在苏联享受的是最高规格服务，但这种服务却让美国游客感到震惊。泰迪对苏联服务业的第一印象来自莫斯科“国家”宾馆的电梯工，后者坚持电梯挤满人才开动，于是乘客不得不等待相当长时间。这种情况出现在全国最好的宾馆之一，在美国人看来简直是胡闹。但与其他城市的客房品质相比，这算小事一桩。

罗如此描写基希讷乌的宾馆：“当我入住（房间）时，浴室既没有厕纸也没有肥皂，直到我退房一直如此。房门的把手是斜插入孔洞的一根普通钉子。通向阳台的双开门之一只有一个自制门闩，很不牢靠”。

游记作者坦言：他曾在拉丁美洲条件更差劲的地方住宿，但费用低廉。而在苏联，却要为了名不副实的舒适付出不菲代价。

罗在基希讷乌领略苏联的排队现象：“儿童服装柜台简直是疯人院。婴幼儿用品摆在比主楼层高三阶的台面销售，大多数妇女乖乖排长队，队伍蜿蜒向上，绕过通往二楼的楼梯。但一如既往，总有人从下方硬挤插队，试图在三阶台阶上占位置。结果一片混乱，非常喧嚣，非常闷热，非常令人焦躁。一位从下方挤上来的妇女背着三岁左右的孩子，孩子被噪音吓得哇哇大哭，但我敢肯定，那位母亲在人声鼎沸中根本听不见孩子嚎啕”。

排队给泰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游记写道，任何商品一旦上架都可能立即引发顾客骚动——先是两个人跑过去争抢，其他顾客察觉热潮也蜂拥而至。罗回忆说甚至有一次他仅仅在柜台边无所事事站着，竟引来人群聚集。“当你进行个人购物时，总有人越过你肩膀张望，这很烦，但瞧瞧他们的处境，我同情他们”。

宾馆、餐厅、火车、商店（包括普通市民无权进入的“特供商店”）工作人员的冷漠态度甚至粗鲁行为让罗愤怒，在这种背景下，明斯克的一位礼貌女售货员却让他由衷惊喜：女售货员耐心地让他为妻子挑选琥珀首饰，甚至拿出多个款式供比较。“我对她感激万分，不只因为她提供了任何美国顾客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服务，还因为她使我重新相信了苏联公民具备的善意和人情。不能收发邮件、餐厅服务员和宾馆职员的冷漠、行李箱事件、屡次拒绝我查看最寻常东西的请求，以及‘你存在只是为了让他们获利，而非相反’的感觉，种种不快在某种程度上都被这位小姑娘的善意冲淡了。愿神保佑她！”

苏联人的形象

“西方人最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是许多苏联公民的体型，尤其女性。对我而言，这一点在莫斯科尤为明显，因为是全新的环境。但直到现在我仍不能习以为常。这是战后以土豆和面食为主的饮食留下的痕迹”。

泰迪·罗不仅观察苏联人外貌，也留心行为习惯。他注意到当地人（尤其男性）习惯直接在海滩换衣服，多数苏联女性不剃腿毛，“也许金发女性不容易看出来，但某些黑发女性——她们的腿毛和我的一样浓密”。

罗坦言自己看不透苏联人的男女关系：“我试图去观察这种关系，收效甚微。在北方城市，我见过年轻情侣偶尔手牵手散步，或并肩坐在公园长椅。但除此之外，我很少看见公开的示爱举动”。

即便到了氛围似乎更适合放松的雅尔塔，美国人依旧没看见多少亲密举止：“美丽的春季夜晚，僻静的林间小径，身为‘普通游客’的匿名性——这一切本该促进更自然的反应。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些显然未婚的年轻情侣，看起来倒像是好朋友。这地方年轻女性比男性多，她们大多成双成对旅行，你能看见她们在傍晚时分手拉手漫步海滨……我特意观察，看她们会不会找年轻单身男子调情——结果一次也没瞧见”。

罗还提到另一个问题——醉酒者数量。“阿尔弗雷德在基辅问我，美国的醉鬼是不是也像苏联这么多。我告诉他，酗酒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严重问题，但我在苏联大马路和公共场所看到的醉汉，要比在美国多得多”。

泰迪在旅途中见证了苏联生活的各种场景，比如塔林主教座堂的复活节礼拜（很可能由塔林和爱沙尼亚大主教阿列克谢主持，即后来的阿列克谢二世大牧首），比如在雅尔塔海滨拍摄的《新难以捉摸的历险记》。

他写了苏联的户籍制度不允许居民自由迁居莫斯科和其他城市，也写了个人崇拜与国家宣传的表现（“唱片价格从1卢布25戈比到4卢布不等，但列宁讲话录音却只要17戈比。这就是国家希望某些东西进入人民手中时的做法”），还提到胜利日的庆祝活动和《真理报》的相关社论：“社论以简短标题刊出：《节日快乐，亲爱的朋友们，胜利日快乐！》其中有格列奇科元帅对武装力量的致辞、有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致意（那是他们解放的第23周年），以及一篇长文指责美国‘帝国主义’和‘侵略’。对《真理报》来说这当然很罕见。社论篇幅不大，且没有一张士兵照片。这或许可以解释为国家已经厌倦庆祝”。

1968年6月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遇刺，泰迪·罗同样从苏联新闻获悉：“是莫斯科的电视播音员第一个向我传达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遇刺噩耗。该如何描述我的情绪呢？一个美国人，正坐在俄罗斯人中间，得知这样的消息，尤其在我花了整整两个月的艰苦努力向苏联公民解释暴力并非美国生活的常态之后？我的心在羞愧中燃烧！”

回家

1968年7月2日泰迪·罗抵达苏联旅行之终点：纳霍德卡。接下来他将乘船前往日本，再转机回美国。动身前他多少有些担心照片和日记会被海关没收，结果平安无事。

罗此次旅行正好与“布拉格之春”，即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的自由化运动同时发生。经过沿途耳闻目睹，他完全确信苏联一定会入侵这个“兄弟邻邦”。泰迪将自己的判断告诉曼斯菲尔德。许多赞成布拉格之春的人都相信如果北约积极支持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就不敢贸然动手。而泰迪认为，他上司的有力表态或许能对美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产生某种影响。然而参议员未采纳助手意见，更糟糕的是，就在他们谈话不久前，曼斯菲尔德在新闻招待会上自信宣称“苏联绝不会入侵”。此时距离华约国家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终结布拉格之春只剩一个半月。

几年后泰迪结束了与曼斯菲尔德的合作。此后，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研究生、撰写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政策的论文、为另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李·梅特卡夫工作、在各个政府机构任职，最终于1994年美国世界杯举办前夕进入国际足联。

罗在苏联旅行时曾将自己的地址留给许多新朋友，邀请他们访美并保持通信。他果然收到新西伯利亚导游斯维特兰娜的一封信，她当时正准备跟学者丈夫一起前往美国，请求泰迪协助发邀请函。夫妻二人抵达美国，斯维特兰娜与泰迪重聚首，两人结下长久友谊。

至于泰迪本人，他再次踏上苏联土地已是另一个时代：1986年他以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到访。文末，让我们用泰迪·罗多年后重读游记时说的一句话来为这个故事收尾：“回首往事，我如今能看出预示着曾经强大的苏维埃帝国行将崩溃的许多迹象。虽然我当时只是这片广袤土地的资浅研究者，但我在那时就已经明白当局不可能永远抗拒变革。我一回到家，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解体自此开始，而其过程仅持续二十年”。

延伸阅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不在俄罗斯洗衣”

19世纪的洗衣劳动堪比苦役，就连尼古拉一世的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也深知这一点。她曾想尽办法减少两都（译注：即圣彼得堡、莫斯科）孤儿院内私生婴儿的数量，效果不彰。于是她1829年降旨：为了遏制孤儿的主要来源——士兵之妻抛弃孩子，必须严格调查弃婴是否为士兵子女，如果是，那么小孩长大后男的强制当兵、女的做洗衣工。因为在当时的洗衣技术条件下，不仅衣物磨损得快，洗衣女工本人也会因劳累迅速耗尽体力，所以医院、疗养院、救济机构和学校对这些人的需求很大。

医学博士А.Н.尼基京写道：“人们发现洗衣女工罹患与其职业有关的各种疾病。她们生活在潮湿环境，手脚总是湿的，很快就会变得虚弱……环绕她们周围的潮湿空气阻碍了汗液蒸发，其后果就是……感冒、风湿病、腹痛等。”

地主家的女仆犯了错，惩罚她去洗衣房干活：筛草木灰用来熬制碱液，把脏衣服塞进木桶，浇上热碱水，之后放入大锅加肥皂煮沸，还要在大盆内揉搓——全部工序都在高温与刺激性蒸汽中进行，门必须常开，好歹有一点通风。最后把衣服搬去河边或池塘，抡起木棒敲打、漂洗。待衣服晾干，还有一项艰苦活：用滚筒碾压以使布料柔软、便于熨烫。

诚然，俄罗斯地主里面也有一些古怪的人，他们府上甚至没有洗衣房。与列夫·托尔斯泰关系友善的记者П.А.谢尔盖延科写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祖父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是他那个时代的豪掷千金之人，不仅花光了自己的万贯家产，还挥霍了妻子——戈尔恰科娃公爵小姐的更大一笔财富。此公生活之奢靡，只需举一例：他家脏衣服不是在俄罗斯洗的，而是用专门的马车送去荷兰洗。”

不过，这或许不仅仅是地主老爷虚荣摆谱，农奴洗衣工技术拙劣也是原因之一，她们常常洗坏了珍贵精巧的桌布、床单和衬衣。粗手大脚的女人哪里知道，荷兰麻布或细麻纱布缝制的衣物既不能放进陶罐整夜蒸，也不能放进大锅煮一个小时，更不能在漂洗时木棒子猛敲……

甚至将近一个世纪后的1884年，П.П.卡尔佐夫中将编写建议手册告诫赴外省服役的新任军官，谆谆嘱咐道：“定制或购买过于精细的衬衣纯属浪费钱，因为你不知道在小城镇或乡村会遇到什么样的洗衣工。比起普通布料，这种精细衣服更容易被洗坏，而普通布料的处理方式，每个女人多多少少还是懂一些的。”

“其设施毫不讲究”

整个19世纪，无论首都或外省，普通洗衣店的布局大同小异：第一间屋生炉子，常年烧着几口锅：一口用来煮碱液，其他的用来蒸或煮衣服，旁边再搁几只木桶和大盆。第二间屋摆放滚筒、熨衣桌，以及收纳干净衣服的架子。漂洗一年四季在河边或池塘进行，洗衣店老板通常与“漂衣筏”（一种专门搭建的平台）主人签订合同，讲好每篮衣物支付多少钱。而这些“筏主”则要向市政府缴纳小生意营业税。寒冬季节，许多城市的“漂衣筏”不能使用，于是漂洗工作交给凿冰窟窿的人，也就是“冰洞老板”。

经济学家А.С.乌沙科夫1862年如此描述莫斯科的漂衣筏：“在莫斯科这种商业城市，河上也有各种商业设施。市杜马出租水面，从筏子、浴棚和汛期摆渡中获得收入……漂衣筏被视为末流的行当，因此其设施毫不讲究，就只是一些木筏子，暴露在水与空气的各种影响之下。它们多次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因为那场景纯粹是一派祖国风情。深冬严寒，气温约在零下二十度，满目冰霜，脚下雪吱吱响，风像刀一样，冰窟窿不时浮起一层薄冰。你站立桥边，身穿温暖皮袄，拉低帽檐，双脚跺地，远远欣赏着。木筏上，露天作业正进行中：女人们有的穿光面皮袄，有的穿兔皮袄，还有的只穿短棉袄或麻布外套，脚穿靴子、套鞋或低帮鞋，取决于业主的经济状况……她们挥动木棒，水在布上结冰，粘住了木棒——苦啊！这些劳动者们累得哼哧哼哧，双脚湿冷受煎熬，木筏表面不时被水覆盖，手酸、腰痛、头发热，随便包一张纸或毛布头巾……”

而在当时的警方报告中，常有洗衣女工不慎落水被救起或淹死的记载。

到了19世纪末，此类漂衣筏的结构没有太大变化。北都圣彼得堡警察局的首席医生И.叶列梅耶夫曾见过这样一处设施：“在渡口下方有一座漂衣筏，长约8俄丈（译注：1俄丈约2.13米），宽约4俄丈，四周有平台，通过木梯与堤岸斜坡相连。漂衣筏的中央是4个水池，莫伊卡河水直接流入，水池四边围着4个长槽，洗衣女工就在其中漂洗。水池两侧各有一间房屋，供筏子经营者和看门女人使用，内设取暖的铸铁炉，排烟管贯穿整个房间。在与洗衣筏齐平、略高于筏子入口处的堤岸有一根城市污水管。夏季停靠在漂衣筏上游的驳船和渡口平台减缓了堤岸边河水流速，造成水面遍布污泥及动物、植物的残渣污物。加上污水管排出的脏水，漂衣筏水池中的水污浊不堪。要在这样的脏水中漂洗刚洗好的衣物，非得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干净的人才行。”

1908年莫斯科当局要求提高妇女在漂衣筏工作的安全性，发布了一份指示文件，写道：
“用于洗濯的漂衣筏应由经营者自费建造，并使用结实缆绳加固；固定洗衣筏严禁在河中打桩，必须用锚或缆绳连接到河岸……
要用坚固木材建造带屋顶的漂洗间，设有采光窗和洗衣槽……应保持漂洗间状态良好、外观体面，自费用油漆粉刷，不可在漂洗间外洗衣。
经营者还应当在漂衣筏旁常备一艘专用小船，预防意外发生。小船的设施包括：在船内座位下方沿着整条船舷固定一条帆布长袋，横截面为三又四分之三俄寸（译注：1俄寸约4.4厘米），内部紧实填充软木碎屑；或用帆布紧密捆扎的芦苇代替长袋。长袋须用油漆涂刷两遍，确保防水……”

另外，漂衣筏150米范围内任何人无权开设另一个漂衣筏，但沿岸居民自用的小筏和冬天的冰窟窿不禁止。

“不使用挤压捶打”

1830年俄罗斯首次尝试开办“文明洗衣房”，在圣彼得堡“成立了一家股份公司”，旨在“效仿外国同类机构”设立私营机器蒸汽洗衣房。俄帝国臣民、工厂主德林格向内政部递交了申请。获批的机构章程写道，该洗衣房的业务“是利用水蒸气和肥皂溶液洗涤各类衣物，完全不使用对衣物有害的任何揉搓、强力挤压或捶打”。章程还说：“这种用蒸汽洗涤衣物的方法，已被最著名的实用化学家经由实验证实为最有利于保护和彻底清洁衣物的方式，因此已在欧洲许多国家的首都及城市广泛运用。”

洗衣房开张需要30万卢布，决定发行1500股，每股500卢布，但认购时每股只需先缴纳200卢布。之后此事停留在筹备阶段，无果而终。

1859年在莫斯科进行了第二次尝试。当时正在从事首都供水系统改良工作的А.И.杰尔维格男爵回忆：“莫斯科洗衣公司章程获批后，我认购了相当数量的股份，目的是在公司中拥有表决权，以便推选А.И.纳雷什金（注：退役准尉，男爵的朋友）为经理。他急需一份工作维持生计，并且做事向来勤恳。但尽管如此，洗衣公司仍然经营失败，大概两年后便被清算，股东们只拿回四分之一的投资款，我也损失惨重。”

这些年间在莫斯科为那些“需要大量洗涤”的客户（如富裕人家、餐馆和旅馆）提供服务的是位于巴比格罗多克的“库舍列维切娃夫人蒸汽洗衣房”。虽然仍由人工揉搓，但舍弃草木灰，只用肥皂。其进步之处是：洗衣水来自河流，马拉装置带动滚筒，把经过蒸汽漂白的衣物在滚筒中再漂洗六分钟。接着送入“拧干机”，时间也不超过五分钟，又用蒸汽烘干五分钟。最终从洗衣槽到熨斗整个过程仅需几小时而已。然而这家店的服务价格不菲，被旅行指南和参考手册反复提醒。

1871年，彼得堡的针织袜子厂主В.П.克尔斯滕效仿西欧，在本市开办蒸汽机械化洗衣房。正如此人传记所写，他“未能发展这一事业，因为当时仍须顾及人们对机器洗衣的成见”。1884年В.П.克尔斯滕去世后，由Е.П.克尔斯滕接手，在儿子А.С.克尔斯滕（译注：原文如此）的积极协助下成功壮大了两家企业。至19世纪末，织袜厂与洗衣房已拥有三台蒸汽机、五台蒸汽锅炉，雇佣工人400名。不过，克尔斯滕家洗衣房的主要客户是圣彼得堡的教育机构和高档旅馆、餐厅。

普通市民仍然把衣物交给女工用碱液浸泡和煮洗。根据1882年人口普查，莫斯科共有8439名女性个体洗衣工，以及127名男性洗衣工。但城市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负担不起这种本就不算贵的服务。工人、手艺人和日结短工只得在澡堂洗澡时简单洗一下衣服，尽管法律禁止这样做。彼得堡警察局首席医生И.叶列梅耶夫写道：“除了‘沃罗宁澡堂’之外，各澡堂的廉价浴室照常有人洗衣服，肥皂上带一股发霉的、几近恶臭的气味，即便是非洗浴日也弥漫不散。虽然这种洗衣方式对穷人而言很便利，但从卫生角度来看却严重破坏了澡堂环境，助长了肮脏、破旧衣物引发的恶臭传播。若能在澡堂内专设一些附属空间，让贫民能够免费或以极低费用洗自己的衣服，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按照英国物价水平简直太便宜啦”

目光投向西欧。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大城市就出现了所谓公共洗衣房，贫民妇女只需花一便士即可洗六小时衣服，使用锅炉、温水和任意数量的冷水，还可使用公用烘干房的蒸汽设备。法国政治家莱昂·福谢赞赏说：“利物浦的工人阶级踊跃使用公共洗衣房，证明该设施对他们来说十分必要；第一年就洗了三十多万件衣服。现在他们按照同样方案又建造了第二座”。

自1856年起，柏林的澡堂与公共洗衣房合并经营，每年为每位业主带来约3700塔勒收入。到了1860年代，法国、德国和瑞士几乎所有的公共洗衣房都使用蒸汽代替手洗。妇女们按小时付费租用蒸汽、水、大盆、挤压机、烘干室和熨烫设备。这些场所既有专职洗衣妇，也有勤勉的家庭主妇。例如巴黎最大的公共洗衣房可同时容纳120名妇女。

1890年代，英国多个城市的市政当局为贫困人口开设洗衣房。经济学家И.Х.奥泽罗夫描述格拉斯哥时写道：“这座城市拥有自己的洗衣房和澡堂……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洗衣房的组织有个特点：市政府不仅提供洗衣房供民众洗衣，自己也承接业务，雇佣专门的员工在这里代客洗衣。妇女进门来只需花费2便士，就可以使用各种先进设备洗衣整整一个小时……格拉斯哥已投资13万英镑建设工人住宅，如今，人们甚至可以花每年5英镑10先令（约合45卢布）租住一间布置良好的公租房，按照英国物价水平简直太便宜啦，而两个房间的价格是6英镑16先令。公租房有附属的洗衣间，使用费是每小时1便士（4戈比）。”

同样在19世纪末，许多俄罗斯旅行者都对德累斯顿合作协会的住宅赞不绝口，因为该建筑公司每栋民宅的地下室必备洗衣间。经济学家В.В.斯维亚特洛夫斯基写道：“住户有权在每月特定的日子使用一次洗衣间。每位住户应当向管理员支付10便士以维持洗衣间的清洁和秩序。关于操作各种洗涤设备的规定十分严格，要求住户谨慎小心。如果哪个家庭希望每月清洗衣物超过一次，则要额外付费。另一个单独的房间有挤压机，供全体住户免费使用。”

1914年10月，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杜马开会讨论城市冰洞的收费问题。市政当局的报告写道：“直到1914年，在叶尼塞河上开凿露天冰洞一直由市政府承担费用，但由于维护这些冰洞并非城市的必要开支，而是一种通过向居民收取使用费从而获得收入的普通财源，因此市政府认为，将冰洞和筏子（包括封闭的暖房和露天的冷房）的建设、维护和运营，招标出租给有意承租者，是可行且适宜的。”

插一句，说这话的背景是：自1903年起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暖房冰洞漂洗衣物要收费——小手提篮3戈比、大衣物筐10戈比。

市政府报告继续写道：“随着城市自来水系统建设，上述收费正逐渐失去意义，与此同时，冰洞带来的收入也开始下降，这可以从1913年最新财报中看出。而1914年的预计收入仅为233卢布。”

辩论期间议员们各抒己见。Л·П·捷尔斯基提出不应对在冷冰洞漂洗收取费用；М·П·米哈伊洛夫则表示不应对小提篮收费，因为使用这种小篮子的多半是贫困群体；А·И·格罗姆切夫斯基则说：“洁净的衣物是保持卫生之必需。因此城市不应将冰窟窿作为财源项目。更不应对那些虽然是由城市专门设立、但属于开放空间的区域收费。”最终，市杜马决定以每年1500卢布的价格出租冰洞和筏子，无加热设施的冷冰洞免费提供给所有人。

“下面必定是脏内衣”

但在一些省城，某些最需要洗衣服务的场所——比如医院——直到20世纪初都很少拥有欧式洗衣设备。后来，各省和县的政府终于意识到建设洗衣设施之必要性。1907年叶列茨地方会议作出结论：“叶列茨县医院的洗衣工作存在严重不足。随着医院逐渐发展成为正规医疗机构，用原始的方法来洗衣，已经完全不能满足按时供应洁净衣物的需求，并且洗出的衣物极其不合格……病人卫生状况不佳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如一条红线贯穿叶列茨医院的历史，显著影响着术后恢复情况……为了充分说明医院的洗衣工序，我们用几句话来描述：换下的脏衣被放入铸铁锅加碱煮沸，由于很少换水，看起来仿佛泥汤一般，血渍因而固定下来根本洗不掉。接着放进木盆揉搓，再照常运到河边漂洗，部分在阁楼晾干，部分在户外晾干，最后送到洗衣工的房间折叠整理——就在她们吃饭的餐桌和她们睡觉的床上。”

叶列茨县管理局决定：随着新式现代化洗衣房的建成，医院全体职工的洗衣费用政府全包。会议记录指出：“将这些衣物外送清洗，即便费用由职工承担，在一个设施完善的医院中也是实现不了的，毕竟院方无法要求职工保持衣物内外清洁，这一要求将会被视为侵犯职工的个人经济利益。职工为了节省一些薪水，宁愿尽可能长时间地穿同一件内衣。制定严格措施也许能勉强保持杂役和助理护士外衣的洁净，但外衣下面必定是脏内衣。如果由医院洗衣房负责清洗，政府出费用，则可以轻而易举地迫使职工保持清洁。”

但在为洗衣房采购新设备时，医院管理层却面临尴尬矛盾：国产洗衣机不仅短缺，且价格远高于进口产品。从事部队洗衣房现代化工作的军事工程师К.В.马尔科夫描述彼得堡的企业：“我们参观工厂后得出如下结论：圣加利公司改造进口机器并贴上自己商标，但只接受定制订单，生产周期不少于两个半月，设备连同运至现场的总报价明显高于进口机器。彼得堡金属厂根本不生产洗衣机，仅承担中介业务。其他较小的公司也是如此，比如兰根齐彭公司从事洗衣房全套设备的中介采购。”

另一种尴尬情况是：地方政府已经购置了洗衣机，但洗衣仍沿袭老办法。1904年科斯特罗马省布伊县管理局有过一次失败的尝试：“去年为布伊县医院购入一台‘蜜蜂牌’洗衣机，配备圣彼得堡沃尔考的挤压脱水机，连同运费共计63卢布70戈比。但这台机器至今闲置，原因是医院的洗衣女工用不惯，更乐意手洗。对这台机器进行专门试用后发现，只有熟练工人才能够操作……”

无产阶级革命亦未能让洗衣店真正贴近人民。1927年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任职的老布尔什维克С.Н.斯米多维奇（译注：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的嫂子，1905年孀居，后再婚）谈莫斯科的情况：“公共洗衣房非常少，费用仍然昂贵，所以大多数女工和男工家属无法将自己的衣物送到公共洗衣房清洗。女工们目前的要求仅仅是希望在工厂内开设一处场所，方便她们或男工家属洗衣，这样就不必在住宅房间或公共厨房洗衣，避免肥皂水蒸汽污染居住环境。”

又过了十年，莫斯科鲍曼区苏维埃的一次全体会议愤慨指出，大多数洗衣房只为国家机关服务：“全会指出我区洗衣房数量不足，服务能力有限，洗衣水平低劣，对待顾客衣物粗心大意，有时甚至态度野蛮。全会责成主席团专门讨论扩大洗衣房网络和改善其服务的问题。”

此后年复一年，大会堂讨论如火如荼，公共厨房肥皂泡漫天飞舞。

延伸阅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人贫富悬殊

昔日俄罗斯的出租马车

17~18世纪俄罗斯浴室的擦澡女工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佚名

任何研究苏联经济的人不免会遇到一个乍看十分费解的悖论。如果以作战装备这种相当复杂的产品为例，那么总的来说，苏联新型号作战装备能够达到当时的世界水平，并且出厂时间通常比西方同类产品差不太多。这些装备的品质普遍不错，数量也足够，所以苏军从不缺乏坦克、战斗机、潜艇等，反而过剩。在军工发展的基础上，苏联甚至造出了月球探测车这种高精尖产品。然而在生产所谓“民用商品”（而且绝对是任何种类的民用商品）时，情况整个颠倒了。苏联为老百姓制造的一切（绝对是一切）都品质不佳，无法与西方同类产品媲美，款式也落后，亦即上市更晚。饶是如此，任何稍微有点需求的民用商品还都短缺。苏联庞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证明国内拥有足够数量的工程设计人员和相当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为什么轻工业给人的印象却完全相反呢？另外，如果说苏联军工复合体的产品通常是原创发明，那么苏联轻工业的产品无论外观或功能往往剽窃西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苏联经济出现如此怪异甚至畸形局面的首要因素是竞争。共产党人一直以来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竞争理念斥为“邪恶资本家”的虚构，说他们借此来愚弄“单纯的劳动人民”，以便“榨干他们最后一滴血”。然而，在自己最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武器生产部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行为却恰似一位同其他资本家展开竞争的大资本家。

苏联军工领域的竞争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首先，苏联坦克、作战飞机和直升机等主要武器装备至少存在两个甚至更多设计机构，例如新型坦克的设计局分别位于哈尔科夫和下塔吉尔，它们之间互相竞争。直升机的设计局也是两个——即“米”系列和“卡”系列。战斗机则是苏霍伊设计局和米高扬-格列维奇设计局负责研制。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同设计机构之间可以开展智力竞赛，最终选出最佳方案。

显然，仅靠国内竞赛难以促成苏联军工复合体大踏步追赶世界水平。因为如果每个设计局的任务都仅仅是造出比旧款苏联产品更好的新式坦克/飞机/直升机/潜艇，那么很快就会导致苏联最新型作战装备落后别国。事实上，相互竞赛的苏联设计局和科研所开始构思新产品时总会接到所谓政府任务，而政府任务的制定考虑了外部竞争——也就是与西方先进同类武器的竞争。苏共中央政治局不需要一种仅仅比老款苏联战斗机更好的战斗机，他们要的是比美国或西欧最新产品更好或至少不差太多的战斗机。在这方面，苏联情报部门始终保持敏锐洞察力，一旦联邦国防军开始绘制某种“豹”式坦克的初步草图，苏共中央政治局就会迫切希望获得新坦克。

由于西方的保密程度远低于苏联，研制新型武器的决定可以在媒体上宣布，而且最初的讨论也相当公开（毕竟早在设计师开始画图之前，专业刊物已经热火朝天讨论了），苏联能够几乎同时推出自己的同类产品，甚至比对应的西方产品更早。何况苏联军工产品绝非简单照抄，而是完全独立的工程设计方案。

综上所述，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公司的竞争，以及军火贸易领域的竞争，乃是苏联军工复合体能够制造“拿得出手”的产品的保证。

不消说，苏联轻工业压根没有类似情况。苏联的民用品市场一直处于极度匮乏状态，苏联公民一直被本国工业“亏待”。当他们想买一台电视机的时候，他们要的就是个带屏幕、能显影的盒子，对这个盒子的外观、功能和品质没有任何特殊需求。大概直到197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苏联顾客才希望屏幕是彩色的，仅此而已。相应地，苏联的电视机厂为顾客生产的也不是世界一流电视，仅仅是品质难以描述的“带屏幕盒子”。苏联经济的领导者们当然知道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讲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尽量激励苏联工厂推陈出新。但激励措施并不强，因此苏联工厂制造新产品的方式非常简单——摹仿西方同类产品外观，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山寨其功能。可惜，由于整个体制的惰性和计划经济的缺陷，照猫画虎之新产品（通常还丢失了一部分功能）开始充斥苏联市场时，它已经在西方市场上落后了。

资本主义世界几乎每一家公司——无论它生产牛仔裤、口香糖、可口可乐、电视机或电脑——总是通过销售网络间接接触最终消费者。资本主义的销售网络贩卖那些大众欢迎的商品，不卖不受欢迎的商品。同时对于制造商而言，东西造出来不会立即变现，卖出去了才能收到钱。当然，口碑良好的大品牌可能与销售网络建立了一些特殊合作关系，但总体而言，资本主义的模式是：仅仅造出好商品还不够，需要说服销售网络进行分销，并说服潜在顾客进店购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商才能从其产品中获得收入。

苏联的制造企业运作模式完全不同。国家给企业（国家拥有企业）下达生产计划，东西造出来之后立即支付全款。如果企业超额完成计划将得到额外奖金（超额完成奖）。至于产品出厂之后怎样，企业不关心。

那么商店呢？商店也是国有的，根本无法影响国家给它们下达什么样的销售计划，反而有义务完成营收计划。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下达给商店的营收计划本该刺激销售，但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制造商（工厂或企业）不关心其产品的品质和吸引力，一门心思完成计划，故而造出来的东西参差不齐，往往奉行非正式口号：“三等品不算次品”，意思是“东西不好，但毕竟没坏”。国家全额支付货款给制造商，之后将产品运往国营商店，并给商店下达营收计划，这个计划是根据商店收到的商品种类和价格制定的。但商店无法强迫或刺激苏联公民购买品质不高的商品，结果出现了“积压”，也就是商店的仓库堆满无人问津的玩意儿。工厂才不管商店销路怎样，它们继续生产没人买的废物。或者，如果工厂生产的是虽然品质不高但稀缺的产品——比如磁带录音机，那么这样的工厂就更没有动力去改变了。新型号十分罕见，而且正如前文讲过的，通常已经过时。

商店完成营收计划的途径是什么？纯粹通过销售稀缺商品——有时候是苏联国产货，比如磁带录音机或单反相机。但从1970年代开始，进口商品逐渐成为苏联零售业的“救命稻草”。尽管苏联轻工业企业和商店都是国有的，但它们的运作方式却像完全独立的机构。何况苏联工业的本质是破坏性的——向苏联零售业大量倾销无人购买的东西。但正如前面讲过的，苏联零售业有自己的计划——营收计划，也就是卖东西的营业额。由于苏联消费者不爱购买大部分国产商品，苏联零售业不得不设法摆脱这种困境。于是苏联相关机构从国外进口商品的数量越来越大，包括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苏联民众采购。这些舶来品帮助苏联零售业完成了国家下达的计划。

勃列日涅夫年间，随便一家苏联零售企业都是这样经营的：货架上整整一个月摆放着不受欢迎、几乎卖不动的国产货，完成计划似乎无望。但在月末的最后几天，商店经理会命令销售之前预留的紧俏货——如果有舶来品那就更好了。这立刻引发抢购热潮，门外排起长队，本店本月营收计划就在最后几天突击完成了。所以，苏联国营商店的经营模式是：1.每个月大部分时间销售积压的、过时的、品质不佳的国产货；2.月底最后几天出售紧俏货，引发抢购热潮，大笔现金涌入收银台。可想而知，第一种模式店内没几个人排队，而转为第二种模式时，排队的人甚至要站在街上，队伍长达几十米。

但如果进口产品（主要是服装鞋靴）确实进入了苏联的零售网络，岂不是可以同苏联轻工业建立起良性竞争吗？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只有当苏联轻工业产品和外国公司产品共同在国营商店货架上争夺顾客时，竞争才有可能出现。可事实是苏联产品“按计划”进入商店、按计划在仓库积压数月甚至数年，直到被下架注销。进口产品纯粹是苏联国营店的救命稻草，依靠它们“完成计划”而已——根本不存在竞争。这两种商品：苏联国产的和进口的，仿佛存在于平行世界，尽管它们形式上是同一家店销售的。

当然，还得考虑到所谓的“舶来品”，也就是苏联商店销售的进口商品，种类非常有限：无非服装、鞋靴、香水等。1980年代初莫斯科的商店出现了一次性圆珠笔和日本录音带这种稀罕物，但日本录音机从未在普通商店售卖过。更确切地说，仅限在专门商店（“小白桦”等）使用外汇和外汇券（外贸银行支票）购买。绝大多数苏联人与这些商店无缘，因为他们没有外汇。

于是就导致生产稀缺商品的企业对提高品质和推出新款不感兴趣。例如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苏联，泽尼特-E单反相机十分抢手，价钱不算贵，一旦上市就有人排队求购。但它已经是过时型号了，制造商（莫斯科西郊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工厂”和白俄罗斯的“维列卡工厂”）却懒得生产同等价位之新产品。这款相机从1965年开始在苏联制造了约二十年，1980年代初顾客在莫斯科的“木星”商店为它挤破头的时候，它实际更像是博物馆收藏品。

既然谈到泽尼特-E，就不能不提苏联轻工业销往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这样看来，似乎既然有某些苏联产品（例如泽尼特-E）在西方销售，是否意味着苏联轻工业毕竟能够生产出具备世界竞争力的产品呢？答案既“是”又“不完全是”。首先，苏联产品在西方是以倾销价格出售的，有点像现代中国的廉价商品。唯一区别在于中国廉价商品确实占领了世界市场，而极个别苏联产品（泽尼特-E、“指挥官牌”腕表等）实际是“异域奇珍”，在西方销量很低，少数人买回家玩个新奇。说白了这就是苏联提升形象的一种手段——看吧，我国产品甚至远销资本主义国家！

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出口国外的苏联轻工业产品，与那些在苏联国内市场上以相同名称销售的产品有着本质不同。这又是“最有效率的”苏联计划经济的又一个奇迹。商家不愿投入精力保证产品的整体品质，而是设置单独车间组装出口货。他们为“自己人”生产“不是次品的三等品”，为外销生产至少达到可接受标准的商品。因此，这种小批量生产出口版本的模式对整体生产水平的提高没有任何影响。尽管某些产品有出口型号，但国内市场上卖的仍然劣质。

顺便说一句，出口产品偶尔也会“转内销”，售价当然比国内市场的贵很多。

最后，苏联轻工业一直落后的另一项重要因素是钱。这话听起来可能老生常谈吧。一方面，苏联轻工业根据所谓剩余原则获得拨款和资源，意思是上级在制定计划时首先要保障国防工业的一切需求，剩下的才分配给轻工业。所以苏联轻工业企业的设备往往非常陈旧，很多甚至是1945年从德国运回的战争赔偿，偶尔还能见到“博物馆级”的革命前古董机床。不用说，即使决心再大，1970、1980年代使用这些老旧设备生产高品质现代化产品也是办不到的。

还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科技企业通常先针对富裕人群推出最新型号产品，因为生产这些产品需要漫长且投入巨大的研究和实验，开发新技术，甚至要创建新生产线。然而第一批高价产品为公司带来收入，随后的同类产品则会以较低价格出售。购买昂贵新品的顾客本质上是高科技产业的捐助者——这个因素在苏联不起作用。1970年代末尤其1980年代中期，苏联已经形成相当明显的“有几个闲钱”的群体。可这个时候，上述之种种已经使苏联人民对国货产生强烈厌恶感，只希望购买西方或日本货，尤其高科技产品。虽然19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争取到西方贷款，一定程度上振兴了苏联轻工业，使其至少能够用外观和品质还凑合的国货稍微满足国内市场，但时机已经错过了。十年前就该这样做啊。1980年代末的人们渴望进口货，进口货也越来越深入地渗透苏联国内市场。约摸1989年左右，如果一个人有钱，买一台日本原装进口录音机甚至录像机，或者进口游戏机，已经不是什么大难题了。结果西方贷款都白白浪费，苏联产品——即使品质比1970年代好得多——已经少有人问津了。1990年经济几乎停滞。苏联军工复合体历年来制造的大量坦克，纵然性能不孬，亦无力挽救垂死的苏联经济。

这一切都是因为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谬论基础上的国家经济从最开始就有缺陷。当然，它可以获得最初的巨大推动力，造成它能够独立有效运行的错觉。但推动的力量迟早会耗尽，经济随之停滞。苏联经济就是如此，除了把它彻底拆解之外没有其他选项。1960年代末如果过渡到新的轨道相对不太困难，即使1970年代仍然是有可能的。到了1980年代末，任何拯救苏联经济的行动都好比是一队急救员的不舍不弃：他们自己很明白病人快完蛋了，但职业自尊心，或许还有对奇迹的一丝期盼，让他们无法停止徒劳的心脏按压。而最让他们感觉委屈的是，死者亲属反而指责他们，指责这些一直坚持到最后、希望哪怕能延长病人半分钟生命的人，是导致死亡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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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谈苏联公共餐饮、航空工业、夏令营及其他

莫斯科显像管厂打工趣事

索洛乌欣笔下的七十年代生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842年4月俄罗斯国务委员会作出决定，旨在一劳永逸解决一项长期存在的问题——贫困居民几乎得不到医疗救助，即便是在首都。整个“杂工阶层”被加征特别税，用于建立和维持专门医院。虽然这笔资金征收顺利，但到了七十年后的1912年，却仍有超过三分之一需要住院治疗的莫斯科贫民被拒之门外。

“仅剩700张床位”

1785年夏天叶卡捷琳娜二世沿伏尔加河视察期间途经莫斯科，对旧都的医院数量深感不满。全城仅有两家医院：一家是建于1763年、纪念她儿子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大公平安康复的“帕夫洛夫医院”，设有50张病床；另一家是1775年遵照她旨意成立的“叶卡捷琳娜医院”，设有150张病床。

军事委员会秘书П.С.科洛托夫写道：“从莫斯科返回途中，女皇萌生了一个想法，要为这座都城配备一切必要且有益的机构。为此，她在克林（译注：莫斯科州古城）写信给时任莫斯科驻军总司令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鲁斯伯爵，内容如下：第一，增加医院和残废人收容所的数量，用于照顾体弱者和生活无着者，使其规模与城市人口相匹配……”

但无论叶卡捷琳娜二世年间，或历代俄罗斯皇帝在位年间，莫斯科医院的床位数量从未“与城市人口相匹配”。平民患者的处境更艰难，因为许多人负担不起治疗费用。十八世纪末在叶卡捷琳娜医院住院一个月需支付5卢布（相当于低级官员月薪），这笔钱通常由患者本人、他供职的机关部门或社会团体承担。到1815年住院费涨至每月10卢布，1830年进一步涨至15卢布。

统计学家В.П.安德罗索夫1832年指出：“总体而言，可以注意到医院的床位数量远远无法满足民众需求。如果从2827张编制床位中扣除1850张军医院床位，以及为医院所属地方患者保留的303张床位，那么供首都其余25万居民使用床位恐怕仅剩700张。”

1833年设有450张床位的市立医院投入使用，但只是略微改善了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该医院接收农奴患者，“只要他们持有合法的身份证明”。医院还另外辟出100张免费床位供贫困自由民使用，前提是他们出示警方签发的贫困证明。其余患者则需支付每月15卢布纸币的治疗费。

同样在1833年，叶卡捷琳娜医院从地角偏远的旧木房迁至彼得罗夫斯基门附近，搬入为其修复重建的加加林公爵旧府邸（译注：昔年拿破仑军队撤离后失火），拥有220张床位。1846年医院在花园新建可容纳70名患者的夏季病房，但由于此处毗邻厕所，入住体验不佳。民政部门的莫斯科医院监察员А.И.奥维尔写道：“夏季病房内必经之地几乎直接与走廊相连，由于厕所简陋，潮湿天气恶臭弥漫整条走廊，尤其夜间关门关窗时情况更严重。”

建筑主体也存在缺陷。А.И.奥维尔指出：“医院附近彼得罗夫卡街形成大片积水，甚至浸泡了建筑底层部分基座。这些积水与厕所排放的污物在管道混合，散发刺鼻气体，即使没有大量积水也一样，夏季令人无法忍受，甚至冬季也难免。整个建筑这一侧的底层都被剧烈臭气笼罩。”

莫斯科当然还有其他医院，比如慈善家资助的豪华的戈利岑医院和谢列梅捷夫医院。1824年莱科恩·德·拉沃所撰《莫斯科旅行指南》对前者大加赞赏，曰：“医院内部设施和管理制度与其富丽堂皇外观相匹配。本院药品卓越，护理细致。”又介绍后者：“这座建筑以其宏伟而简约的风格令人倾心，其宗旨和使命更令人敬畏……在这里患者能够获得一切必要的医疗救助。”

这些医疗机构的高水平服务几十年如一日。1857年监察员А.И.奥维尔对谢列梅捷夫伯爵创办的医院赞不绝口：“患者饮食品质极佳，听凭自由选择。只要对病人有益，医生可以自行判断提供任何食物，无论其价值如何；甚至患者的特殊需求也能满足，前提是不妨碍治疗。药品种类亦无限制，不受既定配额的约束……无论最新款药物、矿泉水或昂贵的治疗手段——凡属医生认为必要，都可用于救治病人。”

可想而知，尽管这些机构被视为“公立医院”，但贫穷之人入院的机会渺茫。

“便利且基本免费”

由于贫民医院床位短缺，穷人患者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而公共救济机构忽然发觉：早在1775年设立省份时就曾规定医院应免费接收和救治所有贫苦之人。但该法令并未明确界定“贫苦”的具体标准。1834年内政大臣就此问题向部长委员会呈交报告：“从某些省长的通报中可以看出，由于无法明确区分哪些住院者属于有产者、哪些享受贫民优待，公共救济机构面临诸多不便，并且在追收治疗费时常常陷入徒劳扯皮之中，有时甚至持续数年。”

尼古拉一世皇帝命令：将1804年批准用于圣彼得堡市立医院的规定推广至全体公共救济机构所属的医院。有权免费入院者包括：
а) 各官衙送来的行政机关雇员及低级文书官僚，若其单位未设专职医生；
б) 国家机关退休人员；
в) 无专门医院及医生的士兵、水手和其他军人的妻子与无工作子女；
г) 国家机关所属农民及获得永久自由的男女；
д) 在医院所在城市无不动产的小市民和外地小市民。但对于这些人，公共救济机构应在接收时查验详细财产证明，并据此决定是否免除医院规定的治疗费用；
е) 拥有不动产的本地商人和小市民，前提是本地的公共救济机构接受商人和小市民社团捐赠之款项用于医院运营（如同1804年2月26日法令对圣彼得堡市立医院的规定），而非依赖城市财政拨款。

此外，这些医院还被允许接收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前提是“他们的工资或小营生收入微薄，并且负担大家庭生计”。但医院在接收此类患者后“必须核实其贫困状况”，随后“申请内政部批准免除其应支付的医疗和住院费用”。

到了1836年，莫斯科和其他省会城市被拒绝住院的人数逐年增加。当时的首都名医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伊诺泽姆采夫声名籍甚，他在斯皮里多诺夫卡街的宅邸广为人知。俄罗斯医生协会创始人之一Н.Е.马蒙诺夫大夫曾写道：“在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的接诊室，医疗救护迅速、便利且基本免费。这个接诊室成了门诊部。每天至少有十位大夫来此坐诊，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检查求医问药的患者，提供建议并开具处方，处方有特殊标记，可到博尔特药房拿药，它们承诺以优惠价格销售药品并且确实如此……这一俄罗斯最早的私人门诊部实现了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和朋友们的双重目标：既帮助贫困患者，也通过这些患者向公众介绍他门下培训出来的医生。”

伊诺泽姆采夫的“门诊部”每年接待6000余人。19世纪上半叶的莫斯科贫困患者还曾获得首都监狱总医师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加阿斯的免费医疗建议和药品，他因此被民众尊称“圣医”。

公共救济机构不得不效仿这些无私行医的大夫们的先进经验。医院意识到自身无法收治所有患者，向内政大臣提出请求，言明公共救济机构“经常因床位不足或患者承担家庭责任不愿入院，尤其是那些罹患长期治疗之慢性病者，故而难以提供此种救助”。内政部长“认为可以批准为这些患者免费供应药品，费用计入机构开支”。

大臣部长决定：“贫困患者为了领取药品，必须提供其居住地警察官员出具的书面证明，核实其身份、经济状况与家庭人口”。患者经过医生检查并开具处方后，将证明文书送交医院办公室。该患者的姓名单独登记造册，发给“享受治疗”之凭证，注明年、月、日。每次回医院复诊拿药，患者需出示该凭证，康复后再换回自己的证明文书。

“每年付给医生达2000卢布”

然而，有支付能力的莫斯科人不喜欢医院。作家兼剧作家П.Д.博博雷金通过笔下一位女主人公之口生动传达了当时人们的住院观感：“她亲历了对医院的特殊恐惧，这种恐惧是平头百姓和贵族老爷共有的。医院意味着必死无疑，是贫乏的、普通的、冷淡的；有可怕的手术，有粗暴冷漠的医生、医助和护士。在那狭长的、摆满单人床的病房一躺好几个月，弥漫着医院的腐臭和石炭酸味儿，身边的人呻吟、打鼾、哭喊，做一切使病弱之人变得肮脏可憎之事。在医院，一位士官早晨巡查病房，大声询问：谁要领圣餐？”

故而手头宽裕的莫斯科人更愿意在家治疗，请家庭医生照护，或偶尔找名医咨询意见。自1789年起俄罗斯法律正式规定了自由执业医生的收费标准。医学博士K.戈林格写道：“如果医生把全部时间用在病人身上，却不能获得至少满足他和家人生计的最基本报酬，那是不公正的。因此我国法律甚至允许医生对其劳动提出某种程度的收费要求，例如：城市内出诊每次半卢布至1卢布，市外出诊每次1至2卢布，口头或书面咨询3至5卢布，在难产时提供助产服务收费5卢布，接生婆的分娩服务及九天探视同样5卢布；至于重大外科手术之费用未作硬性规定，由医患双方自行商定——如果收费过高，医疗管理局也不会袖手旁观”。

但并不是所有医生都遵守规定的收费标准。1820年代一个月住院费15卢布，而名医（例如Г.Я.维索茨基或М.Я.穆德罗夫）一次出诊费高达25卢布。然而富裕病人相信这钱花得值。同时代的人说穆德罗夫能用放血疗法和水蛭吸血创造奇迹。有些家庭连续二十年聘请穆德罗夫看病，尤其感激他能记住每位患者的状况，秘诀就在于这位医生保存几十年的病历。穆德罗夫向自己的学生们解释：“这些全是我亲手撰写，不是在家而是在患者床边写的。姓氏数量一千多个，每个姓氏下面可能有多位病人，每个病人也可能生病多次。档案依照字母顺序排列，一个字母单独一册，翻开就能迅速查找每位病人的病史和全部处方。这件宝藏对我而言比我的整个图书馆更珍贵……1812年，我所有的书——那些构成我财富和学术奢侈品的书都留在这里任敌人掠夺，但病历档案无论走到哪儿我必随身带着。”

穆德罗夫讨厌“故弄玄虚”，不愿做那种为了忽悠病人而给他开出25种成分混合药膏的医生。他会毫不犹豫地建议病人“敷芥末籽、辣根膏，使用西班牙苍蝇”，还会推荐“摩擦、蒸汽浴、普通浴或药浴，用水、醋、葡萄汁或葡萄酒洗脸、洗手、洗脚乃至洗全身”。穆德罗夫说过一句日后成为名言的话：“治病不能只看病名……应着眼病人本身，治疗他的体质、他的器官、他的精力……这就是我行医的全部秘诀。”

简单的治疗方法为首都最好的医生带来不菲收入。曾访问俄罗斯的英国医学博士A.B.格兰维尔1828年写道：“有声望的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一年挣5万至7万卢布，某些人家每年付给家庭医生600-1000甚至1500卢布，且据我所知，还有两个显赫家族每年付给医生高达2000卢布。”

但无论首都或其他城市，绝大多数人做梦也不敢想拥有私人医生。

“三个人睡两张床”

1840年代初随着手工制造业发展和歉收地区农民大量涌入，两都平民数量持续增长，无论公共救济机构或慈善医生都难以给他们提供医疗救助。于是1842年4月圣彼得堡正式宣布了皇帝恩准的一项国务委员会决议，开办一所“为杂工阶层设立的医院”。

莫斯科民政总督（译注：相当于“市长”）И.Г.谢尼亚温指出：“鉴于莫斯科所有面向平民阶层的医院几乎全年满员，每天都有几十名患者被拒之门外——导致劳工们在此地找不到容身之处，只能带病离开都城，未抵家乡即死于途中”。他也提议在莫斯科开办一所专门收治杂工阶层的医院，当时这类工人城内约有11.5万。

国务委员会的决议称：“在圣彼得堡开办常设医院，服务在此居住的杂工阶层，决定每年向每位杂工，无论男女，征收60个银戈比。”——莫斯科则是每人每年收70个银戈比（当年老百姓的主要食物黑面包，在1842年的价格是一俄磅1.25银戈比，约合每千克3个银戈比）。

这笔钱绝不是自愿缴纳，属于强制性税费。凡有缴费义务者的身份证上都会注明缴费情况，若某人掏不出这钱，发给其一张凭证，限期一个月离开首都。《刑罚汇编》还新增一条规定：“城市的房主或其房产管理人……若容许未缴纳杂工医院所设定费用之杂工、或已领取未缴费凭证之杂工居住于其房屋内，一旦凭证期满，受如下处罚：第一种情况——每人处以各首都所定缴费金额的十倍罚款；第二种情况——每逾期一日罚款三十戈比。”

1844年9月1日莫斯科正式开收“住院捐”，一个月后首批患者入住隶属公共福利机构的杂工临时医院。该机构历史文献显示，这家医院设在苏谢夫区旧叶卡捷琳娜医院年久失修的老楼内，因为“只有监狱医院首席医生加阿斯无条件同意为杂工提供病房”。虽然新叶卡捷琳娜医院同意每月接收20名患者、市医院同意接收70名，但每位患者的月住院费高达4.3个银卢布，公共救济机构感觉负担太重，毕竟杂工医院收治一名患者的月开销仅70戈比。不久，旧叶卡捷琳娜医院的200张病床每月已有400余人排队申请。

此外，很快又向居住在市内工厂宿舍的工人们征收“住院捐”，由此增加了2万名潜在患者。

莫斯科的地主擅长精打细算，他们在城内拥有5.8万名奴仆。为逃避支付每位患病农奴在市医院治疗的4.3银卢布费用，他们开始将病人送往旧叶卡捷琳娜医院，并在送院前一天给他们支付70戈比的年费，尽管该医院条件特别恶劣。药品、床单、仆役和食物仅按200名患者之标准配备，而实际接受治疗人数远超此数。

医学博士A·I·奥韦尔写道：“旧叶卡捷琳娜医院建于城市北端……正迎着北风。所以地理位置有利于形成雾气和大量露水，使得空气潮湿，容易引发间歇性热病。根据杂工医院的医生观察，这种热病在院内很难治愈，动辄复发，患有其他病症的病人也会发作”。

后来逐渐向莫斯科市民租用七间民房，但寻求医疗帮助的人持续增加。遂决定开设门诊部接收求诊者。

着手筹备杂工临时医院之际，官员们曾承诺将在三年内建造一座现代化的砖石结构永久医院。临时医院高级医生亚尼亨被派往圣彼得堡详细考察当地杂工医院及其他医疗机构的设施和运作方式。随后，建筑师М.Д.比科夫斯基1845年5月前往北都，以圣彼得堡的医院建筑为蓝本画图，因为“其外部和内部设计几臻完美”。最终，1846年М.Д.比科夫斯基完成医院施工方案，预计耗资一百万银卢布。公共救济机构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莫斯科民政总督遂委托建筑师П.П.布连宁“以最经济、最便利的方式设计永久医院预算案”。1847年此人提出的总造价为927325卢布66戈比。

省级官员计划举债70万卢布，期限为37年，从70戈比捐税中慢慢偿还。又考虑将每位工人的70戈比年费提高到90戈比。但在提高缴费标准之前，官员们想要查明医院的建设方案是否包含了“超出最底层人民需求的奢侈与豪华”？争论此事的公文往来持续十年之久，广大患者继续咬牙硬撑。

А.И.奥维尔报告说：“住院治疗的杂工被安置在医院的五座独立小楼、走廊和厕所内。夏天潮湿，冬天寒冷，即便健康人也难忍受。地板、窗框甚至墙壁皆腐朽不堪，纵然消耗大量燃料也无法给病房供暖和维持健康空气流通。但就连这种病房都不够用，每年患者激增时由于缺乏空间和病床，直到1857年患者们不得不三人合用两张床，甚至睡在床与床之间的地板上。病房短缺导致一些病人被安置在浴室、烘干室等位置”。

在这家医院上班同样很辛苦。一位助理护士要照料15个患者，而在其他医院通常不超过5个。每位住院医生负责100个患者。不仅患者的三餐被缩减，甚至工作人员的饮食也得不到保障。医院十四年累死了十三位大夫。

1855年11月亚历山大二世命令将已故出版商、慈善家П.П.别克托夫捐赠的全部财产用于建设莫斯科的杂工医院。这些财产包括位于各省份的庄园、莫斯科的房屋和度假别墅、现款及一些小银器，总估价约50万卢布。肉贩街的别克托夫家雅宅成了杂工医院的一个分院，1879年市政府又购得谢佩列夫豪宅，开设亚乌扎分院（译注：即后来的市立第23临床医院）。然而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修缮改造旧叶卡捷琳娜医院，承蒙С.Т.莫罗佐夫、Л.И.蒂米斯特、Ю.Т.克雷斯托夫尼科娃、М.Ф.莫罗佐夫和А.П.卡维林等人捐资赞助。

19世纪末《莫斯科市杜马公报》写道：”尽管商人们为医院和收容院慷慨捐款，但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医疗援助的事业远未达到理想水平。1894年1月市医院拒收病人的数字依然令人震惊。拒收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床位。某些医院的拒收比例高达50%”。

1912年莫斯科市医院合计收治73441名患者，仍有39494名患者被拒。原因：满员了。

延伸阅读：

纪念外科名医谢尔盖·尤丁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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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名

在苏联，一个人的收入不能超过他的身份地位，例如工程技术人员几乎挣不着任何“非官方”额外收入，水管工却可以；清洁工兼职两、三份差事，教师最多兼职一份半，尽管苏联的教师一直略有短缺，尤其自然学科和外语。那些年高校的主要优势之一是有机会进行官方科研项目，当然，此项薪酬不得超过本职工资的一半。任何超出国家规定水平的收入都被称为“非劳动收入”，遭受严厉惩罚。

所谓“非劳动收入”，既包括通过犯罪手段（盗窃、贿赂、贪污）获得的赃款，也包括在正常国家被视为完全合法的酬劳。关于苏联的盗窃和职务侵占，您不妨自行阅读这篇文章。我今天想谈谈其他类型的“非劳动收入”。

本人偶尔读到和听到这样的论断：“在苏联，私人买卖想做就能做。”而且讲这话的人是完全认真的。实际上，苏联“非劳动收入”的主要特征就是：这些收入不来自个人在社会主义部门（国有企业、国家机构或国家批准的合作社）的工作。下面略举几个事例说明。

门饰——非法经营

材料都是在国营商店正式购买的，必然保留小票。但您肯定得先认识商店售货员才行，而且要支付高于原价的货款。

本人当时是个“侦探”，就是今天的客户经理。我挨家挨户推销这项业务，如果客户订购了30卢布的门，我能拿5卢布提成，如果订购35卢布的门，我拿6卢布。这样一天下来挣60-90卢布，对于大学生而言可不是小数目啊。

您知道一位有十年经验的师傅包一扇门要多久吗？说了您肯定不信——从按响客户家门铃到收钱走人，总共二十五分钟！简直不可思议！那些技艺精湛的人把每道工序细化到极致，真了不起。

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则自行摸索如何与客户正确攀谈，如何笑眯眯劝人掏钱，如何按门铃。总之，这就是苏联式直销。

此事的时代背景是1985、1986年左右。如果被抓到，初犯罚款25卢布，进警察局聆听一番教育，通知工作单位。党委和共青团也会进行批评……但这些都不算什么。并且一年内不允许在同一地区再犯——如果二次被抓，可能上法庭。当然，材料必须是“合法采购的”，否则立刻会被指控投机倒把。

我们在莫斯科周边的各州城市干活，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被抓住过。

投机倒把

说到投机倒把，我想起当年报纸上广泛报道的一个案例。某男子在中亚（那边的西红柿卖不完都烂了）以每千克10戈比的价格收购西红柿，运到摩尔曼斯克以每千克3卢布甚至6卢布销售。顾客趋之若鹜，因为他们有钱，但西红柿不常有。结果该男子被抓并判刑——投机倒把罪！

这个坏蛋判了几年？十年。吃一粒“花生米”也有可能，可他赚的钱不多，不够判死刑的程度……

另一个学生也因此被开除。他给自己买条裤子（印度牛仔裤），尺码小了。朋友和熟人好像也不需要，他就拿去市场转手，结果“投机倒把”被抓。真是个傻冒，应该送去寄卖商店嘛，就不会落入ОБХСС的圈套了。

个体经营活动

1980年代初的莫斯科曾有一支广受欢迎的摇滚乐队叫“复活”，其巅峰时期也是在1980年代初。当时几乎每个拥有磁带录音机的人都有他们的歌，比如《谁的错》、《小提琴手》等大热曲目。假使这支乐队在今天拥有如此多歌迷，肯定要走遍全国开演唱会，发行专辑，大赚特赚。但苏联时期情况完全不同。在苏联，只有“专业团体”，也就是隶属某个音乐团或在餐厅工作的乐队才可以公开表演挣钱，区区几个人随手拿起吉他演奏自己写的歌挣钱就是犯罪！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犯罪。

但“复活”乐队人气火爆，他们的录音带在国内的流传数量十分可观。尽管乐队阵容几经变动，还改过名，人们依然喜爱他们的歌。最后乐队开始举办所谓“地下演唱会”，当然不是在地下室又蹦又跳，主要是在共青团组织提供的正经音乐厅进行。虽然许可文件上写明“青年晚会”，乐手们也没明着拿钱，实际他们通过卖门票变相收取报酬。终于有一次被ОБХСС抓住，刑事立案，1983年8月乐队主唱阿列克谢·罗曼诺夫和录音师亚历山大·阿鲁丘诺夫被逮捕，指控他们“以举办演唱会和发行自己歌曲录音带的形式从事个体经营活动”。好在他俩都被判了缓刑。

私家车营运

那些年也不允许私人出租车。用自己的车免费载人没问题，收费绝对不行，因为这是与国家竞争。甚至有随机检查的——便衣警察招手拦车，要求搭车，最后递上钱。如果司机收钱，当场被抓现行。我记不清具体什么时候允许这门行业的了，似乎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顺便说一句，那时在莫斯科打车会被要求付“两端”（计价器显示车费之双倍）。

另外，我曾有个出租车司机朋友，已经亡故了。1991年初我需要借钱，他不但借给我，而且看在朋友份上不收利息。此人从郊外别墅的杂物堆翻出一个苏联时代的塑料盒子，装满苏联卢布，大部分是100元面额的，递给我两捆，总共2万卢布，当年可是巨款哦……他晚上做小生意卖伏特加，属于出租车司机的另一条发财之道，商店卖4.7-5.5卢布一瓶，他们有本事卖到10-15卢布。老兄后来就是死于酗酒。这些人偶尔也会被抓典型，但通常有“内线”通风报信，收25-30%的“信息费”。

自制设备等于非法经营

1980年代初还有一桩更离奇的事，发生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吟游诗人亚历山大·诺维科夫身上。1984年之前诺维科夫混过几个摇滚乐队，之后他突然拥抱另一种风格（今天叫“香颂”，法国民歌），录制专辑《车夫，拉我走吧》，迅速风靡全国，歌曲《古代城市》更是成为超级热门单曲。但1984年新上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下大力气整顿摇滚乐和一切非官方音乐家，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乃是充满各种奇思妙想的城市。如果您还记得，时任市委书记正是Б.Н.叶利钦。反正一通整顿下来，个别人很幸运，低眉顺眼承认自己“误入歧途”就轻松脱身了，比如“乌尔芬·朱斯乐队”的作词人伊利亚·科尔米尔采夫，他后来给“鹦鹉螺乐队”作词声名鹊起。

亚历山大·诺维科夫却没那么幸运，1984年10月5日被捕，他的歌曲几乎被认为是反苏宣传（当年可不是闹着玩的）。但他被判刑竟不是因为他的歌——苏联政府不喜欢政治审判招惹《美国之音》评论——而是因为他制造和销售电子音乐设备。诺维科夫自制的放大器和扬声器品质远超苏联同类产品，所以不愁顾客。正如您可能猜到的，这在苏联是犯罪行为，因为苏联人允许定制服装（尽管也很麻烦），但禁止自制设备。

结果亚历山大·诺维科夫被判刑。您认为“全世界最人道的法院”会因为他制造并销售优质设备（实际是因为写歌）判他几年？别犹豫，猜猜看嘛。一年？两年？五年？错了。1985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法院判处亚历山大·诺维科夫十年严管劳改。直到1990年2月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发布命令，诺维科夫重获自由，之后俄罗斯最高法院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撤销原判。

课外辅导

如果你有所注意，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教育部门官员。假若当年因此被抓住会被禁止当老师，或者发配去职业技术学校教那些智障孩子，再犯就判刑。我有个熟人，一位天生的好老师，大约在1988年被抓，立即开除。谢天谢地，她只是在学生家里上课，否则还会被扣上滥用国家财产谋利的帽子（别忘了公寓属于国家财产！），也就是说，罚款、解雇和精神折磨已然是“高抬贵手”。如果她是党员，肯定失去党籍。所以1988年的社会环境应该说没那么严苛了……她在某个三流技校继续教书几年并退休，从那之后再没做过家教辅导，只有一次例外，是应我的个人请求。尽管她已经七十多岁，短短三个月把中学的整个数学课程统统塞进某位朋友的儿子的榆木脑袋，结果他入学考试竟然考满分！

大学生企业家

当今许多聪明大学生会替那些手头宽裕但比较笨的同学做作业，挣几个零花钱。苏联时期也有，虽然比较少。我不能说我乐见这种事，但在我看来，如果要惩罚也只应该惩罚“顾客”。但在苏联时期，心怀不满的“顾客”抬腿去系主任办公室举报，“枪手”就会被开除，撵出共青团，然后参军……我能想起来两次大学生代写作业被抓继而被开除的事件，没人能帮他们。其中一位后来通过夜校追赶课程并毕业，另一位的命运不得而知。“顾客”则按时考取了毕业证。

最后的唠叨

回望苏联历史，压制公民个人主动性的斗争一直存在，从1917年夺取政权开始，中间仅新经济政策时期和战后的残疾人劳动合作社时期有过短暂放松。也就是说，国家只在明显无法独力应对的情况下才允许公民稍微表现出一点主动性。更令人吃惊的是1986年5月23日最高苏维埃发布的关于加强打击“非劳动收入”的法令。打击非劳动收入与禁酒运动一起成为国家启动改革的显著标志。但如果说“禁酒令”是基于实际问题——劳动人口的高死亡率，那么在私营企业萌芽之初打击非劳动收入的原因仍然讲不太清楚。颁布这项法令与改革初期的整体氛围格格不入，与旨在鼓励私人创业的政策背道而驰。一年前即1985年上台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加快社会经济发展之构想，其中已经可以窥见私人创业的影子，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额外收入。从那时起，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言，经济领域“出现了微动”：人们尝试创业，哪怕是以最原始的形式——利用自家菜园或私家车。1986年11月将要出台关于发展个体劳动活动的决议，1988年5月将要颁布合作社法。但就在这些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决定中间，却抛出一部法令声称“擅自将交通工具用于牟利，违反手工艺和其他个体劳动活动之规定”，以及“用面包喂牲畜”都将受处罚，从罚款到五年监禁直至没收财产。无论如何，这部法令最终付诸实施，与之前的禁酒运动一样也带有明显的苏联特色，就是说它首先影响的是那些依赖自家菜园“非劳动收入”糊口的人。某些地区的警察开拖拉机推倒温室，铲除早熟蔬菜，削减园艺用地。此外还禁止将农产品从一个地区运往另一个地区，这对当时存在的集体农庄市场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

当局所采取行动的荒谬性有目共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这项奇怪法令呢？一种观点认为它针对的是官僚阶层的财富积累：紧随该法令之后，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规定购买超过二万卢布之商品必须出示税务机关盖章的收入申报单。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打击非劳动收入的运动旨在削弱新兴的初始资本拥有者，在计划将私人创业合法化之前，他们可能会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形成竞争。还有一种戈尔巴乔夫晚年提出的有趣观点：原来，私营部门的“微动”结出硕果，从事小规模创业的人开始致富，而这反过来引起了周围人极其负面的反应——“你们想想，那是些什么反应啊？他们开始烧毁农场，放火，‘红公鸡’在我们身边乱窜（译注：火势蔓延之意）。最主要的、最大的困难是情绪和心态问题。我认为，我们没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本人认为一切都很简单——当时的国家乃至后来的国家都非常害怕，害怕不依赖它的公民不再“给什么吃什么”，反而想要国家嚼过的口香糖之外的东西。而当年被允许开办合作社的那些人，皆是经过考验的同志……

延伸阅读：

苏联零售散装啤酒的小花招

略谈苏联的盗窃肉类现象

赫鲁晓夫年间的外汇黑市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佚名

前些年的某个春天，在口译导游的群组里掀起一股讨论昔日工作的怀旧风潮。毕竟在苏联时期，外国人入境旅游受到国家的严密监控，口译导游们可谓是“在透明泡泡中”上班，被各个部门和“便衣艺术理论家”紧盯。回忆涌上心头，我的资深同行分享了许多有趣往事。而我出于喜欢收集的习惯，把这些故事抄录整理成文，推荐您也读一读。

话题包括：
招聘、培训、实习；
工资和社会保障，工作安排；
宾馆，交通和停车，膳食；
导游与克格勃，城市观光，在博物馆工作；
额外项目，游览全国；
购买纪念品，没有手机怎样工作，小费和赠礼，与游客的关系。

苏联改革年间口译导游的工作强度

叶琳娜.Я：当年我26岁，大学刚毕业，已经生了女儿。我心想：不，这份工作是给年轻姑娘的，不适合已婚女性。那时候工作强度极大，我有一次竟昼夜不分了（恰逢白夜），因为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谁能想到，三十年后我竟会在新阶段重拾这一行呢？

玛丽娜.Е：谁说以前的游客比较少？纯属胡说八道！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70-80年代列宁格勒外国游客数量平均比现在多十倍。我毫不怀疑这是真的。那时候我们半年没有休息日，如果能偶尔喘口气也只是在冬季，而且很少连续休息超过两三天。加班从来没有加班费，你不乐意？辞职吧。

招聘、培训、实习

叶琳娜.Я：我们是第1处审查遴选出来的。最要紧不能有犹太人。我因为妈妈是犹太人，甚至不敢申请正式编制。

阿拉.М：1985年我在“国际旅行社”上全日制课程，师从Л.И.舒伊斯卡娅。从1月份到3月份，不收学费。报这个班需要通过相应语言组的面试，跟现在情况差不多，就是考察你语言能力。关键你得是共青团员，共产党员那就更好了。我学了这些课程才意识到自己以前懂的多么少，感觉自己像个人了。

课程结束后实习，也就是随某个旅行团跑一遍行程，然后就开始独立带团了。我当时在德语团工作，任务总是很多，一上来就被安排得满满当当。谁也不能立即获得正式编制，只有那些大学毕业后分配来的人例外。但过了一段时间，能够适应的人（我们那期课程学员大约有一半）可以获得正式编制。语言专业毕业的、已婚的（唯恐嫁给外国人）、有固定户籍的优先录取。由于我完全符合这些条件，所以大概半年就顺利拿了正式编制。

在此之前，多次来人审听我的讲解词。这其实是常规做法，每个人都会被验收，甚至有专门计划明确规定谁、何时、听谁的讲解。通常是经验丰富的同事来听并写出评估意见。他们关注的是对材料的掌握程度和表达能力，而非意识形态稳定性，虽然在反馈中通常会提一两句这方面内容，但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

然而我遇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来听我讲解的竟然是口译导游部主任拉维尔·阿卜杜尔哈诺维奇·吉利亚泽季诺夫，此前不久我刚和他面谈过，还被要求必须记住他的姓名。于是，这位先生——请原谅，吉利亚泽季诺夫同志——早晨出现在普尔科夫斯卡娅宾馆，表示他想听听我怎样带团讲解城市景点。你们能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吗？！导览完成后，他表示很满意。但可惜我在圣以撒广场讲解时没有详细阐述“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主题，而且最要命的是我居然没有告诉游客今天是苏共中央全会召开的日子。尽管有这些“严重”疏漏，验收结束后我仍然被立刻录取了。

伊琳娜.Ч：我最初是在大学（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参加的“奥运”导游培训课程，而且有津贴——虽然不多，但每月能拿30卢布，当时的助学金是40卢布。我们无须去集体农庄帮农，专心上课。课程是晚班，首先是自己语言组的面试，填写一份冗长的申请表，然后把你的材料交给“资格审查”委员会过目，再次面试时他们会告知你或者被录取、或者“语言能力不足”被拒绝。课程完全免费，讲得很好很细致，不搞表面文章。如果掌握了第二外语就有额外津贴。我们（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组）的考试是大学老师任考官，因为在同一个地方学习过所以都认识，题目不算很难。

玛丽安娜.Д：我从15岁开始学导游（1970年代）。那年刚开学（我当时就读第一英语学校的8年级），学校挑选了一批语言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参加口译导游培训，一开始选了大概十个人，坚持到最后的是五、六个特别有毅力的人。我们每周两次在友谊之家上课，请“国际旅行社”导游为我们口授材料，每两周一次小测验，学完一个专题还有考试。整个过程非常严格，完全按成人标准来的。第一年我们学了“城市概览”导游，以及“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为什么实行一党制”之类内容。

玛丽娜·Л：丰坦卡河边的友谊之家有语言课程。我们如果语言水平好的话会被推荐去参加。考三分的不要，我不记得四分行不行，肯定得是优等生。但这是1970年代初的情况。

工资和社保

阿拉.М：工资分三个等级。最低的第三级口译导游基本工资120卢布，外加语言能力津贴，总共137卢布。语言能力每两年复核一次，必须通过。考官不是“国际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而是邀请大学老师。考试分两部分：第一天笔试（叙述文），第二天口试。大家都害怕这门考试，虽然二分（译注：不及格）的情况很少见，但如果没通过绝对是大麻烦。

后来我晋升到第二级，多开多少钱却不记得了。

待遇跟全苏联的职工一样：病假、节假、退休金。带团期间万一生病了，立刻有人来替补你。

当然，夏天从没放过假。到了旅游淡季，我们可以凭工会优待票欢度美丽假期。1986年4月我和一位同事用极低的价格在达戈米斯（译注：索契疗养胜地）的“国际旅行社”宾馆玩了两星期。“欧洲”大酒店的一位服务员带着老婆孩子住我们隔壁房间。

冬天工作量大大减少（但还是有一些的），这段时间通常用于提高业务水平，每位导游必须参加为期两周的课程，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博物馆的讲座。此外，作为年轻专业人员，我还被派去参加更长期培训（2-3个月），包括学院的专业进修课程和交替传译培训班。

伊琳娜.Ч：还记得“代表性服装”吗？我们可以按标签价格购买大衣、西装、鞋子。用卢布等值的“小白桦”商店代金券。

玛丽娜·Е：所有的工作都是固定工资（我作为二级导游1985-1991年的月薪是140卢布，之前从1977年开始我是三级导游，月薪120卢布），每两年我们还需要通过所谓“商务信函”考试，才能获得10%的津贴。这种考试非常难，要求特别严格。

弗拉基米尔·Б：当年我们汉语导游的薪酬每天40美元！那时候200美元足够奢侈生活一个月，想买什么买什么。1990年代这可是天文数字的工资啊！

工作安排

叶列娜.Я：“国际旅行社”内部有各种“小组”——餐饮组、交通组、剧院组，甚至“特别服务组”。我有个朋友就是该小组组长，比方说，如果有游客想体验编织树皮鞋，他负责安排。我熟记了一些电话号码，可以在公用电话、宾馆前台或任何有电话的地方找人。驾驶员的着装也很整洁，要符合“国际旅行社”公司员工的身份。

玛丽安娜.Д：年底的时候会安排我们上游轮工作。当时有两条船：“内瓦萨号”和“乌干达号”，据我所知，乘客主要是英国、美国青少年，跟我们年龄相仿。当然，我们是无偿工作的，没有任何报酬，甚至都不去考虑钱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说是绝佳的语言实践机会，更别提还能在苏联最封闭、最沉闷的那些年与外国同龄人自由交流了。在某种程度上，铁幕就这样稍稍掀开一角，我们得以透过缝隙窥探外部世界。

于是，我作为优秀学生被选中致欢迎词——码头上（这是一个商业港口）搭起装麦克风的讲台，我和我同学（一男一女苏联学生）发表了简短致辞。然后我们各自坐上大客车——两个少年导游平分带团任务。我记得，一开始国际旅行社的阿姨们跟车把关，后来她们就放手不管了。我还记得大客车破破烂烂，好脾气的国际旅行社驾驶员用慈父般同情目光看着我们。上级曾严格叮嘱我们“与驾驶员搞好关系”——要第一时间询问驾驶员的姓名和父称，主动自我介绍，并服从驾驶员叔叔的一切安排。顺便说一句，这是正确的建议——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是驾驶员叔叔说了算。说实话，现在我都不明白15岁的我怎么就不怕带领一大群青少年、对他们负责呢？我至今保留着讲解词甚至日程表——翻出来看看，心想：哇噻！

午间休息（把旅行团送回港口的时候）我们吃“干粮”：一个硬面包夹奶酪、一瓶波尔若米矿泉水。但吃什么根本不重要。

如果您感兴趣，日程表如下：
7月1日7:15 – 在欧洲大酒店集合
7:30 – 大客车出发
8:15 – 致辞
9:00 – 登车
9:30-12:15 – 城市游览
12:30 – 到港口吃午餐
13:30 – 登车
14:00-15:30 冬宫
15:30-17:00 自由活动
17:30-18:00 返回港口

玛丽安娜.Д：再后来我们（不是人人有机会，仅限最优秀者，而且是轮流的）被邀请参加在“乌干达号”/“内瓦萨号”举行的招待会！我们在那儿社交、闲逛、吃真正的英国菜（很难吃），还看了一场民间音乐会。到家精疲力竭，但是很开心啊——第二天我们又唱起了歌，7点15在欧洲大酒店集合……我还有一张编号274的证书，证明我顺利完成了列宁格勒州“苏英友好协会”和列宁格勒州“国际旅行社”公司中学生导游课程。这张证书曾经帮助我在民间纠察队的小破孩抓“倒爷”的时候没被他们绑起来。我的同班同学，有一次把证件忘在家，被带到警察局，从身上翻出口香糖、圆珠笔、杂志之类。旅行团的外国孩子全吓傻了，每个人都问：“这是秘密警察吗？暗探吗？怎么了？为什么？”当然，我们被温和而坚定地要求不能把家庭住址告知游客，如果需要继续保持个人联系，可以使用友谊之家的地址。但说实话，我们根本不在乎。到了九年级我决定接着干——我们详细研读了彼得宫城和蒙普莱西尔宫殿的历史，又深入学习了 “社会主义优越性”、“少先队组织”、“什么是共青团”等内容。

宾馆、交通和停车

玛丽娜·E：有趣的是，游客预订列宁格勒旅行团，他们只能选择住宿等级——要么第一级（客房内有卫浴间），要么“旅游级”（一层楼共用一个卫浴间）。但某些明明预订并支付了“旅游级”的客人，最后却可能由于某种缘故住进“欧洲”或“阿斯托利亚”，也可能被安排到“奥尔吉诺”汽车旅馆或“卡累利阿”（如果幸运的话……）

我再补充几句。也许一些年轻导游会惊讶——那些购买最廉价套餐，也就是所谓“旅游级”的客人，有时却住进了“欧洲”（现在叫“欧洲大酒店 ”）或“阿斯托利亚”。问题是，在重建之前（我指的是1970-1980年代，虽然这也适用于“更古老”的时代），“欧洲”和“阿斯托利亚”有很多无卫浴的房间，因此属于“旅游级”；但也有带卫浴间的客房，甚至还有“特等间”，数量甚少。我至今不知道是谁出于什么原因将一批批外国游客送到 “欧洲”或“奥尔吉诺”住下。当时导游之间的典型对话是：“您住哪家宾馆？”“本以为是‘欧洲’，结果去了‘维堡’”……

伊琳娜·Ч.：有固定停车场，游客从哪儿下就从哪儿上。比如冬宫前面，旅游大客车直接停在广场，你必须在30-40辆几乎一样的车阵里头寻找自己的车。郊区景点大致如此，通常只有一个指定停车场，所有车辆集中停放。最麻烦的情况是有人走丢，不过游客自己也会尽量不迷路啦。参观彼得保罗要塞，车就挨着城堡一溜儿排开。老实说我从没遇过车辆抛锚的情况，那时候给外国游客服务的都是最好的大客车。

弗拉基米尔.Б：在莫斯科站接人太好玩了：您和您的团会合，请他们在正门稍等，撒腿像野猪似的飞奔过街（“十月”宾馆附近），那里有30辆一模一样的“塔姆”和“伊卡鲁斯”大客车，接着疯了一样寻找你的车牌。最糟糕的是公司搞错了，告诉您的是错误号牌，打办公室电话没人接（清晨），只好挨个询问驾驶员是不是拉你们团的（驾驶员都知道团号和国家）。在普尔科沃机场就好办多了，航班很少（记得20点之后显示屏上只有两行字：莫斯科20:25和莫斯科22:25），我们把车安静停在普尔科沃1号航站楼前，斜着停歪着停怎么都行，事先找好位置从容不迫。而且，航站楼内随处可以吸烟，空空荡荡显得机场很大。参观彼得保罗要塞，车直接开到大教堂门口。

玛丽娜·E：大客车每天不一样，早晨必须到服务处问明白车号，还得满车场找它。驾驶员也是天天换。这方面莫斯科是绝妙的例外：人家那边的团队会分配一个所谓“前牌”，也就是说在首都逗留期间该团队固定一辆车接送。简直太棒了！！！生活变得无比轻松……

饮食

伊琳娜·Ч.：宾馆一般都含全餐，比如午饭赶回“波罗的海”吃。几种套餐自己选。有时也组织外出午餐，总之都能安排好。标准行程3天，夜晚必有活动：民俗表演、芭蕾舞、在“萨德科”或“欧洲”宾馆的送别晚宴及演出。那时候导游还有“吃干粮”的做法。本来应该一日三餐吧，但不知怎么的你不想吃早饭也不想留下吃晚饭，所以你可以把早晚饭的食物带回家。这几乎是半官方做法，去找餐厅的女统计员，可以拿黄油、咖啡之类，相当于额外津贴了。

玛丽娜·E：吃饭只能在入住宾馆解决（几乎没有别的餐厅，大部分是宾馆附属的），所以必须返回自己的宾馆。但当年不堵车，这不算难题。

导游与克格勃

请问：大客车上真的永远坐一个“便衣”吗？

叶列娜.Я：没有“便衣”。不能进教堂，因为害怕里面的国安人员告发。送走旅游团，要向第1处汇报。对面坐着一个扑克脸男人，他会问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
— “有没有发生奇怪的事情？”
— “没有。”
— “真没什么异常？”
— “嗯好像没有。”
— “他们有没有取河水或挖泥土？”
— “呃……为什么挖土？”
— “挖了没有？”
— “好像没有……”
他就像一堵墙不理会你说什么，因为他的大脑只接受他想听的（关于泥土和河水，是我带团从布列斯特回来后被询问的）。感觉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车上的欢声笑语，另一个则是克格勃的黑暗邪恶。

玛丽娜·Л：后来大学毕业了，我到博物馆工作，需要通过政审才能接待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普通代表团和政府代表团。反正从来没人试图招募我。确实有便衣人员在场，尤其接待各类代表团时，但他们仅仅是履行自己安全保卫的职责。记得有一次我带领一队土耳其商人参观特鲁别茨科伊堡垒监狱，刚走进禁闭室，空荡荡的走廊突然冒出五六个东张西望的人，闹了半天原来是外勤特务。他们的长相毫无特点，就像被磨平的硬币——哪怕见一百次也记不住。这些人至今依然有。这是特殊领域，相关机构还在，编制从未缩减，老一辈克格勃仍坚守岗位。

玛丽娜·E：如果有人想听听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再补充一条。有一次我送走西德旅游团，独自从机场坐地铁回家（记不清具体哪年了，大概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那天我犯了万死之罪——在机场告别时，一位女游客塞给我一本《Burda》时尚杂志（按照规定如果导游无法当场谢绝游客的礼物，过后必须扔垃圾箱），但我没忍住诱惑，偷偷把它放进包里。地铁上我实在忍不住了，太想看看那个该死的、正在腐朽没落的西方世界如今流行穿什么？（我才20多岁嘛，年轻爱美，还对这些事情感兴趣……）实在等不及回家，就在地铁车厢掏出《Burda》翻看。忽然响起一声怒吼：“您这是什么行为？！您从哪儿弄的？虚伪的资产阶级宣传？现在我们去找个地方好好谈谈，让你知道利害关系！”我连忙抬头，只见身边站着一位少校军官（这辈子忘不了他），气得脸红脖子粗，嘴里滔滔不绝。我吓得腿发软眼发黑，心想这下彻底完了。此时列车正好到站，我猛冲出去，跑过站台直接跳上对向地铁（技术学院站）。少校在我身后追，但不够快，车门一关，总算死里逃生。你们年轻人不理解我当时的恐惧——命悬一线啊，侥幸躲过去了。时隔几十年，我仍然害怕技术学院站，能不去尽量不去……

城市观光

伊琳娜·Ч：不久前我回忆城市观光路线，大致是这样：瓦西里岛沙嘴、圣以撒广场、宫殿广场、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斯莫尔尼宫，然后穿过大奥赫塔桥，走皮斯卡廖夫大街、皮斯卡廖夫公墓、不屈者大街、英勇广场、斯米尔诺夫大街、黑河、各个岛、彼得格勒区博利绍伊大街、圣三一桥，最后返回宾馆。现在不能这样走了！再说一遍，我是从1980年大学二年级开始带团。

玛丽娜·E：城市游览必然参观皮斯卡廖夫公墓（至少社会主义国家旅行团如此）。
（译注：因为是列宁格勒围城战牺牲者纪念公墓）

在博物馆工作

玛丽娜.Л：在博物馆内讲解必须通过翻译进行，并且要有博物馆员工陪同。接待外国游客的只有“同路人”旅行社和“国际旅行社”，所以我们彼此大多都认识。即使口译导游很熟悉讲解内容，也不是所有博物馆讲解员都允许她们自行讲解。这样一来，行程确实更顺了。

玛丽亚：1988年我们就能独立带团了，甚至不用博物馆讲解许可证。培训课程（免费，但我们必须无薪工作一个月）学到什么就讲什么。凭导游证可以免费进入所有博物馆。我记得很清楚，那些可亲的女馆员，尤其在皇村、巴甫洛夫斯克公园和彼得宫城，会低声“提词”：这是谁的肖像、谁画的、哪间画室的。

阿拉.M：如今不怎么去，但当年经常带团去的博物馆，我能想到一个：民族学博物馆。那些个专业名词啊！只要把它们学会了，就真的可以带团参观了。

玛丽娜.E：我正在阅读一些同事的发言，很惊讶，她们哪儿来的这些信息？什么“导游要在翻译陪同下讲解”？我可是头一次听说！我们这些苏联时代的老导游一直都是自己讲解的！而且不仅限今天持证导游能带团的那9个博物馆，多的很呢，再加上民族学博物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革命博物馆、列宁博物馆、列宁的“小屋”、列宁的“板棚”、列宾故居博物馆……其他一时记不全了。

额外项目

伊琳娜.Ч：没有额外收费项目，因为每天安排两场正式游览和晚间活动。也不单卖游船票，能自费的只有剧院门票，但仅限在宾馆服务处购买，而且价格离谱——7美元27美分。那时还有专门的外币柜台，特殊受托人才有权换外币。

游览全国

叶卡捷琳娜.Ч：那时候导游陪同团队走完全程。1987年我带了40人的西班牙团，线路是列宁格勒-莫斯科-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杜尚别-莫斯科。在中亚照例安排地陪，但他们几乎不会讲俄语，根本听不懂，更别提翻译了。他们就指着某栋建筑说：“这是什么什么……”蹦出个完全陌生的当地词汇，剩下的你自己发挥吧。到了莫斯科应该换本地导游，但当时正值改革之初，西班牙游客暴增，导游人手不足。所以我不仅没能把团交给当地导游然后回家，反而被迫独自领他们在莫斯科游览四天——可怜我这年纪轻轻女大学生（暑假打工）第一次来首都啊。太刺激了。我们坐地铁迷路，参观全苏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在那里两名游客因非法兑换外币被警察带走，我陪着他们在警察局坐了两小时，整个团在外头没人管。又去了博罗季诺全景博物馆，我绞尽脑汁回忆相关历史，简直可以写本小说了。然后要去克里姆林宫，可我连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差点精神崩溃。我在宾馆几乎哭鼻子，一位在中亚认识的导游走过来。我知道他是莫斯科人，直接扑过去搂着人家脖子哭，求他帮我带团进克里姆林宫。他吓了一跳，答应了（你能想象今天还有这种无偿搭救同事于危难的人吗？我至今感激他！）不过他说他不会西班牙语，只会葡萄牙语。我管不了那么多，同意用葡萄牙语讲解。然后就发生了一次难忘的游览，半数游客都在笑，因为西班牙人听葡萄牙语就像俄罗斯人听乌克兰语，大概意思能明白，但有些地方实在滑稽。而且那位老兄是个热情洋溢的同志，一边走一边手舞足蹈，总之把所有人都救了。动荡的改革年代，工作就是这样极端。顺便一提，我家和这次难忘之旅中的一位游客做了二十年好朋友，经常书信往来。1990年商店空空如也的艰难时期，我生了儿子，他寄来一大箱婴儿用品、尿布和婴儿食品。前不久他去世了，已经很老了，愿他安息。此人是个超级苏联迷，之前玩过中亚路线，所以每个景点都能悄悄提示我入口在哪。

伊琳娜.Ч：复杂线路的旅行团总是需要导游全程陪同。这是一个走遍全苏联的绝佳机会，而且下榻在当年最好的宾馆。行程涉及整个中亚、高加索（第比利斯、埃里温、巴库）、克里米亚、贝加尔湖！由于我们的语言，经常需要翻译，但对这些地方都相当熟悉，更不用说基辅、明斯克和波罗的海沿岸了。

玛丽娜.E：口译导游的一大福利就是有机会走遍全国，陪同旅行团住最好的宾馆，吃最好的餐厅，仿佛你也是游客，而且政府掏钱。比如我就曾多次以这种方式去过波罗的海国家、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等地。此外还有机会陪同苏联旅游团出国，因而去了埃及、印度，参加过环欧洲游轮旅行，以及不止一次游览其他国家。完全没必要是党员身份（本人从未入党）。

购买纪念品

伊琳娜.Ч：“小白桦”商店每家宾馆都有，不会带旅行团去普通国营店。后来大概1982-1983年开始出现水上旅游，就领着去“苏维埃”宾馆（现在叫“阿兹穆特”宾馆）的“小白桦”。

玛丽娜.E：纪念品店只有“小白桦”，游客可以进“波罗的海”宾馆的、“苏维埃”宾馆（“阿兹穆特”）的、涅瓦大街7号的、赫尔岑街的，外加“欧洲”宾馆和“阿斯托利亚”宾馆的。这些“小白桦”不准翻译入内。

没有手机怎样工作？

玛丽亚：有“救援服务”电话，打过去他们直接问：“您什么问题？”大客车有备用的，随时准备出发。某一次我在去彼得宫城的路上出了交通事故，1小时后开来另一辆……当年随处有公用电话，路上的其他驾驶员也会互帮互助，搭人家的车到电话亭、旅馆、博物馆借电话用。

弗拉基米尔.Б：我工作的前三年没有手机。如果公司找你，他们就打给你吃饭的下一家餐厅，请人家通知你回电话。

小费和赠礼

玛丽娜.Л：关于小礼物的问题。我记得曾有游客给了我一美元，还送我一件绒线衫。我等“黑皮狗”来抓我等了三天，那种恐惧记忆犹新。

叶列娜.Я：有人送给我一个霍赫洛马彩绘杯，至今放在家。我还得到过连裤袜、整盒外国烟（哦，我的第一盒“乐富门”，分赠若干位朋友）、没拆包的箭牌口香糖！好东西啊！以及香皂之类。“他们那边”说苏联人稀罕这些，也确实没说错。我指的是1978-1979年。

玛丽娜.E：关于游客赠送的礼物：确实严格禁止收受。但如果你冒险收一块巧克力、香皂、一双连裤袜、一支圆珠笔或口香糖——那你就是国王了！有了这些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东西，最好的医生、老师等人士奉你若上宾。

游客的表现以及与导游的个人关系

叶列娜.Р：我妈妈说过，接待希腊游客，经常遇到人家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静坐或用其他形式抗议……

玛丽亚.Н：我个人只记得一对罗马尼亚夫妇，反复怂恿小儿子接近我，甚至让他送我回家（松林区，他们住“卡累利阿”宾馆……）。还有些法国人围着我转，可我当时年轻傻乎乎的……不过有件事记得很清楚，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时候，一些看起来很有势力的苏联青年在宾馆找着我，拉我去做“外币妓女”。但我身为良家姑娘，总是对这种建议十分愤慨……

娜塔莉亚.А：我的老师讲过她的经历——“同路人”旅行社法语小导游痴爱团里的法国男青年。可是别人告诫她：如果你嫁给这人，移民资本主义国家，就永远别想见亲属了。她选择了自己的家庭，但之后30年不断写信给他……

延伸阅读：

1982年苏联自驾游（及各地物价）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本文一万三千余字，阅读时间一小时）

苏共中央总书记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1969年12月15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秘密

同志们！

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在党的中央全会上讨论年度计划和预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文件是国家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决定着经济、国防、文化和人民福祉的发展。但我想，如果说下个年度的计划和预算尤为重要，那大抵是不会错的。这首先因为1970年是当前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而整个五年计划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来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其次，1970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年：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和下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在本次全会的报告和发言中，已经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明年的主要任务，并总结了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

在总结全会工作之际，我认为有必要着重强调随着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临近而变得尤为紧迫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我们近年来活动的初步成果，也有我们在制定未来计划，特别是新的五年计划时面临的重大问题。

至于对五年计划前四年工作的评估，可以用最简洁的方式概括如下：

— 过去四年的主要经济成果在于，今天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断言：党关于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八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指标将能够完成；

— 这些年的主要政治成果在于，我们党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三月全会、九月全会（1965年）和五月全会（1966年）上制定的方针路线，确保了在加强我国经济潜力和国防能力以及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显著成就。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国民经济中、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还存在着许多困难、问题和不足。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们呢？

如果仅仅强调总体数字和成果，仅仅关注我们成就的规模——这些成就确实巨大，那么可能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其他一切都可以被忽略，都可以视作“生活中的小事”。我认为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的不足、困难和问题并非那么微不足道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点我稍后会详细阐述。

或者可以换一种方式对待这个问题，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困难和不足上。这样就很容易得出相反的结论：在计划、物资技术供应、确保劳动纪律和国家纪律等方面，几乎每一处都很糟糕。

但这样做更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实际是无视党和人民所做的众多工作。

同志们，让我们想一想过去四年做了什么。为发展国民经济投入了近2600亿卢布，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了约250亿卢布。固定资产，即决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增加了32.8%。与上一个计划的前四年相比，过去四年的年均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8%。我们有资格将之视为经济进步综合指标的国民收入增长了31%。过去四年我们建造了超过4亿平方米的实用住宅总面积。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25.9%。苏联的国防能力空前稳固。我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和国际威望得到加强。

总结四年来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里有多么巨大的力量被调动起来，在我们这个辽阔大国的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完成了多么大的建设规模，党和苏联人民正在解决多么轰轰烈烈的任务。这四年来取得的成就应该使我们所有人由衷自豪。

这意味着人应该平衡且全面地评价自己的工作，既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好的一面。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当前的困难、不足和问题。我们也必须坦率地谈论这些问题，因为其中许多问题虽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但可能会发展成负面趋势，令我们付出沉重代价。当然，我们不可能在明年把全部问题统统解决。但是如果不从现在就动手，将会严重影响我们往后的工作。在我们开始筹备下一次代表大会的年度里，牢记这一点尤为重要。

首先，我想列举我们面临的几个最大困难。经济增长有减速的趋势；基本建设方面存在很大缺陷；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太慢。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给实现国民经济计划和提高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造成了严重压力。

但仅仅列举困难还不够。В.И.列宁曾强调：“我们不仅要谈论总结报告期间发生了什么，也要谈论在此期间吸取了哪些政治教训——基础的、本质的教训——以便正确决定下一年的政策并有所收获”。所以，不但要指出缺点和困难，还要正确寻找并分析原因。

我们大家都明白，许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且为数不少。众所周知，过去几年的国际局势出现了一系列复杂局面，例如：美国侵略越南、中东战争、与中国关系恶化，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大家知道，这些事件不仅是对我国的政治考验，同时给苏联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当然也是计划外的额外负担。

同志们，你们都明白，我国无法回避这些开支——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放弃履行我们革命的国际义务。这些事情同样直接关乎我们的国家利益和苏联人民的民族利益。如果我们不帮助挫败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和中东的阴谋，等于鼓励美国及其盟友在更靠近我国边境的地方发动新一轮挑衅行动。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巩固东部边境，中国的领导人就会在武装挑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我们没有挫败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计划，那么北约军队很快就会直接部署在我国西部边境。

我相信，苏共中央全会对这些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

过去两年的气候条件对我们不利。变幻莫测的天气和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了巨大损失。

但我不想在这个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显而易见的问题上耽误时间。

接下来谈谈造成我们困难的第二类原因，这实际上与我们自身的发展有关，与我们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有关，它不允许我们再沿用旧方法工作，而要求我们采用新方法和新解决方案。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显然无法一蹴而成。过去的经验在这里没多少参考意义，而新方法则必须通过坚持不懈、顽强努力和艰苦探索来掌握，正如人们常说的“身自为之”。如果细想想最近几年的经验，其实无不充满了这样的努力和探索。

因此，我想重点谈谈我国经济政策的原则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与当前的计划有关，也是苏联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问题。

В.И.列宁教导我们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要寻找关键的、主要的环节，抓住这个环节，形象地说就能纲举目张。这样的方法如今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建设一个更高质、更复杂的经济体系的道路。我们必须明确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战略方向，以便集中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主要注意和力量。

我党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主要方向——而且是十分正确的方向。几年前我们就得出结论：决定性地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是发展我国经济的核心问题。苏共中央为此多次召开全会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促进农业和经济改革措施的重要决议。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也为此通过了许多相关决策。

这些措施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它们显然还无法全面解决提高经济效率的问题。更何况现实生活不断提出许多新任务，需要进行认真讨论并制定重大决策来应对。

提高国民经济效率已成为真正关键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还能够主要通过数量因素，即扩大工人数量和提高资本投入来发展国民经济。然而这种所谓的粗放型发展阶段实际上即将结束。

如今每十个劳动年龄人口中有九个已经参加工作或在校学习。尽管如此，各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另一个经济增长来源：增加投资率发展生产力的办法也有其局限性。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了。任何进一步提高储蓄率的做法自然只能以牺牲消费率为代价。可如果我们还想继续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就不能这样做。

因此从现在起，我们必须主要依靠经济增长的质量因素，依靠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和强度。不仅要通过新的资本投入和扩大工人数量来提升产量和产品品质，而且要越来越多地通过充分合理地利用现有生产能力、推广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以及认真对待每一分钟工作时间、每一台机器和设备、每一克原材料和燃料来提高产量和产品品质。这是一个不断平衡开支与成果的问题，要确保新投入的每个卢布都能带来最大回报。

这不仅是发展我国经济、解决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劳动者福祉、赢得世界两大体制经济竞争等基本社会政治任务的主要途径，也是唯一可行的途径。所以我国经济发展长远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现有劳动力和物质资源使用效率的大幅提高（约2-2.5倍），以及新的积累。舍此别无他法。

同志们，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目前的条件在这方面提出了何等艰巨的任务。就以同资本主义的竞赛问题为例吧。这种竞赛有各种形式。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顺利完成了在某些产品的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例如钢铁——我们已经跨过了1亿吨这一宝贵里程碑。要达到美国目前的数字——1.2-1.25亿吨，大概也不是什么难事。其他一些产品的情况也不错。

但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最终结果是由另一种指标决定的。根本问题不仅在于你生产了多少产品，还在于你以什么价格生产，即以何种程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成本生产。列宁强调过，这才是最终决定某种经济体制的经济优越性、决定新社会制度胜利的因素。两种制度竞赛的重心就在于此。

这一切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怎样解决这些庞大而复杂的任务，我们的整个发展历程将这些任务摆到了台面上。

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我们谈了加快科技进步和广泛、及时地把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的必要性。我们正在筹备召开专门研究加快科技进步问题的中央全会。因此我就不详细阐述这个主题了。

今天我想谈谈另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果断改善国民经济的组织和管理方式。

我认为没有必要特别证明此事的重要性——若没有良好的管理和完善的组织，无论是资本投入或新技术，还是工人和集体农民的无私奉献，都无法发挥应有的效果。劳动如果没有高度的组织性、不能保证严格的纪律、不对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的工作给予公正评价，不能把千百万劳动者的努力凝聚成一股统一的有目标的力量，那实在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深知：发展任务越复杂，制造业的科学技术水平越高，经济对于任何管理和组织上的混乱就越敏感。这使得改善计划管理的任务变得尤为紧迫。这一任务首先对那些在我们经济结构中占据关键地位的部门提出了严峻要求。

各部委是经济结构中的关键环节之一。我们恢复了部委的设置，因为如果没有明确的部门领导就无法有效管理经济。当前的任务是各部委要尽快掌握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高效而灵活地管理相关行业，成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基本建设的主要组织者。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制定全面激励机制，促进新型先进技术的生产。这些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刻不容缓。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及整个计划机构在我国经济中承担着巨大责任。然而它受到了严厉批评。特别是在讨论1970年计划草案时有人指出，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处理经济发展的主要比例和国家某些经济区域的综合发展方面工作薄弱，对经济发展的现状、主要趋势和前景缺乏深入分析。这被正确地认为是导致国民经济中跨部门和部门内部不平衡问题至今未能解决的原因之一，尤其体现在冶金和机器制造、燃料工业和能源、运输和运输量等重要综合体的发展方面，以及居民收入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比例失调。由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基本建设规划方面也存在明显不足，人们提出了严厉批评。

我们应当重视这种批评并从中得出正确结论。在这方面，我想提请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同志们注意另一个看来特别重要的问题。我国经济任务的体量和规模已经要求采用新的、更高水平的规划方法。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充分掌握这些方法。这将有助于消除目前存在的各种弊端，也有助于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有36000家工业企业在新体制下运行，它们生产了超过83%的工业总产值和91%的利润。不久之后我们还将把基本建设纳入新管理体系。现在的任务是要为进一步实施改革制定一套明确的长期计划。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将转变为相互联系的综合体，即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系统。

同志们！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复杂性的增加，目前所有发达国家的管理方法和管理体系本身都在发生重大变革。在现代条件下，即便是经验丰富、多才多艺的管理者也不能再因循旧办法、仅仅依靠直觉和常识进行领导了。管理正在转变为一门科学，必须尽快地、尽可能深入地掌握这门科学，即使身居管理要职的人也必须努力学习。

管理体系基于这门科学正在进行重大变革。特别是与信息收集、快速处理和分析相关的各项工作方面正在不断优化和完善。

顺便说一句，同志们，有必要提醒大家В.И.列宁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只有基于可靠的信息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他曾指出：“为了使党中央不仅能够提出建议、进行说服和争论（迄今为止就是这样做的），而且能够实际指挥乐队，党中央必须确切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拉什么提琴，过去和现在在什么地方学过什么乐器，学得如何；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走了调，为什么走了调（音乐开始刺耳时），为了纠正不和谐的音调，需要调谁去，怎样调和调到什么地方”（《全集》第7卷第22页）

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一个真正的“信息产业”，它由复杂的电子计算和组织技术支撑，依托严谨的数学仪器和理论基础。我们现在非常重视加快管理系统、信息和电子计算技术的发展步伐。我们的专家：技术员、数学家、工程师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士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信息是管理活动的基础。但现代科学在这方面还为我们提供了其他重要工具。其中包括制定科学化决策的方法和从效率角度全面评估各种决策方案的方法。管理结构也在进行重大调整，使之更加合理，消除不必要的环节，并在各个层级上建立起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正确关系。

同时我还想强调问题的另一面。无论专家们设计出多么完善的信息和管理系统，这些固然重要，但仅仅是解决管理任务的辅助手段。最关键的是做出决策，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最重要的职责。管理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

但现在我们需要认真关注技术和组织方面的问题。如果批判性地审视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就会发现许多不足和弱点。往往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存在不少多余环节，减缓了工作进程，导致了毫无理由的延误。

常有些人试图逃避委托给他解决的问题，把问题“往上推”——而上层由于忙着处理别的或许更重要的事务，问题可能久久无法解决。采取这种做法的同志，试图推卸自己对所负责领域发展不足的责任，将责任转嫁给其他部门。各种“协调”和集体讨论也存在不少过度审核的问题，同样成为逃避个人决策责任的一种方式。即使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也往往需要在多个部门收集几十个签字。另一方面，在部委和主管机关中仍有一些不信任企业的经济管理者，他们总想大包大揽一切。这类人需要改变做法——这样管理现代经济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经济干部、我们的党政工作人员积累了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这些经验具有重要价值。但国民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已不允许我们满足于旧经验。任务在于提升整个管理工作的水平，使之符合现代要求。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着重强调管理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必须正确认识到决策与管理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项复杂且责任重大的社会职能。毫无疑问，改进管理是我们增长的主要潜力之一。

同志们！我到目前所谈论的经济问题涉及客观困难，也是我们快速增长过程中的实质问题。现在请允许我讨论虽然令人不快但却非常重要的另一些问题，涉及某些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不足，必须接受严厉批评并尽快加以克服。

在这里首先要谈的是某些同志丧失责任感和违反纪律。遗憾的是，许多人面对这些现象时原则性不足。

这些现象在不同层级上表现各异。许多普通工作人员和领导者需要具备更强的责任感和纪律性。我不想在这里列举直接滥用职权或违法的例子——毕竟只是特殊情况。

这种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行为或许更危险，这些行为似乎逐渐被默认，演变为一种普遍做法。说得轻一些，这首先是对完成国家计划的漫不经心的态度。

我们有些部门整体上多年未完成计划任务。增加新产能的计划总是无法实现。以1968年为例，钢铁冶炼新增产能计划仅完成了20%，成品轧材完成15%，化学纤维完成55%，煤炭开采完成61%。今年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建设和引入新项目的超支现象已经司空见惯，而且不是小额超支，是高达1.5-2倍。结果，仅在本次五年计划的前四年里，生产性建设项目的预算成本就增加了230亿卢布。

我们的不少领导同志，面对下属单位未能完成诸如新技术应用这样重要指标的计划，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例如1966-1968年森林工业部的新技术推广计划仅完成32%-54%，造纸工业部完成58%，石化工业部完成52%-79%。

当然，一提到完成计划，或者更确切地说未完成计划，立刻就会有各种辩解，说什么计划本身脱离实际、供应部门玩忽职守，或者有其他客观原因。我认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应当具体分析，找出真正的责任人。但现在我想指出的是那些无法用任何客观情况来辩解的现象。

如果某个州未完成计划——这当然不好，但其中可能有州领导无法控制的因素。可如果州内的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没提高、农业产量没增加、牲畜总头数减少、出生率下降，而州领导对此却视而不见，那么完全有理由说这些人丧失了责任感。

如果一个企业未完成某些计划任务，还可以认为有客观原因。可如果产品销量停滞、经济损失增加、工作效率下降，未安装的设备常年闲置在雨雪中任其生锈，那么任何客观原因都不是用来辩解的借口。

如果某个国民经济部门的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利润率和效率提升缓慢，如果未能学习掌握新技术，部长此视而不见、一言不发，这就意味着他满足于现状，责任感已经迟钝麻木了。

至于各部委缩减其下辖企业今年第一季度生产指标这种令人遗憾的普遍现象，又如何能够冷静对待呢？看看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的表现吧。全苏联1969年第一季度的工业产品销售额被定为59亿卢布，比1968年第四季度的实际销售额少7.9%。任何人对此都心知肚明。

在这方面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就是许多经济管理者因为无法组织起有节奏、有计划的工作，企图通过大量加班来完成计划任务，导致近几年加班现象过于泛滥，劳动者对此提出了合理的投诉。

必须打击这种做法。工会应对此问题加强监督。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已经在第三次全联盟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结束后召开的，包括各州委书记、州执委会主席、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参加的会议上谈过一些了。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回顾这些事实，好让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们都知情。被再次提及的同志不要感到委屈，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实际问题。

首先我想谈谈畜牧业发展目前面临的严重问题。我们把这一领域的全部困难主要归咎于缺乏饲料。近几年情况如何呢？

近几年我国粮食产量有高有低。但留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满足内部需求——包括饲料——的粮食数量一直在增加。例如，1966年收获1.71亿吨粮食，留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超过9500万吨；1967年尽管只收获1.479亿吨，仍保留了约9000万吨；1968年收获1.695亿吨，保留了约1亿吨；1969年收获1.605亿吨，保留的也超过了1亿吨。

所以说国家已经很慷慨了。那么回报是什么呢？

1967-1968年，全国各类农场的牛只总头数不仅没增加，反而减少140万头。仅一个库尔斯克州就减少5.9万头，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减少17.6万头，基洛沃格勒州16.9万，波尔塔瓦州11.3万，敖德萨州12.6万，乌拉尔州4.9万，格鲁吉亚7.9万，白俄罗斯15万。这份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

猪的情况也一样。1966年全国猪的总头数为5800万，而到了1969年仅4900万，等于减少15%。在一些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情况更严重。比如加里宁州猪的头数减少了24%，日托米尔州减少了25%，诺夫哥罗德州减少27%，阿尔泰边疆区减少37%，科克切塔夫州减少41%，摩尔多瓦减少24%，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取了措施，1969年度牛的头数尤其猪的头数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恢复。乌克兰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许多州的情况仍然同我刚提到的数字相差不大。

会议上一些州还因蛋类和禽肉产量减少受到批评。我也想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说这件事。

如果说全国范围内的鸡蛋生产有所增长，那完全是因为养禽场的运营。许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经不再向国家交售鸡蛋和家禽。例如在坦波夫州有212个集体农庄和85个国营农场完全不从事家禽养殖。雅罗斯拉夫尔州情况更糟糕，1965年这个州鸡蛋的主要供应者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向国家交售了约3600万枚鸡蛋。而到了1968年，虽然由于养禽场的贡献，鸡蛋增加至5400万枚，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交售量却下降至1520万枚。

在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州和边疆区，绵羊饲养（包括粗毛品种）也存在严重不足。

在高尔基州、沃罗涅日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等地方，某些家禽品种（鹅、火鸡、鸭）的数量减少了。萨拉托夫州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停止养鹅，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也停止了鹅和鸭的养殖，列宁格勒州、奥廖尔州、托木斯克州等几个州停止养鸭。

这一切当然是非常严峻的事实，同志们！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向居民，尤其是向大型工业中心的居民供应肉类开始出现困难。这些困难你们同样心知肚明，也知道解决的途径。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尽快克服这些困难。

同志们，你们知道，工人和农民个体户饲养牛、猪、羊及家禽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1968年集体农庄农民、工人和职员的附属农场生产了38%的牛奶和肉类、59%的鸡蛋。然而截至今年年初，与1966年相比居民饲养的牛数量减少了57.1万头、猪减少了542.3万头。但即使在农村，不吃肉也没法过日子，更不用说城市了。因此找到了一个相对简单的解决办法：农村利用我们交付给消费合作社的国家资源实现肉类销售。这种销售发展得很成功。但不难想象，这种所谓的“成功”将使国家资源枯竭。

总之，同志们，畜牧业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需要每个加盟共和国、州和地区深入研究。建议考虑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审议畜牧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至于亟待解决的问题，将由苏共中央政治局按当前程序进行审议。请允许我代表苏共中央政治局表达这样的信心：党和苏维埃的机关将立即着手处理这一重大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改善畜牧业现状。

同志们！在指出这些工作上管理不善的事实时，我不想遗漏工业和交通领域的工作人员。人民监察委员会、中央统计局和其他监察机构向苏共中央报告说，遗憾的是，在这些领域类似的情况也相当普遍。每一桩每一件看似个别现象，是某些工作人员偶尔犯下的失误，但零散问题加起来却令人忧虑。

比方说，我们都清楚铁路运输问题多么严重。每天出故障的车厢高达6万节，约占总装载量的20%。与此同时，我们却驱使着成千上万的车厢空跑，从事毫无必要的反向运输，有时甚至犯下不可原谅的错误。这里举一例说明：不久前民主德国为我们建造了7台大型门式起重机，其中3台送往远东，4台用于黑海港口。结果这些起重机全部通过铁路送去了远东的瓦尼诺港。在那里，4台起重机在40节车厢内停留了25天，又再次横跨整个国家运回敖德萨港。国家为这趟两万千米的“遨游”花费5万卢布。

还有一个例子：在靠近新罗西斯克的黑海沿岸建设造价6000万卢布的、全国最大的石油中转基地的过程中，出现了某些错算和失误，导致该设施无法正常运行。然而，苏联海运部和苏联工业建设部的工作人员不仅未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这些错误，反而验收通过了无法投入使用的设施。如今想要纠正这些错误造成的后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大约2000万卢布的额外费用。

再举个例子吧：根据人民监察委的数据，苏联煤炭工业部耗资1000万卢布在克莱佩达海港建造了一座用于煤炭出口的分选装载综合设施。1966年该设施通过国家委员会的验收并投入使用。可是后来发现，这笔投资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该设施并未配备保障它的原料基地。另外其建造方式也存在问题，导致在实际使用中无法产出符合出口要求的任何一种煤炭。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盖屋顶的材料多么紧缺。建筑材料部帮着国家从国外进口了6套用于新建硬纸板和油毡厂的设备。五年过去了，目前仅有一座工厂正在建设中。而采购的设备却一直闲置在仓库，此期间建筑材料部的领导又提出购买新设备。为什么？不知道。

化学工业部从波兰订购了价值150万卢布的全套设备，用于车里雅宾斯克油漆厂。当设备造好了运往苏联时，化学工业部的领导得出结论，认为使用这套进口设备并不合适。可订货的人是他们自己啊。

这样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全国范围内建筑工地仓库中未安装设备的价值估计约55亿卢布，其中进口设备15亿卢布。

石化工业部也没帮着国家节省一戈比。

不久前国家借助进口设备在巴拉科沃建成纤维材料厂。该厂员工成功掌握了生产技术，开始制造高质量的纤维材料，产量足以满足国民经济需求。尽管如此，1969年苏联石化工业部仍然花费外汇340万卢布进口970万平方米纤维材料。结果到1969年8月1日，工业企业积压纤维材料超过400万平方米，价值逾500万卢布，而轮胎工业企业积压了900万平方米，价值1100万卢布。
（译注：巴拉科沃纤维材料厂1961年建成，第一款产品就是可用于汽车、飞机轮胎和输送带、传动皮带的帘子线/корд）

为了形象地说明经营不善和浪费造成的代价，我再说一组数字。每年由于损耗、无效开支和亏损的总金额约50亿卢布。每年水泥的损失达1000万吨，燃烧和进入环境的天然气达110亿立方米，运输和储存过程中损失1500万吨煤炭，木材运输损失150万立方米。同志们，深思啊！要努力工作！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各种行政建筑、文化宫、体育场、游泳池等设施的建设规模过大。许多工程甚至是在计划外进行的，却被宣布为“人民建设”或“特别重要”项目。

根据苏联工业建设银行的数据，目前仅城市中就有超过1000座行政建筑、834座文化宫、450座体育场、游泳池和其他运动设施、80座剧院和马戏团在开工建设。而且与建造住宅不同，这些文体设施的建造速度反而更快，往往影响了重要工业和农业企业的建设，当然，它们是用水泥、铝、巨型镜面玻璃和最优质装修材料建造的。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资金和材料紧缺、无法落实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完成住房建设任务的情况下！

我请同志们正确理解，我们支持建设俱乐部，尤其是在工人居住区；我们支持建设体育场，好让青年人多运动多锻炼，实际上也有助于遏止酗酒；我们支持建设游泳池，但首先应当在偏远的工人居住区，那边有实际需求。但如果是在第聂伯河畔的扎波罗热州，一年建造了6个游泳池，甚至还造了一个人工滑冰场、6家宾馆和9座行政建筑，那就很难说有道理了，特别是在目前人民住房、医院、学校等紧迫需求仍未满足的情况下。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同志们气魄更大。他们正在建设一个封闭式人工滑冰表演场、两个文化宫、几个俱乐部和游泳池、一个演员之家和一个田径馆。另外全州还在建设80座行政、体育及其他公共建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住房、普通教育学校、幼儿园和医院的建设计划未能完成，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拆除住宅楼的情况，包括那些完全适合居住的住宅。总建筑师画条红线，红线之外的一切都以重建的名义被拆除。

我们支持加快将人们从地下室、从半倒塌的建筑中迁出，毕竟这些地方生活困难，缺乏供暖和排水设施，或者是拆掉那些大修费用比新建更高的建筑。然而在个别州，拆除重建的总面积占到了新建住宅总量的30%。全国范围内，城市和工人居住区共拆除了总面积967万9000平方米的住宅建筑，其中重建部分326万8000平方米。与此同时，拆除棚户区的工作却未获得足够重视。根据中央统计局数据，到1968年初简易房和危房总面积2800万平方米，其中РСФСР占900万平方米。但至今已拆除的仅为49万平方米，即4.8%。

同志们！我希望你们都同意，我们必须临时限制行政建筑、马戏团和游泳池的建设。当然了，同志们，已经被批准的计划和已经投入资金的项目，显然还得完成。我们举这些例子更多的是为了将来。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同志们。我们总是这样，要么什么都不做，要么什么都做。我们首先要关注住房、医院和学校。

人民监察委在地方上揭露了许多严重违反国家纪律的事实，其本质是某些领导干部企图在条件明显不具备的情况下蛮干，急躁冒进，开始建设一些根本没有拨款、材料和劳动力的项目。

在州委书记会议上，我举了一个巴库建设海上餐厅的例子。后来人家告诉我，这不仅仅是个餐厅，而是一栋五层建筑，其中将开设多个餐厅、鸡尾酒吧、咖啡馆和宴会厅。真不简单啊，名叫“海上公共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的建设使用了稀缺材料，甚至还打了钻井套管。对此不必再多说什么。我只想补充一下，作为参考，巴库的住房建设计划完成32%、学校建设完成51%，而幼儿园的建设仅完成18%。

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经常做出违反现行法律的决定，损害国家利益，强迫联盟企业和共和国下属企业为满足地方需要而无偿支出大笔费用。例如古比雪夫州，他们强迫工业企业为城市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材料和工人，金额700余万卢布。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其他城市也有发生。根据人民监察委的数据，全国范围内仅生产成本就包括了至少10亿卢布的此类支出。这些都是违反国家纪律的，非法的。

地方政府当然对这些非法行为有责任。但他们并不是唯一责任人。如果各部委和企业负责人能够表现出应有的党性和原则性，了解自己作为政治家的角色，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众人说话声】对啊。

同志们，正如你们看到的，我们工作中的许多不足之处是无法用任何客观原因来辩解的。如果我们说到未被利用的潜力，首先就必须消除管理不善和浪费现象，坚决提升各级机关纪律性和责任感。

在动员广大劳动群众更充分利用国民经济生产潜力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加强劳动纪律和生产纪律。关于这一点必须直言不讳：破坏劳动纪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酗酒。这是需要所有党组织正视、面对的问题。

同志们，确实，无论在农村或城市，我们打击醉酒和酗酒方面的工作都做得不够。醉酒和酗酒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害。去年全国54%的犯罪是由醉酒者实施的；有370万人被送往醒酒中心，其中12万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大约90%的旷工与醉酒有关。我们不能再容忍这种情况了。尤其要加大问责贪杯无度的共产党员，直到开除党籍。最近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些问题，不久的将来党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也要通过相关决议。我们希望，你们会尽一切努力贯彻落实这些决议。

综上所述，我想着重强调的是，加强劳动纪律、党内纪律和国家纪律已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

我们将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它？这是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

有些同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想起了过去的日子，说以前有 “秩序”，他们实际上是建议重拾强硬行政管理的办法。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药方。纯粹基于恐惧的纪律不是我们需要的纪律。不仅因为它违背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更有可能破坏法治。

我们要清醒地看待过去，既不能添油加醋，也不能粉饰美化。我们清楚记得行政手段所引起的恐惧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它催生了不诚实的行为，例如隐瞒实际情况、试图掩盖问题而非正视和解决问题，以及瞒报和虚报。它还导致了畏首畏尾和主动性完全丧失。

这两种做法都很危险，尤其是在经济管理方面。这里涉及到一些难以用金钱衡量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够计算出来，可能就会发现，缺乏主动性、不愿思考、害怕提出问题，以及繁杂拖延的工作作风，会让我们付出更高代价。

今天党对干部的态度建立在信任基础上，首先依靠的是全体共产党员高度的党性觉悟和责任感。事实证明我们的党和经济干部有能力把复杂问题解决好。

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觉悟帮助共产党人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日常工作，使他们能够将当前的具体任务与党的整体政策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一个有觉悟的共产党员会从内心感受到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并与因循守旧、官僚主义和冷漠态度作坚决斗争。

最近一段时间，党和中央委员会采取了许多措施激发我国人民的主动创造性，营造充满信心的氛围，为每个人提供施展其业务能力和组织才能的旷阔空间。我们可以举出千百个例子，表明通过主动性和独立决策（尽管往往伴随着一定程度的但合理的风险）取得了良好的、有效的成果。

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背离党已经确定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但这种作风必然要求干部具备自觉性、对国家利益的党性态度和高度责任感。

要确保这种责任感，就必须更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完善人民监察和党内监察机关的工作，公允评价成绩与不足，提高对干部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这种要求当然也包括所谓“组织结论”——当某些工作人员不愿接受批评、不愿学习，一贯违反党和国家纪律、对党不诚实时，就需要采取这种措施。

我们相信，苏共中央全会将同意对此问题的安排。【长时间鼓掌】

同志们！在向苏共中央全会提交1970年计划和预算草案——也就是关于国家明年经济生活的首要文件时，政治局认为，这两个草案总的来说正确反映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符合我们的能力和资源，符合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任务。可以认为，这些草案基本上能够获得批准，并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审议和批准。

我们具备了完成1970年预定计划的所有条件。为此我们必须付出艰苦努力。党组织、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工会、共青团必须做大量的组织和教育工作。我们要领导正在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竞赛，争取在经济和文化建设各领域取得新成就，带领苏联人民迈向新的伟大胜利。

可以确信，我们在这些工作中将获得我国光荣的工人阶级——苏维埃国家一切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实支柱——以及我国集体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全力支持。

现在，同志们，让我向你们通报一些国际问题。
【注：涉及国际问题的讲话未公布】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2.目录3.卷168.36-60页，打字稿原件）

延伸阅读：

略谈苏联前期的奶产量问题

1970年代强力而低效的反酗酒运动

莫斯科显像管厂打工趣事

苏联时代的基辅人怎样换房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佚名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冒出来的，反正我那篇关于我曾经工作过的食品店的回忆文章被一大群明显十几岁的小年轻们疯狂攻击，唾沫星子喷溅。呵呵，下水道爆了吗？不过另一方面，我挺感谢他们。

谢谢他们使我明白了“恋苏情节”是一种宗教式的、狂热且迷信的现象。起初我尝试和他们对话，很快发现徒劳无用。狂热分子的全部论据归根结底永远是一句无法辩驳的“我爸妈说的”，你还怎么谈下去？

所以，为了再次让这些“恋苏者”气急败坏，今天开启另一段回忆：我怎样在青工学校做老师。

这种教学机构以前唤作“夜校”是很贴切的——人们下班后去学习，课一直上到很晚，三年时间完成中学课程。之所以多一年，是因为夜校每周课时比普通日校要少，并非天天开：一周三次或四次。来这儿学习的人多数是真心懊悔当初辍学、希望弥补基础知识空白者。

估计1960年代也大抵如此吧，就像电影《滨河街之春》和《大课间》描写的那样。我不太清楚。但在197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教育领域奉行“指标至上”。苏联竭力证明“工人阶级是全世界最先进阶级”之理论，因此每个工人都应当受过中等教育。另一方面，拥有中学毕业证的学生数量也应趋近于100%。苏联要成为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

因此，人们想出一个“妙招”：达到一定的分数（这是钱！）就不要求中等学历。但要想获得高分（这也是钱！）就必须接受中等教育。那么，你别无选择只能去上夜校，因为课程很轻松（这还是钱！）。

第二种夜校学生是那些读完8年级就进入职业技术学校的年轻人。技校不提供普通中等教育，所以他们几乎是被强行送来念书。我带过几个这样的班，有些人来自糖果厂、有些人来自光学机械厂的职业技校。

顺应当年潮流，原本供成年人学习的夜校改称“青年工人学校”。不过大家很快就起了绰号叫“蒙混学校”——其实也挺贴切。

1977年本人大学毕业，坚信自己学术前途一片光明。尤其老师们也对我充满信心。咱的成绩相当不错，甚至还拿了额外奖学金（56卢布！基础奖学金只有40卢布。不过还没达到“列宁奖学金”的标准）。但因为古斯拉夫语只考了“三分”（译注：及格），红色毕业证（译注：蓝封皮是标准文凭，红封皮是荣誉文凭）失之交臂，但我也绝不是什么垫底的。再考虑到我在一所德语进修学校念了整整六年，部分普通课程完全用德语教授，所以本人德语水平相当不错，起码曾在文学翻译比赛中凭借翻译里尔克的诗歌拿过第一名。

总之，22岁的大小伙子，年轻、高傲，还很苗条呢！

第一声警钟敲响的时候，是我被安排进一个翻译小组，准备去国外工作两年。校长办公室引逗我说：“回来你就能自己买辆‘伏尔加’了”，我也愉快答应去工作两年。可后来莫名其妙没了动静，那些翻译同行陆续出国了，我却一直没人叫…… 直到某一天，女秘书回避着我的注视，支支吾吾地说（我引用日瓦涅茨基的话）：“验血结果好像有点问题”。

之后事情的发展又出乎意料：原本人人都以为我能留系任职，但最终并未。又是一样的场景，大家回避我的目光闪烁其辞。我十分不满（22岁嘛！），拿着分配文书去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十月区教育处。本以为能给我一纸待就业证明，结果安排了一份好活——派我去“第40青年工人学校”。

人家热情欢迎我——总算来了个男的啊。普通学校男老师都不多见，何况夜校。年轻、大学文凭，还懂外语！领导立刻分派我教俄语、文学、历史、社会学和德语。谢天谢地他们没开体育课，否则还不知怎样呢。

这所“夜校”分两班。第一班上午上课，针对那些下午上班的工人；第二班天黑上课，不用多解释。我自然是班主任啦。“蒙混学校”居然也设班主任？事实如此啊。做班主任能在工资之外多拿一份津贴，每月另有50卢布批改作业费，再加教两节课的双倍课时费（给特别诚实特别良善的恋苏正义分子专门说明一下：这是州国民教育局的规定，不是贪污和诈骗，懂否？）。

总之，在我22岁的时候每周只需工作四天（后来甚至减少到三天！），收入在当年算不孬了，人人都尊称我的名和父称，简直撞大运嘛。生活惬意，休息时间随便安排，实在是一份清闲美差。

可话又说回来，这份工作不算最理想。真正爱学习的学生屈指可数，其他人纯属混日子，自己都承认：“我宁可在厂里多干一班！”对他们而言，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描写的“多余人”形象毫无意义；《战争与和平》主人公的挣扎和痛苦之于他们，如同皮埃尔·别祖霍夫之于拿破仑——挨不着。提起叶赛宁，他们只知道“谢廖沙是自己人，写过女人和喝酒的事儿！”。马雅可夫斯基？无聊透顶。

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做？啥都做不了。所以您只能眼镜架在鼻梁上，灵魂秋意萧瑟（再次引用名句）。而我成了一方“土皇帝”。

还有糖果厂的姑娘们！这些小花痴面皮厚的很，毕竟从罗马到克里米亚都去过（译注：形容见多识广、阅历丰富），迅速掌握了怎样跟一位有点怕她们的青年男老师打交道。我像其他教师一样，授课时目光会往固定的一个位置看（我右手最后排的最后桌），被她们发现了，故意安排糖果厂职校的校花坐那边。

当年还没有时尚杂志，商业广告上的女性（如果有的话）穿着也很保守。西方世界疯狂追捧的厌食症麻杆儿Twiggy根本不是苏联职校女生的偶像。理想的标准是朴素、符合审美和实用主义。糖果厂职校头号美女是一位面色红润的健康姑娘，妆容鲜艳，头发漂过，腰肢纤细，胸部丰满。她慵懒地坐在我右手最后排最后桌，把大胸直接放桌面上（领口开得很低，几乎没遮没挡），用涂过睫毛膏和苯胺色眼影的明眸对我释放魅惑。

我习惯性地看向她。这个狡猾小妞摆出各种姿势，胖乎乎的手托着红润脸颊，望着我如同长辫美女瓦尔瓦拉望着伊凡王子，深情地叹气，撅撅口红浓厚的嘴唇，时而嘟起，时而媚笑。其他女孩捂着脸忍俊不禁，窃窃私语，而年轻老师面孔一阵红一阵白，只能扭头看窗外努力讲课，但脑袋却一次次自动转向美少女。

课程其实非常简单。由于根本没办法布置家庭作业（很明显没人会写），所以教学内容就是给这些劳动青年简单复述世界文学作品。后来我才读到：监狱里能够为囚犯们讲书的人备受尊敬，我发现自己正是这种角色。如果夜校是一所监狱，学生们是“牢头狱霸”，我就是宣讲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和娜塔莎·罗斯托娃爱情故事的说书人。

而当这位名字带拗口父称的年轻男老师满怀激情地朗诵诗歌，还挥舞双手，糖果厂姑娘们简直如醉如痴。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我非常、非常地痛苦。
痛苦从何来我也不清楚。
不知是劲风在荒漠、
凄凉的田野上呼啸，
还是如九月雨浇丛林，
酒精洒遍我的头脑。

我的头挥动着两耳，
似鸟儿抖动着双翅。
它再也不忍心在脖子上
让我的两条腿受屈。
黑影人，
黑漆漆的，黑漆漆的
黑影人，
快要坐上我的床沿，
黑影人，
叫我通宵不得安眠……
（叶赛宁《黑影人》，顾蕴璞译）

我就这样使她们神魂颠倒，仿佛蟒蛇卡阿催眠猴子（译注：吉卜林《丛林之书》）。教室一片寂静，女学生瞪大眼睛看着你。她们不在意诗句的具体涵义——这就留给阿萨多夫吧——在意的是语调、字里行间的韵律、不知从何处涌现的情感，这种情感莫名其妙催人落泪。诗中的“黑影人”坐在床沿之所以可怕，并非他要做什么缺德事，而是因为他让人捉摸不透，这才是更可怕的，诗句在耳边不停回响……
下课后我总会在桌上发现一两颗糖，是那种人人抢购的稀罕货。姑娘们把糖果藏在胸罩或靴子里偷出来送我（嚎哭吧，恋苏者！），令我感激不尽。

感人的事情还多着呢。

有个男学生叫托利克，街区小霸王。成天醉醺醺，言行粗鲁，剃短寸头，目光凶恶——1990年代初的“兄弟”就他这模样。理所当然每个人都怕他，包括我。

托利克想什么时候来上课就来，中途想走抬腿就走，感觉他才是校长，没人愿意轻易招惹他。某天他参加我的听写考试，答写完了，我一批改——竟然一个错误都没有。怎么会没错误呢？人家就是全写对了。连标点符号都正确，连非重读元音都无误，甚至那些难发音的辅音也没错。一切完美无瑕。如同天生的乐感一样，这是天生的语言敏感。毫无疑问我给他打了五分。

第二天发还听写纸，下课后他走到我面前递过那张纸，生硬地问：
— 什么意思？
我回答：
— 五分啊。
— 什么的五分？
— 听写成绩。
— 啊？没错吗？
— 没错。
他惊讶了：
— 真的吗？
— 是真的。怎么了？
这时他低声说道：
— 我平生第一次得五分。

您能想象吗？他的听写和作文一直很好，但每次都因为他是个流氓而被扣分。结果这一次，啪！我给了满分。从此我在这所学校的日子变得轻松愉快。每当有人在课堂捣乱、吵闹或干扰我讲课，托利克只要瞅那人一眼，就瞅一眼，教室瞬间恢复秩序。消息很快传开，甚至其他班级学生的表现也好多了，因为托利克宣布：谁敢惹我就收拾谁。

有一次他又喝醉了，深夜闯入学校闹事，砸碎门玻璃，满嘴污言秽语。于是学校派出物理老师（本校另一位男教师）去安抚他。等我赶到一看：托利克把倒霉的同事压在走廊，后者尽量保持镇定，勉强反抗，而托利克的脸色非常难看，似乎准备干点什么。我意识到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楼上教师办公室附近，女老师们照例尖叫不止，已经有人拨打02报警。

我不能说自己不害怕。他那个朋友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善茬。但我强压心头恐惧，试图和平解决冲突。我劝托利克停止胡闹，承诺不叫警察，让他回家。我的话似乎起了点效果，托利克放开物理老师，后者一下子瘫软了。托利克恶狠狠瞪我一眼，走向出口，临走又打碎另一块门玻璃。我松了一口气，连忙锁门，岂料一秒钟外面传来巨大撞击声——托利克正在拼命踹门，声嘶力竭喊我开门，当然还夹杂不少脏话。我神经紧绷，胃一阵痉挛，但还是开了门。托利克盯着我问：
— 我不会被学校开除吧？

是不是很可爱？不过后来他终究被抓进去了，课堂纪律重归混乱。但毕竟……好过那么一段时间。

毕业作文是另一个故事。

三年间，我又唱又跳给他们讲解文学、历史、艺术，播撒知识的种子，传递理性与美好。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好心没好报。多数学生选择自拟题目，没人乐意写《涅克拉索夫诗歌中的俄罗斯女性》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中的个人哲学》。他们写了些我记不清主题的稀奇古怪玩意儿。但这帮家伙还真挺有才！

某位学生的雄文太绝了！您知道第一位女宇航员是谁吗？是克鲁普斯卡娅！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掉：“就像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没错，全名！）飞上了太空，我国其他女性的未来也充满无限可能。”我拿着作文边笑边去找校长，询问该给这篇了不起的发现打几分。

校长说：“打几分？三分！别破坏指标！”

于是我懦弱地打了三分。毕竟指标绝不可被破坏。

与此同时，由于有大量空闲时间，我顺利通过最低分数线，进入夜间研究生部，很快意识到科学不是我感兴趣的领域。没什么搞头。

在我完成了规定的分配工作（整整三年！）之后，终于迎来一个机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电影制片厂招聘第三类纪录片导演助理，月薪100卢布（到手95卢布），于是我的教师生涯彻底结束。

延伸阅读：

索洛乌欣笔下的苏联七十年代生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苏联人民是否更诚实？

▢ 佚名

今天回忆起来真让人啼笑皆非——难道不是童话故事吗？可事实就是如此。当年本人三十出头，我们很幸福！希望年轻人读一读，思考思考是否真想回到苏联时代……

时值1970年代末，外面是一派普遍幸福和欢欣鼓舞的氛围。商店里却什么都没有。怎么叫“没有”呢？就是想买什么没什么。

当然了，大块人造黄油和混合脂肪是有的。大瓶装番茄汁、李子汁也是有的。还有一种三升罐糖水，名唤“桦树汁”。再就是罐头食品（据说营养丰富），比如“海带”，以及其他这一类有益且营养的东西。

但您不能随便走进国营商店买吃的——您必须“搞”到手。

当时我是个女儿刚出生的快乐父亲，有一些空闲时间，大概每周三天。所以，当我在附近食品店门上看见手写的“招聘搬运工”广告时，我就去找经理，很快谈妥了。薪酬不高，70-80卢布，但七十年代末食品店搬运工的待遇岂能仅仅用钞票衡量呢？钱只是嚼果之外的添头罢了。

不得不说，在我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商店不光七十年代末没肉，根本就没有过肉。只有一种人称“汤货”的神奇骨头，能买到它已算是撞大运啦，但真正的肉——那是从来没有的。我姐姐去莫斯科出差回来会带一些肉，坐飞机横跨两千公里捎回家。多么“方便”啊。

至于牛奶，有段时间凭票供应，发给孕妇和8岁以下的孩子。为了买牛奶，人们通常凌晨五点开始排队，因为商店八点开门，供货不多，有票也未必能买着。我自己碰上过几次：就差一点，刚轮到我，奶卖完了。说实话真恼火啊，我甚至破口大骂过。有时送来的不是牛奶是酸奶，虽然也属于很好的营养品，却不适合两岁小宝宝。然而货票上印的确实是“乳制品”，你又能跟人家掰扯什么呢。

鸡肉也有“甩”的。意思是销售，但这种方式被叫做“甩出来”。那些光鸡青紫皱瘪，毛没拔净，头顶脆弱的鸡冠紧贴枯槁的皮肤，眼睛永远愁闷紧闭。腿上的爪子看起来尤其可悲。鸡爪可以煮肉冻，鸡头只能丢垃圾桶。这画面令人齿冷心寒，可入选“XXX想哭”系列。

总之，生活就是在思考上哪儿搞吃的中度过的。似乎就在那些年诞生了著名悖论：“商店柜台空，自家冰箱满”。这的确是事实。您碰见香肠了，赶快买一根2千克的存着，直到长绿毛；又遇见黄油了，马上买1.5千克冷冻着……依此类推。所以冰箱确实有东西，何况那时的冰箱跟现在的不一样，塞满它并不难。

以上开场白是写给还记妈咪三明治和小熊维尼动画片的人看的。至于在那个年代为人父母的人，用不着我提醒，这些终生难忘。

于是，在一个美好的（这不是套话！）日子，我，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良家小伙，来到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西南区别洛列琴斯卡亚街和弗斯特列奇内巷交叉口的食品店（这样能表明我去的不是市中心食品店），换上经典的蓝色缎纹工作服，开始履行搬运工这项艰巨但光荣的职责。

第一个任务来了：“你去剁肉！”我以为听错了，问道：“什么？！”他们说：“剁肉！卫生防疫站和消防局的人马上到，得给他们准备礼物。”

我走进冷库（商店的冷库可不是那种“萨拉托夫牌”或“比留萨牌”小冰箱，乃是宽阔冷藏室，非常冷），仿佛走进天堂。四周墙上悬挂着在冷雾中微微晃动的肉体。如果谁还记得第一部《洛奇》（意大利种马受训的地方），差不多就那样。冷库正中央立着一块巨大木砧板，上插一把利斧，好像叶梅利扬·普加乔夫（译注：农民战争领袖）来过。

于是，需要把滑溜溜、冰硬沉的肉体从钩子卸下，置于砧板，左手按紧防止滑动，右手则像个好汉似的抡圆斧头猛力砍向预定切割部位。而要完成这一切的，是一位拥有高级语文学学历的教授之子。

您猜怎么样？我还真把它剁开了。虽然满地碎肉屑、骨头渣数不胜数，但剩下的部分我自豪地用报纸包好，亲手捧给经理——涂脂抹粉、穿白色工作服、貂皮小圆帽盖住满头烫发的女士。这婆娘甚至没拿正眼瞧我。就不能说一句：“亲爱的博尔门塔（译注：小说《狗心》人物），感谢你出色的工作，这块香喷喷小牛腿奖励你。”吗？！

她娘的屁都没有。

总的来说，员工们从这个偏远小破店能够分到的美味佳肴实在少之又少。尽管仓库货架堆满了黄澄澄的波舍洪斯基奶酪、俄罗斯奶酪和科斯特罗马奶酪，你却基本捞不着，更别提拿出来售卖了。

市民们，如果你们对我们这家最不起眼的小店究竟窝藏了多少货物，以及库房的恶劣卫生状况有所了解的话，恐怕你们一辈子也不会买黄油之类的东西了！切割那些足足三十千克重的冰冷油腻黄油块时，他们就会喊我，我用刚才不知摸过什么的一只手按住这块黄油，另一只手拿一根不知打哪儿捡的钢丝把它分解开。

但至今仍有人怀念早年吃过的美味黄油。

酸奶油送来啦，太好玩了！哦，你们不知道搬运酸奶油是种什么体验吧，是一场歌剧、一部侦探小说、一出盖代式喜剧。当我从卡车上卸下那大桶酸奶油和牛奶，全体女售货员捧着从家带来的小罐子排排站。片刻，这些罐子被灌满了美妙、新鲜、雪白的酸奶油。准确说是“舀满”，因为这是真正的酸奶油，据称可以用刀划开。

售货员人数众多，外加每班两个搬运工、一个发货员，以及管理层——经理、副经理和会计，还有一些特殊关系户比如牙医。总之，大约二十分钟后，52升大桶能剩三分之二就算不错了。

但我们自己也有艾萨克·牛顿和别的大机灵，真有！

待这伙土匪撇走牛奶最顶层的喷香奶皮子和乳脂，桶内剩余三分之二左右。于是往酸奶油里掺牛奶，再往牛奶里兑水。若有昨天卖剩的偶尔也会加进去。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东西充分搅拌均匀，然后才把大桶搬到售卖区出售。

至今仍有人怀念早年买过的乳制品——小时候的味道。

偷窃（谁都明白这是做贼）以克制的方式进行，因为天天要偷，每次只拿一点，但一定是最新鲜的。记得有一次我把刚运来的新鲜酸奶油桶搬“外边”卖，脑袋立刻挨了一巴掌，因为冷库还有三分之一桶昨天搅好的“混合物”！

他们宽容地允许我拿一些熬汤骨头，女售货员甚至会帮我挑选肉多点儿的。“汤货”被顾客们一扫而空，因为商店“甩”骨头的消息以光速传播开来。

不过，橘子的故事才是最精彩的。

敝店运来35吨橘子。我重复一下：35吨。准备在新年前夕出售给参战老兵和伤残军人。仅限他们享用，但35吨啊！如果考虑到我们店大约注册了70-100位老兵和伤残军人（七十年代末参战老兵都五十多快六十了，而且人数不少），那么简单算一算，每人可以买到三百五十公斤橘子——这就是计划经济的问题。

我个人想强调的是，每箱橘子12千克，卸车工作全是我自己完成。妈B，我记一辈子。

经理坚决禁止把橘子上架销售：新年前夕这玩意儿是“通货”。为了厉行保密，她还禁止员工带橘子回家，说不行就不行。唉，貂皮帽下面的器官纯属弱智，她根本不明白35吨什么概念。全部库房塞满橘子箱，仍然装不下，就连走廊也堆到天花板了。浓烈的柑橘芬芳出卖了经理，因为走在这栋挂“食品店”霓虹招牌的朴素灰色建筑一个街区之外就能闻见。

又过几天，芬芳变成腐臭，经理松了口。接下来的两天，店后门不断涌入各色人等：警察、消防员、卫生防疫站的、区卫生局的、儿科大夫、牙科大夫、奇怪的人、不奇怪的人、穿着讲究但职业不明的人、经理熟人孩子的班主任、经理熟人孩子班主任的熟人、班主任熟人的牙医，以及其他关系户。人人都拎着不透明报纸包，隐约露出稀罕水果的轮廓。

通过这种方式，我估计分发、销售、赠送了大约12吨。

可还有23吨啊！

指示我们把橘子卖给本来就该卖的参战老兵和伤残军人，每人限购5千克——出去半吨。员工每人分5千克——又解决150千克。

卖给普通市民？呸！

新年到来前的几天，腐臭发展成恶臭。橘子是容易坏的商品，橙色变白色，白色变绿色，毛茸茸又黏又腻让人恶心。熟大了的橘子皮开肉绽，汁液流过我脚下，这倒方便，因为我要在走廊拖拽盒子、箱子、罐子和各种油桶，努力在几乎到脚踝的绿色液体上保持平衡。冲洗也没用，因为第二天又会有另一批橘子破溃，温柔的果汁浸润我的胶靴。23吨优质柑橘沦为23吨烂货。

经理下定决心把这堆烂货弄出去！不要3卢布50戈比啦，次品价每千克35戈比。厚颜无耻叫什么“卖糖渍水果”。短短半天即告售罄。

我至今不懂，既然“需要的人”已经都拿到手了，干嘛还扣着货白白糟蹋呢？

再讲个普通食品店怎样捞钱的门路。我提醒大家，那时候酒类要从上午11点才开始卖。可早八点刚开门就有一长串脸色发青、手发抖的市民在果汁饮料区排起队来。他们每人喝一杯果汁、吃一颗糖，两颊红润，愉快地迈步去工厂、工地或什么地方上班。

“这果汁可真神奇！”我天真地想，直到我发现卖果汁的佐伊卡在柜台下藏了一瓶白兰地。七卢布的白兰地，100克卖三卢布，大清早倒出来，确实能创造奇迹！糖是佐伊卡慷慨赠送的下酒小吃。

为什么是白兰地？因为颜色像葡萄汁。她也卖伏特加，但是偷着卖的，只招待十分信任的熟客以免败露。而且伏特加不用瓶装，最穷最倒霉、兜里没几个钱的人花80戈比就能来一杯“阿尔及利亚牌”（一瓶半升要5卢布）。

总之，佐伊卡生活得很愉快，她真心认为这一切小把戏乃是对她劳苦工作和微薄薪水的公正补偿。

女售货员们要拿出来单独讲讲。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对她们的午休谈话印象深刻（我这种怪胎仍记得国营商店午休时间：食品店从13点到14点，百货店14点到15点）。她们切开奶酪和香肠，打发我去附近面包房买新鲜面包（天黑我在那儿卸货）。然后，会拿些其他美味——当然是不花钱的——摆好桌子，电热壶烧上水，整个午休时间就在悠闲的哲学谈话中度过了。

“要是能试试这个就好了！”香肠柜台的售货员喊叫着挥舞一根肝肠，活像野驴尾巴，“是不是啊姑娘们？！”众女士哄堂大笑。性话题总是她们取用不尽的玩笑素材。

她们厌烦顾客，因为顾客打扰她们上班。顾客来来往往，进进出出，要这要那，吹毛求疵，满口怨言。

但如果不这样工作呢？瞧，街对面的啤酒亭偶尔到货，女售货员探出头直截了当询问瞬间排起的长长队伍：
— “稀点儿？少点儿？”
排队的男人们齐声喊道：
— “少点儿！”
其中一位还向我这个天真之人解释说：
— “谁愿意喝掺水的呢？少点没关系，但得有味儿。这样双方都好。”

如今，每当我看见1980年代出生的人发表深刻见解，描述苏联时期一切多么美好，我不仅想笑，甚至想“荷马式的笑”。什么“纯肉”香肠，压根儿没见过。什么人际关系如何如何，恪尽职守怎样怎样……都是些当年并不存在，却随着时间流逝变成怀旧传说的东西。

而当他们开始泪流满面，哀叹现代社会世风日下，我眼前不禁浮现出塔玛尔卡大姐：油渍斑斑的白色工作服紧绷在她鲜红色的毛衣上，头戴硬挺白帽，胖手抓握肝肠（你知道像什么），站在满地烂橘子汁里，象征着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的丰裕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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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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