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役军人、预备役军人、退役人员及其家属优待条例》

第一章.总则

1.本条例为苏联武装力量现役军人、预备役军人、退出现役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规定优惠待遇。
现役军人包括在苏联陆军、海军、边防部队和内务部队服现役的战士、水兵、军士、大士、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及军官；预备役军人是指编入苏联武装力量预备役的公民。

2.国家依据现行法律法规承担现役军人、预备役军人、退役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薪金待遇、物质保障和养老金保障。

3.现役军人、预备役军人或退役人员死亡后，其家属在六个月内仍享受原待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4.现役军人、预备役军人及退役人员凡被法院判处监禁、流放或驱逐的，服刑期间丧失享受优待的权利。同一时期，其家庭成员亦丧失作为上述人员家属应享受的优待。
被判处送往惩戒营的军人及其家庭成员不丧失享受优待的权利。

5.现役军人、预备役军人及退役人员的家庭成员，凡被法院判处监禁、流放或驱逐的，服刑期间丧失其享受特定优待的权利。

6.在任何情况下，当依据本条例规定享受优待人员之权利或合法利益受损害时，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应当主动或根据有关公民和组织的请求，采取必要措施恢复其受损权利并保护其合法利益。

7.依照本规定享受优待权利的人员，可应其本人申请领取国防部签发的规定格式证件。
证件由部队、地方军事管理机关及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签发。
地区、市、市辖区、镇和农村的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如具备签发此类证件的必要材料，亦可签发证件。
国家公证处及未设国家公证处的居民点的市、镇和农村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免费证明上述证件副本的真实性。
在能够根据现有材料提供优待的情况下，即使未出示上述证件，也应当给予相应优待。

8.现役军人、预备役军人、退役人员及家庭成员除享受本规定所列优待之外，同时享受其他法律法规给予的优待，并可在一般条件下享受为相应公民提供的一切优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9.本规定实施细则由国防部及相关部委和主管部门与国防部协商后制定发布。

第二章.税收优待

10.服义务现役的战士、水兵、军士和大士，以及应征参加集训的预备役军人，在部队、机关、军事院校和国防部、边防部队、内务部队所属之企业与组织中因担任编制职务或在教学、考核集训期间领取的薪金，免征所得税。

11.服现役的战士、水兵、军士、大士、陆军准尉和海军准尉与妻子，免征苏联单身、独身和少子女公民税。
在国外服现役的军官与妻子同样免征该税。
军人与妻子所享受的单身、独身和少子女公民税的免征优待，在军人住院治疗和病假期间继续有效，若因病退出现役，则自退役之日起一年内继续有效。

12.集体农庄庄员或非集体农户，若其家庭成员中有人正在服现役，且家中除军人妻子或母亲（育有八岁以下子女） 之外无其他有劳动能力者，该家庭免征农业税。

13.服现役的战士、水兵、军士、大士、陆军准尉和海军准尉及家庭成员，免征建筑物持有者税。（译注：相当于物业税）

14.服现役的战士、水兵、军士、大士、陆军准尉和海军准尉及家庭成员，免征土地税。

15.服义务现役的军人，以及被国防部选派到汽车运输和ДОСААФ（译注：陆海空军志愿后援协会）组织、职业技术学校、公交系统附属学校接受培训的预备役军人，免缴交通规则考试和机动车驾驶技能考试费，并免缴机动车驾驶证的发证费。

第三章.住房优待

16.超期服役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正在服现役的，有权为本人和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从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住房基金中获得与其他公民同等的住房面积。

17.服义务现役的军人，其入伍前占用的住房面积予以保留，不得将其从住房分配排队名单中剔除。服役满三个月后至其退伍返家前，该住房面积可依照各加盟共和国法律规定的方式使用。
义务兵役军人返家后有权重新入住其入伍前占用的住房面积。该军人服现役期间居住在该房屋的人员须在两个星期内腾退。
上述优待可在该军人退出现役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

18.从预备役中征召服现役二至三年的军官及家庭，为其在整个服现役期间保留入伍前占用的住房面积，并且不得将其从住房分配排队名单中剔除。
上述军官退出现役后，比照其他公民相同条件提供住房。
对于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超期服役军人，在其以陆军准尉、海军准尉或超期服役军人身份服现役的最初五年内，保留其入伍前占用的住房面积。

19.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因健康状况、年龄或编制裁减原因被转入预备役或退役者，由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优先提供住房（无论住房属于哪个部门，但苏联国防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队的住房除外），不得迟于其抵达所选定居住地之日起三个月，其选择的居住地应符合现行户籍登记制度。
同时，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和海军准尉依照上述程序获得住房的条件是，服现役时间不少于二十个日历年。

20.若军人（义务役除外）被派往专修班、学习中心、训练营、长期出差或实习，所占用的住房面积在其临时离岗期间予以保留。
本条款不适用于在此期间不保留其原编制职务的军人。

21.正在服现役军人的家庭，以及在保卫苏联或履行其他军事职责时死亡或失踪军人的家庭，不得在尚未提供另外住房的情况下通过司法程序将其从现居住的住房中迁出。

22.对于被派往国外、远北地区和相当于远北地区服现役的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军官及家庭，其原居住地的住房面积在他们驻扎在上述地区期间予以封存（保留）。
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的立法可以规定保留住房面积的其他情形。

23.高级和最高级军官服役满二十五年及以上并退出现役的，有权继续占有其本人和家庭居住的住房面积。
高级或最高级军官死亡后，家庭成员保留其在常住地占用的住房面积。
（译注：“高级军官”指少校至上校，“最高级军官”指少将至上将/元帅）

24.已废除（俄罗斯联邦政府1996年7月12日第790号决议修订）

25.服义务现役军人的家庭，如果家庭成员中无人有独立收入，按现行法律规定的最低住房租金标准缴纳其占用居住面积的费用。

26.已废除（俄罗斯联邦政府1996年7月12日第790号决议修订）

27.具有上校军衔、相当于上校军衔或更高军衔的军官，无论服现役、已转入预备役或退役，以及各独立建制部队指挥员和军事院校中教授专门军事和军事政治课程的教师，有权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获得额外房间或额外居住面积。

28.服役不少于二十五个日历年的高级和最高级军官，以及服役不少于二十五年并因健康状况、年龄或编制裁减原因转入预备役或退役的军官，可依照各加盟共和国法定程序获得建设个人住房的土地。
对因健康状况、年龄或编制裁减原因转入预备役或退役的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依照现行法律规定领取建设个人住房现金贷款。
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应协助上述军人领取划拨的土地、使用军人自有资金建设个人住宅，并按国家价格供应建筑材料。

29.在国外、远北地区或相当于远北地区，以及在大型居民点之外的独立军事城镇服现役的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有权在其自行选择的城市和居民点参加住房建设合作社。
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应优先保障已达到《苏联普遍兵役法》规定的现役年龄上限，或距离该上限不超过三年的军人参加住房建设合作社。
军人参加住房建设合作社所需的文件，由国防部依照规定程序向其发放。
为解决军人参加住房建设合作社的问题，不要求其在合作社所在地办理户籍登记，也不要求其亲自前往合作社所在地。对于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列宁格勒市、基辅市、明斯克市以及疗养区，上述军人可以按相同条件参加住房建设合作社，但须依照现行法律办理户籍登记。

第四章.卫生保健优待

30.现役军人和被征召参加集训的预备役军人，在军队医疗机构中享有包括药品供应在内的各类医疗服务。
若当地没有相应的军队医疗机构，或此类机构缺乏相应科室或专用设备，现役军人和被征召参加集训的预备役军人可以在民间医疗机构获得包括药品供应在内的各类医疗服务（包括隶属于苏联卫生部、各加盟共和国及自治共和国卫生部、其他部门和机关或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医疗机构），就医条件与其他公民等同。

31.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在国防部所属疗养院（军队医院疗养科）和休养所接受疗养治疗，个人支付费用的25%。
对在医院治疗后转入疗养院或休养所继续康复的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免费提供疗养券。
义务役和超期服役的战士、水兵、军士和大士，免费入住疗养院和休养所。
病员的医学遴选和转送疗养治疗的程序由国防部规定。
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在国防部所属旅游基地休养，支付费用的25%。

32.军人（正在服义务现役的除外）未能在国防部所属疗养院和休养所获得疗养治疗的情况下，有权自费在民间疗养机构接受同类治疗，费用按本规定第31条确定的优惠比例支付。

33.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的家庭成员在国防部所属疗养院（军队医院疗养科）和休养所接受疗养治疗时，个人支付费用的50%。对上述军人家庭成员的疗养治疗在分配的名额范围内予以保障。

34.因年龄或疾病转入预备役或退役，且服役满二十五年及以上（按优待计算）的高级军官，保留其本人及家庭成员在军队医疗机构接受医疗服务的权利，其中确有需要者还保留在国防部所属疗养院和休养所接受疗养治疗的权利。此项权利同样适用于因编制裁减或健康状况转入预备役的、军衔为上校或相当于上校、服役满二十五年（按优待计算）且转入预备役当日已满四十五周岁的军官及家庭成员。
因年龄、疾病、编制裁减或健康状况转入预备役或退役的最高级军官，无论服役年限和年龄，均保留其本人及家庭成员在军队医疗机构接受医疗服务的权利，其中确有需要者还保留在国防部所属疗养院和休养所接受疗养治疗的权利。
上述转入预备役或退役的高级和最高级军官，在国防部所属旅游基地休养，本人支付费用的25%，家庭成员支付50%。

35.军人家庭成员（服义务现役军人家庭除外）无法在民间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医疗服务的情况下，可在相应的军队医疗机构获得与军人同等条件的各类医疗服务。

36.军人家庭成员（服义务现役军人家庭除外）有权自费在民间疗养机构接受疗养治疗，费用比照为工人和职员家庭成员规定的最优待标准执行。

37.退休军人及家庭成员在民间医疗卫生机构和各加盟共和国社会保障部门所属机构，比照工人和职员退休者及家庭成员相同的程序和条件，享受包括医疗和假肢在内的各类服务。

第五章.教育优待

38.在教学机构学习期间被征召服现役的人员，转入预备役时有权返回原学校就读入伍前所在年级，并自恢复学业之日起至下一次考试结束前领取助学金。

39.退出现役军人根据现行法律在报考高等院校时享有优先权。

40.因健康状况、年龄或编制裁减原因退出现役的军官，免试录取进入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
具有未完成或已完成的高等军事教育者，可进入高等院校一年级或更高年级；
已完成普通中学教育者，可进入高等院校预科班学习，并发给助学金；
完成中等军事教育者，可进入中等专业学校一年级或更高年级；
受教育程度不低于八年级者，可进入中等专业学校一年级。
上述人员的录取名额不计入对应高等院校或中等专业学校既定招生计划，全年随时录取。
全日制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及高等院校预科班学员，若录取的是无权领取养老金的退役军官，凡成绩合格者可领取助学金。

41.退出现役且具有完整中等教育学历的军人，可持部队指挥机关的介绍信，或工业企业、建设单位、交通和通信组织、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负责人的介绍信，或党、共青团和工会组织的介绍信，进入高等院校预科班学习。

42.工业企业、建设单位、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可从其职工中选拔人员保送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或高等院校预科班学习，并由上述单位支付助学金，其服义务役的时间计入实际工龄。

43.退出现役的军人报考职业技术学校和参加相应职业培训课程时，享受优先录取。
上述人员在学习期间根据现行法律领取助学金。

44.已转入预备役或退役的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的子女，有权在其居住地不受限制进入初级学校、八年制和普通中学就读。

45.因驻地调动从国外或从苏联偏远地区迁入的军人子女，如在学年第四季度迁至新居住地的，有权在8月20日至9月1日期间于普通教育学校参加转学或毕业考试。

46.丈夫被征召服现役的，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应在军人妻子提出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安排其子女进入现有托儿所、幼儿园，无论这些学前机构隶属哪个部门。

47.现役军人子女失去母亲的，以及这些军人的未成年弟妹失去父母照料的，应优先安置进入儿童之家、孤儿院、寄宿学校之类相应机构。

第六章.交通优待

48.依照本条例第六章规定的且由国防部拨款支付费用的铁路、水运、公路和航空运输，应依据军事运输之规定进行。

49.已废除（俄罗斯联邦政府1994年7月6日第806号决议修订）

50.被征召服现役，被编入超期服役或以陆军准尉、海军准尉身份服现役，或被指定在军官岗位服现役的人员，以及被征召参加集训、指定进行预防性、门诊或临床观察的预备役军人，国防部承担其下列行程的交通费用：
自居住地前往征兵委员会所在地并返回居住地（如未被录取服现役或未被征召参加集训）；
被录取服现役后，为办理个人事务获准休假时，自征兵委员会所在地返回居住地并再次返回征兵委员会所在地；
根据地方军事管理部门的指示，前往医疗机构进行复查、治疗和预防性、门诊或临床观察及返回；
前往服役地或集训地；
服现役或集训结束后返回居住地。

51.被组织报考军事院校的人员，由国防部负担其自居住地前往军事院校所在地，或前往招生委员会或军事体检（飞行体检）委员会所在地的交通费用。
若上述人员未被军事院校录取，国防部同样负担其返程交通费用。

52.已废除（俄罗斯联邦政府1994年7月6日第806号决议修订）

53.服义务现役的军人休假（离队）期间，有权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工具（有轨电车、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地铁、水上航运），但有组织的集体出行（以分队、班组形式）除外。

54.军事院校的学员、苏沃洛夫陆军学校学员和纳希莫夫海军学校学员，单次事假（每学年不超过一次）、因病休假及返程之交通费用由国防部承担。

55.已废除（俄罗斯联邦政府1994年7月6日第806号决议修订）

56.已废除（俄罗斯联邦政府1994年7月6日第806号决议修订）

57.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因任命、调任、调动或因公出差超过六个月需要搬家，或者因部队驻地变更而与其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前往新的服役地点、长期出差地点或部队新驻地时，国防部承担其交通费用。
上述军人的家庭成员如原先与其分开居住，在上述情况下为了共同生活而从原居住地前往军人服役地或期限超过六个月的出差地点时，国防部同样承担交通费用。
服义务役和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预备役军官，在被确定为超期服役、以陆军准尉或海军准尉身份服现役、继续超期服役、预备役军官被征召或自愿服现役，其家庭成员需前往服役地共同居住时，国防部同样承担交通费用。
此项优待仅限前往每个特定服役地点或出差地点时使用一次。

58.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的家庭成员前往医疗机构治疗，或凭军队医疗机构签发的疗养券前往疗养院和休养所时，国防部承担往返交通费用。
上述军人家庭成员中的一人，每年凭国防部所属旅游基地发放的休假凭证（支付50%费用）往返一次，以及当年与军人同行（或单独）往返自愿休假地，也可享受同等优待，前提是该军人上一年度未使用军用运输凭证（或相应经费）进行年度休假。（1985年12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1213号决议修订）

59.如军事医疗委员会认定军人或家庭成员因病休假、前往医疗机构或疗养机构时需要人员陪同，国防部承担该陪同人员的往返交通费用。

60.军人（义务现役除外）患重病，家庭成员中的一人自其居住地前往患者所在地并返回，国防部承担交通费用。
此项优待仅限该军人患病期间使用一次。

61.已失效（俄罗斯联邦政府1992年6月29日第444号决议修订）

62.已废除（俄罗斯联邦政府1994年7月6日第806号决议修订）

63.军人死亡，家庭成员（不超过三人）往返安葬地点及迁往择定的新居住地点（自军人死亡之日起六个月内），国防部承担交通费用。
已故（牺牲）军人由国防部出资安葬在其最后服役地点。在特殊情况下，和平时期因履行军人（公民）职责时牺牲，或因普通疾病死亡的军人，其遗体运往其他安葬地点（包括迁葬）的事项可由军区（部队集群、舰队）司令或内务部队司令决定。

64.已失效（俄罗斯联邦政府1992年6月29日第444号决议修订）

65.中校和相当于中校的，以及更高军衔的军官，在本章所规定的情况下有权乘坐快速列车和普通客运列车之软卧车厢。上述军人的家庭成员，在这些军人因任命、调任和调动、执行超过六个月的公务出差、转入预备役或退役与其共同出行时，享受同等权利。
其他军人、家庭成员和陪同病人的人员，仅在前往医疗机构治疗或疗养机构康复时，且经军事医学委员会认定无法乘坐硬卧车厢的情况下，方可乘坐快速列车和普通客运列车之软卧车厢。
对其他所有由国防部经费负担乘坐铁路、海运、水运、公路或航空交通的人员，其是否享有在相应舒适条件下乘车（乘船、乘机）的权利，由国防部长或第一副部长决定。

66.军人及家庭成员在本章未规定的其他情况下，根据国防部长、第一副部长或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的指示，也可由国防部承担交通费用。

第七章.邮政优待

67.部队免费寄出义务现役战士、水兵、军士和大士的信件。寄往义务现役战士、水兵、军士和大士服役地点的信件同样免费投递。

68.被征召服现役的公民，其自有衣物由部队通过免费邮政包裹寄送至指定地址。

69.寄给义务现役战士、水兵、军士和大士的邮政包裹，转寄和退回不收费。

第八章.货币补助

70.对于因履行公务导致重病、外伤、内伤、残疾或严重疲劳过度的军人，可以由国防部拨付用于治疗和恢复健康的货币补助。
补助的数额及发放办法由国防部规定。

71.在家庭主要成员服现役期间，战士、水兵、军士和大士的子女依照现行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标准享受并领取补助。
此项补助同样适用于被征召参加集训的预备役战士、水兵、军士、大士、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及预备役军官的、在其父母参加集训时暂无工作的子女。

第九章.劳动和社会保障优待

72.被征召服现役、被编入超期服役、以陆军准尉和海军准尉身份服现役，或者被录取进入军事院校，或被编入现役并担任军官职务的工人、职员、集体农庄庄员，以及领取助学金的高等院校大学生和中等专业学校、职业学校学生，依照现行法律规定的程序领取离职补助。
获准参加军事院校入学考试的人员，在前往考试、参加考试及往返旅途期间享受带薪休假，保留原岗位和平均工资。

73.被征召参加集训或参加指挥员培训的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在集训（指挥员培训）期间包括往返部队旅途期间，保留原本职务（岗位），由其工作单位支付平均工资。
自收到征召集训通知之日起至集训（指挥员培训）结束返回之前，上述人员不得被解雇，但企业、机关或组织完全解散撤销的除外。
若预备役人员所在的企业、机关或组织被完全解散撤销，应由被撤销企业、机关、组织或其继承单位，或者由其撤销前隶属的部门、国家委员会或主管机关支付该人员在集训（指挥员培训）期间应得的工资及其他物质保障。
如预备役人员在集训（指挥员培训）期间患病，且在集训（指挥员培训）结束后仍未康复，按规定保留其工作岗位和职务，自集训（指挥员培训）结束之日起，依据现行法律规定，按照临时丧失工作能力津贴标准支付此期间工资。
由军事委员会安排接受预防性、门诊或临床观察的预备役人员，在其停留医疗机构的整个期间，保留岗位、学籍、所任职务及平均工资（助学金）。

74.被征召（录用、确定）服现役，但随后转入预备役或退役的工人、职员（临时工和季节工除外）及集体农庄庄员，若自其被征召（录用、确定）服现役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不包括往返居住地所需的旅行时间），有权返回原工作单位（原职务）。
再次被征召时，离职补助按一般规定发放。
被征召服现役人员返回原单位的情况下，企业、机关或组织的行政部门有权解除与代替该人员而聘用的工人或职员的劳动合同，并向后者支付相当于两周平均工资的离职补助。

75.被征召服现役且在最后一次领取工资之日已有权享受生育补助金的工人和职员，子女在该日之后九个月内出生的，服现役期间仍保留该项权利。
被征召服现役的工人或职员死亡，或其家庭成员死亡的，如自其最后一次领取工资之日起不超过一个月，发放丧葬补助。
上述补助的核定和发放，依照规定程序由工人或职员被征召服现役之前的工作单位负责办理。

76.公民在苏联武装力量服现役的时间，依照现行法律规定计入总工龄、连续工龄及专业工龄。
具有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学历的青年专业人员，应征加入苏联武装力量的，其服役时间也计入毕业后的强制工作年限。

77.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不超过一个月内为丈夫被征召服现役的妇女安排工作。

78.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及企业、机关、组织、集体农庄和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不超过一个月内，考虑其专业技能，为已转入预备役或退役的现役和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和军官安排工作。
在被征召服现役前曾在企业、机关或组织工作的人员，保留在上述条件下返回原企业、机关或组织工作的权利。其中，从预备役被征召服现役二至三年的军官，应获得不低于其入伍前所任职务的岗位。

79.当裁减人员编制或工作人员数量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转入预备役或退役的超期服役军人、陆军准尉、海军准尉及军官工人和职员，享有优先留任的权利。
曾为上述军人的工人和职员仅可在其退出现役后首次就职的固定岗位上享受此项优待。

80.已退出现役并与企业、建筑工地、组织和集体农庄签订劳动合同，或者通过有组织招工方式及迁居时被安置工作的军人，依照现行法律规定享受额外优待。

81.已退出现役并在远北地区和相当于远北地区就业的军人，可依据现行法律享受在该区域工作的相关优待。

决议批准
苏联部长会议
1981.02.17 №193

（译注：俄罗斯联邦政府2012年1月31日宣布本《条例》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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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代的乌克兰，5月22日被视为“敏感日”，因为异议人士自从1960年初开始聚集在基辅的塔拉斯·舍甫琴科纪念碑前，克格勃派员干预。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项“活动”实际源于更早的革命前。

塔拉斯·舍甫琴科坟墓1861年5月22日在卡尼夫落成之后，不断有仰慕者前来凭吊。这位“科勃扎歌手”最初下葬圣彼得堡，如今终于安息故土，就在第聂伯河畔他曾梦想定居的高岸上。作家尼古拉·列斯科夫1882年夏季造访卡尼夫的“塔拉索夫山”，亲眼见证：“坟墓一直有人拜谒，而它之所以严重倾圮正是因为未被遗忘”。两年后人们在坟墓竖立铸铁十字架，大约同一时期又建成小型博物馆——塔拉斯小屋（作家兼翻译奥列克萨·科别茨回忆“屋内两侧靠墙放着盖花布的长凳，墙上挂毛巾，其间高悬诗人肖像”）。博物馆设有访客留言簿，1901年第一本留言簿全写满了，启用第二本。

然而人们在迁葬纪念日集体扫墓这一传统是杰出作曲家米科拉·李森科1909年倡议的，当时他约朋友一起坐小轮船前往。有趣的是，1861年5月22日他作为护送人员之一乘坐同一条船陪伴塔拉斯·舍甫琴科的灵柩从基辅行至卡尼夫。从此每年5月22日总有许多基辅市民搭船造访塔拉斯山，1914年塔拉斯·舍甫琴科诞辰一百周年，凭吊者激增，之后几天亦然。翻看保存至今的留言簿，仅1914年5月25日这天就写了满满六页。

岁月流转，在纪念舍甫琴科的日子里人群络绎不绝。奥列克萨·科别茨说：每年五月底“在塔拉斯·舍甫琴科墓前举行一次无预告、无召集但规模必定宏大的集会活动，参加人数可达五千、六千甚至万人”。到了所谓“第一次独立”时期，1918年6月10日帕夫洛·斯科罗帕茨基政府宣布舍甫琴科坟墓为国家财产。

苏联建立后，五月末从基辅乘船去祭扫舍甫琴科墓的传统得以延续下来。出发日期未必是22日，有时会选在最接近这天的周末，但目的无疑是纪念迁葬。基辅市民前往卡尼夫规模最大的一次出行发生在1923年5月，因为这年墓顶的旧十字架被雕塑家卡列尼克·捷列先科创作的半身纪念像取代。布尔什维克政府并未阻止，人民委员会反而于同年决定在塔拉斯山建立科学教育保护区，六年后又特地为远道而来的访客修建了两层小旅馆。1939年诗人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墓地最终形成了今日面貌：高基座上矗立的青铜纪念碑，以及文学纪念博物馆。

纳粹占领时期卡尼夫扫墓被中断了，人民在乌克兰境内移动必须持通行证，何况根本不允许随便进入塔拉斯山——因为有德国兵营。1944年5月，当这座城市重新回归苏联版图之后，大批群众参加了当局举办的官方祭扫活动，并以乌克兰人民的名义敬献花圈。战后从基辅去卡尼夫的旅行一直持续到1950年，如果5月22日天气不好就改在6月20日（塔拉斯山纪念碑揭幕纪念日）。谁知1951年这项传统活动被强行阻止：斯大林政权已经与“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斗争了多年，在当局看来，拜访舍甫琴科墓显然属于民族主义表现。

随着赫鲁晓夫“解冻”，国内形势趋于宽松，似乎许多事情现在被允许做了。1963年5月22日一群舍甫琴科崇拜者首次自发聚集在基辅大学对面的舍甫琴科纪念碑前，他们既不是区委组织的，也不是应付公差，诚心诚意敬献花圈、唱诗人的诗歌。克格勃未加阻挠，但事后得知一直在秘密监视，把这次“自发活动”记录在案。随后两年即1964和1965年，国安部门继续只监视不干预。

1965年夏秋成为转折点。那时尼基塔·赫鲁晓夫已经被克里姆林宫政变推翻，乌克兰各地掀起了逮捕本土知识分子的浪潮。9月4日在谢尔盖·帕拉扎诺夫导演《被遗忘的祖先之影》首映式上，伊万·久巴、瓦西里·斯图斯和维亚切斯拉夫·切尔诺维尔发表了标志性的抗议宣言。1966年克格勃关于5月22日集会活动报告的语气明显改变，文件不再使用抽象的“个别知识分子和青年代表”，开始列出具体姓名如：“И.斯维特利奇内、演员Т.齐姆巴尔、医生Э.比尼亚舍夫斯基、工程师В.罗布科、退休者Д.波尔洪、Н.斯维特利奇娜、Н.普拉霍特纽克”。

1967年当局不再袖手旁观。5月22日傍晚纪念碑前“聚集约二百人朗诵、唱歌”，虽然报告承认“他们并无任何敌对言行”，但“22时15分警察部门试图制止正在进行的活动”，理由是扰乱社会秩序，因为22时后禁止在公共场所唱歌、喧哗。结果“五人被拘留押送警局，引起在场者愤怒。集会组织者之一Н.普拉霍特纽克号召了约一百人，23:00前往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意图在那里停留至清晨并要求释放被拘留者。经过解释工作，释放被拘留者之后，聚集在大楼前的人群散去”。此事没完。集会者次日起草抗议信（约五十个签名），寄给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乌克兰政府，还寄给当时正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并以传真电报的形式将事件经过告知大会代表德米特罗·帕夫利奇科、伊万·德拉奇和奥列西·洪恰尔，顺便给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著名月刊《新世界》投了稿。

此事仍没完。5月28日一群青年前往塔拉斯山，在博物馆留言簿留下二十六个签名，控诉有人禁止他们唱诗人的诗歌，甚至不允许他们说母语。很难讲这些信件和电报产生了什么效果，但正是在1967年，5月22日在当局眼中变成了“民族主义”象征，舍甫琴科纪念碑前的“集会”被定性为“反苏”。

1968年局势更加紧张。早在3月28日基辅街头就出现张贴传单，呼吁大家5月22日到舍甫琴科纪念碑参加两小时集会，随后八人一队有序前往基辅大学红楼喊口号。所以这已经不是“诗歌演唱会”，升级为了大规模抗议。克格勃将活动发起者（约三十人）置于“业务监视之下”。政府则采取了出乎意料的应对办法：紧急设立“基辅之春”文艺周，提出口号“兄弟民族友谊长存”。文艺周内容是在纪念碑附近安排基辅市、基辅州众多业余团体表演，时间覆盖5月22日及其前后几天。于是舍甫琴科纪念碑周边区域就被唱歌跳舞的“占据”了。据说用官方活动排挤抗议活动这一招是乌克兰国安委第一副主席鲍利斯·舒尔任科想出来的。

大学生们试图在纪念碑前自行其是对抗“基辅之春”，然而正如克格勃文件记载：“采取措施予以成功阻止”。1969年当局故技重施，再次组织政府汇演和国安力量削弱“民族主义者”的声音。但第三届“基辅之春”哑火了——乌克兰国安委主席维塔利·费多尔丘克呈送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和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的报告写道：“1970年5月22日，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士，包括自发组成的‘戈明’合唱团成员，以合唱形式对抗政府汇演。一百人的团体自20时开始与政府汇演同步演唱乌克兰仪式歌曲，持续三个小时，并在政府汇演结束后继续唱到5月23日凌晨1时”。

政府汇演23时结束，“极端主义倾向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举行了他们自己的持续近三小时的集会。发言者朗诵叶夫根·普卢日尼克、瓦西里·西蒙年科的诗篇及自己的作品，演唱了《遗嘱》《我的思绪……》《收割者在山岗收割》等乌克兰歌曲。1971年当局第一次明确打预防针：“基辅各高等院校提醒学生5月22日23时以后不宜出现在舍甫琴科纪念碑附近，引发了部分青年人的好奇心”。5月22日上午10时，克格勃在诗人纪念碑处“建立业务监视”，但未发生任何出格事件。临近傍晚，叶夫根·斯韦尔斯秋克（译注：作家、哲学家、异议人士）和伊万·贡恰尔（译注：雕塑家、画家）现身，默默献花后离去。18时15分“基辅之春”汇演开始：作家П.沃龙科、Г.多涅茨、С.奥利伊尼克和Н.普里霍季科发表激情洋溢讲话，“随后基辅市创作集体和业余文艺团体演出”。

此后，克格勃研判已不适合在塔拉斯·舍甫琴科纪念碑前继续“基辅之春”文艺周。根据基辅州委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齐布利科的倡议，1973年改为举办“全联盟艺术节”。

1972-1973年进行了多次大规模逮捕，乌克兰国安委主席维塔利·费多尔丘克1974年5月21日报告乌共中央：“1972-1973年间党的机关、社会组织、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安委及基辅州和切尔卡瑟州国安局，针对最活跃的集会参与者（包括业务考察对象）采取的预防性措施，显著降低了他们的积极性。1973年几乎没有此类集会，目前也未收到其筹备集会的任何材料”。但这不代表完全沉寂，人们仍然来到纪念碑前献花、诵诗，用这种方式多多少少表达对于压制的不满。

就连费多尔丘克本人也明白，尽管“已采取措施”，5月22日的集会仍将年年重复。他在报告中继续写道：“不能排除那些未逮捕的……他们的同伙及其他具有反苏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士，可能再次于今年5月22日在基辅或卡尼夫的Т.Г.舍甫琴科纪念碑前聚集并煽动反社会情绪”。总之，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5月22日都被视为不宜进入舍甫琴科公园的“敏感日子”，甚至白天亦如此！曾有大学教授上完课走习惯路线从黄楼途经公园去红楼，险些开除党籍（等于丢掉教职），最后挨了“政治目光短浅”的严重警告过关。类似故事屡见不鲜。如果是学生，当天走这条道很可能被大学撵回家。

于是这一天的公园异常冷清，平日总被带小孩老奶奶和下棋爱好者占据的长椅空无一人。克格勃还采取措施，避免通过“国际旅行社”渠道来苏联的外国游客在舍甫琴科纪念日期间出现在基辅。维塔利·费多尔丘克1974年的报告称：“预计到5月22日将有二百六十名资本主义国家游客抵达共和国，其中约一百人系美国和加拿大的乌克兰裔外国人。部分人可能成为5月22日敌对表现的煽动者和参与者。鉴于此，正采取措施尽可能调整外国人在基辅市的停留时间”。

到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国安机关终于停止监视舍甫琴科公园，也不再阻挠纪念诗人迁葬周年的集会。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国家元首和来访的外国贵宾都会尊重传统向纪念碑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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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一万余字，阅读时间一小时）

▢ 玛丽亚·罗玛欣娜

自从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俄罗斯走上了民主发展之路。那么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怎样设想21世纪国家发展呢？本文将探讨1983年安德罗波夫时代编写、仅供内部使用的《苏联1986—2005年科学技术进步综合规划》中的预测，并尽可能将其与2005年俄罗斯实际达成的指标进行比较。

苏联经济发展综合规划由三部分组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社会问题、提高人民福祉与文化发展》和《人口、劳动力资源与劳动保护》，其中详细分析了1983年全国社会经济生活指标。这份规划由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和ГКНТ（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下属的职能委员会制定，参与编写工作的主要单位有：苏联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下属之全苏系统分析科研所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文件不是在印刷厂出版，而是打字件复印的。由于该规划并非面向公众（不同于每年公开发行的国民经济统计汇编），因此可以说其中数据最接近当时国内真实情况。苏联1990年之前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主要方向已在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获得批准，优先任务是：进一步提高人民福祉、巩固国家经济、提升劳动人口积极性，进而增加物质与劳动力资源。

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与任务

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在于满足苏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解决提高人民福祉和社会发展的问题。政府为自己设定了以下任务：
— 建立无阶级社会结构，消除居民群体之间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差异；
— 持续提高人民需求满足程度和福祉水平；
— 在发展基本生活领域的基础上，创造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 巩固苏联社会的思想政治统一，完善道德教育体系，培养共产主义道德。

经济学区分两种再生产类型：粗放型再生产依靠增加额外资源实现扩张，不改变技术基础；集约型再生产则相反，它依靠提升技术与工艺基础的品质来增加生产规模。由于资源有限，从长远考虑，苏联经济的发展将力求向集约型再生产方式转变。

劳动力资源

截至1981年1月1日统计数据显示苏联人口2亿6660万，其中1亿3920万生活在РСФСР。苏联经济学家计划逐步降低劳动人口比例——部分通过减少就业妇女人数实现，这样做预计将提高出生率并延长育儿假期。若将1976-1980年劳动人口的绝对增长量视为100%，那么1981-1985年为30%、1986-1990年为28%、1991-1995年为28%、1996、2000年为61%，2001-2005年为64%。

1980年全国就业人口总数1亿3150万，其中74.4%从事物质生产，25.6%在非生产领域就业。在粗放型发展方案中，计划将物质生产领域的就业人数从1980年的9780万增加到1990年的1亿人，并一直维持这一水平。第二种方案则是，物质生产就业人数在1985年增加到9950万人后，逐步降至1995年的9710万，2005年进一步降至9240万人。根据集约型方案，非生产领域劳动者比例的显著提高应当通过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加快增长来实现，同时扩大退休人口参与社会劳动的规模。

苏联经济学家长远预期劳动力短缺将会加剧，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农业劳动力进一步释放。尽管苏联农业就业人口比例总体上高于其他经济发达国家数倍，但许多农业企业，特别是苏联非黑土地区的农场面临劳动力不足，尤其缺少机械操作人员。根据第一种方案，农业就业人数应从1980年的2700万减少到1990年的2510万，并在2005年进一步降至2180万人。而根据集约型方案，依靠生产过程全面机械化加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导致农业劳动力以更快速度被释放，按照这一方案，农业就业人数应在1990年减少至2470万、2005年减少至1830万，约占苏联总人口的7%。

1980年工业职工数占全国总人口的13%，预计这一比例未来将保持稳定或略微增加。查看俄联邦国家统计局2004年数据，总人口1亿4280万人中农业人口占5%，工业人口占10%。这种下降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苏联解体之后，大型工业区顿巴斯和农业人口为主的加盟共和国（中亚）都已分离出去。

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改进生产技术。由于苏联经济最初是以快速增加就业人口为目标，因此需要在新的劳动力资源形成条件下针对经济进行根本性调整，这就要求研发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和工艺并将其引入生产取代旧技术。新技术和工艺首先应当确保总体减少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数量，尤其是低技能和重体力劳动者。1980年代初物质生产领域从事体力劳动者逾5000万，其中约55%为工业工人，约65%为建筑工人。减少手工劳动的主要方向是：起重运输和仓储作业（1980年代初约900万人）的机械化、装配作业（约800万人）的机械化。

增加劳动力资源使用效率的另一种方法是提高劳动密度、减少工作时间损失。规划编制者认为，为此需要尽可能激发工人对生产成果的兴趣，完善工资制度及物质和精神奖励体系。减少工作时间损失首先应通过消除旷工和未经批准的缺勤来实现。若能减少因病缺勤，将释放出大量的时间储备。然而，所有这些措施都需要对基层劳动组织进行重大调整，保障和支持生产及公共服务领域劳动者的劳动制度。

1983年对各工业企业的分析表明，仅班次内停工就浪费了15–20%的工作时间，因此减少或彻底消除这类停工现象将显著提高劳动密度。两点一线式通勤和轮班制也是经济效益显著的就业形式。今天我们正好能观察到这些方式的普及，外埠（译注：指首都以外的地方）无法为所有居民提供薪酬优渥的岗位，所以许多人选择到大城市或北方地区以轮班方式工作。

因此，根据综合发展规划，预期将通过技术改造苏联国民经济固定资产、提高劳动密度、减少工时浪费、改善劳动组织以及扩大跨地区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来实现既定任务。

专业人才培养

在制定教育和人才培养领域的规划之际，存在以下问题：
— 保持不同类别劳动者（熟练工人、中等专科和受过高等教育专业人员）数量之间的合理比例，以便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
— 在教育体系中实现人才培养形式（教育机构类型、学习形式）与专业化方向（知识领域和水平）上的平衡。

预计这些问题仍将长期存在。同时，就业人口未完成中等教育的比例呈下降趋势（1960年为26%，1990年为16%，2000年为8%，2005年为5%）。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2004年底俄罗斯就业人口具有基础中等教育（九年级）的比例为6.2%，具有完整中等教育（十一年级）的比例为22.6%。还应逐步消除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水平和品质上的显著差异，缩小普通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毕业生培养效果上的差距，改善各地区专业人才的保障情况，使人才培养中心尽可能靠近其未来就业地点。再就是：职业指导体系发展薄弱，学生对学习成果兴趣不大。

在远景时期，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职业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应当以超快速度发展。在扩大职校网络的同时，有必要改善其物质基础，加强合格师资的配备，优化职校在全国范围内的布局，更加充分地考虑国民经济非生产领域对相应资质劳动者的需求，加强职校与生产的联系。展望未来，苏联经济学家计划在每一个新建的或已有的大型企业（雇员两千人以上）附近建立一所基础职业技术学校，从而解决全体青年工人均能在固定学校深造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有将职校和技校毕业生按具体岗位分配而非仅按企业分配的实践经验。

对中等专科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必须通过加速发展技术学院来满足，这些学院需要从十年级毕业生中招生。在科学技术进步成果加速应用于国民经济的条件下，早在制定规划时人们已认识到，劳动者获得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已不够以满足其终生需求。在远景时期，建立灵活的劳动者再培训和技能提升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必须加强实习与改行培训制度的作用，扩大并常态化学术休假。当然，1980年代初的规划制定者无法预见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使得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数十倍。21世纪职业需求不断变化，每年都有新专业出现，而教育体系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所以，苏联时期指出的问题不仅没解决，反倒更加严重。

投资资源

在1970年代，投资活动由于多种原因开始放缓。资本投资规模从“九五”计划时期的142%下降到“十五”时期的129%，初级投资资源（木材、合成树脂、塑料等）的再生产受到更大限制。与此同时，机械制造业和建筑业尚未做好应用先进结构材料的准备，导致使用这些材料能够带来的节约效果无法充分体现。与“九五”计划相比，生产能力的投入动态下降了近10%，而“九五”和“十五”期间投入产能的资本密集度和资金密集度增长了30-50%。

机械制造业未能实现国民经济要求的结构性转变——首先是手工劳动机械化、农工综合体的加速发展、化学工业的提升及出口潜力的扩大。机械制造业和冶金业产品的品质与技术水平无法满足国民经济需求，这导致设备进口量急剧增加。与此同时，投资资源被浪费在制造性能过剩的设备上（例如盲目追求通用性、追求突破世界纪录），这些性能在企业实际生产中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工程建设周期超标2.6倍，导致新设备和建设项目在投入生产前已经落后过时。

初级投资资源的短缺，尤其金属不足，导致黑色冶金工业发展严重滞后。建筑安装工程和机械制造业的滞后导致进口比重上升、推高设备价格，从而降低了资本投资效益。

“十五”期间冶金、动力、钻井、压缩泵设备进口大幅增加，海外采购的金属加工设备、半自动化生产线及其他各类机械设备也有所增长。进口剧增显著加重了原材料工业的负担——包括燃料能源综合体。石油加工、化学、造纸工业及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等领域开始更多地采用进口设备。

为克服投资活动中的这些不利趋势，在远景时期，政府计划消除初级结构材料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失衡，减缓新增产能的资本密集度和资金密集度增长，加快固定资产更新换代，并提高国产设备的技术水平。

资本密集度和资金密集度增长的原因包括：设备和建筑材料成本上涨、建设规模扩大、建设活动向北方地区和地震带转移。在远景时期，通过降低国产设备单位产能成本、开发更可靠的机械和设备型号、减少昂贵设备进口，以及更合理地利用现有生产设备，有望放缓增长速度。

能源资源

1980年代苏联燃料能源综合体进入了传统燃料生产放缓阶段，导致燃料能源资源整体产量下降。1951-1970年燃料能源资源(ТЭР) 年均增长率7.2%，1971-1980年5.1%，而根据行业预测材料，1981-2000年增长率不会高于2.5%。这种趋势是燃料能源行业生产资本密集度持续增长的结果。

1961-1980年间燃料能源资源(ТЭР)分配情况如下：用于满足国内非燃料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的ТЭР比例下降，而出口资源的比例上升。在此期间，燃料和能源出口量增长了5.4倍，其占燃料能源资源总产量的比重上升8%，最终超过16%。国内石油燃料的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巨大差距：1961-1980年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平均占原油开采量的26%。

燃料和能源出口份额的增长趋势，无论是在其分配结构中还是在出口总量中，都是在苏联经济拥有丰富的燃料能源资源及能源行业成本效益高的条件下形成的。1961-1980二十年间，这些行业的产品在苏联出口中的份额增长了2.9倍，达到出口总量的46.9%。

苏联经济的一大特点是生产过程的高能耗，这很容易用其高材料消耗率来解释：生产、运输与加工大规模原料和材料，在各个环节都需要相应的能源投入。1980年代初苏联非生产性能源消费人均水平比西欧国家低两倍，农村地区的电力消费又比城市低两倍。

长期以来国家经济一直侧重于能源和燃料（主要是液体燃料和气体燃料）生产的高增长。为了在未来实现更加节约的能源消耗，需要对整个生产体系进行大规模改造。苏联经济学家认为必须：
— 创造条件防止燃料和能源开支及损耗增加，在交通系统、工业和住宅建筑、生产流程的设计阶段引入严格节能要求。
— 加快国民经济电气化进程，同时利用所有类型的燃料而非依赖单一燃料；
— 研发使用固体燃料的大功率能源设备；

在讨论的前景期内，ТЭР生产结构的变化首先表现为石油比重的急剧下降。因此，在确保ТЭР总体节约的框架下，节约石油燃料的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如果要把石油及石油产品出口份额维持在1985年水平，1986-1995年石油产品消耗年均降幅应当是8.4%，1996-2005年达到8.6%。

2003年统计数据显示，石油开采比例仍然相当高——40%。石油出口比例同样居高不下——超过50%（2003年6.025亿吨原油产量中出口达3.258亿吨）。

消费资源

1980年代初，60%以上的消费基金总额来自农工综合体(АПК)的产品。尽管采取了加强农业发展的措施，但产量仍在下降。例如“十五”计划期间，该行业总产值的年度最低值与最高值之间存在大约6%的差额（粮食则高达80%）。基础设施不发达导致在丰收年份无法建立保险储备（1980年粮仓容量仅略高于1.5亿吨），加之物流网络运力有限，损失进一步增加。畜牧业生产率出现下降趋势，鱼产品日益短缺。由于渔获总量减少，1977-1981年人均鱼和鱼产品消费量低于1976年水平。

轻工业也面临困难。由于款式单调、做工低劣，许多国产服装无人问津，而同类进口服装却十分畅销。商品品种和品质不符合居民需求是造成库存过剩、积压滞销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在所有滞销和积压的商品中，五年及五年以上的产品比例从1978年10月1日的23%上升到1981年10月1日的46%。新款式仅占总产量的7.2%。苏联服装产品的低品质同样影响了需求，1970-1980年代初贸易检查部门每年淘汰15%的皮鞋、逾13%的成衣和10%的针织品。

生产规模有限、产品更新缓慢且种类单调，导致大多数文化生活及日常用品（ТКБНХ）的使用年限被人为延长。根据苏联贸易部数据，某些日用品的订单满足率仅40—85%之间，同时，卖不出去的商品库存却在增加。文化生活用品消费资源的增长受到产品品质低劣的制约，1980-1981年贸易检查部门发现，市售的25%电视机、20-25%冰箱、15%家具、10%洗衣机和10%收音机为不合格品。文化生活用品消费的增长也受到维修和技术服务组织不完善，以及配套商品产量不匹配的限制。

由于农工综合体部门发展滞后，在这些部门产品的消费结构中，进口产品和酒类所占比重上升。到1980年，进口货在农业相关行业产品消费总增长中的比重已接近40%。如果说在“九五”计划期间轻工业制成品进口增长最迅速，那么在“十五”计划期间主要是食品进口增加。

农工综合体的产品生产首先取决于农业生产的效率。要提高效率就要提高作物产量和生产率，同时改善农产品原料的品质，建立储备体系，实现资源有效分配，并保证稳定的基础设施以减少原料损耗。

由于经济学家认为农工综合体的发展总体上取决于初级农产品原料的利用率，那么为了提高这种效率，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 减少在各个阶段的储存和加工损耗；
— 提高初级农产品的加工深度，扩大食品、纺织品、服装、鞋类的品种；
— 扩大加工企业的产能，考虑在高产年份拥有必要的储备能力以处理原料；
— 减少生产消费品所使用的技术需求，并且在不降低农工综合体最终产品消费性能的前提下，用人造原料合理代替天然原料。

为了维持文化生活和日常用品的生产，并稍微平衡居民消费结构，综合发展规划拟定以下措施：
— 提高文化生活和日常用品的品质及其使用经济性；
— 实现生产现代化，保证在五至七年内定期更新产品，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 开发和生产新型产品，包括基础型号和成套消费品；
— 发展文化生活和日常用品维修和服务领域，生产配套产品。

在未来发展阶段，追加资金用于产品保存并及时送达消费者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制定综合发展规划时，苏联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保障水平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差距达六倍。根据基础设施工作委员会评估，因基础设施落后造成的年损失额不少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因素包括：产品积压和损坏、品质下降与运输过程损耗、运输工具准备不足、道路状况差、运输通行能力储备不足、储存条件恶劣、供应运营费用过高，以及通信设备落后、不可靠且品质差。

今天，正如我们所知，商品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但很大程度上是靠进口解决的。

消费结构的变化

1971-1980年国民福祉总体指标显著增长，人均实际收入提高了46%，居民个人消费基金增加了66%。因此，居民在物质财富方面的消费结构也随之改变。食品在个人消费基金中的占比从1970年的63.3%下降到1980年的57.3%，非食品消费品的比重相应上升，其中轻工业品（服装、内衣、鞋靴、纺织品）从23.5%上升到24.4%，文化生活及日用商品从4.7%上升到7.7%。居民预算中用于购买服务的支出比例从9.0%上升到10.2% 。远期规划目标是提高国民福祉、增加消费总量并不断改善消费结构。

也注意到酒精饮料消费不断增长。1970年人均开支101卢布，1975年135卢布，到1980年已接近170卢布。鉴于这种情况会影响劳动力素质，恶化人口再生和健康状况，最终降低人民福祉水平，未来计划将酒精饮料在个人消费基金中的比重降低至少1.7-1.9倍，并提倡购买低度酒。苏联酿酒业的一个特点是烈酒产品占比很大——1980年为51%，而多数发达国家仅15-40%。而且苏联人的低度酒和啤酒消费比其他国家低2-6倍。

还考虑到在未来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组织生活、休闲活动，使民众最大限度地接触文化和艺术成果。由于城乡居民在获得有偿服务方面存在显著差别，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消除这些差别。计划鼓励服务业高水平履行个人订单，将最耗时费力的家务劳动尽可能转移到有偿服务领域，并扩大群众有组织的休闲活动机会。

无论收费服务或免费服务，根本问题都在于提高民众实际获得的服务品质。教育、医疗、学前托幼机构等的服务品质不能满足人民和全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社会组织的生活服务体系（收费或免费）未充分考虑消费者需要，所以高品质的服务转移到了所谓私人服务领域。私人服务的发展恰恰表明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品质落后，这对于所有个人消费领域都是现实问题。

在远景时期，政府提出以下任务：满足人民对均衡营养的需求，推动富含维生素的饮食，减少酒类消费；推广耐用消费品在家居、休闲等方面的应用；为每个家庭提供住房；满足人民对于教育、医疗和文化服务的需求。学前教育方面：计划到2005年使农村地区幼儿入园率达到60-70%，城市地区85-90%，并将每位保育员照管幼儿的人数降低到10-15人。

财政平衡

在苏联经济中，货币积累构成了财政资源的主要部分，包括国营企业和组织的利润、集体农庄的净收入、营业税、国有和集体农庄合作社的社会保险缴费、外贸收入及其他积累。货币积累的主要形式是利润和营业税，1961—1980年间它们在货币积累中的总比重保持在85-90%上下。

1971-1980年储蓄的增长速度相比前十年明显放缓，主要原因是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尽管如此，工资水平依然在提高，税收和保险缴费随之增加。

随着金融资源增长，国民经济中物质与财政失衡的加剧不可避免，导致计划与经济管理方法主要侧重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这种失衡对整个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它助长了过剩库存的形成、资本投资的分散及各类国民经济资源的短缺。

物质与财政失衡表现为流通中的支付手段（非现金和现金）持续不断地超过流通中所有物质资源的总价值。1961-1980年国民经济中支付手段年均值增长6倍以上，而社会总产品仅增长3.2倍，国民收入增长3倍。同一时期，国有企业和组织在银行账户中的货币资金增加9倍以上。据专家估计，到1980年底流动性过剩至少1200亿卢布。同时，国民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还伴随着商品库存的积压（不少于400-450亿卢布）及不合理在建工程的积压（不少于300-400亿卢布）。二十年来国家对居民的货币债务增长了13倍，到1980年底达到相当于国民收入的50%左右（或国家预算收入的75%）。

国民经济流动性过剩加剧了主要经济资源：原料、材料和劳动力的短缺。资源短缺又促使各经济组织建立远超实际需求的储备。由于储备的积累，企业资金周转下降，结果需要投入更多货币，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过剩。

苏联经济发展综合规划提出以下措施克服物质/金融失衡：
— 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确保物质资源与金融信贷资源相协调；
— 必须进行信贷金融改革，以加强国家货币流通的集中规划与管理。改革应当区分国家预算资源、银行贷款基金及联合公司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国家预算收入部分应来自经济积累，而非依靠预付拨款；还应当改变信贷体系；
— 改变经济组织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制度，为使用银行贷款覆盖开支创造条件。

实现供需平衡

支付能力需求与商品供应之间失衡，造成了国家经济陷入极为不利的局面。居民丧失了高效劳动的动力，劳动强度下降，消费品品质劣化。 在社会层面上，这种失衡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

经济学家们期望在1990年代初期创造出能够阻止进一步失衡的条件，确保商品供应满足货币收入。计划采取的措施是：
— 增加消费类商品资源的供给量；
— 限制支付能力需求的增长（通过影响居民的名义收入和储蓄）；
— 激活供需平衡的机制。
上述这些措施必须综合运用，因为单独实施无法解决问题。此外，还需要将这些措施与实现国民经济物质/金融平衡的举措相结合。

提高居民货币收入的措施必须限定在能够实际落实的消费资源范围内进行规划，同时预留必要的储备以防资源计划完不成。通过大幅减少农产品生产、储存、运输和加工过程中的损耗，可以显著增加大部分食品和一部分非食品商品资源。

实现平衡的主要条件是商品和收费服务的供应能够超前增长，加速发展日用消费品生产和收费服务、大幅提高其品质、扩大其种类，探索增加商品资源的新途径，并在这个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利用集中所有地方资源。为此，规划设想发展个体和合作生产，鼓励副业经济和私人服务——尤其是在动用国家资源不划算的领域。从更长远来看，不仅需要增加最紧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还要在各领域提高对居民合理需求的满足程度。同时，应当考虑生产的经济可能性及满足某些需求的社会前景。

实现平衡的另一种方式是拓宽居民货币支出渠道。首先设想的是改变建筑业融资秩序。规划还考虑为一切有需求的人提供园艺用地，并推动全民买车。如果能将城市家庭的菜园和度假用地普及到至少25%（1980年约为10%）将带来以下好处：首先这是一种健康的休闲方式，其次让有儿童和退休人员的家庭拥有休养场所（1980年代初人们更愿意在郊外休养，较少在疗养院、度假屋和膳宿旅馆），而且是额外的蔬菜和水果来源。休养场所还是建材、文化生活用品和家庭用品的重要消费市场（经济学家估算1980年代此类目的每年在建材上的支出可达15亿卢布，在文化生活用品和家庭用品上的支出可达10亿卢布）。同时，建议对土地使用征收较高费用，并将分配面积增加1.5-2倍。

据苏联经济学家计算，汽车及其配套商品和服务可能成为居民支出的主要渠道之一。若在2000-2005年实现每100个家庭拥有35辆汽车的水平（1980年代初东德已达到这一水平），需要将汽车的年销售量提高到300-350万辆，从而带来200-250亿卢布的零售额。燃料、保养和维修、附加及配套商品的开支也大致相当。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俄罗斯每千人拥有150辆汽车。

另外，计划推广各种形式的医疗收费服务：门诊部、检测实验室、美容院、牙科诊所、理疗、按摩、泥疗中心等扩大居民消费渠道。还考虑发展多样化的收费休闲服务，组织各种体育俱乐部、打字、速记、编织、裁缝等课程和兴趣小组，以及电影大学和文化大学，规模足以满足居民在这些方面的需求。

调节供需关系包括必然实行零售价格改革以建立灵活的价格调整机制，也要完善税收制度：引入累进税制。为改善住房状况，建议将国有住宅临时租赁给没有固定住房（例如住单位宿舍或向私人租房等）的家庭。

1986-2005年远景时期的社会问题及解决途径

1960-1980年苏联社会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关系结构皆发生变化。社会各群体的需求水平与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之间出现了巨大落差。未满足的消费需求大幅增长，一些商品和服务的短缺加剧，导致劳动报酬的激励作用减弱。在短缺形势下产生了特殊的分配机制——既有官方的（如通过企业分配紧俏商品等），也有非官方的、反社会的、违法的。展望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于提高社会经济、社会和文化潜力的品质和利用效率。

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完成以下任务：通过改善劳动和休闲领域保障居民更高的劳动、社会和文化水平；提高居民福祉水准；实现社会的同质化。

在远景时期，经济学家希望消除社会上无效的劳动形式（即导致人在生理、神经心理和社会层面退化的劳动条件），并建立有助于每个劳动者个性发展的就业结构。设想到2005年，体力劳动和社会吸引力较低的工作的比例应控制在就业总人数的5-7%以内。

当时预计，工业和建筑业的非熟练劳动可在1990年代初被消除——到那时低技能劳动的规模将不超过工人总数的10%。到本规划期末，要求在工业和建筑业中消除低技能劳动，在服务业和农业中消除非熟练劳动。这些行业中从事低技能劳动者的比例不应超过就业总人数的5-10%。

与此同时，仍然存在怎样鼓励工人从事社会吸引力较低岗位的问题，提出了几种解决方案： — 在普遍义务条件下进行相对短时间的动员（派遣工人和职员从事农业劳动、果蔬基地、建筑、场地清扫等）。这种特殊形式的动员可以视为：在不受欢迎岗位上从事义务工作作是日后获得高技能、有意义的工作机会和良好劳动条件的前提；
— 通过提高薪酬和提供社会文化福利来补偿不利的劳动条件和工作内容，从而吸引并挽留工人；
— 通过缩短工作年限、从固定岗位转向流动岗位、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作内容和技能来消除社会吸引力较低岗位的负面影响。
《综合发展纲要》的制定者倾向于最后一种方案，因为它不涉及强制手段。

1970-1980年代针对在吸引力较低岗位工作者的补偿机制包括：涨工资、各种形式的晋升机会、优先安排疗养院和休养所、优先保障儿童入托及优先考虑改善居住条件等。建议的改变是：降低工资的作用，优化劳动与休息制度，同时保留在医学服务、治疗和休养方面的优待。

在就业领域，主要的社会和经济任务是实现就业岗位的质量平衡，提高劳动者的就业流动性，创造更多样化的条件使劳动者融入社会生产。作为实现有效充分就业的一种方案，曾考虑建立包含广泛特征的全联盟人口登记系统。

克服城乡差异

从长远看，国家面临一项重要任务：在农村劳动力数量减少的背景下增加农业生产规模。预计到1990年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150-200万人，到2000年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将只剩约4600万人。与此同时，脱产学习的学生比例将大幅上升，进城打工的农村人口（通勤式流动人口）的比重将显著增加，从事服务业及农工综合体非农部门（工业、基本建设、交通、采购）的人口比例也将升高。

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下，集体农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将从1989年的2290万人减少到1990年的1700–1800万人，2000年进一步减少到1200–1300 万人。这就意味着，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保持不变，那么到2000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产量相比1960年仅能提高1.1倍。但要完全满足社会需求，2006年产量至少应提高1.7倍——这个数字考虑了人口数量的可能增长、按照合理营养标准保障居民食品供应的必要性、工业对农业原料需求的增加以及苏联外贸的利益。

在长远时期，克服城乡社会经济差异的主要途径是缩小城乡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差距。农村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不能满足居民需求的增长，大多数农村居民点缺乏基础设施。根据1979年人口普查结果，苏联有超过49%的农村人口居住在不足1000人的小村庄，1970年平均每个农村居民点有226 人，1979年这一数字是259人。然而，只有人口超过一千的村庄才具备建立综合服务设施的基础，即使是最简单的生活服务机构（小俱乐部、小学校、杂货店）的正常运行也至少需要300名居民。

1996-2005年这十年，应该继续加强城乡一体化，建立相应的生产、社会和生活联系体系。到这十年结束时，预计将会完成村庄之间道路交通网络的建设。这将改善城市居民点的发展条件，扩大城市居民利用农村地区进行休闲、社会文化和日常活动的可能性。从长远来看，能够促使城乡居民形成统一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生活方式。

到2005年提高人民福祉的主要任务

展望至2005年远景时期，社会主义生产的最高目标在于满足全体居民对主要消费品的（人均）需求，同时大幅缩小社会各群体需求满足程度上的差距。

为合理化居民消费，政府提出了以下远景时期任务：
— 确保居民获得优质、均衡营养，在适当降低膳食热量的同时，提高动物蛋白比例并加强食物的维生素化。届时全苏平均每人每年消费：肉类和肉制品超过80千克、鱼类和鱼制品20千克，牛奶及奶制品（折算成牛奶）380千克、鸡蛋超过270个、蔬菜和瓜类140千克、水果约75千克。同时，面包和小麦制品的消费量降低到110千克，土豆降低到105千克；
— 满足居民对各类服装鞋靴的需求，扩大品种并提高衣裤品质。平均而言，男性的衣柜应包括：各类大衣、风衣和夹克3.5件、西装3.5套，外加裤子3条、夹克1件、衬衫9件等；女性的衣柜应包括：大衣类服装4件，连衣裙约10件等。这些需要每年人均消耗超过50平方米的织物和无纺布。此外，合理标准还要求每年人均购买外衣4件、针织内衣9.5件、长袜短袜8双以上、鞋靴5双（包括皮鞋3.6双）；
— 为家庭配备整套家用电器，以减少家务时间、减轻劳动强度；生产各类日用品、家电和家具，保证居住环境合理舒适。平均每100户家庭应拥有：112台冰箱、85台洗衣机、60台电动吸尘器、82台缝纫机；
— 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用品，满足居民在精神和身体发展、出行和交流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平均每100户家庭应拥有：600个钟表、160台收音机和收音电唱机、130台电视机、60台照相机、25辆摩托车和踏板式摩托车、74辆自行车；
— 稳定并逐步降低酒精饮料的总体消费水平，同时显著改善其消费结构；
— 为每个家庭提供一套独立住宅（或公寓），房间数量要比家庭成员人数多1个；改善住房质量，提升公共设施的配备程度。这要求将人均住房面积提高到21-22平方米水平。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希望控制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发展，防止出现物质主义、囤积、奢侈品购买过度增长等现象。其中一种控制手段是累进税制。

至2005年的文化发展

1960-1980年，面向居民的几乎所有种类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应都呈现稳定增长。比如，报纸、杂志和图书的年发行量分别从150亿份、7.8亿份和12.4亿份增长到400亿份、32.3亿份和17.6亿份；国家公共图书馆数量从6.87万间增加到10.75万间；电视机、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居民用户数分别从580万、2780万和3080万增加到7500万、6750万和8160万；电影放映设备总数从12.05万台（1962年）减少到10.26万台，但在国家电影事业委员会系统内的年放映场次从3710万增加到4490万；文化部系统内的音乐会数量从31.7万场增加到58.8万场；俱乐部机构数量从12.43万个（1965年）增加到13.64万个；博物馆从929间增加到1465间；文化部系统内的公园从616个增加到1063个；旅游参观服务规模从17.6百万卢布激增至1448.8百万卢布等。

但文化服务供应的品质逐渐下降，文化工作者队伍不合格是重要因素，这表现在他们受教育水平普遍不足（例如1980年文化部系统俱乐部工作人员中仅6.5%拥有高等教育学历）、许多人缺乏专业培训（1983年近40%的剧院演员未受过专业培训）、人员流动率极高（1978-1980年分配到РСФСР国立俱乐部机构工作的高等和中等专业院校毕业生，到1981年初仅有50.9%留任）等方面。

苏联经济学家预计，在未来阶段应当以最快速度发展的是多种形式的积极活动——非职业性教育与创作、各种类型的业余活动（首重集体组织、俱乐部形式的）、旅游与参观、体育和竞技。

预计1986-2005年各种印刷品的出版发行将大幅度增加。政府并未预期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应用会出现任何大规模革命性变化（即以某种新形式信息载体取代传统刊印文本）。当然，1983已经有电子计算机了，但无人料到互联网普及全球，电子书取代纸质书。

由于苏联人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降低中年人群（尤其男性）的意外死亡率，并将意外及其他外因导致的青壮年死亡尽量推迟到老年和高龄阶段。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加盟共和国，传染病是主要死亡原因；在РСФСР，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其次是中年遭遇意外事故，而日常受伤最常见的祸根是酗酒。总体上看，二十年来情况几乎没有变化，2004年俄联邦人口的主要死亡原因依然是循环系统疾病和意外事故，人均预期寿命从1992年的67.9岁下降到2003年的65.1岁。早在1960年代寿命缩短的趋势就已显现，而在规划远景阶段，苏联经济学家预计这些指标不会改善。

回顾苏联政府当年设定的任务，我们看到，许多问题在21世纪初的俄联邦仍然没有解决。尽管国家的发展道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某些解决方案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城乡差距依旧巨大：城市在发展，农村却在衰落。人才短缺、专业能力不足（尤其在地方上）、基础设施薄弱仍然是突出问题。居民消费状况有所改善，短缺问题不复存在。总体而言，若要完全实现苏联的综合发展规划，就需要对当时的生产体制进行根本性改变——1985-1991年的“改革”时期曾进行过尝试，但如我们所知，未成功。

延伸阅读：

苏联的统计和意识形态

略谈六十年代后期苏联物价

1970年代强力而低效的反酗酒运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彼得·勃罗戈夫

1953年3月5日，苏联“万民慈父”约瑟夫·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别墅去世。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个人崇拜似乎还将持续很久，但仅仅四个月后，7月份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已经开始揭穿他的神话形象。昔日战友纷纷批评斯大林的领导方式，报告人列举的昔日“不犯错的”领袖犯下的主要错误之一就是修建土库曼运河——此项工程的计划规模超过苏联的所有建设项目，意图把卡拉库姆沙漠变成繁花似锦的园圃。本文回顾这一项目及后来出现的替代方案：卡拉库姆运河，并思考最终导致中亚生态灾难的原因。

昔日荣光

今天位于现代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北部的花剌子模绿洲，只不过是千年前那个各方面高度发达文明的黯淡影子。古代和中世纪的花剌子模是从中国到里海之间辽阔土地上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这里商路交汇，各种重要行业云集，伊本·西那（译注：中世纪波斯哲学家、医学家）与比鲁尼（译注：波斯学者，生于花剌子模，擅长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曾在此工作。花剌子模王朝的统治从绿洲向外延伸至边陲，几百年之后才出现阿拉木图、比什凯克、杜尚别、阿什哈巴德。

花剌子模的国家形态早在公元前已经形成。比鲁尼写道：“他们（花剌子模的居民）从有人定居本国之初开始纪年，事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980年”，也就是说大约公元前十四世纪。随着时间推移，花剌子模文明吸收了希腊、波斯、突厥等文化的元素，尽管其立国根基是琐罗亚斯德教。自公元四世纪起统治该地的君王号称“花剌子模沙阿”，逐渐在十二世纪中期至十三世纪初达到鼎盛，最后被成吉思汗的毁灭大军终结。

十三世纪蒙古入侵、十四世纪帖木儿征服，加之随后的政治动荡和气候变化，导致二十世纪初的花剌子模只剩无数堡垒废墟与黄沙掩埋的古老灌溉设施，徒增访客铜驼荆棘之思。苏维埃政权到来之前，统治这片土地的希瓦汗国无论怎么说也只是一个偏远小国，既没有充足人力，也缺乏坚实财源。花剌子模已沦为落后边陲：古尔干杰和克亚特这两座大型古城的人口昔年堪比巴格达或大马士革，如今仅存几座简陋乡镇。

对历史学家而言，这片土地长期以来一直是未知之地，几乎没有好古之人能够踏足咸海之南。直到1937年，由苏联青年学者谢尔盖·托尔斯托夫率领的考古队抵达此处，他们重新发现古代花剌子模的意义不亚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托尔斯托夫的挖掘揭示出该地区曾经存在规模宏大的城市建设、灌溉工程与农业体系，而在当时学者眼中这里不过是一片荒凉贫瘠之地，局部适合放牧。

1942年8月托尔斯托夫题为《古代花剌子模》的博士论文答辩通过，1949年凭借该论文出版专著获得一级斯大林奖——他最初被提名二级奖，但领袖本人对托尔斯托夫的研究产生兴趣，亲自提升为一级奖。

活河与死河

咸海地区的实地考察成果，以及学界提出的古埃及与古花剌子模的相似性，显然给苏联大元帅留下深刻印象，并很可能坚定了他要让该地区重振昔日繁华的愿望。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是拥有充足淡水资源，而当地淡水短缺一直是老大难问题。

《真理报》1951年第106期文章《在乌兹博伊河谷》写道：“诚然，在这片荒漠之地将建起大城市和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充足的水源与电力不仅会改变周边地区，还将为整个土库曼斯坦西南部注入强大生命力，催生亚热带果园和棉花种植园，推动地下财富的开发利用。但要实现这一切，需要苏联人民付出巨大的努力与能量”。

花剌子模绿洲最主要的灌溉水源是阿姆河，这是一条极不稳定的河流，时常改道。阿姆河之于花剌子模就好比尼罗河之于埃及，虽然水量稍逊那条非洲大河，但阿姆河携带了更多矿物质，在中下游沉积，为农业创造出优越条件。阿姆河淤积物的石灰含量是尼罗河的2倍，钾含量更是后者4倍。尼罗河水可为每公顷灌溉面积提供367千克天然矿物肥，阿姆河水能提供1914千克。

乌兹博伊河的研究成果也对苏联领导层的计划产生重要影响。这是一条早已干涸的河流，故河道将咸海地区的萨雷卡米什盆地与土库曼斯坦西南的里海相连。早在此地出现最初的文明中心之前，阿姆河水曾注入咸海和萨雷卡米什，再沿着长达700千米的乌兹博伊河道流入里海，勾勒出卡拉库姆沙漠的北部边界。历史上乌兹博伊的水量时大时小，中世纪彻底断流——在河岸发现了可追溯至十七世纪的定居点遗迹。如今这里零星散落一些盐碱化小湖泊，定期接受萨雷卡米什出来的水。

1929年，在阿姆河上游更远处、今日土库曼斯坦东南部，长100千米的巴萨加—凯尔京斯基运河深入卡拉库姆沙漠。自1932年起关于修建一条直通里海运河的勘测工作已经启动，但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斯大林手中，领袖更倾向于北部方案——几乎从花剌子模腹地出发。此运河原计划的起点位于塔希亚塔什地区，距离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首都努库斯约12千米。最初设想是花八年时间把萨雷卡米什盆地注满水，为此要从阿姆河分流高达40立方千米。为了便于理解，这个水量约等于现代中亚最大水体：巴尔喀什湖的三分之一。但后来放弃该方案，最终决定让运河绕过萨雷卡米什，沿乌兹博伊故河道延伸至克拉斯诺沃茨克（译注：土库曼巴希市）。同时阿姆河水不会直接注入里海。

世纪工程

1950年9月12日报纸公布了苏联政府《关于修建阿姆河-克拉斯诺沃茨克土库曼主干运河，灌溉和供水西土库曼里海沿岸南部地区、阿姆河下游及卡拉库姆沙漠西部土地的决议》。除建设长达1100千米的干渠外，文件还规划了三座大坝、两座水库、三座总装机功率10万千瓦时的水力发电站、若干水闸与总长超过1万千米的排水渠和管道系统。运河宽度计划超过100米，深度6-7米。

修建土库曼运河预计花费300亿卢布。1947年苏联进行货币改革：10个旧卢布兑换1个新卢布。1950年之前卢布对美元汇率1:5.3，也就是说工程造价约56亿美元，按今天币值相当于600亿美元——几乎是白俄罗斯、克罗地亚或委内瑞拉的国家年度预算。

再看规模。土库曼运河的设计目标是分流阿姆河总水量四分之一，建成后将成为当时世界上长度第二的同类工程，仅次于中国的大运河。只不过中国人用了近两千年完善大运河，而苏联政府却准备在七年内（到1957年）完成，速度之快令人咋舌。长227千米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在斯大林年间仅用两年建成，长100千米的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则花了近三年。诚然，土库曼运河的施工难度有所降低，因为其走向与天然形成的乌兹博伊故河道基本重合。

苏联媒体夸耀运河建设为“世纪工程”，是斯大林改造自然计划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苏联将因此新增约130万公顷耕地（主要种植棉花），外加700万公顷新牧场。形象地说，此水利工程带来的灌溉面积相当于捷克或阿塞拜疆国土面积。另外莫斯科还设想用这条通航运河建立中亚和俄罗斯中部的水路联系，也就是说从列宁格勒或莫斯科出发的船只最终能够停靠努库斯或铁尔米兹。

早在1947年斯大林已决定使用铁路将花剌子模地区与外界连接起来。这条铁路计划经过咸海地区，具体而言是从南部的查尔朱（译注：土库曼纳巴德）延伸至昆格勒，最终在斯大林去世后的1957年建成。而咸海南部与苏联欧洲领土的铁路连接直到1972年才实现，当时铺设铁轨穿过乌斯秋尔特高原和曼吉什拉克半岛。

起始

当然，正如斯大林年间的其他“世纪工程”一样，囚徒将是主要劳动力。1950年铁路已延伸至乌尔根奇（译注：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首府），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在此成立内务部“中亚水利建设联合体”负责开凿运河。1950年12月在阿姆河收窄至600米的塔希亚塔什岬开始修建两座各可容纳1500人的劳改营。与此同时，当地居民也被强制征召参与施工，但自愿报名者同样不少：仅1952年第一季度就提交了1000多份申请，第二季度697份。

1952年新建的塔希亚塔什工人新村拥有平房住宅80栋、两层的八户住宅楼4栋、食堂、澡堂、面包房和砖厂，其中部分房屋是用驳船从查尔朱沿阿姆河运来的。1953年随着铁路开通，塔希亚塔什正式升格为城市，人口约1万，其中半数是囚徒。

约1.7万人参加运河与塔希亚塔什水电站建设，包括1万劳改犯，他们大多因“盗窃国家财产”判刑。规定劳改犯工人的居住面积每人2平方米，实际甚至不足1平方米。工地上无论干活的或看守的同样饱受严寒、酷暑、沙尘、蚊虫、痢疾和淡水短缺折磨。

1953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发言：“再来谈谈关于土库曼运河的决策。是否事先明确了修建这条运河的必要性？是否测算过所需开支和经济效益？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有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没有。一切都是个人决定，没经过任何经济计算。后来发现，这条运河及其灌溉系统造价高达300亿卢布。运河沿线本来无人居住，必须从中亚已有人定居的地区迁移居民，而这些地方却有大量尚未开发的土地非常适合发展棉花种植。中亚的同志们及农业工作者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1953年3月初斯大林去世时，工人们才刚开始挖掘运河主干道，多数人仍在修建工地、进出道路、仓库和供应基地。虽然工程实际未正式开工，但不可挽回的损失已高达约210亿卢布。然而，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获得了价值1.53亿卢布的完工与未完工建筑、工程设备和交通工具，整个战前时期投入该地区工业发展的资金仅为该数字的一半。工程宣告结束时——此前施工现场已经充斥着典型的苏联式敷衍和盗窃——剩余的未登记设备，包括拖拉机和推土机，相当一部分被盗卖。

运河已死，运河万岁！

接替斯大林的苏联领导人深知这些“世纪工程”会给国家财政和老百姓钱包带来沉重负担。何况大元帅去世后，他们必须设法巩固自己在贫困民众心目中的声望，哪怕略微接近斯大林曾享有的那种信任程度也好——尽管他的统治手段备受争议。

最终1953年3月底，在内务部长拉夫连季·贝利亚的书面倡议下，部长会议根据其信函作出决议：放弃修建土库曼运河。工程事实上被废弃，因为即便封存维护也要额外耗费几十亿卢布。除土库曼运河外，斯大林的继任者们还放弃了：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运河、延伸至鄂霍次克海和楚科奇的跨北极铁路、穿越鞑靼海峡通往萨哈林的海底隧道，以及通往堪察加的铁路。

苏联政府并没有彻底埋葬灌溉卡拉库姆沙漠的构想，虽然因循旧路线修建新运河在意识形态层面是不可能的。继任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不仅揭露了个人崇拜，还发动了“垦荒运动”，把克里米亚划给乌克兰。在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层许诺将来用当地棉花供应全苏联的鼓动下，赫鲁晓夫决定：在阿姆河南部、已有巴萨加—凯尔京斯基运河的地区修建排水管。

1959年卡拉库姆运河首段（从阿姆河至穆尔加布400千米段）正式投入使用。第二年起咸海水位开始灾难性下降，最终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生态灾难。1971年运河第四期工程开工时，阿姆河45%的水量被土库曼方面截流用于农业，导致这条河未流入咸海却灌满萨雷卡米什盆地。这种情况自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从未发生过。

此后萨雷卡米什湖虽然不再干涸，但湖岸并没出现“繁花似锦的园圃”——灌溉后二次排入湖中的水含有大量农药、苯酚和重金属。结果这些水既未补充咸海，也未能拯救萨雷卡米什湖，因为它既不宜浇灌庄稼也不能养鱼。1990年代初土库曼斯坦首任总统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认为萨雷卡米什的水完全适合种植扎扫帚的剑麻，但这一“战略构想”是否顺利发展，不得而知。

消逝

进入二十一世纪，土库曼政府重启了苏联1970年代提出的计划：向位于卡拉库姆西北部的卡拉绍尔盆地注水。依旧要利用饱受折腾的阿姆河，经由绕过萨雷卡米什的集流-排水系统注入卡拉绍尔。土库曼政府以其一贯的浮夸作风将该项目命名为“黄金时代湖”。

似乎从2013年开始，受污染的阿姆河水被排入该湖。2019年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甚至视察了“黄金时代湖”岸边，表示：“目前这一地区已成为生态清洁区，应当在此建设居民点”。此后几乎没有关于开发这篇染毒湖岸的报道见诸报端，但阿什哈巴德方面不断强调“项目正在实施中”。

1400千米的卡拉库姆运河至今仍然为土库曼斯坦提供淡水，尽管正是它的修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阿姆河和咸海的命运。当然，还有对水资源的极度低效利用。注入运河的水大约四分之一因渗漏流失，加之河道不断淤积、泛滥，宝贵的淡水白白蒸发。

尽管政府曾多次承诺推广现代化灌溉技术，比如滴灌，但今天土库曼斯坦的农业大多仍沿用传统方式。结果，在灌溉上真正应用1升淡水，背后却要浪费掉110-170升。目前土库曼斯坦国土面积五分之四被沙漠覆盖，人均每日耗水量逾16000升，稳居全球第一，比美国高4倍，比中国和俄罗斯分别高15倍和14倍。该国年耗水量甚至超过德国，如果中国人以土库曼人的速度消耗水资源，那么一年之后地球就“干涸了”。

不过，阿什哈巴德兴建的豪华喷泉已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必须承认，古代花剌子模对淡水的利用更合理。当尼罗河持续滋养数千万埃及人、苏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时，苏联领导人及其继任者却在短短半个世纪内就把流量与之相当的阿姆河摧残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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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4月美国游客泰迪·罗从华盛顿抵达莫斯科，刚下飞机就被严密监视。克格勃早已知晓这名游客是美国著名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助手，不能排除他此行是否从事“间谍活动”。罗在苏联游览三个月，自西向东穿越全国，写日记详细记录所见所闻。这些游记是独特的历史文献，让人能够以美国人的视角看待苏联。数百页打印稿此前从未公开发表，除了克格勃特务之外没几个人知道泰迪·罗在写游记，也就是说克格勃是少数读者之一。

在克格勃内部报告中偶然发现关于这次旅行和游记的材料之后，记者设法在美国约见了泰迪·罗，请他过目这些报告，并听他回忆当年的苏联之行。同时，首次公开他游记的部分摘录。

行李箱的细线

1968年4月26日星期五，泰迪·罗上午在明斯克参加完参观活动，返回旅馆吃饭。短暂走进房间，习惯性扫一眼行李箱，瞬间明白自己出门的时候除了清洁工还有别人来过。而且，不速之客动过他的行李箱。

34岁的美国人没感觉很意外，相反，在开始为期三个月的苏联旅行之前泰迪已经知道会被监视。毕竟他也不是完全普通的游客。旅程的头两周，罗发觉神秘人在跟踪自己。所以每次离开房间都会用一个简单的小办法：在行李箱表面和内部放几根细线，记住它们的位置。今天，这些线的位置第一次改变。

泰迪心想：“如果这些不速之客是苏联当局（比如克格勃）派遣的，那么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一定是那本游记”。未完成的旅途还很漫长，美国游客明白这绝不是他们最后一次翻自己行李，于是拿起笔，在日记簿写了一段话留给“潜在读者”：“我的行李箱被打开过。如果当局希望看看我带了什么或写了什么，我很乐意亲自展示”。

泰迪在留言中补充说，自己作为一名来宾和游客，在苏联未做任何违法之事，也不像某些同胞那样丑化这个国家，要求尊重自己的权利和私人财产。罗最后写道：“我知道我的行李箱每次被打开的情况，也知道这段话一定会被阅读，如果再发生，我将对此类行为提出坚决抗议”。

泰迪·罗的怀疑是正确的。

“宣传美国生活方式”

“1968年4月-5月期间，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1934年出生的泰迪·罗以美国游客身份访问苏联，其中包括乌克兰的一些城市。他被怀疑与美国情报机构有关。据其本人说，此次访问苏联的正式目的是巩固俄语知识，通过与本地人交流、比较其观点以了解苏联现实，并选择我国最有趣的一些地方，为日后再次访问做准备。”

以上是当年6月（即明斯克宾馆事件发生两个月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安委主席维塔利·尼基坚科致共和国中央的报告节选。报告指出，关于罗的情况已直接向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汇报。类似的备忘录很可能也被送交其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甚至可能上报苏联最高层。乌克兰安全局解密档案中的这份报告正是撰写本文的基础。

美国人泰迪·罗1968年4月11日进入苏联，他确实是美国参议员的助手，而且这位迈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担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十六年，创造了美国历史纪录。迈克·曼斯菲尔德的肖像登上1964年《时代》杂志封面。

克格勃在7月份提交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的另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民主党打算提名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出任国务卿，所以有必要对罗进行特别关注和进一步研究”。不过曼斯菲尔德最终没当上为国务卿——1968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失败，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成为总统。

无论如何，苏联国安委对这位34岁美国游客的浓厚兴趣完全可以理解，因此罗甫一抵达莫斯科（4月11日）就立刻被监视。克格勃人员在报告中指出，泰迪·罗俄语流利（有时人们甚至把他误认为捷克人或波罗的海国家居民），还注意到该美国人打算在苏联停留整整三个月，计划日后再次来访。

在同一报告中克格勃人员称：“通过秘密手段翻拍了罗的详细日记，其中他批判性评价了苏联社会生活和活动的某些方面”。报告附件是翻译成俄文的大段日记摘录，共27页打字稿，内容涵盖约一个月的旅途（即整个行程的三分之一），路线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塔林-里加-维尔纽斯-明斯克-基辅-哈尔科夫-扎波罗热-雅尔塔。国安人员专门挑出涉及政治或评价苏联现实的片段呈送党的领导人。

此外，克格勃也注意到罗与苏联公民“长时间且详细交谈”。在他们看来，美国人不仅仅是结识本地居民，还试图通过谈话“宣传美国生活方式”。

秘密复制间谍嫌疑人的文件是国安机关的常规操作，特务通常会潜入目标的宾馆房间或住所。泰迪·罗在明斯克察觉的正是其中一次行动，至于他留下的“宣言”，克格勃报告完全未谈及，仅在一段日记引文中顺便且毫无解释地提到“行李箱事件”。

穿过铁幕

泰迪·罗能够访问苏联，得益于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对方为他提供了两次为期三个月的出国机会。而这位年轻人之所以选择苏联，是因为他在国会工作期间考取了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俄语硕士学位。资助方没有给他安排任何特殊任务，也不要求他提交考察报告，目的是让这位国会助理在国外见识几个月，更好地理解世界局势并提升自身能力。

不过，罗也没有一定能入境苏联的把握，更没奢望想玩哪就玩哪——苏联当局将几乎每一位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客人视为潜在威胁，外国人的行程受到严格限制。可喜的是罗的旅行最终获得批准，其中原因或许正如克格勃报告所言：罗对于苏联情报机关有研究价值。而泰迪本人则认为，苏联当时急需外汇，因此敞开国门欢迎外宾。确实，根据《穿越铁幕》一书引用的官方数据，从1960年到1980年进入苏联的外国游客人数增长七倍（从70万增加到500万），尤其1960年代苏联的某些地区首次向外国人开放。

本次访问，苏联方面的组织者是“国际旅行社”，一家专门接待外国人在苏联观光的国营旅游公司。“国际旅行社”为美国人提供住宿、交通、导游服务，以及在指定餐厅吃饭的餐券。城市之间，泰迪坐过飞机、火车，甚至坐过船（游览伏尔加河），共领略了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三十座城市。西部地区游览完毕，他的路线继续途径摩尔达维亚、伏尔加河流域、顿河流域、外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体验了西伯利亚大铁路），最后抵达远东。

至于整个行程究竟花费几何，他已记不清了，但肯定相当昂贵。按照官方汇率把美元换成卢布，使美国人的钱包大大出血。他用讽刺口吻写道：“管理员（……）问我，为什么不带妻子同行。我回答，如果苏联政府按照美元的实际价值兑换卢布，我不仅能带妻子，还能剩下一笔钱呢！”

在比灵斯见面

除了两份报告和附件抄录的部分日记外，乌克兰安全局档案中未找到更多关于泰迪·罗此行的材料。记者向俄联邦安全局档案馆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档案馆发出查询函，未获答复。拉脱维亚国家档案馆则表示，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安委的大部分档案已于1980年代末运往莫斯科，在剩余档案中（仅限内部查阅）未找到泰迪·罗的姓名。

不过，记者成功联系了泰迪·罗本人，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前任助手如今住在蒙大拿州。帮助建立联系的人是美国历史学家、匹兹堡大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肖恩·吉洛里。吉洛里对这位美国游客在苏联旅行的故事很感兴趣，并且对他在苏联的广泛游览路线及其日记中详细记录的人民生活方式印象深刻，决心记录下罗的回忆，遂专程前往蒙大拿州比灵斯镇，在罗的家中采访他。

“泰迪·罗，1934年生，被怀疑与美国情报机构有关。”他读完描述自己的报告节选，表示：“我想立刻声明，本人从未以任何形式与美国情报部门有过联系。”泰迪·罗说他至今仍常常想起那次旅行。而当他收到电子邮件，告知他在基辅发现了他的相关档案并请求采访时，感到“有点吃惊”。

泰迪·罗的第一学位是新闻学，曾到阿根廷实习，大学毕业后在蒙大拿州和爱荷华州本地报社工作了几年。1961年这位年轻记者获得国会实习奖学金，成为参议员助理。在为迈克·曼斯菲尔德工作期间，他劝说实习生放弃新闻业，留在他的团队效力。

“不抱幻想”

关于资助，以及自己的国会工作，罗在苏联时只字未提。他也隐瞒了自己的新闻从业经历和俄语学背景。泰迪确信，如果把这些情况全部讲出来，那么在每个城市都会被安排官方接见、参观那些模范工厂。而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可以自由行动——至少是有机会的。

当然，隐瞒个人经历无法使他避开克格勃的目光。尤其国安部门的文件显示，他们对上述情况几乎了如指掌。罗接受肖恩·吉洛里采访时回忆：“我去苏联的时候不抱任何幻想，我对自己说：‘他们会翻我的行李，会在街上尾随我，会去找我偶然交谈过的人问话”。不过，这些“偶然交谈”，真的是“偶然”吗？

与此同时，泰迪对自己的命运并不特别担忧，毕竟他的旅行计划不包括任何违法内容。跟人交谈他从不说多余的话，拍照也注意避开桥梁、军用设施之类物体。泰迪还指望，万一真的被苏联当局找麻烦，迈克·曼斯菲尔德作为越南战争反对者的声誉或许能帮上忙。

至于泰迪·罗在苏联期间怎样打发时间，以及他与本地居民谈话的内容，克格勃通常通过特务和线人获知。最常找的是“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但克格勃的消息来源不限于导游和宾馆员工，也包括一些奉上级指令在街头“偶然”与监视对象搭讪的人。特务们不仅要聆听，也要主动表达必需传递的内容，正如一份克格勃报告所言：“在我国其他地区针对罗·泰迪的后续工作，主要方向是对该游客施加有利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影响，促使其形成对苏联的积极印象”。

谈到自己在苏联旅行期间的一些“偶遇”很可能是国安委的精心安排（文件证实了这种假设），泰迪谨慎表达了对两次“偶遇”的怀疑。第一次是在从莫斯科去列宁格勒的火车上，他认识了一位同车厢的工程师乘客；第二次是在基辅歌剧院，身边坐着一对科学家夫妇。两次认识的新朋友都彬彬有礼、态度友善，还邀请这位外国人到家中做客。但并无直接证据证明他们是克格勃的人，罗更多是出于直觉判断。

泰迪阅读“有关部门”关于自己的报告，发现其中既有真实内容，也有半真半假内容，更有特务或国安人员的纯粹虚构。尤其令他惊讶的是，在报告中读到这样一句话，说他“试图从一名苏联公民手中获取手稿，带回美国用笔名发表，并声称他不会落得西尼亚夫斯基等人那样的下场”。罗表示，实际根本没发生类似事情。
（译注：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俄罗斯作家，持不同政见者，政治犯，曾化名在西方出版作品，1966年被苏联最高法院判刑七年，获释后移居法国）

泰迪·罗持续记录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闻，直到行程结束。由于日记免不了遭人窥探，他刻意省略某些敏感细节，回国后凭记忆补写。最终形成篇幅宏大的作品——448页打字稿。几十年来这部游记一直存放在罗的家中，出版的想法始终未实现。五十多年过去，读者除了泰迪的少数密友，就只有本文作者了。

美国人看苏联

泰迪在游记中展现出一位深思熟虑的观察者形象，能够理解苏联生活，能够分辨“橱窗展示”和真实情况的差别。虽然对政权持批判态度，但他对大多数本地居民给出了温情评价。历史学家肖恩·吉洛里与罗见面后说他“反共但不教条”，这同样十分适用于1968年的他。

克格勃报告摘录的片段当然也出现于游记完整版。经作者允许，其中一些片段已翻译成俄文，在本文下方公开。为了方便读者，这些内容被分成几个主题板块，必要处附有本文作者的评论。

一旦得知泰迪·罗来自何方，几乎每个苏联对话者总会立刻开始围绕两个话题提出询问或发表观点：越南战争和美国黑人群体处境，这是当年苏联反美宣传的热门内容。泰迪耐心解释自己立场：他反对美军参与越南冲突，并支持保障非裔美国人的各项权利。第三个老生常谈话题是美国的“全面失业与贫困”。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无休无止的议论让美国游客感觉愈发疲惫。同样使他厌倦的还有那些歌颂苏联建国五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的陈词滥调。

泰迪记录与一位苏联城市居民的谈话时写道：“我说自己来自华盛顿，请求她不要讨论越南问题，因为我俄语说得不好，但她多次重复：应该停止屠杀无辜的越南人了。她问美国的领土是否已经够大？并且为了证明苏联的良好意图，声称：‘我们国家的领土已经足够大，所以我们才不会发动战争’”。

罗本人尽力去理解苏联体制的细节，对人们看待内政、外交问题的态度兴趣浓厚。游记中转述的这些谈话得出一个明确结论：他在苏联遇到的绝大多数人不关心政治问题——他们要么确实不懂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要么假装不懂，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党员和非党员。另外，大多数加入苏共的人是为了职业前途。

罗与哈尔科夫导游莱拉谈话：“像我遇到的所有与党有关系的人一样（她是共青团员），她坚持认为苏联的真正权力机关是最高苏维埃。我问她，最高苏维埃两院总共多少人，她不知道。我又问他们多久开一次会，她想了想说两年一次。我告诉她，他们通常每年开两、三次会，每次会期10天至两星期”。
（译注：根据1936年苏联《宪法》，每三十万个公民选举产生一名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代表；民族院代表：每个加盟共和国25名、每个自治共和国11名、每个自治州5名、每个民族州1名）

与泰迪交谈过的几乎每个人都强调自己忠于政权。三个月旅行期间，本地人提出批评意见者屈指可数。罗在第比利斯遇见一位叫康斯坦丁的30岁男士，此人同意与美国人谈谈苏联政治体制的问题，他宣称其中主要症结是“小共和国的民族主义”。

泰迪遇见的最激进的谈话对象是索契的一位21岁学生——游记没写他名字，以免危及他安全。该年轻人向美国人介绍了1956年第比利斯、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的抗议活动，表示支持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甚至承认自己参加某个“学生地下组织”——“地下党”，旨在为苏联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甚至正在筹备起义。根据罗的回忆，主动发起谈话的是学生本人，所以不排除他为克格勃工作的可能性。
（译注：尤里·丹尼尔，作家，诗人，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的“同案犯”，被判刑五年）

而且，许多交谈者告诉罗他们收听《美国之音》。一位约莫18岁的年轻人承认自己不会英语，但每晚收听“敌台”的“节拍音乐”。泰迪写道：“他十分逼真地模仿《美国之音》主持人的声音，表明他确实听过一阵子”。

哈尔科夫导游莱拉承认她没读过帕斯捷尔纳克小说《日瓦戈医生》，摆出一副“我没读过，但我谴责”的架势，补充说：根据她耳闻的这本书的内容，这部作品“在她看来并不客观”。同时，她举了几个“有前途的苏联作家”的例子——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伊利亚·埃伦堡，以及“年轻且才华横溢的”瓦西里·阿克肖诺夫。

泰迪·罗的笔记有很大篇幅提及苏联服务业。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与本国公民相比，外国人在苏联享受的是最高规格服务，但这种服务却让美国游客感到震惊。泰迪对苏联服务业的第一印象来自莫斯科“国家”宾馆的电梯工，后者坚持电梯挤满人才开动，于是乘客不得不等待相当长时间。这种情况出现在全国最好的宾馆之一，在美国人看来简直是胡闹。但与其他城市的客房品质相比，这算小事一桩。

罗如此描写基希讷乌的宾馆：“当我入住（房间）时，浴室既没有厕纸也没有肥皂，直到我退房一直如此。房门的把手是斜插入孔洞的一根普通钉子。通向阳台的双开门之一只有一个自制门闩，很不牢靠”。

游记作者坦言：他曾在拉丁美洲条件更差劲的地方住宿，但费用低廉。而在苏联，却要为了名不副实的舒适付出不菲代价。

罗在基希讷乌领略苏联的排队现象：“儿童服装柜台简直是疯人院。婴幼儿用品摆在比主楼层高三阶的台面销售，大多数妇女乖乖排长队，队伍蜿蜒向上，绕过通往二楼的楼梯。但一如既往，总有人从下方硬挤插队，试图在三阶台阶上占位置。结果一片混乱，非常喧嚣，非常闷热，非常令人焦躁。一位从下方挤上来的妇女背着三岁左右的孩子，孩子被噪音吓得哇哇大哭，但我敢肯定，那位母亲在人声鼎沸中根本听不见孩子嚎啕”。

排队给泰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游记写道，任何商品一旦上架都可能立即引发顾客骚动——先是两个人跑过去争抢，其他顾客察觉热潮也蜂拥而至。罗回忆说甚至有一次他仅仅在柜台边无所事事站着，竟引来人群聚集。“当你进行个人购物时，总有人越过你肩膀张望，这很烦，但瞧瞧他们的处境，我同情他们”。

宾馆、餐厅、火车、商店（包括普通市民无权进入的“特供商店”）工作人员的冷漠态度甚至粗鲁行为让罗愤怒，在这种背景下，明斯克的一位礼貌女售货员却让他由衷惊喜：女售货员耐心地让他为妻子挑选琥珀首饰，甚至拿出多个款式供比较。“我对她感激万分，不只因为她提供了任何美国顾客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服务，还因为她使我重新相信了苏联公民具备的善意和人情。不能收发邮件、餐厅服务员和宾馆职员的冷漠、行李箱事件、屡次拒绝我查看最寻常东西的请求，以及‘你存在只是为了让他们获利，而非相反’的感觉，种种不快在某种程度上都被这位小姑娘的善意冲淡了。愿神保佑她！”

苏联人的形象

“西方人最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是许多苏联公民的体型，尤其女性。对我而言，这一点在莫斯科尤为明显，因为是全新的环境。但直到现在我仍不能习以为常。这是战后以土豆和面食为主的饮食留下的痕迹”。

泰迪·罗不仅观察苏联人外貌，也留心行为习惯。他注意到当地人（尤其男性）习惯直接在海滩换衣服，多数苏联女性不剃腿毛，“也许金发女性不容易看出来，但某些黑发女性——她们的腿毛和我的一样浓密”。

罗坦言自己看不透苏联人的男女关系：“我试图去观察这种关系，收效甚微。在北方城市，我见过年轻情侣偶尔手牵手散步，或并肩坐在公园长椅。但除此之外，我很少看见公开的示爱举动”。

即便到了氛围似乎更适合放松的雅尔塔，美国人依旧没看见多少亲密举止：“美丽的春季夜晚，僻静的林间小径，身为‘普通游客’的匿名性——这一切本该促进更自然的反应。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些显然未婚的年轻情侣，看起来倒像是好朋友。这地方年轻女性比男性多，她们大多成双成对旅行，你能看见她们在傍晚时分手拉手漫步海滨……我特意观察，看她们会不会找年轻单身男子调情——结果一次也没瞧见”。

罗还提到另一个问题——醉酒者数量。“阿尔弗雷德在基辅问我，美国的醉鬼是不是也像苏联这么多。我告诉他，酗酒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严重问题，但我在苏联大马路和公共场所看到的醉汉，要比在美国多得多”。

泰迪在旅途中见证了苏联生活的各种场景，比如塔林主教座堂的复活节礼拜（很可能由塔林和爱沙尼亚大主教阿列克谢主持，即后来的阿列克谢二世大牧首），比如在雅尔塔海滨拍摄的《新难以捉摸的历险记》。

他写了苏联的户籍制度不允许居民自由迁居莫斯科和其他城市，也写了个人崇拜与国家宣传的表现（“唱片价格从1卢布25戈比到4卢布不等，但列宁讲话录音却只要17戈比。这就是国家希望某些东西进入人民手中时的做法”），还提到胜利日的庆祝活动和《真理报》的相关社论：“社论以简短标题刊出：《节日快乐，亲爱的朋友们，胜利日快乐！》其中有格列奇科元帅对武装力量的致辞、有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致意（那是他们解放的第23周年），以及一篇长文指责美国‘帝国主义’和‘侵略’。对《真理报》来说这当然很罕见。社论篇幅不大，且没有一张士兵照片。这或许可以解释为国家已经厌倦庆祝”。

1968年6月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遇刺，泰迪·罗同样从苏联新闻获悉：“是莫斯科的电视播音员第一个向我传达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遇刺噩耗。该如何描述我的情绪呢？一个美国人，正坐在俄罗斯人中间，得知这样的消息，尤其在我花了整整两个月的艰苦努力向苏联公民解释暴力并非美国生活的常态之后？我的心在羞愧中燃烧！”

回家

1968年7月2日泰迪·罗抵达苏联旅行之终点：纳霍德卡。接下来他将乘船前往日本，再转机回美国。动身前他多少有些担心照片和日记会被海关没收，结果平安无事。

罗此次旅行正好与“布拉格之春”，即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的自由化运动同时发生。经过沿途耳闻目睹，他完全确信苏联一定会入侵这个“兄弟邻邦”。泰迪将自己的判断告诉曼斯菲尔德。许多赞成布拉格之春的人都相信如果北约积极支持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就不敢贸然动手。而泰迪认为，他上司的有力表态或许能对美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产生某种影响。然而参议员未采纳助手意见，更糟糕的是，就在他们谈话不久前，曼斯菲尔德在新闻招待会上自信宣称“苏联绝不会入侵”。此时距离华约国家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终结布拉格之春只剩一个半月。

几年后泰迪结束了与曼斯菲尔德的合作。此后，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研究生、撰写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政策的论文、为另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李·梅特卡夫工作、在各个政府机构任职，最终于1994年美国世界杯举办前夕进入国际足联。

罗在苏联旅行时曾将自己的地址留给许多新朋友，邀请他们访美并保持通信。他果然收到新西伯利亚导游斯维特兰娜的一封信，她当时正准备跟学者丈夫一起前往美国，请求泰迪协助发邀请函。夫妻二人抵达美国，斯维特兰娜与泰迪重聚首，两人结下长久友谊。

至于泰迪本人，他再次踏上苏联土地已是另一个时代：1986年他以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到访。文末，让我们用泰迪·罗多年后重读游记时说的一句话来为这个故事收尾：“回首往事，我如今能看出预示着曾经强大的苏维埃帝国行将崩溃的许多迹象。虽然我当时只是这片广袤土地的资浅研究者，但我在那时就已经明白当局不可能永远抗拒变革。我一回到家，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解体自此开始，而其过程仅持续二十年”。

延伸阅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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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俄罗斯洗衣”

19世纪的洗衣劳动堪比苦役，就连尼古拉一世的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也深知这一点。她曾想尽办法减少两都（译注：即圣彼得堡、莫斯科）孤儿院内私生婴儿的数量，效果不彰。于是她1829年降旨：为了遏制孤儿的主要来源——士兵之妻抛弃孩子，必须严格调查弃婴是否为士兵子女，如果是，那么小孩长大后男的强制当兵、女的做洗衣工。因为在当时的洗衣技术条件下，不仅衣物磨损得快，洗衣女工本人也会因劳累迅速耗尽体力，所以医院、疗养院、救济机构和学校对这些人的需求很大。

医学博士А.Н.尼基京写道：“人们发现洗衣女工罹患与其职业有关的各种疾病。她们生活在潮湿环境，手脚总是湿的，很快就会变得虚弱……环绕她们周围的潮湿空气阻碍了汗液蒸发，其后果就是……感冒、风湿病、腹痛等。”

地主家的女仆犯了错，惩罚她去洗衣房干活：筛草木灰用来熬制碱液，把脏衣服塞进木桶，浇上热碱水，之后放入大锅加肥皂煮沸，还要在大盆内揉搓——全部工序都在高温与刺激性蒸汽中进行，门必须常开，好歹有一点通风。最后把衣服搬去河边或池塘，抡起木棒敲打、漂洗。待衣服晾干，还有一项艰苦活：用滚筒碾压以使布料柔软、便于熨烫。

诚然，俄罗斯地主里面也有一些古怪的人，他们府上甚至没有洗衣房。与列夫·托尔斯泰关系友善的记者П.А.谢尔盖延科写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祖父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是他那个时代的豪掷千金之人，不仅花光了自己的万贯家产，还挥霍了妻子——戈尔恰科娃公爵小姐的更大一笔财富。此公生活之奢靡，只需举一例：他家脏衣服不是在俄罗斯洗的，而是用专门的马车送去荷兰洗。”

不过，这或许不仅仅是地主老爷虚荣摆谱，农奴洗衣工技术拙劣也是原因之一，她们常常洗坏了珍贵精巧的桌布、床单和衬衣。粗手大脚的女人哪里知道，荷兰麻布或细麻纱布缝制的衣物既不能放进陶罐整夜蒸，也不能放进大锅煮一个小时，更不能在漂洗时木棒子猛敲……

甚至将近一个世纪后的1884年，П.П.卡尔佐夫中将编写建议手册告诫赴外省服役的新任军官，谆谆嘱咐道：“定制或购买过于精细的衬衣纯属浪费钱，因为你不知道在小城镇或乡村会遇到什么样的洗衣工。比起普通布料，这种精细衣服更容易被洗坏，而普通布料的处理方式，每个女人多多少少还是懂一些的。”

“其设施毫不讲究”

整个19世纪，无论首都或外省，普通洗衣店的布局大同小异：第一间屋生炉子，常年烧着几口锅：一口用来煮碱液，其他的用来蒸或煮衣服，旁边再搁几只木桶和大盆。第二间屋摆放滚筒、熨衣桌，以及收纳干净衣服的架子。漂洗一年四季在河边或池塘进行，洗衣店老板通常与“漂衣筏”（一种专门搭建的平台）主人签订合同，讲好每篮衣物支付多少钱。而这些“筏主”则要向市政府缴纳小生意营业税。寒冬季节，许多城市的“漂衣筏”不能使用，于是漂洗工作交给凿冰窟窿的人，也就是“冰洞老板”。

经济学家А.С.乌沙科夫1862年如此描述莫斯科的漂衣筏：“在莫斯科这种商业城市，河上也有各种商业设施。市杜马出租水面，从筏子、浴棚和汛期摆渡中获得收入……漂衣筏被视为末流的行当，因此其设施毫不讲究，就只是一些木筏子，暴露在水与空气的各种影响之下。它们多次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因为那场景纯粹是一派祖国风情。深冬严寒，气温约在零下二十度，满目冰霜，脚下雪吱吱响，风像刀一样，冰窟窿不时浮起一层薄冰。你站立桥边，身穿温暖皮袄，拉低帽檐，双脚跺地，远远欣赏着。木筏上，露天作业正进行中：女人们有的穿光面皮袄，有的穿兔皮袄，还有的只穿短棉袄或麻布外套，脚穿靴子、套鞋或低帮鞋，取决于业主的经济状况……她们挥动木棒，水在布上结冰，粘住了木棒——苦啊！这些劳动者们累得哼哧哼哧，双脚湿冷受煎熬，木筏表面不时被水覆盖，手酸、腰痛、头发热，随便包一张纸或毛布头巾……”

而在当时的警方报告中，常有洗衣女工不慎落水被救起或淹死的记载。

到了19世纪末，此类漂衣筏的结构没有太大变化。北都圣彼得堡警察局的首席医生И.叶列梅耶夫曾见过这样一处设施：“在渡口下方有一座漂衣筏，长约8俄丈（译注：1俄丈约2.13米），宽约4俄丈，四周有平台，通过木梯与堤岸斜坡相连。漂衣筏的中央是4个水池，莫伊卡河水直接流入，水池四边围着4个长槽，洗衣女工就在其中漂洗。水池两侧各有一间房屋，供筏子经营者和看门女人使用，内设取暖的铸铁炉，排烟管贯穿整个房间。在与洗衣筏齐平、略高于筏子入口处的堤岸有一根城市污水管。夏季停靠在漂衣筏上游的驳船和渡口平台减缓了堤岸边河水流速，造成水面遍布污泥及动物、植物的残渣污物。加上污水管排出的脏水，漂衣筏水池中的水污浊不堪。要在这样的脏水中漂洗刚洗好的衣物，非得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干净的人才行。”

1908年莫斯科当局要求提高妇女在漂衣筏工作的安全性，发布了一份指示文件，写道：
“用于洗濯的漂衣筏应由经营者自费建造，并使用结实缆绳加固；固定洗衣筏严禁在河中打桩，必须用锚或缆绳连接到河岸……
要用坚固木材建造带屋顶的漂洗间，设有采光窗和洗衣槽……应保持漂洗间状态良好、外观体面，自费用油漆粉刷，不可在漂洗间外洗衣。
经营者还应当在漂衣筏旁常备一艘专用小船，预防意外发生。小船的设施包括：在船内座位下方沿着整条船舷固定一条帆布长袋，横截面为三又四分之三俄寸（译注：1俄寸约4.4厘米），内部紧实填充软木碎屑；或用帆布紧密捆扎的芦苇代替长袋。长袋须用油漆涂刷两遍，确保防水……”

另外，漂衣筏150米范围内任何人无权开设另一个漂衣筏，但沿岸居民自用的小筏和冬天的冰窟窿不禁止。

“不使用挤压捶打”

1830年俄罗斯首次尝试开办“文明洗衣房”，在圣彼得堡“成立了一家股份公司”，旨在“效仿外国同类机构”设立私营机器蒸汽洗衣房。俄帝国臣民、工厂主德林格向内政部递交了申请。获批的机构章程写道，该洗衣房的业务“是利用水蒸气和肥皂溶液洗涤各类衣物，完全不使用对衣物有害的任何揉搓、强力挤压或捶打”。章程还说：“这种用蒸汽洗涤衣物的方法，已被最著名的实用化学家经由实验证实为最有利于保护和彻底清洁衣物的方式，因此已在欧洲许多国家的首都及城市广泛运用。”

洗衣房开张需要30万卢布，决定发行1500股，每股500卢布，但认购时每股只需先缴纳200卢布。之后此事停留在筹备阶段，无果而终。

1859年在莫斯科进行了第二次尝试。当时正在从事首都供水系统改良工作的А.И.杰尔维格男爵回忆：“莫斯科洗衣公司章程获批后，我认购了相当数量的股份，目的是在公司中拥有表决权，以便推选А.И.纳雷什金（注：退役准尉，男爵的朋友）为经理。他急需一份工作维持生计，并且做事向来勤恳。但尽管如此，洗衣公司仍然经营失败，大概两年后便被清算，股东们只拿回四分之一的投资款，我也损失惨重。”

这些年间在莫斯科为那些“需要大量洗涤”的客户（如富裕人家、餐馆和旅馆）提供服务的是位于巴比格罗多克的“库舍列维切娃夫人蒸汽洗衣房”。虽然仍由人工揉搓，但舍弃草木灰，只用肥皂。其进步之处是：洗衣水来自河流，马拉装置带动滚筒，把经过蒸汽漂白的衣物在滚筒中再漂洗六分钟。接着送入“拧干机”，时间也不超过五分钟，又用蒸汽烘干五分钟。最终从洗衣槽到熨斗整个过程仅需几小时而已。然而这家店的服务价格不菲，被旅行指南和参考手册反复提醒。

1871年，彼得堡的针织袜子厂主В.П.克尔斯滕效仿西欧，在本市开办蒸汽机械化洗衣房。正如此人传记所写，他“未能发展这一事业，因为当时仍须顾及人们对机器洗衣的成见”。1884年В.П.克尔斯滕去世后，由Е.П.克尔斯滕接手，在儿子А.С.克尔斯滕（译注：原文如此）的积极协助下成功壮大了两家企业。至19世纪末，织袜厂与洗衣房已拥有三台蒸汽机、五台蒸汽锅炉，雇佣工人400名。不过，克尔斯滕家洗衣房的主要客户是圣彼得堡的教育机构和高档旅馆、餐厅。

普通市民仍然把衣物交给女工用碱液浸泡和煮洗。根据1882年人口普查，莫斯科共有8439名女性个体洗衣工，以及127名男性洗衣工。但城市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负担不起这种本就不算贵的服务。工人、手艺人和日结短工只得在澡堂洗澡时简单洗一下衣服，尽管法律禁止这样做。彼得堡警察局首席医生И.叶列梅耶夫写道：“除了‘沃罗宁澡堂’之外，各澡堂的廉价浴室照常有人洗衣服，肥皂上带一股发霉的、几近恶臭的气味，即便是非洗浴日也弥漫不散。虽然这种洗衣方式对穷人而言很便利，但从卫生角度来看却严重破坏了澡堂环境，助长了肮脏、破旧衣物引发的恶臭传播。若能在澡堂内专设一些附属空间，让贫民能够免费或以极低费用洗自己的衣服，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按照英国物价水平简直太便宜啦”

目光投向西欧。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大城市就出现了所谓公共洗衣房，贫民妇女只需花一便士即可洗六小时衣服，使用锅炉、温水和任意数量的冷水，还可使用公用烘干房的蒸汽设备。法国政治家莱昂·福谢赞赏说：“利物浦的工人阶级踊跃使用公共洗衣房，证明该设施对他们来说十分必要；第一年就洗了三十多万件衣服。现在他们按照同样方案又建造了第二座”。

自1856年起，柏林的澡堂与公共洗衣房合并经营，每年为每位业主带来约3700塔勒收入。到了1860年代，法国、德国和瑞士几乎所有的公共洗衣房都使用蒸汽代替手洗。妇女们按小时付费租用蒸汽、水、大盆、挤压机、烘干室和熨烫设备。这些场所既有专职洗衣妇，也有勤勉的家庭主妇。例如巴黎最大的公共洗衣房可同时容纳120名妇女。

1890年代，英国多个城市的市政当局为贫困人口开设洗衣房。经济学家И.Х.奥泽罗夫描述格拉斯哥时写道：“这座城市拥有自己的洗衣房和澡堂……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洗衣房的组织有个特点：市政府不仅提供洗衣房供民众洗衣，自己也承接业务，雇佣专门的员工在这里代客洗衣。妇女进门来只需花费2便士，就可以使用各种先进设备洗衣整整一个小时……格拉斯哥已投资13万英镑建设工人住宅，如今，人们甚至可以花每年5英镑10先令（约合45卢布）租住一间布置良好的公租房，按照英国物价水平简直太便宜啦，而两个房间的价格是6英镑16先令。公租房有附属的洗衣间，使用费是每小时1便士（4戈比）。”

同样在19世纪末，许多俄罗斯旅行者都对德累斯顿合作协会的住宅赞不绝口，因为该建筑公司每栋民宅的地下室必备洗衣间。经济学家В.В.斯维亚特洛夫斯基写道：“住户有权在每月特定的日子使用一次洗衣间。每位住户应当向管理员支付10便士以维持洗衣间的清洁和秩序。关于操作各种洗涤设备的规定十分严格，要求住户谨慎小心。如果哪个家庭希望每月清洗衣物超过一次，则要额外付费。另一个单独的房间有挤压机，供全体住户免费使用。”

1914年10月，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杜马开会讨论城市冰洞的收费问题。市政当局的报告写道：“直到1914年，在叶尼塞河上开凿露天冰洞一直由市政府承担费用，但由于维护这些冰洞并非城市的必要开支，而是一种通过向居民收取使用费从而获得收入的普通财源，因此市政府认为，将冰洞和筏子（包括封闭的暖房和露天的冷房）的建设、维护和运营，招标出租给有意承租者，是可行且适宜的。”

插一句，说这话的背景是：自1903年起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暖房冰洞漂洗衣物要收费——小手提篮3戈比、大衣物筐10戈比。

市政府报告继续写道：“随着城市自来水系统建设，上述收费正逐渐失去意义，与此同时，冰洞带来的收入也开始下降，这可以从1913年最新财报中看出。而1914年的预计收入仅为233卢布。”

辩论期间议员们各抒己见。Л·П·捷尔斯基提出不应对在冷冰洞漂洗收取费用；М·П·米哈伊洛夫则表示不应对小提篮收费，因为使用这种小篮子的多半是贫困群体；А·И·格罗姆切夫斯基则说：“洁净的衣物是保持卫生之必需。因此城市不应将冰窟窿作为财源项目。更不应对那些虽然是由城市专门设立、但属于开放空间的区域收费。”最终，市杜马决定以每年1500卢布的价格出租冰洞和筏子，无加热设施的冷冰洞免费提供给所有人。

“下面必定是脏内衣”

但在一些省城，某些最需要洗衣服务的场所——比如医院——直到20世纪初都很少拥有欧式洗衣设备。后来，各省和县的政府终于意识到建设洗衣设施之必要性。1907年叶列茨地方会议作出结论：“叶列茨县医院的洗衣工作存在严重不足。随着医院逐渐发展成为正规医疗机构，用原始的方法来洗衣，已经完全不能满足按时供应洁净衣物的需求，并且洗出的衣物极其不合格……病人卫生状况不佳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如一条红线贯穿叶列茨医院的历史，显著影响着术后恢复情况……为了充分说明医院的洗衣工序，我们用几句话来描述：换下的脏衣被放入铸铁锅加碱煮沸，由于很少换水，看起来仿佛泥汤一般，血渍因而固定下来根本洗不掉。接着放进木盆揉搓，再照常运到河边漂洗，部分在阁楼晾干，部分在户外晾干，最后送到洗衣工的房间折叠整理——就在她们吃饭的餐桌和她们睡觉的床上。”

叶列茨县管理局决定：随着新式现代化洗衣房的建成，医院全体职工的洗衣费用政府全包。会议记录指出：“将这些衣物外送清洗，即便费用由职工承担，在一个设施完善的医院中也是实现不了的，毕竟院方无法要求职工保持衣物内外清洁，这一要求将会被视为侵犯职工的个人经济利益。职工为了节省一些薪水，宁愿尽可能长时间地穿同一件内衣。制定严格措施也许能勉强保持杂役和助理护士外衣的洁净，但外衣下面必定是脏内衣。如果由医院洗衣房负责清洗，政府出费用，则可以轻而易举地迫使职工保持清洁。”

但在为洗衣房采购新设备时，医院管理层却面临尴尬矛盾：国产洗衣机不仅短缺，且价格远高于进口产品。从事部队洗衣房现代化工作的军事工程师К.В.马尔科夫描述彼得堡的企业：“我们参观工厂后得出如下结论：圣加利公司改造进口机器并贴上自己商标，但只接受定制订单，生产周期不少于两个半月，设备连同运至现场的总报价明显高于进口机器。彼得堡金属厂根本不生产洗衣机，仅承担中介业务。其他较小的公司也是如此，比如兰根齐彭公司从事洗衣房全套设备的中介采购。”

另一种尴尬情况是：地方政府已经购置了洗衣机，但洗衣仍沿袭老办法。1904年科斯特罗马省布伊县管理局有过一次失败的尝试：“去年为布伊县医院购入一台‘蜜蜂牌’洗衣机，配备圣彼得堡沃尔考的挤压脱水机，连同运费共计63卢布70戈比。但这台机器至今闲置，原因是医院的洗衣女工用不惯，更乐意手洗。对这台机器进行专门试用后发现，只有熟练工人才能够操作……”

无产阶级革命亦未能让洗衣店真正贴近人民。1927年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任职的老布尔什维克С.Н.斯米多维奇（译注：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的嫂子，1905年孀居，后再婚）谈莫斯科的情况：“公共洗衣房非常少，费用仍然昂贵，所以大多数女工和男工家属无法将自己的衣物送到公共洗衣房清洗。女工们目前的要求仅仅是希望在工厂内开设一处场所，方便她们或男工家属洗衣，这样就不必在住宅房间或公共厨房洗衣，避免肥皂水蒸汽污染居住环境。”

又过了十年，莫斯科鲍曼区苏维埃的一次全体会议愤慨指出，大多数洗衣房只为国家机关服务：“全会指出我区洗衣房数量不足，服务能力有限，洗衣水平低劣，对待顾客衣物粗心大意，有时甚至态度野蛮。全会责成主席团专门讨论扩大洗衣房网络和改善其服务的问题。”

此后年复一年，大会堂讨论如火如荼，公共厨房肥皂泡漫天飞舞。

延伸阅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人贫富悬殊

昔日俄罗斯的出租马车

17~18世纪俄罗斯浴室的擦澡女工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佚名

任何研究苏联经济的人不免会遇到一个乍看十分费解的悖论。如果以作战装备这种相当复杂的产品为例，那么总的来说，苏联新型号作战装备能够达到当时的世界水平，并且出厂时间通常比西方同类产品差不太多。这些装备的品质普遍不错，数量也足够，所以苏军从不缺乏坦克、战斗机、潜艇等，反而过剩。在军工发展的基础上，苏联甚至造出了月球探测车这种高精尖产品。然而在生产所谓“民用商品”（而且绝对是任何种类的民用商品）时，情况整个颠倒了。苏联为老百姓制造的一切（绝对是一切）都品质不佳，无法与西方同类产品媲美，款式也落后，亦即上市更晚。饶是如此，任何稍微有点需求的民用商品还都短缺。苏联庞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证明国内拥有足够数量的工程设计人员和相当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为什么轻工业给人的印象却完全相反呢？另外，如果说苏联军工复合体的产品通常是原创发明，那么苏联轻工业的产品无论外观或功能往往剽窃西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苏联经济出现如此怪异甚至畸形局面的首要因素是竞争。共产党人一直以来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竞争理念斥为“邪恶资本家”的虚构，说他们借此来愚弄“单纯的劳动人民”，以便“榨干他们最后一滴血”。然而，在自己最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武器生产部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行为却恰似一位同其他资本家展开竞争的大资本家。

苏联军工领域的竞争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首先，苏联坦克、作战飞机和直升机等主要武器装备至少存在两个甚至更多设计机构，例如新型坦克的设计局分别位于哈尔科夫和下塔吉尔，它们之间互相竞争。直升机的设计局也是两个——即“米”系列和“卡”系列。战斗机则是苏霍伊设计局和米高扬-格列维奇设计局负责研制。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同设计机构之间可以开展智力竞赛，最终选出最佳方案。

显然，仅靠国内竞赛难以促成苏联军工复合体大踏步追赶世界水平。因为如果每个设计局的任务都仅仅是造出比旧款苏联产品更好的新式坦克/飞机/直升机/潜艇，那么很快就会导致苏联最新型作战装备落后别国。事实上，相互竞赛的苏联设计局和科研所开始构思新产品时总会接到所谓政府任务，而政府任务的制定考虑了外部竞争——也就是与西方先进同类武器的竞争。苏共中央政治局不需要一种仅仅比老款苏联战斗机更好的战斗机，他们要的是比美国或西欧最新产品更好或至少不差太多的战斗机。在这方面，苏联情报部门始终保持敏锐洞察力，一旦联邦国防军开始绘制某种“豹”式坦克的初步草图，苏共中央政治局就会迫切希望获得新坦克。

由于西方的保密程度远低于苏联，研制新型武器的决定可以在媒体上宣布，而且最初的讨论也相当公开（毕竟早在设计师开始画图之前，专业刊物已经热火朝天讨论了），苏联能够几乎同时推出自己的同类产品，甚至比对应的西方产品更早。何况苏联军工产品绝非简单照抄，而是完全独立的工程设计方案。

综上所述，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公司的竞争，以及军火贸易领域的竞争，乃是苏联军工复合体能够制造“拿得出手”的产品的保证。

不消说，苏联轻工业压根没有类似情况。苏联的民用品市场一直处于极度匮乏状态，苏联公民一直被本国工业“亏待”。当他们想买一台电视机的时候，他们要的就是个带屏幕、能显影的盒子，对这个盒子的外观、功能和品质没有任何特殊需求。大概直到197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苏联顾客才希望屏幕是彩色的，仅此而已。相应地，苏联的电视机厂为顾客生产的也不是世界一流电视，仅仅是品质难以描述的“带屏幕盒子”。苏联经济的领导者们当然知道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讲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尽量激励苏联工厂推陈出新。但激励措施并不强，因此苏联工厂制造新产品的方式非常简单——摹仿西方同类产品外观，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山寨其功能。可惜，由于整个体制的惰性和计划经济的缺陷，照猫画虎之新产品（通常还丢失了一部分功能）开始充斥苏联市场时，它已经在西方市场上落后了。

资本主义世界几乎每一家公司——无论它生产牛仔裤、口香糖、可口可乐、电视机或电脑——总是通过销售网络间接接触最终消费者。资本主义的销售网络贩卖那些大众欢迎的商品，不卖不受欢迎的商品。同时对于制造商而言，东西造出来不会立即变现，卖出去了才能收到钱。当然，口碑良好的大品牌可能与销售网络建立了一些特殊合作关系，但总体而言，资本主义的模式是：仅仅造出好商品还不够，需要说服销售网络进行分销，并说服潜在顾客进店购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商才能从其产品中获得收入。

苏联的制造企业运作模式完全不同。国家给企业（国家拥有企业）下达生产计划，东西造出来之后立即支付全款。如果企业超额完成计划将得到额外奖金（超额完成奖）。至于产品出厂之后怎样，企业不关心。

那么商店呢？商店也是国有的，根本无法影响国家给它们下达什么样的销售计划，反而有义务完成营收计划。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下达给商店的营收计划本该刺激销售，但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制造商（工厂或企业）不关心其产品的品质和吸引力，一门心思完成计划，故而造出来的东西参差不齐，往往奉行非正式口号：“三等品不算次品”，意思是“东西不好，但毕竟没坏”。国家全额支付货款给制造商，之后将产品运往国营商店，并给商店下达营收计划，这个计划是根据商店收到的商品种类和价格制定的。但商店无法强迫或刺激苏联公民购买品质不高的商品，结果出现了“积压”，也就是商店的仓库堆满无人问津的玩意儿。工厂才不管商店销路怎样，它们继续生产没人买的废物。或者，如果工厂生产的是虽然品质不高但稀缺的产品——比如磁带录音机，那么这样的工厂就更没有动力去改变了。新型号十分罕见，而且正如前文讲过的，通常已经过时。

商店完成营收计划的途径是什么？纯粹通过销售稀缺商品——有时候是苏联国产货，比如磁带录音机或单反相机。但从1970年代开始，进口商品逐渐成为苏联零售业的“救命稻草”。尽管苏联轻工业企业和商店都是国有的，但它们的运作方式却像完全独立的机构。何况苏联工业的本质是破坏性的——向苏联零售业大量倾销无人购买的东西。但正如前面讲过的，苏联零售业有自己的计划——营收计划，也就是卖东西的营业额。由于苏联消费者不爱购买大部分国产商品，苏联零售业不得不设法摆脱这种困境。于是苏联相关机构从国外进口商品的数量越来越大，包括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苏联民众采购。这些舶来品帮助苏联零售业完成了国家下达的计划。

勃列日涅夫年间，随便一家苏联零售企业都是这样经营的：货架上整整一个月摆放着不受欢迎、几乎卖不动的国产货，完成计划似乎无望。但在月末的最后几天，商店经理会命令销售之前预留的紧俏货——如果有舶来品那就更好了。这立刻引发抢购热潮，门外排起长队，本店本月营收计划就在最后几天突击完成了。所以，苏联国营商店的经营模式是：1.每个月大部分时间销售积压的、过时的、品质不佳的国产货；2.月底最后几天出售紧俏货，引发抢购热潮，大笔现金涌入收银台。可想而知，第一种模式店内没几个人排队，而转为第二种模式时，排队的人甚至要站在街上，队伍长达几十米。

但如果进口产品（主要是服装鞋靴）确实进入了苏联的零售网络，岂不是可以同苏联轻工业建立起良性竞争吗？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只有当苏联轻工业产品和外国公司产品共同在国营商店货架上争夺顾客时，竞争才有可能出现。可事实是苏联产品“按计划”进入商店、按计划在仓库积压数月甚至数年，直到被下架注销。进口产品纯粹是苏联国营店的救命稻草，依靠它们“完成计划”而已——根本不存在竞争。这两种商品：苏联国产的和进口的，仿佛存在于平行世界，尽管它们形式上是同一家店销售的。

当然，还得考虑到所谓的“舶来品”，也就是苏联商店销售的进口商品，种类非常有限：无非服装、鞋靴、香水等。1980年代初莫斯科的商店出现了一次性圆珠笔和日本录音带这种稀罕物，但日本录音机从未在普通商店售卖过。更确切地说，仅限在专门商店（“小白桦”等）使用外汇和外汇券（外贸银行支票）购买。绝大多数苏联人与这些商店无缘，因为他们没有外汇。

于是就导致生产稀缺商品的企业对提高品质和推出新款不感兴趣。例如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苏联，泽尼特-E单反相机十分抢手，价钱不算贵，一旦上市就有人排队求购。但它已经是过时型号了，制造商（莫斯科西郊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工厂”和白俄罗斯的“维列卡工厂”）却懒得生产同等价位之新产品。这款相机从1965年开始在苏联制造了约二十年，1980年代初顾客在莫斯科的“木星”商店为它挤破头的时候，它实际更像是博物馆收藏品。

既然谈到泽尼特-E，就不能不提苏联轻工业销往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这样看来，似乎既然有某些苏联产品（例如泽尼特-E）在西方销售，是否意味着苏联轻工业毕竟能够生产出具备世界竞争力的产品呢？答案既“是”又“不完全是”。首先，苏联产品在西方是以倾销价格出售的，有点像现代中国的廉价商品。唯一区别在于中国廉价商品确实占领了世界市场，而极个别苏联产品（泽尼特-E、“指挥官牌”腕表等）实际是“异域奇珍”，在西方销量很低，少数人买回家玩个新奇。说白了这就是苏联提升形象的一种手段——看吧，我国产品甚至远销资本主义国家！

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出口国外的苏联轻工业产品，与那些在苏联国内市场上以相同名称销售的产品有着本质不同。这又是“最有效率的”苏联计划经济的又一个奇迹。商家不愿投入精力保证产品的整体品质，而是设置单独车间组装出口货。他们为“自己人”生产“不是次品的三等品”，为外销生产至少达到可接受标准的商品。因此，这种小批量生产出口版本的模式对整体生产水平的提高没有任何影响。尽管某些产品有出口型号，但国内市场上卖的仍然劣质。

顺便说一句，出口产品偶尔也会“转内销”，售价当然比国内市场的贵很多。

最后，苏联轻工业一直落后的另一项重要因素是钱。这话听起来可能老生常谈吧。一方面，苏联轻工业根据所谓剩余原则获得拨款和资源，意思是上级在制定计划时首先要保障国防工业的一切需求，剩下的才分配给轻工业。所以苏联轻工业企业的设备往往非常陈旧，很多甚至是1945年从德国运回的战争赔偿，偶尔还能见到“博物馆级”的革命前古董机床。不用说，即使决心再大，1970、1980年代使用这些老旧设备生产高品质现代化产品也是办不到的。

还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科技企业通常先针对富裕人群推出最新型号产品，因为生产这些产品需要漫长且投入巨大的研究和实验，开发新技术，甚至要创建新生产线。然而第一批高价产品为公司带来收入，随后的同类产品则会以较低价格出售。购买昂贵新品的顾客本质上是高科技产业的捐助者——这个因素在苏联不起作用。1970年代末尤其1980年代中期，苏联已经形成相当明显的“有几个闲钱”的群体。可这个时候，上述之种种已经使苏联人民对国货产生强烈厌恶感，只希望购买西方或日本货，尤其高科技产品。虽然19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争取到西方贷款，一定程度上振兴了苏联轻工业，使其至少能够用外观和品质还凑合的国货稍微满足国内市场，但时机已经错过了。十年前就该这样做啊。1980年代末的人们渴望进口货，进口货也越来越深入地渗透苏联国内市场。约摸1989年左右，如果一个人有钱，买一台日本原装进口录音机甚至录像机，或者进口游戏机，已经不是什么大难题了。结果西方贷款都白白浪费，苏联产品——即使品质比1970年代好得多——已经少有人问津了。1990年经济几乎停滞。苏联军工复合体历年来制造的大量坦克，纵然性能不孬，亦无力挽救垂死的苏联经济。

这一切都是因为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谬论基础上的国家经济从最开始就有缺陷。当然，它可以获得最初的巨大推动力，造成它能够独立有效运行的错觉。但推动的力量迟早会耗尽，经济随之停滞。苏联经济就是如此，除了把它彻底拆解之外没有其他选项。1960年代末如果过渡到新的轨道相对不太困难，即使1970年代仍然是有可能的。到了1980年代末，任何拯救苏联经济的行动都好比是一队急救员的不舍不弃：他们自己很明白病人快完蛋了，但职业自尊心，或许还有对奇迹的一丝期盼，让他们无法停止徒劳的心脏按压。而最让他们感觉委屈的是，死者亲属反而指责他们，指责这些一直坚持到最后、希望哪怕能延长病人半分钟生命的人，是导致死亡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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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842年4月俄罗斯国务委员会作出决定，旨在一劳永逸解决一项长期存在的问题——贫困居民几乎得不到医疗救助，即便是在首都。整个“杂工阶层”被加征特别税，用于建立和维持专门医院。虽然这笔资金征收顺利，但到了七十年后的1912年，却仍有超过三分之一需要住院治疗的莫斯科贫民被拒之门外。

“仅剩700张床位”

1785年夏天叶卡捷琳娜二世沿伏尔加河视察期间途经莫斯科，对旧都的医院数量深感不满。全城仅有两家医院：一家是建于1763年、纪念她儿子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大公平安康复的“帕夫洛夫医院”，设有50张病床；另一家是1775年遵照她旨意成立的“叶卡捷琳娜医院”，设有150张病床。

军事委员会秘书П.С.科洛托夫写道：“从莫斯科返回途中，女皇萌生了一个想法，要为这座都城配备一切必要且有益的机构。为此，她在克林（译注：莫斯科州古城）写信给时任莫斯科驻军总司令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鲁斯伯爵，内容如下：第一，增加医院和残废人收容所的数量，用于照顾体弱者和生活无着者，使其规模与城市人口相匹配……”

但无论叶卡捷琳娜二世年间，或历代俄罗斯皇帝在位年间，莫斯科医院的床位数量从未“与城市人口相匹配”。平民患者的处境更艰难，因为许多人负担不起治疗费用。十八世纪末在叶卡捷琳娜医院住院一个月需支付5卢布（相当于低级官员月薪），这笔钱通常由患者本人、他供职的机关部门或社会团体承担。到1815年住院费涨至每月10卢布，1830年进一步涨至15卢布。

统计学家В.П.安德罗索夫1832年指出：“总体而言，可以注意到医院的床位数量远远无法满足民众需求。如果从2827张编制床位中扣除1850张军医院床位，以及为医院所属地方患者保留的303张床位，那么供首都其余25万居民使用床位恐怕仅剩700张。”

1833年设有450张床位的市立医院投入使用，但只是略微改善了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该医院接收农奴患者，“只要他们持有合法的身份证明”。医院还另外辟出100张免费床位供贫困自由民使用，前提是他们出示警方签发的贫困证明。其余患者则需支付每月15卢布纸币的治疗费。

同样在1833年，叶卡捷琳娜医院从地角偏远的旧木房迁至彼得罗夫斯基门附近，搬入为其修复重建的加加林公爵旧府邸（译注：昔年拿破仑军队撤离后失火），拥有220张床位。1846年医院在花园新建可容纳70名患者的夏季病房，但由于此处毗邻厕所，入住体验不佳。民政部门的莫斯科医院监察员А.И.奥维尔写道：“夏季病房内必经之地几乎直接与走廊相连，由于厕所简陋，潮湿天气恶臭弥漫整条走廊，尤其夜间关门关窗时情况更严重。”

建筑主体也存在缺陷。А.И.奥维尔指出：“医院附近彼得罗夫卡街形成大片积水，甚至浸泡了建筑底层部分基座。这些积水与厕所排放的污物在管道混合，散发刺鼻气体，即使没有大量积水也一样，夏季令人无法忍受，甚至冬季也难免。整个建筑这一侧的底层都被剧烈臭气笼罩。”

莫斯科当然还有其他医院，比如慈善家资助的豪华的戈利岑医院和谢列梅捷夫医院。1824年莱科恩·德·拉沃所撰《莫斯科旅行指南》对前者大加赞赏，曰：“医院内部设施和管理制度与其富丽堂皇外观相匹配。本院药品卓越，护理细致。”又介绍后者：“这座建筑以其宏伟而简约的风格令人倾心，其宗旨和使命更令人敬畏……在这里患者能够获得一切必要的医疗救助。”

这些医疗机构的高水平服务几十年如一日。1857年监察员А.И.奥维尔对谢列梅捷夫伯爵创办的医院赞不绝口：“患者饮食品质极佳，听凭自由选择。只要对病人有益，医生可以自行判断提供任何食物，无论其价值如何；甚至患者的特殊需求也能满足，前提是不妨碍治疗。药品种类亦无限制，不受既定配额的约束……无论最新款药物、矿泉水或昂贵的治疗手段——凡属医生认为必要，都可用于救治病人。”

可想而知，尽管这些机构被视为“公立医院”，但贫穷之人入院的机会渺茫。

“便利且基本免费”

由于贫民医院床位短缺，穷人患者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而公共救济机构忽然发觉：早在1775年设立省份时就曾规定医院应免费接收和救治所有贫苦之人。但该法令并未明确界定“贫苦”的具体标准。1834年内政大臣就此问题向部长委员会呈交报告：“从某些省长的通报中可以看出，由于无法明确区分哪些住院者属于有产者、哪些享受贫民优待，公共救济机构面临诸多不便，并且在追收治疗费时常常陷入徒劳扯皮之中，有时甚至持续数年。”

尼古拉一世皇帝命令：将1804年批准用于圣彼得堡市立医院的规定推广至全体公共救济机构所属的医院。有权免费入院者包括：
а) 各官衙送来的行政机关雇员及低级文书官僚，若其单位未设专职医生；
б) 国家机关退休人员；
в) 无专门医院及医生的士兵、水手和其他军人的妻子与无工作子女；
г) 国家机关所属农民及获得永久自由的男女；
д) 在医院所在城市无不动产的小市民和外地小市民。但对于这些人，公共救济机构应在接收时查验详细财产证明，并据此决定是否免除医院规定的治疗费用；
е) 拥有不动产的本地商人和小市民，前提是本地的公共救济机构接受商人和小市民社团捐赠之款项用于医院运营（如同1804年2月26日法令对圣彼得堡市立医院的规定），而非依赖城市财政拨款。

此外，这些医院还被允许接收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前提是“他们的工资或小营生收入微薄，并且负担大家庭生计”。但医院在接收此类患者后“必须核实其贫困状况”，随后“申请内政部批准免除其应支付的医疗和住院费用”。

到了1836年，莫斯科和其他省会城市被拒绝住院的人数逐年增加。当时的首都名医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伊诺泽姆采夫声名籍甚，他在斯皮里多诺夫卡街的宅邸广为人知。俄罗斯医生协会创始人之一Н.Е.马蒙诺夫大夫曾写道：“在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的接诊室，医疗救护迅速、便利且基本免费。这个接诊室成了门诊部。每天至少有十位大夫来此坐诊，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检查求医问药的患者，提供建议并开具处方，处方有特殊标记，可到博尔特药房拿药，它们承诺以优惠价格销售药品并且确实如此……这一俄罗斯最早的私人门诊部实现了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和朋友们的双重目标：既帮助贫困患者，也通过这些患者向公众介绍他门下培训出来的医生。”

伊诺泽姆采夫的“门诊部”每年接待6000余人。19世纪上半叶的莫斯科贫困患者还曾获得首都监狱总医师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加阿斯的免费医疗建议和药品，他因此被民众尊称“圣医”。

公共救济机构不得不效仿这些无私行医的大夫们的先进经验。医院意识到自身无法收治所有患者，向内政大臣提出请求，言明公共救济机构“经常因床位不足或患者承担家庭责任不愿入院，尤其是那些罹患长期治疗之慢性病者，故而难以提供此种救助”。内政部长“认为可以批准为这些患者免费供应药品，费用计入机构开支”。

大臣部长决定：“贫困患者为了领取药品，必须提供其居住地警察官员出具的书面证明，核实其身份、经济状况与家庭人口”。患者经过医生检查并开具处方后，将证明文书送交医院办公室。该患者的姓名单独登记造册，发给“享受治疗”之凭证，注明年、月、日。每次回医院复诊拿药，患者需出示该凭证，康复后再换回自己的证明文书。

“每年付给医生达2000卢布”

然而，有支付能力的莫斯科人不喜欢医院。作家兼剧作家П.Д.博博雷金通过笔下一位女主人公之口生动传达了当时人们的住院观感：“她亲历了对医院的特殊恐惧，这种恐惧是平头百姓和贵族老爷共有的。医院意味着必死无疑，是贫乏的、普通的、冷淡的；有可怕的手术，有粗暴冷漠的医生、医助和护士。在那狭长的、摆满单人床的病房一躺好几个月，弥漫着医院的腐臭和石炭酸味儿，身边的人呻吟、打鼾、哭喊，做一切使病弱之人变得肮脏可憎之事。在医院，一位士官早晨巡查病房，大声询问：谁要领圣餐？”

故而手头宽裕的莫斯科人更愿意在家治疗，请家庭医生照护，或偶尔找名医咨询意见。自1789年起俄罗斯法律正式规定了自由执业医生的收费标准。医学博士K.戈林格写道：“如果医生把全部时间用在病人身上，却不能获得至少满足他和家人生计的最基本报酬，那是不公正的。因此我国法律甚至允许医生对其劳动提出某种程度的收费要求，例如：城市内出诊每次半卢布至1卢布，市外出诊每次1至2卢布，口头或书面咨询3至5卢布，在难产时提供助产服务收费5卢布，接生婆的分娩服务及九天探视同样5卢布；至于重大外科手术之费用未作硬性规定，由医患双方自行商定——如果收费过高，医疗管理局也不会袖手旁观”。

但并不是所有医生都遵守规定的收费标准。1820年代一个月住院费15卢布，而名医（例如Г.Я.维索茨基或М.Я.穆德罗夫）一次出诊费高达25卢布。然而富裕病人相信这钱花得值。同时代的人说穆德罗夫能用放血疗法和水蛭吸血创造奇迹。有些家庭连续二十年聘请穆德罗夫看病，尤其感激他能记住每位患者的状况，秘诀就在于这位医生保存几十年的病历。穆德罗夫向自己的学生们解释：“这些全是我亲手撰写，不是在家而是在患者床边写的。姓氏数量一千多个，每个姓氏下面可能有多位病人，每个病人也可能生病多次。档案依照字母顺序排列，一个字母单独一册，翻开就能迅速查找每位病人的病史和全部处方。这件宝藏对我而言比我的整个图书馆更珍贵……1812年，我所有的书——那些构成我财富和学术奢侈品的书都留在这里任敌人掠夺，但病历档案无论走到哪儿我必随身带着。”

穆德罗夫讨厌“故弄玄虚”，不愿做那种为了忽悠病人而给他开出25种成分混合药膏的医生。他会毫不犹豫地建议病人“敷芥末籽、辣根膏，使用西班牙苍蝇”，还会推荐“摩擦、蒸汽浴、普通浴或药浴，用水、醋、葡萄汁或葡萄酒洗脸、洗手、洗脚乃至洗全身”。穆德罗夫说过一句日后成为名言的话：“治病不能只看病名……应着眼病人本身，治疗他的体质、他的器官、他的精力……这就是我行医的全部秘诀。”

简单的治疗方法为首都最好的医生带来不菲收入。曾访问俄罗斯的英国医学博士A.B.格兰维尔1828年写道：“有声望的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一年挣5万至7万卢布，某些人家每年付给家庭医生600-1000甚至1500卢布，且据我所知，还有两个显赫家族每年付给医生高达2000卢布。”

但无论首都或其他城市，绝大多数人做梦也不敢想拥有私人医生。

“三个人睡两张床”

1840年代初随着手工制造业发展和歉收地区农民大量涌入，两都平民数量持续增长，无论公共救济机构或慈善医生都难以给他们提供医疗救助。于是1842年4月圣彼得堡正式宣布了皇帝恩准的一项国务委员会决议，开办一所“为杂工阶层设立的医院”。

莫斯科民政总督（译注：相当于“市长”）И.Г.谢尼亚温指出：“鉴于莫斯科所有面向平民阶层的医院几乎全年满员，每天都有几十名患者被拒之门外——导致劳工们在此地找不到容身之处，只能带病离开都城，未抵家乡即死于途中”。他也提议在莫斯科开办一所专门收治杂工阶层的医院，当时这类工人城内约有11.5万。

国务委员会的决议称：“在圣彼得堡开办常设医院，服务在此居住的杂工阶层，决定每年向每位杂工，无论男女，征收60个银戈比。”——莫斯科则是每人每年收70个银戈比（当年老百姓的主要食物黑面包，在1842年的价格是一俄磅1.25银戈比，约合每千克3个银戈比）。

这笔钱绝不是自愿缴纳，属于强制性税费。凡有缴费义务者的身份证上都会注明缴费情况，若某人掏不出这钱，发给其一张凭证，限期一个月离开首都。《刑罚汇编》还新增一条规定：“城市的房主或其房产管理人……若容许未缴纳杂工医院所设定费用之杂工、或已领取未缴费凭证之杂工居住于其房屋内，一旦凭证期满，受如下处罚：第一种情况——每人处以各首都所定缴费金额的十倍罚款；第二种情况——每逾期一日罚款三十戈比。”

1844年9月1日莫斯科正式开收“住院捐”，一个月后首批患者入住隶属公共福利机构的杂工临时医院。该机构历史文献显示，这家医院设在苏谢夫区旧叶卡捷琳娜医院年久失修的老楼内，因为“只有监狱医院首席医生加阿斯无条件同意为杂工提供病房”。虽然新叶卡捷琳娜医院同意每月接收20名患者、市医院同意接收70名，但每位患者的月住院费高达4.3个银卢布，公共救济机构感觉负担太重，毕竟杂工医院收治一名患者的月开销仅70戈比。不久，旧叶卡捷琳娜医院的200张病床每月已有400余人排队申请。

此外，很快又向居住在市内工厂宿舍的工人们征收“住院捐”，由此增加了2万名潜在患者。

莫斯科的地主擅长精打细算，他们在城内拥有5.8万名奴仆。为逃避支付每位患病农奴在市医院治疗的4.3银卢布费用，他们开始将病人送往旧叶卡捷琳娜医院，并在送院前一天给他们支付70戈比的年费，尽管该医院条件特别恶劣。药品、床单、仆役和食物仅按200名患者之标准配备，而实际接受治疗人数远超此数。

医学博士A·I·奥韦尔写道：“旧叶卡捷琳娜医院建于城市北端……正迎着北风。所以地理位置有利于形成雾气和大量露水，使得空气潮湿，容易引发间歇性热病。根据杂工医院的医生观察，这种热病在院内很难治愈，动辄复发，患有其他病症的病人也会发作”。

后来逐渐向莫斯科市民租用七间民房，但寻求医疗帮助的人持续增加。遂决定开设门诊部接收求诊者。

着手筹备杂工临时医院之际，官员们曾承诺将在三年内建造一座现代化的砖石结构永久医院。临时医院高级医生亚尼亨被派往圣彼得堡详细考察当地杂工医院及其他医疗机构的设施和运作方式。随后，建筑师М.Д.比科夫斯基1845年5月前往北都，以圣彼得堡的医院建筑为蓝本画图，因为“其外部和内部设计几臻完美”。最终，1846年М.Д.比科夫斯基完成医院施工方案，预计耗资一百万银卢布。公共救济机构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莫斯科民政总督遂委托建筑师П.П.布连宁“以最经济、最便利的方式设计永久医院预算案”。1847年此人提出的总造价为927325卢布66戈比。

省级官员计划举债70万卢布，期限为37年，从70戈比捐税中慢慢偿还。又考虑将每位工人的70戈比年费提高到90戈比。但在提高缴费标准之前，官员们想要查明医院的建设方案是否包含了“超出最底层人民需求的奢侈与豪华”？争论此事的公文往来持续十年之久，广大患者继续咬牙硬撑。

А.И.奥维尔报告说：“住院治疗的杂工被安置在医院的五座独立小楼、走廊和厕所内。夏天潮湿，冬天寒冷，即便健康人也难忍受。地板、窗框甚至墙壁皆腐朽不堪，纵然消耗大量燃料也无法给病房供暖和维持健康空气流通。但就连这种病房都不够用，每年患者激增时由于缺乏空间和病床，直到1857年患者们不得不三人合用两张床，甚至睡在床与床之间的地板上。病房短缺导致一些病人被安置在浴室、烘干室等位置”。

在这家医院上班同样很辛苦。一位助理护士要照料15个患者，而在其他医院通常不超过5个。每位住院医生负责100个患者。不仅患者的三餐被缩减，甚至工作人员的饮食也得不到保障。医院十四年累死了十三位大夫。

1855年11月亚历山大二世命令将已故出版商、慈善家П.П.别克托夫捐赠的全部财产用于建设莫斯科的杂工医院。这些财产包括位于各省份的庄园、莫斯科的房屋和度假别墅、现款及一些小银器，总估价约50万卢布。肉贩街的别克托夫家雅宅成了杂工医院的一个分院，1879年市政府又购得谢佩列夫豪宅，开设亚乌扎分院（译注：即后来的市立第23临床医院）。然而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修缮改造旧叶卡捷琳娜医院，承蒙С.Т.莫罗佐夫、Л.И.蒂米斯特、Ю.Т.克雷斯托夫尼科娃、М.Ф.莫罗佐夫和А.П.卡维林等人捐资赞助。

19世纪末《莫斯科市杜马公报》写道：”尽管商人们为医院和收容院慷慨捐款，但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医疗援助的事业远未达到理想水平。1894年1月市医院拒收病人的数字依然令人震惊。拒收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床位。某些医院的拒收比例高达50%”。

1912年莫斯科市医院合计收治73441名患者，仍有39494名患者被拒。原因：满员了。

延伸阅读：

纪念外科名医谢尔盖·尤丁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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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名

在苏联，一个人的收入不能超过他的身份地位，例如工程技术人员几乎挣不着任何“非官方”额外收入，水管工却可以；清洁工兼职两、三份差事，教师最多兼职一份半，尽管苏联的教师一直略有短缺，尤其自然学科和外语。那些年高校的主要优势之一是有机会进行官方科研项目，当然，此项薪酬不得超过本职工资的一半。任何超出国家规定水平的收入都被称为“非劳动收入”，遭受严厉惩罚。

所谓“非劳动收入”，既包括通过犯罪手段（盗窃、贿赂、贪污）获得的赃款，也包括在正常国家被视为完全合法的酬劳。关于苏联的盗窃和职务侵占，您不妨自行阅读这篇文章。我今天想谈谈其他类型的“非劳动收入”。

本人偶尔读到和听到这样的论断：“在苏联，私人买卖想做就能做。”而且讲这话的人是完全认真的。实际上，苏联“非劳动收入”的主要特征就是：这些收入不来自个人在社会主义部门（国有企业、国家机构或国家批准的合作社）的工作。下面略举几个事例说明。

门饰——非法经营

材料都是在国营商店正式购买的，必然保留小票。但您肯定得先认识商店售货员才行，而且要支付高于原价的货款。

本人当时是个“侦探”，就是今天的客户经理。我挨家挨户推销这项业务，如果客户订购了30卢布的门，我能拿5卢布提成，如果订购35卢布的门，我拿6卢布。这样一天下来挣60-90卢布，对于大学生而言可不是小数目啊。

您知道一位有十年经验的师傅包一扇门要多久吗？说了您肯定不信——从按响客户家门铃到收钱走人，总共二十五分钟！简直不可思议！那些技艺精湛的人把每道工序细化到极致，真了不起。

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则自行摸索如何与客户正确攀谈，如何笑眯眯劝人掏钱，如何按门铃。总之，这就是苏联式直销。

此事的时代背景是1985、1986年左右。如果被抓到，初犯罚款25卢布，进警察局聆听一番教育，通知工作单位。党委和共青团也会进行批评……但这些都不算什么。并且一年内不允许在同一地区再犯——如果二次被抓，可能上法庭。当然，材料必须是“合法采购的”，否则立刻会被指控投机倒把。

我们在莫斯科周边的各州城市干活，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被抓住过。

投机倒把

说到投机倒把，我想起当年报纸上广泛报道的一个案例。某男子在中亚（那边的西红柿卖不完都烂了）以每千克10戈比的价格收购西红柿，运到摩尔曼斯克以每千克3卢布甚至6卢布销售。顾客趋之若鹜，因为他们有钱，但西红柿不常有。结果该男子被抓并判刑——投机倒把罪！

这个坏蛋判了几年？十年。吃一粒“花生米”也有可能，可他赚的钱不多，不够判死刑的程度……

另一个学生也因此被开除。他给自己买条裤子（印度牛仔裤），尺码小了。朋友和熟人好像也不需要，他就拿去市场转手，结果“投机倒把”被抓。真是个傻冒，应该送去寄卖商店嘛，就不会落入ОБХСС的圈套了。

个体经营活动

1980年代初的莫斯科曾有一支广受欢迎的摇滚乐队叫“复活”，其巅峰时期也是在1980年代初。当时几乎每个拥有磁带录音机的人都有他们的歌，比如《谁的错》、《小提琴手》等大热曲目。假使这支乐队在今天拥有如此多歌迷，肯定要走遍全国开演唱会，发行专辑，大赚特赚。但苏联时期情况完全不同。在苏联，只有“专业团体”，也就是隶属某个音乐团或在餐厅工作的乐队才可以公开表演挣钱，区区几个人随手拿起吉他演奏自己写的歌挣钱就是犯罪！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犯罪。

但“复活”乐队人气火爆，他们的录音带在国内的流传数量十分可观。尽管乐队阵容几经变动，还改过名，人们依然喜爱他们的歌。最后乐队开始举办所谓“地下演唱会”，当然不是在地下室又蹦又跳，主要是在共青团组织提供的正经音乐厅进行。虽然许可文件上写明“青年晚会”，乐手们也没明着拿钱，实际他们通过卖门票变相收取报酬。终于有一次被ОБХСС抓住，刑事立案，1983年8月乐队主唱阿列克谢·罗曼诺夫和录音师亚历山大·阿鲁丘诺夫被逮捕，指控他们“以举办演唱会和发行自己歌曲录音带的形式从事个体经营活动”。好在他俩都被判了缓刑。

私家车营运

那些年也不允许私人出租车。用自己的车免费载人没问题，收费绝对不行，因为这是与国家竞争。甚至有随机检查的——便衣警察招手拦车，要求搭车，最后递上钱。如果司机收钱，当场被抓现行。我记不清具体什么时候允许这门行业的了，似乎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顺便说一句，那时在莫斯科打车会被要求付“两端”（计价器显示车费之双倍）。

另外，我曾有个出租车司机朋友，已经亡故了。1991年初我需要借钱，他不但借给我，而且看在朋友份上不收利息。此人从郊外别墅的杂物堆翻出一个苏联时代的塑料盒子，装满苏联卢布，大部分是100元面额的，递给我两捆，总共2万卢布，当年可是巨款哦……他晚上做小生意卖伏特加，属于出租车司机的另一条发财之道，商店卖4.7-5.5卢布一瓶，他们有本事卖到10-15卢布。老兄后来就是死于酗酒。这些人偶尔也会被抓典型，但通常有“内线”通风报信，收25-30%的“信息费”。

自制设备等于非法经营

1980年代初还有一桩更离奇的事，发生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吟游诗人亚历山大·诺维科夫身上。1984年之前诺维科夫混过几个摇滚乐队，之后他突然拥抱另一种风格（今天叫“香颂”，法国民歌），录制专辑《车夫，拉我走吧》，迅速风靡全国，歌曲《古代城市》更是成为超级热门单曲。但1984年新上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下大力气整顿摇滚乐和一切非官方音乐家，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乃是充满各种奇思妙想的城市。如果您还记得，时任市委书记正是Б.Н.叶利钦。反正一通整顿下来，个别人很幸运，低眉顺眼承认自己“误入歧途”就轻松脱身了，比如“乌尔芬·朱斯乐队”的作词人伊利亚·科尔米尔采夫，他后来给“鹦鹉螺乐队”作词声名鹊起。

亚历山大·诺维科夫却没那么幸运，1984年10月5日被捕，他的歌曲几乎被认为是反苏宣传（当年可不是闹着玩的）。但他被判刑竟不是因为他的歌——苏联政府不喜欢政治审判招惹《美国之音》评论——而是因为他制造和销售电子音乐设备。诺维科夫自制的放大器和扬声器品质远超苏联同类产品，所以不愁顾客。正如您可能猜到的，这在苏联是犯罪行为，因为苏联人允许定制服装（尽管也很麻烦），但禁止自制设备。

结果亚历山大·诺维科夫被判刑。您认为“全世界最人道的法院”会因为他制造并销售优质设备（实际是因为写歌）判他几年？别犹豫，猜猜看嘛。一年？两年？五年？错了。1985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法院判处亚历山大·诺维科夫十年严管劳改。直到1990年2月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发布命令，诺维科夫重获自由，之后俄罗斯最高法院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撤销原判。

课外辅导

如果你有所注意，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教育部门官员。假若当年因此被抓住会被禁止当老师，或者发配去职业技术学校教那些智障孩子，再犯就判刑。我有个熟人，一位天生的好老师，大约在1988年被抓，立即开除。谢天谢地，她只是在学生家里上课，否则还会被扣上滥用国家财产谋利的帽子（别忘了公寓属于国家财产！），也就是说，罚款、解雇和精神折磨已然是“高抬贵手”。如果她是党员，肯定失去党籍。所以1988年的社会环境应该说没那么严苛了……她在某个三流技校继续教书几年并退休，从那之后再没做过家教辅导，只有一次例外，是应我的个人请求。尽管她已经七十多岁，短短三个月把中学的整个数学课程统统塞进某位朋友的儿子的榆木脑袋，结果他入学考试竟然考满分！

大学生企业家

当今许多聪明大学生会替那些手头宽裕但比较笨的同学做作业，挣几个零花钱。苏联时期也有，虽然比较少。我不能说我乐见这种事，但在我看来，如果要惩罚也只应该惩罚“顾客”。但在苏联时期，心怀不满的“顾客”抬腿去系主任办公室举报，“枪手”就会被开除，撵出共青团，然后参军……我能想起来两次大学生代写作业被抓继而被开除的事件，没人能帮他们。其中一位后来通过夜校追赶课程并毕业，另一位的命运不得而知。“顾客”则按时考取了毕业证。

最后的唠叨

回望苏联历史，压制公民个人主动性的斗争一直存在，从1917年夺取政权开始，中间仅新经济政策时期和战后的残疾人劳动合作社时期有过短暂放松。也就是说，国家只在明显无法独力应对的情况下才允许公民稍微表现出一点主动性。更令人吃惊的是1986年5月23日最高苏维埃发布的关于加强打击“非劳动收入”的法令。打击非劳动收入与禁酒运动一起成为国家启动改革的显著标志。但如果说“禁酒令”是基于实际问题——劳动人口的高死亡率，那么在私营企业萌芽之初打击非劳动收入的原因仍然讲不太清楚。颁布这项法令与改革初期的整体氛围格格不入，与旨在鼓励私人创业的政策背道而驰。一年前即1985年上台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加快社会经济发展之构想，其中已经可以窥见私人创业的影子，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额外收入。从那时起，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言，经济领域“出现了微动”：人们尝试创业，哪怕是以最原始的形式——利用自家菜园或私家车。1986年11月将要出台关于发展个体劳动活动的决议，1988年5月将要颁布合作社法。但就在这些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决定中间，却抛出一部法令声称“擅自将交通工具用于牟利，违反手工艺和其他个体劳动活动之规定”，以及“用面包喂牲畜”都将受处罚，从罚款到五年监禁直至没收财产。无论如何，这部法令最终付诸实施，与之前的禁酒运动一样也带有明显的苏联特色，就是说它首先影响的是那些依赖自家菜园“非劳动收入”糊口的人。某些地区的警察开拖拉机推倒温室，铲除早熟蔬菜，削减园艺用地。此外还禁止将农产品从一个地区运往另一个地区，这对当时存在的集体农庄市场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

当局所采取行动的荒谬性有目共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这项奇怪法令呢？一种观点认为它针对的是官僚阶层的财富积累：紧随该法令之后，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规定购买超过二万卢布之商品必须出示税务机关盖章的收入申报单。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打击非劳动收入的运动旨在削弱新兴的初始资本拥有者，在计划将私人创业合法化之前，他们可能会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形成竞争。还有一种戈尔巴乔夫晚年提出的有趣观点：原来，私营部门的“微动”结出硕果，从事小规模创业的人开始致富，而这反过来引起了周围人极其负面的反应——“你们想想，那是些什么反应啊？他们开始烧毁农场，放火，‘红公鸡’在我们身边乱窜（译注：火势蔓延之意）。最主要的、最大的困难是情绪和心态问题。我认为，我们没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本人认为一切都很简单——当时的国家乃至后来的国家都非常害怕，害怕不依赖它的公民不再“给什么吃什么”，反而想要国家嚼过的口香糖之外的东西。而当年被允许开办合作社的那些人，皆是经过考验的同志……

延伸阅读：

苏联零售散装啤酒的小花招

略谈苏联的盗窃肉类现象

赫鲁晓夫年间的外汇黑市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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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名

前些年的某个春天，在口译导游的群组里掀起一股讨论昔日工作的怀旧风潮。毕竟在苏联时期，外国人入境旅游受到国家的严密监控，口译导游们可谓是“在透明泡泡中”上班，被各个部门和“便衣艺术理论家”紧盯。回忆涌上心头，我的资深同行分享了许多有趣往事。而我出于喜欢收集的习惯，把这些故事抄录整理成文，推荐您也读一读。

话题包括：
招聘、培训、实习；
工资和社会保障，工作安排；
宾馆，交通和停车，膳食；
导游与克格勃，城市观光，在博物馆工作；
额外项目，游览全国；
购买纪念品，没有手机怎样工作，小费和赠礼，与游客的关系。

苏联改革年间口译导游的工作强度

叶琳娜.Я：当年我26岁，大学刚毕业，已经生了女儿。我心想：不，这份工作是给年轻姑娘的，不适合已婚女性。那时候工作强度极大，我有一次竟昼夜不分了（恰逢白夜），因为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谁能想到，三十年后我竟会在新阶段重拾这一行呢？

玛丽娜.Е：谁说以前的游客比较少？纯属胡说八道！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70-80年代列宁格勒外国游客数量平均比现在多十倍。我毫不怀疑这是真的。那时候我们半年没有休息日，如果能偶尔喘口气也只是在冬季，而且很少连续休息超过两三天。加班从来没有加班费，你不乐意？辞职吧。

招聘、培训、实习

叶琳娜.Я：我们是第1处审查遴选出来的。最要紧不能有犹太人。我因为妈妈是犹太人，甚至不敢申请正式编制。

阿拉.М：1985年我在“国际旅行社”上全日制课程，师从Л.И.舒伊斯卡娅。从1月份到3月份，不收学费。报这个班需要通过相应语言组的面试，跟现在情况差不多，就是考察你语言能力。关键你得是共青团员，共产党员那就更好了。我学了这些课程才意识到自己以前懂的多么少，感觉自己像个人了。

课程结束后实习，也就是随某个旅行团跑一遍行程，然后就开始独立带团了。我当时在德语团工作，任务总是很多，一上来就被安排得满满当当。谁也不能立即获得正式编制，只有那些大学毕业后分配来的人例外。但过了一段时间，能够适应的人（我们那期课程学员大约有一半）可以获得正式编制。语言专业毕业的、已婚的（唯恐嫁给外国人）、有固定户籍的优先录取。由于我完全符合这些条件，所以大概半年就顺利拿了正式编制。

在此之前，多次来人审听我的讲解词。这其实是常规做法，每个人都会被验收，甚至有专门计划明确规定谁、何时、听谁的讲解。通常是经验丰富的同事来听并写出评估意见。他们关注的是对材料的掌握程度和表达能力，而非意识形态稳定性，虽然在反馈中通常会提一两句这方面内容，但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

然而我遇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来听我讲解的竟然是口译导游部主任拉维尔·阿卜杜尔哈诺维奇·吉利亚泽季诺夫，此前不久我刚和他面谈过，还被要求必须记住他的姓名。于是，这位先生——请原谅，吉利亚泽季诺夫同志——早晨出现在普尔科夫斯卡娅宾馆，表示他想听听我怎样带团讲解城市景点。你们能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吗？！导览完成后，他表示很满意。但可惜我在圣以撒广场讲解时没有详细阐述“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主题，而且最要命的是我居然没有告诉游客今天是苏共中央全会召开的日子。尽管有这些“严重”疏漏，验收结束后我仍然被立刻录取了。

伊琳娜.Ч：我最初是在大学（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参加的“奥运”导游培训课程，而且有津贴——虽然不多，但每月能拿30卢布，当时的助学金是40卢布。我们无须去集体农庄帮农，专心上课。课程是晚班，首先是自己语言组的面试，填写一份冗长的申请表，然后把你的材料交给“资格审查”委员会过目，再次面试时他们会告知你或者被录取、或者“语言能力不足”被拒绝。课程完全免费，讲得很好很细致，不搞表面文章。如果掌握了第二外语就有额外津贴。我们（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组）的考试是大学老师任考官，因为在同一个地方学习过所以都认识，题目不算很难。

玛丽安娜.Д：我从15岁开始学导游（1970年代）。那年刚开学（我当时就读第一英语学校的8年级），学校挑选了一批语言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参加口译导游培训，一开始选了大概十个人，坚持到最后的是五、六个特别有毅力的人。我们每周两次在友谊之家上课，请“国际旅行社”导游为我们口授材料，每两周一次小测验，学完一个专题还有考试。整个过程非常严格，完全按成人标准来的。第一年我们学了“城市概览”导游，以及“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为什么实行一党制”之类内容。

玛丽娜·Л：丰坦卡河边的友谊之家有语言课程。我们如果语言水平好的话会被推荐去参加。考三分的不要，我不记得四分行不行，肯定得是优等生。但这是1970年代初的情况。

工资和社保

阿拉.М：工资分三个等级。最低的第三级口译导游基本工资120卢布，外加语言能力津贴，总共137卢布。语言能力每两年复核一次，必须通过。考官不是“国际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而是邀请大学老师。考试分两部分：第一天笔试（叙述文），第二天口试。大家都害怕这门考试，虽然二分（译注：不及格）的情况很少见，但如果没通过绝对是大麻烦。

后来我晋升到第二级，多开多少钱却不记得了。

待遇跟全苏联的职工一样：病假、节假、退休金。带团期间万一生病了，立刻有人来替补你。

当然，夏天从没放过假。到了旅游淡季，我们可以凭工会优待票欢度美丽假期。1986年4月我和一位同事用极低的价格在达戈米斯（译注：索契疗养胜地）的“国际旅行社”宾馆玩了两星期。“欧洲”大酒店的一位服务员带着老婆孩子住我们隔壁房间。

冬天工作量大大减少（但还是有一些的），这段时间通常用于提高业务水平，每位导游必须参加为期两周的课程，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博物馆的讲座。此外，作为年轻专业人员，我还被派去参加更长期培训（2-3个月），包括学院的专业进修课程和交替传译培训班。

伊琳娜.Ч：还记得“代表性服装”吗？我们可以按标签价格购买大衣、西装、鞋子。用卢布等值的“小白桦”商店代金券。

玛丽娜·Е：所有的工作都是固定工资（我作为二级导游1985-1991年的月薪是140卢布，之前从1977年开始我是三级导游，月薪120卢布），每两年我们还需要通过所谓“商务信函”考试，才能获得10%的津贴。这种考试非常难，要求特别严格。

弗拉基米尔·Б：当年我们汉语导游的薪酬每天40美元！那时候200美元足够奢侈生活一个月，想买什么买什么。1990年代这可是天文数字的工资啊！

工作安排

叶列娜.Я：“国际旅行社”内部有各种“小组”——餐饮组、交通组、剧院组，甚至“特别服务组”。我有个朋友就是该小组组长，比方说，如果有游客想体验编织树皮鞋，他负责安排。我熟记了一些电话号码，可以在公用电话、宾馆前台或任何有电话的地方找人。驾驶员的着装也很整洁，要符合“国际旅行社”公司员工的身份。

玛丽安娜.Д：年底的时候会安排我们上游轮工作。当时有两条船：“内瓦萨号”和“乌干达号”，据我所知，乘客主要是英国、美国青少年，跟我们年龄相仿。当然，我们是无偿工作的，没有任何报酬，甚至都不去考虑钱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说是绝佳的语言实践机会，更别提还能在苏联最封闭、最沉闷的那些年与外国同龄人自由交流了。在某种程度上，铁幕就这样稍稍掀开一角，我们得以透过缝隙窥探外部世界。

于是，我作为优秀学生被选中致欢迎词——码头上（这是一个商业港口）搭起装麦克风的讲台，我和我同学（一男一女苏联学生）发表了简短致辞。然后我们各自坐上大客车——两个少年导游平分带团任务。我记得，一开始国际旅行社的阿姨们跟车把关，后来她们就放手不管了。我还记得大客车破破烂烂，好脾气的国际旅行社驾驶员用慈父般同情目光看着我们。上级曾严格叮嘱我们“与驾驶员搞好关系”——要第一时间询问驾驶员的姓名和父称，主动自我介绍，并服从驾驶员叔叔的一切安排。顺便说一句，这是正确的建议——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是驾驶员叔叔说了算。说实话，现在我都不明白15岁的我怎么就不怕带领一大群青少年、对他们负责呢？我至今保留着讲解词甚至日程表——翻出来看看，心想：哇噻！

午间休息（把旅行团送回港口的时候）我们吃“干粮”：一个硬面包夹奶酪、一瓶波尔若米矿泉水。但吃什么根本不重要。

如果您感兴趣，日程表如下：
7月1日7:15 – 在欧洲大酒店集合
7:30 – 大客车出发
8:15 – 致辞
9:00 – 登车
9:30-12:15 – 城市游览
12:30 – 到港口吃午餐
13:30 – 登车
14:00-15:30 冬宫
15:30-17:00 自由活动
17:30-18:00 返回港口

玛丽安娜.Д：再后来我们（不是人人有机会，仅限最优秀者，而且是轮流的）被邀请参加在“乌干达号”/“内瓦萨号”举行的招待会！我们在那儿社交、闲逛、吃真正的英国菜（很难吃），还看了一场民间音乐会。到家精疲力竭，但是很开心啊——第二天我们又唱起了歌，7点15在欧洲大酒店集合……我还有一张编号274的证书，证明我顺利完成了列宁格勒州“苏英友好协会”和列宁格勒州“国际旅行社”公司中学生导游课程。这张证书曾经帮助我在民间纠察队的小破孩抓“倒爷”的时候没被他们绑起来。我的同班同学，有一次把证件忘在家，被带到警察局，从身上翻出口香糖、圆珠笔、杂志之类。旅行团的外国孩子全吓傻了，每个人都问：“这是秘密警察吗？暗探吗？怎么了？为什么？”当然，我们被温和而坚定地要求不能把家庭住址告知游客，如果需要继续保持个人联系，可以使用友谊之家的地址。但说实话，我们根本不在乎。到了九年级我决定接着干——我们详细研读了彼得宫城和蒙普莱西尔宫殿的历史，又深入学习了 “社会主义优越性”、“少先队组织”、“什么是共青团”等内容。

宾馆、交通和停车

玛丽娜·E：有趣的是，游客预订列宁格勒旅行团，他们只能选择住宿等级——要么第一级（客房内有卫浴间），要么“旅游级”（一层楼共用一个卫浴间）。但某些明明预订并支付了“旅游级”的客人，最后却可能由于某种缘故住进“欧洲”或“阿斯托利亚”，也可能被安排到“奥尔吉诺”汽车旅馆或“卡累利阿”（如果幸运的话……）

我再补充几句。也许一些年轻导游会惊讶——那些购买最廉价套餐，也就是所谓“旅游级”的客人，有时却住进了“欧洲”（现在叫“欧洲大酒店 ”）或“阿斯托利亚”。问题是，在重建之前（我指的是1970-1980年代，虽然这也适用于“更古老”的时代），“欧洲”和“阿斯托利亚”有很多无卫浴的房间，因此属于“旅游级”；但也有带卫浴间的客房，甚至还有“特等间”，数量甚少。我至今不知道是谁出于什么原因将一批批外国游客送到 “欧洲”或“奥尔吉诺”住下。当时导游之间的典型对话是：“您住哪家宾馆？”“本以为是‘欧洲’，结果去了‘维堡’”……

伊琳娜·Ч.：有固定停车场，游客从哪儿下就从哪儿上。比如冬宫前面，旅游大客车直接停在广场，你必须在30-40辆几乎一样的车阵里头寻找自己的车。郊区景点大致如此，通常只有一个指定停车场，所有车辆集中停放。最麻烦的情况是有人走丢，不过游客自己也会尽量不迷路啦。参观彼得保罗要塞，车就挨着城堡一溜儿排开。老实说我从没遇过车辆抛锚的情况，那时候给外国游客服务的都是最好的大客车。

弗拉基米尔.Б：在莫斯科站接人太好玩了：您和您的团会合，请他们在正门稍等，撒腿像野猪似的飞奔过街（“十月”宾馆附近），那里有30辆一模一样的“塔姆”和“伊卡鲁斯”大客车，接着疯了一样寻找你的车牌。最糟糕的是公司搞错了，告诉您的是错误号牌，打办公室电话没人接（清晨），只好挨个询问驾驶员是不是拉你们团的（驾驶员都知道团号和国家）。在普尔科沃机场就好办多了，航班很少（记得20点之后显示屏上只有两行字：莫斯科20:25和莫斯科22:25），我们把车安静停在普尔科沃1号航站楼前，斜着停歪着停怎么都行，事先找好位置从容不迫。而且，航站楼内随处可以吸烟，空空荡荡显得机场很大。参观彼得保罗要塞，车直接开到大教堂门口。

玛丽娜·E：大客车每天不一样，早晨必须到服务处问明白车号，还得满车场找它。驾驶员也是天天换。这方面莫斯科是绝妙的例外：人家那边的团队会分配一个所谓“前牌”，也就是说在首都逗留期间该团队固定一辆车接送。简直太棒了！！！生活变得无比轻松……

饮食

伊琳娜·Ч.：宾馆一般都含全餐，比如午饭赶回“波罗的海”吃。几种套餐自己选。有时也组织外出午餐，总之都能安排好。标准行程3天，夜晚必有活动：民俗表演、芭蕾舞、在“萨德科”或“欧洲”宾馆的送别晚宴及演出。那时候导游还有“吃干粮”的做法。本来应该一日三餐吧，但不知怎么的你不想吃早饭也不想留下吃晚饭，所以你可以把早晚饭的食物带回家。这几乎是半官方做法，去找餐厅的女统计员，可以拿黄油、咖啡之类，相当于额外津贴了。

玛丽娜·E：吃饭只能在入住宾馆解决（几乎没有别的餐厅，大部分是宾馆附属的），所以必须返回自己的宾馆。但当年不堵车，这不算难题。

导游与克格勃

请问：大客车上真的永远坐一个“便衣”吗？

叶列娜.Я：没有“便衣”。不能进教堂，因为害怕里面的国安人员告发。送走旅游团，要向第1处汇报。对面坐着一个扑克脸男人，他会问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
— “有没有发生奇怪的事情？”
— “没有。”
— “真没什么异常？”
— “嗯好像没有。”
— “他们有没有取河水或挖泥土？”
— “呃……为什么挖土？”
— “挖了没有？”
— “好像没有……”
他就像一堵墙不理会你说什么，因为他的大脑只接受他想听的（关于泥土和河水，是我带团从布列斯特回来后被询问的）。感觉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车上的欢声笑语，另一个则是克格勃的黑暗邪恶。

玛丽娜·Л：后来大学毕业了，我到博物馆工作，需要通过政审才能接待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普通代表团和政府代表团。反正从来没人试图招募我。确实有便衣人员在场，尤其接待各类代表团时，但他们仅仅是履行自己安全保卫的职责。记得有一次我带领一队土耳其商人参观特鲁别茨科伊堡垒监狱，刚走进禁闭室，空荡荡的走廊突然冒出五六个东张西望的人，闹了半天原来是外勤特务。他们的长相毫无特点，就像被磨平的硬币——哪怕见一百次也记不住。这些人至今依然有。这是特殊领域，相关机构还在，编制从未缩减，老一辈克格勃仍坚守岗位。

玛丽娜·E：如果有人想听听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再补充一条。有一次我送走西德旅游团，独自从机场坐地铁回家（记不清具体哪年了，大概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那天我犯了万死之罪——在机场告别时，一位女游客塞给我一本《Burda》时尚杂志（按照规定如果导游无法当场谢绝游客的礼物，过后必须扔垃圾箱），但我没忍住诱惑，偷偷把它放进包里。地铁上我实在忍不住了，太想看看那个该死的、正在腐朽没落的西方世界如今流行穿什么？（我才20多岁嘛，年轻爱美，还对这些事情感兴趣……）实在等不及回家，就在地铁车厢掏出《Burda》翻看。忽然响起一声怒吼：“您这是什么行为？！您从哪儿弄的？虚伪的资产阶级宣传？现在我们去找个地方好好谈谈，让你知道利害关系！”我连忙抬头，只见身边站着一位少校军官（这辈子忘不了他），气得脸红脖子粗，嘴里滔滔不绝。我吓得腿发软眼发黑，心想这下彻底完了。此时列车正好到站，我猛冲出去，跑过站台直接跳上对向地铁（技术学院站）。少校在我身后追，但不够快，车门一关，总算死里逃生。你们年轻人不理解我当时的恐惧——命悬一线啊，侥幸躲过去了。时隔几十年，我仍然害怕技术学院站，能不去尽量不去……

城市观光

伊琳娜·Ч：不久前我回忆城市观光路线，大致是这样：瓦西里岛沙嘴、圣以撒广场、宫殿广场、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斯莫尔尼宫，然后穿过大奥赫塔桥，走皮斯卡廖夫大街、皮斯卡廖夫公墓、不屈者大街、英勇广场、斯米尔诺夫大街、黑河、各个岛、彼得格勒区博利绍伊大街、圣三一桥，最后返回宾馆。现在不能这样走了！再说一遍，我是从1980年大学二年级开始带团。

玛丽娜·E：城市游览必然参观皮斯卡廖夫公墓（至少社会主义国家旅行团如此）。
（译注：因为是列宁格勒围城战牺牲者纪念公墓）

在博物馆工作

玛丽娜.Л：在博物馆内讲解必须通过翻译进行，并且要有博物馆员工陪同。接待外国游客的只有“同路人”旅行社和“国际旅行社”，所以我们彼此大多都认识。即使口译导游很熟悉讲解内容，也不是所有博物馆讲解员都允许她们自行讲解。这样一来，行程确实更顺了。

玛丽亚：1988年我们就能独立带团了，甚至不用博物馆讲解许可证。培训课程（免费，但我们必须无薪工作一个月）学到什么就讲什么。凭导游证可以免费进入所有博物馆。我记得很清楚，那些可亲的女馆员，尤其在皇村、巴甫洛夫斯克公园和彼得宫城，会低声“提词”：这是谁的肖像、谁画的、哪间画室的。

阿拉.M：如今不怎么去，但当年经常带团去的博物馆，我能想到一个：民族学博物馆。那些个专业名词啊！只要把它们学会了，就真的可以带团参观了。

玛丽娜.E：我正在阅读一些同事的发言，很惊讶，她们哪儿来的这些信息？什么“导游要在翻译陪同下讲解”？我可是头一次听说！我们这些苏联时代的老导游一直都是自己讲解的！而且不仅限今天持证导游能带团的那9个博物馆，多的很呢，再加上民族学博物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革命博物馆、列宁博物馆、列宁的“小屋”、列宁的“板棚”、列宾故居博物馆……其他一时记不全了。

额外项目

伊琳娜.Ч：没有额外收费项目，因为每天安排两场正式游览和晚间活动。也不单卖游船票，能自费的只有剧院门票，但仅限在宾馆服务处购买，而且价格离谱——7美元27美分。那时还有专门的外币柜台，特殊受托人才有权换外币。

游览全国

叶卡捷琳娜.Ч：那时候导游陪同团队走完全程。1987年我带了40人的西班牙团，线路是列宁格勒-莫斯科-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杜尚别-莫斯科。在中亚照例安排地陪，但他们几乎不会讲俄语，根本听不懂，更别提翻译了。他们就指着某栋建筑说：“这是什么什么……”蹦出个完全陌生的当地词汇，剩下的你自己发挥吧。到了莫斯科应该换本地导游，但当时正值改革之初，西班牙游客暴增，导游人手不足。所以我不仅没能把团交给当地导游然后回家，反而被迫独自领他们在莫斯科游览四天——可怜我这年纪轻轻女大学生（暑假打工）第一次来首都啊。太刺激了。我们坐地铁迷路，参观全苏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在那里两名游客因非法兑换外币被警察带走，我陪着他们在警察局坐了两小时，整个团在外头没人管。又去了博罗季诺全景博物馆，我绞尽脑汁回忆相关历史，简直可以写本小说了。然后要去克里姆林宫，可我连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差点精神崩溃。我在宾馆几乎哭鼻子，一位在中亚认识的导游走过来。我知道他是莫斯科人，直接扑过去搂着人家脖子哭，求他帮我带团进克里姆林宫。他吓了一跳，答应了（你能想象今天还有这种无偿搭救同事于危难的人吗？我至今感激他！）不过他说他不会西班牙语，只会葡萄牙语。我管不了那么多，同意用葡萄牙语讲解。然后就发生了一次难忘的游览，半数游客都在笑，因为西班牙人听葡萄牙语就像俄罗斯人听乌克兰语，大概意思能明白，但有些地方实在滑稽。而且那位老兄是个热情洋溢的同志，一边走一边手舞足蹈，总之把所有人都救了。动荡的改革年代，工作就是这样极端。顺便一提，我家和这次难忘之旅中的一位游客做了二十年好朋友，经常书信往来。1990年商店空空如也的艰难时期，我生了儿子，他寄来一大箱婴儿用品、尿布和婴儿食品。前不久他去世了，已经很老了，愿他安息。此人是个超级苏联迷，之前玩过中亚路线，所以每个景点都能悄悄提示我入口在哪。

伊琳娜.Ч：复杂线路的旅行团总是需要导游全程陪同。这是一个走遍全苏联的绝佳机会，而且下榻在当年最好的宾馆。行程涉及整个中亚、高加索（第比利斯、埃里温、巴库）、克里米亚、贝加尔湖！由于我们的语言，经常需要翻译，但对这些地方都相当熟悉，更不用说基辅、明斯克和波罗的海沿岸了。

玛丽娜.E：口译导游的一大福利就是有机会走遍全国，陪同旅行团住最好的宾馆，吃最好的餐厅，仿佛你也是游客，而且政府掏钱。比如我就曾多次以这种方式去过波罗的海国家、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等地。此外还有机会陪同苏联旅游团出国，因而去了埃及、印度，参加过环欧洲游轮旅行，以及不止一次游览其他国家。完全没必要是党员身份（本人从未入党）。

购买纪念品

伊琳娜.Ч：“小白桦”商店每家宾馆都有，不会带旅行团去普通国营店。后来大概1982-1983年开始出现水上旅游，就领着去“苏维埃”宾馆（现在叫“阿兹穆特”宾馆）的“小白桦”。

玛丽娜.E：纪念品店只有“小白桦”，游客可以进“波罗的海”宾馆的、“苏维埃”宾馆（“阿兹穆特”）的、涅瓦大街7号的、赫尔岑街的，外加“欧洲”宾馆和“阿斯托利亚”宾馆的。这些“小白桦”不准翻译入内。

没有手机怎样工作？

玛丽亚：有“救援服务”电话，打过去他们直接问：“您什么问题？”大客车有备用的，随时准备出发。某一次我在去彼得宫城的路上出了交通事故，1小时后开来另一辆……当年随处有公用电话，路上的其他驾驶员也会互帮互助，搭人家的车到电话亭、旅馆、博物馆借电话用。

弗拉基米尔.Б：我工作的前三年没有手机。如果公司找你，他们就打给你吃饭的下一家餐厅，请人家通知你回电话。

小费和赠礼

玛丽娜.Л：关于小礼物的问题。我记得曾有游客给了我一美元，还送我一件绒线衫。我等“黑皮狗”来抓我等了三天，那种恐惧记忆犹新。

叶列娜.Я：有人送给我一个霍赫洛马彩绘杯，至今放在家。我还得到过连裤袜、整盒外国烟（哦，我的第一盒“乐富门”，分赠若干位朋友）、没拆包的箭牌口香糖！好东西啊！以及香皂之类。“他们那边”说苏联人稀罕这些，也确实没说错。我指的是1978-1979年。

玛丽娜.E：关于游客赠送的礼物：确实严格禁止收受。但如果你冒险收一块巧克力、香皂、一双连裤袜、一支圆珠笔或口香糖——那你就是国王了！有了这些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东西，最好的医生、老师等人士奉你若上宾。

游客的表现以及与导游的个人关系

叶列娜.Р：我妈妈说过，接待希腊游客，经常遇到人家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静坐或用其他形式抗议……

玛丽亚.Н：我个人只记得一对罗马尼亚夫妇，反复怂恿小儿子接近我，甚至让他送我回家（松林区，他们住“卡累利阿”宾馆……）。还有些法国人围着我转，可我当时年轻傻乎乎的……不过有件事记得很清楚，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时候，一些看起来很有势力的苏联青年在宾馆找着我，拉我去做“外币妓女”。但我身为良家姑娘，总是对这种建议十分愤慨……

娜塔莉亚.А：我的老师讲过她的经历——“同路人”旅行社法语小导游痴爱团里的法国男青年。可是别人告诫她：如果你嫁给这人，移民资本主义国家，就永远别想见亲属了。她选择了自己的家庭，但之后30年不断写信给他……

延伸阅读：

1982年苏联自驾游（及各地物价）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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