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88年，互联网和在线购物出现前的一个世纪，俄罗斯帝国开始了“远程销售”的热潮。18世纪后半叶人们已可通过邮局从圣彼得堡订购商品并送达莫斯科。逐渐地，尽管步伐缓慢，但配送线路日趋增多，货运体系也逐步完善。然而只有在仿照德国模式进行订单支付系统改革之后，首都的和进口的商品才开始走进全国千家万户。

万物皆可邮购

俄罗斯帝国最有面子且最令人垂涎的商品是“邮购品”，即从国外订购的商品。科学家兼作家А.Т.博洛托夫1792年讲述一位莫斯科纨绔子弟（枢密院秘书之子）破产的故事，写道：
“他继承了父亲的巨额财产——不仅是在秘书任上积攒的万贯赀财，还有美丽的乡村庄园。然而这一切对他而言只是暂时性的。这位年轻人妄自尊大，认为无人比他更富有、无人比他更显贵。他渴望以浮夸和奢靡的排场夸耀全莫斯科，鲜车怒马、意气风发！一切用品必须是订购的、豪华的、无与伦比的！至于他的衣橱，衣裤多得不知往哪儿放，袜子和鞋子天天不重样！衬衫和袖口都是外国的！”

半个世纪后，Н.А.波列沃伊笔下的主人公谢苗·谢苗诺维奇·奥古尔奇科夫同样离不开外国货，他打算向莫斯科人展示一种舒适生活的典范：
“欧洲的舒适生活方式价格不菲——有壁炉、沙发、地毯、灯具和各种各样的东西……谢苗·谢苗诺维奇喜欢一切都做到最精致，而在莫斯科你能买着什么本土精致商品呢？一切都得订购、都得进口，从鲱鱼到克雷曼起泡酒，从牡蛎到雪茄，从壁炉烧的石煤到桌上点的台灯。”

当时许多小姐和夫人们的幸福是以她们拥有的进口连衣裙和帽子的数量来衡量的。国家政要们则惋惜过去的生活方式逐渐消失，例如海军审计官М.С.舒列普尼科夫就是个恋旧之人，他认同的社会风貌是：
“宅邸家具是无遮盖的长椅、长凳和橡木桌，富人们乘坐朴素双轮马车和旧式四轮大车，多数人满足于穿家织粗布、染色布、大红布（译注：一种平纹棉布，通常是红色，蓝色较少）、科罗缅卡布或粗呢布衣服。一切外国货、订购品都极罕见，甚至我们最讲究打扮的女士们都身穿从祖母和曾祖母那代继承的未经修改的光面毛布、花缎和锦缎衣裙，佩戴老辈子传下来的珍珠等饰品。”

“由寄件人自理”

外国商品之所以称为“订购品”，是因为需要俄罗斯商人通过外国代理人从境外购入。只有科学家、教师、医生和某些协会的成员才有权直接联系外国制造商或销售商购买所需书籍、仪器等。莫斯科大学公文中经常提到订购各种东西，例如1837/38学年度的学报记录着：“从巴黎订购了475对用于填充标本的珐琅人造眼球”。

19世纪的信件和回忆录证明，人民可以从外国订购：羊、马、牛、树苗和种子、猎狗、斗鸡、化妆品、壁纸、家具，当然也有衣服……

不同时期，英国或法国商品偶尔会出现短缺——这取决于谁跟谁又开战了。为促进本土工业发展，政府多次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甚至禁止某些商品进口。例如《1816年欧洲贸易税率表》规定禁止进口的包括：“生产性及非生产性铁制品、纸制品、花边、缎带、墙纸、鞋、手帕、金银边饰品、麻布（细亚麻布除外）、化妆香膏、陶器皿、瓷器皿和水晶器皿、纽扣、黑色细呢和所有厚呢、火漆、茶叶、各种丝织品和毛织品、帽子、马车及其他产品。”但商人们将国货巧妙伪装成洋货，甚至偷着卖走私货。

外省顾客把从首都或大城市买的任何商品都称作“订购品”。幸运者仰赖可靠且热心的亲戚、朋友代购，其他人则冒着风险预付款，通过专门“从事委托采购和发运商品”的陌生人来完成交易。

根据叶卡捷琳娜二世1782年制定实施的邮政规则，轻型邮件可寄递不超过5俄磅的包裹，重型邮件不超过1普特。1783年全国收费统一化，包裹和信件的邮费都开始按重量收，但包裹的计重单位是俄磅，信件是洛特（译注：1洛特约12.8克），该制度一直沿用到1843年。从1800年起所有人寄送包裹时都必须申报包裹的价值。

尼古拉一世年间，贵重物品包裹被划为“特殊信件”类别，所谓贵重物品指的是宝石、珍珠、黄金、白金等体积小、价值高的制品。1830年规定对于重量小于1俄磅的此类包裹不按包裹的俄磅计费，而是按信件的洛特计费。1843年开始收取包裹申报价值1%的保价费。计重运费根据路程之远近，每俄磅5-25戈比不等。1861年涨价到每俄磅10-30戈比，但如果是书籍则每俄磅3-11戈比。

《邮政管理条例》明文规定：“为防止途中开裂和物品损坏，包装强度由寄件人自理，邮政部门不承担因此造成的任何损失”。给各省邮政局长的指示严格规定：包裹须由寄件人自行使用粗麻布、油布、皮革等严密缝合，加盖邮局公章及“私人邮包”戳子。邮寄地址和寄件人、收件人姓名另外写在一块白布上，牢固缝合于包裹外层。又规定：“笨重大件、不便装箱之件、筐篓篮子、薄匣或长盒，及行李箱无法容纳者，不予承运”。

从1822年到1832年，邮寄包裹和信件的费用保持不变，邮政部门的收入却稳步增长：1822年8752703卢布，1831年10773303卢布。寄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1845年共寄出235731件私人邮包，申报价值5247319卢布，1868年寄件数量增至496888件，申报价值14932636卢布。

“奥地利开设了147条线路”

然而19世纪上半叶通过邮政系统买东西有个巨大的困难——俄罗斯很多地区没邮局！

1822年圣彼得堡成立一家名曰“运输保险企业”的股份公司，专门在偏远地区运送沉重、庞大、易碎和液体货物。每辆单马车可装载30普特，双马车可装载60普特。经营到1830年，除圣彼得堡、莫斯科和里加办事处，还在基辅、哈尔科夫和敖德萨开设办事处。

该公司的交货时间可以任选，例如莫斯科是10天、18天或30天。如果承运人延期交付，根据收据上写明的条件，每迟一天每普特货物赔偿10、20或30戈比。股东们发布公告：“物品众多以致需要多辆马车运输的货主，有权要求派遣押运员，并按约定向公司支付额外运费。”

现在，富贵人家不出庄园也能订购青铜器、水晶、大理石、钢琴、家具、马车甚至葡萄酒了。

同样在1822年，另一家私营企业“特许驿车公司”成立，大大促进了两都之间的商贸往来。起初每周两次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往返一趟马车，后来增加到每天四趟，不仅跑莫斯科，也远赴里加。北都和旧都距离720俄里，乘客需支付120卢布。尽管规定明确禁止“承运钱款、信件和邮包”，但香水、帽子、手套及青铜、白银小件依然从商店源源不断流向外地顾客手中。

观察到这两家运输公司的商业成功，圣彼得堡邮政局长1827年向政府提交报告，建议设立国营驿站马车，他说：“马车运输正在外国逐渐普及，有些政府自设此类马车，如奥地利就开设了147条线路。而在俄罗斯，虽然部分个人近期经过政府特许建立了驿路，并且仅限于往返莫斯科和里加两地，但它们为旅客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为投资人带来了利润。”他建议政府在通往奥地利边境、连接圣彼得堡和拉迪维利夫的白俄罗斯大道上通行驿站马车，运送乘客和信件、钱款及私人邮包。“驿马车内将设置4个乘客座位，车前后有箱子放置邮袋、包裹及乘客行李；如果邮件数量太多，还可在驿马车后增添一辆或多辆普通邮车。”

邮政局长的设想被付诸实施。跑一趟拉迪维利夫票价275卢布，每位乘客可免费携带1普特行李，超重部分按邮政费率收取。圣彼得堡的商人和裁缝们因此有了将商品销往外省的新途径。

“金钱和订单滚滚而来”

于是日历、地址簿和旅游指南的“特别页面”上印满了这样的广告：
“西赫勒：女装、礼帽、压发帽、连衣裙、花边、丝带及各种饰品，并接受外地订单”
“朱莉娅：连衣裙、礼帽、压发帽，所有流行款式均按照最新杂志式样设计，可在本市购买并接受外地订单”
“瓦洛特、维奥嘉德：各类流行商品，接受寄送外地的委托订单”
“女裁缝：
索洛维耶娃，位于大海军街1号（问讯处楼上），缝制优质女大衣、连衣裙及其他女装，并接受外地订单寄送。
伊丽莎白·索洛维耶娃（位于大海军街，邻近彼得森大楼英格兰商店），缝制各类女士连衣裙、女大衣及其他流行饰品，并接受外地订单寄送”

订购男士衬衫的广告特别注明：“外地先生请提供颈围和胸围尺寸，或寄来一件衬衫作样品”。女士们若想订购紧身胸衣，则需寄来连衣裙身腰部分尺寸。

对首都商品的需求不断增长。某些书商瞅准商机，卖书之外兼卖俏货。比如曾任《祖国记事》杂志出版商A.A.克拉耶夫斯基事务所管理人的A.И.伊万诺夫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教堂租了一间房，1843年开张书店兼代销店，向外地顾客承诺寄送一切：从别针到钻石项链。

圣彼得堡书商Н.Г.奥夫夏尼科夫回忆起А.И.伊万诺夫：
“他的事业风生水起，金钱和订单滚滚而来。他本该安享幸福，但正是这份幸福迷惑了他。未婚独身的他雇了厨师，养了马——既有骑着运动的也有骑着逛街的，还购置了别墅和昂贵家具……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地，他开始疏于管理事业，而员工们能捞着什么就捞什么”。

1846年“雅兹科夫代购和寄售办事处”成立，承诺：“根据外地客户订单及他们汇来的款项，为他们寄送在圣彼得堡能买到的或可从国外订购的一切必需品、实用品和奢侈品”。任何书面告知事务所想要获取商品价目表的顾客均免费邮寄一份。办事处广告写道：“还可代购价目表未列出的商品——无论哪家商号的”。

但这里头骗局也不少。圣彼得堡著名生活记录作家И.И.普什卡廖夫如此描写1840年代越来越多的蒙骗顾客事件：
“书籍行业受到了极大损害，尤其最近，因为一些书商的投机欺诈行为，以至公众对哪怕最诚实书商的广告都不再信任。譬如您家住偏远省份，是一位钟爱本国文学的人，读了报纸或杂志上的详细广告，得知有新出版物发行，便希望订购。您按地址寄出书款，收到回执，等候一个月、一年，继续等，但许诺很快寄出的书籍却始终未送达。于是，您不得不接受金钱损失，放弃心仪的书”。

“从莫斯科订购更划算”

商品邮购业务不仅为外省奢侈品爱好者提供了巨大便利，也为许多生活在帝国偏远角落的俄罗斯中产阶级带来了福音。

旅行家和博物学家Н.М.普热瓦利斯基1867年调研乌苏里边疆区时，对当地奸商高价销售劣质品的无耻行为深感惊奇：
“可笑的是，即便像蜡烛和麻绳这样的小东西，从莫斯科订购更划算。比如在莫斯科，一普特麻绳售价3卢布，运费12卢布，加上包装和保价费约50戈比，总计15卢布50戈比，仍比哈巴罗夫斯克的16卢布便宜。邮购一普特硬脂蜡烛花费25卢布，比乌苏里商人的售价便宜5卢布。其他各种商品，如布料、烟草、呢料等，通过订购邮寄过来能省一半钱，而且质量有保障，不会是乌苏里商人卖的那些臭破烂儿”。

19世纪末邮购贸易高速发展，因为1888年俄罗斯开始借鉴德国经验实行货到付款，虽然刚开始最高金额仅限100卢布。1890年限额提高到200卢布，共有100758件货物通过货到付款方式寄出，销售额1505839卢布。进入1900年代，每年通过货到付款寄送的包裹数量增至1562382件，销售额14518574卢布。

19世纪末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开始提供价值不超过100卢布、重量不超过15普特的包裹送货上门服务，而在其他城市，邮递员只上门派送价值不超过10卢布、重量不超过5普特的包裹。总体而言，当时包裹的最高价值限制为20000卢布，重量上限为3普特，1907年放宽到45000卢布。

甚至可以说，提供“邮购服务”成了贸易机构可靠性的标志。莫斯科的吉拉尔多夫斯基商店广告如下：
“外地买家请先汇来定金，剩余款项可通过邮政货到付款方式支付。
在有运输公司的地区，订单在收到相当于订单总价三分之一的定金后发货；剩余款项可在商品交付时支付……
除自家工厂产品外，我店还提供大量来自国内外其他工厂的商品，以便为顾客提供与我们商品类似的产品……
董事会认为有必要声明：尽管店面装修豪华，莫斯科店的价格完全与我们在俄罗斯几乎每个主要城市的其他店铺价格一致。”

“缪尔和梅里利斯”百货商店则声明：
“寄往外省的商品在质量和价格上与莫斯科出售的无异。外地客户尽管放心，订单将会得到最准确和最快速处理。样品和价目表可按需寄送。对于店内现货商品（家具及其他笨重物品除外）无需预付定金。商品通过邮政货到付款送达。公司承担包装费，客户承担运费”。

但与美国相比，俄帝国仍然遥不可及。美国已经发明了企业自行包装和称重商品的流程，邮政工作人员现场盖章，直接把货送往车站，无需经过邮局转手。而在邮政机构的平均空间可达性这一指标上，俄罗斯的表现也极为落后，仅是美国的1/13。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后的经济崩溃几乎将这种可达性归零。但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开始，“莫斯科市百货商店联合公司”（原“缪尔和梅里利斯”）与“古姆”开始通过邮寄方式发送商品。同时，偏远地区迅速出现了为本地消费者提供首都商品的合作社。比如1925年的《全图拉及图拉省》手册中提到：“商业代理——联系：接受莫百联、茶业管理托拉斯、毛纺托拉斯、国营莫斯科毛织联合工厂和莫斯科针织工业联合公司的日常消费品订单。”

莫斯科“迪纳摩”无产阶级体育协会的武器和体育商店愿意向外省寄送“纯进口羊毛运动服”、夏季针织品、勒帕吉厂、派珀厂和列日厂的猎枪、自己生产的“英国运动”牌滑冰鞋、“达沃斯”牌雪橇、滑雪板、槌球、击木柱等……

新经济政策被取消后远程购物并未消失。1931年РСФСР贸易人民委员部下设了一个共和国“邮政贸易”办事处，主要服务企业和机构。

战后，“邮政贸易”和1949年成立的“联盟邮政贸易”主要负责寄送苏联人民买彩票赢得的奖品。在苏联各种物资普遍短缺的大背景下，普通顾客收到的商品往往不是他们所订购的全部，有时甚至是他们根本没打算购买的东西。稀缺商品离开“邮政贸易”的场站时，不是用包裹装，而是走关系用手提包和行李箱装。

延伸阅读：

昔日俄罗斯的出租马车

“黑室”——俄帝国秘密邮检机构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文学报》1960年第31期刊登文章《伸出手的人》，作者是新西伯利亚居民И.苏普伦，描述了自己与乞丐打交道的经历。

六个月前我八十岁的姑妈去世。她生前是个信徒，临终要求依照基督教习俗下葬。亲属决定遵从死者遗愿。

我们的车停在教堂墙外五十米，再往前就该扛起棺材走了。通往大门的道路两旁有十个乞丐。我们站着不动，乞丐也不动不吭声，可我们一动，他们就划着十字围拢过来恳求：“看在基督的份上给点吧。”

我曾经坚信，把一个人推向赤贫的理由我国早就没有了，也不可能有，而这个地方却：“看在基督份上给一戈比、一戈比！”

怎么回事啊？难道真的有人无依无靠，行乞是唯一活路？我决定一探究竟，看看这些伸出手的人到底什么情况。

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办这事：每逢节假日就去教堂、公墓观察“苦命人”的活动，了解他们住哪儿，找他们的亲属、邻居谈话。

直接跟乞丐交谈对我来说很重要，我首先从他们口中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想：“困苦的人不会隐瞒，他会讲出一切”。事实上，乞丐很乐意和我聊，痛说自己的不幸命运。

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红脸膛男人表示：
— 我浑身是伤，满身是病。内脏被打穿，后背挺不直，天天发羊癫疯。
— 那您有养老金吗？
— 有是有啊，用处不大。我还得养活五个小孩子。
— 没人帮您吗？
— 谁来帮我？谁会帮我？我在前线的时候人家需要我，那时候有人同情我，可现在……

另一位看起来挺结实的老乞丐，衣服褴褛、套鞋破旧：
— 我无儿无女，老太婆不久前死了。有力气的时候还能干活，现在彻底没劲儿了。
— 您住哪儿？
— 有个地方就行，最常待的是河岸边船底下。
— 那养老金呢？
— 不发。剥削者没资格领钱。
— 您算什么剥削者？
— 现在不算，但以前算吧，我家过去是富农……
— 您去养老院吧。
— 去过，不收。谁能替我这种无亲无故的剥削者说情？早晚死在船底下。

一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太太诉说：“我六十五了。我养大四个儿子，三个牺牲在前线，第四个，老幺，和他的妖婆把我赶出家门。畜牲啊……我只能四处投靠远房亲戚和邻居家。”

故事令人心酸，我甚至起了念头想要帮助这些苦命人。但我继续深入调查。

红脸男人确实上过前线，但他并非“浑身是伤”，仅腿部受过伤。他领取养老金，不久前妻子带走了唯一的孩子，撇下这位“养育五个小孩”的父亲独自住在设施齐全的公寓。他曾在一家制鞋作坊打工，但最近半年他每天把军帽放在地上，“扫射”过往行人，一旦帽子里积满十卢布，他就直奔最近的商店，寻找愿意一起喝半升的酒友。为了更快找到人，也为了从人家身上榨取点什么，他口袋里总是揣着一个150克小酒杯。两人合伙买酒，各得150克，而他作为酒杯的主人可以喝200克。

老“剥削者”没睡船底，自己有一间小房子。他确实没有养老金（据说他半辈子收购赃物、半辈子坐牢蹲监），但每个月都去邮局领取儿子们寄来的可观汇款。他也不是鳏夫，老伴儿跟他同住。他们的房子不比别人的差，该有的都有：家具、餐具，还有一个装满各种东西的大箱子，墙上有挂毯，窗上有精致的蕾丝帘子。老太婆好动、活跃，闲不住，日常打理家务，养几只母鸡卖鸡蛋。
而且，“剥削者”只在星期天和重要节日乞讨，地点仅限教堂。

某个星期天，我发现那个“畜牲”和他的“妖婆”在家。他俩得知我来意，顿时脸色发红、惊慌起来：
— 那现在怎么说？
— 别把你妈赶出门呀，——我提醒道。
— 是我们撵走的吗？您自己看吧，——说着把我领进另一间屋。

这间屋地板中央有个大包袱，上面挂一把老式铁皮锁。包袱皮是桌布，两端拉紧打结，结的两侧打洞，铁锁扣环正好穿过洞，锁住包袱。

我问：
— 这是做什么呢？
儿子回答：
— 任性。母亲得知媳妇怀孕了，要求“不准生！”我们问：“为什么？总得有个孩子啊。”她说：“你们孩子关我什么事？休想让我老了伺候你们。”
媳妇就劝她：“我自己带孩子。”她却反问：“孩子哭了你也自己听吗？”我忍无可忍对她说：“您想怎么过怎么过，也别来干涉我们生活。”她大吼大骂，威胁要让我们抬不起头来。然后收拾好这个包袱就走了。没想到居然跑到您那儿了。

儿子急忙穿上衣服去找母亲。我俩一同出门，分别之际我说：
— 请问，她以前怎么生活，是什么样的人？
— 麻烦就麻烦在这个“以前”……她过去在集市投机倒把，习惯了放纵的生活。我是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在外地工作，又去当了兵，如今……您也看见了。

前不久我总结自己的“调查”，结果如下：
凡是我核实过的乞丐，每个人或者有自己住房，或者住集体公寓，只有一位——确切说是一位女性——租住在私人房东家；
大多数乞丐都有工作（比如两个乞丐甚至能做装卸工）；
几乎每个老人都能领取够吃够穿的养老金，余者靠子女供养；
我特别仔细“调查”的十名乞丐中，有四人把乞讨的钱统统喝光，三人“小酌解乏”，另三人把钱都带回家。七个人给什么要什么，包括面包，另三个人只要钱；然而那七个“什么都要”的人只有两位会带面包回家（他们养猪），其余五位“下班”后要么把面包送给养猪的人，要么扔掉。

现在来说最关键的——这些“苦命人”哀求、乞讨，讲述各种“悲惨”故事——究竟能获得多少呢？

在我调查的乞丐中，星期天和节假日（平日我不知道）的平均“收入”不少于每天50卢布，个别人甚至高达200多卢布。因此，我在他们中间没发现真正吃不上饭垂死挣扎的人。这些伸出手的“苦命人”实际是骗子和敲诈者，早就该把他们从街道、公园和市郊列车上清理掉了。

我明白，禁止乞讨是反人性的，因为乞讨必然是被残酷生活逼出来的，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为了为了生存别无选择。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情况能够证明乞讨是正当的。

善良路人施舍纠缠不休的乞丐一卢布，因为他们往往相信所谓“无依无靠”的鬼话。而乞丐只是利用我们的仁慈和对他人的天然怜悯。对这种行为的纵容——没有打击乞讨的明确法律——只会鼓励寄生虫和骗子无赖。

延伸阅读：

略谈苏联的乞讨现象

赤贫的胜利者：卫国战争后的苏联伤残军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人口数量是国家社会经济状况最重要指标之一，阜盛且富裕的居民是国家繁荣强大之保证。俄罗斯国家在其千年历史中经历各种起起伏伏，直接影响了人口数量。本文将简单讨论其动态变化。

假设、估测和计算

尽管人口数量对经济活动、军事力量和文化潜力十分重要，但遗憾的是，我们对古罗斯、莫斯科大公国和俄罗斯帝国早期的人口情况所知甚少。当时的编年史和官方文件中的信息零散且不规律，因此现代的计算，尤其是对16世纪之前的计算，主要依靠人口模型和考古研究。

通过大致了解古罗斯城市的面积、经营方式、农作物产量（以千卡为单位）和商品交换程度，科学家们制定了各个时代平均人口密度的模型。这些方法成为获取直至15世纪末伊凡三世统治时期数据的基础。尽管蒙古人为了收税曾统计被征服的俄罗斯各公国人口，但这些文件并未保存下来。

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末，俄罗斯一直在进行税册和户籍统计，这些数据对于收税和军事战略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彼得一世年间俄罗斯开始国家人口调查，从1719年至1857年共进行了十次。18世纪、19世纪的另一个重要数据来源是教会记事录，它记载了某个教区出生、洗礼和安葬的信息。

1897年俄罗斯帝国进行首次全国人口普查，1917年第二次普查（仅覆盖了75个省的62个）。苏联时期做过八次人口普查，俄罗斯联邦至今已普查三次。

从古代到混乱初期的俄罗斯人口

俄罗斯国家起源于9世纪中叶，形成于“从瓦良格到希腊”贸易路线的大部分地区。研究人员根据间接数据估计，“前蒙古时期”的罗斯人口约550万至800万。12世纪鼎盛时期的基辅城居民达6万，是东欧最大城市。其他重要中心城市：诺夫哥罗德、切尔尼戈夫、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译注：沃洛德米尔）、克利亚济马河畔弗拉基米尔（译注：弗拉基米尔州首府弗拉基米尔市）、斯摩棱斯克和加利奇的居民仅为基辅之一半。

自12世纪开始，原本居住在第聂伯河流域南部的斯拉夫人口为躲避游牧民族袭击，积极向东北也就是奥卡河、伏尔加河以东迁移。他们在苏兹达尔大公国和后来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庇护下占据了广阔的人烟稀少地区。蒙古入侵之前古罗斯有300个城市、75000个村庄，1237-1240年拔都的军队摧毁了大多数王公贵族的城堡、要塞和行政中心。整个基辅、佩列亚斯拉夫和切尔尼戈夫地区变得荒凉，人口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东北部：诺夫哥罗德、莫斯科和特维尔周边。

但造成人口数量剧烈波动的不仅是敌军入侵和战争，还有饥荒和瘟疫因素。其中最严重的是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在某些地方杀死四分之一居民。16世纪初莫斯科大公国已吞并诺夫哥罗德、特维尔和普斯科夫，成为一个强盛国家，人口550万，至1558-1583年利沃尼亚战争初期人口达700万。人烟稠密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地区则在16世纪失去了高达75%的人口。混乱时期(Смута)之初俄罗斯境内居住着750万人，最大的城市仍然是莫斯科——人口逾12万。

17-18世纪俄罗斯人口

1604-1618年的严酷动乱使全国人口减少四分之一。所幸靠着17世纪上半叶的有利条件，莫斯科摆脱了前十年的恐怖，人口潜力恢复。1678年凭借自然增长和领土扩张，人口已达1050万。

彼得大帝时代以旷日持久的北方战争和国家社会各领域激进变革为标志，至今仍在人口学家中引起热烈争论。长期以来的普遍观点认为，在这位活跃的改革者统治下国家失去了相当一部分人口，但雅罗斯拉夫·沃达尔斯基的详细研究得出完全相反结论：人口数量增长三分之一，达1500万。

伴随着锐意开拓和殖民俄罗斯黑土地区，18世纪末该地区人口超过早年最热闹的中部地区。本世纪俄罗斯帝国还吞并了包括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南部草原、外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在内的大片土地，帝国人口因此快速增加——1762年叶卡捷琳娜大帝登基之初约2360万，到1796年她统治结束时已增至4120万。

19世纪俄罗斯人口

俄罗斯与拿破仑打打杀杀的结果是帝国进一步扩张，人口爆炸既发生在旧领土也发生在新领土。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初期全国7500万人，1897年第一次全俄人口普查得知增加到1.28亿。

废除农奴制、工业增长和城市化显著改变了社会结构及其分布格局。城市规模扩大数倍，最大的圣彼得堡市和莫斯科市分别于1891年和1896年达到百万人口。排在它俩后面的城市人口数量则少得多：华沙684000人，敖德萨404000人，罗兹314000人。民族构成方面主要是俄罗斯族的三个分支，总人数8300余万：大俄罗斯人5500万、小俄罗斯人2200万、白俄罗斯人约600万。

卫生措施的普及、医学的进步、膳食品质的改善和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在人口快速增长中起了巨大作用。平均寿命稳步提高，从1840年代的25.8岁上升到二十世纪初的33.5岁，这个现象被科学家称作“人口现代化”。

20世纪俄罗斯和苏联的人口

20世纪的宏伟历史进程——两次世界大战、三次革命和苏联解体——标志着根本性的历史变革，导致了规模最大的人口变动。通过普查和其他人口统计方法（出生和死亡记录、婚姻登记、护照注册）获得的大量详细材料，使人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进行中的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俄罗斯帝国人口已超过1.75亿，每年增长200万-300万人。1917年的大革命和内战，伴随着大规模移民和斑疹伤寒及西班牙流感的爆发，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研究人员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期间俄罗斯因战伤亡200万人，约800万人死于疫病和饥饿，200万人移民海外。到了1920年代初，与1914年相比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人口减少550万，乌克兰减少150万。1920年秋季彼得格勒人口从1917年的240万减少到近160万。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的集体化、工业化、大饥荒和镇压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重工业的爆炸性增长令苏联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最新数据显示，1932-1933年的饥荒导致苏联约600万人死亡，约60万被驱逐的富农死于流放地和劳改营，约70万人死于“大恐怖”。尽管如此，伟大卫国战争开始时苏联人口达到了1.967亿，其中近450万人居住在莫斯科。

这场最艰难的战争迫使全国人民做出极大牺牲，既是胜利也是悲剧：敌人被消灭了，但2700万苏联公民殒身。1946年苏联人口约1.705亿，男女比例显著不平衡。直到1960年国家才恢复到战前的人口水平，每年增长300万-400万，出生率开始逐渐下降。1990年苏联人口逾2.9亿，同时发达国家特有的“人口转型”——生活品质提高导致出生率急剧下降——在苏联末年成为现实。

当代俄罗斯的人口

苏联解体、经济联系断裂和生活的彻底“重新格式化”，以及大规模迁徙——难民潮、侨居海外和国内流离失所——使国家的人口状况更加恶化。后来的“第二次人口结构转型”更是雪上加霜，这期间结婚年龄提高，出生率进一步下降。1991年РСФСР有人口1.48亿，2021年的普查数字显示俄罗斯联邦人口1.471亿。

另一个重要趋势是人口向特大型城市集中。目前俄罗斯有16个居民超百万的城市（莫斯科1300万人、圣彼得堡560万人、新西伯利亚160万人……），而1990年的РСФСР只有12个居民超百万的城市（莫斯科870万人、列宁格勒500万人、高尔基140万人）。为改善这种情况，俄罗斯政府于2019年启动了“人口学”国家项目，目标是延长国民的活跃寿命，降低死亡率、提高总和生育率。

延伸阅读：

侨居四方的乌克兰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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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维尔·格尼罗利博夫（莫斯科历史学家）

苏联无疑是全世界最爱阅读的国家之一，关于公共交通的老照片上总能看见乘客捧着报纸。以前书籍发行量远多于当代，如果说今天某种严肃学术著作印刷1000-2000册，那么苏联时代50000册都打不住。薄薄的儿童读物动辄发行一百万、两百万。1988年苏联共印刷各类文艺书籍11.5亿册，2008年俄罗斯仅3.04亿册。

当然不能仅通过印数来衡量书籍市场。例如，1988年苏联出版了10500种文艺书籍，2008年俄罗斯出版了31000种文艺书籍。现代俄罗斯在艺术、经济、医学和体育、教育和文化领域的书籍品种上稳超苏联，技术和农业书籍远不及苏联，但在自然科学领域几乎不相上下。

苏联书店整洁的货架乍看琳琅满目，细看却内容贫乏。几乎没人对党的代表大会决议集和难忘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小地》感兴趣。恰如罗曼·阿尔比特曼总结的那样：“（书店）主要是朝气蓬勃的农业诗歌和地方性的描写生产的散文，虽然也有一些经过考验的人民民主国家作家的作品。我回忆不起他们姓名，看来，这些书都有一个奇妙特点，就是当偶然走进书店的访客羞愧地把目光从书架移开时，它们就会立刻被遗忘。”为了收藏几本好书，人们纷纷投身找书大战。我们调查了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书籍是怎样进入普通家庭的。

废纸换书

1974年苏联开展用废纸换书的实验。公民在废品回收站每上交20公斤废纸可领取一张特制票券，然后用来兑换书。如欲兑换经典的两卷本，则需要送来40公斤废纸。一位著名俄罗斯博主分享回忆：“显然，不想交售废纸的人可以找那些专门倒腾大量废纸的活泛老人购买票券。也就是说，废纸票券成了某种代币。我们小时候还冒充完成学校任务的少先队员，挨家挨户搜集废纸，然后上交，再把票券卖掉。”

并非每家每户都愿意给少先队员开门，但奶奶们会毫不犹豫拿出旧报纸。纸箱子最受青睐，需要在商店乞求才能得到，但这种废纸能一下子增加很多重量。回收站营业时间各不相同：列宁格勒13点-21点，阿什哈巴德9点-19点。苏联共出版过117种书籍充实“废纸换书”活动，包括大仲马、凡尔纳、萨巴蒂尼、特尼亚诺夫、库柏、吉卜林、圣埃克絮佩里、罗大里、施蒂尔马克、德莱塞、福伊希特万格、显克微支等。侦探小说、冒险小说和历史小说非常受欢迎。某位基辅居民发愿集齐莫里斯·德鲁翁描写法国国王的书（译注：七卷历史小说《被诅咒的国王》），竟把整套列宁和高尔基全集送往废品回收站。

塔季扬娜·德尔维兹也讲过发生在列宁格勒的趣事：“……某人坐出租车运来100公斤罕见的革命前旧书，但保存状态很差，高兴地领到了《玛尔戈王后》兑换券。”废纸兑换的书都有“枞树”标志，表示这些书是用再生纸张印刷的。政府宣称60公斤废纸可挽救一棵大树免遭砍伐。计划经济时代的这项活动同时解决了多个问题：既帮助节约资源，又为公民提供好书，还能清理储藏室堆积的垃圾。苏共中央分管印刷业的瓦季姆·科斯特罗夫证实苏联经常面临木材原料短缺：最好的木材优先供应铁路枕木和矿井支架，然后才轮到造纸厂。

黑市

优质文学书籍的匮乏刺激了投机行为。许多知识分子几乎花掉月工资的一半买书，例如1980年代初《中提琴家达尼洛夫》和《大师与玛格丽特》要价35卢布。于是每个大城市都有自发形成的“书市”，高尔基（今下诺夫哥罗德）的书市位于佩乔尔斯基修道院墙外，人们谈论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不得不称之为《神秘岛》。莫斯科的珍本爱好者聚集在铁匠桥，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人图书馆》丛书在首都中心地区售价高达250卢布。茨维塔耶娃的两卷本售价50卢布，阿加莎·克里斯蒂选集30-40卢布之间。知道这些背景，您就能体会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的深情诗句了：
“试着去买一本阿赫玛托娃吧。
旧书商会告诉你，
她那黑玛瑙色的集子
比真玛瑙贵得多。”

1976年韦纳兄弟意外现身铁匠桥，想看看他俩的新小说《仁慈时代》受欢迎程度如何。书市上常有酒鬼以某种紧急理由（“喉咙着火了”）低价售卖珍本，克格勃暗探偶尔也来转转。但书迷们最主要的朝圣地还是列宁山，警察驱赶投机者，他们就去地铁站附近聚集。本地卖家与各加盟共和国出版社建立了私人联系，以便第一时间获取稀缺版本。

苏联图书热潮恰逢居民收入相对增长的时期。1970年代，家庭图书馆成为与捷克水晶玻璃器皿、南斯拉夫壁柜和芬兰洁具并列的自豪之源。М.涅姆琴科描述家庭图书馆现象说：“这不仅显示出文化修养（或至少对文化的渴望），也是室内装饰的体面之选，更是主人获取稀缺书籍之能力的证明。几乎所有文学作品都稀缺，除了堆满仓库和货架的宣传品，这些宣传品充斥着对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及其他敌对‘主义’的数不清的揭露”。他说的不错，有些人确实能搞到手！例如红色封皮精装12卷大仲马贵得离谱——每册售价高达300甚至500卢布。

Л.斯维特拉科夫写道：书籍在警察的护送下从一个车间运到另一个车间，但仍有部分被偷。工人们把封面和内页带出印刷厂，晚上回家装订起来。

远途旅行

苏联边陲地区的意识形态压力明显弱于中心地区，因此允许加盟共和国出版社发行外国作家的作品，比如中亚各共和国愿意出版菲茨杰拉德、雷马克之类。游客和登山者经常从那边满载书籍归来，或者寄回家沉重包裹。于是产生了“中亚大仲马”的说法，南方阳光下印刷的《玛尔戈王后》会突然出现在列宁格勒或基辅。

1970年代，基希讷乌成为书籍收藏者地图上的另一文化圣地，出版的相对自由可能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曾在摩尔达维亚担任领导职务有关。当地发行了梅恩·里德和史蒂文森的作品，“卢米纳”出版社推出了《冒险世界》丛书。尽管纸张品质和其他地区的出版社一样不尽如人意，但在黑市上统统被抢购一空。正是摩尔达维亚和中亚向苏联中心地区供应了女冒险家安琪莉卡的故事（译注：即《百劫红颜》）。维克托·米亚斯尼科夫写道，国家出版委员会限定此类“商业”出版物每年80种，于是人们耍起花招：“詹姆斯·菲尼莫尔·库柏的书可以作为儿童读物或外国经典文学出版，而本土侦探小说集可以当作苏联警察周年纪念的献礼，以社会政治文学的类别按计划出版。”

俄罗斯偏远乡村偶尔也会出现白银时代诗人大作，爱书之人闻讯往购。罗曼·阿尔比特曼回忆道：“我永远忘不了曾在萨拉托夫州新布拉斯基地区乔普洛夫卡村买到一本巨大且昂贵的赫列勃尼科夫著作。售货员开收据的时候同情地看着我，仿佛看残疾人。”全国各地流传着“……基希讷乌版的格雷厄姆·格林和彼得罗扎沃茨克版的儒勒·凡尔纳，阿拉木图版的阿瑟·柯南·道尔和克麦罗沃版的卡雷尔·恰佩克，明斯克版的库尔特·冯内古特和伊热夫斯克版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许多人还跑去外国求购罕见书，如《荆棘鸟》、《美国的悲剧》可能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书店”，或苏联军事城镇的销售点买到。

订阅丛书

缓解阅读饥渴的另一条可靠途径是订阅多卷本丛书。1967-1977年苏联发行过200卷的《世界文学书库》，印数30万（后来莫名其妙增加到30.3万）对于幅员辽阔的国家似乎微不足道，以致书迷流传有人用这200卷换回一辆“莫斯科人”轿车。《世界文学书库》在今天的拍卖网站上大约6万-7万卢布可入手。

《世界儿童文学书库》1976-1987年出了50卷，人口百万的大城市萨马拉仅仅配货二百套，于是重视子女教育的父母提前三天站书店门外排长队。这套一度稀缺的丛书2015年售价一万卢布。《冒险故事书库》从1936年开始出版，因其封面设计极具辨识度，民间昵称：“小画框”。

人们还可以在书店登记订阅特定作者的全集。谢尔盖·姆纳察卡尼扬回忆1989年排队购买帕斯捷尔纳克五卷全集的情景——铁匠桥的作家书店被文化人挤得水泄不通：“所谓‘爱国力量’的作家们也排在队伍里。他们讥讽地互相询问着，似乎对于自己排队购买这位他们并不喜欢的‘非俄罗斯族俄语诗人’的五卷全集感到尴尬，调侃着‘帕斯捷尔纳克’究竟是旱芹还是西葫芦（译注：пастернак也有‘欧防风属植物’之意），但玩笑归玩笑，队依然要排的。显然，他们关心的不是鲍利斯·列昂尼多维奇的文学，而是这套丛书的市场价值。”亚历山德拉·巴拉什将订阅丛书称为她童年时期的亮点之一：“蓝色的柯南·道尔，黑色的斯蒂文森，黄色的卡雷尔·恰佩克，它们整齐地装饰着上层书架；最顶层，‘科学幻想’的活泼海洋溅起点点阳光。”维亚切斯拉夫·格拉兹切夫谈起他青年时期喜爱的丛书，提到了通过订阅获得的屠格涅夫和狄更斯。

为了阅读优秀作品，人们订阅厚厚的文学杂志，将需要的页面撕下来，连着收集几期再装订成册。这种“单行本”小说占据书架光荣位置。机关刊物的编辑部通常附带刊登侦探小说，这样订阅者数量会暴涨。比如原本非常小众的《人与法》杂志连载热门作家尤利安·谢苗诺夫的作品，大家匆忙翻阅干巴巴文章，寻找心仪作家的名字。

伴随苏联居民的书籍短缺现象直到改革最后几年才消失。家庭图书馆——1960-1980年代苏联日常生活的鲜明特征——如今越来越多地沦落垃圾场，契诃夫和司汤达被雨浇淋。“高档”楼栋的住户则自发放置书籍交换架。作家德米特里·巴维尔斯基在他的一部书中写道：“如今谁还需要三十卷的狄更斯啊？”现代的小学生已经无法体会一名12岁少先队员用20公斤废纸换回《三个火枪手》的那种喜悦了。

延伸阅读：

苏联时代的基辅人怎样换房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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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误解认为苏联境内的外国汽车凤毛麟角，实则不然。苏联长期进口整车，包括从资本主义国家，数量随着国内政治风向起起伏伏。内务部（包括国家汽车检查局）也有不少进口车。

1920年代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道路安全问题十分尖锐。当时大城市街头汽车、摩托车早已不是稀罕物，再加上电车、马车和自行车，既热闹又混乱。所以莫斯科市苏维埃1925年通过决议成立街道交通管理局（以下简称“交管局”）。

交管局成立之初，工作人员没有自己的车辆，直到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才开始为警队（包括交管局）购置宝马牌摩托车。一旦国内生产了足够数量的轿车和摩托车，警察部门就停止进口外国车了。

伟大卫国战争后交管局再次使用西方车辆，内务人民委员部接收了一批通过租借法案获得的汽车和摩托车。但此时交管局雇员偏少，无法高效应对日益增多的交通事故。

国家汽车检查局(ГАИ)的根本性变革发生在1960年代末。1967年瓦列里·维塔利耶维奇·卢基扬诺夫被任命为苏联内务部国家汽车检查局局长，正是此人促进了该局快速发展。他任职期间组建交通警察队伍、道路交通组织部门、交通管理技术设备生产企业，以及苏联内务部全联盟道路交通安全研究所，同时采购进口设备。

1970年代初首都ГАИ配发第一辆进口车。有人说这辆巨大的福特”Galaxie”警用款是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赠予苏联政府的，但尼克松不太可能选择警车作为国礼，所以更可能是采购试用的“样品”。但很遗憾，根据一些报道这辆车使用时间不长就发生事故撞毁了。以下事实也可以提供佐证：美国车之后又采购若干辆以梅赛德斯奔驰W108为基础改装的巡逻车，进口时喷涂了苏联警车的黄漆。这批车在首都ГАИ一直服役到奥运会，最常用于护送车队和贵宾。

1976年另一批马力更大、配置更豪华，更适合充当护卫车的梅赛德斯奔驰W116跟随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时任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国际主席）进入苏联。这一次新车不仅莫斯科独享，也分配给了列宁格勒和基辅。此后国家汽车检查局经常接收进口车。买完梅赛德斯奔驰买宝马E3，其中一辆ГАИ宝马曾在电视剧《专家调查》中露脸。捷克斯洛伐克的塔特拉-613也分配了若干辆给ГАИ。

1970年代末首都办完警用设备和装备展览会之后，莫斯科ГАИ甚至获得一辆保时捷911″Targa”，车上配备各种“警用道具”。对苏联而言这辆车太奇特了，于是送去莫斯科市列宁共青团汽车厂测试研究，车载“道具”当然也被拆除。

写到这儿不得不介绍一则有趣的插曲：曾有那么一段时间苏联国家汽车检查局使用过联邦德国涂装的警车。话说1979年春西德警察代表团访问基辅，来的是相当于ГАИ职能的”Verkehrsdienst”部门人员。卢基扬诺夫专程飞乌克兰接待，访问结束后他建议基辅市赠送客人一辆配备汪克尔发动机的新款“拉达”巡逻车。德国人投桃报李，许诺回赠基辅市梅赛德斯奔驰警车。不久迎来一辆联邦德国警察现役的白色、绿色涂装梅赛德斯奔驰W123，车身带德文”Polizei”标志，甚至有固定德国HK自动步枪的卡槽！按道理本应重新喷漆，但考虑到下一个西德代表团即将造访基辅，决定派该车原样护送宾客，以强调礼物确实被用于其预定目的。

这并非孤例。苏联有一种在国内举办的国际展览会上购买展品的做法，对双方都有好处：参展商无需运输展品回国，而苏联可以“在家门口”获得最新款进口技术样品。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苏联购买了德国警用版梅赛德斯奔驰W123旅行车——车身白色，带绿色引擎盖和车门。直接分配给国家汽车检查局下属部门，但立即喷涂了”Милиция”字样和苏联国徽。

1980年代初莫斯科街头出现梅塞德斯奔驰W123和宝马5(E12)巡逻车。随后高级轿车的配备几乎成为常态：一个批次十辆宝马。虽然大部分都留在莫斯科，但苏联其他大城市也有机会分得一些。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列宁格勒、明斯克和基辅开始使用进口巡逻车。到了“改革”时期，许多部门可以为满足自身需要采购外国车，例如第比利斯ГАИ有欧宝”Senator”,斯维尔德洛夫斯克ГАИ有日产”Urvan/King”，巴尔瑙尔ГАИ有日产”Patrol”等。1989年底还曾采购过大量（据说不少于50辆）奥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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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琳娜·克柳科娃

一百五十年前乌克兰都城曾被称作“教堂和妓院之城”，卖淫业正经历它的黄金时代。

宽容之家

19世纪初提供有偿性服务尚不合法，但基辅已经出现了卖淫女聚居区，其中之一距离修道院不远，莫斯科街和奥梅利亚诺维奇-帕夫连科街（原苏沃洛夫街）附近。这个地方名曰“克雷斯蒂”，在此居住、工作的年轻女子就被叫做“克雷斯蒂妞儿”，主要客户群体是附近军营的兵卒。

从外表看，她们与寻常的城市妇女别无二致——当时基辅还没开始流行西欧服饰，所以“克雷斯蒂妞儿”穿得就像果戈里笔下女角色：花衬衫、方格裙或羊毛长裙。她们各自住在小木屋，男人登门不仅仅为了求欢，也想短暂享受家庭温暖。嫖资甚至可以用食物支付，比如自制灌肠、猪油和伏特加。进了屋，吃一桌好饭菜，睡一宿女主人，当修道院钟声敲响第二下，昨晚热情的女人拉开帘子，把客人推到街上。

1843年，“人类最古老职业”发展到新阶段，女性卖淫被朝廷非罪化，但前提是受严格监管。由于暗娼导致性病流行，官府深感头疼，所以那时候出现了第一批妓院，即所谓的“宽容之家”，经营者必须是30-60岁妇女，卖身者定期做体检——警察收走妓女的证件，另发“黄票”，注明姓名、职业并附照片，还有一栏供医生填写健康检查结果。妓院禁售烈酒，可惜这项规定往往得不到执行。另一项规定是妓院地址必须远离教堂、学校和法律机构至少300步。

基辅市内第一片“红灯区”位于安德烈斜坡，圣安德烈教堂的神甫对此义愤填膺，试图规劝妓女从良，好话歹话说尽。小妞儿们投桃报李，以一种别出心裁方式作答：又一个暴风雨之夜后集体进教堂忏悔，详细讲述自己的“罪孽”……

后来穆拉维耶夫将军在安德烈山对面买地置宅，希望有个清静环境，凭借与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私人交情迁走妓院，从而结束了这条街的不光彩历史。部分妓院搬到“沟后”，也就是上瓦尔街、下瓦尔街一带，赫鲁博奇察河流经之处。其他妓院则搬到拉丁区（舍甫琴科大学红楼附近），因为学生哥是主力客户。

1885年另一桩丑闻迫使基辅的妓女再度外迁：民间传言基辅省长谢尔盖·古季姆-列夫科维奇死在某窑姐床上，当局虽极力掩盖，但羞耻的悲剧根本瞒不住人，遂决定把妓院继续往市郊撵。驿站街居民主动提出愿意接纳风月女子落户。一种说法认为，从街道名称看这边儿住的多数是马车夫，随着铁路发展，畜力交通式微，收入下降，房子租给老鸨无疑更有利可图。19世纪末驿站街遍布娼馆，亚历山大·库普林小说《亚玛街》即以此地为背景。

孤勇者

法律禁止妓院外卖淫，可总有人情愿私下接客，这就需要开动脑筋吸引客户了。一些“流莺”在娱乐场所周边徘徊，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今天迪纳摩体育馆位置上的“百花城堡”俱乐部，看见合适男人就缠住媚态百出。“库库什金娜别墅”（无家可归者聚居地）的卖淫女则引诱男人走出马林斯基公园，因为禁止她们入内。有人说库库什金娜别墅之名即来自躲在树后嗲着嗓子学布谷鸟咕咕叫的女人。（译注：另有说法称小酒馆女老板叫“库库什金娜”，她跟做皮肉生意的井水不犯河水）

1878年市杜马从波迪尔区迁至赫雷夏蒂克广场（今独立广场），大约同时期赫雷夏蒂克街出现了站街女，自觉在街边排成一条线。尽管她们很容易被识别出来，但基辅的良家妇女仍然避免孤身从这儿走。另一类站街女是带小姑娘的妇人，自己没生育的花钱租孩子，全身黑衣，扮演一种“体面寡妇”形象。男人找这样妇女搭讪似乎更容易些，请她吃顿饭，回家深入交流。次日天亮，赠予“车马费”若干。

至于廉价的“苍蝇馆子”，食客们常常会遇见“饭馆女士”，大大方方要求男人请她们喝酒。此类女士多半以“女歌舞演员”或“假日演员”自居，毕竟二流女艺人赴外省演出属于司空见惯之事，演出结束玩几天没什么大不了的。顺便说一句，马车夫也会用“女声合唱”招徕客人坐车到“女演员”出没的饭馆。

私娼、暗娼卖身的另一种隐秘地点叫“矿泉水店”，顾名思义，对外宣传销售矿泉水或克瓦斯，但熟客想买烈性饮料的话，请跟随热情女店员往后头走。

职业精英

可想而知，革命前基辅的大多数窑姐儿和站街女不具备较高的教育和文化程度，普遍出身残破家庭或失地农民，迫于贫穷卖淫。甚至有被亲戚和原雇主强拐硬拽来的。所以有文化的少女身价倍增，老鸨子千方百计勾引她们下海为娼，勒索、威胁无所不用其极。警察曾查获米哈伊洛夫街某淫窟，一个名叫克列缅京娜·韦希瓦塔娅的女人打着牙科诊所幌子开办非法妓院，容纳几位正派家庭的女子接客。不知什么原因促使她们走上这条路，家里缺钱吗？渴望冒险吗？

文化妓女中最贵的要数“布谷鸟”，也叫“山茶花”，言谈举止文雅，衣着打扮时髦，陪伴上流阶层有钱佬出入沙龙和剧院。带这种女伴招摇过市不仅不丢脸，反而可以显摆炫耀，例如决斗中打死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的尼古拉·马丁诺夫在基辅“服刑”期间，公开带着某著名“山茶花”逛公园散步。

“山茶花”登峰造极者，如基辅交际名媛艾米莉亚·斯韦伊科芙斯卡娅，甚至在情人（基辅总督德米特里·比比科夫）安排下成功嫁给波兰贵族大财主梅奇斯拉夫·波托茨基，还收了波托茨基一百万卢布“生儿子钱”。儿子出生后两人闹翻，婚姻濒临破裂，尼古拉一世皇帝降旨流放波托茨基去萨拉托夫（译注：罪名是行为不端，此人一贯惹是生非），斯韦伊科芙斯卡娅在基辅跟比比科夫旧情复燃。但到了生命最后阶段，夫妻重归于好，共同逃亡巴黎并走向坟墓。

无法回头

另一方面，虽然妓院一本万利，但真正赚钱的仅限经营者，卖身者处于半奴隶地位，事实上无力脱困。此外，父权制社会鄙视妓女，惟极少数被富豪包养者能够抬起头做人。

找妓女玩耍一小时的费用取决于妓院档次。在那些白色家具、镀金窗框的精装修妓院，一个女人收费3卢布，略低档的收费2卢布，最低等娼馆花1卢布即可开心一次。而且场所等级不同，妓女每晚接客数也不同：收费昂贵的每人每晚接客4-6名，便宜的每晚多达十几名。所得嫖资老鸨抽成四分之三维持运营，余钱换成“消费券”，用于支付食物、衣裳和鞋子等费用。多数时候妓女很快就会欠下老鸨巨额债务，纵然有富翁替她赎身，等人家玩够了，结局往往是被踢回“原单位”或沦为更低等烂货。

所以从事卖淫这一行纯属吃青春饭。性病和意外怀孕侵蚀着她们的身体，由于行贿受贿，官方医生的体检多半流于形式。绝望的妓女尝试不借助医疗手段堕胎，敢于采取最危险手段，三十岁年纪事业乃至生命就早早告终了。

1917年之后基辅的妓院渐渐消失，德国占领期间短暂开张两家以满足军人需要，皆白天营业，官兵凭票来嫖。第一家位于弗拉基米尔斜坡，今“国家爱乐厅”楼内，第二家在萨克萨甘斯基街72号，今市立皮肤病性病防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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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杀人犯尼古拉·拉德克维奇

知情者谈为克格勃工作的失足妇女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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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尾酒文化”迟至1940年代初才渗入苏联，即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支援苏联战争物资时期。美国军队和政府官员把鸡尾酒介绍给苏联同行，于是这种与传统红酒、啤酒包括白兰地几乎毫无相似之处的“新式”饮料迅速风靡莫斯科精英阶层。换句话说，苏联虽有鸡尾酒，但政府视其为资产阶级残余，仅限某些内部场所供应。

然而苏联鸡尾酒和酒吧能够存在的首要原因在于接待赴苏公干或休假的外国客人，政府希望向贵客证明苏联的生活毫不比祖国差，连他们最喜欢的鸡尾酒也能喝到，且有独特配方。1942年（译注：或称1938年）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特维尔大街）6号开张一家“鸡尾酒厅”，上下两层，装修典雅，有螺旋铁艺楼梯、雕塑圆柱、昂贵的枝形吊灯和镶木地板，酒水用高脚带棱玻璃杯盛装。该“酒厅”是莫斯科甜酒和伏特加酒酿造厂（后来叫“晶体”厂）下属企业，即使战争时期也有多款鸡尾酒和小吃售卖，一楼常驻爵士乐团演奏，营业时间为下午三点到凌晨三点。调酒师全部为女性，因为苏联传统不雇佣男人做餐厅服务员。

战后1950年代，鸡尾酒厅成为苏联亲西方知识分子——作家、诗人、演员、音乐家甚至工程师聚会场所。无论何种职业，来的都是客，诨名称“科克”，一边欣赏爵士乐（“资产阶级情调”）一边啜饮精致鸡尾酒。许多人假装不懂俄语，试图在着装和举止方面效仿外国佬，渐成风尚。大部分知识分子必须攒钱一个月才有实力做一回“科克”，毕竟一杯100毫升的“牛仔”鸡尾酒售价4卢布10戈比，约等于莫斯科一个月房租的十分之一。而且光有钱还不行，得排队过“Face Check”，不成文的规矩是必须打领带，女宾必须有男宾陪同。

苏联政府为何“容忍”首都市中心堂而皇之开这家酒厅，至今说不清。最可信的解释是酒厅乃克格勃暗中运营，起初用于接触、刺探外国高官，后来用于识别思想倾向西方的本国公民，多来几次就被克格勃盯上了。苏联文学作品中，维亚切斯拉夫·孔德拉季耶夫的小说《因伤休假》曾描写此地，1989年被电影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鲁辛搬上银幕，改名《香槟飞溅》，讲述1942年一名负伤的青年中尉回莫斯科休假，大款朋友请他体验鸡尾酒厅，中尉被酒厅的奢靡和豪华刺激了，想起战友正在前线抛头颅洒热血，情绪失控掏出手枪……

1968年高尔基大街鸡尾酒厅停业，改造成普普通通冰淇淋店，1980年代末二楼开起了自助餐厅。

1957年夏天苏联举办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节，131个国家的3.4万名访客进入莫斯科。节后外国工人和游客开始造访苏联，却找不到合适的休闲场所。为满足他们需求，在莫斯科的“柏林”宾馆和“大都会”宾馆及列宁格勒“欧罗巴”宾馆开设外汇酒吧，工作人员经过严格政审，必须掌握几国外语。苏联普通公民谢绝入内。

亚历山大·库德里亚夫采夫有幸在“欧罗巴”任职，他自幼就对海明威小说描写的鸡尾酒深深着迷，实际工作起来却遭遇困难：酒吧设备只能自己拼凑，调酒配方则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翻外国杂志搜罗，或者询问客人某种酒怎么调。慢慢积累了丰富经验，1978年亚历山大·库德里亚夫采夫写成《混合饮料调制技术》，被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对外旅游管理总局”推荐为全国调酒师参考书。可惜苏联时代鸡尾酒调制行业并未进一步发展，1970年代末个别大城市终于出现第一批招待老百姓的鸡尾酒吧，但不受民众欢迎，问题在于调制用酒都是本国货，品质参差不齐，口感一言难尽啊。

下面介绍几款苏联鸡尾酒配方，摘自当年高尔基大街鸡尾酒厅菜单。遗憾的是某些配方未能保存下来，例如“嘉年华”就永远失传了。

1.“伏尔加”

伏特加：35毫升
橙子利口酒：15毫升
薄荷利口酒：10毫升
柠檬汁：25毫升
砂糖：5克
冰块：3-4个

上述材料放入加冰的调酒器摇晃混合，用吧台滤网过滤到冷藏的高脚杯中。

2.“老托马斯”

“旧塔林”利口酒：50毫升
红醋栗汁：75毫升
樱桃酱：25毫升
柠檬：1片
新鲜樱桃：4-5颗

高脚杯上做糖边，将果汁、利口酒和樱桃酱放入加冰的调酒器摇晃混合，用滤网过滤到加冰块的高脚杯中，点缀柠檬和樱桃。饮用时建议搭配烤扁桃仁。

3.“礼炮”

白兰地：50毫升
柠檬汁和橙汁：各10毫升
液体蜂蜜：1茶匙
气泡矿泉水：50毫升

白兰地倒入高脚杯，加蜂蜜、橙汁和柠檬汁，搅拌至蜂蜜溶解，最后加矿泉水。

4.“樱桃”

樱桃利口酒：50毫升
香槟：100毫升
樱桃酱：25毫升
柠檬：1片
罐头樱桃：几颗

樱桃利口酒和樱桃酱倒入加冰块的高脚杯中，搅拌，加香槟，用柠檬片和樱桃粒装饰。

5.“牛仔”

杜松子酒（荷兰Jenever）：30毫升
胡椒伏特加：30毫升
杏子利口酒：20毫升
班尼迪克丁酒：20毫升
蛋黄：1个

上述原料倒入高脚杯中，搅拌，加蛋黄，一饮而尽。

6.“谜语”

白兰地：30毫升
橙子利口酒：20毫升
白苦艾酒：30毫升
柠檬汁：10毫升
柠檬片和樱桃：少许
冰块：1-2个

调酒器摇晃混合白兰地、苦艾酒和柠檬汁，注入高脚杯的利口酒中，加冰，用柠檬片和樱桃做点缀。

7. “咖啡菲丽普”

白兰地：30毫升
咖啡利口酒：30毫升
波特酒：50毫升
蛋黄：1个
砂糖：1茶匙
肉桂粉：1撮
刨冰

除肉桂粉外全部原料放入加冰的调酒器摇晃混合，在高脚杯加三分之一刨冰，将鸡尾酒滤入杯中，表面撒肉桂粉。

8.“四重唱”

白甜酒：60毫升
杜松子酒：60毫升
白兰地：40毫升
陈年朗姆酒：40毫升
柠檬：一片
冰块

上述原料用调酒器摇晃混合，倒入加冰块的高脚杯，柠檬片点缀。

9.“幻想”

白兰地：50毫升
香槟：10毫升
伏特加：10毫升
橙汁：10毫升

全部原料放入加冰的调酒器摇晃混合，滤入高脚杯。

如您所见，那时候的鸡尾酒配方基酒丰富，但缺少果汁和苏打水，装饰物仅限柠檬和樱桃。

延伸阅读：

俄罗斯肉罐头极简史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佚名

我父亲以前在市党委负责青年教育工作，办公室一共两位秘书：他和伊达·雅科夫列芙娜·维利戈利姆松。我通常记不住别人名姓，但记得这个女人，尽管我那时才5、6岁而已。

3月8日市委庆祝妇女节，召集女同志到大礼堂开会表示祝贺，每人发漂亮盒子一个。伊达·雅科夫列芙娜回办公室拆开盒子一看：过节礼品是本市油脂加工厂生产的肥皂，属于当年最廉价产品，包括什么儿童皂、百花皂、铃兰皂、松香皂等……女秘书气得大叫：“难道他们以为我没洗脸就来上班啦！”摔掉盒子跑回家生闷气。

父亲把香皂装回漂亮盒子，下班转赠我妈。我妈挺高兴，以为是香水或扑粉（1960年代的紧俏货），一看是肥皂，摔掉盒子进卧室生闷气。

我在街上玩够了回家，拆开漂亮盒子，哇，各种肥皂耶！都装在五颜六色、闪闪发光的包装纸里。爸爸说这是送给我的，我高兴极了，小心收藏了好久，至今还能想起盒子上图案。

十年后爸爸告诉我肥皂背后的故事。哎呀讲这些做什么啊，破坏节日气氛。

那些年三八节不放假，照常上班、上学，大课间休息的时候男孩子送我们礼物，通常是小卡片或其他小玩意儿，如今回忆不起来了。不知为何我总觉得这套礼数十分别扭，矫揉造作。上大学之后开始享受妇女节了，或许因为附加了爱情因素吧。但我不记得男同学送过鲜花之类的。

延伸阅读：

苏联初期圣诞节存废之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利曼塔斯·普莱吉斯
（曾任立陶宛通信部长，议会国安与国防委员会成员）

苏联干扰“反苏广播”持续近60年，其中40年进行高强度干扰。冷战年间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对抗伴随着电子攻防，《世界人权宣言》所谓“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被苏联视为“粗暴干涉本国内政、反苏宣传”。

军事通信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武装部队首创无线电压制。1920年代初德国邮政局(Reichspost)使用一台5千瓦火花间隙发射机干扰彼得格勒-巴黎之间无线电报联络，该装置后来被魏玛国防军接管，放在柏林市鲁勒本区一直用到1926年。1923年法国人也从埃菲尔铁塔上干扰柏林的无线电发射机。1920年代末柏林封锁了共产国际广播。1931年苏联压制罗马尼亚广播信号。1934年奥地利用噪声覆盖柏林的电波。1936年莫斯科和马德里之间爆发无线电攻防战。1938年苏联压制德国对外广播，德国也压制了莫斯科的广播和英国BBC电台德语节目。1940年苏联开始系统性干扰梵蒂冈电台。1941-1945年苏德之间不流血的电子战如火如荼，柏林向莫斯科、伦敦播送敌意评论，后者以同样方式回敬。1946年莫斯科和马德里之间的无线电攻防战仍未罢休。1948年2月3日苏联开始大规模干扰美国之音(VOA)，4月13日干扰伦敦BBC。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建设全苏长波和短波无线电网络》的决议，由通信部负责落实。1948年8月发生了纽约苏联学校老师奥克萨娜·卡森京娜在领事馆坠楼丑闻，此事经美国之音广泛报道，引发社会讨论。1949年外国电台对苏广播的全部频率受到的干扰明显增加。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安塔纳斯·斯涅奇库斯1951年3月30日致函苏联通信部长尼古拉·普苏尔采夫，要求为维尔纽斯“第600号设施”增配发射机，信中提到：“在（每天）06:00-06:45、00:15-00:45和17:15-17:45的大规模反苏广播时段，敌方分别有66台、48台和45台发射机工作，由于缺少设备无法保证完全干扰”。斯涅奇库斯又致函格奥尔基·马林科夫，要求连接克雷廷加海岸线的发射站进行干扰。截止1951年底维尔纽斯已投入使用通信部的18台干扰发射机、民航的1台干扰发射机和渔业部的1台干扰发射机。1953年12月8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通过《关于第60号和61号设施》的决议，要求希奥利艾和克莱佩达的设施1953年12月25日之前开机运转。

至1954年1月1日，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第600号设施”已安装30台干扰机，计划增加到40台（拨款94万卢布购买设备及改造天线）；考纳斯“第603号设施”安装22台（计划增加到30台）；希奥利艾“第60号设施”安装15台（因房舍和土地狭小无法增加，只能择址新建）；克莱佩达“第61号设施”安装21台（计划增加到30台）。立陶宛部长会议请求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责成苏联通信部在帕涅韦日斯“新建设施打击反苏广播”，因为“该市及周边地区已登记的无线电接收设备达3000部”。

苏联向无线电防御投入巨资，干扰设备快速增长就是明证。1949年苏联使用350台短波发射机实施干扰，次年翻倍变成600台、1955年约1000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合计约700台。饶是如此，“堵塞反苏广播”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立陶宛共产党中央1954年9月23日《关于打击反苏宣传广播》的决议指出：“尽管1953年在维尔纽斯、考纳斯、希奥利艾和克莱佩达等城市启用了专项设施，仍未彻底确保防止反苏广播”。除其他措施外，决定“责成立陶宛ССР拥有0.5千瓦及以上功率无线电发射机的部委和机关，响应通信全权代表之要求无偿提供这些发射机，用于干扰反苏广播”。《强化保护立陶宛ССР领土免受反苏广播的计划》规定到1958年“增加受干扰的无线电波数量至45个”。

这种势头之下，苏联无视联合国谴责干扰之决议也就不足为奇了。1960年代初苏联的短波和长波无线电防御网络（不包括社会主义邻国）拥有约1700台干扰设备，总功率16000千瓦。这个数字是多还是少？须知早间和傍晚时段“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开动70部发射机进行对苏广播，总功率约8000千瓦。虽然功率上远胜对方，仍无法完全保护人民“不受大规模反苏广播”影响。1961年1月19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加强打击敌方无线电宣传的措施》的决议，部署大力扩建无线电防御网的任务，为此在苏联通信部设立专职部门。

彼时无线电压制的头号目标是“自由欧洲电台”(RFE)和“自由电台”(RL)。美国“自由欧洲委员会”曾尝试租用卢森堡、蒙特卡洛和“欧洲1号”商业电台的发射机，遭拒绝，美国人只好自建广播网络。1950年7月4日通过安装在曼海姆市附近一辆卡车上的7.5千瓦短波发射机，RFE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节目正式开播。7月14日开播罗马尼亚语节目，8月4日开播匈牙利语和波兰语，8月11日开播保加利亚语。当年RFE的节目在纽约WMCA演播室预先录制，通过航空邮件寄送德国。1951年5月1日晚11点RFE慕尼黑总部播出当天的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节目，5个小时后遭遇持续近40年的干扰。

1953年3月1日RL电台俄语节目使用两台10千瓦发射机开播：“这里是解放电台，请通过31米短波波段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半小时的节目预先在RL电台慕尼黑总部六个演播室之一录制，派专员送往兰佩特海姆市广播站，从莫斯科时间中午重复播放至午夜。除俄语外，RL还有阿塞拜疆语、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塔吉克语、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语和高加索地区六种民族语言节目。1953年12月增加鞑靼-巴什基尔语，1954年8月增加白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1959年5月更名为“自由电台”。

为了突破干扰，1952年2月美国人在里斯本附近的格洛利亚建设一处RFE大功率广播中心，1955年在台湾建设覆盖苏联东部的RL中继站（4台发射机），1959年3月在位于地中海的西班牙小城帕尔马附近建设RL发射设施（6×250千瓦）。RFE和RL的网络还包括曼海姆附近比布利斯、兰佩特海姆的广播站及慕尼黑附近的霍尔茨基兴广播站。

1953年美国之音在巴伐利亚州埃尔兴启用一台1000千瓦功率长波发射机，直接占用了苏联国内广播使用的173千赫频道。这台“大陆-105B”型兆瓦级发射机依靠五台柴油发电机供电，每小时油耗560升。VOA通过它播送俄语（面向驻扎东德和捷克的苏军部队）、英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波兰语和匈牙利语节目，另有德语节目。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立即进行干扰，苏联则在173千赫频率上部署了总功率超过3000千瓦的全联盟广播同步装置。埃尔兴广播站的运行时间是1953-1963年、1968-1973年。

早在1950年代初苏联就和东欧国家在远程无线电压制方面展开协调合作，RFE/RL是他们共同的对手。以同波兰的合作为例：1951年夏末苏联通信部无线电控制主任А.扎洛夫与同事萨夫科夫、巴夫洛维奇参观了华沙、什切青、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克拉科夫、卡托维兹和拉多姆的无线电中心，9月15日А.扎洛夫向通信部长尼古拉·普苏尔采夫提交报告，建议组建联合无线电压制系统。12月24日苏联政府通过决议，称：决定使用苏联境内的发射机“打击反波兰广播”。波兰公安部长斯坦尼斯拉夫·拉德克维奇命令在华沙、克拉科夫、波兹南、弗罗茨瓦夫、罗兹、什切青、比得哥什和卡托维兹设立无线电干扰站。

波兰对RFE的干扰从1952年5月开始，许多城市设有针对RFE广播的1-10千瓦短波发射机。远程站覆盖距离城市30千米以外的地点，发射机功率10-50千瓦。这些干扰设备由波兰安全机关监督运行，1955年总数量249台。1956年12月（波兹南事件）起义民众摧毁了部分干扰设备，52台短波发射机、11台中波发射机转交给波兰电台。之后波兰境内RFE广播信号持续受到保加利亚（至1962年4月）、匈牙利（至1963年3月）、罗马尼亚（至1963年9月）、捷克斯洛伐克（至1964年5月）和苏联的干扰。1964年11月利沃夫的一处设施更换“马雅克”发射机，干扰强度明显减弱。

苏联干扰VOA波兰语广播直到1963年6月止。对罗马尼亚实施的远程无线电压制持续到1963年7月30日，对匈牙利持续到1964年1月（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干扰站除外），对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持续到1988年1月。

1970年3月华沙强烈谴责RFE“歪曲报道”波兰同联邦德国的谈判，中断14年后决定恢复对RFE波兰语节目的干扰。据RFE资料：1970年12月11日-27日位于华沙附近莱辛卡的波兰对外广播中心针对RFE波兰语节目实施了一系列“音乐转播”。但由于波兰在13、16、19和25米波段覆盖率偏低，必须另辟蹊径。波兰国家无线电管理部门奉命测试莫斯科广播信号的接收品质，发现收听良好，遂决定借用“兄弟国家”的发射机实施干扰。

波兰广播电台录制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除外）的乐团演奏，如《大黄蜂的飞行》、探戈舞曲、“甲壳虫”乐队、波尔卡、爵士乐、古巴音乐等，通过苏联的短波广播中心播放这些“音乐节目”。

1971年3月18日苏联发射机开始覆盖波兰上空的RFE节目。根据无线电波传输条件，按频率、时间和季节选择了一些无线电中心，见下表：

波段	第一跳平均距离	合适的无线电中心
4兆赫	800千米	基辅，格里戈里奥波尔
6、7、9兆赫	1200-1500千米	列宁格勒，莫斯科
11兆赫	1800千米	克拉斯诺达尔，古比雪夫
15兆赫	2600千米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埃里温
17、21兆赫	3000-3500千米	塔什干，阿拉木图

管理苏联无线电防御系统二十五载的Н.克列斯季亚妮诺娃1997年与本文作者电话交谈，证实“音乐仅向波兰播送”。每座无线电中心都有2-3部录音机，1970年中期一盘250米长的磁带可连续播放45分钟，倒带时间35-40秒，接力播音。磁带磨损了就换新的。

国际关系回暖期间，苏联曾两次暂停针对BBC、DW（德国之声）和VOA的干扰，时间分别是1963.6.19-1968.8.21、1973.9.10-1980.8.20。作为回应，美国关闭了覆盖苏联西部地区的慕尼黑广播站。苏联则把腾出的短波功率用于干扰RL、“以色列之声”、北京电台和地拉那电台。

1968年初中央情报局曾讨论基于“财政原因”、“受干扰严重”和“向莫斯科示好”关闭RL电台（不关闭RFE），当年八月苏联大军开入捷克斯洛伐克，讨论不了了之。“自由俄罗斯”的节目时长逐渐增加到每天八小时，并在台湾和韩国增设发射台。

1975年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开会讨论是否采取措施干预波兰电视台第五频道。该频道通过苏瓦乌基市新中继站播送的节目在立陶宛西部、南部收视率颇高，地方政府对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电影深感愤怒，因为明显超出了苏联观众“应当收看”的范围。可他们毕竟不敢明目张胆干扰友好邻邦的信号，只是延长本国电视台周五、周六夜间节目至凌晨两点，以期“转移观众注意”。1989年白俄罗斯格罗德诺曾兴建一座压制波兰电视信号的发射站，但1991年完工后改变用途成了短波电台。

各地电视和广播委员会通常拥有自己的无线电监听设备。例如1957年1月17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通过了《关于用立陶宛语记录外国无线电广播》的决议，位于奈梅日斯村附近的无线电中心截获外国广播信号，将声音传送至广播委员会录音机房。节目内容打印在纸上，以通报的形式呈送特定人员阅览。

1977年3月美国卡特总统呼吁国会拨款购买11台新型250千瓦短波发射机。1970年代RFE/RL电台的年度预算约5000万美元，1980年代涨到2.27亿美元。1983年里根总统批准一项扩大VOA和RFE/RL电台网络的计划，拨款13亿美元购买102台250千瓦和500千瓦功率发射机。美国在葡萄牙和摩洛哥新建发射台。1987年6月“国际广播委员会”(Board for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同以色列签署协议，建设大型VOA和RFE/RL广播站（16×500千瓦），由于当地环保人士抗议天线伤害候鸟，工程告吹。西班牙未出现环保问题，帕尔马设施的四台250千瓦短波发射机的功率被叠加到一根天线上，因此必须限制船只沿岸航行，以免渔民驶入向地中海发射的“无线电洪流”之中。

1980年代，人口350万的立陶宛拥有5座干扰发射站（60台发射机），白俄罗斯（1000万人口）90台发射机，乌克兰300余台。全苏联共有13座远程无线电防御站（100-120台发射机）及81个城市干扰站（约1200-1300台发射机）。

原РСФСР无线电管理总局局长С.格鲁博科夫写信给本文作者表示：“联盟无线电广播和通信节点的主要任务是对外广播与干线无线电通信，以及在其所在地区进行本地广播。同时这些技术手段也用于组成远程干扰网络。没有为此建立专门的发射站”。他提到的干扰网络总功率达4万千瓦。

1970-1980年代苏联频繁干扰九个境外电台的亚美尼亚语、巴什基尔语、白俄罗斯语、格鲁吉亚语、希伯来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俄罗斯语、鞑靼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乌克兰语和爱沙尼亚语广播节目，这些电台包括：
RFE/RL（“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阿富汗”电台），慕尼黑；
BBC，伦敦；
DW（德国之声），科隆；
VOA（美国之音），华盛顿；
以色列之声，耶路撒冷；
北京电台，中国；
地拉那电台，阿尔巴尼亚；
朝鲜电台，汉城；
自由俄罗斯，联邦德国/台湾。

有趣的是，苏联似乎“放过”了中国的一个频率，此频率播送的节目录音是反向的。中国方面可能希望苏联不会花费资源干扰“无效广播”，而“亲爱的苏联听众”懂得用录音机录制节目，过后倒放磁带就能正常收听啦。北京电台的另一种手段是广播期间重新调频，因为并非每一台干扰设备都能够及时追踪、覆盖。至于苏中关系恶化之前，1954年12月-1965年5月北京电台发送莫斯科的俄语录制节目是公开在苏联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的。

1984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一项秘密决议，决定建造18座发射站，每站配备15-20台发射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伊戈尔·利加乔夫和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1986年9月25日报告苏共中央，题为《关于压制‘美国之音’、‘BBC’、‘北京电台’和‘朝鲜电台’无线电广播》，指出：“远程和近程屏障装置以不同程度的有效性覆盖了全国约1亿-1.3亿人口居住地区。”那么这就意味着约半数苏联人民能够收听外国广播。按照利加乔夫和切布里科夫所言：“在苏联全境保证实现优质干扰是一项艰难的技术任务，需要大量物质支出”。为了应对RFE/RL不断增强的广播功率，苏联计划在叙利亚和越南建造远程干扰站。

国际无线电联盟查明了列宁格勒、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叶卡捷琳堡）、阿拉木图、塔什干和古比雪夫（萨马拉）的无线电干扰源位置，测向的地理坐标与负责对波兰广播的三座无线电中心所在地相吻合。当波兰的干扰强度过低时会开启额外发射机，播放各种呼号和音乐。1970年代中期曾白白播放音乐一周之久——RFE已弃用某频率，但干扰设备操作员没留意。RFE波兰语节目同时在5-8个频率上播送，有时故障干扰设备发出强烈杂散信号，导致邻近频率也能听见覆盖该频率的音乐。

1985年RFE波兰语节目从莫斯科时间早7:00至凌晨2:10，每天在5-8个频率上播送115个频道小时。要对其进行干扰，必须建立功率优势。例如，针对RFE电台250千瓦发射机的工作频率开启两台位于波波夫卡的干扰设备，总功率400千瓦。每天干扰180个发射小时，以当年物价水平，200千瓦发射机每小时“运行成本”43卢布。那么算下来压制RFE波兰语节目一年耗资280万卢布，十七年耗资近5000万卢布。这钱花的究竟值不值呢？RFE/RL电台定期评估其广播效果，与1970年9月未受干扰时相比，虽然1971年5月份在维也纳和西柏林的收听品质差了一倍，但仍有40%的机会听到无干扰节目。

RFE/RL的工程师使用以下方法突破干扰：
1.把50/100千瓦功率发射机升级换代为250/500千瓦发射机；
2.将四台总功率250千瓦的发射机连接到一根天线上；
3.声音的动态和频率范围大大压缩；
4.同时运行的发射机增加到十台（RL俄语节目十九台）
5.傍晚在13、16、19米的“白天波段”长时间广播，以便夜幕降临前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发射的RFE/RL信号能够抵达苏联西部。从上述位置发出的短波很容易传播到地球上有日光的地方，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强力干扰电波天黑后已无法覆盖欧洲，因为电波路径要经过黑暗，此时电离层无法反射较高频段的电波。
6.每个整点开始时，多个广播频率故意停顿2-3分钟，意图迷惑干扰设备操作员。通常操作员在每小时头几分钟和中段进行监听，如果未找到外国广播，他们直到下一次监听时才会开启发射机。2-3分钟停顿后重新播音，有概率争取到一段无干扰时间。

1986年9月伊戈尔·利加乔夫和维克托·切布里科夫报告苏共中央：“远程保护可对苏联约30%领土上的信号进行干扰……国内大部分地区未被无线电保护覆盖，俄罗斯中部城市、波罗的海国家和外高加索共和国的一些大城市干扰效果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傍晚时分需要同时干扰7个广播节目（35-40个频率），即便拥有3-4倍功率优势亦无法提供100%“覆盖率”。同1960年代相比，1980年代西方主要电台对苏广播的频率减少一半左右，但“战线”两侧发射机功率却大幅增加。

下表列出苏联远程无线电防御设施名单：

代号	所在地	设备功率
№ 800	十月镇（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6х120、3х250、3х500千瓦
№ 808	埃里温	9х50-120, 2х500千瓦
№ 810	尼古拉耶夫	5х500千瓦
№ 811	利沃夫	3х200、 1х500千瓦
№ 840	阿拉木图	17х50-100, 4х500千瓦
№ 850	格里戈利奥波尔	5х500千瓦
№ 903	苏维埃茨克 （加里宁格勒州）	9х80千瓦
№ ?	哈巴罗夫斯克	15х50-100、1х240千瓦
№ ?	新西伯利亚	14х50-100、3х250、3х500千瓦
№ ?	塔什干	12х50-120千瓦
№ ?	伊尔库茨克	5х50-100、2х250、2х500千瓦
№ ?	赤塔	3х500千瓦
№ ?	古比雪夫	10х100-120、6х200-250千瓦

除了苏联境内13座远程无线电防御设施外，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另有10-12座此类设施（配备20-50千瓦功率的发射机100余台）。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远距离干扰最好“击中信号尾部”——意为使干扰来自被干扰信号相同方向，那么东欧国家的地理位置最佳。以双边协议为基础，从1953年开始部署，至1964年基本完成远程无线电防御网络的建设。

1980年代中期立陶宛计划在维尔纽斯和帕涅韦日斯郊区新建干扰设施，仅后者完工。尽管有种种不足，无线电干扰压制系统的整体效率还是很高的。“自由电台”在苏联境内有700多万听众，“德国之声”、BBC、“美国之音”（1973-1980年未受干扰）听众是“自由电台”的1.5-3倍。1991年干扰彻底消失，“自由电台”受欢迎程度猛增四倍，听众达3000万。

据西方专家检测，1981年6月-10月下列受干扰的外国电台在苏联境内可收听程度为（以百分比表示）：

电台	优良	中等	恶劣	不能收听
RFE/RL	1	6	20	73
VOA	3	31	45	22
BBC	1	14	27	58
DW	4	29	20	47

从上表可知遭遇严重干扰的概率平均28%，完全听不到的概率50%。社会主义邻国情况稍好些，下表是1977年RFE/RL电台收听情况：

国家	听众百分比	干扰来源
罗马尼亚	57%	无干扰
匈牙利	49%	一座乌克兰干扰站
波兰	46%	苏联的远程干扰*
捷克斯洛伐克	34%	国内和苏联的强大干扰
保加利亚	24%

1991年“819政变”，维尔纽斯附近某部队压制了立陶宛广播电台1号节目。莫斯科的部队也曾两次干扰“苏维埃之家”电台中波节目（1991.8.19-8.21、1993.9.20-10.4）。1954-1960年维尔纽斯的广播电台夜间节目完毕后会调谐频率到中频465千赫兹，目的不仅在于阻断西方电台，也是为了让普通百姓收不到全部波段。

归根结底，最有效的广播审查是全面禁止无线收音机，代之以有线“广播点”。1954年9月27日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安塔纳斯·斯涅奇库斯致函苏共中央：“为减少农村地区直接接收空中广播的无线电接收器之数量，立陶宛共产党中央请求拉脱维亚ССР部长会议责成‘波波夫’无线电器材厂1954年为立陶宛ССР农村广播事业制造7台、1955年制造40台РТУ-ВРС型（有线广播）设备”。1950年代保加利亚改造进口收音机，使其只能收听首都索菲亚电台的频率。苏联从1958年开始为国内市场生产不带13、16、19米短波波段的收音机，因为难以在这些波段上可靠干扰“敌台”。少数几个稀缺型号的短波收音机仅供外销。尽管如此，想收听国外广播的民众总能够找到巧手之人添加缺失的频率。1964年全国共有3500万台无线收音机，大部分带短波功能。

1984年2月24日总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与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吉洪诺夫签署了《关于对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1983.02.11第142-62号决议第五段进行部分修改》的决议，称：“……接受苏联国家计委、苏联通信设备工业部、无线电工业部和贸易部关于将停止生产大众化短波无线电收音机的任务推迟到十二五期间执行的建议，苏联国家计委应当在编制1986-1990年苏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完成此项任务”。

后期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上述决定未被执行。

1986年苏联“涉外记者”弗拉基米尔·波兹纳现身美国电视节目，表示：“干扰起了反作用”——这是苏联放松无线电审查的最初迹象。同年晚些时候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冰岛会见罗纳德·里根，提出一些交换条件，包括让美国商业电台用英语转播莫斯科广播节目，作为回报，苏联将停止干扰“美国之音”（RFE/RL除外）。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查尔斯·维克（译注：时任美国新闻署长）试图推动、落实这项提议，无果而终。

这里我们必须赞扬戈尔巴乔夫先生，他并未就此止步，很清楚“开放政策”与新闻审查制度水火不容。1987年1月苏联停止干扰BBC，1987年5月停止干扰VOA，198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彻底停止干扰广播节目。1988年11月29日-30日，苏联境内全部无线电干扰站齐刷刷在莫斯科午夜时分关闭，但苏联通信部长《关于自1988年11月30起停止压制对苏广播的外国电台》的命令直到12月19号才正式签署下达。

1997年我们请俄联邦通信和信息化国家委员会主席А.巴丘什金推荐无线电干扰领域专家，可惜终究也没联系上这样的专家。1997年10月巴丘什金回信写道：“由于政府的决定，1988-1989年‘无线电干扰’工作已经完毕，设施被改变用途，业务技术和标准文件已销毁，设备已注销”。

苏联是否曾有人因收听外国广播被干扰而提出投诉？从表面看，如果广播信号不佳，苏联公民可以向居住地的电信管理部门提出书面投诉，然而《接收和审查关于工业无线电干扰投诉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对于接收长波、中波和短波无线电广播的投诉，只有那些指定在特定区域内（边疆区、共和国）提供广播的电台接收情况不佳时，才应采取措施消除干扰”。西方电台旨在向苏联大部分区域“提供广播”，并且可想而知，胆敢提出这种投诉的苏联公民肯定会惹一身麻烦，无论他居住哪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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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欧洲电台总部爆炸案

卫国战争初期红军无线电通讯状况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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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想象苏联城市繁华街道上没了印着“啤酒”字样的罐车？排长队、22戈比一杯和“消沫后加满”共同组成那些年消费者的路饮体验。而在这些背后，则是利润丰厚的生意。

苏联时代事业心强的人从事小商贸，最有利可图的项目之一是啤酒零售，自己戏称“开阀门的”。干这行便于赚外快，几乎没什么风险。

啤酒容易起泡沫，酒杯上半部分飘着一层蓬松帽子，实际并没装满。顾客有权要求泡沫消去后加满杯，但一些人赶时间，另一些人着急解馋，还有些人不在乎这种小细节。一杯啤酒22戈比，一桶200升收入88卢布——看似不多，但“卖沫子”额外还能赚5-10卢布。通常一天卖出不止一桶，热门地段甚至一天卖十几、二十几桶，沫子钱就很可观了。

减少泡沫不难，只需倾斜杯身使酒液流下杯壁，可惜肯这样做的诚信卖家九牛一毛。1950-1960年代啤酒零售员月工资80卢布，逐渐涨到120卢布，而他们“卖沫子”5-7天即可挣到此数。的确，一杯酒少给5-10%不难发现，但执法部门人力不足，难以逐个检查。凡被抓住挨罚的都是做的太过分的。再后来，啤酒零售员固定工资达到每月300卢布，跻身当年“高收入群体”，成了人人羡慕的行当。

卖牛奶、啤酒、克瓦斯的那种带轮拖罐车，正式型号叫”АЦПТ-0.9″，发明者身份不详，只知道从1957年开始生产出来用于牛奶零售，1967年开始用于克瓦斯和啤酒零售。1975年有了铝制改型，桶前侧加装容量30升的水箱。

苏联大小城市街头遍布罐车，乃是卖方和顾客共同“努力”的结果。零售员很快意识到应该把罐车拖到人流量最大的地方。国营商店和公共餐饮业开店选址深思熟虑，但固定啤酒屋却往往地处偏僻，既不考虑季节因素，也不挨近新建住宅区。政府禁止在工厂、休闲区（公园、沙滩）和院校周边开设啤酒屋，而移动式罐车就能轻松规避这些限制，因为审批级别较低。

此外，”АЦПТ-0.9″更方便、更能装。啤酒大桶容量一般100升或200升，罐车则是900升。因为有俩轮子，返厂填装或替换十分便捷。海滩周边疗养地需求量高，每天总要卖光3、4罐。

第三，监督这些零售摊点很困难。固定啤酒屋有台账，方便上级盘点查核实际余量和现金。罐车小贩每天上交一次收入，销售不做记录，哪怕额外赚一个卢布也是自己兜里的。虽然如前文所言，执法部门愿意的话确实可以揭露他们，但这又算多么大的“罪过”呢？个别被当场抓获的倒霉蛋多半能够逃避处罚。小贩“犯罪成本”低、收益高，顾客无需走老远买酒，双方皆大欢喜。

尽管个人利益不是啤酒生产增加的唯一因素，但它确实起了显著促进作用。官方统计1970年全国酿造41.9亿升啤酒，1985年增至65.7亿升。真实产量可能更多。

所以，虽然政府文件把啤酒称作“高需求商品”，但不能说啤酒是苏联的稀缺商品。只要你想买，掏钱就能买，然而摊位前排长队和亮出“售罄”牌牌也是客观存在的，毕竟求大于供、不愁销嘛。街头零售商卖光一罐车啤酒，向厂收纳处缴款396卢布，多赚的30-40卢布归自己。

如果再贪心一点，还有别的伎俩使泡沫增多。市井传言说有人往啤酒里掺洗衣粉，然而更安全更便宜的办法是掺一包小苏打，流出来的泡沫又厚又持久，“外快”随之翻两倍。

据商贩们自己讲，只有最贪婪最愚蠢的人掺水稀释，但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每兑入一桶（10升）水可产生4.4卢布额外收入。业内公认900升罐车最多掺水4桶是“稳妥”的，相当于18卢布。很难说究竟多少人自觉遵守4桶之“行规”，反正从民间笑话反映的情况看，敢于掺水的贩子稀释程度更高。

除了终端零售耍诈，批发时做假账亦属于常见现象。具体而言就是勾结酒厂内部人员，罐车交付商贩时记录实际出货量，但商贩交回收入时悄悄替换假记录，通常仅为实际出货量的一半或三分之一，造成没卖完的假象。于是商贩又能从出纳处获得销售额之25%。

至于灰色成本，包括给拉罐车的卡车司机3卢布，给酒厂调度员最多10卢布，以及地段警察10卢布——这样他不光不来找茬，还会帮着驱散流氓无赖。最畅销的位置很快被别人捷足先登，欲在火车站或海滩周边摆摊，您得花钱“打点”。

尽管有这些开支，换来的个人收入更丰厚。当年典型的啤酒贩子形象是一位戴金首饰的壮硕妇女身穿朴素白大褂。一则广泛流行的笑话说：两辆黑色“伏尔加”轿车并排等红灯，靠前的是区委第一书记座驾，他扭头问第二辆车驾驶员：“我不记得您啦，您在哪工作？”对方答：“管阀门的”。书记大惊：“什么单位？”答：“开关啤酒罐阀门的”。

进入1970年代，啤酒零售已开始商业化运作，屡屡突破法律法规限制。甚至出现“家族企业”，丈夫、老婆、子女和兄弟姐妹纷纷入行，整片街区卖啤酒的全是他们自家人。这种“连锁经营”在大城市和人口超百万的特大城市尤其普遍，背后自然少不了同业竞争，但大家都小心翼翼避免招惹当局打击。

另一方面，无论零售商怎么勾心斗角，由于货源的单一，每个人罐车里装的皆是同款啤酒。啤酒厂管理者占据金字塔尖，各种“超额生产”的收益及贿款最终流向他们，他们再去跟ОБХСС和其他上级机关周旋。耐人寻味的是，安德罗波夫的整顿措施几乎不曾影响啤酒大亨们。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政府推行经济改革政策，啤酒生产显著削减。首先因为戈尔巴乔夫禁酒运动，又因为啤酒花等各样原材料供应问题，啤酒出现短缺，大罐车一度消失于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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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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