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尔盖·丘利雅科夫
（莫斯科记者联盟成员）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庭院一角伫立着献给伊万·屠格涅夫和宝琳·维亚尔朵的纪念碑。据学院院长介绍，屠格涅夫虽未正式担任过外交官，实际上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他是一位具有爱国精神的国家主义者，尽管他坚持自由主义观点，而且对俄罗斯的国家体制发表过批评性意见。

但众所周知，有外交的地方就有情报工作。因此，有报道称屠格涅夫差不多是俄罗斯驻法国情报机关的负责人。然而反对者指出，如果这样的话，档案中应该会有记录，可并未看到。甚至有人写道：“克格勃领导层无非是高兴地认为，有屠格涅夫这样的老前辈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事实上，俄罗斯爱国者屠格涅夫在欧洲文艺界和政界人士中享有很高声望，为什么不能利用他为俄罗斯收集政治情报呢？

历史学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采访苏联国安委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得知，屠格涅夫曾经以“宝琳·维亚尔朵为掩护”，担任俄罗斯情报机关头子。这一信息写在雅科夫列夫著《1914年8月1日》一书中，乍看有点难以置信。需要指出的是，这位作者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亲自推荐给安德罗波夫的。乌斯季诺夫非常熟悉他的父亲：炮兵元帅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

尽管缺乏证明屠格涅夫从事情报活动的文献记录，但该领域专家们通过分析这位作家海外生活的种种细节，认同他曾是情报人员的说法。那么，还有哪些历史事例和事实佐证这一观点呢？

维护俄罗斯的形象

屠格涅夫旅居法国期间，法、俄关系明显改善。例如，两国共同反对土耳其对巴尔干人民的血腥镇压，这削弱了英国对俄罗斯的压力。此外，屠格涅夫和其他俄罗斯作家及文化人物使许多欧洲人惊讶地发现，原来俄罗斯的文化水平不仅不逊于欧洲各国，某些方面甚至比较优越。

伊万·屠格涅夫在国外与欧洲最优秀的学者交往，好友包括法国著名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埃米尔·左拉、维克多·雨果、居伊·德·莫泊桑等。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文学大会上，屠格涅夫当选副主席。之后他成为牛津大学荣誉博士，还将普希金等多位俄罗斯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法文。至于红极一时的歌唱家宝琳·维亚尔朵，她在自宅接待法国和欧洲各国的众多杰出知识分子，也招待过一些知名政治人物，比如后来成为统一强大德国君主的普鲁士国王和王后，以及德国首相俾斯麦。

再讲个有趣的事实：伊万·屠格涅夫会说五种外语，其中西班牙语学得特别快，而宝琳·维亚尔朵生于西班牙裔家庭。据说屠格涅夫故意装出英语不熟练的样子，混用德语或法语单词代替英语词汇。实际上他英语非常好。这是老练情报人员的典型行为方式。

有一次，屠格涅夫受邀参加英国文学基金的聚会，得知俄罗斯的死敌：帕默斯顿子爵亨利·坦普尔也会出席。屠格涅夫在聚会上与当地政治家和文学家喝酒交谈，获悉亨利·坦普尔正试图重新担任首相，计划包括与普鲁士合作，而普鲁士正努力将全部德意志领土统一为一个帝国。法国对此持负面态度。屠格涅夫及时将这一重要信息传递给了俄罗斯驻法国大使帕维尔·基谢廖夫伯爵。

政治家和情报员的高超活动

1863-1864年，俄罗斯统治下的波兰爆发的起义在没有欧洲列强明显干预的情况下被平息。俄罗斯外交巧妙利用了当时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敌对关系，普鲁士则为俄罗斯镇压起义提供政治甚至军事支持。普鲁士的军队和警察封锁了俄普边界，因此即使是当地波兰人组成的小规模起义队伍也无法进入俄罗斯统治的波兰境内。普鲁士军队不仅缴获这些起义小分队的武器，更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消灭。须知：与俄罗斯统治的波兰不同，普鲁士统治的波兰不设地方自治机构，公开实施德国化（同化）政策。

尽管欧洲舆论将波兰起义者理想化，视其为纯粹的英雄和理想主义者，但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列强实质上帮助过波兰起义。可叹波兰贵族始终怀抱着法国和英国将伸出援手的渴望，翘首期盼西方列强与俄罗斯开战。就连英国报纸也承认，如果起义领袖不指望西方军事援助，那么起义就会自行结束，甚至压根不会爆发。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公然的不干涉呢？俄罗斯大使馆通过其情报机关和外国线人广泛传播关于俄罗斯和“理想化的波兰起义者”所犯下的可怕暴行的真实材料，包括他们对波兰农民的暴行。起义者实行掠夺性征粮政策，杀害那些拒绝交出粮食的人，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农民则拿起棍棒、草叉和镰刀协助俄罗斯军队剿灭这些血腥的叛匪。与城市居民、乡村神职人员和小贵族不同，波兰农民几乎没参与本次起义。

作为对伦敦的无理抗议的回应，两支俄罗斯舰队驶向美国海岸，而美国当时是俄罗斯实际上的盟友。两艘俄罗斯护卫舰也进入地中海，扼控英国的交通要道。奥伦堡省长开始组建远征军，准备开赴英属印度边界，因为当地居民正在反抗英国统治。俄罗斯军事力量的这种展示对英国人产生了影响，促使后者放弃对波兰的直接援助。与此同时，那些从法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出发支持波兰起义的志愿者也麻烦缠身，欧洲报刊开始管他们叫“雇佣杀手”。

俄罗斯流亡革命者支持波兰起义，尤其亚历山大·赫尔岑，他以自己的《钟声报》和口号“为了我们的和你们的自由”大力声援。共济会成员、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组织了一支志愿者队伍，秘密乘坐轮船从英国前往波兰，船上还运载着供应起义军的武器弹药。但在瑞典马尔默港，这艘船应俄罗斯的要求被拦截。后来发现情报是一名俄罗斯特务泄露的。巴枯宁设法返回英国，之后他与赫尔岑及其他战友逐渐被许多俄罗斯流亡者视为“不可接触之人”。1876年二百位弔客出席巴枯宁葬礼，没有一个俄罗斯人。

因为俄罗斯流亡者们听说1863年1月的某个深夜，华沙市民持械闯入俄军军营，残忍杀害了熟睡的俄罗斯士兵，这让流亡者们十分愤怒。当时的情况是：在许多俄罗斯驻军中负责执勤的军官大多是波兰裔俄罗斯人，他们故意选择这一天当值。俄罗斯士兵在肉搏战中冲向街头，敲打房门和教堂门试图寻求庇护。然而无人开门放他们进去，结果被狂暴起义者的所谓“匕首队”捅死。

那么，与秘密间谍和爱国者屠格涅夫的报告相比，作为作家和自由主义者的屠格涅夫对这次起义写了什么呢？“恢复波兰的独立是一回事，而它将拥有哪些边界、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独立则是另一回事！”屠格涅夫完全无法接受1772年边界内的波兰，反对在不举行全民公决的情况下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土地并入复兴的波兰版图。

“三十二人审判”

还有一个例子表明屠格涅夫可能确实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工作。他被牵涉（不可能不被牵涉）进1862年的一桩关于“涉嫌与伦敦宣传者有联系的人”的案件调查中，后来以“三十二人审判”之名载入史册。

巴枯宁的一个亲密助手跨越俄罗斯边境时被扣留，搜出他携带的革命者行动“守则”，以及写着密码和代号的通信簿。巴枯宁被称作“列昂季·布里卡洛夫”，屠格涅夫被称作“拉里昂·安德烈耶维奇”，赫尔岑被称作“蒂森豪森男爵”，其他反专制战士各有化名。

屠格涅夫被指控犯叛国罪，应当服苦役。为了挽救一位宝贵的情报员，俄罗斯驻法国大使建议屠格涅夫写信给皇帝，向其保证自己持有“温和”的信仰，忠心耿耿为祖国服务。这封信被赫尔岑知道了，屠格涅夫估计自己与赫尔岑及其圈子的关系会因此破裂，但他确信不会破裂太久。果然，三年后他们恢复了关系，赫尔岑等人仅仅指责屠格涅夫个人意志薄弱。赫尔岑在《钟声》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讽刺地写道：“有一位白头发的抹大拉女子（男性），写信给皇帝，说她因皇帝尚未知晓她的悔过而失去了睡眠、胃口和平静，齿发皆白，度日如年……”

赫尔岑的讽刺激怒了屠格涅夫，却避免了前者加深怀疑。屠格涅夫的秘密工作继续进行！

潜伏之路

在研究关于屠格涅夫生平与作品的鲜为人知的资料时，我发现了一些来源可靠的文献，决定挖掘研究。其中一份文献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它包含了非常有趣的信息：1858年5月，伊万·屠格涅夫作为伴郎参加了将军、军事历史学家、外交官兼作家尼古拉·奥尔洛夫的婚礼。在巴黎俄罗斯大使馆教堂的婚礼仪式上，屠格涅夫意外瞧见乔治·丹特斯（译注：此人与普希金决斗后被驱逐出境）。原来，丹特斯一直是俄罗斯大使馆的长期线人，可能是在离开俄罗斯后身处困境时被招募的。俄罗斯档案中保存着两份相关文件：分别是俄驻法大使基谢廖夫伯爵和继任大使尼古拉·奥尔洛夫亲王向俄罗斯外交部提交的报告，涉及从丹特斯处获得的重要情报。

打死普希金的凶手丹特斯之所以能够出席婚礼，是因为皇帝秘书处第三部门强势领导者、后来晋爵亲王的阿列克谢·奥尔洛夫伯爵的强烈要求，他是新郎的父亲。而且也是他下令向屠格涅夫签发了出国护照，尽管后者当时正被警察监视并处于流放状态。

大概，正是奥尔洛夫努力说服屠格涅夫接受为祖国俄罗斯效力的想法，更确切地讲，是投身意识形态战争的前线战斗。起初屠格涅夫被委派的任务是监视外国报刊中关于俄罗斯的不实和诽谤性信息，并且在西方塑造俄罗斯的良好形象。

屠格涅夫在巴黎与尼古拉·奥尔洛夫建立了友好关系，当时尼古拉被父亲阿列克谢派往法国组建新的俄罗斯情报机关。为了避开法国和英国反情报部门的严密监视，他暂时将长期驻扎俄罗斯大使馆的间谍头子雅科夫·托尔斯泰留下。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托尔斯泰在克里米亚战争前未能向俄罗斯政府提供可靠情报，结果俄罗斯战败。最终，一个新的俄罗斯情报机关建立起来。尼古拉·奥尔洛夫改任驻比利时大使，随后又担任驻德国、英国和法国大使。

俄驻法大使帕维尔·基谢廖夫伯爵通常不知道屠格涅夫从法国突然前往英国、意大利或德国的原因。换句话说，尼古拉·奥尔洛夫或他爹阿列克谢·奥尔洛夫（日后成为帝国议会主席）需要从屠格涅夫那里获知的事情，连基谢廖夫也无权知晓！

尼古拉·奥尔洛夫亲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还是一位作家和著名军事历史学家，他跟屠格涅夫保持着密切联系，并经由屠格涅夫介绍结识赫尔岑本人。屠格涅夫与部分俄国流亡者过从甚密惹恼了一些人。著名的俄罗斯律师、历史学家兼哲学家鲍里斯·奇奇林和许多人一样，无法原谅屠格涅夫，表示：“占据俄国文学首位的他，对俄国社会渣滓——各种各样的虚无主义者和其他被作家称为其作品中英雄的人物，表现出奴颜婢膝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屠格涅夫以作家身份同这些人交往，反而有助于情报员屠格涅夫顺利地为保护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机关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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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室”——俄帝国秘密邮检机构

俄罗斯帝国是“警察国家”吗？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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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3月27日，第一个进入地球轨道的人类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与45岁的飞行教官、空军一级飞行员弗拉基米尔·谢廖金驾驶米格-15УТИ战斗机不幸失事遇难。政府宣布国丧，这是苏联历史上首次为逝世时不是现任国家元首的人举行全国悼念。

官方对这次空难的调查材料在苏联时期从未公布。关于加加林的死有许多传言，有些甚至是奇谈怪论。茹科夫斯基博物馆航空历史学家安德烈·西蒙诺夫在“跑道”俱乐部的一次例会上对此做了最客观的描述：

在完成了令人惊叹的轨道任务后，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开始担任苏联宇航员分队长兼宇航员培训中心副主任的职务，但他对行政工作感到厌倦。加加林是一名飞行员，不开飞机的“飞行员”又算什么呢？负责航天事务的空军副总司令尼古拉·卡马宁将军也担心宇航员分队的军官们长期不练习飞行会失去驾驶技能。

为了保持飞行状态，1962年决定成立一支混合航空中队，由经验丰富的试飞员、苏联英雄弗拉基米尔·谢廖金担任指挥员。1967年又以谢廖金中队为基础成立了独立试验训练团，重点解决与宇航员分队相关的问题，包括基础和复杂特技飞行训练、跳伞及短时失重任务。

加加林在一架米格-15УТИ飞机（双座教练型）上进行了飞行练习。1968年3月底加加林与一名教官的飞行计划基本完成，他本应获准单独驾驶米格-17战斗机。但在此之前，决定于3月27日对加加林的飞行技术进行检查，同样使用双座型米格-15，担任教官的即谢廖金。如果一切顺利没有问题，计划允许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单独飞行。

1968年3月27日10时18分，加加林和谢廖金驾驶米格-15УТИ教练机升空。虽然天气不理想，但对于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来说没什么困难。何况任务并不复杂，在特技飞行区的活动时限被定为20分钟。10时32分加加林向地面报告任务完成，请求允许返航。此后加加林和谢廖金再无任何联系。由于估计飞机燃料即将耗尽，展开了大面积搜索。14时50分，米-4直升机驾驶员扎米奇金少校报告：“发现加加林飞机残骸，距离奇卡洛夫斯基机场64千米，距离新谢洛沃村3千米。”

卡马宁将军在日记中写道：“飞机坠落在茂密森林，撞击地面时的速度为每小时700-800千米。发动机和驾驶舱前座埋入地下6、7米深。机翼、尾翼、油箱和驾驶舱炸成细小碎片，散落在200米×100米区域内。我们在高高的树枝上发现许多飞机部件、降落伞和飞行员衣物的碎片。不久又发现一块上颌骨碎片，有一颗金牙和一颗钢牙。医生报告说这是谢廖金的颌骨。”

加加林本可能更早遇难——这已经不算秘密了。他乘坐的“东方号”宇宙飞船是专为进行近地轨道载人飞行设计的，曾进行过五次实验飞行，只成功了三次，而且1961年4月12日任务期间险象环生。4月10日尤里·加加林曾给家属写了一封告别信，长时间以来这封信一直保密，直到他空难丧生后才交给妻子瓦莲京娜·加加林娜。

空难的真正原因至今仍存在争议。例如，宇航员А.А.列昂诺夫将加加林和谢廖金之死归咎于格罗莫夫飞行研究所的一名试飞员违规操作。但是，格罗莫夫飞行研究所资深专家、加加林和谢廖金飞机失事调查委员会成员阿尔谢尼·德米特里耶维奇·米罗诺夫公开否定了这一说法，他写道：“我确认，1968年3月27日在格罗莫夫飞行研究所进行了两架苏-15战斗机的测试飞行。第一位飞行员是功勋试飞员阿尔卡季·帕夫洛维奇·博戈罗德斯基，他在18000米高空测试新型发动机，起飞时间为9时45分，降落时间为10时24分。由于飞行高度较高且发动机可能停转导致座舱失压，飞行员穿着宇航服，这套装备虽然严重限制了飞行员的行动，但也减少了偏离任务规程的可能性。第二次飞行由功勋试飞员、苏联英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谢尔巴科夫执行，飞行高度为14000米。他的起飞时间是11时20分，已经在米格-15УТИ坠机发生之后。时间分析表明，博戈罗德斯基降落时，加加林的飞机仍在爬升。而谢尔巴科夫的起飞时间远远晚于米格-15УТИ坠机。因此这两架苏-15的飞行测试根本不可能对米格-15УТИ造成任何干扰。”

2011年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公布了原始调查材料，其中并未包含任何轰动性内容——最可能的坠机原因被认为是加加林和谢廖金的飞机急剧机动，规避突然出现的气象气球。这种急剧机动导致飞机失速，进入尾旋状态，旋转了三到五圈。机组人员在此过程中承受10-11倍过载，但他们没有放弃挽救飞机的努力。如果再有200-300米高度或2秒钟时间，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经验丰富的试飞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加加林和谢廖金已经拼尽最大努力，更准确地说，是加加林一个人在操控。事实是，这架米格-15УТИ并非专门用于飞行训练，而是被改装用于演示宇航飞行员的弹射训练。为了方便弹射，教官座舱内阻碍弹射的飞机操纵杆被拆除，后舱舱盖基于同样目的也进行了改装。

正因为这个原因，谢廖金与加加林一同飞行时坐在教官座椅上无法控制飞机——操纵杆没了，另外战斗机的操纵踏板也被断开。再者，米格-15的座舱结构是：如果前座飞行员（加加林）先弹射，后座飞行员（谢廖金）的舱盖不会打开，注定与飞机同归于尽。所以这大概就是加加林不肯独自跳伞逃生的关键。

阿尔谢尼·德米特里耶维奇·米罗诺夫认为，所谓气象气球导致加加林和谢廖金遇难的说法只是一个让大家都能满意的解释，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奇卡洛夫斯基机场和航天航空团内部飞行组织方面的缺陷。这些缺陷确实可能导致危险的空中接触，但对象并非苏-15，而是从奇卡洛夫斯基机场起飞的另一架米格-15УТИ。

然而国家委员会并未公开事故调查的真实结果。因为已获得确凿证据表明出现了人为失误——可能是教官谢廖金、或尤里·加加林、或两人的共同失误，也可能是负责组织和执行航空团飞行的管理人员、甚至更高级别指挥员监督方面的失误，或者以上原因的某种致命组合。但这次事故毫不减损尤里·加加林和弗拉基米尔·谢廖金的功绩。

“飞行员不会死，他们只是飞走不再归来……”这句话出自作家兼飞行员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精炼地概括了许多未能返航者的命运，包括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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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烈焰中飞行的亚历山大·马姆金

英雄飞行员斯捷潘·苏普伦之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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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报》1960年第31期刊登文章《伸出手的人》，作者是新西伯利亚居民И.苏普伦，描述了自己与乞丐打交道的经历。

六个月前我八十岁的姑妈去世。她生前是个信徒，临终要求依照基督教习俗下葬。亲属决定遵从死者遗愿。

我们的车停在教堂墙外五十米，再往前就该扛起棺材走了。通往大门的道路两旁有十个乞丐。我们站着不动，乞丐也不动不吭声，可我们一动，他们就划着十字围拢过来恳求：“看在基督的份上给点吧。”

我曾经坚信，把一个人推向赤贫的理由我国早就没有了，也不可能有，而这个地方却：“看在基督份上给一戈比、一戈比！”

怎么回事啊？难道真的有人无依无靠，行乞是唯一活路？我决定一探究竟，看看这些伸出手的人到底什么情况。

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办这事：每逢节假日就去教堂、公墓观察“苦命人”的活动，了解他们住哪儿，找他们的亲属、邻居谈话。

直接跟乞丐交谈对我来说很重要，我首先从他们口中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想：“困苦的人不会隐瞒，他会讲出一切”。事实上，乞丐很乐意和我聊，痛说自己的不幸命运。

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红脸膛男人表示：
— 我浑身是伤，满身是病。内脏被打穿，后背挺不直，天天发羊癫疯。
— 那您有养老金吗？
— 有是有啊，用处不大。我还得养活五个小孩子。
— 没人帮您吗？
— 谁来帮我？谁会帮我？我在前线的时候人家需要我，那时候有人同情我，可现在……

另一位看起来挺结实的老乞丐，衣服褴褛、套鞋破旧：
— 我无儿无女，老太婆不久前死了。有力气的时候还能干活，现在彻底没劲儿了。
— 您住哪儿？
— 有个地方就行，最常待的是河岸边船底下。
— 那养老金呢？
— 不发。剥削者没资格领钱。
— 您算什么剥削者？
— 现在不算，但以前算吧，我家过去是富农……
— 您去养老院吧。
— 去过，不收。谁能替我这种无亲无故的剥削者说情？早晚死在船底下。

一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太太诉说：“我六十五了。我养大四个儿子，三个牺牲在前线，第四个，老幺，和他的妖婆把我赶出家门。畜牲啊……我只能四处投靠远房亲戚和邻居家。”

故事令人心酸，我甚至起了念头想要帮助这些苦命人。但我继续深入调查。

红脸男人确实上过前线，但他并非“浑身是伤”，仅腿部受过伤。他领取养老金，不久前妻子带走了唯一的孩子，撇下这位“养育五个小孩”的父亲独自住在设施齐全的公寓。他曾在一家制鞋作坊打工，但最近半年他每天把军帽放在地上，“扫射”过往行人，一旦帽子里积满十卢布，他就直奔最近的商店，寻找愿意一起喝半升的酒友。为了更快找到人，也为了从人家身上榨取点什么，他口袋里总是揣着一个150克小酒杯。两人合伙买酒，各得150克，而他作为酒杯的主人可以喝200克。

老“剥削者”没睡船底，自己有一间小房子。他确实没有养老金（据说他半辈子收购赃物、半辈子坐牢蹲监），但每个月都去邮局领取儿子们寄来的可观汇款。他也不是鳏夫，老伴儿跟他同住。他们的房子不比别人的差，该有的都有：家具、餐具，还有一个装满各种东西的大箱子，墙上有挂毯，窗上有精致的蕾丝帘子。老太婆好动、活跃，闲不住，日常打理家务，养几只母鸡卖鸡蛋。
而且，“剥削者”只在星期天和重要节日乞讨，地点仅限教堂。

某个星期天，我发现那个“畜牲”和他的“妖婆”在家。他俩得知我来意，顿时脸色发红、惊慌起来：
— 那现在怎么说？
— 别把你妈赶出门呀，——我提醒道。
— 是我们撵走的吗？您自己看吧，——说着把我领进另一间屋。

这间屋地板中央有个大包袱，上面挂一把老式铁皮锁。包袱皮是桌布，两端拉紧打结，结的两侧打洞，铁锁扣环正好穿过洞，锁住包袱。

我问：
— 这是做什么呢？
儿子回答：
— 任性。母亲得知媳妇怀孕了，要求“不准生！”我们问：“为什么？总得有个孩子啊。”她说：“你们孩子关我什么事？休想让我老了伺候你们。”
媳妇就劝她：“我自己带孩子。”她却反问：“孩子哭了你也自己听吗？”我忍无可忍对她说：“您想怎么过怎么过，也别来干涉我们生活。”她大吼大骂，威胁要让我们抬不起头来。然后收拾好这个包袱就走了。没想到居然跑到您那儿了。

儿子急忙穿上衣服去找母亲。我俩一同出门，分别之际我说：
— 请问，她以前怎么生活，是什么样的人？
— 麻烦就麻烦在这个“以前”……她过去在集市投机倒把，习惯了放纵的生活。我是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在外地工作，又去当了兵，如今……您也看见了。

前不久我总结自己的“调查”，结果如下：
凡是我核实过的乞丐，每个人或者有自己住房，或者住集体公寓，只有一位——确切说是一位女性——租住在私人房东家；
大多数乞丐都有工作（比如两个乞丐甚至能做装卸工）；
几乎每个老人都能领取够吃够穿的养老金，余者靠子女供养；
我特别仔细“调查”的十名乞丐中，有四人把乞讨的钱统统喝光，三人“小酌解乏”，另三人把钱都带回家。七个人给什么要什么，包括面包，另三个人只要钱；然而那七个“什么都要”的人只有两位会带面包回家（他们养猪），其余五位“下班”后要么把面包送给养猪的人，要么扔掉。

现在来说最关键的——这些“苦命人”哀求、乞讨，讲述各种“悲惨”故事——究竟能获得多少呢？

在我调查的乞丐中，星期天和节假日（平日我不知道）的平均“收入”不少于每天50卢布，个别人甚至高达200多卢布。因此，我在他们中间没发现真正吃不上饭垂死挣扎的人。这些伸出手的“苦命人”实际是骗子和敲诈者，早就该把他们从街道、公园和市郊列车上清理掉了。

我明白，禁止乞讨是反人性的，因为乞讨必然是被残酷生活逼出来的，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为了为了生存别无选择。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情况能够证明乞讨是正当的。

善良路人施舍纠缠不休的乞丐一卢布，因为他们往往相信所谓“无依无靠”的鬼话。而乞丐只是利用我们的仁慈和对他人的天然怜悯。对这种行为的纵容——没有打击乞讨的明确法律——只会鼓励寄生虫和骗子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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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苏联的乞讨现象

赤贫的胜利者：卫国战争后的苏联伤残军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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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道蘑菇酸菜素汤非常适合因为各种理由拒绝动物制品的人，既能给予饱腹感，又能带来真正的味觉享受。试想一下：用牛肝菌熬制的高汤，味道鲜美、香气扑鼻，引得亲朋好友早早围坐在餐桌前。盛一碗，撒上切碎的香草，再加一瓣压碎的蒜，尽情品尝吧！

所需食材：

干燥牛肝菌：50克
饮用水：2升
圆葱：2个
植物油：3勺
酸白菜：200克
盐、胡椒粉

步骤：

干蘑菇放入碗中，倒入1升水，盖上盖子或干净毛巾，室温下浸泡3–4小时。

圆葱去皮切碎。平底锅烧热植物油，中火翻炒圆葱至透明。

将酸菜挤去多余的盐水。叶片太长可稍微切碎，如果嫌太酸可提前用清水浸泡、冲洗。酸菜倒入锅中，与圆葱一起小火炖软。

泡发好的蘑菇捞出沥干（保留泡蘑菇的水），仔细清洗并切碎。把泡蘑菇的水用两层纱布过滤倒入煮锅中，再加1升清水混合。

蘑菇水煮沸后加入炖软的酸菜、圆葱和碎蘑菇。再次煮沸盖锅盖，慢火炖30–40分钟。撒适量盐、胡椒调味。关火后静置15分钟。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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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礼炮也象征着马铃薯甲虫在西欧的胜利。从1940年代末开始，这种害虫开始向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发起进攻。1950年，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故意传播害虫，波兰《人民论坛报》刊登题为《美帝国主义者的空前罪行》的文章，声称“美国飞机在夜间向民主德国和波兰投放了大量马铃薯甲虫”，控诉：“打算发动核战争的美国罪犯们今天展示了他们反人类的一面。只有要命的恶鬼才会采取如此恐怖的手段，故意摧毁和平劳动果实，竟用科罗拉多甲虫毁灭庄稼。”

这一事件在“人民民主”国家引发民众恐慌。苏联发起并支持这场运动，1950年夏天苏联政府就此向美国大使递交了抗议照会。

苏联农业部长伊万·贝内迪克托夫为应对马铃薯甲虫蔓延，1950年6月28日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提交报告称：

科罗拉多马铃薯甲虫是对马铃薯作物最有危害的害虫之一。此外，它还会危害西红柿、茄子和辣椒。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际，科罗拉多甲虫已广泛分布于美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德国西部、意大利部分地区、荷兰和瑞士。战争期间传入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德国境内的科罗拉多甲虫数量在战争年代扩散得尤其广泛。

1946—1949年间，苏联军事管理当局在苏占德国地区大规模开展科罗拉多甲虫防治工作，成功将其危害控制到最低，在与波兰接壤的地区几乎被完全消灭。

与此同时，美、英、法占领当局几乎未采取任何措施消灭科罗拉多甲虫，从而为其大规模繁殖和扩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导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西部占领区接壤地带持续遭受虫害。科罗拉多甲虫不断从这些边境地带传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多个地区，使共和国人民艰苦而投入高昂的防治工作成果化为乌有。

1949年5月在华沙召开的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植物检疫与保护会议上，各国代表团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美、英、法占领当局正在为科罗拉多甲虫大规模侵害德国东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创造有利条件。

美国人在为科罗拉多甲虫大规模繁殖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还实施了从飞机上投放大量甲虫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多个地区及波罗的海沿岸的邪恶行径，以此让波兰共和国也感染害虫。苏联农业部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科罗拉多甲虫从波罗的海涌入波兰共和国海岸的报告。这无疑是英美方面进行破坏行动的结果。

目前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科罗拉多甲虫蔓延形势十分严峻。波兰已发现390多个疫情点，捷克斯洛伐克800多个，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已发现科罗拉多甲虫。这种情况对苏联的马铃薯种植业构成严重威胁，尤其危害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加里宁格勒州和列宁格勒州。证实这一点的事实是：1949年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利沃夫州发现一个疫情点，1950年又发现两个新疫情点。

可以推测，美国人将继续进行空投科罗拉多甲虫的破坏行动，并且为了误导世界舆论，他们决定今年7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一次邀请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意大利和瑞士代表的会议，讨论防治科罗拉多甲虫的国际基础问题。与此同时，正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植物检疫与保护会议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揭露了美国人企图用科罗拉多甲虫侵扰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一系列破坏行动。因此必须在我国开展广泛宣传，使民众了解科罗拉多甲虫的威胁，掌握及时发现和消灭害虫疫情点的必要措施。

1947年，根据政府指示出版了六种关于科罗拉多甲虫的宣传海报，其中四种彩色海报由苏联驻德国军事管理当局发行。1947-1948年数万份宣传海报被分发到所有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加里宁格勒州和列宁格勒州。海报强调了科罗拉多甲虫可能出现在苏联领土的威胁，正确引导集体农庄庄员和苏联全体居民积极寻找甲虫踪迹并采取迅速灭虫措施。在这方面海报发挥了积极作用，使得1949年能够在利沃夫州发现一个疫情点。鉴于此，苏联农业部认为不应该撤回1948年广泛分发至各共和国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宣传材料。

考虑到科罗拉多甲虫蔓延之威胁日益严重，以及纠正海报中一些不准确内容的必要性，苏联农业部认为必须紧急采取以下措施：

1.在《真理报》、《消息报》和《社会主义农业报》上发表文章，强调科罗拉多甲虫造成的危害，特别是美国人恶意散播甲虫的事实；

2.通过新闻局在所有共和国、州和地区报纸上发表此类文章；

3.大量发行关于科罗拉多甲虫的小册子和彩色海报，依据苏联中央刊物发表的材料介绍虫害蔓延的事实。

报纸文章、小册子和海报可在2-3天内准备完毕。敬请指示。

苏联农业部长 И.贝内迪克托夫

（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 全宗7486.目录47.卷宗35.145-148页）

时间一天天过去，科罗拉多甲虫逐渐逼近苏联边境。1949年它首次在利沃夫州被发现，疫情点很快扑灭。但真正的大规模侵袭始于1958年，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温暖干燥天气条件下，科罗拉多甲虫群被风吹入苏联内陆。

基辅州某村庄的一位老年居民回忆：“我父亲在集体农庄当驾驶员，他曾载着农艺师去首都参加会议。会上说这种带条纹的甲虫无法用农药杀死。我记得，大家聚在家里议论纷纷，惊讶地问：‘怎么会有毒不死的虫子啊？’还有人说这种甲虫看起来像水手。”

最初人们把这种甲虫称为“水手甲虫”，不过大多数人仅在图片上见过。人们展开了大规模围剿行动，它的模样被印在火柴盒上，捉到一只奖励一戈比。孩子们花好几天时间钻进菜园四处寻找这些带条纹小甲虫。然而仅仅几年后，这种新害虫便迅速在田间蔓延，最终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祸患。

延伸阅读：

苏联进口粪肥的一件趣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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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3月13日，基辅市郊库列涅夫卡的街道被来自娘子谷的约十米高的泥浆洪流吞没。这次人为灾难夺去大量生命，许多家庭暂时无处栖身，史称“库列涅夫卡惨剧”。

追根溯源，如果1945年3月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联合决议得到执行，果真在娘子谷建起“法西斯恐怖受害者纪念碑”，那么绝无人敢在这处曾发生过十余万平民被德军大屠杀的历史遗址兴建带体育馆、运动场、夏季露天游泳池、人工溜冰场、网球场、小餐厅、电影院、舞蹈广场等设施的区文化休闲公园。

但纪念碑并未竖立，部分原因是1948年克里姆林宫发起的反犹运动——所谓“斗争举目无亲的世界主义者”。这场运动不可避免影响了娘子谷，因为此地被屠杀者绝大多数是犹太人。另外，作家维克多·涅克拉索夫透露：战后曾有卑劣之人在谷底搜寻、盗掘死者的贵重物品。

于是，乌克兰当局决定将深50米、长2.5千米的山谷部分填平，在其上修建街道和公园。正是这个决定导致了日后的库列涅夫卡惨剧。

改变用途

1961年的惨剧须从1950年讲起。1950年3月11日，乌克兰工业和建筑材料部的两位副部长出席了基辅召开的一次技术会议，讨论库列涅夫卡的彼得罗夫斯基砖厂1号、2号挖掘场开采粘土时产生的废料（泥土、沙子）往哪儿存放的问题。此事的背景是：1948-1949年工厂获得新设备，砖块产量大幅提高，用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赫雷夏蒂克大街”——旧街1941年被苏联破坏者炸毁。根据远期计划，还将在乔科洛夫卡和锡雷茨两地建造首批住宅区，这意味着对砖块的需求会持续增加。市苏维埃为砖厂划拨了额外的土地以便开采原料。

起初设想通过管道将采石场废料输送至第聂伯河的河漫滩，相关计算和图纸委托基辅“乌工建设计”组织完成。然而“上头”决定清除娘子谷，甚至将其名字从城市地图抹去——正好逢着机会。所以工业和建筑材料部开会，意图批准使用泥浆（水稀释的泥土混合物）淹没山谷的做法。“乌工建设计”的方案被否决，理由是管道数量短缺，不足以铺设3.5千米到第聂伯河边，供电复杂性也不好解决。而且安装工作需时漫长，砖厂的粘土开采应当最早在5月1日启动。与会者一致同意废料贮存在邻近的娘子谷——1.5千米管道够用，安装时间较短。

表面看这决定是出于经济考虑。但实际上，在厚厚的泥浆之下，十余万人被冤杀的记忆将永远埋葬。两个星期后基辅市执委会予以批准（3月28日第582号决议），坦率表示：“鉴于（……）淹没娘子谷支脉的合理性”云云。

此刻距离库列涅夫卡惨剧整十一年。

实验

从技术角度看，以水力机械化的方式淹没娘子谷乃是一次实验。挖掘场废料原本都是用自卸车拉走的，如今决定通过管道以泥浆形式输送。根据设计方案，水应该通过专门的排水井从峡谷流入锡雷茨河。在此之前，苏联从未有人使用这种方式运输含有大量泥沙的泥浆。

1950年莫斯科“建筑水力机械化”研究所的专家们画好了新图纸，貌似设计得当，实际暗藏缺陷。首先，他们没有对当地进行任何水文地质调查，忽略了娘子谷底部为粘土层，水很难渗透。其次，也没有计算整个建成结构的稳定性。

更大的隐患则是施工过程不符合设计要求。仅举一例：3号和4号阶地进水井本应各自包含两根金属管道，却仅安装了一根直径只有规定一半的管道，完工后未验收认证——反正等泥浆灌满就永远查不出来了。另外，几个进水井的顶部竟高于大坝……种种违规行为之所以发生，皆因设计人员疏于监督。

娘子谷淹没工程于1951年从邻近库列涅夫卡的低处开始，逐渐向上推进。谷底造了一座保护坝，又在山谷的不同部分建专用坝。这些工程委派基辅№610专业管理局执行，导致日后灾难的几乎每一项致命错误都是在这段时期犯下的。

根据技术设计，娘子谷只在每年4月-12月贮存泥浆，实际全年十二个月不歇。设计者原本将峡谷进水时间限制为每天八小时，因为接下来的八小时水需要沉淀，再用八小时进行抽排。但实际每天灌注泥浆十六小时，冬季全天不停。

而且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人对冲积层进行技术监督。

阿纳托利·库兹涅佐夫在纪实小说《娘子谷》作证写道：“山谷内形成了一个湖，我曾去过那里，震惊地看着这个充满泥浆的湖，它吞没了灰烬、骨骸和墓碑石。水腐臭、发绿、不流动，有管道日夜不停输送泥浆。这种情况持续好几年。大坝不断被加高，直到1961年达到了六层楼那么高。”

“年久失修”

随着时间推移，排水系统无力应对过量蓄水，大坝的负荷越来越大，危险与日俱增。政府对此知情吗？彼得罗夫斯基砖厂的主管们是否意识到情况已接近灾难边缘？那是当然了。

例如，1957年2月波迪尔区特别检查局局长格卢申科警告“联盟水利机械化”基辅分部负责人采佩纽克和彼得罗夫斯基砖厂厂长布拉齐洛，指出他们在排水方面违反了技术要求：“娘子谷的水沟一直处于危险状态。水携带沙土溢出沟岸，淹没了附近企业和组织的场地。”——四年后正是同一问题引发惨剧。

但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承诺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砖块生产不能停，住房建设进度不能缓。

1958年基辅市苏维埃执委会审议水坝紧急情况，责成“基辅项目”研究所起草关于从娘子谷上游分流地表水的技术文件。除此之外，目前能见到的材料没显示政府额外做过什么。

1960年底娘子谷蓄水已达到设计高度，工段负责人在№610专业管理局的生产会议上报告了这一情况。接下来，泥浆本应被输送到旁边的牛蒡谷，但此地尚未准备好被淹没。局领导指示工段负责人“坚持下去”，即继续灌注娘子谷。在3月4日的会议上他还表扬这位负责人“顶得住”、完成了计划。

顺便说一句，上述工段被认为是该局最优秀工段，为自己争取到了“共产主义劳动集体”称号（在当年是很光荣的），其负责人也是№610局的党委书记。

如前所言，泥浆灌注根本停不了——砖厂正在高速生产。全国都在为迎接秋季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做准备，纷纷以超额完成计划向大会献礼。本次大会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将通过苏共新党纲，确定建设共产主义的计划，所以会议前的成就也必须足够亮眼。

谁还管什么设计规范？谁敢提醒中央关于1月、2月、3月禁止贮水的问题？除非他不想要党籍和公职。

娘子谷继续每天注水十六个小时，不舍昼夜。计划3月中旬向牛蒡谷转移泥浆，因此，3月6日或7日工程主任命令分阶段撤出设备。他们还停止了抽排水，因为泥浆太浑浊，容易损坏水泵。至于排水井，早已年久失修瘫痪了……

地狱般的一个半小时

早在2月份，库列涅夫卡的居民就向市苏维埃执委会投诉娘子谷出来的水淹没了菜园和房屋地下室。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生命危在旦夕很久了，因为事故曾经发生过，尤其山谷上游的大坝曾被部分冲毁，每次都侥幸成功避免了灾难。

3月13日晨6点45分，№610局某工作人员例行检查时发现约1米宽的坝顶破口，尝试用沙子填堵，徒劳无功。晨7点他赶回局里，带着工段长和工程主任返回，但已经无法阻止水流。紧接着泥浆开始涌动。

又过了一小时，库列涅夫卡的积水深到了车辆无法在今天的基里洛夫街行驶的程度。交通大堵塞，两台消防车赶赴现场抽水。可惜为时已晚。8时30分，裹挟着泥沙、黏土的浊水从上游冲向库列涅夫卡，速度越来越快，摧毁了内部坝和下游的保护坝。8-10米高的泥浆骇浪在基里洛夫街席卷一切，掀翻了有轨电车、大客车和小汽车，行人、住宅、宿舍、电车车库、实验工厂的车间和生产建筑、“斯巴达克”体育场运动设施瞬间灭顶。

从今天的波多利斯基斜坡路到库列涅夫卡公园三十多公顷区域被厚达四米的泥浆覆盖。地狱般的煎熬持续一个半小时。

3月16日乌克兰广播电台报道53人死亡，3月18日报道72人死亡，3月31日政府委员会公布最终数字：145人——这是指救援队发现的尸体数量。惨剧的实际制造者：基辅市苏维埃和市党委，以及“党和社会组织”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

但阿纳托利·库兹涅佐夫回忆，仅在库列尼耶夫卡泥浆洪流的最初几分钟就有数百人被淹死。他写道：“乘坐电车、汽车的人也许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已经死了。他们不可能游出粘稠的泥浆，也没能力挣扎脱身”。

当时在老年学研究所上班，亲历惨剧并幸存的斯韦特兰娜·伊申科表示愤慨：“什么145个？那里还死了很多人。大卡车立刻运来部队，我们每天都在研究所六楼看这些卡车，尸体装在后面。起初我们以为是些木板，仔细一看原来是死人。”这位妇女还回忆：抬尸体抬了一个星期，人们逐渐明白事故严重性。后来大家得知自己认识的谁谁谁身亡，皆目瞪口呆。

很少有人想到，3月13日之后情况依然万分危险。因为“仅”60万立方米淤积泥浆涌入库列涅夫卡，山谷中仍剩超过300万立方米泥浆。如果下大雨，灾难将以更大规模重演。果然，5月份强降雨过后娘子谷的泥土开始移动，管理部门鸡飞狗跳，所幸又对付过去了。

基辅街头巷尾流传“2000人遇难”，可至今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证实。所以再让我们仔细看看官方所称的145人死亡——即截至1961年3月31日的数字。在库列涅夫卡进行的大规模挖掘和尸体搜寻始于春末，当时积水已经退去，工程持续两年。无人统计报告这期间可能发现的遗骸数量，原因如下：“32.6万立方米泥土被运出淹没区，其余32.4万立方米泥土被挖掘机铲走”（摘自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监督娘子谷状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失踪人数或许是估算真正受害者数量的一个间接指标，但官方报告并不包含此类信息。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阿尼西莫夫调查认为大部分死者被埋在硬化的泥浆下。根据生活工作在被冲毁的住宅、宿舍和工人联合企业的人员名单，他得出死者为1500人，但只有电车车辆段出具了几十人的花名册。

基辅历史研究员斯特凡·马什克维奇说：“原因很清楚：谁也不希望人民觉得苏联政府做错了什么。”他确信“145人”肯定太轻描淡写，但要在六十多年后查明准确遇难人数几乎不可能。他坦率说：“由于信息灭失，一切数字都是估计。1500人有些夸张，500-1000人比较可靠，但这也只是我的猜测”。

延伸阅读：

1961年库列涅夫卡泥浆洪流惨剧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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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9

秘密

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家安全委员会命令
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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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 065. 开除国家安全上尉В.Д.克列托夫的职务，给予А.Ф.戈尔科利采夫上尉和医务上校Н.Г.利斯托夫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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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

1957年4月20日

莫斯科市

国家安全委员会收到情报，称一些国安委机关工作人员在“东方”疗养院（雅尔塔市）休假期间行为不端。

今年2月17日，国安委第2总局外交使团保护局工作人员А.В.切斯诺科夫上尉、А.С.迪卡林少尉、Н.А格里申准尉、第4机要处初级无线电操作员О.В.沃尔科夫中士，以及国安委托木斯克州分局值班军官А.Ф.戈尔科利采夫上尉组织了一次集体酗酒活动，随后在雅尔塔市街头与“彼得大帝号”内燃机船的实习海员发生斗殴。

3月16日，国安委卡卢加州分局第1处副处长М.А.舒托夫上尉醉酒不冷静，在妇女疗养沙滩浴场行为不端，因此被警备司令部巡逻队逮捕并送进醒酒所。

3月18日，国安委第10局勤务与培训处的值班军官В.Д.克列托夫上尉醉酒不冷静，实施了侮辱妇女尊严的行为，因此被送到雅尔塔警备司令部。克列托夫休假返回后不久，因扰乱公共秩序被莫斯科警察局拘留。

“东方”疗养院院长、医务上校Н.Г.利斯托夫明知部分疗养人员行为不端，且接到警备司令的惩罚指示后，未对这些人员采取任何措施，签发虚假命令要求为戈尔科利采夫、切斯诺科夫、沃尔科夫和迪卡林办理提前出院手续。

国家安全机构某些工作人员不进行文明疗养，反而酗酒并做出有损军官尊严的行为，事实上在国安委的其他疗养院中也存在。

这种情况不能容许，

我命令：

1.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克列托夫上尉因酗酒和公共场所行为不端，损害军官尊严，开除出国家安全机关并转入苏军预备役；对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戈尔科利采夫上尉处以15天拘留，在禁闭室执行。
2.“东方”疗养院院长、医务上校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利斯托夫因未对扰乱公共秩序者采取措施并签发虚假命令，给予警告处分。
3.至于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舒托夫上尉，国家安全委员会卡卢加州分局局长做出的处分（15天禁闭）已足够严厉。
4.责成О.М.格里巴诺夫少将和П.Ф.库兹涅佐夫少将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处罚А.В.切斯诺科夫上尉、А.С.迪卡林少尉、Н.А格里申准尉及О.В.沃尔科夫中士。

本命令将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机构和部队的全体业务人员宣布。

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И.谢罗夫大将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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